谢选骏：毛泽东是三姓家奴大叛徒解密

《毛泽东是一群“叛徒”的保护伞？》（王友群 2023-11-22 ）报道：

毛泽东发动文革，整人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给被整对象扣上“叛徒”的罪名。

比如，毛在文革中打倒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被扣上“叛徒”的罪名。刘少奇的老部下薄一波等61人，被扣上“叛徒集团”的罪名。

但是，毛依靠的“文革派”中，也有一些人被说成是“叛徒”，包括毛的妻子江青、毛的“御用文人”张春桥、毛整人最重要的帮凶康生。

康生说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1974年12月，中共总理周恩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前，已病入膏肓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曾向周恩来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1975年秋，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康生，找毛泽东的“特别交通员”——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到他家，请她们转告毛：“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

康生还讲：“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

《康生年谱》写道：康生临终前，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大骂江青是叛徒、王八蛋。

周恩来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有历史问题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1973年）4月9日下午五时，邓小平夫妇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里进行治疗的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谈话……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

“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卢坦福说康生是“叛徒”

卢坦福是中共早期的政治局常委。1933年1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后“叛变”，此后，在国民党中统局工作18年。

1968年，台湾情报机构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传到北京，被当时的红卫兵头目蒯大富获悉。

蒯大富立即上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康生看到后，第一次得知卢福坦交代康生被捕叛变之事。

江青是不是叛徒？

1933年2月，江青在青岛时经俞启威介绍，加入中共。7月，俞启威被抓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

江青到上海后，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一些活动，并于1934年被抓捕过。

江青是在与地下党员阿乐接头时被抓捕的。

阿乐名叫乐于泓，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江青一起参加革命活动。俞启威被捕后，是阿乐帮助江青坐船逃离青岛的。

后来，阿乐也到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一家邮局的出纳员。一天，江青在大街上与阿乐意外相逢。此后，他们有较多往来。

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与阿乐约好在兆丰公园见面。阿乐见到江青后，发觉有人跟踪，当即与江青分开，迅速从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跑掉了。

江青从另一个大门出去，在门口被抓捕，关进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1934年冬，江青被关两个多月后被保释出狱。

据当时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先大启交代：江青出狱的自首手续，是由训练股的阎松年和赵耀珊经办的，江青的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他审查过，其中写了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等内容。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由他报送南京特工总部。

1976年10月6日，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后，中共中央审查后认定，江青是叛徒。

张春桥是不是叛徒？

1976年10月6日，张春桥作为“四人帮”成员被抓捕。中共中央审查后认定，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是叛徒、日本特务。

文静1943年12月在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张春桥对她长期进行包庇。

张春桥长期包庇当过“叛徒”的妻子文静，是不是“叛徒”的同案犯？是不是也是“叛徒”？

中共中央审查后还认定，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

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1932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

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1937年9月，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指令下，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中共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

康生是不是叛徒？

1930年2月18日，山东诸城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囯的早期传播者、国民党二大中央候补委员王乐平遇刺身亡。

这一事件引发在上海的山东籍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的不满。

在上海公学就读的牟宜之和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张三洗（当时化名赵容，后改名康生），既是山东老乡，又是学运、工运、地下党积极分子。他们与其他山东人一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暗杀王乐平。

结果，牟宜之、张三洗都被警察拘捕。

牟宜之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外甥，经丁惟汾担保，当天就被放出来了。

牟宜之出狱后，请求丁惟汾保他的好友康生出狱。丁惟汾从中斡旋，请上海政商界名人虞洽卿出面作保。康生被关押10天后，获释出狱。

按当时通行的做法，康生被保释出狱前，应履行一个自首手续。这类材料可能保存在上海市警察局或特工总部的档案中。

1933年中共政治局常委卢福坦“叛变”、成为中统局特工后，在中统系统工作18年，可能看到过康生被捕后的自首材料。

1949年中共建政后，卢福坦没有去台湾，而是躲藏在西南地区。1951年5月24日，卢福坦在昆明被逮捕，后被押解到上海，秘密关押。

文革中，当红卫兵头目蒯大富将“卢福坦交代康生叛变”的材料上报江青、康生后，康生矢口否认他被捕过。之后，康生找到公安部长谢富治，问为什么卢福坦这样的叛徒，关了十几年还不杀？

谢富治说，想杀可以，你签字，我就办。康生签字同意。于是，在康、谢的操作下，1969年11月，卢福坦被秘密处死。

康生说他从未被捕过，这是假话。康生为什么编造这样的假话？他想隐瞒什么？康生签字杀卢福坦，是不是为了杀人灭口？很可疑。

因为当时卢福坦已被关押18年，已经79岁，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公安部派到上海执行任务的官员却特别提出，对卢福坦执行死刑时，为防止他信口胡说，希望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

据当过康生的秘书、后来任国家安全部长的凌云讲：“康生的整人与他和曹轶欧这家‘夫妻店’的利害紧密关联。在他们俩看来，周围的人都不可信，总有人想整他们，不是‘坏人’，就是‘特务’；而他们自己总像是在紧张地保护着什么隐私，生怕被人发现或抓住他们见不得人的什么秘密。”

康生是不是在刻意保护他被捕当过叛徒的“隐私”呢？

虽然中共中央没有认定康生是叛徒，但不能排除康生当过叛徒。

毛泽东是怎么对待江青、张春桥、康生的“叛徒”问题的？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

关于“康生是叛徒”的问题，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看了卢福坦的交代后，专门向毛泽东作过汇报。毛听完汇报后，没有答复。

1960年代，公安部长谢富治到上海市公安局调阅过卢福坦的交代，并做了记录。谢可能是奉毛之命去的上海，回北京后也向毛作了汇报，但毛听完汇报后，没有作指示。

因为毛发动文革整人，需要康生这样的政治打手；康生的“叛徒”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不仅如此，被反映有“叛徒”问题的江青、张春桥、康生，在毛的庇护下，步步高升。江青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官至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康生官至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结语

为什么毛泽东千方百计把刘少奇等人打成“叛徒”而对江青、张春桥、康生的“叛徒”问题根本不当一回事？

因为毛搞的是“顺我则昌，逆我则亡”的极权专制。不绝对服从毛者，毛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于顺从毛、能为毛所利用者，“叛徒”也好，“特务”也好，都不是问题。

此正所谓：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不服不行。这就是中共的流氓逻辑。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是怀疑“毛泽东是一群‘叛徒’的保护伞”，却不懂毛泽东为何甘做一群叛徒的保护伞——因为毛泽东自己一个大叛徒。

但是毛泽东这个叛徒，却不喜欢别人出卖自己，只喜欢自己出卖革命。

《毛泽东是危害中国革命历程的最大叛徒》报道：

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召开的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革命者要讲革命道德，要永久奋斗。他说：“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

