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两只狗的友谊

《川普“群发”了s给马斯克的私信》（MAKER 2024-12-27）報道：

埃隆·马斯克和唐纳德·川普的友谊，究竟始于何时，外界很难确切地知道，只是知道他们在过去的几个月好得形影不离，进而也引发了很多的议论和争议。

就在不久前，现年53岁的世界首富对共和党提出的一项支出协议提出了批评，从而破坏了该协议，进而引发了众议院的强烈抗议，并几乎导致政府停摆。民主党随即揶揄川普，称马斯克才是“真正的总统”。

此后马斯克和川普就没有同框的画面出现了，不过当地时间12月27日，川普却也通过一封“群发的私信”表明，自己和马斯克仍然很亲密……

现年78岁的川普在他自己创立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你在哪里？你什么时候会来到‘宇宙的中心’海湖庄园啊？比尔·盖茨在今晚要来哦。我们很想念你和X娃！新年前夜将会非常棒！DJT”

很容易感觉出，这是川普发给马斯克的私信，很多人看到后的第一反应是，年迈的准总统不小心把私信群发出去了，但进一步思考又会觉得，这是川普的有意而为，目的就是想要告诉外界，虽然可能对一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自己和马斯克的友谊仍然坚固。

特朗普“群发”了给马斯克的私信！想念你和X娃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川普的这段“私信”发出去之前，身为三家大公司所有者的马斯克在关键移民问题上，与川普的一些“狂热的支持者”发生了冲突。

在马斯克看来，移民不能一概拒之门外，他强烈支持将“高技能”外国工人引入美国，而这和川普本人支持的“更严格的移民政策”相违背。

“在美国，超级有才华且超级有上进心的工程师数量实在是太少了，”马斯克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这样写道，“优秀的工程人才一直短缺。这是硅谷发展的根本限制因素。”

马斯克出生于南非，数十年前他是通过H1-B签证，即引进外国技术熟练工人的签证，来到美国的。不过在马斯克的批评者看来，一些美国公司滥用了这种签证，他们只是引进了外国工人，却不是符合条件的高素质工人。

川普和他的副手JD·万斯也都曾提出要改变H1-B签证，以便优先考虑美国工人。

除了信中所透露出的友谊和亲密之外，比尔·盖茨这个名字也格外引人注目。

众所周知，微软创始人在过去一直批评着川普，他的前妻梅琳达更是如此，而且还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之所以要支持拜登，就是不想看到川普当选。

但很容易发现，虽然盖茨曾公开表示给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赞助费”了，但他在川普当选后立即表达了祝贺之情，并且表示希望能够合作。

谢选骏指出：有人説到，川普“群发”了给马斯克的私信……這樣的手法顯示了兩人之間的裂痕；我看這一點也不奇怪，“两只狗的友谊”是無法天長地久的。

“《狗的友谊》全文|赏析|读后感”（2019-06-20 手机版）報道：

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克雷洛夫(1769—1814年)是俄罗斯19世纪第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像雕刻家一样雕刻着寓言形象的时候，人家对他的创造却投以轻蔑的目光，所以果戈理说他在一条“最不引人注目的狭窄小路上，追赶过了所有其他的人，就像一棵雄伟的大橡树长得超过了它的整个丛林一般”。克雷洛夫从1809年出版第一本《寓言》起，30余年间创作了寓言诗200多首，成为世界三大寓言作家之一。

克雷洛夫的寓言开辟了“一条通向人民性的道路”(别林斯基语)。他的寓言从民间童话、谚语和俗语中汲取民众的智慧(后来他自己的寓言也成了民间谚语)。克雷洛夫从不拿自己的寓言去适应文学沙龙小圈子的口味，始终坚持面向广大有民主主义要求的读者。曾有人问他为什么只写短小的寓言，对此他回答得很明确： “因为寓言每个人都能读懂，连仆役和孩子都在读它们。” 由于他的寓言表现和反映人民的意愿和道德思想，所以他的寓言在他本人健在时就传播甚广，到他逝世时已被译成十种外国文字出版，其中巴黎出版的俄、法、意三种文字合排本，参加翻译的有57位法国诗人和30位意大利诗人。现在，克雷洛夫寓言已被译成60来种文字，流传于世界每个角落。

《狗的友谊》写一对决心“做这时代的友谊楷模”的狗，刚刚相互握完爪子，就为从厨房里扔出来的 一根肉骨头而厮咬得狗毛满天飞。经不住一根肉骨头考验的友谊是不足取的。认识到友谊的必要和重要，即使到了握爪称贺的程度，离真正的友谊也还很远。

《狗的友谊》（·韦苇·翻譯）報道：

波尔康和巴尔勃斯是两只看家狗，它们歪倚在厨房窗下，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本来，要躺到院门口去，牢牢看住大门，那才算得上是克尽职守。然而今天它们已经食足肚饱，再加上看家狗白天本不用见人就汪汪个不休，这样懂得礼仪的狗才显得有教养。狗儿俩正闲来无事，就没边没际地聊起来，谈它们职责范围的事，谈它们干得出色的，谈它们的失误，最后扯到狗的友谊问题。说起友谊，狗儿俩的话就多了。

“你要想日子过得舒心、痛快，那就得朋友之间心贴心，彼此关心，相互提供帮助，要做到没有朋友就吃不香，睡不甜;要是有谁冒犯它的朋友，它就应该站出来，像山一样卫护它的朋友，使它的朋友连一根毫毛都不受损伤; 最后，朋友间要相互体贴，要千方百计使朋友感到幸福，而归根到底，朋友的幸福也就是自己最大的安乐！ 要是咱们俩建立了这等友谊，我就敢斗胆说，往后咱们的日子就在不知不觉中飞逝，三秋如一日。”

巴尔勃斯接上说：

“有这样的交情？那可真值得羡慕！我的好波尔康，咱们俩是同住一个院落的狗，可没有一天不打架，对这种日子，我早已痛心疾首了。可都为什么？托主人的福，你我都吃得饱，住得宽！ 说起来也真是难为情。不是吗，自古以来狗对人的情谊是堪称典范的，可在狗和狗之间，也同人和人之间一样，只有勾心斗角，没有真挚友情。”

“那咱们俩就来为他们做个表率吧！” 波尔康开心地大叫起来，“伸过爪子吧！”

“好吧，让咱们紧紧握手！”

于是这对新结交的朋友又是拥抱，又是亲吻，那份高兴劲儿，简直达到了友谊的最高峰。

“友谊万岁！”

“友谊万岁！”

什么打架斗殴，什么妒火中烧，什么旧恨新仇，全都见鬼去吧！

可是不巧，也就在这时候，厨师从厨房里扔出一块骨头来。

两个新朋友同时飞扑过去，“友谊万岁” 言犹在耳，却已相互厮咬得狗毛乱飞，一撮撮一绺绺地从空中落到地上。

最后是一盆冷水，才把咬成一团的两只狗拆了开来。

谢选骏指出：人説狗的友谊；我看狗的友谊經不起一個骨頭的離間。

《美财长耶伦警告：美国或在1月中旬触及债务上限》（新闻 2024-12-28）報道：

12月27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致信国会领导人表示，财政部预计美国最早将在2025年1月14日至23日期间触及债务上限，并可能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以避免联邦政府陷入债务违约。她敦促国会尽快行动，以维护美国的信用和财政稳定。

耶伦所提的“特别措施”是指财政部的一种临时会计操作，用于在国会未能及时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的情况下，确保政府继续运转。如果“特别措施”耗尽而国会还没能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财政部将无力偿还，并使得政府陷入债务违约。

耶伦指出，尽管2023年通过的《财政责任法案》已将债务上限暂停至2025年1月1日，但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6万亿美元，其中借贷成本因疫情后的通胀压力而大幅上升，预计2025年的债务利息支出将超过国防预算。

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当前这一数额为31.4万亿美元。

由于美国政府长期收不抵支，需要不断举债来维持政府运转，提高债务上限成了“常规操作”。自美国国会在1939年首次设定450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后，美方已将这一上限提高了一百多次。

2023年6月3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法案，暂缓债务上限生效至2025年年初，暂时避免了美国政府陷入债务违约。该法案同时对美国2024财年和2025财年的开支进行了限制。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财长耶伦警告：美国或在1月中旬触及债务上限”——我看狗粮挥霍殆尽了，两只狗的友谊何以爲繼？有狗粮不行，沒有狗粮也不行——因爲狗的品行不行。

《马斯克放话要清除共和党内的顽固种族主义者》（网易新闻 2024-12-28）報道：

特斯拉与SpaceX的领军人物埃隆·马斯克近日公开表示，随着共和党内部关于H-1B签证的争论日益白热化，必须坚决地将那些“心怀仇恨且不知悔改的种族主义者”从共和党中清除出去。

马斯克强调：“若不对他们进行罢免，他们必将拖垮共和党。”这场关于H-1B签证的争议已经在共和党内引发了深刻分歧，一方是马斯克与维韦克·拉马斯瓦米等支持高效政府运作的成员，另一方则是劳拉·卢默等坚守“美国优先”议程的盟友。在周五的夜晚，马斯克更是升级了这场争论，他呼吁共和党内部应坚决驱除那些“令人不齿的顽固分子”。

马斯克的此番言论，是对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尼拉·坦登在社交平台X上发帖的回应。坦登写道：“作为一位在美国出生的印度裔美国人，我深切感受到民主党将我视为美国人，而共和党的许多基层成员却并不这么认为。我希望在下一次选举中，印度裔美国人能铭记这一刻。他们永远不会将你视为自家人。”她进一步指出：“你以为他们只是排斥其他移民，但事实证明，你也不例外。正如我们一直告诉你的那样。”

知名连环漫画《呆伯特》的创作者斯科特·亚当斯也插话道，如今的MAGA共和党人“正在向民主党学习如何在自我陶醉中输掉选举”。对此，许多X车主纷纷表示赞同，并留言称：“没错，那些顽固不化的种族主义者必须从共和党中彻底清除。”

马斯克在后续的发帖中澄清，他所说的“令人不齿的顽固分子”，指的就是“共和党内部那些顽固且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他补充说：“如果他们不被清除出党，必将导致共和党的衰败。”

