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与波伏娃的爱情神话，是一场糊弄了许多人的骗局？》（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0-12-12）报道：
萨特与波伏娃长达半世纪的开放式爱情关系历来被传为佳话，他们终生在一起但没有结婚，互相坦诚他们与其他情人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爱情并不像其粉丝吹捧得那么完美。与众人一样，风流韵事带来了许多痛苦。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哲学家与爱》，略有删减。
原作者丨奥德·朗瑟兰 玛丽·勒莫尼耶
摘编｜徐悦东
《哲学家与爱》
作者：[法]奥德·朗瑟兰 [法]玛丽·勒莫尼耶
译者：郑万玲、陈雪乔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
01、萨特与波伏娃的爱情关系毫无新意？
或许他们找到了，就是他们，在千年的迷宫里找到了出口。为每次的夺门而出、为那些蹩脚的谎言、为残酷的离婚结局、为被夺走了最初亲吻时妙不可言现在沦为柴米油盐的生活找到了出口。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圣日耳曼德佩区的某个角落，两位精通爱情主题的哲学家或许已驱除了压迫爱情已久的古老巫术。人们终于可以看清爱情的模样。嫉妒的陷阱终于受到重创，爱情的痛苦也被打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浓烈的、绝对的又开放的爱情关系。“花神咖啡馆里的情人们”的传说，如同一场奥林匹斯诸神间的喜剧，而波伏娃将这场剧一直演到了底，身为传记作者的她或许也被自己的传奇故事所吸引。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光鲜亮丽，自从私人信件以及各种举报的下流故事接二连三地被公开后，自从各种类型的执达员，或多或少，开始别有意图地检视这对存在主义夫妇的床褥后，真相便已众人皆知。两个冷血无情的食肉动物之间，真的存在一种叫做爱情的关系？算了吧，人们越发觉得好笑。年轻时曾担任《现代》杂志社实习编辑的弗朗索瓦·乔治甚至这么写道，“这是一场糊弄了许多人的诈骗”。自从1968年的五月风暴开始让一些微不足道的反动性念头恰如其分地得到突显之后，不难预见，萨特和波伏娃放荡的爱情冒险才刚刚开始。
这对栖息于存在主义巢穴中的爱洛伊丝和阿伯拉尔，关于他们的爱情，他们或许应该撒谎。他们或许应该掩藏他们的失败，或许应该找一个颇具颠覆意义的名词去伪装这种几乎接近婚姻的关系，毕竟这样的关系其实毫无新意。他们的“必要爱情”允许“偶然爱情”的发生？这些几乎被流程化的相互出轨的行为，说到底就是布尔乔亚式的生活，我们听到越来越多这样的讽刺，挖苦这一切实属自负又平庸。小说家多丽丝·莱辛在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几天曾表示，自己从未相信过萨特和波伏娃这对“徒有虚名的具有革命性的爱情结合”。在她看来，波伏娃不过是表现得“像个女人”，而萨特也只不过“像个男人”。似乎即使在这位英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看来，爱情的风流与痛苦也将会永恒地对立存在，这是男女关系中的终极道理。
过去的女权主义者们曾疯狂地吹捧这对组合，将其渲染为一段成功避免了生活摧残的传奇爱情，现在我们似乎在用同等的热情去否认萨特和“伟大的萨特女人”这一组合的创新。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女粉丝向波伏娃询问与萨特的爱情本质，波伏娃在回信中一如既往地回答道，他们的爱情始于并主要是“字语和思想交流”。
的确，他们的爱情在最初就是纯粹的智力讨论。毫无疑问，这曾是一份带着无限柔情又执着的忠诚。但即便如此，性爱、狂热、牵挂、眼泪，却是给了他人。美国的棕发美女多洛雷斯、英俊的纳尔森、年轻的博斯特、哥萨克姐妹花奥尔佳和万达、朝气蓬勃的布尔丹，还有一位与萨特纠缠两年之久的俄罗斯翻译蕾娜·左妮娜，以及“数以上千”的第三者。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零零散散的风流故事，甚至还有一幕幕的惊慌失措。
曾牵扯其中而意外怀孕的比安卡·朗布兰，在后来对这两位大文豪进行了严厉的控诉，并禁止他们在某本“他们肮脏的小说”中消费自己的人生。备受冷落又无法克服嫉妒的情人们在激情的冲动下做出下流之举：将感情转移到另一人，甚至更多人的身上。或许在萨特和波伏娃之后，爱情依旧是曾经的模样：一个让人痛苦的问题。
02、萨特如何与波伏娃相恋？
