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联合会”就是中共最大的娼妓组织

《19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学中被遮蔽的人物形象——从“娼妓”与“娼妓制度”的辨正谈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　张惠苑 2021年01月22日）报道：

内容提要：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来，“娼妓制度”被混同于“娼妓”，造成了当下文学研究界对“娼妓”形象正当性的质疑。作家在创作娼妓题材小说，或有娼妓在其中的小说时，经常纠结于人物构象与政治话语之间，失据于微妙的迎合与迟疑的倒转关系，无法聚焦“娼妓”形象内在性的塑造。由此，有必要辨正“娼妓”和“娼妓制度”这两个概念，重塑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娼妓形象”，以独特的角度让文学回归“一般人学”。

关键词：1980年代 城市文学 娼妓 娼妓制度 改造话语

自古以来，娼妓就是一个与中国城市共生的“边缘人”，寄生于城市的经济繁华，构成消费文化的奇妙图景。她（他）们用身体感知城市，窥探魅惑而罪恶的城市隐匿故事。正如马积高所言：“妓女的发展尤其与社会制度和城市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妓女的形成更明显地带着阶级压迫的性质，而其盛衰与集散则以都市的盛衰为转移。”①历代作家也以两类基本形式呈现了这一群体：一类是描写妓女的文学作品，另一类是富有才华的妓女创作的作品。从这些数量庞大的作品中，人们不难发现，妓女形象是城市或都市生活中最具有生命力的形象之一。到了现代，文学中的娼妓形象日趋多元。总体上呈现两种趋势，其一，借用贺萧用“嵌入”②这个词来形容“娼妓”这一形象进入“文本”的形式，这一人物形象主要的功能就是承载与注释。比如郁达夫《茫茫夜》《秋柳》中的娼妓形象是主人公颓唐情绪的承载者。这一人物形象的悲剧性，与主人公的情绪形成呼应。而沈从文《丈夫》、蒋光慈的《徐州旅馆的一夜》，无论是被丈夫还是家庭送出或者逼迫成为娼妓，这类人物形象都在注释20世纪20-30年代中国颓败的乡村现实。其次，也是最为难得的是中国现代的娼妓形象中，人们在这一类人物形象身上看到了长期被压抑的中国女性的本体意识，以一种扭曲的形式释放出来。比如丁玲的《庆云里的一间小屋》、老舍的《月牙儿》、曹禺的《日出》、沈从文的《水手》展现的女性对身体内在性的觉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将饥饿与性欲作为人最基本的需要，通过一个绝境中挣扎的女性诠释得淋漓尽致、血肉丰盈。

1949年后，因为文艺方向转向，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形象日趋简化，直至萎缩。除了陆文夫《小巷》以外，“娼妓”作为被改造的对象，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文艺作品中被悄然而自觉地抹除。1980年代伊始至1990年代情况略有变化。霍达的《红尘》、苏童的《红粉》、王安忆的《妙妙》似乎暗示以娼妓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逐渐复苏。但是，面对这类题材作品，文艺批评家和研究者们有意选择忽略或绕开。其背后隐藏的问题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作为一种合法形式的“娼妓制度”不再存在，但“娼妓”是否随之消失③？人们是否混淆了“娼妓”和“娼妓制度”这两个概念？作家能否在作品中借助娼妓形象言情叙事、表达人类的精神变迁？通常而言，意识形态不会从学理上辨正这两个敏感的概念，文艺批评界很多人不愿提及这个“烫手山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制度上废除了“娼妓制度”，很多人把它等同于特殊人群的消除，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娼妓题材小说创作和研究的尴尬。即使合法存在于改造话语下的娼妓题材小说，也难登大雅之堂。人们甚至毫无觉察地将“娼妓制度”包含的性剥削等同于“娼妓”这类边缘人之恶，忽略了制度改造本身失之对人与历史的全面观照。因此，“娼妓”与“娼妓制度”理应得到辨正，1980年代以来，以“娼妓形象”为题材的创作及其相关文艺批评得以正名也就水到渠成。

一、1980年代以来文学中娼妓形象研究的尴尬

1980年代以来对城市里的这一人群——娼妓——的研究在命名上一直很尴尬。这种尴尬首先表现在对这一人群研究的规避。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很多研究者的目光大多投向古代妓女和近现代娼妓的研究，参与进来的学科有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

