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的最后岁月：诗词人生的遗憾与遗产》（2024年12月19日 南方周末）报道：
在晚年，叶嘉莹依旧每天工作到凌晨两点，6点半起床继续工作。她将半生积蓄捐赠给南开大学，自己住在70平方米的住宅里，每天的伙食固定而简单。被问到“您惧怕过衰老，惧怕过死吗？”她回答道，“我是‘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
叶嘉莹的嫡系弟子、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钟锦曾在2024年4月和7月看望过叶嘉莹。4月那次，叶嘉莹非常平静地对钟锦说：“我没有春暖花开的日子了。”
2024年11月24日下午，叶嘉莹逝世，享年100岁。
《诗刊》主编李少君曾在2024年春节拜访过叶嘉莹。当时她已住进医院，李少君不愿过多打扰。“本来（她）躺在病床上，但一旦说起诗词她就来劲了，就坐起来了。”李少君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李少君感叹叶嘉莹对传承中国传统诗歌的执著。“（她的）最宝贵的遗产就是那种精神和使命感。”李少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五四以后，新诗成为主流，近体诗遭到了整体性的忽略，直到叶嘉莹刚回国时，近体诗还是处于比较边缘化的地位，后来才逐渐重回大众视野。
作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诗人，叶嘉莹在研究、教书、诗词创作三项事业中，排在首位的永远是教书。在她七十余载的教书生涯中，白先勇、陈映真、席慕容、宇文所安、戴锦华都曾坐在她的教室里。90岁大寿时，她许下生日愿望：来生还要做教师，还要教古典诗词。
“我的生活并不顺利，我是在忧患中走过来的。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在口述传记《红蕖留梦》中，叶嘉莹这样写道。叶嘉莹十几岁时，在战乱中与父亲失联，母亲则因忧思成疾病逝。二十多岁时她离开故土，辗转来到北美，再次回到祖国时已经五十岁。两年后，她的大女儿女婿在车祸中丧生……
在苦痛的时间里，叶嘉莹写诗词，其中展现出一种强大的具身性。因为出生在农历六月“荷月”，叶嘉莹的小名为“小荷子”，她的诗词中常常出现莲花这一带有佛学意味的意象。1940年，16岁的她写下《咏莲》，“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渡苍生”。61年后，在南开校园的马蹄湖旁，她写就一阕《浣溪沙》，词中写道，“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生命如同莲花会凋零，但总有一粒莲子会留下来。
1979年，叶嘉莹开始回国讲学授课。在《红蕖留梦》中，她回忆道：“我发现我还可以回国教我喜欢的诗词，我还可以把我继承下来的一些传统回报给自己的国家。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从悲苦中走出来的一个心理过程。”
在钟锦看来，叶嘉莹从诗词研究转向诗词科普，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他认为叶嘉莹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通过王国维回溯到旧词学，并从中归纳出词如何生发感动读者的一系列论述，包括提出“双重性别”“双重语境”的理论概念，论述常州词派如何将唐五代的词上升到道德高度；把词的发展分成了歌词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三个阶段；以及提出广为人知的“弱德之美”的概念。
叶嘉莹曾对钟锦说，词的美感特质她在大的方面都研究过了，但是诗的美感特质比较复杂，她一直还没顾得上。“如果她把精力放在诗学上，我觉得她一定还会写出更启发学术的东西。”钟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是叶嘉莹的助手、嫡系学生。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2003年与叶嘉莹初次见面时的情景，“当时她肺部感染了，白天输了液，晚上演讲手上还贴着医用胶条。这种情况下，她还是站着讲了两三个小时。”后来，张静在叶嘉莹身边工作二十余年，参与整理叶嘉莹的年谱、讲课笔记录音，参与编写《给孩子的古诗词》《诗词大先生》等多部作品，是叶嘉莹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的学术顾问。
