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诺石印看东亚印系的边界》（胡嘉麟）报道：
2000年在安诺遗址发现了一枚青铜时代的石印，上面镌刻的古代文字既不是近东地区的文字系统，也不属于印度哈拉帕印章，而是与中国史前时期的陶文符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通过分析安诺石印的形制和书写系统，从艺术史的角度提出安诺石印是青铜时代东亚印系书写系统西传的制品，并且认为安诺及其邻近遗址出土的印章没有自成体系的传统，主要表现为对周边多元文化的吸收和模仿。
2000年9月，美国—土库曼斯坦联合考古队在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发现了一枚煤精石印，上面镌刻的古代文字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个发现首先由发掘者之一的弗雷迪克·T. 赫伯特（Fredrik T.Hiebert）在土库曼斯坦公布发掘成果，后又在当年的《探索》期刊上撰文发表。
《费城问询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西方媒体也迅速刊登了这个重大发现，推动了中西方学术界对此事件的关注。对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颇有研究的梅维恒（Victor H.Mair）认为，这是四千年前中亚文明中已经消失的一种文字，并推测中国印章的发展，或者说中国的文字书写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中亚文化的影响。约翰·卡拉鲁索（John Colarusso）著文猜测安诺在公元前三千纪得到很大发展，其影响扩展到了中国。
与西方学者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学勤的《中亚安诺遗址出土的印章》、《安诺石印的启发》两篇文章，引发了将安诺石印和中国史前陶器符号联系的思考。水涛的《关于中亚安诺遗址出土的印章及其相关问题》修订和补充了李文对于安诺文化和BMAC的相关介绍。
陈星灿的《〈纽约时报〉关于安诺出土“石印”的争论》是针对西方学者关于“是否文字”、“是否汉字”、“地层是否有误”三个方面的讨论。汪涛和汪海岚夫妇合著的《安瑙印章及其引出的问题》认为，即使目前无法释读印章文字，但是仍不能排除这是汉印的地方仿制品的可能性。
一、安诺石印的发现背景
安诺（Anau）遗址在中亚土库曼斯坦与伊朗的边界科佩特（Kopet）山北麓平原的阿什哈巴德（Asnkhabad）附近，地处卡拉库姆（Kara Kum）沙漠的边缘，这是古代中西交通的十字路口。向东进入阿富汗、新疆等地，东南到达印度河流域，向南经由康特支纳河谷（Keltichinar river）可以越过科佩特山进入伊朗，向北沿阿姆河抵达草原地带。
这个遗址是南北两个巨大的土丘，彼此相距500米。1886年，沙俄将军A.B.库马洛夫（A.B.Komarov）首先在北丘挖了一条沟，在地层内发现了各种遗物和骨架。发掘资料虽未完全公布，但是简略的新闻报道却引起了华盛顿卡耐基基金会组织的土库曼斯坦考察队的重视。1904年，考察队领队庞佩利（Raphael Pumpelly）和考古学家施米特（Hubert Schmidt）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根据地层关系构建了安诺Ⅰ期—Ⅳ期（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四个文化期。
苏联考古学家М.Е.马松和Б.А.库夫廷在与安诺遗址相邻的纳马兹加（Namazga Depe）、阿尔丁（Altyn Depe）、卡拉（Kara Depe）等遗址展开了积极的发掘工作。后来的学者将这些青铜时代的遗址归入巴克特利亚—玛尔吉亚纳考古学文化类型（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简称BMAC）。BMAC是阿姆河文化的早期形式，以阿姆河中游两侧的巴克特利亚和穆尔加河下游三角洲的玛尔吉亚纳来命名，这些遗址同时具有农业文明和游牧文化的一些特点。M.E.马松根据典型遗址纳马兹加Ⅰ期—Ⅵ期来确定，即纳马兹加Ⅰ期—Ⅲ期为铜石文化时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700—前2500年；Ⅳ期—Ⅵ期为青铜文化时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500—前1000年。