目前，文学领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态度比较暧昧，基本上不直接触及当下。陈思和编的《文学中的妓女形象》一书是新时期较早关注娼妓这一形象在文学中的表现的著作，但是陈思和在编者自序中表达了编选的遗憾：“我倒是很想再选一些反映当代中外社会妓女题材的作品，但是由于这方面的书读得很少，即使读过也觉得难以书写成个人命运，（如《王桢和玫瑰玫瑰我爱你》）于是也只好暂时付阙了。”④陈思和认为真正的“妓女题材”的文学作品应该不是简单地写妓女，而是妓女作为身份与她的命运直接发生关系。⑤在当时，文学作品中并没有符合这一要求的作品。但是，这本书出版不久（1990年出版），1991年苏童的《红粉》、1996年王安忆的《我爱比尔》，都是非常典型的妓女题材作品。可是学界之后的研究，直面1980年代以来书写娼妓作品的成果却很稀少。可用的规避方式不少，如用身体叙事置换一些承载这些叙事的典型群体“娼妓”，如杨秀芝、田美丽的《身体•性别•欲望——20世纪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李自芬的《现代性体验与身体认同——中国现代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王侃的《历史•语言•欲望：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主题与叙事》等。或者逃避当下的妓女形象，在近现代的妓女文学或者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娼妓“合法”的情况下讨论妓女的形象问题。如董丽敏《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作为文学事件的“50年代妓女改造”》、[日]江上幸子《近代中国的“主体妓女”表象及其夭折——探求于民国时期多种媒体中》、程亚丽《从“神女”到“凡女”——论20世纪妓女叙事的话语变迁》。也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讨论了1980年代以来的娼妓问题，但大多遮遮掩掩、语焉不详。唯有雷鸣《新世纪小说妓女的谱系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直面了新世纪以来小说中的妓女问题，且在命名上用了“娼妓”“妓女”等概念。其他如群像研究，有王路的《沉沦的快感和拒绝的美丽——1990年代女性文学的一种价值景观》，以及书写妓女形象的作家创作论，如李遇春《乔叶小说创作论》……都触及了当下的妓女，特别是城市生活中的妓女问题。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突破有限，文本分析略显单薄。质言之，无论是以妓女为主要人物的创作，还是随之而来的文艺批评，都难言丰富。

吊诡的是，1980年代以来文学作品中对这一形象的书写却从未中断。笔者做了统计，从1980年代以来就有34部以“娼妓”作为主要人物形象的城市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删选原则以描写娼妓的生活为叙事线索，故事呈现空间以城市空间为主，排除了一些仅仅把娼妓嵌入其中却表现其他主题的作品。从这34部作品的作家构成来看，苏童、霍达、王安忆、严歌苓、林白、盛可以、乔叶、艾伟、邱华栋、孙惠芬、吴玄等，从年龄上涵盖了文学界老中青三代；从创作实力上看，覆盖了成熟稳重、中坚以及新兴力量。从作品质量上看，很多作品无论在文学评论界还是读者层面，都已经得到肯定，甚至具备了经典化的可能。比如苏童《红粉》、王安忆《我爱比尔》、严歌苓《舞男》、盛可以《北妹》。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连续两届（第三、四届）都颁给了娼妓题材的小说，即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和邵丽的《明惠的圣诞》，也可以间接证实这一点。

一边是规模和质量突出的娼妓题材小说的涌现，一边却是文艺批评界的谨小慎微、欲言又止。其背后纠结的原因无非是在改造话语中“娼妓”这一人群已经随着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消除，当然，继续沿用这个概念，或者关注这样的人群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中不具有合法性。但实际上，无论现实生活还是文学作品中，这类人群都没有消失过。问题就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清理的是什么？笔者以为作为罪恶的“娼妓制度”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不复存在，也不再具有合法性，而作为具有历史文化属性的人群“娼妓”，哪怕法权层面不复存在，但在文学书写中，她们仍然可以“在场”，不可能随着制度的废除而自动消失。人们的头脑由于意识形态的植入式刻画，导致对“娼妓”“娼妓制度”概念辨析不清，间接造成了这一领域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危机。在文学创作中，从表现社会主义娼妓改造的三部作品对改造话语的反转，我们也可以看到“娼妓”与“娼妓制度”在政治和普通民众中间模糊不清，造成了文学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巨大反转。

二、1980年代以来娼妓形象对改造话语的倒转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改造话语下娼妓题材的作品有三部：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苏童的《红粉》、霍达的《红尘》。这三部作品都以娼妓的命运作为叙事主线，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都在1956年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在三部作品展现娼妓命运的背后不难看出，由于“娼妓”与“娼妓制度”概念辨正不清，造成在文学创作与接受层面人们对“娼妓”缺少人文主义的关怀。这种人文主义关怀的缺失投射到文学中，表现出娼妓形象对改造话语的反转。主要表现在作品对改造话语反讽性接受和娼妓形象对改造的抗拒。其次，两个概念辨正不清，造成在娼妓题材小说中，纠结于形象与政治话语之间微妙的迎合与倒转的关系，而不能聚焦于“娼妓”形象内在性的塑造。三部作品的内在人物形象与政治话语的内在冲突，已经预示了1990年代以来文学作品中“娼妓形象”回归本体，挣脱意识形态话语束缚的趋势。

