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评点也是一种创作

《金圣叹评点“六才子书”》（解放日报　沈鸿鑫　2020年04月23日）报道：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他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江苏人。他本姓张，名采，字若采；后改姓金，名喟，圣叹是他的别号和评书时用的笔名。

金圣叹幼年生活比较优裕，“拈书弄笔三时懒，扑蝶寻虫百事宜”（《念舍弟》）。然而父母去世早，家道中落。他10岁入塾，少有才名，“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好饮酒，善衡文评书，议论发前人所未发”（廖燕《金圣叹先生传》）。清兵南下时，曾遭丧乱困顿之苦，明亡，绝意仕进，直到晚年境况无多改善。他喜欢批书，著作有评点“六才子书”和《沉吟楼诗选》等。

金圣叹不满于清廷官吏的暴政和黑暗的现实。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驾崩的哀诏传到苏州，巡抚以下的官吏设幕哭灵。金圣叹等几个秀才却组织多人写了“揭帖”，到哭灵场所控告县官贪污仓粮、打死乡民的行径，揭露贪污县官乃受巡抚朱国治之指使。此事轰动全城，群情激愤。朱国治先发制人，立即逮捕了5名秀才。次日，金圣叹又组织群众前去哭庙，以示抗议。一时鸣钟击鼓，震动四方。清廷严加镇压，以抗粮哭庙案坐“谋反”罪，判金圣叹等人斩刑。

临刑前，金圣叹泰然自若，他向监斩官索酒畅饮，饮罢大笑道：“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漫天飘起雪花，金圣叹仰天高呼：“天悲悼我地亦忧，万里河山带白头。明日太阳来吊唁，千家万户泪长流。”这一年，金圣叹53岁。

挑战传统

金圣叹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艺批评方面。他从小就喜欢批书，他说：“吾既喜读《水浒》，12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己。”（《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明末清初，随着经济的发展，小说、戏剧等新兴文学样式空前繁荣，在文艺批评界，李贽、叶昼等人开小说评点、戏曲评点风气之先，其后风靡文坛。金圣叹则是集小说与戏曲评点之大成，而成为最具理论价值的一位文艺批评家。

金圣叹受李贽影响颇深，毕生反抗传统，“六才子书”的观念也是受李贽的启发。他认为天下有六大奇书，它们写得雅驯、透脱、精妙。他一律用才子书加以命名，第一为《离骚》，第二为《庄子》，第三为《史记》，第四为《杜诗》，第五为《水浒》，第六为《西厢记》，并对各书评批，合称《六才子书》。完成的有第五才子书《水浒》及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评点，他对这两部书颇多删改之处，著称于世，影响尤大。所评杜诗，见《圣叹集》，还有天下才子必读书，节评《左传》《国语》《国策》《史记》等，共百余篇。他写的绝命词中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之语句，可见对未批完的四部书还念念不忘。

历代正统文学家一般都轻视民间文学，文学批评中也没有小说、戏曲的地位，而金圣叹将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水浒》与戏曲《西厢记》提高到与《离骚》《史记》相提并论的崇高地位。他明确提出《水浒》可与《论语》媲美，《西厢记》可作为童蒙课本而取代当时固定的“四书”。金圣叹这些主张是对传统文学观的大胆挑战，并被视为“异端”。

金圣叹接受了一些民主思想的影响，对封建统治者有所不满。他在《水浒》总批中说：“不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揭示了“官逼民反”的观点。第五十一回，写高廉倚仗高俅权势，殷直阁又倚仗高廉权势，金圣叹批曰：“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阁……每一人又各养其狐群狗党二三百人，然则普天之下，其又复有宁宇者乎。”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黑暗。他对梁山英雄也有过赞美之词，如“虎而不伤人”“有宰相胸襟”等。他在评点《史记》与杜诗时，也常常借古讽今斥责清廷的封建暴政。对反抗封建礼教的《西厢记》，热情地加以肯定，针对某些道学先生的攻击，他尖锐地反驳道：“《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它所表现的是“必至之情”，与《国风》没有两样。

