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政府作恶就是自然灾害了

网文《三年自然灾害》报道：

"三年自然灾害"，或者"三年困难时期"，指中国大陆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

简介

1959—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根据对灾情、受灾面积等资料图表的分析，证实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同时分析了各种决策错误带来的不同影响，重点把粮食作为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生命线和因果关系链的比较指数，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比例状况。 

重要数据

从气象、水文、农业、民政和统计部门记录的原始资料文献看，“三年自然灾害”是建国以来第一场连续多年的严重干旱灾害。按照国家气象局分析发布和出版的权威性资料文献，水利部统计归纳的资料和研究出版的，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汇编的《中国灾情报告》，概括其记载、归纳与研究。气象部门就时间、地区、降水量距平、干旱种类给出序列统计表。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叙述到“三年困难时期”群众生活状况和人口变动情况时说：“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这里记述的全国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和《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的人口》等书的权威性记载。公安部的户籍人口档案资料与此也是一致的。

网文《三年困難時期》报道：

三年困難時期，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農業集體化和大躍進運動，導致嚴重糧食短缺而引起1958年—1962年間發生全國性饑荒的一段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78年以前稱其為三年自然災害，後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民間稱之為過苦日子、過糧食關、歉年，餓飯年、饑荒年。中國大陸以外則常用大飢荒或三年大饑荒形容那段時期，也有部分西方學者稱其為大躍進飢荒、中國大饑荒。大饑荒所發生的時期有不同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認為是1959—1961年，賈斯柏·貝克、Basil Ashton、文貫中、楊繼繩、馮客、周遜的著作則採用1958—1962年，還有一些歐美情報機關（如美國中央情報局）認為是從1958年開始的。中外研究中國大饑荒的學者，統計研究的結果表明在1958—1962年期間，1500萬—4500萬人被餓死，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村的農民。

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說「天災在大多數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進一步肯定了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卻把大饑荒的原因完全歸罪於「自然災害」。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國內外研究大饑荒的學者，認為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政策是導致大饑荒的根源，而毛澤東是這些政策的主要發起人和推動者。1959-1961三年間也並沒有大面積的災害，是正常的年景，蘇聯撕毀合同也根本和農業生產沒有任何關係。

「大躍進」和農村集體化是造成大饑荒的直接原因，「大躍進」時「大鍊鋼鐵」浪費了大量人力，農村大量人口去大煉鋼鐵，導致無法及時收割糧食。全國推崇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導致「放開肚皮吃飽飯」，實行不計報酬的勞動導致勞動效率急劇低下。在全國範圍出現嚴重的饑荒的情況下，1958至1959年，中國政府仍然持續著往年的大量向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糧食換取工業原料、機械及技術，以快速發展軍事工業。例如經濟出現困難，農村出現餓死人情形的1959年，全年出口糧食數量達到歷史上的最高，為415.75萬噸。

公社化和集體食堂

在大躍進期間，耕作被強制以公社為單位進行，而基於私有土地的生產被禁止。強制的農業集體化極大地挫傷了農民認真幹活的動力。鋼鐵生產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核心要求（以鋼為綱）。百萬計的農民被號召和命令脫離農業生產而加入到大煉鋼鐵的勞力當中。因為土法上馬大煉鋼鐵，大面積的森林就被砍伐作為替代燃料，很多鐵製農具和其他生產資料（破鍋爛鍬）就被搗毀作為煉鋼原料。而缺乏基本技術設備的大煉鋼鐵運動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資投入之下，產出的只是幾乎沒有經濟價值的劣質的生鐵或者廢鐵塊。

伴隨著集體化，中央政府下令實行一些基於蘇聯生物學家特羅菲姆·李森科的偽科學理論的農業革新。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種子遠密於常規來播種並且假設這些種子間不會相互競爭。實際上，它們會因此相互競爭而相互妨礙生長，結果是產量降低。另一個革新是基於李森科的同事特文提·馬爾特瑟夫（Teventy Maltsev），他鼓勵中國的農民實行深耕（深達一兩公尺）。他們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處，而這些泥土有助於讓植物長出超大根系。但是，無用的石塊、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層熟土卻被埋到了下面。

公共食堂制度也是觸發大饑荒的一個原因。在食物不足的情況下，農民必須十分節省地吃糧食，從而堅持到下一次收穫。而大食堂制度將農民的口糧強制性集體化，提倡「敞開肚皮吃飯」，再加上不少基層幹部從中剋扣，使得本來就匱乏的糧食被提前消耗殆盡。據前國家統計局長薛暮橋估計，1958年大食堂過度消耗糧食多達1750萬噸。這使得在1958年收成不錯的情況下，僅僅半年之後就發生饑荒。

統購統銷和過度徵糧

由於施行統購統銷的關係，農村除了口糧、種子、飼料以外的糧米全須上繳，而糧食則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負責，農民不能儲糧。當中央派員到地方徵收糧食時，是以地方幹部上報的嚴重誇大的糧食產量來計算徵收量的。徵收量大大超出實際糧食產量，地方幹部為了填補缺口，逼迫農民將原本應該留下的口糧、種子、飼料「三留」也全都上繳。於是各個農村的糧食短缺，公共食堂無米下炊，導致了嚴重的飢荒，有許多人因此被餓死，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1956年初，初級形成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普遍建立，正在一大批一大批地向高級形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轉變。同年10月6日，國務院作出《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統購統銷的規定》，要求今後糧食統購和農村統銷。「不論高級社或初級社，一般以社為單位，根據一九五五年分戶，分社核定的糧食定產、定購、定銷數字，統一計算和擬定。歸社統一計算的結果，糧食有餘的為餘糧社，糧食不余不缺的為自足社，糧食不足的為缺糧社。」這樣，合作化後，國家不再跟農戶發生直接的糧食關係。國家在農村統購統銷的戶頭，就由原來的一億幾千萬農戶簡化成了幾十萬個合作社。《規定》提出：「國家對糧食豐收地區的餘糧社，可以在定購數量以外，適當增購一部分，但增購部分不得超過餘糧社增產部分的40%。」1957年10月11日，國務院又作出補充規定，根據一九五六年的經驗和供銷矛盾的新發展，提出在堅持「三定」的基礎上，實行以豐補歉的方針。對超過糧食「三定」的餘糧社、自足社，必須增購一部分糧食，對缺糧社必須減銷一部分糧食。針對中央和國務院在糧食統銷中向農民層層加購的作法，劉少奇認為：我們的糧食政策好。群眾交售有習慣，國家不出錢，群眾無意見。

