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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15日星期六

谢选骏:人生的智慧是哲学的堕落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年2月22日—1860年9月21日)所写的《人生的智慧》(2022-04-12 Mr.Lei 浓缩精华,建议收藏)报道:


目录


引言


伏尔泰说过:“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照样愚蠢和邪恶,跟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发现的并没有两样。”


第一章 基本的划分


我认为决定凡人命运的根本差别在于三项内容,他们是:


1)人的自身,即在最广泛意义上属于人的个性的东西。因此,它包括人的健康、力量、外貌、气质、道德品格、精神智力及其潜在发展。


2)人所拥有的身外之物,亦即财产和其他占有物。


3)人向其他人所显示的样子,这可以理解为:人在其他人眼中所呈现的样子,亦即人们对他的看法。他人的看法又可分为名誉、地位和名声。


对于一个人的幸福,甚至对于他的整个生存的方式,最主要的明显就是这个人自身的内在素质,它直接决定了这个人是否能够得到内心的幸福,因为人的内心快乐抑或内心痛苦首先就是人的感情、意欲和思想的产物。


每个人的世界是贫瘠的、浅薄的和肤浅的,抑或丰富多彩、趣味盎然和充满意义——这视各人的头脑而定。


正如每个人都囿于自己的皮囊,每个人也同样囿于自己的意识。一个人只能直接活在自己的意识之中。因此,外在世界对他帮助不大。


人的意识的构成是首要关键。在大多数情况下,主体意识比呈现在意识中的物象、形态更为重要。一切美妙有趣的事物,经由一个愚人呆滞的意识反映,都会变得枯燥乏味。


一个人所能得到的属于他的快乐,从一开始就已经由这个人的个性规定了。一个人精神能力的范围尤其决定性地限定了他领略高级快乐的能力。


歌德说:大众,不分贵贱,都总是承认:众生能够得到的最大幸运,只有自身的个性。


人的健康尤其远远地压倒了一切外在的好处。甚至一个健康的乞丐也的确比一个染病的君王幸运。一副健康、良好的体魄和由此带来的宁静和愉快的脾性,以及活跃、清晰、深刻、能够正确无误地把握事物的理解力,还有温和、节制有度的意欲及由此产生的清白良心——所有这些好处都是财富、地位所不能代替的。


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我们既定的个性。因此,我们应该循着符合我们个性的方向,努力争取适合个性的发展,除此之外则一概避免。所以,我们必须选择与我们个性相配的地位、职业和生活方式。


我们必须避免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尤其在我们年少气盛的时候,这可是我们生活中的暗礁。


第二章 人的自身


针对他人自身优点而产生的嫉妒是最难消除的;所以这种嫉妒会被很小心、谨慎地掩藏起来。


对于人的幸福起着首要关键作用的,是属于人的主体的美好素质,这些包括高贵的品格、良好的智力、愉快的性情和健康良好的体魄——一句话,“健康的身体加上健康的心灵”(尤维纳利斯语)。


“谁经常笑,谁就是幸福的;谁经常哭,谁就是痛苦不幸的。”


保持身体健康的手段无非就是避免一切纵欲放荡的行为、令人不快和剧烈的情绪动荡,以及长时间紧张的精神劳累;每天至少在户外进行两个小时的身体快速运动;勤洗冷水浴,饮食有节。


亚里士多德说得很对:“生命在于运动,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


我们的幸福取决于我们的愉快情绪,而愉快情绪又取决于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我们的幸福十占其九依赖于我们的健康。只要我们保持健康,一切也就成了快乐的源泉;但缺少了健康,一切外在的好处——无论这些好处是什么——都不再具有意义,甚至那些属于人的主体的好处,诸如精神思想、情绪、气质方面的优点等,仍会由于疾病的缘故而大打折扣。


最大的愚蠢也就是为了诸如金钱、晋职、学问、声名,甚至为了肉欲和其他片刻的欢娱而献出自己的健康。我们更应该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超常的感觉能力会引致情绪失衡、周期性的超乎寻常的愉快或者挥之不去的忧郁。天才的条件就是具备超越常人的神经力量——亦即超常的感觉能力。所以,亚里士多德相当正确地认为:所有杰出、优越的人都是忧郁的:“所有那些无论是哲学、政治学、诗歌或其他艺术方面表现出色的人,看上去都是忧郁的”。西塞罗在讲述下面这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话时,他所指的肯定也是上述那段话:“亚里士多德说,所有的天才人物都是忧郁的。”


对生活稍作考察就可以知道: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的两个死敌,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作一个补充:每当我们感到快活,在我们远离上述的一个敌人的时候,我们也就接近了另一个敌人,反之亦然。所以说,我们的生活确实就是在这两者当中或强或弱地摇摆。这是因为痛苦与无聊之间的关系是双重的对立关系。一重是外在的,属于客体;另一重则是内在的,属于主体。


一个人对痛苦的感受能力和对无聊的感受能力成反比


如果他具备深邃、远大的思想,他甚至会选择独处。因为一个人自身拥有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


闲暇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开出的花朵,或者毋宁说是果实。也只有闲暇使人得以把握、支配自身,而那些自身具备某些价值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幸福的。


亚里士多德说得无比正确:幸福属于那些能够自得其乐的人。


“只要有真正的需求,才会有真正的快乐”


“幸福好像就等同于闲暇”,亚里士多德这样说过。


没有真正的需求也就没有真正的快乐


第三章 人所拥有的财产

所有在他视线以外的东西,都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影响。


财富犹如海水:一个人海水喝得越多,他就越感到口渴。


我们之所以感到不满,原因就在于我们不断试图提高我们的要求,但同时,其他妨碍我们成功的条件因素却保持不变。


我们应把现有的财富视为能够抵御众多可能发生的不幸和灾祸的城墙,而并不是一纸任由我们寻欢作乐的许可证,或者不花天酒地就是对不起自己似的。


任何人都不要抱怨卑鄙和下流,因为只有卑鄙和下流才是威力无比的。


第四章 人所展现的表象

从增进幸福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抑制这一人性弱点;应该细致考虑和恰如其分地评估它的真正价值,尽量减低我们对待别人意见的敏感程度,无论我们在受到别人意见的爱抚抑或伤害时都应如此,因为这两者悬挂在同一根线上。否则,人们就只能成为他人的看法和意见的奴隶:


要是太过于看重别人的看法,那就是抬举他们了。


因为归根到底,我们存在的基础,因此亦即我们幸福的基础,是我们的动物本性。


每一个人首先是并且实际上确实是寄居在自身的皮囊里,而不是活在他人的见解之中;因此,我们现实的个人状况——这种状况受到健康、性情、能力、收入、女人、孩子、朋友、居住地点等诸因素的决定性的影响——对于我们的幸福,其重要性百倍于别人对我们的随心所欲的看法。


这种把非直接为我们所存在的东西作为直接的存在来加以看重的愚蠢做法,人们称之为虚荣,以表示这种渴望、努力所具有的虚幻和空洞本质。


我们无论要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们首要考虑的几乎就是别人的看法。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我们所经历过的担忧和害怕,半数以上来自这方面的忧虑。它是我们那容易受伤的自尊心——因为它有着病态般的敏感——和所有虚荣、自负、炫耀、排场的基础。


要增进我们的幸福——它主要依赖我们平和与满足的心情。


我在这里谈论的这一源自人类本性的愚蠢,生发了三根主要芽条:好胜、虚荣和骄傲。虚荣和骄傲之间的差别在于:骄傲就是确信自己拥有某一方面的突出价值,但虚荣则尽力让别人确信自己拥有某一方面的突出价值。


骄傲是发自内在的、直接的自我敬重;而虚荣则是从外在、因而是间接地努力试图获得这一自我敬重。因此,虚荣使人健谈,但骄傲却让人沉默。


最廉价的骄傲就是民族的自豪感。沾染上民族自豪感的人暴露出这一事实:这个人缺乏个人的、他能够引以为豪的素质。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他也就不至于抓住那些他和无数百万人所共有的东西为荣了。


在每一个国家,人们的狭窄、反常和卑劣都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国民性。我们对某一民族的国民性感到厌恶以后,就转而称道另一民族的国民性,直到我们同样厌恶它了为止。每一个民族都取笑别的民族,他们的嘲笑都是对的。


我认为,客观上,名誉是他人对我们的价值的看法;主观上,则是我们对于他人看法的顾忌。


名誉只是表明这一个人不是一个例外。但声望却表明这个人是一个例外。声望是要去争取的,相比之下,名誉只需要保有就行了。


高龄所带来的衰弱要求人们给予老人更多的是照顾和体贴,而不是敬


“我们喜爱别人的敬重并非因为敬重本身,而只是因为人们的敬重所带给我们的好处。”既然手段并非比目的更重要,那么“名誉比生命还要宝贵”这一被人们大肆渲染的格言就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一种言过其实的说法。


看到别人有着明显的优势只会引起毫无价值的人的无声怨恨。因此,歌德说:

你为什么要抱怨你的敌人?

这些人能够成为你的朋友吗?

你的本性,

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永恒的指责。


苏格拉底因为经常与人辩论而常常受到别人粗野的对待,但他却处之泰然。有一次他被人踢了一脚,他默默地忍受,并对露出惊讶神情的人说,“如果一只驴子踢了我,我也要生气报复吗?”(狄奥根尼斯)还有一次,有人问他:“那个人不是在羞辱你吗?”“不”,他回答说,“因为他说的人可不是我。”


古人根本不知骑士荣誉原则为何物。这是因为古人在各个方面都忠实于自然,不带偏见地看待事物。他们不会轻信这些不吉祥、不可救药的丑陋的东西。他们把打在脸上的一巴掌就只看作是别人打来的一巴掌,那会造成身体轻微损伤,除此之外,他们不会把这看作任何别的东西。但对于当代人来说,挨了别人的一记耳光将是一桩巨大的灾难,足以构成一出悲剧的主题。


骑士荣誉的原则并没有独到的见解,它也不是建筑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它只是人为的产物,其产生的根源并不难找到。它诞生于一个特定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更多运用的是拳头,而不是大脑;人们的理性被教士们用铁链禁锢了。所以,它是被颂扬的中世纪及其骑士制度的产儿。


但如果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要压制每一句冒犯的话语,生怕这些话语被别人听见,那么,这个人对自己的价值评价肯定不高。因此,一个真正有自尊的人面对侮辱、诋毁会淡然处之;如果做不到漠然对待侮辱和诋毁,那么,机智和修养将帮助他顾全面子和掩藏起怒气。


现在我已完成对骑士荣誉的心理和道德理由的思考,剩下的只是这样一个结论:骑士荣誉的原则不过就是一个古老、根深蒂固的谬见,是说明人类的轻信特性的又一个例子


艺术史和文学史告诉我们:人类精神思想的最高级的产物一般都得不到人们的欢迎,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优秀的思想者的出现——他们感受到了这些作品发出的呼唤,并使这些作品获得了威望。凭借如此得来的权威,这些作品也就可以继续保有其威望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根本原因就是每一个人都只能理解和欣赏与自己的本性相呼应的东西。一个呆板的人只能理解呆板事物,一个庸俗的人只会欣赏平庸和俗套,头脑混乱者喜欢模糊不清的东西,没有思想的人则和胡言昏话气味相投。


耶稣说:“向一个愚人说故事,就像跟一个睡着觉的人说话一样。故事讲完了,他会问,你说的是什么?”哈姆莱特说:“机智妙语在傻瓜的耳朵里面睡觉。”歌德说过:最妙的话语,被笨蛋听了,也会招来讽刺。

你的话没有任何结果,众人都呆滞无言,保持良好的心情吧!石头扔进沼泽地,是不会弄出涟漪的。


人们除了智力的不足,还有一种道德上的劣性:那就是嫉妒。一旦一个人获得了名声,那名声就会使他处于高于众人的位置,而别人也就因此被相对贬低了。所以,每一个作出非凡成绩和贡献的人所得到的名声是以那些并不曾得到名声的人为代价的。

我们给予别人荣誉的同时,也就降低了我们自己。——歌德


一般来说,名誉会得到人们公正的评判,它也不会受到嫉妒的攻击,事实上名誉都是预先给予每一个人的;但获得名声只能经过与嫉妒的一番恶斗,并且,月桂花环是由那些绝非公正的评判员所组成的裁判庭颁发授予的。人们能够而且愿意与别人一道享有名誉,但获取了名声的人却会贬低名声,或者阻挠别人得到它。


奥索里亚斯尤其强调这一说法——名声总是逃离追逐它的人,但却会尾随对它毫不在意的人。这是因为前者只投合自己同时代人的口味,但后者却抵制这种口味。


具有价值的不是名声,而是藉以获得名声的东西——它才是实在的,而以此获得名声只是一种偶然意外而已。的确,名声只是某种的外在显示,名人以此证实了自己对自己所抱有的高度的评价并没有错。因此,人们可以说:正如光本身是看不见的,除非它经过物体的折射,同样,一个人所具有的卓越之处只是通过获得名声才变得无可争议。不过,名声这种外部显示可不是万无一失的,因为盛名之下,其实可能难副。


对于杰出的精神思想素质,绝大部分人只是在口头上表示敬意而已。从幸福学的角度看,名声只是喂养我们的骄傲和虚荣心的异常稀罕、昂贵的食物;除此之外,它就什么都不是了


名声只是一种次要之物,它只不过是成绩贡献的映象、表征、回音;并且,能够获取赞叹之物比赞叹更有价值。所以,让人们得到幸福的并不是名声,而是藉以获得名声的东西;因而,它在于成绩、贡献本身,或者更准确地说,让人得到幸福的是产生出这些成绩和贡献的思想和能力,不管这两者的性质属于道德方面抑或智力方面。


我们羡慕一个伟人,并不是因为这个人被那些缺乏判断力、经常受到迷惑的大众视为伟人,而是因为这个人确实就是一个伟人。他的最大幸福并不在于后世的人会知道他,而在于在他那里我们看到了那些耐人琢磨、值得人们永久保存的思想。他的幸福是被自己所掌握的。但名声却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对于我们凡夫俗子来说,名声和青春加在一起简直太奢侈了。我们生活这样的贫乏,我们应该珍惜生活的赐予,把它们分开享用。在青春期,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宝贵财富,并能以此得到快乐。但到了老年,当所有的快乐和欢娱犹如冬天的树木一样凋谢以后,名声之树就犹如冬青一般适时地抽芽长叶了。我们也可以把名声比作冬梨——它们在夏天生长,但在冬天供人享用。到了老年,我们没有比这更加美好的安慰了:我们把全部的青春力量都倾注到著作里面,这些著作是不会随着我们一起老去的。


贺拉斯所说过的话:到海外旅行的人只是变换了气候而已,他们并不曾改变思想意识。


第五章 建议与格言


第一部分 泛论


理性的人寻求的不是快乐,而只是没有痛苦。这一句话所包含的真理在于:所有的快乐,其本质都是否定的,而痛苦的本质却是肯定的。


每一快感的产生其实就是意欲所受到的抑制得到了消除,意欲获得了解放。所以,每一种快感都持续相当短暂的时间。


不要把目光盯在追求生活的快感和乐趣上面;而是尽可能地注意躲避生活中数不胜数的祸害。


快乐只不过是一场幻梦,但痛苦却是真正实在的。


谁要从幸福论的角度衡量自己一生是否过得幸福,他需要一一列出自己得以躲避了的祸害,而不是曾经享受过的欢娱、快感。的确,幸福论从一开始就告诫我们:“幸福论”这一名称只是委婉的名称而已;所谓“幸福的生活”,实应被理解为“减少了许多不幸的生活”,亦即还能勉强忍受的生活。确实,生活并不是让我们享受的,我们必须忍受它和克服它。


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好运数就是生活了一辈子但又没有承受过什么巨大的精神上或者肉体上的痛苦,而不是曾经享受过强烈无比的欢娱。谁要是根据后者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度过幸福的一生,那就是采用了一个错误的标准。


缺乏痛苦的程度是衡量一个人生活是否幸福的标准。如果能够达到一种没有痛苦,也没有无聊的状态,那就确实得到了尘世间的幸福,其他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


