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内都看不到一部象样的中国电影

 《1980年代中国电影呈现“知识”命运的变化》（中国新闻网2011-08-19）报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消解“文革”反智化做法和启蒙社会的重要工具和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一时到处传诵，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市场性及消费性力量的急速增长，人们的价值观在迅速调整变化，“知识”的命运也开始一波三折。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折射着当时的社会心理变迁，呈现着“知识”命运的变化，并应和着“命运变迁”的时代主题曲，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开始自己由高峰向低谷的命运。

“知识”与八十年代电影

王海洲（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在“功利”和“实用”价值的考量下，“知识”在当时的中国颇受推崇，知识与反动不再挂钩，反而到处传诵着“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力量”的神话。这种情况下，虽然知识分子被塑造成类似于《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黑炮事件》中的赵书信那样的悲剧型尴尬人物，但是“知识”仍然炙手可热，引人趋之若鹜。

八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凭着中国干部政策的调整，凭着年轻化、专业化这些新的概念，由默默无闻的技术人员、学校教师，提拔进入党政部门的管理岗位，摇身一变成为管理一方、独当一面的干部，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在新时期继续演绎着“学而优则仕”的千古神话。“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思维惯势并没有根除，但是少数人因为“知识”或“文凭”改变自身命运的事实还是从实用主义意义上对八十年代的“知识神话”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电影作为特定时代大众心理的一个折射，基本呈现着这种社会心理。“知识神话”在八十年代初期是一腔热血真心报国的非功利主义心态，年轻人会羞愧于自己没有报国技能，从而珍惜光阴、提升自身素质，如《小字辈》中的众青年，如《逆光》中的廖星明；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知识神话”的功利色彩逐渐浓厚，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知识开始和“财富”、“命运”、“前途”等东西相连，“在知识爆炸、信息更新的时代，人类对科学的渴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伴随着向知识进军的潮流，千万张本科的、专科的毕业文凭，从高等学府、电大、函大、夜大飞向毕业生的手中。鲜红烫金的文凭，从梦想到现实，是一座用理想、智慧和汗水凝结成的桥梁”，人们起码在心里不再认为自己仅仅是长城一块砖，任由组织随便搬，而是希望通过拥有“知识”、“文凭”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八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想象还是在精神层面和计划经济背景下进行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进入欢欣鼓舞的新时期，但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导致社会价值重估，知识分子的收入在八十年代从相对意义上讲是落后了，而在1987年后，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随着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发展，随着物价飞涨，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实际是恶化了。可以说，随着物质生活的发展和消费的兴起，当知识分子的精神释放达到高点的时候，也恰恰是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急剧下滑的时代。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当知识分子物质贫困化和自我塑造精英化的时候，这些社会趋向，在电影创作中，却很少涉及，电影创作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已经同当时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潮拉开了距离，甚至开始借师王朔小说解构知识分子形象。当知识分子在为中国人的精神建构和社会建构高谈阔论的时候，知识分子精英化的时刻，中国电影在想着如何娱乐化、进而大众化，形成这样一个局面的原因是，电影界正在因为整个中国文化消费氛围的转变而进行痛苦的自救，当时的情形是，电影市场在滑坡，观众人数在锐减。

娱乐片是中国电影在生存压力下的一个被动选择，电影通过娱乐片可以间接展现当时的大众心态，但是直接表现大众生活的作品确实少了、反映时代文化价值的作品少了。当知识分子需要电影作为传播手段为自己张扬理念的时候，电影界却在为了自己的生计蒙头赚钱。而且，关键时刻，还在知识分子背后反戈一击，拍摄了大量的“王朔电影”，在银幕上对知识分子冷嘲热讽，进行精神打击，电影成为“王朔热潮”的有力推手，“王朔神话”的强力塑造者，而这些影片在社会大众对“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审视的转折关头，在急速坠落的“知识精英”背上重重一击，通过大众文化的方式从趣味上对“知识”嬉笑怒骂，加速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通观新时期十年的电影作品，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数量极为有限，就这些少量的关于“知识分子”和“知识”的银幕表述而言，又显示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中的知识分子要启蒙社会，但是银幕上的知识分子，却难以充当重任，陆文婷、赵书信自身难保，自身的主体价值难以确立，缺乏启蒙别人的条件和合法性；赵尧舜倒是一心要启蒙青年人，但在影片中他也是一个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因为他的形象被漫画化，所以他的启蒙话语也就是一场语言游戏，缺乏行动感召力。但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影片又表现了对“知识”的肯定，这在青年与“知识”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把“知识”看做为时代青年的标签，青年要找到好工作、找到好对象、改变命运，都要与知识挂钩，但此时的知识更多的应该物化为“文凭”，从而显现出对知识追求的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但当《大学生轶事》宣告“文凭神话”破灭的时候，大学生的命运坎坷也预示着新的社会问题在孕育。

八十年代中后期之后，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向开始和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潮有所不同。从文化品格上讲，在走向九十年代的途中，知识分子的精英化意识逐渐加强，审视民众、启蒙民众、干预社会、设计中国未来的意图逐渐明确，与民间的距离逐渐拉开；而电影界从第五代萌发之初的精英尝试之后，逐渐向民间化、大众化靠拢，走向“娱乐片主体论”。整个八十年代，也是中国电影观众总量由高峰向下跌落的时期，市场促使电影界选择了与当时主流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趋向，这是一种电影工业自救的策略。但是，电影界在八十年代后期的娱乐化，却在当时受到一些质疑，最终使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电影的娱乐片冲动获得了一个十分吊诡的历史结论。

《盛夏和她的未婚夫》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85年

 导演：秦志钰 主演：肖雄等

影片的主人公是春风副食品商场大肉组的售货员盛夏。六年前，盛夏刚从插队的农村回到北京，立即被知识神话所击中。结婚前夕，盛夏做出决定，参加高考，宁可不要孩子、不要婚姻。但是，付出如此大代价的盛夏仍然高考落榜。盛夏没有气馁，又参加自学高考。最后，盛夏因为自学考试成绩优良被作为榜样人物登上《北京日报》，但当满怀喜悦的盛夏抬眼望去，看到前未婚夫携妻子带着他们的小孩漫游在香山公园，目睹此景，盛夏不免伤感，但是内心知识的充盈，使她继续走在自学成材的路上。

盛夏是知识追求狂，这是一个特定年代的特定人物，她为了获得文凭和知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可以欣慰的是，虽然她的追寻之路极为坎坷，但是她毕竟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这也足以促成她的心灵世界的平衡，这也使她面对柯平一家的时候能够克服内心的窘迫，这是“知识就是力量”的典型再现。

 《嘿！哥们儿》 长春电影制片厂 1986年

 导演：王凤奎 主演：周里京等

主人公是北京的胡同青年肖彪，他两次参加高考，两次落榜，无奈和妹妹东佳在市场上卖羊肉串谋生。影片就像让卖肉的盛夏胸怀大学梦一样，让这个街头小伙的文凭梦更为宏大，两次高考不中，肖彪决定放弃，他要自学大学课程，直接去考研究生。他在街头，是一个卖羊肉串的小贩；回到家中，沉浸在书的海洋，他就成为一个追寻知识梦、文凭梦的学子。

肖彪正是通过对知识的吸收和梦想的追求，使他的境界从卖羊肉串的境地升华到心灵自由翱翔的精神领域，继续演绎着“知识就是力量”的神话。肖彪与吴教授的女儿吴雪洁互有好感，但是双方家庭地位身份的差别使这段情感之路似乎不再可能延展，但是，肖彪依靠自己的论文赢得了吴教授的称赞。在肖彪这里，知识不仅给予他自身以力量和希望，还感召着他身边的人，他的哥们，耿海，本来是一个浑浑噩噩的青年，在他的感召下走上了上进的路。

 《父与子》 长龙影视公司摄制 1986年

 导演：王秉林 主演：陈强、陈佩斯

该电影是喜剧系列故事片《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第一集。老父望子成龙，费尽心计；小儿游手好闲，出足洋相，影片从一个家长与儿子的互动关系展开故事，核心焦点是高考。父亲希望儿子考上大学，但是，高考当日，二子因为考前抱佛脚，体力透支过大，竟然在考场上睡着了，鼾声大作，扰乱了整个考场。无奈之下，老奎只得借来手推车将二子拉回家，结束了二子的高考之旅，也终结了老奎的望子成龙之梦。这个影片把叙事核心定位在二子的前途上，把父母的价值判断定位在全力支持儿子考取大学上面，这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八十年代对知识、文凭的一个态度。有意味的就是这个由陈强、陈佩斯父子主演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电影很快就拍出了续集，1987年拍出了第二部《二子开店》、1988年拍出了第三部《傻冒经理》。这个系列电影起步的年代，正好是“知识神话”、“文凭神话”开始褪色的时期，影片不经意间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拐点，文化方面的意义值得重视。

 《大学生轶事》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87年

 导演：杜民 主演：智一桐、迟蓬、梁天等

影片给出的两句宣传词，值得玩味，“报国无门，青年唯借酒浇愁；呼吁有人，学子得立命之所”，由此展开了一个有关“文凭神话”破灭的故事。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个由于计划经济、统一分配而屏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开始在渐渐显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对各种资源的控制开始放松，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自主权在扩大，合资企业和刚刚萌发的私有经济则享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用人自主权，政府机关在逐渐试行公务员制度，相反的是，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在增加，而政府手中掌控的可以提供给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职位没有增加、甚至在萎缩，所以文凭带来的就业幻象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渐渐褪色。

《大学生轶事》写的是华夏大学的300多名毕业生，毕业一年，仍然没有找到工作，这些大学毕业生只能靠卖冰棍、蒸包子、替人写状子等零工散活来谋生。虽然生活困窘，但他们对生活的希望没有破灭，对社会的热情仍然高涨，正像残疾学生小陈表达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活，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先，算不得好汉！

华夏大学毕业即失业的这些大学生的“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感染了一个来访的记者，她决心反映青年大学生的待业（失业）问题，帮助他们早日实现报国之梦。记者在当地反映问题，但是被当地政府以计划、指标等借口给推托，而且还给她买好机票，礼送回京。大学生仍然在待业。女记者回到北京，对大学毕业生的前途仍然关切在心，她将情况写成了内参向上汇报。上级了解了情况之后，责成该市解决问题。该市领导对此事消极应付，300多名82届毕业生只给了27个自然减员指标，这些岗位不仅专业不对口，还在选拔毕业生的时候给予刁难。此种情况下，学生们有梦破之虞，他们被激怒了，他们决定不再忍受、不再等待，他们写好了请愿信，准备游行。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老校长赶到，制止学生的过火行动，批评大家游行示威是“文革”的闹法，大学生年轻气盛，应该有激情，但是激情应该用在庆祝中华民族的振兴与腾飞上面，而不是向政府施加压力。大家一起忆起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冠时，大学生们是如何的游行、狂欢，老校长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大学生们决定取消游行，转派两名代表去北京向中央领导理性反映情况。在北京，国务院负责同志接见了学生代表，新华社《经济参考》刊登了华夏大学毕业生集体待聘的广告，很快，华夏大学变成了人才交流市场，待业了整整一年的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去圆他们的报国之梦。

这部《大学生轶事》在其出品的年代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但这是八十年代少有的一个以悲观的叙事基调展现八十年代大学生、八十年代青年生活的影片。今天看来，这个影片的价值也应该重新发现，影片宣告，实用主义意义上的“知识神话”破产，有知识不一定就有力量，不仅知识分子的命运面临着挑战，知识的前景在时代突变的关头也面临着考验，大学生的人生前景从此也不再是阳光灿烂。（作者：王海洲）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报道十分眼瞎——1978年到1981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文学系里的同学们议论说，“二十年内不能看中国电影”，当时我就对他们这些“前辈”说，“可能一百年内都看不到一部象样的中国电影。”现在2021年了，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果然如此，连半部像样的中国电影也没有出现。

吴国光是条共产党开除的落水狗

《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报业的变迁》（冯媛 北京《财政》杂志编辑）报道：

党报的升降沉浮

商业性报纸在崛起

报业发展陷入困境

    1994年2月5日《人民日报》称，该报今年的“订数下降比预计要少得多”。这年人民日报的订数实际下降是20％左右。同时，全国16家主要报纸和5种主要杂志合计期发数比去年减少了18.6％。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国际部办的一份消闲性小报《环球文萃》订数上升了38％。在主要报纸发行量下降的同时，1993年底，中国大陆的报纸种数却从1991年底的1500多家上升到2039家。许多报纸从4个版扩大到8个版，有的扩大到16个版。 