199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家赫伯特和土库曼斯坦文化遗产中心的卡喀穆拉德·库尔班萨科哈托夫（Kakamurad Kurbansakhatov）组成联合考古队再次对安诺遗址进行发掘。1995—2000年，联合考古队在南丘AS/1和AS/2—5（AS/2、AS/3、AS/4、AS/5）两个地点进行发掘，这次的发掘位置毗邻1904年庞佩利发掘的“B”区阶地。（图2）AS/1（5米×20米）此处南丘的最高处，根据地层显示年代序列为青铜时代中期（公元前2200年）到铁器时代（公元前500年）。AS/2—5是由四个小方块（5米×5米）组成的田字形结构，出土的陶器表明与BMAC早期阶段的同类器有着相似的风格。
2000年度的发掘主要在AS/2和AS/5两个探方内进行，主要划分为三个地层，年代依次排列为第6层（纳马兹加Ⅴ期中段）、第7层（纳马兹加Ⅴ期早段）、第8层（纳马兹加Ⅳ期晚段）。最初是想研究在纳马兹加Ⅴ期早段，居址如何转变为结构更为庞大、更为专业化的建筑。这枚石印出土于AS/2，发现过程也只是一个不经意的结果。
通过对AS/2的发掘，发现这是由一个建筑物的房间（1区）、一个入口处（2区）、一个庭院（3区）和一条街道（4区）四个区域组成。（图3）建筑物的墙基超过2米，墙壁用50厘米×25厘米×10厘米的泥砖砌筑，地板和墙壁涂有数层石膏，表明这个房屋经过了多次的修整和重建。发掘的早期建筑的房屋出入口开设在西北方向，在二次建筑过程中西北口被堵塞，新的出入口开设在东北方向并且通向街道。通过文化堆积显示，这座建筑最初可能是一个仓库，之后可能是一个管理机构，其地板、墙壁和台阶上有许多印记，表明它们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用途。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建筑的特征和器物的组合说明房间应该具有行政职能。这枚印章出土在房屋西北口两层台阶附近区域的堆积中，由于体积小、质地轻的特点，发掘者起初并未在原址地层中注意到，而是通过筛土的方法拣选出来的，发现时被浅棕色的黏土包裹着。
弗雷迪克·T. 赫伯特：《文明黎明时期的中亚村落：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发掘》，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2003年。
二、安诺石印的年代问题
安诺石印（图4）通高1.5厘米，桥形钮高0.7厘米，有孔可穿绶带。印面边长1.3厘米，厚0.8厘米，右边界略残打破字口，左下角有残缺。阴刻有四个（或者三个）符号，钤印文字为白文。字口宽度0.8～0.9毫米，内残存有红色的颜料痕迹，可能是赤铁矿粉或赭石粉。印面有多处划痕，表明这是经过长期使用的。
这枚石印是用一块黑色的煤精制作的。煤精属于晚第三纪褐煤的一种，是由于特殊的地质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质地细密、质轻坚韧、富有光泽的黑色结晶体。古代使用煤精作饰品尤其受到北方草原民族的喜爱，进而影响到中原地区。辽宁沈阳新石器时代的新乐遗址ꨁ、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地、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都可以看到煤精制品。1959年在新疆尼雅文物普查中征集的一枚煤精印（图5），边长2厘米，高1.57厘米，阴刻篆书“司禾府印”，是汉代在西域管理屯田机构的印章。尼雅印和安诺石印的质地相同，文字字形和样式也非常相似，或者说明两者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
尼雅印的风格与汉代官印基本相同，所以发现者认为应该属于汉代的官印。但是，裘锡圭认为尼雅印并非一定是来自汉代中央政府的官印，很有可能是尼雅地方政府对汉印的一个仿制品。并推测安诺印也是汉印的中亚仿制品，时代不早于公元1世纪，可能是混入遗址早期文化层中的晚期物品。对于地层问题的质疑，发掘者赫伯特做了详细的说明，排除了地震的影响和动物的扰乱，坚信地层从未被打破。
如果地层确实无误，安诺石印出土的层位是在第8层和第7层之间，即纳马兹加Ⅳ期晚段到纳马兹加Ⅴ期早段。由于地层内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堆积，包括有陶器和人物陶像的残件、动物骨骼、植物种子以及可用于放射性碳元素测量的炭化木料。通过碳14测定（经树轮校正），第8层的一组数据为公元前2870—前2445年，第7层的三组数据为公元前2310—前1920年、公元前2480—前2205年、公元前2280—前1920年。碳14数据推断的石印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000年。
