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马列主义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狗尾

网文《社会达尔文主义扭曲中国转型之路》报道：

1882年度事件：美国通过《排华法案》

本年，美国国会受理了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米勒(John F. Miller) 提交的排华法案，为此，美国国会作了激烈辩论。

 

主张排华者的主要依据是：华人有诸多的恶习和偏见，不可能在生活上美国化，更不可能接受美国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标准；而且华工的大量涌入，造成了同美国工人抢饭碗的紧张态势。反对排华者的理由则是：排华违背了中美《蒲安臣条约》中的自由移民政策，而且违背了美利坚共和国“自由、平等”的立国原则。最终，排华主义获得了国会多数票的支持。

 

1882年5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史上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的法案———《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即通常所谓的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此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案通过的文化背景：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在西方思想界引发地震，从生物学领域侵入社会学领域，崇奉弱肉强食和种族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随之兴起。排华论此后演变成了黄祸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轨迹。

 

美国国会的调查：中国人无力建立自由政体

美国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排华风潮，与其西海岸的开发密切相关。华工的大量涌入促成了美国西部开发发繁荣，其廉价竞争力同时又对美国本土工人的就业造成了威胁。与所有文明冲突的演变轨迹一样，经济上的排华最终演变成了文化上的排华。

 

鉴于排华浪潮的愈演愈烈，1876年7月，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成立了一个联合特别委员会前往西海岸对中国移民问题进行调查。委员会先后听取了一百多名证人关于中国移民问题的意见。这些证人陈述最后汇集成一部长达一千二百多页的《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下面摘录的是一些证人陈述，从中不难窥见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傲慢与偏见。

A·B·Stout：为保持我们种族的纯洁和优越性，必须立法禁止中国移民

 

A·B·Stout是一位医生，他认为促进一个种族身心两面的健康是一名合格的医生的崇高职责，所以他“打算对促使美国民族退化的各种原因进行一次考察”。

 

Stout在参考了众多“权威人士”的著作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高加索人种(包括它的各种类型)被赋与了超越所有其他人种的最高尚的心灵和最美丽的身体。它高居其余一切种族之上，观测着生命的原野。它受造物主的指派去支配全人类的命运，造物主授与了它以超过所有其他各种族的权力去研究、赞赏和统治上帝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现存的其他不同种族与它建立任何新的结合都不能增进这种天赐的完美品质。不论哪一个种族加入到它里面来，都会对它起破坏作用。它的退化和最后灭亡，到头来必定会同有害的成分被引入它里面的速度成正比例。”

 

“一个政府要保护它的人民，就应该竭力保存种族的纯洁；而且，不问政治理论如何，都应该谨防自己的种族去同劣等类型的种族相混合。”

 

“我的这些想法是由现在关于中国移民所进行的争论而引起的。据说最高法院已经作出裁决，认为防止中国移民的法令是违反宪法的。我不精通法律知识，因此不敢反对最高法院有关宪法的裁决的明智性。但是，从生理学的观点来看，问题还有待于争论。第一条自然法则就是保持种族的纯洁——如果这个种族比其他一切种族都优越的话。自卫要求制定第一个保护性法令。”

 

“如果世人为美国东部和南部诸州存在黑人而悲叹，那末，当美国的大西方多少年来被中国移民所淹没的时候，那又该怎样地流泪呢？一旦容许，就必须永远忍受。退化的事一旦开始，它的发展一定会继续在不知不觉中发挥它的毒害性的影响，这不仅是在几年以内，而是在未来的若干世纪。现在制定的法律，与其说是为了我们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后代子孙！到将来，后代子孙要因他们的纯洁而颂扬他们的祖先，或者因他们处于退化之中而咒骂他们的祖先。”

 

“一切宽大自由的法律都是专为采用这些法律的种族制定的。不让劣等种族享受这些法律，并不是压迫。我们同欧洲人通婚，那只不过是繁殖我们自己的高加索类型；我们同东亚人混合，那就是在创造退化的混血儿。”

 