其实，毛泽东说的就是自己。

那么，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除了毛泽东以外，曾经还有哪些为害甚大的叛徒呢？张国焘、向忠发、顾顺章、白鑫、龚楚、孔何宠、何畏、涂振农、邢仁甫、曾洪易、余洒度、旷朱权、郭炳生、赵凌波、郭潜、徐梦秋等，可为众多叛徒的代表，不妨称他们为“高级叛徒”。鉴于篇幅有限，以下只介绍其中的几个。

张国焘可谓是中共元老之一。他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共产党的，后又作为北京小组的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会后分管组织工作，8月起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先后担任了中共第一届、二届、四届、五届（任职至1927年11月）、六届（1938年4月开除）中央委员，第五届、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先后出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及代理主席等职。1924年，张国焘在北京曾被北洋军警逮捕过，当时有自首情节，但出狱后隐瞒了变节行为。1938年春，张国焘利用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在武汉公然投靠了国民党。同年4月18日，他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张国焘叛变后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局，并恬颜主持了针对中共的所谓“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等，从事反共的特务活动。1948年11月，张国焘逃往台湾，因受到冷遇，于1949年转赴香港，再于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冬，他冻死在养老院。

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叛徒，要说职务最大的，则莫过于向忠发。向忠发原是湖北的一名工人，发迹于工人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先后任中共武汉区执委会委员、中共湖北区执委会委员、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许多资料也称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共领导人多系知识分子，中共党内为此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向忠发从而阴错阳差地被推选为中国革命的领袖。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捕，旋即叛变，不久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在被国民党审讯时，与向忠发一同被捕的一个妓女尚能保持气节，坚决否认认识向忠发，而向忠发却在用刑之前就很快招供了中共的许多秘密情报。因此，当时深知此人品行的周恩来，怒斥向忠发“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

此外，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叛徒，要说为害最大的，则莫过于顾顺章。顾是上海的一名工人，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斗争中表现活跃，被接纳进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受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回到上海后不久，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当时，他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可谓声名鹊起。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整个国统区陷入血雨腥风之中。顾奉命转移至武汉，从事党的秘密斗争，并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与组织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任行动科的负责人，率领“红队”制裁叛徒和国民党特务，震慑了敌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共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然而，一如向忠发，顾顺章出入于五颜六色的上海滩，帮派习气浓厚，在本质上有问题，同时又居功自傲，并且经常利用自己职务的特殊性，日渐腐化，为此也引起了周恩来和陈赓等人的担心。果然，不久后他护送张国焘、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返回途中在武汉被叛徒认出，随即被捕，当即叛变，并供出其所知道的中共机密。幸亏当时已成功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内部的钱壮飞及时获取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情报，并抢在国民党特务动手之前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机关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也得以幸免于难。但顾顺章随后又供出了监狱中的恽代英等，致使恽被杀害。为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一份通缉令—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下达的通缉令，内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周恩来曾亲自指挥在上海开展对顾顺章的“锄奸”行动。但令人意外的是，顾顺章居然逃脱了对他的制裁。后来，顾因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之间，结果犯了大忌，受到冷落。不甘寂寞的顾顺章又企图组建所谓“新共产党”，被蒋介石获知后秘密处死。

中国革命历程中危险的叛徒还有许多，比如曾任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由于他的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和邢士贞等被捕遇难。最后在周恩来、陈赓等的有力策划和组织下，他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样的叛徒，后来在《红岩》、《青春之歌》等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写和揭露，而“叛徒现象”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中一向受到人们的鄙视和谴责。如曾经影响过共和国几代人的长篇小说《红岩》，它所依据的史实，就是解放前夕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冉益智的叛变。冉被捕后，供出了一大批自己的同志。冉甚至还现身说法，劝说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也叛变，使得江竹筠等数十名中共重要成员被捕。其中，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叛变后，致使已成功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韩子重等遭到逮捕。冉益智在“《挺进报》案”中充当了一个最无耻、最凶残的角色，也是因为他在抓捕共产党员的行动中有“突出的功劳和表现”，遂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徐远举推举为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的中校专员。这样的叛徒，对中国革命具有巨大的危害。再如杨靖宇、项英、周子昆等的牺牲，也都是他们的部下叛变后造成的。

毛泽东的一生，就是狗特务的一生，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他连自己的亲人都出卖了——毛泽民、毛泽建、毛泽覃、毛楚雄，以及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等，都是死于毛泽东“借刀杀人”的毒手。为了向上攀爬，他早年投靠杨开慧的爹，后来投靠贺子珍的舅舅……后来利用完了就抛妻弃子连锅端！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不仅是大叛徒，还是三姓家奴——他早年投靠汪精卫，中年投靠斯大林，晚年投靠尼克松……出卖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个罪大恶极的坏人。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报道：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又称“三六大案”，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等支持文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打击国家主席刘少奇一派的中共领导人制造的一起大案。

抗战前夕出狱经过

1930年代，中共北方党组织两次遭大破坏，大量中共干部被捕关押。1936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前夕，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听取柯庆施建议，刘少奇以北方局的名义作出了把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61名中共干部履行自首手续保释出来的决定。这是为解决北方局的干部人员严重不足问题，及因日军即将占领华北，为减少干部人员的损失。刘少奇把北方局的决定报告了党中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对中央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的复电稿和张闻天有关证明材料的批语”的注释3的原文：

张闻天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给毛泽东等的信上。张闻天在信后附送了一份证明材料。材料中说：“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工作干部问题，岂不很好”，“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组部的报告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的出狱手续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1936年7月间，北平地下党负责人柯庆施通过徐冰让孔详祯（孔于1932年12月从北平反省院保外就医，认识狱中关押的一些党员）写信，通过草岚子监狱看守班长牛宝正（1886-1954.11，山东省无棣县人，代号Ox）秘密通知反省院中党支部上述经中央批准了的北方局决定。孔详祯通过魏文伯（也是从北平反省院保外就医）的族侄魏茂林（当时叫王伯平）认识的一位北平反省院看守给狱中的殷鉴写了一封信通知北方局的决定。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起笔写了《给宋哲元的信》，主张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通过宋哲元派来与中国共产党联络的代表转交。宋哲元是华北军政最高负责人，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宋哲元签字批准释放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履行了手续的共产党员。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王其梅等61人即履行自首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了字后出狱。1936年8月31日，《华北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份题为《徐子文反共启事》，是经杨献珍三易其稿，以狱中党支部书记薄一波为首的讨论通过后，又征得国民党当局同意，然后发表的。 启事全文如下（方括号内是其真名）：