他们的相遇并不是一见钟情。独裁蛮横的父亲不仅没有赠与波伏娃一分一厘的嫁妆，还视她为毫无用处又心高气傲的女知识分子，于是波伏娃痴迷地爱上了一位大男子主义者——勒内·马厄。他身材矮小，可因“大笑时像一条狡猾的狗”而显得极其性感，他引以为豪的事情则是一旦获得女人芳心就不再重视她们，除此以外，也就是他给波伏娃起了个日后人尽皆知的昵称——“海狸”。萨特曾称呼她为“瓦尔基丽女战神”，赞美她如赤子般勇敢的战士精神和高挑的个子。而萨特自己一米六不到。最初波伏娃并没有心动，甚至觉得萨特面貌丑陋。然而她在21岁获得法国大中学教师资格后却选择了萨特，离开了那位把她吓得脸色惨白的马厄。多年以后，成熟的波伏娃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的萨特完全符合我15岁时的心愿：他就是另一个我，我所有的怪癖仿佛一下子都被带进了炙热里。8月初与他分离时，我便料定这辈子他再也走不出我的生活”。然而对于这位年轻女孩来说，当时的情况似乎更为复杂。
“我需要萨特，而我爱马厄。我爱萨特带给我的一切——我爱马厄真实的模样。”和萨特在一起，确实不是出于身体欲望的交换，但她也承认，和他在一起“却是最幸福的”。尤其和萨特在一起时，这位天资聪颖的年轻女孩在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智力上被另一个人战胜。“只有那些能在一片玫瑰花瓣中看到千丝万缕的凄凉的疯子，才会激发我如此的谦逊。”波伏娃年轻时说的这句动人心弦的话完美地阐释了这段决定了她整个一生的感情。事实上，她已客观从容地选择了仰慕，而不是激情。她选择了最完美的思想教练，而不是屈服于欲望。或许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爱情。爱情不是渴求另一人能给我们什么，而是去爱他真实的模样。又有人这么说，这就是爱情。爱情就是面对他时的谦逊，就是人生第一次感觉到被他人超越。
契约关系从一开始，萨特与波伏娃之间就已形成了著名的性爱自由和情感自由的契约，这种契约关系曾在五十年代激起了《费加罗报》读者的强烈愤怒。正如波伏娃在书中所写，那位来自巴黎高师的心高气傲的小伙子的原话如下：“我们之间，”他对我解释道，“是必要的爱情；但我们也需要去体验偶然的爱情。”人们或许会恍然大悟，原来一切症结来自于萨特。
一个“伟大的男人”必须要保持自由之身，萨特在《荒诞战争笔记》中也大致写下了这个意思。关于这个问题，他在书中表明了自己作为男性的观点。从他坦露的心声可以看出，当时的萨特俨然已染上了疯狂的邪念，他要去征服那些犹豫不决的年轻女孩们，他刻不容缓地想要向她们宣告不要幻想他会为了她们而放弃自由，一个与阿波罗的美貌毫不沾边的男人会有如此想法，这一切或许更加可笑了。但某一天，事情却变了。“我被攻陷了。海狸接受了我的自由并愿意看守它。我竟愚蠢地感到不安。”
首先，肯定不能掉进柴米油盐的家庭琐屑里，就此点来看，这位鼎鼎有名的大哲学家的幽默也从未缺席。二战结束之后，他没有选择与任何一个女人同居，而是流连于母亲的花边餐布之间。其次，一定不能压抑自己的欲望，不仅要丰富性爱探索，更要去热爱它，但永远记得在最后回到“唯一”的身边去。波伏娃在后来比喻道，就像紧拉一根橡皮筋看它到底能拉多长，然后突然松手去感受两头弹向彼此时打在手上的力量。一场存在着备选的爱情，时不时地被诸多卫星环绕：从最初坚定地开始到最后，他们的爱情便一直这样。
好，但嫉妒心呢？嫉妒是无法想象的，但除非互相坦白一切，年轻的萨特肯定道。双方都不会感觉自己被排斥在了对方的生活外，也无需忍耐超过范围外的痛苦。可固执地相信透明化的力量，终究是一种奇怪的信仰。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当面坦白了的冒犯行为就不应该被视为冒犯，好比是一次披着基督教残余光辉的忏悔？这也有些布尔乔亚式道德观的影子。哪怕去放荡也要诚实。不撒谎，就不会有任何的猜忌。总而言之，他们的爱情是一次前所未闻的道德混乱。它介于绝对的天真和彻底的厌女主义之间而存在。
萨特似乎在年轻时很早就体验过激情萦绕的苦恼。1928年，萨特第一次教师资格会考失败，未婚妻的父母便取消了他们的婚礼计划。原因是不想要一个丢人现眼的家庭成员。这使得原本就已有不忠念头的萨特背着心爱的未婚妻与一位名叫西蒙娜·若利韦的女人来往，他被这位美丽的交际花迷得神魂颠倒。关于此事，数年后我们的哲学家道出了一番特别的心声。他承认，和这个女人在一起时，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最不舒适的感觉”，它“就是我们常以——在我看来——嫉妒之名所描述”的感觉。而这种以嫉妒来命名的感受，他再也不想体验第二次。总之，它永远都没有再发生，更不会发生在与波伏娃的爱情里。
同样，波伏娃的复数式恋情也成为了相当出名的事实——但不管是她与博斯特在滑雪时放纵自我的性爱，还是她与纳尔森——她的“金发丈夫”——之间强烈的爱情，都从未激起过萨特的伤心，哪怕是一丁点相似的情绪。而反过来，却完全不同了。在32岁时，性爱对他们来说是可以被排序的。波伏娃在给情人纳尔森的信中写道，萨特是一个“除了在床上以外都热情洋溢并充满活力”的男人，并补充道，久而久之他们一致认为“继续同枕已毫无意义，甚至很是下流”。
然而折磨人的嫉妒心打败了性爱，如同幻想中的器官在隐隐作痛。多洛雷斯以及萨特另外一位来自俄罗斯的挚爱女友，“Z小姐”——左妮娜，萨特曾将《词语》（Les Mots）一书献给她，也正是她激发了萨特写下将近600多封目前尚未公开的私人信件——的出现激起了波伏娃熊熊燃烧的嫉妒心。因此，甚至连波伏娃都认为萨特的整个存在都依赖于一个巨大谎言。是的，她常常这么想。
03、互相坦白为何如此痛苦？