“有人争辩说，当我们正在要求自由进入中国、同中国人自由交往时，正义要求我们对中国人自由开放我们的大门，并且收养他们当作我们自己的人民，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可能会高高兴兴地请求美国人移居到他们的国家里去，因为每一个结合都可以改进和提高他们那衰弱了的种族；而相反，每有一个中国佬在我们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都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降低。”

 

“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合适的。这种亚洲客人在我们这个州里面应该得到一种什么地位呢？对于他们愿意来我国，我们从全国的观点应该采取什么看法呢？在我们每一个宽宏大量的公民面前，他们应该以什么面目出现呢？恰当的回答是：应该把他们看做是身居外国的宾客。客人是一个圣洁的名称。慷慨的主人应该给予他们以愉快而丰富的款待。”

 

Frank·M·Pixley：同中国人接触，会把我们的文明降低到他们的程度

 

Frank·M·Pixley是旧金山市的代表。下面摘录的是其与维护华人利益的旧金山中华会馆代言人F·A·Bee及负责本次调查的联合特别委员会委员们之间的问答。

 

F·A·Bee（中华会馆代言人）问：不是有人这样指责过你吗？—说你在这里发表过一次演说，在演说中你认为人们应当到码头上放火焚烧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轮船。

 

皮克斯利答：大约十五年以前，有一次在谈到这些野蛮人侵入我国西海岸的问题时，我曾经说过，如果不能以任何其他方法来限止中国人……还不如把从中国开来的轮船在码头上烧掉的好。我直到现在从来也没有改变过那种意见，我今天十分怀疑，如果在十五年以前那样做了，那是否不会使文明各界和我们的立法者如此震惊，以致他们早就会来考虑这件事情，早就会把我们从中国移民中拯救了出来。

 

问：作为一个劳工阶级，他们的性格怎么样？

 

答：他们是有耐性、勤劳、而辛苦工作的奴隶，由于畏俱而尊重我们的法律，为了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而被迫从事劳动。

 

问：从社会方面说，他们是不是一个比非洲种族要优秀的种族？

 

答：不，先生。他们并不比非洲种族优秀。在我看来，他们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

 

Cooper（联合特别委员会委员）问：据我了解，你刚才是说，中国人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有智慧的动物中是最低劣的？

 

答：我认为，再没有象中国人这样低劣的了。在非洲的若干地区，智力的标准比较低，但是道德的标准比较高，就是说，他们是比较诚实的。这些人却已经达到了四千年的罪恶的顶点，达到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是由于人口过剩产生的—的罪恶的顶点。例如，为什么我们都珍爱自己的女孩子，而他们却杀害女孩子呢？因为他们的女孩子太多了，养活不起。

 

问：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不比非洲人有更多的而且是一种更好的文明吗？他们两者都有过同样的机会、同样的自由去建立一种文明。

 

答：……他们建立的是这样，一种文明，我简直认为，如果他们象非洲一样没有文明，那还要好些。

 

问：他们有艺术、科学以及他们所特有的文学吗？

 

答：他们有他们的中国文学，这种文学，象你所看到的在这里出版的东西那样，是孔子和孟子的教言。

 

B·S·Brooks（代表中国人利益出席联合特别委员会）问：你不认为同白种人接触会使他们两者（中国人和非洲人）或两者之中的某一个得到进步吗了

 

答：我的确认为具有我们的文明的四千万人同具有中国的文明的四亿人接触，会使他们进步。我认为，这会把我们的文明降低到他们的水平，并不是提高我们的文明，而是提高他们的文明，这就是危险所在。

 

问：那末，你就是对我们的文明的力量没有很大信心了？

 

答：是的，我们的文明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它可能还会获得更大的成就；但是有某些事情是它所不能完成的。它不能完成中国的基督教化或文明化。

 

问：你认为他们是处于我们的文明的势力或力量之外的吗？

 

答：是的，他们简直是把他们自己的见解固定化了。多少世纪的长时间使他们确信，他们的文明比我们的文明更好、更高，我们是外夷，是劣等人。你应该去玫击一种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偏见，我说过，那是四千年来发展而成的。