在這種背景下，黨和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相當一部分領導人和單位，在糧食畝產問題上作起文章，從上到下颳起畝產萬斤糧、幾十萬斤糧的吹牛風，為國務院的「增購」決定保駕護航，來證明劉少奇「我們的糧食政策好」的「科學論斷」。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農業部發出通知，獎勵一九五六年第一批農業增產模範，一九五六年第一批增產模範共68個單位和個人，分別屬於廣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山東、陝西、青海、吉林、內蒙古、北京和上海市。第二批名單已經審定，分別屬於安徽、河北、甘肅、江西、黑龍江、貴州、山西、遼寧、雲南、河南、江蘇、廣東、四川、湖南、青海、浙江、新疆和天津的107個合作社、拖拉機站，農業技術推廣站和國營農場。以多交愛國糧為榮，少交愛國糧為恥的榮辱觀，在紅頭文件、新聞媒體、幹部講話中廣泛宣傳，總理周恩來在反右派運動中「搭車」把對統購統銷政策的態度作為劃分左中右的條件之一，從而，自一九五八年起，統購統銷中「三定」的「定產」工作，開始在吹牛皮說大話的基礎上走高不走低，「定購」，建立在高「定產」的基礎上，「國家糧食徵購應當同農業合作社內分配結合進行，使農業社首先完成國家擬定的糧食徵購任務，然後進行社內分配，必須繼續堅持購銷結合的原則……」「各地徵購多少糧食，銷售多少糧食，中央每年仍統一安排一次」，「全國庫存糧食除了地方可機動使用的糧食外，仍然由中央集中掌握，統一調度，地方政府必須繼續執行國家統一的糧食庫存、糧食調度計劃。」……自從一九五六年黨的八大之後，黨和國家進一步加大了落實統購統銷政策的力度，並在人民公社化之後，對統購統銷政策在細化的基礎上，也作了調整，按照當時國務院的紅頭文件要求，必須堅持「先國家，後集體，再個人」的原則。由於已經公社化，實行生產隊、大隊、公社三級核算，農民生產下的糧食，必須由生產隊集中交給大隊，由大隊交給公社，由公社交給國庫，由國家統一收購——一粒不少地以極低價格賣給國庫，然後由國家糧食部門按照核准的人口數以及各生產隊產糧年度總產，扣除應按定額賣給國家的統購糧數額，以及公糧（土地稅）數額，又及代保管的種子、牲口飼料，再及地方政府機動糧數額之後的餘糧數，再給農民確定供應（返銷）標準，一切都扣除之後，有無剩餘，余多餘少，再由人民公社按糧食部門提供的標準人頭概算社員口糧，由社員拿錢到國庫再買回返銷給自己的口糧（返銷糧），這就是「統購統銷」。農民所賣統購糧的糧款，基本全被政府用來扣除灌溉農田的水費、化肥款、農機修理款等形形色色的收費，結果，農民分文也得不到，在多數情況下，仍然是欠債者。那時候，政府規定不准農民外出的打工，不准在市場買賣物品，農民沒有其它任何經濟來源。這時的農民，誰也無錢到國庫去購買返銷糧。因各級領導在糧食產量問題上向上級吹了牛，實際產量達不到預報的數字，而國家年初的定產數又是在各級吹牛吹出來的數字基礎上做出來的，定購時，自然按定產額統購，吹牛者便把應返銷給農民的口糧全部扣壓住，存在國庫，彌補差額，作為大豐收成果，去為他們搭建升官的階梯。

國防大學政工教研室博士生導師林蘊暉研究發現：由於高指標、浮誇風導致高徵購，1959到1961年平均徵購數占糧食總產量的34.4%，而正常年景是20%多。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周恩來傳》亦證明了這一點。

浮誇風

1958年，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年糧食產量增加一倍的口號。為了討好毛澤東的大躍進方針，或想證明自己的管治勝過其他地區等原因，全國各地都掀起「浮誇風」，各級幹部嚴重誇大、虛報糧食產量，不斷虛報產量等數字，如畝產12萬斤等。

不僅是產量浮誇，就連豬就像大象般巨大、花生大至能讓幾個人坐上去而渡江，這些誇張得荒唐的新聞也經常報導。產量高，自然要上繳更多農作物給予中央，地區官員把差不多所有收成都上繳了。最後，農民則面臨非常嚴重的飢荒。

錯誤政策

1959年中國大陸糧食產量較1958年下降15%，而1960-1961年產量只有1958年的70%，全國各地的糧食、棉花產量跌落到相應1951年的水平。Joseph C. H. Chai 用阿馬蒂亞·森的理論分析，發現1960-1962年糧食減產使得飢荒無法避免，而糧食減產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錯誤，而不是中國政府所說的天災或蘇聯逼債。在糧食分配上，鄉村比城市減少的更多，使得飢荒在鄉村比城市嚴重。

氣候

由原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高素華主編的 《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是農業氣象學家根據1951－1990年間全國分布大致均的350個站點的氣象資料作出的分析。從以下幾個方面對1958－1962年大饑荒期間的全國性氣候作出分析——根據對自然災害評價的需要，氣象學家通常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來劃分乾旱等級。它反映了該年降水量與正常年份降水量的偏離程度。如果當年的降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則是正常年景，不存在澇災或旱災。在該書中，農業氣象學家採用全國分布大致均的350個站點1951－1990年的降水資料，繪出了1951－1990年間各年的降水量距平隨年代的變化曲線，從圖中可以看出，1960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約為－30％，為一般乾旱。其乾旱程度遠遠低於1955、1963、1966、1971、1978、1986、1988年等年份。1978年的旱災遠比1960年嚴重，還處於文革結束不久的「經濟瀕臨崩潰」的時期，沒有出現餓死人的情況。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為約為80％，是澇年，但其澇程度遠遠低於1954、1973等年份。氣象專家將澇災分為澇、大澇兩個等級，連續一個月降水距平大於200％，連續2個月降水距平大於100％，連續三個月降水距平大於50％為大澇。1959、1961年只能算一般澇年。1954年澇災重，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沒有出現大規模餓死的現象。

信息封鎖與誤導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饑荒研究專家阿馬蒂亞·庫馬爾·森認為，絕大多數饑荒的起因，不僅是因為糧食減產，也因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糧食分配，而且通常結合著對於問題嚴重程度認識的信息匱乏或者乾脆是有意的誤導信息。在中國這場59－61年的大饑荒中，城鎮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糧。與此相對比的是，因為新的集體經濟，農村的下級官員因搶著虛報他們公社收穫產量，而留給當地農民遠少的剩餘。阿馬蒂亞·庫馬爾·森認為導致饑荒的自然原因，比如天災，在導致包含中國大饑荒在內的現代饑荒的各種原因中是相當次要的，因為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過合理的政府經濟政策來應對。而毛的中國恰恰在因為錯誤的經濟政策而每年餓死百萬計人的情況下，沒有在議會或者報紙出現批評的聲音。因為缺乏反對黨和自由媒體，毛的錯誤經濟政策能夠持續三年得不到校正，從而造成了現代社會最大規模的饑荒。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都曾對來訪外賓保證說中國人有足夠吃的。中國政府甚至下令臨時出國人員不得在國外購買食物，以免泄露國情。此後在長達20餘年的時間裡，中國政府將有關饑荒死亡人口的統計資料列為絕密，同時不斷向外宣傳說中國沒有人餓死。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劉桂陽為反映民眾的困苦，在國務院北門外請願、張貼標語，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案件。