“不完全的分享，或许是唯一一种最糟糕的背叛”，《女宾》中女主人公弗朗索瓦兹说道。这本小说以波伏娃为原型，在1930年讲述了一对情侣让人瞠目结舌的荒诞爱情。透明化原则，实际上是一种铤而走险的规则，但乍眼一看，却必然无法识破。这本充斥着威士忌香气和被压抑着的躁动的小说，以独一无二的方式，证明了这点。它是献给奥尔迦·科萨凯维兹（Olga Kosakievicz）的，是她启发了波伏娃的创作。这位年轻的俄罗斯女孩曾是波伏娃的学生，她青春活力下的极度自恋和让人窒息的自私曾深深地吸引了萨特，萨特整整追求其两年未果。有一天，他这么写道，“我将她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在人生中第一次于他人前感到自己的卑微，像是被卸下武器般脆弱无力”。他甚至承认道，正是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他才得以进入到“一个更加黑暗却更具滋味的世界”。
然而萨特在后来写《给海狸的一封信》时却揭示了这段恋情的真相，或者说让人咋舌的事实。他在信中宣布自己的痴情被奥尔迦拒绝，也正因如此他才回到与海狸刚建立不久的爱情避难所。与此同时，他也在等万达的回复，并刚与万达发生关系不久，但与万达的这段恋情在后来倒是十分稳定。在万达还没有作出回应之前，为了掩饰自己的期待，他在信中向波伏娃讲述自己的懊恼。“继奥尔迦之后，任何与激情有一丝相近的情感，都会让我有些恼怒，出于害怕，在其还未成形之前我便将之扼杀，这种害怕紧紧揪着我的心。并不只是在奥尔迦前我才‘拒绝爱情结晶’，面对所有人时都是如此。”他要扼杀任何可能的结晶。或许将生活杀死才能更好地幸存，然后以此完成一部比大多数人都更加了解爱情残忍真相的作品。但对于收到这种信的收件人来说，她又会怎么想呢？
从《女宾》的最后几页，也就是奥尔迦被人以肮脏手法害死的大结局中，我们或许已经找到了答案。这位来自哥萨克的闯入者，萨特黑色欲望里的目标，就这样在某一天看着自己被波伏娃在小说中清理。在纠缠不清的爱情里，女主人公出于爱，毫无顾忌地扮演着圣人的角色，而这次她的爱却失控了，她再也无法静静地“举着蜡烛”，终于弗朗索瓦兹——也就是波伏娃，在某个夜晚趁着情敌熟睡时打开了她房间里的煤气阀。所以，我们并不能说波伏娃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三角恋关系里的危险。但她在小说中坦白这么多曾经掩藏着的各种细微心思，确实让读者瞠目结舌。不仅如此，她还选择了黑格尔的一句颇让人战栗的话作为题铭：“每个意识都追求另一个意识的死亡。”比起她回忆录中的一篇篇文字，这句话似乎更意味深长，引人遐想。
既然透明化的结果如此痛苦，为何还要向一切保持透明？毫无保留并恬不知耻地存在，以便将自己一劳永逸地从内心世界衍生出的“那片长满了羞耻心的至高无上的地带”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在波伏娃的《女宾》中所读到的答案。关于爱情及其他所有的罪恶感，都被一并丢弃在了秘密里。不得不说，这与西方传统爱情观已严重脱节到了难以衡量的地步，尤其与但丁在《新生》（Vita Nova）中所塑造的十三世纪宫廷爱情典范大相径庭。爱情成为了秘密的一部分，男人们甚至还要拿别的陷阱、别的女人去掩护，不断地隐藏自己欲望背后的真实动机。秘密、畏缩、矜持等各种曾经与贵族相关的标签，在二十世纪萨特主义新规则下，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桩桩罪行。
凭借另一个人的肯定，便可以认定自己完全的清白无罪，甚至所作所为都完全合乎情理，哪怕是行为或想法里最不光彩的黑暗面。在萨特和波伏娃这对组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个人生活作风的糜烂与思想道德的严守戒规怪异地混合在了一起，以及伊甸园式的身心结合与具有革命性的禁欲思想也奇怪地结合在了一起。于此，我们在年迈的萨特身上得到了认证——晚年的他转向了共产主义，却受到越来越多左派政客的质疑。1975年，萨特向自己年轻的粉丝米歇尔·孔塔说道，“我曾有过一次光芒四射的存在，它没有太多的激情，更没有内心波澜，也没有秘密”。
04、萨特如何成为新型爱情关系的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他们本身，既从未将一夫一妻制认定为资产阶级的特有标志，也从未将多配偶制——旧时代产物的不幸重现——定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奋斗目标之一。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甚至将排他性的爱情定义为性爱交易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将婚姻定义为现代社会带来的一次最为显著的道德进步。一旦私有制被废除，“我们就可以有理有据地确信”，这位马克思的战友写道，“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消失，甚至还会第一次真正地得到实现”。
