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孙隆基》报道：
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并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
人物生平
他的研究兴趣是多方面的，有研究论文多篇，重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家的经线》、《未断奶的民族》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
现为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兴趣培养
资料来源：南方周末
■秘密书架
□孙隆基
当编辑要我推荐书单时，有无从入手之感，因为一生看过的书很多，同时也在进行将近十项研究，有些不见得是适合大众趣味的。但编者提到我庆祝千年之交的一篇文章《中国千年回顾———一个全球史的鸟瞰》，却是一言惊醒梦中人。那份应景之作是我30多年前之旧癖好的复苏：宏观式的史学思考。
我在台大念大学本部时，当时市面上有盗版书，能廉价地购得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12卷本的《历史研究》，一开卷就不能自休，认为史学家“大丈夫当如是”，当时我还给汤因比写了一封信，但在大师面前倒也不存“彼可取而代之”的非分之想。斯宾格勒从歌德的生物学立论，认为“高级文化”都是含有自身风格的有机体，其展现的生命是一千年左右，当其特殊形态发挥殆尽后，就进入僵死的“文明”阶段。汤因比宏观地把世界史化为21个文明的生命传记，他摈弃斯宾格勒的宿命论，改采柏格森的创化论，认为文明的诞生、成长、崩溃、解体皆视能否成功地回应来自环境或自身的挑战。但他说过去的文明都解体了，硕果仅存的西方亦面临崩溃的危机，其悲观论调正与斯宾格勒相同。
后来发觉自己在历史系内有给人“不务正业”的印象，待到去美国留学时，这个对历史哲学的兴趣就让位给马克思主义。此时正值1970年代美国反越战、流行新左派和“中国热”，港台留学生受其影响，出现“回归认同祖国”运动。我杂在这些人里头，原本以为找到了谈马克思主义的对象，没料到其中一些人的“向左转”是民族主义情绪性的，谈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我又变成了“不务正业”。
其时，我在美受到逻辑实证论的历史哲学训练，理解了因果律和可预测性都是一个语言问题。举例说：1605年英国发生天主教徒阴谋用炸药炸毁国会案，万一真的炸成了，其前因后果可公式化如下：
C1+C2+C3+CN
……=E在这里，C1是“火柴”，C2是“火药”，C3是“天主教徒对英国国教的仇恨”，物理学家会选择第一因，化学家会选择第二因，历史学家则会选择第三因。历来从事大历史者的毛病正是混淆了“年代学”和“逻辑时序”。后者是指不论在任何时地“因”必先于“果”的逻辑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可预测性。前者则指某一个特定时空的事件继另一事件而起。即使一个国会炸药案，其因果关系已是千头万绪，乃一个独特的、不会重现的复合体。汤、斯等人却以整个文明为单位，去寻找同步调的法则性，是对因果律和预测性的误解，并且取消了“真正的历史时间”。
经此消炎后，我的大历史热就冷了下去。但这个冷淡未免过早。近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其实是汤因比历史哲学的复活。它不奢望预测未来，也不具20世纪上半期两次大战造成的文明危机感，而是把汤因比的“文明”作为一个单位加以分类，是概念性工具，用来讨论当今世局。汤、斯等人的历史哲学固然有时代局限性，但仍值得推荐：它们让读者拥有全球史的视野，而这个格局又是我那些“太务正业”的同事们缺乏的。
至于我如何写成《中国千年回顾》，因为逻辑实证论教导我避开汤、史等人的途径，遂试图把“在时空里只发生一次的独特事件”提升为“本质性”现象，不把它们沦为某类普遍性法则的“例证”。这个尝试并非罗列一系列孤立事件，而是让它们在保留“真正的历史时间”之身份下呈现出普遍性。
从这个角度出发环顾公元10至11世纪的世局，发现该时乃东北亚步上世界史舞台的时代：日本经汉化而转入本土化，今日疆域范围的韩国之形成，辽朝的兴起，皆在此时。它们刚好配合宋朝的建立，定都开封，中国的重心东移至大运河一线。同时宋人开始进入南洋，闽粤成为开创“热带中国”的前哨站。千年之交也是今日东南亚的奠基期：越南独立，小乘佛教成为中南半岛（除越南外）的文化底色，皆在此时，东印度群岛则于此时开始摆脱印度的影响，走上本土化，并为13世纪后逐渐伊斯兰教化铺路。这些变化，加上宋人之进入东南亚，就为今日的南洋奠定基础。
综观这一千年，中土亡国灭朝的契机多来自东北（包括蒙古，盖蒙古的发源地是满洲西部，属古东胡系统），中国有三分之二的时期受到东北亚民族的统治（包括金朝统治华北期间），千年首都之北京必须同时位于运河终端和东北国防线上，而失去中土的集团在海外建立流亡政权也成为一种规律，因为这个千年里已出现“华侨”，起源于北温带的中国向南延伸至赤道地带。同时，中国的向东位移，则使古代中国的重心如关陇地带沦为落后的“大西部”。