 

问：你是否害怕错误来反对真理？你不认为，当真理同错误接触时，真理最后会赢得胜利吗？

 

答：真理往前走得如此之慢，错误走得如此之快，因此我们不能等待

 

James·P·Dameron：中国人脑容量太小，无法建立一个文明的自由政体

 

James·P·Dameron是一名律师，并自称“多少算是一个博物学家和人种学家”。基于这一知识结构，其排华的理论依据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蒙古种族有一部时间久得发霉的历史，这部历史断言自己有五千年的文明，信而有征的历史则可追溯到摩西创造世界和以色列人退出埃及的时代——那表明即使是埃及的文明也是从他们那里传来的；他们在希腊人打破特洛伊的城墙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开化了的民族；他们的伟大的哲学家孔子，在基督降生以前五百五十年、苏格拉底诞生以前八十年就写出了书经(尚书)，他们的文献据说富于各种各样用韵文和散文写成的著作：伦理学、历史、地理、游记、戏曲、传奇、故事以及各种小说；他们的政府以君主政体为基础，靠教育资格用人，形式是有些复杂，然而抗住了时间的破坏。一个伟大的政治作家说：‘维持得最长久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如果这条原理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因为，它经历了印度一日耳曼种所有伟大民族的兴亡盛衰而仍然屹立不动，当安格鲁撒克逊族还奔驰在德国的丛林之中、英格兰的土著还是一群野人的时候，它就已经达到了它的伟大的顶点。”

 

“然而，在那时间里，这些蒙古人种一直没有进行过一次努力把自己从暴政和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以及建立自由政体。另一方面，白种人已经使欧洲淹没在血泊中，点燃了自由的火焰，而在这同时，他们却仍在安静地服从于汉人或鞑靼人的统治。留着他们的辫子作为他们服从和退化的标记，遵循着传统和祖先的根深蒂固的惯例，以禁欲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欲望和环境，为的是能够得到足够的东西来满足他们身休方面的迫切需要。他们毫不关心外面的世界，不关心外面世界的战争、进步、文学以及这个世界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他们使自已沉迷在自满和旧传统之中，把这个华夏之邦以外的一切人都看做是野蛮人。”

 

……

 

“有学问的人种学家如Nott、Gliddon和Morton都已指出：任何种族，如果他们的平均脑容量不超过八十五立方英寸，就没有能力建立自由政体；在他们的历史中并没有曾经试图建立这种政体的事例；中国人和美洲黑人的平均脑容量约为八十一至八十三立方英寸，而印度一日耳曼族的平均脑容量则高达九十二草九十六立方英寸，某些人更高达一百二十五立方英寸。”

 

“由于中国人的脑容量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所以他们将象属于蒙古种的印度人一样，宁可被消灭，也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采用西方文明。由于他们在脑容量方面是一个比白种人低劣的种族，所以让他们保持本来的样子，而去鼓励同他们的贸易和友好关系也许好些；由于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具有一种深挚的爱，所以还是让他们留在原来的地方为好，这是因为他们与白种人相比是一种劣等种族，是一种不同类型、不同文明的种族，因为两个种族不可能在平等的条件下一起生活而不混合起来，因为大自然已经在肤色和气味方面打下了它的标记。”

东方的回应：日本之虚妄与中国之悲观

1876年的这些傲慢与偏见，其实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物学进军社会学的结果。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882年促成了美国的《排华法案》；十几年后，它又成了西方世界泛滥成灾的“黄祸论”的理论依据——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公开提出“黄祸”的概念，并令宫廷画家制作了有关“黄祸”的宣传画，而且广为传播。自此，“黄祸论”恣意蔓延，迄今未息。

 

作为被指责方，东方世界更是在铺天盖地的“黄祸论”中长期迷失了方向，在新旧时代的转型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义和团乃至日本侵华战争当中，都能找到“黄祸论”发生作用的影子。