（一）污名化背后：改造话语的误读

曾经担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政务接管委员会副主任的曹漫之在回忆上海取缔娼妓时说：“一方面，娼妓是压在社会最底层苦难最深的阶层……另一方面，妓女身上又集中了人世间，最腐败、最无耻、最恶劣的种种习性，妓院是恶势力泛滥的场所。”⑥对于娼妓的人格二重性，当时改造者确定娼妓改造的政策基点是，“明确妓女是需要极大同情的对象，在改造方法上却要借助强制执行的某些特殊手段。我们不是慈善家的善心来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肮脏问题，而是用强制改造的手段，达到既彻底清楚一切污泥浊水，又能最终解放一切改造对象（包括妓女在内）的目的。我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人道主义”⑦。回顾当年取缔娼妓的政策初衷可以看出，改造者判定妓女具有正反两个面向：被压迫的与腐朽堕落的。应该说，这种认知是客观的，但是在治理手段上人们普遍将妓女的两面性与娼妓制度(妓院)合为一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肮脏问题”，应该用强制性手段彻底清除。“强制性的特殊手段”彻底清理“一切污泥浊水”的背后是将娼妓等同于娼妓制度一并清理了。官方话语措辞上的缝隙，加上沉淀已久的历史偏见，为后来人们对娼妓改造的误读埋下了伏笔。

这种误读首先表现在社会主义改造话语被民众反讽性地接受了。来看看改造话语如何从挽救他人的政治话语变成了对他人污名化的手段。《红尘》中德子媳妇是在改造话语的诱导下说出了自己受侮辱与受损害的历史。她本应该是改造的成功典范，在“诉苦大会”上倾诉自己的历史应是“改造话语”的应有之义，但是结果却是，德子媳妇非但没有被当作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典范，反而招来了四处蔓延的恶毒的流言蜚语——被污名化。人们无法区别历史和权力构造出来的娼妓制度和德子媳妇之间的关系。前者攫住了德子媳妇，德子媳妇天生与其他妇女一样并不“肮脏”，面对阶级压迫和制度形势，她无从选择，被投入了“火坑”。正如福柯所说：“在语言被小心净化和大家不再直接谈性的情况下，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控之中，话语不断地捕捉它，不让它有丝毫躲藏和喘息的机会。”⑧德子媳妇的尴尬，反衬了“改造话语”的反讽性。传达和代表改造话语的街道主任没有对自己的阶级姐妹表现出任何同情和理解，而是当之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和手段，利用完了，利用和篡改政治话语的面目立刻显现。当德子媳妇眼泪汪汪请求街道主任安排自己在毛主席灵位前痛痛快快哭一场时，街道主任脸色一沉回复：“咱们街道上革命群众都死绝了？让一个臭窑姐儿来给毛主席守灵？”⑨当年在诉苦大会上，街道主任发现德子媳妇是“一棵‘四清’运动的好苗子”，训斥德子不懂阶级感情：“他大嫂说的这些个苦处，你就不动心？亏得你还是她的爷们！”⑩此时的面目与当年形成巨大反差。

更具有反讽性的是这位政治阐释者本身就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她有一个逃到台湾地区的丈夫，后来和自己的小叔姘居。“文革”结束了，街道主任并没有被这段在当时足以遭到灭顶之灾的政治污点牵连。面对自己的姘居问题，街道主任理直气壮地叫嚣：“谁瞅见咱俩睡一个炕啦！”11反而是被改造后政治清白、洁身自好的德子媳妇成为了“文革”时胡同里最先被打倒的。面对同一类型历史，被污名化的德子媳妇在道德的审判下成为了堕落与污秽的象征。而同样有非法性关系的街道主任甚至能理直气壮地面对自己的历史，不惧道德审判。面对德子媳妇，她完全不站在女性立场上，先摆出革命者的同情面目，套出德子媳妇的历史之后，马上转变嘴脸，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以历史为武器对德子媳妇进行致命一击。