我们不应该以痛苦为代价去购买快乐,甚至只是冒着遭受痛苦的风险去这样做也不行,否则,我们就会为了那些否定、因而是虚幻的东西而付出了肯定和实在的东西。但如果我们牺牲欢娱以避免痛苦,那我们肯定获得收益。


愚人在生活中追寻快乐,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受骗了;而智者则千方百计地躲避祸害。


如果一个人试图摆脱某种祸害,那他总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的;但如果一个人总想着得到比自己已经拥有的更好的东西,那他就是相当盲目的。


更好是好的敌人。


我们对于幸福的过分期待毁坏了这世上的一切,毁坏的程度与我们做梦的程度相一致。谁要是摆脱了过分的期待,除了自己已经拥有的以外,不再奢望更多,那么,他就能够安然无恙地生活下去


挑选了黄金般的中庸的人当然远离了寒酸的破窟,

也远离了众人羡慕的王公宫殿。

遭遇风暴时,巨松树顶就在风中摇摆,

高耸的石塔会沉重地倒塌,

高山之巅会被雷霆击中。

——贺拉斯


第二节


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我们不应该向他询问那些令他高兴的赏心乐事,而应该了解那些让他烦恼操心的事情;因为烦扰他的事情越少、越微不足道,那么,他也就生活得越幸福,因为如果微不足道的烦恼都让我们感受得到,那就意味着我们正处于安逸、舒适的状态了——在很不幸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感觉到这些小事情的。


避免重大祸害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考虑到我们的能力、条件,尽可能地减低我们对生活的要求。


第三节


人们最常做的一件大蠢事就是过分地为生活未雨绸缪


经历长年的拼搏,历尽诸多风险,我们终于获得了财富,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不再有能力享受这些财富了。我们其实就是为了别人苦干了一场。


诱使我们犯下这一经常性错误的原因是我们的思想之眼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错觉。由于这一错觉,从人生的开始放眼前看,生活显得一望无尽,但是,当人们走到了人生旅程的终点回眸审视一生时,生命却又显得相当的短暂。当然,这种错觉也有它的好处:因为如果人没有这种错觉,伟大的事情就很难产生。


在生活里,我们所遭遇的情形类似于这样的例子:当旅行者迈步走近看到的景物时,景物的形状与他从远处看见的并不一样;这些景物就好像随着旅行者的靠近而变换了形状。我们的愿望与这种情形尤其相似。


在这世界上我们能够得到的只是教诲,而不是幸福。因此,他们习惯和满足于以希望换取思想和认识。


第二部分 我们对待自己的态度


参与修建一座建筑物的工人,并不会知道这座建筑物的总体规划;或者,他们不会在心里时刻记住这一规划。同样,一个人在度过生命中每一小时、每一天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总体生命进程及其特征也不甚了解。


如果一个人具备非凡的个性,那么,对自己的生命计划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能够比任何一切都更有效地增强自己的勇气,振作、鼓足信心,激励自己行动起来,避免走进弯路。


我们的行事自始至终都有其必然性,我们在每一刻都做着我们在那一刻认为合理和适当的事情。只有事后的结果才让我们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事情整体的回顾才使我们明白事情的如何和为什么。


第五节


我们不应该只是计划和考虑将来,或者一味沉湎于对往事的回想。永远不要忘记:现在才是唯一真实和确切的;相比之下,将来的发展几乎总是与我们的设想有所不同,甚至过去也与我们对过去的回想有所出入。


不要由于在过去我们的希望落空现在就变得忧郁寡欢,或者为了将来操心伤神以致败坏现时。由于懊恼过去和操劳将来,我们拒绝美好的现在时光或者任意地糟蹋它,这可是彻头彻尾的愚蠢做法。


歌德的美妙诗句“我从不寄托希望在任何事情”其实就是说:只有当人挣脱了所有各种可能的期望,从而返回赤裸和冰冷的存在本身,人才能领会到精神上的安宁,而精神的安宁却是幸福的构成基础。


我们脸带愁容,许多欢乐愉快的时光未加品尝和咀嚼就过去了,直到以后日子变得艰难和令人沮丧的时候,我们才徒劳地为逝去了的好日子而叹息。我们不能这样做。


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刻可以忍受的现在、包括最平凡无奇的、我们无动于衷地听任其逝去,甚至迫不及待地要打发掉的日子。我们应该时刻记住:此刻时光匆匆消逝化作神奇的往昔,从此以后,它就存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照射出不朽之光芒。在将来,尤其到了糟糕恶劣的日子,我们的记忆就会拉起帷幕:此刻时光就会成为我们内心眷恋和思念的对象。


第六节


所有局限和节制都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幸福。我们的视线、活动和接触的范围圈子越狭窄,我们就越幸福;范围圈子越大,我们感受的焦虑或者担忧就越多。


我们生活的关系应该尽可能的简单,甚至单调的生活,只要这不至于产生无聊,都会有助于增进我们的幸福,因为这样,我们就更少地感觉到生活,并因此更少地感觉到生活的重负,而重负本来就是生活的本质。


第七节


正如忙于外在的生活会打扰我们从事的研究,夺走精神生活所需要的宁静和专注,同样,持续从事精神活动会或多或少地削弱我们应付嘈杂、繁忙的现实生活的能力。因此,每过一段时间,当我们需要着力操持实际生活的时候,暂时完全中断精神活动会有好处。


第八节


要过一种深思熟虑的生活,并且能从生活经验中汲取一切有益的教训,我们就必须勤于反省,经常回顾做过的事情和曾经有过的感觉和体验;此外,还要把我们以前对事情的判断和现在的看法,以前订下的计划及追求和最终得到的结果及满足互相比较。


一个人在晚上睡觉前,应该详细地逐一检查自己在白天的所作所为。如果一个人耽于世俗事务或者纵情于感官享受,对过去了的事情不加回想,而只是随波逐流地生活,那么,他对生活就欠缺清晰、周密的思考,情感就会杂乱无章,思想也夹杂着某种程度的混乱不清。


可以回想起当时由这些事境所引发的意见和看法。后者是当时的事境的结果和表述,是测量那些事、境的尺度。因此,对那些值得回味时刻的记忆和记录,应该小心保存下来。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日记会很有帮助。


第九节


我的拥有就在我身——这是构成幸福的最重要的内容。


幸福属于那些容易感到满足的人。


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谁要是不热爱独处,那他也就是不热爱自由,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


社会约束我们对愚蠢、呆笨和反常表现出没完没了的耐性,但具有优越个性的人却必须请求别人对自己的原谅;或者,他必须把自己的优越之处掩藏起来,因为优越突出的精神思想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他人的损害,尽管它完全无意这样做。


当时髦进入时,常识也就引退了。


完全、真正的内心平和和感觉宁静——这是在这尘世间仅次于健康的至高无上的恩物——也只有在一个人孤身独处的时候才可觅到;而要长期保持这一心境,则只有深居简出才行。


正是这一自身充足的感觉使具有内在丰富价值的人不愿为了与他人的交往而作出必需的、显而易见的牺牲;他们更不可能会主动寻求这些交往而否定自我。平庸的人却恰恰相反,他们喜好与人交往,喜欢迁就别人。这是因为他们忍受别人要比忍受他们自己更加容易。


法国人伏尔泰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世上,不值得我们与之交谈的人比比皆是。”


在这世上,除了极稀少的例外,我们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孤独,要么就是庸俗。


丰富的阅历使我们不再对他人抱有太高的期待,因为总的说来,他人并不都是些经我们加深了解以后就会取得我们的好感和赞许的人。相反,我们知道,除了一些很稀有和幸运的例子以外,我们碰到的除了是人性缺陷的标本以外,不会是别的东西。


把部分的孤独带进社会人群中去,学会在人群中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孤独。这样,他就要学会不要把自己随时随地的想法马上告诉别人;另外,对别人所说的话千万不要太过当真。他不能对别人有太多的期待,无论在道德上抑或在思想上。对于别人的看法,他应锻炼出一副淡漠、无动于衷的态度,因为这是培养值得称道的宽容的一个最切实可行的手段。虽然生活在众人之中,但他不可以完全成为众人的一分子;他与众人应该保持一种尽量客观的联系。


我们可以把社会人群比喻为一堆火,明智的人在取暖的时候懂得与火保持一段距离,而不会像傻瓜那样太过靠近火堆;后者在灼伤自己以后,就一头扎进寒冷的孤独之中,大声地抱怨那灼人的火苗。


第十节


如果不跟别人作比较,那我们就会为我们所得到的感到快乐;如果由于别人比我们更加幸运而内心不安,那我们将永远不会快乐。


在这世上有三类贵族:①基于出身和地位的贵族;②基于金钱财富的贵族;③精神思想方面的贵族。最后一类是真正至为高贵的;只要给予他们时间,他们的尊贵就会得到人们的认可。


第十一节


我们在实施某一计划时,应该先把这一计划深思熟虑一番;尽管每一个细节都已详细考虑完毕,我们仍然需要为人类知识的有限和不足留下余地。


第十二节


那些难以放松自己心情的人,必须以命运论的观点安慰自己,因为命运论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真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必然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不接受惩罚教训就不可能进步”


第十三节


对于一切涉及痛苦和快乐的事情,我们应该把牢想象力的闸门。因此,对任何关乎我们痛苦和快乐的事情都应该以理性和判断力去观察和考虑,那也就是进行冷静的、不掺带个人情绪的思考,运用纯粹的概念在抽象中操作。我们不应该让思考掺杂着想象,因为想象没有能力对事情作出判断。相反,想象只会带来扰乱我们情绪的清晰图像,徒增我们的痛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在夜间,我们尤其需要严格遵守这一条规则。


夜晚时间并不适宜思考严肃,尤其是令人不悦的事情。早上则是思考这类事情的恰当时候。


至于我所推荐的要控制住我们头脑的想象,我要补充的是不要听任我们的想象把自己曾经遭受过的不公、侮辱、轻视、损失等化为栩栩如生的图像,因为这会刺激起我们已经沉睡了的愤怒、怨恨及其他憎恶情绪。这也就败坏了我们的情绪。


对待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我们都应抱持一种尽量客观、求实的态度,这样,我们才能比较容易接受它们。如果把细小的物件放置得太靠近眼睛,我们的视野就会受到限制,就无法看到其他别的东西,同理,在我们的直接范围以内的人和事,尽管都是鸡毛蒜皮般的无关重要,但却经常过分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和占据了我们的思想,甚至造成了我们的不快。这样,我们就无暇顾及重要的思想和事情。我们应该制约这种倾向。


第十四节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失去了某物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它的价值。


那些巨大的不幸毕竟没有发生。


第十五节


在我们处理某一事情时,必须把一切其他别的事情置之度外,在恰当的时间里为某件事情操心、担忧或快乐,其他事情则不予考虑。


一个具有深远和高贵思想的人不应该允许自己的精神思想完全被私人琐事和低级烦恼所占据,以致无法进行深远、高贵的思考,因为这样做确实是“为了生活而毁坏了生活的目的”。


塞尼加所说的:“如果你想把一切都纳入你的控制,那么,你就把自己纳入理性的控制吧!”


第十六节


在这世上有着许多令人羡慕的东西,但我们只能得到其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相比之下,许许多多的祸患却必然地降临在我们的头上。换句话说:“放弃和忍受”就是我们的准则。


第十七节


亚里士多德说:“生命在于运动。”


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双重的智力:一重用于应付日常的关系(即关乎意欲的事情),在这方面他们和常人无异;另一重则发挥在对事物的客观把握上面。因此原因,他们过着双重的生活,既是袖手旁观的看客,又是置身舞台的演员。而一般的大众则只是后者而已。


第十八节


我们行动和努力的指南不可以是想象中的图像,而应该是考虑清楚的概念。但实际发生的通常却是相反的情形。因此,我们只需仔细检查一番就可以发现:最终为我们的选择一锤定音的,往往不是概念和判断,而是我们想象中的图像。


第十九节


我们应该时刻驾驭我们对眼前现实的印象和直观认识。


直观印象强有力地侵入我们的情绪,扰乱了情绪的平和,或者动摇了它的坚定。眼前存在的、可以直接观照的事物总是以其全部力量即时产生效果,轻易就让我们对其一目了然。相比之下,思想和推理却需要时间和宁静,我们每次只能单独详细思考一件事情。因此,思考的结果不可能每时每刻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如果我们无法纯粹通过思想消除某一印象影响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运用相反的印象以中和它的作用。例如,受到别人的侮辱时,我们可以想到那些敬重我们的人;对付印象中的某一威胁性的危险,脑子就凝神审视能化解这一危险的办法


当我们周围所有人持有与我们不一样的看法,并因此做出与我们不一样的行为时,尽管我们相信周围的人是错的,但始终不为所动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第二十节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让大脑进行一切强迫性的、持续不停顿的和不合时宜的劳作!


我们应该习惯于把我们的思维活动绝对视为一种生理作用;并根据这一点避免使我们的思维过分操劳。同时,要记住,我们所有身体的痛苦、疾病和紊乱,无论发生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都会影响大脑精神。


第三部分 我们对他人应采取的态度


在这世界上生存,具备一定的预见能力和宽恕能力合乎我们争取幸福的目的:前者帮助我们避免受到伤害和损失,后者则为我们免除了人事纷争和吵闹。


如果我们碰到一些糟糕透顶的人,那就要记住这一句话:“林子里总少不了一些怪鸟。”


要在人群当中生存,我们就必须容许别人以既定的自身个性存在,不管这种个性是什么。我们关心的只是如何使一个人以本性的内容和特质所允许的方式发挥他的本性,既不应该希望改变、也不可以干脆谴责别人的本性。这就是“生活,也让别人生活”这条格言的含意。


针对别人的行为动怒就跟向一块我们前进路上的石头大发脾气同等的愚蠢。对于许多人,我们最聪明的想法就是:“我不准备改变他们,我要利用他们。”


第二十二节


真正伟大的思想者,就像雄鹰一样,把自己的巢穴建筑在孤独的高处。


记忆所产生的效果犹如针孔照相机里面的聚光镜——它把景物收进去,然后制造出一张比原物漂亮得多的图片。要想得到这种好处,让别人美化自己,方式之一就是尽量不要与人见面,因为虽然记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它的美化工夫,但美化的工作却马上就可以开始。


第二十三节


每一个人都不可能看到自身之外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每一个人在他人身上所看到的与这个人的自身相等,因为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思想智力去明白和理解他人。


在别人的身上,他除了看到他自身的低级缺点以外,亦即看到他性格、气质上的缺陷及所有缺点以外,不会还有别的东西。


第二十四节


对于许多人来说,观看完全代替了思考。他们试图制造噪音来感觉自己的存在。


第二十五节


“取悦我们所必需的思想深度刚好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深度”


第二十六节


大部分人都脱离不了主体的“我”,根本上他们除了对他们自己以外,不会对别的事情感到兴趣。由此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别人所说的话马上就让他们联想到自己,别人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只要稍微涉及他们个人自身,就能吸引他们的全部注意和占据他们的全副精神;他们也就再没有剩余精力去理解谈话的客体方面的内容。


虽然他们对于别人谈话中的真知灼见、妙语警句和优美细腻之处一无所觉和一无所知,但对于一切会伤及他们脆弱虚荣心的话语——虽然那只是相当间接地,甚至两者几乎拉不上关联——和一切能够显示出他们所珍视的自我的不良一面的谈论,他们却极度敏感。


第二十七节


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和那些受到愚弄、欺骗的大众在一起就类似于这种情形:他的手表指示的时间是正确的,但全城钟塔指示的都是错误的时间,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正确的时间。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所有人都听任错误钟塔的指示,甚至包括那些知道这个人的手表指示了唯一正确的时间的人。


第二十八节


如果我们表现出太多的礼貌和周到,我们反而有可能失去这些朋友,因为我们的礼貌和殷勤会使朋友变得傲慢、令人难以容忍。


一旦认定别人需要他们,必然的结果就是他们将变得傲慢、无礼。


我们在与人交往时能够拥有优势全在于我们对对方没有要求,不用依靠他们,并且让他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不尊崇别人的人会受到别人的尊崇”