有独到处

在艺术分析方面，金圣叹有其独到的地方，他的艺术分析细致、严密、精辟。李渔曾说：“圣叹之评《西厢》，其长在密。”他评《水浒》亦然，如评卷二十七“打虎”一节，原作对武松手中的哨棒前后描写18次之多，金圣叹一次次详加批注，分析了反复描写哨棒的艺术作用，十分精到。他不仅注意作品的各个细节，而且把细部与整体联系起来考察。比如，他把《水浒》当成一本大书，析为林冲传、武松传、宋江传及其他诸传，有的互相穿插，大传中有小传，每一传有一主角，这种崇尚整体美的结构论是不同凡响的。

前人评论作品较多注意文辞音律，而金圣叹把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提到突出的位置，并加以深入研究。金圣叹主张作家要刻画人物的独特性格，他说：《水浒传》“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他又细致地分析道：《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爽不受羁绊，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并论述了人物性格与景物、环境描写的关系。他评《西厢记》“赖简”时，指出尊贵、矜持的莺莺在一个静夜里，面对张生突然来临，张生又过分直率，近乎粗鲁，因此必不能耐，赖简是莺莺性格在特定环境中的必然表现。

点评一般比较琐碎，然而金圣叹却注意通过点评从理论上总结艺术创作的规律和技法。他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就区分了史书与小说的不同特点。他还通过作品分析总结了一套艺术表现手法，如《水浒》中的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剌法、弄引法、獭尾法等；《西厢记》中的大落墨法、烘云托月法、狮子滚球法、月度回廊法等。如此细致、系统地总结艺术技法在批评史上并不多见。因此，日本文学博士笹川种郎在《中国小说戏曲小史》一书中说：“欲叙述中国戏曲史，必须有专章论金圣叹。古来中国小说戏曲的评家不乏其人，然巍然以卓见博识为一大家者，我以为惟金圣叹而已。”

当然，金圣叹把评论家的观点强加于原作者头上那种妄加删改以及形式主义倾向都是不足取的。鲁迅在《谈金圣叹》中曾指出：“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行文布局，也都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关于金圣叹的评价，历代有所争议，其著作中确实也有糟粕的成分，然而总的来看，他不失为生活在封建时代的一位正直的文人，在文学评论方面更是一位很有建树的批评家。

谢选骏指出：金圣叹评点“六才子书”——开创了一个范例——评点也是一种创作！

评点《水浒传》、评点《西厢记》、《唱经堂才子书汇稿》

《唐才子诗甲集》

金圣叹（1608年4月17日—1661年8月7日），本名金人瑞，又名金采，字圣叹（有人认为他原名张采，并不正确[1]:13），自称是佛教天台宗“泐庵法师”转世，因取斋号泐庵，苏州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为人率性而为，恃才傲物，早年为鸾生，醉心于佛学并自命才子，著作不倦，因哭庙案判死。

金圣叹曾评点小说《水浒传》、戏曲《西厢记》及杜甫诸家唐诗，批点绵密细致，深入至一字一句，开创中国文学前所未有文学批评的新模式，树立小说戏曲评点的新体例，为日后中、日、韩作家所仿效。他不满《水浒传》后半部招安的情节，腰斩百回本为70回本，创造更为明畅紧凑的新版本，流传最广，成为身后300年间《水浒传》的通行定本，其修订的《西厢记》亦公认为最优美的本子。他乩降才女叶小鸾（字琼章），写下动人篇章，成为江南士大夫佳话，亦为曹雪芹构思和创作《红楼梦》的素材之一。金圣叹提高通俗文学的地位，提出“六才子书”之说，使小说戏曲与传统经传诗歌并驾齐驱，受推崇为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生平