公元1000年前后的世局是“在时空里只发生一次”的独特机缘，但如果它决定了此后一千年的规律，那么也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我的这个思考，多少受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之启发。布罗代尔认为地中海作为一个单元在16世纪呈现稳定的结构，但他的“长时段”结构顶多是一个世纪，我却斗胆把这个“长时段”拉至一千年。这不该妨碍我们探讨自从公元1000年开始是否出现了一个新型中国。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曾提出有不断脱胎换骨、推陈出新的“中国” 之命题，许倬云师悲叹如今遭人冷落，这个悲观是过早了一点。
谢选骏指出：从孙隆基的自述可以看出，其主要著作都是追随不同的主讲鹦鹉学舌，自己却没有一定的主见。而在我看来，他所追随的所有学派，都是一丘之貉——说的只是自己的想法，而非宇宙的真相。而孙隆基却在不同的时段，把不同的宗师当作了真理，果然是“鹦鹉学舌+没有主见。”
《孙隆基 现在我看中国人的表现，没那么负面》（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2015年12月5日）报道：
孙隆基 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曾在美国、加拿大多所大学任教，现为台湾中正大学讲座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历史学家的经线》、《未断奶的民族》、《美国的弑母文化》、《新世界史》等。
候车去采访学者孙隆基，记者揣着一本《新世界史》（第1卷）——这是孙隆基的新作，同时出版的，还有《历史学家的经线》、《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两部全新修订的作品。这时，戴眼镜、穿黑棉袄的老人凑过来，说：“读历史书好。”接着，径直谈起1967年，这个拖拉机厂的工人利用时势，“玩”遍了大半个中国。末了，他没忘记强调——“那是一个疯狂的不正常的年代。”
11月21日，孙隆基从台湾飞抵北京，落地之后当即“进入状态”。见到记者，他先拿出了详细的“行程表”，四五天时间，已被媒体采访、读者沙龙、个人演讲填满。即便如此，七旬老人的精神、思想状态，却如同他戴着的红色小围巾，显示出某种激情。
回顾中国三十年
从“千刀万剐”到“没那么负面”
“写的是‘文革’以后中国的一些乱象。”坐定之后，孙隆基首先谈起《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也就是在这里，候车时老人的闲聊，成为一个有趣的“注脚”。
上世纪80年代初，孙隆基写作了这本书，但当时没能在大陆正式出版，主要以复印件的方式流传。书中，他对中国“国民性”展开了“近乎千刀万剐式的切割”，助力“文化启蒙”，成为当时流行的热门图书。学者傅国涌曾回忆，当年只拿到十多页该“书”的详细目录，就“如获至宝”。那时，他是一个乡村中学教师，不容易得到全本。
在“国民性批判”方面，人们多将孙隆基、柏杨、李敖相提并论。“我不是写游记或者印象，我希望写出中国文化背后的结构，将一些现象串联起来。因为有这个结构，读者看起来好像比柏杨、李敖那些人有深度——李敖是谩骂，笔锋锐利，柏杨属于‘印象派’。我自己没有要和他们比较。”孙隆基对记者说。
三十多年过去，作为一个观察者，孙隆基坦承，“现在我看中国人的表现，没那么负面”。在他看来，彼时，随地吐痰、擤鼻涕、搓身上的老泥者多，现在已不多见。感觉更深的一点是，他觉得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即使表现得很个人主义，甚至和西方那样，比如很快结婚很快离婚，但思维方式“还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这正是多年前孙隆基强调的“二人”文化——“‘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在传统中国，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到了现在，这种结构“基本没有变”。
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当时常见的反应是：“它如何去救中国？”对此，孙隆基当然“没有答案”，他总是以“这本书中是我个人的陈词”来答复之；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也反映出知识人的迫切需求。如今，中国社会蓬勃发展，但其复杂性，可能迫使人们追问：“如何描述和理解当下中国？”
可以说，这是国内国外知识人共同的难题。孙隆基表示：“确实难以描述，现在任何对中国下的判断都是简单化的。”
剖析当下中国
思想被用来分析“光棍节”
