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谢选骏全集

2015年5月25日星期一

第十章 超人的破相《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十章 超人的破相

Chapter Ten Bankruptcy of the Superman

 

一,双重道德的历史性曙光

1. Historical Dawn of Dualistic Morality

 

二,疯狂的天才不能指导人类的命运

2. Inability of Crazy Genius in Guiding Human Fate

 

三,病人的精神分析

3. Psycho-analysis of a Patient

 

四,对极端人本主义学说的反诘

4. Rebuttal of Ultra-humanism

 

五,超人的生死

5. Life and Death of the Superman

 

六,《查拉图斯特拉》的摘录与评论

6. Excerpts and Commentary of Zarathustra

 

七,超人的没落与轮回思想

7. The Fading Away of the Superman and the Thought of Reincarnation

 

八,全球意识的发展线索

8.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Global

Consciousness

 

 

“超人”仍是人,正如先锋队还是无产阶级;二、“超人”以人作为标准正如先锋队以无产阶级为标准;三、超人只是人本主义的极端状态,正如先锋队摆脱不了无产阶级的粗鄙状态。四、反对人本主义必须反对“超人”,否则,就无法完全打开通往明天的门;在这一点上甚至连列宁主义都比尼采主义高明,因为列宁主义是经过修正的尼采主义,它至少在理论上承认,无产阶级包括其先锋队最终要消亡,并让位给新的历史阶段。难怪列宁主义者斯大林能在战场上击败尼采主义者希特勒,使苏联多活了半个世纪。这样看来,尼采的迷误造成了十分惨痛的后果。

 

 

**一,双重道德的历史性曙光***

1. Historical Dawn of Dualistic Morality

 

我称他为“未来学学者”: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年〕。因为他曾经提出“多余的人”这一命题,作为“超人哲学”的铺垫。不过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他的狭隘:没有“多余的人”──“哪能显出历史创造者、种族更新者的大德大能”?没有“夷”,哪有“华”,故“多余者”并非多余,而是创造者不可或缺的对立面与基础。例如,气功和瑜珈乃是起源于“神经衰弱患者的绝望自救”。

 

上述的“生命机理”说明什么?说明宣传的东西〔如尼采的“多余的人”和列宁的“剥削阶级”〕往往只是相反的东西,是为了更小心翼翼地掩盖着“事物真相”:例如,“超人”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等特殊材料作成的东西,乃是通过与“多余人”和“剥削阶级”的区别和斗争,来实现自己的。为此,他们需要更谨慎地施展某种谋略如世界革命的战略战术,并设计出来的一批心理烟幕和文化工作的障眼法。在这种意义上,列宁的“无产阶级战斗文学”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功能上是同类的道具,只是更为大众化罢了,因为它是说给冲锋队员听的,而不是说给大学生听的。

 

“多余的人”并不多余。由历史还不是由神视之,没有任何一人是多余的:即使临刑待绞的死囚,亦有存在的价值。乞丐、妓女、罪犯也都是形成一个健康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要素:非彼无此,非此无比;超越者是因为堕落者的刺激而产生的,高级是从低级而来的。所以根本没有“多余的人”。大量的失业者及人口过剩下粗制滥造的残渣余孽,也不是多余的,即使他们被“相灭”那也会达到“相生”,来为历史服务。因而历史的推动者不是制造灭绝营,而是使人民各安其序、各守其位,从而实现礼制的天下统治。〔否则,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

 

作为新文明的开创者不可忘记以下默示:

 

1、“超人”仍是人,正如先锋队还是无产阶级;

 

2、“超人”以人作标准正如先锋队以无产阶级作标准;

 

3、超人只是人本主义的极端状态,正如先锋队摆脱不了无产阶级的粗鄙状态。

 

4、反对人本主义必须反对“超人”,否则,就无法完全打开通往明天的门;在这一点上甚至连列宁主义都比尼采主义高明,因为列宁主义是经过修正的尼采主义,它至少在理论上承认,无产阶级包括其先锋队最终要消亡,并让位给新的历史阶段……难怪列宁主义者斯大林能在战场上击败尼采主义者希特勒。这样看来,尼采的迷误所造成惨痛后果,使苏联多活了半个世纪。

 

当然,苏维埃政权的苟延残喘也和英美的战略失误有关。有人曾经统计过,从1941年到1945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向苏联这个专制堡垒提供的援助物资有:四十二万七千辆摩托车辆、一万三千辆装甲战斗车包括一万辆坦克、三万五千辆摩托车、近一万九千架飞机、一千九百台机车、一万一千辆货车、九十艘货船、一百零五艘猎潜艇、一百九十七艘鱼雷艇、四百五十万吨粮食、石油二百六十万吨和大批原料,甚至苏军士兵的鞋子都来自美国的援助。 战争结束时,苏联的军用车辆有三分之二来自美国,生产航空汽油所用的高辛烷燃料几乎全部来自美英的援助,19411942年苏联使用的先进战斗机来自美英的援助,某些苏军坦克师甚至以美制谢尔曼坦克为主力。这些东西对苏联迅速崛起为一个“超级大国”,起了关键作用。

 

1943年下半年,德国在东线的兵力只有二百八十万人,在西线留守的兵力倒有二百四十四万。1944年,德国百分之六十五的空军都部署在西线。

 

尽管莫斯科怀着贬意把进口的二百六十万吨的石油产品与它自己的年产三千万吨的产品相比较,但是对于这些输入品是有含有混合剂与能生产航空汽油的高辛烷燃料〔苏联尚未拥有〕一事,却绝口不提。除了援助的大批完整的炼油厂外,轮胎厂、发电站、机床、爆破材料和各种各样的原料也在援助之列。向苏联武装部队提供的粮食中〔据估计,在整个战争期间,每日可向六百万人提供一磅的压缩口粮〕,美国和加拿大占很大的比重,苏军的大量衣服和鞋子则来自美国和大不列颠。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美国提供的车辆和铁路设备,苏军不可能赢得1943年和1944年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地许多战役的重大胜利。

 

19416月,德国约有百分之四十的空军配置在西线或保卫着本土,可是由于英国和美国进攻性空中力量的迅速崛起,1944年德国不得不把百分之六十五的空军力量配置在西线,对付英美两国。1941年和1942年,德军用于保卫地中海和西欧的野战师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在临近开辟第二战场时,则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二的高峰。如果美国和英国在苏德战争期间严守中立的话,毫无后顾之忧的德国军队将会让苏联提前五十年解散。

 

 

**二,疯狂的天才不能指导人类的命运***

2. Inability of Crazy Genius in Guiding Human Fate

 

听信尼采的希特勒失败了。比列宁主义还要落伍的超人哲学,如何能指引全球化的方向?这多少因为,尼采主义本是病人的告白:“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我有足足二百多天陷在纯粹的痛苦之中……” ──弗里德里希·尼采如是说。

 

尼采首倡“追求权力的意志”说,鼓吹“超人哲学”,被目为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先驱,对精神分析学科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他多才多艺,一度梦想成为钢琴家,还写下不少乐曲,他的诗和散文在德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然而,对他的评价历来纷坛,有说他是邪恶的魔鬼,毒害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类。有说他持身严谨,有如圣徒。其实,他是麻痹症患者,一个可能被感染过梅毒的先锋派人士。他的病和由此产生的变态心理对其哲学的形成,可能起过直接的作用。

 

尼采认为,“一个人洞察自己和时代的深度,与自身所受痛苦的强度是成正比的。”这种论点,正来自他的自身遭遇。他自幼多病,敏感脆弱,五岁上死了做牧师的父亲,从此长于妇人之手,性格内向、忧郁。1867年,他二十三岁,本当风华正茂之年,在接受军事训练时却不慎从马上摔下,致使胸骨重伤,一生都未完全康复。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他因身残和眼疾,体检落选,不能从军,只能充当一名救护人员。这个脆弱的书生,一看见伤员的鲜血竟致晕了过去,如此过敏,终于惊恐成疾,被遣送回家。这在当时军国主义气氛浓厚的德国,当然并不显得光彩。他后来的著作中充斥军事化的比喻和爱好战争、渴望冒险的渲染,实际上正是对这一内心缺憾的某种“弥补”。

 

战后,他继续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充任古典语言学教授,过着单调的书斋生活,总算风平浪静。但命运女神并没有向他粲然微笑,刚到三十四岁,他就因日益严重的神经麻痹症被迫退休,又加上眼疾的折磨几乎失明。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切不幸都起源于尼采的梅毒,如果不是他的牧师父亲遗传给他的,就是他自己不慎从妓女那里感染的。他怕见光亮,只好终日躲在小屋里用写作来打发时间。尼采的信徒、日本留学生、肺结核患者鲁讯诗云:“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冬秋”,多少也是受此悲剧人生的感召。除了几次暂短的好转,他的病情日渐恶化。

 

这是多么恐怖!像慢性绞杀似的,他渐渐失去了生活的快乐,不得不从自己的痛苦去透视、思考人生和世界,并以此为自己生活的基本方式。他把对生活的不满和对自身健康的绝望,发泄到文字上,用他的话说这是一种“痉挛”,凝炼成为震聋发聩的“极端人文主义”。所以他极力抨击宗教,并以神明自居,可惜他不是神明,只是一个病人。

 

初读尼采著作的人也许很奇怪,为什么他的著作都由短小精悍的警句、格言构成。其实,这种著述形式也与他的眼疾有关,由于不能长时间使用目力,他只能写下段段 “语录”,然后连缀成文。无怪有的评论家说,除了处女作《悲剧的起源》而外,尼采的著作都是“未完成”的。读尼采的书,不宜视之为“定论”,而应视之为他思想变化的轨迹,这些变化和他疾病的反反复复不无关联。但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如此病态的生活也只维持了十年。 18891月,他突然爬上旅居中的顶楼,写了几封语无伦次的信件,等到几个好友闻讯赶来,只见他正在一片狂乱中,用臂肘奋力弹压锅琴,高唱亢奋的歌曲──一代未来学的天才,终于在生活的重压下,精神错乱了!又过十年,他就死了。他死后经他妹妹伊丽莎白编辑出版的《追求权力的意志》一书,为二十世纪的集权主义如列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提供了感召力。尽管据说尼采的妹在整理这部书稿时,作了不少改动,甚至引伸、强化了许多极端思想,但尼采本人也确有类似的倾向,是不容抹煞的,否则,他妹妹是捏造不出如此内容广泛的一部书的。

 

这位疯狂的天才提出了问题,但解决的不好,因为他的疾苦使他不去做冷静的思考和批判的自省。例如他鼓吹通过战争去培养具有超常能力的超人,对现代战争的性能和后果,完全缺乏预见。因此他的极端人本主义显然不能解决全球面临的问题。全球化需要的是:彻底扭转欧洲文明五百年以来的人本主义方向,而不是按照“超人”的路线继续这一方向。

 

 

**三,病人的精神分析***

3. Psychoanalysis of a Patient

 

前面说过,尼采对精神分析这一学科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精神分析”包含一个内在矛盾:要对精神进行分析。这类矛盾可以说是古今一切战国时代的文化特色。例如在两千多前的中国战国时代,没落的贵族韩非,写出了他著名的矛盾论;而近代的欧洲犹太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年〕,则在更大规模上创造了矛盾论体系,这就是《精神分析引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一书。

 

精神分析所得出的种种结果,不是精神本身,甚至不是精神本身的点点滴滴;而是对精神的一些解释和解释精神所以形成的过程。这当然是奇特的也是矛盾的,因为精神分析无论在实施者的自我感觉中,还是在群众的向心运动中,都日益与精神本身分离起来,结果“精神分析”甚至代替了“精神过程”。这还不够矛盾吗?经过分析的精神,就不再是精神了,如果说,精神分析是精神试图对自身作出剖析的话,那么这种有意识的活动,其实只能占到精神本身的极小一部分,而无法如此喧宾夺主。可是在分析语言的专断过程中,在社会角色的模式化里,这一要点小心翼翼地遮蔽起来,其结果是精神分析被等于精神本身。

 

面对这种困惑,在《精神分析引论》第一章中,弗洛伊德说:“只有在精神中,早期阶段和最后阶段形态才有可能并存。”但他接着又说:“我们不可能形象地描述这种现象。”是的,不可能形象地描述精神现象,而只能用分析的语言去描述!所以,最后得出的那个拼板游戏的结果,并非精神现象,而是一种语言现象!精神现象,消失在语言现象的窑洞里。精神分析试图研究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心理存在的基本形态〔“结构之类”〕,但是,弗洛伊德对有关“永恒”问题的感觉丧失〔严格地说,不是丧失,而是从来没有过〕,却是令人震惊的。

 