徐子文反共启事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华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刘华甫[刘澜涛]杨仲仁[杨献珍]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冯俊斋[马辉之]张永璞[薄一波]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卅一日～九月二日《华北日报》第二版

同上反共启示内容有：

王德光 王玉堂 李明（山西人） 扶平 李即吾 刘聚奎 刘振帮 王伯庆 候正寅 殷光善[殷明道] 李明（山东人） 赵云生 刘克让 杜炽昌[杜伯阳] 张鹏德 韩汉琴[韩钧] 刘俊才 刘崇善 王彦青 冯明新

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二日～九月廿四日 《华北日报》第二版

从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三七年三月，57人分九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刊登“反共启事”，出了反省院。出狱后，即与中共中央接触，获分配工作，后亦被中共中央多次严格审查，一直被报告为没有问题。

第一批9人：张永璞、杨仲仁、周斌、刘华甫、冯俊斋、徐子文、徐之荣、董天知、冼维勋。

9月中旬确定出狱的第四批15人：黄健纯、胡锡奎、李烈非、赵镈、朱今、王子喜、邱少山、王若愚、刘光书（刘昭）、高梦九、张建勋、廖广麟、张玺、高廷凯、周痒。10月上旬某早真正出狱。

第九批：刘锡五、罗霖祥等。

薄一波于1936年9月22日出狱。

“六十一人”名单

197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列明的名单：

文革开始时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22人）：薄一波（张永璞）、刘澜涛（刘华甫）、安子文、杨献珍（杨仲仁）、周仲英、马辉之、徐子荣、傅雨田、王鹤峰（汪德光、王德光）、李楚离、王德、侯振亚、王其梅、刘有光、胡锡奎、廖鲁言、张玺、李力果、刘锡五、彭德、刘子久、赵林（罗霖祥）；

文革开始时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和司局级职务（13人）：吴云甫、刘聚奎、刘慎之、赵明新、刘文蔚、刘尚之、冯乐进（冯俊斋）、唐方雷、王新波、朱则民、高仰云、胡敬一、贺致平；

担任一般职务（5人）：张振声、王玉堂、刘昭、杨彩、丁子珍；

战争中牺牲（10人）： 王墉、赵镈（赵朴）、冼维勋（夏维勋）、夏富海、马玉堂、殷明道（殷光善）、董天知（董旭生）、张友清（王彦芹）、张曼萍（王若愚）、王振林

出狱后去世（5人）：殷鉴、邱少山、高廷凯、杜伯阳、郝景波；

过度劳累而病逝（1人）：韩钧；

出狱工作以后，投敌叛变，被我处决一人（刘克让），管制一人（扶平）

下落不明（3人）：周庠、阎导黎、乔健双。

薄一波回忆录对该案人员名单的其他说法

上述名单虽然载于中央组织部平反61人案的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但并不准确，错漏很多。2002年修订出版的薄一波回忆录《七十年奋斗与思考 （战争岁月）》正式修订核实了当年出狱的是54人（括号中为被捕时至出狱时所用名）：

出狱后不久病故3人：殷鉴（黄建纯）、邱少山、杜伯阳（杜炽昌）；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9人：赵镈（赵朴）、仙维勋（夏维勋）、夏富海、马玉堂、殷明道（殷光善）、董天知（董旭生）、张友清（王彦芹）、张曼萍（王若愚）、王振林；

建国前夕和建国后截至2002年病故21人（按时间先后）：韩钧（韩汉琴）、张玺（王常珍）、李力果（李烈飞）、吴云甫（李明）、安子文（徐子文）、刘聚魁、张振声（张正身）、杨献珍（杨仲仁）、周仲英（周斌）、刘子久（刘俊才）、贺致平（贺之敏）、马辉之（冯俊斋）、王玉堂、王德（王伯庆）、刘澜涛（刘华甫）、王鹤峰（王德光）、李楚离（李即离）、刘有光（刘相臣）、刘尚之（刘崇善）、刘昭（刘光书）、彭德（张鹏德）、傅雨田(王桐)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12人（按姓氏笔划）：王其梅（王时杰）、王新坡（王之喜）、刘锡五（刘锡武）、刘慎之（刘振邦）、刘文蔚（赵云生）、周庠、胡敬一（胡中田）、胡锡奎（胡锡昆）、侯振亚（侯正寅）、徐子荣（徐之荣）、赵明新（李明）、廖鲁言（廖广）；

被我北岳解放区以“托派”误杀1人：刘克让；

出狱后下落不明1人：乔健双（高梦九，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时被开除）；

2002年依然健在6人（按姓氏笔划）：冯乐进（冯明新）、朱则民（朱今）、赵林（罗霖祥）、唐方雷（张建勋）、薄一波（张永璞）；

文革61人案名单中还包括此前因患重病“保外就医”出狱的冯基平、孔祥祯、杨实人、魏文伯；乘国民党的“大赦”减刑出狱的陈原道、刘亚雄、周启敦等7人。

在这期间出狱的王墉、阎导黎、丁子珍、郝景波等4人，虽也被一些文献列入六十一人中，但他们情况不同，实不属这个范围。

另外，扶平（又名扶屏）不是共产党员，1933年4月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在北平草岚子监狱被关押了3年另7个月，1936年9月与草岚子监狱其它被关押共产党员一起签署《反共启示》后获释，出狱后回湖南老家养了一年多的病。1939年初加入中共桂东县地下党组织。后因时局的变化，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投靠了国民党。1949年5月，又加入中共领导的湘南地下武装。建国后因抗战时期投靠国民党的历史问题被管制。所以，扶平不属于61人案自首出狱的中共党员。

薛向晨（被捕时为孙斌，原名薛晓幽，又名孙光斗），建国后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63年1月因历史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其定罪罪行是1931年任中共山西军委书记被捕后入反省院之前，在太原供出大批党内同志并直接参与指认。

文革中定罪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

1966年9月16日，康生写信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对此毛未作批复。

实际上，即使在文革时期，中共高层很清楚地知道61人案的出狱事先是经张闻天代表中央批准的。如红卫兵因出狱问题揪斗刘澜涛和赵林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以中央复电的形式答复：“这些人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批复送毛泽东审批，同时附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签字批准了周恩来的请示。

中共中央于1967年3月16日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中共中央批准的自首出狱重新定为“自首叛变”。理由是：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

随后，康生率领专案组向有关参与干部逼供，并捏造假证据。并因当时内地大肆进行“揪叛徒”。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谢富治等人也鼓动学生批斗61人中在世的幸存者。到1967年，已有6000多人受审查或拘禁，廖鲁言、杨之华、徐子荣等中共元老被折磨至死。

