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日本人學校男童遇害後 在日華人反思「仇日教育」》(BBC 2024年10月2日)報道:
「早晨在東京地鐵裏聽說這個小孩去世的消息,我們都蒙圈了(不知所措)。」目前生活在日本的中國維權律師伍雷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說。得悉10歲的日本學校男童在深圳遇害的消息後,他與一些在日本的華人社群9月18日當晚便自發舉行了悼念活動。
然而,這場單純的悼念活動也在網絡上引來了質疑與批評,「有人問我們是不是要討好日本人,也有人罵我們是漢奸。」
上月18日,正值「九一八事件」93週年,深圳日本人學校一名10歲男童在上學途中,遭到一名中國男子持刀襲擊,翌日搶救無效而身亡。日本社會對事件高度關注,事發後深圳有不少中國民眾到學校門口獻花。這是繼今年6月24日蘇州日本人學校持刀襲擊案後,第二宗針對日本人的襲擊事件,兩起事件中都有人死亡。
深圳襲擊事件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多次強調事件為個案,並指類似案件在任何國家都有可能發生。日本即將上任的新首相石破茂日前參加日本富士電視節目時,表示中國政府至今仍未公布殺人疑犯的犯案動機,亦對中方事前沒有妥善管控反日言論感到不滿和憤怒。
中國「十一」國慶前夕,有海外華人社群發起「航向愛與和平」的響應行動,呼籲透過線上以及線下的行動追悼逝去的生命,並以此反思不同民族身份帶來的隔絕、冷漠和敵對。對於接連發生的刺殺日本人事件,有學者分析認為,這是過去多年中國官方歷史教育中,灌輸的「仇日」及「仇恨教育」種下的結果,與愛國教育下的民族主義息息相關。
「仇恨教育」下的反日情結
目前居住於東京的「90後」小夏(化名)告訴BBC中文,得悉日本男童在深圳遇害的事件時,「第一感覺是,前三個月發生的事情,怎麼又發生了?」
震驚過後,他又覺得這個事情在中國發生並不特別意外,「從小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在教育下造成普通人的仇日情結跟情緒,比如強調南京大屠殺。」
小夏直言,在過去的愛國教育之下,自己曾經是一名小粉紅。 2012年,因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的主權問題,中國多個城市爆發反日示威遊行,當時是中學生的小夏也曾經想過要去參加,「剛在學校學完仇日教育,那時除非是家庭教育非常好、父母會給你正確的引導,不然被學校教出來的可能大部分都是比較偏反日情結。」
有人認為,中國長年灌輸的「仇日」及「仇恨教育」導致了極端行為的出現。
後來,透過網絡汲收更多不同角度的資訊過後,看到在官方意識形態以外的角度,他形容那個過程是「粉紅的醒悟」。他認為,目前這些針對日本人的襲擊與殺害,背後都有政治因素,「這些都是民族主義造成的」。相比起參與悼念,小夏表示,他更希望能夠以中國人的身份站出來表達自己的立場,「主要想表達反對民族主義,反對『仇恨教育』」。
日本東京大學現代中國研究學者阿古智子教授告訴BBC中文,約20前她曾經在上海留學,「當時也有所謂的『反日教育』」,當時她亦曾跟當地的學生一起看過抗日電影,她認為大約2000年左右,中國氣氛比較寬鬆,容許從各方面的角度去討論歷史。「可以批判官方的歷史內容,對我來說也是比較有意思的,那個時代是可以溝通的。」
到了近年,隨著各種言論空間的收窄,阿古智子坦言能夠討論的空間亦變得愈來愈少,「只有官方允許的空間,這樣的狀態是非常不理想的。」她表示,愛國教育本身亦跟歷史教育息息相關,在學童還未培養成熟的思考能力時,這種教育容易造成仇恨的心理,並且簡化地去對某個國家或地方的人作出認知。她認為目前中國的歷史教育情況很嚴重,在未經過思考去接受官方論述的情況下,中日關係只會更加惡劣,「這個狀態很危險。」
「我們從小看的電影就是《鬼子來了》那一種,」伍雷表示,過去中國有很多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藝術創作,以此宣傳仇日的信息,「如果僅允許那些痛恨日本的人創作,但不允許歷史工作者、專家做普及性教育,那就是一種政治上的誤導。」
9月24日,在中國外交部的記者會上,當被問及日本男童在深圳遇刺事件與中國社交媒體上的「反日言論」有沒有關連的時候,外交部發言人林劍稱中國沒有所謂「仇日教育」。
不會憎恨中國,也不會憎恨日本