但是，根据库兹米娜对金属器的分期，认为纳马兹加Ⅲ期和Ⅳ期的年代为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到公元前二千纪中期，Ⅴ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前13世纪、Ⅵ期年代为公元前12—前8世纪。那么，这枚石印作为公元前15世纪左右的产品，也并非没有可能。
从新疆到土库曼斯坦，是否可以用两枚印章将如此广大的地域联系起来，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枚青铜印章就提供了绝好的例证。这枚青铜印章（图6）边长1.8厘米，四字铭文的文字字形和结构与汉印相似，尤其是“ ”字在上述两枚印章上都有出现。这枚印章的出土地不明，原是亚历山大·古宁汉姆爵士的收藏品。古宁汉姆曾任印度考古考察队的第一任队长，在印度地区进行了多次的发掘工作。根据有些学者的推测，青铜印章很可能来自印度西北或阿富汗地区。
20世纪初，大谷光瑞组织的“中亚探险队”前后三次进入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所发掘的计有120多枚印章现藏旅顺博物馆。其中一枚煤精石印（图7）高1.24厘米，桥形钮。印面略残，也刻有相同“ ”字，边长为1.31厘米×1.26厘米，重2克。研究者推断，这批印章的年代大部分为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年代的判断是否准确，却没有相关的出土资料能够佐证。
尽管卡拉鲁索猜测尼雅印要远远早于汉印，可能为公元前700年或更早。但是，尼雅印所体现在公务活动中使用的官方性质非常明确。假设它是仿制品，那么这种仿制也不仅是形式上的，功能和内涵一并吸收。换言之，这是中原王朝对西域政治影响的结果，时代不会太早。单纯的形式仿制，在新疆地区也有不少的发现。斯坦因在尼雅遗址东南部发现煤精石印（N.0015）上刻着类似汉文的文字ꨄ，根本不能释读。在尼雅木简（N.XY.167）上发现的一个封泥戳印的四个文字（图8），也不能将之当作汉文。文字的结构和布局虽然非常接近汉印，仔细发现其中有三个字的字形基本是完全相同的。这些印章和封泥的年代大体在公元1—5世纪，因此以仿制程度的高低作为时代的判断标准似乎并不可取。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安诺石印时代的讨论应该建立在印章风格和相关文化传统进行比较的大背景下展开。在两河流域、埃及、中国、印度河、爱琴海及希腊的古代文明中都发现了能够反映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或传递公共权利和私有制信息的印章，它们之间是否有模仿的因素或是嬗变的条件。
三、安诺石印的印文风格
安诺石印虽然发现在远隔数千公里之外的中亚土库曼斯坦，但是它的印文风格明显具有东亚印系的特点，与同时代以苏美尔和阿卡德滚印为代表的西亚印系、以哈拉帕平印为代表的南亚印系截然不同。
印文风格可以分为印文布局和文字系统两个方面。首先来看印文布局，安诺石印仅有文字，不设图像。这个特点是东亚印系文字印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即强调文字本身的艺术性和功能，基本不使用图案进行补充和装饰。但是，在早期的东亚印章中这种特点并非表现得那么绝对。2010年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H77祭祀坑内出土的 印ꨁ（图9），时代为殷墟二期。方形青铜印边长2.2厘米，厚0.45厘米，鼻钮高0.46厘米。印文上部并排两个“ ”字，下部为龙纹。
“ ”是商周金文中比较普遍的一种族徽，学界通常释作“尺”。1992年河南安阳苗圃南地墓葬出土了数量众多的 族青铜器，比如M47出土的 己鼎（图10）。印文的龙纹也是商周青铜器比较流行的纹饰，一般作为主体纹饰的补充。这枚印章的主题是族徽“ ”字，龙纹不是印文所强调的内容，只是起到了“补白”的作用。这种风格的印文（文字＋装饰）与苏美尔滚印（图11）、哈拉帕平印（图12）的布局非常相似，三者的文字系统确大相径庭。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这类印章数量极少，此后基本不见。
