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教皇访问亚太却打不開中國的大門

《教皇方济各88岁进行最长外访 年迈多病的他为何访问亚太多国》（艾林姆·马克布尔（Aleem Maqbool）BBC宗教事务编辑 2024年9月8日）報道：

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经常乐于让外界感到困惑和惊讶，这次他又一次展现了这一特质。

方济各在雅加达的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亲吻印尼宗教领袖大伊玛目(Grand Imam)的手。

多年来，他似乎一直暗示自己在放慢脚步，但又重新加快行动的步伐。

如今，他已接近88岁，膝盖疼痛影响着他的行动力，还有因憩室炎引起的腹部问题。此外，由于大部分肺器官已被切除，他的呼吸系统特别脆弱。

去年秋天，教皇方济各表示，健康问题使自己难以出国访问，说这话之后，他便取消了前往阿联酋的行程，这使外界对他的健康状况产生更多的猜测。

但那已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教宗正在进行他迄今11年半任期内最长的海外访问。

方济各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时和一所学校的儿童互动。他还在这里会见了天主教传教士。

这次访问安排得满满当当。除了东帝汶，还包括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加坡三个天主教徒只占少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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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次他会安排如此遥远和大规模的行程呢？

教皇的支持者说，这是他的热情所致。

英国教皇慈善机构Missio负责人、刚刚得到梵蒂冈传道部门任命的安东尼·程特里神父（Father Anthony Chantry）告诉BBC说：“显然，他有巨大的耐力，这是由他对传教的绝对热情驱动的。”

“他谈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知疲倦的使命去接触他人，以身作则。”

传教

基督教的“传教”在几个世纪中发生演变。它仍然旨在传播福音，但现在的明确目标集中在社会正义和慈善事业上。

在此次旅行中，方济各将会见传教士，包括一群目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阿根廷传教士。在包括这次在内的多次亚洲之旅中，他行走于中国周边，这个国家对教会、天主教的传教及其动机抱有深深的怀疑。

方济各经常强调每位天主教徒对传教的重要性。然而，在世界许多地方，传教士和传教这些概念仍然难以与欧洲殖民主义的概念区分开。

随着欧洲天主教徒数量的减少，在亚洲非洲的“使命”和“传教”是否和教会在那些地区的扩张有关呢？

程特里神父告诉BBC说：“我认为他传讲的是爱的福音，这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他并不是试图为教会争取支持，这不是传教的目的。”

“这不能等同于改变信仰的布道（proselytising），这也不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做的。这不是教皇的议程，也非教会的议程。我们所做的是分享和帮助人们，不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或是否有信仰。”

这位神父又强调，现代基督教传教士的角色该如方济各垂范的那样，是做好事和倾听，但有时“必要的话”也要挑战某些观念。

“我们相信上帝会处理其余的，如果这导致人们接受耶稣基督，那是太好了。如果它能帮助人们更欣赏自己的灵性和自己的文化，我认为亦是一种成功。”

毫无疑问，教皇长期以来一直在谈论宗教间的和谐和对其它信仰的尊重。他此次旅行中最持久的画面之一将是他在雅加达的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Istiqlal Mosque）亲吻印尼宗教领袖大伊玛目(Grand Imam) 的手。

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教皇受到了热烈欢迎。

教皇和印尼首席大伊玛目共同呼吁世界和平。

方济各将在新加坡结束他的马拉松式旅程，新加坡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华裔，但天主教少数群体在贫困社区的传教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几个世纪以来，新加坡一直是天主教会的地区性战略枢纽，方济各在那里所说和所做的事情可能会受到中国的密切关注，尤其是对中国的天主教徒而言。虽然很难达到精确，但估计目前中国大约有1200万天主教徒。

人数不明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天主教徒分属于官方的天主教会和在共产党统治下自己发展起来的忠于梵蒂冈的地下教会。

在试图统一这两个群体的过程中，教皇方济各被指责取悦北京，让那些不接受中国政府干预的地下教会运动中的天主教徒失望，这些人面临持续的迫害与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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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谨慎的道路

近年来，梵蒂冈与北京之间达成的协议似乎导致了一种情况，即由中国政府任命天主教主教，教皇则让步并承认这些任命。中国表示这是主权问题，而方济各坚持他拥有最终决定权——尽管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简单。

“他不可能总是让每个人都满意，但我认为教皇真正想表达的是，教会并不威胁国家。”程特里神父告诉BBC，“他正在走一条非常谨慎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了困难，但我认为他想做的只是与中国政府建立一种尊重彼此之关系。”

无论对错，这一切都是以吸引更多人加入天主教为名。事实上，方济各的一些前任在许多方面不愿妥协，他们似乎倾向维系一个规模较小的、“更纯粹”的全球天主教社群，因此在外交关系或教会对离婚及同性恋等问题的看法上鲜少作出让步。

虽然有些教皇明显更喜欢研究和神学，而不喜欢旅行以及被大量人群簇拥，但有些教皇则偏向涉入政治。

方济各外访时，可以看到的是，虽然他在外交活动中经常看起来疲惫而低调，但他很快就会因为前来见他的群众而精神焕发，尤其是与他见面的年轻人会让他倍感振奋。这绝对不是一位躲避聚光灯的教宗——与众人为伴，有人说这是他的使命，但这似乎更是他的生命源泉。

程特里神父向BBC强调，这次最新、最长的访问只是教皇如何看待教会应该与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互动的持续展现。“旅程整体的重点是，我们必须接触他人。我们必须让每个人感到受欢迎。我认为他做得非常好，但我不认为他想在这方面获得任何好处，这就是他。”

自2013年获选担任教皇以来，方济各所做的所有事情都很难让天主教传统主义的信徒感到高兴——他们认为教皇与外界接触的精神太过激进——但这次外访不大可能改变这一点。

谢选骏指出：人問“教皇方济各88岁进行最长外访 年迈多病的他为何访问亚太多国”？我看這個教皇访问亚太却进不了中国，因爲他缺乏基督的恩典，沒有能力打開中國的大門。

谢选骏：墨西哥賊窟都成了中国移民的天堂

《大量中国移民涌入墨西哥 寻求工作 感受自由的滋味》（VOA美国之音 2024-09-06）報道：

在中国经济放缓、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恶化之际，新一波的移民纷纷离开中国寻找机会、更多自由或更好的经济前景。墨西哥正在成为中国新移民的一个主要目的国。

在过去一年里，即便美国边境巡逻队在美墨边境逮捕了数万名来自中国的移民，但成千上万的人仍将墨西哥作为最终目的地。他们选择墨西哥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运用墨西哥邻近美国的优势，计划创办自己的事业，李代静(Li Daijing，音译)就是其中之一。

来自四川省会成都、今年30岁的李代静原本从事高薪的技术工作，但当她的表亲请求她帮忙经营墨西哥城的一家餐馆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去年，她收拾行装离开中国，前往墨西哥首都，梦想着开启一段新的冒险。

李代静希望有一天能开一家从中国进口家具的网络商店。她说：“我想要更多……我想成为一个女强人。我想要独立。”

去年，墨西哥政府向中国移民签发了5070份的临时居留签证，数量是前一年的两倍，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哥伦比亚的第三大移民来源国。数十年来，墨西哥的华人侨民社群在当地根深蒂固，形成了强大的家庭和商业网络，这也使墨西哥对新的中国移民来说具有吸引力。

在墨西哥城时尚的罗马苏尔(Roma Sur)街区经营餐厅的段凡(Duan Fan，音译)说：“两年前，很多中国人开始来这里—这些人需要吃饭，”他的这家餐厅供应他家乡四川的辛辣料理。

段凡说：“我开了家中餐馆，这样大家就可以来这里像在家乡一样吃饭。”

今年27岁的段凡2017年来到墨西哥，与在首都历史中心附近的特皮托(Tepito)拥有一家批发企业的叔叔一起工作，后来他的父母也加入他。

在墨西哥北部的早期华人多来自中国南部省份广东，但新移民不同，更多是来自中国各地。

据墨西哥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2020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移民主要集中在首都墨西哥城。而据十年前的人口普查记录，最大的华人聚居地位于美墨边境、墨西哥最北端的下加利福尼亚州，对面就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中国-下加利福尼亚研究中心的学术协调员安德烈·格雷罗(Andrei Guerrero)表示，中国跨国公司的到来正引领“来自中国东部、教育程度更高、具有更广泛全球背景的人”的涌入。

靠近墨西哥城历史悠久的唐人街的中产阶级社区Viaducto-Piedad，一个新的华人社区自1990年代末以来持续在发展。中国移民不仅开办企业，还为宗教活动和儿童娱乐创造了社区空间。

研究中国移民的专家、EDUCA 墨西哥基金会总干事莫妮卡·辛科(Monica Cinco)表示，Viaducto-Piedad被中国人自己视为墨西哥城真正的“唐人街”。她说，当地有专门为中国人提供的商店、美容店和餐馆，还有几所公立学校有大量的中国学生。

在到墨西哥的中国人中，还有人是为了寻求更大的自由。50岁的谭先生就是这种情况，出于对仍在中国的家人安全的担忧，他仅透露姓氏。

谭先生今年从广东来到墨西哥，在一家山姆会员店工作了几个月。在家乡时，他做过各种工作，包括在一家化工厂工作，在新冠疫情期间还曾为杂志写过文章。

他对于中国压抑氛围感到不满。谭先生表示，“这不仅仅是工作场所的压迫，更是心态上的压迫。”他说：“我能感受到政治的倒退，自由和民主的倒退。这种影响确实让人感到扭曲和恶心，因此生活很痛苦。”

