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语言的局限性造成了思辨的复杂性

《语言研究中的思辨与实证》（2022-10-31 永大英语 张绍杰）报道：

1. 引言

当今的语言研究中，学生会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语言研究究竟采用思辨研究好，还是实证研究好？如果两种方法都可以选择，那么为什么当今语言研究实践偏向于选择实证研究？实际上，这个问题反映出青年学者对于语言研究中方法论的困惑，也反映出当今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取向，同时也看出人们对思辨研究价值的忽视以及对实证研究局限的沉默。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阐述思辨和实证两种研究方法的价值及其局限性，然后提出语言研究中应坚持两种方法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排斥的基本立场。

2. 什么是思辨研究？

根据百科词典，思辨在哲学上指运用逻辑推导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而思辨研究（speculative study）从哲学上讲是一种“形而上”的研究方法，也是与实证研究（empirical study）相对立的前科学的研究方法。思辨研究起源于古希腊的思辨哲学，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是思辨哲学家。进入科学时代，继现代实验科学鼻祖弗朗西斯·培根之后，实证研究逐渐成为主流。

然而，思辨研究承传着思辨哲学的精神真谛，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普遍受到重视，并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科学家如果要证明他们对某一事物的假设是真或伪，就需要基于实验数据的实证研究，但是科学家每次提出的假设都是思辨的结果。关于思辨研究，彭荣础（2011）给出了这样的定义：“思辨研究方法是研究者在个体理性认识能力及直观经验基础上，通过对概念、命题进行逻辑演绎推理以认识事物本质特征的研究方法”。根据这个定义，思辨研究有四个特征：一是依赖于研究者的理性认识能力；二是依赖于研究者的直观经验；三是一个演绎推理的过程；四是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

尽管学者们可能对思辨研究提供不同的解释，但我认为思辨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征，即理性思维、抽象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理性思维：采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对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的一种思维方式。

简单地说，理性思维是一种建立在证据和逻辑推理基础上的思维方式。它是依据可观察到的经验证据进行的逻辑推理，结论必须符合事物内在的逻辑。正如哲学上通常解释的那样，理性思维是对事物的一种理性认识，即认识事物的全体、本质和内部联系；而相对于理性认识的感性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和外部联系的认识，感觉、知觉、表象等是感性认识的形式。例如，非此即彼、以偏概全、孤立判断分析的思维方式不是理性思维的方式，因而也不具备思辨研究的特征。古代有名的“相马”专家伯乐的儿子“按图索骥”的故事，是典型的非理性思维的方式，从单一方面考量某一事物是无法抓住事物的本质的（关于理性思辨的特征，可参见栗洪武 2011）。

抽象思维：蕴含在理性思维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因为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判断的过程也是抽象思维的过程。

抽象思维体现在对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高度概括性，是一种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把握和认识。例如，不同事物之间的内部存在怎样的联系，反过来，看似相同或相近事物之间的内部存在怎样的区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抽象思维，否则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也无法对事物获得全面的、系统的认识。古代“踊贵履贱”的故事说明了只有抓住反映事物本质的现象，通过抽象思维才能揭示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

批判性思维：思辨研究必然是一种批判性思维的方式，因为理性思维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和改造，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的认识过程。

批判性思维体现在对现存事物的怀疑和否定。哲学上的争论、哲学发展史上的否定之否定、科学发展史上提出的各种假设等，都反映出思辨研究的批判性思维特征。二战期间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免活下来的一对犹太人父子关于“1加1大于2”的故事（在集中营里父亲对儿子说：“现在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智慧，当别人说1加1等于2时，你应该想到大于2。”遵循这样的思维模式，后来儿子成了麦考尔公司的董事长。）就是一种典型的批判性思维。

总之，思辨研究有其鲜明的特征，是对科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遗产，其珍贵的价值在于可给科学研究提供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同时，我们也须看到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首先，思辨研究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即过分追求事物内部的完美统一，忽视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其次，容易忽视事物本质的多元属性：即过分追求事物普遍的本质，但事物的本质往往具有多元性。例如：只对教育现象进行思辩研究难以揭示教育的本质。再者，将直观经验作为观察、分析、判断事物的出发点，往往易于导致主观偏见（参见孟昭勤、王一多 2001）。