金圣叹手迹

万历三十五年（1608年）生。[2]金圣叹童年贫困孤独，[3]:307九岁入读私塾，刻苦勤奋，但思想独立，不像其他科场士子只读《四书五经》，他阅读各书，尤其沈迷于《水浒传》[1]:15-16，成年后补弟子员（考取秀才），却挥霍无度，以致常处贫困。金圣叹笃信神佛，喜读佛经和结交僧人[3]:306，擅长扶乩降灵，自称为佛教天台宗祖师智??弟子的转世化身，托名“泐庵”法师，士大夫尊称为“泐公”或“泐师”，20岁起开始在吴县扶乩，自称收纳30多个已逝女子为冥间弟子，1635－1637年间最活跃[4]:310、318，曾到叶绍袁、钱谦益、姚希孟、戴汝义等士大夫家中扶乩，写出优美感人的篇章，往往说中事主的心思，受叶绍袁等人的崇信[4]:308-312、317；钱谦益直言金圣叹好像受某种神灵支配。其后他绝意仕宦，埋首书本，[1]:121、23约在1641年评点小说《水浒传》，1656年刊行评点王实甫《西厢记》，此外编辑唐诗选集《唐才子书》8卷，编写八股文应试范本《制义才子书》，并注释杜甫诗集。他亦开堂招生讲学[3]:307，旁征博引，炫耀才学，颇受当地士庶赞赏。[1]:19顺治十七年（1660年）春正月，有友人自京师归来，转告金圣叹，称顺治帝读其所批注的才子书，曾“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圣叹为此“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题《春感》八首。

1661年，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为追收欠税，鞭打百姓，亏空常平仓的漕粮，激起苏州士人愤怒。3月初，金圣叹与百余名文士到孔庙聚集，悼念顺治帝驾崩，借机发泄积愤，到衙门给江苏巡抚朱国治上呈状纸，控诉任维初，要求罢其职。朱国治下令逮捕其中11人，并为任维初遮瞒回护，上报京城诸生倡乱抗税，并惊动先帝之灵。清朝有意威慑江南士族，再逮捕金圣叹等7名文士，在江宁会审，严刑拷问，以叛逆罪判处斩首，于8月7日行刑，是为哭庙案。临死前金圣叹看见家人，神色自若的说：“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莲”与“怜”，“梨”与“离”同音）。[5]他的家人听了忍不住大哭，围观者亦为之潸然泪下。死后由弟子沈永启收其遗骸。[6]金圣叹财产充公，家属发配东北。[3]:308[1]:26-27金圣叹仅向巡抚示威，并无意造反，却遭贪官陷害，在狱中念念不忘才子书评点尚未完成，辜负生平志业，[7]:172-175难以释怀，悔恨交加。身后，族兄金昌收集编辑其著作与遗稿，题为《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出版，[3]:309儿子金雍则编集他对唐诗的评解，题《唐才子诗甲集》出版[1]:25。

思想

金圣叹为人孤高，[7]:171好率性而为，[1]:17以才子自居，狂放不羁，[8]:92讥笑其他秀才庸俗愚拙。[3]:306他自幼学佛，劝人向善，[4]:313倾向佛道二家的自由放任，又有儒家的入世冲动。他深感人生只是大梦一场，全然虚幻，短暂易逝，充满烦恼失意，一切都不可恃，向往闲适平和的田园生活。[1]:101、22-23他把男女之情与其他人情区分开来，强调其中必然含有色欲，出于自然，圣人礼制亦不废情欲[9]:311-312。他亦不失儒生身份，期待有用于世，敬佩杜甫的忠君爱国，特别认同孔子弟子曾点。曾点以无意仕宦与向往自由而著名，为孔圣人所赞叹，金圣叹特此取字为“圣叹”[1]:28-29。政治思想上他倾向保守[7]:174，批评明末官府苛政，同情被欺压的百姓，甚至主张官逼民反[3]:307，但认为王命和礼法终不可违，对盗匪大肆谴责，特别讨厌梁山泊首领宋江[1]:60、21。

