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纪念六四大屠杀28周年——现代南北朝的最后博弈

即使全民健忘症，也不能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毁灭中国。因为天地还有良心存在。天解决的闪电已经穿透厚厚的雾霾而出现了。

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 ）报道，中国每年每天都有1500位老年人走失，一年内有将近50万老年人失踪。大多下落不明的老年人来自于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的，这些地方的青年人大都离开家乡，前往迅速崛起的大都会区寻找工作，而遗忘了自己的双亲。大多失踪者患有各类心理疾病，且伴随着失忆。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促使青年人更多考虑自己的职业生涯，较少考虑同自己分开生活的父母。80%的城市失踪者被找到。但在农村地区，只有一半失踪老者被找到。执行了40年的“独生子女”国策导致劳动力储备减少，老年人数量急速增加。2013年北京出台法律，规定成年子女必须定期探视父母，关怀父母的精神状态。观察家们批评这项法律，他们认为，尽管违规者将面临严重惩罚的威胁，但这项法律仍然难以执行。但目前这是达到让年轻人记起老人的唯一可能性。《每日电讯报》写到，到2050年，三分之一中国人的年纪都在60岁以上。

谢选骏指出：这种未富先老的局面，肯定会削弱中国的扩张力量。但是可能会加剧中国的复古倾向。

邓小平的改革，类似孝文帝的改革，是向北朝［大陆］向南朝［台湾］模式的投降，其结果必不可免地导致“新的南北合”。但是，随着这一改革一起来临的，不仅有经济的暂时繁荣，还有社会的全面腐败；不仅靡靡之音盛行，而且社会纲纪全毁。按照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先例，紧接着全面腐败的就是广泛的社会危机与持续的政治混乱，还有北周官制的重构和杨坚时代的统一──南北朝终于在孝文帝开始的“文明化”上，走向自己的否定，以及否定之否定。

孝文帝改革运动不但未能挽救北魏王朝，反而加速了它的腐败和灭亡；1978年开始的邓小平改革最后可能也是这个结果。

对北朝魏末周初的“周礼复兴”，决不能简单地视为复古的儿戏、宣传的伎俩等等，实在说来，其中有远为深刻的原因，其最浅显的一条就是∶“中国精神的回归”。在经过了数百年的斯文扫地之后，有一种复兴的的要求自会兴起，要求在一切方面都“恢复古代的光荣与威仪”。当然，根据一般的历史经验，这种过分的要求不会完全得到满足，可是历史的发展却也因为这种强力的冲击而改变了航向。最后，历史的航道将落在“古代的想象”与“乱世的现状”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处──于是，一个新的场面就此开始了。古代的盛名，被用来规范现代的创造。

无疑，结束第一期中国文明、开创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古代南北朝时代，已经昭示我们∶结束第二期中国文明、开创第三期中国文明，就是我们这个斯文扫地的现代南北朝时代。要有效结束现代南北朝的混乱，正如有效结束古代南北朝的混乱，必须有某种程度和某种形态的复古运动。这种复古运动，既不是恢复已经飘逝的古老秩序，也不是藉复古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复古运动的效用在于结束南北朝的分裂与混乱，在世人心中重建一个精神支柱。而所以的精神支柱，无不托名于古代盛朝，甚至像美国的未来主义也要托名于宪法精神和五月花号；甚至要到圣经原理和希腊政治中去寻求思想支援。苏联的未来主义还要托名于原始共产主义，还要到巴黎公社和巴贝夫小组去寻求先行者的样板。

（三）

我看到，现代南北朝的结束，已经为时不远，那时也必伴有一场类似的复古运动。因为若不经过一场复古运动的重行约束，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很难形成，更难确立的。我再次强调这复古运动的可取之处，就在于它所提供的“范式的力量”。范式的力量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复古运动的魔力在于它能最直捷最深刻启动人们的潜意识。心理学揭示的潜意识及隐意识所孕藏的能量，远远大于意识的表层，这就是复古运动的魔力所在。

根据孝文帝改革九十年之后古代南北朝时代才告结束这一既成事实，可以推测现代南北朝的结束时间，也要在毛泽东文革和邓小平改革的将近一个世纪以后。而在我看来，北周六官制的复兴以及种种汉化文明的建树，都是发展和深化了孝文帝时代的改革，于是最后就导致了隋唐盛世的来临。当然在运动的性质上，孝文帝改革更接近邓小平改革。毛泽东的文革是排外的，邓小平的改革则是媚外的；但在我看来，一个同样明确甚至更加有力的事实就是∶文革的“斗批改三阶段”的“改”，最后竟阴错阳差地落实为邓小平这个走资派的“改革”。就其反讽的意味讲，“邓小平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完成”──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最为戏剧性的事件。

现代南北朝已经进入末期，也就是“南北合”已经在望了。这时，虽然已有类似孝文帝改革的邓小平改革在帮助中国大陆也就是现代北朝在推进其的文明化过程，然还缺乏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故中国的全面复兴，尚需时日。就社会严重腐败和不公这一点来说，中国若不经过一次类似六镇起义那样的社会公平化运动洗礼，则绝不可能步入隋朝的统一、唐朝的繁盛。因为使南北朝末期的中国积弱不振的，已经不是野蛮而是腐朽！由此可见，不论古今南北朝，其末期的主要危险是社会的腐败而不是社会的停滞。

在当代中国，类似古代南北朝末期的那种危机，就是启导了六镇之乱的鲜卑集团内部的分化，也同样威胁着现代的北朝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社会稳定，那就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的极端不公，道德沉沦并丧失了是非标准。在这种条件下，六镇起义的号角也许会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再次吹响。尤其考虑到，新南北朝的曙光不是别的，正是一次结束革命的革命！若要这一曙光成为真正的黎明，而不仅仅是一道转瞬即逝的曙光，那就还需经过一次卓有成效的“光荣革命”。

在没有贵族传统的汉人社会所构建的中国，光荣革命只能是对社会偏颇所进行的激烈纠正，而不大可能像日本的明治维新尤其不可能像英国的光荣革命那样短促而有效。正如1989年的流血事件所预示的，由于中国没有一个类似英国的封建贵族和日本的大名武士那样的中间阶层，所以作为社会调节器的革命集团的重要性，就变得极为突出了。

作为这道“南北朝曙光”的发现者和总结者，我们依然受到生命的局限。我们的学说既然先于这一时代的结束而完成，就不免会有种种“事先愚昧”的缺陷，不比事后聪明者那样求全责备。但我们既然做了发现者和总结者，就准备让后来居上的人们可以从我们思想、行为上踩踏过去，从而帮助人们可以更加便捷地越过这个时代的深渊巨壑。我们因为填平了或仅仅试图填平这一现代南北朝的巨壑深渊，而感到一种满足。

这就是现代南北朝的最后博弈。

即使全民健忘症，也不能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毁灭中国。因为天地还有良心存在。天解决的闪电已经穿透厚厚的雾霾而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