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精神分析与希腊神话

精神分析与希腊神话似乎并不想干，其实却是脱胎而来。阉割与恋母仇父，童年的梦与潜意识创伤，由此可见，不论佛洛依德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都非真正的犹太悍匪。

精神分析与希腊神话的关系，除了耳熟能详的恋母情节还有什么自希腊神话延伸出的概念？

（一）

心理学上的很多名词其实都来自希腊神话。“心理学”这个字 psychology，便是来自希腊神话里的一位公主赛琪 Psyche，意为“灵魂”。Narcissus（纳西斯）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位美少年，他拒绝了其他女神的追求。因为纳西斯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后他为了拥抱自己的形象，溺水而死，又有一说，是纳西斯憔悴而死。就在他死后的湖边，生出了一丛紫蕊白瓣的花，后来人们称为水仙花。“水仙花”的英文正是narcissus，而“自恋”的英文narcissism也是源于这个希腊神话。Narcissus complex是“精神分析”谈到的自恋情结（纳西斯／水仙花情结），而严重的narcissism也被描述为心理学的自恋人格症状。恋父情节：女孩恋父憎母的本能愿望称厄勒克特拉情结(Electra complex)，得名于参与杀死自己生母的希腊神话人物厄勒克特拉。Pygmalion是位雕塑家，他用象牙雕刻女人像后，竟深深地爱上了她，祈求上苍赋予雕像生命。爱神维纳斯(Venus)受其真诚感动，使雕像变成活人，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心理学有一名词为Pygmalion Effect(比马龙效应；期待效应)，意即个人行为表现，常受别人预期影响，别人期望他如何，他将会变得如何。

（二）

《精神分析视角下的希腊诸神》认为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奉的诸神给人的感觉是：渡厄劫难，感化众生。那么希腊诸神给我的感觉却如同婴儿般耍着自己的小性子：嫉妒、仇恨、贪婪、博爱（甚至于说性滥交）。希腊诸神也不像三大宗教那般受到信众的顶礼膜拜，而更多是出现在西方艺术作品和悲剧文学中。因此，希腊诸神对我来说总是有种莫名的美感。

首先来谈谈希腊神王。

在希腊神话里有三代神王：乌洛诺斯、克洛诺斯、宙斯。乌洛诺斯始终与地母神盖亚性交，迫害出身的神子。而克洛诺斯却因为其父的诅咒，惧惮自己的权利被取代，吞噬姐姐瑞亚所生的孩子。因此，我们似乎在克洛诺斯和宙斯的身上，感受到在出生时所遭受的迫害，感受到父子之间的相互嫉妒。

乌洛诺斯

在希腊神话里，神王乌洛诺斯无时无刻不在地母神盖亚性交，这样的一种行为，似乎更像婴儿最原始的冲动——贪婪。神王乌洛诺斯的贪得无厌的欲望，已经远远超出地母神盖亚所能给予。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其实神王乌洛诺斯的目标在于破坏性的内摄——掏空、吸干、吞噬乳房。当盖亚怀有其他神子时，乌洛诺斯出于对母亲乳房的原初嫉羡，让他泯灭了对于其他客体的同情和爱，甚至于不顾盖亚的感受，将神子束缚在其体内。而克洛诺斯和提坦神族，我们可以理解为地母神盖亚裂解出来的部分客体。而这部分客体以克洛诺斯为代表，最终阉割了乌洛诺斯的贪婪欲望，推翻乌洛诺斯的神权。

克洛诺斯

如果说乌洛诺斯还是躺在母亲怀抱的小婴儿，那么克洛诺斯的年龄也只是比他稍长点的大婴儿。克洛诺斯在一出生就强烈感受到来自父亲的迫害焦虑，在其内部建立好客体的能力势必会有所削弱，进而影响到自我和超我的形成。在希腊神话中，克洛诺斯恰好是时间的创造力和破坏力的结合体，时空创造与破坏之神。据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克洛诺斯有着精神分裂性的特质。虽然克洛诺斯最终联络盖亚，阉割掉了乌洛诺斯的生殖器，推翻了其父的残暴统治。但是，神王克洛诺斯对权利的痴迷以及吞噬神子们的做法，似乎更类似于对于父母双亲贪婪而又破坏性的吞噬。

宙斯

在我看来，宙斯是三代神王中，相对来说心智最成熟的。这主要表现在其对子女的态度温顺、对于女性的温柔、对人间秩序的维持和对于人类统治的公正。。希腊神话里，宙斯总是多情，甚至于滥情。他是会背着天后赫拉，与神界和人间的女子发生关系。比如：勒托、墨提斯、迈亚、欧罗巴。即使摄于天后的威力，宙斯仍会使用各种手段去接近自己中意的女子：幻化成金雨、苍鹰、甚至于公牛。虽然，三代神王对性交有着几近病态的痴迷。但是宙斯不同于前两代神往的是，其性交对象并不总是天后。我们似乎就能感受到前两代神王更像还在襁褓中的婴儿，眼里的世界全是父母。而对于宙斯来说，他似乎找到了父母之外的客体。或许，仍旧遭受到父母双亲早期迫害焦虑的影响，神王宙斯不可避免的感受到了某种不安全感，内部好客体的建立也势必会受到影响，自体好部分的信任也会受到干扰。结果，宙斯不可避免的感受到孤独，以及不断变化客体寻找亲密。在现代人中，我们似乎仍能看到宙斯的影子。比如，美国总统克林顿，以及那些有着【性成瘾】的人。由于能内摄瑞亚这样的一个好客体，我们也不难理解宙斯的超我具有温柔的一面，其对于子女和女性的态度亦不再是迫害。比如说：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儿子法厄同出于好奇而骑上太阳战车，险些酿成大祸，而幸得宙斯相救。而宙斯要求的回报，也只是为儿子阿波罗争取太阳战车而已。

赫拉

与希腊神话最早结缘与小时候的一部动画。故事里的男主人公——赫拉克勒斯，从一出生就被天后嫉妒和迫害。而恰恰就是这样，让我觉得这妇人怎会这般令人生厌。可是，随着对希腊神话的了解，才发现善妒的赫拉，却活得如此这般真实。作为婚姻和习俗的保护者，妇女的守护神，在面对这样一个始乱终弃、风流成性的宙斯，善妒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如果更深入赫拉的精神世界，我们似乎能从她的身上，看到俄狄浦斯情结的残留。与宙斯的关系，更好比父女之间的关系。当看到父亲，被自己以外的女性（尤其是妈妈）抢走时，女孩内心所产生了破坏性的嫉妒。在希腊神话里，我们能看到赫拉对于宙斯情人及私生子的迫害比比皆是。比如：在提坦巨人的女儿勒托即将临盆之际，赫拉下令任何岛屿和陆地不得接受。最终还是在海神波塞冬的帮助下，勒托临盆与特洛斯岛。以及赫拉对于赫拉克勒斯的对迫害等。

雅典娜

关于雅典娜，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吉祥物以及屹立在雅典娜卫城深山的帕特农神庙。帕特农神庙又称贞女庙，因此，雅典娜又是贞女神。在希瑰丽浪漫的希腊神话里，关于雅典娜的故事，最富传奇色彩的要属她的出生了。在《荷马史诗》的记载中，诗人荷马从来不提及雅典娜的母亲，似乎雅典娜就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女英雄。在王以欣教授提到过雅典娜的出生是作为神王宙斯和天后赫拉的一个赌注而诞生。这个赌注是两位神界最高的神，谁也不依靠谁，看谁生出的神子更完美。宙斯生出了雅典娜，而天后生出的却是又瘸又丑的匠神——赫淮斯托斯。而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关于雅典娜的出生也十分荒诞离奇。赫西俄德写到在宙斯联络其兄弟姐妹打败克洛诺斯后，接收到了爷爷乌洛诺斯和奶奶盖亚的预言，称他与墨提斯所生之子必然有超过宙斯的权利和力量。害怕的宙斯将墨提斯所孕之子，如同其爷爷和爸爸一样，吞入腹中。尽管如此，雅典娜却依旧如同被铁扇公主吞进肚子的孙猴子一般，在宙斯的体内闹腾不已，最后直接从宙斯的额头跳出来，光彩耀人。

正是由于雅典娜这样的一个荒诞的出生经历，其在“结合父母”形象的过渡阶段必然是紊乱的。如果在婴儿内部建立的“结合父母”形象（即母亲包含着父亲的阴茎或是整个父亲，父亲包含着母亲的乳房或是整个母亲：父母在性交时密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这种幻想也促成了“有阴茎的女人”这样的观念），这一点已被证明为许多具有精神病性质的焦虑情境的基础。对于雅典娜认同父亲能生育小孩的事实，也必定会导致认同自己是拥有阴茎的女孩。在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忒亚》的第三部剧目《复仇女神》中，雅典娜女神艾瑞阿帕格斯法庭（雅典的一座小山，古希腊最高法庭的所在地）中，面对奥瑞斯忒亚和复仇女神厄里倪俄斯的判决中，讲到：“我不是由母亲胎生的，我是从父亲宙斯额间跳出来的孩子，是一名男性姑娘。我不知道婚姻，却天生是男人（尤其是英雄和皇权的）的庇佑女神。”并且在雅典娜的雕塑中，我们不难看到雅典娜总是如此的一个形象出现：英姿飒爽，头戴战盔，身着胸甲，左手持盾，右手执矛，圣蛇随伺左右的戎装女战士。秀丽的面庞透着阳刚之美，眉宇间英气逼人，给人凌然不可侵犯的感觉。简直就如同神界的花木兰一般。