1961年9月，退役的英國陸軍元帥伯納德·勞·蒙哥馬利來訪中國，從9月6日開始，蒙哥馬利對北京、包頭、太原、延安、西安、三門峽、洛陽、鄭州、武漢進行了參觀訪問。在延安訪問期間，蒙哥馬利途徑一個公共浴室，他便問熊向暉說：「我可以進去嗎？」熊向暉回答說：「男部可以，女部不行。」說完，蒙哥馬利徑直走進了男浴室。浴池裡多是中青年人，也有幾個少年，他們見到一個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人走進浴室，並同自己打起招呼來，便有些害羞地躲開了。而蒙哥馬利卻沿著浴池走了一圈，仔細審視著浴室內每一個人的裸體。當他走出浴室後，即對陪同人員說：「來以前，有人說中國正在鬧大饑荒，餓死了幾十萬人，中國每個城市都餓殍遍地。說中國鬧大饑荒是沒有理由的。這裡人的肌肉很好，絲毫看不出饑荒的跡象。」其訪問中國期間，和黨主席毛澤東見面談話2次，亦與總理周恩來和外長陳毅等中共高級幹部多次見面。除了蒙哥馬利，後來擔任法國總統的法蘭索瓦·密特朗也被宣傳欺騙。而實際上根據習近平弟弟習遠平2013年發表在陝西省委黨報《陝西日報》上的文章，陝西同樣也發生了饑荒。

以後進入1980年代後，隨著有關資料逐步解密，饑荒情況方才為外界所知。遲至1997年版，《大英百科全書》中關於過去200年間大饑荒的列表，尚未收錄這場59－61年的中國大饑荒。但該書1999年版中的「饑荒」條目，則明確稱中國大躍進饑荒為「二十世紀兩次最大饑荒」之一，「造成了多達兩千萬人喪生」。《共產主義黑皮書》也稱之為「史上最大飢荒」。

饑荒期間，中國政府一直採取封鎖消息的策略，並至今未能透露死亡人數和人民遭受饑荒的慘狀。當時的新聞至多以各地大面積發生「浮腫病」作為報導題材，從中也可以看出饑荒的嚴重情況。

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了《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指人相食），報告中寫道「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1289起」，「發生時間，絕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從作案性質和情節上看，據對1144起案件調查，其賣給別人吃的36起，其餘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該報告送到省委後，「省委書記曾希聖只批給幾個書記傳閱，嚴格保密，並指示公安廳，嚴格控制知情範圍，有關檔案銷毀。」

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廳給省委寫《關於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報告中稱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2013年11月20日，美國勞改基金會在華盛頓的國會山莊向媒體公布了安徽和甘肅兩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國官方調查文件。

信陽事件中，當地專區地委書記路憲文禁止信陽專區農民逃荒，派出多隊巡視員攔截逃荒者，並禁止當地信件外流。

對外糧食援助增大

中國政府在三年困難時期仍然大量進行糧食輸出和對外援助。例如，據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檔案記載，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1965年5月10日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時表示截至去年，建國14年來，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而已經使用的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為集中。又如，根據外交部解密檔案，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外交部解密檔案裡，1960年除了對幾內亞的援助外，還有15000噸小麥支援阿爾巴尼亞，援助剛果5000噸至1萬噸小麥和大米。1961年8月，寮國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國政府決定援助15噸。

除了對外援助，困難時期的糧食出口情況也逐漸被披露。1960年1月，與外交部、外貿部平行的中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成立，專門負責向外國贈送現款、食品等。就在大饑荒最嚴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訪華，中國給了6000萬美元的「貸款」，周恩來特別告訴格瓦拉，這錢「可以經過談判不還」。1961年1月，中國和蘇聯分裂，中國希望阿爾巴尼亞幫忙罵蘇聯的赫魯雪夫，給了五億盧布，還用外匯從加拿大買小麥送給阿爾巴尼亞。

糧食進口遲緩和拒絕外援

南京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尚長風分別在中共黨辦刊物《中共黨史資料》 2009年03期發表了《1961年中國糧食進口研究》、《百年潮》 2010年04期發表了 《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糧食進口實情》，公開了當時的糧食進口和外國援助情況，原文引用如下：

「1960年12月底， 周恩來、陳雲、李先念商議，進口150萬噸糧食。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廣州會議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進口糧食500萬噸、翌年進口350萬噸至400萬噸的決定。

當時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不過，禁運名單並不包括糧食。中國陸續從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阿根廷、聯邦德國、義大利等國進口了糧食。

中國第一次從加拿大進口糧食時，兩國尚未建立外交關係。依據加拿大法規，官方特許的銀行不得向尚未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提供出口商業信用。然而加拿大小麥局成功地說服了加拿大政府，破例同意加拿大有關銀行為中國第一批小麥進口提供了短期出口信貸。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的小麥也爭取到了較為優惠的條件。

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糧食出口國，糧食報價也比較低。1961年初，中國曾考慮向美國進口糧食，剛剛就任美國總統的甘迺迪也表示，可以基於人道主義立場，向中國出口糧食。不過，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中國最終沒有向美國直接進口糧食。後來，通過當時同中國關係比較密切的法國轉口購買到了美國糧食。

1961年初，美國總統甘迺迪曾設想以民間的形式向中國提供糧食援助，被中國婉拒了。其他國家的糧食援助，中國也未接受。

中國接受的唯一一筆國際無償援助來自蒙古：小麥1萬噸，麵粉6千噸、牛羊肉1千噸。

1961年，蘇聯兩次主動提出對中國的糧食援助方案。一次是1961年2月27日，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雪夫致信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提議1961年8月底前，以借用方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穀物和50萬噸古巴糖。中國決定把100萬噸糧食作為備用，接受50萬噸糖。後來由於中國順利地進口到糧食，100萬噸備用糧食最終沒有使用。另一次是蘇聯提出借與中國30萬噸糧食渡荒，中國予以接受。當時，蘇聯對華態度也較為友好。據中國貿易代表團匯報：「赫魯雪夫主動提出對我1960年的欠帳和借給我50萬噸粗糖都不計利息。」