事件發生之後,網絡上流傳一封遇害男童父親的信件,署名為小山純平。這封在網絡上被廣泛轉載的公開信稱,遇害男童航平的母親為中國人,「他擁有日本和中國兩國根源的事實不會改變」。信中表示,既不會憎恨中國,也不會憎恨日本,唯一的願望是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這封源自微信公眾號的信被眾多中文媒體引用和報道,但均無法核實作者身份,BBC中文目前也無法獨立核實此事。
在日本生活了26年的小島芝竹讀完這封網傳的信件後,在網絡上寫下了《一位嫁給日本人的中國女子來信》,以自己在日本生活的經驗,來解釋為何她相信這封信是真的。然而,信件在中國的互聯絡上迅速被刪,她對此感到不解:「一個外國人非常純樸地表現自己對孩子的感情的一封信也能被刪掉,是違反人性。」
遇害男童據報是中日混血兒,同樣有著中日混血兒孩子的小島芝竹,在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表示,得悉事件的時候心情非常沉重。除了參與悼念活動外,她也具名簽署了一份「部分在日中國人關於深圳918日籍學童遇襲事件的聯署聲明」。聯署信中表明,中國長期以來盛行的極端民族主義及仇恨教育,遮蔽了一部分中國人對日本的認知,甚至放縱了蒙昧與罪惡。
小島芝竹說,她的文章刊登在網絡之後,也有收到過一些惡意的留言,「有一個人留言說,不過死了一個日本人,你們哭什麼喪。」對於這樣的留言,她說是「能夠想像」,無論是在微博或者微信上面,她都看到這樣的聲音,「完全是被仇恨養大的那種意識。」
然而,作為70後的小島芝竹表示,她在1980年代接受教育的時候,當時的仇日氣氛並不像今天來得那麼濃烈。 1984年,受到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邀請,有3000名日本青年對中國進行了歷史性的訪問,並舉辦中日青年友好聯歡的盛大活動,「我是有參加過這個活動的,我是手拿鮮花去說歡迎的小隊員之一」。
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正式建交,簽訂《中日聯合聲明》,被視為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開始。 1978年,兩國進一步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對於中日之間的關係,鄧小平稱「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到了2001年後,小泉純一郎上任日本首相,因其參拜靖國神社而令中日關係惡化,隨後中日之間的關係時好時壞。
在後安倍晉三時代,近年中日關係再度出現緊張跡象,而中國國內的反日情緒亦更加高漲,多宗針對日本相關的社會事件相繼引發社會爭議,如2022年的蘇州和服事件、中國爆發的反「夏日祭」浪潮等,而安倍晉三遇刺身亡之後,中國互聯網上亦有不少網民幸災樂禍。
直到今年,中國國內相繼出現了針對日本人的暴力犯罪事件,作為身處日本的中國人,在深圳男童遇害事件之後,伍雷感到慚愧與尷尬,「我們都不知道怎麼做。"
後續反應
深圳襲擊事件發生之後,引起了在華日本人社群的擔憂及恐慌。日本傳媒報道,松下公司亦在事後公布所有駐中國的員工及家屬可以暫時回國,一切費用由公司支付。一些在中國的日本人亦擔憂會成下一個被襲擊的對象。
據日本外務省於2023年發佈的海外日籍人數調查統計顯示,2022年在中國生活的日本人比2021年減少5%,降至10.2萬人,是近20年最少。有分析指,這跟近年中日關係緊張、疫情防控、反間諜法等因素有關。
曾經在深圳工作過的小夏表示,對這件事情發生在深圳感到比較意外,「深圳是一座只看重自身利益的城市,相對於其他北部紅色城市來說,大部分生活在這裏的人偏政治冷感,仇日情緒也不算很嚴重,對外國人算是相對友好。」他說以前供職的公司外國人很多,當時也不太感覺到大家有這種擔心。
事件亦引起日本社會與政界高度關注,據共同社報導,中國外長王毅上月23日在美國紐約應約會見日本外相上川陽子時,上川陽子要求中方向日方給出明確說明,並防止事件再次重演、早日查明包括疑犯動機在內的事實真相,就此作出嚴正處罰,並指中國的社交媒體「毫無根據、性質惡劣的反日帖子」直接髮展成了威脅兒童安全的事態。王毅則表達日方應冷靜看待,避免政治化。
中國官方為此事在多個場合否認存在「仇日教育」,並試圖從外交層面上為此事引發的情緒降溫,但中國民間的仇日情節似乎並未平息。
根據多家媒體報道,深圳日本人學校學生遇刺後,一個微信名稱為「黃如一」的人在微信群聊中稱,「殺個小孩多大事兒。」四川省農業農村廳工作人員向鳳凰網確認,網傳聊天截圖中的黃如一是四川省農村能源發展中心副主任。公開信息則顯示黃目前擔任該省農村能源發展中心副主任,掛職甘孜州新龍縣委常委、副縣長。
