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白种人的负担到沦为负担的白种人

《绝望的美国底层白人——站在悬崖边上的群体》（数字经济智库 2019-07-30）报道：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安格斯·迪顿和安妮·凯斯曾在2015年和2017年先后通过两篇论文阐述了近十余年美国中年白人群体自杀率持续升高的情况。而这个现象主要涉及的是生活在美国社会边缘的蓝领白人群体，在美国自杀率和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没有大学文凭的群体的自杀率远高于有大学文凭的群体。而蓝领白人群体和美国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群体有很大的重叠。迪顿和凯斯表示经济因素并不是导致白人群体自杀行为的主要原因，而对于自身在社会价值的迷茫以及精神层面的无助可能是更大的诱因。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学院教授黄亚生表示，白人群体自杀率上升并不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现象，更多的体现的是美国社会内部的问题。可能的问题包括美国相对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在越发多元的社会里，美国白人群体的种族主义所带来的绝望和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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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蓝领白人群体是2016年美国大选的焦点群体，因为这个群体帮助特朗普出人意料的赢得了2016年大选胜利。在2016年大选前，已经有学术研究表明蓝领白人群体正面临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的多的挣扎——他们人均期望寿命在降低，很多人甚至以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选择了自杀。

绝望的美国中年白人

2015年和2017年，诺贝尔奖经济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和他的妻子、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妮·凯斯（Anne Case）先后共同发表两篇论文，指出中年美国白人自杀率在过去十余年间迅速上升，根据他们的统计，在2016年，每10万名美国50-54岁白人中年男性中就有55人自杀。

美国那些选择自杀的中年白人男性的主体就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白人群体。迪顿和凯斯表明，在美国，没有大学学位的群体比有大学学位的群体的自杀率明显更高（美国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群体和美国白人蓝领群体有很大重叠。而事实上，很多美国白人蓝领对于大学教育嗤之以鼻：据美国公众宗教研究中心和《大西洋月刊》的数据显示，大多数（54%）美国白人工人阶级认为大学教育是一次冒险的赌博，只有44%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明智的投资）。2014年，美国高中学历群体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中39人。而美国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中不到20人。可以说，一张大学文凭可以将自杀率减少近一半。

如果将美国50-54岁白人中年男性自杀率的增长趋势与其他族裔对比，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白人中年男性自杀率的特殊性：即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其他族裔群体。比如，在过去十多年里，美国黑人中年男性的自杀率一直维持在每10万人中10-15人，且这个数字比较稳定，没有明显增长趋势。

迪顿和凯斯表示个人收入和经济状况并不能完全解释美国中年白人自杀率居高不下且持续增长这一现象。当然，选择自杀的很多人也许是因为自身穷困潦倒，但经济原因不是决定一个美国人是否自杀的主要因素。一个佐证是2008-2012年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自杀率的变化速率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

迪顿和凯斯表示美国中年白人男性自杀率持续增长背后的原因更可能是因为复杂的、长期的社会变化：中年白人男性在美国当下社会中精神支柱和寄托的瓦解，可能对自杀率的增长有着更大的影响。他们指出，“传统的社会和经济支持结构逐渐削弱，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立。婚姻不再是形成亲密伙伴关系或抚养孩子的唯一被社会可接受的方式。这些变化让人们在选择职业、宗教和家庭生活时，变得更加孤立。当这样的选择成功时，它是一种解放；当他们失败时，人们只能自己拯救自己。”

或许有人会将这样的情况归结于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对社会底层蓝领群体的冲击。但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准确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原因很简单：全球化是一个全球现象，而自杀率增长是一个美国现象。根据迪顿和凯斯的统计，与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三个欧洲发达国家相比，美国50-54岁群体中每10万人因酒精、毒品和自杀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明显高出，而这个趋势是在2000年以后出现的。在2000年之后，美国50-54岁群体中每10万人因酒精、毒品和自杀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持续上升，而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这个数字却持续下降。

绝望的已经不仅是中年群体

迪顿和凯斯研究了美国中年白人群体的状况，但同样的绝望也存在于美国年轻白人群体。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2018年年末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17年人均期望寿命进一步下滑，而主要的下降来自于男性群体。这已经是美国人均期望寿命连续第三年下滑。上一次美国人均期望寿命出现连续三年的下滑还是在一战时期。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凯瑟琳·麦克修（Kathryn McHugh）表示，“美国人均期望寿命的连续下滑不是因为老年人的死亡率的波动，而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在20或30岁的年纪去世。”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