第二十九节


“没有哪只狗是坏到不会摇尾巴的。”


无论如何,对一个我们刚刚认识不久的人,都应注意不要评估太高。否则,十之八九我们都会失望、羞愧,甚至招来祸殃。在这里,值得提及塞尼加说过的话:“从小事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本性。”一个人会在细节小事上疏于防备,从而表露出自己的性格。从一个人对细微事情的处理方式,或者纯粹的举止态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无限膨胀扩张、丝毫不顾及他人的自我。


一个人会忘记一切,绝对所有的一切,但却不会忘记他的自我,他的本性。性格是绝对无法改正的,因为人的所有行事都出自一条内在的原则;根据这一条内在的原则,在相类似的处境之下,一个人只能永远做出同样的事情,而不可能是别的。


跟我们已经与之绝交的朋友重归于好是一种软弱的行为;为此软弱我们终将付出代价,因为一有机会,这个朋友又会做出那原先导致了朋友反目的事情。


假设我们想了解一个人在我们设想中的处境会如何作为,我们可千万不要以这个人做出的许诺和保证为凭据。因为就算这个人出自真心许下诺言和作出保证,但他现在谈论的事情却是他并不了解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考虑他准备投身其中的处境,以及这一处境与他的性格的互相冲突之处以计算出他的行事。


不过,对于在现实生活中或者在书本文学中碰到的人的卑鄙和愚蠢,我们可不要生气、动怒。我们应该把人的这些特性纯粹作为我们认识的材料,把它们视为人的某种特性的又一标本,并把它记录下来。我们就好像一个矿物学家偶然发现了某种矿物的典型标本。


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但是总的说来,就像我很早就说过的,这个世界沉浸在罪恶之中:野蛮人互相吞吃对方,文明人则互相欺骗对方,这就是所谓的世道方式。


第三十节


我们不能让一个人完全放任自流地自我发展。每一个人都需要借助概念和格言以获得指引。


首要的事情是明白和理解规律准则,其次则是具体学会应用这些准则。前者我们运用理性一次性就能做好;后者则需要我们进行循序渐进的练习。


拿破仑皇帝说过的一句话:“一切非天然的东西都是不完美的。”


精心打扮,假装具有某种的素质,其实就是承认自己并不具备这样的素质。不管一个人是冒充拥有勇气、机智、学问、智慧,抑或吹牛以显得情场得意、有钱、有地位或任何其他


藏拙遮丑是可以的,但冒充优越却没有理由。


没有人可以长时间戴着面具,人很快就会恢复天性。


第三十一节


正如一个人背负着自己的身体,而对此重负一无所觉,但在移动他人的身体时,他却感觉到了重量,同理,他不会注意到自己身上的缺点和恶习,而只会留意他人的这些东西。


每个人都应该以他人为镜,从这面镜子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缺点、恶行及其他的不好之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却像一只对着镜子咆哮的狗——它以为镜子里面的是另外一只狗,殊不知它看到的正是它自己。


眼睛的本质就是往外看的,它并不能看到眼睛自身,所以,注意和批评别人的缺点是使我们意识到自己不足的一个相当有效的方法。我们需要一面镜子去改善自己。


第三十二节


一个本质高贵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以为:人与人之间重要的和主要的交往,以及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是理念性的,换句话说,这些关系基于人们相同的气质、思维、情趣,等等。及至年长以后,他才意识到这些关系和交往是现实性的,亦即以某种物质利益为基础。


人们关注的是世俗常规所给予这个人的角色和位置。所以,一个人就像商品一样地被贴上标签并受到商品式的对待。


在这个贫穷和匮乏的世界,应付匮乏和需求的手段无论在何处都是最重要的,因此,也是压倒一切的。


第三十三节


正如流通的是纸钞,而不是真金白银,同样,在这个世界上,流行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真正的友谊,而只是做得尽量逼真和自然地显示尊重和友谊的表面工夫。


真实不虚的友谊有着这样的一个前提:对朋友的痛苦、不幸抱有一种强烈的、纯客观的和完全脱离利害关系的同情。


没有什么比告诉别人我们恰逢某一巨大不幸,或者向别人毫无保留地透露出自己的某些个人弱点,更能确切地使别人得到好的心情了。这是反映人性的典型例子。


朋友间分隔太远和长时间互不见面都会有损朋友之间的友情,尽管我们并不那么乐意承认这一点。如果久不相见,甚至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变成抽象的概念;我们对他们的关切也由此变得越来越理性,甚至这种关系只是一种惯性的作用。但对那些我们朝夕相见的人,哪怕那只是我们宠爱的动物,我们都能够保持强烈和深切的兴趣。人的本性就是如此地受制于感官。


朋友都说自己是真诚的,其实,敌人才是真诚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敌人的抨击、指责作为苦口良药,以此更多地了解自己。


第三十四节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表现出聪明和思想只能激起人们对他的憎恨和反感。


“唯一能够取悦别人的方式就是把自己裹以最傻呆的动物的外皮。”显示自己的聪明智慧其实就是间接地指责别人愚蠢和无能。


在社会上,地位和财富可以期望获得人们的尊崇和爱戴,但精神的优势却永远不可以期望得到这种待遇。


萨迪在《玫瑰园》里说过:“我们应该认识到:愚人对智者的反感百倍于智者对愚人的反感。”因此,一般来说,在男人当中,愚蠢无知的人会受到欢迎,而在女人当中,相貌丑陋的女人能够让人喜爱。这些人很容易就会获得心地很好的美名,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喜爱找一个借口,以欺骗自己和欺骗他人。


第三十五节


我们信任和透露秘密给别人,大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懒惰、自私和虚荣。懒惰,是由于我们自己不去作考察、发现的工夫和保持警觉,而宁愿信任别人。自私,是因为谈论自己的需要引导我们把一些秘密泄露给别人;虚荣,是因为我们谈论的事情是我们引以为豪的。虽然如此,我们却仍然希望别人尊重我们给予他们的信任。


第三十六节


蜡在本质上是坚硬和易碎的,但稍加温暖就会变得柔软,人们就可以把它捏成随意喜欢的形状。同样,运用礼貌和友好,甚至使一个执拗和敌视他人的人也变得顺从和与人方便。所以,礼貌之于人就犹如温暖之于蜡。


我们应该时刻记住一般常规的礼貌只是一副张开了笑脸的面具。所以当别人偶尔挪动或者片刻收起他们的面具时,我们可不要大惊小怪。如果一个人表现得相当粗野无礼,那么,他就等于脱光了身上的衣服,赤裸着身子站在人们的面前。当然,在这种情形下,一如大多数人一样,他会暴露出一副可怜、难看的样子。


第三十七节


两个人做同样的事情,但那已经不是同一样事情了。


第三十八节


在与别人谈话时,我们不要试图矫正别人,尽管我们所说的话出于善意;因为冒犯和得罪别人是很容易的,但要对此作出弥补,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相当困难的。


谁来到这个世上,一本正经地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教育人们,那么,如果他能全身而退就已经是万幸的了。


第三十九节


谁要想让别人相信他的看法,那他就要冷静、不带激情地把他的看法表达出来。因为所有激烈的情绪都来自意欲。


第四十节


就算我们有充分的权利称赞自己,我们也不能受到诱惑真的这样做。因为虚荣心是那样的寻常,而人的真才实干却又是那样的不寻常


第四十一节


如果我们怀疑一个人在说谎话的时候,我们应该假装相信他所说的话;因为这样他就会变得放肆大胆,就会更加有恃无恐地说出谎言而最后拆穿自己。但如果我们发现他的话部分地泄露了他其实想掩藏起来的真相,那我们就应该装出一副不相信的样子。由于受到这样的抵抗刺激,他就会调动其余的真相以应战了。


第四十二节


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个人私事视为秘密。凡是我们的相熟朋友无法亲眼看到的事情,我们都不要让他们知道。这是因为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他们对我们那些最无可挑剔的事情的了解都会为我们带来不利。大致说来,我们更应该通过不曾说出口的话语,而不是经由说过的话来显示我们的见解。选择前者是聪明的,而采用后者则是虚荣心使然。我们经常都有做出这两者的机会,但我们通常为求得到瞬间的快意而选择后者,不惜舍弃前者所带给我们的永久的好处。甚至热烈、活泼的人所喜欢采用的那种大声跟自己说话以放松心情的做法也应该予以杜绝,以免让这种行为变成了一种习惯。因为这种习惯一旦形成,思想就会与说话亲密无间。慢慢地,甚至与别人的交谈也会演变成为说出声音的思维,而如果我们是明智的话,我们就会在思想和说话之间保留相当的距离。


我们经常暴露了自己,只是因为在我们的想象中,别人不可能不发现和注意到某些东西。


“任何你的敌人不可以知道的东西,都不要告诉你的朋友。”


“如果对我的秘密保持沉默,那么,这个秘密就是我看管的囚徒;如果失口说出了这个秘密,那我就变成了它的囚徒。”


“沉默之树结出安宁之果。”


第四十三节


我们让自己被别人骗去的金钱花费得至为值得,任何其他的金钱花费都无法与之相比,因为用这笔钱,我们直接买回了聪明。


第四十四节


我们要尽可能地避免对他人怀有敌意,但我们却必须注意每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并把它牢记在心,因为以此可以确定这个人的价值——至少是他对于我的价值,并据此制定出对这个人所应采取的态度和行为。


必须永远记住:人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无论何时,把一个人的性格中的劣性忘掉就跟扔掉了我们千辛万苦挣得的金钱一样。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与人过分亲密和与人结下愚蠢的友谊。


“不爱也不恨”包含了全部世俗智慧的一半;“不要说话也不要相信”则包含了另一半的人生智慧。


第四十五节


让言词或者表情流露出愤怒和憎恨是徒劳无益的,既不智和危险,又可笑和流于俗套。所以,除了在行动上,我们不可以表现出憎恨或者愤怒。


我们越能成功地避免由话语和表情上表示愤怒,就越能成功地通过行动把它表现出来。冷血的动物才是唯一有毒的动物。


第四十六节


说话不要加重语气


如果说话时加重语气,那就等于我们在诉诸别人的感情,这样,事情就会得出相反的结果。对不少人我们可以态度礼貌、声调友好地说出真正无礼的话语而又避免遭受直接的危险。


第四部分 我们对于命运和世事的发展所应抱持的态度


人生无论以何面目出现,构成人生的仍然是同样的要素。


生活仍然就像糖果一样:尽管糖果的形状千奇百怪、颜色多种多样,但都是由同样的糖果浆做成。


我们生活中的事件就犹如万花筒里面的画面,每次转动万花筒都让我们看到不同的画面,但其实,我们的眼前就只是那同一个万花筒而已。


第四十八节


一个古老作家相当确切、中肯地说过:在这世上存在三种力:明智、力量和运气。我相信运气至为重要。我们的一生可比之于一条船的航程。运气——顺运或者逆运——扮演着风的角色,它可以迅速推进我们的航程,也可以把我们推回老远的距离;对此,我们的努力和奋斗都是徒劳无功的。我们的努力和挣扎只是发挥着桨橹的作用。我们竭尽全力挥舞桨橹数小时,终于向前走了一程,这时,突如其来的一阵强风一下子就能使我们倒退同样的距离。一句西班牙谚语就很美妙地表达了命运的强大力量:“祝愿你儿子好运,然后把他抛进大海吧!”


运气却是一股邪恶、危险的力量,我们应尽可能少地听任其摆布。


命运洗牌和派牌,而我们则负责出牌。


人生就像一盘棋局,我们计划好了一套走法,但实施这一套计划的条件却是由棋局中的对弈者——亦即生活中的运气——的意愿所决定。


我们在人生历程中所作出的重大举措和迈出的主要步伐,与其说是遵循我们对于何为对错的清楚认识,不如说是遵循某种内在的冲动——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本能,它源自我们本质的最深处。


我们并不曾认真考虑到这条格言:“一条规律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我们很容易就会不公正地对待自己。但事情总会有个水落石出。也只有幸运地活至老年的人才具备能力对自己一生中的对错从主观上和客观上作出判断。


只是当我们回首自己一生的时候,才会注意到我们其实无时无刻不在遵循着自己的原则行事,这些原则犹如一条看不见的绳线操纵着我们。这些原则因人而异。人们各自随着这些原则的引领走向幸福或者不幸。


第四十九节


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时间的作用,以及事物昙花一现的本质。所以,对于任何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要马上清晰地想象到其相反的一面。因此,在富裕之时看到落魄、不幸,从友谊想到反目成仇,在风和日丽时想到电闪雷鸣,从爱看到恨,从信任和坦白看到背叛和悔疚,等等,反之亦然。这样做会使人们永久地增进那真正的、人世间的智慧,因为我们会变得凡事深思熟虑,不会轻易地受骗上当。


只有转换变化才是永恒的。一个明智的人其实就是一个不会被事物恒久不变的表面所欺骗的人,他甚至预见到了事情即将往哪一方向变化。


一般常人具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如果他们犯错的话,那他们是行动一致地犯错的。因此,在他们犯错而遭遇灾难的时候,那灾难普遍地涉及众人。


谬误总是产生在从事物的结果推究其原因的过程


我们应该只是从理论上、通过预料事物的结果预期将来时间的事情,而不是在实际生活中提前向时间要求得到只有时间才会带来的东西。谁要真的这样去做,那他就会发现再没有比时间更加苛刻、刻薄的高利贷者了。如果我们强迫时间作出预支,那时间索取的利息比任何一个犹太高利贷者还要厉害。


能够从许多疾病中完全恢复过来,就是因为我们让这些疾病自然发展,在完成这一过程以后,它们就自动消失,不留下一点痕迹。但如果我们要求马上就健康无恙,那时间也只能作出预支:疾病治好了,但利息将会是虚弱的身体和在以后的生命中疾病的反复发作。


在一二年间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收入中凑到这笔费用,但是我们却不愿意等待,我们因而向他人借钱或者从自己的本金中提取这一笔钱,也就是说,时间向我们作出预支了。那么,支付利息就会把我们的账目弄得一团糟,我们永远都难以摆脱赤字的纠缠,这就是时间放出的高利贷。所有那些急不可待的人都是它的受害者。试图强迫正常、适中的时间加快步伐是要付出至为昂贵代价的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小心不要向时间欠下高息债务。


第五十节


平庸的人和明智者之间的典型差别,反映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在评估和考虑是否存在可能的危险时,前者只是提出并且考虑这一问题:相类似的危险是否曾经发生,后者却思考相类似的危险会发生在一年都不曾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发生。


考虑将要发生什么需要洞察力,而看到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则只需感官而已。


但是,我们的格言应该是:必须为邪恶之神作出牺牲。换句话说,我们要不惜花费时间、人力、金钱和忍受烦琐、不便以及减少自己的需求,目的就是为了杜绝发生不幸的可能性。我们作出的牺牲越大,那发生不幸的可能就越小、越遥远。这一方面至为清楚的例子就是缴纳保险金。这是众人奉献给邪恶之神的祭品。


第五十一节


我们不应为某件事情过分高兴或者过分悲伤,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事物都在改变,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对于何为有利、何为不利的判断是虚幻的。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曾经一度为某件事情悲伤不已,但最后那却被证明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又或者,我们曾经为之兴高采烈的事情,后来却变成了我们极度痛苦的根源。


一个人在遭遇各种不幸横祸的时候,如果能够保持镇定自若,那就显示出他清楚地知道人生可能遭遇的苦难是巨大的和不可胜数的;为此原因,他把自己所遭遇的不幸仅仅视为那些发生的众多苦难中的沧海一粟而已。


斯多葛派哲学所提倡的心态: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人类的自身条件”,而要时刻记住人的生存大致说来是一种悲惨、可怜的宿命,它遭受难以胜数的灾祸和不幸的袭击。


我们应该减少、节制我们的期望和要求,学会接受和适应不如意的事情和处境,时刻留意防止或者承受不幸的灾祸。


我们不应像一个永难满意的人那样拉长着脸,和巴里斯福德一道,为人生中无时不在发生着的苦难唉声叹气;更不应该“为每一个虱子的叮咬而呼唤神灵”。相反,我们应该谨慎、细心地预见和避开可能的不幸,不管这些不幸来自人或事。在这方面我们应做到不遗余力、精益求精,就像一只聪明的狐狸,灵巧地躲开大大小小的灾害。


