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古兰经》有没有原文？
一般认为，没有原文的作品，是赝品的可能很大。例如日本学者就以为《田中奏折》没有日本原文，而以为它是赝品。
可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可兰》（古兰经）却没有原文！因为，它是用7种方言传述的。谁也不知道哪一种算是正本和原文。
首先，需要了解阿拉伯语单词“艾哈若弗”（احرف）的意思，它是单词“哈若弗”（حرف）的复数，从语言角度来讲，它的意思是“边缘”、“虚词”或“字母”；而从《古兰经》诵读学术语来讲，它的意思为“意义”、“读法”和“方言”等。所以，用七种方言降示的《古兰经》，也可理解为用七种读法降示的《古兰经》。众多学者对解释“艾哈若弗”一词的含义意见不一，苏尤蒂（السيوطي）在其著作《古兰经学问之精解》中甚至说：“有关这一方面的见解大约有40种。”因此，这一主题的意义重大，不但可以了解到真主对仆人的慈惠，从而世世代代地传诵《古兰经》；还可以看到众多学者为了宣扬真理，捍卫《古兰经》的神圣性所发表的见解，揭露出一些利用这一主题妄称“《古兰经》是被篡改的”别有用心者的真面目。
《古兰经》是用七种方言降示的有大量的具有完整传述系统（众传）的《圣训》来证明。《布哈里圣训实录》记载欧尔沃·本·祖拜尔的传述：米斯沃尔和阿布杜·拉罕曼二人听欧麦尔说：“在先知穆罕默德年代，有一次，我跟着哈基姆的儿子希沙姆礼拜，他当时念的是《准则章》，我在听的过程突然发现他以多种方言颂读该章节，这是先知从未教过我的。在拜中我强自克制自己没有扑了上去，等礼完拜后我就扭着他问道：‘我刚才听你以多种方言在念《准则章》，是谁如此教你的？’他回答说：‘是真主的使者如此教我的。’我（欧麦尔）听后反驳说：‘你是在撒谎，真主的使者给我也念过，可与你刚才所念的完全不同！’就这样，我把他扭到使者那儿说：‘这个人刚才以多种方言在颂读《准则章》，这是我从你这儿从未听到过的。’使者听后说：‘你先放开他，’并说道：‘希沙姆呀！你念念我听听。’希沙姆听后就念了一遍，与刚才所念别无二致，使者听后说：‘是的，该章启示确以如此的方言降示过。’接着使者说：‘欧麦尔啊！你念念我听听。’我听后就按使者曾教我的诵读了一遍，使者听后说：‘是的，该章启示确也以如此的方言降下过，因《古兰经》是以七种方言而降示的，你们拣容易的诵读。’”
据伊本·阿巴斯的传述：先知穆罕默德说：“哲布拉伊勒天使曾教我用一种方言读《古兰经》，我反复要求增多读法，直到七种方法为止。”
据乌拜·本·凯阿布传述：先知在义法尔族池塘附近，哲布拉伊勒天使来说：“真主命令你的教民按照一种读法诵读《古兰经》。”先知说：“求主宽大，教民能力绵薄，恐不能胜任。”天使如此往返四趟，结果定为7种。他说：“他们按那种读法诵读都是正确的。”一说，先知说：“哲布拉伊勒啊！我的教民多为文盲、老头、老太、小孩、丫头，还有不少人都目不识丁，不会读书。”天使说：“穆罕默德啊！天经以7种读法而降示。”
1.大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表达同一意思的7种阿拉伯部落方言，即这些方言在同一意思的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在意义上无任何分歧。大家对确定这7种方言的看法也不一致，一部分认为，这7种方言分别为：古莱氏（قريش）、赛给夫（ثقيف）、亥贼里（هذيل）、泰米姆（تميم）、海瓦济努（هوازن）、尅纳奈（كنانة）和也门（اليمن）方言；而艾布·哈提姆·赛吉赛塔尼（ابوحاتم السجستاني）说：“《古兰经》是以古莱氏、亥贼里、泰米姆、艾利艾宰德（الازد）、若比阿（ربيعة）、海瓦济努和塞尔德·本·拜克尔（سعدبن بكر）部落语降示的。”
2.一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降示《古兰经》所用的7种阿拉伯方言，即7种做标准的语言。它们依次为使用最多的古莱氏语，然后是亥贼里、赛给夫、海瓦济努、尅纳奈、泰米姆和也门语。这一见解与第一种不同，它是指7种方言分散在《古兰经》的不同章节中，而非不同方言就某一单词在同一意思上的表达方式不同。
3.部分人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7种表达方式，即《古兰经》中有命令、禁令、许诺、告诫、辩论、故事和鉴戒等表达方式。据伊本·麦斯乌德传述，先知说：“第一本天启经典是用一种方式、一种语言降示的，而《古兰经》是用7种方式、7种语言降示的，即禁令、命令、合法的、非法的、明确的、暖味的和鉴戒的。”
4.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在语法上有分歧的7种变化形式。
(1),名词在单数、双数、复数、阴性和阳性上的分歧。 比如：把某一名词读成单数或复数都具有完整传述系统的《圣训》依据。
(2),语法分析上的差别。比如：古莱氏语和泰米姆语对虚词（ما）的用法不同。
(3),动词变格的差别。比如：呼唤句型和名词句型的应用不同而动词的位格会发生变化。
(4),按照阿拉伯人的习惯前置与后移字母或单词的差别。比如：第9章111节：“他们或杀敌致果，或杀身成仁。”这里的“杀敌致果”和“杀身成仁”两个动词的位置前后变化的读法都是正确的。
(5),字母或单词的更换差别。按照《古兰经》诵读学，把某一单词的某个字母读成合口符或开口符，或把某个字母换成另一个字母都是正确的。圣门弟子伊本·麦斯乌德和其他人也把某一单词读成同义词。
(6),字母或单词增加与减少的差别。在阿拉伯语语法中，可以增加或省略某个介词。然而这两种读法都有完整传述系统的《圣训》支持。
(7),关于“雄壮的”读法、“柔和的”读法、“明显的读法”、“并入读法”和“偏读”等诵读规则上的区别。
由于这一部分举例复杂，所以放弃很多实例说明。
5.一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代表7种读法，借指阿拉伯部落表达同一意思的7种方言。例如单词：عجل 、هلم、 تعال、 اقبل、 اسرع 等表达不同，但意思一致。支持这一观点的印证了艾布·拜克尔的传述，哲布拉伊勒说：“穆罕默德，你用一种读法诵读《古兰经》。”米卡伊利天使说：“你再要求增加”。于是说用两种，一直到7种。哲布拉伊勒说：“每一种读法都明了足矣，真主赏罚分明，如你的语言中的单词：عجل、اسرع、تعال、 اقبل、اذهب、هلم（都是读法不同，意义一致）。”
总之，上述五种观点是在《古兰经》研究方面历代权威人士的见解，他们各执一词，持之有理，而用7种方言降示《古兰经》的看法比较统一。学者们概括了用7种方言降示《古兰经》的意义：为了便于文盲比例占很大比例的阿拉伯人诵读和背诵《古兰经》；法学家可以从7种读法中演绎各自的法学观点；这是真主的慈惠，便于广大穆斯林世世代代诵读《古兰经》，减少分歧，并接受其教导。
假如每个部落或民族都想要按照他们的语言降示《古兰经》，按照他们习惯诵读的语言而降示，那么，这确实是更困难的，是更大的考验，也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随着穆斯林疆域的不断扩大，众多诵读学家都分散到各地，每一个地方都以该诵读学家的读法为准。而《古兰经》是用7种方言降示的，在这种情况下难免出现分歧、质疑，每个地方的穆斯林都声称自己的读法是先知的真传。但事实上谁也不是。
对此，哈里发奥斯曼和4位圣门弟子规定了世界统一的版本，即奥斯曼订本，此做法得到了所有圣门弟子的赞同。至今穆斯林都通用这一订本。显然，这一定本比那些原始分歧的版本，更加远离本来就不存在的“原本古兰经”。
伊玛目巴格俩尼（الباقلاني）和其他学者都认为7种方言都保留在现在的《古兰经》中，奥斯曼订本《古兰经》覆盖了7种方言。正如伊玛目巴格俩尼在其著作《援助》中所述：“奥斯曼想把一切具有完整传述系统并可追溯到先知的读法收集起来，而将其余的读法排除，以免后来人产生分歧与怀疑。”但是这难免人为篡改的过程。
由于阿拉伯语原来只有辅音，而没有元音，也没有标音符号，这对非阿拉伯人来说，学习诵读《古兰经》的难度很大，到了伍麦叶王朝，派驻巴士拉省的总督齐亚德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给每个字母标上了元音，即开口符、齐齿符、合口符、鼻音符。后来学者们给读音不同，形状雷同的字母加点以作区别，后来阿拉伯语法学家们创造出了静符长、音符、叠音符等符号。随着阿拉伯文正楷体的出现，《古兰经》有原来的库法体改为容易辨认和书写的正楷体，后经历代经注学家和诵读家的研究，在经文上逐渐统一了标音符号，形成了目前所沿用的规范的奥斯曼订本的《古兰经》。
……
但无论怎样，也无法取消这一事实：《古兰经》没有原文。
2016年8月26日星期五
谢选骏：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
谢选骏：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
（一）
1927年6月，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提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的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为实现这一阴谋，日本蓄意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万宝山惨案等，为侵略中国制造口实。
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确定以美、苏为假想敌国。“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实保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我国为独立计，不得不与美一战”“将来在北满地方比与赤俄冲突。”
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我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提出要尽力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和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的各个部门设日本顾问或教官。要求改变满洲铁路经营体制，以欺骗世界舆论。“南满铁道之一举一动往往而累及内阁，皆因南满铁道之组织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皆操诸内阁之手，是每每欲发展于满蒙之时，国际间每不满南满铁道公司为一经济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纯然机关。”“故拟南满铁道公司根本变更，将南满铁道公司之附带事业中，择其利多益大事业悉数提出为独立公司，暗附南满铁道公司之势力而急进满蒙……为帝国使命而猛进。”
《田中奏折》具体而详细地制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基本方针、计划和步骤。1929年12月，当时南京出版的中国杂志《时事月报》在《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一文中刊登了《田中奏折》的内容梗概，后被广泛引用而在中国和世界迅速传播，轰动了当时的舆论界。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日本军国主义者从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挑起“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进行了长达14年之久的对外侵略战争，《田中奏折》的方针计划，几乎完全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实践。
1930年，日本的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的。有历史研究者认为田中奏折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侵略中国和东南亚，遏制日本侵略势力“北进派”侵略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两面面临的反侵略压力。
反对伪造说的观点指出：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
．日本后来的战略行为与《田中奏折》所叙极为相似。该奏折在战败之前是机密内容，而此类内容经常在一定时间后销毁。
支持伪造说的观点指出：一直以来都只发现奏折的汉文版本，而不见日语原文。一个日本历史家推测，制造了田中奏折的，就是收到奏折文本的张学良秘书王家桢。王家桢本人曾经声称文件的获得是通过一个在日本政友会重要人物家里当抄写员的台湾人蔡智堪秘密抄写下来的。
（二）
不论《田中奏折》的作者是谁，“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是确立不拔的可行路线。这是就日本的处境而言。
如果就中国的处境而言，情况则要简单得多。那就是化繁为简，把“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换成“欲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就可以了。这就是“大中华”与“小日本”的区别所在。
君不见，美国征服了日本，也就征服了世界。美国的世界霸权，是在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声中确立的。这就预先注定了苏联的弱势。
当然，现在的华人对此“欲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完全没有准备。所以有网文说了——
“中国统一日本：这届奥运会也是逆天了，中国队弃红穿黄，成了‘黄军’，日本队则穿上了中国红，成为‘红军’，如果不看太阳旗，还真以为日本归顺中国。”
这些无耻的亡国奴，竟然把日本归顺中国，说成是“逆天”。看来日本在中国的第五纵队，势力依然不小。
中国复兴，任重道远。
（一）
1927年6月，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提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的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为实现这一阴谋，日本蓄意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万宝山惨案等，为侵略中国制造口实。
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确定以美、苏为假想敌国。“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实保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我国为独立计，不得不与美一战”“将来在北满地方比与赤俄冲突。”