当然，这种相似性或许只是偶尔的即兴作品，不能将之看作是东亚印系的整体风格。从中国出土和传世的早期印章来看，文字印和肖形印则是两个比较独立的部分，功能和内涵也不相同。例如，2009年殷墟西南部王裕口村南地M103出土的 印ꨁ（图13），相传殷墟出土的亚禽示印ꨂ（图14）、 印（图15）等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字印。 印略呈方形，青铜材质稍有变形，印面边长2.2～2.4厘米，厚0.45厘米，鼻钮高0.89厘米。印面作阴文，同出器物的年代显示应为殷墟二期。
并且甲骨文中出现的“ ”是武丁时期的一位贞人，属于宾组卜辞，青铜器和卜辞年代可以互证。
按照通例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族徽，往往都是人名、族名、国名三者合一。所以， 印是目前所见通过正式发掘年代准确的第一枚文字印。
另外，1998年殷墟东南部安阳市水利局院内出土的兽面纹印（图16）、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兽面纹印ꨂ（图17）则是肖形印的代表。安阳水利局的兽面纹印是在一处夯土房基中（T2F1）被发现的，边长1.5～1.6厘米，厚0.33厘米，鼻钮高0.49厘米。印文为阳文的兽面纹饰，地层显示其年代在殷墟三期、四期之际。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印章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受到制陶工具陶印模的影响或启发，但是商代的文字印已经脱离了图案化的模式，与青铜器铭文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族徽印文起到标识印章主人家族姓氏的作用，与后世所用标识主人私名的用法基本相同。《逸周书·殷祝》记载：“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从诸侯之位。”《后汉书·祭祀志》有：“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玺印，以检奸萌。”这些文献提到夏商时期帝王已经开始使用玺印，即私玺。考古发现有力地佐证了文献记载，表明私印在当时社会已经开始比较流行。然而，肖形印的图案却是当时比较普遍的青铜器纹样，反映的是一种通用题材，不具备私人属性。
商代文字印的印文布局本身不乏艺术性，比如亚禽示印的“亚”字形边框，以“禽”字为中心左右对称的两“示”字就显得装饰意味更加强烈。这种艺术性的族徽铭文在商代青铜器上屡见不鲜。安诺石印的行款为竖款右读，虽然没有明显的界格，但是已经出现了文字分格的意识。第一个字形较大，占据上下两格空间，第二字、第三字分占两格，整体布局十分工整。这样的表现形式在商代金文中已经比较普遍，比如 父乙簋（图18）三字铭文的布局。而且一枚相传出自殷墟的青铜印章（图19），印文已经有了明显的界格。
反观之，近东地区的西亚印系则更加注重图案内容。与中国印章的起源不同，两河流域印章可能起源于用陶筹在泥球上压制记号的活动。最早的印章只是一些简单的标记，在泥板上印下证明货主身份的标志，先后出现了扁圆平印和圆筒滚印两种类型。扁圆平印的时代比较早，例如公元前4500—前3600的鹿形印（图20）。但是这种样式的印章却没有能发展下去，逐渐被可以设计图案展示面积更大、更为复杂的圆筒滚印代替，使之成为西亚印系的标志性印章。
圆筒滚印注重图案化的特质决定了印文的内容基本是有层次的浮雕图案，多以动植物的几何纹样、搏斗和宴会场面、神话故事和宗教仪式等为主题，有少数是有文字或纯粹文字的。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动植物形状为基础的“锦缎风格”，例如公元前3100—前2900年的蜘蛛纹印（图21）。第二个阶段是反映守卫者和搏斗场景的复杂图案，偶尔出现象形文字的铭文，例如公元前2340—前2279年的英雄与怪兽搏斗纹印（图22）。第三个阶段出现了神话故事和宗教仪式的场景，雕刻技艺更趋成熟和细腻，将主题放在一个连续的横栏中表现，例如公元前1800—前1700年的宗教人物印（图23）。第四个阶段的印文图案是用带框的铭文分开，构成一系列独立的画面，例如公元前1500—前1400年的楔形文字印（图24）。
如此看来，安诺石印的风格与两河流域、埃及和爱琴海诸文化没有什么联系。除了西亚印系，在印度河流域发展起来的哈拉帕印章尤其不能忽视。由于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频繁的贸易交流，在乌尔城都发现有哈拉帕印章。考古资料证实了从近东地区、中亚到南亚次大陆都可以看到哈拉帕文化的影响力。
20世纪20年代在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发现了两个较大遗址，被称为“哈拉帕文化”。