特朗普的“挚友”马斯克将这场争论推向了新的高潮。他与拉马斯瓦米共同为科技行业对移民工人的需求辩护，而卢默则猛烈抨击了H-1B签证计划，转而全力支持“美国优先”议程。卢默在X上写道：“特朗普承诺废除H-1B签证计划，我全力支持他的政策。”她还指责马斯克删除了她在X平台上的蓝色认证标记。

尽管马斯克曾倡导过其他反移民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此次他却坚决谴责了共和党内部的种族主义者。然而，他的过往言论也曾引发过争议。去年，《呆伯特》的创作者亚当斯将美国黑人描述为“仇恨群体”，并敦促美国白人“远离”他们时，马斯克却为亚当斯进行了辩护。此外，他还曾支持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并声称“只有德国另类选择党才能拯救德国”。马斯克还分享了英国极右翼活动家汤米·罗宾逊的帖子，后者因对叙利亚难民重复虚假指控而被判入狱。

更令人瞩目的是，马斯克还曾推动过“大替代”阴谋论，该理论声称美国白人正在被少数群体和移民所取代。此次他对于共和党内部种族主义者的坚决态度，能否为共和党带来一股清流，我们拭目以待。

人説“马斯克放话要清除共和党内的顽固种族主义者……他对于共和党内部种族主义者的坚决态度，能否为共和党带来一股清流，我们拭目以待。”——我看你不懂，“两只狗的友谊”破裂，是爲了一個骨頭，不是爲了清流！

谢选骏：私生子女社会的来临

《全球非婚生育比例持续上升，这些国家“私生子”比率最高》（格隆汇2023年8月14日）報道：

近年来生育与婚姻解绑的话题不断受到关注。有数据显示，从全世界范围看，非婚生育的比例在持续上升。其中，智利“私生子”比率最高，达到75.1%，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也都超过了70%。法国是62.2%，英国是49.0%，美国虽然总比例为40.5%，低于欧盟(41.9%)和经合组织(40.74%)的平均值，但其国内的黑人新生儿中，非婚生比例高达72%，西班牙裔则为54%。在东亚国家，由于社会对于非婚生子的接受度还较低——日本、韩国都只有2%多一点，中国则更低，只有1.2%。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四川、广东等地已经取消了对生育登记的结婚限制。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政策提供婚姻关系之外的选项，并给予婚姻关系的同等权益，可能会促使非婚姻生育增长。

谢选骏指出：人説——全球非婚生育比例持续上升，这些国家“私生子”比率最高……我看其中美國并不名列前茅；但是美国单亲家庭儿童比例接近1/4，卻是全球最高——

《美国单亲家庭儿童比例接近1/4，全球最高》（2019-12-15 网讯）報道：

近几十年来，美国单亲家庭儿童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同时结婚率下降、婚外生育率上升。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对13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一项新研究显示，美国是全球单亲家庭儿童比例最高的国家。

当地时间12月12日，皮尤研究中心发布成果称，数据显示，在美国，18岁以下的儿童中，有近四分之一（23%）是单亲家庭，是全球单亲家庭儿童比例（7%）的三倍多。

相比之下，中国为3%，尼日利亚为4%，印度为5%。邻国加拿大这一比例为15%。

单亲家庭与宗教信仰无关

据介绍，这项研究本想分析人们因信仰宗教不同而对生活安排有何不一样，结果发现在美国，来自基督教家庭和不信教家庭的孩子均可能生活在单亲家庭中。

此次研究对单亲家庭的定义是该类家庭中只有一名成年人，以及至少有一名18岁以下的子女、继子女或寄养儿童。

观察者网注意到，早在两年前，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马尔金公共政策讲席教授罗伯特·帕特南便已注意到该国单亲家庭数量激增的情况，并指出切勿将工人阶级家庭（白人的抑或有色人种的）的崩溃归因为有组织宗教或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衰落。

他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写道，非婚生育和单亲家庭在美国各地都广泛存在，并非为世俗化地区或“蓝色”州所特有……在共和党统治的东南地区，社会保守者心中的圣经地带，离婚和单亲家庭反而尤其普遍。

这位学者指出，在美国，单亲家庭比例最高的地区，同时也是社会流动最缓慢无力的地区。家庭的破碎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经济困境，在某种意义上，家庭结构可以被视为只是一种中介变量。

“事实上是上一代人的贫穷造成了家庭的解体，而家庭解体又造成了下一代人的贫穷。但无论如何，家庭都是事关全局的重要因素。单亲父母越多，也就意味着社会流动性越低，这其中的相关性虽然不是绝对无例外的，但也是非常坚实的。”

在单亲家庭儿童比例提高的同时，皮尤中心也指出，目前，美国的孩子在大家庭中生活的可能性相比其他国家而言要小得多：有8%的儿童与其他亲属生活在一起，而全球这一比例为38%。

该中心认为，经济福祉是影响家庭规模的一个因素。从全球来看，在大家庭生活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联系：财政资源进一步扩大，几个住在一起的成年人分担照顾孩子等家务事更容易完成。

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和北亚国家一样，美国家庭总体规模相对较小。美国平均每个住所居住3.4人，低于全球平均水平（4.9人），但略高于欧洲平均水平（3.1人）。

同时，在美国，基督徒家庭、不信教家庭（unaffiliated）和犹太教家庭平均人数大致相同，分别为3.4人、3.2人和3.0人。

成年初期，两成美国人与父母同住

与此同时，皮尤研究显示，家庭规模也因年龄而异。美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平均家庭人数4.6人，而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的成年人只与另一人同住。

据了解，成年初期，美国年轻人会继续与父母同住。年龄在18到34岁之间的美国人中，这一家庭比例占20%。在这方面，美国的年轻人与加拿大的年轻人相似。在北美，居住在这种情况下的年轻人比例高于其他任何地区。

而60岁以后，人们选择生活在较小的家庭中，通常与国家经济繁荣程度和预期寿命有关。在预期寿命超过70岁的国家中，老年人更有可能选择独居或与伴侣生活。而在寿命较短的国家，年龄在60岁以上的成年人倾向于与其他家庭成员住在一起。

而在政府提供较少退休金或保障的国家中，家庭往往需承担更大的责任来抚养年迈的亲属。此外，文化习俗也起着重要作用。

谢选骏指出：人説——“私生子”比率最高……我看——私生子女的比率一旦超過50%，那就意味著“私生子女社会的来临”！

谢选骏：美國政治的邪教化

《绝没料到 美国青年能“跨宗教约会 但不可跨党派联姻”》（文化纵横 2024-12-28）報道：

近日，26岁的常春藤大学毕业生，因射杀美国最大保险公司的CEO，受到美国人在社交媒体上的狂热追捧。就在今年7月，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遭到一名20岁男性枪击。更有相关统计显示，针对美国公职人员的暴力活动：2020年的密歇根州州长遭绑架案；2022年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遭谋杀(未遂)案、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的丈夫遭锤子袭击案，凶手均为Z世代与千禧一代。有分析指出，美国社会的政治暴力日益严重且趋于年轻化，青年的政治卷入度甚至发展到，“年轻人可以跨宗教约会，也可以跨种族交友，但绝不可跨党派联姻”。那么，美国青年群体的政治参与为何走向如此极端的境地？

本文指出，美国青年的政治宗派主义日益浓重，然而，他们并非出于政治理念的认同而团结一致，也并非出于政策的分歧而彼此对立，相反，他们因敌视反对派而抱团取暖。“出于极度厌恶与反感而坚决反对”，成为驱动当代美国年轻人参与政治的重要心理动因。政治宗派主义的核心要旨是：另类化，将反对派视为与自己有本质区别的异类；厌恶感，对反对派不喜欢不信任；道德化，将反对派视为不义者。

政治宗派主义如此强大，甚至分裂了宗教本身。曾经，美国人依据信仰选择政治归属，现在，他们依据政治考虑信仰归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千禧一代的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 D.万斯，2019年他从一名无神论者变身为一名天主教徒。当下，美国青年信奉社会正义作为新宗教，但其更接近一种直觉正义，或许可化约为“分配正义+程序正义=直觉正义”的公式。例如，美国年轻人对资本主义的吊诡姿态：当美国年轻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时候，绝不意味着他们拥抱社会主义，那只是他们的一种信仰“痉挛症”罢了——“你的不愉快，首先应归咎于现代资本主义”。

本文指出，青年政治宗派主义的崛起有宏观和微观背景，但最重要的原因或许要归咎于美国进步主义的行动教育，学生受之影响，认为要“打破一切不平等的边界”“尊重一切平等权利”，应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来获得公民知识。在今天的美国，传统政治光谱与政治极化的概念或许已无法充分解释年轻世代的政治倾向。在这群将“社会正义”奉为唯一正义信条的青年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跨议题、跨群体、非连续性的“思潮缝合怪”。他们试图将“社会正义”作为对抗社会“法西斯”和民粹主义的力量，最终却落了个自由“取消”，不平等加剧的结果，激发起更多社会怨恨。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12月刊，原题为《当政治成为美国青年的“精神鸦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当政治成为美国青年的“精神鸦片”

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挥舞长枪，在人群中高喊：“忏悔吧……下地狱……XX必遭诅咒……XX必胜！”这是在伊朗或阿富汗？不，这是2016年总统大选前夕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某次政治集会上。4年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Z世代”（95后）投票率飙升至53%，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总统大选投票率最高、政治参与最活跃的青年人群。值得注意的是，65%的“Z世代”投票者选择了民主党，不是因为认同拜登，而是因为厌恶特朗普。2022年中期选举，“Z世代浪潮”汹涌而至，再度遏止了“红色浪潮”的出现。“出于极度厌恶与反感而坚决反对”，成为驱动当代美国年轻人参与政治的重要心理动因。

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年轻人的宗派主义色彩何以如此浓重？美国的有组织宗教在新世纪之后迅速衰落，信徒比例已从1999年的70%下降到2020年的不足50%，千禧一代（80后）和Z世代信徒比例仅占世代人口的三成。因此，这种宗派主义并不来自宗教本身，而是来自政治。政治取代了过去宗教在美国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意义。党派政治被祭上神坛，“讲政治”成为一切是非曲直的判断标准。年轻人可以跨宗教约会，也可以跨种族交友，但绝不可跨党派联姻。政治冲突的发生也与政策分歧越来越不相干。年轻人甚至会调整政策偏好，来配合自己的党派身份。如果说，宗教是精神鸦片，那么政治就是美国年轻一代的安非他命。对反对派的厌恶与仇恨所激发出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对本派的热爱与认同。