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我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提出要尽力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和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的各个部门设日本顾问或教官。要求改变满洲铁路经营体制，以欺骗世界舆论。“南满铁道之一举一动往往而累及内阁，皆因南满铁道之组织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皆操诸内阁之手，是每每欲发展于满蒙之时，国际间每不满南满铁道公司为一经济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纯然机关。”“故拟南满铁道公司根本变更，将南满铁道公司之附带事业中，择其利多益大事业悉数提出为独立公司，暗附南满铁道公司之势力而急进满蒙……为帝国使命而猛进。”
《田中奏折》具体而详细地制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基本方针、计划和步骤。1929年12月，当时南京出版的中国杂志《时事月报》在《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一文中刊登了《田中奏折》的内容梗概，后被广泛引用而在中国和世界迅速传播，轰动了当时的舆论界。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日本军国主义者从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挑起“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进行了长达14年之久的对外侵略战争，《田中奏折》的方针计划，几乎完全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实践。
1930年，日本的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的。有历史研究者认为田中奏折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侵略中国和东南亚，遏制日本侵略势力“北进派”侵略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两面面临的反侵略压力。
反对伪造说的观点指出：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
．日本后来的战略行为与《田中奏折》所叙极为相似。该奏折在战败之前是机密内容，而此类内容经常在一定时间后销毁。
支持伪造说的观点指出：一直以来都只发现奏折的汉文版本，而不见日语原文。一个日本历史家推测，制造了田中奏折的，就是收到奏折文本的张学良秘书王家桢。王家桢本人曾经声称文件的获得是通过一个在日本政友会重要人物家里当抄写员的台湾人蔡智堪秘密抄写下来的。
（二）
不论《田中奏折》的作者是谁，“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是确立不拔的可行路线。这是就日本的处境而言。
如果就中国的处境而言，情况则要简单得多。那就是化繁为简，把“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换成“欲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就可以了。这就是“大中华”与“小日本”的区别所在。
君不见，美国征服了日本，也就征服了世界。美国的世界霸权，是在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声中确立的。这就预先注定了苏联的弱势。
当然，现在的华人对此“欲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完全没有准备。所以有网文说了——
“中国统一日本：这届奥运会也是逆天了，中国队弃红穿黄，成了‘黄军’，日本队则穿上了中国红，成为‘红军’，如果不看太阳旗，还真以为日本归顺中国。”
这些无耻的亡国奴，竟然把日本归顺中国，说成是“逆天”。看来日本在中国的第五纵队，势力依然不小。
中国复兴，任重道远。
谢选骏：康德是伪善还是无知
谢选骏：康德是伪善还是无知
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1804年）在1795年写成了《永久和平论》。
考虑到他写作的时候已经七十一岁，思想应该成熟了，所以他在其中的表达的想法应该算是定论，可以据此评价他的一生所思了。
但是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伪善。或是无知。
现在的欧盟，走得还没有康德想像的那么远，就已经千疮百孔了。如果继续走下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创造了一个泰坦尼克号巨轮，等待一个更大的惨剧罢了。
考虑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怀疑康德在他的整个哲学中到底都说了一些什么？康德哲学到底是伪善的结果还是无知的结果呢？
康德说了，“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应该是共和制”，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由国家的联盟”，并且得到“世界公民权利”观念的支持。共和体制应当建立在“自由”、“平等”和“所有人都服从法律”这三项原则之上；它能够保证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公民的约束。共和制是永久和平的最基本的保证，因为，如果为了决定是否应该进行战争而需要由国家公民表示同意。
那么最自然的事就莫过于他们必须对自己本身做出有关战争的全部艰难困苦的决定。“自由国家的联盟”则是每个国家的共和政体在国际关系上的自然延伸。由于各国作为国家已经具备了保障自由权利的体制，同时理性从道德的权威出发，也要谴责作为征服行动的战争，这样保持和平状态便成为一种“义务”。“于是就必须有一种特殊方式的联盟，我们可以称之为和平联盟；它与和平条约的区别将在于，后者仅仅企图结束一场战争，而前者却要永远结束一切战争”。最后，“既然大地上各个民族之间（或广或狭）普遍占上风的共同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所以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诞的权利表现方式，而是为公开的一般人类权利、并且也是为永久和平而对国家权利与国际权利的不成文法典所作的一项必要的补充。唯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才可以自诩为在不断地趋近于永久和平”。
共和政体，自由国家的联盟，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它们构成了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
……
但是，这是可能的吗？
现在，欧洲联盟正是按照康德的想法发展的，其结果就是穆斯林的入侵。
康德——是永不过时的思想巨人，还是一个马鞍匠人的乌托邦之子？
康德没有出过远门，思考的范围却横跨宇宙？只是，这是他自己的思想城堡，无关宇宙及其创造者。
康德说了，“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刻在康德的墓碑上，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
1804年2月12日上午11时，伊曼努埃尔.康德在家乡科尼斯堡去世。康德去世时形容枯槁，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遗体放在那里就像一个木乃伊。而且他的遗体也确实像一个木乃伊那样被展览：科尼斯堡的居民排着长队瞻仰这个城市的最伟大的儿子。当时天气寒冷，土地冻得无法挖掘，整整16天过去后康德的遗体才被下葬。
去世时的康德似乎仅仅是自己的一个影子，临死前的若干年里，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极为衰弱，作为哲学家的康德也只剩下了一个影子，那时德国哲学界的风云人物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他们作为德国唯心主义的领军人物誉满天下。1799年，康德发表了生前最后一篇文章——“论与费希特科学学之关系”。在这篇封笔之作中，康德对费希特的科学哲学给予的评价是：一钱不值。其实康德他自己的这个评语才是真得一钱不值。这是康德作为哲学家的最后一句话，深刻揭示了康德的本质。从此他就滚下了哲学舞台——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费希特的科学哲学确实一钱不值，但是康德几大哲学自己的价值又有多少呢？
“死后的康德很快就从哲学的影子变成了人类思想天空里的一颗巨星”，德国著名的吹牛大王雅斯贝斯（1883—1969年）甚至将康德与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和奥古斯丁（354—430年）并列称为欧洲三大“永不休止的哲学奠基人”。德国人终于有权力开辟自己的世界帝国了！由此可见，欧洲思想是多么贫乏！
“心胸狭隘”的康德
康德于1724年4月22日出生在东普鲁士的首府科尼斯堡，他出生时，有“武王”之称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利希－威廉一世在那里已经统治了11个年头。科尼斯堡是欧洲重要的交通和军事要道，在历史上其归属发生过几次变化。二战结束后，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德国原东普鲁士部分领土划归苏联，科尼斯堡更名为现在的加里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后，包括立陶宛在内的原苏联波罗的海3个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加里宁格勒地区就变成了一块北面和东面被立陶宛包围、南面与波兰交界、西面面向波罗的海的俄罗斯的“飞地”。
康德的父亲是一个马鞍匠，父母都是信仰新教的虔信派（Pietismus）教徒，所以他长大成人后，一生都把信仰和贫贱联系在了一起。虔信派强调宗教的精神，重视虔诚的信仰感情，康德小时候的精神世界受到很深的虔信派影响。八岁时，康德开始上学，学校提倡的是人文主义教育，反对宗教带给人的思想上的僵化。学校的教育改变了康德的宗教态度，他从此开始一生都对宗教祈祷和教堂唱诗感到反感。也是因为学校的教育，他开始怀疑建立在感觉与感受上的宗教，他的宗教哲学简单地来说也是对虔信派的一种反动，他的哲学就是要追求富贵、脱离他父母的贫贱状态。
1740年，康德进了科尼斯堡大学。人们现在无法考证他当时注册了什么专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经常听哲学课。1748年，24岁的康德大学毕业，因为他的马鞍匠父亲也已经去世两年，他衣食无托，前途渺茫。由于大学没有他的位置，他决定到科尼斯堡附近的小城镇去做家庭教师。
康德曾说再也没有哪个家庭教师比他还差，但是实际上他这是谦虚，因为他教过的学生对他的口碑都不错。在做家庭教师期间，他发表了第一本著作：“关于生命力的真实估计之思考”，内容是关于笛卡儿、牛顿和莱布尼茨提出的哲学与科学命题。五年的家庭教师生涯后康德重返科尼斯堡，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家乡。返回家乡后，康德再次进入大学学习。1755年，康德以“自然通史和天体论”获得硕士学位，三个月后获得大学私人助教资格，开始教授哲学。在私人助教这个教职上，康德一干就是15年，学生的听课费就成了他的生活来源。因为康德的课很受欢迎，愿意听他的课的学生也多，因此他在生活上也做到了衣食无忧。他终于富贵了。
在任助教期间，康德继续追求富贵，开始经常发表著作。他的论题包罗万象，从自然科学、美学、神学甚至到巫术应有尽有，但贯穿其中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哲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是从理性的观点出发，从普遍真理中推导出有关事物的真理还是从经验出发，通过观察得出普遍的结论？
康德的著述和讲课使他称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他的影响开始走出科尼斯堡，很多学生慕名而来成为他的弟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与哥德和席勒一起成为魏玛古典派顶梁柱的赫尔德。尽管如此，康德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教授职位，期间他拒绝了科尼斯堡提供给他的诗学艺术教授聘书。他还拒绝了来自埃尔朗根大学和耶拿大学的教授聘书，他只愿意在科尼斯堡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因为他不愿意离开家乡，而且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迁居他乡。康德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胸腔狭窄，心脏和肺的活动余地很小，天生就有疑病症倾向，小时候甚至十分厌世。”
1770年，康德在46岁时终于获得了科尼斯堡大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授一职，他的就任报告题目是“感性与知性世界的形式与根据”。当上教授以后，康德沉寂十年没有发表一篇文章，而是潜心研究他的批判哲学。1781年，他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仅凭这一部著作，康德就可以奠定他在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康德的“三大批判”
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他的“哲学体系”，它们是：“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
“纯粹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用处了，自从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无解的。（康德的说法是错误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有解的，其答案就是：“这是由你自己的定义设定的。”）