3. 什么是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是伴随现代科学研究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研究范式。它以西方哲学史上的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推崇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实验研究的重要性。实证研究可以概括为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大量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实证研究通常包括两类：即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根据传统观点，实验法属于量的研究的典型代表，而观察法和访谈法等则属于比较典型的质的研究（龙立荣、李晔2000）。

实证研究不同于思辨研究，它建立在科学概念的基础上，遵循一定的科学范式进行研究设计，依据客观的数据和材料分析得出结论，结论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可验证性。具体体现出如下特征：

科学的规范性：根据研究目的及研究对象的需要，科学、合理地设计研究程序或选择研究工具。一项实证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科学规范，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进行设计，尽量使研究程序合理化，并选择相应的研究工具，如语料库、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

分析的客观性：按照数据和材料呈现的真实状态进行分析，保证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是实证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为了保证数据分析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必须按照数据和材料原本呈现的结果进行分析，“让数据说话”，避免主观性，这是实证研究应遵循的一条原则。

结论的可靠性：得出的结论一般具有可靠性，经得起验证。由于实证研究注重设计的科学规范和数据分析的真实客观，因此根据分析结果得出的结论一般是可靠的，经得起检验的。

同样，实证研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实证研究通常是归纳推理。由于所使用的材料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无法也根本不可能做到穷尽，因此得出的结论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往往会遭到质疑，这也是语言哲学家排斥实证研究的理由。其次，实证研究过分注重方法技术，易忽视研究主体“人”的价值和作用。研究方法的设计和技术细节固然重要，但对分析材料和分析的深度和广度离不开研究主体所做的整体把握。最后，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方法设计和材料来源密切相关，不合理的设计以及材料选取的不当都会导致不可靠的结论。

4. 语言研究中的思辨与实证

自索绪尔创立当代语言学以来，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已跨越了100年的发展历程，从结构主义到功能主义，从功能主义再到认知主义，语言理论层出不穷，语言学派门户林立，语言研究呈现出从内部走向外部的多视角、跨学科的发展局面。然而，无论基于哪种理论视角，思辨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在语言研究中都广为采用。

4.1语言研究中的思辨

思辨是语言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传统。从现当代语言学研究史中可找到充分的证据。当代发生的语言学革命或转向都是思辨研究带来的结果。例如：当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是在批判了西方语言哲学史上命名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开辟了语言的共时研究；乔姆斯基是在批判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上基于唯理主义创立了生成语言学派；韩礼德认为语言不是自治的系统，因而在批判了形式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格赖斯不满意真值条件语义学对意义的分析，因而提出了会话含义理论。

语言思辨研究是研究主体依据语言直觉或采用内省的方式对语言的本质特征及其普遍规律进行逻辑推理的一种研究方法。语言研究的历史表明，思辨作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在人类语言的研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本体论价值：追问语言的本质。语言思辨研究有其本体论价值，这就是在于它追问语言的本质。亚里士多德试图追问，为什么对于所有居住在地球上的人来说世界是相同的，为什么对全人类来说他们对世界的“心灵表征”也是相同的，但语言对于所有人来说却是不同的？因而他提出语言具有规约性的本质（Harris & Taylor 1989：32－33；张绍杰2004：21）。索绪尔追问，为什么语言符号（语词）与外部事物没有对应的关系，为什么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语言系统所决定的，为什么一个语言符号中包含的概念和声音结构是两个不同的心理实体？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他提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本质（Saussure 1916/1959）。乔姆斯基追问，为什么儿童可以说出从来没有说过的话，为什么儿童可以听懂从来没有听过的话？他最终提出语言具有创造性的本质（Chomsky 1957）。韩礼德追问，为什么语言是意义系统而不是形式系统，为什么语言能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为表达意义提供可能的选择？他因而提出语言具有元功能的性质（Halliday 1985）。总之，语言思辨研究具有本体论的价值。

方法论价值：提供语言的解释。语言研究有两种取向，一是内部研究，二是外部研究。例如，索绪尔、乔姆斯基、韩礼德的语言理论都是基于对语言的思辨，本质上都是对语言的内部研究，试图回答“语言是什么”及语言作为一套“系统”是如何运行的等问题，他们的区别在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不尽相同。语言的内部研究通过对语言系统声音、结构、意义各层面内部关系的解释揭示了语言系统运行的机理。关于语言的外部研究，主要指上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语言的跨面或跨学科研究。例如，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等。这些研究都具有思辨性质，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解释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语言与文化、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揭示了语言的多元属性：既是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也是认知的。