據1961年12月26日的《外貿通報》，只有德、捷兩國對華態度特別壞。東德派其政治局委員馬特恩來中國索債，被中國總理周恩來嚴肅批駁其要求，東德開始有所收斂。

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則在其回憶錄里敘述其曾向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當面提出支援，周恩來答覆說：領導上已經討論過了，決定對蘇聯同志表示感謝，但對援助表示拒絕，說自行去解決。

政治鬥爭和腐敗

從1955年開始，由於批判右傾思想的影響，經濟建設中出現了層層抬高經濟指標的趨勢，特別是基本建設規模越來越大，項目越來越多，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8）的指標。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因為清楚地看到很多計劃超越了客觀條件許可的範圍，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1956年2月份，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等，決定把基本建設投資由原來要求的180億元壓縮到147億。1956年6月10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會議基本通過財政部提交的預算報告初稿，其中明確寫道「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明顯地加重了反冒進的份量。同時更進一步把1957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由147億元進一步壓縮到140億元。由於周恩來等人反「冒進」，暫時遏制住了經濟建設大幅冒進的趨勢，但是1956年經濟還是有冒進的問題，以致財政第一次出現了10億的赤字。在編制第二個一年計劃和1957 年經濟計劃時，周恩來等人還繼續堅持反冒進，把一些過高的經濟指標壓了下來。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劉少奇作了政治報告，明確提到「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可以得出階級和階級鬥爭已經消滅的結論。 同時提到「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可以得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結論。但是毛澤東並不認可上述這些現在看來非常正確的國家決策，而是憑藉自己巨大的權威，從根本上扭轉了國家經濟建設的政策：從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會議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 對國內基本矛盾的估計和對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完全轉到錯誤的道路：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不顧實際條件強調高速度發展。從制度層面看，不僅僅是領袖和領導集團的錯誤，而是制度性錯誤。在這個體制內，沒有對最高領導人錯誤的糾錯機制，反而可能會把錯誤進一步極端化。

「反右傾」鬥爭導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傾，對反映餓死人和浮誇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面紅旗抹黑。這樣顛倒是非，使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危，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成風，處處隱瞞、謊報災情。例如河南省委於1959年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一些地區的政府官員（例如：河南信陽）為了隱瞞災情，阻止飢民外出討飯，截取郵件阻止信息傳播，讓農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也是導致災情嚴重惡化的原因。信陽最終餓死至少105萬人，而且有大面積人相食現象。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曾沉痛地說，「這幾年我們掠奪農民比國民黨還厲害！」1962年夏，國家主席劉少奇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1959年4月份國務院秘書廳把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缺糧的情況上報給毛澤東，又把15省多達2500萬人缺糧挨餓的情況上報。面對這樣大面積的災情，毛澤東沒有採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繼續「大躍進」。1958－1960年期間，向農民徵購的糧食年度量一直保持增加狀態。在大饑荒時期，不僅大量徵購農民的糧食，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在餓死人最多一年，即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國家糧食庫存高達887.03億斤，但沒有開倉放糧救人！1960年4月，大饑荒最為嚴重的時候，國家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假如當時能夠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卻大量出口糧食。1959年的糧食產量比1957年度減少了2500萬噸，而1959年的糧食出口卻增加到415.75萬噸。大饑荒為嚴重的1960年，繼續出口糧食272.04萬噸。同時還出口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珍貴的食品。

供應制度

城鎮居民的糧食是定量供應的，按勞動強度大小不同來確定糧食定量指標的， 所以普通的城市居民雖然不會餓死，但是也是處於半飢半飽的狀態。 而高級幹部和極少數高級知識分子則是按權力等級享受特殊供應的。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為保障其高級幹部的食物、肉類及煙不虞匱乏而批示「特需供應」的報告，依官員級別滿足所需，造成特權供應。 1960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高級幹部實行食品特殊供應。國家高級幹部實行食品特殊供應的具體標準是：

1.四副二高：每戶每天供應肉1斤，每戶每月供應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香菸2條。

2.正副部長：每人每月（只限本人）供應肉4斤、白糖1斤、雞蛋2斤、甲級香菸2條。

3.正副局長：每人每月（只限本人）供應肉2斤、白糖1斤、雞蛋2斤、甲級香菸2條。

當時戲稱這些特權享有者為「肉蛋幹部」。1961年2月起，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經濟工作5人小組組長陳雲按照老婆于若木的建議，又對「肉蛋幹部」以下級別的其他幹部，供應定量的白糖和大豆，戲稱「糖豆幹部」。具體標準是： 行政十三級以下、十七級（鄉科級幹部）以上每月特供2斤黃豆、1斤白糖，讓大饑荒時期的幹部健康狀況得到了保障。

在大饑荒時期，按照中共中央特意制定的政策，在全民計劃配給體制中，城市居民的食物供應比農村好得多，機關幹部又比一般平民好，幹部又按照級別高低獲得不同的飲食待遇，形成體制性腐敗。

剝奪逃荒和求生權

1958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實行，取消了農民自由遷徙權，這樣事實上的農村隔離封鎖政策使得信息傳遞以及逃荒成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國農村大饑荒的起始年。

大饑荒出現以後，饑民逃荒開始增多，但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農民外逃，另一方面，對逃荒農民嚴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遊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披露，1960年流動人口曾經達到600萬，1961年1月－8月，全國收容207萬人，1962年1月－8月全國共收容140萬人，全年估計收容近200萬人。

中共黨營媒體人民網——《國家人文歷史》則總結指出：在戶籍制度嚴格執行的時代，「禁止農民流動求生」，農村人無法離開土地，只能在家等死。並稱「按保守估計，農村有上千萬人餓死。」

而《毛澤東的大飢荒》作者馮客教授查閱了中國官方的檔案之後，有一些非常驚人的發現：

「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僅僅包括了飢餓所導致的死亡，還有一部分死於階級鬥爭。

在大饑荒中飢餓的人，很多是因被減少給予食物的量而導致的。因為人們的住房被拆，財產歸公社所有、不能自己燒飯，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餵養」，不能勞動的病、弱者被視為負擔，他們所分得的食物也會因其勞動量的減少而縮減。

武力鎮壓

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於中共黨辦的人民網刊文《「大躍進」後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記載了安徽省當時，有近幾十萬農民在飢餓死亡面前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飢而被公安機關等暴力武裝機關抓回打成「反壞分子」，其並明確指出：「大躍進」時期安徽餓死了那麼多人，同不斷進行以「鎮壓反革命」為名而野蠻進行社會控制，密切有關。