在墨西哥城，引起他注意的是经常聚集在城市主要街道的抗议活动，谭先生说，这证明他渴望的言论自由在这个国家是存在的。

網民嚎叫：

紐約雙子 发表评论于 2024-09-08 18:35:00

小太岁娜娜：你脑积水！

照妖镜007 发表评论于 2024-09-07 09:53:12

voa带着阴间滤镜！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缘故，中国企业大量投资墨西哥，所以大量中国人去墨西哥作辅助性性行业，与自由没有一毛钱关系

novtim2 发表评论于 2024-09-06 23:17:43

有许多美国华人去墨西哥退休的，毕竟离美国近，而且便宜，不需要花费很多。

谢选骏指出：人説“大量中国移民涌入墨西哥 寻求工作 感受自由的滋味”——我看墨西哥都成了中国移民的天堂，真是一群又可憐又可氣的共產黨奴隸。

《全球最暴力的大选之后，美墨关系与墨西哥的犯罪帝国将何去何从？》（环球小事 2024-05-30）報道：

作者：法尔科·恩斯特于2018年7月加入国际危机组织，担任墨西哥高级分析师。他负责研究该国的致命冲突和新任总统面临的挑战，特别是该国许多地区冲突环境和导致国家行为者腐败和勾结的机构内部现实。

6月2日，墨西哥将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选举，共有20708个各级政府职位，包括国家最高职位将在选举中角逐。民调显示，总统选举的获胜者很可能是执政党民族复兴运动党（MORENA）的候选人、墨西哥城前市长克劳迪娅·欣鲍姆（Claudia Sheinbaum）。欣鲍姆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也是现任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的门生。在撰写本报告时，根据最新民意调查的平均值，她以22%的优势领先于主要竞争对手索奇特尔·加维斯（Xóchitl Gálvez）。加尔韦斯曾是一名参议员，是由中右翼国家行动党（PAN）、一度占主导地位的革命制度党（PRI）和中左翼民主革命党（PRD）组成的折衷联盟的候选人。这很有可能是墨西哥首次选举出女总统。第三位候选人、中左翼公民运动的豪尔赫·阿尔瓦雷斯·马内斯（JorgeÁlvarez Máynez）得票率约为10%，远远落后。如果民调结果正确，这也将是这个天主教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第一次选举出犹太裔政府首脑。

以直言不讳著称的加尔韦斯去年6月宣布参选时，似乎给这场在许多人看来胜负已定的竞选注入了活力。但自那以后，选民的支持率几乎没有向她倾斜。墨西哥反对党仍然面临着严重的信誉问题。在2000年之前的70年和2012年至2018年期间，PAN和PRI以一个政党的形式统治了墨西哥，它们领导的前几届政府因贪污指控而蒙上污点，并因考虑不周的安全政策而失去了公众的信任，这些政策无法遏制墨西哥猖獗的暴力活动。事实上，这些做法往往加剧了不安全感。尽管加尔韦斯尽了最大努力，但反对党仍未能在某些地区之外成为一支具有竞争力的力量。

执政党为何如此受欢迎？

国家复兴运动党（MORENA）在民意调查中高居榜首：50%的选民表示将把选票投给执政党或其盟友绿党（Green Party）和工党（Labor Party）。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创始人兼魅力十足的领导人、即将卸任的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简称AMLO）那牢不可破的民众号召力。在“AMLOvers”浪潮的推动下，欣鲍姆对总统的成就大加赞赏，并承诺将现任政府的工作推向“新的高度”。

国家复兴运动党声称，在2018年掌权之前，墨西哥的所有问题——无论是腐败、不平等、新自由主义，还是自私自利的腐败体制——都与国家复兴运动党完全相反。在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举行的冗长新闻发布会上，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不厌其烦地阐述了他所称的墨西哥“第四次转型”，即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三个激进变革时期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和道德复兴的进程。

可以说，他执政的核心是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福利。创纪录的社会项目支出包括从2018年到2022年将老年人养老金提高444%。据报道，这些补贴和其他直接补贴现已惠及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再加上最低工资从2018年到2024年翻了一番，这些措施促使中等贫困率降低了约6%。相比之下，赤贫率略有上升，最贫困家庭获得的现金转移比上一届政府时期要少。国家复兴运动党运动的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表示，能否继续获得这些国家支持取决于该党能否获胜。这一信息似乎得到了公众的认同：根据一项民意调查，37%的选民认为政府换届将导致取消或减少这些补贴。

在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的任期内，墨西哥经济一直很活跃。

除疫情第一年外，墨西哥经济在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任期内一直表现活跃，这有助于他在实现减贫目标方面取得进展。来自国外的汇款创下历史新高，本国货币比索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也保持坚挺。墨西哥还得益于当前的“近郊化”趋势，即各行业将生产基地搬到离市场更近的地方，使该国成为日益重要的全球贸易中心，特别是在与美国的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

然而，并非所有事情都如政府官员所希望的那样顺利。洛佩斯·奥夫拉多尔辩称，他已经赶走了“权力黑手党”，即那些为了自身利益而操纵国家大权的前政治建制派。但批评人士指出，许多前国家行动党（PAN）、革命制度党（PRI）和其他党派的成员在国家复兴运动党运动中找到了新家，这削弱了“一种新的政治方式已经出现”的说法。对腐败的指控也没有减少，总统倾向于将任何批评都视为媒体和反对党的敌人因担心失去特权而进行的隐晦攻击。

政府最薄弱的一环或许是安全问题。尽管记录在案的谋杀率已经开始下降，但在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执政期间，登记在册的凶杀案已经超过了18.5万起，创下了总统任期内的新纪录。而在萨卡特卡斯、下加利福尼亚、科利马和米却肯等地区，涉及全副武装的犯罪集团的暴力事件仍在继续肆虐。官方宣称的全国“和平与安宁”与现实根本不符。尽管暴力事件的分布并不均衡，42%的谋杀案集中在32个州中的10个州，但安全问题仍然是墨西哥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政府另一个备受争议的方面是削弱民主制衡。他指责法院以及负责组织选举的全国选举协会等自治监督机构存在腐败和党派行为。同时，他在很大程度上将公共安全以及越来越多过去由文职人员控制的职责移交给了武装部队。正如危机组织最近的报告所述，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并没有同步加强对武装部队的监督。关于军队与犯罪团伙勾结、侵犯人权和贪污腐败的指控层出不穷，却没有得到适当的调查。

国内外的批评声音都警告说，墨西哥正在经历严重的民主倒退。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民主的支持率正在下降，目前为35%，低于前一年的43%，而对军方的突出地位和独裁统治的接受度则有所提高，目前为33%，而2022年为22%。不过，即使下任总统试图进一步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其回旋余地也可能有限。虽然国家复兴运动党似乎有可能保住总统职位，但该党不太可能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以推动宪法修正案的通过，而这是解散自治监督机构所必需的。

墨西哥的选举为何变得如此暴力？

自从一党执政以来，墨西哥名义上一直在举行自由选举。然而，决定谁担任公职、向谁负责的不仅仅是守法公民和利益集团。在人民革命党（PRI）长达数十年的独裁统治期间，有组织犯罪在该党的保护伞下发展壮大。而墨西哥的犯罪集团也适应了民主制度，并在民主制度下蓬勃发展。事实上，这些组织已经成功地控制了太多的国家和安全机构。

在州内站稳脚跟对犯罪集团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这带来了有罪不罚、重要情报和行动上的好处，包括有时来自安全部队的直接支持。这些非法联系还能让犯罪组织利用公共合同和工资单，从而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在危机组织多年的访谈中，犯罪分子和中间商一再强调与安全部队和民选官员达成有利协议的重要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增加竞争对手将其淘汰出局的威胁。这种竞争的受害者往往是那些夹在中间的人，尤其是地方一级的政治候选人、国家官员和警察，因为在地方一级，犯罪势力和国家之间的竞争最为明目张胆。迄今为止，共有32名候选人在6月的投票前被杀害，成为墨西哥现代史上最致命的一次。

选举前后，一些选区谋杀案频发，反映出犯罪集团的控制力正在加强。随着对平民的控制力增强，这些犯罪集团现在拥有了玩弄选举游戏的手段。例如，他们可以向受其影响地区的特定候选人投出整批选票：在投票日当天或之前，当地人被说服或在枪口下被告知投票给谁。有时，他们会通过填写选票公然进行选举舞弊。他们还恐吓那些不按他们意愿行事的政客，并向他们中意的竞选者提供非法竞选捐款。犯罪集团希望从当选候选人那里得到的回报是对他们未来决策的发言权。

墨西哥的安全政策下一步怎么走？

过去六年来，墨西哥面临的安全挑战日益严峻。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最初制定了遏制犯罪势力的整体战略，其中包括专门打击腐败，努力解决导致墨西哥一些最贫困公民加入犯罪集团的社会经济状况。他承诺“拥抱，而不是子弹”，发誓要让自己的政府与过去政府的安全方针保持距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并在墨西哥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依赖武装部队。在创建了一支全新的安全部队——国民警卫队后，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墨西哥街头部署了近30万名士兵。即便如此，墨西哥在打击犯罪网络方面仍鲜有作为。危机组织的研究表明，在米却肯州、科利马州和格雷罗州等地区，非法组织加强了对当地经济、人口和政治的控制，使犯罪势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对付。在这些社区中，许多地方的执法部门都与犯罪组织达成了默契：国家军队以减少公开暴力为交换条件，对犯罪组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加尔韦斯（Xóchitl Gálvez）和欣鲍姆（Claudia Sheinbaum）对问题的严重程度存在分歧，但两人都指出了他们将重新制定安全政策的方法。加尔韦斯在竞选中发誓要结束她认为在处理犯罪问题时危险的绥靖策略。欣鲍姆一直小心翼翼，避免公开批评即将卸任的政府。她赞扬了即将卸任的政府在降低谋杀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承诺将继续坚持这一路线。但从她提出的安全建议的字里行间，以及与她担任市长期间墨西哥城凶杀案下降的幕后团队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她对现行政策的评估更具批判性，表明她认为应对政策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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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候选人理智地认为，执法资源应该集中在国内最暴力、犯罪率最高的地区。