对于康德来说，要想回答我们能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就要首先看看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古典哲学中的真理被看成是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相应，康德问道：这种一致如何才成为可能？事物是具体的和物化的，而语言是抽象的，这两种东西怎么会一致？实际上人的感知提供的只是物体的某些特性，如质量、体积、形状、数量、重量、运动速度等，没有这些特性，我们就无法对物体展开想象。这是物体的主要特性。物体还有其它从属特性，如颜色、声音、味道和温度感觉等，这些从属特性虽然是物体的一部分，但是人们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例如我们可以把一辆蓝色的桌子想象成绿色的桌子。这种主要特性和从属特性的区别让人进一步问：外部世界真实状况究竟是什么？因为如果我对物体的某些特性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也就是说这些特性似乎只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怎样才能肯定世界只不过是存在于我的头脑当中？因此，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真理)似乎只有在人的头脑中才成为可能。
这当然是令人绝望的极端怀疑主义。如果人们不甘于接受这一观点该怎么办？也许一种我们无法认知的外部世界确实存在，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康德以前，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把这一问题推给上帝：我们的思想与外部世界一致，因为这是上帝愿意这样安排的。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事物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
康德把这个问题彻底给颠倒了。在此之前，人们让认识向外部事物看齐，而康德说，如果我们颠倒一下，让事物向我们的认识看齐，该会如何？康德把这一思维方法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相比较：哥白尼以前，人们认为一切星球围着我们地球转，哥白尼却说，我们地球是在围着其它星球转。
康德带来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变。他说，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是我们人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康德甚至认为，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康德的著名论断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他的这一论断与现代量子力学有着共同之处：事物的特性与观察者有关。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研究了人类感知的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存在于时间和空间里的物质被人类的理解力加工为经验，而康德把人类理解力的形式称为“（绝对）范畴”，这些人类理性的形式中包括人们对灵魂、世界和上帝的设想，康德把它们理解为某种制约原则，人们的经验世界就是通过这些原则得以构造。
“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人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康德1788年发表的“实践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伦理学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简单化地说，康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但什么叫“尽义务”？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康德提出了著名的“（绝对）范畴律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要这样做，永远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订法律的原则。”康德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判断力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康德给出的答案是：如果要真正能做到有道德，我就必须假设有上帝的存在，假设生命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关心的问题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方式，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
1795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应该是康德为人类贡献的最后一部有深远影响的著作，书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构想。
康德是同性恋者？
康德是一个没有传奇故事的传奇人物。传说康德生活得十分有规律，以至于当地的居民在他每天下午3点半散步经过时来对表，据说他在一成不变的散步中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火花。
康德不但生活刻板，而且活了80岁，一辈子没有过女人，现代人不禁要猜测：康德是不是个同性恋？康德传记“康德的世界”一书作者盖尔教授（现年60岁，生活在汉堡）在“明镜周刊”的采访中说，康德其实曾经两次想结婚。康德本人说，当我想要女人时，我养她不起；当我养得起女人时，我不再需要女人了。盖尔说，康德经常在中午时分去一家客栈，其楼上就是妓院。
德国的犹太诗人海涅说过：“康德的生平履历很难描写，因为他既没有生活过，也没有经历什么。”正是因为犹太人海涅他不知道盖尔教授探究出来的“康德的秘密”。
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1804年）在1795年写成了《永久和平论》。
考虑到他写作的时候已经七十一岁，思想应该成熟了，所以他在其中的表达的想法应该算是定论，可以据此评价他的一生所思了。
但是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什么呢？
是伪善。或是无知。
现在的欧盟，走得还没有康德想像的那么远，就已经千疮百孔了。如果继续走下去，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创造了一个泰坦尼克号巨轮，等待一个更大的惨剧罢了。
考虑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怀疑康德在他的整个哲学中到底都说了一些什么？康德哲学到底是伪善的结果还是无知的结果呢？
康德说了，“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应该是共和制”，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由国家的联盟”，并且得到“世界公民权利”观念的支持。共和体制应当建立在“自由”、“平等”和“所有人都服从法律”这三项原则之上；它能够保证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公民的约束。共和制是永久和平的最基本的保证，因为，如果为了决定是否应该进行战争而需要由国家公民表示同意。
那么最自然的事就莫过于他们必须对自己本身做出有关战争的全部艰难困苦的决定。“自由国家的联盟”则是每个国家的共和政体在国际关系上的自然延伸。由于各国作为国家已经具备了保障自由权利的体制，同时理性从道德的权威出发，也要谴责作为征服行动的战争，这样保持和平状态便成为一种“义务”。“于是就必须有一种特殊方式的联盟，我们可以称之为和平联盟；它与和平条约的区别将在于，后者仅仅企图结束一场战争，而前者却要永远结束一切战争”。最后，“既然大地上各个民族之间（或广或狭）普遍占上风的共同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所以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诞的权利表现方式，而是为公开的一般人类权利、并且也是为永久和平而对国家权利与国际权利的不成文法典所作的一项必要的补充。唯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才可以自诩为在不断地趋近于永久和平”。
共和政体，自由国家的联盟，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它们构成了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
……
但是，这是可能的吗？
现在，欧洲联盟正是按照康德的想法发展的，其结果就是穆斯林的入侵。
康德——是永不过时的思想巨人，还是一个马鞍匠人的乌托邦之子？
康德没有出过远门，思考的范围却横跨宇宙？只是，这是他自己的思想城堡，无关宇宙及其创造者。
康德说了，“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刻在康德的墓碑上，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一章。
1804年2月12日上午11时，伊曼努埃尔.康德在家乡科尼斯堡去世。康德去世时形容枯槁，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遗体放在那里就像一个木乃伊。而且他的遗体也确实像一个木乃伊那样被展览：科尼斯堡的居民排着长队瞻仰这个城市的最伟大的儿子。当时天气寒冷，土地冻得无法挖掘，整整16天过去后康德的遗体才被下葬。
去世时的康德似乎仅仅是自己的一个影子，临死前的若干年里，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极为衰弱，作为哲学家的康德也只剩下了一个影子，那时德国哲学界的风云人物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他们作为德国唯心主义的领军人物誉满天下。1799年，康德发表了生前最后一篇文章——“论与费希特科学学之关系”。在这篇封笔之作中，康德对费希特的科学哲学给予的评价是：一钱不值。其实康德他自己的这个评语才是真得一钱不值。这是康德作为哲学家的最后一句话，深刻揭示了康德的本质。从此他就滚下了哲学舞台——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费希特的科学哲学确实一钱不值，但是康德几大哲学自己的价值又有多少呢？
“死后的康德很快就从哲学的影子变成了人类思想天空里的一颗巨星”，德国著名的吹牛大王雅斯贝斯（1883—1969年）甚至将康德与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和奥古斯丁（354—430年）并列称为欧洲三大“永不休止的哲学奠基人”。德国人终于有权力开辟自己的世界帝国了！由此可见，欧洲思想是多么贫乏！
“心胸狭隘”的康德
康德于1724年4月22日出生在东普鲁士的首府科尼斯堡，他出生时，有“武王”之称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利希－威廉一世在那里已经统治了11个年头。科尼斯堡是欧洲重要的交通和军事要道，在历史上其归属发生过几次变化。二战结束后，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德国原东普鲁士部分领土划归苏联，科尼斯堡更名为现在的加里宁格勒，1991年苏联解体后，包括立陶宛在内的原苏联波罗的海3个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加里宁格勒地区就变成了一块北面和东面被立陶宛包围、南面与波兰交界、西面面向波罗的海的俄罗斯的“飞地”。
康德的父亲是一个马鞍匠，父母都是信仰新教的虔信派（Pietismus）教徒，所以他长大成人后，一生都把信仰和贫贱联系在了一起。虔信派强调宗教的精神，重视虔诚的信仰感情，康德小时候的精神世界受到很深的虔信派影响。八岁时，康德开始上学，学校提倡的是人文主义教育，反对宗教带给人的思想上的僵化。学校的教育改变了康德的宗教态度，他从此开始一生都对宗教祈祷和教堂唱诗感到反感。也是因为学校的教育，他开始怀疑建立在感觉与感受上的宗教，他的宗教哲学简单地来说也是对虔信派的一种反动，他的哲学就是要追求富贵、脱离他父母的贫贱状态。
1740年，康德进了科尼斯堡大学。人们现在无法考证他当时注册了什么专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经常听哲学课。1748年，24岁的康德大学毕业，因为他的马鞍匠父亲也已经去世两年，他衣食无托，前途渺茫。由于大学没有他的位置，他决定到科尼斯堡附近的小城镇去做家庭教师。
康德曾说再也没有哪个家庭教师比他还差，但是实际上他这是谦虚，因为他教过的学生对他的口碑都不错。在做家庭教师期间，他发表了第一本著作：“关于生命力的真实估计之思考”，内容是关于笛卡儿、牛顿和莱布尼茨提出的哲学与科学命题。五年的家庭教师生涯后康德重返科尼斯堡，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家乡。返回家乡后，康德再次进入大学学习。1755年，康德以“自然通史和天体论”获得硕士学位，三个月后获得大学私人助教资格，开始教授哲学。在私人助教这个教职上，康德一干就是15年，学生的听课费就成了他的生活来源。因为康德的课很受欢迎，愿意听他的课的学生也多，因此他在生活上也做到了衣食无忧。他终于富贵了。
在任助教期间，康德继续追求富贵，开始经常发表著作。他的论题包罗万象，从自然科学、美学、神学甚至到巫术应有尽有，但贯穿其中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哲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是从理性的观点出发，从普遍真理中推导出有关事物的真理还是从经验出发，通过观察得出普遍的结论？
康德的著述和讲课使他称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他的影响开始走出科尼斯堡，很多学生慕名而来成为他的弟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与哥德和席勒一起成为魏玛古典派顶梁柱的赫尔德。尽管如此，康德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教授职位，期间他拒绝了科尼斯堡提供给他的诗学艺术教授聘书。他还拒绝了来自埃尔朗根大学和耶拿大学的教授聘书，他只愿意在科尼斯堡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因为他不愿意离开家乡，而且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迁居他乡。康德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胸腔狭窄，心脏和肺的活动余地很小，天生就有疑病症倾向，小时候甚至十分厌世。”