去年5月，谈到明星为何爱在微博晒吃时，专栏作家黄佟佟写到其中一个原因是受众喜欢，中国人有爱吃、谈吃的传统，“美食类节目那么火爆就充分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还深深沉浸在口腔期”。
“中国人的‘吃’与‘和合性’有关，‘淫’所以称为万恶之首是因为它扰乱社群和谐。相反的，‘食’如果用来作为一种社会功能，则可以促进‘和合’感，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在围炉共食之余，就会因开怀而获得松弛。”这是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的一段话，“所以你终于理解了为何演员黄海波嫖妓会引发如此大的舆论风波，而舒淇小姐发个蛋糕照就那么清新宜人，‘淫’是万恶之首，‘食’是百和之源。”黄佟佟写道。
1983年，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一版序言中，孙隆基就以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香港为例，说“香港有四五层的饭店，每层有四五十张桌子，乃世界上少见的现象，连当今之世最富庶的美国都没有这种现象。”在他看来，中国文化里对“食”的执着，“是愈到了‘现代化’才愈发扬的”，“经济落后的大陆就没有这些条件”。孙隆基看到，物质条件提高，固有文化里的一些基本特色会得到“空前未有的发扬”，而不多久，大陆经济令世界侧目，美食翻新，“吃货”横行，不言而明。
2004年，作家李波出版了一本《吃垮中国：口腔文化的宿命》，指出“吃是中国的国教”。孙隆基为其修订版写了篇万字序言，其中认为“中国人惊人的现实感也表现在看透这个世界就是一大吃”。
除了爱吃、爱晒吃，2012年讨论“光棍节”时，有评论者也谈到孙隆基诠释的“二人”对应关系：“有数据显示，当下中国单身男女多达1.8亿。‘二人’的文化心理越普遍，那这节日的内涵就越为人所认同。”这都可见孙隆基观察、分析之深刻。
“我倒是第一次听到，不知道在大陆还有这样的反应。我用名词概括现象，比如‘口腔期’，还有形容一个人不成熟，就用‘母胎化’——可以有很多含义，甚至蛮有攻击性。”说完，孙隆基笑了笑，旋即补充道：“不要滥用就行，不过，很难避免，很多名词就这样流传。”
观察美国社会
“其实真正难以理解的是美国”
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十八岁高中毕业后前往台湾读大学，70年代初去美国深造，1981年至1982年又回复旦大学进修，此后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多所大学任教。2005年，他回到台湾，任职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接受媒体采访时，孙隆基说：“我虽然在美国生活了34年，是人生中最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在美国不生根，在中国也不生根。乡愁的问题有一点，但是要说很深的概念，真的没有。”他慢慢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
从学者的角度来说，孙隆基的学术历程与人生轨迹，相互编织，形成了某种“共振”。加入美国国籍，并不妨碍他批判美国社会。2010年，出版了《美国的弑母文化》一书，他发现，美国母亲想通过对男孩子管制，表达对丈夫的管制，无形中扼杀了男孩的阳刚之气，于是男孩开始反抗，从心理上拒绝依赖，甚而仇恨母亲，从大量的好莱坞电影可看出，“母亲与病态结下不解之缘。”
深入剖析中、美两国社会文化之余，孙隆基又以一己之力书写《新世界史》，洋洋洒洒三大卷，第一卷新近面世。在“总序”中，他强调：“全球化的世界史势必去西方中心论。”一个世界主义者至此功成。
相比于中国，孙隆基觉得，“其实真正难以理解的是美国”。他解释道：“你说美国民主，有人说它变成了‘国安国家’，‘反恐’开始是战时措施，但现在监控别人变成了常态；新的贫富不均，差距大到史无前例；整个美国如今都是‘赌博文化’，培养赌徒，你不参与，就只能沉默，站在原地不动。”
即便如此，孙隆基并不赞同“美国衰落论”，且一如既往地紧密观察其社会动向。21世纪以来，因为离婚率太高，美国开始重新树立父亲形象的重要性。在《功夫熊猫》这部电影中，熊猫阿宝的爸爸居然是一只鹅。“两个不同物种，感情很好。父子之情，特别要描写。”孙隆基点点头。
谢选骏指出：2015年的时候，孙隆基七十岁了，也“其实碎了”——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为何呢？因为人到了七十岁，已经跳不动、吃不下、睡不着了——基本丧失了犯错误（逾矩）的能力了。2015年的时候，孙隆基七十岁了，所以他“看中国人的表现，没那么负面”了——只因为他的批判能力也“其实碎了”。
《谢选骏全集253卷·中国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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