1882年的中国没有对《排华法案》表现出特别的激愤，仿佛此事与己无关。异域正酝酿着一场重塑东方帝国形象的文化运动，被塑造对象自身却由于自闭和迟钝而毫无感知，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悲剧。更悲剧的则是：当黄祸论终于汹涌进入东方，东方知识界的抵抗（主要是指中国和日本），竟然也不得不寻求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支持——这甚至不是悲剧，而是荒诞。

 

日本知识界：日本人种西来，不属于黄种人

 

“黄祸论”的主体是中国。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甲午之前，西方“黄祸论”所针对的大都是中国。甲午海战日本战胜中国，随后又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日本在西方“黄祸论”中的针对迅速增强。1913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即如此表述：“日俄战争以来黄祸论逐渐成了世界性的问题。有人主张日本是黄祸的中心，有人主张中国是黄祸的中心。”

 

作为反击，日本知识界集中质问西方国家“谁威胁谁”，亦多搬出“人类平等”的道义武器。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部分日本学者否认日本人种属于黄种人，冀望以此摆脱“黄祸论”。

 

与福泽谕吉并称的学者田口卯吉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著有《日本人种论》、《日本人种的研究》和《破黄祸论》等多种作品，极力否定日本属于亚洲黄种人。

 

在《日本人种论》一文中，田口卯吉说道：“称我日本人种为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的一部，和中国人相同”，“乃是沿用欧洲人轻率地定下来的人种分类法”，对此，田口表示“不能容忍”。田口认为，“区别我日本人种和中国人种”的要点有二：一是“语法完全不同”；二是“容貌”。他说：“我社会上有势力的种族不仅血统纯洁，并且和其文明一样日进于精美。其最明显处是皮肤白且光滑。中国人中虽非无极白者，但其中肌理细腻如通常所谓绸缎皮肤者定不可见。由此点不仅可见我人种胜于中国人种，并且胜于雅利安人种。雅利安人自夸白皙，但其皮肤多毛且粗糙，没一个有所谓绸缎皮肤者。且其所谓白乃赤白，日本人种之白则为青白。此点我邦上等人之容貌可以证明。”在此，田口强调日本人种不属于黄色人种，高于中国人种，而且甚至高于提倡“黄祸论”的雅利安人种。

在《日本人种的研究》一文中，田口卯吉的观点更激进：“今日的欧洲人才是句兰已安人种。他们如今自称为雅利安人种，把我们称为句兰已安，只能说是抢夺我们的祖先，并且贬斥我们的人种。”

 

在《破黄祸论》一文中，田口认为西方国家将日本当作“黄祸论”的中心是出发点错误：“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种，而和印度、波斯、希腊、拉丁等同种。因此以余所见，黄祸论的根基即错。如将日本人看作跟中国人相同的黄色人种这一点，即已把事实弄错，故黄祸论为完全无根之流言。”“余不怀疑作为日本人种的本体的天孙人种是一种优等人种。此人种到底如何从天上降下来，实在是历史上的疑问。然而如从其语言语法推断的话，是和梵语与波斯等同一人种。是否属于语言学所称的雅利安语族，是毋须絮说之事。”

 

中国知识界：梁启超悲观地声称“人类的历史乃是人种竞争淘汰的历史”

 

尽管“黄祸论”主要针对的是中国，但中国知识界对“黄祸论”的感知反而比日本更迟钝。1882年的《排华法案》背后，已潜藏着“黄祸论”的阴影，中国知识界对此不置一词；1895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知识界已经懂得开始利用“黄祸论”抹黑中国，期冀以此换取西方国家的好感——譬如竹越与三郎在其著作《支那论》中独辟一节，名曰《中国人种侵略世界》，极力附和西方世界，宣扬“黄祸在中国”。对此，中国知识界仍然麻木。

 

最早对“黄祸论”做出反应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应该是梁启超。这位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最重要的思想资源的提供者凭借着《时务报》的巨大影响力，竭力试图消弥“黄祸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国民们的消极情绪。

 

在西方知识界的语境里，“黄祸”意味着野蛮和不开化，其实质是将中国放置在文明的对立面，其理论基础，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核心之一的种族主义。梁启超始终坚持中国人与西方人并无二致，但现实是西方人攻破了中国人的大门，所以，梁启超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确实存在着野蛮——譬如缠足；同时又如此宽慰自己也宽慰国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束腰与缠足同样野蛮。