文学

金圣叹行书手迹

金圣叹最大贡献在于文学批评。明代李贽曾把司马迁《史记》、杜甫诗集、苏轼集、《李献吉集》和《水浒传》，定为天下间五大奇书。受李贽影响，金圣叹把《庄子》、屈原《离骚》、《史记》、杜甫诗集、《水浒传》、《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7]:175、173，有意把“六才子书”与儒家六经相对应，把《离骚》比作《易经》[8]:88，把《水浒传》比作《春秋》，把《西厢记》比作《诗经》[3]:307。他亦非常欣赏《左传》，常把《左传》与《史记》相提并论[8]:175、173，却不甚欣赏《三国演义》及《西游记》两部小说[1]:45。金圣叹认为文章最高典范是“精严”[8]:88，深思熟虑，无多余的一字一句。这可能受八股文影响，八股文正讲求结构严密，文笔精练，毫无赘词[1]:41。不论什么体裁，他都重视作品的起承转合[8]:91，认为文学应表现人内心的真感情，而不应受古人创作模式束缚，主张实写不如虚写曲写，提倡“烘云托月”的衬托技巧，读书时，必须思索作品的写作手法，才能欣赏其真精神[1]:9、110、42。

金圣叹吸收了明代士人评点古文、史书，尤其是八股文的手法。除了《水浒传》、《西厢记》和唐诗，他也评点过八股文[8]:91-92。明代古文与小说戏曲的评点，大多只是在文章妙处打圈点，提醒读者注意，加上简单批语。金圣叹扩充旧有评点之法，绵密有如经书注释[10]:206，并勇于改动原文，以“奇”、“妙”等评语自我喝彩，甚至自夸点评无与伦比。他期待读者透过其评点，学会如何阅读其他文学作品[1]:20、42。他自视为权威，了解甚至超越原作者的思想世界，文学评点的目的不是去寻觅古人意思，而是为了与后人交往，对作品的解读，无须与作者原意相同[11]:61。

《水浒传》

金圣叹批点本《水浒传》

金圣叹约在1641年评点《水浒传》，作序三篇解释评点理由，评价作者施耐庵的文学成就，并写《读第五才子书法》，评论小说整体的优点；每回开首有一段“序评”，段落和句子之间则有夹批。他赞赏《水浒传》比《史记》更优胜，因《史记》拘于史实，《水浒传》虚构故事，则可随心所欲，表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他特别赞赏小说人物栩栩如生，对话生动逼真[1]:47、61-63，高度个性化，作者可说对世事无所不知。金圣叹对《水浒传》又爱又恨，他同情小说中的绿林好汉，但又批评他们的无法无天，特别欣赏李逵和武松二人，却严词谴责宋江。金圣叹本《水浒传》又称贯华堂本[1]:37、55-56、124，有正传70回及楔子1回，伪造施耐庵序一篇，自称得到70回本古本，止于宋江受招安，卢俊义梦见梁山好汉被张叔夜所缚。金圣叹批评罗贯中续写招安以后的情节，他眼见明末流寇横行，痛恨强盗[12]:154-155，反对招降流贼[13]:789。原本《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接受招安，编入官军，金圣叹认为这情节美化了强盗，怂恿造反，故腰斩小说[1]:58-59，删去旧本71回后半部至结尾罗贯中狗尾续貂的文字，并编造卢俊义梦中群盗全部被处斩的结局。他又将原书的“引首”和第一回合为一章，题为楔子，旧本第2回成为金本第1回，旧本第3回成为金本第2回，余此类推[1]:21、47-48。金圣叹在《水浒传》的评点中，将它同《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作品屡加比较，阐发《水浒传》异于《三国演义》、《西游记》的“才子书”的特质：“《三国》人物事本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踅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西游》又太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认为《三国演义》中有大段的文字都是罗贯中直接照抄《三国志》、《三国志平话》等史书以及话本；《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想像力丰富，但是故事情节不连贯，不像是一部长篇小说；《水浒传》的故事是连贯的，故事套著故事，是一气贯通到底的。