接下来，为了找到萨特式自由爱情的根源，我们是否应该再转向夏尔·傅立叶的极端自由主义的激进思想？我们都知道，这位法伦斯泰尔的发明者同时也是《新爱情世界》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毫不避讳地表明自己对多配偶制的哲学幻想，然而为了避免正统思想的控诉，这本书由他的追随者一直暗地保存到1967年才正式出版。十九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对婚姻发起了一次猛烈的攻击。傅立叶在书中写道，“爱情与诚实、可敬的事业毫无关系”。“我们曾经把尊严、荣誉放在了排他性的爱情里：但事实却证明了它的相反面，文明只会在这个谄媚的世界里生产出一批蛮横独裁和愚昧的男人，素质低下、麻木迟钝，以及一群下流卑贱和心怀不轨的女人，不知羞耻，道貌岸然。”
而在黑暗中进行的复数式爱情，这样的不忠发生在整个社会里，倘若继续将其定义为一种罪行，或一种罪恶的懦弱行为，到底意义何在？为了弄懂爱情，“令人倒胃口的文明”，只知道从这“最美的激情”里抽出“具有强迫性的最后一层关系，即夫妻关系”为对象。于是傅立叶号召所有人类彻底反对任何将“以婚姻标准来要求爱情保持终生忠诚”的思想合法化。
然而，傅立叶所大肆吹捧的性爱社会与组织性的聚众滥交或全民狂欢式的性爱盛宴都没有关系。他所构想的是一个“核心爱情”系统，结构复杂却井然有序。它允许夫妻与他人建立感情，哪怕是比夫妻关系更具优先性的感情，抑或性爱关系。在尚未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获胜的时代里，傅立叶的构想实属罕见，女人们不仅仅没有被他遗忘，在他看来，她们甚至成为了新型道德观的受益者。他甚至幻想家庭主妇们将会有一天凭靠“无限的母性”而备受尊敬，这股力量还可以让她以同等的热情去爱七个男人，与此同时，还能给她的孩子带来同等程度的细致关怀。
那么萨特与波伏娃难道是傅立叶“和谐世界”的追随者？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不管忠诚是否具有排他性，它都可以存在。他们一致盲目地信奉透明化原则。在萨特与傅立叶看来，凭借着秘密的名义，即布尔乔亚式虚伪所遗留的产物——“个人隐私”，各种罪恶都可以在思想里生根发芽。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公开承认自己的欲望，完美的世界就是一座透明的房子，这样的思想不得不让人想起杰里米构想出的恐怖的“仪表式”圆形监狱。
与傅立叶的另外一个共同点则是，他们一致认为或许这样的爱情就能摆脱嫉妒的困扰。在傅立叶看来，在一切都被公开透明的社会里，激情会被极大地削弱，因为我们有了“被发现不忠后的现实保障”。傅立叶也会犯错？对于一个已如此放浪不羁的男人来说，想为自己的不忠找“现实保障”，听起来实在有些小家子气。毫无疑问，即使对于所有伟大的爱情革命者来说，嫉妒依旧是永不消失的暗礁。
但关于一点，即性爱关系可被赋予的意义，《恶心》的作者与傅立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傅立叶毫无将性爱与尊严剥离之意，相反，他甚至希望为复数式爱情沉冤昭雪，并视其为通往“最崇高的情感幻想”的高级之路。在傅立叶的世界观里，“只有真心为他人疯狂后，才能拥有他人”，这点他也曾在《新爱情世界》中明确表示过。
不管怎样，萨特与波伏娃在六十年代成为了一种新型性滥交关系的代表，在库尔奇奥·马拉帕尔泰以及其他无数作家看来，这两位如同是被世人唾弃的领导者，带着“一群来势汹汹却懦弱胆怯的追求自由的孩子”。这对存在主义夫妇，与所谓垮掉的一代抑或群体性爱模式，都毫无关系。尽管性欲的狂风可以随意地触动每处经脉，尽管身体在兴奋激动，而对于这两位高学历的人来说，事情也绝非如此简单。于此，萨特曾多次坦白心声：性情冷淡，唯独不恋肉欲之乐。“结束之时会有一丝快感，但实在微乎其微”，1974年在接受公开采访时，他是这么来描述萨特式性爱的。
让每个事物符合它本该是的样子，这便是萨特与波伏娃所公开表示的爱情观，这也与他们在其他诸多领域的观点大致相同。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严肃的爱情教条，并非是所谓的爱情游戏或随机游戏。毫无疑问，萨特与波伏娃太想革新大众的思想，过于想向他们普及与道德无关的性爱关系，让每个人都成为梅特伊夫人和瓦尔蒙子爵的信徒。在一幕幕风流的性爱情节里，我们看到拉克洛笔下的这位虚拟人物——梅特伊侯爵夫人，一心践行着最为纯粹、最至高无上的个人自主权，对于命运，她从不抱任何幻想抑或极端的报复心，尽管她的姐妹们都被社会逼到了相反面。作为一名为女性争取选举权的现代女性，波伏娃，更希望推动女性的解放运动。
05、波伏娃想得更多的是女性解放
翻开《第二性》，我们发现作者对这场解放运动成功的概率似乎并不持乐观态度。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波伏娃看来，男女感情中的根本差异在现在、将来甚至永远都会存在。在这篇写于1947年的散文末尾处，波伏娃以一套略显苦涩干瘪的理论论证了这种差距，而这一差距也在日后成为女权主义者们重要的武器之一。通过这本书，我们走进了波伏娃的爱情观。她在书中依据尼采《快乐的知识》中的观点，认为爱情这一词，“于两个性别而言，意义完全不同”。
在这本书中，女人们被描述成了残缺不全的事物，这是由现如今仍然极具强权性的家长制社会导致而成，波伏娃在年轻时就是这么写的。从孩童时代起，女人的命运便献给了男人，她们在经济上依赖男人，被关押在一个发育不良的“女性”世界里，她们无法像另一个性别一样成为一个人。甚至对女人来说，转向男性话题才是获得些许话语权的唯一途径。从波伏娃的观点来看，女人若沉迷于爱情，是为了自救。