1770年，康德在46岁时终于获得了科尼斯堡大学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授一职，他的就任报告题目是“感性与知性世界的形式与根据”。当上教授以后，康德沉寂十年没有发表一篇文章，而是潜心研究他的批判哲学。1781年，他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仅凭这一部著作，康德就可以奠定他在哲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康德的“三大批判”
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他的“哲学体系”，它们是：“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
“纯粹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用处了，自从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无解的。（康德的说法是错误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有解的，其答案就是：“这是由你自己的定义设定的。”）
对于康德来说，要想回答我们能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就要首先看看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古典哲学中的真理被看成是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相应，康德问道：这种一致如何才成为可能？事物是具体的和物化的，而语言是抽象的，这两种东西怎么会一致？实际上人的感知提供的只是物体的某些特性，如质量、体积、形状、数量、重量、运动速度等，没有这些特性，我们就无法对物体展开想象。这是物体的主要特性。物体还有其它从属特性，如颜色、声音、味道和温度感觉等，这些从属特性虽然是物体的一部分，但是人们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例如我们可以把一辆蓝色的桌子想象成绿色的桌子。这种主要特性和从属特性的区别让人进一步问：外部世界真实状况究竟是什么？因为如果我对物体的某些特性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也就是说这些特性似乎只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怎样才能肯定世界只不过是存在于我的头脑当中？因此，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真理)似乎只有在人的头脑中才成为可能。
这当然是令人绝望的极端怀疑主义。如果人们不甘于接受这一观点该怎么办？也许一种我们无法认知的外部世界确实存在，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康德以前，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把这一问题推给上帝：我们的思想与外部世界一致，因为这是上帝愿意这样安排的。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事物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
康德把这个问题彻底给颠倒了。在此之前，人们让认识向外部事物看齐，而康德说，如果我们颠倒一下，让事物向我们的认识看齐，该会如何？康德把这一思维方法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相比较：哥白尼以前，人们认为一切星球围着我们地球转，哥白尼却说，我们地球是在围着其它星球转。
康德带来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变。他说，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是我们人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康德甚至认为，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康德的著名论断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他的这一论断与现代量子力学有着共同之处：事物的特性与观察者有关。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研究了人类感知的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存在于时间和空间里的物质被人类的理解力加工为经验，而康德把人类理解力的形式称为“（绝对）范畴”，这些人类理性的形式中包括人们对灵魂、世界和上帝的设想，康德把它们理解为某种制约原则，人们的经验世界就是通过这些原则得以构造。
“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人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康德1788年发表的“实践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伦理学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简单化地说，康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但什么叫“尽义务”？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康德提出了著名的“（绝对）范畴律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要这样做，永远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订法律的原则。”康德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判断力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康德给出的答案是：如果要真正能做到有道德，我就必须假设有上帝的存在，假设生命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关心的问题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方式，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
1795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应该是康德为人类贡献的最后一部有深远影响的著作，书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构想。
康德是同性恋者？
康德是一个没有传奇故事的传奇人物。传说康德生活得十分有规律，以至于当地的居民在他每天下午3点半散步经过时来对表，据说他在一成不变的散步中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火花。
康德不但生活刻板，而且活了80岁，一辈子没有过女人，现代人不禁要猜测：康德是不是个同性恋？康德传记“康德的世界”一书作者盖尔教授（现年60岁，生活在汉堡）在“明镜周刊”的采访中说，康德其实曾经两次想结婚。康德本人说，当我想要女人时，我养她不起；当我养得起女人时，我不再需要女人了。盖尔说，康德经常在中午时分去一家客栈，其楼上就是妓院。
德国的犹太诗人海涅说过：“康德的生平履历很难描写，因为他既没有生活过，也没有经历什么。”正是因为犹太人海涅他不知道盖尔教授探究出来的“康德的秘密”。
谢选骏：彼拉多是一个佛教徒
谢选骏：彼拉多是一个佛教徒
本丟·彼拉多，罗马共和国驻在巴勒斯坦的总督，杀害耶稣基督的直接凶手（间接凶手是犹太教徒）——他怎么会是一个佛教徒呢？
我判断此人，即使组织上不是一个佛教徒，思想上也是一个佛教徒或类似佛教徒，是因为他的两句经典格言：
1、什么是真理呢？
（《约翰福音》：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彼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作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在这里，耶稣实际上否认了别人误认他是犹太人的说法。]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在这里，耶稣承认自己是王者。]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什么是真理呢？”——这是典型的佛教虚无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真理”。
2、 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
（《马太福音》：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彼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彼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作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犹太人自己创造了“反犹主义”。]于是彼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这是典型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看来彼拉多不仅是佛教徒，还是一位熟练的禅宗哲学家。
佛教命运的历史沉思
Historical Ruminations on the Destiny of Buddhism 〔以上用斜体〕
谢选骏 编著
2016年第一版
基督教文存之八
（另起一页）
内容简介
本书搜集了作者谢选骏三十年来有关佛教的55篇文章。上卷是他成为一个基督徒〔1996年〕之前的作品；下卷是他成为一个基督徒〔1996年〕之后写作的。但是上卷和下卷的观点却有相当一致，从中看到：作者的论述并非发自宗派的立场，而是出自真实的感想。
佛教的历史命运，就是作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要素而传播到了整个东亚。而后随着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结束，佛教也在中国趋于衰落。
Synopsis
This two-volume book anthologizes 54 articles by Mr. Xie Xuanjun over thirty years. The first volume consists of works before he became a Christian in 1996, and the second volume consists of works after he became a Christian. But the views in the two volumes are quite inter-consistent, indicating that the discussions contained therein do not proceed from sectional positions, but rather from genuine feelings. Buddhism,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was spread throughout the East Asia, and started to decline in China with the end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另起一单页〕
目录
〔上卷·1979年〕
第一篇
印度东方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印度佛教起源于中国原始萨满宗教思想考》〕
第二篇
佛教与社会主义
第三篇
小乘与大乘
第四篇
佛教是极端的人本主义
第五篇
自寻烦恼的权力
第六篇
佛教与虚无主义
第七篇
佛教狂人
第八篇
佛教排斥一切欲望
第九篇
死后的生命观
第十篇
佛性与神性
第十一篇
轮回与现世报
第十二篇
在佛教的深层观念中
第十三篇
“净土”的观念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
第十四篇
禅宗有两个特点
第十五篇
涅槃。这是佛教的理想境界
第十六篇
无神论者的造神运动
第十七篇
佛教与万神殿运动
第十八篇
基督与佛，汇归中国
第十九篇
蓝色的思想
第二十篇
佛教与第二期中国文明
〔下卷·2016年〕
第二十一篇
转世轮回与图腾崇拜
第二十二篇
佛教与婆罗门教
第二十三篇
佛教与基督教的创世比较
第二十四篇
超人与魔鬼阿修罗
第二十五篇
佛性与原罪
第二十六篇
佛陀出家的“托尔斯泰路线”
第二十七篇
从“开光”看宗教裁判的作用
第二十八篇
中国的佛教为什么衰落？
第二十九篇
灭佛在文明史上意味“吸收”
第三十篇
佛教、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斗争
第三十一篇
印度教庙妓与欢喜佛
第三十二篇
基督教与佛教的礼仪比较
第三十三篇
佛教与基督教传播中国的历史年表
第三十四篇
从佛理诗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十五篇
陶渊明的双重性格
第三十六篇
读《大唐西域记》所思
第三十七篇
佛教与科举制
第三十八篇
禅宗公案与三位一体
第三十九篇
从思想主权升级《心经》
第四十篇
宋儒的双重人格
第四十一篇
蒙古是佛教的消解者
第四十二篇
佛教总统与盗墓专家
第四十三篇
佛教亡国论
第四十四篇
康熙的无知
第四十五篇
白莲教与髑髅地
第四十六篇
“梁启超说佛”之迷误
第四十七篇
草菅人命的哲学意义
第四十八篇
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
第四十九篇
佛教也是一个家族企业
第五十篇
日本的两个举世无双
第五十一篇
福山的无知
第五十二篇
毛泽东像章窃取北魏佛教艺术
第五十三篇
戏子与活佛，活佛与戏子
第五十四篇
如来佛的掌心与地心引力
〔三期中国文明的不同精神状态〕
第五十五篇
永恒轮回与末日审判
后记
一神论何以优越于多神教
附录之一
《三经论》及其十三条注释
附录之二
小溪：读谢选骏先生的《三经论》
本丟·彼拉多，罗马共和国驻在巴勒斯坦的总督，杀害耶稣基督的直接凶手（间接凶手是犹太教徒）——他怎么会是一个佛教徒呢？
我判断此人，即使组织上不是一个佛教徒，思想上也是一个佛教徒或类似佛教徒，是因为他的两句经典格言：
1、什么是真理呢？