罗伯特·兰德菲尔德（Robert R. Redfield）也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人均期望寿命的降低是一个危险的指标，这意味着美国社会正在过早的失去很多年轻人。

事实上，美国人均期望寿命的下滑与药物过量与自杀这两个致死原因密不可分。2017年美国有70,237人因药物过量丧生，自杀事件在同一时期超过47,000人。这两个数字在2016至2017年间均有所上升。而根据统计，美国2016年排名前十的公民致死原因分别为心脏病、癌症、意外伤害（主要指的是药物过量）、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中风、阿尔茨海默氏症、糖尿病、流感和肺炎、肾脏疾病和自杀。而在2017年，只有癌症的死亡率有所下降，而有七项的死亡率，包括自杀和药物过量，均出现了上升。

根据统计，在10到34岁的美国公民中，自杀在排名前十的致死原因中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排名第二。根据哈佛大学学者奥林·米伦（Oren Miron）的研究指出，2017年，美国15到19岁青年男性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17.9人，是上世纪80年最高数字。米伦指出，在1980年，这个数字是每10万人中18人，当时主要原因是当时年轻同性恋群体对于艾滋病的恐慌。而米伦同时发现，如果把年龄范围扩大到15-24岁，那么2017年的自杀率是196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结语

白人群体自杀率的上升是一个美国独有的现象。法国、德国和英国国内的蓝领群体也同样受到了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冲击，但这样的冲击并没有影响这些国家在因酒精、毒品和自杀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所以即使全球化是一个因素，也不会是最关键的因素。而最关键的因素应该是由美国自身社会内部特有的问题诱发的。

那么是哪些美国独有的因素造成这个几乎是人类文明史上史无前例的悲剧？（上一次在和平期间发生人均寿命下降的发生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有一种可能是欧洲的国家具有较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其公民免受全球化的冲击。而美国在全民医疗保险，公民普及教育和养老保险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欧洲，也就是说美国人面临更多的风险。

为什么这个风险因素对美国蓝领白人打击更大？这就牵涉到心理和社会一些深层原因了。研究表明枪只的拥有是自杀一个最直接的原因，而美国白人蓝领是拥枪和支持拥枪的最大群体。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是种族主义。我在去年的公众号文章《黄亚生：白人支持特朗普不是因为经济焦虑，而是因为丧失了特权》中就已经谈到， 2016年大选后美国公众宗教研究中心和《大西洋月刊》的调查指出，白人工薪阶层选民支持对特朗普的因素除了党派身份认同外，对移民和文化威胁的担忧比对经济担忧更突出。公众宗教研究中心和《大西洋月刊》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52%）的美国白人工薪阶层认为，对白人的歧视已经成为与歧视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一样严重的问题。而70%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并不同意这一观点。超过六成（62%）的美国白人工薪阶层认为，来自其他国家的新移民数量的增加威胁了美国本土文化。在美国目前的人口趋势下，少数群体的影响力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到本世纪中叶，白人有可能不再是美国的主要人种，而是成为诸多“族裔”中的一个。他们不但要和其他少数族裔竞争，还要跟女性竞争工作和社会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白人男性，尤其是底层的白人，越来越感觉失去了特权和地位，基督徒失去了思想的垄断。在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美国，这种种族主义的心态就演变成了绝望。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正确的话，要逆转白人蓝领自杀的趋势可以说是相当艰难的，因为它涉及的问题太多、太广、太深。

谢选骏指出：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白种人的负担”咸鱼翻身，结果造成了“沦为负担的白种人”——种族的兴衰就是一条此起彼伏的跷跷板，一种动态的平衡！

《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是英国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作品。诗作最初在1899年，刊登于流行杂志麦克卢尔（McClure's）之上，标题为美国与菲律宾群岛（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 Islands）。吉卜林藉着作品，含蓄地警告英国人，进行扩张将会带来代价。但是，左派——以及后起的第三世界反殖民理论家——却认为吉卜林在描述帝国主义的特征——将向外扩张称为高贵举措。

吉卜林创作这个作品是为了纪念维多利亚女王钻禧，但是，他后来却写了另一首诗 ——曲终人散（Recessional），来代替这一作品。他修改了《负担》，将美菲战争定为主题。作品由七个诗节和一个采用普通押韵格式的段落组成。诗作表面上是在呼吁白人为所有人的利益，征服和殖民野蛮国家。作品因其主题，成为了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象征之一。作品在推出多年后，仍然备受世人关注，受到不同学者以多种角度分析。 