让人痛苦的悖论则是，若爱情真能给女人带来满足，能给她带来所期待的一切，让她去感受和一个相互依赖的男人完全融合的感觉，那么于女人而言，爱情或许很有理由存在。但一个可能会彻底抛弃她的情人无法给她带来这种依靠，无法给予她一直寻找的第二重保障。而若一个男人完全听命于她，男人自己又无法消除被女人控制的不满。所以，于女人而言，爱情注定是悲剧的。
此外，波伏娃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了一个十分微妙的现象：面对身旁熟睡的心爱之人，不同性别之人的眼神是不同的。波伏娃强调，《追忆似水年华》的主人公在看着阿尔伯蒂睡觉时感到十分幸福，因为熟睡中的她肯定不属于其他任何人，他狂热的占有欲可以暂时得到缓解。但对女人而言却完全相反，波伏娃引用了维奥莱特·勒迪克一篇精彩的文章肯定道。
男人在睡觉，对女人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冷漠，甚至背叛。“于女人而言，作为万物之主的上帝不应该陷入完全的休息之中：看见超越自己的强者被困意击垮时，她们总是心怀敌意。”她们讨厌牲畜般的惰性，厌恶“男人那副不是为了她们而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身体”。波伏娃总结道：“男人们弄醒情妇是为了爱抚她，而情妇弄醒男人是让他别睡了。”成百上千场喜剧中都有这么一幕滑稽的场景，男孩因在亲热过后就早早入睡而被女孩指责得狗血淋头，而这一幕背后所体现的正是两性之间存在已久的误解深渊，波伏娃凭借其细腻的思考，在几页略带辛酸的论证中，将其统统揭示了出来。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去想象一个没有任何误解的时代的到来？在那个时代里，对女人而言，爱情再也不是一种不仅无法使其解放反而将其牢牢束缚的绝望？《第二性》作者认为，“平等”的爱情或许是可以实现的，她在文中引用了马尔罗《人的命运》一书中京和同伴梅的关系作为例子。此外，为了实现这种关系，她认为女人必须要在社会上获得独立，并建立起只为自己的目标。“若有一天，女人能在自己的强大力量里而非在弱小无助中去爱，为了找到自我而非逃避自我去爱，为了肯定自我而非否定自我去爱，那么爱情对女人而言，就像是对男人一样，将会成为她们的生命之源，而不是致命危险。”于此，我们或许只想说，在写下这些话时，波伏娃是否会想到这一天真真切切地在现实中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
我们总是讽刺波伏娃爱情书写里纯情少女的一面。的确，这与她和萨特如军人般粗鲁的契约关系以及向他揭露她的“小女友们”——常常是她在所任教的毕业班中挑选出的女学生——隐私时惯用的粗俗词汇截然不同。关于比安卡·朗布兰，波伏娃曾写道，“悲壮的一夜”。在与这位16岁少女发生过几次同性性爱关系后，波伏娃将其转交到萨特手上，后者又不假思索地夺走了她的贞洁。“这种疯狂，像劣质又油腻的鹅肝一样让人恶心……”
相反，和男人在一起时，波伏娃变得极为多愁善感。这位严厉又固执的女性理论家，摇身一变成为了温顺的舍赫拉查达，抑或是维罗纳城中与爱人私定终身的朱丽叶，甚至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查泰莱夫人。当她望着博斯特睡着时，她的心被无限柔情融化了。在给作家纳尔森·艾格林的信中，波伏娃写道，“我心中凶猛的野兽，我远方的爱人”，她向他承诺在下次旅行中的某一天要去他的家中做温顺的天堂女神。“我会很乖巧，我会洗碗，我会扫地，我会自己去买鸡蛋和朗姆酒蛋糕，没有您的允许，我不会触碰您的头发，您的脸颊，您的肩膀”。就像古代的伊索尔德，波伏娃或许还会选择戴着他赠与的指环入土安葬。
然而，她永远不会接受萨特的离开，抑或抛弃巴黎的荣耀，跨越大西洋和艾格林彻底地双宿双飞。事实上，由于无法忍受距离带给爱情的限制，她的这位帅气的美国朋友也曾多次在离开前向她求婚。而波伏娃在19岁时，就已在日记中解释了让她产生不婚念头的某些伦理性原因。“这种决定性的选择的可怕之处在于，我们付出的不仅是今日的自己，更是明日的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婚姻在本质上是不道德的。”然而我们可以认为，与萨特的契约爱情，其实同样也是具有“决定性”和限制性的，所以她坚决拒绝和这位曾在她的生命中激起强烈性爱欲望的萨特一起生活。有时，波伏娃相信自由的恋爱与在市政厅前穿着洁白婚纱的庄严时刻一样束缚人。
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波伏娃做出的放弃艾格林的艰难决定，其实也完全符合她曾写下的关于其所向往的理想爱情的看法，即一个“陪伴”她一生的爱情，而不是会彻底“消耗她”的爱情。一个可以让她保持自己的本性，任由她做自己所想的爱情：成为一名受人尊重的著名作家。当汹涌热烈却又稍纵即逝的爱情开始时，切勿去依靠一个不依靠自己的人。此外，在存在主义爱情必须具备的透明化原则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古罗马时代残忍的斯多葛学派的智慧。
06、萨特与波伏娃的情人们的反抗