而作为胡同里改造话语的接受者和传播者，群众对改造话语的理解和阐释也违背了政策的初衷。在《红尘》中诉苦大会上，街道主任面对群众几经启发打开不了局面。德子媳妇的隐私一披露顿时让大会达到了高潮。面对德子媳妇这样的窑姐儿，像马三胜这样的群众，唤起不是对旧社会人吃人的仇恨和对受害者的同情，而是自己压抑了30多年的性冲动。面对着自己垂涎已久的德子媳妇的身材、肌肤、做派，他感到的是“兴奋与满足”，并且想进一步领略德子媳妇曾经的“本色”。在这样的情景下，曾经成功的改造话语被证明非但没有挽救被损害的群众、没有唤醒蒙昧的群众，在改造话语下人性的丑陋与复杂性反而展露无遗。德子媳妇被娼妓制度攫住的屈辱没有得到同一阶级出身的群众丝毫的同情，群众人性上受压抑的、分裂的一面却在德子媳妇身上得到了扭曲的补偿。反讽效果让人啼笑皆非！

其次，因为公众面对这一人群所表现出的偏见与恶意，让娼妓在改造中表现出挣扎与抗拒的姿态。这种姿态主要表现在对改造话语的拒斥。从改造气息扑面而来的那一刻，“红旗和标语在几天之内覆盖了所有街道以及墙上的美人广告，从妓女们衣裙上散发的脂粉香味在卡车的油烟中很快地稀释”12，代表改造话语执行者的医生与士兵，没有表现出对这一卡车妓女丝毫的同情与怜悯。苏童继续写道：“工人们挥舞纸旗唱着从北方流传过来的新歌，有人指着翠云坊过来的卡车溜笑，还有一个人从队伍里蹦起来，朝卡车上的人吐了一口唾沫。” 从引文可以看出，一个无产阶级站起来的新时代，作为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姐妹”娼妓，并没有迎来新的生活，得到平等对待。被“污名化”的这类人，也就是“妓女”，按理，“妓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构成部分应该翻身大解放，却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洪流中成为“革命对象”。这显然与“社会主义改造”相悖，也是缺乏对娼妓与滋生娼妓的阶级背景、制度安排辨正认识的结果。她们像寄生在这座城市机体上的“蛆虫与垃圾”，被装载在“卡车”上接受强制性的身体检查和劳动。代表改造者的医生，像“劁猪”一样检查她们身体，“淡漠细长”的眼睛流露出冷漠。“士兵”像清扫城市垃圾一样，将这群娼妓赶上卡车。意图逃跑的秋仪和小萼又撞上了出场时极为尴尬地蹲在草丛里“方便”的士兵，粗言秽语，浓重的蒜臭味，整个改造执行者的形象都极具反讽性。他们无法掩饰对改造对象的嫌恶，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展现出与被改造的对象完全对立的特性。因此，互为镜像的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之构图预示着这场改造必定存在戏剧性的效果。

改造者本身对被改造者的偏见与拒斥，而被改造者更是表现出他们对这场改造的茫然与拒斥。《红粉》中主人公秋仪和小萼代表了用决绝的姿态和身体欲望颠覆和反抗具有权威性的“政治话语”的改造。秋仪是以最直接的方式表现出对改造的反抗和排斥，最先疑惑改造的彻底性。即将要接受改造的小萼还在惦记晒在喜红楼竹竿上随风飘动的水绿色内裤没有收的时候，秋仪就说谁知道还回不回来呢。更有甚者，秋仪在 “身体检查”过程中以“放屁”这种恶搞的方式反抗女医生冰冷的身体检查。秋仪从装着接受改造的妓女的卡车上跳下来，“很快从地上爬起来，她把高跟鞋踢掉了，光着双脚，一手撩起旗袍角飞跑，秋仪跑得很快，眨眼工夫就跑出城门洞消失不见了”，秋仪光着脚，撩起旗袍飞跑的姿态，正是对一种即将到来的改造话语的直接反抗。正是这个姿态，刷新和丰富了这类人物形象的书写方式。小说中秋仪在当代娼妓书写史上具有标志性，她是为数不多的能从“嵌入式”娼妓叙事中脱颖而出的娼妓形象。由于对自己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她拒绝改造，宣告改造失败。作为国家历史话语附属的娼妓主体性以一种决绝的姿态脱颖而出，她不再是丁玲笔下《庆云里的小屋》中蜷缩在被子里自言自语的一个内缩在自我体内的形象，而是一个反抗的、独立的娼妓文学形象。而小萼则最初接受改造但最终用身体嘲讽了改造，宣告改造的失败。正如张之沧所说：“我们的身体承载着我们的境遇，承载着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身体完全能够担负起平生拥有的各种经验，而且在任何时刻能够给予我们一些新东西，或一种新的和更为复杂的手段和步骤。”13小萼是一个以身体承载人生和境遇的人，沉湎于身体的愉悦。正因为身体的主宰性，也让她的身体成为反抗改造的手段。当改造在公共空间进行，小萼恢复了正常的社会名分，即改造形式上完成了，但一回到私人空间，与男人的床笫愉悦，小萼又重拾了自己的身份。这种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之间的撕裂宣告改造在精神和肉体上都没有产生健全的作用。