（《约翰福音》：彼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彼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作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在这里，耶稣实际上否认了别人误认他是犹太人的说法。]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在这里，耶稣承认自己是王者。]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
“什么是真理呢？”——这是典型的佛教虚无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真理”。
2、 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
（《马太福音》：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彼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彼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作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犹太人自己创造了“反犹主义”。]于是彼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这是典型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看来彼拉多不仅是佛教徒，还是一位熟练的禅宗哲学家。
佛教命运的历史沉思
Historical Ruminations on the Destiny of Buddhism 〔以上用斜体〕
谢选骏 编著
2016年第一版
基督教文存之八
（另起一页）
内容简介
本书搜集了作者谢选骏三十年来有关佛教的55篇文章。上卷是他成为一个基督徒〔1996年〕之前的作品；下卷是他成为一个基督徒〔1996年〕之后写作的。但是上卷和下卷的观点却有相当一致，从中看到：作者的论述并非发自宗派的立场，而是出自真实的感想。
佛教的历史命运，就是作为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要素而传播到了整个东亚。而后随着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结束，佛教也在中国趋于衰落。
Synopsis
This two-volume book anthologizes 54 articles by Mr. Xie Xuanjun over thirty years. The first volume consists of works before he became a Christian in 1996, and the second volume consists of works after he became a Christian. But the views in the two volumes are quite inter-consistent, indicating that the discussions contained therein do not proceed from sectional positions, but rather from genuine feelings. Buddhism,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was spread throughout the East Asia, and started to decline in China with the end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另起一单页〕
目录
〔上卷·1979年〕
第一篇
印度东方的宗教之作为战略
〔《印度佛教起源于中国原始萨满宗教思想考》〕
第二篇
佛教与社会主义
第三篇
小乘与大乘
第四篇
佛教是极端的人本主义
第五篇
自寻烦恼的权力
第六篇
佛教与虚无主义
第七篇
佛教狂人
第八篇
佛教排斥一切欲望
第九篇
死后的生命观
第十篇
佛性与神性
第十一篇
轮回与现世报
第十二篇
在佛教的深层观念中
第十三篇
“净土”的观念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
第十四篇
禅宗有两个特点
第十五篇
涅槃。这是佛教的理想境界
第十六篇
无神论者的造神运动
第十七篇
佛教与万神殿运动
第十八篇
基督与佛，汇归中国
第十九篇
蓝色的思想
第二十篇
佛教与第二期中国文明
〔下卷·2016年〕
第二十一篇
转世轮回与图腾崇拜
第二十二篇
佛教与婆罗门教
第二十三篇
佛教与基督教的创世比较
第二十四篇
超人与魔鬼阿修罗
第二十五篇
佛性与原罪
第二十六篇
佛陀出家的“托尔斯泰路线”
第二十七篇
从“开光”看宗教裁判的作用
第二十八篇
中国的佛教为什么衰落？
第二十九篇
灭佛在文明史上意味“吸收”
第三十篇
佛教、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斗争
第三十一篇
印度教庙妓与欢喜佛
第三十二篇
基督教与佛教的礼仪比较
第三十三篇
佛教与基督教传播中国的历史年表
第三十四篇
从佛理诗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
第三十五篇
陶渊明的双重性格
第三十六篇
读《大唐西域记》所思
第三十七篇
佛教与科举制
第三十八篇
禅宗公案与三位一体
第三十九篇
从思想主权升级《心经》
第四十篇
宋儒的双重人格
第四十一篇
蒙古是佛教的消解者
第四十二篇
佛教总统与盗墓专家
第四十三篇
佛教亡国论
第四十四篇
康熙的无知
第四十五篇
白莲教与髑髅地
第四十六篇
“梁启超说佛”之迷误
第四十七篇
草菅人命的哲学意义
第四十八篇
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
第四十九篇
佛教也是一个家族企业
第五十篇
日本的两个举世无双
第五十一篇
福山的无知
第五十二篇
毛泽东像章窃取北魏佛教艺术
第五十三篇
戏子与活佛，活佛与戏子
第五十四篇
如来佛的掌心与地心引力
〔三期中国文明的不同精神状态〕
第五十五篇
永恒轮回与末日审判
后记
一神论何以优越于多神教
附录之一
《三经论》及其十三条注释
附录之二
小溪：读谢选骏先生的《三经论》
谢选骏：中国人缺乏快乐基因
谢选骏：中国人缺乏快乐基因
中国人不快乐，难道是基因惹的祸？欧洲人的研究发现一种特殊基因，里头含有化学物质，可以加强感官快乐并帮助缓解痛苦。不过，研究发现，中国及泰国等亚洲国家，国民的这种基因最不常见。
美国每日科学网站报导称，保加利亚瓦尔纳管理大学的米哈伊尔·明科夫和香港理工大学的迈克尔·邦德说，在自我评价最快乐的国家中，国民表现出这样一种遗传特性：他们的DNA更容易包含一种与感官快乐和减缓痛苦相关的特殊等位基因。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一个国家的快乐度与其国民脂肪酸酰胺水解酶的变体rs324420的A等位基因明显相关。这种等位基因帮助阻止花生四烯乙醇胺的化学降解，这种物质可加强感官快乐并帮助缓解痛苦。
报导指出，A等位基因最为普遍的国家显然也是自我感觉最快乐的国家，包括西非的加纳和尼日利亚，以及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拉美北部国家。研究发现，在伊拉克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以及中国和泰国等亚洲国家，国民的A等位基因最不常见，自我评价为“非常快乐”的可能性也最低。
遗传学还为欧洲各国之间快乐程度的差异提供了解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A等位基因最普遍，与中欧和南欧国家相比，自我评价为非常快乐的情况也更多。
不过，据报导，两位研究人员也承认，遗传学不是决定快乐程度的唯一因素。他们认为，东欧国家持续的经济和政治困难也导致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等国的快乐分数极低，尽管这些东北欧国家的A等位基因非常普遍。
其实，中国人不快乐也被指有其他多种原因。比如，中国人抛弃了信仰，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学，不像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教导他们调节情绪、选择快乐。其次，华人常把事业取代了家庭，推崇的是“修身、齐家”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目标。
第三，美国政府和家庭教育孩子的目的是让孩子快乐，成为未来合格的公民。中国望子成龙的教育观念，也让孩子十个有九个不快乐。而且，现今的中国也被指道德稀缺，坑蒙拐骗过于泛滥。
再来，从治国方针看，美国政府的历来“以人为本”，不仅要让人民幸福，还要让人民快乐。而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只会使少数人“其乐无穷”，多数人苦不堪言。或许多数人认为中国人至少富有，但他们的财富反倒成了快乐的累赘；中国人为了钱也牺牲太多，环境污染、工作过度、饮食不当等等，带走了他们的快乐。中国的人口问题和追求做“人上人”的竞争意识，也是人民不快乐的原因之一。
当然，中国人缺乏快乐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共产党统治。
不过反过来说呢？是否这样缺乏快乐基因的社会，才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生物基础”？
中国人不快乐，难道是基因惹的祸？欧洲人的研究发现一种特殊基因，里头含有化学物质，可以加强感官快乐并帮助缓解痛苦。不过，研究发现，中国及泰国等亚洲国家，国民的这种基因最不常见。
美国每日科学网站报导称，保加利亚瓦尔纳管理大学的米哈伊尔·明科夫和香港理工大学的迈克尔·邦德说，在自我评价最快乐的国家中，国民表现出这样一种遗传特性：他们的DNA更容易包含一种与感官快乐和减缓痛苦相关的特殊等位基因。
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一个国家的快乐度与其国民脂肪酸酰胺水解酶的变体rs324420的A等位基因明显相关。这种等位基因帮助阻止花生四烯乙醇胺的化学降解，这种物质可加强感官快乐并帮助缓解痛苦。
报导指出，A等位基因最为普遍的国家显然也是自我感觉最快乐的国家，包括西非的加纳和尼日利亚，以及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拉美北部国家。研究发现，在伊拉克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以及中国和泰国等亚洲国家，国民的A等位基因最不常见，自我评价为“非常快乐”的可能性也最低。
遗传学还为欧洲各国之间快乐程度的差异提供了解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A等位基因最普遍，与中欧和南欧国家相比，自我评价为非常快乐的情况也更多。
不过，据报导，两位研究人员也承认，遗传学不是决定快乐程度的唯一因素。他们认为，东欧国家持续的经济和政治困难也导致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等国的快乐分数极低，尽管这些东北欧国家的A等位基因非常普遍。
其实，中国人不快乐也被指有其他多种原因。比如，中国人抛弃了信仰，又没有建立起新的人生哲学，不像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教导他们调节情绪、选择快乐。其次，华人常把事业取代了家庭，推崇的是“修身、齐家”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目标。
第三，美国政府和家庭教育孩子的目的是让孩子快乐，成为未来合格的公民。中国望子成龙的教育观念，也让孩子十个有九个不快乐。而且，现今的中国也被指道德稀缺，坑蒙拐骗过于泛滥。
再来，从治国方针看，美国政府的历来“以人为本”，不仅要让人民幸福，还要让人民快乐。而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只会使少数人“其乐无穷”，多数人苦不堪言。或许多数人认为中国人至少富有，但他们的财富反倒成了快乐的累赘；中国人为了钱也牺牲太多，环境污染、工作过度、饮食不当等等，带走了他们的快乐。中国的人口问题和追求做“人上人”的竞争意识，也是人民不快乐的原因之一。
当然，中国人缺乏快乐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共产党统治。
不过反过来说呢？是否这样缺乏快乐基因的社会，才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生物基础”？
2016年8月22日星期一
广西吃人事件的民族背景
谢选骏：广西吃人事件的民族背景
（一）
《布洛陀经诗》是中国壮族巫教的经文，也叫“黼洛陀”，黼洛陀是壮族的智慧祖神，壮语之意，“黼”是对德高望重老者的尊称；“洛”是知晓、懂得；“陀”含普遍、全面之意，合起来通译为无所不知的智慧老人。它唱诵壮族祖神布洛陀创造天地万物，规范人间伦理道德，启迪人们祈祷还愿消灾祛邪，追求幸福生活。这部经诗贯穿着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意识。《布洛陀经诗》各篇都可以独立成篇。
在《布洛陀经诗译注》中的《唱童灵》一章中则有这样的描写：
男孩童灵上山放牛，一日见母牛生小牛时很痛苦，回家后将情况告诉母亲，母亲说生你时比牛更痛苦。童灵听后很痛心，后来他母亲死了，他不再让人吃他母亲的肉，在他的影响下，人民也照着他去做。
这个记载反映了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曾有过人吃人的野蛮时代，壮族先民的诞生或再生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先民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从愚昧状态中进化而来的。
壮族吃人肉传说流传于桂西北（东兰县最多）、桂西南及滇东南、黔东南，说明吃人肉是壮族的古风。
不仅壮族如此，其他少数民族也有。
1985年前后，我在三江侗族自治县（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进行田野调查时，就发现那里也是文革吃人事件的中心地带。
郑义《红色纪念碑——广西文革人吃人惨剧》发问说，阶级斗争的残忍何以会发展到大屠杀、人吃人的极端？这是一个最严峻的理论挑战。
这个问题问得好。