▍什么是政治宗派主义

“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的“情感温度表”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人对本派的情感相对稳定，约在70~75度之间（0度最冷，100 度最温暖），对反对派的情感则从之前的48度降为目前的20度。这一急速的“情感降级”也体现在美国年轻人的政治生活中：为打击敌手，以高调姿态投身选举，组建各类党派性社会组织，因政治导致的网络暴力与校园暴力事件频发，仇恨犯罪与暗杀活动不断。观察者发现，美国年轻人并非出于政治理念的认同而团结一致，也并非出于政策的分歧而彼此对立，相反，他们因敌视反对派而抱团取暖。这种新表现被称为“政治宗派主义”（Political Sectarianism）。

政治宗派主义不同于“政治极化”，它将美国深刻的政治分歧视为心理上的厌恶与敌对，而非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政治宗派主义不同于“情感极化”，它将对方视为非我族类与道德上的“恶人”，而不仅仅是情感上的不喜欢或不信任；政治宗派主义也不同于“部落主义”，它坚持信仰和道德上的正确性与优越性，而非亲属关系及家庭纽带。政治宗派主义的核心要旨是：一、另类化，将反对派视为与自己有本质区别的异类；二、厌恶感，对反对派不喜欢不信任；三、道德化，将反对派视为不义者。对立派别双方达成的唯一共识，即政治上的损失/失败或将威胁个人生存，因此，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必须避免这一情况发生。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因政治宗派主义而分立的美国青年大多处于政治光谱的两端。事实或许要复杂得多。皮尤研究中心的观察发现，分立的青年世代更多处于政治光谱的中间。在政治光谱自左而右的分布中，民主派青年主要集中于左偏中的“局外者左派”与极左的“进步左翼”；保守派青年则集中于右偏中的“暧昧右翼”；中间派中青年群体亦占半壁江山。研究者认为，貌似最不两极化的中间派/局外者左派/暧昧右翼青年或许并不是最温和的群体，相反，他们恰恰是对两派立场最不满意、最不认同，也是最不支持民主政体的群体。政治宗派主义中的政治身份可以与党派身份相符，也可以是无党派。

（一）政治宗派主义的表现

政治宗派主义按照政治身份重新划分了整个生活世界。无论是在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甚至是宗教生活中，政治宗派主义都收获了大量“信众”。

例如在政治生活中，青年群体以反对对手为由参与各级各类选举活动，2010年以来青年政治组织更是在全美遍地开花。被视为左翼版“茶党”的“正义民主派”组织起了一个庞大的进步青年网络，涵盖“进步数据”投票组织、“新共识”智库、“日出运动”气候行动组织、“我们共同的梦想”移民权益组织、“动力”进步团体孵化组织等。“正义民主派”还培育出了最受美国青年网民欢迎的千禧一代女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OC）与Z世代议员麦克斯韦·弗罗斯特（Maxwell Frost），并积极推动左翼民粹主义立法。而在保守派一边，除以激进著称的“骄傲男孩”“布加洛男孩”“爱国者阵线”“爱国者祈祷”之外，更有“美国转折点”等受传统保守势力支持的青年组织致力于新人的发展与培育工作。这些青年组织正是“为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联合起来”的最为生动的现实形态，基于政治身份的“敌我划分”观念成为美国青年交往行为的“新常态”。

如果说上述政治宗派化尚且遵循了民主程序，那么针对公职人员的暴力活动则是赤裸裸的反民主表现。2020年的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遭绑架案件；2022年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遭谋杀（未遂）案件、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丈夫遭锤子袭击案件，凶手均为Z世代与千禧一代。此外，还有千禧一代激进右翼政治家所罗门·佩纳（Solomon Pena）在众议院竞选中败落后，直接雇用枪手刺杀当选民主党官员的案件。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政治集会中遭到一名20岁男性枪击，更是轰动全球，被视为美国民主的反讽。可悲的是，政治宗派化的当局者，为防止对方获得控制权，往往对本派的反民主行为视而不见。2020年大选前，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为了推进本派的政治目标，使用暴力是合理的。美国人越来越坚信，“邪恶的”反对派是“国家威胁”，为了阻止对方获胜，某些公然的暴力以及对政治对手的伤害是合理的。

在日常生活中，政治宗派化也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2020年，一名Z世代建筑工人因政治观点不和刺死了支持特朗普的老板；2023年，一名Z世代的特朗普支持者因怀疑邻居加入民主党而将其射杀。相对于暴力活动，生活情感中政治宗派化的影响或许更为深远。在过去，相同的宗教信仰是促成恋爱结婚的关键性因素，在今天，相同的政治身份才是婚姻成功的前提。党派混合型家庭不仅充斥着矛盾，还对个人投票率产生明显抑制作用。年轻人的友谊关系也受到严重侵蚀。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数据显示，因政治观点冲突而中止友谊关系的极端自由派青年占到45%，为保守派的两倍之多。

不仅如此，政治宗派化还上升为某种具有高度仪式感的生活方式，与年轻人的休闲活动、消费、审美趣味和个人道德紧密捆绑在一起。年轻人不再满足于“拿铁自由主义”与“猎鸟保守主义”，他们有属于自己的语言、游戏、音乐和世界。以极右翼青年群体为例，虽然意识形态水火不容，但他们可通过内部文化（包括阴谋论），以向壁虚造的方式发明出惊人的凝聚力。他们构建起一个松散的多媒体网络，有自己的大学——“普拉格大学”（Prager University），以规避实体大学的左倾思潮；有自己的游戏——“黑命飞溅”（Black Lives Splatter） ，鼓励玩家驾驶车辆冲入虚拟的“黑命贵”游行示威者人群；有自己的语言——自称为Kek（以一种宗教戏仿的方式表示对佩佩蛙的崇拜），而称对手为SJW （字面含义为“社会正义战士”，实为讽刺）；有自己的理论——“匿名者Q”（QAnon），相信世界被邪教所统治，民主党就是一群崇拜撒旦的恋童癖者。即便内容与逻辑并不连贯，但其背后所蕴藏的巨大破坏性力量依然吸引着年轻追随者。这些并非右翼所独有。美国自由派的“觉醒运动”（Woke）同样充斥着强烈的宗派色彩。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家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称该运动“本质上就是一种宗教”：由学术界“神职人员”如千禧一代的伊布拉姆·肯迪（Ibram Kendi），以及政界“神职人员”共同组成的“牧师阶层”带领着一大批“上帝选民”，致力于根除生活中的各类不公不义。在这一过程中，自由派不惜牺牲言论的自由与批判性对待种族理论的自由。自由派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变得和他们的对手一样心灵脆弱、锱铢必较。

（二）政治宗派主义的特征

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政治宗派主义的特征。

特征一，政治作为身份认同的核心。在传统的宗派主义中，政治身份是次要的，但在今天的美国政治宗派主义中，政治身份恰恰是最首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家莉莉安娜·梅森（Lilliana Mason）认为，意识形态、宗教、种族身份等被整合并重构为某种“巨型身份”，这一身份几乎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名词所完全垄断。她将这种现象称为“基于政治身份的两极分化”。这种政治性的分裂使得孤立的交战双方对于不断变化的处境或真正的国家问题反应迟钝。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政治宗派主义甚至分裂了宗教本身。对于今天的福音派教徒而言，敌人不再是世俗的美国，而是他们的基督徒同胞。他们宗教信仰一致，但信念不同。曾经，他们在信仰的背景下选择政治归属，现在，他们在政治的背景下考虑信仰归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信教比例严重下滑的情况下，白人福音派教徒的数量仍逆势增长——因为越来越多的特朗普支持者开始自认为是福音派教徒，无论他们是否去过教堂。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因政治身份而改变自己宗教、阶级甚至性取向的情况不在少数。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千禧一代的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 D.万斯，2019年他从一名无神论者变身为一名天主教徒。哪怕曾经不共戴天，但因为政治身份原因，同样可以荣辱与共。例如，自由派内部伯尼·桑德斯的饭圈“伯尼兄弟”（Bernie Bros）与哈里斯的饭圈“KHIVE”，前者多为“厌女的种族主义者”，后者多为“女权的反种族主义者”，双方曾在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水火不容。但如今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支持哈里斯——“特朗普当选总统？这完全违反了直觉！我们想赢！”

特征二，敌对的道德化。社会心理学认为，存在两种敌对的方式。一是基于认知的敌对，二是基于情绪的敌对。前者持续的时间更久长，烈度较低；后者持续的时间较短，烈度更高。当前美国政治宗派主义更接近于某种认知僵化之后的情绪敌对。它不涉及具体的政治理念或政策目标，也不涉及党派忠诚。研究者发现，当自由派与保守派观看了同一个政治示威的短视频后，他们竟站在同一立场上谴责抗议者过于暴力。原因在于：自由派将视频理解为某次保守派反堕胎大游行，而保守派将视频理解为某次自由派性少数群体大游行。政治宗派双方均高估了对手和自己的差异，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两派的相似之处。事实上，耻辱感与认知傲慢构成了其敌对情绪的一体两面。自由派青年的耻辱感源于传统价值观颠覆与新价值观重塑过程中的落差，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基于智识之上的认知傲慢来应对自己的软弱，以批判式政治参与的方式来赢得社会承认；而保守派青年的耻辱感则源于被社会发展“甩出去”的无能为力，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基于反智情绪的认知傲慢，强调以政治效忠的方式重振旗鼓。

如果仅停留在情绪与认知敌对阶段，并不一定会激发行动主义或引发暴力。政治宗派主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种敌对被道德化了。道德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对手非人化。2021年，超过50%的民主派和65%的保守派认为对方是“彻头彻尾的恶魔”。约20% 的保守派和16% 的民主派认为反对派“不是人”，其行为“就像动物一样”。二是愿意承担风险和损失，为自身行为“道德赋能”。敌我双方被化约为不义者与正义者、叛国者与爱国者，2024年大选被化约为 “检察官和重罪犯”之间的较量。在将敌对“道德化”的过程中，人自身则完成了“去道德化”的过程——将对手屏蔽在共情圈之外，毫无负担地以某种不道德的方式伤害对方，认为伤害对手合情合理，支持以公开暴力的方式伤害对方，认为对手死有余辜。