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定灾祸随时有可能发生,并且,正如人们所说的,对此有所准备,那么,忍受灾祸的困难就会有所减轻。


帮助我们以镇定自若的态度接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幸和灾祸的最佳方法,莫过于确信这一真理:“发生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必然地发生。”


认识到事情是不可避免和必然地发生这一真理以后,心灵会感受到抚慰和安静。谁要是深切、完全地明白到这一真理,就会首先作出自己分内的努力;而对于自己必须忍受的痛苦也会甘愿承受。


我们应视这些东西为前进路上的小石子,做到麻木不仁,把它们随脚踢开。我们确实不能认真去回想和琢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第五十二节


人们泛称为命运的事情却通常都是自己做出的蠢事。


最危险和可怕的是人的狡猾,而不是人的暴怒。确实,人的头脑是比狮子的利爪还要厉害的武器。


真正老于世故的人,做事从来不会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这样的人也不会匆忙急躁地行动。


第五十三节


对于我们的幸福,勇气是一种非常关键的、仅次于聪明睿智的素质。当然,我们无法给予自己这两种素质——前者我们得之于父亲,而后者遗传自母亲


就算是一件有危险的事情,只要它的结局仍然悬而未决,只要还存在得到一个更好结局的可能,那我们就不要胆怯、犹豫,而应该努力抗争,正如我们只要还看到一小片蓝色的天空,我们就不应对天气感到绝望一样。的确,我们应该这样说:“就算世界倒塌了下来,一片的废墟也不会改变他的脸色。”


事物的本性使所有的生物都具备了畏惧,这使他们得以躲避灾祸,保存生命。


万不得已的时候,畏惧本身就成为畏惧的理由了。


第六章 人生的各个阶段


伏尔泰曾经相当美妙地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他那种年龄的神韵,那他也就会有他那种年龄特定的种种不幸。


我们终其一生都只是生活在现时此刻。不同时期的现时此刻相互之间的差别在于:在生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前面是长远的未来;但在生命临近结束时,我们却看到了我们身后走过的漫长的过去。虽然我们的性格保持不变,但我们的心境却经历了某些显著的变化。


而在我们的童年活动当中,我们在并不清楚自己目的的情况下,总是默默地忙于从我们所见的单个场景和单个事件中,了解生活自身的本质,把握生活形态的基本典型。


我们越年轻,每一单个事物就越代表了这一类事物的总体。但这种情况逐年减弱。正因为这样,事物在年轻时候所留下的印象与在年老时候我们所感受的印象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我们在童年时期和青年早期对事物的接触和经验构成了以后所有认识和经验的固定典型和类别。以后的人生认识和经验都会被纳入既定的类型,虽然我们并不总是清楚意识到我们这样做。因此,在童年时期我们就已经打下深刻的或者肤浅的世界观的坚实基础。我们的世界观在以后的时间里会得到拓展和完善,但在本质上却是不会改变的了。


当我们如此认真地投入初次直观认识事物的时候,教育也在忙于向我们灌输种种的概念知识。不过,概念知识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对事物真正本质性的认识;相反,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亦即我们知识的真正内容——在于我们对这个世界所作的直观把握。但是获得这样的一种直观认识只能经由我们的自身,任何方式的灌输都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们的智力,一如我们的道德,并不来自外在,它源自我们自身的本质深处。


我们全神贯注于我们周围的环境,任何事情也分散不了我们对这环境的注意力;我们仿佛把眼前的事物视为这一类事物的仅有者,似乎在这世上就只有它们的存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另有为数众多的事物,我们由此失去了勇气和耐心。


所有的事物作为客体,亦即纯粹作为表象而存在时,毫无例外都是令人愉快的;但当这些事物作为主体存在,亦即存在于意欲之中时,却都沉浸在痛苦和悲哀之中。


一切事物在被观照时都是愉悦的,但在具体存在时,却是可怕的。


在童年期,我们更多地是从观照的一面,而不是从存在的一面认识事物,也就是说,事物是作为表象、作为客体,而不是作为意欲被我们所了解。


在稍后的日子,我们就有了对现实生活的渴望,我们急切期盼着做事和受苦,这就把我们拉进了喧嚷、骚动的人生。生活在这纷扰的世界里,我们才学会了解到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存在亦即意欲的一面;我们行进的每一个步伐都受到了意欲的羁绊。然后,一股巨大的幻灭感慢慢降临了。在这之后,我们也就可以说:幻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童年的时候,生活呈现的样子就像是从远处看到的舞台布景;而到了老年期,我们则走到了最近的距离看视同样的布景装饰。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分歧也就出现了,这和圆规的半径越大,划出的圆圈也就越大是同一样的道理。


在青年时候,如果人们能够及时得到教诲,从而根除这一个错误见解,即认为:我们可以在这世界尽情收获,那么,人们就能获益良多。但是,现实发生的情形却与此恰恰相反。我们在早年主要是通过诗歌、小说,而不是通过现实来认识生活。我们处于旭日初升的青春年华,诗歌、小说所描绘的影像,在我们的眼前闪烁;我们备受渴望的折磨,巴不得看到那些景象成为现实,迫不及待地要去抓住彩虹。年轻人期望他们的一生能像一部趣味盎然的小说。他们的失望也就由此而来。


因此,如果人的前半生的特征是对幸福苦苦追求,而又无法满足,那么,人的后半生的特征则变成了对遭遇不幸的害怕和忧虑。因为到了人生的后半部分,我们多多少少都清楚地了解到:所有的幸福都是虚幻的,而苦难才是真实的。因此,现在我们努力争取的只是一种无痛苦和不受烦扰的状态,而不是快感逸乐,这至少对于具有理性的人来说是这样。


在我年轻的时候,当房门响起敲门声时,我会很高兴,因为我想:“幸福就要来了。”但在往后的岁月,在相同的情形下,我的反应却变成了类似于害怕:“不幸终于到了。”


人们在青春年少时认为:这个世界充满着唾手可得的幸福和快乐,人们只是苦于找不到门路获得这些幸福、快乐而已;但到了老年,人们就会知道,在这个世界本就没有什么幸福、快乐可言,他们因而心安理得地咀嚼、品尝着那得过且过的现状,甚至于从平淡无奇中找到乐趣。


一个成熟的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所能获得的,就是摆脱偏见。


人生经验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摆脱那些在我们青春期扎根头脑的幻想和虚假概念。


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把童年期孩子的目光和视野控制在尽可能狭窄的范围。在这一范围之内,我们给孩子提供清晰、正确的观念;只有在他们正确认识了在这一视野范围之内的事物以后,才可以逐渐地扩宽视野。与此同时,还要时刻留意不要让任何模糊不清、一知半解或者偏差走样的认识存留在他们的头脑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们对事物和人际关系的观念始终是狭窄的,但却非常朴素。也正因此原因,他们的观念将是清晰的和正确的。这些观念只需要逐渐拓宽,而不需要修正和勘误。这种教育需要一直维持至青年时代。这种教育方式尤其要求人们不要阅读小说,取而代之的是合适的人物传记类读物,诸如富兰克林的传记、莫利茨写的《安东·赖斯》等。


每一个人对独处,即与己为伴的喜爱抑或憎恶,由他自身的内在价值所决定。


如果一个年轻人很早就洞察人事,擅长与人应接、打交道;因此,在进入社会人际关系时,能够驾轻就熟,那么,从智力和道德的角度考虑,这可是一个糟糕的迹象,它预示这个人属于平庸之辈。但如果在类似的人际关系中,一个年轻人表现出诧异、惊疑、笨拙、颠倒的举止和行为,那反而预示着他具备更高贵的素质。


我们在青年时代感受到喜悦之情和拥有生活的勇气,部分的原因是我们正在走着上坡的路,因而并没有看见死亡——因为死亡处在山的另一边山脚下。当走过了山顶,我们才跟死亡真正地打了照面。而在此之前,我们只是从他人的口中了解到死亡这一回事。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活力已经开始衰退,这样,我们的生活勇气也就一并减弱了。这时候,抑郁、严肃的表情挤走了青春年少时目空一切的神态,并烙在了我们的脸上。只要我们还年轻,那么,不管人们对我们说些什么,我们还是把生活视为长无尽头而因此挥霍时间。我们年纪越大,就越懂得珍惜我们的时间。到了晚年,每度过一天,我们的感觉就类似于一个向绞刑架又前进了一步的死囚。


从年轻的角度看视生活,生活就是漫长无尽的将来;但从老年的角度观察,生活则是一段极其短暂的过去。


不是我们存在本身,而是我们存在的现象,依存于时间;现在此刻就是主体和客体的连接处。


有时候,我们相信自己在怀念着某一处遥远的地方,但其实,我们只是怀念着我们在年轻、活泼的时候在那地方所度过的时间。时间戴上空间的面具欺骗了我们,我们只要到那地方一游,就会清楚我们受骗了。


一个人的性格看上去会跟他的某一个人生的阶段特别和谐一致。这样,到了那一特定的人生阶段,这个人就显示出他最好的面貌。


人只是在年轻时期才充满意识地生活;到了老年,人只带着一半的意识继续活着。岁数越大,生活的意识就越发减弱;事情过去以后并不会留下什么印象,这就好比我们把一件艺术品看上千遍以后,它就再不会给人造成印象了。


人们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但事成了以后却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既然现在他们对生活逐渐失去意识,那么他们向着完全失去意识的方向每迈进一步,时间的运转就变得越加迅速。在童年时候,新奇感把一切事物都纳入我们的意识。因此,每一天都是冗长的。我们在外出旅行的时候,也遭遇相同的情况:在旅行中度过的一个月似乎比在家的四个月还要长。


我们生活的时间就像往下滚动的球体不断加速运动。另一个例子就是在一个转动的圆盘上面,距离圆心越远的点转动越快。


在我们的后半辈子,时间加速流逝,无聊也就大都随之消失。同时,我们的情欲以及伴随这些情欲的痛苦也沉寂了。所以,只要我们能够保持身体健康,那么,总的来说,到了后半辈子,生活的重负的确比在青年时期有所减轻。


青年人得到的最初认识是一种直接的认识,它通过瞬间的印象而获得。这瞬间的印象必须强烈、鲜活、深刻,才能带来直观认识。


在青年时期,我们的直观占据上风,但在老年期,思想却把牢了统治的地位。因此,前者是创作诗歌的时期,而后者却是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


较之于老年阶段,人们在青年时代有更多的设想,因此人们知道得不多,但却能够把有限的所知放大;但在老年阶段,人们具备更多的洞察力、判断力和对事物根本性的认识。


人生前40年提供了正文,而随后30年则提供了对这正文的注释。后者帮助我们正确理解正文的真正含意及其个中相互的关联,并揭示出它包含的道德教训和其他多种微妙之处。


最奇怪的事情就是只有当生命临近完结之时,我们才真正认清和明白了我们自己、我们真正的目标和方向,尤其是我们与这个世界和他人的关系。我们接受了我们的位置——那通常,但并不总是,比我们原先设想应占的位置要低。但有时候,我们却必须给自己一个更高的位置,这是因为原先我们对卑劣、庸俗的世界缺乏足够的认识,并因此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对于这一世界来说——太高了。顺便说一下,此时人们体会到了自身内在。


渴望和向往夺走了他的安宁,而缺少了安宁,幸福却是无从谈起。


一切坚果里面其实都是空的,不管它们如何被镀上了一层金衣。


只有到了老年期的后期,人们才真正达到了贺拉斯所说的境界:“在欲望和恐惧面前,不要让自己失去了平静、沉着”


衡量它的真正价值的方法只能是视乎它缺少痛苦的程度,而不是它是否欠缺欢娱,更不是通过生活中的奢华场面。


老年期确实把我们带进孤独,原因显而易见。但无聊并不必然地伴随着这种孤独,无聊只是必然地伴随着那些除了感官享受和社交乐趣以外,别无其他乐趣的人。这些人并不曾开发和丰富自己的精神潜力。


不管我们能够生活多长时间,我们都只享有那不可分的现在此刻,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人们总是误以为能够在这世上寻觅到幸福,而其实,幸福只是免除了苦痛而已;一旦免除了苦痛,无聊就露面了。这样,新一轮的争取满足又告开始。


谢选骏指出:这本《人生的智慧》,是叔本华62岁的时候写的,据我观察,和他31岁的时候所写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相比,这是一个哲学的堕落。但是它却对早期的尼采才生了催眠作用。或者说,叔本华的堕落,就是尼采的起点——这就决定了这位敌基督者终身不幸。最为可笑的是,《人生的智慧》摘取自《附录和补遗》,在这本书中涉及到幸福、孤独、名声、荣誉等话题。主要讨论了如何才能尽可能愉快地度过一生,可以说是哲学上的幸福论。那么,《附录和补遗》又是什么东西呢?那是叔本华在62岁时,在《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因为这本著作首版只发行了500本,还全部堆放在仓库无人问津几十年。即使《附录和补遗》也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后来他的好友兼崇拜者说服出版社,首印750本,叔本华获赠书10本,没有稿费。三年后,英国评论家约翰•奥森弗德读完后惊人天书,对之大加赞赏,并在权威杂志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叔本华墙内开花墙外香,由此一举成名。……如此看来,《人生的智慧》这个哲学的堕落,其实是包藏在《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里面了——叔本华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堕落的。因为,那是从印度异教魔鬼《奥义书》那里捡拾来的思想垃圾。叔本华哲学的出现,说明西方的颓废没落,远远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近百年;而其流行,也早在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1918年)出版之前六七十年的1850年代就开始了。而后才有马克思主义魔鬼学说在英国这个鸦片毒贩的国家的出现。

2022年10月14日星期五

谢选骏:杀威递减并非权威递减



《“权威逐代递减律”被习近平颠覆了吗?——兼论习近平对中共权力传承的致命破坏》(芦笛的博客 2022-10-12)报道:


一、引言


“权威逐代递减律”是我在旧作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我认为,由于中共对暴力资源的垄断以及对现代科技的垄断,革命已无可能发生,中国社会进步的希望,只可能是中共因其制度设计的一系列缺陷而自行垮掉。这些缺陷中最致命的一条是,中共领导在权力传承过程中,会出现权威逐代递减。中央权威一代代弱化下去,最终总有无法维持的那一天。这就是中国社会文明化的希望所在。


这个观点是在十多年前提出的,当时中共的确也呈现了权威逐代递减的趋势。但在习近平上台后,这个趋势似乎被他打破了,“权威逐代递减律”就此沦为笑柄。在《海纳百川》网站垮掉之前,还有某个无聊网人因我居然胆敢对伟大领袖川总统不恭,把它当成姜子牙的“打神鞭”,反复祭出来。


这类网人有此反应毫不足奇,盖他们不具备起码的思维能力,只看到结论,看不见也没想过那结论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因而不知道若推导基础为真,就不能说那结论已被证伪。而我早就在多篇旧作中给出了自己的推导过程,下面引用《野蛮的俄罗斯》的相关段落:


“中俄走过的道路,强烈质疑了人类社会发展最终会殊途同归,实现全世界‘民主大同’。民主社会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出现,乃是因为有的国家的公民特别是精英阶层具有强烈的‘自由欲’,这对他们来说几乎成了生理欲望。正是在这种欲望的驱动下,实行‘形式上的平等’以确保公民享有同等权利的民主社会才会被发明出来。但在缺乏这种心理驱动力的国家中,民主社会能否自发形成很值得怀疑。


诚然,这两个国家急剧的社会转型,是因为斯大林的设计无法长期运转而自动发生的。但这剧变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人民终于察觉了自己的基本权利被统治者无理剥夺了,要奋起把它们夺回来,而是因为斯大林在设计反文明世界时忽略了私欲这个最强大的推动力,因此它不但效益低下,浪费严重,而且没有持续推动力,迟早要陷入困顿。当西方参照系彰显了这弊病后,党内改革派便会应运而生,引出改革甚至革命。因此,促进苏式社会发生大幅度转型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而不是政治。人民之所以欢迎改革,也主要是因为它创造了经济奇迹,消除了原来的民生匮乏。