50年代以后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又发掘了将近1000个哈拉帕遗址。这些遗址呈现出一种弧状分布，从印度河北部附近的西印度，横跨古加拉特省（Gujarat）和喀曲市（Kutch），通过巴基斯坦信德省和西部的旁遮普（Punjab），深入印度拉贾斯特邦（Rajasthan）和西旁遮普，直达新德里附近。
沿着阿拉伯海岸，直到伊朗边境和俾路支斯坦（Balochistan），甚至在中亚腹地的阿姆河附近也有发现。哈拉帕文化时代大约为公元前2500—前1700年，早期遗址主要在印度次大陆和伊朗边境，此后分布的范围更加广泛，到达俾路支斯坦和阿姆河流域，年代越晚的遗址距离印度东部和南部越远。
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3600年左右就有圆形或方形的印章，印文主要以动物和几何纹的图案为主。印钮样式却没有中国通常所见的大孔桥形钮，而是在圆柱钮或扁圆柱钮上钻小孔（图25），可能与穿物或是悬挂方式的不同有关。公元前2500年出现了图案与文字相结合的印章，即哈拉帕印章。哈拉帕印章多数为正方形，少数是长方形的皂石片。这种印材便于雕刻，阴刻的图案和铭文表示所有者的信息。目前大约出土有4000多枚印章，许多印章被损坏。
哈拉帕印章与两河流域印章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印章形制上，也体现在文字和图案功能的不同。
两河流域早期印章的持有者主要是社会等级较高的人群，印章上的特殊图案足以达到区分辨别的目的。偶尔有铭文的，也主要是神名或人名，头衔或职业铭文的大量出现相对较晚。随着印章所有者范围的扩大，几乎囊括了所有阶层，上到统治者、祭祀，下到士兵、书吏、厨师、商人及普通百姓，甚至从事某一行业的奴隶都拥有私人印章。由于印章的批量生产，图案是事先雕刻上去的，已经不能达到表明自己身份的目的。使用者不得不在印章的预留空白区域刻上铭文来标明身份，这就造成了很多印章中印文与图案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
哈拉帕印章的情况恰恰相反，印文图案最多的是单体动物，比如长角的公牛，也有肉峰凸起的瘤牛（图26），以及水牛、山羊、短角兽、老虎、鳄鱼和大象等等。有的还在这些动物的前面放置一种物品，大体表现为野生或猛兽类动物前有类似盘碟的物体，和家畜前有类似一种篮子或柄状的物体。此外，还有一些印章用多种动物的组合（图27）来表达意义。这些图案揭示了哈拉帕人的社会组织信息，印章的私人持有者组成了超越一般家族的群体。例如，刻有一头牛的印章，表示持有者拥有共同的社会关系，可能属于同一部落或宗族成员。每一枚印章的图案表明持有者所在的某个部落或宗族，独角兽部族是印章中最普遍的一种图案。文字则是合适的名字及修饰物的符号，或者是能够分辨个人身份的信息。哈拉帕印章既有图案又有文字，两者的依存关系也明显不同于中国汉式印章和安诺石印。
其次来看文字系统。将安诺石印的文字符号归入东亚印系的书写系统，是因为四个符号基本可以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找到类似的陶文符号，而且有的史前时期的陶文符号到了商周时期就转换成表意的汉字。安诺石印的文字符号是否具有与汉字相同的音读和意义还需要再研究，但是从符号来源看与中国史前时期陶文的关系非常密切，参看下表。
遗 址 文字符号 年 代 备 注
安诺石印 公元前2000—前1300年
姜寨陶文 公元前4900—前3800年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T109H103.
T254W157.
柳林溪陶文 公元前4400—前3300年
（大溪文化）
T1316.T0716.
T1016.T0817.
杨家湾陶文 公元前4400—前3300年
（大溪文化）
小河沿陶文 公元前3500—前3000年
（小河沿文化） M39
柳湾陶文 公元前2350—前2050年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M935
马家湾陶文 公元前2350—前2050年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T1
马桥陶文 公元前3300—前2000年
（良渚文化） C10
庙前陶文 公元前3300—前2000年
（良渚文化） T102.G3.
王油坊陶文 公元前2500—前2000年
（河南龙山文化） H8
二里头陶文 公元前17—前16世纪
（二里头文化四期） H81
藁城台西陶文 公元前16—前13世纪
（商代早期） T1.T13.