    这是中国大陆报业变迁的一个主要特徵：党报的地位在下降，商业性报纸的发行量在增长，报业的结构在变化。本文在粗略地考察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报业变迁的时候发现：中国大陆的报纸种数在八十年代前期有过急速的增长，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份报纸创刊，原来一统天下的党报到1988年时只占报纸种数的25％。八十年代后半期，商业性报纸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年发行量最高时（1988年）占全国报纸年发行量的24.19％。到了八十年代后半期，在报纸种数继续增加的同时，报业的发展却在萎缩──报纸的发行量连续几年呈负增长。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越来越窒息着中国大陆报业迈向多元化的进程。经过“六.四”后的一度倒退，1991年下半年后，受到日益发展的自由经济的刺激，大陆报业又开始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其结果，是商业性报纸进一步繁荣，党报也加快了商业化的趋势，并出现了资本介入报业的苗头。党报官报的商业化使它们和意识形态以及和既有的报业管理体制的也发生了冲突。 

党报的升降沉浮 

    进入八十年代后，人民日报的发行量逐年下降。这份1948年创刊时发行3.1万份的中共中央机关报，1952年发行19万份，1956年发行88万份，1958年发行140万份，1965年151万份，1966年220万份，1976年“文革”结束时期发量为538万份。1979年最鼎盛时期发600余万份，年发量占当年全国报纸年发总量的16.74％。1980年，期发540万份，此后逐年下降，1982年为420万份，1986年为378万份；从1989年起，降到了290多万份，年发量则占全国报纸年发总量的5.71％（关于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的发行量，《中国新闻年鉴》中的数字是不准确的）。1994年初，期发数又下降了近20％。 

    再来看其他党报。党的机关报（这里简称党报）在中国大陆，曾经有过一花独放的昔日辉煌。那是在“文革”前期（1966-1970），全国八亿人口只剩下40余种报纸之时。“文革”结束后，报业缓缓解冻。70年代末开始，科技报、经济报、农民报、青少年报陆续复刊、创刊，1981年，党报在全国451家报纸中约占一半。 

    据1985年3月1日调查，从1980年以来，全国共有1008家报纸创刊，占当时1776家报纸（其中发行局限于企业、大学等单位内部的报纸约有500家，本文下面提到报纸种数和发行量时，将只指公开发行的报纸）的56.8％，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家报纸创刊。这千余家新创刊的报纸中，各级中共党委机关报只有120余家。 

    报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勃兴的势头，到了80年代后半期，越来越受到新闻纸计划供应的限制，受到缺乏训练有素的编采人员等基本条件的约束，也受到公费订阅等旧的报业运行机制的掣肘。1987年，政府为“缓解纸张供应等矛盾，让报纸布局更合理”，对报业进行了整顿，2059家报纸中，1482家获准登记公开出版发行，400多家报纸仍为内部发行，近150家报纸寿终正寝（其中有几家是因为“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令停刊）。 

    由于1987年上半年“反自由化”的来去匆匆，中共“十三大”的召开使政治环境更加宽松，所以1987年这次报业整顿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官员甚至还承认“党的机关报在整个报业结构中所占比例过大，有些可以改为非机关报，突出侧重点和个性”（《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版）》第三页）。在这种情况下，1988年报纸种数又增加许多，达1628家，而党报则由426家减少到407家，其比重也为十余年间最低的一年──占全国报纸总数的25％。 

    1989年“六.四”之后，报纸种数增加的势头戛然而止。1989年10月4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理由是：报纸发展过热，速度发展过快，带来了结构重复，编采队伍的培养提高难以在短期内跟上，一部份报纸质量偏低。到1989年底，共压缩了190家报纸，其中广播电视报占34％，教学辅导类占33％，文化艺术类占46％，经济信息类占19％。1989年底，报纸总数减少到为1496种；1990年，这个数字降至1442。党报比重则回升为28.15％。 

    80年代中国报业在结构上由单一走向丰富，昔日唯我独尊的党报，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种数中所占比重一度只占四分之一（1988年）。但从各类报纸的发行量来看，党报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反而在80年代末期有所巩固。在报纸种类日益丰富、指令性订阅对农村和基层党组织的控制渐渐松弛的情况下，人民日报订数日益萎缩，但党报总的发行量1980年以后仍在继续增加。1984年的邮发报纸中党报比1980年增加6％以上；中央及省级党报从1980年起，虽有下降，但地区、市、县的党的机关报除1981年下降7.82％外，每年都以20％的速度递增。1984年比1980年增加74.42％。1985到1989年间，不少大报下降幅度较大，而地市县党的机关报的发行总量仍有所上升，期发总数保持在1000万份以上。1981年，党报的期发总数约占全国各类报纸期发总数的40％，1984年占21.05％；1987年，进一步降到16.63％，但是，1990年则回升为18.43％。而从年发总数上看，党的机关报从来都占多数──1988年比重最低时仍占35.33％，1989年上升到40.02％，1990年又进一步升到43.37％。 

商业性报纸在崛起 

    党的机关报在报业王国中的地位固然依旧显赫，但它毕竟更多地囿于高楼深院，被置于办公室中，与市场无缘，与老百姓无缘。对农民而言，刊有致富信息、实用技术的农业科技类报纸颇受欢迎。《湖南科技报》期发量高时（1985年）达170万份。新闻界曾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浙江的农民跑到江苏去，不惜用高出定价5倍的钱买江苏的《致富报》；有的农民自费订阅十余种报刊，不仅自己因此受益，还帮助邻居脱贫。 

    尽管中国最广大的人口分布在农村，但报纸的主要读者却集中在城市。当全国千人日均拥有报纸60份时，北京、上海、天津则分别达289份、251份、183份；贵州、云南只分别有27份和37份。城市读者大致分两个群落，一个主要消费公费订阅的报纸，这个群落以机关干部、各级领导和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另一个群落则是自己花钱买报订报，他们造就了商业性报纸，造就了报纸市场。城镇居民乐于购买晚报和其他消闲性报纸，如广播电视报、周末报、文化艺术报，这些报纸没有太强的意识形态色彩，通俗而娱乐性强。 

    本文所谓商业性报纸，包括晚报、广播电视报、文摘报（虽然文摘报有相当一部份是公费订阅）、以零售和自费订阅为主的文化艺术报、体育报、健康保健报、家庭社会生活报。 

    虽然目前中国大陆约50家晚报中半数左右本身亦同时兼任当地党的机关报，但其商业特点仍然十分鲜明：比较有可读性，比较贴近日常生活；其90％左右的发行量由读者的自费订阅和零售支撑。 

    “文革”前，中国大陆只有十余家晚报，总发行量不超过100万份；“文革”中晚报无一例外地被停刊，1979年11月后，才陆续恢复和发展。1983年，全国晚报日发行量（期发数）540万份；1988年底则一度突破了1000万份。大多数晚报读者是不看党的机关报的，相反，党的机关报的读者常常兼看晚报。据1986年调查，27.5％的人民日报读者同时也看晚报。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时也弃“喉舌”而不顾，热衷于“软而且短”的晚报。远至毛泽东，曾经宣称不看《南方日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而看《羊城晚报》；近至王震，也告诉北京晚报的记者：“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是北京晚报的读者。” 

    1989年初，报业经济危机迫使中国大陆报纸一夜之间提价一倍、二倍甚至三倍，报纸订户平均减少了35％左右。自费订阅为主的晚报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其中四家历史最长、影响甚广、发行量最大的晚报损失尤其惨重，《羊城晚报》下降了94.7％，《北京晚报》下降了41.5％，天津《今晚报》下降了33％，上海《新民晚报》下降了28.6％。但是尽管如此，这四家晚报的发行量仍然领先于它们所在的城市的党的机关报之上。在其他一些同时出版党的机关报和晚报的大中城市，也是晚报的发行量较高或其增长速度较高。 

    80年代以前，全国有10家左右广播电视报，1984年以后，迅速增加到四、五十家。1988年最鼎盛时达74家。其期发总数1985年在全国报纸期发总数中占16.18％，此后基本是持续上升，1990年为19.51％。年发总数也由1985年的5.50％增加到1990年的7.57％。 

    再来看其他以文化艺术、社会生活、婚姻家庭、卫生保健、体育、文摘等方面为各自侧重的商业性报纸。这里，我把它称为消闲类报纸。这些报纸刊期较长，以周报为多。消闲类报纸可以说是80年代的产物。在此之前，仅有1952年8月创办的山西阳泉报的周末刊，以及70年代末由第二汽车制造厂厂报主办的《车城周末报》。到了80年代，《中国青年报》于1981年元旦推出《星期刊》，江苏的《周末》于次年继之而起。但以后两三年间几乎后无来者。1984年底、1985年初，市场上泛起一股“‘小报’冲击波”，这些小报以通俗文艺故事、侦破、匪警故事、涉及性等禁区的文章大打“擦边球”，使中央和地方党委如临大敌，很快被禁止。1985年下半年后，这些“小报”大多消声匿迹。 

    在此前后，格调高一些的消闲性报纸开始崭露头角。以1984年出版的《南方日报》周末版《南方周末》为先导，消闲报群脱颖而出。如南京的《周末》发行量达46万份；辽宁的《卫生与生活》期发量66万份；广东的《足球报》期发80万份；人民日报出版的《讽刺与幽默》画刊这时由100万份升到119万份；上海出版的《报刊文摘》期发量高达202。46万份（文摘类报纸有一部份是公费订阅）。至于这些消闲报的种数，最保守的估计也不低于37种。1985年，这类报纸增至84种，其比重已在全国各类报纸中占6.97％，超过了农民报、政法报、青少年报等。1987年，消闲报突破了100种；因为报纸整顿，1988年有所下降，但次年又回升到100种。此后，一直到1992年，种数基本稳定。虽然消闲报的比重在报纸总数中只占7％左右，但其期发总数的比重已达11％以上。年发总数为4％左右。 

    1987、1989年几次压缩整顿报纸，消闲报的发展出现了波动。就在消闲报发展停滞之际，老年报异军突起，给商业性报纸增加了一支力量。1985年以后，老年报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这与中国一些城市已经或正在跨入老龄社会的进程相吻合。1985年以前，大陆只有两家老年报──黑龙江的《老年报》和广东的《老人报》，其分别为周刊和半月刊，期发量不过7、8万份。到1987年，已有11家老年报，期发总数67万份。1989年，增至16家， 期发总数136万份，年发5000多万份。在1988年以后中国报纸发行量走下坡路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发展势头，应该说是很猛的。 

    商业性报纸在向读者展示社会现实、披露事实真相方面，在观念更新、开启民智、扫除蒙昧方面，在树立公民权利法制观念方面，在舆论监督、扩大公开性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虽然它们也常常表现出哗众取宠、迎合低级趣味等商业性报纸的通病。这些报纸对读者的影响，远远胜过板起面孔说教的机关报。 

    商业性报纸在80年代的崛起，使中国报业发生了微妙而又深刻的变化。它们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了人们不可或缺的信息和文化消费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份报纸真正成了商品。1957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最有影响的新闻系系主任王中教授因提出报纸是商品等“大逆不道”的观点，被认为是和毛泽东关于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思想唱反调，被打成右派，蒙冤二十二年。如今，历史已经使一部份报纸完全成为商品而出现，尽管它们在中国报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有限，但其影响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们使报纸上的声音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喉舌”腔调，报纸不再仅仅是政府的传声筒、政治气候的晴雨表，不再只是公费订阅的宣传品。它们使中国大陆报业开始了多元化的进程。 

报业发展陷入困境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报业虽然在80年代有较大的发展，但又无时不受到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严格的制约。这反映出中国的报业正陷于多元化的趋势和集权化的管理的矛盾之中。 

    报业的变化表明，党的机关报独霸天下的时代已经结束，报纸层次渐渐分明、丰富。但是，应该说，上述变化又属于在党报体制内的结构性调整。党的机关报的比重虽然下降，但几乎所有的行业报、专业报、青少年报、妇女报工人报、农民报、经济报，乃至许多商业性报纸，又都是党和政府或它们直接领导的团体的机关报（虽然1993年以来一些报纸抗命发表新闻的事时有所闻，且当局并未像以前那样严加查处）。有时，甚至非机关报也希望跻身于党报之列，晚报就是明确亮出“党旗”的一例。1990年全国38家晚报中21家兼为党的机关报，其余的也不甘落后，强调姓“党”，并以在1989年的“反革命动乱暴乱”中“立场坚定”、受到党委的肯定而无比自豪（见《中国新闻年鉴》1990年版）。 