语言思辨研究的价值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思辨利于抽象概括。语言现象纷繁复杂，需要通过观察进行归纳、总结，并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做出抽象的概括，所以抽象概括离不开思辨。二是思辨利于学术争鸣。语言研究中存在各种理论分歧，学术争论必不可免。争论的基本形式就是思辨，思辨才能为争论提供思想源泉和动力，从而促进理论的发展。三是思辨利于创新。思辨与创新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思辨意味着怀疑和批判，而怀疑和批判是语言理论创新的前提，每一种语言理论的诞生都是基于对前人的批判，没有思辨，可以说，就没有语言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参见于忠海 2007）。

思辨研究是一种演绎推理的研究方法，它更适用于理论研究，而不适于应用研究。思辨研究的最大局限性在于，通过思辨提出的理论假设或理论模式通过自身无法得到证实。比如，在语用学中，一般会话含义是推论意义还是默认意义，对一般会话含义的解释是前命题的还是后命题的，至今仍无定论，很大程度上都属于理论假设，需要进一步证实（参见Bach 1984；Levinson 2000；Jaszczolt 2005；Recanati 2004）。此外，思辨研究靠语言直觉，但语言的直觉经验可能导致主观片面性。

4.2 语言研究中的实证

实证研究方法引入语言学领域的历史相对较短，主要是借用应用语言学、心理学、社会语言学、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从近20年来刊物发表的语言学相关论文来看，语言实证研究成为主流，特别在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认知语言学、语用学领域。我国的语言实证研究近10年来呈突显的趋势。根据CNKI网上搜索，1993-2014年间以“实证研究”为主题的语言研究共有800多篇，2001年前仅有16篇，2009年后每年都超过100篇，这至少说明实证研究已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

语言实证研究不同于思辨研究，有其固定的研究范式。一般来说，包括研究问题、文献研究、理论框架、研究方法、数据分析、结果与讨论。研究问题可能是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论问题，也可能是一个证实先行研究中的理论假设或模式问题，还可能是应用某一理论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等。文献研究实际上是提供选题的研究背景，要求对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历史的梳理，并能做出评价和发展趋势的展望。理论框架是提供相关研究的理论依据，涉及到理论视角、理论观点及分析内容等。研究方法有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之别，前者指研究过程的理论，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技术或工具。一般应明确交代采用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要详细描述语料的来源，获取语料样本的程序或过程，特别是采用的分析工具。如果是实验研究，须详细描述实验设计，包括被试的选取、实验材料、控制条件等。数据分析是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描述和分析的过程，一般可先呈现数据，再根据质化或量化的设计进行描述和分析，并最终呈现分析的结果。结果和讨论可以分述，也可以并述，是根据分析的结果围绕研究问题展开讨论，为研究的结论提供证据。语言实证研究最重要的是研究方法的设计是否科学规范合理，因为研究方法的设计直接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这方面，美国艾尔·巴比（Earl Babble 2009）所著的《社会研究方法》（邱泽奇译）值得拜读。

语言实证研究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思辨研究可能带来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不足。

以there+be句型为例。be动词后面的名词短语是有定的（definite）还是无定的（indefinite），即there be+a（n）+NP还是there be+the+NP。靠语言直觉通常认为这个名词短语是无定的，但实证的数据可证明有定的名词短语也经常出现，只不过是，比较而言前者的频率高于后者而已（参见张绍杰、于飞 2004）。

其次，语言实证研究可以客观地验证现存的理论问题。

例如：一般会话含义是默认意义，由于默认解读依赖于语言规约，加工耗费的时间较少而速度较快；关联理论则认为一般会话含义是显性含义，需要在语境中推导，因此加工耗费的时间较多而速度较慢（Noveck & Sperber 2007；张绍杰、张延飞2012）。最终，默认意义的加工速度是快还是慢只能靠实证研究加以验证。

再者，语言实证研究能发现或证明新的结论。

例如：词汇的同义关系是系统生成的，还是在语境中建构的？传统上认为，语言系统中存在着同义关系，同义词即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但通过实证研究可证明，词汇的同义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在语境中在线建构的（庞杨、张绍杰 2012）。再如，词频问题或语言迁移问题等都需要实证研究才能解决。

语言实证研究同样有其自身局限性。

首先，它适用于应用研究，不适用于理论研究，因为应用研究的目的在于证实某种理论假设或基于某种理论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结论。