正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只有金钱欲而无权利欲,当原来的缺乏经济活力的共产极权制度被改造为具有经济活力的纳粹式极权制度之后,无论是党内当权派还是党外精英都将丧失变革现状的愿望,改革就此失去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妨碍这种背时制度持续存在的剩余因素,是斯大林原设计的另一缺陷——党皇权威逐代递减。前文已经指出,与传统帝制不同,新时代的皇帝们的权威并不来自于上天,因而不会衰减,而是来自于他本人对部下生杀予夺的实力。但在先皇的淫威下长大的新皇不可能具有类似实力,否则必然会引起先皇的猜忌而被除掉。于是新皇即位后就不可能拥有先皇的权威,如此便造成中央权威逐代弱化,最终有可能引起野心家发难,权势集团发生大规模的内讧,导致政权倾覆。这就是中共至今未能消除的潜在死穴。”


其他有关论述散见于别的旧作中,逐一征引事倍功半,不如在本文中重新展开,系统论述一番。


二、僭主制度与接班人危机


所谓“僭主”(英文为tyrant)是古希腊人使用的一个专属名称,用来指代那些既非世袭君王,又不通过民主选举,而是靠实力上台的城邦统治者。此后,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将僭主归纳为一种政体,将其列为人类可能建立的五种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体,财阀政体,民主政体以及僭主政体)中最坏的一种。从他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人们可以总结出僭主政体的以下特点:


1)得位不正,既非世袭又非民选,政权缺乏天然权威。


2)掌握了绝对权力,不实行法治,凭个人意愿随心所欲实行统治。


3)因为政权缺乏合法性,僭主充满了不安全感,生怕失去大权而身首异处,因此为了保持权力而无所不用其极。


4)为了保住大权,僭主会时时使用极端、残酷和狡诈的手段,无情诛锄真实的或想象的竞争对手,却因此反而加重焦虑,形成恶性循环,让他永久生活在对他人复仇的恐惧中,成了自己的囚徒。


在古希腊时代,僭主只是个别现象,并未真正成为一种持续存在的政体。然而到了现代,随着共产极权制度的问世,僭主政治才真正成长为一种代代相传的社会制度。它既具有上述古代僭主的特点,又获得了以下新的特征:


1)僭主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形成了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组织严密的统治集团。


2)Tyranny的中文翻译“僭主”反而比原词更准确了。在汉语中,“僭”是“虚伪”、“假冒”的意思。而现代僭主集团最突出与最致命的特点,就是假冒为善。它不代表任何阶级或阶层,只代表自己,却被迫在表面上接受“主权在民”的西洋政治理念,冒充“人民政权”,声称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制度由原来的奴隶社会主义演变为世袭、垄断、腐败的官僚资本主义,贫富差距跃居全球第一。中国共产党早已蜕变为中国资产党,普罗大众则沦为鄙视链终端,变成习近平心腹蔡奇口中的“低端人口”,中共却仍有那脸皮冒充“无产阶级政党”,实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伪人民政权,最怕的就是本来面目被揭穿,因此必然要将西方民主国家以及国内自由知识分子视为死敌,进而将全民都视为可能颠覆自家统治的危险分子,将监控镇压小民视为压倒一切的最重要的政务,以致所谓“维稳经费”超过了国防预算。


3)僭主集团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各层官员,都不是民选出来的。因此,它的最高统治者不能像西方那样,“职”与“权”不可能分离。当选总统天然具有法律赋予的施政权威,绝无可能被“架空”,成了“有职无权”的晚期华国锋式点缀。因此,僭主的统治必须靠人造的权威来推行。这就是造神运动必然发生的机制。


造神运动原是斯大林的发明,为当时各国共产党效仿,并为中共在文革中推到极致。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指出了造神运动对维持党的统治的必要性:


“在革命队伍中间,个人威信跟党的威信、阶级威信是不可分离的。党的、无产阶级的威信是通过某些个人崇高的威信表现出来的,在威信这一点上,无产阶级长期不如资产阶级的威信高,很长的一个时期,人家总是看不大起无产阶级,因此就要注意这个问题。一个党的、阶级的、革命的、人民的领袖非有不可,有了有很大的好处。”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


在1970年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毛泽东更坦率地承认,离开造神运动,中共政权根本就混不下去:“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358页)


出于对西方世界的彻底无知,毛没有意识到,他这话恰好说出了僭主制度与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区别。任何一个对西方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造神运动并不是“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的施政前提。他们的施政权威是法律赋予的,并不需要自己去苦心孤诣地造出来。这就是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在中共夺权斗争中,造神运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威力。不幸的是,它同样也成了毛泽东以一己之力毁党造党的成功前提。经过文革后,邓小平、陈云等人如同当年的赫鲁晓夫一样,痛苦地发现,它同时也是神本人诛杀战友的大杀器。当年狂热造神的刘少奇与林彪,哪怕爬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在正统帅无故翻脸后却连招架之功都没有,遑论还手之力,只能被正统帅如同捻臭虫一般轻易捏死。党魁被神化的代价,是所有其他党人都丧失了基本的人身安全。正是为此,邓小平陈云等人才被迫放弃了我党这第四大法宝。


但放弃这一大法宝,就又出现了少奇同志早就指出的“在威信这一点上,无产阶级长期不如资产阶级的威信高,很长的一个时期,人家总是看不大起无产阶级”的老问题。小平在世时还能靠余热发电。小平一死,新中央总是苦于权威不足。胡锦涛当国时表现得最突出,几乎就跟毛泽东当初说的那样,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薄熙来表现出来的桀骜气焰,与晚唐的藩镇也差不多了。


由此产生了现代僭主制度的一个不可解的两难:不造神,党魁们便缺乏施政权威。造神则有可能危及全党,直接威胁到党魁的同僚们的身家性命。


4)接班人危机。前已述及,现代僭主制度与古代僭主不同,已经成了一种代代相传的社会制度,由此便产生了它特有的接班人问题。这是现代僭主制度的又一死穴,根本不可能通过修改设计来消除。


众所周知,不但整个僭主集团当初是靠诈力夺取政权的,就连党魁也是靠诈力,斗倒斗垮斗死斗烂斗臭党内政敌才上位的。然而现代僭主制度虽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贵族世袭制,却并不实行君主世袭制,党皇不能不把大位传给异姓子孙。


这就让党皇生活在永恒的焦虑中。他不能不在梦里也提防皇储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中山狼,而且生怕皇储在他死后不能做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在他身后背叛他的革命路线,更效法赫鲁晓夫鞭尸。


于是接班人问题便成了党皇无从医治的心病。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革,就是因为这心病剧烈发作。为此他不惜把党国折腾得万死千伤,先后废了两个皇储,却最终也没能解决这问题,尸骨未寒,爱妻爱侄便双双沦为阶下囚。中国更迅速从奴隶社会主义社会演变为官僚资本主义社会,让他的噩梦成真。


这种闹剧,无论是在传统君主社会还是现代民主国家都绝不会发生。在传统社会,君主要废储立储,话一句耳,何须将全民投入高层权力斗争的血雨腥风?而且,除非改朝换代,无论先皇如何横暴荒淫,新君是绝不可能鞭尸的。哪怕弑君上位的隋炀帝,也要装出一副孝子模样,根本不可能下诏痛数他爹的大罪。民主国家则各人凭本事竞选上位,不存在什么“接班人”问题。


老邓在世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两条,一是废除党魁终身制,每届党魁只能连任两届,每届任期五年,二是隔代指定接班人,并定下了“集体接班”的规矩。他死后,江泽民等人作了点探索,建立了一系列潜规则,诸如“七上八下”(以67岁为进入政治局的年龄下限),这一规则在十六、十七和十八大产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过程中都得到严格执行。


不仅如此,胡锦涛还尝试过在党内实行“民主推荐”,在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上试行会议投票推荐“党和国高层领导人选”(新华网:《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2017年10月26日)。


这些小修补根本算不上制度改革,但毕竟是试图将权力传承程序化、制度化的微弱努力。然而随着习近平的上台,连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修小改都被他扫除殆尽,中共政权再度次沦为连个权力传承规矩都没有的劣等土匪山寨(我早就在旧作中说过,中共连梁山泊都不如,人家还有个天降石碣来摆平排座次的纠纷)。接班人痼疾不但没有解决,还比毛时代更加恶化了。


三、习近平真的推翻了权威逐代递减律吗?


习近平变成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大独裁者,靠的是两条。主观因素是他的装傻功天下第一。上面说过,先皇靠诈力上位,最忌惮的就是被皇储篡位或是鞭尸。因此,让他放心的接班人只能是平庸之辈。而习近平恰好具有智商低下、政绩平庸的“优点”。和薄熙来比起来,这一“优点”就更加突出。再加上习近平“良贾深藏若虚”,深度内敛,从不敢流露真实的政见与勃勃野心。因此,如同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年挑选了“忠厚少文,不蠢不笨”英明领袖华主席一般,江泽民也看上了这个“忠厚少文,不蠢不笨”的人民领袖习主席。两人犯的是一模一样的错误。由此可见,要找到“你办事,我放心”的皇储有多难。


客观因素则是江泽民以腐败治国,造成了全党有官皆贪、无吏不墨的大好局面,为习近平造就了劫持全党的千载难逢之机。自江泽民以下,所有的党官都有小辫子抓在他手里。“反贪”不但成了他的政绩,借机提拔亲信的渠道,更成了他挟制威逼大佬们就范的利器。


据李南央女士披露,某前政治局常委让秘书捎了个字条给她父亲,为此吓得尿不分点地滴,“一再叮嘱这个纸千万不要给任何人看。千万不要让人知道我给李老送了这么一张纸。都吓到这种程度了。那田纪云更是。都是大家吃饭,聊聊天,聊完天就到此为止。他们哪像我爸那样啊,说话根本就不敢出圈儿,绝对不敢出圈儿”(美国之音中文网:《中共二十大报道:习连任被指违背党心民意 党内及红二代有“气”无力?(2)》,2022年10月13日)。为什么怕成这个样子?因为背后就顶着匕首。自己和亲属都是新疆姑娘,头上满是小辫子,习总爱抓哪条都没问题。


但这是权威吗?这是淫威!与劫机犯的淫威有何区别?所谓权威,并不光是权力造成的让人屈从的威严,更是政绩和超凡魅力(鬼话称为卡里斯玛,Charismatic authority)引出的部众发自内心的崇拜。被毛泽东整得九死一生的周扬在出狱之后,对毛仍然毫无怨恨之心,据他儿子说:


“父亲一生对毛泽东崇拜之至,不管毛主席一生犯多大错误,他都只往好处揣摩毛的动机。早在1976年前后,估计他就和有些人讨论过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的问题,他对我说,有人说是‘帝王思想’,另一些人说是‘急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极左思想’,父亲当时好像还没想清楚。不过在他眼里毛泽东仍是一个伟人,人无完人,伟人也一样。毛泽东去世时,他流下了真心的眼泪。”(周密:《走出秦城的父亲周扬》,《报刊荟萃》,2011年7期)


这才是真正的权威,让人顶礼膜拜到“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权威。


毛泽东之所以能赢得部众之死靡它的衷心崇拜,首先靠的是他领导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功勋(尤其是他力排众议,坚持将内战伪装为抗战,致使中共乘国难崛起的“不世之功”),其次是他个人的“超凡魅力”(张国焘语),而正是这些构成了造神运动的依据。


习近平要当新神,依据在哪里?除了结仇于全党的“反贪”外,他为党国立过什么功?“战狼外交”与“动态清零”?他的“卡里斯玛”(charisma,魅力)又在哪里?可曾说过一句雅俗共赏,给高知与普罗大众同样留下终生难忘的名言警句?我记得的只有一句:“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一听就知道,这是他青少年时代在北京群殴时学会的切口。


何频先生认为,尽管习近平没有毛邓的权威与民间的声望,但无论是在毛泽东时期,还是在邓小平时期,中共内部都有错综复杂的派系,而习近平几乎扫平了所有权力派系,摧毁了以巨商为中心的权贵群体,打压了有民主自由理念的政治异议分子……从军队到元老,从官僚到商人,从知识分子到百姓,已经看不出有对习近平构成有力量的挑战。如今中共内部已不存在清哳或隐藏的派系。无论是元老,还是官僚,抑或民间,对习近平的个人权力都不构成真正威胁。如果说未来中共还会产生新的政治派系,那也只是习近平下面的分支,他们只是为了争宠而战,而不是挑战习近平。所以,何频认为,“他对权力的掌握,超过了江胡,也超过了毛邓”。(何频:《二十大——“百家争宠”习近平》,德国之声中文网, 03.09.2022)


窃以为,此论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当然,党史上还从未见过有哪个党魁像他那样,占据了如此之多的职位,不仅是常规的党政军“三位一体”(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而且还兼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多个小组的组长。这在党史上还从未见过。


但职位并不等于权威。相反,担任的职位越多,越说明习近平的权威不足,不敢放权给他人,如毛泽东那样“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领袖决定,各方去办”。要明白这一点,只需看看老邓最后什么职位都没有,不过是个退休老人。但他在南巡中发一通讲话,下令“谁不改革谁下台”,立即就把名义上的元首江泽民吓得改弦易辙,再不敢“问一声姓社还是姓资”,走回头路了。这种权威,请问习近平在何时何处表现出来过?他若真是退休,立即就要被碎尸万段。


诚然,从表面上看,习近平似乎确实扫荡了党内一切派系,而无论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党内都有各种派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毛和邓面临的威胁比习的多。毛时代党内派系虽然盘根错节,但无论是哪个派系,对毛都是心悦诚服的。自七大以后,党内就从来没有一个反毛派系,不仅是不敢反,更是连反抗的念头都根本不会有。即使隐隐觉得毛的主张与自己的不一样,也只会认定是自己错了,赶紧“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深挖自己跟不上领袖的步伐的思想根源。


老邓的权威当然不如老毛的一半。终他之治,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保守派,反对他的改革主张。但他同样有一大批心悦诚服地跟随他的信徒。这些人支持他,不是屈从于他的威胁利诱,而是因为深信他代表着正确的方向。


习近平有这么一群信徒吗?有哪个马仔不是出于他的威逼利诱,而是深信他代表着正确的方向而紧跟着他?难道他们全都傻到完全丧失了理智和常识,认定他的战狼外交与动态清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英明举措?


说到底,毛、邓与习时代的区别,在于前两个时代中,党内还有大量的信徒。当然,邓时代的信念已经开始多元化,不再像毛时代那样“一元化”了,但许多党人仍然有着信念。而今日则全党皆“犬儒”,再也找不出一个有任何信念的党人来了。而且,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世上有“信念”这种东西,认定有信仰的人都是以信念掩饰肮脏盘算的“圣母婊”。今日之中共完全是一个“以利合”的利益集团。而庄子早就说过了:“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祸患害相收也。”(因为利益纠集在一起的人,遇到祸患途穷时就会互相抛弃。而天性人伦相连的人,遇到祸患途穷时只会更加团结)。


这其实就是习近平的成功秘诀。他之所以能扫平党内所有派系,是因为那些人都是“以利合”者,而且所有的人屁股上都有屎,当然只能在牢狱之灾临头时土崩瓦解。今后党内很可能也不会产生反习派系,那是因为他利用现代高科技侦控手段,使得对之有着腹诽的人不敢聚会纠集势力。李南央女士说的那些前高官聚会时饱食终日,言不及义,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但这只是压服,不是心悦诚服,不能视为权威的表现。


据《韦氏词典》,权威是“影响或控制思想、观点或行为的权力”;据《剑桥词典》权威是“道德上或法律上的权利或是控制力”。无论是按哪一种定义,习近平都不具有足够的权威,他当然具有控制人的行为的权力,但他不可能影响或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观点,因为他根本不是一个inspirational leader(鼓舞感召型领袖),即使那些他最亲近的马仔,内心深处对他也很可能只有鄙视。这与毛、邓完全是两回事。


总之,权威不是权力,而是权力+威望。而威望并不一定是权力造出来的。罗马教宗和西藏的达赖喇嘛都没有多少世俗权力,但其权威是一般世俗领袖难以望其项背的。随着中共由过去的宗教集团进化为今日的世俗利益集团,哪怕再出一个其才百倍于习近平的党魁,也再无可能产生一个具有精神权威的领袖了。习近平攘夺的权力可能是空前的,但那并没有威望的加持,因而实质上是空洞的。


正因为中共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宗教集团,即使习近平发动新的造神运动,也不可能为自己造出真正的领袖权威。这道理很简单:在一个全民皆“犬儒”、一致认定具有信念的人是“圣母婊”的国家,怎么还能制造出我们当年那种赤胆忠心的信徒来?