特征三，社会正义作为新宗教。美国青年积极投身社会正义运动。在他们的理解中，社会正义更接近一种直觉正义，约略可以用“分配正义+程序正义=直觉正义”的公式来表达。任意一场有关社会正义的新运动，都唤起了年轻人清晰的直觉——他们确信有人未得到他所应得的（分配不正义），或者有人成为不公正过程的受害者（程序不正义）。社会正义成为青年世代的“最大公约数”。这种正义观的一致性不仅出现在千禧一代和Z世代之间，也出现在政治宗派分立的青年群体中。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保守派青年世代在气候变化、支持大政府、黑人遭歧视等问题上的立场与老一辈保守派截然不同，更接近于自由派的立场。例如，“青年福音派气候行动组织”（Young Evangelicals for Climate Action）致力于动员全美青年福音派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危机；J. D.万斯自我标榜为“后自由主义右派”，希望政府能发挥更大作用，协助建立一个以社会保守基督教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这与老一辈保守派强调小政府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社会正义似乎成为政治宗派双方共同信奉的“新宗教”。这一新宗教不仅借用宗教的概念和形式，还继续挖掘和生发新的词汇和意象。除了前述自由派觉醒运动中充斥的各类宗教原教旨主义因素外，社会正义还要求青年人摆脱一切具有压迫性的东西。首先是语言的压迫。为消除日常用语对部分群体的“暴力压迫及伤害”，布兰迪斯大学发布“压迫性语言清单”；马萨诸塞州以法律形式取消“母亲”“父亲”的表述，代之以“分娩者”“另一位家长”。无论是保守派青年所说的“人们太容易被别人的话冒犯”，还是自由派青年所说的“人们的言论冒犯了他人”，“言语的冒犯”均为“七宗罪”之首。其次是资本主义的压迫。在阿甘本看来，现代人以宗教方式投身到了资本主义信仰当中，由“大祭司”银行负责管理唯一的圣礼——信贷。因此，当美国年轻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时候，绝不意味着他们拥抱社会主义，那只是他们的一种信仰“痉挛症”罢了——“你的不愉快，首先应归咎于现代资本主义。这就是当代互联网的流行模板”。面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土崩瓦解，年轻一代的政治宗派主义者正抓紧社会正义的新十字架，努力确保旧秩序不被对方的进步民粹主义或者右翼法西斯主义所取代。

▍政治宗派主义崛起的原因

宏观而言，青年政治宗派主义的崛起，受到下述因素的影响：全球产业结构深度转型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意识形态两极分化导致的民主政府功能失调、代际大更替引发的政治力量洗牌等。微观而言，当前政治精英越来越喜欢用带有道德色彩的个人化语言攻击对手，公众所理解的党派意识形态分歧往往比实际差异严重得多，在某些情况下，很容易成为青年一代政治宗派主义的导火索。比如，以节制著称的拜登也开始使用宗教化的道德语言捍卫美国政治制度。在费城独立大厅发表的演讲中，拜登罕见地连续三次使用宗教语词——“神圣土地”、“神圣火焰”和“神圣命题”——以激起民众的爱国情感及对反对派的愤怒之情。伴随着国内政治威胁与政治暴力成长起来的美国青年世代，对这类“你死我活”的背景噪音已全无反感与抗拒之意，反而因时而进、因势谋动。这类政治话语经由社交媒体的放大，政治宗派的暴力色彩将愈发浓重。

但最重要的原因或许是进步主义的行动教育。进步主义根植于美国的自由主义原则，在建国初联邦派思想中已显露端倪。在进步主义看来，“边界”是一切不平等的原因。当自由主义以经济全球化方式向外发力，消除国家的“边界”时，进步主义也试图借助科学技术与社会运动方式向内发力，消除自然的“边界”。进步主义优先关注国内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尤其是建立在肤色和性别基础上的不平等，强调劳动者权益与社会正义，拥护社会改革与大政府，致力于改善不利者的落后地位。其最新规划之一，就是以医学手段打破男女的自然边界，使之符合自己的身份认同，进一步扩展自由的边界。同时，借助社会正义运动的方式将这种进步主义扩张合理化、合法化。虽然社会各界对其评价不一——罗伯特·帕特南将进步主义视为一种基于社群主义的“道德觉醒”；帕特里克·德宁（Patrick Deneen）则呼吁“秩序党”从“进步党”手中夺取政治和文化控制权——但他们都相信，进步主义是当代青年社会正义运动背后的重要推手。

进步主义将“尊重一切平等权利”发展成为青年世代唯一的正义信条，通过支持K-12教育体系中的“批判种族理论”（CRT）与“行动公民运动”（Action Civics），进步主义与美国青年世代建立起了紧密关系。“批判种族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种族主义深植于社会和制度之中”，受该理论影响的学生很容易认可“白人都是压迫者，黑人都是受压迫者，对此我们不应该宽容”这样的看法：学生们会很喜欢音乐剧《汉密尔顿》中波多黎各人扮演的汉密尔顿和黑人扮演的杰斐逊；非裔小美人鱼与拉丁裔白雪公主也是“很棒的尝试”；学生们为自己的开国总统不是黑人而感到耻辱，推倒奴隶主华盛顿的雕像成了合理的诉求。观察者认为，这一进步环境中充斥着自我审查、对公开羞辱的恐惧，以及对异见的不容忍，“带有17世纪异端迫害的味道”。孩子们过早陷入某种“由反思得来的痛苦”中，为气候变化与生物灭绝而痛苦，为自己是白人而痛苦，因自己能力有限而痛苦。这种痛苦与耻辱的感受恰恰是令社会正义运动沦为“道德激情竞技场”最根本的心理驱动力。

尤其当“行动公民运动”成为美国学生公民教育课的“平替”之后，青年一代参与社会正义运动的热情更加高涨，激进化势头愈演愈烈。“行动公民运动”主张，学生应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来获得公民知识，例如：让小学生通过抗议来支持枪支管制、让中学生通过游说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学生行动无可非议，但他们在行动中一味追求“结果平等”，将任何偏离群体基准的结果视为体制性偏见的证据，甚至把同道中人也当作敌人来反对。这样的行动不但很难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反而可能让世界变得更糟糕。研究者将该运动评估为“很行动，但并不公民”，很是贴切。行动主义教育也让美国K-12 教育体系过早陷入了政治化的泥潭：2020年特朗普政府发布“批判种族理论”禁令，2021年拜登就任总统第一天即推翻该项禁令；2021年以来，18个州对学校教授种族与性别内容进行相关法律限制，得克萨斯州甚至以法律形式禁止学生与民选官员互动。“为国培养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样的国培养什么样的人”，教育领域的国家发展之争给青年世代政治宗派化埋下隐患。

在今天的美国，传统政治光谱与政治极化的概念或许已无法充分解释年轻世代的政治倾向。在这群将“社会正义”奉为唯一正义信条的青年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跨议题、跨群体、非连续性的“思潮缝合怪”。他们试图挖掘一切隐蔽的公正诉求，拥抱“分配正义”“程序正义”，最终却陷在“结果平等”的泥淖中无法自拔。他们试图将“社会正义”作为对抗社会“法西斯”和民粹主义的力量，最终却落了个自由“取消”，不平等加剧的结果，激发起更多社会怨恨。年轻人不因相同的意识形态或政策偏好而团结一致，却因同仇敌忾而彼此抱团取暖。当青年政治宗派的一方将另一方视为对自己价值观与生存的威胁，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战斗到底；哪怕破坏民主程序，也一定要阻挠反对派获得权力；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规避法治、缩减公民自由或权利皆为正当。可以想见，作为美国人口规模最大的两个世代，千禧一代与Z世代或将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参与政治，并在不久的将来，带领美国奔赴一个未知的后自由主义时代。

谢选骏指出：人説——绝没料到 美国青年能“跨宗教约会 但不可跨党派联姻”；我看這是“美國政治的邪教化”——大家都把對方看到邪惡的化身——正好匹配“美國走向三百年壽終的末日發癡”！

谢选骏：2021年1月6日指引美国未来的方向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1月6日从未结束》（《纽约时报》2025-01-05）報道：

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暴力的人来说，2021年1月6日可能感觉已经成为过去——但对我而言并非如此。我一直在重温那个寒冷的星期三下午发生的可怕五小时，当时我试图保护国会大厦内的民选官员(不分政治理念)及其工作人员——所有这一切我都没有开枪。

作为一名尽忠职守的国会警察警官，我被暴怒的暴徒用各种武器殴打，全身上下挨打，直到被自己的鲜血所覆盖。我的手、脚和肩膀都受了伤。我以为自己要死了，再也见不到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了。

在过去的四年里，听到唐纳德·特朗普一再重申，一旦重返白宫，就会在第一天赦免叛乱分子，这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赦免和平抗议者，或者用我经常说的话来说，赦免人质，将是我的莫大荣幸，"他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但所有亲历者和任何在电视上观看的人都知道，那些冲击国会大厦的人绝非和平抗议者。赦免他们将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错误，这可能意味着大约800名被定罪的罪犯将重返街头。

这也可能将我置于危险之中，因为我一直在法庭上作证，并在针对数十名袭击我和我的同事的暴徒的案件中提供受害者陈述。

那天我是幸运者之一；有9人最终因这场暴行而丧生。两名抗议者死于致命的医疗事件，一名暴徒在骚乱中吸毒过量，另一名在强行闯入众议院会议厅时被警察开枪打死。我的一位同事，42岁的布赖恩·西克尼克警官(Brian Sicknick)，在与多名向他喷洒化学刺激物的抗议者搏斗后，遭受了两次中风。他没能幸存。四名在骚乱中受伤的华盛顿特区警察后来自杀身亡。