文革后平反

“文革”结束后，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薄一波等人的亲属要求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决议为此平反，遭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等人的阻挠，说此案是毛泽东定性的，不能翻案。胡耀邦指示中组部坚持调查。1978年底，汪东兴等人失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即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给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彻底平反。

该文件给61人案履行自首出狱定性为“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末，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即当时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在这批党员中，有人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实际上中共历史上允许被捕的党员发表反共启示、履行自首手续出狱，仅此一次。

平反的平反

在上述中共中央平反文件中，引用了安子文所述下列证据：

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听了周仲英同志汇报后说：这件事我知道；一九五零年听了安子文同志汇报后说：任作民出狱后到延安，我听说他是经过党的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就派他到西北局担任宣传部长，不久他就病死了，后来才知道他在牢里任支部书记，是支部自己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这和你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过人已死了，这件事就不必再提了。以上情况证明，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问题是审查过的，对他们的这段历史是知道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对此，任作民的家人坚决不同意该中央文件的说法而上访申述，最后在1980年4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中更正为：

（2）关于任作民同志出敌反省院的问题。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引用了安子文同志关于毛主席对任作民同志的说法：“我听说他是经过党的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后来才知道他在牢里任支部书记，是支部自己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这和你们的情况完全不同”。

经查，任作民同志一九三七年十月出敌反省院的问题，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四零年十月四日作过审查决定，认定“（任）作民同志在反省院中确是最后无条件释放”。董必武同志办公室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给任作民同志爱人丁祝华同志复信说：“董老说，任作民同志是经过武汉办事处交涉后从湖北反省院释放出来的。”安子文同志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一日写信说：看来董老办公室所写的材料是比较可靠的。但是毛主席的确向我说过任作民同志出狱的事。究竟主席听谁说的？还是有人向主席书面反映的？我无从猜测。

据此，任作民同志出敌反省院问题，应以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四零年十月四日所作审查决定和董必武同志的证明为准。

（3）关于刘尊祺同志出敌反省院的问题。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附件之十七、十八，薄一波、刘澜涛同志谈一九三六年出敌反省院的情况说，刘尊祺是叛变出狱的。

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小组一九七九年一月关于刘尊祺同志的复查结论，刘被捕后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出卖同志和组织，一九三三年五月经王卓然等人无条件保释出反省院，决定恢复刘的党籍。刘澜涛同志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写信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外文出版社的同志介绍，刘尊祺是由当时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保释出狱的。因之，一波、子文和我三人向组织写了说明，刘尊祺不是自首叛变出狱。

据此，刘尊祺同志一九三三年出敌反省院的问题，应以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小组的复查结论为准。

參考文獻

 王貞勤：「尋找草嵐子監獄的秘密功臣」，《黨史博採》2013年第9期，第53-56頁。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给宋哲元的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2013-03-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徐子文反共启事》原始文字的gif图片. [2013-03-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25）.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對中央關於劉瀾濤出獄問題的復電稿和張聞天有關證明材料的批語」的註釋.

谢选骏指出：基本上，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就是一个“叛徒窝点”，里面充斥了苏联培植的三姓家奴小叛徒，所以毛泽东这个三姓家奴大叛徒才能稳坐“中共主席”的这个三条腿的凳子，几十年不倒台，因为他的手下都是招降纳叛的腐败货！

《网文：毛泽东被捕后 被掩盖的真相——毛泽东重要历史疑案考订》（CND刊物和论坛2015年01月28日 由 thchen

关于毛泽东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被捕的事，过去很少有人怀疑，更少人甚至不见有人提出过“异议”，其原因可能是欧美政党出入十分自由，政治人物脱党并不认为是名节大事，也可能是因为没有资料引起人们对毛泽东被捕一事的怀疑，只能按毛泽东自己的交代去相信。何况这一交代被中共一致肯定，也无人敢去议论，党外和国外人士只好承认毛“被捕”后“急智脱逃”的结论，连中华民国副总统陈诚签署王健民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亦照例引用。

流传于世的毛泽东“被捕”又“急智逃脱”的记载，出于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现将该书有关章节的文句摘要抄录，斯诺记下毛泽东的谈话是这样：

“当我从事组织军队，奔走于衡阳矿工和农军之间的时候，我被国民党属下的一些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搞的恐怖正达到顶点，许多国民党的嫌疑犯正被枪杀。当时，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到了那里将要被杀害。但我从一位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放我。普通士兵都是被雇佣的，看着我被杀，对他们没有特别的好处，所以他们答应释放我。但是，负责押送我的队长却不肯。因此，我决定逃脱，可是，直到民团总部约两百码的地方，我才有了逃脱的机会。在那一刹那间，我挣脱了绳子，逃到田野里去。”

引文下面由毛泽东不厌其详的谈逃脱后的惊险场面，他说：“士兵追赶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他们有许多次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接触他们。可是，我终于没有被发现。虽则有五丶六次我曾放弃了希望，觉得我肯定会再被抓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

毛泽东脱逃后的情形，经斯诺写出是这样：

“我身上有七块钱，于是用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终于安全到达农军那里时，口袋里只剩两个铜板。”

一九四八年秋天，中共势力在大陆急剧膨胀，中国东北和天津战役结束的时候，长江以南各省震动，在毛泽东当年被捕的地区，一些中小学教员很自然地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金姓的小学教师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就地调查一九二七年毛泽东被捕的情况。最初找不着什么线索，过一段时间，经朋友介绍，得知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曾在当时的民团团部做过文书，于是他和朋友寻访到了这个老人。

这个老文书经过久久的回忆，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谁，但记得那年(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中秋节前，有个瘦长的男人在镇上经过，因为背的包袱沉重，又东张西望鬼头鬼脑，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枝，把他抓住，原来背的是一百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解到民团团部审问，经过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产党一个头头，他供出好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在镇上小伙铺里等他，也一同被捕获。这个老文书清晰记得的大体情况，就只这些。

金姓教师要老文书回忆他听得的所有其他情况，老文书所知不多，只听说当天民团总部把那几个被捕的人解到边防司令部去，被捕的人给政府做了许多工作，招安了一大队暴徒。以后的事，就说不知道了。金姓教师再次请老文书增加记忆，提供线索，老文书说当年的团总已死，可去找团总的儿子问问。团总的儿子当时也老了，又有病，对当年毛泽东被捕的事也有兴趣。他肯定当年父亲抓的是毛泽东，但抓的具体情节不大明了，只听说毛泽东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亲爱才重义，见毛泽东为国军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帮他讨情，保他回乡教书，谁知后来他却逃到井冈山去了。