改造话语在改造者和围观群众反讽性的接受，以及污名化环境中娼妓反抗姿态的背后，是人们对娼妓认知与接受的双重偏误。在这两部小说中，在制度层面社会主义娼妓改造是成功的，但从娼妓命运的扭转和对大众启蒙上来说，这场运动难以彻底成功。没有真正的人文主义关怀的政治运动，误读性的接受、人性的乖张等侵入其中，就是难免的了。而作为主角，娼妓的反抗则显示了复杂人性的挣扎。

（二）“娼妓形象”的困境：纠结于改造话语

因为“娼妓制度”掩盖了“娼妓”本身，造成了在改造话语下的三部娼妓题材小说中，娼妓形象因为纠结于政治话语，而无法聚焦于形象本身。不过，这种“形象”塑造的困境，在小说中却展现为人物形象挣脱意识形态话语的态势。然而，大部分作家在创作中、文艺批评家在研究中仍然纠结难解、进退失据。

从1952年的《小巷深处》、1986年的《红尘》到1990年代的《红粉》14，妓女形象开始有了突破意识形态话语的倾向，改造时代的注脚渐渐转向反权威的“倒转话语”。正如Shannon Bell 所说：“妓女的话语可成为对霸权话语和反霸权话语双方的倒转话语”，“它可对双方话语作出反应、进行挑战、又加以侵犯”，“倒转话语是被隶属于霸权话语的主体之话语”。“我”正是“被隶属于霸权话语的主体”，她的话语是对“霸权话语”进行挑战的。15从《小巷深处》《红尘》到《红粉》隐约可见对“改造话语”的反讽性倒转；作家笔下的娼妓在历史事件中对正统运动从注释性的接受转换为有意挣脱，甚至以反讽的形式出现。被遮蔽的“娼妓”作为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开始逃离此前攫住自我的话语，试图完成身份的重塑。

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发表在1956年《萌芽》杂志第10期上，在改造话语下，用娼妓的命运来印证伟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陆文夫创作《小巷深处》时这种用心是非常明显的。小说中主人公徐文霞由17岁雏妓成长成为工厂的技术后备力量，还有了新的爱情，被社会主义新人张俊感召和接纳。尽管遇到曾经的客人朱国魂的纠缠，但是徐文霞还是勇敢地面对了自己的过去。在最后“性急的擂门声”中，我们听到了社会主义新人对徐文霞过去的接受。这个光明的尾巴虽然略显生硬，说教的痕迹明显，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具有感召力：旧社会的受害者徐文霞在一个新的时代中获得了新生。

到了1980年代，改造话语中的娼妓书写，从书写方式、作品中个人命运与历史事件的关系，相对于以往主题先行的作品，有了明显的转变。研究界对于这种转变的认识存在着分歧。董丽敏认为1980年代对社会主义改造娼妓书写的转变是对社会主义经验的搁置，甚至遗弃，并直言：“将‘50年代妓女改造’的这一系列文学文本搁置在历史脉络中加以考量，可以发现，在书写历史经验方面这些文本传达当代文学一种耐人寻味的倾向：那就是，越接近于当下的文本，其对于‘50年代妓女改造’态度就越是隔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历史经验的回应/处理能力就差。文学书写——主要是80年代以后的文本与50年代的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16的确，相比于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霍达的《红尘》和苏童的《红粉》在娼妓命运与“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件的关系上，书写方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在笔者看来，这一“改变”不应是“断裂”。因为陆文夫创作的《小巷深处》还在延续传统娼妓题材小说“嵌入式”的写作方式，即小说创作的意图是借“娼妓”而言他。徐文霞这样的娼妓只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注脚”，她的命运与她发生关系的人物设置，都是这场政治运动的注脚。“嵌入式”的“娼妓”题材小说，硬伤明显。首先，它们遮蔽了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其他可能性，更不用说人物本身主体感受的多样化。其次，故事情节生硬，欠缺说服力。当读者为《小巷深处》徐文霞的纠结和矛盾而紧张、同情的时候，故事结局的仓促让人措手不及。男主人公“张俊”从知道“徐文霞的历史”到“接受徐文霞的历史”用了不到一个傍晚的时间。接受之快让读者错愕，曲折地暗示了作者的顾虑。