关于这两位文人间契约关系本质里的暴力，或许那些如卫星般围绕的情人们，那些在萨特和波伏娃爱情里的“劣等人群”最有发言权。1993年，比安卡·朗布兰的《一个被打扰的女孩的回忆录》问世，这本前所未闻的控告书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打破了这对存在主义者的爱情神话，让所有仍然天真地相信放荡爱情中有美好天堂的人看到了真相。他们一个是负责招揽年轻女学生的助理，一个是变态，法国文人圈的两大光辉人物突然间沦为了此等形象，如同一匹有着两个头颅的危险猛兽，甚至与九十年代曾在法国乡下四处搜寻幼女并奸杀的富尔尼埃夫妇相差不远。此外，这种评价也得到了远方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肯定。1943年，在读完《女宾》后，列维斯特劳斯坦白道，在他看来，书中的萨特就是一个“淫荡邪恶的流氓”。
如果说要为这份契约爱情所产生的附带性伤害寻找一个痛苦又不幸的证人，那必定是纳尔森·艾格林。1965年，波伏娃在《回忆录》问世后随即又出版了后续作品《事物的力量》，《哈泼斯杂志》截取了书中几处意味深长的片段发表了《关于忠诚的问题》一文。在书中，除了对与艾格林的相遇无所顾忌的描写，我们还可以看到诸多此类性质的思考：“太多人像我与萨特这样维持着契约：他们都保持着一定距离去维持‘某种忠诚’。”“我曾以我的方式对你忠诚。”“婚姻是有风险的……倘若夫妻二人只接受对方在外短暂的性爱经历，可能很容易，但他们向对方所妥协的自由其实也配不上称为自由。萨特和我，我们曾经过于野心勃勃；我们曾想体验‘偶然爱情’；但我们却一直稀里糊涂地回避了一个问题：第三者怎样才能适应我们的模式呢？”
饱受质疑的“第三者”纳尔森·艾格利，在看到波伏娃字字句句的冷漠以及往日谎言背后的真相后，痛不欲生，于是他先后在《哈泼斯杂志》和另一家小型文学报刊《中西》上发表了两篇令人大为咋舌的文章作为回应。他不仅质疑前任情妇身为作家的个人品德，还质疑其作品的真实性，更在第一篇文章《关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问题》中给波伏娃狠狠地上了一堂爱情哲学课。
艾格利苦涩地讽刺道，“波伏娃女士的世界是一幅映射在镜中的影像——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人都不曾活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小说中的所有人物，无论是否取自现实生活，在她的纸上都失去了生命”。她随时准备好付出一切去维护自由，却从不愿承担任何现实的风险，“波伏娃女士感觉自己可以信任让保罗·萨特的不忠。多么聪明！”一个被掩饰的童话故事，一个女知识分子的招摇诈骗，一轮可悲的三人纸牌游戏，甚至已经是犯罪行为。这就是艾格林的最终观点，自那天起，他断绝了与她的一切联系。“任何想要用偶然性体验爱情的人，恐怕脑子已严重坏掉。爱情怎么能成为偶然性的呢？”被伤得千疮百孔的艾格林留下了这么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同等失望的萨特也无法给出答案。
07、哲学家萨特的不安
他也喜欢失去理智，尽管身为年轻人会有许多解决办法。尽管他曾因为女人们无法接受共同分享他而被抛弃，但倘若遇到某位势均力敌的同行者时，他也会在很长时间里放下欲望，萨特向所有女人肯定地说道。比如多洛雷斯，萨特曾在一段时间考虑娶她为妻，而于此波伏娃甚至一度毫不知情。他也曾向俄罗斯的女翻译家左妮娜求过婚，但目的是为了自己能够留在西部。“越看海狸的《回忆录》，我越明白我永远不会去改变那些事物。这一切让我痛不欲生……，”左妮娜在提出分手之前给萨特写道，“你和海狸共同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物，但对于靠近它的人来说，却是如此的危险。”萨特真想过在某一天结束这份契约，步入婚姻，离开波伏娃吗？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他总会在最后回到波伏娃的身边，哪怕要极其可笑地装腔作势，并且从回忆录里的描述来看，这也不足为奇。
长相丑陋的人想要在爱情里实现计划经济，成功引诱每个目标，或许不得不耐心地等候，等候自己的哲学荣誉在现实中真的变得有用的那刻，那时她们将会被萨特一一俘虏。他向女学生谄媚讨好，然后又将她们残忍地并且毫无尊严地收入囊中；他倚仗自己戏剧家的名誉，为新晋女演员们点亮舞台的灯光；还有那些日本和巴西的女翻译家，以及其他一些极其容易得手的性爱猎物。“如果非要说我曾经非常淫荡，那我无话可说！”在波伏娃的一本小说中，萨特是这么说的。
此外，他主动承认，在与女人复杂的性爱关系的巅峰时期，他的确成为了性虐待狂，可他却极其苦闷于那副让他束手束脚的外表，以至于他在街上会避免向行人问路，以免他们会感到惊慌。毫无疑问，对于相貌如此丑陋的人而言——正如导演约翰·休斯顿在五十年代末于爱尔兰的一处住所中接待过萨特后所说，“人能有多丑，他就有多丑”——爱情有时候便成了黑暗中的报复。
此外，晚年时期的萨特，即使已步入激情的黄昏，即使一夜纵情多次的时光早已不复存在，即使作为和波伏娃一样终生不愿组建家庭的男人，在最后也仍然维持着一个令人疲惫不堪的大家庭。他所有的女人，无论结识于何时，哪怕大多数都较为神经过敏或性情孤僻，都长期在经济上依赖于他，并且几乎都住在距离他的住所步行十分钟的范围里。