当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年〕在弗洛伊德所写的一本题名为《幻想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的书出版之后,于1927125日给弗洛伊德的一封信中指出弗洛伊德“没有真正认识到宗教感情的真正根源”,罗曼·罗兰认为,这种根源存在于一种十分奇特的感情中,例如他本人就一贯拥有这种感觉。此外他发现许多其他人也是如此。他认为这种感觉无边无际,有如“海洋般的洪渺”,这种感觉不是来自外在的信条和社会的教化,而完全产自内在,各个宗教派别和信仰的体系,不过是利用了它,把它引入自己的特定轨道而已。但各种宗教和信仰的形式,并不能创造这种感觉。

 

弗洛伊德非常重视来自罗曼·罗兰的信息,对罗曼·罗兰的这一质疑的回答,实际上也就构成了《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的起源。开篇明义,弗氏正是从有关“永恒”的感觉入手,去展开自己的论理。他承认罗兰的观点,使他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我在我身上体验不到这种海洋般浩渺的感觉,因此很难科学地研究这种感觉……结果只能求助于某种观念性的东西,因为它很容易与这种感觉发生联系。”这里具体引证的困惑,不仅属于弗洛伊德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精神分析运动。这就是说,精神分析只能以分析家的自身体验或者根据他们搜集来的病例报告案例来研究,而任何一位精神分析学家,都不可能是人类精神现象的集大成者。

 

换言之,他无法体验到人所能体验到的各种感觉,所以当他研究的现象和他所体验的感觉之间出现某种断裂时,他就会“求助于某种观念性的东西”。这种观念性的东西,以此成了精神分析方法论的关键点。正是凭借它,精神分析学家才在精神现象和精神分析之间建立起了桥梁,精神分析家们才可能大肆谈论自己体验不到的东西,例如弗洛伊德所体验不到“海洋般的感觉”。但是他却要谈论研究这种感觉,所以他说,“海洋般的浩渺感觉是一种慰藉……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不能让自己信服我具有这种慰藉性质的感觉,但是我不否认它确实存在于其他人身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正确的解释了它,是否应该把它看作是宗教全部需要的根源。”

 

在此,弗洛伊德颇为武断地把这种永恒的感觉和“慰藉”强行拉扯到一起,他为什么这样做?理由仅仅是他本人从未体验过这样的感觉,而他又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强有力的人”,所以他便需要把拥有这种感觉的人打上“弱者”的标记,称之为“慰藉性质的感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弗洛伊德对永恒感所强加的“观念性的东西”这一定义很荒唐,其错误在于这一结论过于武断,主观性太强。弗洛伊德肯定自己个人的价值,这不奇怪,但他却把这种肯定建立在否认并篡改他人感觉的论证基础上,从而由大胆的臆测,走向了不顾事实的专断。我们知道有关永恒的感觉,绝不仅只是“慰藉”这一项功能,事实上,永恒的感觉是依每个感觉者自身的形态而定的,其丰富程度一如人类精神现象的其它方面。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有关永恒的感觉,而不同的经历,也会使这种感觉发生变化,因此在这里,在对永恒感进行定性的时刻,精神分析专家再一次暴露了其学术的特点──用精神分析,去代替精神现象。

 

在很大程度上,此种感觉有时并非“慰藉性的”,而是“恐吓性”的,它触发你的危机感,这是一种无名的威胁,它向你揭示“我”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我所涉足的各种生活”是何等的脆弱,通过向你显示一种比“我”更强大的存在,给你一种无法驱赶的感觉,这种感觉即使对某些人来说带有慰籍的性质,但却不是对一切人都是如此。对我来说,倒更倾向于沉浸在希腊式的纯粹现在中,而把永恒的感觉放逐到意识的彼岸。因为这么一来,反倒把“我”、“我所涉足的各种生活”都给悄悄地永久化了。而这对于人的本能来说,才是一种最根本的慰藉。但我无从如此无忧无虑,我被那星空,被那无限绵延的时空之途牢牢攫住。致使我的全部感觉,在许多个“一瞬那间”,陷于黑洞之中。这不是慰藉,这是危机。

 

精神分析术为了论证其关于“性的本能高于一切”的论断,就得让各种事实及精神现象变形、变质,以便从理论的模型分析,请看这段自白:“我认为宗教的需要无疑是从婴儿的无能为力和由此引起的对父亲的渴望中衍生出来的,尤其因为这种感觉不仅仅是超出了童年时代,而且由于恐惧命运的至上权力,它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我认为童年时代没有任何需要能超过要求父亲保护的需要,因此力图恢复无限自恋的海洋般的浩渺感觉所引起的作用,被从显要的位置上驱逐了。宗教态度的根源,可以很清楚的追溯到婴儿无能为力的感觉,也许在他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但是目前还没有研究清楚──可以想象,海洋般的浩渺感觉后来与宗教发生了联系。‘与宇宙同一’构成了宗教的观念内容,把宗教当成慰藉的第一个尝试,就像它是消除自我感到的、来自外界的对他构成威胁的另一种方法。我再一次承认我很难研究这些感知的因素。”

 

在这里弗氏承认有关永恒的感觉“后来与宗教发生了联系”,而不承认宗教正是发源于这种感觉,但这毕竟还是积极的。因为他等于否定了自己前面的武断,认定有关永恒的感觉等于一种具有慰藉性质的感觉,而不承认这种感觉实际上非常接近“自我感到的来自外界对他构成的威胁”。因此可以看到,弗洛伊德有关此种感觉的探讨完全是依据他的精神分析的游戏规则而转移的,为了不同的论证,他可以,给同一种感觉以不同的性质,尽管他刚刚武断地否认。而精神分析术论证其性的本能高于一切的论断,其实是得之于尼采的权力意志说,这在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年〕那里被揭示得比较充分,因为他虽然也是犹太人,但因为残疾而更能理解尼采的病态思想。

 

信仰,以及不可以归结为信仰形式的精神习性,是许多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洞窟,因此这其中的种种壮丽之象,对于失去了故乡的欧洲犹太人来说,是陌生的。尤其是被深隔在中欧洲夹缝里的犹太人弗洛伊德,正是由此抨击那种不属于自己的精神洞窟,并斥之为病态:“宗教这个充满教条与诺言的体系,一方面以无可匹敌的方针向人们解释了世界之谜,另一方面又向人们保证细心的上帝会照管他们的生活,并为了他们在现世所受的挫折,在来世补偿他们……这整个想象显然都是幼稚的,与现实毫不相关的,因此,任何一个对人类持友善态度的人想到大多数人永远不能战胜这种人生观时,都会感到痛苦的。”这里有一对矛盾着的关系:一个是“与现实相关的”,一个是“对人类持友善态度的”。只有对失去自己民族地位和精神洞窟的中欧犹太思想家来说,才特别容易接受身为波兰─德国混血儿的尼采,并产生一种把这矛盾的两造粘合在一起的冲动,因为在现实中,不存在“对人类持友善态度的普遍行为”,因为“人类”并不作为一个现实的实体和任何个人发生现实联系,这种联系只能是假想的,是为了要使大多数人跟随犹太思想家一起瓦解他们自己无法拥有的人生时,即兴创作出来的。

 

有两种极端相反的犹太思想家,一种是传统主义者,另种是无神论者,后者极其狂热地反对一切宗教信仰,如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但是,这极端两翼的思想家,却被一根红线贯穿起来了:这就是狂热性、排他性、独断性。因此,人们经常发现,同为无神论者也就是现代意义的“非信仰者”,犹太思想家和非犹思想家实际上表达的意义并不一致。因为对于自己民族的现实洞窟和精神洞窟尚末分离的非犹太思想家来说,无神论可说是个性对群体的反思;而对于自己民族的现实洞窟和精神洞窟已被分离的犹太思想家来说,对丧失了民族独立且从民族家园被放逐并离散四方的犹太人性格来说,无神论就不再是个解放的结果,相反他是用一种集体性〔犹太性〕去反对另一些集体性〔各民族的传统信仰形式和精神习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犹太人所倡导的无神论,实际上是对其他民族的解构,是犹太文化的集体反抗而不是个别灵魂的自觉行动。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犹太式的无神论,对其他民族尤其是他所寄居的那些民族的精神洞窟进行侵蚀,就远远强于对犹太传统主义的侵蚀作用,因为犹太传统主义和犹太无神论是从同一母体中分离出来的孪生子,他们彼此已具适应能力和互相免疫力。正是在这两种强大力量的平衡中,犹太的民族精神才取得了活力,可是对其他民族来说,犹太的无神论却是一种更彻底的破坏性力量,因为在背后支持他的,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犹太集体性的压力。

 

弗洛伊德认为,“显而易见,决定生活目标的只是快乐原则。这个原则从一开始就控制了精神器官的活动……无节制地满足一切需要,是最动人心魄的生活方式,但是这意味着把享乐置于谨慎之前,这样做很快就会带来恶果,其他以避免不快为主要目的方式,由于他们所关注的不快的根源不同,而有所差异……而对可怕的外部世界,如果你想单枪匹马的保护自己,你就只能开躲它,事实上,还有一个更好的途径即成为人类集团的一分子……”只要对这段话略作思考,就不难发现,这几乎是对犹太民族不幸处境的一种自我解释。它表明犹太人很少平等对待其他民族,同时他也很少被其他民族平等对待,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社会上,因此,彼此蔑视的人类集团,互相交往时与其说是依靠文化的精神,还不如说是依靠那些甚至流通于整个动物世界内部的那种身体原则,而精神分析术,恰恰就是基于对这些动物原则所作出的分析。而所有这些,又都是得自尼采──这位波兰混血儿和基督教的背叛者的理论启发。其中包括虚张声势的权力意志说和盛气凌人的超人说。

 

 

**四,对极端人本主义学说的反诘***

4. Rebuttal of Ultrahumanism

 

超人哲学是极端的人本主义学说,而不是人本主义的悔改。而我们已经知道,不放弃人本主义就无法平稳进入全球化时代,无法创造更为健康的文明。

 

1,真理不是为人生服务的任何东西,为人民服务的真理从来都只是伪真理。真理是超越人生的,是与太极合一的天命:宇宙真相。真相意义的天命,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意见甚至宣传,而是一个事实。当罗马总督彼拉多讽刺地询问耶稣“真理是什么”是时候,耶稣用自己的鲜血回答了他。

 

2,权力意志不是人的最高冲动。人的存在状态有上智、下愚、中庸等三类:下愚是“求生存的欲望”,中庸是“求权力的意志”;上智是“求解脱的情操”。上智〔“求解脱的情操”〕是在自我实现之后所达到的自我放弃的更高境界。在上智的解脱中,又可以分为两个典范:一是佛的自我放弃,一是耶稣的与神合一,而中国的“天人合一”、“与造物者游”,则属于两者的混合形态。与动物相比,人的特点是具有自我意识;与下愚相比,上智的特点是解除自我意识;只有上智与下愚之间的中庸状态如“权力意志”说,才极力张扬自我意识。在下愚和中庸之上,强有力的人能够克服生存的欲望、解除自我的意识,从而实现了自觉、自信、自律的顺从,他的戏剧性表现是耶稣在喀西马尼园的祷告。解除自我意识,是最高的情操,能够克服生存欲望,一如能够克服权力意志。

 

3,任何将权力意志置于最高等级的企图都是出于无知,而将其绝对化的倾向,更是可笑,追求权力的意志取代不了追求解脱的情操,正如超人取代不了上帝──自我放弃才是自我意识的完成和圆满。正如自我克制是实现权力意志的超然道路。

 

4,超人不应与群众对立,因为光靠超人无法组织社会,没有社会,文明就无从产生,超人又何从说起呢?如果超人把群众消灭,全由自己来组织社会,结果还是会在其中兴起“超级超人”,即新人类中的超人,他还是不能把新的群众消灭!这是生物界的规律。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各安其位、各守其序。列宁主义就比较进化,所以先锋队必须建立专政,来利用群众而不是消灭群众。

 

5,“目标是超人,不是人类”吗?不。目标既不是人类,也不是超人,这两者都只是条件,目标是新的文明,实现天人合一即生态平衡的理想。超人之所以可贵,不在其自身,而在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超人也是一种要被超越的东西,一种用超等超人的眼光看来卑鄙不堪的蠕虫!超人只是神秘世界的仆人及工具。虽然他所超越的现存群众只是更低的材料及渣滓。而惟有不可预测的天命才是实际到达的目标,达到这一目标可谓超人的至福。超人不可只为自己而生存,否则其生存仍旧不脱动物世界的轮迴和人本主义的窠臼!