内容上，金本与旧本头71回分别甚微，但删去许多诗歌，以致文气稍欠顺畅[12]:154。从文学角度看，胡适赞同金圣叹腰斩《水浒传》，因为70回以后的内容敷衍杂凑，确是败笔[13]:780、786。但文学史家亦认为，金圣叹腰斩小说的做法，破坏了小说的基本构思和悲剧意念。金本改变了旧本说书人松散杂沓的叙事方式，较原书更前后一致，简洁紧凑而生动。他修改原书前后矛盾之处，如在第22回把武松上景阳岗前所饮的“十五碗”酒改为“十八碗”[1]:53-54、48。他删除旧本中的许多诗词，这类诗词多用于写人写景，陈规老套，往往无助于情节发展，金圣叹的删除情有可原。他也删除一些冗长累赘、无助于情节发展的文字，如在第25回删去一节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情的叙述。金圣叹也会润色文句，有时只是改换一两个字，有时改写对话，使之更生动有趣，富有戏剧性[1]:49-50、31、52，偶有佳处，如第5回鲁智深质问瓦官寺和尚一节[12]:154。金圣叹偶尔也会改动情节，使故事更生动有趣，如在63回写漂亮女将扈三娘擒获丑郡马（郡王的驸马）宣赞，取代旧本的秦明，形成美丑对比，妙趣横生[1]:52。

金圣叹的批语富有洞察力与启发性，与原著有相得益彰的效果[1]:76，但往往着重细节而忽略大体，见木不见林，对小说倾向过誉，忽视小说的缺点[14]:323、325-326。他分析小说有15种写作技巧：

“倒插法，将后文将要详细描述的人或事先简要提及，使读者先有心理准备；

夹叙法，两个人的对话夹杂并出；

草蛇灰线法，文句间反复使用关键意象或象征；

大落墨法，直接而铺张的描写；

绵针泥刺法，即讽刺手法；

背面传粉法，即衬托手法，如宋江与李逵的形像互补；

弄引法，主要情节前加入引子、前奏；

獭尾法，主要情节后加入余波、尾声；

正犯法，相似话题，叙述却不重复；

略犯法，相似情景，描写却不重复；

极不省法，以层层铺写的插曲导入主要情节；

极省法，避免重复的写作策略；

欲合故纵法，制造悬念；

横云断山法，借用绘画术语，指在严肃话题中加入喜剧性穿插；

鸾胶续弦法，创造使情节发展更为合情合理的插曲。

”——[1]:64-69《西厢记》

金圣叹贯华堂本《西厢记》

金圣叹继承李贽以王实甫《西厢记》为“古今至文”的说法，盛赞《西厢记》是“天地妙文”[9]:310，戏曲中有张生与崔莺莺幽合的情节，被道学家视为有伤风化的淫书，金圣叹谴责此说，认为男女交合可以描写，只要作者的意图不在于“性”，正如《诗经》亦描述男女之情；有问题的，是那些批评《西厢记》为淫书的人自己心存邪念[1]:80、82。男女之情出于自然，无日无之，无处不在，以此为题，不能说是淫书[9]:310。他认为王实甫《西厢记》原本只有4本16折，第5本的4折是他人续作，全剧应结束于第4本第4折，第5本不但质量远比前4本低，情节上也是画蛇添足。前4本的所有描写，已指向崔莺莺和张生终成眷属，根本不必实写二人成婚[1]:100-102。他赞扬《西厢记》言简意赅，能以寥寥数语揭示人物复杂的心理状态，善用“烘云托月”虚写曲写的手法，不必直接实写。虽然剧中崔莺莺所唱曲词比张生、红娘都少，金圣叹却认为她才是剧中中心人物，赞赏她的知书识礼[1]:88-91、93。