    80年代中国报业一个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矛盾现象是，1988年以前，报纸种数迅猛发展，其速度创历史记录；但是报纸发行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却在降低，不但低于历史水平（除“文革”前期，即1966-1970），也低于80年代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据中共中央宣传部80年代中期的一份研究报告，1976年至1985年，我国报纸发行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7％，而同期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1.7％，居民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率为8.4％，城镇化水平年平均增长率为7.0％。1988年至1990年，报纸发行量年平均增长率竟呈负数（1988年比1987年下降1.01％，1989年比1988年下降19.78％，1990年比1989年下降9.20％）。与此相关，报纸的人均占有量也在波动中下滑。全国千人拥有报纸量1981年为94份，1987年增长到167.5份，此后却下降到1989年的138份；全国千人拥有日报量1982年为45份，1987年为49份，1990年为35份。（另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出版的《“七五”期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1989年和1990年，全国报纸年发行量倒退到了与1983年相差无几的水平；1986年至1990年，报纸出版量平均年增长-5.7％，在近60项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发展速度表中，是五项负增长的指标之一；1990年每百人每天拥有报纸量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3.8份，而8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为5.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为发展中国家提出过有关大众传播业发展的“最低限度标准”：每百位居民有10份日报，5台收音机，2台电视机和2个影剧院座席。依这个标准，中国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最低限度──在80年代中期，中国每百户居民拥有83.5台收音机和32.1台电视机，在收音机普及率最低的贵州省，每百户居民也平均有40.7台，电视机普及率最低的河南省，每百户居民也有14台。（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平均每户人口为3.96人）。 

    相比之下，中国居民的报纸占有量却不到最低标准的一半。报纸的发行量、人均占有量是一个国家新闻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标志面前，中国的报业是严重滞后，而不是“发展过热”、“过多过滥”。但是，直到1992年年中，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还认为中国报纸是“数量很多，结构庞杂”，说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报纸发展的政策，仍将是紧缩（见《新闻战线》1992年第四期王强华文）。 

    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时，报业发展速度却明显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这个反常现象，是中国党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上持开明态度、而在意识形态上固守传统立场的反映。过去报纸一直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长期以来报业运转靠的是中央计划经济和行政手段的方式──同级党委的领导、取舍新闻时政治标准第一、公费订阅、财政补贴、新闻纸计划供应、邮发合一；报纸主要不是新闻纸，而是政治宣传品。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新形势面前，报纸的社会功能、管理方式、经营体制、读者需求都有了变化，新闻改革的步伐跟不上时代的要求，两种政策、两个体制的摩擦导致了报业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危机。旧的一套已经越来越不灵了，但还不肯改弦易辙；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经播下的新机制的种子，却难以生长。 

    建国之初，1950年2月，全国共有281家报纸中，党的机关报有100余家，人民团体报纸58家，私营报纸55家。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特别是反右以后，中国的报业结构就是党报一元化了。而中共的党报体制，又是比照列宁的俄国党的党报体制而形成的。这就是机关报体制──喉舌体制，党报受党委的紧密领导，是党委的传声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出现过另外两种党报模式，一种是马克思恩格斯办的《新莱茵报》，党报和党的领导机关合二而一；还有一种是德国党的模式，即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报均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中央和党报没有领导被领导的关系，党报可以监督、批评党中央。相比之下，机关报体制是最少独立性、最难于实现舆论监督和最缺少新闻自由的一种党报体制。从40余年间中国报纸种数和各类报纸比重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报业从多元到一元再走向多元化的曲折历程。在各行各业中，新闻界是最早发出改革的呼声的，也是率先实行改革的；但是到后来，报业的改革、发展却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进步的要求；“六四”之后，甚至一度成为整个中国改革事业的掣肘因素之一。 

    1990年下半年，大陆报界沉寂了一年多之后，开始出现一种新现象──“官办、官订、官看”的党的机关报和各级政府部门办的报纸，出版起周末版、月末版来。经过1991年的发展，到1992年初，这类周末版、月末版已达200余种，几乎各中央级报纸、三分之二的省委机关报、一多半的中央部委机关报都有了自己的周末版月末版。到1992年年中，更是出现了“大报办小报，小报养大报”的奇景。毕竟随着行政经费的日益紧张和报纸种类的增多，公费订阅的市场也出现竞争了，官报党报也不再是皇帝的女儿了，仅凭“党性”、“指导性”维持不了局面；为了争取订户（哪怕是公费订户），党报必须塑造一种新形像。党报和商业性报纸两相对峙后，又以周末版为契机，出现了两水合流的迹象。在竞争中，党报在继续当“喉舌”的同时，为了增加信息量和可读性，还竞相扩版，一时间，各大报纷纷由对开四版变为对开八版乃至更多。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党报官报的商业化，使它们和党的意识形态、既有的报业管理体制之间也发生了冲突。为迎合市民口味，官报党报办的“特区”──周末版月末版和小报，往往比一般商业性报纸还有过之。如文化部主办的《中国文化报》月末版曾在头版以几乎整版的篇幅发表《刘晓庆侃裸》，并配上模特儿的裸照，招徕读者。1993年春，13家报纸的周末版（其中中央级报纸占多数）因此被高层点名批评。周末版和扩版热表明，中国报业的发展虽然受到外在的压制，但也受到市场需求的强烈刺激。一旦放松控制，报业将再次勃兴。 

    1993年，中国大陆甚至已经出现了民间资本介入报业的现象。一些境内外企业或直接投资与报社组成股份制单位，或与报社合组经营公司，或出资赞助报社以换取在报头上注明“某某企业协办”，或承包、收买和租赁版面。尽管有的做法很快被明令禁止，但它们既然在自由经济已大大发展的形势下出现，便会设法继续生长，并将对中国未来的报业性质发生影响。 

    1993年底，中国大陆的报纸种数已从1991年底的1543家增加到2039家；平均每一天半有一家新报纸创刊（1994年1月7日，香港《明报》第9版）；1993年，有十家报纸的广告收入超亿元。而且，进入90年代以来，报纸的总的发行量也在缓慢回升，结束了80年代后期的倒退局面。 

注： 

（1） 本文的原始数据，除注明出处的外，均来自历年《中国新闻年鉴》。由于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的不尽一致，且由于错排甚多，《中国新闻年鉴》上的数据时有矛盾之处。对此笔者作了校正，并如文中所按，根据自己搜集的第一手资料，剔除了《中国新闻年鉴》中明显谬误之处。 

（2） 中国大陆目前尚无统一的报纸分类法，加上统计资料不完全，关于各类报纸的一些比例不能做到十分准确，望读者体察。 

（3） “商业性报纸”一词，乃根据吴国光先生的建议采用。

谢选骏指出：吴国光是条共产党开除的落水狗，但他不思悔过，还用“商业性报纸”来粉饰共产党领导的造谣机构。

“妇女联合会”就是中共最大的娼妓组织

《19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学中被遮蔽的人物形象——从“娼妓”与“娼妓制度”的辨正谈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　张惠苑 2021年01月22日）报道：

内容提要：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来，“娼妓制度”被混同于“娼妓”，造成了当下文学研究界对“娼妓”形象正当性的质疑。作家在创作娼妓题材小说，或有娼妓在其中的小说时，经常纠结于人物构象与政治话语之间，失据于微妙的迎合与迟疑的倒转关系，无法聚焦“娼妓”形象内在性的塑造。由此，有必要辨正“娼妓”和“娼妓制度”这两个概念，重塑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娼妓形象”，以独特的角度让文学回归“一般人学”。

关键词：1980年代 城市文学 娼妓 娼妓制度 改造话语

自古以来，娼妓就是一个与中国城市共生的“边缘人”，寄生于城市的经济繁华，构成消费文化的奇妙图景。她（他）们用身体感知城市，窥探魅惑而罪恶的城市隐匿故事。正如马积高所言：“妓女的发展尤其与社会制度和城市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妓女的形成更明显地带着阶级压迫的性质，而其盛衰与集散则以都市的盛衰为转移。”①历代作家也以两类基本形式呈现了这一群体：一类是描写妓女的文学作品，另一类是富有才华的妓女创作的作品。从这些数量庞大的作品中，人们不难发现，妓女形象是城市或都市生活中最具有生命力的形象之一。到了现代，文学中的娼妓形象日趋多元。总体上呈现两种趋势，其一，借用贺萧用“嵌入”②这个词来形容“娼妓”这一形象进入“文本”的形式，这一人物形象主要的功能就是承载与注释。比如郁达夫《茫茫夜》《秋柳》中的娼妓形象是主人公颓唐情绪的承载者。这一人物形象的悲剧性，与主人公的情绪形成呼应。而沈从文《丈夫》、蒋光慈的《徐州旅馆的一夜》，无论是被丈夫还是家庭送出或者逼迫成为娼妓，这类人物形象都在注释20世纪20-30年代中国颓败的乡村现实。其次，也是最为难得的是中国现代的娼妓形象中，人们在这一类人物形象身上看到了长期被压抑的中国女性的本体意识，以一种扭曲的形式释放出来。比如丁玲的《庆云里的一间小屋》、老舍的《月牙儿》、曹禺的《日出》、沈从文的《水手》展现的女性对身体内在性的觉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将饥饿与性欲作为人最基本的需要，通过一个绝境中挣扎的女性诠释得淋漓尽致、血肉丰盈。

1949年后，因为文艺方向转向，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形象日趋简化，直至萎缩。除了陆文夫《小巷》以外，“娼妓”作为被改造的对象，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文艺作品中被悄然而自觉地抹除。1980年代伊始至1990年代情况略有变化。霍达的《红尘》、苏童的《红粉》、王安忆的《妙妙》似乎暗示以娼妓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逐渐复苏。但是，面对这类题材作品，文艺批评家和研究者们有意选择忽略或绕开。其背后隐藏的问题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作为一种合法形式的“娼妓制度”不再存在，但“娼妓”是否随之消失③？人们是否混淆了“娼妓”和“娼妓制度”这两个概念？作家能否在作品中借助娼妓形象言情叙事、表达人类的精神变迁？通常而言，意识形态不会从学理上辨正这两个敏感的概念，文艺批评界很多人不愿提及这个“烫手山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制度上废除了“娼妓制度”，很多人把它等同于特殊人群的消除，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娼妓题材小说创作和研究的尴尬。即使合法存在于改造话语下的娼妓题材小说，也难登大雅之堂。人们甚至毫无觉察地将“娼妓制度”包含的性剥削等同于“娼妓”这类边缘人之恶，忽略了制度改造本身失之对人与历史的全面观照。因此，“娼妓”与“娼妓制度”理应得到辨正，1980年代以来，以“娼妓形象”为题材的创作及其相关文艺批评得以正名也就水到渠成。

一、1980年代以来文学中娼妓形象研究的尴尬

1980年代以来对城市里的这一人群——娼妓——的研究在命名上一直很尴尬。这种尴尬首先表现在对这一人群研究的规避。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很多研究者的目光大多投向古代妓女和近现代娼妓的研究，参与进来的学科有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

目前，文学领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态度比较暧昧，基本上不直接触及当下。陈思和编的《文学中的妓女形象》一书是新时期较早关注娼妓这一形象在文学中的表现的著作，但是陈思和在编者自序中表达了编选的遗憾：“我倒是很想再选一些反映当代中外社会妓女题材的作品，但是由于这方面的书读得很少，即使读过也觉得难以书写成个人命运，（如《王桢和玫瑰玫瑰我爱你》）于是也只好暂时付阙了。”④陈思和认为真正的“妓女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该不是简单地写妓女，而是妓女作为身份与她的命运直接发生关系。⑤在当时，文学作品中并没有符合这一要求的作品。但是，这本书出版不久（1990年出版），1991年苏童的《红粉》、1996年王安忆的《我爱比尔》，都是非常典型的妓女题材作品。可是学界之后的研究，直面1980年代以来书写娼妓作品的成果却很稀少。可用的规避方式不少，如用身体叙事置换一些承载这些叙事的典型群体“娼妓”，如杨秀芝、田美丽的《身体•性别•欲望——20世纪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李自芬的《现代性体验与身体认同——中国现代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王侃的《历史•语言•欲望：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主题与叙事》等。或者逃避当下的妓女形象，在近现代的妓女文学或者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娼妓“合法”的情况下讨论妓女的形象问题。如董丽敏《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作为文学事件的“50年代妓女改造”》、[日]江上幸子《近代中国的“主体妓女”表象及其夭折——探求于民国时期多种媒体中》、程亚丽《从“神女”到“凡女”——论20世纪妓女叙事的话语变迁》。也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讨论了1980年代以来的娼妓问题，但大多遮遮掩掩、语焉不详。唯有雷鸣《新世纪小说妓女的谱系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直面了新世纪以来小说中的妓女问题，且在命名上用了“娼妓”“妓女”等概念。其他如群像研究，有王路的《沉沦的快感和拒绝的美丽——1990年代女性文学的一种价值景观》，以及书写妓女形象的作家创作论，如李遇春《乔叶小说创作论》……都触及了当下的妓女，特别是城市生活中的妓女问题。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突破有限，文本分析略显单薄。质言之，无论是以妓女为主要人物的创作，还是随之而来的文艺批评，都难言丰富。