在叶嘉莹的论著丛书《迦陵书系（百岁典藏版）》出版之际，南方周末记者对张静进行了采访。
先生那些课
南方周末：叶先生给你们教学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张静：上叶先生的课就像沙龙。相比我们今天拍摄的场地，叶先生的家里没有这么宽敞，但是小板凳很多，因为每次上课的时候除了自己在读的学生，还有很多是社会的群众或者是追随先生的粉丝。先生坐出租车的时候，有个出租车司机说，你是叶先生，给我签个名吧，我能去听你的课吗？也有从1979年叶先生回到南开教学就一直跟着叶先生上课，已经跟了好几十年的老学生。
上课的时候，比如讲辛弃疾的词，每个人都会讲这周读了什么。叶先生鼓励你能有自己的兴发感动，能有自己的思考，而不仅仅是我跟大家解读一下前人都怎么评论过，事实是什么，有什么考证的线索。
有一次我讲了李商隐的一首诗，里面有这样两句，“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我当时很自然地联想到我自己的爱人，他当时还在英国读书，在他的宿舍窗前有一棵枫树，我当时在想，也许他这一年四季走过的时候，可能也是望着窗前的这株枫树想念我。叶先生最后点评说，今天张静讲得最好。先生当然是为了鼓励我，那次对我特别大的触动，以后我再遇到诗词解读的时候，都会想一想，这首诗能够唤起我真正的共鸣在哪里。
我留校工作以后，叶先生只要上课，就像是我们的一个party，大家都很兴奋，我们晚上可能7点半就上课了，有时候聊得兴致高就会聊到晚上11点半、12点才下课。聊着聊着下雪了，我们就下去打雪仗，先生就在阳台上看我们打雪仗，玩一阵子我们再上来。前人有这样的比喻，大学其实就是大鱼在前面游，小鱼在后面尾随，游着游着，慢慢这个小鱼也就长大了。我觉得是比较难得的一种师生之间相得的人生之乐。
我有一门面向全国大学生的慕课，叫《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品格与修养》，这学期我们邀请到欧阳江河老师做一次直播互动。当时欧阳老师讲，有的人在读诗的那一刻他是诗人，有的人在写诗的那一刻是诗人，叶先生她无时无刻不是个诗人。
2012年到2015年，我每年都陪同叶先生去温哥华几个月。叶先生的卧室和我住的卧室只有一墙之隔，所以我会听到叶先生她在洗漱，自己就会吟诗。她并不是面对镜头才会给你背诗，也并不是说教学生才给你说几首诗。她开着车，看见花落了，就给你马上背两首李义山的诗，王维的诗。她如果到了海边看到夕阳落日，马上就有诗句涌现出来，诗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一部分。
南方周末：除了你描述的类似于私塾一样的夜沙龙，她讲大课又是怎么样的情景？
张静：大课叶先生基本上没有讲稿，但是她让我特别敬佩的一点是，她始终认为讲课这件事情是非常神圣的。有时候我跟着叶先生去各地演讲，即使讲的内容她已经非常熟悉了，只要她第二天有讲座，先生头一天晚上一定在认真备课，而且她在讲课前绝不应酬。最简单的就是准备两块面包，在再高档的宾馆住也是两块面包送到房间，她要认真准备。
因为她近乎虔诚地对待讲座，所以她讲的时候，她会随着当时的情境自然感发。我们现在整理叶先生很多录音录像的时候，会发现她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讲的同一个主题，整理出来的文字不一样。即使讲同一首词，因为她感发的点不一样，就像秘响旁通，她去展开的联想是不一样的，她驰骋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她不断地跟自己较劲”
南方周末：“迦陵书系”是先生出的书里面最漂亮的一套，也有很多精华。先生很多讲课是“跑野马”的，整理的时候是特别较劲的过程吧？
张静：叶先生她不在意的东西，她都无所谓，但是对文字确实非常关注，尤其是我们帮先生整理的稿子，哪怕出版社说已经排印了，先生觉得这个地方要加个“的”，还是要撤稿。先生也曾经讲过，如果有谁整理我的稿子，最后我没有改出一个毛病，我就重赏他。有的其实也不是硬伤，但是先生还是觉得要有一些变化。比如她写过关于北京恭王府海棠雅集的一首诗，她说“事往如流水”。要是说往事，都已经说得很俗了，但是你一说“事往”，就有了一种陌生感，给人一种新的感觉。
我们整理叶先生的讲座录音，尽量去恢复叶先生讲课的那种生动性。但是如果要说到文采、逻辑的缜密，还得是她早年手写的论文，确实是环环相扣。她写不同的研究对象，文风也都会有一些变化。她确实是活得非常精致的一个人，包括在生活的细节上，特别是在文字的处理上，她非常地讲究。
