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文化建设是一个僵尸概念

网文《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中国文化建设》（周保松 2020-10-27）报道：

《二十一世纪》1990年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时任所长陈方正博士的〈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这篇文章不仅反映了方正先生及编委会创办这本刊物的抱负，同时寄托了他们对中国知识人的期望。弹指间，三十年过去，杂志也已出到第181期，值得我们回顾一下当初的想法。

方正先生的观点有三。一，现代化是中国过去百年的目标。所谓现代化，是指将中国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国家。二，现代化要成功，不能急于一时，也不能只停留在经济和科技等实用层次，而必须在文化层面作出根本转变。“只有在社会已经渗透了新的观念、意识、思想、行为模式之后，它才有可能稳定和持续地进行。”中国的未来，系于读书人能否做好文化建设。三，这本刊物立足香港，有这样的责任也有这样的条件来从事这项工作。

三十年不是短日子。一本刊物能够不间断地出版三十年，其间引发无数思想辩论，累积丰厚学术资源，并得到海内外华人知识界普遍认可，方正先生、青峰女士，以及整个编辑团队，确实贯彻了当初的宏愿，并善尽了他们的责任。这是了不起的大成就。

这不是客套话。多年来，我和知识界朋友聊天，他们总告诉我，这本杂志是九十年代最重要的思想平台，是每期必读的刊物。最近两年，编辑部将各期文章全数上载网站，供读者免费参阅。我总是一有机会便告诉身边有志于思考的年轻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宝库。只要一期一期读下来，自能真切体会“为了中国的文化建设”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本杂志为什么能够将事情做成？因素有许多，例如主事者的识见毅力、中大校方的鼎力支持，知识界的积极参与等，然而其中有一项很重要却往往为人忽略的，就是香港的自由环境。如果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容许不同观点派别的人畅所欲言，我们就不可能有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平台。香港异于大陆者，究其根本，是自由。有了自由，知识人才能摆脱外在的政治钳制和内在的思想桎梏，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同样地，有了自由，杂志才能放心刊登各种大胆新颖的观点，不用担心被秋后算帐。

长期的文化建设，需要一个保障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制度环境，因为自由是思想者得以思想的重要条件。在此意义上，所有知识人皆应接受一个基本共识，就是以思想自由为共同底线。

道理简单不过：没有思想言论自由，不论左派或右派，激进或保守，传统或启蒙，都将难以生存和发展，遑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我们只要回顾文革时期，中国思想界那种荒芜贫瘠，自能明白。我们因此没理由说，思想自由只对自由派重要，或只应由自由派来争取。

我们也应明白，思想自由的实践，必须要有公开表达的渠道。思想不能只停留在思考者的脑子，或存在于隐密的私人聊天，而必须能够公开表达和公开讨论。思想自由因此和出版自由、学术自由、新闻自由，以及网络自由密切相关。这些自由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不容当权者恣意剥夺。

如果我们认同，思想自由是文化建设和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以及个体得以充分发展其思想的重要条件，就有理由接受一个更为基本的观点：国家的重要职责，是在制度上确保所有公民享有一系列和思想相关的基本自由，尤其是言论和出版自由。当国家反其道而行，知识人就有反抗的义务，因为思想自由是知识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这曾经是知识界在八、九十年代的共识。不管其他立场如何分歧，至少在争取思想自由这点上，没有人会说，我不要这些自由，这些自由对我并不重要。

不幸的是，三十年后的大陆，言论环境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受到更严厉的打压。新闻禁区处处，出版审查重重，大学教师被监控被举报时有所闻，禁书名单愈来愈长，微信公号和微博帐号随时消失，网络文章动辄遭屏蔽删除更已成为日常。“老大哥正在看着你”不是小说才有的情节，而是人们每天真实生活的写照。思想警察不仅守在外面，更已入侵人的内心，令人们时刻告诫自己必须谨言慎行。更为不幸的是，香港的言论空间也在迅速收窄，日后是否仍能为中文思想界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园地，愈来愈不确定。

既然情况如此恶劣，知识人理应对自由有更强烈的向往，对专制有更深刻的批判。事实却非如此。我们曾经以为不言自明的自由共识，今天早已烟消云散。不少知识界代表人物，在自由受压之时，不仅保持沉默，甚至主动投靠体制并为现状作出各种辩护。他们有的是儒家信徒，有的是新左派学人，有的是哲学智者，有的是法学才俊，也有曾经的自由派。