 

6,超人对群众、强者对弱者、智者对愚者,应该保护而不该欺凌。克服与淘汰诚然是净化与提高的过程,可这是永恒持续的吗?不是永恒的,只是周期的,所以这两组过程在历史上不断交叉重演的。而并非永恒的、不间断的、不断革命的。

 

7,中国古老智慧说:“天下以逆取,以顺守!”如果说,超人是人本主义的夕阳,那么天子才是天命的乾元。

 

8,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说:“不给我们,我们就去夺取:夺取最清澄的天空,最伟大的思想,最丰盛的食物,最美丽的女人”:这种“胡言”〔不是“谬悖之说”,而是“西方语言”即人本主义语言〕,实在是“乱语”〔不是“信口雌黄”,而是“革命语言”〕:是集中概括了两种古代“异教文明”的根本精神:北欧的〔向往清空〕、希腊的〔绝对理念〕;以及两种现代“异教思想”: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说和生物领域的性欲宣泄说……

 

9,“新鲜的空气”并不是“新的空气”,这似乎印证《传道书》“太阳下没有新东西”是对的。但说:“太阳下没有新鲜的东西”,就错了。所以人的使命不是提供新的东西,而是提供新鲜的东西:新鲜的晨风、新鲜的水和食物、新鲜的花草和新鲜的人、新鲜的思想和泪水……而提供新东西的权柄,其实是握在上帝的手中,也就是握在“偶然性”和“深不可测的命运”之手。

 

10,尼采说他是为未来写作的,他的超人是为未来预备的。他的未来是欧洲的未来,他的超人是为欧洲的未来预备的,但他完全没有预见到一个“有色人种的欧洲”。而我们却知道,“人类的未来”是由某部分人的未来预示的甚至代表的,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未来并非均等的,任何共同体都是由秩序──礼来造就的。对一部分人意味着自由,对另部分人可能意味不那么自由,你把情给了一个人,就不能再均等地给予另外一个人──这就是“礼”的精义所在,没有礼,就无法形成有效的结构,无论社会的还是文化的。

 

超人概念源于欧洲背景,从希腊到日耳曼,而排除了基督教对于欧洲心灵所形成的“假晶现象”。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超人的大文化背景已经溃灭,超人已成为丧失了根基的“永恒的犹太人”,离开了自己的土壤而开始轮回的飘流。也许预感了这一命运,尼采的超人也开始附和印度的轮回说。尼采以“未来立法者”自居,其豪迈言语,激励了集中营、劳改营的建立者予以效法,然而我们忍不住反诘一句:未来的人们究竟与今日的人们有何不同?如果没有遗传基因上的革命性改造,生存状态上的根本变局可能出现吗?我怀疑。如此,则那变化充其量不过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真是太无聊了,永远都是人性的陈腐翻新。按照同样的道理,全球化如果不能引申到外太空间的探险,其意义依然限于勾心斗角、彼此欺凌残害。

 

至于未来,人们之所以接受新的空间探险,可能也并不表明他们较今日的人们“进化了”,而只是由于,他们之所以接受“新”,一如今日的人们之接受那些已被我们 目为陈词滥调的“旧”!那时人们还会借助钟馗去击打新的灵魂,因为大众永远是水性杨花的,即使“超人”的种族也罢。复数的大众永远期待着单数的创造者塑造她。所以单数的超人〔superman〕是高贵的,而复数的超人〔supermen〕则卑贱。至于单数的立法者,则并不期待人们的诵读,也不企盼人们的纪念,他是为神明也就是为“人本主义的彼岸”而写作的。

 

当我在学院读研究生时,导师在三年之间给我的唯一教言便是:“谢选骏,文章写出来是让别人看的。”这深刻吗?这很通俗。但我一生没有学会。我一贯以为文章写出来是给神明看的,也是留给自己的一份心灵记录。当然也包括那些自己觉得懂得神明意思的人们。可惜啊,十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学会研究院导师在一分钟之内教给我的“全部研究生课程”。事实上,我还是有很小一部分文字是“写给别人看的”,而那些作品又恰巧是最令我赧颜的!

 

“为自己的感动而不为世界的赏赐而写作,你的写作才可能真,才能够成为你生存状态的补品。于是你的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药,首先救助你自身,而后才可能救助了人们。”这是我想要告诉后人的肺腑之言。

 

 

**五,超人的生死***

5. Life and Death of the Superman

 

超人思想有合理性吗?有。但那是受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和欧洲社会的严格规约的。可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超人思想本身的弊端,随着时势的演易而日渐暴露出来,例如,在独裁国家的领袖崇拜中,显示了超人哲学的潜在影响……那么

 

1,什么是超人?或曰,“往哪个方向超越”?

 

2,难道更健康,更快乐,更坚强,更灵巧,更聪颖,更富于创造力的人性指标,就足以构成超人的要素?

 

3,超人到底是个生物学概念还仅是生理学或是社会学概念?抑或是上述诸项的综合?

 

4,人怎麽可以为自己的完善性制定统一制式呢?人可以培养出理想的猪,牛,马,羊,犬,鸡,鹅,鸭之类,却无法培养出一个“全面发展的理想人”,因为世间的各种理想标准其实在冲突,形不成一个统一认可的准则,还因为,即使理想统一了,按照这种理想发育完成了的人也只能满足一时一地的社会需要,而无法满足往后时空的全部需要。其道理很简单:人之要求于家畜家禽的改良任务极为简略:多产肉、蛋、奶而已。但人对自身和他人的要求却极为复杂,且一般而言这些要求还相互冲突。这些苛求在“完善人”的同时,还进一步“异化人”,直到把他变成怪物,活活撕碎他的身心,使他变成非人。

 

5,如此看来,以反抗异化为宗旨的极端人本主义〔超人哲学〕,正以其逻辑的力量滑向更深的异化深渊,最后导向人本主义的反面。──这也正是许多当代阐释家声言尼采是“最后一位杰出的人道主义者”的依据所在?正如“以保持人的身心健美为宗旨”的体育活动,正在奥林匹克运动的竞争原则下变成摧残人们身心的最大元凶。金牌,迫使体育事业已经完全背离了体育精神〔正如人走向了非人的超人一样〕,其结果把人沦为运动机器,把运动员变成伤痕累累的残废。这种悲剧不是可以用轻松的“商业化倾向”、“拜金主义”解释掉的,实际上体育事业的悲剧恰恰躲藏在体育精神的最深刻处:争奇斗妍的赌徒心态。

 

6,超人若有固定形象则难免僵化,若没有固定形象则流为概念游戏,所以尼采说,“我真遗憾自己仍不得是一个诗人!”诗人怎能定出一个持久的座标呢?

 

7,超人思想的最大愚昧,在于它是进化论之子!进化论是描述动物的还是描述人的?什么?连动物带人一起描述的?这个算是什么东西?算是科学主义的东西?可是好的、高贵的存在,永远是自足的、无目的性的、决不朝着任何方向乞求延伸的。

 

8,“超人”只是人的扩大,是一种理想的、无所不能的人。但他仍具有人的本性,犹如人脱不了猴的本性一般。超人又如何圆满完成人类不能企望的事?超人如果比人类做的更好,更合理想,付出的代价也必更高,就像比动物更高的人类,让文明破坏了地球环境。这样的“超人”学说只是欧洲文明关于“人类万能”信念的极端夸张,“人可以与上帝比美”──这类错谬并充满了纵欲气息的概念,不就是“超人”的本意吗?

 

9,“超人”观念的迷妄在于:“超人”不是一位,而是一群。这种族的群众的理想,各种古代神话里都有体现,而在现代生物学的实践中,也是以追求种族进化为基本概念的。然而从神话到进化论的整个复数系列都是荒诞的,完全不适于整合全球的需要,因为全球的复杂多样性,使得形成秩序的张力变大,而秩序的内在一致性才能确保成功,尤其在其形成初期。反观时而悲惨阴郁时而腐化堕落的二十世纪,被各个霸权中心所分裂,而每个霸权中心为了对外扩张,就对内鼓吹国家至上、阶级至上、种族至上的谬说,以“团结民众”。在这诡计战略下,复数的超人,即所谓种姓神话被再度提了出来。这是导致社会失败的例子〔印度模式〕,而完全不能和礼制的方式如科举制度的成功〔中国模式〕相提并论。

 

10,随着全球时代的逼近,超人已经死了。因为产生超人的欧洲中心的文化土壤已经破坏无遗,这空前严重的灾异愈来愈清楚地显示现代世界的一切病症,已经不是现有的文明模式可以解决。只有抛弃人文主义的自我安慰所编造的幻念,重新学会尊重生灵和神灵,给自然以适当的保留地,把人类的精力引向更为健康的方向。二十一世纪的“超人”将不再现形为十九世纪艺术家、思想家,不再现形为二十世纪的革命家、政治家,而是现形为科学家、骇客和恐怖专家!他们不再活在洋洋的春光中或沸腾的夏日里,而是沉浸在秋天的肃穆和冬季的冷酷中……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生存的大背景,谁也摆脱不掉这致命的阴影,直到全球一体的日子。

 

 

**六,《查拉图斯特拉》的摘录与评论**

6. Excerpts and Commentary of Zarathustra

 

1,《市场之蝇》

 

孤独并不是用来治疗昏惑与针伤的手段,因为孤独不是要使受伤的人复原,不是要使中人以下者“上升”为中人,孤独乃是要让健全而又精力过剩者攀升、飞腾,是一座心灵之天梯,它的指向不是中人,而是人上之人。如果说,森林与岩石只是为了陪伴受伤的人而设,那么,这样的慰藉与点缀又有什么终极价值呢?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如果说,森林与岩石只是为了陪伴受伤的人而设,那么,这样的慰藉与点缀又有什么价值呢?是“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

 

2,《日出之前》

 

宇宙充满了渣滓与废物,像人间一样,或比人间更甚,只是由于距离,尤其由于强光之眩惑,黑暗之宇宙,常常被人们忽略。而“纯净的天穹”,其实只是观者心中的“神圣的希望”──宇宙间原无净土,只有更适宜不同的你-我-他所生存的角落,不同的角落。灵魂没有苦涩,正如灵魂里亦无狂妄。灵魂只是一面镜子,看自己,审视错综复杂的联系。灵魂又是没有朋友的,上帝当初造出灵魂来不是让他们结成任何同盟,因为一个灵魂就是一个世界,而各个世界“在本质上”是无从沟通的。“朋友”只是世俗的事,因为朋友只能共存一个世界中,跨世界的友人无从认识,不论是用语言还是微波。

 

3,《旧榜与新榜》

 

A、写了一半的新榜“最好”,因为它激发起巨大的期待;“未完成的作品”最有魅力,因为它的所指近乎无限。他的下降和他的毁灭是指向旧榜和旧人类的,他以写了一半的遗言去呼唤未的人,召唤生生不已的教化,新的教化。

 

B、讲坛可以被暴力推翻,但它传布的声音,却并不一定随着野蛮的塌毁声而停息,因为通灵的讲坛,就是人的灵魂所渴求的“超级奢侈品”,如果没有更佳的选择足以代替它,人又如何去闭目塞聪?爱真理的人,一定不要迷信暴力、迷信暴力:暴力在战争时期或许是一项聪颖,但在和平时期却是十足的蠢行!铁蹄可以踏破书籍,孔庙常被用来饮马,但要征服心灵,毕竟要用心灵懂得的语言,而不是专政工具。

 

C、伟大的墓道巨陵纪念堂到底和死尸有什么干系呢?牵强附会的纪念,名实睽违的艺术陈列!除非,你认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形容词是指代僵尸而不是指代活生生的业绩!死亡使伟人干缩,化为尘土,变得渺小可笑,就像死在高压电下的人,瞬间就短缩、黑枯。对尘世的舆论而言,伟人留下的不过是心灵的阴影或余辉,一种反响,一种夸大的回声,一种变形的记忆。惟有在明智者那里,伟人不因死亡而更形拉近、伟大,也不因为死亡而变得遥远、渺小:时间的和空间的距离虽然改变了视觉,但不能丝毫干扰遥感能力所获得的认识。在历史领域中,遥感者的利器就是“体验”,体验使他获得历史的甚至宇宙的通感,和宇宙同呼吸共命运。

 

D、“诸神的裸舞”极美──它使世界生成,使世界旋转,使世界充满心旌神摇的魅力。遮蔽如此之美的衣饰,若不是伪善,当就是“可耻”。然而这只是雅安人的动物性癖好,化装的查斯图斯特拉是否想过:善于模仿凡人,就是善于模仿一切行为中最下等的水流 ,且就“下流”这词的最原始意义而言:走最小抵抗力的道路。“诸神的裸舞”于是演化成大众的裸舞,诸神的风韵演化为大众的淫乱,诸神的自由返朴归真,大众的自由却走向沉沦。对模仿的大众而言,自由流为生命的敌人而非生命的造福。大众的最大的玩具就是人类自己的身体:异体的身体,同性的身体,以致自己的身体。而更为摩登和更为原始〔两者本为一事〕的游戏,还依据动物的身体,这在嗜好宠物的家庭特别显著。说到底,若不经过人自己的身体,人的一切玩乐都无从谈起,人体以外的一切玩具,若不经过自己身体的传达和过滤,也都无法达到至境,甚至无从感知。且我发现,人所创造的各种玩具,本质上都是模拟人体的,所以陀罗在民间俗语中被称“李逵”,而各种交通工具的模型都是人的肢体的夸大,各种武器是人手臂的延伸,各种“洋娃娃”更属人体模拟之确凿无疑,甚至各种动物玩具,也是人体的变形变相。那么各种电子游艺机呢?它们显然也无一例外地追逐人体,哪怕是童话式的追逐,也是朝向追逐人体的战争:其目标是“动物”“超人”或“神”。即使是几何形态的“变形金刚”也不离人体之宗。……由此可见,人体之外,人根本就不关心其他。而人的兴趣,终究无法脱却人体,裸体画的动力盖源于此。至于说到裸体画对技能的训练作用,那也是源于人对人体的迷恋、敏感及痴绝!人体啊人体,“艺术家”何能独外?