 

梁启超试图从两个方面消解“黄祸论”：其一，野蛮不等于愚蠢，不代表着智力上的劣势，也就是说，梁启超不承认中国人种不如西方白色人种；其二，中国之所以野蛮，是因为中国社会尚在进化之中，而且中国社会有能力进化到和西方国家同等甚至更加文明的程度，个中关键则在于教育和体制；教育先进则可开启民智；体制之好坏则决定着人性之善恶。

 

对普通民众而言，梁启超的这些论述显然过于抽象了，他们更愿意从生动的案例当中重新获取自信心。《时务报》的编辑们也很乐于满足民众这种需求，譬如他们翻译了一篇日本论文《论俄人性情狡诈》，即将俄国人描述成“不知文明为何物者”的野蛮种族；另一篇同样译自日本的论文《医生论脑》带来的消息更加令人振奋：

 

“凡人筋骨肥大，其脑必小。……人身极高而脑极灵者甚罕见。俾斯麦其一也。”

 

显然，这“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关于中国人脑容量过小无力造就自由政体的谣言。

 

对梁启超来说，这种虚幻的自信是无效的。他不止一次悲痛地承认：只有欧洲人有资格被称作“历史的人种”，“条顿人实今世史上独一无二之主人翁也。”所以有了这样的自问自答：

 

“历史者何？”

 

“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

 

在这一问一答之间，历史已悄然转入歧途。

结语：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中国近代转型误入歧途

1882年的《排华法案》，只是“黄祸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社会所撕开的第一道微小的伤口，因为知识界的自闭，其疼痛感在当时并不强烈，后世论及，也多仅聚焦于华人所遭受的不平等歧视。殊不知，这一法案，正是古老的东方儒家农业文明与近代西方商业文明之间博弈的结果，儒家文明的傲慢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傲慢碰撞了许多年，这一法案可以视作彼此间的一个胜负节点。此后，中国知识界越来越明显地分裂出西化与传统的派系之别，戊戌年的西化努力与庚子年的反西化努力均告失败之后，中国知识界集体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如杨度所说：

 

“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

 

这才是最严重的溃烂和最终极的伤口。

 

直至1919—1920年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始有所反省：

 

“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而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

 

A·B·Stout担忧美国人同中国人混合会导致后代“因他们处于退化之中而咒骂他们的祖先”，“黄祸论”的针对者中国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果然迅速掀起了批判他们祖先的狂潮——将今日之落后归罪为祖宗之不肖，无疑是一种自我宽慰的捷径。而当梁启超在人生末年重新肯定孔子之时，那些经他之口说出的话，早已不可收回：

 

“……人各相竞，专谋利己，而不顾他人之害，此即后来达尔文所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是动物之公共性，而人类亦所不免也……（这番议论）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1882相关言论：近代学者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思

 

梁启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

 

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梁启超一度甚为膺服。故而在1900年关于“利己与爱他”的讨论中，梁旗帜鲜明地为杨朱翻案。说道：“昔中国杨朱以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恶其言，及观英、德诸国哲学大家之书，其所标名义与杨朱吻合者，不一而足”。在梁启超看来，杨朱之学可救中国。

 

至民国初年，个人主义偕利己主义在中国四处蔓延，梁启超却惊呼：“今举中国皆杨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

 

辜鸿铭：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为祸深远

 

张之洞晚年标榜“中体西用”，颇有以中国传统儒家的“义利”观修正物质主义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用意。被辜鸿铭概括为“道德上的耶稣主义（中体）”和“政治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西用）”的古怪结合（马基雅维利主张为达成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辜鸿铭欣赏张之洞，但对“中体西用”的前途感到悲观：“当张之洞所教给中国文人学士和统治阶层的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及他纯洁的人所采纳，诸如被袁世凯这种天生的卑鄙无耻之徒所采纳的时候，它对中国所产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鸿章的庸俗和腐败所产生的危害还要大。”事实上，辛亥年之后民国溃败，正缘自这种政治上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中体”失落已久，“西用”泛滥成灾，迄今未止。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