四、习近平断绝了党的生机


前已论及,现代僭主制度的致命死穴,是无法做到权力的程序化、制度化乃至民主化(指的只是党内民主亦即贵族民主,不是现代的全民民主),因此使得党国成了个连梁山伯都不如的劣等土匪山寨,党魁上位只能靠诈力,几乎每次都要引发剧烈的权力斗争,每次权斗都要大伤党国元气。邓小平等人看到了这个问题,作了有限的补救,包括限制党魁任期和年龄,规定“集体接班”,试图将权力传承程序化与制度化。这些考虑的用心很明显:党魁任期有限,纵使他胡作非为也只有十年,不至于像毛泽东那样“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集体领导”则能预防党魁个人一意孤行,把党国搞垮而后快。而胡锦涛一度采用的“民主推荐”制度则既有利于选出具有威望的党魁,也能消除“接班人危机”,化解由此引发的大规模权斗。


习近平上去后,将这一切微不足道的改革扫荡得干干净净。他不但修改了宪法,使得国家主席再无任期限制,更做出了连毛泽东都没敢(或不屑)做的事,规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每年都要向他书面述职。这完全是把部下视为臣仆。此外,他还废除了胡锦涛采用的“会议投票推荐党国高层领导人选”制度,改为由他本人亲自面试领导机构人选,把高官们当作自己出资雇佣的打工仔。


这些举措,不仅加深了现代僭主制度的接班人危机,破坏了党治的可延续性,而且加剧了党内矛盾,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习近平本意是要否定邓小平改革,重建毛泽东式统治,但改开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若按他的初心恢复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势必要让国民经济彻底崩溃,民不聊生,他又不敢真的跨出那步去,于是欲奸不敢,欲罢不甘,只能搞成眼下这不良不娼样,让左右派都不满意,更让官员们无所适从。看来他唯一可能实现的愿景,就是效法毛泽东那样终身统治下去。


这用党的行话来说,便是为了一己私欲,不惜毁坏党国的千年大计,乃是党的罪人。但客观来看,他别无选择,只有硬着头皮撑到底。党史上还从未见过他这种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得罪一切可以得罪的人。他当国十年,整肃的高官的人数远远超过毛泽东时代。否定改革开放,得罪了一大批改革中获益的政治贵族与经济贵族;治国无方,经济连续多年下行,如今更濒临经济衰退,中产阶级面临返贫的真实危险;铁腕压制文艺思想自由,致使学术界、文艺界一片萧条,开明知识分子普遍心怀不满;动态清零搞得全国鸡飞狗跳,一夕数惊,民怨沸腾;“战狼外交”导致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与俄国秘密结盟抗美更激起了欧美国家的普遍反感……。这一切都会在他失去权力后变成政敌复仇的借口,全民口诛笔伐、斗倒斗垮斗死斗臭斗烂的充足理由。因此,他再也不可能像前任那样,平安退休了。相反,他应该是今日中国最缺乏安全感的人。


当然,如何频所说,眼下看不到有足以挑战他的政治势力。但就算他真能终身保持权力又如何?僭主制度的接班人危机非但没有解决,反倒被他的揽权专权激化了。除非他效法金日成,把党天下改为家天下,从现在就开始培养他儿子当皇储,否则他根本不可能有接班人,也不敢挑选接班人——他就是靠欺骗江泽民上位的,深知一旦看错人意味着什么。连英明神武的毛太祖都栽倒的地方,他又有何本事躲过去?


这一切决定了习近平只可能是个没有接班人的终身独裁者。就算他的部下真是何频说的“政治机器人”,唯一的功能就是“百家争宠”,没谁敢起来反对他,那又怎么样?难道他已经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不会病倒或甚至暴卒?就算他能寿终正寝又如何?他死后怎么办?手下都是“政治机器人”,谁有足够的威望力压群雄,出来收拾那烂摊子?那时可真就是共党垮台的时刻了。


这时刻已经不远了。小习今年69岁,就算他能活成百岁人瑞,能保持日理万机兼万姬能力的“有效年龄”,充其量也就只到83-84岁,这就是说,大家顶多再等15年就能看到他的下场了。至于中共垮了,中国会怎么样,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在临终嘱咐说过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显然搞混了“杀威”和“权威”。何谓“杀威”?《水浒传》里,大凡新到的犯人,必须先打一顿“杀威棒”,灭灭他的嚣张气焰,让他的屁股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所以我们看到,多数开国皇帝都是杀人如麻的匪类,他们的威风都是“杀威”,而非“权威”。简言之,只要他们停止杀人,马上就威风扫地了。这种血腥恐吓的“杀威”与不怒而威的“权威”完全不同。所以在我看来,中国政治是有“杀威递减”的现象,但那绝不是“权威递减”。举例来说,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哪个权威更强?我认为可定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刘邦只有杀威而没有权威,所以只能吓人而不能服人。汉武帝因此更有权威。在这种意义上,甚至末代皇帝也比开国皇帝更有权威,尽管他可能弱不禁风甚至尚未成年——但他无需杀人就能获得大家的认同,甚至死后多年还能得到大家的缅怀。这才是真正的权威。所以我说,“权威递减”是一个伪命题,“杀威递减”才是一个真命题。而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正是从“杀威到权威”的过渡中,逐步获得的。


谢选骏:国际共产主义现在完全仰赖中国的输氧


《“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如何重塑中国国家认同》(储百亮, 王月眉, JOY DONG 2022年10月11日)报道:


在中国西南部的藏族村庄里,共产党官员一直在传播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民族团结准则:所有民族必须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中国,拥有可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共同遗产。

在四川省甘孜州的一个藏族地区,上万名公职人员与当地家庭结成对子,收集信息,并向各家赠送大米、食用油和习近平的画像等礼物——这一切都是为了强调他的信息,从西部的新疆到东部处于争夺中的台湾岛,都有一个全面的中国身份。

据当地报纸报道,甘孜州委书记沈阳对一户人家说,“今后我也是你们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了。”

这场运动背后的民族主义动力对习近平重塑中国的努力越来越重要,对教育、社会政策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对祖国的呼唤长期以来一直是该党工具箱的一部分,但习近平将其提升到新的高度,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抵御国内外威胁的堡垒。

习近平正准备在周日的党代会上获得开创性的第三任期,他实际上已经任命自己为中国的首席历史学家,他精心策划了一个在博物馆、电视节目和期刊中重述的故事,将他的专制集权议程作为根植于古代的价值观的实现。

在他的愿景中,无论哪个民族,所有中国人都被文化纽带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纽带可以追溯到最早的几位帝王。言外之意是,任何违抗习近平优先事项的人也是在背叛中国神圣不朽的价值观。

在美国、俄罗斯、印度和其他国家经历自己的民族主义复苏时,习近平的愿景也是为了让中国避免不利的影响,特别是来自西方的影响。5月,习近平对政治局(其成员为该党的25名最高官员)发表讲话称,西方人往往错误地认为,中国只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5000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他说,5000年是一个经常使用但有争议的起源纪年,“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

在极端情况下,习近平对单一中国身份的坚持导致了学者和外国指控中国进行文化种族灭绝,理由是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穆斯林群体被大规模拘留。

其他灌输工作正在西藏、蒙古和回族穆斯林中进行。习近平的信息也针对香港和台湾,后者对北京的统一要求越来越反感。“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他对官员们说。

十年前,甘孜是西藏人的抗议中心,为谴责中国的统治,抗议者进行自焚,有时甚至失去生命。新的运动似乎旨在根除任何残余的潜在抵抗。

该活动是为了“鼓励他们一家要在保留地方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多想办法、转变传统观念”,参加活动的官员拜访的藏族招待所经营者伍吉泽仁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关键是团结”

这些出土于四川省西南部的文物,看起来与中国之前发现的任何东西都完全不同。巨大的头颅雕塑,突出的管状眼睛。长着尖耳朵的金面具。一棵四米高的青铜树,看起来像是崇拜物。

三星堆遗址是中国最壮观的考古发现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发掘,过去两年里又发现了1.3万件文物,引起了新的关注。许多看过它的人都会问同一个问题:这些看起来不像来自地球的东西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三星堆可能是来自外星人的,”参观三星堆博物馆的游客韩中宝说。“我感觉三星堆的文化跟中国文化没什么联系。”

中国当局则极力反驳。政府宣传称,这些有3000多年历史的文物证明,早期的中国文明比许多人之前认为的更加多样化,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凝聚力的。

三星堆考古遗址展览中的雕塑。政府宣传称,这些文物证明了中华文明的渊源比以往认为的还要久远。

“多元一体关键在一体,”北京大学考古学家孙庆伟通讯社新华社表示。“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篇章,它本身也包含了多种文化因素,但最后融入到中华文明中来。”

专家指出,制作三星堆青铜器所用的材料和工艺与中原诸国的青铜器有相似之处,那些王国在传统上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摇篮。

“通过这种很具体、实际的科学证据,我们也想把这种联系一条条的给它复原起来,”最近领导了一些挖掘工作的四川大学考古学教授黎海超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多元一体’它不仅仅是一个空的口号。”

但其他考古学家认为,这样的古代聚落并不能支持中国几千年前就是统一国家的现代主张。

“过去就没有过理想化的国家,”研究过三星堆遗址的台湾古中国学者王明珂说道。他还说,中国和世界的民族起源故事是当局为了巩固权力而编造的。“然后他们就说,‘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我们的祖先就来自这里。’”

对于习近平而言,这些问题都饱含政治意蕴。在今年5月召开会议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之前,他曾在2020年主持过关于“中国特色考古学”的中央政治局会议。2017年,他还与特朗普总统就中国与埃及哪国文明更古老的问题争论了一番。

“文化没有断过流的,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在北京故宫漫步时,习近平这样告诉特朗普。

2017年,特朗普总统及其妻子梅拉尼娅与习近平及其妻子彭丽媛一起参观故宫。在行程中,他们就中国文明是否最古老的问题争论了一番。

政府对历史和考古研究增加了资金投入。随之而来的,还有研究人员的发现结果必须反映官方叙事的压力。政府在考古工作的五年规划中写明,考古项目应“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与发展过程”。

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发出像17岁高中生聂玉英(因)在参观三星堆博物馆时那样的自豪感。

“它们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传承,”聂玉英在谈到这些展品时说。

“我们深受西方文化和艺术的影响,”她补充道。“为了我们的未来发展,为了不忘记自己的根,我们必须学习这个国家的过去。”

中国政府所付出的努力远不止在三星堆。它严格要求关于西藏、新疆和边境地区的书籍展览都要将这些地方描绘成中国亘古不变的一部分。官员们辩称,藏族与中国的多数民族汉族之间有基因和语言联系,这说明了在数千年前,即使是西藏的山脉也与中华文明息息相关。

“中华民族共同体它是原来就存在这个自然现象,自然本质,我们再给它一个名称,”上海复旦大学遗传学教授李辉在最近一次演讲中说道。“我们先有一个共同体,然后才有各个民族。”

“自家的陌生人”

当这种关于中华民族地位的强势愿景已经影响到他经常前往的偏远城镇和村庄时,嘉洛(音)变得愈发担忧。

作为一名教育专业的藏族教授,他数十年来一直游历中国西部,鼓励那里的藏族行政人员、教师和家庭以他们自己的母语和文化继续教书育人。他的努力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随着近年来学校几乎全都改上汉语课程,他的工作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挫折。

“语言不仅仅是语法,”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它承载了我们的文化。”

习近平大大加快了向少数民族灌输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步伐,对新疆最为无孔不入,但对藏族和蒙古族也是如此。

2020年,位于中国北部内蒙古的官员拘捕了抗议学校改授全中文课程的家长。去年,中国教育部还颁发命令,要求所有少数民族儿童的学前教育必须使用普通话。

“我国民族工作长期偏重维护少数民族特殊性、传统文化和自治权利,”7月,倡导加强少数民族融合已久的北京大学社会学家马戎在官媒《环球时报》刊文称。

习近平政府一直在提拔支持这种观点的官员。今年,潘岳被任命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从上世纪50年代到2020年,该委员会一直由少数民族官员领导。但潘岳及其前任都是汉族,而潘岳也非常乐于接受根植于古代的共同身份观念。

“中华文明从未中断,根子在大一统,”潘岳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历史上,中国不乏多元族群与多元宗教。但无论族群如何多元,总能因命运与共而融为一体。”

现年55岁的藏族教育家嘉洛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了他的努力,当时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较为宽松,藏区学校经常以自己的本土语言给孩子上课。

嘉洛说,他希望藏族孩子可以先学地方语言——藏语实际上是一个由多种方言组成的大家庭——然后再去掌握标准语言的写与说。

在习近平治下,留给地方语言的空间越来越逼仄。学校愈发严格地要求学生基本只接受中文教育。嘉洛表示,自2016年以来,越来越多年仅四五岁的藏族儿童被送往寄宿学校,以加速接受中文浸淫。当孩子们在周末返回家中,他看到了这样做的效果。

“感觉就像他们成了自己家中的陌生人、客人,”嘉洛说。“他们不参与谈话,也与父母没有肢体接触。”

在云南省一所大学的教学合同被终止后,嘉洛于2020年底离开了中国。他说,担心藏族身份和教育行动主义会让自己遭受越来越多的政治怀疑。如今,他在加拿大这个他曾经的求学之地发起运动,希望能结束中国对藏族儿童上寄宿学校的强制。

“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得到了用自己的方法做事的一点空间,”他说。“现在我们可以谈论西藏的学校教育,但已经不能说还存在藏族教育了。”

祭祀黄帝

本月,在浙江省东部的一处郁郁葱葱的狭窄山谷里,数百名官员及其宾客汇聚一堂,参加了一场祭祀黄帝的典礼。

号角和鼓声奏响。军人们为这位汉人的祖先、神话中的神祇帝王献上花篮。数十名穿着飘逸长袍的表演者载歌载舞。一条巨龙被放飞到空中。

“伟哉吾祖,为五千年华夏人文开基立业,”当地的市长吴舜泽叹道。他还有写给习近平的献词。

这样的民族塑造奇观浮夸又牵强地复刻了古代仪式,在中国各地的规模都愈发宏大、复杂和引人注目。

习近平的民族运动还旨在建立占中国总人口91%的汉族的团结。官员们将由国家管理的民族主义——即有组织、照本宣科、程度可控——视为一种工具,用来引导公众情绪,并在面对(尤其是来自美国及其盟友)日益增长的敌意时保持统一战线。

这是习近平意欲将台湾并入中国的驱动力。在黄帝祭祀大典上,吴舜泽承诺与台湾的统一“势不可挡”。

中国4月举办的纪念黄帝的典礼,黄帝是神话中的神祇帝王,被认为是中国多数民族汉族的祖先。

“按照这样的观点,何为中国的,将由党来定夺,”新西兰的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表示。

一个风险在于,政府可能会让民族主义失控,哪怕它鼓励了这种情绪。今年夏天,出于对北京未能强行阻止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失望,中国社交媒体用户怒火中烧。他们抱怨说,政府的夸夸其谈让他们误以为会采取军事行动,并嘲笑中国军队软弱无能。

北京迅速把民愤控制在了其允许的范围内。在佩洛西访台后,北京发布了一份强调两岸血缘和文化联系的政策文件,重申了台湾始终属于中国的立场。中国外交部长将台湾总统蔡英文称为“不肖子孙”。另一位官员指出,在台北餐馆售卖的面条证明台湾是中国“失散多年的孩子”。

药企员工杨晨在中国中部的郑州附近帮助组织了一年一度的黄帝祭祀典礼,他希望更多台湾人能参加这样的仪式。

“认可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还是挺好的,先从文化上先找一个共同的认可的东西,”他说,随后他开始犹豫这些象征符号能否赢得台湾的认同。“但是也不一定哈,前一段时间不是还发生了佩洛西去(台湾)的事吗?”