吊诡的是，1980年代以来文学作品中对这一形象的书写却从未中断。笔者做了统计，从1980年代以来就有34部以“娼妓”作为主要人物形象的城市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删选原则以描写娼妓的生活为叙事线索，故事呈现空间以城市空间为主，排除了一些仅仅把娼妓嵌入其中却表现其他主题的作品。从这34部作品的作家构成来看，苏童、霍达、王安忆、严歌苓、林白、盛可以、乔叶、艾伟、邱华栋、孙惠芬、吴玄等，从年龄上涵盖了文学界老中青三代；从创作实力上看，覆盖了成熟稳重、中坚以及新兴力量。从作品质量上看，很多作品无论在文学评论界还是读者层面，都已经得到肯定，甚至具备了经典化的可能。比如苏童《红粉》、王安忆《我爱比尔》、严歌苓《舞男》、盛可以《北妹》。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连续两届（第三、四届）都颁给了娼妓题材的小说，即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和邵丽的《明惠的圣诞》，也可以间接证实这一点。

一边是规模和质量突出的娼妓题材小说的涌现，一边却是文艺批评界的谨小慎微、欲言又止。其背后纠结的原因无非是在改造话语中“娼妓”这一人群已经随着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消除，当然，继续沿用这个概念，或者关注这样的人群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中不具有合法性。但实际上，无论现实生活还是文学作品中，这类人群都没有消失过。问题就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清理的是什么？笔者以为作为罪恶的“娼妓制度”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不复存在，也不再具有合法性，而作为具有历史文化属性的人群“娼妓”，哪怕法权层面不复存在，但在文学书写中，她们仍然可以“在场”，不可能随着制度的废除而自动消失。人们的头脑由于意识形态的植入式刻画，导致对“娼妓”“娼妓制度”概念辨析不清，间接造成了这一领域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危机。在文学创作中，从表现社会主义娼妓改造的三部作品对改造话语的反转，我们也可以看到“娼妓”与“娼妓制度”在政治和普通民众中间模糊不清，造成了文学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巨大反转。

二、1980年代以来娼妓形象对改造话语的倒转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改造话语下娼妓题材的作品有三部：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苏童的《红粉》、霍达的《红尘》。这三部作品都以娼妓的命运作为叙事主线，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都在1956年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在三部作品展现娼妓命运的背后不难看出，由于“娼妓”与“娼妓制度”概念辨正不清，造成在文学创作与接受层面人们对“娼妓”缺少人文主义的关怀。这种人文主义关怀的缺失投射到文学中，表现出娼妓形象对改造话语的反转。主要表现在作品对改造话语反讽性接受和娼妓形象对改造的抗拒。其次，两个概念辨正不清，造成在娼妓题材小说中，纠结于形象与政治话语之间微妙的迎合与倒转的关系，而不能聚焦于“娼妓”形象内在性的塑造。三部作品的内在人物形象与政治话语的内在冲突，已经预示了1990年代以来文学作品中“娼妓形象”回归本体，挣脱意识形态话语束缚的趋势。

（一）污名化背后：改造话语的误读

曾经担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政务接管委员会副主任的曹漫之在回忆上海取缔娼妓时说：“一方面，娼妓是压在社会最底层苦难最深的阶层……另一方面，妓女身上又集中了人世间，最腐败、最无耻、最恶劣的种种习性，妓院是恶势力泛滥的场所。”⑥对于娼妓的人格二重性，当时改造者确定娼妓改造的政策基点是，“明确妓女是需要极大同情的对象，在改造方法上却要借助强制执行的某些特殊手段。我们不是慈善家的善心来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肮脏问题，而是用强制改造的手段，达到既彻底清楚一切污泥浊水，又能最终解放一切改造对象（包括妓女在内）的目的。我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人道主义”⑦。回顾当年取缔娼妓的政策初衷可以看出，改造者判定妓女具有正反两个面向：被压迫的与腐朽堕落的。应该说，这种认知是客观的，但是在治理手段上人们普遍将妓女的两面性与娼妓制度(妓院)合为一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肮脏问题”，应该用强制性手段彻底清除。“强制性的特殊手段”彻底清理“一切污泥浊水”的背后是将娼妓等同于娼妓制度一并清理了。官方话语措辞上的缝隙，加上沉淀已久的历史偏见，为后来人们对娼妓改造的误读埋下了伏笔。

这种误读首先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话语被民众反讽性地接受了。来看看改造话语如何从挽救他人的政治话语变成了对他人污名化的手段。《红尘》中德子媳妇是在改造话语的诱导下说出了自己受侮辱与受损害的历史。她本应该是改造的成功典范，在“诉苦大会”上倾诉自己的历史应是“改造话语”的应有之义，但是结果却是，德子媳妇非但没有被当作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典范，反而招来了四处蔓延的恶毒的流言蜚语——被污名化。人们无法区别历史和权力构造出来的娼妓制度和德子媳妇之间的关系。前者攫住了德子媳妇，德子媳妇天生与其他妇女一样并不“肮脏”，面对阶级压迫和制度形势，她无从选择，被投入了“火坑”。正如福柯所说：“在语言被小心净化和大家不再直接谈性的情况下，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控之中，话语不断地捕捉它，不让它有丝毫躲藏和喘息的机会。”⑧德子媳妇的尴尬，反衬了“改造话语”的反讽性。传达和代表改造话语的街道主任没有对自己的阶级姐妹表现出任何同情和理解，而是当之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和手段，利用完了，利用和篡改政治话语的面目立刻显现。当德子媳妇眼泪汪汪请求街道主任安排自己在毛主席灵位前痛痛快快哭一场时，街道主任脸色一沉回复：“咱们街道上革命群众都死绝了？让一个臭窑姐儿来给毛主席守灵？”⑨当年在诉苦大会上，街道主任发现德子媳妇是“一棵‘四清’运动的好苗子”，训斥德子不懂阶级感情：“他大嫂说的这些个苦处，你就不动心？亏得你还是她的爷们！”⑩此时的面目与当年形成巨大反差。

更具有反讽性的是这位政治阐释者本身就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她有一个逃到台湾地区的丈夫，后来和自己的小叔姘居。“文革”结束了，街道主任并没有被这段在当时足以遭到灭顶之灾的政治污点牵连。面对自己的姘居问题，街道主任理直气壮地叫嚣：“谁瞅见咱俩睡一个炕啦！”11反而是被改造后政治清白、洁身自好的德子媳妇成为了“文革”时胡同里最先被打倒的。面对同一类型历史，被污名化的德子媳妇在道德的审判下成为了堕落与污秽的象征。而同样有非法性关系的街道主任甚至能理直气壮地面对自己的历史，不惧道德审判。面对德子媳妇，她完全不站在女性立场上，先摆出革命者的同情面目，套出德子媳妇的历史之后，马上转变嘴脸，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以历史为武器对德子媳妇进行致命一击。

而作为胡同里改造话语的接受者和传播者，群众对改造话语的理解和阐释也违背了政策的初衷。在《红尘》中诉苦大会上，街道主任面对群众几经启发打开不了局面。德子媳妇的隐私一披露顿时让大会达到了高潮。面对德子媳妇这样的窑姐儿，像马三胜这样的群众，唤起不是对旧社会人吃人的仇恨和对受害者的同情，而是自己压抑了30多年的性冲动。面对着自己垂涎已久的德子媳妇的身材、肌肤、做派，他感到的是“兴奋与满足”，并且想进一步领略德子媳妇曾经的“本色”。在这样的情景下，曾经成功的改造话语被证明非但没有挽救被损害的群众、没有唤醒蒙昧的群众，在改造话语下人性的丑陋与复杂性反而展露无遗。德子媳妇被娼妓制度攫住的屈辱没有得到同一阶级出身的群众丝毫的同情，群众人性上受压抑的、分裂的一面却在德子媳妇身上得到了扭曲的补偿。反讽效果让人啼笑皆非！

其次，因为公众面对这一人群所表现出的偏见与恶意，让娼妓在改造中表现出挣扎与抗拒的姿态。这种姿态主要表现在对改造话语的拒斥。从改造气息扑面而来的那一刻，“红旗和标语在几天之内覆盖了所有街道以及墙上的美人广告，从妓女们衣裙上散发的脂粉香味在卡车的油烟中很快地稀释”12，代表改造话语执行者的医生与士兵，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卡车妓女丝毫的同情与怜悯。苏童继续写道：“工人们挥舞纸旗唱着从北方流传过来的新歌，有人指着翠云坊过来的卡车溜笑，还有一个人从队伍里蹦起来，朝卡车上的人吐了一口唾沫。” 从引文可以看出，一个无产阶级站起来的新时代，作为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姐妹”娼妓，并没有迎来新的生活，得到平等对待。被“污名化”的这类人，也就是“妓女”，按理，“妓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构成部分应该翻身大解放，却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洪流中成为“革命对象”。这显然与“社会主义改造”相悖，也是缺乏对娼妓与滋生娼妓的阶级背景、制度安排辨正认识的结果。她们像寄生在这座城市机体上的“蛆虫与垃圾”，被装载在“卡车”上接受强制性的身体检查和劳动。代表改造者的医生，像“劁猪”一样检查她们身体，“淡漠细长”的眼睛流露出冷漠。“士兵”像清扫城市垃圾一样，将这群娼妓赶上卡车。意图逃跑的秋仪和小萼又撞上了出场时极为尴尬地蹲在草丛里“方便”的士兵，粗言秽语，浓重的蒜臭味，整个改造执行者的形象都极具反讽性。他们无法掩饰对改造对象的嫌恶，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展现出与被改造的对象完全对立的特性。因此，互为镜像的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之构图预示着这场改造必定存在戏剧性的效果。

改造者本身对被改造者的偏见与拒斥，而被改造者更是表现出他们对这场改造的茫然与拒斥。《红粉》中主人公秋仪和小萼代表了用决绝的姿态和身体欲望颠覆和反抗具有权威性的“政治话语”的改造。秋仪是以最直接的方式表现出对改造的反抗和排斥，最先疑惑改造的彻底性。即将要接受改造的小萼还在惦记晒在喜红楼竹竿上随风飘动的水绿色内裤没有收的时候，秋仪就说谁知道还回不回来呢。更有甚者，秋仪在 “身体检查”过程中以“放屁”这种恶搞的方式反抗女医生冰冷的身体检查。秋仪从装着接受改造的妓女的卡车上跳下来，“很快从地上爬起来，她把高跟鞋踢掉了，光着双脚，一手撩起旗袍角飞跑，秋仪跑得很快，眨眼工夫就跑出城门洞消失不见了”，秋仪光着脚，撩起旗袍飞跑的姿态，正是对一种即将到来的改造话语的直接反抗。正是这个姿态，刷新和丰富了这类人物形象的书写方式。小说中秋仪在当代娼妓书写史上具有标志性，她是为数不多的能从“嵌入式”娼妓叙事中脱颖而出的娼妓形象。由于对自己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她拒绝改造，宣告改造失败。作为国家历史话语附属的娼妓主体性以一种决绝的姿态脱颖而出，她不再是丁玲笔下《庆云里的小屋》中蜷缩在被子里自言自语的一个内缩在自我体内的形象，而是一个反抗的、独立的娼妓文学形象。而小萼则最初接受改造但最终用身体嘲讽了改造，宣告改造的失败。正如张之沧所说：“我们的身体承载着我们的境遇，承载着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身体完全能够担负起平生拥有的各种经验，而且在任何时刻能够给予我们一些新东西，或一种新的和更为复杂的手段和步骤。”13小萼是一个以身体承载人生和境遇的人，沉湎于身体的愉悦。正因为身体的主宰性，也让她的身体成为反抗改造的手段。当改造在公共空间进行，小萼恢复了正常的社会名分，即改造形式上完成了，但一回到私人空间，与男人的床笫愉悦，小萼又重拾了自己的身份。这种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之间的撕裂宣告改造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没有产生健全的作用。

改造话语在改造者和围观群众反讽性的接受，以及污名化环境中娼妓反抗姿态的背后，是人们对娼妓认知与接受的双重偏误。在这两部小说中，在制度层面社会主义娼妓改造是成功的，但从娼妓命运的扭转和对大众启蒙上来说，这场运动难以彻底成功。没有真正的人文主义关怀的政治运动，误读性的接受、人性的乖张等侵入其中，就是难免的了。而作为主角，娼妓的反抗则显示了复杂人性的挣扎。