当时金姓教员和老团总的儿子对毛泽东遭受挫折后仍然上井冈山的精神，表示佩服。到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以后，老文书的下落不明，土改期间，团总的儿子被枪毙了。后来，金姓教员当了“右派”，和他另外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起他调查所得的往事。上述资料是香港回归后，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到香港在闲谈中述及的，是否可靠或有多少成份可靠，谁也不能肯定。

这位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说：我们长期住在香港的人，对中共历史和毛泽东个人行为，一般都不十分关心，许多大陆事情只是耳闻很少目见。时间长了，有些香港人回大陆或大陆人到香港，或大陆亲邻来信，知道大陆人民受中共迫害，对照香港一些报刊记载，证实无误，使人不能不信。大陆每次政治运动的开展，香港人大都为大陆亲友提心吊胆，担心他们的祸福吉凶，谁被枪毙，谁被逼死，香港人总为大陆亲友叹息。一九五八年后，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人祸)期间，大陆逃香港的人数突然增加，大陆亲友来信要米丶要油丶要肉，还有用血签名哀求速寄，这自然严重损害了中共的形象。最初，大陆“土改”，“村村见血”――杀地主和国民党乡保长;“肃反”时期，广州一天杀三百人，各中小城市杀一百人几十人不等;一些香港人都不大相信。至此，只有摇头叹息，希望中共不要收回香港。至于毛泽东的为人和毛泽东的书，我们很少看也不关心。直到文化大革命，有如地震一般震动了香港，日益增多的从大陆逃来的人，将有关毛泽东残暴和荒唐的故事说出来，特别是彭德怀丶刘少奇丶陶铸等人的被害，使我们对毛泽东为人的无情无义，逐渐由憎恶变成愤恨。

六年前，我的丈夫张时中先生在香港听到关于毛泽东被捕的实况，回美国和我谈论不止一次，我们总觉得太简略，说明不了问题，而且做调查的人和调查的对象，用中共的政治术语来说，政治上都不大可靠，又没有书面文字可证，很容易被中共指为“造谣”或“诬蔑”，我们一直把它存在记忆的资料库里没有写出来。有时，和朋友谈起，许多朋友都说这资料对毛泽东的历史可以提出新的佐证，我们觉得事不关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和中共为敌，害怕中共降罪。但是，对毛泽东粉饰自己被捕的丑事，而对别人“脱党”却用最高标准去要求，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男权主义还苛刻十倍，以无上的清规戒律打倒那些扶助他多年并有功人员，甚至以“莫须有”三字定罪，诱供逼供捏造罪证无所不至，使被害的人难以数计。道义和良心使我们经常想起“毛泽东被捕”的事。直到去年冬季前，我和丈夫到北京探亲访友，有时上图书馆看报看书，才发现有几本记述毛泽东被捕的书籍，并不如毛泽东对斯诺谈过的那样一致符合，出入甚大，大到足以证实老文书的所述“实而不虚”，于是，我们把它做为资料复印下来，回美国后，我们将复印资料对证我们的记忆。反覆加以研究论证，现将我们复印的书籍资料简单介绍于下：

第一种资料：胡长水丶李瑗《毛泽东之路：横空出世》第三九九页称：“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即化名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张先生，和潘心源等一起，直奔铜鼓县城，进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被团防军扣押。”

按：将胡长水丶李瑗记载对比毛泽东答斯诺的谈话，多了一些情节和人物，是出发前毛泽东化名张先生，为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并且不是一个人去，而是和潘心源等一起去。至于潘心源是什么人，还有“等”字是谁，都略而不谈。毛泽东被捕以后的情况，只复述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敷衍，但这一资料多于毛泽东谈话的那些事实，引起我们注意。

第二种资料：杨庆旺著《毛泽东指点江山》上卷第一五八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称：“一九二七年有一支以二十军独立团为旗号的队伍也是在浏阳活动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九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陪同下，离开安源前往铜鼓改编独立团，九月十日，在浏阳张家坊遇险逃脱之后，终于抵达铜鼓。”

按：这一资料虽然简略，但记下和潘心源同去，而且明言潘心源是县委书记，这和老文书所讲同党有做县长的，可以相互印证。其次，这资料提到浏阳活动的工农义勇队后来活动如何，不得而知，是否因毛泽东被捕立功而解散了，值得注意。第三，张家坊在浏阳和铜鼓之间，毛泽东在张家坊被捕后，自己说是到农民武装部队去，怎么又会走往戒备森严的铜鼓县城？这只能理解为没有逃脱而是被押解去铜鼓县城里去的。

第三种资料：李新丶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二零零零年北京出版社)第一章第三节第七十一页称：“九月十一日，毛泽东领导第三团在铜鼓起义。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后，毛泽东与潘心源赴铜鼓指挥第三团，路经浏阳张家坊遇险，毛泽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因此只剩了毛泽东一人赴铜鼓。十日，毛泽东同志来铜鼓。”

按：这一资料是四大册，第一册序言说：“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委托李新……等组织编辑，材料早就准备，后改为李新和陈铁健来主编”，说明这是一套由中共官方组织出版的书籍，笔下褒贬当然具有纯正的中共“党性”，一字一句不会随便出轨，直书“毛泽东脱险，潘心源被捕入狱”，没有详细叙述毛怎样脱险，潘又怎样入狱，乾脆用十二字写出，其中必有“难言之隐”，一个最合理的推断是笔者占有许多资料，因为自己的“党性”关系和党大陆位，不敢明言，但历史事实具在，不好粉饰，用十二字写出，让读者看其中的因果关系，即毛的脱险是“因”，而潘的“被捕入狱”是“果”，这就印证团总儿子所说的“立功”，是有“丰富”的具体内容的。

第四种资料：赵大义丶高永芬著《险难中的毛泽东》第七六至七七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零年七月版)：“几个团丁也要用绳子来绑毛泽东他们三人，其中一个团丁说：他们有安源矿的证明，就算了。幸好有这张证明，要不然捆着就难以脱身了。毛泽东学铁拐李的样子，一拐一拐走得很慢，潘心源和易学铁见状，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就有意加快了脚步，使一行人拉成两段”，“他们在路上走着走着，机会来了，毛泽东会意地说了一声，谢谢黄大哥(押解他们的团丁姓黄)，就追紧往回走十几步，然后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为了掩护朝山林方向跑去的毛泽东，潘心源大声嚷嚷：你们青天白日到底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去告你们，团丁们被潘心源这突如其来的吵闹声愕住了，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子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潘心源为了掩护毛泽东，减轻易子义的压力，提高嗓子喊起：弟兄们，还不快跑呀!他边喊边带头向后跑。队伍乱成一团，无辜抓来的人一轰而散”。