无论是在民间传说还是神话故事里，雅典娜女神总是与蛇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我们可以从帕特农神庙的木质的黄金象牙雕像看出来：雅典娜女神一手执矛，一手执盾，而在盾的旁边围绕着一条大蛇。蛇是作为雅典娜女神的一个象征物。而蛇经常在我们的无意识层面，却常常作为是阴茎的象征物。据此，我们不难理解雅典娜作为一个“有阴茎的女人”的形象而出现。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精神世界，似乎可以理解雅典娜为何选择成为“贞女神”。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雅典娜对于女性，尤其是崇拜者贞操的强调，不是源于自爱，而更多的是对于自己女性位置甚至于母亲早期不在场的不认同。

关于雅典娜与蛇的联系中，我常常无法绕过“蛇发女妖”美杜莎。美杜莎的形象常常是：一头令人胆寒的蛇发，以及能将男人石化的邪恶之眸。我的推测是：帕特农神庙的女祭司，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喂食雅典娜乳汁的母亲，而雅典娜更像是一个婴孩。由于早期母亲的不在场，惧惮于早期迫害焦虑的唤醒，雅典娜势必会理想化美杜莎。而当美杜莎被海神波塞冬奸污后，我们便不难理解雅典娜其暴怒之程度——将温柔美丽的美杜莎，迫害成一具人见人怕的女妖。在诸神之战中，珀尔修斯更是在雅典娜的指点下，最终将美杜莎的头砍下，献祭给雅典娜。

阿尔忒弥斯

在希腊神话中，女战神雅典娜、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和女灶神赫斯提亚是希腊的三大贞女神。在我认为，阿尔忒弥斯与雅典娜的贞女观是不同的。在阿尔忒弥斯身上残留的是反向俄狄浦斯情结。首先，雅典娜的形象是英姿飒爽，大有神界花木兰的风范，而阿尔忒弥斯的装扮却相对唯美、柔和许多（故此，阿尔忒弥斯也是圣洁的月亮女神）。我们从这似乎能推测出其对于父亲缺失的不认同，而雅典娜却恰好是完全认同，甚至于理想化宙斯的（这主要表现在：有人认为雅典娜代表的就是宙斯的思想）。其次，她的出生并不如同雅典娜那般，生育的只有父亲。阿尔忒弥斯在其成长过程中缺父亲的缺失，导致其对于爱神阿芙洛狄忒的青年男女的反抗和轻蔑。在卡利斯被宙斯诱奸后，其命运如同美杜莎一般，并没有得到阿尔忒弥斯的同情，反遭驱逐。尽管阿尔忒弥斯的出生不同于雅典娜，但是，两位贞女神在出生所遭受的迫害，真可谓同病相怜。

阿波罗

2004年，雅典奥运会选取了雅典娜和阿波罗（又称福玻斯）作为吉祥物。而阿波罗追求月桂女神达芙妮的故事，更是为广为流传。按照后世总结，阿波罗是希腊人心目中理想的美男子，寄托了古希腊人对男性美的理想，即青春、阳光、英俊、健美、多才多艺、文武双全，具有完美的气质和人格。在史诗《阿尔戈英雄纪》中，英雄们在提尼亚斯岛靠岸的时候，阿波罗忽然向他们显现：

“勒托的儿子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正从遥远的
吕西亚北上到人数众多的北风之北的部族那里，
簇簇金发在他的两颊边灵动地摇摆，
左手拿着银弓，箭袋挂在肩上垂到背后，
整个岛屿都在他的脚下颤抖，海浪也
翻腾起来，一直垂到内陆。英雄们
见到他的时候感觉惶惶然不知所措，
没有人敢正视神明那闪亮的双眼。
他们低垂着头、眼看着地，直到
阿波罗飞过空中，远远地
在海平面上消失。”

尽管阿波罗的形象如此完美，但阿波罗跟孪生姐姐一样，都表现着反向俄狄浦斯情——对女人的憎恨、追求女性的失败以及对宙斯的完全顺从。下面这段文字便是以他对女性生育力的轻蔑为特征的：

“不曾在自贡的黑暗中孕育，
她却是一朵生命之花，因为女神
从来不会生育……（指雅典娜）
尽管男子们都称她是孩子的母亲，
她却不是真正的生养者，她只是
照料着生命的种子。那播种的人
才是唯一的生养着……”

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当阿波罗杀死巨蟒皮同之后，由于小瞧爱神厄洛斯，而导致了第一段感情的失败——与月桂女神达芙妮的爱情。在追求达芙妮的爱情失败后，又陆续陷遭遇到玛尔珀塞、卡珊德拉、西彼拉的拒绝。与宙斯不同的是，阿波罗在追求感情的道路上似乎是波澜坎坷。虽然遭受到连续的打击，但是，阿波罗并不总是失败的——比如克瑞乌萨。只是没在克瑞乌萨怀孕后，阿波罗却像其父一样，抛弃妻子返回神界。同时，对于女性的追求，也开始转向男性青年。据此，我们不难在阿波罗的身上看到反向俄狄浦斯情结。

在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忒亚》的第二部曲《奠酒人》中，主人公奥瑞斯忒亚接受到来自阿波罗的神谕：如果不杀死王后克吕泰默斯特拉，他便会遭受到来自于阿波罗更严厉的惩罚。很难想象一向光明磊落的阿波罗，为何会逼奥瑞斯忒亚做出此等灭绝人伦的事（尽管王后克吕泰默斯特拉杀死丈夫阿伽门农以及豢养情人埃葵斯托斯的事，也同样有违人伦）。但是，阿波罗在此的态度却多显严厉和专横。而我认为阿波罗和奥瑞斯忒亚对于父亲都有相同的一点：完全认同并理想化。因此，我们不妨假设奥瑞斯忒亚是阿波罗投射在外的一个客体，假借奥瑞斯忒亚之手，来惩处那些谋杀父辈之人。

当然，在阿波罗身上的艺术创造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其司掌光明、青春、医药、畜牧、音乐等。尤其是阿波罗是缪斯之祖。在其身上的音乐造诣已超凡出世。当然，在希腊诸神中，能与阿波罗比肩的除了神使赫尔墨斯之外，无人能出其右。

阿芙洛狄忒

如果说雅典娜是贞女之神，那么阿芙洛狄忒则司掌男女情爱。在后世中，人们丝毫不吝啬对于阿芙洛狄忒的歌颂。尤其以卢浮宫的展馆之宝：米洛斯的维纳斯为代表。在这尊雕像面前，一切人体艺术作品都显得黯然失色，它更是成为赞颂女性人体美的代名词。在希腊神话中，阿芙洛狄忒是集爱与美于一身的女神。关于女神的出生，有着不同的说法。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说到：第一代神王乌洛诺斯在被克洛诺斯阉割后，其生殖器飘向大海，而在生殖器的周围环绕的是乌洛诺斯的精液和浪花泡沫，而这幻化成了阿芙洛狄忒。因此，在赫西俄德的版本中阿芙洛狄忒与雅典娜一样，都是没有母亲的。而在《荷马史诗》的记载中，阿芙洛狄忒却是由神王宙斯与狄俄涅所生之女。

阿芙洛狄忒司掌人类与诸神的爱情，却惟独做不了自己婚姻的主。在奥维德的《变形记》当中，阿芙洛狄忒作为神王夫妇对于匠神赫淮斯托斯的承诺，而委身下嫁于他。一个美艳不可方物、风情万种，一个又瘸又丑、不懂风情。简直就是希腊版的武大郎与潘金莲的故事。在希腊神话中，爱神阿芙洛狄忒与希腊诸神都有染。而爱神这样一个风情的个性，我认为与雅典娜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着共同点的。他两的出生经历中都没有母亲，在结合双亲的形象阶段中，都是固着的。早期阶段，原初客体的不在场，无疑增强了婴儿的迫害焦虑，而其对于母亲的憎恨和失望导致其逃离向父亲以及父亲的阴茎。但同时对于母亲的怨恨和失望转移到了父亲身上，也同样导致了其在于男性关系的满足上的紊乱，也是阿芙洛狄忒的“滥情”的原因之一。

狄奥尼索斯

在我的眼里，酒神狄奥尼索斯和中国竹林七贤的嵇康，都同属于那种放浪形骸，狂放不羁的君子。如果，我们回顾狄奥尼索斯的成长史，难免唏嘘其坎坷波折。狄奥尼索斯是神王宙斯和塞墨勒公主在底比斯所生的儿子。只是，狄奥尼索斯在一出生时不仅母亲离世，而且，也遭受善妒的天后的迫害。为了避免天后的迫害，不得已宙斯将狄奥尼索斯变成了牛，并命令赫尔墨斯照顾狄奥尼索斯。在希腊神话里，酒神的信徒都同狄奥尼索斯一般极其狂热。如对于底比斯国王巴克科斯的惩罚，就可见一斑。