學者宋永毅則據中國公安部的一個絕密報告披露，僅1957年就有過數百起中國農民的要飯吃的所謂叛亂，甚至遭到正規軍隊使用機關槍進行武裝鎮壓。

在餓死20餘萬人的安徽無為縣，1960年由原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黃立眾（56年考入北大，因說了農村餓死人的實話，被校長陸平開除）看到眾多鄉親被餓死組織而組建了『中國勞動黨』，並針對當地幹部衣食無憂卻大肆搜刮農民活命口糧的情況制定了《懲治官僚主義腐敗分子臨時條例》，暴動準備在1961年春節期間發動，後被兩個連的部隊剿滅。1982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給予部分平反。

《三年大饑荒沒有造成大規模農民反抗的根本原因》一文作者調閱了大量中共官方編寫的地方志，更加詳細地披露了在三年大饑荒時期，針對農民要糧食吃的保命行為而進行的全國性武力鎮壓嚴打運動，這與烏克蘭大饑荒時期蘇共對烏克蘭農民的暴力屠殺如出一轍。其中最為殘酷的一個例子是，「1960年6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全縣不足10萬人卻餓死了4萬人。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因為他們家裡的孩子也餓死了。手無寸鐵的農民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過程

官方檔案

海外學者搜集了中共官方檔案里對大規模餓死人的歷史記載，並將其整理成書正式出版：

由宋永毅主編，哈佛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國大躍進—大飢荒資料庫(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檔案資料，二千多萬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內部檔案。宋永毅在總導言中表示，大飢荒的本質，是中共對中國農民進行的一場的「糧食戰爭」。

艾塞克斯大學歷史系講師周遜（時任香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馮客的助手），從中國官方檔案中節選出121個，2012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檔案彙編《中國大飢荒，1958-1962》，檔案中包括餓死與人吃人的記載。

官員回憶

三年困難時期的餓死人數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來說，是一個非常忌諱和迴避掩蓋的話題。雖然饑荒期間，中國政府一直採取封鎖消息的策略，並至今未能明確公布死亡人數，但其政治敏感度亦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消退；而且針對來自香港台灣和世界的各種質疑和譴責聲音，中共領導人在毛澤東死後亦轉變曾經一貫堅持的完全否認態度，進行了各種反思和回應：

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在1958年11月20日的武昌會議上說：「除特殊外，還是要睡一點覺。現在要減輕任務。」明年的生產指標要降下來，不能總是壓得人透不過氣來，否則，「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廣西死了人（註：指廣西餓死550人的事情），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他指著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說：「安徽要搞那麼多（嗎）？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為原則。」

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說：「我們黨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找不到替罪羊就說是自然災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純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錯誤。」「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餓死幾千萬人，工人階級沒能給予（農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糧，有副食供應，有布票，保證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說：「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麼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

前國務院副總理、長期負責經濟工作的薄一波說：「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十五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我國人民所經歷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造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

曾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鄧力群回憶這段歷史說：(1960年初)「李先念同志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家中死人婦女穿白鞋弔喪）。怎麼造成這樣一種情況的？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嚴重的浮誇，征了過頭糧。還有特別厲害的一條是，沒有飯吃了，村子裡能夠吃的、能夠找到的都吃光了，為了保住他那個浮誇，竟不讓逃荒，讓民兵把著。這裡沒有飯吃，到別的地方去逃荒，歷史上哪朝哪代都是這個辦法，解放以後遇到大災大荒之年也都是這個辦法，不讓逃荒，強迫命令，把本來可以活下來的人餓死了。」「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時候，他（毛澤東）情不自禁地罵了一句，並憤憤地說：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這個由所謂的「左王」鄧力群口述、朱元石記錄整理發表於《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5期標題為：《七千人大會到「西樓會議」》的文章充分敘述了中央幹部（包括毛澤東劉少奇陳雲李先念周恩來等實權官僚）對三年大饑荒時期全國各地大規模餓死農民的歷史事實是洞若觀火了如指掌的。

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2004年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麼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曾經表示，大饑荒四川「死了1000萬人」，並直接導致四川省經濟衰退，退出比較發達省份的序列，成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樣的中下等經濟省份。這個數字與載《中國人口科學》上海交大曹樹基教授的研究結論940萬相吻合。

當時安徽副省長張愷帆在回憶錄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實際死亡人數是548萬，除去正常死亡數、逃亡及失蹤數等，安徽餓死約500萬人。中共中監委農村處處長李堅調查安徽截至1961年3、4月間餓死人的總數，將生產隊、公社，再到每個縣的統計數字逐級彙總，安徽全省餓死人總數350萬，正式上報為300萬。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在文革後表示：核實結果，安徽餓死350萬沒錯。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萬人。根據丁人卜的《難忘的歲月──安徽省無為縣共產風史錄》，無為縣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縣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餓死了320,422人，百分比為32.5。

根據張廣友《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中，援引山東省一位領導1960年的大會講話內容「山東省過去（1957年）人口為5500萬，不到3年的時間，現在（1960年冬天）還有5000萬，減少了500萬。」

中共山東省委副書記兼省長趙健民在一次發言中說：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這一年半時間內，全省非正常死亡65萬人，外流 109萬人，人吃人的現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沒有文字但有口頭匯報的還有十多起。

原四川瀘州中共地委書記鄧自力說：「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宜賓市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長寧（縣）是個爛攤子，20多萬人口就餓死了7萬多。腫病流行，省委調撥了些糧來，社員又無錢買。

其它在各種公開場合承認大規模餓死農民的中共高級幹部還包括：胡耀邦、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出獄後的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其聲稱全國當時大致餓死500萬人左右）、李銳等。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記載：「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從1949年到1957年，每年都增加1000多萬人；1960年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1000多萬人，扣除出生率下降因素，死亡人數應在1000萬以上。這還僅僅是1960年一年的數字。

中共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很多著作也承認大量人餓死，如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鑑》、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國》和《曲折發展的歲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災害長篇紀實》等等；

中共官方主辦的各種報紙雜誌和網站亦有大量的文章承認了大規模餓死農民的歷史事實。例如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主辦的《炎黃春秋》雜誌2008年10月以《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為題報導了甘肅通渭「人吃人」的慘狀。

歷史記載

大陸毛派和官方一直宣傳大饑荒時期毛澤東多次提出不吃肉，要和全國人民共度難關。比如1968年後擔任毛澤東伙食管理員的吳連登說：「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愛吃紅燒肉，但在最困難時期，毛主席的餐桌上沒有了紅燒肉，雞、魚、肉、蛋都沒有了，全是素菜。舉個例子，毛主席特別愛吃魚，但在那個時候，他連魚都不吃了」。衛士封耀松則說1960年毛澤東在生日那天，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來，封耀松幫他按摩時，他腳背和小腿的肌膚失去了彈性，按下去一個坑，久久不能平復。這是浮腫。老人家已經六七個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黃不接的季節，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糧，常常是一盤子馬齒莧（一種野菜）便充一餐飯，一盤子炒菠菜，便能支撐著一天工作」。然而也有與此類描述大相逕庭的說法：1954年秋天起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經常陪他吃飯，並為1960年毛生日餐當事人之一的秘書林克為此專門打電話詢問了毛澤東當時的保健醫生、護士長。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沒有這種事，如果我們使毛澤東得浮腫病，那我們就犯了大錯誤，是嚴重的失職，中央也不會允許」。

