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教育造就人还是人选择了教育

网文《仗义辈谁？负心人谁？——来自纳粹德国庭审记录的证据》（2016-09-18）报道：

今天这篇文章很短，但可能是自己最近读到最有重量的一篇。Geerling，McGee和Brooks三位经济史学家拿到纳粹年间奥地利反抗者的审讯记录，考察了与纳粹合作与否的影响因素。他们发现：年长、读过高中、读过大学、做高技能工作、是反战分子、是非宗教NGO成员，这些都会让人更坚强，更少出卖同伴；年轻且父母健在、是社会民主组织成员，这些都会提高反抗者出卖同伴的可能。文章读来让人非常难受。

先讲讲背景。他们拿的数据包括所有涉及2人或2人以上规模的反抗案件，从审讯记录可以看到他们当时选择抵赖还是屈服。看上图，如果所有人都抵赖，大家被定罪概率是17%，平均要在监狱/集中营呆118个月；如果一人抵赖，他/她的同伴至少有一个叛徒，定罪概率上升到52%，刑期平均上升到229个月；如果同伴坚持，他/她出卖，定罪概率只有10%，平均刑期也掉到98个月。最后，如果都和纳粹合作，定罪概率44%，平均刑期197个月。这就是囚徒困境，真实的囚徒困境，集中营里的每一个月都是非人生活。

展示结果之前想多说几句。首先是这篇专栏的题图。无论他/她有没有做叛徒，他们起码尝试过反抗。自己没有完整资料，但为了纪念，还是把反抗者的部分描述性统计做了文章题图，完整图片放在文章结尾。其次，虽然审讯和惩罚都很严酷，很残暴，还是有很多人选择合作。29个案子，2个所有人抵赖，10个有人合作，17个全部出卖。181位反抗者，求仁得仁的6位，同案所有反抗者都挺住了，另有25位选择抵赖，却被人出卖，仗义辈共31人。50人出卖了忠诚同伴，还有100位是自己没挺住，同案的反抗者也有人变节，负心人181人里占了150位。

上图是招供与否的描述性统计。一是男性出卖同伴比例比女性更低，79.4%对92%；二是越年长选择出卖比例越高。不过这两点并非直接因素，作者用更多特征做了回归，结果发现：每年长一岁，变节比例降低6%；高中学历，降12.5%；大学学历，降27.8%；高技能劳动，降15%；非宗教NGO；降29%；年轻人且父母健在，提高20%；社民组织成员，提高10%。在同一回归中，剩余因素，诸如性别、是否学生、是否蓝领、是否白领、是否新教、是否共产党等变量都不显著。

作者简单讨论了这些差异的可能成因，比如说父母都在的青少年更容易坦白，是因为从庭审记录可以看到纳粹经常拿父母来威胁他们；社民组织变节比例更高，是因为其中实用主义者众多，等等。最后，他们还考虑了一个问题：是什么，让181人中31人选择抵赖到底？因为当时庭审宣判等都是秘密进行，重复博弈因素可以排除。他们另跑了一个回归，其中被解释变量从是否合作变成同伴有人背叛时是否合作，把系数和前述回归比较。如果差别大，说明大家可能做了权衡，别人更可能合作时才合作；如果基本没差别，说明坚定更可能来自道德品质。结果发现，系数几乎没有差别。学术文章不应有主观倾向，但从个人情感出发，这31位真的很值得敬佩。

参考文献：

Geerling W, Magee G B, Brooks R. Cooperation, defection and resistance in Nazi Germany[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15, 58: 125-139.

谢选骏指出：上文通过具体研究，说明了只有六分之一的人是坚贞不屈的，而六分之五的人都是叛徒；而相对来说，教育程度高的人更不容易背叛——这和共产党中国教科书里所说的正好相反——共产党的宣传把工农兵塑造为英雄，把知识人贬低为懦夫，应该是别有用心的造谣。但是上文没有回答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到底是教育造就了人呢，还是人选择了教育呢？也就是说，是高等教育塑造了坚贞不屈的人呢，还是坚贞不屈的人选择了高等教育？根据我的经验，似乎是后者的成分居多。所以，高等教育经常培养了无知的和半途而废的人，而自我教育却可能创造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