两位候选人都认为，安全部门的人手已经捉襟见肘，无法应对全国200多个活跃犯罪团伙带来的威胁。他们的评估是准确的。严重犯罪的有罪不罚率徘徊在95%左右；据分析人士计算，即使每天不增加数十起新案件，积压的凶杀案调查工作也需要100多年才能清理完毕。因此，两位候选人理智地认为，应将执法资源集中在全国暴力犯罪最猖獗的地区，加强政府各层级和各机构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他们还希望打击非法网络对其行动能力伤害最大的地方：追踪财务状况，通过加强监督遏制腐败，切断流入墨西哥的枪支弹药及其主要利润来源，包括合成毒品和敲诈勒索。

从纸面上看，这些措施大有可为，但问题在于能否付诸实施。自从前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ón）对“反毒品战争”采取的高压手段以失败告终后，政治家们改善公共安全的热情明显减退。大多数决策者转而选择了指责游戏，联邦政府经常指责过去的政府、美国或州长造成了高犯罪率。正如一位高级安全官员告诉危机组织的那样，在权力机构中普遍存在着逆来顺受的态度。格雷罗州和米却肯州等高冲突地区被认为是“无法解决的”——因此最好将其作为公共关系难题而非政策问题来处理。

墨西哥和美国能否携手应对不安全问题？

墨西哥未来的安全政策可能取决于美国所采取的立场，尤其是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11月的大选中重返白宫的情况下。美国每年因吸毒过量死亡的人数超过10万，其中大部分与通过美国南部边境进口的合成阿片类药物芬太尼（fentanyl）有关。共和党人对墨西哥未能阻止移民涌入美国边境的不满情绪也很高，尽管墨西哥多年来一直充当着向北过境移民的缓冲地带。这些不同的担忧已汇聚成越来越多的直接打击墨西哥犯罪集团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和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提出了在墨西哥领土上部署美军以消灭犯罪分子并轰炸其设施的可能性，无论墨西哥是否批准。

如果美国未经墨西哥允许在其境内动用军事力量，可能会在这两个邻国之间造成战争状态，并极大地破坏稳定。尽管如此，美国仍很难迫使墨西哥屈服。墨西哥在安全以外的领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移民控制、能源和贸易尤为突出（墨西哥现在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的命运息息相关。除非两国关系破裂——这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否则真正的问题是美墨安全合作是否会发展，以及朝哪个方向发展。

冲突高发地区的犯罪分子头目、军官和民选官员在接受危机组织采访时常常坚定地表示，美国强加的、束手无策的法律和秩序方法是行不通的。墨西哥历届政府都曾尝试过用这种策略来铲除犯罪头目，但事实证明这种策略是失败的。在“反毒品战争”的高潮时期，旨在击毙或抓捕高级犯罪头目的军事化头目战略就是一个例子。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政策适得其反：犯罪组织四分五裂，引发了新的地盘争夺战，破坏了墨西哥的稳定，导致数十万人丧生。即便如此，墨西哥的下一任总统仍可能不得不面对华盛顿的强烈要求，要么对犯罪集团采取更具进攻性的立场，要么让美国来掌权。

一些地区正在探索其他方法，以不择手段地减少暴力。

与此同时，一些地区正在探索其他方法，以不择手段地减少暴力。在恰帕斯州，地主们正在买枪自卫。在墨西哥州，小企业家和其他犯罪侵害对象正在讨论如何组织某种形式的自卫。在格雷罗州，神职人员正在促成对立犯罪团伙之间的交易。在米却肯州，一个由犯罪头目和高级官员组成的非同寻常的联盟认为，国家应该充当犯罪事务的仲裁者。一位联邦议会成员告诉危机组织：“我们需要让所有团伙坐下来，告诉他们规则是什么。”他希望，同时动用军事力量可以帮助划定犯罪区域、遏制争斗并减少掠夺行为。

这些想法能否取得成果尚无定论。即便如此，它们也是墨西哥安全思想中新出现的实用主义的一部分，而这种实用主义似乎正在与美国日益增长的鹰派主义发生正面冲突。在美国的愿望清单中，最重要的是阻止破坏性毒品芬太尼的到来。而在墨西哥，阻止毒品走私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尽管如此，即使是美国立法者中对墨西哥采取强硬手段的一些最响亮的倡导者也在闭门会议上向危机组织承认，他们急于找到的快速解决方案可能仍然难以实现。相反，他们正在考虑如何更好地向他们认为最棘手的犯罪团伙发出“信息”。这些讨论与可能于10月份上任的欣鲍姆安全团队研究问题的方式不谋而合。他们也在考虑对危害最大的团伙进行分级。他们希望，将这些组织作为优先目标，包括通过更好的情报工作和逮捕其网络中的关键节点来阻断其资金来源，可以向广大犯罪分子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某些非法行为不会再逍遥法外。尽管美国的选举喧嚣尘上，但两国在战略思想上的相似性可以为两国寻求合作创造空间。

谢选骏指出：全球最暴力大选的墨西哥犯罪帝国，卻是中国移民的天堂——由此可見中国移民想逃離的地方多麽恐怖。

谢选骏：围堵政策可能造就新的秦国

《贺锦丽该制定怎样的对华战略》（PETER COY 2024年8月27日）報道：

美国需要制定一项战略，以应对中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威胁，而特朗普高调的“美国优先”政策并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贺锦丽的机会更大，因为她相信加强联盟的力量。

在周四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接受提名演说中，这位副总统承诺要确保“赢得21世纪竞争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在同一句话中，她暗示了自己打算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她承诺要“加强而非放弃我们的全球领导地位”。

特朗普单打独斗的做法行不通，因为美国的实力不足以单独对抗中国。

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我在《外交事务》杂志九月/十月合刊上读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的一篇重要文章，里面谈到了这点。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阻止下一次中国冲击：对抗北京重商主义的集体战略》。

首先是问题所在。弗里德伯格写道，在中国出口激增扰乱全球贸易25年后，北京再次向世界倾销“获得大量补贴的制成品和原材料”。对北京来说，这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在国内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保持就业水平。同时，此举也使得中国转变为“世界最具生产力、最具创新力和最强大的国家”。

西方经济学家和外交官多年来一直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消费更多自己生产的产品，而不是大量销往国外，来实现双赢的局面。提振国内消费——从而缩小贸易顺差——将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缓解外国工厂工人的压力。

但习近平主席无意采纳这些经济学家和外交官们的建议，弗里德伯格写道。要理解中国领导人，最好把他们看做“重商主义的列宁主义者，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获取和行使政治权力”，他写道。让普通中国人富裕起来并不是该计划的一部分。让其他国家在必需品上依赖中国则显然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那么，请看弗里德伯格的解决方案。“只有联合起来组成贸易保护联盟——这是我跟亚洲的一位经济学家共同提出的想法——市场经济国家才能保护自己免受中国掠夺性做法的伤害，”他写道。（他不愿透露帮他形成这一想法的那位经济学家的身份，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

组建这样一个联盟需要放弃自由贸易者在世界各国之间不受限制的贸易的梦想，转而依靠“各国的一个核心子系统”——中国不在其中——“真正致力于开放、公平和互惠的概念，并愿意捍卫和遵守这些概念。”

根据弗里德伯格的说法，贸易保护联盟需要包括美国、欧盟，“很有可能”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日本、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和英国。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也可能是潜在候选国，“以及任何其他寻求独立于中国实现工业化以保护其经济或军事安全的国家。”成员国将就“易受中国供应主导影响的关键产品”征收统一关税达成一致。

中国试图将部分生产或组装转移到其他国家，借此规避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的关税。为了阻止这种情况，联盟成员必须更好地检测中国原产成分，并根据产品中中国成分的比例征收关税。这并非易事。

这种对中国商品的公然歧视将打破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但弗里德伯格认为，“中国已经歪曲和扭曲了世贸组织的原则，现在又利用该组织的程序来保护自己的歧视性做法不受审查，并避免合规。”

这真能奏效吗？联盟成员必须团结一致，才能抵制中国不可避免的反击，即通过向继续与其合作的国家提供好处来分而治之。

今年，在普林斯顿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会议上，我跟几位参加会议的专家讨论了弗里德伯格的观点。欧洲经济智库布鲁盖尔的高级研究员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如果没有一个联盟，美国不可能单独遏制中国。”她表示，贺锦丽在这方面会比特朗普做得好，原因就像我说的，“你需要一个相信联合起来才是解决之道的政府”。她说，各国现在就需要采取行动，以防中国与一些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阻止它们的加入。

总部位于柏林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曾林(Max Zenglein)告诉我，他大体上也同意弗里德伯格的观点。但他说，中国已成为许多技术领域的领导者，联盟成员可能无法获得中国的创新成果。（例如：廉价的中国电动汽车。）他说，限制而非禁止从中国进口产品，既能保留获取中国创新的机会，同时也能确保受保护的国内企业不会变得懒惰。

我向另外两位专家发去了电子邮件。新加坡韩礼士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森支持弗里德伯格的结盟观点，并提到他在2020年曾为韩礼士基金会写过一篇观点类似的文章。

荣鼎咨询的联合创始人荣大聂(Daniel Rosen)负责这家研究公司在中国的工作，他写道，与弗里德伯格的提议类似的联盟，“是减少市场民主国家对专制经济体依赖的平衡联盟的关键要素。”

他与我分享了一份发给客户的报告，他在里面写道，“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北京在战略上强烈期待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而不是贺锦丽的第一个任期。”

在这份给客户的报告中，荣大聂写道：“贺锦丽团队将对拜登总统的政策进行一些微调，这些政策巩固了美国的联盟关系，“但他们清楚已经取得的战略性飞跃。”

相比之下，“特朗普无视他那些称职的国安顾问提出的保护美国盟友的建议，并将在第二任期内继续破坏美国的全球伙伴关系，”荣大聂写道。“像这样的单方面退出竞争，对北京来说将是极具价值的。无与伦比的价值。”