解读——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作者觉得白人有义务统治有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并且推动他们发展，直到他们拥有一定的能力独立为止。一些种族主义者认为，“白人的负担”是比喻，指对落后文化、经济居高临下的视点。一些人将这种观点视为欧洲优越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体现。另一种观点认为，作者是在说明，富人有义务强制帮助穷人。

作品表面上传达了一种支持白人传播文明、开化野蛮民族的观点。诗人称菲律宾人为“刚被抓到的、又急躁又野蛮、又愠怒、一半像邪魔一半像小孩一样的人们”。这种观点在当时虽然十分流行，但也不乏反对者。吉卜林发表了这一作品后，美国文坛发生了有关争论，著名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和亨利·詹姆斯都是这场论战的参与者。也有人认为吉卜林是借作品讽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吉卜林并不是在讽刺帝国主义，相反，他是支持帝国主义的人，他在其他作品中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诗作第三至第五行说明，投入殖民主义事业的人在提升其他不幸野蛮民族的时候，可能不幸遇害身亡。 

当时没有集中研究殖民官员社会地位和背景的报告。而当时在殖民地十分活跃的传教活动，也是如吉卜林所描述的那样，着重于帮助不幸的人认识主耶稣基督。部分学者认为，吉卜林作诗的目的是说服一些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人，支持西奥多·罗斯福。吉卜林关于英属印度的著作，在美国十分流行。《负担》有可能是他分享自己观点的渠道。1898年9月，吉卜林向罗斯福写信，请求他“将所有力量集中在菲律宾。美国已经把十字镐插入一座危楼的地基之中，她可以负起责任重建这座楼房，或者任由他倒塌。”他在同年11月，更将诗作送给刚刚获选为纽约州州长的罗斯福。 

诺顿英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认为，诗作的内容合符吉卜林的帝国主义思想，他认为开化野蛮人是“统治神在地上的国的神圣负担”。史提芬·达比希尔（Steve Sailer）声称他是“一个完全不知道成为帝国主义意味着什么的帝国主义者，所以，可以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帝国主义者。”不少后人都使用了诗作的主题，或者是模仿了诗作的形式。比如说亨利·拉布谢尔（Henry Labouchère）的作品棕色人的负担（The Brown Man's Burden），又或者是埃德蒙·毛莱尔（Edmund Morel）批评刚果自由邦的文章，“白人的负担”。欧内斯特·克罗斯比（Ernest Crosby）也有一篇题为“真正白人的负担”的诗作。帕斯卡尔·布吕克内（Pascal Bruckner）也有名为“白人的眼泪”（Le Sanglot de l'Homme blanc）的作品。 

原文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Send forth the best ye breed— 

Go bind your sons to exile 

To serve your captives' need; 

To wait in heavy harness, 

On fluttered folk and wild— 

Your new-caught, sullen peoples, 

Half-devil and half-child.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In patience to abide, 

To veil the threat of terror 

And check the show of pride; 

By open speech and simple, 

An hundred times made plain, 

To seek another's profit, 

And work another's gain. 

中译

挑起白色人的负担 

把你们最优秀的品种送出去 

捆绑起你们孩子们将他们放逐出去 

去替你们的奴隶服务 

挑起白色人的负担 

让他们背负着沉重马缰 

去伺候那些刚被抓到 

又急躁又野蛮，又愠怒 

一半像邪魔一半像小孩一样的人们 

挑起白色人的负担 

坚持着耐心 

掩饰起恐惧 

隐藏起骄傲 

用公开与简易的语言 

不厌其烦的说清楚 

去替别人谋福利 

去为别人争利益 

谢选骏指出：愚蠢的吉卜林哪里知道，欧洲人的殖民扩张其实也是一种自杀，严格地说，是一种“他杀——自杀”型的自杀。因为，那种“白种人的负担”一旦咸鱼翻身，就会造成这种“沦为负担的白种人”。那么，现在的欧洲白人为何没像美国白人这样自杀成风呢？这是因为，欧洲白人的灵魂早就死于二次大战了，他们现在都是行尸走肉了，连自杀都不会了。白种人的负担到沦为负担的白种人——于是他们被反种族主义者叫做“红脖子”甚至“白垃圾”，真是丢了他们殖民祖宗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