这真是教人伤感。背后原因一定很复杂，辩解之辞想来也有不少，只是有一点我始终不解：既然自由是思想者生存之根本，目睹专制者这些年来肆意剥夺公民的基本自由，侮辱知识人的尊严，沉默和忍耐也就罢了，为什么这些有地位有名望的知识界领袖，竟可抛弃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主动跑去替政权粉饰辩护？

我的伤感，不是没有理由。三十年前，八九民运刚刚过去，我还是大学生一名，在《二十一世纪》读到许多著名知识人的名字，总是特别欣赏佩服，觉得日后当以他们为榜样，不教逝去者的鲜血白流。只是随着时间过去，这些名字中的部份人，听说有的成了帝王师，有的成了坐拥庞大资源的学术官僚，有的甚至成了主宰香港命运的官方幕后推手。

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一个广为人接受的说法，是外部政治压力太大，知识人不得不自我调整以求生存。自由诚可贵，可是个体力量实在太小，只能委曲求全。这种说法的最大好处，是既能缓和当事人良心上的不安，又能消解与体制合谋的个人责任。压力总是来自外部，我们总是身不由己，所有错误尽归体制，我们全无责任。

问题是，个人责任真的能够如此轻易消解吗？恐怕不行。我们一旦接受自己的信念和行动皆由体制决定，个人并无自由意志可言，就会在根本的意义上，否定自己是个知识人。知识人，理应是能够充份运用实践理性作出价值判断的自由主体。彻底放弃判断，并将所有责任推给体制，结果是自我异化和自我否定。

事实上，我们不是没有选择。只要留心观察，我们就会发觉，在我们身边，每天都有许多人在抵抗。不说谎，不作恶，不跟随集体唱赞歌，恪守专业伦理，尊重常识，告诉下一代历史真相，在朋友圈转发明知会被秒删的文章，不嘲笑那些比我们勇敢的人，甚至在关键时刻在某份声明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切都是在作出选择、承担责任，并向体制说不。这些人也许很平凡，也许干不了什么“大事”，但他们没有轻易卸责，并活得真实磊落。

当然，那些主动投靠权力的人不会说这是不得已的妥协，而会说这是为了更崇高的目标而必须承担的重任。例如他们会说，我们不要重蹈西方覆辙，我们要有自己的道路和模式，我们要有传统儒家的天下视野，我们要创造中国的另类现代性，我们要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云云。为了这些目标，我们必须放弃自由民主那一套。

这里牵涉一个根本的价值判断，即在中国的现代化蓝图中，基本自由到底处于什么位置。问得再具体一点，一个人身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财产自由、结社自由和政治自由皆严重受限的社会，有可能是值得我们追求的现代社会吗？我认为没有可能，因为这样的社会，人们不能自由发展自己的能力和个性，不能自由追求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不能自由参与公共事务，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自由的阙如，是个体生命的枯萎。

很不幸，中国正在走的道路，与自由彻底背道而驰。那些为所谓“中国模式”辩护的人，尽管有各种漂亮学术包装，说到底，是在为不自由的政治秩序辩护。

这些人或会说，国家限制的，只是你们这些不听话的自由派声音罢了，我们的言论出版自由可一点也没少。这不是杜撰之言，而是某位深受体制重视的著名学者数年前对我的特别提醒。我恍然大悟，原来真的有不少知识人如此相信，即使中国是个大牢笼，只要个人安分守己，严限自己不去触碰当权者设下的红线，甚至主动站在党国那边，那么他们便可以自由不减，岁月静好，并对身边各种压迫视而不见。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今天中国相当真实的一面。过了这么多年，经历那么多苦难，即便是最精英的知识群体，依然不见得对自由有多深的认识和多大的重视，依然看不到人的权利和尊严和在他们建构的社会大论述中有何位置，也依然不愿意抗拒权力的诱惑。

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之路，仍然得由我们继续走下去。

（刊于《二十一世纪》，第181期，2020年10月号。）

谢选骏指出：文化建设是一个僵尸概念，因为“建设”是对无机物的称谓描述，而文化却不是一个无机物。文化是有机体，是动态的，是生长的，不是建设的。现在，有人用“建设”的方式去从事中国文化的事业，那只能是一种埋葬遗产的陵墓式的工作，而不是发展生长中的保育。可悲的是，百年来的中国，人们正是以这种僵尸的方式在从事文化活动，例如香港中文大学就是这样——这说明他们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殡葬师，而非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保育师。他们所追求的现代化，不过是东施效颦的盗版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