其实，我们不难在现实的生活里找到酒神疯狂的缩影——最典型的是嗜酒痴狂的人。这样的人大多和酒神一样，人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而最原初的偏执分裂位的过渡欠缺，导致了他们当再度面对人生的挫折时，强烈的再次体会到了早期生命阶段的迫害焦虑。这时不得不逃避到酒精的享乐里，理想化自己酒后美好的生活。但无疑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人，自我其实并不强大，甚至于说脆弱。也只有在酒精（酒神）的庇护下，他们才能得到心安。这心理可以在邪教的信徒里找到。

尽管只分析了奥利匹斯神山的7位大神。但，希腊神话里的诸位大神，个性鲜明，有着自身的小性格。如果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分析，总能从他们的荒诞离奇的故事里，嗅到精神分析的些许味道（潘多拉魔盒，读者可试从客体关系学派的角度去分析）。

（三）

为什么弗洛伊德和拉康说学习精神分析的最好方法就是研读希腊悲剧？

希腊悲剧包括但不仅限于：Sophocles: Antigone, Electra, Oedipus,Philoctetes Aeschylus: P…显示全部

最近正好学到了关于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解读古希腊神话的一些内容，也读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可以回答一部分这个问题。

（重新读时，觉得我这段的定义下得太武断，可无视。）首先希望能明确一下标题所言的“古希腊悲剧”。我似乎没有查到弗洛伊德的原话。因此我对古希腊悲剧这个概念有些疑问。对于古希腊悲剧的起源，罗念生先生在他的全集第二卷中提到，“古希腊悲剧起源于酒神颂，那是一种乡村歌舞。歌队由五十个‘羊人’组成，其中一个是歌队长，他回答歌队的问话，讲述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故事。”在我的理解中，古希腊悲剧是一种对既有神话和神话人物的重述和一定意义上的再加工，并且掺杂有许多作者个人的价值观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在内，而且可能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例如在《俄瑞斯忒亚》中对公正的价值判断就受到了埃斯库罗斯自己的思想和当时古希腊的政治因素的影响，或者《波斯人》弘扬的爱国情怀。因此，我以为可研读的不仅限于古希腊悲剧。

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提出梦是潜意识中的欲望的投射。而古希腊神话是古希腊文化的“梦”就是古希腊文化中欲望的投射，将那些如果真实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会被谴责的事用诗歌、用戏剧的方式表现出来，是古希腊人将自己ego的部分转移出来的一种形式。即，将古希腊文化理解成人，而将神话理解为让本我（ego）突破repression barrier的“梦”。而古希腊文化，相比起我们当今的文化来说，总体地说，道德观是比较“原始”的，repression barrier所处的位置和现在社会上的是不一样的。对于道德的标准这类问题，希腊人仍然在探索之中（我们现在大抵也是吧）。仍然以《俄瑞斯忒亚》为例子，判断克吕泰涅斯特拉弑夫和俄瑞斯忒亚弑母两个行为哪个更为公正时，相对于复仇女神所代表的、当时的传统的母式社会观念、血缘关系观念和Miasma[1]，埃斯库罗斯通过奥林匹亚诸神提出了另外一种关于正义的定义。另外，对于性，古希腊人并不如今天这样避讳，对裸体是欣赏的态度；或者说，也许更接近《机器人叛乱》里提到的自发式系统。

从也许更接近ego的古希腊神话中，弗洛伊德抽象出了俄狄浦斯情结和厄勒克特拉情结。（这也许与尼采为什么会提出酒神崇拜也有共通之处。）而在读古希腊神话时，也就是对古希腊人作为一个总体的精神分析。

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现在并不是学界主流，但是反过来，用这种方式来理解古希腊神话，来了解古希腊的文化，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或者再延伸一下说，用精神分析法来理解现在的文也许也是可行的。从言情小说中的玛丽苏、汤姆苏成分，到修仙小说中的人成仙的奋斗历程和种种艳遇，也许也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梦”和投射，也许我们也能从其中分析出我们现在的文化潮流。

（四）

《从精神分析视角解读阿波罗神话》说，精神分析是理解和解释文学神话的重要工具。运用精神分析的概念，通过分析潜意识和隐藏意义可以解释文学著作中的各种神话事件。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的神话生活有其各自的时代和文化特点，但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元素——母亲。但与狄俄尼索斯神话所体现出的母子关系（即拯救母亲的儿子）不同，阿波罗神话所体现的是杀害母亲的儿子。

如果说狄俄尼索斯代表人类内心潜藏的欲望，阿波罗则代表人类的理智、聪慧和远大理想。然而，与酒神狄俄尼索斯不同，阿波罗作为太阳神的神话地位是通过弒母行为获得的，即杀害黑暗世界的统治者和死亡代表大地女神，这使其成为杀害“母亲”的儿子。

阿波罗的双性恋特征较为复杂

阿波罗神话十分强调男性与女性的双重性，正如生与死的双重性一样。例如，阿波罗的孪生姐姐阿尔忒弥斯（Artemis）作为助产士帮助阿波罗的出生，起到了母亲般给予生命的作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阿波罗具有两个母亲——勒托（Leto）和阿尔忒弥斯。这两个人物是双重性的重要体现，阿尔忒弥斯主动而有攻击性，勒托则更为被动和女性化。阿波罗授命于阿尔忒弥斯以射杀科洛尼斯（Coronis），其原因便是两者的双重性：阿尔忒弥斯是比阿波罗更具男性气质的女性，是拥有弓和箭的女猎人；而阿波罗是具有女性气质的音乐家，弹奏七弦竖琴。这种孪生姐弟的相互关系是其双性恋的经典表达。

双性恋是人类的永恒话题。与狄俄尼索斯不同，阿波罗的双性恋更为复杂。他在心理上是两性的，既是同性恋也是异性恋。首先，他的爱多数为自恋式的，即他爱与其相似的男人。他对同性的爱具有“自恋式客体选择”（narcissistic object choice）的特征，这一特征在现代同性恋者的心理中发挥同样的作用。其次，阿波罗是一名风流浪子，他有许多风流韵事，并对那些拒绝他的女孩尤其感兴趣。因此，即使当女性成为他的爱人，他却把她们当作敌人来征服。如阿波罗对女神达芙妮（希腊神话中河神之女）的追求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五）

《从精神分析视角解读狄俄尼索斯》说，追求永恒是狄俄尼索斯的终身使命，其永恒既表现为生命的循环，也表现在他与母亲的关系上，这主要表现在他为母亲的永恒所进行的斗争上，即所谓的“拯救”母亲，而这种斗争只有通过解决其自身的双性恋才可获得成功。

精神分析是理解和解释文学神话的重要工具。弗洛伊德是将精神分析运用到文学领域的第一人，《梦的解析》打开了神话这扇封闭的大门。在所有的文化环境中，母子关系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并深植于神话的潜意识力量的根源。狄俄尼索斯神话的核心内容包括两个主题：狄俄尼索斯的双性恋特征及其追求永恒的斗争。追求永恒是神话的一部分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狄俄尼索斯追求永恒的方法与双性恋有着密切的关系。

狄俄尼索斯的双性恋特征在古代的参考资料中已然可见，尤其表现在其别名的使用上，如他被称为“缺乏真正男子气概的男人”、“女子气的”。凯伦依在《希腊诸神》一书中提出，这些名字来源于“神的双性恋的神秘故事中”。她将狄俄尼索斯认同为树，双性恋特征意味着具有能够自体繁衍后代的能力。从这一点来看，狄俄尼索斯将男性和女性的两极特质融合进其人格中，可以通过一种自体繁殖的生物过程获得永恒。

狄俄尼索斯是两性的，其双性恋特征存在于自身之内并通过投射表现出来。他不断地与其女性气质作斗争，并反复使用投射，以“双重性”取代其女性气质，如巴克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等同于狄俄尼索斯）是其女性个性的另一面。“双重性”贯穿于狄俄尼索斯神话，尤其表现为情感上的矛盾，如男人既强壮又软弱、既让人爱又令人恨、既杀戮又拯救等。女人亦是如此。此外，除了与女性气质作斗争，狄俄尼索斯同时也为其自身的男性气质作斗争。作为“女性之神”，他具有强大的权力，能够控制女性的行为与意识，但其所有的活动都要避免惹怒和违抗父亲宙斯，甚至表现出一种保护性的态度。狄俄尼索斯本身就具有双重性格，他给人带来欢乐和迷醉，但同时又残忍而易怒，正如酒一样。因此，可以说狄俄尼索斯是“双重性”最古老的原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剧人物的始祖。

追求永恒是狄俄尼索斯的终身使命，其永恒既表现为生命的循环，即出生—生存—死亡—重生的循环，同时也表现在他与母亲的关系上，即与母亲分离，而后又与之重聚，并主要表现在他为母亲的永恒所进行的强烈斗争上，即所谓的“拯救”母亲。

狄俄尼索斯出生的复杂性便是其追求永恒斗争的表现之一。如所谓的“口腔—腹部的”版本，即宙斯吞下狄俄尼索斯的心，塞墨勒饮下宙斯为其准备的饮剂而怀孕并生育狄俄尼索斯。无论如何，自从狄俄尼索斯过早地从其凡人母亲塞墨勒的体内脱离，他便面临着为永恒作斗争的任务。他热切地渴望一个母性的子宫以及与平凡母亲的联结和统一，他至死所追求的都是与母亲的统一，而这只能在他们同时“神化”时才可实现，即永恒母亲的永恒儿子。