殷墟陶文 公元前13—前10世纪
（商代晚期）
上述所列仅为典型遗址出土的陶文符号，实际上“ ”的发现数量还要多，从西北到华南地区都有分布。而且延续性非常长，其早期意义并不十分明确，晚期的与甲骨文、金文的“五”字写法相同，已经明确属于汉字系统。但是在西亚的陶文符号中，仅在伊朗境内的乔威（Djowi）、沙赫达德（Shahdad）和巴基斯坦的梅加赫（Mehrgarh）发现有“ ”，且构形均是作横置。此外，印度的哈拉巴陶符也是这种横置的样式。另外三种符号在那些地区都未能发现相似的类型。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安诺石印可能借用了中国史前时期的陶文符号，但是在表意方面确是自成体系的。即使在史前时期的中国也不只甲骨、金文一种文字系统，还有丁公陶文、龙虬庄陶文等等。裘锡圭对柳湾陶符的研究表明，这种符号跟以象形符号为主要基础的古汉字不是一个系统的东西。ꨁ最近的人类学研究表明，纳西东巴文与柳湾符号有许多的相似性。其中“ ”在东巴文中表示“黄”，是由“金”字演化来的。ꨂ由此可见，一些古老的陶文符号可以长时间地流传和保留下来，并且被赋予当地文化的特殊含义。考虑到安诺石印与古代新疆出土印章的联系，这个区域当是具备了汉式风格影响和地域文化独立的双重特征。
安诺石印与苏美尔早期楔形文字、哈拉帕文字都属于表意文字，但是后两者会将一个或几个符号组合起来，表示一个新的含义。同时每个符号还表示一个音节，由此还构成了多音节的词组。例如哈拉帕文字的“ ”，表示的是一个人挑着一根杆，杆的两头各有一个容器。这个字实际上可以分解为“ ”和“ ”两部分。研究者从印度泰米尔地区的古代民族达罗毗荼人的方言入手，代表一根杆和器皿的“ ”音节是kā，同时又是表示“保卫”或“保护”的同音异义词。代表一个人的“ ”音节是āl，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双音节词“kāāl”。为了语音和谐，相邻的元音被辅音v或y隔开，写作“kāvāl”，翻译过来就是“保卫或保护的人”，这个是在私人印章上对其身份的标识。虽然安诺石印的词义不明，但文字符号都是单体符号，构词方法与早期楔形文字、哈拉帕文字明显不同。
四、安诺印章与中西交流
安诺以及邻近遗址还出土有数量不少的各类材质的印章，这些印章有的明显是受到近东地区陶文符号和哈拉帕印章文字的影响。从安诺以及邻近遗址的文化特征来看，充分展现了包括安诺遗址在内的纳马兹加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安诺AS/5出土了一件红陶纺轮（图28），根据地层显示年代为纳马兹加Ⅴ期中段。这件陶纺轮的底部刻有六个字的符号，实际上是三组两个字“ ”和“ ”的依次旋转排列。这组符号除了“ ”在仰韶文化的姜寨陶文中最早可以见到外，“ ”则是中国史前符号中出现相对偏晚的一种，可称作“亚”形符。在伊朗东南部的亚赫亚（Yahya tepe）遗址发现了两个陶文符号共存一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200—前1800年。其余如伊朗沙赫达德（公元前2500—前2000年）、叙利亚图图尔（公元前3000—前2000年）、叙利亚斯威哈特（公元前3000—前2000年）只有一种符号，未见到有“ ”形符。
1904年庞佩利发掘的“B”区阶地也出土有两件相似的红陶纺轮，“B”区地层的最底层还要稍晚于AS/5，即纳马兹加Ⅴ期晚段至纳马兹加Ⅵ期。两件红陶纺轮的具体层位已经不甚清楚，其中一件是两个符号的形式组合（图29），可以分为“ ”和“ ”两个单体符号。这两个符号见于亚赫亚陶文，其组合形式也是西亚陶文符号中常见的一种类型（图30）。另一件表面刻有一个陶符“ ”（图31），与图图尔陶文符号基本相同。后来这种符号演变为埃兰早期楔形文字的一种，在纳马兹加遗址发现有同样文字的印章。
阿尔丁遗址发现的印章与近东地区陶文符号的关系尤为密切，体现了对陶文符号的直接仿制，还有多种符号的组合形式。阿尔丁印章与陶文符号的时代大体相同或稍晚，从印章形制来看，有的显然是延续了近东地区的传统。例如Ⅰ石印不设钮，在背部一侧开小孔与近东早期的平印基本相同。Ⅲ铜印底边作折缘的凸起状，Ⅳ—Ⅷ印为背部不设钮的样式。由于不清楚这些形式的印章是否有残损，但从AS/5出土的青铜复合印来看，作为同类型的复合印的可能性很大（图32）。
除了近东地区的影响，在阿尔丁遗址还发现有对哈拉帕印章的仿制品。例如，三枚印章（图33）的印钮形式与哈拉帕印章基本相同。第一枚石印文字太模糊，已经无法辨识。后两枚印章的材质为雪花石膏，其中一枚的印文为典型的哈拉帕文字，写作“ ”和“ ”。然而不同的是这枚印章仅有文字而没有图像，不符合哈拉帕印章用图案表示宗族的制度，可以确定这是对哈拉帕印章的仿制。另一枚“ ”文印却是广泛流行于西亚、中亚、南亚和东亚等许多地区的符号系统。在公元前4700—前4200年伊朗的乔威遗址首先发现有右旋的陶符“ ”，这个符号在遗址中出现了7次，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陶文符号。在哈拉帕文字396个符号中，还没有发现这种符号。由此可见，这个符号在南亚次大陆出现较晚，大概是随着雅利安人的南迁带来的。这枚印章的特殊之处，就是结合了哈拉帕印章的外形和近东地区陶文符号的印文。