 

E、搅扰了昏睡的人反会被人认为可恶的,正如要警醒所有人的布道家最是浅薄。“众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才子的浮浅正在其不知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精神之乡昏睡,无力警醒以对阵无穷,甚至许多一度苏醒的天才,最终也由于无力承载精神的重负,倦极长眠。创造者建立善与恶,不是创造者就无法知道并建立善与恶?多么令人厌倦的绝对论!庸众的善与恶,是老去的创造者教给的,因此,他们必定反对新的创造者。但即使他们的顽冥,不也是老去的创造者的余泽吗?只是新的创造者也将老去,新的不必比老的更优越──唯其时义有别而已。查斯图斯特拉,你是欧洲没落的小邦精神的遗粹,哪有波斯帝国的宇宙气概?那“粗犷的智慧”,本似庄生的“逍遥游”,距“大宗师”、“应帝王”的终极目标,尚有千里之遥。

 

F、真实,是很难的境界。而对自己真实则更难。所以,中国哲学曾把“慎独”作为人之至境加以表彰。寻求、锻炼、真实到“恶”的地步──都可以是做给别人看的,是表演性质的;惟慎独需要诚的绝境,并超越真实与坏恶之间的逻辑因果关系。勇敢的冒险、持久的怀疑、残忍的否定,不被断为“坏恶”,你就解放了“旧榜”的奴隶。在内心深处,尼采极端重视舆论。他热爱群众一如她热爱女人,所以他热衷诅咒令他失望的庸众,他的情思萦于闺房,所以他号召提着鞭子到女人那里去,“我的兄弟们哟,如是宣讲遍及一切的大街小巷吧!”这种街头演说家身上,哪有一点容克贵族的土著气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太多“人性的,太人性了”的高加索人一样的狐臭,所以我认为,倒是后来由他人编辑的那本《权力意志》,更多中国式的智慧,尽管只是半成品,体现了“礼制的不完整的世界秩序”。而《查拉图斯特拉》不过是一座“由此及彼的浮桥”罢了。只有这样溯本穷源,方能劈开查拉图斯特拉的骨髓,以揭开其难以理喻的反复无常的喋喋不休。──“直到理解了你自己是一个不可理解的怪物为止!”

 

G、《在新榜与旧榜》之中,这位德国和波兰杂交的查拉图斯特拉写下了一段十足的斯巴达幽灵的复活,这真是对二十世纪极权国家的“预言”:他抨击了神圣的“死亡教言”,但他表扬的却是,国家、民族和主义、真理的名号,国家至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民族至上是法西斯主义的独裁,阶级至上则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沐猴而冠的强盗,口说反对贱氓与暴君,要把“高贵”塑在新榜上,结果还是让纳粹主义的群众专政通行无阻。尼采断言“凡是贱氓,他的记忆是返于自己的祖先”──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表了同种未来主义的前后时代精神。纳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尽管是批判性的学生,像亚里士多德之于柏拉图;纳粹主义虽然把阶级斗争变成了种族斗争,但同样鼓吹暴力革命,要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那“狡狯的怪物”除了僭主与暴君,还能是什么?他的各种化身,左的,右的,极左的,极右的,在二十世纪强奸历史,生下“影射史学”这样的怪胎。“他以慈悲和敌意捩转和扭动一切过去;直到它成为他的一座桥梁,一种先兆和传令使,和雄鸡之晨鸣”──如果结合上意来释读,当令人知道“毛泽东号召工农兵占领大学”,竟然来自尼采思想。这个毛骨耸然的发现,这与当年的绿林军掘发汉陵,掘出刘邦太太的僵尸予以强暴的“转捩”与“扭曲”,何其相似!但这不能结出果实,只能通向死亡。试比较《新榜与旧榜》之二十里面的“你们不教他飞腾,我请你教他更快地坠落”──与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的名言“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如出一辙。杂交的查拉图斯特拉,一会儿摆出革命无赖的架式,一会儿又像个传统书呆子!一会儿自称未来主义者,一会儿皈依贵族的风韵……说什么“你们当为你们的仇敌而骄傲”,则把耶稣的宽容,变成彼拉多的把戏,鼓励优秀人物互相残杀。现代全球社会,不再是欧洲小邦之间的选种育种的种马种猪的实验场所,何须如此煽情。陈旧的“路线斗争”应该让位给“生活方式的竞争”,而生活方式内在优化,需要取代种路线内部的势力均衡!全球化的斗争提出了相反的要求,它不追杀优秀的同侪,而是如《权力意志》所供称的“向群众宣战”,不是为了国家、阶级、种族等群体的割据而斗争,而是为了全球化的秩序,召唤优秀人物,集中优秀人物。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了整合权力,所以它并不选择斗争的对象,也不拔高斗争的对象。

 

H.《新愈者》之二:“有着言语的地方,即有着如同花园一样的世界。”“在最相似的之间,错觉说着最巧妙的谎,最小的罅隙却最难度过。”──这里对语言的性质说得多好!然而,“别忽视了他们在怨诉和控诉之中的纵欲”一语,恰巧也是全部尼采学说的自供。语言是身体的写照,若以不同的方言和国语去译制同一部外国影片,你竟会对其中的“同一个人物”产生全然不同的感觉!例如,在多数国家里,说国语的人物通常较为高雅而说方言的人物通常较为粗鄙,试想,国语和方言的效果尚且如此不同,那么不同的语言所造成的人格差异,可想而知。甚至可以这样说:除了语言,人不理解别的;语言的世界,构成了文明的全部洞府!

 

 

**七,超人的没落与轮回思想***

7. The Fading Away of the Superman and the Thought of Reincarnation

 

有不少学者曾经指出,流行于中国的大乘佛教,其实是波斯太阳神教──罗马密特拉崇拜的佛教化形式,正如天主教也受到波斯太阳神教──罗马密特拉崇拜的滲透。那么,像轮回这样一个古老的佛教观念,是否也是密特拉教〔Mithraism〕的产物?

 

自古以来,就不乏轮回〔Reincarnation〕的信仰者。但他们的出发基点并不一致,而解释、发挥及其导致的世界景观也全然相异。古代印度人关于轮回观念〔Samsara〕的解释与发挥,采取了动物故事和人兽互相变形的故事形式。著名的有《五卷书》〔Panchatantra〕和《佛本生故事》〔The Jataka or Stories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这些,基本上可以算入神话领域。印度人不但欣赏这些故事,且对其认识论上而非美学上的真实性,大体上并不怀疑。罗马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前43─后18年〕的《变形记》〔Metamorphosis〕所记载的神话故事,则采取了埃及人式的轮回观念,具体体现在对于死人复活的信仰。法老的金字塔,就是为复活作准备的,与其说它是一座坟墓,不如视作迎接复活的巨大祭坛,所以那里面竟然有船只,准备航行太阳神的国度。后来,马其顿人在埃及建立的托勒密王朝的创立者,接受了这一信仰,并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遗体,作为王国之基般地保存、崇拜,开二十世纪僭主列宁与孙、毛“暴尸街头”的先河。

 

这一尸体保存癖好后来被“列宁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继承人们学到了,无怪有人批评毛的徒子徒孙们是在“以夷变夏”,学习西方传统中最坏的东西。确实,作为西方和俄国的学徒,不这样又能怎样?有人指出毛的继任者宫廷政变上台,二十多年来始终尴尬面对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干尸纪念堂。19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带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原动力消逝,权力寻租和腐败开始盛行,国民利益受损,言论窒锢依旧,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呼声不得不借助于当朝老公猩猩的名义,从言论锁链的缝隙中发出,后改革时代的“毛泽东热”从民间蔓延。把一个虚伪公平的福尔马林毛,制成新世纪社会公正的代言干尸,政治封闭、言论钳制,在扭曲国民性格、制造社会蒙昧过程中,是如此的卓有成效。“干尸迷信”死无对证,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释死者,而那死人却不能复生,去跟活人理论。毛当政时,就成功用“干尸迷信” 的方式,把马克思当理论工具、把孙中山当统战工具,通过扼杀言论自由,完成了统治的自我合法性过程。这是学习蒋介石和斯大林,借助于“干尸迷信”,推崇孙中山和列宁,以接班人姿态夺取了政权。〔贾悲文《毛泽东现象:“干尸迷信”好过“活人崇拜”?》,《亚洲时报》200713日〕

 

就现存资料看,东汉以前的古代中国人,并无明确的轮回观念,中国人接受轮回观念如目莲救母故事所显示的,是汉魏六朝佛教输入以后的事。而到了明代的《西游记》中,变形故事不仅阐释轮回观念,也在宣扬佛法无边的思想。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言,近似轮回观念的是儒家关于“圣人之德”的信仰。

 

儒学的正统信仰认为,社会乃至于整个宇宙的秩序,莫不仰靠圣人的道德或其堂堂正气维系着。孟子关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断言,尽管披上了儒家合理主义的外衣,仍然近似轮回的信仰。而且,为了论证他的这一信仰,从古代传说〔如关于舜的历史神话〕中摭取了不少材料,以资作论。这种不自觉的神话历史化,其动因是合理化作用,这一现实态度使他的天命观念附着于人的品德和努力。所以,他必得从社会原因中为那种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古老信仰寻求解释。孟子的“浩气”,类乎圣人的“德”:它充塞天地之间,不绝如缕,永远轮回。但儒家的正气没有采取印度故事的神格化、人格化、动物故事化的解释,而采取了历史化的、社会化的解释。文天祥在其狱中名作《正气歌》中,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再次支持了这种学说。文天祥的正气有时现形在这人身上,有时现形在那人身上,周流六虚、变化不居。这样的正气周流,不是很接近灵魂的轮回吗?如果文天祥写一部小说描写自己“化做啼鹃带血归”灵魂历程,这部故事岂不很像英雄史诗或历史神话?

 

在近代西方人那样,轮回观念并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消失。相反,它从新的事实中为自己找到了新的解释,并据以作出了新的发挥。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轮回是宇宙的基本现象。而轮回所采用的形式,不是神格化的人物形象或动物故事的神奇变形;而是人的主观意志所造成的表象世界。叔本华的追随者尼采,则力图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轮回,他认为轮回基本导因不是人的意志,而是由于无尽量的时间,加上有限的元素组合,终会导致结构相同的现象发生,这就构成了一个轮回的发生,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系列的、全面的轮回。如此,则那位查拉图斯特拉即宣扬超人哲学和永远轮回思想,一手执蛇〔象征轮回〕、一手执鹰〔象征超人〕的古代传说人物,就成为新神话的核心了。

 

而当代的遗传工程理论家,甚至可以把结构近似的个体重复出现,视为证实轮回观念的一个根据。如果以遗传工程或外太空的科幻小说形式,来敷衍一段神格故事,这算不算科学神话呢?尽管不同宗教对“什么是罪”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有罪然后被罚这一点上却是相当一致的。处罚形式在许多宗教里都以下地狱为重,据说这是从波斯宗教里向四周民族扩散开来的。耶教与释教在罚之观念的具体方面还是有差异的:前者不承认罪业可以由人来代赎,而后者则不但承认且鼓励用善行来抵偿恶行。所以前者的宿命论意味更强,如新教加尔文派特别强调人的罪孽无法用善行来挽回。而佛教禅宗在另一极端宣扬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的思想。当然,耶教与释教中并非没有相近之派别及相近之观念,只是二教大体上看起来具有以上差异。而加尔文派的预定论及禅宗的意志论就是两个极端例子,佛教中缺乏类似加尔文派的预定观念,耶教中亦无禅宗的意志决定论。而佛教修炼所强调的唯意志论,在一个绝望的时代是天生宠儿,但佛教的慈悲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却是赘物,因为革命时代是以重大的斗争与牺牲换取转型的时代。

 

