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你有宗教感的生理基础吗——兼谈无神论和预定论

（一）


我在2004年出版的《全球政府论》的第二部《欧洲失控》的第十章《超人的破相》里，曾经有这样一段文字：

当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在弗洛伊德所写的一本题名为《幻想的未来》的书出版之后，于1927年12月5日给弗洛伊德的一封信中指出弗洛伊德“没有真正认识到宗教感情的真正根源”，罗曼·罗兰认为，这种根源存在于一种十分奇特的感情中，例如他本人就一贯拥有这种感觉。此外他发现许多其他人也是如此。他认为这种感觉无边无际，有如“海洋般的洪渺”，这种感觉不是来自外在的信条和社会的教化，而完全产自内在，各个宗教派别和信仰的体系，不过是利用了它，把它引入自己的特定轨道而已。但各种宗教和信仰的形式，并不能创造这种感觉。

弗洛伊德非常重视来自罗曼·罗兰的信息，对罗曼·罗兰的这一质疑的回答，实际上也就构成了《文明中的不适》一书的起源。开篇明义，弗氏正是从有关“永恒”的感觉入手，去展开自己的论理。他承认罗兰的观点，使他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我在我身上体验不到这种海洋般浩渺的感觉,因此很难科学地研究这种感觉……结果只能求助于某种观念性的东西，因为它很容易与这种感觉发生联系。”这里具体引证的困惑，不仅属于弗洛伊德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精神分析运动。

这就是说，精神分析只能以分析家的自身体验或者根据他们搜集来的病例报告案例来研究，而任何一位精神分析学家，都不可能是人类精神现象的集大成者，换言之，他无法体验到人所能体验到的各种感觉，所以当他研究的现象和他所体验的感觉之间出现某种断裂时，他就会“求助于某种观念性的东西”。这种观念性的东西，以此成了精神分析方法论的关键点。正是凭借它，精神分析学家才在精神现象和精神分析之间建立起了桥梁，精神分析家们才可能大肆谈论自己体验不到的东西，例如弗洛伊德所体验不到“海洋般的感觉”。但是他却要谈论研究这种感觉，所以他说，“海洋般的浩渺感觉是一种慰藉……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不能让自已信服我具有这种慰藉性质的感觉，但是我不否认它确实存在于其他人身上。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正确的解释了它，是否应该把它看作是宗教全部需要的根源。”

在此，弗洛伊德颇为武断地把这种永恒的感觉和“慰藉”强行拉扯到一起，他为什么这样做？理由仅仅是他本人从未体验过这样的感觉，而他又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强有力的人”，所以他便需要拥有这种感觉的人打上“弱者”的标记，称之为“慰藉性质的感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弗洛伊德对永恒感所强加的这种“观念性的东西”是荒唐的，弗洛伊德的错误在于他的结论过于武断，主观性太强。他肯定自己个人的的价值，这不奇怪，但他却把这种肯定建立在否认并篡改他人感觉的论证基础上，从而由大胆的臆测，走向了不顾事实的专断。

我们知道有关永恒的感觉，绝不仅只是“慰藉”这一项功能，事实上，永恒的感觉是依每个感觉者自身的形态而定的，其丰富程度一如人类精神现象的其它方面。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有关永恒的感觉，而不同的经历，也会使这种感觉发生变化，因此在这里，在对永恒感进行定性的时刻，精神分析专家再一次暴露了其学术的特点──用精神分析，去代替精神现象。

……

上面这段著名的“罗曼罗兰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公案”，给出了“宗教感的生理基础”。

我认为，罗曼罗兰所谓的“海洋般的洪渺”，正是“宗教感的生理基础”之所在。

罗曼罗兰还不知道，弗洛伊德并非“没有真正认识到宗教感情的真正根源”，而是根本就没有这一根源。因此，弗洛伊德无法信仰任何宗教，只能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无神论者。具有永恒感，就会形成宗教；没有永恒感，就会走向无神论。因为没有永恒的人，是不需要宗教的。而具有永恒的人，才需要宗教。

这就是“预定”的由来。

（二）

预定论（predestination）是人们观察宗教现象后所得出的一种假设。

《西敏斯特信仰信条》宣称，上帝“自由不变地预定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一切”。加尔文主义者将“预定论”适用于救赎论，认为上帝以其恩典指定某些人得救的永恒命运，而留下其余的人为他们自己的罪甚至人类的原罪得到永恒的诅咒。前者称“无条件的拣选”, 后者称“遗弃”。加尔文主义认为，一个人必须被上帝所预定，蒙有效的呼召（更新/重生）而得到神赐给他的信心，然后才会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或者说想要去被称义。加尔文主义者相信上帝在创世以前拣选了祂要拯救的人，使被拣选者最终进入神的国；他们同时相信上帝不予拯救的其余人将下地狱。加尔文主义神学的创始人约翰·加尔文认为“选民”永远不会失去他们得到的救恩并且会从他们自己的行为中知道自己得救。