我在整理先生手稿的时候问她，稿子上的这些横线是标注的重点，这些竖线是怎么回事。先生就笑了，说：“我在加拿大得用英文教本科生，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要讲的生词都得查好了，翻到两三点，再去给人家上课。背着背着，一打盹划了一道竖线，醒了接着再背，一会又一打盹撑不住，又划了一道竖线。”叶先生非常严于律己，在生命的困苦之中，她不断地跟自己较劲，也不是挑战自我，因为不是自己选择的，但是这些困难来临的时候她就去面对，她就去应战。这种精神我觉得特别难能可贵，是常人不具备的。
叶先生在2018年的时候得了一次带状疱疹，就是俗话说的缠腰龙，那个疼痛是撕心裂肺的，而且先生是起在肋骨间，即使不动，只要呼吸，就会疼痛。当时张伯礼院士让叶先生卧床静养，不要再下床了。但是先生必须得自己起床。有一次张院士正好要去先生家，先生正好在起床，张院士悄悄观察她怎么起床。先生就在床上，一直在找一个使劲的点，然后她盘旋着，啊——这样叫着坐起来。当时张院士热泪盈眶，他说：“叶嘉莹是我从医几十年来见到的唯一一个靠着对自己热爱的事业的执著，能够战胜病痛的例子。”当时叶先生95岁了，六七十岁的人得这个病都是闯关。先生一生都是在跟自己较劲。
南方周末：叶先生是一个生命力特别强大的人，前半生受的那些苦难一般人难以承受，她自己也承认诗词给了她非常大的支撑力。
张静：对，先生自己讲，“诗词不仅仅是我创作的一种诗歌文体，诗词也不仅仅是我教学研究的对象，诗词是支撑我走过苦难的力量。”叶先生在她一个个重要的生命关口，困难的境遇中，确实都是靠诗词的支撑走过来的。因为她自己这样走过来了，所以她坚信诗词有这样一种力量。
我以前问到先生一个问题，我说读到史铁生老师的《命若琴弦》，那部短篇小说给我很大的冲击，我就在想我们这种师徒之间的“道”，到底是为了鼓励下一代充满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人生才说的，还是真的有这个道？
叶先生说，“我的生命经验告诉我，是真有这个道的存在。”有人问她，如果孩子只看到了光明美好的一面，他们走向社会要被残酷的现实打击了怎么办？先生的回答非常妙，她说人来到这个世间，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的灵命更加纯粹，这就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追求；而不是财富、地位，那些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带给这些孩子真善美的阅读，让他们体会到这种人性中的美好，其实是有益的。
我后来就明白了，我们来到世上都必须得去面对自己应该接受的考验。你经受住了考验，那我们的灵命就更加晶莹。反之如果我们堕落了，没有抵挡住诱惑，那我们的灵命可能就会污浊一些。每一个人看着好像身份地位、地域空间不同，但其实我们都是在完成这件事情。
为孩子们换诗
南方周末：先生讲课确实是用“诗教”这个名分，好像用在别人身上都不大贴切。现在也有很多文化学者在讲古典文化，功力也非常深厚，但是那种讲述方法确实跟先生不同，没有通体带着自己生命的感悟。先生对小孩的重视我觉得很有意思，包括她说你们编给孩子的古诗词不能放感伤的诗词。
张静：先生确实是一个大教育家，她时时刻刻都会想着接引不同的人。比如你是一个学者，她跟你聊天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对谈的内容。来了一个小朋友，先生一看见小朋友就两眼放光，她对谈的时候就会首先从小朋友关注的话题入手。
有一次我从学校下了晚课回来，还是骑电动车，在北方特别冷，回到家里手非常凉。我的儿子一握我的手说，妈妈的手好凉，今晚睡前讲一个天冷的故事吧。那时候他才3岁多，我给他讲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即使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对3岁的孩子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强的冲击。因为他哪儿也没去过，他觉得可能天下的所有孩子都跟他一样，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围绕着他的，大家都生活在有暖气的房间。他听了这个故事沉默了很久，猛地抬起头说，妈妈，长大了我想找到一个大棚子，让天下没有家的小朋友都可以住进去。
第二天，我跟叶先生顺带汇报了这个事情。先生说当时你就应该给孩子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我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么长，我能给他讲明白吗。先生说你讲不讲明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一个深刻的烙印，自己的理想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有过，而这位诗人他写在了诗里，今天的我们都还在读。