相較於在華日本人的擔憂,在日華人表示較難以察覺到日本社會的反應及氣氛,通常是在網絡社交平台上,才有一些比較右翼的聲音出現。伍雷說:「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其實感受不到別人的反應,因為日本是一個非常內斂的國家」。但他也有留意到日本網民在網上表達對於中國不滿意的聲音,「有謾罵的、也有叫中國人滾回去的,在日本的華人要小心的帖子,但也僅此而已」。
阿古智子認為,日本的大多數人都是傾向沉默,在日常生活當中並不會作太多的談論。在事情發生之後,」很多人對於中國的印象惡化了,不太了解中國的人更容易覺得中國是很危險、可怕的地方。「阿古智子認為,近幾年來日本社會對華的感情一直在惡化,除了官方的關係之外,中國網絡上的反日言論也會帶來負面影響。
日本非營利組織「言論NPO」去年發表一年一度的「日中共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92.2%日本受訪者對中國「印象不好」,比2022年上升4.9%;而62%中國受訪者對日本「印象不好」,較前一年結果相約。
在東京生活了兩年多的小夏,直言在日本沒有遭受過太多不友善的對待,「在我個人層面基本上是沒有,」但他有留意到近年日本社會亦有一些針對其他民族的行為,例如之前有日本餐廳宣佈禁止中國人及韓國人消費,「是挺多的,但不是針對我一個人……這是因為中日關係不好而導致的」。
就在中國「十一」國慶前夕,海外華人社群包括「for Little Hangping」(「為了小航平」)、莽莽、低音發起了名為」航向愛與和平「的響應行動,呼籲進行線上的集體行動,包括給航平畫一隻昆蟲、給航平的父母寫一封回信、終結仇恨教育等。
活動發起者表示:「我們不願中國這片土壤培育出下一個『偶發』的暴力事件,也希望海外的中國移民能夠聯合起來反對種族歧視和仇恨犯罪——無論身在何處,我們永遠不知道,『無差別襲擊』的厄運會不會降臨到自己身上。」
谢选骏指出:人説“深圳日本人學校男童遇害後,在日華人反思「仇日教育」”——我看“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宗教”,所以在“單一民族的國家”那裏會更嚴重。其結果,就是日本、朝鮮、德國、意大利這些所謂“單一民族國家”就形成了極端民族主義或曰法西斯主義,挑起了世界大戰。
《小知识:庆祝国庆也是来自西方文化》(文章来源: 风灵 2024-10-02)報道:
近些年,一到圣诞节之类的“洋节日”,就有不少人嚷嚷着要抵制,理由是要抵制西方文化。但其实,不仅圣诞节,元旦、五一节、儿童节、三八节等等都是来自于西方,甚至庆祝国庆也是来自西方的文化。
国庆日的英文为“National Day”,由“national”(国家的)和“day”(日子、节日)组成,直译为“国家的日子”,即指一个与国家密切相关具有代表意义的日子。现代很多国家都有固定的国庆日,是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的重要象征。
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国家庆典,但并非每年都举行,通常是特殊的情况下才举办。庆典一般围绕皇帝、朝廷以及重大事件展开,主要包括皇帝登基大典、皇帝寿辰、庆祝军事胜利和一些国家重大事件,如迁都或修成重要工程之类。即使是皇帝寿辰,也不是每年全国上下都大肆庆祝,很多时候只是皇家庆典,主要是朝臣、贵族和皇室成员参与。这些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庆日。
近代西方以前的王权时代,也没有国庆日即National Day 的概念。比如在旧制度(Ancien Régime)时期,法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国王是国家的象征,不需要像现代国庆日那样的节日来庆祝国家的成立或统一。和古代中国类似,旧制度下,法国的节庆主要与宗教节日和皇室庆典相关,如国王的加冕典礼、皇室婚礼、皇族的生日、军事胜利等。这些庆典活动不是为了纪念国家,而是为了巩固王权和展现皇室的威严与荣耀。
现代意义上的国庆日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当时是独立运动、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