受尼采感召的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进行的历史研究,完全排除了神的干预,而把神理解为人的精神,他因此对这两种人格进行说明:把主张舍弃的人,称为“僧侣式”的;把主张扩张的人,称为“贵族式”的。而在我们看来,僧侣中的扩张分子实在不少,许多人根本就是为了生计而“委身事奉”的,这不仅在法国小说家司汤达〔Stendhal[Henri Beyle]17831842年〕的长篇小说《红与黑》里,描写得栩栩如生,在我们身边也司空见惯,混食于各种宗教中的僧侣以及“神汉”“巫婆”,其实不该称为“人生的舍弃者”。而具有雄健之力的人,才能克制自己甚至牺牲自己,不是“扩张者才有勇气”。真能舍弃自我的,需要另一种力量的支持,因为这不仅违背人类的自然性格,也乖离了动物的本性。所以它特别要求一种超常的力量,在绝望中生存下去的力量,甚至“如何自主地与宇宙结成关系”。

 

 

**八,全球意识的发展线索***

8.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Global Consciousness

 

全球意识的思想发展,出现在中国,这毫不足怪。因为:

 

1,我们生活在现代中国的一片混乱中,这些混乱迫使我们思考。

 

2,我们在社会封闭的状态下偷偷思索,避免了信息时代所特有的大量当下信息的涌入所造成的意识阻塞。

 

3,这样,从最原始的思维到最现代的学理,我们都均等地一一涉足过,这就避免了文化偏食和思想狭隘症,而这种精神病痛是现代的欧美人士普遍患有的。

 

4,在这种状态下,全球主要文明的历史和现状在我们的思想中,得以重演和过滤。在这重演和过滤的基础上,新的全球意识形成了。

 

5,全球意识的形成,是全球化时代的“合乎逻辑”的思想结果,是一个“自然的”或“必然的”行动指南。无论它是苦是甜,人类共同文明既然已经出现,那么完成重要的自我转型的时刻也就到了。“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变”,因为不变比之主动地变化更接近死亡。

 

稍安勿躁。过激的反应使得许多先行者都惹过“祸”,但缺乏适当的反应则连得祸的机会都没有了。要避免巨大的恶果,不在于不变,而在于审时度势。

 

我们知道,极端人本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伴生物,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科学模式的文化解说,在这一点上,尼采和马克思一样,既是科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年〕的学生,又是解构者弗洛伊德的先师。极端人本主义尼采的出现是西方精神急剧衰颓的典型征兆。在他的身上,欧洲的人本主义沉沦下去,全球化太阳正在升起,他倾心于印度的轮回说和波斯的拯救论,并从达尔文的立场予以理解,也许他和他的欧洲信徒没有意识到,求权意志如此执拗的超人,其实正是“浮士德精神”的回光返照。德国神话中的英雄“齐格夫里德”和半基督教化的“浮士德”,与极端人本主义的超人:实际上是一个观念的三段化身。这三段化身都由感染希腊精神〔古典〕和拉丁精神〔中世纪〕最少,并且身处欧洲中心的日耳曼人来表达,似乎上顺理成章。然则,即使在日耳曼这样一个“最后的西方民族”的身上,非西欧的精神还是占了上风。这就是打开极端人本主义〔尼采〕学说中最深刻的内在矛盾如超人与永恒轮回的钥匙:最后的残阳〔超人学说所显示的西方人本主义〕和最初的朝阳〔永恒轮回所显示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奇妙交织。于是,紧接这哲学预兆,欧洲的权能在二十世纪进入了全面没落期。即使美苏竞争的结果也是欧洲失败、美洲胜利,尽管苏联集团只是欧洲的东翼,不算正宗;而美国的胜利却是欧洲中心时代的明确结束,和“太平洋时代”开始的标志。而极端人本主义则在政治上未脱幼稚病,例如其梦想在欧洲中心时代就诞生一个欧洲合众国。其实,欧洲和一切文明发源地一样,不充分边缘化,就无法统一,如希腊各邦、中原各国,即此例也。

 

历史上未有一群彼此争斗的蕞尔小国能够捐弃前嫌和宿怨,而携手共建一个规模巨大的世界帝国。苏美尔城邦、玛雅城邦、希腊城邦、中原各国,在这方面都是典型的失败的例子。欧洲诸国难道能够例外?让我们拭目以待欧盟的奇迹吧。由于文明的后遗症,这群古老的小国锐气早经磨尽,创造精神也已惰怠,只能成为某个新兴的边区霸权的刀下之鬼,而具有原始背景的新兴霸权,会用各种方法迫使这些蕞尔小国成为自己的俎下肉,留给它们的只有一种可能:成为物质化的、广袤的、机械性帝国的一块领地。像希腊化各国对于罗马帝国,像战国各雄对于秦,像苏美尔诸邦对于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尼采看不到这一点,还由于他只是一个“真正的欧洲人”,虽然他因为拥有混血身份,眼界优于某一国的沙文主义者,可是他又怎能“彻底摆脱欧洲人共同的区域眼界”呢?那种欧洲眼界,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真算伟大的上乘,但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却是极为落伍的末流了。尼采预感到欧洲的没落衰颓,但却只知道挽救它而不知道放弃它,更不能摆脱人文主义的局限,不知全球化将要吞没欧洲──不是停留在欧洲的一体化,而是进军于全球的一体化。

 

欧洲的一切将在全球化里面终结。正如太阳在西方落下后还会从东方升起,刺眼,迷人,神奇。绝望的尼采学说,诚然是迷妄的,因为它还根植在欧洲文明的土壤中;同时它也有不朽之处,即根植于西方却看到了东方,并转向了东方,成为欧洲衰落的见证者。对当今的世界来说,一个颇为重要的工作便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扬弃极端人本主义的思想,并对极端人本主义虽然提出但却无法解决的形而上学问题,给予一个“文化上的答案”,这要求思考者从尼采的《权力意志》即所谓《八十年代遗稿》出发而不是停止,从他“欧洲合众国”的思想出发而不是停止,从区域政治走向全球政治,以再接再厉,开辟全球合众国,即礼制的天下统治。这当然需要以批判的眼光而不是信徒的眼光来阅读那本探索性、并不成熟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毕竟,波斯宗教只能提供起点而不是终点!当我们彻底肃清了极端人本主义学说中的陈腐,赐给它真正的教益,“天解决”的号角就吹响在这个脆弱的星球上。

 

文明史的四季以及“天子”学说,是对“永恒轮回”的一个说明和一幅完善的图解。“人的力量”无法满足人的需要、解释人的处境,在柳暗花明的时刻创造了生机的,是“神的力量”。如果说超人学说是欧洲人本主义的终结,那么天子学说则为历史教的全球流行打开了闸门?

 

 

第十一章 个人主义《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

 

第二部  欧洲失控

Part II European Loss of Control

 

第十一章 个人主义

Chapter Eleven Individualism

 

一,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

1. Rise of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Rights

 

二,权利观念的危机

2. Crisis of the Concept of Rights

 

三,权利观念的变化

3. Changes to the Concept of Rights

 

四,极端的个人主义

4. UltraIndividualism

 

五,走向全球化的权利和权力

5. Rights and Power in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一味强调“权利”和“权力”的欧洲文化,往往忽略了其反面,即“义务”和“压力”。而我们却知道:正常的权利必须伴随着义务,正常的权力也必定带来压力或源于压力。我们发现,“权利”观念曾在西方历史上起过巨大的压力作用,虽然许多人一般只能看到权利〔尤其是个人权利〕观念“起了解放的作用”。例如,正是个人权利观念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中的作用,刺激了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蜂起,并导致了二十世纪的暴民政治。与暴民政治互为表里的僭主政治,如无产阶级专政或法西斯专政或回教专政等现代极权主义,都是以“领袖头像”为群众队伍的先导的。

 

 

**一,个人权利观念的兴起***

1. Rise of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Rights

 

一味强调“权利”和“权力”的欧洲文化,往往忽略了其反面,即“义务”和“压力”。而我们却知道:正常的权利必须伴随着义务,正常的权力也必定带来压力或源于压力。我们发现,“权利”观念曾在欧洲历史上起过巨大的压力作用,虽然许多人一般只能看到权利〔尤其是个人权利〕观念“起了解放的作用”。再如,正是个人权利观念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中的作用,刺激了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蜂起,并导致了二十世纪的暴民政治。与暴民政治互为表里的僭主政治,如无产阶级专政或法西斯专政或回教专政等现代极权主义,都是以“领袖头像”为群众队伍的先导的。



 

说来可笑,备受资产阶级报纸抨击的无产阶级革命,其实都是从资产阶级革命那里邯郸学步的。例如,二十世纪风靡世界的“民族解放”和“非殖民化”,可以追溯到美国的独立战争〔英文原义是“革命战争”〕和南北战争;而二十世纪的十月革命与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雅各宾专政和巴贝夫密谋也极为相似。而法国革命的前身毫无疑问是十七世纪英国革命,至于英法革命之间的必要环节和“感染源”,显然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因此美国人自己对独立战争的正式称呼是:“革命战争”。美国革命中抄没不同政见者家产并将他们流放国外的做法,对后来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纳粹主义甚至中国革命,都起了极为恶劣的示范作用。谁能保证,这种大规模的人身侵犯和财产充公,不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强制国有化”等理论的“先行者”呢?

 

这种先行作用,在威廉·特库赛·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18201891年〕身上,同样也有表现。谢尔曼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方联邦军将领,以火烧亚特兰大和“向平民宣战”闻名于世。作为“美国内战英雄”,谢尔曼将军的名言是:“我就是要让整个乔治亚州都鬼哭狼嚎!我要让整个乔治亚变成地狱!我要让所有乔治亚人,不管男女老少,不管穷人和富人,都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痛苦!我的军团将毁灭乔治亚州而后快!”“如果人们觉得我残酷和残忍的话,我就会告诉他们:战争就是战争,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博得人们的好感! 战争就是地狱!如果你们想停止这一切,想要和平的话,你们和你们的亲人就应该放下武器停止这场战场!”这些观念显然都是“超前于十九世纪”的革命观念,开辟了二十世纪的种族灭绝战争的先河。

 

18627月,谢尔曼被任命为孟菲斯军区总司令,负责对南军的坚固据点威克斯堡〔Vicksburg〕发动进攻。由于兵力不足,攻击并不成功,战局陷入僵持。之后, 北军司令格兰特将军的大部队投入进攻。由于久攻不下和伤亡惨重,恼羞成怒的北方联邦军开始迁怒于城内的南方邦联国的平民。格兰特下令摧毁威克斯堡的一切目标! 数百门重炮对城内的军事设施和民宅进行连续数月的猛烈炮击,把威克斯堡的所有建筑炸成了粉末,无数“无辜的平民”被炸得粉碎。长达一年的围困造成的饥饿和屠杀性的炮击,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平民死亡。18637月,联邦军攻下了威克斯堡。

 

1864年秋,谢尔曼被任命为西部方面军最高司令官,率领十万联邦军和二百五十四门火炮,击败南军蒋斯顿将军〔Joe Johnston〕、胡德将军〔John B. Hood〕,攻入乔治亚州,并于91日进占了未作任何抵抗的南方重镇亚特兰大市。谢尔曼在占领后对当地居民下达了公告,要求所有民兵放下武器,所有市民离开市区。之后,就命令北军在11月离开前纵火烧毁整个城市。成千上万名老人和妇女为阻止联邦军火烧亚特兰大,坚决拒绝离开,他们以为只要他们还在城市里,北方联邦国的军人为了顾及他们的性命,就不会放火。但他们太天真了。当联邦军准备纵火时,老人和妇女们跪在地上,死死抱住联邦军士兵的大腿,放声大哭,声嘶力竭哀求士兵们看在上帝的份上,饶恕他们的城市和家园……但士兵们一脚踢开他们,同时在城市的各条街道纵火。

 

大火迅速蔓延全城,联邦军士兵自己安全及时撤出了城市,并不理会那些老人和妇女。可怜那成千上万的老人和妇女,在铺天盖地而来的大火前绝望地挣扎和惨叫,相互践踏……没有一人逃出火海。 联邦军同时严厉警告撤出城外的亚特兰大居民,任何人如果试图救火,一律格杀勿论! 大火足足延烧了半个月之久。曾经是南方最繁荣最美丽的城市亚特拉大在这次浩劫后荡然无存,全部化为废墟,只剩下了一条街幸存下来。这条街如今成为了亚特兰大的一个历史象征,被叫做地下街〔The street under ground〕。这整条街的确是在地下,要坐电梯下去才能到达。换言之,如今整个亚特兰大都是在原来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旧的市区被完全地摧毁,埋到了地下。

 

