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共产主义病毒变成了西方文明的病毒

《人类学家德斯科拉：我们已成地球的病毒》（2020年5月26日 法广RFI 古莉）报道：

法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在法国《世界报》 5月21日刊出的访谈中表示，这场冠状病毒大流行应该引出一种新的“地球政策”，认定地球是一个共同的房屋，不再只留给人类使用。菲利普-德斯科拉以研究亚马逊的希瓦罗人-阿秋尔族（ Jivaro achuar）而闻名。他正在研究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比较人类学彻底改变了人类学领域和当代对生态问题的思考，著有《黄昏之矛》，《超越自然与文化》，《复数世界的组成》等论著，现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法兰西科学院2012年授予他金奖，表彰他的全部工作。这次访谈是由世界报“想法-辩论”专栏负责人Nicolas Truong做的：

问：这次疫情全球大流行如何成为马赛尔-莫斯（人类学奠基人之一）所说的，是一个“全社会事件”（fait social total）？

答：全社会事件是一种制度或一些事件，可以推动社会动起来，显出社会的原动力与价值，揭示社会的深层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疫情大流行是一种浓缩试剂，由于是全球大流行，所以它浓缩的不是一个特定社会的特征，而是统治当今世界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的某些系统特征。

问：这些特征是什么？

答：首先，广泛的养殖业，工业化的农业，内部殖民，开采矿物和化石燃料，都导致“稀少人类活动的环境”空前退化和萎缩，造成野生生物的病原体库与在更密集栖息地生活的人类更紧密接触。由于疫病大流行都是人畜共患病，由一个物种传播到另一个物种。所以疫情的扩散，在很大程度上，与生态环境的剧变有关。第二，疫情危机揭示，在一国之内和国与国之间，持续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危机造成的后果会因我们所处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不同，而有很大差异。这场疫情大流行证实了人类学家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做的观察，那就是：一项工作对社会有用的程度越高，获得的报酬和受到的重视就越少。我们突然发现，那些我们依靠的治疗护理人员，给我们提供食品的人，帮我们运走垃圾的人，都非常的至关重要。而且，他们还暴露在传染病的一线。第三：这次病毒在全球蔓延的速度快。传染病绕地球传播并不是新事物。但这次它的传播迅速让人注意到，当前全球化所呈现的形式，它仿佛完全被市场的无形之力，也就是尽快获利的规则所支配。特别是口罩和检测剂或治疗药物的短缺，都揭示出国际分工生产中的两个基础性疏忽：一是运输这些货物的生态成本被疏忽了。二是，在地方分工生产中，需要所有技术专长都有的必要性被疏忽了。

问：这场危机是由于破坏地球造成的？还是相反，我们应该考虑到，流行病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因此人类必须谦逊？

答：作为研究美洲文化的学者，我很痛苦地意识到，印第安人因为欧洲殖民者带去的传染病而付出的代价：16-18世纪，某些地区90％的人口消失了。流行病自人类之初就伴随着我们。仅仅是19世纪末欧洲出现福利国家后，才逐渐让那些从中受益的人忘记了：危险和不确定性仍是我们集体命运的基本组成部分。

问：您为什么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地球病毒”？ 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错吗？这些流行病不是貌似与活体动物市场和中国传统医药有关吗？

答：病毒是一种寄生虫，它依靠宿主进行复制，有时候会一直复制到杀死宿主。这也是资本主义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对地球所做的。只是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也知道治疗它的药方，只是我们似乎害怕这个药方会推翻我们的生活模式。毫无疑问，传统的中国市场正在助长穿山甲或犀牛的消失。而供应中国市场的受保护物种的走私网络完全是以资本主义的逻辑在运作。更不用说，在印尼经营的中国或马来西亚伐木公司的野蛮资本主义。他们手牵手，与油棕种植园和食品工业合作一起干。不按照这种模式经营的人是婆罗洲的土著居民（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他们捍卫自己领土上的森林免遭砍伐毁灭。资本主义诞生于欧洲，但它不能以种族来界定。而且它继续像流行病一样传播，不同的是，它不直接杀死实践资本主义的人，而是毁掉地球上所有居民的长期生存条件。我们已经成为地球的病毒。

