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中国学术界比国际上迟到10年左右

谢选骏：中国学术界比国际上迟到10年左右

 

谢选骏在2007年发表了《小国时代》，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但是直到十年之后，国内才开始进行有关的讨论。滴水见世界，由此观之，中国学术界反应，比国际上大约要迟到10年左右。

 

以下是国内学术界有关的讨论。

《韦民：小国在国际关系中的“长”与“短”》

 

 

一枚石头

韦民

2017-04-28 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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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外部环境是国际行为体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背景。对于外部依赖性尤其显著的小国来说，因应和利用国际环境是不可或缺的生存之道。

 

 

作者：韦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编辑：豆豆

小国外交既有“小”赋予的优势，同时更有实力缺陷、外交资源匮乏造成的明显劣势。这种特性使小国形成了意在扬长避短的独特外交模式和对外行为方式。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外部环境是国际行为体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背景。对于外部依赖性尤其显著的小国来说，因应和利用国际环境是不可或缺的生存之道。一言以蔽之，外交是小国攸关发展的重中之重。普遍来看，小国的体系缺陷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国际常识，然而，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真的就一身是“短”吗？是否也有源自“小”的“长”或有利之处？这是我们讨论小国思维和行为必须回答的基础性问题。

一、小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有利之处

新的国际体系赋予了小国新的国际角色，提高了小国促进国家利益、发挥国际影响的可能性。国际社会某种程度上逐渐丢弃了“唯大是好”的传统观念，“小”（smallness）成为国际体系多样性构成的重要成分。在国际关系中，大国有大国的国际定位和行为偏好；与此同时，国际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为小国提供了独特的行动空间、发挥作用的余地及提升国际地位的机会。挪威、马耳他、卡塔尔、以色列、新加坡等就是小国治理的佼佼者，它们以微不足道的“小”发挥着与其物理规模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虽然我们不能轻易断言世界已经进入超越“大国时代”的“小国时代”，但21世纪的小国也绝不能被简单地视为由大国或强国主导的体系中的“结构性虚弱”的“小人国”（Lilliputians）。在国际体系中，实力差距是小国参与国际互动的巨大劣势。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然而，“小”也赋予小国一定的生存与策略优势。

 

 

挪威是西欧最大的产油国和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自2001年起挪威连续六年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国家，并于2009-2013年连续获得全球人类发展指数第一的排名。图为位于首都奥斯陆的挪威皇宫。

主权国家资格和参与国际活动的权利为小国提供政经机会

第一，享有大小国家平等的法律地位及国际制度赋予的优势。蚂蚁虽小也是肉，小国虽小也是国。在国际体系中，大小强弱国家之间都享有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地位，即便最弱小的国家也有作为主权国家的所有权利。在这种国际安排下，小国与大国实质上处于“一对一”的双边关系。主权国家资格和参与国际活动的权利为小国提供了许多政经机会，从而为国家发展带来额外的国际便利与空间。

二战后，规范国家行为的国际制度日趋丰富完善。国际制度既是大国主导构建的一系列机制、规则和规范，也是主要大国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相对有序的国际格局改善了小国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为小国参与国际互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联合国确立的主权国家（无论大小）相互平等、互不侵犯、互不干涉等国际规则严格制约着大国“以大压小”的政策冲动，事实上弱化了大国传统的实力优势地位，因而更有利于小国的对外交往。现实来看，在与大国互动中，小国通常能够抢占先机，获取更多的实际利益。

弱国身份为小国提供了有助于达成政策目标的战略契机

第二，无威胁的外部认知带来的众多好处。小国基本上属于令人放心的行为体。受“小”的严重制约，小国资源有限，与大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差距极为突出。因此，其他国家一般不会将小国视为威胁，甚至不把它们看作潜在的对手。没有威胁也是现实主义者定义小国的标识物。弱国身份的国际认知为小国提供了有助于达成政策目标的战略契机。

在当今国际体系下，因为无伤大局的“小”，小国能够安享国际制度提供的“公共物品”，无需付出相应代价而成为国际安全的“搭便车者”，在许多国际领域往往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行动余地，可为大国之不可为，可不为大国之必为。这是“小”赋予小国的天然优势。

1993年，在挪威的撮合下，巴以双方在奥斯陆经过历时数月的14次秘

 

密谈判，就实现初步和平取得实质性重大突破，最终在加沙和杰里科首先自治等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此次谈判是巴以双方首脑的首次直接会谈。9月13日，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在美国白宫南草坪正式签署了《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