（二）“娼妓形象”的困境：纠结于改造话语

因为“娼妓制度”掩盖了“娼妓”本身，造成了在改造话语下的三部娼妓题材小说中，娼妓形象因为纠结于政治话语，而无法聚焦于形象本身。不过，这种“形象”塑造的困境，在小说中却展现为人物形象挣脱意识形态话语的态势。然而，大部分作家在创作中、文艺批评家在研究中仍然纠结难解、进退失据。

从1952年的《小巷深处》、1986年的《红尘》到1990年代的《红粉》14，妓女形象开始有了突破意识形态话语的倾向，改造时代的注脚渐渐转向反权威的“倒转话语”。正如Shannon Bell 所说：“妓女的话语可成为对霸权话语和反霸权话语双方的倒转话语”，“它可对双方话语作出反应、进行挑战、又加以侵犯”，“倒转话语是被隶属于霸权话语的主体之话语”。“我”正是“被隶属于霸权话语的主体”，她的话语是对“霸权话语”进行挑战的。15从《小巷深处》《红尘》到《红粉》隐约可见对“改造话语”的反讽性倒转；作家笔下的娼妓在历史事件中对正统运动从注释性的接受转换为有意挣脱，甚至以反讽的形式出现。被遮蔽的“娼妓”作为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开始逃离此前攫住自我的话语，试图完成身份的重塑。

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发表在1956年《萌芽》杂志第10期上，在改造话语下，用娼妓的命运来印证伟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陆文夫创作《小巷深处》时这种用心是非常明显的。小说中主人公徐文霞由17岁雏妓成长成为工厂的技术后备力量，还有了新的爱情，被社会主义新人张俊感召和接纳。尽管遇到曾经的客人朱国魂的纠缠，但是徐文霞还是勇敢地面对了自己的过去。在最后“性急的擂门声”中，我们听到了社会主义新人对徐文霞过去的接受。这个光明的尾巴虽然略显生硬，说教的痕迹明显，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具有感召力：旧社会的受害者徐文霞在一个新的时代中获得了新生。

到了1980年代，改造话语中的娼妓书写，从书写方式、作品中个人命运与历史事件的关系，相对于以往主题先行的作品，有了明显的转变。研究界对于这种转变的认识存在着分歧。董丽敏认为1980年代对社会主义改造娼妓书写的转变是对社会主义经验的搁置，甚至遗弃，并直言：“将‘50年代妓女改造’的这一系列文学文本搁置在历史脉络中加以考量，可以发现，在书写历史经验方面这些文本传达当代文学一种耐人寻味的倾向：那就是，越接近于当下的文本，其对于‘50年代妓女改造’态度就越是隔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历史经验的回应/处理能力就差。文学书写——主要是80年代以后的文本与50年代的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16的确，相比于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霍达的《红尘》和苏童的《红粉》在娼妓命运与“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件的关系上，书写方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在笔者看来，这一“改变”不应是“断裂”。因为陆文夫创作的《小巷深处》还在延续传统娼妓题材小说“嵌入式”的写作方式，即小说创作的意图是借“娼妓”而言他。徐文霞这样的娼妓只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注脚”，她的命运与她发生关系的人物设置，都是这场政治运动的注脚。“嵌入式”的“娼妓”题材小说，硬伤明显。首先，它们遮蔽了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其他可能性，更不用说人物本身主体感受的多样化。其次，故事情节生硬，欠缺说服力。当读者为《小巷深处》徐文霞的纠结和矛盾而紧张、同情的时候，故事结局的仓促让人措手不及。男主人公“张俊”从知道“徐文霞的历史”到“接受徐文霞的历史”用了不到一个傍晚的时间。接受之快让读者错愕，曲折地暗示了作者的顾虑。

1980年代初的《红尘》与《红粉》不应该被认为是对历史事件的“妖魔化”和“断裂”17。它们只是突破了意识形态对小说创作的束缚，对历史事件有了更多的阐释。其中最为宝贵的是，这两部小说重新凸显了人性。“历史事件”不再是用人物去注释和阐释的主题，而成为了展现人性复杂与多面的场域。1980年代初的霍达的《红尘》中作为改造成功的“德子媳妇”，融入了新社会，在北京四合院里德子夫妇相濡以沫的夫妻生活成为了胡同里人们羡慕嫉妒的对象。可是，德子媳妇的幸福和不能言说的历史，成为了她悲剧命运的导火索。在街道主任以“诉苦”的名义诱导下，天真的德子媳妇说出自己的身世。这个秘密很快为整个胡同居民提供了宣泄的机会。对德子媳妇异样的做派垂涎与嫉妒的感受最终演化为污名化下的暴力，德子媳妇的悲剧由此开始上演。在改造话语下，《红尘》以德子媳妇这个形象为焦点，反思了在集体无意识下人性的丑陋与恶，这种丑陋与恶正好利用了改造话语。

从这一点上来说《红尘》克服了《小巷深处》先天的不足，也看到了娼妓题材的文学作品从《红尘》开始，已经有摆脱“意识形态”话语控制的端倪。而《红粉》中，在改造场域中，相较于以往的同类题材，无疑真实地还原了“娼妓”的独特性。在摆脱“意识形态”话语控制上，它比《红尘》更加明显。因为，小说中苏童力图用鲜明生动的“娼妓”形象跳脱“改造话语”对形象的破坏。关键就在于这种形象一定要立得住，能突破以往“嵌入式”书写娼妓的文学表现模式，真正想要塑造饱满真实的“娼妓”想象。相对于其他人群书写，秋仪和小萼突破了我们以往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刻板化塑造的“逼良为娼”的娼妓形象。两个久经风尘、最具职业化的娼妓形象，填补了当代娼妓文学的空白。一个是“十六岁进窑子就没怕过什么，挖×算什么？挖心也不怕”18的秋仪，一个是“天生是个贱货”19的小萼，在她们身上，展现的是女性在无可摆脱的命运面前，必然的堕落与绝境中的自我拯救。这里的拯救不是外在的社会改造能够给予的。秋仪用母性重新树立了自己生存的信念，小萼无法超越身体的欲望，展现作为女性的娼妓无法克服的内在性，导致命运走向另一端。

从《红尘》到《红粉》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代以来娼妓形象对改造话语的反讽。接受改造的，改造成功的德子媳妇死了。其悲剧之因就是因为她相信改造，相信新社会，说出了自己不堪的历史。而秋仪和小萼作为改造失败的对象，却获得了新生，秋仪收养了小萼的孩子，用母性拯救了自己。小萼丢下孩子，随着男人私奔而去。不是因为她“天生就是一个婊子”，而是她克服不了女性的内在性，身体本能的召唤让她离不开男人。

作为1949年后三部最早的“娼妓题材”小说，作家们不约而同选择在政治语境中讲述娼妓的故事，但是面对同一历史事件，书写方式和接受态度不尽相同。在“迎合-纠结-反讽”的叙事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法再被遮蔽的形象——“娼妓形象”。1949年以来这一形象与新制度之间建立起来的注释性关系，让这一形象在文学书写中不能回归一般“人”。在文学书写上作家们一度呈现犹疑状态，使得娼妓作为“人”陷入与政治事件反讽性的关系。虽然这种书写方式的潜力仍然巨大，但从文学创作的发展来看，1990年代以后娼妓题材小说已经不可能羁绊在这种叙事模式之中。

综上所述，如果不辨正“娼妓”与“娼妓制度”之间的区别，不明确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是对“娼妓制度”的取缔，“娼妓”形象从来就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娼妓”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就无法从现实和学理层面抹去。同理，人们对娼妓题材小说的研究和创作仍旧会处在无“正当性”的困境。继之而来，我们无法延续历史悠久的青楼文学的传统，无法正确阅读1990年代以来不断涌现的以娼妓为题材的作品，无力透视具有现代城市品格的娼妓形象。更重要的是，娼妓形象背后的人性及其命运的多元与变异也无法被合法书写。

三、“娼妓”与“娼妓制度”的辨正

自古以来娼妓人群的演变到其附带的文化因子不断在时间的纵轴中复现、延续。即使在当下时空，作为城市现代性演变的一个重要表征，娼妓作为边缘群体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说，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没有什么形象能比“娼妓”更能暴露当代城市文化的异形，戳中现代城市最敏感的神经。

这里要辨正“娼妓”这个概念的正当性问题。虽然在1956年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娼妓这个职业已经消亡，导致在1980年以后“娼妓”这个概念在政治话语中被有意规避。但是这种有意规避的背后，存在“娼妓”“娼妓制度”两个概念的混淆问题。应该明确，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消灭的是“娼妓制度”而不是“娼妓”。在意识形体话语中，“娼妓”作为一种提法，是指归属于旧社会旧制度中腐朽落后、堕落、丑恶的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特指一种人。1956年被政治话语抹去的“娼妓”提法背后存在认识误区，那就是将“娼妓”和“娼妓制度”混淆。从学理上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的是在中国有3000多年历史的“娼妓制度”，而不是“娼妓”。

首先， 需要从历史的演变和词源来考察“娼妓”，就像王书奴所说：“现在我们既极端主张废娼，但尚不明白娼妓的现在及过去，则将来废娼问题怎么能圆满解决？”20

历史文献中对 “娼”“妓”的众多记载中，最初，“娼”“妓”都特指具有一定“技术或者技能”的人而且男女不分。如《说文解字》中释道：“妓，妇人小物也。”也就是意指卑下低贱的女人。但是，“妓”字右边的“支”含有“技能”之意。“娼”字与“妓”字在《说文解字》中有同样的意义。“倡”（“娼”）与“唱”属于雷同的字，原意指放声歌唱的人。因此，“妓”和“娼”本来都意指具有歌曲技艺的妇人。宋丁度《集韵》说：“倡，乐也，或从女。”明人《正字通》说：“倡，倡优女乐，别作娼。”21“娼妓”的情色意义，是这类人群不断演变而附加最后固定而成的。如斋藤茂说：南朝顾野王编撰的辞书《玉篇》的解释，“娼，婸也”，“婸”是“淫戏”的意思，因此“娼”的意思从“淫戏”的原义上又发生了进一步变化。甚至即使没有技艺，只是陪客人同床寻欢的女子，也称为“妓”“娼”。“娼妓”的性含义来自战国时期楚国宋玉撰写的《高唐赋》（《文选》卷十九）中写道，楚王游高唐，因疲倦入梦，梦见巫山神女，神女与楚王结为姻缘，临别神女说：“旦为朝云，暮为行雨。”这些“性行为”附着在“娼妓”概念上，没有完全与当下“身体”买卖的娼妓概念含义相同。武舟对“娼妓”一词演变的论断：“隋唐至清妓女几千余年间都是以官妓、家妓和私妓并存的格局延续发展，直到近代引入西方公娼制度之后才抛弃传统，彻底走向堕落。”22笔者认为此论比较可靠。

而1956年以来 “娼妓制度”从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层面消灭了。“娼妓制度”不仅指的是国家层面认可官方监督，且有专门的部门和辅助部门对这一行业进行管理。此前，私人以一种生意经营娼妓，有自己的行业规则，独特的经营方式和公开的经营空间，也有纳税受保护的义务和权利。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从官方到民间将这一整套娼妓制度连根拔起，从法律上不允许这种经营方式存在。195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对娼妓制度的铲除是非常彻底性和有效的，应该说，完成了前人一直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娼妓制度在中国与娼妓漫长的历史共存。王书奴概括娼妓三个时期：巫娼时代23（奴隶娼妓或官娼并进）、家妓和奴隶并进时代、官妓鼎盛与私人经营娼妓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相应的对妓女进行管理的方式。春秋时期，齐管仲开始设“女闾”，而国家经营娼妓自汉代始。家妓产生于魏晋南北朝，到了唐代官妓鼎盛，中国妓女开始呈现系统化和组织化的特点，并有教坊制度。为了管理官妓，还设立“宜春院”官署。到了清代从裁撤“京师教坊乐”开始到推行“除贱为良”。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重申禁令。自此唐宋教坊制度（官妓）彻底废除，娼妓业进入私妓为主的时代。清代到近代娼妓管理一般采用“官督商办”的近代公娼制度。到了民国“娼妓之多，冠于全世界”24。南京政府为了彰显中央政府形象和执政能力，开始禁娼，采取一系列措施：废除与救济相结合，对私娼医治继续教育，开办收容所等。但并未解决娼妓问题，最后又回到公娼制度上来。

通过梳理中国娼妓制度的变迁史，不难发现，管理娼妓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到社会主义改造前，娼妓制度甚至有官方综合管理体制和娼妓自身的行业规则。这样一来，官商达成默契，实际就是承认了娼妓的合法性。但是，娼妓制度的命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发生了转换。不过，“娼妓”却并没有随着娼妓制度被废除而自动退出社会生活。正如郭艳英所说“随着解放战争号角的吹响，部分妓院宣布停业或关闭，妓女也纷纷脱离妓院转业，妓院呈现萎缩状态。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公开的娼妓和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暗娼并未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彻底消失，还有许多妓院依然公开营业。娼妓问题依然是新生的政权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25