按：第四种资料是用小说体写的，其中对话当出于作者的想象，叙事脉胳不清，文笔拙劣，把一场政治斗争写得如同儿戏，但他们的资料来源当有所本，不可能全部臆造，如毛泽东他们拿安源煤矿的证明，即和我们所举的第一种资料相同。还有，毛泽东走了后，潘心源还没有走，还在那里吵闹，即使真实的事实不一定可靠，但毛逃潘未能逃是和我们引的上述第三种资料相同的。我们估计：潘心源这个人在中共占领全部大陆后可能还没有死，但毛泽东没有再重用他，以致他没有在中共报刊上再出名。中共要他写过什么，我们亦无法找到。在毛泽东坐上北京宝座权势冲天时，他只有歌功颂德的一条路可走。第四种资料把潘心源写得活灵活现，也许是看到潘心源在中共统治大陆后的自我交代资料，他强调他掩护毛泽东的功绩向毛泽东求饶献媚，不敢也不会揭发毛泽东的出卖，如此而已，但正足以说明潘在毛逃后还未脱身这一基本事实。再有，第四种资料提出潘心源之外，还提到一个人名叫易学铁，另一个人名叫易子义，我们不知道这易学铁是否即易子义，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老文书所说毛泽东“供出了好几个同党”，并非虚构，而是铁的事实。这也证明了第一种资料“毛泽东和潘心源等”的“等”字有了着落，即毛泽东被捕后出卖了潘心源和易学铁或易子义等等，铁定事实，毛泽东即使未死，亦难狡辩。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毛泽东自己所说的“被捕急智脱逃”的故事，是粉饰自己欺世欺人的行为。

中共建国前后，国内流行一篇宣传资料，将毛泽东当年对抓他团丁的谈话，详详细细，委委婉婉，写得十分动人，好像除了以金钱贿赂团丁之外，还是这篇谈话的说服力强，煽动性高，提高了团丁的阶级觉悟，在放毛泽东逃跑这一事件中起了化解作用，使士兵欣然同意。这篇谈话在毛泽东的湖南湘潭故居纪念馆有存稿展出，香港刘济昆先生的文章亦曾引用，大约两百多字，无须在这里写出。我们估计：这篇谈话是毛泽东本人后来化精神着力捏造出来的，大概他觉得对斯诺谈话还有漏洞，所以，造作一篇动人的谈话补充宣传。我们和几个朋友研究了这篇谈话，并找几个湖南籍的朋友参加，认为谈话的语法和语气，完全和毛泽东生前谈话口气和著作风格相同。为什么“被捕脱逃”事件，毛泽东本人和中共的党棍子笔杆子如此重视？因为，他们认为是维护伟大领袖英雄形象的大事。

但是，尽管怎样多方维护，乱真的假货，总会被人识破。用“文革”语句来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历史上多少疑案，经过人们积年补充资料，发覆钩沉，最终都会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仅从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研究，就可以发现漏洞百出，矛盾重重。毛泽东后来不以此历史事件来吹嘘自己，也可能自己感到心里有愧。中共笔杆子淡化这一历史事件，没有大事宣传，亦可能怕纸薄风大，露出原形。我们对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有关“被捕脱逃”的疑点提问于下：

第一丶毛泽东谈话只说当时被抓的人只他一个，并无其他人和他一起活动并同时被抓，所以他只用一个“我”字而不是“我们”。“我”是自己一人，而“我们”是除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这是人们在生活中正常交往的常识。毛泽东只提“我”不提“我们”，心中有鬼，不可告人。不只是和斯诺如此谈，和斯诺谈话以前与他人谈话，包括党内交代，都是用“我”，一贯用来，不好改变也不想改变。当时，以至以往用“我”，除了心中有愧之外，很大可能是他以为潘心源丶易学铁还有易子义等人已死了不在人世，无人对证，所以胆大妄为，既不脸红，也不心怯，这是道德坠落人格卑劣的表现，能骗则骗，只要骗人能对自己有利，对这样的人即使大骂一顿亦有何用。对他鄙夷一笑，亦觉得不值。

第二丶毛泽东对斯诺谈话，没有说出拿多少银圆贿赂团丁，但“贿赂”一事是他着力强调的，他忘记了在他被捕以后，他已是民团的俘虏，他身上的钱财包括一身百把多斤的肉体，都是民团的捕获物。照例，在检查时都要搜身，拿去身上的所有东西，当做“怀疑之物”，要打要押，权在民团头头手里。即使个别团丁想收被捕份子的贿赂，没有上峰开口，他也不敢放人。何况团丁不止一人，卒然之间亦难齐心合力放人。而解到上级部队去，可以立功受奖，不担释放犯人的查办风险，这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事。就被捕者来说，他根本没有权利自己行动和放言高论的自由，乱走几步，多说几句，都受限制，哪有可能任意处理钱物进行贿赂。

第三丶毛泽东说“士兵答应放我，而队长却不肯”，他没有说明一个士兵或几个士兵或全体士兵，也没有说明队长后来怎么能够同意，使人难以相信这是真事，还是在说童话故事。像这样的事，没有士兵商量和队长同意的复杂过程，不能想象人世真有其事。毛泽东意图骗人，可是又骗得不合情理，人们会问：用什么魔术可以使士兵一致接受贿赂？他们分赃是否均匀而不争吵;队长由不肯而变为肯，原因何在？不说明其中理由和经过原由，人们永远难以相信。毛泽东喜欢读《西游记》，是否在编造这个“脱逃”故事时，也想过齐天大圣使用过的定身法和动心术的神力。

第四丶毛泽东被捕时身上只有几十块钱，而捕他的士兵却是一队，有队长率领，至少十馀人，不会是一两个。算他十个罢，几十块钱由十几个人分，一人能得多少？分赃不匀又怎么办？给队长多少？给少了，队长会肯吗？更可疑的问题是：士兵接受毛泽东的贿赂，却又给毛泽东留下七块钱做为“盘缠”路费一路走去，真是怪事!爱钱如命不畏上级怪罪的团丁和队长，如此大发慈悲。不如说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提高了团丁众士兵们的阶级觉悟，使毛泽东不仅得到脱逃，而且一路有“七块钱”路费可用。到底放人又送路费的真相如何？只有毛泽东自己一人知道。我们推测：这“七块钱”路费，不是士兵也不是队长给留下的，而是毛泽东为团防队“立功”之后，由团防司令特意送毛泽东的。毛泽东对斯诺谈话，假话连篇，只有这“七块钱”的事是真话。