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的方式与《水浒传》相似，先以两篇序说明其意图，接着是81条“读《西厢记》法”，剧中每一折前都有一组总论，综论该折的主题和优点，每一折又分许多小节，每节后都有一段短文，解释该节的内容；字句间亦有许多批语。虽然他认为第5本是续作，仍写下详细批点，但对原文多加批评[1]:83、101。他借用分析诗歌的“分解”手法，把每一折分成几个小节，手法巧妙[10]:209。《西厢记》评点风格较《水浒传》从容平静，含蓄收敛，更为轻松[1]:24、103，多了禅理议论，少了愤世嫉俗的言论[8]:91。金圣叹对《西厢》读法，极为重视“梦”与“觉”的关系，以及心理描写的深度[15]:159，评语有启发性，有时牵引佛家说法，亦有文不对题，过于穿凿附会，流于外行。例如《西厢记》头一本4折主要描写张生，崔莺莺仅偶然亮相，这是因为根据元杂剧惯例，一本4折的主角都应是同一角色；金圣叹却附会说这是“烘云托月”的衬托手法，故意不正面写崔莺莺；他对第5本批评严厉亦有欠公允[10]:208-209。

金圣叹多处修改《西厢记》原文，使张生和崔莺莺的言谈举止，更合乎其出身背景，例如他删去第1折末张生向法聪借厢房的请求，使第二折张生的话显得没头没脑，突出他焦虑不安的心态。他也删去崔莺莺一些过于直率热情的描写，使其形象更娴静优雅，对张生渐生好感而非一见钟情[1]:83、86、94。他往往缩简或删除原著的衬字，曲词则改动甚微，偶尔擅加修改，以致违反韵律。纯粹从文学角度来看，金本比旧本优胜，简洁精练，但他却忽略了戏曲演唱和表演方面的技巧，格律上有欠妥当[1]:84-85，剧作家李渔批评他於戏曲是外行[10]:210，不明白戏曲的特质[8]:86。金圣叹亦改动剧幕，旧本中有4个楔子，分别置于第1、3、4、5本的第一折之前，金本则把它们杂入紧接其后的各折中；金圣叹又把旧本第二本的前两折并合为一，使5折变为4折[1]:87-88。

诗歌

金圣叹所撰诗歌300多首，身后收入《沉吟楼诗选》[4]:314[7]:171，并撰成《杜诗解》4卷[10]:38，评解180首杜甫诗歌，但并未完成全部杜诗评点。此外，他也评解了古诗十九首及595首唐代七律[1]:11、107、120、25。他主张诗歌必须注重自发的真感情，好诗能传达诗人所思所感，甚至婴儿哭声，都可以看成诗[1]:32-33；真挚感情，足以使任何人成为诗人，见解与李贽相似[16]:170、178。作者必须抓住突发的灵感，也不能忽视表现技巧，好书都源自作者的长年构思和认真写作，冥思苦想后才能挥洒自如，浑然天成。他也没有忽略读者，认为好诗应温柔敦厚，奉行中庸之道，可说是古典浪漫主义者[1]:40、34-35。传统诗学，以4句为一“解”，律诗8句，一般分为两解。金圣叹提出新说，4句称一解之外，以2句为“半解”；诗歌意思的起落，往往亦相当于解的起落。例如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头两句专写景，是为“半解”；第3-6句，写的是美人，则是另一“解”[10]:38-39。