对弗里德伯格的贸易防御联盟的一个潜在反对意见是，它有点矫枉过正——它会不必要地激怒中国，增加贸易战蔓延成真刀真枪的战争的风险，或者至少剥夺了世界从跨境贸易和投资中获益的机会。另一个反对意见是，它根本行不通：联盟成员会争吵和叛逃。中国及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将没有精力、耐心或技能来重建早已失去的那些战略性行业产能。

近年来，“矫枉过正”的论点已经失去了说服力，因为习近平已经表明，他对消除西方的担忧并不感兴趣。“行不通”的论点则更难反驳。如果贺锦丽在11月获胜，并采取贸易保护联盟的路线，她将有机会证明怀疑者是错误的。

谢选骏指出：人説“贺锦丽该制定怎样的对华战略……”……我看這種想象中的围堵政策，可能不會奏效，而且適得其反，最後造就一個新的秦国！六國聯盟各懷鬼胎，只能分裂失敗。

有人可能要問，那麽我的戰略呢？

我的戰略知難行易——那就是美國可以完成“從羅馬共和國向羅馬帝國化的轉型”，把自己變成新的全球政府！

如果美國不願這樣，那就只能拱手讓人承擔全球政府的任務了。這是勢不可擋的世界潮流。要挽救地球生態危機，非此莫屬！

谢选骏：吸毒赎罪——中囶解禁日本水产品进口

《中国将逐步解禁日本水产品进口》（DAISUKE WAKABAYASHI, KIUKO NOTOYA, CLAIRE FU 2024年9月23日）報道：

中国上周五宣布，将逐步恢复从日本进口水产品。一年前，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将处理过的放射性废水排海后，中国对日本海鲜下达了禁令。

做出宣布之前，中国和日本达成共识，扩大对经过处理的放射性水的监测，排海始于去年8月。日本政府和负责运营福岛核电站并监督其清理工作的东京电力公司向公众保证，经过处理的废水可以安全饮用。

在几个反对排放的亚太国家中，中国的反应最为激烈，理由是担心排放会污染水产品，尽管大多数科学家并不认同这种担忧。2011年，位于日本东海岸的福岛核电站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地震和海啸之后熔毁，这些水被用来冷却核燃料棒。

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它通过一个处理厂已去除了冷却水当中的大部分放射性物质，残留的部分没有超过国际安全标准。

但中国政府继续称废水为“核污染水”，并在上周五的宣布中再次采用这样的说法。中国政府一直对经过处理的放射性废水的安全排放传播误导信息，在国内激起恐惧、愤怒和反日情绪。

上周五，两国宣布，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的指导方针下扩大对经过处理的废水的监测，这些指导方针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专家制定的。

虽然中国政府表示打算“逐步”恢复进口符合安全标准的日本水产品，但继续批评日本“不负责任的做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国政府继续反对日本“擅自启动排海”，但达成共识是为了“敦促日方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日本欢迎扩大监测。

据日本农林水产省，中国在2022年曾是日本水产品的最大进口国，从日本进口了约6亿美元海鲜，占日本所有海鲜出口的23%左右。

中国是在两国紧张关系加剧的时候宣布解除禁令的。上周，一名10岁的日本男孩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的上学途中遭持刀袭击后身亡。

据一份中共报纸，中国官员将这起发生在日本人学校外的杀人案称为孤立事件，将44岁的肇事者称为“歹徒”。但就在两个月前，一名男子在一个中国东部城市刺伤了一名日本女子和她的儿子，然后还刺死了一名试图阻止他的中国女子。

上周四，岸田文雄把深圳发生的持刀袭击男孩案称为“极其卑鄙的罪行”，并要求中国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在华日本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宣布解禁水产品进口的时间与男孩遇害无关。中国称为达成共识已与日本及其他组织进行了10多轮谈判。

东京电力公司表示，已分八次排放了6万吨经过处理的福岛核电站废水。已排放的废水不到经过处理的130万吨废水的5%，这些经过处理的废水目前存放在已停止使用的核电站的水箱中。据日本新闻媒体估计，排放所有的废水可能需要30到40年时间。

去年开始排放之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曾派了一个小组前往福岛，小组成员包括来自中国和美国等11个国家的专家。他们在去年7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日本的排放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那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福岛核电站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对处理过的水在排放前进行独立的分析，并对核电站附近的海水进行监测。国际原子能机构曾在两个月前表示，排放的废水继续符合安全标准。

谢选骏指出：人説“中国是在两国紧张关系加剧的时候宣布解除禁令的。上周，一名10岁的日本男孩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的上学途中遭持刀袭击后身亡。”——我看這次共產黨同意“吸毒”，無異於進行一個“赎罪”了。這就像突然宣佈停止“清零”、突然宣佈股市狂飆一樣——我想這些都在預示，有一天中囶突然宣佈崩潰……

谢选骏：王军涛和胡平在李進進謀殺案上的觀點爲何截然對立

《王军涛：张晓宁谋杀案所留下的疑问》（2024年10月03日 大纪元记者林丹纽约）报导：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出席了纽约知名律师、民运领袖李进进遇害一案凶手的宣判会，他在法庭外接受采访。

张晓宁刺杀纽约知名律师、民运领袖李进进一案，也引发了这是否政治谋杀的疑问。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李进进的生前好友王军涛10月2日出席张晓宁杀害李进进一案的宣判。他接受采访表示，无论张晓宁是否政治杀手，但证据显示她被共产党洗脑了而行凶，她也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很可悲。

王军涛说，张晓宁在施暴前后明确陈述政治目的；李进进在备忘录中还写道，当时间越来越逼近张晓宁杀人的时刻，张晓宁开始变得奇怪了；她越来挑衅李进进的政治观点，侮辱李进进和民运人士。熟悉李进进的亲友都知道，他对这类人从无耐心。谋杀前最激烈的争论是政治观点。

王军涛说，最让他吃惊的是，在谋杀现场张晓宁掏出国旗，摊在地上，这是中共或中国黑帮执行帮规的传统。而且，2022年3月15日晚，张晓宁被带离109分局时，面对有人问她是否后悔，她没有说任何个人利益的目的，而是说包括李进进在内的旅美反共华人应该后悔，她大喊：“你们这些叛徒，身为中国人却在美国反共！”显然，她杀人是出自政治目的，是惩罚反共人士。

“她施暴过程，精准到位，刀刀致命。这不是简单的仇恨或精神错乱者狂野行凶的表现。”王军涛说：“根据警方证言，张晓宁在现场面对警察和事后应对审讯时，都恰到好处地伪装成过失杀人的案子。她想给人印象，她既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冷血杀手，而是一时心境迷乱。就制造过失杀人假象而言，她的回答几乎完美无缺。”

“所为我认为她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她在作案前三天的周五，我认为她是去踩点的；从她准备的刀具来看，她不是一套方案，她做了各种方案。”王军涛说。

王军涛认为，这个案件虽然判决，但留有疑问：“至始至终没有还原杀人过程，哪一刀是第一刀，是怎么杀的，这个情节很重要，是不是政治谋杀，国旗是什么时候掏出来的，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张晓宁对于作案经过、作案动机始终守口如瓶。

王军涛说，如果她是政治杀手的话，这么年轻，在共产党洗脑教育下，为共产党执行任务，把自己的人生毁掉，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不论这个案子怎么样，可以看到，这是中国共产党给中国的年轻一代造成的恶劣的后果，这可能我们要几代人才能修复。”

王军涛说，不管是不是政治谋杀，如果张晓宁真的认罪悔罪……，但是现在的她态度太不像话了，她这种态度，如果不严惩的话，这个社区怎么能安全？谁还敢帮助人？！从媒体上到处看到，在中国动不动杀人、报复啊，这个情况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大陆，这种事情如果允许它存在的话，不受严惩的话，社区就没有安全感了！

（责任编辑：黄小堂）

何岸泉@heanquan：

法官的判决否定了某些民运人士“凶手是中共”的假说。 x.com/huping1/status…

Last edited 4:35 PM · Oct 2, 2024 ·18.4K Views

胡平：张晓宁不可能是中共杀手——我不认为张晓宁是中共派遣的杀手。理由如下：

第一、一个年仅26岁的女性，自愿接受党国的指令，甘冒失去生命、至少也是失去青春的极端风险，去杀害一个素不相识的和自己毫无个人恩怨的人。这可能吗？在今日中国，共产党还能找到这样极度狂热的甘为党国献身的死士吗？我认为非常不可能。

 

第二、就算张晓宁是这样的刺客，那么，党国向她交代任务时，必定会告诉她接近李进进律师的途径，因而她到美国来就会直接找到李进进，哪里会像现在这样，去年8月就到纽约了，今天找张三，明天找李四，几经辗转，四个多月后才接触到李进进？

 

第三、既然找到刺杀目标了，杀手就该立即采取行动。因为李进进律师并没有受到特殊保护，那么凶手完全可以设计一种可以脱身的杀害方式，怎么会选在李进进的办公室行凶，以至于行凶后无处可逃，只得束手就擒呢？

 

第四、李进进是在3月14日星期一被张晓宁杀害的。在出事前三天，3月11日星期五，张晓宁就去了一趟李进进律师楼，并且进入了李进进的办公室，她为什么在那时不动手呢？为什么还要等到三天后才动手呢？

 

第五、在3月11日星期五进入李进进办公室期间，张晓宁曾经对李进进突施一招“锁喉”动作。如果张晓宁是中共杀手，那么她一定会尽力避免在正式动手之前做 出任何可能引起李进进警惕的行为，那她为什么要对李进进突施“锁喉”动作呢？那岂不会引起李进进的警觉和防范，因而导致她的刺杀行动无法实行吗？在当时， 李进进的秘書见状報警，警察很快赶到，本来是要為李进进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只是李进进出于善意，担心张晓宁落了案底，影响以后申办在美国的居留身份， 于是没办人身保护令。三天后的3月14日星期一，张晓宁又来到了李进进的律师楼，秘书就因为她在三天前的暴力袭击行为，不准她进门。只是随后李进进来了， 出于好心又让张晓宁进来了，这才使得张晓宁有了行凶的机会。假如张晓宁果真是中共派来的杀手，她就绝不会在正式行凶前对李进进做出任何暴力袭击行为，而张 晓宁偏偏就做了，可见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早有预谋要杀害李进进，可见她并不是中共杀手。