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或受制于作家、批评家的认知能力，娼妓与娼妓制度这两个概念有意无意地被混淆，造成了1980年代以来的娼妓题材小说研究与创作的困境。希望通过厘清这两个概念，能让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作品中这一重要的文学形象，以最为真实的姿态呈现在读者和研究者面前。研究当代城市文学作品绕不开这类人物，自古以来她们以边缘人的姿态寄生于城市，成为城市隐晦的必然存在。城市的经济繁荣为她们的生存提供了经济基础，城市空间的多层与折叠性为她们提供了私人可隐秘的空间。从娼妓的“稳固”而又“顽强”的“边缘属性”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文学作品中书写“娼妓”这一形象的不可避免性，由此，娼妓形象也势必成为城市文学研究绕不过去的人群形象。确立娼妓书写和研究的正当性，可以使文学成为普遍的“人学”，以更加真实的方式切近人的命运，其意义自不待言。

[本文为“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Z20JC064）、“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省优势特色学科培育项目”（项目编号：18JYXK043）、“浙江省教育厅2018年度高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项目编号：FX201805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马积高：《初版序》，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461页。

②贺萧曾经对妓女嵌入式进入文学和历史的记忆做如下

评述：“妓女以‘嵌入’的方式被代入历史记载：她们嵌入了塑造他们的故事的人和历史，嵌入了他们的权利争斗之中。但此处说的‘嵌入’并不意味着静止不动。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具体的、可检验的文本印记、事实上成了变动的过去的构成部分，那是被写进历史的人和事件与书写历史的人之间一系列游移不定的关系；我作为历史学者加入到这层层关系中来，只可算是最近泛起的涟漪。文人学士们自然不会将其赞赏性的或劝诫性的文章看成为‘历史’；他们宁愿称之为回忆录、文学、对当局的劝诫甚或是历史传奇故事。这个事实本身只会使我们警觉地认识到，各种文类之间的疆界是游移不定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对于形成如今在20世纪末被我们笼而统之地称为历史记载的那些书面文字，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美]贺萧：《危险的愉悦》，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

③正如陈毅同志所说：“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参见曹漫之《上海娼妓改造史话》，《上海娼妓改造史话》，杨洁曾、贺宛男编著，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4页。

④⑤陈思和：《文学中的妓女形象》，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⑥⑦曹漫之：《上海娼妓改造史话》，《上海娼妓改造史话》，杨洁曾、贺宛男编著，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3页。

⑧[法]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⑨⑩11霍达：《红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197、213页。

12、18、19苏童：《红粉》，《苏童作品精选集》，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114、120页。

13M.Sheets-Johnstone. Giving the Body its Du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206.转载自张之沧《论身体认知的逻辑》，《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1期。

14《红尘》发表于1986年3月《花城》杂志。

15[日]江上幸子：《近代中国的“主体妓女”表象及其夭折——探求于民国时期多种媒体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期。

16董丽敏：《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作为文学事件的“50年代妓女改造”》，《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17“《红尘》 用 80 年代的以‘个人’为核心的‘启蒙’叙事观念来处理 ‘50 年代妓女改造’，无疑是在宣告，这一代的书写者更关注的是其作为历史后来者的感受，更强调的是建构 80 年代 ‘后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而有意无意地将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凝固化、单一化同时也是妖魔化了。就《红粉》而言，文学书写为何会与历史事件之间形成巨大断裂，其间的缘由似乎更复杂一些。”董丽敏：《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作为文学事件的“50年代妓女改造”》，《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20、21、23《妓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4-6页。

22《中国妓女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第7页。

24《娼妓问题之检讨》，《东方杂志》（第32卷17号），转引自张超《民国娼妓盛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25《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改造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谢选骏指出：上述作者不懂，共产党虽然消灭了“社会娼妓”，却把更多妇女变成了“共党娼妓”——“妇女联合会”就是一个最大的中共娼妓组织。共产党破坏了中国的家庭组织，把妇女赶上街头、田间，把她们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莺和野鸡。外人不懂，说中国女人都是“虎妈”，其实她们都是“党奴”。即使港澳台和海外，也是如此。

谢选骏：医疗就是现代酷刑

《满清十大酷刑已逝，医疗九大“酷刑”还在沿用》（2016-08-20 生物技术网）报道：

当今社会流行复古，很多过去的东西又重新拾起，步入了流行趋势中。但这个规律在医学界并非如此，这个领域不断地努力探索发现，以用最新的技术，来改善人类健康。

然而，有一些古老的医学方法在今天仍然被使用。这些方法在21世纪听起来有点古老，但研究表明它们非常有效，并且被批准可以合法地用于医疗。

美国麻省总医院的Scott Podolsky博士说，医学治疗方法从它们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因为在很久以前使用它们的原因和今天非常不同。

以下是9个在现代仍被使用的古老医疗方法的例子，以及医生们还在使用这些方法原因和其潜在风险。

下面将会有重口味图片呈现，请慎入。欲减肥节食者可以大胆往下看。

蜂毒疗法

蜂毒疗法指的是人为被蜜蜂蜇咬或者使用蜂毒感染，这种疗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据称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认为蜂毒对关节炎和其他一些关节问题有疗效。

根据2016年发表在《Molecules》上的一项研究，其原因是蜂毒含有蜂毒肽，这种化学物质具有抗炎症的特性。

尽管这种疗法被认为可以减轻关节肿痛，并防止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疲劳、无力，但是并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表明这种疗法对这些疾病有效，并且没有被FDA批准。

这种方法不但没有被研究证明有效，甚至还可能有害。韩国科学家在201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认为，人们对蜂毒疗法的响应通常是负面的。

风险包括，减少皮肤对疼痛的反应，对于对蜂毒过敏的人来说甚至可能是致命的。

现在，蜂毒疗法还通常在亚洲、东欧、南美洲被使用，在这些地方它被认为是一种替代疗法。

蛆虫疗法用于伤口愈合

生物治疗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的Ronald Sherman博士说，相比于本文中的其他疗法，蛆虫疗法比较新颖，其历史大约只有一百年。

这种方法使用活体苍蝇幼虫治疗伤口。军队的医生首先发现，在战场上受伤的士兵，如果苍蝇在他们的伤口上产卵，他们的伤口会愈合得更快。1928年时，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一名医生开发出一种方法用于培养医疗等级的无菌蛆虫用于治疗伤口。

2004年FDA批准了使用蛆虫用于治疗恢复缓慢的伤口，比如糖尿病足部溃疡、褥疮、慢性腿部溃疡、术后伤口以及急性烧伤。

这种疗法将蛆虫置于伤口表面，并使用敷料覆盖2天。这些饥饿的蛆虫会分泌出可以分解伤口中感染组织的消化酶，这个过程被称为清创。

随着抗生素的广泛应用，蛆虫疗法在上世纪50年代逐渐被弃用，但是在21世纪随着抗生素耐药性的出现又重新被使用。

Sherman说：“蛆虫在消灭腐肉方法非常有效，这种疗法最大的障碍在于有些恶心。我们的文化是把蛆虫与死亡、粪便、垃圾联系在一起。”

用于静脉淤血的医用水蛭

水蛭是一种原始生物，它的前后部有吸盘，以及可以快速切破皮肤的牙齿，这使得它们可以吸血。

这些特性使水蛭可以用于“放血”，这种医疗时间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时代。

到了21世纪，FDA批准医用水蛭用于静脉瘀血。静脉瘀血可能会在重新接上断肢的手术之后出现。水蛭可以在短时间内从手术部位吸出大量的血液，这使得更多的氧气可以到达手术部位。此外，水蛭的唾液包含抗凝剂特性，意味着它们可以防止血液凝结。

使用这种方法的主要风险是贫血，或者失去过多的铁，还可能造成感染。

用于血色沉着病的放血(铁过剩)

Podolsky说，现代使用放血疗法的最主要应用是血色沉着病，这是由体内铁过多引起的疾病。

当体内积累过多的铁时，会产生危害肝脏、心脏、胰腺以及关节的毒素。医生使用针刺方法放掉患者体内的部分血液，每周一次或者两次，这样患者体内的铁蛋白就会减少，铁蛋白是一种储存铁的蛋白质。

Podolsky说，医疗放血对于血色沉着病是非常有效的方法，现代的放血疗法与18世纪时相似，都源于“过剩”的概念，移除过多的铁可以对患者产生帮助。但是相似点止步于此。18世纪时，放血是为了恢复体内的某种平衡，帮助减轻多种疾病。

这种疗法的最常见副作用是疲劳、贫血，以及可能产生的感染。

用于严重抑郁的电休克疗法

这种方法并不算古老，它在上世纪30年代被美国使用，电休克疗法(ECT)在当代被认为是一种野蛮疗法。ECT使电流通过大脑，或者向大脑中植入电极，或者将电极置于头皮上。

电休克疗法在过去常常被不人道的使用，电流很大，而且不麻醉，这也使它的名声不好。Podolsky说，即使今天也有很多人害怕使用这种疗法。但是在现代医学中，ECT被用于难治性抑郁症，这是一种医学方法无法改善的严重抑郁症。

今天，ECT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被使用，每周3次，持续3至4周。这种方法影响大脑的化学物质和神经细胞，可以改变情绪、睡眠和胃口。

这种疗法的副作用是记忆受损，困惑，头痛以及恶心。

用于强迫症的现代前脑叶白质切除术

前脑叶白质切除术是一种有争议的手术疗法，用于治疗一些形式的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躁郁症、两极型异常。这种疗法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一直用到上世纪50年代。在一些情况下，这种手术也被不恰当地应用于精神迟滞、慢性头痛以及焦虑。

在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中，医生在患者头骨上钻一个小洞，切断连接大脑额叶与其他大脑区域的神经纤维。

这个方法被认为可以改变患者的异常行为，但通常会导致患者退化，变得像孩子一样。

在上世纪50年代，随着抗精神病药物的出现，这种方法不再被使用了。

今天，一些新型的精神外科手术在很多医院执行，尽管它们的过程与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类似，但是它们更精准。其中一种手术名为扣带回切开术，用于治疗严重的强迫症。在扣带回切开术中，医生会破坏掉一些被认为过于活跃的脑组织。

手术中的黑曜石刀片

在石器时代，一种由黑曜石（又称火山玻璃）制成的刀片被用于在脑骨上开洞。这种手术刀极其锋利，在现代仍然有很多情况下使用这种黑曜石手术刀。但是黑曜石工具与普通的不锈钢手术刀相比非常昂贵，很少有厂家生产。

据说黑曜石刀片比不锈钢手术刀锋利100倍，还有证据表明这种刀产生的刀口恢复得更快，疤痕更轻。但是这种刀片非常薄且脆，医生使用这种刀的力度必须和普通的不锈钢刀不一样，否则它会碎成片并留在伤口中。

黑曜石刀片并没有被FDA批准在美国使用，但是其他一些国家有少量医生使用它，通常被用于美容领域。

头部穿孔术

头部钻孔是已知的最古老的手术，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这种手术最早被使用，是由于人们认为这样可以除掉人脑中邪恶的精神，而这些邪恶的精神被认为会引起疾病。它还被用于治疗严重的头痛、癫痫、抽搐、头部损伤和感染。

Podolsky说，在当代，很多神经外科医生会执行这种手术。现在，医生们使用不同的技术和工具在头骨上钻开一个小洞，用于治疗引起创伤的内部出血。它还被用于硬脑膜下血肿。

现代的头部钻孔手术可以帮助缓解颅内压。这个方法的副作用是可能损伤大脑，以及引起出血和感染。

从“黄汤”到粪便移植

4世纪时，一位中国医生提出，可以使用含有健康人粪便的悬浊液治疗严重腹泻和食物中毒。这种古老的尝试大概就是现代的“粪便微生物移植”的前身了。

16世纪时，另一位中国医生使用“黄汤（一种含有健康人干燥的或者发酵的粪便的汤）”用于治疗腹泻、呕吐、发烧以及便秘。

现在，粪便微生物移植（FMT）不再使用“黄汤”这种方法。它确实还是使用转移健康人粪便的方法，但是粪便的投递使用灌肠剂或者向小肠和胃中插入试管，这种方法可以引入健康的细菌，用于恢复消化系统的微生物平衡。

这种方法可以被用于治疗艰难梭菌感染，这种感染有生命威胁。使用FMT疗法的患者会在几天内好转，尽管它们的肠道菌群会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发生剧烈的变化。

谢选骏指出：上述还在沿用的医疗九大“酷刑”也许只是特例，但是在我看来，这还是非常狭隘的看法，实际上，一切“过度治疗”包括“过度体检”，都是一种酷刑。医疗就是某种意义的现代酷刑！它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残害生灵，给人插管、开刀、移植、解剖、“捐赠”，为的都是榨取商业利润！