第五丶毛泽东对斯诺谈话关于他逃走以后的事说得非常详细，简直不厌其详，比民团抓他以后和逃跑以前的事详细数倍，如说：“我走到一处高地，那是在一个水塘的上端，周围长满了很高的草，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一些农民协助他们搜寻。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这段描述连细节亦不遗漏，很明显的是毛泽东为了掩饰脱逃神话，而着意捏造出来用以搪塞他脱逃的隐秘的。他原来是被绳子绑住的，怎能挣脱？毛泽东是被绑着的一个人，而士兵是一人以上的多数。即使两个士兵押解一个绑着的犯人，都很难挣脱，何况士兵手里有枪，队长手里也不会没有枪，如果枪响，逃犯很少不会被射中。既然是贿赂了士兵，大可不必追赶。追赶不上竟至费时费力强迫农民参加，不是故意白费力气。农民没有接受贿赂，搜寻时在士兵之外增加更多眼睛，看不出草上有人经过的痕迹，发现不出逃犯藏身之处，那才是怪事。除非毛泽东有遮眼法，神通广大，否则，那些士兵丶农民丶包括队长在内所有追赶的人，都是瞎子。

第五丶斯诺是个记者，自然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进一步盘问毛泽东。一个从大陆移民来美国的朋友说，他也曾对毛泽东这次谈话怀疑过，只是不敢提出;又说，如果照中共“审干”丶“肃反”以及文革时期“揪叛徒”方式来审问毛泽东，不“磕烂狗头”(一种严刑拷打的讯问形式)才怪。一般人见毛泽东后来上了井冈山又坐到北京的金銮宝座，认为“被捕脱逃”事件在他整个历史上只是一件小事，大家一时找不到有关新的资料，管不了那么多。如今在斯诺的《西行慢记》有关的资料上，增加湖南和江西边区小学教师的调查，以及胡长水丶李瑗等著述提出的多种资料，有主证也有旁证，毛泽东重要关键历史问题的重要性突然增加。在毛泽东统治时期，这样的问题，不被毛泽东抓去枪毙，也会死在打手们的拳脚之下，死于不见血的“非命”。说来一个有“被捕降敌”的重要历史关键问题的人，却用“抓叛徒”的名义和由头，对付政敌并害死成千上万的人，这真是历史的滑稽戏。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一个人成为专制极权寡头，他就为所欲为。说来，专制极权不仅使人腐败，而且使人凶残。

为了进一步找寻毛泽东“被捕降敌”后果，我们从香港丶澳门丶台湾丶美国各地方找寻资料，如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中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丶陈晋著《毛泽东之魂》(香港名流出版社)丶冯治军著《林彪与毛泽东》(香港皇福图书)丶《龚楚将军回忆录》(明镜月报社)丶《国民革命战役史》(中华民国八二年国防部史政编译局)丶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陈诚署名丶台湾出版)等约三十多种，不能一一列出。经过综合比较，参详剔抉，我们发现：毛泽东这次“被捕降敌”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出卖了同党，而且使共产党领导的“秋收起义”遭受到惨重的损失。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国民革命军攻下南京，华北军阀震慑，汪精卫把持武汉政府，号召“向左转”。中共便在湖北湖南及江西发动农民运动，打土豪劣绅，“吃派饭”，“到小姐牙床上睡觉”，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小册子，大呼“好得很”。南方有几处地方组织暴动，农民运动兴盛，商旅吓惧，商店关门，生产丢荒。长沙市的暴动被当时中外报纸记下来的情况是：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到处抓人封店，打土壕劣绅，戴高帽游行，就地惩罚(枪毙)，长沙名士叶德辉就是因为作了一首对联被枪毙的。(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四四七页直荀《马日事忆的回忆》：叶德辉对联是“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犬猪，都是畜生。”)另一方面，国民军地方军队奋起反击，著名的“马日事变”(即五月二十日电报号码日期)，即由许克祥团长发起，得到省方夏斗寅丶何键的支持，从长沙扩大到附近各县抓暴徒，搜查中共秘密机关。中共中央为应付新形势，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湘丶鄂丶赣丶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与湖南新任省委书记彭公达共同负责领导秋收起义事宜。

毛泽东有重任在身，照理应剑及履及赶紧行动起来。可是，事实不然，他于八月十二日回到长沙，不是布置工作，而是到长沙县清泰乡板仓看望比他先期回板仓的爱妻杨开慧，直到八月十八日才出席湖南省委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会上，省委提出组织长沙暴动。夺占湖南，实行土地革命，与中央意见相左，经过双方讨价还价，直到八月三十日，才落实暴动计划，以长沙为暴动中心，包括浏阳丶醴陵丶平江丶安源丶岳州等县。国民党军政防范暴动日久松懈，向下级示警;中共中央的“马同志”(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五五五——五五六页)则致函中共中央：“长沙迟迟不动，是给湘东及鄂南暴动的打击”(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中共机关刊物《布林塞维克》第二十期)。直荀(即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荀)的《马日事变的回忆》，则将共产党遭到镇压，暴动失败，归咎于共产党“没有斗争的经验”。后来，这次暴动迟缓在长沙不能得手，才决定组织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往湘赣边界。

这时，隐藏在国民党革命军的一些共产党员，奉中共中央命令带动部分枪兵参加起义，加上湘东一些县市的工人纠察队丶农民自卫军丶矿警，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总兵力共四千人。原定计划第一团从修水向平江进攻，夺取平江后即进攻长沙;第二团进攻萍乡与醴陵，对长沙取包围姿势;第三团由铜陵向浏阳进攻，攻占浏阳然后三路会师挺进长沙，后又收一些散兵与民兵为第四团，企图在各县农民及长沙市工人暴动力量配合下，于九月三十日夺占长沙，“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于八月三十一日才离开长沙。这时，第一团已从修水出发，占领平江县龙门厂;第二团进攻醴陵也已得手;第三团正在冲向浏阳。毛泽东身为前委书记，应该迅速与前敌总指挥身在第一团的卢德铭汇合，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毛泽东却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去铜鼓，因而在路上被捕。现在，事过境迁，当事人与事变经过都已无法调查，即使调查，在中共政权的严密控制下，也难寻得事实真相，只好让中共为毛泽东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好在中共篡改历史以假乱真多的是。

根据已有资料综合分析，毛泽东被捕日期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这一日期，是国府资料和中共记载相符合的。中共“秋收起义”的失败，中共出版的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订为是年九月九日至十九日，而台湾出版的陈诚签署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则订为“民国十六年九月八日到十五日”，(按：民国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也大致相符。据中共记载：九月九日至十一日，第一团取道长寿卫，正当进军的时候，国军在平江增兵一个团堵击第一团，约第四团一起进攻平江，不料第四团于平江金坪叛变，突袭第一团，使第一团损失惨重。第二团于浏阳遭优势敌军围攻，损失大半，残部败退文家市。第三团遭唐生智部两个团夹击，退往浏阳上坪，据香港出版冯治军著《林彪与毛泽东》统计：第一团从九月九日起义，只坚持了两天;第二团从九月十日到十六日，坚持了六天;第三团从九月十一日起到九月十四日失败，只坚持了三天。参加秋收起义的何长工回忆录，只承认中共当时还相当幼稚。推脱起义失败的责任，是否和毛泽东被捕有关，换句话说，毛泽东被捕是否招致“秋收起义”的失败，其中有无政治交易，可以从下述几方面去设想：