狄俄尼索斯为永恒的斗争扩展了传统意义上的永恒概念。他既在为自己的永恒作斗争，也在为其凡人母亲的永恒作斗争，而这种斗争只有通过解决其自身的双性恋才可获得成功。事实上，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的，是狄俄尼索斯矛盾冲突的两个主要方面。首先，他必须使整个凡人世界相信他是神；其次，为了母亲的永恒，他必须通过毁灭母亲的凡人世界以使其从凡人的过去中解放出来，如此，他才能够为母亲的神性打开大门。他表现为一位伟大的社会革命者和人类历史上的首个女性主义者，以解放那些被奴役的女性。在追求永恒的斗争中，他同时也在为认同父亲而斗争。就俄狄浦斯情结而言，狄俄尼索斯没有杀害父亲的欲望，其对永恒的渴望无疑包括对神圣父亲的认同。或许，这一俄狄浦斯欲望存在于其潜意识心理之中，如无视宙斯的永恒，但他与父亲的关系并无“俄狄浦斯的”特征，且没有对其与母亲的关系造成影响。

（六）

谢选骏指出：从上述不难看出，弗洛伊德虽然是犹太人，却对希腊文化情有独钟，所以，关于“犹太人创造近代欧洲文化”（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说法，其实是个误解，因为这些犹太人，不过是寄生在欧洲文化里的虫子。包括斯宾诺莎在内。

精神分析与希腊神话似乎并不相干，其实却是脱胎而来。阉割与恋母仇父，童年的梦与潜意识创伤，由此可见，不论佛洛依德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论爱因斯坦还是斯宾诺莎，其实都非真正的犹太悍匪，而是欧洲文明的寄生虫。

谢选骏：西西里的海水具有不同的颜色

去往西西里以前，听人说那里海水很是迷人。到了西西里以后，才知道这里所谓的迷人就是因为那里的海水诡谲多变，虽然平静但在平静的外貌下折射出不同的颜色，带出一种深层的诡谲甚至平静的恐怖。如果不是人多势众，相信没人敢在那里下海游泳。

《记者观察：西西里岛充满“火药味” 美国成为“众矢之的” 中朝“躺着也中枪”》（2017年5月29日博闻社西西里岛特别报道）说，当意大利战机在西西里岛上空划出美丽彩虹时，仰头观望并发出阵阵惊叹的与会首脑们，是怎么也不会想到，如此盛大开幕的G7峰会，又会如此“落寞（幕）”！

战机在空中盘旋，军舰在海面游弋，狙击手们在屋顶和山崖高度警戒；在这个曾经的二战战场和威震世界的黑手党的“大本营”，现如今又是难民登陆的“第一站”，如雷贯耳的西西里岛，似乎已成为意大利和整个亚平宁半岛的代名词。意大利选择位于西西里岛的Taormina，作为2017年G7峰会的地点，可谓煞费苦心；意大利的一名政府官员对博闻社特约记者坦承组织工作的艰辛，但是对会议本身的成功筹备和举办却心满意足。

当地时间26日，依山傍海和风景如画的Taormina，迎来了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贵人”；除日本首相安倍先期抵达外以外，刚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的其余6国领导人和欧盟理事会主席均安全“从天而降”。

与北约峰会领导人众多最大的不同，以悬崖绝壁和碧海蓝天为背景，出席本次G7峰会的领导人们拍“全家福”时，没有再出现插队的尴尬；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却仍然出现了状况。因为地形和地理条件的限制，特朗普的座驾能够畅通无阻的路段极其有限；加至特朗普可能年岁已高，其步行的速度没能赶上“大部队”。其他首脑只能在会议举办酒店外，边聊边等；这也某种程度上，导致峰会各项议程只好依次顺延。

作为G7峰会的常客，日本首相安倍可谓“长袖善舞”，他率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叙旧；两国元首心照不宣地，对朝鲜半岛局势“指桑骂槐”。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两位新人，无论是在欣赏海天一色，还是在山间小道漫步，似乎也有说不完的“悄悄话”；老天有眼，谁让他们都能讲浪漫的法语呢！但是不要忘了本次峰会笼罩的悲伤气氛，与会首脑们一致通过了各国联合反恐相关决议，为G7峰会的另一张新面孔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而“打气助威”。

峰会最关键的第二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因为曼城恐袭而提前回国，本次峰会也进入了胶着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与会议气氛格格不入，美国也成为G7峰会有史以来真正的麻烦制造者。经过长时间的正面交锋，与会领导人们仍然一筹莫展；特朗普不愿意为美国是否同意巴黎协定而立即表态，峰会联合声明只能一改再改，最后只能含糊作结。

作为G7峰会的“大姐大”，德国总理默克尔难掩失望，甚至一肚子气；在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这位铁娘子毫不避讳地直呼其名，峰会“很艰难”，美国没有也不愿意在本次峰会上就作出决定。但是在区区6页的峰会联合声明中，却重申基于国际法原则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承诺，并且“白纸黑字”地写下了“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行动”；如此“赤裸裸”的字眼，“地球人”都知道指的是“某”国。

让我们将目光移向令人窒息的会场以外。本届峰会的紧张气氛，没有影响与会首脑们的配偶行程；尤其是美法两位新晋第一夫人，成为Taormina另一道靓丽风景。峰会一结束，在峰会现场如坐针毡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便大方牵手梅拉尼娅“逃出生天”；在意大利的美军基地，这对“老少配”的第一夫妇，面对美国大兵们“大演双簧”，互说“情话”而大秀恩爱。

Taormina终于“曲终人散”，但抗议示威的标语和卡通形象仍然可见；整个西西里岛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又会纷纷光临。但是难民们又将何时才能“爬上岸”？尽管本次会议未就巴黎协定达成一致，但在短短2天的会期内，不仅涵盖了包括气候变化、反恐、贸易全球化和难民危机等在内的法定话题，也涉及南海和朝鲜等题外话；当然不点名地、又含蓄而充分地注意到了“中国问题”的“事实存在”。

本次峰会也给博闻社特约记者留下了最大的遗憾——一直没能当面询问意大利总理本人，其名字“Gentiloni”，在意大利语中与英语中的“Gentlman”，到底有无关联？不过，最大的万幸是，与去年伊势志摩G7峰会时，传闻中的大地震没有降临一样；西西里岛两大最著名的活火山埃特纳和斯特龙博利，至今仍然“死气沉沉”。但2017年西西里岛G7峰会充满的“火药味”，或将引发另两座“活火山”的后续“爆发”——已经成为本次峰会“众矢之的”和巴黎协定“破坏者”的美国，以及”“躺着也中枪”和显然已经“被暗算而激怒”的中国？！

……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西西里人并非意大利人，而是像科西嘉人、撒丁岛民一样的的特殊民族。他们长得就不像意大利人，而是更加接近北非人，他们的态度也较意大利半岛的人更为生硬与蛮横。当然，有时也会显得热烈奔放一些。与其说他们是欧洲人，不如说他们是地中海人。现在那里召开了发达国家会议，很令人回味无穷。这是否意味着，文明国家将向野蛮国家靠拢，以避免世界的进一步分裂？西西里的海水具有不同的颜色，它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这种有容乃大，其实具有一种不可预测的威慑。

谢选骏：你有宗教感的生理基础吗——兼谈无神论和预定论

（一）


我在2004年出版的《全球政府论》的第二部《欧洲失控》的第十章《超人的破相》里，曾经有这样一段文字：

当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在弗洛伊德所写的一本题名为《幻想的未来》的书出版之后，于1927年12月5日给弗洛伊德的一封信中指出弗洛伊德“没有真正认识到宗教感情的真正根源”，罗曼·罗兰认为，这种根源存在于一种十分奇特的感情中，例如他本人就一贯拥有这种感觉。此外他发现许多其他人也是如此。他认为这种感觉无边无际，有如“海洋般的洪渺”，这种感觉不是来自外在的信条和社会的教化，而完全产自内在，各个宗教派别和信仰的体系，不过是利用了它，把它引入自己的特定轨道而已。但各种宗教和信仰的形式，并不能创造这种感觉。

弗洛伊德非常重视来自罗曼·罗兰的信息，对罗曼·罗兰的这一质疑的回答，实际上也就构成了《文明中的不适》一书的起源。开篇明义，弗氏正是从有关“永恒”的感觉入手，去展开自己的论理。他承认罗兰的观点，使他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我在我身上体验不到这种海洋般浩渺的感觉,因此很难科学地研究这种感觉……结果只能求助于某种观念性的东西，因为它很容易与这种感觉发生联系。”这里具体引证的困惑，不仅属于弗洛伊德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精神分析运动。

这就是说，精神分析只能以分析家的自身体验或者根据他们搜集来的病例报告案例来研究，而任何一位精神分析学家，都不可能是人类精神现象的集大成者，换言之，他无法体验到人所能体验到的各种感觉，所以当他研究的现象和他所体验的感觉之间出现某种断裂时，他就会“求助于某种观念性的东西”。这种观念性的东西，以此成了精神分析方法论的关键点。正是凭借它，精神分析学家才在精神现象和精神分析之间建立起了桥梁，精神分析家们才可能大肆谈论自己体验不到的东西，例如弗洛伊德所体验不到“海洋般的感觉”。但是他却要谈论研究这种感觉，所以他说，“海洋般的浩渺感觉是一种慰藉……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不能让自已信服我具有这种慰藉性质的感觉，但是我不否认它确实存在于其他人身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正确的解释了它，是否应该把它看作是宗教全部需要的根源。”