那么,谢尔曼如此形势是否自作主张的孤立行动呢?不是。他是得到充分授权的。不是别人,正是林肯总统的爱将、北军司令格兰特给谢尔曼下达了那条著名的命令“create havoc and destruction of all resources tha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 enemy。”明确要求谢尔曼对南方进行毁灭性摧毁,推行彻底的恐怖主义:即不但要消灭敌方的军队,还要消灭敌方的平民,摧毁其经济基础和民心意志。谢尔曼于是给林肯写信表忠心说:“南部必须由我们来统治,不然南部就要统治我们。我们必须征服他们,不然我们就要被他们所征服。他们除了要征服我们之外别无他求,而妥协之谈全是胡说八道。我们知道,任何妥协都只能遭到他们的嘲笑。……所以我是不愿意去哄他们的,更不愿用让步去迎合他们,只有让他们饱尝战争的苦头,使今后几代再也不敢诉诸战争。”在这封信中,他还提出这样一种恐怖政策:“我们应派军官、警察、法庭深入到南部的各个角落。……至于时间,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都在所不惜。我们一定要清除和摧毁一切障碍,有必要的话,就杀死每一个人,夺走每一寸土地,没收每一件财物,一句话,破坏我们认为应该破坏的一切东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在军事问题上,谢尔曼提出一套与格兰特、林肯的恐怖主义相仿的见解。他指出北方军队进入南方“好像一只船入海一样,这只船破浪前进时划了一道航迹,但随后马上就消失了,而没有留下永恒的痕迹。”因此,他竭力主张打破古典的军事传统,采取类似三光政策那样的战略战术,打出一个明显的结果来。谢尔曼的观点赢得了格兰特和林肯的一致称赞,也为自己博得了美国“第一个现代将军”的血腥称号。战后,谢尔曼于1866年晋升为陆军中将,1869年继格兰特之后任美国陆军总司令,一直到1883年退休,德高望重,举国景仰。

 

18641115日,是谢尔曼把冷酷的政治理论和绝伦的军事行动付诸实践的时候了。他在捣毁了亚特兰大市的全部铁路和工业设施,并把市区烧成灰烬之后,率领二百一十八个团组成的大军,带足了军火,却没有带粮食,因为他确信从佐治亚州这个号称南部同盟的“储藏室和粮仓”,可以榨取一切军需。在谢尔曼看来,对南方普通人民的打击必须和对武装部队的打击一样彻底。从亚特兰大开始,尽管谢尔曼将军领导的北军一直相当顺利,但为了吓住南方平民,他命令部队将遇到的民房一路烧下去,同时杀死所有的牲畜和反抗的人。186411月,谢尔曼大军离开亚特兰大,开始对南方进行长达一年的灭绝人性的大扫荡。谢尔曼的部队以六十英里的正面径直向前推进,彻底摧毁所到之处的一切物资设施,抢劫平民的粮食和财产,杀死反抗的平民,焚毁农田,炸毁村庄,用石灰封堵水井,捣毁铁路,抢劫和驱逐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居民,烧毁一座又一座城镇。谢尔曼的部队还没有来到,十几英里之外就可以看见蔓延而来的冲天火光,而当谢尔曼的部队离开的时候,地面上只剩下了烧焦的泥土和孤零零的几个正冒着烟的树杆。 一路上,谢尔曼大军摧毁了沿途所有车站、铁路,扫荡了所有的种植场和农场,很像二十世纪的总体战、焦土作战、三光政策。

 

仅仅用了一个多月,他的军队就横穿南方邦联,抵达东海岸,并于18641222日一鼓作气攻下了南方著名的港口城市萨瓦纳。1223日,谢尔曼发电报给总统林肯林肯报捷:“请允许我把萨凡纳市,包括其中的一百五十门大炮及大量军火和大约二万二千包棉花,作为圣诞节的礼物献给您。”之后,将城市本身付之一炬,片瓦不留,时值美国人民最为重视的圣诞节前夕。186521日,谢尔曼大军离开萨凡纳开始了第三次远征。这次远征的目标是北上经过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直捣北卡罗来纳的罗利,最后与格兰特将军会师于弗吉尼亚。在南卡罗来纳,谢尔曼大军继续实行毁灭性政策。他们摧毁了一切铁路、桥梁、工厂、仓库和企业,并宣布:“反叛从这里开始,也将在这里完结。”同时,他们还以“最坏形式的战争灾难”来惩罚各地人民,一座座庄园被夷为平地,大量的财产被席卷一空,实在搬不走的就地分给黑人。此外,谢尔曼还把大片土地分给黑人居住使用,因此大得黑人奴隶的欢心。黑人们向大军提供情报,充当向导,帮助他们寻找食物、住处和衣物。有的黑人冒着危险把被敌人俘虏去的北方联邦士兵救出来。这与中共后来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十分相似。这样一来,谢尔曼部下的黑人联队就得到各地黑人奴隶的支援,越战越勇。1865216日,谢尔曼大军轻而易举地攻克了哥伦比亚城,两天后,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查尔斯顿。33日攻占克劳,37日进入北卡罗来纳境内,312日到达法耶特维尔。327日,林肯、格兰特、谢尔曼相逢于西蒂波国特。北方3个最关键的核心人物对即将开始的最后一仗和国家未来前途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并做出了相应的战略决策。

 

1865年初,谢尔曼大军攻入南卡罗莱纳州的首府哥仑比亚,纵火烧毀了整个城市的全部民居和公共设施,只有南卡大学和行政机关的建筑得以保留。有多少平民葬身火海已无从统计。 之后, 谢尔曼将军的部队又一路向北烧杀上去,一直烧到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在查尔斯顿,南军对他进行了顽强抵抗,谢尔曼就用数百门重炮对查尔斯顿进行屠杀性炮击,数以万计的平民死于炮火。待到谢尔曼将军攻下查尔斯顿,已经一片断壁残垣。就这样一座已经变成废墟的城市,谢尔曼大军也不放过,照例点了一把大火。在查尔斯顿的郊外,至今还留下一堆堆被北军焚烧后的黑瓦砾庄园。遭到最严重破坏的是南部邦联国总统戴维斯〔Jefferson Davis〕的家乡密西西比州。内战之前,该州在全美富裕榜上名列第五;内战期间,该州60%的白人青壮年被杀,90%的城镇和种植园化为灰烬,平民的私有财产损失殆尽。战后,密西西比州不仅从此沦为全美最贫困的州,而且这种贫困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按照当时的物价,谢尔曼的作战造成了一亿二千万美元的损失,然而其中只有二千万是为了作战需要而破怀的,其余的都是“毫无目的”地破坏。按今天的市值计算,谢尔曼的大扫荡给美国南方造成了两万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数十万平民死于谢尔曼军团的大扫荡、抢劫引起的大饥荒,上百万人沦为难民。当时南部邦联国的总统戴维斯称谢尔曼为“美洲大陆的阿提拉”。面对指责,谢尔曼则回答“战争就是地狱!”〔War is Hell〕显然,这正是现代恐怖主义的逻辑,也是战犯法庭所要追诉的战争罪行。谢尔曼的行为彻底打破了古典时代战争的界限,他把战争扩大到了全体人民的头上。一百多来美国南方民众对“谢尔曼的大扫荡”一直耿耿于怀。从内战结束直到今天,在南方谢尔曼这个名字都几乎与“魔鬼”同意。在美国历史上谢尔曼也许是最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激赏的人把他看作战争明星和胜利凶神,厌恶的人则视其为低劣的魔鬼,彼此吵了一百多年还未结束,估计将来也还会继续下去。值得注意,这位屠夫还在18701880年间发动了对于印第安人的大规模灭绝性作战,彻底消灭了许多地方的印第安人。

 

由此可见,二十世纪全球“总体战”的序幕,是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揭开的。美国能赢得世界大战,不是偶然的:不仅依靠其生产能力,而且依靠其总体战的干劲。而我们后面将要批驳的“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论,不仅被美国的南北战争所否定,而且这个南北战争还是空前残暴恐怖的一页,注定给后来的历史作出最为恶劣的示范。

 

是权利观念导致权力主义的兴起,还是相反,是权力主义导致权利观念的兴起?结果都是权力被看作善的源泉,尤其达尔文主义所描绘的进化故事,更加使人相信,强权就是公理。上述简单的脉络提示我们: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奴隶解放、民族解放甚至现代极权主义具有亲缘关系和逻辑联系。例如,现代极权主义都是以暴民政治为先导,走向僭主政治即暴君政治的,而不是相反。此即英国人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年,原名Eric Arthur Blair〕所谓的“自由即奴役,民主即独裁”的逻辑联系。当然,我们不妨把上述的逻辑联系和亲缘关系视为“一种积极的作用”。“权利”观念的兴起,给整个社会及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活力,当然,这种活力往往体现为“对某种压力的反压力”。无疑,这种活力对社会的变化即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称之为“进步”的那种东西,起了促进作用。这些“进步”同时也使社会充满了危机,并迫使社会在进步的道路上冒着更加巨大的风险和危机……就这样,欧洲文明逐渐把它自身的危机扩大到了全世界,造成了全球危机。

 

进步观念结果导致了极端虚无主义的出现:“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从如此的进步观念来看待权利观念的兴起,可以说是“利多于弊”吧。但是,曾几何时,这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烟云了。而使现代世界富于特色的“福利政策”,作为权利观念所孵化出来的胎儿,在使欧洲及其殖民体系的社会衰老化过程中,居于关键的地位。毁灭现代文明者,其必“福利”乎?而现在,从权利观念及“权力主义”迸裂派生出来的各种魔瓶妖孽,已经把整个世界弄得疲惫不堪了。

 

 

**二,权利观念的危机***

2. Crisis of the Concept of Rights

 

权利观念其实不是欧洲的特产,而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形成社会的必要条件。同样,权利观念的危机和权利观念的分化一样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

 

早在古代埃及的中王国末期〔公元前1750年左右〕,史料就记载了贫民和奴隶终于作为个体起来活动,不再是集体的螺丝钉。如荷兰莱登博物馆所藏的第344号纸草所示:

 

《记国中灾难》

 

“真的,人是凶暴的……以前所预言的事,现在都实现了。好的田地落在匪徒之手,因此人们要带着自己的盾牌出去耕耘……温和的人们说……脸貌凶恶的人已变成重要的人了……是的,人是凶暴的。弓箭手已经准备好,恶徒到处都是。昨天的人都没有了……强盗遍地皆是。奴隶将要带着被盗窃的人去寻找他们……尼罗河在灌注着,可是没有人为它而耕耘。每一个人都说:‘我们不懂,到底国内发生甚么事情’……妇女不生育,不怀孕。

 

人们的心情是残酷的,疫病遍于全国,流血到处发生。死者的死,还在迫近人们之前,就已避免不了。……每一个城市都说:‘让我们打杀我们中间的富有之人吧。’……过去穿着白色礼服的人已经没有了,大地象陶钧一样翻转起来,强盗已变成财富的主人。……只有王宫的一些围墙屹然犹存……南部的大船笼罩着混乱,城市都遭到毁灭。南部已变戊沙漠……鳄鱼和阿芬那鱼都得到丰富的食物……人们是自己走向它们那里去。……国境变成沙漠,各州被洗劫一空,蛮人从外面攻进埃及。各处不复有埃及人。黄金、琉璃、白银、孔雀石,都挂到女奴隶的颈上去了,贵妇人在国中流浪。……

 

全部南方因为内乱而不纳税了。王宫所需的物、果子、炭、桅……箱……其他果实、手工制品、果实、黑脂,都感到缺乏了。国库既然没有自己的税收,又能有什麽用处……只有当贡物来到,呈献给国王时,国王的心才会欢乐。看!每个异邦都说,‘这是我们的水,这是我们的田。’你又用什麽办法来反对这样说法,要知道一切都趋衰落……笑已被遗忘了。任何地方也听不到笑声了。

 

……真的,亚细亚人已经越来越变成和埃及人相似,而埃及人却变成和那抛在路上的外国人相似了。真的,所有的人毛都已脱落了。大丈夫之子和那无父之人并没有什麽区别了……

 

真的,贵族的孩童被摔在墙壁而死,可爱的儿童被抛到高地上去。那些本来躺在涂膏防腐地场的人们,他们现在已被抛到高地上去了。涂膏防腐者的秘密已被揭破了。真的,那全部三角洲,它已不再是有防卫的了。那北国所贵重的东西,已经摆在公然让人袭击的道路上了。……蛮人对于三角洲的工作,已经熟识了。富裕的人去做推手磨的工作。那些本来穿着精美的麻布衣的人们,现在却遭到木棍的痛殴。那些本来看不到白昼光辉的人们,现在却自由自在地出现。……女奴隶越来越擅长自己说话了。……今天的滋味又似什么?贵人饥饿而陷于绝望,奴仆们却受到服侍。因为怨言,愤恨的人说,‘要是我知道神明何在,我就可以供奉祭品了。’真的,在国内,权利仅有其名而已。罪业──这也就是人们所创造的东西,人们为罪业而撒谎,兵士就像强盗一般,向着商人的袋子奔跑。那全部财产都被盗窃了。甚至动物们的内心也在哭泣,刽子手正在割切它们。人们杀死自己母亲的兄弟……道路无人,因为路上有埋伏。当夜间旅客走过之时,人们就坐在树丛里面,为的要夺取他的行李担。所有行李担上的东西都被夺走了。旅客不断遭到棍子殴打,还被打死。那些曾经见过昨日的人,死亡了。国家在其无能为力之中,就像收割以后的亚麻田一般。