谢选骏：拜登政府的花拳绣腿

 

《有报道说美军特种部队在台湾训练当地军队，五角大楼不予证实》（2021年10月8日 莉雅 塞尔丁）报道：

资料照片：一架美国制造的F-16V战斗机在一次演习期间接受自动清洗机的清洗。(2020年1月15日)

华盛顿 — 美国国防部拒绝证实媒体报道的美军目前在台湾秘密训练台湾军队的消息。

路透社报道说，两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周四（10月7日）表示，少量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成员一直在临时性地轮调台湾，为台湾部队进行训练。同天早些时候，《华尔街日报》援引未具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了训练的细节。

历来不披露美国为台湾军队提供训练或咨询细节的五角大楼没有对这个部署做出具体的评论或确认。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索普尔(John Supple)说：“我对具体的行动、作战或训练没有任何评论，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与台湾的防务关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构成的威胁保持吻合。”

索普尔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大了对台湾和其他盟友与伙伴进行恐吓与施压的努力，包括在台湾、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附近增加军事活动，我们认为这些活动破坏稳定，增加误判风险。”

他补充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有着持久的利益。我们敦促北京信守和平解决海峡两岸分歧的承诺，这是三个联合公报中所阐明的。”

当被问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时，台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处对美国之音表示不予置评。

路透社援引的消息人士拒绝说训练进行了多长时间，但暗示这发生在拜登政府1月份上任之前。

台湾媒体去年11月曾报道说，台湾海军司令部承认美国海军突击队员正在台湾对台湾海军陆战队进行突击艇和快艇渗透作战行动的训练。在美国国防部否认了有关报道后，台湾国防部后来也表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

尽管此前至少有一家亚洲媒体报道过这种训练，但在北京在台湾附近举行展示军力的军事演习之际，美国任何形式的官方确认都可能进一步导致美中关系的恶化。

“我不排除北京知道此事的可能性，”路透社援引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亚洲项目主任葛来仪(Bonnie Glaser)的话说。她提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个有关特种部队训练的帖子。

她说：“把此事公开将迫使中国作出反应，他们可能会加大对台湾的压力。”

几名美国议员星期四说，他们也无法证实美军特种部队是否在台湾进行训练，但是他们对报道中提到的这项任务表达了支持。

众议院外委会亚洲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阿米·贝拉(Ami Bera)在一次防务会议上被问到他是否被告知这一部署。他回答说：“不是特别有关这次部署，——如果我称之为部署的话。我认为我们在那里有特种人员和其他人员，而且我们过去也在那里训练台湾军队，与他们合作。”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汤姆·提利斯(Thom Tillis)在同一场合表示，他并没有被特别告知，只是看到了公开的报告，但他补充说：“实际上，假如这个人数是几百的话，我会更高兴。”

美国是台湾最大的武器供应国，长期以来一直为台湾提供一定程度的武器系统培训，并就如何加强台湾军队以防范中国人民解放军入侵提供详细建议。

中国视台湾为一个叛离的省份，而且没有排除使用武力夺取这个岛屿的可能性。

中国最近几天出动一百多架次的军机飞越台湾广阔的防空识别区。

台北谴责了中国军机侵扰行动，并表示将捍卫台湾的自由和民主。

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都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的胁迫，并重申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

（此文参考了路透社的报道。）

谢选骏指出：美国之音就会放屁，现在连臭味都没有了——上文可谓“花拳”，弄得不好就就成了“花圈”了！

《中情局长宣布成立中国任务中心，称中国政府为美国最重要地缘政治威胁》（2021年10月8日 塞尔丁）报道：

资料照片：美国中情局总部大厅内的机构标志（2005年3月3日）

华盛顿 —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正在做出改变，应对“一个日趋对抗性”的中国政府。

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星期四（10月7日）宣布成立一个新的“中国任务中心”（China Mission Center），确保中情局的资源和现有努力能够集中起来对付这个日益增长的威胁。

伯恩斯在声明中说，中国政府是“我们在21世纪面对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

“在我们的历史中，面对我们面临的任何挑战，中情局一向挺身应对，”声明说。“如今，我们正面临大国竞争新时代的最严峻的地缘政治考验，中情局将处在这项努力的前沿。”

中情局还宣布成立一个“跨国与技术任务中心”（Transnational and Technology Mission Center），设置首席技术官这个新职位，更好地处理包括新兴科技、经济安全、全球卫生和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竞争力议题。

中情局还宣布启动“技术研究员项目”（Technology Fellows Program），聘请专家与中情局进行一年到两年的合作。

对中国政府活动的日趋担忧过去就存在，伯恩斯今年早些时候在参议院审议他的任命的听证中表示，将会做出改变来更好地应对这些危险。

资料照片：被拜登总统提名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伯恩斯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宣誓。(2021年2月24日)

资料照片：被拜登总统提名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伯恩斯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宣誓。(2021年2月24日)

伯恩斯在今年2月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对议员们说，“与中国竞争将是今后几十年里我们国家安全的关键。”他形容中国领导层既是对抗性的，也是掠夺性的。

“习近平的中国过去六七年来的演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尖锐的令人惊醒的警告，”他当时还补充说。“我认为，那种咄咄逼人、不加掩饰的雄心和强势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所面临的对抗和竞争本质。”

伯恩斯今年4月在国会出席全球威胁听证时进一步警告说，美中的竞争越来越集中在科技领域，中情局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力已经在从事科技和网络工作。

中情局的声明同时保证，尽管更加专注中国，对抗其它重要威胁的工作并没有放松，包括恐怖主义和“侵略性的俄罗斯、挑衅性的朝鲜和敌对的伊朗”。

但中情局处理这些威胁的方式正在改变。

作为这些改变的一部分，中情局将不再保留2017年成立的朝鲜任务中心和伊朗任务中心。.

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朝鲜任务中心将被“并回”中情局的“东亚-太平洋任务中心”，伊朗任务中心将被重新纳入“近东任务中心”。

这位官员说，这些是组织结构上的改变，朝鲜任务中心和伊郎任务中心的资源配置并没有改变。

谢选骏指出：美国之音除了花拳，还有绣腿——上文就是。它和它所报道的东西，都是骗取纳税人钱财的废物机构，都是拜登政府的无聊摆设，只能吓唬神经衰弱的患者。有本事就来点真的，别再像从阿富汗那样狼狈逃窜！

谢选骏：“破四旧”就是“去中国化”——解放军是八国联军的华勇营

网文《破四旧》报道：

破四旧，是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文革《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 “四旧”，中央没有说明。

1966年8月19日凌晨，“破四旧”开始。“破四旧”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的，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席卷中国大地的。

过程

1966年8月21日，北京西交民巷被改名为反修路。

1966年8月21日，北京西交民巷被改名为反修路。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他们把基于中共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原本置身事外的学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1966年8月23日，北京东安市场被改名为东风市场。

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孔庙大成殿明代彩塑孔子身上贴满标语——因此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肆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

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反弹，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中共中央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1967年10月16日 ，佛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了“破四旧”办公室《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搜查财物的处理报告》。它规定：凡枪械、凶器“四旧”物资等一律没收，其他物品酌情予以清退。但是被查抄的文物，多数被当时的外贸部门作为工艺品“收购”，用于出口换取外汇。以后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收藏家，其不少藏品都来自于当时的大陆外贸出口。还有珍贵的文物，或被毁坏，或在混乱中丢失。

值得注意的是，破四旧给中国文化带来的这场浩劫，破坏的大多是地面上存有的文化文物，一些国宝级的文物由于其价值重大却被保存了下来，比如作为最高皇权象征的故宫，由于周恩来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进行军事保护，以及其作为反面教材的作用，并未遭到直接破坏。

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308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7500件，毁坏书籍无数。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广东高州帅堂中学在焚烧“封资修”书籍等——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建于1959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但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时，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无一幸免。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红卫兵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从而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徐文长、吴承恩、吴敬梓等人的故居都被毁坏，蒲松龄被掘墓鞭尸。

席卷全国

商店字号不是“封”，就是“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 绸布，店名都属“封”。还有前门外小饭馆“都一处”，那门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顾后，题制遣人送去的，当然也是“四旧”。

卸下门匾，送进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镜店是“资”，上海迁京的“波纬服装店”也是“资”。红卫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泽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在那里裁制过西服，仅周恩来一人就做过七套。他们砸烂商店的招牌，将店名改成“红都”，抄了服装大师余元芳的家，将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

宋彬彬给毛戴袖章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幸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把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本意是“敬仰毛泽东”，但其实念起来是“养东”，“养活毛泽东”。幸亏无人追究，否则死路一条。

街道名字中的四旧更是多得数不清。“仁、义、礼、智、信”是国民党的信条，所以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

中性的、不属封资修却不够革命的，也在铲除之列。北京苏州胡同小学的“革命师生”张贴《紧急通知》： “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胡同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被改成了“天兵战校”，校长庞伟烈被天兵们打成重伤后，自戕而死。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在北京，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全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同仁医院被改成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被改成了反帝医院，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

在破“四旧”运动中，位于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也受到红卫兵的“革命”。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全国其他城市。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

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 ”，于是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们捣毁了……”对于这个“致敬电”，毛泽东未予置词。

大改革

破“四旧”中有破除四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占了“半壁河山”，因此红卫兵对于这项事业投入了很高的热情。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举予以声援，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在上海，革命小将限令西餐店停业，服装、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装异服”，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被剪去一刀。与此同时，上海街头的许多西洋雕塑被砸毁，教堂被冲击。 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红卫兵小将们提出，要求改变中国的现有交通规则，要变右侧通行为左侧通行，他们说右侧通行，是右派分子们的规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该是左派处处通行。同时，他们还提出交通路口的指示灯也有路线问题，因为交通规则说明，红灯停绿灯行这也不符合左派的要求，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资产阶级，怎么能红色一出现就停止呢，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对！

尾声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破四旧的种种行为也逐之渐渐消失。

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着，但已经没有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

损坏文物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了，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1958年第一次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竟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1966年的八九月间。

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但它们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红卫兵却将剩下的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者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使这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 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也遭到清洗。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遭到红卫兵抄家厄运。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进行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本4本。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 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 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国宝据为己有，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至上千件。

被破坏的著名建筑物：

1．在文革期间，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

2．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并刨挖陵墓内存物抢夺一空。

3．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

4．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5．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6．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7．曲阜孔庙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其内孔子遗物与骨骇示众后焚毁，“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庙碑被毁，孔庙的泥胎塑像被毁。最早进行的破坏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的200余名师生组织，被摧毁的之前登记在册的文物就有6618件，其中画929幅，书籍2700余本，石碑1000余块，墓葬2000余。

8．孔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9．安徽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10．霍去病的霍陵也受到破坏。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11．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

12．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塑像）全被毁平。

13．新任太原市委书记下令砸毁庙宇。随即全市190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被保留外悉数被毁。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4．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5．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遭焚。

16．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

17．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8．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9．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20．江南最古老经典千年建筑物杭州西湖灵隐寺，周恩来总理派遣一连队士兵堆垒包、架机枪驻守防范红卫兵破坏，仍不免有部份寺内石雕遭红卫兵翻墙入寺敲毁。

21．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2．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

23．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圡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4．明神宗万历皇帝及后妃遗骸自北京定陵里掘出，着龙袍骷髅吊挂于树上曝尸，然后和皇后骨骸一同焚毁。

25. 明思宗崇祯皇帝自缢的景山槐树被锯断；现存为后再植新株。

26．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7．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8．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坟被夷成平地。

29．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墓被挖。

30．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者来此凭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时《西游记》成“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被毁为一片废墟”。

31．红卫兵掘开《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坟，尸体被捣毁；墓里除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

32．建于1959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33．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4．张之洞坟刨开。张之洞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至被狗吃掉。

35．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终。

36．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7．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8．宋代诗人林和靖（967年或968年－1028年）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9．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牺牲。

40．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有为墓，将其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行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行街后康氏的头颅被贴上了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

41．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蒋介石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42．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43．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使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政策，使中共能于大后方扩展势力，有大功于中共，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4．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贪婪的中国商人盗割卖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卖到海外。而“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5．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文革后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6．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革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7．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华山，死后弟子易其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襃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8．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49．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轼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今滁州市）琅琊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

50．贵州省镇远县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内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坏，现仅余空房。

51．广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叠彩山等处摩崖石刻佛像头部均被砸毁。

52．珠海陈芳梅溪牌坊群，原有三座，现仅存二座，右边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用耕牛和拖拉机拉倒，已无法考证受赐人。