谢选骏指出:上文的作者们有眼无珠,完全没有看到“共产主义现在完全仰赖中国的氧气”苟延残喘了,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正好相反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时,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给予老百姓的思想时,就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毛泽东与毛远新同志谈批孔》)因为毛泽东说不行,所以他就死了;毛僵尸不懂,如果共产党不走回头路,那就立马断气了。结果呢?国际共产主义现在反而完全仰赖中国的输氧。

谢选骏:现代南北朝的“俄罗斯观”支离破碎



《俄罗斯乌克兰危机:中港台三地民众关注焦点有何不同》(2022年2月25日 BBC)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全球掀起轩然大波,中港台的民众也高度关注该事件的发展。但跨越地域和政治差异,两岸三地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焦点大有不同。


中国大陆民众对此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关注非常之高。即便在受到网络审查的情况下,社交媒体上也充满了对相关话题的讨论。


2月25日上午,占据微博热搜榜单前50名的话题中,有超过一半议题与之相关。引领话题的主持人大多是中国官媒,包括环球网、央视新闻、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等;其中少数是偏市场化的媒体,比如山东商报。


在另一社交媒体微信中,计算内容受欢迎程度和关键词重要程度的小程序“微信指数”显示,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个关键词在24日的日增长趋势分别达到275%和147%。


大陆民众对该议题的讨论方向呈现多样性。微博热搜包括本次冲突的最新进展,比如“乌克兰禁止18至60岁男性公民离境”、“乌克兰称西方完全放弃了乌克兰”、“导弹击中乌克兰一机场现场画面曝光”、“乌军与俄军在苏梅激烈交火”等等。


讨论还涉及与该事件相关的外交互动,比如话题标签“法国外长回应北约为何不出兵”、“印度总理莫迪与普京通电话”、“日本将对俄实施新制裁”、“拜登称现在美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等。


中国大陆民众尤其关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做法是否正确。许多网民支持俄罗斯的做法,并认为美国的介入是导致这场冲突的重要因素。


一位微博用户说,“如果俄罗斯不打,乌克兰加入北约,下一步可能北约和美国就要威胁俄罗斯。到时候中国政府一定会帮助俄罗斯。如果不打,就等着北约和美国一起打中国。”截至25日中午,这条留言获得近6万人点赞,4千多条回复。


但反俄言论也一度在微博上盛行。一份“俄罗斯侵占中国领土顺序表”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有用户引用历史介入讨论。


“我实在不能理解我们国家的政府为什么明里暗里支持俄罗斯侵略别国,俄罗斯的行为不就是当年日本侵占中国成立伪满洲的行为吗?一码归一码,北约打了我们的大使馆,这个确实是国仇家恨,但是俄罗斯这种行为还支持,不怕有一天这样搞我们吗? ​”一位微博网友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22日期间,批评俄罗斯的内容逐渐被反美言论所取代,一些用户将反俄用户描述为“美国间谍”。一名用户将矛头指向美国,称美国从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那里窃取了土地。另一位说,“你们上了美国的大当了,美国故意搞你们,卖过期武器给你们,怂恿你们先开火,渲染战争把你们资金转移走。”


中国大陆民众还关注在这次灾难中的乌克兰难民以及在乌的中国公民。在有关包机接返中国公民的讨论中,很多网友关注允许登记人士包括持有台胞证的民众。其中一位网友说,“此生不悔入华夏,来生还生中华家”。另一位讽刺道,“可不可以让持台胞证的喊出我是中国人再登机”。


在有关美国接受乌克兰难民的讨论中,多数网民讽刺美国的做法。其中收获点赞最多的几条帖子写道:“虚空接收难民,嘴上说说而已”;“笑死我了,每次都是美帝搞事情捞好处,然后欧洲背锅”。


香港:2019年反修例抗议的联想


在香港社交媒体上,许多民众从本次乌克兰危机联想到香港近年来发生的抗议运动。


香港自2019年发生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示威运动,期间多次发生暴力冲突事件,逐渐演变成一场诉求更为广泛的社会运动,成为香港主权移交以来的重大政治危机。在抗议期间,一部乌克兰在2013年抗争运动中拍摄的纪录片受到部分香港抗议者欢迎。


在目前这场乌克兰危机中,一段短片在香港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讲述一位要留守战场的乌克兰父亲送别女儿的场景。


香港媒体人潘小涛在其Facebook公众页贴上这则短片链接,并写道,“作为香港人,看到这些画面......怎会无动于衷呢?的确,都是很无助,更深深明白,国际社会的支援对乌克兰局势的作用有限。除了祈祷,也希望香港人更关注更关心乌克兰!天祐乌克兰!”截至25日中午,这则帖子有超过3000人点赞,近200人分享。


人在台湾的香港国际关系学者沈旭辉也在Facebook发文,将本次乌克兰危机与香港联系起来。


沈旭辉说,“在国际关系角度,乌克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本来是有一条国际协议保障的,但这条协议到了真正被违反之时,却没有任何效用。这样的案例,我们自然似曾相识:香港的《中英联合声明》,正是根据同一‘模式’被撕毁的。”


台湾:“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之辩


在台湾,主要日报25日的头条新闻都聚焦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而在此之前,有关本次俄乌冲突的话题就已经成为讨论热点。


许多台湾媒体认为,本次乌克兰危机与北京攻击台湾的风险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支持独立的一方敦促台湾为中国可能入侵台湾做好准备。亲北京一方则表示,台湾应该对大陆采取不那么敌对的政策。


《自由时报》24日发表社论,对北京将如何看待西方在乌克兰危机中选择外交调解和经济制裁而忽视军事回应表示关切。


该社论质疑拜登政府能否在北京入侵台湾时提供足以抑制军事冒险主义的援助,抑或反而会鼓励北京不顾一切进行冒险行为。


在23日一篇社论中,《自由时报》旗下的英文出版物《台北时报》称乌克兰事件是“台湾的先兆”,指出莫斯科对基辅的战略和北京对入侵台湾的算计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都运用了“复仇主义外交政策”以及类似的“渗透和破坏稳定的策略”。


该社论写道:“考虑到北京有模仿俄罗斯战略和战术的记录,台湾海峡两岸都将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的发展及西方回应。


相比之下,亲北京报刊则强调西方对乌克兰的“空洞支持”,并敦促台湾在对北京政策上采取更现实的态度。


2月24日,《中国时报》发表自由撰稿人沈迺训的评论称,西方在俄罗斯“粗暴对待”乌克兰时不愿采取军事行动,表示“美国的国力日渐消退”,“不可逆转”。


沈敦促台湾人要建立一种“健康心态——千万不要低估对岸统一的决心,也绝对不要高估美国在内国际社会帮忙台湾的可能”。


谢选骏指出:现代南北朝的分裂状态,也使得中国的精神分裂了——中国的“俄罗斯观”因此也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满拧对立的了。

2022年10月13日星期四

谢选骏:上帝的奥秘是不能定义的


《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哲学家 2020-09-05)报道: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33岁任巴黎大学教授,完成了中世纪最完整、最系统的神学哲学体系。


上帝存在的证明:


(1)从事物的运动或变化方面论证上帝存在。一个事物运动,一定是受其它事物的推动,否则便不能运动。一个事物不能既是推动者,又是被推动者。当一个事物运动的时候,就一定有一个另外的推动者,而那个推动者又必定有另一个推动者。这个推动者的系列不能是无穷的,因为这样就会没有第一推动者。这就等于取消了运动的原因。所以最后必然会有一个不受其它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即是上帝。


(2)从动力因角度论证上帝存在。在现实世界中可以发现存在着一个动力因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找不到任何一件事物自身就是动力因。同样地,动力因也不能无限地向上追溯,因为,如果没有第一动力因,其后的一切原因也不复存在,没有了原因,结果也就取消了,现实世界也就不存在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状况。因此,必然存在着最初的动力因,它是一切原因的最终因。这个最初的动力因即是上帝。


(3)从可能性和必然性论证上帝存在。自然界的事物都处于产生和消灭的过程之中,不可能长久的存在下去,最后总要消失。如果所有的事物都要消失,世界就不会有事物存在了。事物的产生一定依赖某种存在的东西,一切事物假如全部消失,也就无法产生新的事物。这显然是荒谬的,假如是这样的话,一切事物就都只是可能和偶然的,因而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必然的事物有两种,一种是其必然性由其它事物引起,另一种是由自身引起,它的必然性不仅不是来自其他事物,而且还赋予其他一切事物以必然性,这即是上帝。


(4)从事物中发现的真实性的等级论证上帝存在。宇宙中存在的事物在真实性和完美性上有高低之分,但没有一个是绝对真实和完善的,因此必定存在着一个最美好、最真实、最高贵、最伟大的东西,它是其他一切事物得以存在和具有某种完美性的原因,这种原因即是上帝。


(5)从世界的秩序或目的因论证上帝存在。即使是一个无知的人,甚至是生物,也都有自己的目的,他们的活动趋向于一个目标,以求达到最好的结果。这种有目的的活动不可能是偶然的,一定是有计划的。因此必定存在着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赋予一切事物以目的,使它们的活动趋向于它们的目标。这个存在着即是上帝。


谢选骏指出:阿奎那死的时候才40多岁(约1225年-1274年3月7日)——老了吗?我看是上帝可怜他,让他闭嘴。这也是要让世人知道,上帝的奥秘是不能定义的。


《托马斯·阿奎那:上帝存在的五路证明》(2021年9月13日 评论)报道:


安瑟尔谟直接从上帝的观念中推出上帝存在,这是一种先天的论证。而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安瑟尔谟的证明并不能使一个不信上帝的人被说服,因为这个证明方式把有待证明的结论当作了证明的前提,那些否认上帝存在的人绝不会承认上帝是一个完满的存在。


于是,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自己的“后天证明”,就是从人们的已知事实出发来推出其原因的“回溯式”证明方法。这套证明一共有五个,又被称为“圣托马斯五路证明”。


(1)既然世界上万物的运动均由其他物体推动,因而在一切事物之后必然有一个最终的存在者,它本身是不被推动的,但它却推动其他事物。就好比说,世界上有一个原始的动力,一个终极的动力,这个不动的推动者就是上帝。第一路证明,就是从经验的受动-推动系列推出上帝是存在的。


(2)既然世界上每一事物都有一个原因,那么往前回溯必然有一个第一原因,它既是自己的原因,又是万物存在的原因。这个第一原因就是上帝。这是从经验的因果系列推出上帝是存在的。


(3)既然世界上一切个别的存在物都是偶然的和可能的,它就必须以某种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作为最终的根据。这个必然的绝对存在者就是上帝。这是从偶然-必然系列推出上帝存在。


(4)既然世界上的事物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完善性,这种有缺陷的完善性必定以最完善的东西为判定标准。这些至善的存在者就是上帝。


(5)世界上生物的活动都指向一个目的,以求获得最好的结果。所以必定有一个智慧的存在者,为生物制定目的,并且使整个世界具有一种合目的性。这个智慧存在者就是上帝。


以上就是托马斯·阿奎那五个关于上帝存在的推论。前四个是宇宙论证明,第五个是目的论证明。细心的朋友也许会发现,这五路证明似乎有点熟悉。


托马斯·阿奎那援引和改造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与变化、原因与结果、潜能与现实以及自然目的的学说,他是从有限的、相对的事物出发,上升到无限的、绝对的存在物即上帝。但是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证明中,仍然隐含着两条先验的原则:第一,无限回溯是不可能的;第二,回溯的逻辑终点必须是基督教的上帝。


这两条原则本身是无法证明的,只能诉诸信仰。说到底,托马斯·阿奎那的五路证明,仍然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的。


不过,托马斯·阿奎那提出这些证明的意义并不在于实际上证明了什么,而在于他坚持了从理性角度证明信仰内容的可能性。这代表了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精神特征就是寻求信仰和理性的和解。


托马斯·阿奎那所代表的这种和解精神,不同于基督教哲学中推崇神秘信仰、贬抑理性知识的奥古斯丁主义传统。它在无形中也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先河,启蒙运动中对宗教信仰进行猛烈批判的理性精神,最初恰恰是在小心翼翼地对宗教信仰进行逻辑证明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的理性哲学与中世纪的神学有着密切的关联。


谢选骏指出:阿奎那自以为聪明,其实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最后跌入了自己挖下的陷阱里,走上了理性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三连环绞索架。


《安瑟尔谟: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4)阿奎那如何批评如何证明?》(肯尼斯·埃纳尔·希玛 Kenneth Einar Himma著,元尚 草译 2021-08-09)报道:


C,阿奎那的批评


圣托马斯·阿奎那(1224-1274)认为虽然上帝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但他拒绝了可以从对上帝概念推论中得出上帝存在的论点。 阿奎那很合理地指出,“并不是每个听到‘上帝’这个词的人,都能理解它所表示意义,没有什么东西能比祂更伟大,因为有些人认为上帝是一个身体。” 这里的想法是,由于不同的人对上帝的概念不同,因此这种论点(如果有的话)只能用来说服那些以同样方式定义上帝概念的人。


这种批评的问题在于,可以在不定义上帝的情况下重新提出本体论的论点。 要看到这一点,只需删除前提1,然后将“上帝”的每个实体替换为“ A等于没有想到的更伟大的存在”。 然后得出的结论是,存在一个无法想象的更伟大的存在--当然,这就很自然地将这个更伟大的存在命名为上帝了。


然而,阿奎那在本体论论证中还有第二个问题。在阿奎那看来,即使我们假设每个人对上帝的概念都是相同的,没有比上帝更伟大的存在了,“这并不意味着他理解这个词所代表的东西实际存在,而只是精神上的存在。”


对这段有点模棱两可的段落的一种自然解释是,阿奎那拒绝接受安瑟尔谟论证的前提2,理由是,虽然我们可以在头脑中预演“一个无法想象的更伟大的存在”,但我们不知道这一系列词的真正含义。在这个观点上,上帝不同于我们所知的任何其他现实;虽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有限事物的概念,但无限大之存在的概念使有限的人类理解相形见绌。当然,我们可以试着把“一个比想象中更伟大的存在”与更熟悉的有限概念联系起来,但这些有限概念远远不是对上帝的充分描述,可以公平地说,它们无助于我们对上帝有一个详细的了解。


然而,这个论证的成功并不取决于我们对存在的概念有一个完全的理解,而在于把理解为没有比这个概念更伟大的东西可以被构想出来。例如,考虑到,尽管我们对自然数的概念没有完全的理解(无论这意味着什么),而我们都不能完全理解它的概念,但我们现在对它的理解就已经足够清楚了,不存在这样的数目。在安瑟尔谟看来,要想成功地提出这个论点,就不需要比这更全面地去理解一个最伟大存在的概念。如果这个概念是连贯的,那么即使对这个概念有一点理解也足以获得论证。


谢选骏指出:阿奎那《神学大全》想让那些缺乏认识能力的人获得认识,这是一种推广教育的努力;但这终究是徒劳的——正如大学生的增长反而毁灭了大学教育。后来他见过了神迹,忏悔自己所写的《神学大全》,而后才被召去了……因为上帝的奥秘是不能定义的。


谢选骏:《河殇》的蔚蓝色战略三十年就让中国成为“海上主导力量”了



《是时候打破中国对海洋的控制了》(MICHAEL ROBERTS 2022年10月12日)报道:


在希腊的一个港口,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一艘集装箱运输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不久,在2013年的一次讲话中指示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要把中国变成“海洋强国”。

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但它与美国海军抗衡的能力仍存疑。但北京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海洋实力并不是仅以军力来衡量的。