 

……啊,何如人类的末日来临啊!不怀孕也不生育罢。啊,安得国中呼号止息而骚乱不生啊!……人们没有农服、油脂和奶油。所有的人都说,什么都没有了。粮食被毁了。守仓的人被打翻地上去了。……档案库也被打开了。档案库中的租税公告表也被偷窃。奴隶已变成奴隶的所有者了。官吏已被打死,他们的公文书被拿走了。计算收成的书吏,他们的登记簿也被毁灭了。埃及的谷物已成为公有的财产。审判厅的法律纸卷已被抛出,在十字路口,人们就在那纸卷上行走了。在街上,穷人碎裂那纸卷上的印章。真的,贫穷之人已过到九神的地位,因为那三十官家的公务管理已失去它的隐秘性了。那宏大的审判厅已成为一个任意出入的场所了。穷人进出那宏大的宫殿,……这摆在他面前的一切似乎都是美丽的。

 

看啊,火高高地升起来了,达到国境的敌人那里,那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竟然也发生了。国王被穷人捕捉去了,他原来依国王仪式埋葬,现在却躺在平凡的担架上了。国王的陵墓本是金字塔所覆盖的,现在却是一片荒凉。看啊:国家被一些不知法律的人夺去王权。那疆土无边的国家所隐藏的奥秘,已经为人所知。国都已在顷刻间遭毁。……上下埃及之王的神秘已为众所共知。国都已被贫穷之人所扰乱。”

 

上述古代埃及所遭遇的惨剧并不孤立,我们在此援引它,只是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造反记录。这类造反无疑源于社会危机。“危机”是什么?危机是生长的征兆,没有危机则创造性生长不可思议。同样,开创性的生长不是简单的重复生长,而是创造性愈大,作为其代价的“危机”亦愈深刻。

 

有人把危机分为两种:上升时的危机与没落时的危机,上升的危机一旦解决之后,就开始了一个生长期;没落的危机即使得以解决,伴之而来的却还是进一步衰落。我并不同意这种分类。从总体看来,不论什么危机,其后果总是转折与生长,而所有危机总是由生长时刻的失衡状态引起的。即便是最为消极的死亡,也为新的生命空出了地盘,也就是留下了最为珍贵的“位置”和“生存空间”。

 

内在的衰落常常并不伴随明显的外在危机。所谓“危机”,乃是生命的紧张状态,接近“痉挛”的实况,而内在的衰落常在宁静的和谐中归于死亡。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不论个人的、社会的、还是文明的“青春期”,既是发展最快的年代,也是危机最多的年代。心理危机在成人身上相对较少,老年尤其平静,因为生长已经停止,不再奢求“富于朝气的痛苦”了。一个社会更是如此。社会的严重危机,说明其中确有某种生长的势力,如果没有,社会性的危机也就无从发生。没有“没落的社会”,只有“被没落势力垄断和压制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一旦危机开始,就是生长的势力开始崛起,打破腐烂的平衡。危机既然不足挂虑,可悲的只是危机中的晕头转向。

 

2007325日是英国废除奴隶贸易二百周年。然而,奴隶制在英国并没有成为“过去”。2007226日,英国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和国际反奴隶组织〔Anti-Slavery International〕公布了一份长达七十九页报告,名为《英国当代奴隶制》,揭示了今日英国仍然存在大量“隐性奴隶”,当然,这些人是被军队和监狱以外的奴隶集团所控制的;这些人被犯罪集团和人口贩子控制,像奴隶一般被迫工作。而政府和警方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该报告的作者之一、英国“赫尔大学韦尔伯福斯奴隶和解放研究学院”的加里·克雷格〔Gary Craig〕表示,奴隶制在全球化的今天普遍存在,“事实上,鉴于交通和管理成本,现在买一个奴隶比二百年前还更便宜”。这是因为存在广阔的国外市场。“今日的英国存在奴隶……只不过这些奴隶被‘隐藏’起来了。”国际反奴隶组织的负责人艾丹·麦克奎德〔Aidan McQuade〕在报告发表后第二天再次确认了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很多人不知道奴隶制依然存在,是因为奴隶制的许多性质已经改变。《英国当代奴隶制》认为,英国的“奴隶”主要是强迫劳动力、被债务控制的人、性奴和童工。麦克奎德说,这些人受强迫或欺骗而进行工作,薪资微薄甚至没有任何收入,“雇主”通常通过精神、肉体的虐待或威胁来控制他们。《英国当代奴隶制》认为,最后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雇主”并没有真正施暴,只是采取一种威吓形式,如没收“奴隶”的身份文件,但这足以起到控制作用。因为失去了身份证件就几乎踏进了监狱的大门。

 

报告还指出,“当代奴隶制在全世界无处不在”。国际劳工组织的保守估计,全球范围内的“奴隶”产业,年收益高达三百二十亿美元〔约合两千八百亿人民币〕。目前全世界至少存在一千二百三十万名“奴隶”,其中至少有三十六万人生活在工业国家,许多是被迫劳动的外籍劳工。“当代奴隶制”最严重的是东南亚、拉美、美国、非洲和欧洲部分地区。发达国家“奴隶”的重要来源欧美国家的非法移民问题。2003年,欧盟有三千四百五十万非法移民,这个数字每年至少以四十万的速度增加。2006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指出,美国每年有六十万到八十万人被贩入,其中八成是女性,一半是未成年人。在当代奴隶中,最主要的就是卖淫和强迫劳动。至于英国,它现在不仅是“奴隶”接受国,也是中转地。粗略估算,在过去十年间,大约有一万名妇女和四千名儿童被送到英国当性奴,这些人主要来自东欧、非洲、南美和亚洲。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奴隶”是通过合法途径进入英国的,他们往往持有工作签证。但由于这些人不了解自己在英国所拥有的权利,语言不通,而沦为“奴隶”。对此,报告的解释是:英国是欧洲最灵活的劳工市场之一,工作时间、录用和解聘制度比较弹性,对于合同签订时间长短和薪资多少没有硬性规定。因此在英国,建筑、农业、清洁和家政成了外籍劳工的“天下”,这些领域也最容易发生剥削现象。雇主更愿意聘用外籍临时工,薪资低廉且可随意开除。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许多雇主威胁外籍劳工,若不符合要求就会撤消工作许可。

 

英国公共服务业工会〔UNISON〕在2006年《国际劳工移民》报告中指出,外籍劳工对于英国的经济十分重要,因为政府没有给予这些人应有的保护。“英国警方和内政部都承认奴隶制的存在,但由于政府内部对于‘入境外籍人士’所持的态度不同,导致奴隶制问题始终处于英国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之外。”麦克奎德说,英国政客虽然口头上抨击“奴隶制”,但现有的司法和政治框架却无法进行持续、有效地打击行动。政府至今都没有签署欧洲议会的《反对人口贩卖活动公约》。非法移民不愿和警方合作,害怕会被移民局遣返回国。如果揭发“雇主”和“中介”的罪行,在得不到政府的任何保护情况下,他们还可能遭到袭击或被再次贩卖。

 

古人所谓的“天下溺”,指的正是某种绝大的世界性危机,可是,天下并不会真正被溺的!“溺”的状态,不过是其中一部分人的状态,而不是全体。所以一切的“溺”都会导致一种新的拯救,即未溺的部分搭救已溺的部分。例如,权利观念的危机,激起了新的权利观念和新的权力形态。危机常常激起最深刻的本能力量,使人精神弥满,如果生活没有危机,生命的波澜也就止息,沉寂变得可怕。真正的战士不惧危机,而且怀有深深的欣喜:新的势力正在生长,自然将有新的拯救行为出现在危机过程中!即使仅仅为了这些拯救行为,危机与冒险也是值得的。

 

 

**三,权利观念的变化***

3. Changes to the Concept of Rights

 

“权利”作为一个宣传口号,使得醒觉意识向社会下层和文明边缘蔓延,从而扩大了“权力”的膨胀速度,“权利”结果成为对于“权力”的报酬和奖赏,为了继续保持这一力量扩张的势头,与“权利意识”和“权力主义”的决裂,被看作“不现代”的甚至“不人道”的。欧洲文明正是如此以“权利”和“权力”为杠杆,把传统美德所束缚的人,变成了达尔文主义背景下的野兽。尽管中国文明的末流被日本留学生鲁迅称为“吃人的”和“野蛮的”,但我们却希望“中国文明的礼教”可以把达尔文主义训练出来的野兽士兵再度驯化为文明的人──其方法可以在本书即将谈到的“历史教”原理中找到……

 

“欧洲”与“中国”这两个极,将在全球化过程中合一,那时候,中庸之道就会从一个抽象的观念,获得具体的实质性。“欧洲”的正在没落的一切,“中国”的正在兴起的一切,欧洲文化的“客观性”的物理科学,中国文化的“主观性”的心理玄学,在全球意识的精魂中,在大战略的布局下,可以扩大个人主义的外延,把个人的幸福与全球的合作衔接起来,从而缓和进步观念所造成的全球危机。“时间美化了逝去的一切”,这样的美化不是纯然消极的,而是创造了更高的标的。在回忆的想象里,超现实的精神出现了,危机所促成的色彩,将比平板苍白的生活更有意味。不仅在回忆是这样,理论也是如此。根据我的理解,“西方的个人主义”在生活中的面目,完全不如它的理论表达那样精彩,经常显露冷酷的粗糙,缺乏礼教的优雅。正如“时间美化了逝去的一切”,“语言的韵味和理论的精致也美化了生命的腐败之处”。例如,在个人主义社会中,儿童受到虐待的比例经常高于家族主义社会,所以西方国家严刑峻法以待之。

 

由此可知,为现状辩护的许多理论,是建立在某种相应伪善和有害的基础上,需要对文明史、人类史、生命史甚至宇宙史的基本事实,视而不见,这样才能侈谈“人人同等的权利”。这类同等的幌子本来作为战术工具、掩盖巧取豪夺的口号,倒也情有可原,但真的拿来作为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却未免太过危险了。这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伪善”必须澄清,否则人类文明的全面整合必定遭到破坏。单向度的个人主义,现已堕落成纵欲的口实〔“理论”〕。当代世界中的一切灾难从心理的角度视之,都是单向度个人主义的流毒所及的结果。所谓单向度的个人主义就是“除了犯法不做之外一切可以极端利己”。而双向度的乃至多向度的个人主义,则是具有“仁”“义”“道”“德”等多层面及多向度。

 

双向度乃至多向度的个人主义,是全球政府的基础;它以天子为表率,它把天子列为全球文明的焦点和方向。而新型的个人主义,甚至以天子之光来导航。双向度多向度的个人主义,融合各种纷乱歧义的单向度个人主义,成为经纬的秩序。

 

天子不同于基督:基督的国不在这个世界,天子的国就在这个世界,天子是现世与个人的融合者。

 

我们平心静气地期待一个天命的个人来融合一切动物的个人……而不再被古典意义的“征服”问题所困扰。我们理解:彻底的征服,就是融合:成功抵抗了那不可逃避的增熵宿命。所以,单向度的征服的观念,不外乎基于三种误解:

 

A〕自卑和弥补的努力。

 

B〕自我中心的幻觉。

 

C〕自大的炫耀。

 

这种意义的 “征服”既然是单向度的,就是败坏的开始,是出于一种对“文化”的不解,是暴力崇拜。双向度乃至多向度的 “征服”,不再意味着一类人对另一类人的奴役,而是表述人与人之间一种融合的甚至融洽的关系。可见,十六世纪“殖民时代”开始以来人们沉缅其中的单向度的征服概念,应该终结了。

 

在全球政府的思虑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甚至人与命运的多向度的融合关系,必将建立,从而挽回地球环境横遭破坏的恶果。这些恶果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以“人类幸福”美其名曰的自我中心论,已经作为潜意识毒害了整整几代人类。其毒性浸透整个人间,使社会加速离心倾向,文明解体的现象日趋严重。是时候了──结束关于“征服自然”、“征服人类”的梦境,建立“融合自然”、“融合人类”的文明,这是挽救人类的唯一道路。

 

 