 

除非你能把上述5点都驳倒，你才能说张晓宁是中共杀手。

 

（二）

有律师分析，张晓宁的律师非常可能以精神疾病为由为张晓宁提供辩护。

 

不少人也认为张晓宁是精神病，因为从正常人的角度，她的暴行没法解释。不过，就在不久前南加州教堂开枪行凶的那个周文伟，还有在德州一所小学开枪打死21人的凶手萨尔瓦多·拉莫斯，他们的暴行从正常人的角度也很难解释，但是很多人并不因此就认为他们是精神病。

 

据悉，张晓宁的代理律师拟向法院申请为张晓宁做司法精神鉴定。

 

张晓宁是不是精神病，要由法医来认定。如果法医认定不是精神病，张晓宁自然就要负刑事责任。如果法医认定张晓宁是精神病，也不等于张晓宁就一定可以免去刑 事责任。精神病人杀人是否要负刑事责任，不可一概而论，需要根据精神病人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关键在于他/她行为时是否具有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根 据不同的情况，有的要负刑事责任，有的可从轻处罚，有的不负刑事责任。

 

如果凶手被认定为精神病而免除刑事责任，为了防止凶手对他人可能的伤害，凶手一般会送到精神病院严加监管。以刺杀里根总统的凶手小约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 Jr.)为例。1981年3月30日，欣克利在华盛顿特区一家酒店外刺杀里根总统，未遂。在法庭上，陪审团以精神错乱为由判定欣克利无罪，免予刑事责任。 随后，欣克利就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严格的监管和治疗。这一住就是30多年，后来又被转送到一家精神健康机构。2021年，欣克利获得无条件释放。（《光传媒》首发。2022年5月30日）

谢选骏指出：王军涛和胡平，都是“李進進的好友”，而且都是“民運中堅人士”……但是，他倆在“李進進謀殺案”上的觀點，爲何截然對立？而且到了公然表達了這一對立的地步——看來，這已經不是“個人觀點問題”了，而是一個“公共政治問題”了。

網民嚎叫：

zhang haitao@autumnredleaf：

不追究動機和背景，先不説她是否被派來的殺手

陳居然兩次對李實行鎖喉？李居然讓其一次不夠再來一次？ 這也太東郭了吧

若陳不是某黨派來的殺手

那麽她動機是什麽

現場臨時起意殺人

這身手

夠矯健敏捷的

現在大家只談邏輯

韦石 watson Meng of Farm Direct@farmdirect8：

如是中共殺手，這個分析不正是巧妙的設計？鎖喉，估計沒能成功吧。殺李進進當然可以做的更為隱蔽，這種讓人知道是中共的指令又有「漏洞」，大概是警告那些類似李進進這種效忠美國政府挖中共墳的人。李進進涉及數個中共情報行動的案子，殺他理由充分。另外，至今張某的家人等背景外界不知，難以解釋。

baicuo@baicuo：

胡先生认为她是什么动机？一时恨意性起？

鄉港仁KennyWong@PolycomW：

那是你胡平的認為，證明閣下膚淺。我認為她是殺手，職業殺手，手法太專業。她去美國留學，根本不急於尋求政治庇護。

VCS@0329Lee：

胡平我都懶得看你寫的一堆狗屁不通，你這麼言之鑿鑿，你去當她的辯護律師啊 ！！！其次，胡平你怎麼認為不重要，也沒人問你的看法。重點是，张晓宁必須在美國監獄關到死的那一天 ！！！

邬Sir新号@hx8907：

第一时间我就认为不太可能是中共杀手，解释不通。

Oriente Dawn (东华晨光)@OrienteDawn：

觉得您可能低估了coercion的力量。很多刺客是因为这个原因。

中国鼎ChinaDing@DingofChina：

李进进的助手Chris表示，李进进是一位无私的律师，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张晓宁的暴行摧毁了公益法律服务的体系，让律师们再不敢接手此类案件，并导致李律师楼关闭。他谈到李进进之死带来的情感创伤：「那天的场景永远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将伴随我一生。」 张晓宁听后，摘下口罩泪流满面，声称判决不公。

comgraki@comgrakkkk2022：

她被抓说的那番话啥意思

Eddy@Eddy86541520：

老胡是有些问题！

dlzy@dljszysxsm：

什么意思？胡平你就这么偏爱这个女魔头，凶残的杀人凶手？

張伯笠@zhangboli198964：

刀刀致命，不是職業殺手？

七悠球@qiyouqiu2：

胡平你啥意思？你的朋友李进进该死？  

林成之@eduard8612：

张既不是精神病也不是中共杀手。只是一个偏执的蠢货而已。 这种人很多。 她为了申请庇护付出很多，但是处处碰壁，无处可逃，像是夹缝里的老鼠。偏执愚蠢的她于是想到另一种献忠的方式，和编造谎言骗取庇护一样，只是目的相反，她要把这事闹大，向党国献忠，寄希望于回头是岸。这就是她的心路历程。

RK@KntRwy：

如果中共的行为是逻辑可以分析的，那么中国早就一片光明了。另外，不论您列出多少“不是”的理由，如果将来发现一条“是”的证据呢？您和中共打交道的经验不够，这样的意见建议您谨慎发表，不要太绝对。中共很善于把事情弄得似是而非，您刚好不善于对付这种情况。

父子相會@liwang48429057：

胡平你的第一不成立：沒看到CCP讓小學生就接受身背炸藥包上戰場的訓練麼？ 第一不成立，你後面的假設就全盤不成立。

DrY@yijin2024：

李进进的逻辑呢？通常的逻辑是，你出于好心要帮她，她却要杀你，你即便不气急报复也应当敬而远之才是，以后顶多通个电话，见面就免了，非见面不可，也要有第三人在场。律师阅人无数，应该比普通人更加谨慎。

t3@tinqmng545796：

是共产党的爹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

Lisa Zhu@ZhuLisa37211：

胡平你不是脑残就是老共的底线，一个女人杀鸡都困难，何况杀人，更何况刀刀致命，连专业的检察官都惊叹，你还是李进进的战友，真是害臊。

CASUS 凯撒行(中國住宅價格高估了5-10倍）@CasusTv9634：

胡平你写的好，但是应该用英文链接到FBI，美国政府和法院下面。有两点你解释下：1 为什么张晓宁第一次脱下口罩？2 为什么张晓宁第一次痛哭？她是何时知道被中共抛弃的？ 

@CasusTv9634淺見真言@w3stR6TK6gYaINk：

至少受中共邪教毒害很深，凡中共粉紅均須以她為鑒！

谢选骏指出：推特上的網民大衆，似乎贊成王軍濤的居多。

附錄：《“六四”学运领袖、纽约华裔律师李进进被刺身亡》（紐時中文 JONAH E. BROMWICH 2022年3月16日）報道：

上周，皇后区一名律师与一位年轻客户的会面在混乱中结束。

律师李进进的朋友和同事说，在李进进告诉25岁的客户张晓宁（音）他将不再与其合作后，后者大发雷霆。她威胁他，引起了导致报警的混乱。但66岁的李进进要求警察不要逮捕她。

然后在周一早上，张晓宁带着两把刀回到这家律师事务所。警方和目击者称，她用刀刺入李进进的胸部和颈部，致其死亡。李进进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活动的关键参与者。

张晓宁已被警方逮捕并以谋杀罪起诉。周二无法联系到她和代表她的律师。

天安门广场示威期间，李进进是北京大学宪法学博士生，并成为北京一个在抗议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联合会的法律顾问。

在中国政府镇压示威活动、造成数百甚至数千人死亡后，李进进逃到了他位于武汉的家中。但他后来告诉《新闻日报》记者，当局在那里找到了他，半夜当着他的家人（包括他小儿子在内）的面将他逮捕。

他与许多其他政治犯一起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了近两年。1991年获释后，他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一年，然后在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完成博士学位。

他回到纽约，在那里担任移民律师。根据《新闻日报》的采访，他仍然是一名支持民主的活动家，并梦想回到中国帮助塑造中国的未来。

他的朋友和同事对这次袭击感到震惊。

“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斗士和民主的倡导者，他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结识李进进20多年的同事亚伦·勒本格说。

移民律师、李进进的密友朱伟说，他“一直有一颗善良的心”。

朱伟说，张晓宁告诉他的朋友，她在北京遭到迫害，说她被警察拘留和性侵。与李进进共事的克里斯·李（音）说，他们的律师事务所一直在为张晓宁提供无偿法律援助，她周五曾到过办公室，要求李进进想办法将一张她在联合国大楼前抗议的照片从互联网上删除。

克里斯·李说，当李进进告诉她他做不到时，她变得很愤怒。然后她告诉李进进，她的庇护声明中的一切都是捏造的。之后，李进进告诉她，他将不再代表她。当她威胁他并试图扼住他的喉咙时，他报了警。

警方证实，他们因一名在办公室发生争执的“情绪失常人士”出警，在周五下午5点前不久来到了办公室，没有逮捕任何人。

克里斯·李说，周一早上，李进进到达办公室后不久，张晓宁回到律师事务所，给前台带来了一个蛋糕，并告诉那里的员工，她很感激他们。

她陪着李进进走进他的办公室，员工们很快就听到了尖叫声。克里斯·李说，当他进入办公室时，李进进的脖子和腹部都在流血，而张晓宁则站在他身后。

朱伟说，李进进1955年9月7日出生于武汉，15岁时入伍。之后，他成为一名警察，并在武汉的一所大学主修法律。1985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宪法学专业。在武汉担任教授后，他回到北京攻读博士学位，在学生会中任要职。

“通常到了这个级别意味着他们在政府和党内有着非常光明的未来，”李进进的老朋友顾建中（音）说。“但李进进并没有走那条路。他有自己的想法。”