我配合叶先生一起编《给孩子的古诗词》，我先初选一部分，她在此基础上增删。后来我大概选了不到300首给到叶先生，叶先生主要是删的工夫。
其中有一首李商隐的《天涯》，“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我觉得这首诗比较短，而且叶先生几次讲到认为这首诗写得很好，我就把它放进去了。叶先生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把这首诗摘出来了。她说，这首诗是一首好诗，但是我们不能够跟刚入门的小朋友讲，因为它写得太悲慨了。我们在孩子幼小的时候，还是要通过诗词让他们的身心茁壮成长，让他们在诗词里获得更多前进的力量。等到他们的根都已经长得比较扎实了，他对于人世间也都有自己成熟的看法了，这个时候诗词的深刻性、丰富性可以在这些人生阶段再经历。
后来我们就换上了王安石的一首《题何氏宅园亭》，“荷叶参差卷，榴花次第开。但令心有赏，岁月任渠催。”你是花是叶不重要，你究竟在高处开还是在水上也不重要。参差、次第，都是先后有序的，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生长的节奏，都有自己的花期可待，就像古人所讲的，“梅先菊后何须较，好似人生各有时”。但什么是重要的呢？“但令心有赏，岁月任渠催。”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找到一个自己真正愿意去投注的目标。如果找到了，你就不会再慨叹四季的流转，因为你在追求的过程中，你的生命意义已经彰显了。这首诗确实特别适合跟孩子聊。
“月明帘下转身难”
南方周末：先生最后一两年都在医院，是吗？
张静：对，在疫情之后去了医院。在医院里，她还是喜欢跟诗词在一起，我们也在整理叶先生积存数十年讲课的录音带，在《草地周刊》隔周连载。刊登出来之后，也都会打成大字版，送到医院去，由保姆和护工给先生读。保姆和护工不是科班出身的，诗词的断句难免会有点磕绊，先生就会和他们讲，然后就开始给他们上课。保姆也觉得先生跟大家在讲诗词的时候，精神状态是最好的。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她想到住的是医院，那时候的情绪就没有在学生面前那么昂扬。
先生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上映的时候，当时白岩松老师亲自到现场主持，叶先生也到现场去。先生说，我不讲了，请白老师讲就行，我到现场就是感谢一下白老师。结果先生一到现场，看到大礼堂那么多人，又讲了一二十分钟。白老师在后台跟我们讲，这就是真正的老师，看到学生是最激动的时候，她一看到学生，自己的职业身份马上回来了。
南方周末：就自动激活了？
张静：是的。2023年10月15日，南开大学举办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是给叶先生的百岁庆生，当时来自海内外的很多弟子都回来了。医院和学校讨论觉得，叶先生毕竟百岁了，提前录一段视频，现场放一下就好。但等到前一天傍晚，先生连着给我打了5个电话，“张静，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坚持，因为海内外这么多朋友客人嘉宾回来了，我不到现场去很失礼的，你们如果担心我的身体，我就到现场跟大家感谢一下，马上就撤退，好不好，我不讲话。”
当她真的出现在现场的时候，全体起立，很多人都自发地泪流满面。先生说：“我现在年岁大了，未来诗教的传承就靠诸位了，谢谢大家。”她那一刻的精神状态，完全和一个正常人没有区别，那个时候可能激活了她全身最好的一面。
寒山大师有一个偈语，他说“荆棘丛中下足易，月明帘下转身难”。在荆棘丛中肯定会划伤，但只要你能够有定力，面对打击的时候咬着牙，站稳了脚跟，这是相对容易的。难的是“月明帘下转身难”，到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美好的境界，可以在帘下看月亮了，你还能转身吗，还能不忘初心吗？很多人可能就躺平了。
叶先生在90岁华诞的庆祝会上讲，“我这么多朋友喜欢古典诗词，我还要努力工作，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做教师。”叶先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鲜花和掌声之后，她的选择是捐设了迦陵基金。先生很平静，她跟学校专门有交代，不想做宣传。