于是他自述道：“第一次广西之行后，我曾带着这个问题跨过几天图书馆。大量有关广西的史志皆证实广西少数民族历史上便有吃人之俗。最早的文字记载大约该算《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上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王固所撰之《汉书》亦赫然写道：‘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宋代范哗所撰《后汉书》更写得骇人：‘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若喜而赏其父。……’注：《人异物志》曰：‘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桓出道间伺侯行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食其财货，并以其肉为肴菹，又取其髑髅破之以饮酒。以人掌趾为珍异，以食长老。’《后汉书》另一条注也写道：‘乌浒，南方夷号也。’《广州记》曰：‘其俗食人；以鼻饮水，口中进啖如故。’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对于‘僚人’亦有如下记载：‘性同禽兽，至于愤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此外，在《隋书》、《宋史》、《异物志》、《桥南琐记》、《炎缴纪闻》等书中，亦有对南方壮族先民嗜杀食人之俗的记载。后来见到的《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在分析人吃人狂潮时亦提及‘壮族有吃人肉旧俗。’”
这是一个正确的开端，本来可以继续探索下去。
十分可惜的是，郑义《红色纪念碑——广西文革人吃人惨剧》被政治正确主义误导了，作者“从感情深处厌恶大汉族沙文主义，厌恶从这一立场去理解少数民族文化历史。”结果这一主观设定，导致作者“深信”这些“极其谦和善良的民族”不可能和吃人联系在一起。结果作者用这种宗教般的态度却寻求“科学的理论解释”，自然是缘木求鱼了。
作者宣称：“把文革中大屠杀，人相食归结于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听来显然最现成最省力。但这个答案是我无法认同的。我从感情深处厌恶大汉族沙文主义，厌恶从这一立场去理解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此外，同壮族人民的接触，使我深信这是一个极其谦和善良的民族。这样，一头是大量古籍，皆言之凿凿，不容置疑；一头是我的情感与笃信不二的直觉。显然我已陷入理论的困境：直觉只是直觉。直觉不具有理性的说服力。对广西发生的一切反人类事件，我必须找到科学的理论解释。我知道，那神秘的答案肯定险藏在壮族的文化历史之中。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壮族作全方位考察，这便是第二次广西之行的任务。”
这个第二次广西之行，显然执行的不是科学任务，而是宗教任务。其结果，和作者企图反对的“阶级斗争为纲”，却正好结成了联盟，只是把解释颠倒了一下：
广西吃人事件是“红色纪念碑”。
（二）
但事实并非如此。日本人是法西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是法西斯，但是日本人吃战俘的人肉，德国人不吃，仅仅拿人皮做了灯罩，而意大利人也这个纪录也没有。所以这就是民族背景的差异。
在共产党内部，也有这样的差异。广西共产党吃人，不等于全国共产党吃人。中国共产党吃人，不等于苏联共产党吃人。少数民族吃人，不等于汉人吃人。
在“汉人内部”，也有“地区差异”。
例如，刘邦就喜欢吃人，朱元璋也喜欢，还拿大量的妃子殉葬，恢复了中断很久的人殉暴政。因为这两个“平民皇帝”同为淮人。淮夷在古代是一种异族，不属于华夏，很有战斗力，商纣王都没能征服他们，还因为和淮夷打仗而亡国了。
因此，“壮民qiuye”在“红水河岸9”说：“听我老爸说从前我们市里有一个是讲土白话的穷村庄，因为穷，村里每一戸人家轮流在固定的时间供一个亲人给村里人分食。还有一戸人家，没荤下菜然后把自己的爷爷杀食之。二战时期一个连的日本兵入该村全部被食之！”
还有人说：“只要是外族，杀了猎头没什么不好，不要用现代的标准看过去的习俗。”
（三）
《1949年后中国的人吃人事件》一文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之后，曾经发生过两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人吃人的事情。
人吃人，在几乎所有人类文明的认识中，都是一个极为恐怖的事情。到了近现代，人吃人更成为一种受到严厉道德批判的恶行。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立政权之后，在中国大陆起码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人吃人事件。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资料，过去几十年一直受到中国官方的严密封锁，并刻意过滤隐瞒。
1959年曾在安徽亳县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梁志远，退休之后对当地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期间的人吃人事件曾经做过详细的调查，有关文章发表在中国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在接到我们的电话后今年已经八十五岁的梁先生婉言拒绝了采访，原因是“太敏感”。
“这个事情很敏感，是最敏感的了。”
“当时我拿着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信，通过广西自治区政法委开的绿灯，一级一级批下去，才能接触到这些案件。但后来他们警觉了，可能想到你这什么意思，所以就封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知名作家郑义，曾两次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调查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吃人事件。后来他根据调查的材料，写成了《红色纪念碑》一书，九十年代中在香港出版。
“当然都不愿意说，是很丑的事。以前说四九年前是人吃人的社会，鲁迅说专制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那种现象是对权力最严重的否定，他们当然不愿意让人讲。”杨继绳，炎黄春秋副总编辑，曾在新华社长期任职，他利用到采访报道的机会，调查了中国多个省份在大饥荒年间饿死人的时间，并撰写了《墓碑》一书，2013年在香港出版。
美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曾在中国的监狱劳改队中渡过了十九年。最近几年，他一直在搜集有关中国发生的人吃人的各种案例：“周恩来让两个官员做一个粮食生产和人口变化的统计，周恩来一看，下令全部销毁，原版材料全部销毁，而且要互相证明，后来还打电话追问有没有消掉。但我当时一点不知道，我是在社会最底层，我居然不知道人吃人这样的事情。我不说中国人要不要纪念毛泽东，不管习近平要纪念毛泽东，我不管政治，我只要记载这个历史，要搞清楚。”
正是因为中国官方的刻意掩盖，中共执政期间发生的两次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很难在官方资料和历史文件中看到，但各种民间的调查从未停止，在一些中共各级官员的自传中也常常被不经意地透露出来。
邓小平的侄子邓自力，1939年加入中共，1949年曾后任川南行署合江县委书记，和泸州地委宣传部长，最后官至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0年去世。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坎坷人生》谈到发生在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饥荒越来越严重，后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
中国作家任彦芳所著的长篇报告文学《焦裕禄身后纪实》中，纪录了和五十年代任河南开封地委书记，后曾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张申的对话。张申对1958年商丘地区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当时在开封地区任分管工业的第二书记张申，后因向上级讲了一些真实情况，很快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大饥荒时期任甘肃临夏州委书记，后来长期担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在她自传体《悠悠岁月》一书中记载：“临夏所属的十个公社中，588人吃掉337具尸体。红台公社共有人口1267人，饿死414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有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显然，这里的吃人原因是因为饥饿。
（四）
另外一种吃人，则不是出于饥饿的原因。
据郑义《红色纪念碑》对广西原环江县委书记王定的采访，这个曾经放出过亩产十三万斤水稻大卫星的县，十六万人口在三年期间饿死了四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被饿死。而王定本人因对人民公社提出质疑，1957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
不过，和1968年发生的事件比较起来，因饥饿而死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相当高级和文明的死亡方法。
1968年夏天，广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广西各级革委会已经成立，并号召在全自治区内“刮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短短一个多月之内，全自治区被杀死的各类阶级敌人无以计数，而杀人吃肉的风潮也在十多个县的区域中愈演愈烈。
1985年，郑义两次前往广西对当年吃人事件进行了实地采访调查，后来撰写了《红色纪念碑》并在香港出版。郑义认为，文革期间的吃人事件，性质和大饥荒吃人完全不同。
“这个性质差别非常大。人饿了要吃东西，不吃就得死。这个是一般情况。饿到了一定程度，除了人就没有别的东西吃了，这个虽然也突破了人类的底线，但它有一个要活命的需求。这个事情古已有之，而且不会随着人类进步会完全禁绝。比如在战争和突然发灾难都会发生。当人饿得把树皮和观音土都吃了以后，就会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但广西的人吃人有相当大的差别。因为当时不缺吃的，不是生死绝境，只能吃人，不吃生命就受到威胁。
那个情况完全不同，它是出自于一种仇恨。人类历史上，由于战争或其他因素发生的仇恨，但从来没有过要把人吃掉。这种战争中的仇恨，从来就没有达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所达到的那种烈度。这是一种所谓的阶级仇恨，因为被吃掉的人都是所谓的阶级敌人。人类好像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一种仇恨，这种仇恨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你把敌人从肉体上消灭之后仍然不能泄愤，用种种残酷的方式虐杀仍然不能泄愤，中国人创造到这样一个高度，就是要把他们吃掉。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用吃，来表达他的仇恨，和表达他坚定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
郑义观察的吃人是由于“仇恨”。但是人类学另有一套解释。那就是“吸收精华”。
简单说，谁也不会由于仇恨垃圾就去吃垃圾。
一般说来，吃人的原因主要是嫉妒和希望分享被吃者的生命精华。
所以，一般都是下等人吃上等人。
日本人喜欢吃白人战俘，但很少吃中国战俘。
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德国人不吃敌人的尸体。
中国历史上，贪官被杀的时候，大家赶去吃肉，就是为了分享他们的财运。如果叫花子被打死了，除非饿极了，没有人会去吃他们的。
西藏的原始民族也有这个习俗：他们常给路过的陌生人下毒，然后分食他们的尸体。因为原始人认为：吃掉高贵的的人，高贵的品质和幸运的能量，就被自己吸收了。
（五）
广西吃人事件出了民族背景，最让人思考的就是被吃者以前都是上层阶级，而吃他们的共产党人，其实是怀着一种“仇富”、“嫉妒”以外的“分享精华”的原始心理。这种原始心理的潜意识，就是缺乏自信，甚至自认为是劣等人类，必须依靠吸取优秀人物的精华才能生存下去。
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必然失败？因为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就迫不及待地变成了资产阶级。这种宿命注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荒谬绝伦。人歧视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是一种基本的人性，是“原罪”的体现，是无法消灭的。共产党国家用自己的“实践”一再证明了这一点。马列主义对于人性的错误理解，导致千百万人头的落地。
当然，就本文而言，这种“分享精华”的原始心理，也因具备了一种“民族背景”而在广西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一）
《布洛陀经诗》是中国壮族巫教的经文，也叫“黼洛陀”，黼洛陀是壮族的智慧祖神，壮语之意，“黼”是对德高望重老者的尊称；“洛”是知晓、懂得；“陀”含普遍、全面之意，合起来通译为无所不知的智慧老人。它唱诵壮族祖神布洛陀创造天地万物，规范人间伦理道德，启迪人们祈祷还愿消灾祛邪，追求幸福生活。这部经诗贯穿着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意识。《布洛陀经诗》各篇都可以独立成篇。
在《布洛陀经诗译注》中的《唱童灵》一章中则有这样的描写：
男孩童灵上山放牛，一日见母牛生小牛时很痛苦，回家后将情况告诉母亲，母亲说生你时比牛更痛苦。童灵听后很痛心，后来他母亲死了，他不再让人吃他母亲的肉，在他的影响下，人民也照着他去做。
这个记载反映了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曾有过人吃人的野蛮时代，壮族先民的诞生或再生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先民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从愚昧状态中进化而来的。
壮族吃人肉传说流传于桂西北（东兰县最多）、桂西南及滇东南、黔东南，说明吃人肉是壮族的古风。
不仅壮族如此，其他少数民族也有。
1985年前后，我在三江侗族自治县（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进行田野调查时，就发现那里也是文革吃人事件的中心地带。
郑义《红色纪念碑——广西文革人吃人惨剧》发问说，阶级斗争的残忍何以会发展到大屠杀、人吃人的极端？这是一个最严峻的理论挑战。
这个问题问得好。