其次，倘若方法设计不合理语言实证研究会导致结论的不可靠性和片面性，尤其是语料选择的范围和语料样本的大小都存在天然的局限，无法做到穷尽，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有其片面性。

最后，过于专注于方法技术可能导致思辨缺失，忽视语言理论的创新。简单地说，比较而言，实证研究不利于语言研究的创新。

5. 语言研究应坚持思辨与实证的统一

最后，让我们回到开始提出的问题：语言研究中是思辨研究好还是实证研究好？现在对这个问题可以做出明确的回答：思辨和实证这两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思辨和实证研究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龙立荣、李晔2000）。因此，我们应坚持两者的统一，在两者之间探求平衡，做到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当今重实证轻思辨的倾向应予以纠正。对此我想提出几点理由。

第一，思辨和实证反映出思维形式的不同：前者是演绎推理，后者是归纳推理。

但思辨是一种对事物的理性认识，反映出研究主体认知世界的能力。人类不可能具有全部的关于世界的直接经验，但可以靠理性的逻辑推断，分析事物内在的联系，探究事物的本质，从而间接地认识世界。语言研究也是一样。对语言本质的探究永远是语言研究的目标。乔姆斯基曾指出：语言理论的目标包括观察的充分性、描写的充分性、解释的充分性。要实现语言理论目标，离开思辨是不可能的。

第二，思辨在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语言研究中同样如此。

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大家”，如索绪尔、乔姆斯基、韩礼德、格赖斯等，都采用思辨的方法。试问，没有思辨，索绪尔能创立当代语言学吗？没有思辨，格赖斯能继承和发展日常语言哲学提出会话含义理论吗？针对逻辑实证论要把形而上学从科学中驱逐出去的做法，爱因斯坦曾强调指出：凡是能够思维的理论都具有思辨性，任何理论都是思辨性的（爱因斯坦1976：415）。美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科学史家G·霍尔顿说：“给思辨设置障碍就是对未来的背叛”（霍尔顿1983：283）。

第三，思辨与创新有着密切的亲和力。

科学研究的动力在于创新，语言学研究在我国的创新不足，这与我们缺少西方的“思辨”精神有关。西方的思辨是逻辑推理，而中国的传统讲究“思”，即“悟”，而不重“辩”。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他所讲的不是思辨问题。我们应从西方的思辨传统中汲取营养，创新思维方法，使语言学理论创新成为可能。

第四，就思辨与实证的关系而言，思辨靠逻辑论证，实证靠数据材料说话，思辨也需要材料支撑，实证也需要思辨才能从数据的分析中得出可靠的结论。

人文社科研究中往往是观点决定对象而不是相反。为什么同样的数据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数据会说话，但不知道怎么说话。当今的语言实证研究常出现有分析没有结论，或有结论但缺乏可靠性，或结论不具普遍意义的现象，其原因是实证研究中缺少思辨的元素。所以，思辨的价值不能用实证取代。

6. 结语

思辨和实证是语言研究中的两种方法，各有长短。语言研究应坚持两者的互补性。思辨有利于创新，实证有利于发现，两者不能相互排斥、相互替代。当今语言研究中存在重实证轻思辨的倾向，实在不利于语言理论的创新，应引起学界的关注。

Hu Ping胡平@HuPing1：

生活中，我们随时可以见到一些彼此矛盾的说法，它们都是正确的，因此它们也都不那么正确。“穷则思变”，说的是贫穷能促人奋起改变现状：“人穷志短”，却又是说贫穷会使人沮丧消沉。“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是人在物质需求获得满足的条件下才会有道德心：“饱暖思淫欲”却又是说，人吃饱喝足才容易堕落。人类社会如此复杂，以至于任何两种因素之间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人类的行为毫无脉络可循。问题是，我们不仅要把握事物间的一般联系，而且还要注意到使这种一般联系发生作用的条件或背景。除非我们弄清楚特定的条件或背景，否则我们就无法推断出那些彼此矛盾的说法究竟是哪一种更容易发生作用。

1997年2月

谢选骏指出：常人不知，是人类语言的局限性造成了人类思辨的复杂性——但是人类的思辨又不得不依赖人类的语言，于是各种神话与哲学的纠纷才会产生出来；哲学家并不是更加聪明的人，而是更加无奈的人。因为他们敏感于语言的局限性，反而受困于思辨的复杂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