1980年代初的《红尘》与《红粉》不应该被认为是对历史事件的“妖魔化”和“断裂”17。它们只是突破了意识形态对小说创作的束缚，对历史事件有了更多的阐释。其中最为宝贵的是，这两部小说重新凸显了人性。“历史事件”不再是用人物去注释和阐释的主题，而成为了展现人性复杂与多面的场域。1980年代初的霍达的《红尘》中作为改造成功的“德子媳妇”，融入了新社会，在北京四合院里德子夫妇相濡以沫的夫妻生活成为了胡同里人们羡慕嫉妒的对象。可是，德子媳妇的幸福和不能言说的历史，成为了她悲剧命运的导火索。在街道主任以“诉苦”的名义诱导下，天真的德子媳妇说出自己的身世。这个秘密很快为整个胡同居民提供了宣泄的机会。对德子媳妇异样的做派垂涎与嫉妒的感受最终演化为污名化下的暴力，德子媳妇的悲剧由此开始上演。在改造话语下，《红尘》以德子媳妇这个形象为焦点，反思了在集体无意识下人性的丑陋与恶，这种丑陋与恶正好利用了改造话语。

从这一点上来说《红尘》克服了《小巷深处》先天的不足，也看到了娼妓题材的文学作品从《红尘》开始，已经有摆脱“意识形态”话语控制的端倪。而《红粉》中，在改造场域中，相较于以往的同类题材，无疑真实地还原了“娼妓”的独特性。在摆脱“意识形态”话语控制上，它比《红尘》更加明显。因为，小说中苏童力图用鲜明生动的“娼妓”形象跳脱“改造话语”对形象的破坏。关键就在于这种形象一定要立得住，能突破以往“嵌入式”书写娼妓的文学表现模式，真正想要塑造饱满真实的“娼妓”想象。相对于其他人群书写，秋仪和小萼突破了我们以往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刻板化塑造的“逼良为娼”的娼妓形象。两个久经风尘、最具职业化的娼妓形象，填补了当代娼妓文学的空白。一个是“十六岁进窑子就没怕过什么，挖×算什么？挖心也不怕”18的秋仪，一个是“天生是个贱货”19的小萼，在她们身上，展现的是女性在无可摆脱的命运面前，必然的堕落与绝境中的自我拯救。这里的拯救不是外在的社会改造能够给予的。秋仪用母性重新树立了自己生存的信念，小萼无法超越身体的欲望，展现作为女性的娼妓无法克服的内在性，导致命运走向另一端。

从《红尘》到《红粉》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代以来娼妓形象对改造话语的反讽。接受改造的，改造成功的德子媳妇死了。其悲剧之因就是因为她相信改造，相信新社会，说出了自己不堪的历史。而秋仪和小萼作为改造失败的对象，却获得了新生，秋仪收养了小萼的孩子，用母性拯救了自己。小萼丢下孩子，随着男人私奔而去。不是因为她“天生就是一个婊子”，而是她克服不了女性的内在性，身体本能的召唤让她离不开男人。

作为1949年后三部最早的“娼妓题材”小说，作家们不约而同选择在政治语境中讲述娼妓的故事，但是面对同一历史事件，书写方式和接受态度不尽相同。在“迎合-纠结-反讽”的叙事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法再被遮蔽的形象——“娼妓形象”。1949年以来这一形象与新制度之间建立起来的注释性关系，让这一形象在文学书写中不能回归一般“人”。在文学书写上作家们一度呈现犹疑状态，使得娼妓作为“人”陷入与政治事件反讽性的关系。虽然这种书写方式的潜力仍然巨大，但从文学创作的发展来看，1990年代以后娼妓题材小说已经不可能羁绊在这种叙事模式之中。

综上所述，如果不辨正“娼妓”与“娼妓制度”之间的区别，不明确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是对“娼妓制度”的取缔，“娼妓”形象从来就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娼妓”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就无法从现实和学理层面抹去。同理，人们对娼妓题材小说的研究和创作仍旧会处在无“正当性”的困境。继之而来，我们无法延续历史悠久的青楼文学的传统，无法正确阅读1990年代以来不断涌现的以娼妓为题材的作品，无力透视具有现代城市品格的娼妓形象。更重要的是，娼妓形象背后的人性及其命运的多元与变异也无法被合法书写。

三、“娼妓”与“娼妓制度”的辨正

自古以来娼妓人群的演变到其附带的文化因子不断在时间的纵轴中复现、延续。即使在当下时空，作为城市现代性演变的一个重要表征，娼妓作为边缘群体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说，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没有什么形象能比“娼妓”更能暴露当代城市文化的异形，戳中现代城市最敏感的神经。