于是他自述道：“第一次广西之行后，我曾带着这个问题跨过几天图书馆。大量有关广西的史志皆证实广西少数民族历史上便有吃人之俗。最早的文字记载大约该算《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上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王固所撰之《汉书》亦赫然写道：‘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宋代范哗所撰《后汉书》更写得骇人：‘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若喜而赏其父。……’注：《人异物志》曰：‘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桓出道间伺侯行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食其财货，并以其肉为肴菹，又取其髑髅破之以饮酒。以人掌趾为珍异，以食长老。’《后汉书》另一条注也写道：‘乌浒，南方夷号也。’《广州记》曰：‘其俗食人；以鼻饮水，口中进啖如故。’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对于‘僚人’亦有如下记载：‘性同禽兽，至于愤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此外，在《隋书》、《宋史》、《异物志》、《桥南琐记》、《炎缴纪闻》等书中，亦有对南方壮族先民嗜杀食人之俗的记载。后来见到的《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在分析人吃人狂潮时亦提及‘壮族有吃人肉旧俗。’”
这是一个正确的开端，本来可以继续探索下去。
十分可惜的是，郑义《红色纪念碑——广西文革人吃人惨剧》被政治正确主义误导了，作者“从感情深处厌恶大汉族沙文主义，厌恶从这一立场去理解少数民族文化历史。”结果这一主观设定，导致作者“深信”这些“极其谦和善良的民族”不可能和吃人联系在一起。结果作者用这种宗教般的态度却寻求“科学的理论解释”，自然是缘木求鱼了。
作者宣称：“把文革中大屠杀，人相食归结于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听来显然最现成最省力。但这个答案是我无法认同的。我从感情深处厌恶大汉族沙文主义，厌恶从这一立场去理解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此外，同壮族人民的接触，使我深信这是一个极其谦和善良的民族。这样，一头是大量古籍，皆言之凿凿，不容置疑；一头是我的情感与笃信不二的直觉。显然我已陷入理论的困境：直觉只是直觉。直觉不具有理性的说服力。对广西发生的一切反人类事件，我必须找到科学的理论解释。我知道，那神秘的答案肯定险藏在壮族的文化历史之中。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壮族作全方位考察，这便是第二次广西之行的任务。”
这个第二次广西之行，显然执行的不是科学任务，而是宗教任务。其结果，和作者企图反对的“阶级斗争为纲”，却正好结成了联盟，只是把解释颠倒了一下：
广西吃人事件是“红色纪念碑”。
（二）
但事实并非如此。日本人是法西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是法西斯，但是日本人吃战俘的人肉，德国人不吃，仅仅拿人皮做了灯罩，而意大利人也这个纪录也没有。所以这就是民族背景的差异。
在共产党内部，也有这样的差异。广西共产党吃人，不等于全国共产党吃人。中国共产党吃人，不等于苏联共产党吃人。少数民族吃人，不等于汉人吃人。
在“汉人内部”，也有“地区差异”。
例如，刘邦就喜欢吃人，朱元璋也喜欢，还拿大量的妃子殉葬，恢复了中断很久的人殉暴政。因为这两个“平民皇帝”同为淮人。淮夷在古代是一种异族，不属于华夏，很有战斗力，商纣王都没能征服他们，还因为和淮夷打仗而亡国了。
因此，“壮民qiuye”在“红水河岸9”说：“听我老爸说从前我们市里有一个是讲土白话的穷村庄，因为穷，村里每一戸人家轮流在固定的时间供一个亲人给村里人分食。还有一戸人家，没荤下菜然后把自己的爷爷杀食之。二战时期一个连的日本兵入该村全部被食之！”
还有人说：“只要是外族，杀了猎头没什么不好，不要用现代的标准看过去的习俗。”
（三）
《1949年后中国的人吃人事件》一文说，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之后，曾经发生过两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人吃人的事情。
人吃人，在几乎所有人类文明的认识中，都是一个极为恐怖的事情。到了近现代，人吃人更成为一种受到严厉道德批判的恶行。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立政权之后，在中国大陆起码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人吃人事件。有关这方面的历史资料，过去几十年一直受到中国官方的严密封锁，并刻意过滤隐瞒。
1959年曾在安徽亳县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梁志远，退休之后对当地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期间的人吃人事件曾经做过详细的调查，有关文章发表在中国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在接到我们的电话后今年已经八十五岁的梁先生婉言拒绝了采访，原因是“太敏感”。
“这个事情很敏感，是最敏感的了。”
“当时我拿着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信，通过广西自治区政法委开的绿灯，一级一级批下去，才能接触到这些案件。但后来他们警觉了，可能想到你这什么意思，所以就封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知名作家郑义，曾两次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调查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吃人事件。后来他根据调查的材料，写成了《红色纪念碑》一书，九十年代中在香港出版。
“当然都不愿意说，是很丑的事。以前说四九年前是人吃人的社会，鲁迅说专制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那种现象是对权力最严重的否定，他们当然不愿意让人讲。”杨继绳，炎黄春秋副总编辑，曾在新华社长期任职，他利用到采访报道的机会，调查了中国多个省份在大饥荒年间饿死人的时间，并撰写了《墓碑》一书，2013年在香港出版。
美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曾在中国的监狱劳改队中渡过了十九年。最近几年，他一直在搜集有关中国发生的人吃人的各种案例：“周恩来让两个官员做一个粮食生产和人口变化的统计，周恩来一看，下令全部销毁，原版材料全部销毁，而且要互相证明，后来还打电话追问有没有消掉。但我当时一点不知道，我是在社会最底层，我居然不知道人吃人这样的事情。我不说中国人要不要纪念毛泽东，不管习近平要纪念毛泽东，我不管政治，我只要记载这个历史，要搞清楚。”
正是因为中国官方的刻意掩盖，中共执政期间发生的两次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很难在官方资料和历史文件中看到，但各种民间的调查从未停止，在一些中共各级官员的自传中也常常被不经意地透露出来。
邓小平的侄子邓自力，1939年加入中共，1949年曾后任川南行署合江县委书记，和泸州地委宣传部长，最后官至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0年去世。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坎坷人生》谈到发生在1959年到1962年的大饥荒：“饥荒越来越严重，后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
中国作家任彦芳所著的长篇报告文学《焦裕禄身后纪实》中，纪录了和五十年代任河南开封地委书记，后曾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张申的对话。张申对1958年商丘地区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当时在开封地区任分管工业的第二书记张申，后因向上级讲了一些真实情况，很快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大饥荒时期任甘肃临夏州委书记，后来长期担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在她自传体《悠悠岁月》一书中记载：“临夏所属的十个公社中，588人吃掉337具尸体。红台公社共有人口1267人，饿死414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有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
显然，这里的吃人原因是因为饥饿。
（四）
另外一种吃人，则不是出于饥饿的原因。
据郑义《红色纪念碑》对广西原环江县委书记王定的采访，这个曾经放出过亩产十三万斤水稻大卫星的县，十六万人口在三年期间饿死了四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被饿死。而王定本人因对人民公社提出质疑，1957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
不过，和1968年发生的事件比较起来，因饥饿而死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相当高级和文明的死亡方法。
1968年夏天，广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广西各级革委会已经成立，并号召在全自治区内“刮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短短一个多月之内，全自治区被杀死的各类阶级敌人无以计数，而杀人吃肉的风潮也在十多个县的区域中愈演愈烈。
1985年，郑义两次前往广西对当年吃人事件进行了实地采访调查，后来撰写了《红色纪念碑》并在香港出版。郑义认为，文革期间的吃人事件，性质和大饥荒吃人完全不同。
“这个性质差别非常大。人饿了要吃东西，不吃就得死。这个是一般情况。饿到了一定程度，除了人就没有别的东西吃了，这个虽然也突破了人类的底线，但它有一个要活命的需求。这个事情古已有之，而且不会随着人类进步会完全禁绝。比如在战争和突然发灾难都会发生。当人饿得把树皮和观音土都吃了以后，就会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但广西的人吃人有相当大的差别。因为当时不缺吃的，不是生死绝境，只能吃人，不吃生命就受到威胁。
那个情况完全不同，它是出自于一种仇恨。人类历史上，由于战争或其他因素发生的仇恨，但从来没有过要把人吃掉。这种战争中的仇恨，从来就没有达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所达到的那种烈度。这是一种所谓的阶级仇恨，因为被吃掉的人都是所谓的阶级敌人。人类好像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一种仇恨，这种仇恨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你把敌人从肉体上消灭之后仍然不能泄愤，用种种残酷的方式虐杀仍然不能泄愤，中国人创造到这样一个高度，就是要把他们吃掉。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用吃，来表达他的仇恨，和表达他坚定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
郑义观察的吃人是由于“仇恨”。但是人类学另有一套解释。那就是“吸收精华”。
简单说，谁也不会由于仇恨垃圾就去吃垃圾。
一般说来，吃人的原因主要是嫉妒和希望分享被吃者的生命精华。
所以，一般都是下等人吃上等人。
日本人喜欢吃白人战俘，但很少吃中国战俘。
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德国人不吃敌人的尸体。
中国历史上，贪官被杀的时候，大家赶去吃肉，就是为了分享他们的财运。如果叫花子被打死了，除非饿极了，没有人会去吃他们的。
西藏的原始民族也有这个习俗：他们常给路过的陌生人下毒，然后分食他们的尸体。因为原始人认为：吃掉高贵的的人，高贵的品质和幸运的能量，就被自己吸收了。
（五）
广西吃人事件出了民族背景，最让人思考的就是被吃者以前都是上层阶级，而吃他们的共产党人，其实是怀着一种“仇富”、“嫉妒”以外的“分享精华”的原始心理。这种原始心理的潜意识，就是缺乏自信，甚至自认为是劣等人类，必须依靠吸取优秀人物的精华才能生存下去。
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必然失败？因为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就迫不及待地变成了资产阶级。这种宿命注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荒谬绝伦。人歧视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是一种基本的人性，是“原罪”的体现，是无法消灭的。共产党国家用自己的“实践”一再证明了这一点。马列主义对于人性的错误理解，导致千百万人头的落地。
当然，就本文而言，这种“分享精华”的原始心理，也因具备了一种“民族背景”而在广西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
谢选骏：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
所谓“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就是把佛教的社会功能放在佛教的个人修行之前来加以推崇，企图达到某种既能对抗基督教、又能发挥基督教功能的社会效果。
（一）
佛光山寺是一座大乘佛教的寺庙，总部位于中华民国高雄市大树区，为南台湾著名观光胜地。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创办于1967年，目前已经成为全台第一大佛寺，在全世界也设有许许多多的别院或分院，如佛光山西来寺。
另外，佛光山寺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创办一个由出家僧众及在家居士所组成的国际组织，称为“中华佛光协会”，1992年定名为“国际佛光会”，总部设于佛光山西来寺。该会在2003年获联合国正式邀请成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NGO）会员。
1967年，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将高雄佛教文化服务处房屋变卖，购得今高雄市大树区麻竹园二十余甲的山坡地作为建寺用地。于五月十六日动土起建，并定名为“佛光山”。
封山