金圣叹赞赏杜诗写景叙事生动逼真，写景栩栩如生，能写出令人难忘的境界，用字巧妙而富于暗示性，细致入微，迂回曲写，用字简洁，言简意赅，如〈宿昔〉“花骄迎杂树，龙喜出平池”，写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迷恋。他亦尊敬杜甫人格，杜诗的伟大，正因为杜甫是个伟大的人[1]:108-111。金圣叹评解杜诗，每首诗前先有简要解题，总体评论该诗。除了短小的绝句外，诗歌都分为若干节（解），律诗一律分为两节，每节4行，长诗分节则多少不一，如〈北征〉分为35节；每一诗节后都附有评解。其评点发人深省，着重一字一词细微差别，如〈秋兴〉其一“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他除了指出此两句的凄凉气氛外，更指出第一句红白两色的强烈对比；又如〈秋兴〉其四“闻道长安似奕棋”，“闻道”二字，显示杜甫不忍心直写长安的动荡，也不敢相信其事，抒写了内心的悲哀和震惊[1]:106、119、113-114。文学史家指出他的批语“生动真切，颇能得其情致”，富有创意，如在〈秋兴〉其一“丛菊两开他日泪”，把“开”解释为及物动词“开出”，更富诗意。但金圣叹有时刻意求新，求深反惑，作出莫须有的牵强解释，如认为〈春日怀李白〉“飘然思不群”一句，是对李白诗篇的微言[1]:115、117-119。

影响中国文学

伪冒金圣叹批本《三国演义》

金圣叹的评本大受欢迎，流传日广[1]:122，身后书商以他的名义出版别的著作，都题为“才子书”[3]:308。金本《水浒传》和《西厢记》长期以来都是二书最流行的版本，金本《水浒传》甚至取代所有旧本[1]:126、147，三百年来，人们根本不知道金本之前《水浒传》尚有其他版本[13]:856，金本《水浒传》文字精练，结构紧凑，人物性格更有个性，更为适合阅读[8]:91，被视为最有文学价值的版本。金圣叹的评点，亦对后人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仿效模范。中国的小说批评，以李贽开其端，由金圣叹发扬和推广，小说评点的方式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1]:124、147-148。毛声山评点《琵琶记》，称为《第七才子书琵琶记》[10]:210，其子毛宗岗则借金圣叹之名伪撰序文赞扬《三国演义》，称之为“第一才子书”。脂砚斋批点《红楼梦》，亦模仿金圣叹，认为他最擅长发掘小说的优点。脂批列举的一些写作技巧，如“烘云托月”、“横云断岭”、“草蛇灰线”等法，都直接源自金批[1]:123、147-148、171-172。金圣叹首创以禅理评点戏曲[8]:91，戏曲方面，金圣叹“欲不害情”的观点，与李渔看法相似，有助厘清爱情剧的本质，使清初以后的才子佳人剧描写人物更鲜活真实[9]:312。诗评方面，金圣叹密友徐增《说唐诗》受其强烈影响[1]:113，承继他的诗歌“分解”说，并以作品的起承转合为评价标准[10]:41。

金圣叹的乩语亦影响清代士人，其降乩使钱谦益以为，自己是东晋高僧东林慧远转世[17]:39；他在叶绍袁家扶乩时，托称其亡女叶小鸾来降，写出许多感人篇章，成为士人一时佳话。曹雪芹《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形象，有取于叶小鸾；金圣叹虚构“无叶堂”，为聪颖灵慧的早逝女子聚会之处，则可能启发创作大观园的灵感[4]:319-320、322。

域外

18世纪中，金本《水浒传》与《西厢记》传入朝鲜，流传甚广，俞晚柱、李德懋等许多士人都甚为喜爱金本《水浒传》。朝鲜原本没有小说评论传统，19世纪时，石泉主人、朴泰锡、水山先生等作家受金圣叹启发，借鉴金圣叹评点的体例、手法与观点，分别创作了《折花奇谈》、《汉唐遗事》、《春香传》等汉文评点小说，标志朝鲜古典小说批评的真正形成[18]。金本《水浒传》和《西厢记》亦输往日本，梁田蜕岩、皆川淇园、清田儋叟等儒者都喜爱其《水浒传》，梁田蜕岩想效法金圣叹评点《阿国传》，其弟子清田儋叟著有《水浒传批评解》，既模仿金圣叹，又想加以超越，在批语中多次反驳金圣叹[19]:3-5。金圣叹亦影响了江户作家，泷泽马琴对金圣叹的评论有所反驳，同时又受金圣叹影响，创作《赖豪阿音梨鼠》，模仿金本《水浒传》以楔子起首的手法，自作评点语句亦模彷金批[19]:8-9。