在此，弗洛伊德颇为武断地把这种永恒的感觉和“慰藉”强行拉扯到一起，他为什么这样做？理由仅仅是他本人从未体验过这样的感觉，而他又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强有力的人”，所以他便需要拥有这种感觉的人打上“弱者”的标记，称之为“慰藉性质的感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弗洛伊德对永恒感所强加的这种“观念性的东西”是荒唐的，弗洛伊德的错误在于他的结论过于武断，主观性太强。他肯定自己个人的的价值，这不奇怪，但他却把这种肯定建立在否认并篡改他人感觉的论证基础上，从而由大胆的臆测，走向了不顾事实的专断。

我们知道有关永恒的感觉，绝不仅只是“慰藉”这一项功能，事实上，永恒的感觉是依每个感觉者自身的形态而定的，其丰富程度一如人类精神现象的其它方面。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有关永恒的感觉，而不同的经历，也会使这种感觉发生变化，因此在这里，在对永恒感进行定性的时刻，精神分析专家再一次暴露了其学术的特点──用精神分析，去代替精神现象。

……

上面这段著名的“罗曼罗兰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公案”，给出了“宗教感的生理基础”。

我认为，罗曼罗兰所谓的“海洋般的洪渺”，正是“宗教感的生理基础”之所在。

罗曼罗兰还不知道，弗洛伊德并非“没有真正认识到宗教感情的真正根源”，而是根本就没有这一根源。因此，弗洛伊德无法信仰任何宗教，只能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无神论者。具有永恒感，就会形成宗教；没有永恒感，就会走向无神论。因为没有永恒的人，是不需要宗教的。而具有永恒的人，才需要宗教。

这就是“预定”的由来。

（二）

预定论（predestination）是人们观察宗教现象后所得出的一种假设。

《西敏斯特信仰信条》宣称，上帝“自由不变地预定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一切”。加尔文主义者将“预定论”适用于救赎论，认为上帝以其恩典指定某些人得救的永恒命运，而留下其余的人为他们自己的罪甚至人类的原罪得到永恒的诅咒。前者称“无条件的拣选”, 后者称“遗弃”。加尔文主义认为，一个人必须被上帝所预定，蒙有效的呼召（更新/重生）而得到神赐给他的信心，然后才会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或者说想要去被称义。加尔文主义者相信上帝在创世以前拣选了祂要拯救的人，使被拣选者最终进入神的国；他们同时相信上帝不予拯救的其余人将下地狱。加尔文主义神学的创始人约翰·加尔文认为“选民”永远不会失去他们得到的救恩并且会从他们自己的行为中知道自己得救。

显然，这只是加尔文自己的说法，其中许多自由发挥并不合乎圣经。结果，加尔文语无伦次地認為預定論和自由意志互不矛盾，因为加尔文其实并不理解預定論和自由意志的真正内涵。

史学研究指出：在教会发展中，救恩论是主要的辩论话题，正确的救恩论是建立在圣经真理基础上的，于是历代很多神学家在此问题上不断争论，为保全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甚至不惜教会分裂。

基督信仰创立之初，保罗就受圣灵指示，在以弗所书（第一章4——6节）中写下：“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说明是神（圣灵）让人说出“耶稣是主”，而只有承认耶稣是主的才能得救（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因此很清楚地说明了神的主动拣选。

可是在后来的教会中，有关救恩论的争论还是不断爆发出来，例如奥古斯丁与贝拉基的思想就争锋相对。贝拉基认为：人类没有原罪、人可以靠努力而全善、强调道德律，也就是说贝拉基认为人可以靠行为得救。而奥古斯丁认为：肯定原罪、人性完全的败坏、人自己没有行善能力，也就是人没有自我救赎的能力，完全靠着上帝的恩典。这场争论在那时代的教会上影响深远，总的来说，贝拉基主义被定为异端。最后教皇英诺森一世把贝拉基和色勒斯丢都逐出了教会。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奧多西二世在公元430年也把贝拉基主义者从东罗马帝国驱赶出去，这种异端被431年召开的以弗所会议和529年召开的第二次奥兰治会议反复定罪。事实上，奥兰治会议甚至也谴责了半贝拉基主义，半贝拉基主义认为恩典是必要的，但是人的意志原本上是自由的，可以选择是否与神所赐下的恩典配合。

宗教改革时期，慈运理、加尔文和约翰·诺克斯等神学家发展了所谓的“归正神学”。这段时期有关预定论的话题主要在于阿米念主义和归正神学之间。

现今，不少教会为了迎合世俗的所谓“人本主义精神”，教会强调人本，对神的主权有所忽视，认为原罪论是“陈词滥调”。这样的现象又引起了争论，不少传道人对此现象加以指责。

（三）

普救论认为，上帝要拯救全世界，耶稣是为全人类死的，所有人都会得救，包括许多没有信耶稣就死掉的人也会得救。这种观点既然相信耶稣会拯救全人类，自然也无所谓“预定”与“不预定”，故有反对预定论之嫌。支持预定论的神学家则认为这明显与圣经中大量描述的众多不信的人下地狱的经文冲突，如启示录二十一章8节、启示录二十章14节、马太福音十章28节、马太福音五章30节、马太福音十三章40至42节、二十五章31、41、45、46节等等，且诗篇三十七篇10节、20节明确指出恶人要灭亡，并不是像普救论者说得那样“全人类都得救”。

可见“普救论”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主义天堂”，其实一脉相承。

对于救恩，天主教与阿民念主义者一样，认为救恩能够失去。天主教相信“任何大罪都能使人丧失称义之恩；能够重新得着：借着告解圣事。所以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口气，因没有必然把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婉转地否认了预定论。而反对这种观点的教派则认为《约翰福音》第10章第27至29节是指救恩不能失去，《约翰一书》第5章第13节是指信徒可以知道自己被拣选有着永生的把握。

基督教各教派、教会及其代表人士对争议性的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的态度不同，在下面列出。

赞成者：新教加尔文主义（所谓“归正神学”）派系、归正宗（改革宗）、长老宗（长老会）、循道宗加尔文派（归正循道宗）、浸信宗加尔文派（归正浸信宗）、福音派加尔文派（归正福音派）。

反对者：东方基督教（东方正教会、东方正统教会、东方亚述教会）、西方基督教（罗马天主教会、新教循道宗、卫理公会）。

（四）

在我看来，赞成预定论的和反对预定论的，都不太明白宗教信仰的心理学。因此双方各执一词，相关争论一直无从解决。

但是从心理学角度看，上述争议就比较清楚了：

从宗教信仰的心理学来看，具有强烈的宗教需求心理的人，才会寻求信仰，并为之付出代价；而相对较少或是没有这方面需求的人，则不会寻求信仰，更不会为之付出代价。

对于那些较少或是没有宗教需求心理的人们，参加宗教活动更多是为了一些宗教以外的目的，这些人从信仰角度看就是预定不能得救的，因为他们在根本上觉得自己没有宗教也可以活得很好，因此他们没有得救的需要。既然没有需要，又怎么可能拥有呢？

（五）

“你有宗教感的生理基础吗”，要知道这一点并不难。

只要做一下上面的心理测验就知道了：想象一下“永恒”，有没有那种“海洋般的洪渺”。

我据此作了多次心理测验，无一例外地显示，那种“海洋般的洪渺”既是恐惧感的来源，又是希望的来源。而恐惧和希望正是宗教的永恒背景。

对于“既没有恐惧又没有希望”的人来说，宗教是多余的，因此他们注定得不到宗教的拯救。

谢选骏：纪念六四大屠杀28周年——现代南北朝的最后博弈

即使全民健忘症，也不能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毁灭中国。因为天地还有良心存在。天解决的闪电已经穿透厚厚的雾霾而出现了。

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 ）报道，中国每年每天都有1500位老年人走失，一年内有将近50万老年人失踪。大多下落不明的老年人来自于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的，这些地方的青年人大都离开家乡，前往迅速崛起的大都会区寻找工作，而遗忘了自己的双亲。大多失踪者患有各类心理疾病，且伴随着失忆。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促使青年人更多考虑自己的职业生涯，较少考虑同自己分开生活的父母。80%的城市失踪者被找到。但在农村地区，只有一半失踪老者被找到。执行了40年的“独生子女”国策导致劳动力储备减少，老年人数量急速增加。2013年北京出台法律，规定成年子女必须定期探视父母，关怀父母的精神状态。观察家们批评这项法律，他们认为，尽管违规者将面临严重惩罚的威胁，但这项法律仍然难以执行。但目前这是达到让年轻人记起老人的唯一可能性。《每日电讯报》写到，到2050年，三分之一中国人的年纪都在60岁以上。