问：这场危机难道不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在种植与自然之间，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构想另一种关系？还是相反，我们会因为人畜共患病，而试图增加“它们”和“我们”之间的距离？

答：进入17世纪时，欧洲出现一种对事物的看法，我称之为“自然主义”。它的思想基础是：人类与非人类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非人类世界被冠名为“自然”，它可能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无限的资源，象征的储存库。那次心理革命，是工业资本主义与空前发展的科学知识肆无忌惮开发大自然的原因之一。然而，它使我们忘记了生命链是由互相依存的环节组成的，而且其中有些环节没有生命。可是，我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从世界脱身。假如我们想到：我们每个人的微生物群都是由数万亿个“它们”组成，或者我今天排放的二氧化碳在1000年后仍会影响气候，那么，这个“我们”就没什么意义。几千年来，我们所改变的病毒，微生物，动物，植物，都与我们共享生命的宴席（有时是悲惨的）。认为我们可以离开生命链，生活在隔绝的泡泡中的想法是荒谬的。

问：亚马逊土著人民为了应对这次冠状病毒疫情大流行，正在关闭，分散和撤离。我们也应该躲在我们的边界和国家后面吗？这不仅是全球化的结束，也是某种世界主义的终结吗？

答：如果就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世界主义而言，即大部分人类意识到，由于面临同样的风险，所以具有共同命运，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关闭边界是不切实际的虚幻。我们可能会减慢Covid-19的传播速度，但我们没法阻止其他地方发生别的人畜共患疾病。尤其是，我们挡不住切尔诺贝利的云（核爆）也不能阻止海平面的升高。如果亚马逊河的某些美洲印第安人有可能阻止人类进入他们的领土，因为这些人是疾病传播者或是淘金者，相反，他们会更欢迎他们所熟悉的非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主义”这个词可以延展到它的全部意义，而不是康德普世计划的延伸，康德认为人类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过上文明与和平的生活。“世界主义”从字面上讲，就像一个宇宙政策。地球政策应当被理解为，地球是一个共同的房屋，它不再仅限于让人类使用。这意味着政治思想上的一次革命，规模与启蒙哲学和随后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进行的革命一样大。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次革命的先兆。在一些国家，人们已经赋予了居住环境（山脉，流域，土地）法人资格。它们能够通过代理人维护自己的利益。代理人的福祉与被代理方的利益相连。16世纪末以来，欧洲和世界的发展都是以不断将自然和公共财产据为己有为特征的运动。现在许多国家，包括法国在内，一些小集体已经从这种运动中脱离出来。他们强调物种之间的团结，与环境的认同，对其他众生的关照，以及生活节奏的平衡。而不是强调竞争，私人占有，和最大限度榨干地球资源。这是一种正在实践中的真正的世界主义。

问：我们是否正在见证法国思想的人类学转折，像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您自己这一代人，已经不再将人类与非人类彻底区分开来？

答：如果愿意，可以称为人类学的转折，但前提需要补充说，矛盾的是，这种人类学变得更少以人类为中心。它不再把非人类贬低为周边次要功能，也不再把非人类的特性降低到人类投射到它们身上的愿望和代码。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就是把非人类作为全权角色引入社会学分析领域，使它们脱离传统受摆弄的玩偶角色。这样的操作与几个世纪以来的人道主义例外主义背道而驰。在几百年间，我们的思维模式认为，如果让机器，山川或微生物可以成为自我参照，是不恰当的。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将非人类也纳入全社会事件对待，也就是说，把非人类转换成一种被多个卫星环绕的行星。我把这样的人类学称为大自然的人类学。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个法国人说——“如果亚马逊河的某些美洲印第安人有可能阻止人类进入他们的领土，因为这些人是疾病传播者或是淘金者，相反，他们会更欢迎他们所熟悉的非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主义’这个词可以延展到它的全部意义，而不是康德普世计划的延伸，康德认为人类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过上文明与和平的生活。‘世界主义’从字面上讲，就像一个宇宙政策。”——由此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头法国猪。为什么呢？因为他把“美洲印第安人”和“人类”分离开了！这是一种典型的欧洲思维——把自然与文明对立起来的自我中心的分裂态度。由此，法国人把自己变成了猪。结果呢？共产主义的武汉病毒因此变成了西方文明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