通过对安诺以及邻近遗址出土印章的情况说明，科佩特山北麓众多遗址的文化面貌不仅相同，由于处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上，对来自各个区域的文化都有吸收和模仿的能力。而且这种交流并非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展开的。例如AS/5出土的一件青铜印章（图34），从图片来看应该是一种复合式印章，有正、背两层，两面都有缺损。正面是团花图案，需要注意的是背面的双钮十分特殊。在东亚印系中，从未见到过有设双钮的样式，这种特殊的印钮可能是受到了铜镜镜钮的影响。
一般而言，具钮镜中最普遍的是单钮镜，在中国时代最早的是青海贵南尕马台M25出土的齐家文化铜镜。春秋时期开始出现双钮、三钮等多钮镜，例如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M2出土的（图35）和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612出土的双钮镜（图36），尤以后者的镜钮样式最为相似。多钮镜主要出土于东北地区，多钮的传统可能是反映草原游牧文化的一种因素，与我们在西亚、北非和地中海地区见到的具柄镜不同。
那么，这枚双钮复合印可能就是来自阿姆河上游的游牧文化对安诺遗址的影响。假设果真如西方学者所言，中国印章的起源是受到安诺石印的影响，那么，这种多钮的样式为什么没有直接影响中国早期的印章和铜镜，在大约一千年后的公元前7世纪才有一些零星的发现？在同一个遗址中年代相近的文化因素，传播到中原地区的年代差异竟然这么悬殊，这是难以理解的。合理的解释是安诺遗址并非是作为文化传播的主体，而是传播受体。无论是来自东亚、西亚，还是印度河流域和北方草原地带的文化进入这个区域，文化传播的能量则大大减弱再无扩散传播。
由于地理位置决定了安诺及其邻近遗址的文化会受到来自各个区域文化的影响，从而在根本上阻碍了自身文化的孕育和形成。有西方学者认为，安诺石印是当地文化的产品仍有待于商榷。原因有二，一是安诺及其邻近遗址出土的印章受到近东地区的影响最为强烈，其次是印度河流域，再次是东亚西北和东北地区。二是这种文字符号，在当地以及近东地区都找不到传统。在一个遭受外来文化影响比较强烈的区域，当地文化符号仅有个别发现显然也不合情理。而且，从遗址中出土的印章性质来说，有不少是对近东陶文符号的吸收利用，或是对哈拉帕印章的借鉴和仿制，那么安诺石印作为东亚印系的仿制品也是合理的。
五、余论
关于东亚印系的界定，孙慰祖在《汉唐玺印的流播与东亚印系》一文中从制度层面提出，从汉晋时期实物形态的传播到隋唐时期制度形态的传播，最终在唐代形成一种体系，即东亚印系。
本文所强调的东亚印系则是一种艺术史的概念，即印章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不同文化体系下的表现和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材质和形制；二是书写系统和文字；三是功能和社会意义。史前时期的艺术史研究由于缺乏文献资料，很难对艺术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作用，以及与政治、经济、科技、宗教和哲学等领域的交互得到正确的认识。因此，对艺术形式和文化属性的研究就显得相当重要。青铜时代的东亚印系首先在印章形制、印文内容、表达观念以及使用方式上区别于西亚印系，其次又在印钮样式、文字体系等方面区别于南亚印系，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延续至汉唐时期。
安诺石印所反映的文化传播问题，对正确认识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十分重大。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巴纳德提出“文化滞后”理论ꨂ，指某些文化因素从传播主体出发，经中介地区传播到受体，不仅文化特征会发生某些变化，而且空间上会发生移位，时间上也将经历一个过程。因此，在传播受体发现有和传播主体相似的文化因素，乃是“文化滞后”的现象。本文研究则揭示了文化传播的另一种模式“共时论”，即重视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体之间的传播中介。如果传播中介是北方游牧民族，那么传播特点就是速度快、影响小，宛如一场暴风骤雨，忽又戛然而止。从安诺石印与中国史前时期的陶文符号基本在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区，恰好可以推测游牧民族在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但是，作为族群迁徙或是商贸活动带来的文化传播，则是速度慢、持续时间长、影响大。这就能够说明，为什么在安诺以及邻近遗址中近东和印度河流域的文化因素强烈，而东亚和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较弱。
何努认为：“一个文化，其文化因素能传播多远，在空间距离上没有限制，决定性的原因在于文化中心的能量所转化的传播能量。”这个中心能量是对文化的认同，重点表现在对文字符号系统的使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将安诺石印归入东亚印系。但是，东亚印系与汉式印章却并非是可以重合的概念，正如“中国”是一个逐渐形成的历史观念。除了汉字体系的印章之外，在中国历史上还广泛存在诸多非汉字的印章，以及至今仍有许多少数民族行用文字符号，却非汉字表达的情形。这些不同文化类型的印章有着相同的起源，可以在“东亚印系”这个大范畴内来讨论。