大陸政府出版的書刊文章，廣泛報導了毛澤東在三年大饑荒時期，菸酒肉茶一直沒有間斷，生活待遇相對於其他中國人是相當地優越和奢華。毛澤東在當時的照片亦顯示其身體富態，不存在所謂的營養不足甚至浮腫病問題。

毛澤東「不吃肉」的時間段為1960年9、10月份到1961年4月份。毛澤東宣布不吃肉，只特指不吃豬肉，不包括牛羊肉和豬油，更不包括蝦肉和魚肉和其他海鮮。毛在「不吃肉」期間，依然可以吃到花樣繁多、用豬油烹製的各種素食、蔬菜及麻雀、小蝦、野味等其本人並不反對的肉食品，偶爾還吃了紅燒肉和肉包子。而且其保健醫生鑑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製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

經常陪毛澤東吃飯的衛士張景芳回憶稱，大饑荒時期有一次陪毛吃紅燒海參，海參太滑掉在桌上，毛把它撿起來吃掉。

毛澤東在1961年7月的伙食費開支654.82元，另有水果費86.65元，一般雜費54.22元，小孩生活費47元，首長雜費17.04元，房租費86.80元，澡費3.6元，汽車費2.70元。按1961年的黃金價格3.04元/克算，折合黃金243.9克，換算成 2012年的價格在8萬元人民幣左右。同期北京市民一個月生活費13元左右。1961年10月，公債里開支私人客飯59.84元和115.11元兩次。

1960年12月26日，毛澤東給被派到農村搞調查的身邊工作人員林克等人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你們如果很飢餓，我給你們送牛羊肉去，亦可見中南海的高幹食品特供部門北京市食品供應處34號供應部並不像中國其它地方一樣物資缺乏。

高幹韋君宜回憶三年困難時期特供：民眾恨極了編順口溜，中共中央實行幹部食物補貼。「補貼辦法是十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

當時中共甘肅省委書記汪鋒向毛澤東寫了一份調查報告：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鋒同志帶了五個人在甘肅臨夏州新集公社新1號生產大隊調查農村食堂時對婦女病和婦女生育情況作了深入調研，發現甘肅大饑荒三年裡農村出現了比較少見的婦女病，如子宮脫垂和閉經。子宮脫垂為飢餓造成的營養不良和過重的體力勞動等因素所致，過度飢餓引起閉經，只有幹部妻子經期正常。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潛的女兒程丹在接受《國家人文歷史》雜誌專訪時回憶：「北戴河即便是困難時期，供應一直不錯。」

歷史學家王曾瑜憶三年困難時期：看到高幹身份的北大校長脂肪豐富的腹部就來氣。其並回憶說：「在寒冬臘月，北風成天呼嘯的時候，村里三天兩頭死人嚎喪。死的都是老人，其實是在饑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

退休幹部梁志遠回憶三年困難時期：安徽亳縣每公社都有人吃人。

一個名叫惠文的作者當年在「天府之國」的成都平原簡陽縣進行整社時寫下了日記。在題名為《無聲無息的代價》的一則日記中，他這樣寫道：「石盤公社的六合、中和兩個大隊為一個聯社，1958年轉公社時，人口為2580人，到1962年11月……死去590人……石盤公社大石、邊界兩隊，1958年轉公社時人口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主勞80餘人，只剩下20餘人，死去75％。其中邊界生產隊主勞為60餘人，只剩下8人，死去了89.98％。兩隊派去修水庫的勞動力40餘人，只有2人活著回來。普安公社人口由12000人左右下降為6900人左右。青龍公社的人死了40％以上……養馬區火盆公社第五大隊新民生產隊，在困難時期20多個主勞幾乎死光……剩下的儘是些老弱、婦女、兒童。」

南京大學碩士生劉保軍，近五萬字的碩士學位論文《關於「大饑荒」的官方記述與民間記憶——以「信陽事件」為例》，該文是作者經一年時間研究，併到信陽地區進行兩個多月的田野調查，對信陽地區十八個縣市的地方志中關於「信陽事件」的記述和民間記憶的巨大差異進行了比較，特別詳細地實錄了「信陽事件」人相食的眾多個案及細節。

媒體工作者何三畏刊文《大饑荒報導——假新聞也是真歷史的草稿》，對大陸的「五毛」以及「自乾五」（林治波和吳法天等「不良文人」）的言論做出了嘲諷。

歷史學學者曹樹基刊文：《盲人摸象：有關大饑荒的不同回憶》。

2009年4月8日，《廣州日報》採訪袁隆平時，袁表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乾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倒在田坎旁邊，倒在橋下和路邊，我親眼看見啊，那很悽慘的。」

1954年5月張仲良調任甘肅省委書記，第一書記，兼省政協主席、省軍區政委。是三年大飢餓時期，治下餓死人最多的五個地方最高長官之一。甘肅定西地區的通渭、會寧、定西等縣，以及平涼地區的靜寧縣和寧夏的西海固地區，三年困難時期，這一帶縣皆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據當地了解情況的人估計，因為缺糧斷糧餓死和浮腫無救而喪命的，最少已接近百萬。其中通渭縣，人口減少三分之一多，全縣人口總數到1980年還沒有恢復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

宋琳（筆名依娃）採訪兩百多名大飢荒倖存者的口述歷史《尋找大飢荒倖存者》，於2013年出版。余杰2005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開演講《蔡元培與「五四」精神》，到了提問時，有學生問及毛澤東和「五四」的關係。余杰指出：毛澤東掀起「大躍進」造成大饑荒，致使三四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毛是冠絕古今的暴君。這時，有一名學生激動地站起來反駁說：「你說三千萬人餓死，有什麽證據？南京大屠殺死難三十萬人，後來發現了好多萬人坑；你說餓死三千萬人，怎麼沒有發現一個萬人坑？」余杰說，如果是今天，他會如此回答那名大學生：你讀一讀依娃的《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吧。周遜與依娃調查大飢荒的動機之一，是她們都有家人在大飢荒中餓死。依娃表示，中國應該在天安門廣場修建一面哭牆，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大飢荒死難者的名字。

徐友漁表示，《墓碑》一書是為作者楊繼繩大飢荒中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也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

作家沙青在獲1988年大陸「中國潮」報告文學一等獎的《依稀大地灣》紀錄了大饑荒時期許多駭人聽聞的真實片斷：「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里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里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