小国可能更有机会扮演“诚实掮客”的国际角色

第三，诚实可信的掮客角色提供了难得的外交契机。由于规模小和缺少既得利益，小国可能更有机会扮演“诚实掮客”的国际角色。没有实质性的威胁，没有地区和全球性“野心”，没有既得利益的强烈意图，大多数小国也没有侵略和殖民统治他国的不光彩历史。这些普遍性国际认知为小国提供了扮演“和事佬”的外交契机。小国发现自己处于国际“互动过程的中心位置和信息的焦点”之上，因而可以介入大国难以介入的国际事务，发挥大国难以发挥的国际作用。北欧的挪威就是国际调停的“老手”，且因此获取了“和平卫士（peace-maker）”的国际美誉。

第四，“小”额外增加了政策工具的灵活性。小国是发现国际体系破绽的专家，是要求发达国家或大国给予宽大和特殊待遇或债务减免的行家里手。小国非常有效地利用着“小”的特征，玩弄“无足轻重的重要性”（importance of being unimportant）或“无能为力者的权力”这样的游戏。“无足轻重”难以引起大国的关注和应对，这为许多小国使用各种非常规、非主流的外交和发展策略构建了安全屏障，它们的“为所欲为”涉及诸多领域，包括离岸金融中心、出售主权、开设赌场等不一而足，即便违反了贸易规则，也能免遭贸易报复。在大的国家那里，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国际离岸金融中心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地区资源匮乏的发展中岛国，通过立法手段培育和发展一些特殊的经济区，允许国际自然人或者法人在其领土上从事各种离岸业务，并主要依靠低税或者免税政策大力发展离岸金融业，吸引逃避本国税收和其它目的的国外资本。图为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的代表之一——巴拿马。

第五，专一外交凸现互动中的谈判优势。由于小国外交对象和活动领域更为专一，因而在特定议题的国际谈判中可能会占据某些优势。

一方面，一个小国可能会高度重视与一个较大国家的关系，而“一个较大规模的国家通常不敢，或者无论如何不会那么做，把注意力高度集中于与一个较小国家的关系上”。小国政治精英的注意力可能会“强烈地聚焦于与大国的关系上”。另一方面，在国际谈判中，小国可能派出“具有极高权威和判断力的一流人物，而大国可能只会派遣级别较低且没有多少权威的谈判者”。小国可能会“集中资源来获取情报、分析形势、计划未来”，但大国认为与小国相关的议题“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因此，小国外交的专一性和大国外交的广泛性可能赋予了前者在相互关系中的特别优势。

小国更易占据国际道德“高地”获得理解和同情

第六，道义和舆论优势是小国外交的法宝。同情弱小是人类的天性。在大小国家互动中，国际社会往往会给大国提出更高的要求，施加更大舆论压力，而对小国一方的行为则倾向于理解和同情。小国据此占据着国际道德的“高地”，因“小”而博得国际舆论、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关注及外来援助。

在当今世界政经体系下，它们可以凭借道德途径，激发国内社会支持，影响国际媒体的倾向性，吸引国际舆论的关注，甚至“从各种非政府组织那里争取同情和支持”。因此，小国属性并不意味着小国外交是毫无意义的国际现象，小国外交完全可以展现自身独特的国际影响力。

第七，大国竞争衍生的外交机会取之不尽。在国际关系中，小国并不意味着没有周旋列国的外交机会。大国和谐，小国外交就无用武之地，也没有影响国际关系的外交筹码。大国相争就是小国的外交契机，就是小国外交的活跃期。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小国可以提高自身在大国战略布局中的价值，通过平衡、模糊、敲诈等行为策略吸引大国的竞相关注，争取最大化的政治经济利益。无论是在对抗性、还是竞合性的大国关系背景下，小国总是拥有这样的外交机会，大国也因此付出了大量的政治经济资源。在国际关系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大国互疑，小国得利。遍观历史，大国总是难以相安无事，总在相互盯防，激烈竞争，小国外交因此总是机会多多。

这些优势为小国外交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和空间。对于众多小国而言，“小”是一个局限性，但实际上也是一个机会。然而，外交终究是国际体系结构的现实反映，权力分配通常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外交地位、外交目标和外交活动。大国外交事实上界定着国际关系的状态和发展方向，小国外交脱离不了大国外交所建构的国际结构。可以看出，在体系和“小”的双重制约之下，小国外交存在着许多固有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是小国独特外交行为倾向形成的主要根源。