阿莱特，萨特合法收养的女儿以及后来的情人，并不知道萨特仍继续与万达交往，而万达也并不知道萨特仍在与鲍里斯·维安昔日的爵士乐创作灵感女伴米歇尔同床共枕，在萨特的身体尚未进入像《告别仪式》中所描述的那般难以忍受的衰竭之前，米歇尔一直是萨特定期拜访的情人。而面对米歇尔，萨特也对自己定期在波伏娃家留宿的事情有所隐瞒，波伏娃是他“高高在上的母亲”，就凭借如此粗制滥造的托词，萨特向波伏娃掩盖着自己曾经的姗姗来迟、过失以及错过的陪伴。萨特曾向一位年轻的友人——精神分析师庞塔利——可怜地称自己为“小区护士”，并说道，“您很幸运。病人来看您并给您付钱。而我呢，我不仅四处奔波，还要给她们钱”。
我们很难找到像萨特这样一位凶狠地追逐着透明化爱情的信徒，他编织着半真半假的谎言，捏造着花言巧语，甚至干脆直接玩弄道德。毫无疑问，我们也找不到别的女人能比那些被他选中的女人承受得住更多的谎言。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这份著名的“真相契约”实际上是一份真实的骗子契约？倘若如此，我们或许可以任意嘲笑波伏娃，她沦为了朱诺女神，沦为了一位被男人用来躲避情妇愤怒不满的“挡箭牌”妻子。
就此观点，那些偏爱于将女性解放视为女性自古以来的奴隶地位的一种隐蔽表现形式甚至双重表现形式的人，毫无疑问会表示赞同。对于他的这位“与皇族通婚的平民妻子”，这位“自己身体里的坚实后盾”，萨特给的爱其实不少，他总是给她无限的、让人无法驳回的温柔。多年过去，他依旧说着：“哦，我心里的、我眼里的宝贝，我生命的主心骨，我的意识和我的生命。”在生命的尽头，他一直坚定地说道：“在我的生命中，或许我会用尽全力去爱一个人，既不疯狂，也不独特，但出自我的内心。”
谢选骏指出：“存在”类似行为，“主义”类似言论——存在怎么可能成为主义呢？主义怎么看成为存在呢？于是“存在主义”就成了一个不可能的骗局。
《“最会谈恋爱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是怎么给妻子写信的？》（文艺圈 2017年01月11日）报道：
他是“大地上的漫游者”，总是“诗意地栖居”，从认识妻子开始就称呼她为“我的小心肝”，但也总是在别的女人身上寻找“家园”。
“大地上的漫游者”，“人，诗意地栖居”，这些诗意的哲思语句在中国广泛流传。而说出这些话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生又在何处漫游，何处栖居？
在《海德格尔与妻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一书中，借由海德格尔与妻子埃尔福丽德贯穿半个世纪的书信，这位哲学家的血肉形象跃然纸上。“书信是一种灵魂与精神的共同之处的形态”，从与妻子相识、恋爱到婚后几十年间，海德格尔都甜蜜地称妻子为“我的小心肝”，把自己称为“你的小黑人”，更将浓情蜜意融于哲思，写出动人的语句，这位大地漫游者的哲学从来没有脱离生活。
《海德格尔与妻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
“哲学家首先要会谈恋爱，要会打动人”
近日，20世纪著名哲学家葛尔特鲁特·海德格尔访问中国，她是海德格尔的孙女，也是《海德格尔与妻书》一书的编者。她7日在上海钟书阁书店与读者进行了书信阅读分享，并公开放映了关于小木屋的家庭电影。这部电影是其父亲约尔克在20世纪50年代末用手摇摄影机拍摄的无声电影——作为70岁生日礼物送给父亲海德格尔——一帧帧黑白影像记录了生活丰富多彩的海德格尔以及他的生活环境。在影片中，海德格尔帮妻子搬木材、劈柴，坐在床上磨咖啡，冬日在小木屋前的山坡上滑雪，晴天在门前午休、和邻居交谈，是一位“正在生活中的”哲学家。
同济大学哲学教授孙周兴将海德格尔评为“最会谈恋爱的哲学家”，那些呼唤“亲爱的小心肝”的甜言蜜语触动人心。同时也说，哲学家怎么谈恋爱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海德格尔的书信教会了我们两件事，“第一，哲学家从苏格拉底开始就不谈恋爱的，苏格拉底长得比较丑陋，康德也说爱情无非是两具肉体之间的摩擦，一直到尼采哲学家还都不会谈爱情。海德格尔不同，他最会谈恋爱，甜言蜜语非常强大。第二，要用哲学方式去感动你爱的人，海德格尔说，你的存在，始终与我共在，永远进入了我的思想，非常动人，做哲学首先要通过哲学的方式打动人。如果自己爱的人都打动不了，就不要搞哲学了。”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教授王庆节说：“一般来说，我们阅读哲学、阅读思想很多是从概念开始，书信呈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海德格尔，一个有激情但是也有一些私情的真正的人，而‘小木屋’更是解读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意象，它是人类栖居的家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木屋，怎样维护和经营来呵护我们生存的小木屋，是海德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重要方向。”