**四,极端的个人主义***

4. UltraIndividualism

 

弗洛伊德生于摩拉维亚〔现属捷克〕,四岁随父母移居维也纳。医学专家却闯入文明起源的探讨,可谓不幸之至。

 

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治疗神经错乱应不同于别的医药方法,它主要靠谈话方式进行。其实,这个方法是对天主教告解〔忏悔〕仪式的某种剽窃和滥用。这个方法还用所谓的“对自我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意识的心理过程是整个心灵的分离部分,他由此否定了传统的观点:“心理的即意识的”;第二,性的冲动,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都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并且性的冲动对人类最高的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弗洛伊德还吹毛求疵地认为,过失常被当作微不足道的心理现象,它的起因是由于机体的或心理的原因而引起的注意扰乱。其实,过失〔如口误、笔误等〕是有意义的,在它的背后隐藏着某种“意向”或“倾向”。过失是由两种倾向同时引起的结果。一种是干涉的倾向,另一种是被干涉的倾向。如在把“开会”说成“散会”这个口误中,“要开会”是被干涉的倾向,“散会”是干涉的倾向。干涉的倾向是由于原因藏在心底不愿说出的倾向造成的,而对干涉的倾向的压制则造成口误。 与过失一样,梦也是健康人所具有的但被忽视的心理现象,梦也有意义,梦的研究是研究神经病的最好准备,而且梦本身也是一种神经病的症候!他认为梦有显义和隐义两种。记得的、可以说出来的梦是梦的“显义”,被伪装了的、由释梦的工作所揭示出来的是梦的“隐义”。所以可以记住的梦并不是真的,只是一个化了装的代替物,我们顺着这个代替物所引起的观念,就可以知道梦者原来的思想,将隐藏在梦内的潜意识内容带入意识中。梦的隐义常被压抑,而通过种种伪装才在梦中表现出来。而儿童的梦多半未经化装,其显义和隐义一致。梦是欲望的满足。神经病的症候背后都有意向,症候是有意义的,与病人的内心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精神分析学派的创立是欧洲文明急剧衰落的标志,在癫狂的二十世纪影响了西方的心理学、医学、人类学乃至史学、哲学、文学艺术,遗祸无穷,甚至对集中营、大屠杀都有间接影响。在精神分析学内部,像阿德勒、荣格等人对弗洛的伊德的性本能说有尖锐的批评。弗洛伊德用性本能说明宗教、道德和文化的起源发展,可以称为“极端个人主义的”观念。他把人统统视为精神病人。他的师兄布洛伊尔曾用催眠法治疗一个癔病的女病人安娜。这个病人有个特殊症状,就是几个星期内干渴得无法忍受时也不能喝水。在催眠状态中,她诉述自己童年时,如何走进她不喜欢的女家庭教师的房间,看见她的狗从玻璃杯内喝水,引起了她的厌恶,但由于受到尊师传统的压抑,只好闷声不响。她在催眠中,恢复了对往事的回忆,发泄了愤怒情绪,治愈了不能喝水的怪病。这种治疗主要是通过谈话进行的,所以弗洛伊德称之为“谈疗法”,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成果,建立自己的精神分析法。

 

那么,被压抑的欲望又是什么性质的呢?弗洛伊德以为主要是性的欲望!而性的扰乱竟是神经病的根本原因。他于1896年出版了《癔病的病因学》,提出了诱引说〔the seduction theory〕,以为儿童幼时天真,并无性的冲动,只因受了成人的引诱,才导致了性冲动产生。到了1897年夏天,他进行了“自我分析”,发现了自己幼时对亲生母亲具有性欲、对父亲具有敌视,于是他放弃了引诱学说,而认为儿童具有性生活。但被他剽窃了理论基础的师兄布洛伊尔完全不同意弗洛伊德关于性的荒唐观点。

 

随着欧洲文明中色情和暴力的持续发展,弗洛伊德的著作日益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性趣”。新的精神分析学会在欧洲大城市里纷纷建立起来。在欧洲最为悲惨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名声却达到了最高峰。1910年以后,美国报刊充满了弗洛伊德的文章,1920年后,美国出版了两百部以上的书籍论述精神分析。与这种病态理论同时发展的是他自己的病态,他在1923年患上了口腔癌,死前十六年经历多次痛苦之极的外科手术。1939年客死英国。

 

为什么说弗洛伊德的学说对集中营、大屠杀都有间接影响?这源于弗洛伊德的死亡学〔Thanatology〕。自1900年开始,他的思想日趋变态,到1920年,竟然模仿尼采的腔调发表了《超越唯乐原则以外》〔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直接提出了死本能的概念。他说,“死亡以死本能的形式,成为一种消灭生命的势力,而所有生命的目标都表现于死亡。”后来他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又以生物学观点,将本能区分为性本能及攻击本能。他说,“我们以为本能有不同的两类,即最广义的性本能可称之为Eros‘食色’本能及以破坏为目的攻击本能。”弗洛伊德在提出攻击本能之后,便先发制人地以性恶论的理由堵塞性善论者之口。他指出,“历史的事实及我们的经验……都证明人性本善的信仰只是一种错觉……因为我们主张人有攻击破坏的特殊本能之说不是因受历史教训和我们自己的经验的影响,而是由于估计到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现象的重要。”而就被虐待狂现象看来,“就可见它有以自我破坏为目的一种趋势。”“本能的目标在欲恢复事物的较早期的状态。”这个目标被称为“复旧的强迫性”〔repetitioncompulsion〕。他说,“假定远在往古,生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起源于无生物,那么,据我们的假设,那时便有一种本能要以毁灭生命而重返于无机形态为目的。又假定我们所称的自我破坏的冲动起源于这个本能,那么这个冲动便可被视为任何生命历程所不能缺乏的一种死本能的表现。”所以他相信本能可分两类:食色本能要将生命的物质合成较大的统一体,而死本能则要将生命的物质复返于无机的状态。这个荒谬的理论,对暴力进行了充分的合理化,它源于淫乱受阻的绝望:“与母亲在性的方面合为一体,或安息于她的怀抱之内,或最终到达了死的城堡,子宫内的毫无紧张的涅槃境界。”这是完全否定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主张生不如死,为极权主义的杀人和强迫自杀提供了理论根据。

 

为什么说精神分析学派的创立是欧洲文明急剧衰落的标志呢?因为弗洛伊德对文明的态度是毁灭性的。他的《文明及其不满》认为,文明的进步不能增进人的快乐,反而增进他的痛苦。不论色情还是暴力〔性或攻击的冲动〕,在正常的文明社会里都要受到克制或压抑,不能肆无忌惮地要求满足,所以人不可能幸福!弗洛伊德认为“爱与文化的利益相反,文化的严酷的限制威胁着爱。”他说,“就性已成熟的人们而言,对象选择限于异性,凡属生殖以外的满足多作为反常而被禁止的。……这些限制的措施可能把有正常的性能力者的性兴趣纳入合法的轨道而不受干扰。但是可以许可的异性爱情的唯一出路还要受法律和一夫一妻制的进一步的限制。”依照他的观点,人如果可以随意乱伦,甚至发生同性关系,“复返于原始的情境,我们将远为幸福了”。

 

显然,这些搅乱伦常的谬论,对二十世纪越演越烈的色情、暴力、恐怖活动的泛滥,无疑是疯狂的催化剂。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弗洛伊德搜集材料的方法就已经受到当时严肃心理学界的广泛批评,但这阻挡不了其谬论的扩散,因为他的变态学说伴随着欧洲文明的急剧滑坡,而且“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只不过其结果是“顺之者亡、逆之者昌”罢了。

 

 

**五,走向全球化的权利和权力***

5. Rights and Power in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1980年代我看过一份报告,是个美国宗教组织制作的,内容预言某种个人主义宗教将席卷中国,而其基本论据则是中国空前的“精神真空”。

 

为什么有了“精神真空”就会有个人主义宗教的容身之地呢?难怪圣经上说“你们有眼却看不见”……作为职业的宗教家们,在现代意义的小乘佛教即西方议会民主主义〔1949年〕和现代意义的大乘佛教即东方社会帝国主义〔1991年〕都已经先后破产的中国,较之小乘的议会民主主义和大乘的社会帝国主义都更为原始落伍的“中世纪势力”,反而会渔翁得利?

 

报告的作者断言儒家传统已被摧毁。其实在五胡乱华之后几百年间,中国本土文化也是如此“已被摧毁”。但是不久之后,唐宋文明就在秦汉文明的废墟上兴起了。所谓儒家文化不是凭空生出的,它是中国土壤的一部分,长于独特的地理因素中,是中国根据自身的人种条件发展出来的。虽然这人种因素由于种种情况而被掩盖起来了,但谁又能否定它会有复兴的一天?

 

从入侵中国的外来文明的意义上看,相当于大乘佛教的社会帝国主义,比相当于小乘佛教的议会民主主义,更加崇拜偶像也更为宗教化。但从历史发展上解读,大乘佛教的兴盛就是小乘佛教的衰微,也是佛的觉悟的精神趋于死亡的同义语。同样,社会帝国主义的大乘专政并不能挽救欧洲的精神颓废,反而是整个欧洲精神衰微过程的活化石。

 

看了明代吕坤〔15361618年,字叔简〕所著《救命书》一文后,我明白了现代欧洲的坠落,在文明史的意义上无独有偶。不仅中国五百年前的衰落过程在这《救命书》中体现出来,欧洲当前的衰落颓废也仿佛跃然纸上。这救命书与先秦两汉之间或是欧洲古典时代的兵法不能同日而语,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文献”,而不是“修齐治平的世界战略”。个人主义文献的终极价值不过求得一命罢了,修齐治平的战略却以荡平天下、落实天下秩序为务!唐宋文明的盛极而衰,是值得现代欧洲人沉思的……而在中国历史上,明代确实是最为“个人主义”的时代,和五胡乱华前夕的西晋差不多,消费性文化也达到了极致,是中国最为繁荣也最为颓废的时代。然后就亡国于异族,长达二百六十七年〔16441911年〕。就像西晋亡国到隋唐的“汉人复国”〔姑且不说已经混血杂交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也仅仅少了两年〔二百六十五年:316581年〕。但愿历史转机已经来临,让我们撇开救命书的个人主义精神,恢复世界融合者的兵学传统!

 

器是精神的体现。欲治器者,必先调养精神。中国人若不明此理,一切“现代化”之器都是无缘的!飞机的前身是汽车,汽车的前身是奔马,而正是训练了飞马的那种精神,创造了一切现代交通工具!是飞腾的西方海盗精神创造了太空飞船。“人类的巨大牺牲究竟为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无法回答的。就个人说,一切吸引人类为之赴死的目标如财富、爱情、权力、智慧等等,其实都是虚设的,是一些请君入瓮的圈套而已。而在超越了个人主义的角度视之,人的一切牺牲,其价值就在牺牲行为本身的壮丽,其目的就在于显示生命循环的冲击力量,在此之下的“目标”、“召唤”之类,都是虚设的圈套,是道具,是鱼网,是捕鱼的诱饵。

 

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一天上午九时,我在北京“中央二台”听到一首“英国进行曲集锦”的曲子,把不同名曲的片段集合起来,编为一个连奏。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集唐诗”,集唐诗也是如此用不同名诗的句子组成新诗。毫无疑问,集唐诗的出现是诗的衰落,而现在听到的这支“英国进行曲集锦”也只能解释成欧洲人的创造力量可靠地衰退了。欧洲文明已经过期,“盛唐”不再,而进入“集唐诗时代”了。这个时刻看来已经不远:权利和权力的厘清,个人主义的外延扩大,单向度的自我中心意识转折为双向度多向度,效法人形的天子,并融合于他,这就是全球政府的文化基础。人形的天子又融合于普遍的天子,而普遍的天子连同他的各类分化形式,又融合于宇宙的密码,一切都返本归无、归根曰静:这不是死本能,这是再生。

 

一个“多向度人本主义即神道主义”的时代,快要来了!而多向度的人本主义其实就是一种历史的教化,可以简称为“礼教”或“历史教”,其曙光正在穿透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哲学的万里云嶂,悄然透露了出来!重新得到认识的地球环境和宇宙空间,将给心身交瘁的文明人类,带来深深的安宁和愉悦,精神的天籁交响在天涯海角:“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王,就是天、地、人三才的融合者。

 

谢选骏:达芬奇是个狗爹养的

《五千字讲述达芬奇“荒诞”的一生,母亲16岁生下他,死在国王怀里》(聚光灯娃娃)报道: 这篇五千多字的文章,我将带你了解一个你知道其名,但却不知他的一生究竟有多厉害的达芬奇精彩的人生。在他走过的67年的岁月里,在现存的他留下的七千多页手稿里,我们看到了达芬奇这位天才不平凡且“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