这里要辨正“娼妓”这个概念的正当性问题。虽然在1956年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娼妓这个职业已经消亡，导致在1980年以后“娼妓”这个概念在政治话语中被有意规避。但是这种有意规避的背后，存在“娼妓”“娼妓制度”两个概念的混淆问题。应该明确，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消灭的是“娼妓制度”而不是“娼妓”。在意识形体话语中，“娼妓”作为一种提法，是指归属于旧社会旧制度中腐朽落后、堕落、丑恶的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特指一种人。1956年被政治话语抹去的“娼妓”提法背后存在认识误区，那就是将“娼妓”和“娼妓制度”混淆。从学理上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的是在中国有3000多年历史的“娼妓制度”，而不是“娼妓”。

首先， 需要从历史的演变和词源来考察“娼妓”，就像王书奴所说：“现在我们既极端主张废娼，但尚不明白娼妓的现在及过去，则将来废娼问题怎么能圆满解决？”20

历史文献中对 “娼”“妓”的众多记载中，最初，“娼”“妓”都特指具有一定“技术或者技能”的人而且男女不分。如《说文解字》中释道：“妓，妇人小物也。”也就是意指卑下低贱的女人。但是，“妓”字右边的“支”含有“技能”之意。“娼”字与“妓”字在《说文解字》中有同样的意义。“倡”（“娼”）与“唱”属于雷同的字，原意指放声歌唱的人。因此，“妓”和“娼”本来都意指具有歌曲技艺的妇人。宋丁度《集韵》说：“倡，乐也，或从女。”明人《正字通》说：“倡，倡优女乐，别作娼。”21“娼妓”的情色意义，是这类人群不断演变而附加最后固定而成的。如斋藤茂说：南朝顾野王编撰的辞书《玉篇》的解释，“娼，婸也”，“婸”是“淫戏”的意思，因此“娼”的意思从“淫戏”的原义上又发生了进一步变化。甚至即使没有技艺，只是陪客人同床寻欢的女子，也称为“妓”“娼”。“娼妓”的性含义来自战国时期楚国宋玉撰写的《高唐赋》（《文选》卷十九）中写道，楚王游高唐，因疲倦入梦，梦见巫山神女，神女与楚王结为姻缘，临别神女说：“旦为朝云，暮为行雨。”这些“性行为”附着在“娼妓”概念上，没有完全与当下“身体”买卖的娼妓概念含义相同。武舟对“娼妓”一词演变的论断：“隋唐至清妓女几千余年间都是以官妓、家妓和私妓并存的格局延续发展，直到近代引入西方公娼制度之后才抛弃传统，彻底走向堕落。”22笔者认为此论比较可靠。

而1956年以来 “娼妓制度”从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层面消灭了。“娼妓制度”不仅指的是国家层面认可官方监督，且有专门的部门和辅助部门对这一行业进行管理。此前，私人以一种生意经营娼妓，有自己的行业规则，独特的经营方式和公开的经营空间，也有纳税受保护的义务和权利。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从官方到民间将这一整套娼妓制度连根拔起，从法律上不允许这种经营方式存在。195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对娼妓制度的铲除是非常彻底性和有效的，应该说，完成了前人一直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娼妓制度在中国与娼妓漫长的历史共存。王书奴概括娼妓三个时期：巫娼时代23（奴隶娼妓或官娼并进）、家妓和奴隶并进时代、官妓鼎盛与私人经营娼妓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相应的对妓女进行管理的方式。春秋时期，齐管仲开始设“女闾”，而国家经营娼妓自汉代始。家妓产生于魏晋南北朝，到了唐代官妓鼎盛，中国妓女开始呈现系统化和组织化的特点，并有教坊制度。为了管理官妓，还设立“宜春院”官署。到了清代从裁撤“京师教坊乐”开始到推行“除贱为良”。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重申禁令。自此唐宋教坊制度（官妓）彻底废除，娼妓业进入私妓为主的时代。清代到近代娼妓管理一般采用“官督商办”的近代公娼制度。到了民国“娼妓之多，冠于全世界”24。南京政府为了彰显中央政府形象和执政能力，开始禁娼，采取一系列措施：废除与救济相结合，对私娼医治继续教育，开办收容所等。但并未解决娼妓问题，最后又回到公娼制度上来。