“我们的房子成为我们和孩子们新的共同栖息地”
从这些书信中我们不难发现，海德格尔与妻子埃尔福丽德的爱情故事始于1915年，那时他是老师，她是学生，相识于弗莱堡大学的研讨课上，很快便坠入爱河。在写给埃尔福丽德的第一封信中，海德格尔写道：
“还有很多很多——我心怀激动的感觉到，我的思绪如何在您专著的灵魂中继续飘荡——它就像一个神圣的仪式，字词在我的书房中——而您那质朴的谢意——上帝啊，这一切都是那么深深地发自内心——让我对这短暂的时光久久难忘。”
埃尔福丽德家庭条件优渥，是一位有教养、有思想的新时代女性，当时的海德格尔还没有固定收入，两人也存在着宗教信仰的差异，然而一年后，他们还是不顾家人反对私定终生了。婚后的信件弥漫着浓烈的爱意和缠绵的哲思：“我想在你的心里休憩，我想望向你眼睛里那宁静而又能使人心绪宁静的澄明。”埃尓福丽德给予海德格尔很多精神养分，认识妻子之前，海德格尔对音乐不甚了解，结婚后的他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对音乐的见解也多次在哲学思想中显露。
婚后不久，海德格尔被送上法国前线做气象观测，当时埃尔福丽德已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一战结束，海德格尔毫发无损地回到家园，并幸运地成为现象学鼻祖胡塞尔的私人助理。第二个儿子出生后，埃尔福丽德在托特瑙山下买了一块地，并叫人在地上用木材建造了一个小木屋，还对小木屋内部进行了详细的规划，把最大的房间作为海德格尔的书房和藏书室。此外，他们利用山泉建造了一口井和一个很大的园子，一家人种种水果蔬菜，孩子们玩耍嬉戏，在小木屋当中欢度了许多时光。
小木屋是海德格尔现实中栖居的家园，也是他思想的归宿，在这里，海德格尔完成了多部重要著作。1923年，海德格尔得到马堡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的职位，3年以后完成了代表作《存在与时间》的写作。由于他和胡塞尔常年亲密合作，1928年，他作为胡塞尔的继任者成为了弗莱堡大学哲学系的正教授。在一封从小木屋写出的信中，海德格尔感激地对妻子说，
“因为我们的房子完全而且根本不只是形式上的——特别是因为它来源于你母性的愿望——它将成为我们和孩子们新的共同栖息地。”（1928）
1933年，海德格尔被选为弗莱堡大学校长，行政事务繁多，同时还要处理复杂的院系和政府部门党组织的关系，海德格尔身心疲惫，也无力从事哲学研究，次年便主动辞去了校长职务，“回归田园”。
“你们在小屋和我一起，真不错，虽然时间很短——我已经估计会下雾。之前出了太阳，今天又大雾弥漫，还下起了蒙蒙细雨。现在我已进入了写作的状态并且希望坚持下去——不用考虑讲座和诸如有此类的准备，等等，只要暴风还在刮着。担任校长的那几个月我就像干涸了一样，真担心要持续干旱——但是现在一切又重新恢复正常，还完全两样——我感觉自由、简单、纯粹——不过还是很难坚持，因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但是不矫揉造作的语言，之前用的已不再合适并且只会误导。但是这需要时间才能产生效果；我很高兴没有人操心我，我从咬文嚼字的废话中走出来，让其他的起作用。”（1934）
“你的存在，始终与我共在”
在漫长的婚姻生活里，由于海德格尔一次又一次和不同的女人发生感情纠葛，他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不断地出现危机，婚姻生活的“玫瑰色”渐渐退去，埃尔福丽德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感情的竞争者，为之痛苦不已，海德格尔则解释试图以他的方式挽回妻子，文笔始终动人。
“曾经，尽管我们的爱情和婚姻中存在多种多样对立的表象，但我并没有把我们的爱情婚姻仅仅视为实用或者享受安逸舒适，而是深知，你的存在和哪怕最微小最不起眼的付出恰恰是最重要的，不只是光为了满足我们共同生活的外在条件，也是属于我思想的一部分，你的存在，始终与我共在，永远进入了我的思想；因为我同样深知，每一次的举手之劳和每一步，都不只是来自你的责任感，而是来自你内心与我并肩的归属感。”（1950）
在从未寄出的一封信中，埃尔福丽德对海德格尔发出了痛苦的申诉，这也是少见的一封“与夫书”：
“你一再地说或者写道，你和我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联系的纽带在哪里？这不是爱情，也不是信任，你在别的女人那里寻找家园——啊，马丁——你又是怎么来看待我的呢——以及我所承受的冰冷的孤独。”（1956）
然而，痛苦和伤害最终过去：从七十年代开始，80岁的海德格尔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埃尔福丽德在家中悉心照料直到他安然去世。十几年后，埃尔福丽德也走了，安葬在自己丈夫的身边。
谢选骏指出：存在主义就是写给女人的情书。难怪存在主义哲学家们都是语无伦次的，其目的就是要把读者绕晕，然后趁机上下其手——类似迷奸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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