1989年，成千上万人抗议中国共产党、批评腐败、呼吁民主自由的示威活动开始时，李进进是一名博士生。他曾担任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法律顾问，这是一个与寻求自由的学生站在一起的重要工人组织。

他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期间多次受审，但他告诉朋友和同事，他从未合作。

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学后，他在美国一度过得很艰难，当时他告诉一家报纸，由于英语水平不高，他无法在律师事务所找到工作。他考虑过去餐馆工作。

但不久之后，他进入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就读，并成为了绿湾包装工队的球迷。

他的朋友说，在纽约，他帮助客户获得美国入境许可并致力于支持民主的项目。他是为周勇军辩护的律师之一，这位天安门广场运动的学生领袖2008年被中国当局拘留，并被指控欺诈。他反对中国政府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逮捕政治反对派的做法。朱伟和勒本格说，他还为包括张晓宁在内的许多客户提供无偿服务。

“他帮助了很多曾被中国政府迫害的中国人，”顾建中说。

勒本格说，李进进曾希望少做些法律工作，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的民主活动，用于阅读、写作和行动主义。“如果我做了什么有价值的事，那就是把李进进解放出来，让他做更多的工作，”他说。

谢选骏指出：可憐的進進，大江大海都過來了，卻在陰溝裏翻了船——我還記得2005年大家爲你慶生50大壽的時候，你還是那麽意氣風發……

谢选骏：没有立场还是丧失立场

《美国大选：哈里斯在十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BBC中文 2024-09-02）報道：

8月29日，卡马拉·哈里斯在佐治亚州萨凡纳进行为期两天的竞选巴士之旅期间，在竞选集会上发表讲话。

自从成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现任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凭借有利的民调和充满活力的竞选集会而人气高涨。但是，除了良好的造势气氛之外，卡玛拉·哈里斯在对美国选民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持什么立场？

尽管卡玛拉·哈里斯还没有公开发布全面的竞选纲领，但她担任加州参议员和检察官的经历、2020年总统竞选以及随后在白宫的角色，都暗示了卡玛拉·哈里斯在许多政策领域的立场。

她的一些立场在这些年来发生了变化，即便与她关系密切的人也承认，她有时很难对自己的立场加以界定。

不过，当卡玛拉·哈里斯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民主党总统竞选提名时，她努力将她本人对美国的景愿与共和党对手特朗普进行了对比。

下面是卡玛拉·哈里斯在十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

经济

作为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倡导了多项进步政策，包括有薪家庭假、经济适用房和中低收入家庭的学费豁免。

作为美国副总统，当拜登总统通过重大经济立法（经常被归为“拜登经济学”）时，卡玛拉·哈里斯一直是拜登的合作搭档，其中包括对基础设施和绿色能源的重大投资。

但随着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继续困扰着美国人的钱包，民意调查显示，经济仍然是众多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卡玛拉·哈里斯目前已公布了她的经济计划，包括为首次购房者提供抵押贷款援助、为新生儿父母提供税收抵免优惠，以及禁止杂货店哄抬物价以帮助抑制通胀。

她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民主党提名时表示，她的计划将创造“一个机会经济，让每个人都有机会竞争，并有成功的机会”。

作为民主党候选人首次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卡玛拉·哈里斯表示，“我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尽我们所能支持和强化中产阶级”。

移民

一些移民正穿越格兰德河。

卡玛拉·哈里斯在边境问题上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2020年，在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时，她持有相当进步的立场，比如承诺关闭移民羁押中心。

2021年，拜登总统要求卡玛拉·哈里斯以副总统的身份监督美国在南部边境移民问题上作出的外交努力。

许多共和党人将卡玛拉·哈里斯描绘为“边境沙皇”，但她的具体任务是与中美洲国家合作，找到人们逃往美国的“根本原因”，从而解决这一问题。

作为其努力的一部分，卡玛拉·哈里斯在2023年宣布，她已帮助筹集约30亿美元来投资该地区的社区，这些筹款主要来自私营公司。她希望通过提供更多机会，使移民美国的吸引力降低。

今年早些时候，她协助通过了一项强硬的两党边境安全协议，其中包括将数亿资金用于边境墙建设。

但是，特朗普帮助废掉了这个协议，指责拜登的边境政策造成“每个美国社区的死亡、破坏和混乱”。

卡玛拉·哈里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民主党提名时说，她将“收回被他（特朗普）废掉的两党边境安全法案。我将把它签署为法律”。

在接受CNN采访时，卡玛拉·哈里斯再次透露了她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转变。她说，非法越过美国边境的人“应该承担后果”。

堕胎

默里迪恩计划生育协会的一间手术室，这是爱达荷州为数不多的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之一。

卡玛拉·哈里斯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妇女堕胎的权利。

拜登团队努力将堕胎权作为2024年美国大选的核心议题之一，卡玛拉·哈里斯在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长期以来，她一直倡导在全国范围内保障生育权的立法。

她的这一立场没有改变。

她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的2024年竞选集会上表示，“当国会通过一项生育自由的法律时，作为美国总统，我将签署它成为法律”。

卡玛拉·哈里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民主党提名竞选总统时重申了这一承诺。

卡玛拉·哈里斯是首位参观堕胎诊所的美国副总统。当美国最高法院在2022年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后，她走访了全美各地，就美国越来越多的堕胎禁令发表讲话，并通常谈及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个人自由。

势力强大的拥护选择权（pro-choice）倡导团体，比如“艾米莉名单”（Emilys List）和“全美生殖自由组织”自卡玛拉·哈里斯开始竞选总统以来，已经正式表态支持她。

北约和援助乌克兰

尽管其早期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加州，但自从2017年以参议员身份前往华盛顿之后，卡玛拉·哈里斯更多地参与了全球事务。

作为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曾前往阿富汗、伊拉克、约旦和以色列。

作为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会见了150个国家的领导人并曾前往21个国家访问。

去年，她参加了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表了支持西方安全联盟“北约”的言论，并谴责孤立主义。

她还誓言，“只要需要”，她将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入侵的战争。

卡玛拉·哈里斯在6月份代表美国出席了乌克兰在瑞士召开的“和平峰会”，并在会议上重申了华盛顿的支持。

她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说，在克里姆林宫下令入侵乌克兰的五天前，她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警告他有关俄罗斯的入侵计划”。她指出，她随后“帮助动员了全球（对此）的回应”。

卡玛拉·哈里斯在演讲中还承诺，将确保“美国赢得21世纪的竞争，而非中国”，并称“我们将强化我们的全球领导地位，而非放弃”。

以色列和加沙战争

卡玛拉·哈里斯长期以来倡导“两国方案”，并呼吁结束加沙战争（图为以军攻击后加法被摧毁的建筑）。

卡玛拉·哈里斯长期以来倡导“两国方案”，并呼吁结束加沙战争。

卡玛拉·哈里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中表示，作为总统，她将确保“以色列安全，人质获释，加沙苦难结束，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实现尊严、安全、自由和自决的权利”。

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比起拜登，卡玛拉·哈里斯更愿意在以色列-加沙战争期间批评以色列。

她是最早呼吁“立即停火”的拜登政府成员之一，并对“巴勒斯坦人的人道主义灾难”表示担忧，她还指责以色列应结束冲突。

当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7月访问华盛顿时，卡玛拉·哈里斯与他举行了所谓的“坦诚和建设性”会谈。

卡玛拉·哈里斯说，她告诉内塔尼亚胡，她对加沙的人员伤亡和以色列自卫的方式感到“严重关切”。

她在白宫与内塔尼亚胡进行面对面会谈后说，“是时候结束这场战争了。”

然而，她并不支持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而这正是美国一些左翼人士所呼吁的。

卡玛拉·哈里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她将“永远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我将永远确保以色列有能力自卫”。

卡玛拉·哈里斯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她处理以色列-加沙战争的方式不会偏离拜登总统的方针，拜登总统的重点是确保达成停火协议。

她说：“这场战争必须结束，我们必须达成一项关于解救人质的协议。”

税收

2017年，在担任参议员期间，卡玛拉·哈里斯表态支持多项累进税计划，她与伯尼·桑德斯共同提出一项法案，试图通过提高投资税率来扩大老年人的社会保障。

2019年，作为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支持将企业税率从21%提高到35%。

卡玛拉·哈里斯的提议比拜登总统提出的更加激进，后者提出将比例提高到28%。卡玛拉·哈里斯也支持拜登总统的提议。

一位竞选官员告诉BBC，卡玛拉·哈里斯将继续支持拜登总统的提议，即不对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美国人加税。

卡玛拉·哈里斯在接受民主党总统大选提名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她将“通过一项中产阶级减税计划，使超过一亿美国人受益”，不过有关计划的细节仍然相当少。

卫生保健

一名患者正在西弗吉尼亚州伯顿一个县社区健康中心抽血化验。

作为美国加州总检察长时，卡玛拉·哈里斯和她的办公室经常利用反垄断法来阻止保险公司、医院和制药公司提高客户成本。

成为美国参议员并随后成为2020年总统候选人时，她的观点比拜登更进一步——支持扩大美国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公共资助的医疗保健计划。

“联邦医疗保险”是美国政府资助的医疗保健计划，涵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和年龄小一些的残疾人。

卡玛拉·哈里斯此前曾支持“全民医疗保险”（Medicare for All），这项政策将允许所有美国人使用该系统。在拜登担任总统之前，这一立场受到许多进步民主党人的欢迎。

同一时期，卡玛拉·哈里斯还支持取消私人医疗保险，但随后部分收回该说法。她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发布了一项计划，该计划指美国有望在十年内提供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但不会完全取消私人保险公司。

现在情况并非如此。她的竞选团队告诉BBC，作为总统，她将来不会推动单一付款人制度。

在卡玛拉·哈里斯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白宫降低了处方药成本，将胰岛素价格限制在35美元，允许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就药品价格进行协商，并限制联邦医疗保险药物承保的自付费用。