美国是最早设立国庆日的国家之一。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签署,标志着美国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美国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从独立后早期就开始举行,并逐渐发展为国民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美国独立日成为了国庆日的典范,鼓舞了后来许多国家的独立运动和现代国庆日的设立。
法国的国庆日“巴士底日”是纪念1789年7月14日的巴士底狱起义。这一事件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象征,代表了推翻旧制度、建立共和制的历史转折。巴士底日1880年被正式定为法国的国庆日,并成为纪念民主、自由和共和国的象征。
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在19世纪初相继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中独立。这些国家设立了自己的国庆日,纪念独立宣言或决定性战役。例如,墨西哥的国庆日定在1810年9月16日,纪念独立战争的开始;阿根廷的国庆日是5月25日,纪念1810年的五月革命。
19世纪,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许多欧洲国家在获得独立或确立现代国家制度后,也开始设立国庆日。比如,挪威的国庆日是5月17日,纪念该国1814年通过了宪法;希腊的国庆日是3月25日,纪念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的开始。
英国因其历史原因,没有国庆节。其国家形成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不是由某个独立或建国事件所决定的,所以没有一个具体的日期来纪念这样的历史时刻。
原属英国殖民地的加拿大,国庆节是 7月1日,以前称为“Dominion Day”(自治领日),纪念 1867年7月1日《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通过,标志着加拿大作为联邦正式成立。这部法案将新不伦瑞克省、新斯科舍省、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统一为一个联邦,并确立了加拿大自治领(Dominion of Canada)的基础。1982年,加拿大国会通过立法,将“自治领日”正式更名为“加拿大日”(Canada Day)。
而同样曾为英国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国庆日是 1月26日,称为 “Australia Day”(澳大利亚日),纪念 1788年1月26日英国第一舰队在悉尼湾登陆并正式建立了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地。
西方这种国庆日的传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入中国。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将国庆日定为每年的10月10日,称为“双十节”,以纪念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这场起义是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开端。而现在中国的国庆日是10月1日,是因为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10月1日就被正式确定为中国的国庆日。
可见,“国庆”作为西方历史文化的产物,传入中国满打满算也就一百多年。当然这不稀奇,因为连“民族国家”,“国家主权”“独立”之类概念也都是来自西方。
谢选骏指出:人説“庆祝国庆也是来自西方文化”——我看所謂的“庆祝国庆”,就是一個民族主义的宗教崇拜儀式。所以,共產黨經常在“國慶”前夕大肆處決人質,就是上演“殺人祭祀”的邪教儀式——大家小巷佈滿了紅叉的佈告,驗證“紅色恐怖萬歲”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就是猶太人轉移民族壓力的毒門訣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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