谢选骏指出：这种未富先老的局面，肯定会削弱中国的扩张力量。但是可能会加剧中国的复古倾向。

邓小平的改革，类似孝文帝的改革，是向北朝［大陆］向南朝［台湾］模式的投降，其结果必不可免地导致“新的南北合”。但是，随着这一改革一起来临的，不仅有经济的暂时繁荣，还有社会的全面腐败；不仅靡靡之音盛行，而且社会纲纪全毁。按照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先例，紧接着全面腐败的就是广泛的社会危机与持续的政治混乱，还有北周官制的重构和杨坚时代的统一──南北朝终于在孝文帝开始的“文明化”上，走向自己的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

孝文帝改革运动不但未能挽救北魏王朝，反而加速了它的腐败和灭亡；1978年开始的邓小平改革最后可能也是这个结果。

对北朝魏末周初的“周礼复兴”，决不能简单地视为复古的儿戏、宣传的伎俩等等，实在说来，其中有远为深刻的原因，其最浅显的一条就是∶“中国精神的回归”。在经过了数百年的斯文扫地之后，有一种复兴的的要求自会兴起，要求在一切方面都“恢复古代的光荣与威仪”。当然，根据一般的历史经验，这种过分的要求不会完全得到满足，可是历史的发展却也因为这种强力的冲击而改变了航向。最后，历史的航道将落在“古代的想象”与“乱世的现状”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处──于是，一个新的场面就此开始了。古代的盛名，被用来规范现代的创造。

无疑，结束第一期中国文明、开创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古代南北朝时代，已经昭示我们∶结束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我们这个斯文扫地的现代南北朝时代。要有效结束现代南北朝的混乱，正如有效结束古代南北朝的混乱，必须有某种程度和某种形态的复古运动。这种复古运动，既不是恢复已经飘逝的古老秩序，也不是藉复古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复古运动的效用在于结束南北朝的分裂与混乱，在世人心中重建一个精神支柱。而所以的精神支柱，无不托名于古代盛朝，甚至像美国的未来主义也要托名于宪法精神和五月花号；甚至要到圣经原理和希腊政治中去寻求思想支援。苏联的未来主义还要托名于原始共产主义，还要到巴黎公社和巴贝夫小组去寻求先行者的样板。

（三）

我看到，现代南北朝的结束，已经为时不远，那时也必伴有一场类似的复古运动。因为若不经过一场复古运动的重行约束，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很难形成，更难确立的。我再次强调这复古运动的可取之处，就在于它所提供的“范式的力量”。范式的力量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复古运动的魔力在于它能最直捷最深刻启动人们的潜意识。心理学揭示的潜意识及隐意识所孕藏的能量，远远大于意识的表层，这就是复古运动的魔力所在。

根据孝文帝改革九十年之后古代南北朝时代才告结束这一既成事实，可以推测现代南北朝的结束时间，也要在毛泽东文革和邓小平改革的将近一个世纪以后。而在我看来，北周六官制的复兴以及种种汉化文明的建树，都是发展和深化了孝文帝时代的改革，于是最后就导致了隋唐盛世的来临。当然在运动的性质上，孝文帝改革更接近邓小平改革。毛泽东的文革是排外的，邓小平的改革则是媚外的；但在我看来，一个同样明确甚至更加有力的事实就是∶文革的“斗批改三阶段”的“改”，最后竟阴错阳差地落实为邓小平这个走资派的“改革”。就其反讽的意味讲，“邓小平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完成”──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最为戏剧性的事件。

现代南北朝已经进入末期，也就是“南北合”已经在望了。这时，虽然已有类似孝文帝改革的邓小平改革在帮助中国大陆也就是现代北朝在推进其的文明化过程，然还缺乏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故中国的全面复兴，尚需时日。就社会严重腐败和不公这一点来说，中国若不经过一次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洗礼，则绝不可能步入隋朝的统一、唐朝的繁盛。因为使南北朝末期的中国积弱不振的，已经不是野蛮而是腐朽！由此可见，不论古今南北朝，其末期的主要危险是社会的腐败而不是社会的停滞。

在当代中国，类似古代南北朝末期的那种危机，就是启导了六镇之乱的鲜卑集团内部的分化，也同样威胁着现代的北朝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社会稳定，那就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的极端不公，道德沉沦并丧失了是非标准。在这种条件下，六镇起义的号角也许会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再次吹响。尤其考虑到，新南北朝的曙光不是别的，正是一次结束革命的革命！若要这一曙光成为真正的黎明，而不仅仅是一道转瞬即逝的曙光，那就还需经过一次卓有成效的“光荣革命”。

在没有贵族传统的汉人社会所构建的中国，光荣革命只能是对社会偏颇所进行的激烈纠正，而不大可能像日本的明治维新尤其不可能像英国的光荣革命那样短促而有效。正如1989年的流血事件所预示的，由于中国没有一个类似英国的封建贵族和日本的大名武士那样的中间阶层，所以作为社会调节器的革命集团的重要性，就变得极为突出了。

作为这道“南北朝曙光”的发现者和总结者，我们依然受到生命的局限。我们的学说既然先于这一时代的结束而完成，就不免会有种种“事先愚昧”的缺陷，不比事后聪明者那样求全责备。但我们既然做了发现者和总结者，就准备让后来居上的人们可以从我们思想、行为上踩踏过去，从而帮助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越过这个时代的深渊巨壑。我们因为填平了或仅仅试图填平这一现代南北朝的巨壑深渊，而感到一种满足。

这就是现代南北朝的最后博弈。

即使全民健忘症，也不能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毁灭中国。因为天地还有良心存在。天解决的闪电已经穿透厚厚的雾霾而出现了。

谢选骏：驻印总领为何这样高看印度

《别看不起印度，印度比很多国家好多了》记载共产党中国驻孟买的总领袁南生说：

别看不起印度

不少国人对印度发展中的积极面看得不够，对消极面看得过重，简单地用“穷、乱、差、慢”看待印度，这明显不符合事实，不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少中国人对印度的印象停留在“穷、乱、差、慢”上，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曾任驻印度孟买总领的袁南生告诉你，真相并非如此！

中印最近几十年发展都很快，中国因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为世界瞩目，印度也因快速发展而成为“金砖国家”之一。中国在许多方面较印度先进得多，例如，2012年中国GDP约8.3万亿美元, 实际增长率为7.8%，印度则为1.8万亿美元, 实际增长率为5.3%。印度整体落后于中国至少20年。11年前，我任驻印度孟买总领事时，不少印度朋友就已对我明确表示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多年来，印度在发展速度和水平上一直是仅次于中国的国家。不少国人对印度发展中的积极面看得不够，对消极面看得过重，简单地用“穷、乱、差、慢”看待印度，这明显不符合事实，不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笔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换个角度对印度谈几点看法。

穷而不苦

印度人均GDP比中国低得多，与中国相比无疑要穷得多，但印度人不觉得苦，幸福指数非常高。民意测验表明，相信有来生的印度人90%以上希望来生还是印度人。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印度开国时就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这一福利甚至延伸到在印度的外国人。我在孟买时的同事、驻孟买副总领事的女儿不慎受伤，送往医院治疗完毕，分文未交，签字就行了，原因在于这是一家公立医院。二是印度对教育的投入一直占GDP的4%以上。我在印度工作时，公立大学特别是新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这样著名的公立大学，学生几乎不用交费，学校管食宿，一年学费、吃住加在一块，只合人民币(专题)1600元左右。即使是私立大学，学费也不太贵（外国学生攻读硕士学位的学费、食宿费总共6000美元）。完全靠学费学校根本办不下去，钱从哪里来？来自于社会的捐款。三是国家在法律上尽可能促进社会公正。1950年印度宪法颁布，其中一个主要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任何歧视，不能在种姓上有任何的区分和区别对待。因此，即使是新德里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也必须留出10%以上的名额专门招收“贱民”学生。再比如，印度法律规定：有多少残疾人，公务员中就必须为他们保留相应比例的名额；卡纳塔克邦有7%的残疾人，因此给残疾人保留7%的公务员名额。

印度整体上虽穷，却能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例如，除了电影、马戏，印度其他演出都是免费的，不少剧场只有发票窗口，没有卖票窗口。我曾在印度欣赏过维也纳交响乐团、莫斯科芭蕾舞团、南非歌舞团和其他许多演出，包括印度歌舞的演出，与其他观众一样，从来都是凭领的票入场。孟买10多个剧场常年免费演出，主要由企业和政府买单。

印度公立学校的学费便宜得不可思议，实际上等于是免费教育。例如，公立中小学校每生每月学费平均仅40~50卢比（约合人民币8元），印度90%以上的中小学生在公立学校就读。来自穷困地区的大学生一般都有助学金。印度生活用水、办公用水没人装水表，也没人收水费。我在孟买的办公室也好，家里也好，同印度人一样，只管用水，不管交费。印度还有个奇怪规定：农民可随便进城，在一个地方住了30年以上，这个地方就属于你。所以印度的城市里有大片贫民窟，这是由于城乡没有隔断。对于进城的农民，政府提供医保和几乎免费的义务教育等。媒体上经常看到关于印度富人施舍的报道。印度富人乐于行善，最大的私人财团“塔塔集团”形成了赞助慈善事业的机制，印度首富普莱姆基一个人赞助办了100所学校。2003年，印度撒哈拉集团董事长罗易的长子举行婚礼时，为101对无钱办婚礼的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并赠给他们20万卢比的支票。第三天，小儿子也举行订婚仪式，又向14万穷人免费发放了食品。