卡玛拉·哈里斯在竞选过程中还表示，她希望消除美国人数十亿美元的医疗债务。并补充说，如果当选，她将在这个问题上与各个州合作，尽管该计划的细节仍很薄弱。

打击犯罪

卡玛拉·哈里斯的职业生涯始于起诉虐待儿童者和性贩运者，她后来当选为旧金山地区检察官，再后来当选为加州总检察长。

卡玛拉·哈里斯的总检察长办公室提高了定罪率，特别是暴力犯罪的定罪率，但这一段历史引来了进步左派的批评，他们有时为卡玛拉·哈里斯贴上“警察”的标签。

与此同时，右翼人士则指责卡玛拉·哈里斯对犯罪行为软弱，尽管这与她的相关记录自相矛盾。作为一名检察官，卡玛拉·哈里斯拒绝对杀害警察的人寻求死刑；但作为加州总检察长，她为加州继续适用死刑的权力而奋斗。

卡玛拉·哈里斯还利用自己作为检察官的经历与其对手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因非法影响2016年选举的“封口费”案而被判34项罪名成立。

卡玛拉·哈里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到了特朗普被定罪：特朗普“被普通美国人组成的陪审团判定犯有欺诈罪。此外，还被判对性虐待负有责任”。

气候变化

卡玛拉·哈里斯在佐治亚州萨凡纳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发表讲话。

卡玛拉·哈里斯长期以来主张制定严厉的法律来保护环境。

作为一名检察官，卡玛拉·哈里斯为加州的气候法辩护，并对破坏环境的石油公司提出起诉。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她呼吁通过“绿色新政”制定气候变化政策，其中一些政策在现任政府领导下已取得成果。

在2019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办的总统电视辩论中，她曾表示“毫无疑问，我赞成禁止压裂开采”。压裂开采是一种从页岩中开采天然气和石油的技术。但自从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以来，她的立场发生了转变。

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首次接受采访时，卡玛拉·哈里斯对CNN表示，她现在不支持禁止压裂开采。

在解释其政策转变时，卡玛拉·哈里斯表示，她已经了解到“我们可以增长，我们可以在不禁止压裂开采的情况下增加繁荣的清洁能源经济”。

作为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帮助通过了《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该法案已为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税收抵免和退税计划注入了数千亿美元。

去年，她在一次演讲中说，那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气候投资”，并强调需要防范极端天气。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提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卡玛拉·哈里斯只是简单提到了气候问题，包括“呼吸清洁空气、饮用清洁水的自由，以及远离加剧气候危机的污染的自由”。

枪支法

卡玛拉·哈里斯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一直支持枪支安全法案，当加州的枪支法面临法律挑战时，作为加州总检察长，她成功地捍卫了该法。

作为美国副总统，她负责监督白宫枪支暴力预防办公室的工作，并于今年早些时候宣布设立资源中心，支持“红旗法”（Red-Flag Law）的实施。“红旗法”又称极端风险保护令法，旨在防止那些可能伤害自己和他人的个人购买或拥有任何类型枪支。

卡玛拉·哈里斯还鼓励各州利用拜登-哈里斯政府为危机干预计划提供的7.5亿美元联邦资金。

網民嚎叫：

茵芯 发表评论于 2024-09-02 18:49:47

她没有川普身上的流氓无赖作风是真。

ifox 发表评论于 2024-09-02 18:11:00

她就是个十足臭不要脸到女骗子！

jidushan 发表评论于 2024-09-02 13:40:53

我信你个鬼！别的不说，就其言行和与哈马斯支持者的互动而言，哈以战争贺锦鸡绝对站在哈马斯一面。连内塔尼亚胡在国会演讲她都拒绝出席，就是效法当年佩老妖婆在国会撕川普的演讲稿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谢选骏指出：人問——“美国大选：哈里斯在十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我看——一個總統候選人，搞了半天大家都還不懂哈里斯在十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這是“没有立场”还是“丧失立场”？人不可能没有立场，但是爲了選上總統，丧失立场很有可能。

谢选骏：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宗教

《深圳日本人學校男童遇害後 在日華人反思「仇日教育」》（BBC 2024年10月2日）報道：

「早晨在東京地鐵裏聽說這個小孩去世的消息，我們都蒙圈了（不知所措）。」目前生活在日本的中國維權律師伍雷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說。得悉10歲的日本學校男童在深圳遇害的消息後，他與一些在日本的華人社群9月18日當晚便自發舉行了悼念活動。

然而，這場單純的悼念活動也在網絡上引來了質疑與批評，「有人問我們是不是要討好日本人，也有人罵我們是漢奸。」

上月18日，正值「九一八事件」93週年，深圳日本人學校一名10歲男童在上學途中，遭到一名中國男子持刀襲擊，翌日搶救無效而身亡。日本社會對事件高度關注，事發後深圳有不少中國民眾到學校門口獻花。這是繼今年6月24日蘇州日本人學校持刀襲擊案後，第二宗針對日本人的襲擊事件，兩起事件中都有人死亡。

深圳襲擊事件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多次強調事件為個案，並指類似案件在任何國家都有可能發生。日本即將上任的新首相石破茂日前參加日本富士電視節目時，表示中國政府至今仍未公布殺人疑犯的犯案動機，亦對中方事前沒有妥善管控反日言論感到不滿和憤怒。

中國「十一」國慶前夕，有海外華人社群發起「航向愛與和平」的響應行動，呼籲透過線上以及線下的行動追悼逝去的生命，並以此反思不同民族身份帶來的隔絕、冷漠和敵對。對於接連發生的刺殺日本人事件，有學者分析認為，這是過去多年中國官方歷史教育中，灌輸的「仇日」及「仇恨教育」種下的結果，與愛國教育下的民族主義息息相關。

「仇恨教育」下的反日情結

目前居住於東京的「90後」小夏（化名）告訴BBC中文，得悉日本男童在深圳遇害的事件時，「第一感覺是，前三個月發生的事情，怎麼又發生了？」

震驚過後，他又覺得這個事情在中國發生並不特別意外，「從小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在教育下造成普通人的仇日情結跟情緒，比如強調南京大屠殺。」

小夏直言，在過去的愛國教育之下，自己曾經是一名小粉紅。 2012年，因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的主權問題，中國多個城市爆發反日示威遊行，當時是中學生的小夏也曾經想過要去參加，「剛在學校學完仇日教育，那時除非是家庭教育非常好、父母會給你正確的引導，不然被學校教出來的可能大部分都是比較偏反日情結。」

有人認為，中國長年灌輸的「仇日」及「仇恨教育」導致了極端行為的出現。

後來，透過網絡汲收更多不同角度的資訊過後，看到在官方意識形態以外的角度，他形容那個過程是「粉紅的醒悟」。他認為，目前這些針對日本人的襲擊與殺害，背後都有政治因素，「這些都是民族主義造成的」。相比起參與悼念，小夏表示，他更希望能夠以中國人的身份站出來表達自己的立場，「主要想表達反對民族主義，反對『仇恨教育』」。

日本東京大學現代中國研究學者阿古智子教授告訴BBC中文，約20前她曾經在上海留學，「當時也有所謂的『反日教育』」，當時她亦曾跟當地的學生一起看過抗日電影，她認為大約2000年左右，中國氣氛比較寬鬆，容許從各方面的角度去討論歷史。「可以批判官方的歷史內容，對我來說也是比較有意思的，那個時代是可以溝通的。」

到了近年，隨著各種言論空間的收窄，阿古智子坦言能夠討論的空間亦變得愈來愈少，「只有官方允許的空間，這樣的狀態是非常不理想的。」她表示，愛國教育本身亦跟歷史教育息息相關，在學童還未培養成熟的思考能力時，這種教育容易造成仇恨的心理，並且簡化地去對某個國家或地方的人作出認知。她認為目前中國的歷史教育情況很嚴重，在未經過思考去接受官方論述的情況下，中日關係只會更加惡劣，「這個狀態很危險。」

「我們從小看的電影就是《鬼子來了》那一種，」伍雷表示，過去中國有很多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藝術創作，以此宣傳仇日的信息，「如果僅允許那些痛恨日本的人創作，但不允許歷史工作者、專家做普及性教育，那就是一種政治上的誤導。」

9月24日，在中國外交部的記者會上，當被問及日本男童在深圳遇刺事件與中國社交媒體上的「反日言論」有沒有關連的時候，外交部發言人林劍稱中國沒有所謂「仇日教育」。

不會憎恨中國，也不會憎恨日本

事件發生之後，網絡上流傳一封遇害男童父親的信件，署名為小山純平。這封在網絡上被廣泛轉載的公開信稱，遇害男童航平的母親為中國人，「他擁有日本和中國兩國根源的事實不會改變」。信中表示，既不會憎恨中國，也不會憎恨日本，唯一的願望是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這封源自微信公眾號的信被眾多中文媒體引用和報道，但均無法核實作者身份，BBC中文目前也無法獨立核實此事。

在日本生活了26年的小島芝竹讀完這封網傳的信件後，在網絡上寫下了《一位嫁給日本人的中國女子來信》，以自己在日本生活的經驗，來解釋為何她相信這封信是真的。然而，信件在中國的互聯絡上迅速被刪，她對此感到不解：「一個外國人非常純樸地表現自己對孩子的感情的一封信也能被刪掉，是違反人性。」

遇害男童據報是中日混血兒，同樣有著中日混血兒孩子的小島芝竹，在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表示，得悉事件的時候心情非常沉重。除了參與悼念活動外，她也具名簽署了一份「部分在日中國人關於深圳918日籍學童遇襲事件的聯署聲明」。聯署信中表明，中國長期以來盛行的極端民族主義及仇恨教育，遮蔽了一部分中國人對日本的認知，甚至放縱了蒙昧與罪惡。