习近平当时对中央政治局说,商业航运的成功将对中国的国力和安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他提醒中共,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是那些控制海洋的国家。近十年后,习近平的愿景变成了现实。

中国已成为全球海洋强国,数以千计的商船在海上航行,庞大的造船业有能力生产更多船舶,并且在全球供应链占据主导地位,在冲突中可能会迫使美国就范。

美国经济严重依赖中国和东亚的产品和资源,而航运网络越来越受中国利益集团的控制。包括香港在内,中国拥有的商船数量超过其他国家——几乎是排名第二的希腊的两倍。中国制造了世界上大约一半的大型商船(1993年这一比例仅为3%),它还生产了世界上96%的干货集装箱。

中国实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了全球海运码头和基础设施(包括一些美国码头)的所有权股份,这是习近平扩大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全球计划。一个国会咨询机构发出警告,北京可以利用航运数据来跟踪货物流动,以获得商业或战略优势。这包括美国军事装备的运输,其中大部分走的是商业航运。

美中绝大多数贸易都是通过海运完成的,美国依赖从中国进口电脑、智能手机、技术零部件和基本机械。但中国还主导着精炼锂和稀土产品等特殊大宗商品的全球生产,这些产品是包括军事应用在内的一系列高科技产品的关键部件。

俄罗斯限制向西欧输送天然气的做法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过度依赖潜在对手的风险,随着冬季的临近,这已导致价格的飙升和供应量的减少。在疫情之初,人们对中国制造的口罩和个人防护设备的需求猛增,导致中国停止发货,随后的供应链僵局给美国进出口商造成了混乱,那一次,美国感觉到了自己的脆弱性。

如果中美因台湾开战,北京可以指示中国的航运公司干扰运往美国的产品或资源。北京在其他场合也表现出强硬态度,包括在澳大利亚呼吁调查新冠病毒来源后阻止从该国进口一系列产品。贸易中断也会伤害中国。但对于威权政权来说,压制异议比要求公民忍受经济痛苦更容易,而且北京正在通过与美国的经济脱钩来使自己免受此类冲击的影响。

“二战”后,美国曾是世界领先的造船国。但在1981年,政府取消了一项重要的补贴计划,使得美国的造船厂直接与拥有大量补贴的外国对手竞争。这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截至2018年的10年间,美国造船商平均每年交付约16艘船,主要供海军或海岸警卫队使用;截至去年底,中国造船厂拥有1529艘大型商船的订单。到2021年底,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不到200艘,而悬挂中国国旗的商船则超过5000艘。由于不利的税收政策和其他竞争劣势,美国最后一家大型航运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被外国买家收购。

国会于7月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旨在使美国的全球半导体来源多样化并支持美国制造商,这表明当两党对美国面临的风险产生一致看法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美国需要一个《美国船舶法案》,制定明确的国家海事战略,引导投资发展造船工业基础,并提供财政和其他支持,以帮助美国造船商和航运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收复失地。美国还需要更换其大部分陈旧的船队,这些船只在海外冲突中随时待命运送军事物资,就像在波斯湾战争期间成功做到的那样,在台湾冲突中,这可能也是有必要的。

所有这一切都必定意味着推动招聘、培训和留住数以万计的美国熟练工人,行业复兴不能没有他们。美国拥有强大的海事教育基础设施,包括联邦商船学院、六个州立学院和其他各种教育项目。但造船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在商船上工作可能意味着要离家数周之久。积极的招聘计划需要从高中教育就开始,并真诚地传达这样的信息,即建造和运营船舶可以是一种安全、有益的职业选择,有助于让美国变得更强大。

更广泛的监管前景也需要改变,首先是目前的国际航运系统,该系统允许在利比里亚等“权宜船旗”国家注册的船舶运送美国货物,与悬挂美国国旗的船舶直接竞争。这些国家往往有最低的安全、劳工和环境标准,允许船舶以较低的成本运营,使受到更严格监管的美国船舶处于不利地位。

对抗中国的海上主导地位需要时间、金钱和承诺。但如果我们不能使美国进口来源多样化,并重建对全球海上供应链的控制,美国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与中国进行对抗时,被束缚了手脚。


谢选骏指出:1988年《河殇》播出,第二年成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但是《河殇》提出的“蔚蓝色”战略,不到三十年就落实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海上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思想主权创造国家主权”并非虚言。

谢选骏:孔子怎么成了立法者——美国最高法院胡抡中国文化



《华春莹贴美国最高院门楣孔子像 讽美“说一套做一套”》(东森新闻 2022-10-10)报道: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发言人华春莹昨(9)日晚间发出推特(Twitter)文章,配图选用美国最高法院门眉上的孔子、摩西及梭伦雕像,讽刺美国政府虽然彰显多元、开放、包容的精神,却在国际上却在做相反的事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数次公开喊话,“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体现拜登总统作出的一系列承诺,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言而无信,不知其可。”


《环球时报》报导,华春莹发推称,“美国最高法院(门楣)雕刻了来自中国、犹地亚(以色列古地名)和古希腊的先贤形象,以彰显美国多元、开放、包容的精神。然而,美国现在在国际上却在做相反的事情。这不讽刺吗?”


公开资讯显示,美国最高法院大楼的三角形门楣上从左至右雕刻着孔子、摩西和梭伦的人物雕像。雕像设计者雕塑家赫蒙·阿特金斯·麦克尼尔((Hermon Atkins MacNeil)曾解释创作初衷,“法律是文明的重要因素,美国的法律自然继承或衍生于此前的文明中。因此,最高法院大楼的东侧门楣雕像群寓意对源自东方的基本法律和戒律借鉴。摩西、孔子和梭伦被选为三大文明的代表,成为这一三角形门楣的中心雕像群。”


华春莹推文针对美国在全球多个议题上表面上打着合作的旗帜,暗地却不断挑动其他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对立。包括美国推出的新版“印太战略”,将“以台制华”纳入区域战略等。此外,美国官员公开呼吁对中国进行长期激烈竞争,也可能升级成中美全面对抗,让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多次呼吁美国政府,“以实际行动体现拜登总统作出的中美关系相关承诺”。


谢选骏指出:华春莹没有文化,所以不懂美国最高法院乱用孔子,其实是在胡抡中国文化。


《汉学家万百安: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为何有孔子像?》(2021-09-26 中新社阅读)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大楼建成于1935年,由美国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Cass Gilbert)设计。这座位于首都华盛顿第一街的建筑正门朝西,与国会大厦隔街而望。然而这座大楼的一些建筑设计细节与构思,却远不如最高法院作为美国司法权象征那般为人所熟知。


就连美国最高法院官方网站的简介中也这样写道:“游客往往注意不到最高法院大楼东侧的尖顶和廊柱。这里的雕像群由赫蒙·麦克尼尔(Hermon Atkins MacNeil)雕刻,主雕像是伟大的立法先贤,摩西、孔子和梭伦,两侧人像浮雕象征着执法、仁慈、解决国家争端、海事和其他最高法院的职能。”


为何孔子像会雕刻在美最高法院的门楣之上?美国汉学家、美国瓦萨学院哲学教授万百安(Bryan W. Van Norden)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探寻中国哲学思想曾经对美国的影响,以及为如今的中美关系所带来的启发。


万百安研究中国哲学逾30年,曾翻译《孟子》等多部中国哲学经典。他一直倡导哲学教育应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视角,摒弃偏见与误解。他的近著《哲学上的拨乱反正:多元文化哲学宣言》中文版也即将与读者见面。


立法先贤的寓意与文明借鉴


中新社记者:孔子像为什么会出现在美国最高法院的门楣上?这个细节好像许多美国民众也不太了解。


万百安:最高法院大楼东西两侧门楣各有一组雕像群。西侧正门上方中心雕像是正义女神,她周围还有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雕像。东侧门楣人们不常看到,因为这里不是主入口。如果只是来参观最高法院大楼、出差或者旅游,通常你只会看到西侧门楣。但东侧门楣非常有意思,中心雕像群从左至右,依次是孔子、摩西和古希腊立法先贤梭伦。


中新社记者:这尊孔子雕像的设计寓意是什么?在为数不多的中文简介中,有的说法认为孔子是道德的象征,也有人认为他在此是教育的化身。


万百安:这组雕像的设计者麦克尼尔曾说,他是用这三个人物来代表美国文明的东方起源。东方起源的象征,出现在美国最高法院东侧的门楣上,这其实非常有意味。


根据美最高法院提供的史料记载,麦克尼尔在写给当时最高法院建设委员会的信中,是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初衷的:“法律是文明的一个要素,美国的法律自然地继承或派生于以前的文明之中。因此,最高法院大楼的东侧门楣雕像群寓意对源自东方的基本法律和戒律的借鉴。摩西、孔子和梭伦被选为代表三个伟大的文明,形成了这个三角的中心雕像群。”


中新社记者:孔子及其哲学思想对早期的美国有着怎样的影响?


万百安:在美国建国之初,现代民主和现代科学正在奠基,人们把孔子奉为西方启蒙运动的世俗圣人。而美国的开国元勋都深受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麦迪逊、托马斯·潘恩和约翰·亚当斯等人都对孔子及其思想有着浓厚兴趣和正面评价。


美国最高法院的办公地点从纽约、费城一路南迁至华盛顿,直至美国独立150多年后,才拥有了现今的永久办公地点。这座大楼20世纪早期才建成,但即便如此,我认为这组雕像群的设计理念依然体现了孔子对美国开国元勋的巨大影响。


东方文化的象征与复杂态度


中新社记者:在最高法院的建筑简介中,为何孔子是作为立法先贤(lawgiver),而不是中文语境中的圣贤或教育家的身份出现?


万百安: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把孔子列为立法先贤有点奇怪。但问题是,大多数美国人,即使是崇拜孔子的美国人,也不知道法家与儒家的区别。所以当他们想要致敬中国文明时,唯一熟悉的就是孔子。他们不清楚“礼”和“法”之间的区别,但将孔子视为道德的楷模,因此选择他来代表世界传统的一部分。


中新社记者:在当代美国社会,人们对于孔子或者中国文化又是一种怎样的态度?


万百安:美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这些开国元勋那样,很多知识分子非常尊重中国传统,热爱中国人民。但也有很多人看不起中国传统,不尊重中国人民。


在我看来,大多数美国民众或者说美国社会的主流观点,对于中国哲学思想是存在误解的。美国人更多的是借用孔子或其他中国哲学家的某句话,为自己的观点服务。比如,已故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就表达了美国人对中国哲学的一种普遍误解,即将其视为“签语饼里的神秘格言”。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哲学是富有说服力的论证和细致的分析。


中新社记者:目前,美国大学对于中国哲学的教育现状是怎样的?


万百安:在美国100所培养哲学博士的大学中,大约只有13%开设了有关中国哲学的课程。我希望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尽管老一辈美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看法往往非常狭隘,但年轻一代的哲学家,无论是博士生还是助理教授,我发现他们的思想要开放得多。我对未来很乐观,人们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国哲学。


中美关系的启发与文化沟通


中新社记者:你认为,目前中美两国在交往中有何要素是缺乏的?


万百安:在西方政治哲学中,个人主义思潮影响深远,他们会强调“自私”这样的人类动机。相比之下,经典的西方哲学家,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观念与儒家思想有相似之处,他们更倾向于社群主义,强调人是社会的一部分。尽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最早的政治哲学强调人的背后是社会,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忽略了这一事实。我认为,在西方存在一种对中国的误解,即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人如何通过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你曾多次专门撰文指出美国必须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万百安: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来说,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至关重要,因为美国和中国是两个超级大国,需要彼此了解,才能在未来取得长远而富有成效的发展。文化上的相互了解,对于美中两国来说都非常重要。在中国,很多人至少知道一点美国文化,但仍然有很多美国人对中国文化非常无知。特别是过去4年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的负面态度,也让学习中文的美国人变得越来越少。


中新社记者:你认为哪些孔子的智慧可以给予中美关系以启发?


万百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受访者简介:万百安是美国瓦萨学院哲学教授,同时是中国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客座教授。他曾出版10本关于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的书籍,包括《中国古典哲学导论》《中国哲学解读:从汉朝至20世纪》《中国古典哲学解读》等。他的多部著作和文章已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汉语、丹麦语、爱沙尼亚语、波斯语、德语、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土耳其语。


谢选骏指出:美国人只知孔子,却不知孔子反对立法——结果呢?把孔子放在了美国最高法院上,简直是南辕北辙的胡抡,变成了一个国际笑话!


《孔子的污点之一:反对“铸刑鼎”,反对法律成文化》(张东臣 2021-01-31)报道:


孔子在今天被视为古代圣人,他尊师重教、提倡实行仁政和爱护人民,但是与此同时,他仅仅被当做古代的圣人,因为提倡周礼,实行等级制度,这在现代社会是不能容忍的,因为现代社会崇尚自由平等博爱。在孔子生平中,有一件事情就反映孔子的等级思想,是孔子一个污点,那就是孔子反对“铸刑鼎”,反对法律公开化,因为这样会损害当时执政的贵族随意解释法律,从而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孔子是贵族,反对“铸刑鼎”,正好体现其阶级反动。


公元前256年,郑国著名贤人、卿大夫子产将法律铸在鼎上,公之于众,史称“铸刑鼎”事件,因为当时的法律是以刑法为主,又是铸造在鼎上,鼎在当时又是权力的象征,刻在鼎上,就有公信力,所以叫“铸刑鼎”。子产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子产想要改革成果法律化,巩固自己的改革,之前的改革涉及到各方各面,他要上自诸侯贵族下自平民,都遵守法律,尽职尽责,国家永享太平。这本来是件好事,因为之前的法律都是不公开的,法律只在执政的贵族内部流传,执政的贵族就可以任意解释法律,随意欺压平民,但是将法律铸造在鼎上,公之于众,等于将之前的习惯法转变为成文法,这对平民的利益是有保护的。当然,改革是有阻力的,当时的晋国大夫叔向批评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使之以和,临之以敬,涖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徵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也。”也就是平民知道了法律,就不会忌惮执政的贵族和君王,影响统治。


奇怪的是,孔子号称圣人,却反对了,因为孔子是铁杆的周礼维护者。为什么说铁杆,因为孔子的儒家思想的两个核心就是“仁”(仁政)和“礼”(实行周礼),实行周礼也就是“克己复礼”,要严格遵守周礼的行为准则和等级制度,也就是周天子和贵族掌握政权,平民只有提建议的份,但是实行仁政,不是要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怎么反对“铸刑鼎”,看来仁政和实行周礼是有矛盾的,在维护周天子和贵族特权尤其是政治特权的情况下,实行仁政,高度依赖贵族和周天子的道德素质,怪不得孔子说道德很重要,因为只有依靠道德了。孔子批评子产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度,而为邢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有?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也就是会损害了贵族的威严,国家将不复存在,简单地说,就是会影响贵族掌权。当然,对于子产高尚的品德,孔子是赞美的,称他是“仁人”,也就是有仁义的贵族。不过,我认为这就是孔子的黑点之一,反对百姓主宰自己的命运,将权力完全交给贵族。当然,这是一种理想主义,将权力完全交给贵族,完全依靠贵族的道德来治理国家,是不科学的。成文法是世界大势所趋,即使是英国、美国这些习惯法比较普遍的国家,也制定了大量成文法,习惯法的作用越来越小,可见习惯法是逐渐被人抛弃。


总之,笔者认为这是孔子思想的落后所在,为了维护贵族和君王的威严,不惜牺牲平民的法律知情权,以方便贵族君王随意解释法律,巩固统治。


对此,孔子有明确解释。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成文法治国只不过是道德沦丧、礼崩乐坏之后的无奈选择。不要以为后世的成文法有多么先进,也不要以为古代的礼治有多么落后。现代人看重外在物质层面,古人更重视内在精神修养。究竟孰轻孰重?价值取向不同,结论亦不同。


谢选骏指出:美国最高法院胡抡中国文化,结果把一个反对立法的孔子现代化了、美国化了。于是,共产党中国就趁势推出了“孔子学院”,作为输出共产主义的基地组织——这同样是一个现代化的孔子。孔子怎么成了立法者,也就怎么成了一个共产党——大家一起胡抡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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