我的朋友哈里·邓恩(Harry Dunn)是第一个公开谴责这场肆无忌惮的叛乱的执法人员，他作证说，我们徒手对抗临时武器，如旗杆、金属自行车架和投掷物，警察们流血、失明，被辣椒水呛得直咳嗽。哈里遭到种族歧视的辱骂，此后脱下了蓝色制服。我的同事迈克尔·法农(Michael Fanone)遭到殴打、烧伤和电击。他心脏病发作，脑震荡，创伤性脑损伤，这也导致他离开了大都会警察局的职位。在身体恢复的同时，他一直是特朗普支持者持续骚扰的目标，一直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时任国会警察局长的史蒂文·桑德(Steven Sund)成了替罪羊，在压力下辞职。

我经历了多次手术，多年的康复和治疗，以应对在军队中被诊断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复发。当特朗普和他的一些共和党同僚将骚乱称为"爱的一天"和"和平抗议"，称参与者为"勇士"、"爱国者"、"政治犯"和"遭受虐待的人质"时，我被诽谤为"叛徒"。

尽管我离开了国会警察部队，但我仍然被那一天所困扰。现在，特朗普承诺的行动可能会抹去我们为之冒着一切风险的正义。

我从来不想成为告密者或麻烦制造者。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贫困地长大，12岁时合法来到这个国家，成为家里第一个完成高中和大学学业的人。我住在布鲁克林，离特朗普在皇后区长大的地方只有几英里，但我们之间的比喻距离却很大。我父亲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只能给我100美元来帮助支付大学学费。特朗普的父亲是一名房地产开发商，多年来给了他至少4.13亿美元的遗产。特朗普以骨刺为由获得医疗豁免而逃避了越战征兵，从未在军队服役，而我在参军并在中东服役后，在 G.I. 法案的帮助下完成了学业。我在国会大厦抵御暴徒的经历比我在伊拉克看到的战斗还要糟糕。

帮助我的是见证真相。自骚乱发生以来的四年里，大约有1561名被告因1月6日的罪行而受到联邦指控，其中许多是严重的重罪，从非法携带武器进入限制区到煽动叛乱。大约590名被告被指控袭击联邦官员，169人被指控犯下涉及对警察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罪行，包括使用致命或危险武器进行袭击;这些武器包括剑、斧头、刀具、类似泰瑟枪的装置、棒球棒、曲棍球杆和加固的指节手套。300多人认罪重罪，200多人在审判中被判有罪。

免除那些袭击我们的人的罪责将是对正义的亵渎。如果特朗普想要弥合我们分裂的国家，他应该让他们的定罪成立。

虽然我不怪所有支持特朗普的人——我自己的一些亲戚也支持他——但我确实憎恨1月6日 MAGA 极端主义对我和我的团队所做的事。我对右翼政客持续美化残暴行径和集体失忆感到愤慨，他们不愿追究特朗普的责任。我无法忍受听到共和党人自称是"法律与秩序"的政党。

特朗普将以78岁的高龄重返总统宝座，而我却因为在履行职责时受伤，不得不在42岁时离开了我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我有时会想，我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民选官员免受特朗普煽动的暴徒伤害，却眼睁睁看着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地重新掌权。看到一个富有的白人因叛国行为而得到奖赏，而我却因尽忠职守而受到惩罚，这很难接受。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做正确的事情——因为这很难，而且会受伤。

当特朗普最近宣称众议院1月6日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入狱时，众议员杰米·拉斯金(Jamie Raskin)回应说："在美国，我们只会因犯下刑事罪行并被陪审团一致裁定有罪而入狱。我们不会因为人们尽忠职守、恪守宪法誓言而将他们关进监狱。"

当拉斯金进一步提醒所有人，特朗普因在煽动针对宪法的暴力叛乱中扮演的角色而被弹劾时，这让我看到了希望。我钦佩像利兹·切尼(Liz Cheney)和亚当·金辛格(Adam Kinzinger)这样的共和党人，尽管因在委员会的工作而受到谴责和威胁，但他们还是把公平置于党派之上。

至少我能听到儿子称我为他的英雄，因为我们铭记那些为捍卫我们的民主而不惜一切，并继续讲述1月6日真相的人。

作者:阿基利诺·戈内尔 (Aquilino Gonell)戈内尔先生曾是国会警察的一名警官，也是《美国盾牌:捍卫民主的移民警官》(American Shield: The Immigrant Sergeant Who Defended Democracy)一书的作者，该书由苏珊·沙皮罗(Susan Shapiro)协助完成。

谢选骏指出：人説“对我们许多人来说1月6日从未结束”——我看“2021年1月6日指引美国未来的方向”！因爲畢竟，特朗普在2020年的四年之後取得了勝利——不論這是通過馬斯克的賄選，還是通過兩次暗殺的支撐。

2021年1月6日，指引美国未来的方向！

谢选骏：知识就是欺诈

《吃堂子：江南古董业旧事》（何晓道｜《人文中國》2024年12月27日）報道：

外囯有位姓哈的高人认为，只有在共识的规则中交易，才是公平和公正，愿买愿卖，即使是身体也由自己作主。而通过权力来分配必然会产生权力的私利，丧失公平和公正。

古董的古字由十与口上下构成，意思是古董行业十个人同吃一口饭。踏地户、吃堂子，摆地摊、开古董店，是古玩行经营中不同过程的称谓。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各地出现了专门踏地户走脚行商，他们用当地人的身份，说着当地的方言，很自然地行走各个村庄，当地人容易从村人家门口收到古物。他们从村里家门口收来的旧物聚在家里，等待外地人来收买，外地来的行商去踏地户的人家堂前收货就叫“吃堂子”。

古董旧物转手获利时，上海人称“拾皮夹子”，意思是拾到钱包一般快乐，当然，拾到钱包是应当归还失主的，但古董买卖，无论是踏地户、吃堂子、摆地摊，全凭知识和信息，双方自愿，不瞒不哄，自然是合情合理。

打开尘封的记忆阀门，思绪回到从前，回到吃堂子时的村子，叙述吃堂子的经历，回顾村子里我记忆中的人和事。

一、湖头村

往西行180余里路，是嵊县黄泽湖头村。嵊县是越剧的发源地，在湖头村里吃堂子，想起炎热的夏夜，坐在阿心家的道地里，听他妈妈轻声唱越剧，这是原汁原味发自内心的越剧味道。我听着他妈越剧里道白般的地道嵊县腔，讲从前戏班的旧事，我把阿心妈妈讲给我听的，关于戏班的故事写进了《野狼山》小说里。

阿心比我大二岁，我唤伊阿心师傅，他和湖头村里的堂家人叫我小何师傅，他们为我踏地户寻古董，我为他们去摆地摊卖旧物，彼此互利合作，因商为友，亦友亦商。

那几年，每周要在湖头村里住二夜，在湖头村里吃堂子。有时候为避同行抢货源，周日晚上从上海连夜赶回湖头，阿心陪我连夜挨家挨户吃堂子，半夜里轻轻声讲价钿，生怕打扰堂家妻少睡觉。

有一回，被我称为湖头四少，四个比我年少的后生，收了一块刻满亭台楼阁和人物的雕板，要售我六百元，在当时买过最高雕板价格是二百多元，六百元实在是天价，我不敢买，他们知道我喜欢这样的清雕板，要试探我收货价格的底线。那天晚上这块雕板就放在我手里，我夜里看了又看，亭台楼阁的片片黛瓦、屋檐上道道滴水瓦当，都刻得细微如是，建筑上的门窗和栏杆格子图案各不相同，庭院与人物相得益彰，人物形态准确明了，人物神情飘逸如仙。因为实在雕得太好，还是破例咬咬牙买下了。

还有一回，阿心踏地户收到一块清雕板，满是尘土，在村口湖边用皂粉洗过，我急于看雕工和题材，手捏着雕板想甩一下甩干板上的水，不想甩得用力，雕板被皂粉洗过，滑溜滑溜，手指头没有抓住雕板，竟把雕板甩了出去，并且甩碎成二块，当时着实伤痛，我喜欢的百年的古物却损毁在我的手里，再说雕板还没有买来。阿心也体谅我的过失，优惠价让了给我，连夜吹干拼接修复，清雕板细腻碎缝难以复原，只好亏本在东台路地摊上卖了。

湖头村里我在德灿家买过一根藤钟馗人物窗格子，在生华家买过光绪年砟的与我同名“小道人制”的仲尼式古琴，以及许多红妆小件。清雕板，门窗格子和建筑上的清雕板收录在《江南明清门窗格子珍赏录》里，红妆小件有些收录在《明清朱金家具珍赏录》中。同名琴家砟的古琴则是我爱的收藏品。

湖头村的堂家会数人头论价格，他们用湖头话说：“只有一介诺”或者说有“三四介诺”，意思是“一个人、三四个人”。其实我是喜欢“一介诺”的木雕人物，因为单独一个人物的作品更简约而且生动，三四个人的木雕强调了人物故事，却很难表达雕塑艺术的意境和美韵。

湖头村里难忘的还是老委家的独板黄花梨平头大案。

那天下午，我与保进去他家吃堂子，看到这件老委从嵊县医药公司七万多元竞买来的“花梨木”平头独板大案，以我的认知发表了二点观点：一是案板厚实而细腻，无缝无裂无起翘，若是花梨木则要发毛见裂起翘。二是案脚浅刻双龙纹图案，有典型的明式风格，花梨木进入中国时代已经没有明式雕工了。老委见我大论，顺势叫我十万买去，保进也说买下，我当时主要买门窗格子和雕刻件，亦未曾买卖黄花梨家具，便一笑而弃之。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老委家，他要送我一件黄花梨笔筒，我问怎么会介客气呢。他绘声绘色告诉我，他用我说的理论把平头案当黄花梨卖了六十多万，为谢我要送我笔筒，我推托着还是接受了他的赠与。

半年后老委哭着打我电话，说这件案桌在港地拍卖了三千多万，他哭得很伤心，我极力劝他，你也是外面买来，也已经挣过铜钿，老委身体本来不太强壮，为这事几次住院。

又一年许，老委的亲家阿新告诉我，这件黄花梨大案又在海外拍卖一亿多元人民币，网上还能查到拍卖记录。

后来，我去老委家，走到门口，老委的老婆跑来把我挡在门外，说是老委见不得我，见到我一定会哭，也会哭得要去住院，让我回避不要见他。

早先古董买卖的价格用长袖大褂的袖子里拉手，大姆指、中指和无名指分别表示千、百、十，拉几下就知道卖家的讨价，买家同样方式回拉便是还价，交易过程连伙计亦不知道。我在上海摆摊时知道一些老底子的规则，古董买卖的价格都是守口不言，为的也是怕有卖家受伤害。