小島芝竹說，她的文章刊登在網絡之後，也有收到過一些惡意的留言，「有一個人留言說，不過死了一個日本人，你們哭什麼喪。」對於這樣的留言，她說是「能夠想像」，無論是在微博或者微信上面，她都看到這樣的聲音，「完全是被仇恨養大的那種意識。」

然而，作為70後的小島芝竹表示，她在1980年代接受教育的時候，當時的仇日氣氛並不像今天來得那麼濃烈。 1984年，受到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邀請，有3000名日本青年對中國進行了歷史性的訪問，並舉辦中日青年友好聯歡的盛大活動，「我是有參加過這個活動的，我是手拿鮮花去說歡迎的小隊員之一」。

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正式建交，簽訂《中日聯合聲明》，被視為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開始。 1978年，兩國進一步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對於中日之間的關係，鄧小平稱「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到了2001年後，小泉純一郎上任日本首相，因其參拜靖國神社而令中日關係惡化，隨後中日之間的關係時好時壞。

在後安倍晉三時代，近年中日關係再度出現緊張跡象，而中國國內的反日情緒亦更加高漲，多宗針對日本相關的社會事件相繼引發社會爭議，如2022年的蘇州和服事件、中國爆發的反「夏日祭」浪潮等，而安倍晉三遇刺身亡之後，中國互聯網上亦有不少網民幸災樂禍。

直到今年，中國國內相繼出現了針對日本人的暴力犯罪事件，作為身處日本的中國人，在深圳男童遇害事件之後，伍雷感到慚愧與尷尬，「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做。"

後續反應

深圳襲擊事件發生之後，引起了在華日本人社群的擔憂及恐慌。日本傳媒報道，松下公司亦在事後公布所有駐中國的員工及家屬可以暫時回國，一切費用由公司支付。一些在中國的日本人亦擔憂會成下一個被襲擊的對象。

據日本外務省於2023年發佈的海外日籍人數調查統計顯示，2022年在中國生活的日本人比2021年減少5%，降至10.2萬人，是近20年最少。有分析指，這跟近年中日關係緊張、疫情防控、反間諜法等因素有關。

曾經在深圳工作過的小夏表示，對這件事情發生在深圳感到比較意外，「深圳是一座只看重自身利益的城市，相對於其他北部紅色城市來說，大部分生活在這裏的人偏政治冷感，仇日情緒也不算很嚴重，對外國人算是相對友好。」他說以前供職的公司外國人很多，當時也不太感覺到大家有這種擔心。

事件亦引起日本社會與政界高度關注，據共同社報導，中國外長王毅上月23日在美國紐約應約會見日本外相上川陽子時，上川陽子要求中方向日方給出明確說明，並防止事件再次重演、早日查明包括疑犯動機在內的事實真相，就此作出嚴正處罰，並指中國的社交媒體「毫無根據、性質惡劣的反日帖子」直接髮展成了威脅兒童安全的事態。王毅則表達日方應冷靜看待，避免政治化。

中國官方為此事在多個場合否認存在「仇日教育」，並試圖從外交層面上為此事引發的情緒降溫，但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節似乎並未平息。

根據多家媒體報道，深圳日本人學校學生遇刺後，一個微信名稱為「黃如一」的人在微信群聊中稱，「殺個小孩多大事兒。」四川省農業農村廳工作人員向鳳凰網確認，網傳聊天截圖中的黃如一是四川省農村能源發展中心副主任。公開信息則顯示黃目前擔任該省農村能源發展中心副主任，掛職甘孜州新龍縣委常委、副縣長。

相較於在華日本人的擔憂，在日華人表示較難以察覺到日本社會的反應及氣氛，通常是在網絡社交平台上，才有一些比較右翼的聲音出現。伍雷說：「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其實感受不到別人的反應，因為日本是一個非常內斂的國家」。但他也有留意到日本網民在網上表達對於中國不滿意的聲音，「有謾罵的、也有叫中國人滾回去的，在日本的華人要小心的帖子，但也僅此而已」。

阿古智子認為，日本的大多數人都是傾向沉默，在日常生活當中並不會作太多的談論。在事情發生之後，」很多人對於中國的印象惡化了，不太了解中國的人更容易覺得中國是很危險、可怕的地方。「阿古智子認為，近幾年來日本社會對華的感情一直在惡化，除了官方的關係之外，中國網絡上的反日言論也會帶來負面影響。

日本非營利組織「言論NPO」去年發表一年一度的「日中共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92.2%日本受訪者對中國「印象不好」，比2022年上升4.9%；而62%中國受訪者對日本「印象不好」，較前一年結果相約。

在東京生活了兩年多的小夏，直言在日本沒有遭受過太多不友善的對待，「在我個人層面基本上是沒有，」但他有留意到近年日本社會亦有一些針對其他民族的行為，例如之前有日本餐廳宣佈禁止中國人及韓國人消費，「是挺多的，但不是針對我一個人……這是因為中日關係不好而導致的」。

就在中國「十一」國慶前夕，海外華人社群包括「for Little Hangping」（「為了小航平」）、莽莽、低音發起了名為」航向愛與和平「的響應行動，呼籲進行線上的集體行動，包括給航平畫一隻昆蟲、給航平的父母寫一封回信、終結仇恨教育等。

活動發起者表示：「我們不願中國這片土壤培育出下一個『偶發』的暴力事件，也希望海外的中國移民能夠聯合起來反對種族歧視和仇恨犯罪——無論身在何處，我們永遠不知道，『無差別襲擊』的厄運會不會降臨到自己身上。」

谢选骏指出：人説“深圳日本人學校男童遇害後，在日華人反思「仇日教育」”——我看“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宗教”，所以在“單一民族的國家”那裏會更嚴重。其結果，就是日本、朝鮮、德國、意大利這些所謂“單一民族國家”就形成了極端民族主義或曰法西斯主義，挑起了世界大戰。

《小知识：庆祝国庆也是来自西方文化》（文章来源: 风灵 2024-10-02）報道：

近些年，一到圣诞节之类的“洋节日”，就有不少人嚷嚷着要抵制，理由是要抵制西方文化。但其实，不仅圣诞节，元旦、五一节、儿童节、三八节等等都是来自于西方，甚至庆祝国庆也是来自西方的文化。

国庆日的英文为“National Day”，由“national”（国家的）和“day”（日子、节日）组成，直译为“国家的日子”，即指一个与国家密切相关具有代表意义的日子。现代很多国家都有固定的国庆日，是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的重要象征。

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国家庆典，但并非每年都举行，通常是特殊的情况下才举办。庆典一般围绕皇帝、朝廷以及重大事件展开，主要包括皇帝登基大典、皇帝寿辰、庆祝军事胜利和一些国家重大事件，如迁都或修成重要工程之类。即使是皇帝寿辰，也不是每年全国上下都大肆庆祝，很多时候只是皇家庆典，主要是朝臣、贵族和皇室成员参与。这些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庆日。

近代西方以前的王权时代，也没有国庆日即National Day 的概念。比如在旧制度（Ancien Régime）时期，法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国王是国家的象征，不需要像现代国庆日那样的节日来庆祝国家的成立或统一。和古代中国类似，旧制度下，法国的节庆主要与宗教节日和皇室庆典相关，如国王的加冕典礼、皇室婚礼、皇族的生日、军事胜利等。这些庆典活动不是为了纪念国家，而是为了巩固王权和展现皇室的威严与荣耀。

现代意义上的国庆日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当时是独立运动、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

美国是最早设立国庆日的国家之一。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签署，标志着美国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美国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从独立后早期就开始举行，并逐渐发展为国民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美国独立日成为了国庆日的典范，鼓舞了后来许多国家的独立运动和现代国庆日的设立。

法国的国庆日“巴士底日”是纪念1789年7月14日的巴士底狱起义。这一事件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象征，代表了推翻旧制度、建立共和制的历史转折。巴士底日1880年被正式定为法国的国庆日，并成为纪念民主、自由和共和国的象征。

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在19世纪初相继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中独立。这些国家设立了自己的国庆日，纪念独立宣言或决定性战役。例如，墨西哥的国庆日定在1810年9月16日，纪念独立战争的开始；阿根廷的国庆日是5月25日，纪念1810年的五月革命。

19世纪，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许多欧洲国家在获得独立或确立现代国家制度后，也开始设立国庆日。比如，挪威的国庆日是5月17日，纪念该国1814年通过了宪法；希腊的国庆日是3月25日，纪念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的开始。

英国因其历史原因，没有国庆节。其国家形成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不是由某个独立或建国事件所决定的，所以没有一个具体的日期来纪念这样的历史时刻。

原属英国殖民地的加拿大，国庆节是 7月1日，以前称为“Dominion Day”（自治领日），纪念 1867年7月1日《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通过，标志着加拿大作为联邦正式成立。这部法案将新不伦瑞克省、新斯科舍省、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统一为一个联邦，并确立了加拿大自治领（Dominion of Canada）的基础。1982年，加拿大国会通过立法，将“自治领日”正式更名为“加拿大日”（Canada Day）。

而同样曾为英国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国庆日是 1月26日，称为 “Australia Day”（澳大利亚日），纪念 1788年1月26日英国第一舰队在悉尼湾登陆并正式建立了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地。

西方这种国庆日的传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入中国。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将国庆日定为每年的10月10日，称为“双十节”，以纪念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这场起义是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开端。而现在中国的国庆日是10月1日，是因为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10月1日就被正式确定为中国的国庆日。

可见，“国庆”作为西方历史文化的产物，传入中国满打满算也就一百多年。当然这不稀奇，因为连“民族国家”，“国家主权”“独立”之类概念也都是来自西方。

谢选骏指出：人説“庆祝国庆也是来自西方文化”——我看所謂的“庆祝国庆”，就是一個民族主义的宗教崇拜儀式。所以，共產黨經常在“國慶”前夕大肆處決人質，就是上演“殺人祭祀”的邪教儀式——大家小巷佈滿了紅叉的佈告，驗證“紅色恐怖萬歲”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就是猶太人轉移民族壓力的毒門訣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