参考资料：
弗雷迪克·T. 赫伯特：《究竟是什么？中亚发现的独一无二的青铜时代印章》，《探索》2000年42卷3号，第48页。
《失落的文明》，《费城问询报》2001年4月30日。
《丢失的文化：废墟中石头上暗示的符号》，《纽约时报》2001年5月13日。
《来自失落的亚洲文明的第一个文字》，《泰晤士报》2001年5月15日。
梅维恒：《安诺印铭文注释》，《东方世界的精神文化专辑论文》第112号，宾夕法尼亚大学2001年。
约翰·卡拉鲁索：《关于安诺印和尼雅印的一些看法》，《东方世界的精神文化专辑论文》第124号，宾夕法尼亚大学2002年，第42、43页。
李学勤：《中亚安诺遗址出土的印章》，《中国文物报》2001年7月4日。
李学勤：《安诺石印的启发》，《中国书法》2001年第10期。
水涛：《关于中亚安诺遗址出土的印章及其相关问题》，《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19日。
陈星灿：《〈纽约时报〉关于安诺出土“石印”的争论》，《中国文物报》2001年11月30日。
汪涛、王海岚著，韩香译《安瑙印章及其引出的问题》，《西域文史》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拉斐尔·庞佩利：《1904年探险：土库曼斯坦考察，安诺史前文明及其起源、发展和环境的影响》，华盛顿卡耐基出版社1908年版。
弗鲁姆金：《苏联中亚考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81年。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赵永泽、卢连成：《关于西周的一批煤玉》，《文物》1978年第6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贾应逸：《新疆尼雅遗址出土“司禾府印”》，《文物》1984年第9期。
梅维恒：《安诺印铭文注释》，第4页。
弗雷迪克·T. 赫伯特：《安诺印的来龙去脉》，《东方世界的精神文化专辑论文》第124号，宾夕法尼亚大学2002年。
库兹米娜：《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金属制品》，《苏联考古学》V4-9，1966年。
王珍仁、孙慧珍：《新疆出土的肖形印介绍》，《文物》1999年第3期。
约翰·卡拉鲁索：《关于安诺印和尼雅印的一些看法》，第42、43页。
斯坦因著、向达译《西域考古记》，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68页。
斯坦因著、巫新华译《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图版LXX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王裕口村南地2009年发掘简报》。
黄濬：《邺中片羽》，（北京）尊古斋影印本1935年；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27—132页。
黄濬：《邺中片羽》；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第127—132页。
何毓灵、岳占伟：《论殷墟出土的三枚青铜印章及相关问题》，《考古》2012年第12期。
何毓灵、岳占伟：《论殷墟出土的三枚青铜印章及相关问题》。
徐畅：《先秦玺印图说》，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黄濬：《邺中片羽》；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第127—132页。
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191页。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第162页。
刘青：《青海柳湾陶器符号与普米族刻划符号及纳西东巴文之比较》，《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
孙慰祖：《汉唐玺印的流播与东亚印系》，西泠印社编《西泠印社》（总第32辑），2011年。
诺埃尔·巴纳德：《对广汉埋藏坑青铜器及其他器物之意义的初步认识》，《南方民族考古》1992年第五辑。
何努：《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与文化因素传播模式论》，《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6期。
谢选骏指出：不论“安诺石印”的来源为何、时代为何，它都是“文化交流”的见证。换言之，不论是中亚文化影响了东亚文化，还是东亚文化进入了中亚文化，都说明了“亚洲一体”，中亚和东亚不可分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