湖头村的堂家大多是友善的，但也会碰到买了格子门，门上的铜饰装饰完整而精美，待收货时堂家竟会把铜饰挖去另外卖钱，还说：你买的是门，没买过铜饰。

也有生性不善的人，堂前桌子上插着一把尖刀，他家的旧物，报出的价格高得离谱，若不买他家东西便会恶语相加，强卖与你，我亦只得选些小件，高价买点，还得好言好语保持着“友谊”。

有回天元镇的仁仙去他家吃堂子，因为价格太高没有买他家旧物，他竟放了狼狗追仁仙，仁仙吓得魂飞魄散，逃进一户人家，而他还说是仁仙吓得这户人家中的老人生病住院，要了他一笔医药费。也是这位可怜的堂家，在一个除夕夜里，却被比他更野蛮的人持刀杀入他家里，杀了他夫妻二人。

现今的湖头村堂家们多数改行制作仿古门窗了，村里有有名的仿古门窗和仿古家具市场。但湖头村仍然是我喜欢的村庄，这些年来还会去走走，去阿心家里吃饭，去看看村子里曾经相识和相知的同行。

因为喜欢黄泽一带的清雕板和门窗格子，也中意黄泽一带的十里红妆小件。当然对于财富的概念，得之坦然，失之亦是常态，从不纠结，仅仅是趣谈并与读者分享。

二、下沈村

东南行近二百里，便是杜桥下沈村，这一带有清中期至民国时期婚床上的朱金雕板，一张婚床可以拆下七块深浮雕的朱金木雕花板，这一带的刀马人物木雕板尤其精湛。

上世纪九〇年代初，村里有几十户人家踏地户，早出晚归去各村各家收雕板，黄昏后把收来的雕板卖掉。吃堂子的外地客吃住全在村会计老生家。

老生高个子，长下脸，说话坚定而有力，在下沈村有权威。老生规定村里堂家和堂客买卖雕板每块六元，不能讨价还价，也不能藏精售差，去吃堂子的外地客，全凭老生经办。老生从卖家扣取百分之五为佣金，村人和吃堂子的外地客也不敢私买暗卖，雕板的好坏只能凭运道，差的在上海地摊上一块雕板卖不出三元钱，而好的雕板却能卖二十元甚至更多。

一年多来，收雕板的外地堂客来得多了，老生规定只准收一百块散雕板，收足雕板的就得离开村子，没有收到的自然仍在老生家吃着住着排着队。

黄昏时，踏地户的人骑着自行车、三轮车的逐个回家，车上挂着装着满是灰尘的床雕板，他们也不清洗，更不管雕板中雕了什么故事，工艺水平如何，当然什么年代也无人探究，反正只要床雕板都是一样的价格。但是有时候会收到雕得特别精彩的雕板，吃堂子的人眼里流露出惊喜，堂家也会不情愿似的抱怨价格太低，但在老生面前也只是有点情绪而已。

我跟着老生挨家挨户去吃堂子，数着木雕的数量，期待着好木雕的出现，能卖个好价钿，而老生记着堂家的名字和数量，当夜我与老生结帐，第二天一早老生便去堂家付帐。

古代木雕用这样的分配交易模式，也是特殊经济模式中的遗风，这种交易模式被村中有权有威的老生运用得淋漓尽致。记忆中，即使老生从不对堂家们施加压力，但在老生面前的服从是不折不扣的。那时候的村人们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屈从和习惯，已经失去了对事物的真实认知，而这种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程度而逐渐消失。

来的堂客多了，床雕板的品质惭惭被堂家认识，老生也控制不住局面，便形成了不同的雕板有𣎴同的价格，堂家和堂客也各自谈价格，自由交易了，自然也更加公平。但老生仍然为堂客提供吃饭住宿，仍然收取佣金，作为外地的堂客有老生在，更方便更放心。

在老生家吃饭时，女人是不能坐在桌子旁边吃饭的，要站在桌角落头，说是杜下桥人的规矩，堂客坐着吃饭，桌角上左右高高的站着老生的老婆和女儿，吃饭时倒更不自在。

有一回夏天去下沈村，老生告诉我，村子不远的地方有棵大树，大树下有许多村人在乘凉，一声雷电，竟打死了六七个人。不幸的是，老生自己在一次陪慈溪的堂客送货时遭遇车祸。

我去下沈村吃堂子时没有了老生，只能自己去吃堂子，每每在收货时，老生家并不熟悉的女婿会来看我，也会来帮忙。后来才知道，只要我在下沈村里吃堂子，老生家的女婿在还是不在，都会收取堂家百分之五的佣金，因为我早便是老生家的堂客，这个身份已经被世袭到老生家的女婿。

下沈村的床雕板渐渐少了，便收些台州柏木做的椅子，拖拉机装满旧椅子，椅子上绑满一道道绳子，我爬在拖斗里的旧椅子上面，身体半坐半躺在横码的椅子上，两只手拉着绳子，车子的后轮翻起尘灰，从下沈村到家里要开三个多钟头，我满身尘土，紧紧抓着绳子断不敢放松。

“谁叫命运的长绳，只掌握一头在自己的手心。”这是当年我写的诗句。确实，无论是踏地户、吃堂子还是摆地摊，谋生的环境无论如何险恶，命运的这一头不管怎样，也得咬牙抓在自己的手里。

三、述塘下村和下刘村

述塘下是诸暨枫桥镇北的一个小村。

初次进入述塘下村，许多人家家中有徽式的门屏，每屏售价二百多元，由于稍懂些品质和价值，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门屏，自然是有利可图。只可惜本轻胆小，不敢贷款经营，每次去述塘下只能买几十扇门屏，卖掉回本后再来吃堂子。

我住离述塘下村不远的王成木家中，老王比我大，早年开过照相馆，说话温和儒雅。我冬天跟着老王去打野兔，野兔在老王头顶的长电筒的光照下，逃也不逃，还呆木木地看着他，只听见老王枪响，野兔便打死在他的枪声中。夏天黄昏跟着老王去河塘里洗澡，村里的男男女都会在河塘里戏水浇身，妇女们洗完澡后还要在河塘边换衣裳，换下的衣裳还要洗。大胆的女子会看外地来的男人戏水浇身，这样的情景是老家没有的。

老王带着我去述塘下村里吃堂子，从不向堂家收佣金，述塘下堂家的经商本事不是老王能够收佣金的。老王实在，怕我吃亏，会悄悄提醒我，教我经营得更好。

述塘下村子里有许多人原来是做珍珠生意的，塘里养殖的河蚌开出珍珠，一篓一篓的按称重算钱，把珍珠串成项链是以一条一条定价的。现在看到做古玩能赚钱，有些村人放弃了珍珠生意，做起古董买卖。述塘下村里的堂家与别的村里的堂家有些不同，人家是种田地的人在农闲时去踏地户，而述塘下的几位堂家人却有久走江湖的经历

村里有位老二，三十几岁光景，个子不高，生得腰圆面满，眉高目清，嘴唇边总会带点笑容。他家的客厅里常常播放着三级片，总是会有一帮朋友喝酒聚餐。

有一回他说地户里有一对黄花梨圈椅，要我一道去看看，我坐他的摩托车跟着他去地户家。老二的摩托车开得飞快，坐得我胆寒心惊，半个多小时到地户家，要我外地人不要说话，他让我看小屋阁栅上横放着的一对满是尘灰的明式圈椅。

我问老二，这户人家以前是做什么的，怎么会有明式圈椅呢。老二说，他家以前是杀猪发财的。

第三天，老二告诉我圈椅已经说好价格了，卖给我五千元。我和文武二人说好三七开合伙买这对椅子，便筹钱给了老二。半夜里，老二送来了圈椅。仔细看是新的，忽然想起十几天前，老二去火车站提过从福建发运来的四把新做的圈椅，知道上当了。

在当时五千元钱不是小数目，是我七八个月摆地摊挣不来的，我哀求他退圈椅还钱，他说古董买卖是不能退的。我说你是故意做了骗局，不算正当买卖。老二一只手拿着五千元当时是十元币值的现金，在另一只手甩甩，得意着去绍兴买皮大衣去了。

我去邮局打电话同保进商量，怎么能挽回损失，保进介绍诸暨县团委葛慧君熟悉，葛慧君比我大几岁，带我去枫桥派出所报案，有枫桥民警处理，老二才算退回圈椅，但只能同意可以在他家换成老的门窗。

事后老二常常会拿这事取笑我，他说过那户人家是杀猪的，我亦不知，明明知道他曾经买来过新的圈椅也竟忘记了，老二是玩我于股掌之中，我也在教训中成长。

有时候我也会住在述塘下阿明家里，阿明陪我顺着学勉路去看学勉中学和学勉墓。朱学勉是老家人，原名应端平，是画家应野平先生的弟弟，投军抗日，是金肃抗日支队长，不幸在诸暨受难。

从述塘下回家的路上，要经过嵊县的一段山路，山上竹林深深，林下泉水潺潺，带着吃堂子辛苦的成果，从江湖上归来，写下了＂风在竹梢走，石在水上流＂的句子。

去下刘村的次数并不多，在这个村吃堂子的记忆却蛮深。兰溪县女阜镇下刘村老刘家，这是真实的地名，并非是搞笑。

老刘当时是下刘村干部，他家卖的是房梁上拆下来的木雕牛腿。老刘家的牛腿从来不洗的，虫蛀否看不出来。第一次买他家的木雕，拿回家清洗后发现烂的部分他会补过又做成脏旧颜色，使我亏损了许多。后来在他家吃堂子只能小心翼翼，眼到手到地摸着看过去。也因为无法信任，自然在他家买得少了，他却很不愉快。一回在他家门口装车，用了他家的几束稻草，老刘竟然要我付钱给他。

下刘村村里有位刘文明，确实名不虚传，文明生得额头饱满，眉目清秀，鼻梁端正，唇宽面圆。文明家的二楼箱子里有总会有几十个黄花梨笔筒，大大小小，每回会选三五个问价，笔筒是硬通货，虽然转手挣得勿多，却也稳挣不亏。