地位

金圣叹是中国白话文学研究的开拓者，提高通俗文学的价值，卓有远见，被视为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1]:123、2。前人称赞白话文学大多泛泛而论，他却以细致深入的评点，证明这些作品如何优秀，能与经典名作相提并论，白话文学自此在士人间更为流行。金圣叹的最大贡献，在于最早提高小说与戏曲的应有地位[1]:前言、10，是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通俗文学提倡者，并开创了细读文本的文学批评方法，成为中国史上最有创意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在小说批评的领域更是首屈一指。金圣叹受徐增、廖燕等同时代士人的赞美，徐增称赞他博学多才，见识超卓[1]:126-127、121；1659年，顺治帝亦称赞他是古文高手，叫大臣不要用八股文的眼光衡量他[8]:93。亦有士人批评他提倡《水浒传》和《西厢记》，惑乱人心。20世纪新文学运动中，文学史家都赞扬金圣叹[1]:122-123，胡适认为他是“大怪杰”，有眼光有胆色[13]:744-745，林语堂称他是“十七世纪伟大的印象主义批评家”。但因为他攻击《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一度被中国大陆学者批评为反动和“封建旧社会统治阶级代言人”[1]:124、28。金圣叹在哭庙案中受刑，又被清末革命党尊为抗清先烈[7]:170。

金圣叹所写评点之详尽细致，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前所未有[1]:10。在小说批评领域，他的权威地位超越王世贞、李贽和锺惺诸大家[13]:856，继后的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与张竹坡评《金瓶梅》，亦屈居其下[10]:228。李渔赞赏独有金圣叹能指出《西厢记》优胜之处，深入至一字一句[1]:10；清人如冯镇峦、毛庆臻都赞赏金圣叹《水浒传》评语匠心独运[7]:174，周作人说“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金圣叹评语具原创性，个性分明，趣味盎然[1]:77、70-71，而且准确清晰，细致入微，着眼于个别字词的艺术功能，远胜于中国其他诗话的含糊笼统。金圣叹强调细读文本，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新批评流派有相通之处[1]:43-44，西方学者因其评点与西方文论可以互相发明，特别加以关注[14]:323。金圣叹指《西厢记》第5本并非王实甫原作，乃后人续写，成为权威观点[1]:10，清代毛声山等人都同意其说[10]:210。亦有同时代人如董含批评他的评点杂乱无章[1]:70，胡适则批评其《水浒传》评语用了评八股文眼光，也批评他对宋江诋毁过于主观，无中生有，现代读者已毋须再看其批语[13]:745、749。金圣叹对杜诗的评解，诗学上则无重要地位[10]:38，重要性则远不如他对《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仇兆鳌《杜诗详注》最为权威，收罗完备，但并未提及金圣叹[1]:105。

参看

哭庙案

《水浒传》

《西厢记》

《推背图》

金圣叹墓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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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嵇永仁《葭秋堂诗》卷首以《葭秋堂诗序》为题收录的“圣叹致永仁尺牍”。金氏此札开头提到“弟年五十有三矣”，信中言及“自端午之日……力疾先理唐人七律六百馀章”，知此年为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逆推53年，得其生年为1608年。又金人瑞著《沉吟楼诗选》书末有1951年常熟俞鸿筹读后记，引杨保同辑圣叹轶事，称圣叹“生于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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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应奎《柳南随笔》记“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

 沈彤编纂《震泽县志》：“顺治中，﹙金﹚采以事株累，系江宁狱，他弟子皆避匿，永启独与圣寿寺僧敦厚往诇﹙音ㄒㄩㄥˋ﹚候。采被刑，永启收其遗骸，棺殓之；复奉棺置所居吴家巷家庵中，与从兄永辰等上食，皆号哭失声，人重其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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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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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金圣叹的评点比他的原创还要精彩，这充分说明，评点不仅可以是一种创作，而且还可以是一种更为精彩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