显然，这只是加尔文自己的说法，其中许多自由发挥并不合乎圣经。结果，加尔文语无伦次地認為預定論和自由意志互不矛盾，因为加尔文其实并不理解預定論和自由意志的真正内涵。

史学研究指出：在教会发展中，救恩论是主要的辩论话题，正确的救恩论是建立在圣经真理基础上的，于是历代很多神学家在此问题上不断争论，为保全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甚至不惜教会分裂。

基督信仰创立之初，保罗就受圣灵指示，在以弗所书（第一章4——6节）中写下：“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说明是神（圣灵）让人说出“耶稣是主”，而只有承认耶稣是主的才能得救（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因此很清楚地说明了神的主动拣选。

可是在后来的教会中，有关救恩论的争论还是不断爆发出来，例如奥古斯丁与贝拉基的思想就争锋相对。贝拉基认为：人类没有原罪、人可以靠努力而全善、强调道德律，也就是说贝拉基认为人可以靠行为得救。而奥古斯丁认为：肯定原罪、人性完全的败坏、人自己没有行善能力，也就是人没有自我救赎的能力，完全靠着上帝的恩典。这场争论在那时代的教会上影响深远，总的来说，贝拉基主义被定为异端。最后教皇英诺森一世把贝拉基和色勒斯丢都逐出了教会。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奧多西二世在公元430年也把贝拉基主义者从东罗马帝国驱赶出去，这种异端被431年召开的以弗所会议和529年召开的第二次奥兰治会议反复定罪。事实上，奥兰治会议甚至也谴责了半贝拉基主义，半贝拉基主义认为恩典是必要的，但是人的意志原本上是自由的，可以选择是否与神所赐下的恩典配合。

宗教改革时期，慈运理、加尔文和约翰·诺克斯等神学家发展了所谓的“归正神学”。这段时期有关预定论的话题主要在于阿米念主义和归正神学之间。

现今，不少教会为了迎合世俗的所谓“人本主义精神”，教会强调人本，对神的主权有所忽视，认为原罪论是“陈词滥调”。这样的现象又引起了争论，不少传道人对此现象加以指责。

（三）

普救论认为，上帝要拯救全世界，耶稣是为全人类死的，所有人都会得救，包括许多没有信耶稣就死掉的人也会得救。这种观点既然相信耶稣会拯救全人类，自然也无所谓“预定”与“不预定”，故有反对预定论之嫌。支持预定论的神学家则认为这明显与圣经中大量描述的众多不信的人下地狱的经文冲突，如启示录二十一章8节、启示录二十章14节、马太福音十章28节、马太福音五章30节、马太福音十三章40至42节、二十五章31、41、45、46节等等，且诗篇三十七篇10节、20节明确指出恶人要灭亡，并不是像普救论者说得那样“全人类都得救”。

可见“普救论”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主义天堂”，其实一脉相承。

对于救恩，天主教与阿民念主义者一样，认为救恩能够失去。天主教相信“任何大罪都能使人丧失称义之恩；能够重新得着：借着告解圣事。所以要坚持到底，直到最后一口气，因没有必然把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婉转地否认了预定论。而反对这种观点的教派则认为《约翰福音》第10章第27至29节是指救恩不能失去，《约翰一书》第5章第13节是指信徒可以知道自己被拣选有着永生的把握。

基督教各教派、教会及其代表人士对争议性的加尔文主义预定论的态度不同，在下面列出。

赞成者：新教加尔文主义（所谓“归正神学”）派系、归正宗（改革宗）、长老宗（长老会）、循道宗加尔文派（归正循道宗）、浸信宗加尔文派（归正浸信宗）、福音派加尔文派（归正福音派）。

反对者：东方基督教（东方正教会、东方正统教会、东方亚述教会）、西方基督教（罗马天主教会、新教循道宗、卫理公会）。

（四）

在我看来，赞成预定论的和反对预定论的，都不太明白宗教信仰的心理学。因此双方各执一词，相关争论一直无从解决。

但是从心理学角度看，上述争议就比较清楚了：

从宗教信仰的心理学来看，具有强烈的宗教需求心理的人，才会寻求信仰，并为之付出代价；而相对较少或是没有这方面需求的人，则不会寻求信仰，更不会为之付出代价。

对于那些较少或是没有宗教需求心理的人们，参加宗教活动更多是为了一些宗教以外的目的，这些人从信仰角度看就是预定不能得救的，因为他们在根本上觉得自己没有宗教也可以活得很好，因此他们没有得救的需要。既然没有需要，又怎么可能拥有呢？

（五）

“你有宗教感的生理基础吗”，要知道这一点并不难。

只要做一下上面的心理测验就知道了：想象一下“永恒”，有没有那种“海洋般的洪渺”。

我据此作了多次心理测验，无一例外地显示，那种“海洋般的洪渺”既是恐惧感的来源，又是希望的来源。而恐惧和希望正是宗教的永恒背景。

对于“既没有恐惧又没有希望”的人来说，宗教是多余的，因此他们注定得不到宗教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