1997年，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在媒体面前宣布，佛光山即将封山，当时这项消息震撼全台湾。大师封山的原因是为了要提供佛光山常住僧众一个宁静的修行环境。
2000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及其它政府官员从高雄拜访佛光山，并且期许佛光山能够重启山门。经过层层考虑，佛光山终于决定重启山门，并且提供大众一个清静的环境来修行。
佛陀纪念馆
位于台湾高雄。2003年举行安基典礼，2011年12月25日落成。兴建缘起于一九九八年星云大师至印度菩提伽耶传授国际三坛大戒，当时西藏喇嘛贡噶多杰仁波切（Kunga Dorje Rinpoche），感念佛光山寺长期为促进世界佛教汉藏文化交流，创设中华汉藏文化协会，并举办世界佛教显密会议，乃至创立国际佛光会等，是弘扬人间佛教的正派道场，遂表达赠送护藏近三十年的佛牙舍利心愿，盼能在台湾建馆供奉，让正法永存，舍利重光。佛陀纪念馆坐西朝东，占地总面积一百余公顷，自安基至竣工，历经九年，光外观设计图便绘制了百余张，后经一再修改，最后星云大师以一迭面纸和几个瓶子作为范例，也就奠定了佛馆的设计图，成为现在除了主体建筑本馆外，更有所谓“前有八塔，后有大佛，南有灵山，北有祇园”的宏伟格局。主要建筑位于中轴在线，从东至西依序有礼敬大厅、八塔、万人照相台、菩提广场、本馆及佛光大佛等，另外南有灵山，北有祇园；八座佛塔分别是一教、二众、三好、四给、五和、六度、七诫、八道。
宗旨、信念
佛光山一直到现今可以说是发展格外的成功的一个佛教道场，佛光山在星云大师的领导下，提倡着“人间佛教”。从佛光山开山以来，数十个别分院以及组织在全世界各大洲建立起来；同时，孕育了超过1300名的出家众。佛光山特别强调以教育及服务来弘法。佛光山在这数十年来创立了大学、佛教学院、图书馆、出版社、翻译中心、艺文中心、茶馆，并且也积极推动行动式的义诊。这其实是一种“基督教化”。
佛光山同时也创办了育幼院、老人之家、高级中学、报纸及电视台。这其实也是一些“基督教化”的产物。
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
佛光山四大工作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佛光山的理念：1.光荣归于佛陀。2.成就归于大众。3.利益归于常住。4.功德归于檀那。
佛光山的目标：1.提倡人间佛教，建设佛光净土。2. 建设四众教团，促进普世和慈。
佛光山的宗风：1.八宗兼弘，僧信共有。2.集体创作，尊重包容。3. 学行弘修，民主行事。4.六和教团，四众平等。5.政教世法，和而不流。6.传统现代，相互融和。7.国际交流，同体共生。8.人间佛教，佛光净土。
佛光四句偈：慈悲喜舍遍法界， 惜福结缘利人天， 禅净戒行平等忍， 惭愧感恩大愿心 。
人间佛教的定义：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
佛光山在开山宗长星云大师的领导之下，提倡把佛教带入生活，让众生能够在日常与佛接心，这就是人间佛教。
（二）
慈济基金会，“财团法人中华民国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Buddhist Compassion Relief TCBC Foundation, Republic of China），创立时间1966年4月14日（农历3月24日）。 总部静思精舍位于中华民国台湾省花莲县。属于“中华民国台湾全球性宗教团体”，总部设于花莲。慈济成立初期，即开始从事社会救助事业。
成立早期 (1966—2006年)，释证严受其师释印顺“人间佛教”观念影响，导师叮嘱她要时时刻刻为“为佛教、为众生”，将佛教精神人间化、生活化。1966年释证严经历“一滩血”事件及“三修女”的来访，成为了推动医疗志业的助力，在花莲普明寺成立慈济功德会。慈济初成立时为花莲当地三十名成员所组成，推动社会救助慈善工作。早期工作主要是募款及济贫，以“教富济贫”为目标，推广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要求其成员“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遂衍生“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理念，希望建立慈济社会、慈济家庭，推动慈济人文。慈济推展其“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理念时，普遍以其负责人释证严认为的“普天三无”为原则，推动所谓“佛法人间化”理想。而在此原则下，慈济之慈善事业运作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及不分国度。团体中也不乏其它宗教、种族的志工。
慈济的主要事业即“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小区志工”，群为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
慈济十戒，类似圣经十诫，去掉了有神论的内容：
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四、不妄语
五、不饮酒
六、不抽烟、不吸毒、不嚼槟榔
七、不赌博、不投机取巧
八、孝顺父母、调和声色
九、遵守交通规则
十、不参与政治活动、示威游行
“慈济十戒”是慈济人的根本戒，缺一不可。但是由于去掉了有神论的内容，结果流于无神论的个人崇拜：
1、问：慈济人对证严法师有一种近乎个人崇拜的狂热。
1、答：不是每个人都有吧，比如我就没有。我一开始甚至觉得师兄们那样尊敬上人有点傻。但是，随着接触增多，了解加深，我慢慢发现，虽然我个人没有机会接触过上人，但是还算幸运接触过其它一些法师或宗教领袖，其人格魅力，真心希望大家都有机会遇到。
2、问：他们内部等级比较森严。
2、答：嗯，一开始参加慈济活动是穿一个临时的黄色马甲。在对于慈济有大致了解和学习之后，就可以穿灰衣了。再承担更多的工作之后，可以穿其它更好看的衣服，比如女性在正式场合的“八正道”，就是“蓝裙子”。这裙子自然漂亮，只是没这些年的磨练，恐怕也穿不出味道来。
3、问：把静思语之类的教条当成圣典。
3、答：既然是好话，有道理，为什么不多说，让更多人了解呢？
4、问：各种规矩准则繁多而且刻板。
4、答：没有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志工和需要帮助的人，哪里来慈济，所以说慈济世界是感恩世界。而真到了现场，几千人有条不紊，自然活泼，不是平时按规律，临时抱佛脚恐怕不成吧？
这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就是把佛教的社会功能放在佛教的个人修行之前来加以推崇，企图达到某种既能对抗基督教、又能发挥基督教功能的社会效果。
这一运动，并非近期开始的，而是远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以来就开始的一种“历史的纠结”。
由于太平天国的弯路以至邪路，使得国人对基督教产生了某种歧视。
所谓“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就是把佛教的社会功能放在佛教的个人修行之前来加以推崇，企图达到某种既能对抗基督教、又能发挥基督教功能的社会效果。
（一）
佛光山寺是一座大乘佛教的寺庙，总部位于中华民国高雄市大树区，为南台湾著名观光胜地。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创办于1967年，目前已经成为全台第一大佛寺，在全世界也设有许许多多的别院或分院，如佛光山西来寺。
另外，佛光山寺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创办一个由出家僧众及在家居士所组成的国际组织，称为“中华佛光协会”，1992年定名为“国际佛光会”，总部设于佛光山西来寺。该会在2003年获联合国正式邀请成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非政府组织（NGO）会员。
1967年，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将高雄佛教文化服务处房屋变卖，购得今高雄市大树区麻竹园二十余甲的山坡地作为建寺用地。于五月十六日动土起建，并定名为“佛光山”。
封山
1997年，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在媒体面前宣布，佛光山即将封山，当时这项消息震撼全台湾。大师封山的原因是为了要提供佛光山常住僧众一个宁静的修行环境。
2000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及其它政府官员从高雄拜访佛光山，并且期许佛光山能够重启山门。经过层层考虑，佛光山终于决定重启山门，并且提供大众一个清静的环境来修行。
佛陀纪念馆
位于台湾高雄。2003年举行安基典礼，2011年12月25日落成。兴建缘起于一九九八年星云大师至印度菩提伽耶传授国际三坛大戒，当时西藏喇嘛贡噶多杰仁波切（Kunga Dorje Rinpoche），感念佛光山寺长期为促进世界佛教汉藏文化交流，创设中华汉藏文化协会，并举办世界佛教显密会议，乃至创立国际佛光会等，是弘扬人间佛教的正派道场，遂表达赠送护藏近三十年的佛牙舍利心愿，盼能在台湾建馆供奉，让正法永存，舍利重光。佛陀纪念馆坐西朝东，占地总面积一百余公顷，自安基至竣工，历经九年，光外观设计图便绘制了百余张，后经一再修改，最后星云大师以一迭面纸和几个瓶子作为范例，也就奠定了佛馆的设计图，成为现在除了主体建筑本馆外，更有所谓“前有八塔，后有大佛，南有灵山，北有祇园”的宏伟格局。主要建筑位于中轴在线，从东至西依序有礼敬大厅、八塔、万人照相台、菩提广场、本馆及佛光大佛等，另外南有灵山，北有祇园；八座佛塔分别是一教、二众、三好、四给、五和、六度、七诫、八道。
宗旨、信念
佛光山一直到现今可以说是发展格外的成功的一个佛教道场，佛光山在星云大师的领导下，提倡着“人间佛教”。从佛光山开山以来，数十个别分院以及组织在全世界各大洲建立起来；同时，孕育了超过1300名的出家众。佛光山特别强调以教育及服务来弘法。佛光山在这数十年来创立了大学、佛教学院、图书馆、出版社、翻译中心、艺文中心、茶馆，并且也积极推动行动式的义诊。这其实是一种“基督教化”。
佛光山同时也创办了育幼院、老人之家、高级中学、报纸及电视台。这其实也是一些“基督教化”的产物。
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
佛光山四大工作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佛光山的理念：1.光荣归于佛陀。2.成就归于大众。3.利益归于常住。4.功德归于檀那。
佛光山的目标：1.提倡人间佛教，建设佛光净土。2. 建设四众教团，促进普世和慈。
佛光山的宗风：1.八宗兼弘，僧信共有。2.集体创作，尊重包容。3. 学行弘修，民主行事。4.六和教团，四众平等。5.政教世法，和而不流。6.传统现代，相互融和。7.国际交流，同体共生。8.人间佛教，佛光净土。
佛光四句偈：慈悲喜舍遍法界， 惜福结缘利人天， 禅净戒行平等忍， 惭愧感恩大愿心 。
人间佛教的定义：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
佛光山在开山宗长星云大师的领导之下，提倡把佛教带入生活，让众生能够在日常与佛接心，这就是人间佛教。
（二）
慈济基金会，“财团法人中华民国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Buddhist Compassion Relief TCBC Foundation, Republic of China），创立时间1966年4月14日（农历3月24日）。 总部静思精舍位于中华民国台湾省花莲县。属于“中华民国台湾全球性宗教团体”，总部设于花莲。慈济成立初期，即开始从事社会救助事业。
成立早期 (1966—2006年)，释证严受其师释印顺“人间佛教”观念影响，导师叮嘱她要时时刻刻为“为佛教、为众生”，将佛教精神人间化、生活化。1966年释证严经历“一滩血”事件及“三修女”的来访，成为了推动医疗志业的助力，在花莲普明寺成立慈济功德会。慈济初成立时为花莲当地三十名成员所组成，推动社会救助慈善工作。早期工作主要是募款及济贫，以“教富济贫”为目标，推广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要求其成员“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遂衍生“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理念，希望建立慈济社会、慈济家庭，推动慈济人文。慈济推展其“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理念时，普遍以其负责人释证严认为的“普天三无”为原则，推动所谓“佛法人间化”理想。而在此原则下，慈济之慈善事业运作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及不分国度。团体中也不乏其它宗教、种族的志工。
慈济的主要事业即“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小区志工”，群为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
慈济十戒，类似圣经十诫，去掉了有神论的内容：
一、不杀生
二、不偷盗
三、不邪淫
四、不妄语
五、不饮酒
六、不抽烟、不吸毒、不嚼槟榔
七、不赌博、不投机取巧
八、孝顺父母、调和声色
九、遵守交通规则
十、不参与政治活动、示威游行
“慈济十戒”是慈济人的根本戒，缺一不可。但是由于去掉了有神论的内容，结果流于无神论的个人崇拜：
1、问：慈济人对证严法师有一种近乎个人崇拜的狂热。
1、答：不是每个人都有吧，比如我就没有。我一开始甚至觉得师兄们那样尊敬上人有点傻。但是，随着接触增多，了解加深，我慢慢发现，虽然我个人没有机会接触过上人，但是还算幸运接触过其它一些法师或宗教领袖，其人格魅力，真心希望大家都有机会遇到。
2、问：他们内部等级比较森严。
2、答：嗯，一开始参加慈济活动是穿一个临时的黄色马甲。在对于慈济有大致了解和学习之后，就可以穿灰衣了。再承担更多的工作之后，可以穿其它更好看的衣服，比如女性在正式场合的“八正道”，就是“蓝裙子”。这裙子自然漂亮，只是没这些年的磨练，恐怕也穿不出味道来。
3、问：把静思语之类的教条当成圣典。
3、答：既然是好话，有道理，为什么不多说，让更多人了解呢？
4、问：各种规矩准则繁多而且刻板。
4、答：没有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志工和需要帮助的人，哪里来慈济，所以说慈济世界是感恩世界。而真到了现场，几千人有条不紊，自然活泼，不是平时按规律，临时抱佛脚恐怕不成吧？
这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化的佛教运动”，就是把佛教的社会功能放在佛教的个人修行之前来加以推崇，企图达到某种既能对抗基督教、又能发挥基督教功能的社会效果。
这一运动，并非近期开始的，而是远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以来就开始的一种“历史的纠结”。
由于太平天国的弯路以至邪路，使得国人对基督教产生了某种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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