四、西站和我家

三十年前，宁波西站后面河边里有许多水泥船，河边也搭了许多简单的棚屋，这些水泥船从慈溪一带经过内河开来开去，他们的工作是捡拾废品，也收购废纸旧铁。宁波城市拆建高潮时，收废品的收起了旧家具老门窗，自然成为宁波古旧物资的集散地。

不久西站人放弃了水泥船，上岸在西站后面租房，有人觉得出租简易棚屋也是商机，便在空闲地里建了二排排屋，租户们屋前摆上踏地户居民家中淘来的旧物。出租屋后节是火灶和眠床，前节摆满旧瓷古瓶老家具，门前是堆放老石柱础、石磨、石窗等旧石头。这里有几十户人家，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市场，市场一直没取过名称，因为在西站附近，堂客们便自然把这里称西站。

西站堂子里见到有许多红橱门面上的装饰和拉手，拉手底板的如意形装饰铜板，浅刻“凤凰牡丹”“福禄寿星”等图案，多数是清代的旧物，我买回装饰成镜框，成为可以挂墙上装饰的古董艺术品。由于价格低廉，我每次去西站吃堂子，都会买几十对。这些铜饰当时卖了几百个镜框，如今库存依旧多，亦无人问津。

有回阿爸去西站吃堂子，河塘里有位堂家刚从外地踏来一件明式酒桌，泡在河塘里洗，阿爸问伊价钿，他说六百元，阿爸见伊还泡在水里，先去别户堂家看看，等他回来，这件酒桌已经卖了别人。阿爸打我电话，描述了酒桌的材质、桌脚、牙头、面板及大概尺寸。圆腿圆档、阳纹龙头牙角、破损的大理石面板以及尺寸较小，这种酒桌不大可能是花梨木，我基本断定是明式黄花梨酒桌。

我打探到酒桌买走的堂客是三门姓柯的朋友，第二天便带着徒弟赶去看桌，果然是件精雅的黄花梨酒桌。其实小轲并不知道是黄花梨材质，觉得面板破损也不便使用，他知道我家有修复的车间，便约定让小轲周末送来我家调换完整的红木家具。

第二天，家中窗上为了防盗，在玻璃窗外盖个石格窗，泥水工爬在梯子上，在石窗与窗沿上打几个倒销，我担心倒销打得不结实，害怕万一偷东西的人来爬窗，会掉下石窗压死贼骨头。自己匆匆爬上梯子，一只手抱着泥水工，从他手里拿来榔头，想用点力气打紧倒销，不想我提起榔头，泥水工潜意识怕我榔头打到他的头上，便用力避让，这一扭头避让，梯子失去平衡，我们二人从梯子上掉下，我的屁股落地，他却坐在我大腿上，他一点无事，我却屁股上掉破，腰四腰五骨折，当日住进了医院。周五晚上小轲打我电话，说明天要来我家调换家具，我告知他我受了点伤要改日期了。

沪上尧宏经常来我家吃堂子寻黄花梨家具，那日他知道我住在医院，说从很远的地方开车来看我，到了医院，送来水果鲜花，我很感动，便把见过这件黄花梨酒桌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说待我出院就去调来。尧宏听了这个信息，便在近地探听，也不知是否是徒弟走漏信息。后来小柯告诉我，一个上海人，一个香港商人，来他家里，以三万六千元的价格，买走了他这个酒桌。也有人告诉我尧宏带着由驾驶员小李扮的港商从三门买了件明式黄花梨酒桌。

我师傅褚福明，是我沪上拜的师傅，初始时我踏地户去沪上摆地摊，他从我地摊上“拾皮夹子”，我们还做“蒙打包”生意。“蒙打包”是卖家的东西买家看都不看，由卖家说是什么东西、什么价格和多少金额，买家便欣然付款，这种信用不是常见的，而我与师傅蒙打包生意在东台路上传为佳话。

经过几年生意，我在家里也聚了些古家具和老木雕，师傅也常常来我家吃堂子，在家里卖货我自然成了堂家，师傅便是我的堂客。

有年春节过后，师傅来我家吃堂子，点了二十几套我吃堂子买来的老门窗并列了价目清单，几乎是我家所有的门窗。然后我又陪师傅去湖头村，走了十几户堂家，发现价格比我给师傅的要高了许多，真𣎴知何因，过了个年就涨价这么多。我心里觉得有些不悦，师傅老是对我笑，笑我没能把握行情。然后师傅又跟我说，没有关系的，叫我在清单里可以划掉一半待下回再说，我厚着脸皮，在师傅的包容下赖掉了一半列单中的门窗。也只有师傅能够待我这样，包容我。如今每每与师傅通电话，总会听师傅大声快乐戏称我“晓道兄呀”，我亦不敢应声。

马未都先生也曾是我家的堂客，我也陪他去外地吃堂子，与他有良好的交情，许多年里听他讲故事和看他的书，他的讲述生动而有趣，更是知识点满满，使我受益匪浅。

传说有沪上堂客在我家捡过大漏，我把黄花梨屏风当红木家具买给了他。也传说我给大藏家的屏门现在价值如何如何。我的东西也是从别人手里转来，买进卖出，以此谋生，几十年来吃堂子摆地摊，要说挣的便是我书里研究的代表作，如《江南明清建筑木雕》《江南明清门窗格子珍赏录》《江南明清朱金家具珍赏录》等书里的物品，这些我认真记录和评论过的藏品，还没有转手过，期待有专业机构或藏家能接手展出，集聚着传承于未来。

听兴元兄说，外囯有位姓哈的高人认为，只有在共识的规则中交易，才是公平和公正，愿买愿卖，即使是身体也由自己作主。而通过权力来分配必然会产生权力的私利，丧失公平和公正。

去外地吃堂子和人家在我家吃堂子，愿买愿卖，通过交易达到公平，正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补 记

从事古董交易数十载，熙来攘往，是非得失，皆缘分耳。曾遇一奇事，略记如下：

《复双记》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分合离聚，自在缘份。然今叙之事，并非人缘，且记二物奇遇。

三年前初夏，余赴浙中，暮至朱氏人家，见一木雕雄狮，昂首前观，双眼传神，卷草尾饰，有明代遗风。问求成对，答曰：“东家出售而西家不卖，故存单而待双。”奈何，虽喜其艺法，亦无以结对而舍之。

复一年，又至朱家，依然雄狮独守，如鳏夫之惨寒。朱氏亦苦难配偶，遂让于余。余得而归，亦爱之，屡屡展出携带，又惜其孤单而时露隐痛惋惜，企望有朝一日，成双结对，故时时探问朱氏。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难以如愿。

匆匆三年已去，近乎失望。一日，吾师雷公天恩至余家，见雄狮，怜爱之意更甚于余。余亦感单影孤件，虽爱亦怜，既雷公爱其胜于余,遂赠于雷公。

未及半月，雷公来电，大喜告余：其在杭州市肆得木雕母狮一品，正恰雄狮之偶，大小材质气韵无不一致。余半信半疑，亦随声附和同乐。然日后赴杭州去雷公居室，见得这对木狮，仔细观之，樟木的材质和尺寸相同，明式的雕刻工艺枝法一致，公母形态吻合成对特征，古旧风化成色无异，果然是原配一对明式木雕狮子牛腿。鸣呼！世事纷繁，人间竟有如此奇遇，大明至今三四百年，双狮恩恩爱爱，相守如初，后世事沧桑，建筑主人被逐出他的祖屋，分为贫农各半，木狮又剥离于建筑母体，各分西东，数载离散。而今，建筑母体不知是否还存，而狮子却又相聚复双，破镜重圆，姻缘重续。此等乐事美事，收藏江湖实在少见也。故记之。

谢选骏指出：人説——古董旧物转手获利时，上海人称“拾皮夹子”，意思是拾到钱包一般快乐，当然，拾到钱包是应当归还失主的，但古董买卖，无论是踏地户、吃堂子、摆地摊，全凭知识和信息，双方自愿，不瞒不哄，自然是合情合理。我看不然——利用信息不對稱而獲得暴利，難道不是一種欺詐嗎？人説“知識就是力量”，我看“知识就是欺诈”！歐洲殖民者，正是利用了“知識就是力量”，到世界各地强買强賣、奸淫擄掠、占地爲王、反客爲主。“知識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欺诈！

巴黎塞纳河里游泳等於进入了臭水沟

 93、巴黎塞纳河里游泳等於进入了臭水沟

《巴黎奥运：在塞纳河里游泳有什么问题？这能成为奥运遗产吗？》（詹姆斯·菲茨杰拉德（James FitzGerald）BBC记者 巴黎报道 2024年7月31日）報道：

这本该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一大亮点：铁人三项运动员在塞纳河中竞逐，让游泳回归巴黎市中心。但出于对水质的担忧，首场比赛不得不推迟一天进行。

我们来到原计划起点稍下游的荣军院桥（Pont des Invalides）上，当地人和游客向我谈起他们是否想亲自下水游泳。

“这是一条美丽的河流。”在七月的炎热日子里，巴黎人赫达（Reda）看着塞纳河波光粼粼的水面说道。

“但我永远不会潜入水中，即便他们清理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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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河已经在本届奥运会中成为主角。在上周五（7月26日）晚淅淅沥沥的雨中举行的开幕式上，塞纳河接待了数以千计参加游船巡游的运动员。

一个世纪以来，由于水质问题，当局一直禁止市民在塞纳河中游泳。但通过一项大型改造项目，在塞纳河里畅游将成为本届奥运会的重要遗产之一。

就在本周一（29日），组织者还表示他们有信心铁人三项比赛将按计划进行。但周末的大雨使这一计划落空。

巴黎的“单一系统”排水设施已经饱和，来自厨房、厕所和街道上的雨水等额外水源被排入河中。

巴黎人赫达说自己永远不会潜入塞纳河水中。

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最近在塞纳河中游泳，以强调为清洁塞纳河所做的努力。

此前的检测结果显示，塞纳河中的大肠杆菌水平超过了体育协会规定的上限。这种细菌可导致呕吐和腹泻等疾病。

BBC记者休·肖菲尔德（Hugh Schofield）当时也加入了伊达尔戈的行列。他不小心吞下一口河水，但他说水的味道还不错。

我在荣军院桥上与许多游客交谈时，他们都说在本国露天水域游泳并非难事。

来自英国、德国、荷兰和捷克的游客都表示，他们曾在本国的河流、湖泊和运河中游泳，如果有证据表明塞纳河是安全的，他们也会这么做。

“我愿意试试。”来自荷兰的女士埃斯米（Esmee）说，“从这里看并没有那么糟糕。”