为什么印度人穷而不苦？这同印度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有关，同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有关。如果说西方流行罪感文化，认为人生来是有罪的，每个礼拜要到教堂去赎罪；中国流行乐感文化，相信“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莫使金樽空对月”；印度则流行苦感文化，认为人越受苦，精神越升华，离神就越近，来世也就越幸福。正因为印度倡导苦感文化，所以直至现代，大多数人仍奉行素食主义，同时不断有人加入到苦行僧的行列中。

杂而不乱

印度与中国都是文明古国，但印度比中国要杂得多。大一统的中国可以用一个“统”字来描述，反之，可以用一个“杂”字描绘印度。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中央集权专制，印度却从未出现过中央集权王朝。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是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多种姓的社会多元化地区，在历史上，除孔雀王朝（大致与中国秦朝同时代）和莫卧尔王朝（与清朝大体同期）曾短暂实现次大陆基本统一外，其余绝大部分年代处于邦国林立的分裂状态。即便在短暂的统一时期，地方对朝廷也只是臣服和进贡的关系，中央对地方也未实行过郡县管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是颇有张力的印度教使得南亚获得某种程度的文化统一。而政治统一则到了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才实现，自上而下的文官制度以及连接各地的铁路和电报网络催生了以“杂”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印度。

印度的“杂”体现在语言上。印度是语言大国，据1962年人口调查的统计，印度人讲的语言有1652种，印在钞票上的官方语言有15种，每个邦又有本邦的官方语言。仅在孟买，大街上人们说的至少有26种语言，中小学生既要学全国通用的印地语，也要学英语和邦里的官方语言。印度的“杂”又体现在数百个政党林立，无论国大党还是印人党，都得依赖地方小党的支持才有可能在中央执政。于是乎，印度政坛长期呈现“四两拨千斤”、“小党唱大戏”的局面，一批地方强人朝秦暮楚，纵横捭阖，在全国政治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以至拥有呼风唤雨、与中央分庭抗礼之力。尽管这样，印度总体上仍是杂而不乱，运转有序。非暴力与不合作，而非大规模流血牺牲，使印度开国的成本在大国里面最低。自印度独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军事政变。每次大选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政府更替有序，与邻国巴基斯坦形成鲜明对比。

印度管理成本很低，公务员与纳税人的比例是1：92。政府没有自己的报纸，没有会议室，没有文山会海。印度穷人尽管很多，却基本上没有拐卖妇女儿童现象，也没有集体偷渡现象。尽管印度数亿人口没有脱贫，许多人露宿街头，以乞讨为生，但非法出境的案件不多。没有人靠当蛇头、做“人贩子”为生。印度基本上没有盗版软件和光盘、假冒伪劣产品，假冒伪劣药品不敢说没有，但确实因少而难得发现。印度医院用血靠捐献，社会上有负责献血的慈善组织，愿意捐献者不乏其人。医院不买血，穷人也不卖血。印度贫富悬殊大，1400万人口的孟买，竟有770万人住在贫民窟，然而贫富如此两极的印度，社会治安状况总的来说却不错。游览各地的庙宇名胜，游客一律要把鞋子脱了放在门口，但不论什么样的名牌鞋也绝不会丢失。印度火车常常人满为患，但没有票贩子，也没有假票。火车即使已经开动，你如果沿月台追赶，车上会伸出许多双手拉你一把，并为你挪出一个地方。印度公共汽车没有车门，车开动后，一些人还跳上跳下。中产阶级开小车出门，车里能挤多少人就挤多少人，挤不下的塞到车后物品厢里，警察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车与车相撞了，只要还能走，一声“拜拜”走人，从未看到过因此吵架。印度虽然很杂，但对国粹的恪守毫不松懈。汉族人近代以来学西装革履，以致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了，而印度人穿纱丽几千年不变，至今引以为傲。印度当年栽种鸦片卖到中国，鸦片在中国一度泛滥成灾，但鸦片当年在印度没有泛滥，今天，印度吸毒人员仍远不如中国多。

缓而不慢

根据最新人均GDP排名，中国在世界上列第89名，5414美元，印度第138名，1389美元。印度经济实力比中国差得多，但一直在发展。印度以中国1/3的国土，负担几乎与中国相当的人口，以中国1/3的GDP，在相同的时间内，能提供几乎免费的义务教育、免费医疗，能养得起航母，能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并制造出原子弹。印度经济增长始于2001年，到2009年，8年时间里，印度人均实际工资和收入的增速比人均GDP增速高出两倍，老百姓实实在在分享了经济增长成果。

印度人不着急，慢慢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人必然干事少，效率低。印度某些部门的公务员确实人员少、任务重，但成效大。例如，印度的班加罗尔被誉为南亚“硅谷”。2003年，在全球被评为软件能力成熟度5级的72家企业中，印度就有50余家，而这些企业一半以上集中在班加罗尔。但是，主管该领域工作的卡纳塔克邦政府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科学技术部（相当于我国省级信息产业厅和科技厅），全部工作人员只有7人。从总体看，印度是经济不发达国家，但在一些领域，它又处于十分先进的地位。如印度的文盲率极高，差不多1/3的人口是文盲，但高等教育却很发达，不仅培养出世界一流的软件工程师，且迄今为止已产生了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文学、物理学、医学、经济学以及和平奖。独立以来，印度培养的科技人才数量一直名列世界前茅。印度人不急不慢，时间好像不值钱，但解决电脑“千年虫”问题却最快、最彻底，赢得了世界第一。在印度，手机拥有者比中国少得多，但印度手机早已单向收费。在印度找个网吧特别费劲，但其信息产业却一枝独秀让世界惊奇。比尔盖茨1997年3月访问印度时说，“21世纪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不是欧洲，而可能是印度”。

中国与印度的“龙象之争”中有一些奇怪现象值得关注——2003年，印度有23个股票市场，已全部联网，中国只有两个；印度上市公司1万家以上，中国不到1300家；印度公司上市的资本门槛为8000万人民币，中国则为5000万；印度的银行体系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有47000个非银行金融机构且基本上是私营的，还有差不多100多家商业银行，其中75％是外资或私营银行。这种情况下，印度为创业者和企业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资额，就比中国多很多。印度银行的商业贷款有35％贷给国有企业，其他65％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相比之下，中国银行贷款方向刚好颠倒过来，70％贷给国企，30％贷给私人。此外，中印呆坏账的比率不一样。正因为印度的银行体系和整个非银行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的私有化程度远高于中国，所以印度的贷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回报、呆坏账比率较低的私企。

腐而不败

印度重大腐败丑闻不断，例如，“电信丑闻”中的前电信部长等一伙人为所欲为，以远低于市场价值的“甩卖价”出售2G手机网络许可证，导致国库损失400亿美元，成为印度独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官商勾结案，其首犯被美国《时代》周刊列为全球第二大“滥用权力者”（因“水门事件”遭弹劾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名列第一）。但也应看到，祸害当今中国的一些腐败现象印度却几乎没有，或者说并不严重。例如，印度没有公款旅游风，也没有吃喝风。吃素的人占印度人口一半以上，越有地位、越有文化的人越倾向吃素，反之，越没有地位、越没有文化的人什么都吃。一些印度人对素食的较真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连萝卜、花生等地底下长的东西都不吃，因为不愿杀生。印度朋友科米卡对我说，他访问中国期间，中国餐馆用煮过荤菜的锅给他做素食，那怎么行呢？

印度没有天价烟酒，烟酒在印度男人中不那么流行，抽烟的人极少，公务往来和红白喜事没有人敬烟。印度的烟仅10支装，比中国的烟短。印度人口袋里装一包烟、一个打火机的不多，许多烟民宁愿买一支抽一支，且常常躲起来抽。印度没有公车攀比风，自政府总理以下，官员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几十年来都是如此，以至老百姓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乘外国车、高档车的都不是当官的。印度官员没有奢侈风。即使印度国防部大楼里，海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和陆军参谋长这样的最高将领（总统是三军总司令）的办公室，也没装空调。夏天高温常达45摄氏度左右，他们的办公室里也只有电扇在转。我去过多次的马邦邦长、孟买市长等的会客厅和宴会厅里也没有空调。印度最好的房子之一是学校，而不是政府办公楼。这不是因为印度太穷，而是议会不批准这方面的开支，印度大的公共支出必须经议会批准，批准前要经过多番公开辩论。找部长、邦长等行政高官没用，他们只有执行权，没有大的审批权，且公共开支完全透明，难有猫腻。也正因此，印度难以产生成克杰、刘志军这样的贪官。

不少人喜欢把中印关系描绘为“龙象之争”，我在印度工作时的印度外长辛格对此表示：中、印竞争是龟兔赛跑，印度是龟，中国是兔，兔跑得快，龟落后了，但“千年乌龟十年兔”，最终谁跑得远还要看。辛格的话表明，印度承认落后却不甘落后。习惯于从龙象之争视角看待中印关系的读者，不妨换个角度，从龟兔赛跑的角度，来个换位思考。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越看越像是在批判共产党。因为他在“中国印度”之间所做出的四个比较（穷而不苦、杂而不乱、缓而不慢、腐而不败），也很像是在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与1949年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做出的比较。实际上，也是在“相对民主国家”（印度、中华民国）和“绝对专政国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作出的比较。