《顧准日記》第58頁:「（19）60年12月22日：除民間大批腫、死而外，（河南）商城發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內公布，據說22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殺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顧准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

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62年5月2日出版的一份名叫《PROSPECTS FOR COMMUNIST CHINA》文件的第3頁中稱，到1961年的時候，中國大陸糧食產量出現下跌，有工廠關閉，教育和科學的發展被擾亂，數以百萬的人嚴重營養不良。並且出現廣泛的饑荒(widespread hunger)。又另一份中情局在1962年9月24日出版的《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的文件的第1頁中稱，自1958年以來(since 1958)，死亡率（中國大陸）由於營養不良、對疾病抵抗力減弱和食物短缺而快速上升。然後中國大陸在1959年到1961年的年糧食產量也低於1957年的水平。

爭議

中國歷史教科書在提到三年困難期時，認為是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運動路線導致，但中共官方對死亡總人數一直保密。

目前爭議主要是餓死人口的具體數字與三年經濟困難的責任追究問題。

公開論辯

近年來，「餓死三千萬」的文章廣為流傳，而大陸毛派、「自乾五」、個別教授和中共部分黨辦媒體則公開否認上千萬農民餓死，使得爭論加劇：

2012年4月，《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通過新浪微博否認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上千萬人，引發部分網友激烈抗議。次日，北大教授孔慶東等人轉發微博支持林治波，表示餓死人是謠言，是「外國人」寫的黨史。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為大饑荒做了專題報導。

2013年9月，徐州師範大學數學教授孫經先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否認大躍進餓死上千萬人口；其認為，大躍進造成的死亡人數應該在250萬人以下。楊繼繩認為孫經先以「遷移後不上戶口」解釋人口變化，而沒有解釋沒有戶口如何獲得糧食配給。孫經先反駁稱糧食配給制針對當時的城鎮居民，農村居民通過參加生產小隊勞動而分得糧食，因而不需要購買實行配給制的商品糧。

2013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撰文表示，「『兩個三千萬』都是有人刻意編造的虛假數據。當然，說明這一點需要寫專文論證。」

災害責任

官方態度

中國官方聲稱這是「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一同造成的。

中國官方在1990年以前宣稱是由於政策的誤判加入趕上三年的罕見自然災害所致，現在則迴避這一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並沒有收錄「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難時期」。

國家主席劉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

各方觀點

「三年自然災害」這一提法值得質疑，因中國大陸有大約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國土面積，跨越亞寒帶、溫帶、亞熱帶、熱帶等幾個氣候帶，自然條件非常多樣化，正常情況下自然災害只可能是局部性暫時性的，發生連續三年的、全國性災害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而且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2000多年歷史中從未發生過。一些學者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氣象日誌研究指出，氣候最惡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難時期。人為的原因只有曾經因日本侵華而導致的多年抗日戰爭才出現了全國性的經濟困難，「自然災害」是一種出於歷史政治或者科學技術方面的原因而非常局限的說法，現在看來也具有某種政府推卸責任的意味。

很多人認為過激的政治運動和政治鬥爭（特別是大躍進時的「浮誇風」和「大煉鋼鐵」）是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源，被認為是後來造成中國大陸三年饑荒，而且導致幾千萬人死亡的災難型後果的重要原因。例如四川《巫山縣誌》就記載：「農村青壯勞力上山煉鋼鐵，田間生產僅依靠老嫗婦孺，成熟糧食多爛在田裡，豐收未能歸倉」，當時的《人民日報》到處都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地的產是人的膽決定的」、「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穫」的言論。很多專家紛紛討論糧食已經多到吃不完的情況，並要解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情況。

費正清教授1991年出版的《中國新史》專章討論「大躍進」，開宗明義即說中國共產黨所強行實施的政策是大飢荒的原因之一。

大飢荒口述歷史《尋找大飢荒倖存者》的作者依娃表示，在沒有戰爭、沒有天災、沒有瘟疫的情況下，餓死了四千至五千萬的人口，完全是當時統治者的政策錯誤，這一點必須明確。餓死就是餓死，不要使用「非正常死亡」這個詞。

北京《炎黃春秋》雜誌2007年第2期上發表的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中，把責任歸咎於毛澤東設計的保證和不妨礙他乾綱獨斷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由於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庫馬爾·森從制度層面研究飢荒，結論：全世界歷史上，民主正常運作的國家從來不會發生飢荒。所謂民主「正常運作」，是指有自由表達不同觀點，而不是多數人暴政。他表示，中國大躍進失敗造成1958-1961年餓死三千萬人，而政府卻不修正錯誤的政策，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想像的。另一個因素是缺乏資訊；公社裡的人當然看到眼前的不好，但是他們看到報紙上說形勢一片大好（這是沒有新聞自由的結果），因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自己失敗了，而不是政策有問題，所以他們數字造假。當大飢荒達到高峰的時候，北京根據造假數字，得出的結論是收成比實際多出一百萬噸。

經濟學家孟昕、錢楠筠等教授研究大饑荒的制度原因，發現1959年大饑荒開始的時候，糧食產量是食用所需的三倍以上。而人均糧食產量高的地區，反而餓死的比率比較高。他們認為這是中央計畫經濟下，政府難以蒐集產量新資訊並且作出調整的結果。

蘇聯責任：1960年底，蘇聯體諒中國的國情，提出「還債的事可以延緩」。1961年初舉行的中蘇貿易會談中，雙方同意延期還債。1961年，蘇聯在中國要求下借給中國20萬噸糧食，以緩解中國東北糧荒。而在中國官方與民間輿論中，長期將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逼債」歸咎為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因素之一。沈志華教授表示：傳聞的蘇聯在與中國關係惡化後曾追逼還債，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

中國為了體現國際主義和加強其他開發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關係，大舉對外援助，也加劇了經濟困難的程度。

1950－1960年中國糧食國際貿易情況（單位：萬噸）

年份 出口 進口 淨進出口

1950 122.58 6.69 +115.89

1951 197.11 +197.11

1952 152.88 0.01 +152.87

1953 182.62 1.46 +181.16

1954 171.10 3.00 +168.10

1955 223.34 18.22 +205.12

1956 265.12 14.92 +250.20

1957 209.26 16.68 +192.58

1958 288.34 22.35 +265.99

1959 415.75 0.20 +415.55

1960 272.04 6.63 +265.41

合計 2500.14 90.16 +2409.98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9月22日第649期，發表了安徽行政學院退休職工北原的《對「三年困難時期」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的若干解析》一文，該文總結說該「錯誤（大規模餓死人）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所犯的」，與一貫宣傳的「自然災害」「蘇聯逼債」無關；並且第一次在官方媒體公開聲稱「三年困難時期」大量餓死人的慘劇威脅到了執政黨的現階段的執政合法性。