第一丶毛泽东被捕后，跟着被捕的有潘心源丶易子义等等，是铁定的事实。毛泽东脱险，潘心源丶易子义等还在押，也是铁定的事实。毛泽东是前委书记，是潘心源丶易子义的领导，只有毛泽东软化向国军输诚交出潘心源丶易子义等等，毛泽东才能得到释放，释放时有无别的交易不得而知，但毛泽东得到释放，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第二丶一般行军都有特定的任务，不会随便改变，除非上级根据特定情报或有突发意图，而上级的突发意图也往往是根据特定情报才改变的。国军在平江增兵，显然是一种突发行动，没有的确讯息，不会突然增兵。而增兵行动，正是在毛泽东被捕以后发生的，国军情报从那里来，不迟不早正是毛泽东被捕时候？

第三丶毛泽东释放后不去第一团，为什么却轻而易举地很快跑到第二团和第三团，这种选择应有一个前提，是他知道第一团将会损兵折将在敌人“增兵”吉凶未卜之情况下才决定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军知道对第三团无兵可以增堵，才让毛泽东“顺利”进入第三团去。据他自己对斯诺谈话，当时他只是单身一人逃亡，为什么一路顺利没有别的团队检查，他又是从何处得到讯息才下定决心去第二团的。

第四丶第四团叛变当然不是一两人的决定，而是一团人由团长率领突袭第一团，其叛变责任，由团长负责，但团长又是谁指使，而且，不早不迟，正是毛泽东被捕以后紧接发生，这中间必有原因，是否和毛泽东被捕扯上关系，不能臆断。但据一个叫陈国钧的人回忆：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浏阳的上坪，与第一团败退下来的残部汇合，没有商议对叛变的第四团进行反击报复，也没有重振旗鼓对付国军围堵，起义军的师长余丽度等提出“取浏阳攻长沙”的主张，都被毛泽东坚决否定，决定迅速撤兵，沿罗霄山脉南移，向井冈山奔去。毛泽东后来强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时还有人员七百人多，枪枝五百馀，有可能用以反败为胜，至少也可以挣扎一阵，何至于灰溜溜地向不熟悉的匪窝“井冈山”逃去。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设想，这中间大有可能是他和国军有“默契”，否则，是毛泽东吓破了胆，二者必居其一，但这样正好玉成了他后来拥兵称尊的胜利。说来，也是历史的吊诡。

最后，可以总结：毛泽东隐瞒自己被捕的严重历史关节问题，伪造历史，昭然若揭。也许有人要问：毛泽东被捕有出卖行为，为什么又拖队伍上井冈山去？经过研究和多方讨论，大家认为并不奇怪。第一丶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已经是中央一级人物，他对这种地位不能不有所留恋。如果公开站在国军这方面来，起码得矮三级。第二，我们不否认毛泽东当时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也不否认当时国民党北伐刚刚打赢南半个中国，统治刚刚建立，免不了有污七糟八的事，这两方面加在一起，使他不想回头站到国军方面来，只有采取“权变”手段，保存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也是人之常情。第三，当时，毛泽东的爱妻杨开慧和三个儿子都在长沙居住，直接受中共湖南省委控制，并得到生活照顾和精神支援，毛泽东如果公开叛变，则他的妻儿很可能遭中共报复，演出后来顾顺章全家被中共所杀无一乃遗的惨剧，这是毛泽东不能不考虑的。第四，正因为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地位，国军自然要利用他而不杀他。在军伐割据山头林立的时候，不同地区大小军阀之间，有“以邻为壑”的思想，并不奇怪，江西的朱培德就曾“遣送”共产党员出境，以图境内清靖，毛泽东正是在江西境内逃向井冈山的。《三国演义》记曹操行刺被董卓发觉，于是改口说是“献刀”，得以脱逃。毛泽东熟读《三国演义》，当时正是运用曹操妙技脱身，不过他献的不是宝刀，而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丶易子义等，另加成千上万的暴动武装。

提出毛泽东的“被捕”历史问题，并不是追究毛泽东的责任。毛泽东一生做了多少坏事，一个历史学家为他细数到三百件，还没有数到他丢弃杨开慧丶贺子珍以及到处乱搞女人的事。毛泽东在中共统治区内的形象金光闪闪，比神佛还尊严万倍。中共向来伪造历史，黑幕重重，假的比真的多得多，需要大家共同揭发。自然，中共打击报复的“记仇心理”，曾经使无数正直人士受到残酷迫害，使人叹息扼腕。今后，我们决定不再到中共统治区去，中共也奈何不得。我们以真名发表文章，表示我们揭露中共真相的决心，要把毛泽东从威严尊显的神坛拉下来。在过去几年的调查中，我们已掌握有关毛泽东问题另外两种资料：

一丶毛泽东和湖南湘潭籍着名报人何海明的关系问题。何海明著的《新俄回想录》和《苏俄的工兵政策》等(二书皆残缺)书中设想和复述及评论，为后来毛泽东搞“供给制”丶“人民公社”丶“民兵组织”所师法。何海明是否即是为“毛氏族谱”作序的何海清，待查。是否因为何海明后来做了汉奸，所以毛泽东后来不提他们之间的关系，亦待查。

二丶广东一位老教授曾经确实听得他的叔公说过，毛泽东和陈公博的关系非比一般。毛泽东到广东来，得过陈公博的很大帮助。毛泽东到汪精卫兼任的宣传部做干事，是由陈公博引荐的。后来，汪精卫因为事忙，让毛泽东代表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中共即以此吹嘘毛泽东是代理宣传部长，后来，八路军丶新四军和汪记伪军互相避战，夹击国军的事，亦可由此得到理解。

如何能够把这两件事包括毛泽东所有的其他丑事丶坏事丶怪事，都全部揭露出来，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幸甚幸甚。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曹操式的奸雄也，所以可以泥鳅一样死里逃生。多年以后，毛老贼怀念他从小熟读的《三国演义》中的曹老贼说：“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浪淘沙·北戴河》）真是“猩猩惜猩猩”，猴子爱猴子——臭味相投，沆瀣一气。所以分裂中国的毛泽东，他的朝代长不过曹魏——转眼就被“八老乱政”给篡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