驻孟买总领为何这样看印度？因为他看到共产党中国的弊端，并从共产党的弊端里发现了“印度比中国好多了”。不是印度真的比中国好，而是“没有共产党”的社会比“共产党社会”要好……这也难怪2017年3月9日，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党委决定，免去袁南生的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职务。

附录

袁南生，男，汉族，1954年3月出生，湖南益阳，中共党员，博士，教授，高级经济师。

曾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1967—1980 湖南省益阳医药公司职员；
1980—1987 湖南省工艺美术职工大学教师；
1987—1990 北京大学学习；
1990—1994 湖南省第二轻工业局科员；
后任湖南省湘绣进出口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深圳公司经理、湖南省二轻工业厅集体经济处处长、湖南二轻工业集团人事教育处处长兼湖南省二轻工业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
1999-2000 湖南大学衡阳分校(现为湖南工学院)党委书记；
2000—2002 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兼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首席馆员；
2002—2005 驻孟买总领事；
2005—2006 外交部机关党委副书记；
2006—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津巴布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9—2013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2013.03-2014.11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总领事；
2014.11-2017.03 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

任免信息
2013年03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免去袁南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2014年11月21日，据外交学院网站消息，外交学院召开全院中层干部会，会上宣布：外交部党委批准任命袁南生同志为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

2017年3月9日，部党委决定，免去袁南生的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职务。

谢选骏：美国为何迎合习近平的 “世纪工程”？

《美国专家如何看待习近平的 “世纪工程 “？》2017年5月15日报道：

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领导人圆桌峰会曰，中国高调主办了首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分析人士认为，这个被称为“世纪工程”的项目不仅是中国输出其过剩产能的手段，也是中国重塑全球经济秩序的一个工具。尽管美国并不认为这个宏大的工程对美国构成战略挑战，但是有关专家认为，美国政府与企业对这个工程的参与将是有限的。

中国在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013年9月提出了称为“一带一路”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后，于上个周末在北京举行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这次会议吸引了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其中包括近30个国家的政府首脑。

美国提升出席论坛的官员级别

美国本来计划派遣即将上任的美国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的儿子、商务部官员埃里克·布兰斯塔德(Eric Branstad)出席这个会议。后来，在美中两国宣布了百日贸易计划取得的初步成果之后，川普政府提高了出席会议的美国官员的级别，改派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博明(Matthew Pottinger)出席，以显示对习近平的尊重。

分析：一带一路是中国重塑全球经济秩序的工具

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被习近平称为“世纪工程”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向海外输出过剩产能的手段，也是中国重塑全球经济秩序的一个工具。

陆克（Philippe le Corre）是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访问研究员。他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说：“‘一带一路’项目还在进行之中，我们不知道十年后它会是什么情况。显然，它是有关影响力的，有关制定议程的。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它也是中国在全球崛起的一部分，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个工具。”

前国务院官员：美应积极参与

美国欧亚集团的前董事长、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的政策规划主任戈登（David Gordon）说，他对这个项目持怀疑态度，但是他认为美国应该积极的参与进来。他说：“我看不到中国走向西部会对美国构成任何战略上的挑战，而在西太平洋水域则有这样的挑战。我认为，美国参与进来、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参加亚投行，都是做正确的事情。”

博明：美企业做好参与工程的准备

博明在北京除了强调项目的透明度以外，也表达了美国政府支持美国公司参与这个项目的态度。他说：“美国公司在国际基础设施开发有长期、成功的业绩记录，已经准备好参与‘一带一路’工程。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美国公司合作组建的美国‘一带一路’工作组将为这一领域的合作发挥连接点的作用。”

拉迪：美国的参与将是有限的

华盛顿经济研究机构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拉迪（Nicholas Lardy）认为，美国可以说这个项目的好话，但政府与私营部门在其中的参与有限。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也许对于中方来说，派遣博明是向前迈出的一步，这样他们可以正确的宣称，美国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代表。美国可以说一些积极的话，强调将要推出的一些项目对一些国家可能带来的潜在好处，但是我认为，在美国公司进行私下投资或是美国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方面，美国的参与可能是有限的。”拉迪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正在向“一带一路”项目中的发电厂销售很多涡轮机和其他设备。其他美国企业也会参与这些项目的竞标。在他看来，这是美国最重要层面的参与。他说：“除此之外，很难看出美国如何成为一个所谓的‘参与者’。我们没有这样的借贷项目。我也不认为美国的私营企业想要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尤其是在被认为是政治不稳定以及腐败的中亚国家。”

“一带一路” 项目引发诸多疑问

对于这个“世纪工程”，研究中国经济并著有多部专著的拉迪有很多的疑问，包括这个项目的总规模。他说：“我首先要说的是，这整个项目没有什么透明度。我们对这个项目或是那个项目有一些零星的信息，人们提到了不同的金额。有的提到在今后若干年会投入一万亿美元，到目前为止投入的金额是5百亿美元，但不清楚的是整个项目的规模究竟有多大。”他指出，在这些提到的金额里，你不能确定它们是已经花费的还是承诺的金额。他的疑问包括：这些金额主要是中国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还是丝路基金已经做出的投资？哪些是贷款，哪些是股权投资？哪些资金是来自中国的？哪些资金是来自这些项目所在国？中国是否对“一带一路”项目进行过详细的项目评估？搞这些项目的目的究竟是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还是它更多的是一种外援而不指望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率？

拉迪：项目给中国金融体系带来额外风险

除此以外，拉迪认为，在中国当局试图减缓信贷增长的规模以减少金融风险的情况下，实施这个庞大的项目会影响到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他说：“如果这是他们右手做的事情，他们的左手却对质量不确定的工程提供贷款，这对中国国内的金融体系是一个额外的风险。”拉迪认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项目中，唯一的亮点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他说，该银行的负责人金立群明确表示，亚投行不是一个援助机构，只会投资于那些商业上可行的项目。

孙韵：前景不明朗

华盛顿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韵认为，“一带一路”项目能否成功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她说：“这里有安全方面的因素，也有这些项目在商业上是否可行的问题。的确，中国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来推动贸易，为贸易提供方便，但是这些都是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很长的偿还贷款周期。”这位分析人士说，长远来看，中国能否从这些投资中获得应有的回报或者是否认为这些投资是值得的，目前并不清楚。

谢选骏指出：习近平需要一个 “世纪工程”可以理解，那是他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这可以使他的个人权力“世纪延伸”。但是，美国为何迎合习近平的 “世纪工程”呢？显然，这是企图拉拢习近平。中美双方，虽然都视对方狼子野心，但都舍不得放下对方的好处，所以不得不与狼共舞。与狼共舞，或者被狼吃掉，或者是把狼吃掉，与狼同化的可能远远高于把狼感化的可能。全世界资产者，势必要联合起来！

谢选骏：纪念六四屠杀28周年之十一

《六四游行参与人数创9年来新低 仅1,000人》（2017-05-28 苹果日报）报道：

支联会今日举行六四游行，游行人士行至皇后大道西同西边街交界时，与警方发生争执，警方一度举起黄旗及红旗警告，指不能越过封锁线，双方僵持在该处，游行人士未能前行，双方推撞期间，警方将其中一名游行人士拉出防线，该名人士跌低后遭警方拉走，其后获释放，返回游行队伍。"女长毛"雷玉莲则一度洒溪纸，被警方警告。冲突期间，队尾有市民向警方表达不满，认为游行人士阻碍道路，更有市民向长毛梁国雄指骂。

据现场消息，警方当时要求游行人士跟从原本申请的游行路线，沿行人路前往中联办方向，但游行人士认为道路太窄，与以往安排亦不同，故停在马路上要求警方开放行车线，让他们前进到中联办，但遭警方拒绝，双方发生冲突。示威者最终让出马路，让车辆先过，警方亦愿意开放一条行车线予游行队伍。最终警方分批放行，游行人士鱼贯经过中联办门外，之后陆续离开，大会公佈游行人数为1,000人，并宣佈游行结束。警方则估计游行高峰时有450人参与，是警方10年来估计的数字中，最少的一次。

去年有1,500人参与六四游行，今年的数字是自2008年以来新低，亦是历来第二低，2008年仅990人参与游行。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指，是次游行共有1000人参与，与过去1、2年相若，他呼吁更多人参与维园集会，借香港回归20年向国家主席习近平争取公义的诉求。对游行人数创新低，他指人多人少都仍会举办，人少更要继续努力，又指晚集参与人数未必与游行人数有直接关系。

被问到是否与年轻人减少参与有关，他只称会密切留意情况，支联会会珍惜每个支持者，做好宣传工作。他又批评张德江言论，公然指要加强对港统治，是违反一国两制承诺。

谢选骏指出：人数多少不是问题，相反，人多有时候反而会把事情搞坏。尤其在见利忘义的群体之中，人多的事情往往说明有利可图，所以反倒会泥沙俱下、鱼目混珠。“革命的低潮”反而把真金显露了出来。尤其在中国，从来都是英雄创造历史的，从来都是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的。在我看来，一千人不算少了，陈胜吴广不过二人，就改写了中国历史。开始的时候，连刘邦项羽都是他们的追随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