中國大陸現存的毛派和一些海外學者亦有部分觀點是：將大災難的責任歸結到毛退居二線之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一線領導負有直接責任，甚或認為毛是無責任的受害者；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的親屬派系後代則將主要責任歸結為毛的好大喜功獨斷專行，並開脫稱劉周鄧陳等是冒著政治生命終結的風險與毛做了鬥爭。新加坡學者董玉振在其著作《巨人的背影——為毛澤東辯護及當代中國問題省思》第三章「大饑荒解析」，稱饑荒的主要責任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但從現存的歷史材料上來看，兩者均有虛構事實美化自身的問題。

美國中央情報局一份1964年7月31日的文件的84頁中稱，自然災害本身無法解釋的整個事情，而當時中國大陸的領導層要為這次事件負上主要責任。

死亡人數

中國大陸人口數量變化圖。可以看到在「大躍進」期間出生率的大幅降低和死亡率的顯著提高。

受政治因素影響，各方對於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的估計，均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外研究人員估計的數字大多在1,650萬到4,300萬之間。

中國在1953年和1964年進行了兩次全國人口普查。1950年代中期，中國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經常性人口統計制度。每一年，戶籍管理部門都對人口總數、出生、死亡、遷入、遷出等項目作出統計，並且層層上報匯總。在中國出版的各省人口資料和各地縣誌中，大多都可找到當年統計的死亡人數和其他人口數據。

中國統計部門公布的人口出生和死亡數據 (單位：萬)

年份 出生人數 死亡人數 時期 出生人數合計 死亡人數合計

1954年 2245 779

1955年 1978 745 1954—1956年 6199 2230

1956年 1976 706 1955—1957年 6121 2139

1957年 2167 688 1956—1958年 6048 2175

1958年 1905 781 1957—1959年 5719 2439

1959年 1647 970 1958—1960年 4941 3444

1960年 1389 1693 1959—1961年 4224 3602

1961年 1188 939 1960—1962年 5037 3298

1962年 2460 666 1961—1963年 6602 2289

1963年 2954 684 1962—1964年 8143 2152

1964年 2729 802

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3250萬）及其成因》：

曹樹基的統計數據（單位：萬）

省名 全部府數 災區府數 全部縣數 災區縣數 災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13.0 13.0 74.6 73.6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26.0 23.0 201.0 188.0 7191.5 940.2 13.07 2

貴州 16.0 15.0 81.0 74.0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17.0 17.0 96.0 91.0 3651.9 248.6 6.81 4

甘肅 13.0 12.0 108.0 87.3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13.0 13.0 128.7 106.7 4805.8 293.9 6.12 6

廣西 12.0 12.0 75.0 72.7 2009.9 93.1 4.63 7

雲南 22.0 22.0 132.0 112.0 1918.3 80.4 4.19 8

山東 12.0 12.0 140.0 126.0 5343.5 180.6 3.38 9

江蘇 12.0 11.0 84.0 63.0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11.0 11.0 79.8 72.6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1.0 11.0 70.0 56.0 1547.9 31.3 2.02 12

遼寧 1931.0 33.0 1.71 13

廣東 15.0 12.0 110.0 72.0 3839.3 65.7 1.71 14

黑龍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18.0 17.0 183.0 135.0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4.0 13.0 89.0 51.0 1713.6 18.1 1.06 17

陝西 12.0 4.0 101.0 30.3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11.0 10.0 91.0 51.4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計 248.0 228.0 1844.1 1462.6 63474.9 3245.8 5.11

美國人口學家、普林斯頓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科爾（Ansley J. Coale）是第一位研究大飢荒死亡人數的學者。其1984年出版的《1952-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中認為中國大躍進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2,700萬人左右。

Basil Ashton等人1984年的論文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數約3,000萬人，出生減少約3,300萬人。

美國人口學家、美國人口普查局國際研究中心主任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在其1987年出版的著作《變化中的中國人口》一書中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2,300萬人左右。

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教授的研究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3,250萬人左右。曹思源根據中央檔案館解密檔案，算出餓死3,756萬，與曹樹基的結果相近。

1986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委託西安交通大學蔣正華教授研究，對美國人口學家科爾（Ansley J. Coale）的結論進行了修正，估算非正常死亡在2,200萬人左右。

金輝、丁抒等人則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4,000萬以上。

趙紫陽幕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表示，該所根據中共黨內文件所寫成的秘密報告，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4,600萬。另一份提供中共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人數達5、6千萬。河南780萬，安徽800萬，山東750萬，四川900萬，青海90萬，江西640萬，湖南470萬。據《餓鬼》英文版第272頁，此數字1989年天安門事件前曾得到包括趙紫陽在內的中共高層確認。

2006年哈佛大學再版費正清的《中國新史》認為1958-1960年餓死人數是2-3千萬。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列舉各方觀點，結論是從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2,144萬，如果從1958年算起，那總數接近3,000萬。

北大學者孫尚拱於2010年根據國家人口年鑑的總人口數據估算，認為1961-1962年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4,400萬人，但他沒有區分出生人口的減少和死亡人口的增加。

2010年9月荷蘭歷史學家馮客（時任倫敦大學中國現代史教授、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出版《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指出，他用了4年遍閱全國解密檔案，認為1958年初至1962年底的大饑荒至少造成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甚至可能高達5,000-6,000萬。馮克的數字受到愛爾蘭經濟史學家格拉達（Cormac ó Gráda）的批評和質疑，認為該書使用的人口粗死亡率過低，因此高估非正常死亡人數。

死亡人數最少的估計出自徐州師範大學的數學教授孫經先，他認為三年困難時期的「營養性死亡」人數在250萬以下。他和楊繼繩發生了激烈的辯論。

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62年9月24日刊發的一份名為《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的文件的第1頁中稱，自1958年以來(since 1958)，由於營養不良、對疾病抵抗力減弱和食物短缺而造成了（中國大陸）死亡率快速上升。又另一份中情局1964年7月31日出版的文件的82頁稱在1960到1961年有超過五百萬人「非正常死亡」（unnatural deaths）。

谢选骏指出：在无神论和科学主义（科学诸夷）的统治下，人类僭越自己为神，甚至嚎叫“人定胜天”，如此一来，政府权力无边。政府作恶就是自然灾害了。例如，现代各国政府竞争军备，不惜毁灭生态环境。相比“政府作恶就是天灾”之下，“流氓作恶才是人祸”。“政府作恶就是天灾”还有一层意思——“要想政府不作恶，就像希望没有天灾一样，根本没有可能。”相比之下，惩治流氓容易，惩治政府就比登月还难了。因为登月都是政府组织的。啊METOO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