通过梳理中国娼妓制度的变迁史，不难发现，管理娼妓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到社会主义改造前，娼妓制度甚至有官方综合管理体制和娼妓自身的行业规则。这样一来，官商达成默契，实际就是承认了娼妓的合法性。但是，娼妓制度的命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发生了转换。不过，“娼妓”却并没有随着娼妓制度被废除而自动退出社会生活。正如郭艳英所说“随着解放战争号角的吹响，部分妓院宣布停业或关闭，妓女也纷纷脱离妓院转业，妓院呈现萎缩状态。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公开的娼妓和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暗娼并未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彻底消失，还有许多妓院依然公开营业。娼妓问题依然是新生的政权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25

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或受制于作家、批评家的认知能力，娼妓与娼妓制度这两个概念有意无意地被混淆，造成了1980年代以来的娼妓题材小说研究与创作的困境。希望通过厘清这两个概念，能让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作品中这一重要的文学形象，以最为真实的姿态呈现在读者和研究者面前。研究当代城市文学作品绕不开这类人物，自古以来她们以边缘人的姿态寄生于城市，成为城市隐晦的必然存在。城市的经济繁荣为她们的生存提供了经济基础，城市空间的多层与折叠性为她们提供了私人可隐秘的空间。从娼妓的“稳固”而又“顽强”的“边缘属性”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文学作品中书写“娼妓”这一形象的不可避免性，由此，娼妓形象也势必成为城市文学研究绕不过去的人群形象。确立娼妓书写和研究的正当性，可以使文学成为普遍的“人学”，以更加真实的方式切近人的命运，其意义自不待言。

[本文为“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编号：Z20JC064）、“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省优势特色学科培育项目”（项目编号：18JYXK043）、“浙江省教育厅2018年度高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项目编号：FX201805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马积高：《初版序》，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461页。

②贺萧曾经对妓女嵌入式进入文学和历史的记忆做如下

评述：“妓女以‘嵌入’的方式被代入历史记载：她们嵌入了塑造他们的故事的人和历史，嵌入了他们的权利争斗之中。但此处说的‘嵌入’并不意味着静止不动。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具体的、可检验的文本印记、事实上成了变动的过去的构成部分，那是被写进历史的人和事件与书写历史的人之间一系列游移不定的关系；我作为历史学者加入到这层层关系中来，只可算是最近泛起的涟漪。文人学士们自然不会将其赞赏性的或劝诫性的文章看成为‘历史’；他们宁愿称之为回忆录、文学、对当局的劝诫甚或是历史传奇故事。这个事实本身只会使我们警觉地认识到，各种文类之间的疆界是游移不定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对于形成如今在20世纪末被我们笼而统之地称为历史记载的那些书面文字，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美]贺萧：《危险的愉悦》，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

③正如陈毅同志所说：“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参见曹漫之《上海娼妓改造史话》，《上海娼妓改造史话》，杨洁曾、贺宛男编著，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4页。

④⑤陈思和：《文学中的妓女形象》，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⑥⑦曹漫之：《上海娼妓改造史话》，《上海娼妓改造史话》，杨洁曾、贺宛男编著，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3页。

⑧[法]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⑨⑩11霍达：《红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197、213页。

12、18、19苏童：《红粉》，《苏童作品精选集》，燕山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114、120页。

13M.Sheets-Johnstone. Giving the Body its Du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206.转载自张之沧《论身体认知的逻辑》，《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第1期。

14《红尘》发表于1986年3月《花城》杂志。

15[日]江上幸子：《近代中国的“主体妓女”表象及其夭折——探求于民国时期多种媒体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期。

16董丽敏：《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作为文学事件的“50年代妓女改造”》，《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17“《红尘》 用 80 年代的以‘个人’为核心的‘启蒙’叙事观念来处理 ‘50 年代妓女改造’，无疑是在宣告，这一代的书写者更关注的是其作为历史后来者的感受，更强调的是建构 80 年代 ‘后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而有意无意地将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凝固化、单一化同时也是妖魔化了。就《红粉》而言，文学书写为何会与历史事件之间形成巨大断裂，其间的缘由似乎更复杂一些。”董丽敏：《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作为文学事件的“50年代妓女改造”》，《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20、21、23《妓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4-6页。

22《中国妓女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第7页。

24《娼妓问题之检讨》，《东方杂志》（第32卷17号），转引自张超《民国娼妓盛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25《新中国成立初期娼妓改造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谢选骏指出：上述作者不懂，共产党虽然消灭了“社会娼妓”，却把更多妇女变成了“共党娼妓”——“妇女联合会”就是一个最大的中共娼妓组织。共产党破坏了中国的家庭组织，把妇女赶上街头、田间，把她们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莺和野鸡。外人不懂，说中国女人都是“虎妈”，其实她们都是“党奴”。即使港澳台和海外，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