叶先生说：“现在的社会大家还是太功利了，只看到叶嘉莹捐出了一笔钱（编者按，1993年，叶嘉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为研究所捐出了她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所得的一半退休金10万美元(当时约合人民币一百万元)，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2018年6月，叶嘉莹将北京及天津的两处房产出售所得的1857万元全部捐赠给了南开大学，同时还把版税稿酬一并捐赠，用于设立‘迦陵基金’；2019年5月，叶嘉莹再次向南开大学捐赠1711万元，用以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研究）。我是1979年就回国教书的，那个时候我决之奉献的是我剩下的一切，包括我的时间、精力、才华乃至生命，我的一切都想要捐出来。我在温哥华的家，上世纪70年代初抽水马桶、24小时热水都有了。但在1979年的国内，不要说天津的生活条件，就是我在北京自己的老家，上厕所还得走两条胡同上土厕所，这种条件下我都决定要回来了。和我现在比，把我生活用不着的一笔钱捐出来，我更看重的是1979年回国的那个选择。”
南方周末：社会上有一个误会，在先生过世之后说先生学问不行，只有教学。但是我觉得先生生前对自己的总括非常清晰，她说，“我没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学者或者一个更好的诗人，因为我没有把很多时间用在那些方面，但是我确实把绝大部分的精力给了教学。”
张静：对，因为前两者都是为己的更多，只有做教师的身份是她最为看重的，因为它是为人的。先生在世的时候对于不同的学术争论，也都是一笑了之。叶先生有一个自选集，叫《多面折射的光影》。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不同的叶先生最后组合成的那个叶先生才是立体的。诗里也讲“一月千江水”，同一轮明月它映照在不同的江河湖海中就会有不同的倒影，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南方周末：有时候我们谈论一个人往往只是谈一个名字，没有谈论他背后的一个完整的人。先生自己有两本自传，一本是手写的《世事人生》，还有一本是口述的，那本叫什么？
张静：《红蕖留梦》。
南方周末：加上你这本《诗词大先生》，包括陈传兴导演拍的《掬水月在手》。
张静：对，陈导演曾经留法10年，在传播诗词文化的时候他能够中西合璧，非常难能可贵。比如说这个题目叫《掬水月在手》，就很有诗意。但是翻译成英文，没有直接地翻译。他选用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一句，Like the Dyer's Hand，也就是染匠之手：在什么样的染料里浸润，自然就会带有附着这个染料的颜色。叶先生用她的百岁人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浸润久了，生命会被赋予什么样的色彩。
南方周末：无论我们读诗词或者了解一个人，在根本意义上都是我们去接触一个生命，而那个生命的力量能够返回到我们的生命之中。
张静：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财富，有些是有形的，比如书、音视频资料，有些是无形的。就像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海宁王先生之碑铭》写的一样，“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也许她的著述不可能一下子都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也许别人对叶先生的学问有不同意见，这些都很正常。但是叶先生四海弘文一灯传道的精神会激励我们后人，起到指路明灯的作用。
谢选骏指出：人説“我没有春暖花开的日子了”——我看這個百歲人瑞似乎忘了自己已經百歲，好像不懂“百歲吃盡了春暖花開。
人説——“我没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学者或者一个更好的诗人，因为我没有把很多时间用在那些方面，但是我确实把绝大部分的精力给了教学。”我看這人似乎不懂——世上的学者或者诗人較少，而堂上堂下的教師卻是過剩。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