53．藏传佛教象征的寺院等建筑如拉萨的大昭寺等成为破坏的对象，大昭寺屋顶的象征金色的祥麟法圡轮也曾被拆除并丢在地上。大昭寺里面泥塑的佛像更是一个不留全部打掉，仅余被藏人视为全藏最神圣的佛像觉仁波切，其头上用纯金打造的头冠被酥油灯熏的乌漆抹黑没被看出来，而得以保留至今。当时红卫兵们还把大昭寺的一楼拿来养猪。

54．达赖喇嘛的夏居罗布林卡也受到破坏，一段时间被红卫兵们换上“人民公园”的牌子。

影响

破四旧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瑰宝造成的冲击，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的文物散落民间，而很多祖传的器物常常是皇家旧藏，极富历史价值，甚至可能是国家的顶级文物，但在破四旧的时候，人们为了防止抄家时被查出而受牵连，亲手毁掉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物，这些文物永远地消失了，对国家造成了损失，让人为之痛心。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可怕的是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习惯里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禁忌。行动赋予了他们青春的自信、权威，使他们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为的权力，唤醒了他们心中的魔障。为红卫兵日后政治性的造反、夺权做了热身演习。而人们也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行矩步中拽了出来，受了催眠似的，在残害面前变得懵懂麻木，束手就擒，逆来顺受。

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但已经没有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

破四旧运动对于当时以农村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影响很大。

破四旧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和面貌带来了打击，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节日，庆典和流传千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遭受了质疑和破坏，至今无法恢复，对国人精神面貌和民族信仰的摧残更是延续的几代人的时间，至今都无法估量其破坏程度和波及后果。

义乌各学校红卫兵“公审”城隍爷

中国维持了几千年的家谱体系几近摧毁，至今无法恢复。端午，春节，重阳等本应耳熟能详的传统节日被批判，文化艺术遭受空前浩劫，甚至今天有些习俗已成为实际上的“博物”。更严重的是对民族文化的摧残和误读，时至今日，在文化精英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孔子，理学等）时，都是完全继承，发展的破四旧，及批林批孔时的论调和观点，而且大有市场，至今很多人都对“文革论调”深信不疑，非常崇拜。足以见得此运动对中国文化摧残至深。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后曾对历史问题给与定性，明确指出了文革是错误，对中国文化历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中国各地一些文物得不到相关部门重视，甚至依然遭到以开发为名义的破坏，这应该让今天的我们好好反思。

谢选骏指出：“破四旧”就是“去中国化”，“文革”就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就是“头号汉奸卖国贼”！共产党就是共铲党——铲除一切高于共产党矮鬼的东西！

谢选骏：拜登政府的台湾女人尿了裤子了

《美国已不指望中国改变 戴琪对话刘鹤 让中美重新挂钩》（RFA 2021-10-04）报道：

在2021年底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到期之前，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将与中方贸易协议主谈官员刘鹤直接接触，讨论中国的履约表现，并重申美国将动用所有工具，保护本国经济，对抗中国的不公平的产业政策。

本周一，戴琪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主办的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对华贸易方针的四大调整方向。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首次公开对华贸易战略的初始步骤。

美国开始进行针对性关税排除

“中国长期以来不遵守全球贸易规则，影响了美国人和全世界人民的经济繁荣。近年来，中国不断强化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的计划不包括进行有意义的改革，以解决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切。”

戴琪强调，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以美国工人为中心，将国内国外政策协调统一，“我将列出这届政府的战略远景的起点，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以捍卫美国工人、企业、农民和制造商的利益，使我们的中产阶级更加强壮。”

第一，美国将和中国讨论中方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下的表现，“中国作出了有利于美国某些行业的承诺，其中包括农业，这是我们必须落实的。”

第二，美国将开始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流程，同时也不排除未来可能增加额外的关税排除流程。特朗普政府曾将中国价值3千多亿美元的货品课征关税，但是美国一些企业抱怨他们成了受害者。

第三，美国将就中方以国家为中心、非市场化的贸易活动提出严重关切，这些问题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没有解决。“美国会使用所有工具，并且根据需要来发展新工具，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

第四，美国将与盟友一起打造21世纪的公平贸易规则，推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在竞争中力争上游。

戴琪不主张美中脱钩

根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北京承诺从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两年内，确保在2017年基数之上，扩大自美采购和进口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不少于2000亿美元。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鲍恩（Chad Bown）估计，中国对美采购规模仅达目标水准的62%。

戴琪并未公开中方的具体执行数据，她表示没有看过鲍恩的研究。

“我认为问题在于，看上去，中国有些事情没有做到（履行承诺）。我还没有和中国对话，关于他们是否努力去执行、有什么担忧。这么说吧，我们需要跟中国进行非常坦诚的对话，针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所有要素。”针对美中供应链脱钩的提问，戴琪认为，脱钩是不切实际的选项：“大家都在谈脱钩，我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否有共同定义。也许人们关心的是，美中是否要停止贸易。我认为，这对于全球经济来说是不现实的结果。也许问题在于，在一种重新挂钩（recoupling）的过程中，美国寻求的目标是什么？美国如何在和中国拥有贸易关系的同时，在供应链中占据强劲的位置，进行贸易而不是产生依赖？”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没有失败

9月30日，戴琪接受美国媒体POLITICO采访时谈到，特朗普政府当时通过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301调查采取的关税措施，“起到了引起很多人注意的效果”。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肖勒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赖因施（William Reinsch）在讨论会中将上届政府的努力形容为一场失败，戴琪当即纠正说，“我不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失败的，只是没有把我们带到需要去的地方”，“（他们的协商结果）是我们的起点，为现有贸易关系建立了架构。”戴琪强调，除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她还会和中方讨论产业政策问题。美国将联手盟友创造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并从实力的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出发，加大投资国内劳工、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包括美国疫情救援方案，“重建更好世界”倡议等等。上周，美国和欧盟高官在匹兹堡启动了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CC)首次正式会谈，以维护供应链安全，减少对华经济依赖。戴琪周一确认《数字市场法》（DMA）在会上得到讨论，但是没有披露更多细节。

谢选骏指出：拜登政府启用了一个极不可靠的台湾女人，缩手缩脚缩头缩尾巴，显然代表了台湾人的懦弱，就这货，连贸易战都免了，更别说冷战热战了。拜登政府竟然同意了，显然全体跟着一起尿了裤子了。

《美国吁北京停止挑衅后 解放军再出动56架次扰台刷新纪录》（新闻网 2021-10-05）报道：

解放军接连三天派出近一百架次战机扰台，3日美国呼吁北京停止挑衅后，4日解放军再出动56架次，是四天内第三度创单日新高，四天共计149架次扰台。台湾前退役将领于北辰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共军机虽未挂弹，已构成恐吓，既恐吓在周边演习的欧美国家，又转移内部的限电、金融危机。台湾前国防部长杨念祖分析，北京意在展现对台制约的决心，国际愈挺台，其施压力度愈大。

根据台湾国防部公告指出，中国解放军自中国十一国庆日起，一连三天各派出38架次、39架次、16架次，共93架次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10月1日白天出动25架次、深夜再出动13架次，侵扰台湾西南空域，共38架次创单日新高。2日白天出动20架次、深夜出动19架次，共39架次，又破前一日纪录。

美国吁北京停止挑衅后，4日解放军再出动56架次扰台（含深夜新增4架次），连四天第三度创下纪录。四天共计149架次扰台。（台湾国防部提供）

四天三度刷新纪录共149架次扰台

美国国务院3日发出声明指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军事活动非常关注，这种活动破坏稳定，有误判的风险，并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我们敦促北京停止其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和胁迫。”美方声明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两岸和平也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将继续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

未料美方呼吁北京停止挑衅后，解放军机4日更加码出动56架次扰台，四天内第三度创单日数量新高。台湾国防部公告，4日包括38架次歼16、2架次苏恺30、2架次运8反潜机、2架次空警500机，及12架次轰-6，已一连十三天扰台。

解放军机空载未挂弹恐吓为主

台湾民间“西南空域”粉丝页也记录到2日出现不明音源爆粗口，版主表示，口音和骂法是大陆惯用语，也不排除是大陆民航机。此外，“西南空域”在10月4日单日已纪录到30次广播驱离,破该粉丝页过去单日纪录。

中华民国退役将领于北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这已不叫“挑衅”而叫“恐吓”。解放军恐吓对象有几个，一是警告正在周边演习的卡尔文森号、里根号、伊利沙白女王号等欧美军事行动，不要轻举妄动，二是警告台湾民众“不要挟洋自重”，中共自认台海算中国领海，他说了算。

是否意味开战前兆？于北辰认为还不至于：“他派出歼16、苏恺30战机，目前我们掌握的资讯，他没有挂弹、是空载飞行，如果他飞行的状况是有挂弹，那整个紧张程度是不一样，如果挂弹就是战机随时可以从演训变成攻击。”

不给百姓点灯到台海点火？

还有一项重要原因，于北辰提到，台湾军队从来没有超过海峡中线，并不是台湾做什么挑衅北京，而是中国必须透过军事力量转移内部各省全面限电、金融风暴等周转不灵的窘境。

于北辰说：“大陆内部一片黑暗，今年10月1号，号称大陆最黑暗的国庆，人民都没有电，连小粉红翻墙人数也变少，他是要转移焦点，一来也是要让西方国家知道，大陆虽然没有电，但捍卫疆土决心不会改变。所以他把军机、远干机不断往外扩张，如果他真有那么大的实力，为何不往南海飞而往台海飞？往台海飞距离近，且台湾是美国重视的朋友，他往台湾挑衅，南飞飞到菲律宾、越南，增加不利因素，很难自圆其说，飞到台湾可称是他的领土内海。”

中华民国军方派战机驱离闯入防空识别区中国军机。

于北辰说，如果欧美都不关心解放军扰台，中共就会停止，因为引不起注意，若美、日、欧支持台湾，中共就达到对内宣传欧美胆怯，中国还是大国的目的。

杨念祖：中共在展现处理台湾问题决心

台湾前国防部长杨念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则认为，解放军是展现处理台湾问题的决心：“我想他升高这种对台的威胁，是一直持续的，而且以后还是会不断，所以跟他国内的问题、跟台湾的一些作为是没有什么关系。这表示北京方面，已经下定决心升高对台湾武力的制约，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杨念祖分析：“国际对台支持度愈增加，中共对台武力恫吓也会增加，这只是一小部分，这是一个解放军持续练兵的动作，所以他不会停止。”

杨念祖说，解放军机扰台升高对台威胁，引起国际注意台海稳定是否出现紧张，美国国务院才会作出反应，对台湾来讲，也要做好自我防卫准备，针对此现象做有效因应。

杨念祖提到，解放军扰台的机型，具有远距打击的功能，威胁台湾的路径可能来自台湾四面八方。

面对解放军采用“消耗战”策略，杨念祖说：“我们有防空飞弹的监控，也是有效，不见得用飞机对飞机，增加我们防空的能力是很必要的。要注意的是，解放军有无人机的功能，将来可能不只是歼16、苏恺30，可能无人机也会到这边来转一转。”

解放军一年未越中线另项观测指标

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对解放军高频次、高密度对台军事施压，研判为中共针对美国和盟友在水面上活动的一个姿态。

林中斌提到，解放军机曾在去年有三次越过台海中线，一次是二月，赖清德选上台湾副总统，未就任前去美国访问，一是8月10日美国卫生部长阿扎（Alex Azar），及9月18日、19日美国国务院次卿柯拉克（Keith Krach）访台。但在去年9月20日，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美国全国公共电台（NPR）专访，表明现阶段台湾不寻求与美国建交之后，解放军机未再越过台海中线。

林中斌说：“解放军机满一年没有越中线，也没有来中线上空，集中在西南海域，刚好中共潜艇基地，出太平洋最安全道路三亚航母基地，水深很快增至五百、一千，相信美国很注意，他们解放军潜艇在下面走，美国潜艇在下面走，平常时间这样，解放军空军派慢速机、反潜机、侦察机常去那，可是当在附近水面，有美国、美国盟友军舰出现时，就会派慢速机、快速机出现，就是这样，三天一百架。”

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王定宇分析，10月1日是中共国庆，10月10日为台湾国庆，具有高度敏感，借以传递政治态度。加上法国参议员将组团将访台，台湾在参加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上也获得主要国家欢迎，中共借此企图阻止愈来愈大的国际挺台声浪。

谢选骏指出：拜登政府刚刚通过台湾女人尿了裤子了，共鸡立即出动大肆骚扰，玩弄猫捉老鼠的游戏，不把台湾人当人看。拜登政府除了哀求北京停止威胁之外，浑身都软塌塌的了，就像八十岁的拜登老头连路都走不动了，还要假装年轻企图跳跳，结果马失前蹄，立马栽了一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