 

1905年，康有为周游西方列国后，发表了《物质救国论》，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刺激，深刻“反省”自己之前的政治立场：未出国门之前，以为西方致强之本，在于哲学精深，道德文明。如今到欧美12个国家转了一圈，才发现中国数十年的变法皆为“误行”。欧美的道德风气不如印度、中国，欧洲之所以强，乃是有物质之学：

 

“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

杜亚泉：物欲泛滥的丛林世界不可能造就共和与宪政

 

《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于1913年撰文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称自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已成丛林世界：

 

“今日吾国之社会中，亟亟焉为生存欲所迫，皇皇焉为竞争心所趋，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物欲昌炽、理性梏亡，中华民国之国家，行将变成动物之薮泽矣。”

 

杜亚泉总结说：物质主义的流行，给社会带来了三大祸害，一是刺激国民的竞争心，二是令人们的物质欲望亢奋，三是使人类陷于悲观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

 

在杜亚泉看来，这样一个为物欲所绑架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共和和宪政的，它只会成为威权的温床：

 

“物质竞争之社会中，而欲构成真正之共和国家，发生真正之立宪政治，吾知其决无是理也。”

 

杜亚泉的判断是准确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充满物质欲望的金钱主义社会，最容易建立的反是威权主义的专制政体，即：在私人领域放纵国民发财享乐，声色犬马，而在公共领域限制国民的政治自由，听凭国家权力由各种“有力”的利益集团角逐竞争，最高统治者则通过平衡各种对抗的物质势力，保持自己对主权的垄断。

 

北洋年间的政局，恰是如此。

1885年美国旧金山某杂志上的排华漫画。图注原文为：“the chinese ：many handed but soulless”，意为：中国人物欲旺盛，但没有灵魂。

1885年美国旧金山某杂志上的排华漫画。图注原文为：“in the clutches of the chinese tiger”，意为：中国老虎的魔掌。全图表达的是一种“黄祸”论调：美国若允许华人移民如同养虎为患。 

美国旧金山某杂志上的排华漫画。图注意为：华人带来的问题：华人的低工资抢了很多白人的工作，引发不满。

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加藤弘之。梁启超认为，18世纪流行的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至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出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弱者只能沦落为被奴役的命运。但这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非达尔文的本意，也非斯宾塞的真旨，更为赫胥黎所反对，其源头为日本，加藤弘之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极力鼓吹者之一。其后，日本的侵华战争，即带有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 

田口卯吉。福泽谕吉要求日本从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上“脱亚入欧”，田口卯吉则要求日本在人种上也“脱亚入欧”。此外，尚有小谷部全一郎的研究结论：日本人的祖先是以色列十二支族中已消失的“迦德”族,日本的基础民族是“希伯来神族的正系”,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迦德后裔”；以及木村鹰太郎的“研究结论”：日本的国土也“西来”，“倭人传中之倭女王国,就是吾等日本人在太古占据的欧亚之中心埃及。意大利、希腊、阿拉比亚、波斯、印度、暹罗等均属我国版图。”凡此种种，均属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下的“黄祸论”的畸形反应。

 

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天演论》，在晚清中国造就了大批的“历史进化论”的信徒；而“历史进化论”恰恰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力”的秩序代替了“礼”的秩序；“历史进化论”隐含着的人类历史存在一个终极乌托邦的信息，丝毫没有引起严复的警惕，其后一度信奉“历史进化论”的梁启超乃至孙中山等亦是如此。

资料来源：

《“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江苏人民出版社；袁咏红《黄祸论刺激下的日本人种民族优胜论》，载《世界民族》；许纪霖《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载《史学月刊》等。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看“社会达尔文主义扭曲中国转型之路”，却没有看到“马列主义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狗尾”——马列主义用“阶级斗争”替换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斗争”，用国内屠杀替换了国际竞争。所以说马列主义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狗尾，特别适合贱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