法国在优质浴场水质方面落后于欧盟平均水平。根据欧洲环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的数据，2023年约有75%的法国浴场水质被评为优，而整个欧盟的这一比例为85%。

该机构在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虽然在欧盟的大多数浴场游泳都是安全的，但沿海水域的游泳条件普遍优于河流和湖泊。

塞浦路斯以97.6%的浴场水质优良率位居榜首，其次是奥地利的96.9%和克罗地亚的96.7%。

由于该数据只针对欧盟国家，因此不包括英国。尽管塞纳河已开始允许游泳，但目前英国只有泰晤士河的一个河段——牛津郡瓦灵福德附近——被指定为游泳场所。

欧洲环境署特别提到了巴黎10年前开始的耗资14亿欧元（11亿英镑；15 亿美元）的清理行动。

作为这项行动的一部分，巴黎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雨水蓄集池。它可以储存相当于20个奥林匹克游泳池的水量。这是阻止污水在暴雨期间流入塞纳河的机制的一部分。

在男子铁人三项比赛前夕，并非所有来到大桥的游客都对清洁问题感到困扰。一些人表示，只要天气足够暖和，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考虑跳进河里。

一位来自巴西的男子说，他和他的同胞就是这么做的。他承认：“在我的城市圣保罗，河水也不干净。”

但许多巴黎人都认为，一条干净、适于游泳的河流将成为奥运遗产中令人兴奋的一部分。

大学教授丹妮勒（Danielle）说，她“绝对会”在塞纳河中游泳。

“我早就想这么做了。”她笑着说。

对于一个名叫达米安（Damien）的男子来说，保持塞纳河的清洁是一项“大工程”，但值得一做。

“这对所有巴黎人来说都是一个好机会。”他说。

目前，塞纳河的水质每天都会被进行检测。

2024年巴黎奥运会运营总监兰比斯·康斯坦丁尼蒂斯（Lambis Konstantinidis）说，目前有若干备用计划，包括使用补赛日。

他在星期一对BBC说，只有在“非常、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将铁人三项赛降级为铁人二项，并完全取消游泳比赛。

谢选骏指出：人問“巴黎奥运：在塞纳河里游泳有什么问题？这能成为奥运遗产吗？”——我看在這個“巴黎塞纳河里”游泳，等於进入了臭水沟！要想不中毒，簡直不可能！

谢选骏：“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這話缺乏主語

《如何才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紐約時報童之伟 2013年2月27日）報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先生最近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很先进的执政理念，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的战略目标之一。

但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制度的笼子是什么？制度的笼子就是法律体系，它集中表现为宪法。可以说，宪法的原则、规则和精神，构成关权力的笼子的支架、栏杆和形态。所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之核心内容，是相关宪法关系主体严格在宪法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按宪法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

在法律世界，权力之外的另一大主角名叫“权利”。权利以个人或个体所有之财产为物资承担者，属个人或个体利益的法律体现，在其现实性上，权利概念的外延包括了自由。两相比较，权力的强度远非分散在个人手中的权利所能抗衡和平衡。所以，欧洲启蒙时代有学者从国家角度将权力比喻为传说中的海中巨兽利维旦。

当今世界各法治国家无不经历过以王权或皇权为代表的权力恶性膨胀、恣意妄为、蛮横践踏个人权利的时代。历史上所有法治国家的宪法，无论是不成文的还是成文的，都是通过限制权力的范围和运用程序的方式来保障权利不受践踏的。另一方面，权力受限制是其有效保持自身公共性质的必要前提。在这些方面，社会主义宪法与其它类型的宪法，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自从1911年推翻帝制之后，中国社会就确立了一条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相对立的公理：每一个国民都是享有完整权利能力的公民，他们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通过制定宪法把一部分权利转让给一个统一组织体，形成国家的权力，由他们选举产生的国家机构代表他们行使这些权力；国家是大家的，国家的权力每人都有一份。

正因为如此，宪法将中国称为“共和国”，将“权力”笼统地称为“国家的权力”，并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但“一切权力”在中国宪法中一般具体化为“职权”，在少数情况下被称为“权限”。“权限”强调的往往是相对于其它国家机关或部门而言属于本机关或本部门的那部分职权。我们据此可知，中国的权力，是宪法规定的“职权”和“权限”之总和。

所以，中国全部权力的所有者虽是全体人民，但其行使者却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因而它也因其行使主体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职权，如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等等。

数十年来，中国制度的笼子往往关不住权力、很大程度上成了摆设，究其原因，在一般意义上说是因为笼子的“栏杆”太稀疏、漏洞太大，或没有足够刚性和强度。从根本上看，是因为国有制为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造成了权力相对于权利来说，体量特别大且集中程度甚高、强度很大，难以被关住。

关不住的强大权力至少造成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权力自身的公共性质发生部分蜕变，蜕变部分就沦落成了谋取私利、贪污腐化的根源；公民基本权利相对于权力而言太过于弱小，不足以平衡权力，进而受到权力的严重侵害。

在中国谈论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问题，必须正视权力的最主要部分还游荡于制度的笼子之外的各种现实：执政党的机构与国家机关法律关系模糊，职能混淆，宪法法律中缺乏可以规范、制约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和党委书记个人手中的权力；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尚无立法保障；还有一些基本权利虽有保障性立法但却因过于迁就权力主体的需要而实际上无法落实；存在执政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违宪违法但难以追究违宪违法责任的情况，等等。

要打造能够关进权力的制度笼子并实实在在地关住权力，中国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满足一些制度建设方面的基本要求。

宪法规定的“职权”和“权限”只能由宪定的主体依照宪法、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宪法规定的机关、机构和官员由公共财政供养，其他任何组织不能由公共财政供养，也不能行使国家权力。所以，任何机构，如果基于国家财政收入存在，处理属于国家机关“职权”和“权限”范围的事务，就是行使了国家的权力。如果这些机构不是宪定机构，它们行使的这些权力就处于制度的“笼子”之外。将这部分权力关进笼子的办法只能是，要么将其交由相应宪定机构行使，有么将现有行使者的行为纳入宪法条款规范的对象。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执政党的机构必须按宪法的民主、法治原则和宪政的要求，回归其在政党政治中通常应处的位置。中国目前国家机构与执政党的机构事实上不分，在这种国与党不分的体制下，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不仅事实上等同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官员，而且是本地最重要的公共机构和官员。但宪法、法律却不能规范和调整党委、党委书记的行为，且党委及其下属机构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不承担违反宪法、法律的责任。在这种制度环境下，要让权力的运用者严格依宪法法律办事，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在多数情况下肯定是难以做到的。

所以，中国当今主要应该把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现有的权力关进笼子。怎么落实呢？中共各级党委地位宪法化或党的机构非国家化，是可供选择的两条不同路径。所谓宪法化，指把各级党委的组织和职权明确写进宪法；而所谓党的机构非国家化，则是要求党的机构放弃现有的国家机构地位，成为不靠国家或地方预算维持的民间社团组织，其中未担任国家公职的党员也不具国家官员地位，不拿国家工资。但是，按宪法和宪政的要求，执政党各级党委显然不宜宪法化，而是应该在依法让自己的党员进入国家机构执政的同时，保持自己组织机构和专职党务干部的非国家化。

严格按民主、法治原则处理三种宪法关系。第一种宪法关系是个人与国家间的权利-权力关系。宪法规范公民行为的基本原则是“法律无禁止即自由”， 宪法规范国家行为的基本原则却是“法律无授权即禁止”。处理这种关系的理想状态是形成和维持权利与权力的动态平衡。第二种宪法关系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权力关系，宪法在这个领域的基本要求，是按分权和制约的方向来理解和处理这些关系。它要求一切国家机关都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职权或权限范围内活动，既不能不作为，也不得越权干预其它国家机关职权或权限范围的事务。第三种宪法关系是平等主体即公民个人之间的权利-权利关系，这实际上是个人之间利益乃至财产平等交换的领域，其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个人意思自治（指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和权力一般不进入。

尊重和运用现行宪法本身包含的权力制约内容。谈到以权力制约权力，我们往往只想到宪法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三方相互制约的规定，似乎除此之外宪法没有别的制约要求。但事实上，只要各个国家机关坚守职权分际，办事透明公开，就会形成不同程度的相互制约，不仅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相互之间是这样，甚至国家权力机关与其它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1982年宪法，拿掉了此前宪法关于法院、检察院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质询和向人大报告工作的规定，本意就是让法院、检察院得以免受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干预。可惜此后全国人大未修改相应组织法落实这些规定。

落实公民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出版自由和对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批评权等基本权利，利用权利制约权力。宪法规定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要实行直接的和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允许自由参选，把选票真正交还给公民，公民就能通过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对权力形成强有力制约。这是历史和各国现实证明了的真理。另外，切实保障公民言论、出版、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也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权力受到权利制约，其冲击或拆毁笼子的力道势必被降低。

设立违宪审查专门机关，建设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制度。各国通常所说的违宪审查，在中国宪法中称为宪法监督。宪法监督制度的价值在于遏阻国家机关和政党的违宪行为，让违宪者承担违宪责任。必须运用宪法监督体制进行违宪审查的主要对象，一是立法行为，包括基本权利保障方面的立法不作为；二是国家机关和政党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的违宪行为。广义的宪法监督制度还包括对法律的下位法文件进行合法律性审查。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相信必须具备的条件还有不少，但以上几点是主要的，也是现阶段就可以逐渐做到的。

谢选骏指出：人問“如何才能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我看《紐約時報》不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這話缺乏主語。那麽，到底是誰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呢？十二年來的事實證明，是最高領導把权力关进了他一手打造的“制度的笼子”里……

所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這話必須沒有主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