二、小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缺陷

在传统的国际体系下，权力与外交相互对应，相互印证，“小国”几乎等同于“弱国”。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的小国总是令人疑惑。它们只是些“仪式性国家”，根本没有能力推动“有意义的外交政策”，其外交活动“甚至需要借助毗邻大国的大使馆才能完成”。“小国无外交”是当时国际政治现实的客观反映。当今世界，国际体系的性质依然发生了巨大变迁，权力与外交之间并不构成绝对的因果和对应关系。小国及其外交不仅摆脱了“无能”、“无力”和“无助”的传统认知，而且获得了相应的国际活动空间，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然而，权力导向的国际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综合实力仍是外交的物质基石，小国外交也没有克服本质上的固有缺陷。可以看出，“小”所衍生的诸多脆弱性、体系中的相对弱势地位、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使得小国外交面临着无法避免也无法克服的诸多缺陷和劣势。

第一，实力缺陷决定了小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外交弱势。综合实力是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依据、动因和根源。在国际体系中，国家处于自助系统之中，必须运用它们的“综合实力”来维护自身利益。国家的经济、军事及其他能力“不能被分割开来加以衡量”。国家“并不因它们在某一方面实力出众而成为一流强国”。它们的地位取决于“在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稳定及能力”方面的得分。小国与大国之间、小国彼此之间的实力差异决定了它们在国际格局中的角色和地位。贝尔德尔·索霍松（Baldur Thorhallsson）认为，“内在能力与外在形象决定了小国在国际舞台上可能扮演的角色”。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小”和相对实力缺陷建构了小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独特禀赋，直接决定着它们的国际地位及其可能采取的外交行为方式。大国是国际关系的主导性力量，小国外交政策则往往更多受制于规模局限和国际地位。缺乏必要的物质权力是小国外交面临的最大障碍。

首先，实力缺陷界定着小国的体系角色。在国际体系中，小国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对体系变迁难以施展必要的影响力。小国不能制定国际规则，不能制定全球政策。它们承受着大国行为带来的影响。譬如，在与小国相关的气候变化、太平洋地区核废料的国际运输与核试验，以及承认国际税收竞争是经济竞争的一种合法形式的全球政策方面，小国一直被严重忽视或无视。在全球力量均衡的外交活动中，大国则往往承担了维持全球实力均衡的责任，小国的国际作用则极为有限。

小国的边缘化国际地位本质上是很难改变的

其次，实力缺陷限定着小国的外交分量。国家实力与外交分量高度相关。从实力比较的角度看，小国可以看作是一支“地方性力量（local power）”，其需求限定在“自身和邻近的地域”之上，通常被断定为“一枚无助的棋子（a helpless pawn）”和“国际政治的目标”。 在实力和权势相对应的国际背景下，小国的边缘化国际地位本质上是很难改变的，在世界贸易、世界金融或联合国体系下的一些国际规则制定论坛里，小国也没有多少发言权。

此外，实力缺陷影响着外交能力。国家实力显然是外交能力的物质基础。在与大国的交往中，受制于实力和依赖性，小国外交和内政往往承受着来自大国的巨大压力。例如，对美关系是所有加勒比国家国内政策中的重要议题。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毗邻超级大国的行为影响了小国的内政，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国的成员资格和意识形态导向。“加勒比国家的任何行为，只要引起了美国的反感，必然会招致惩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小国同样面临着来自大国的有形和无形的巨大压力。大国的力量和态度是小国不仅无法忽视、反而必须高度关注的外部因素，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小国外交的行动空间与自主性。

 

1994年7月24日，加勒比地区25个国家和12个未独立地区的总统、政府首脑或外长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签署了加勒比国家联盟成立纪要，加勒比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Caribbean States）正式成立。图示白色部分为加勒比国家联盟成员国。

第二，外交资源匮乏严重制约了小国的外交能力。外交是一项包含众多机构、大量人力资源、花费巨大的国家系统工程，外交活动依托的是包括人、财、物、机构、智库、院校等构成的庞大外交资源。国家实力是外交资源的基石和源泉，它也直接决定了外交资源的多寡和外交手段的丰富性。绝大多数小国并不拥有大国那样诸多有效的外交手段，其有限的“使团规模”、匮乏的外交资源决定了这样的局限性。

首先，小国人口规模是严重制约其外交布局与运作的巨大缺陷。即便发达小国，稀少的人口导致它们难以配置足够的合格外交人员。有限的招募潜力难以形成最低限度的外交人员结构，其原因是人员匮乏，尤其是缺乏足够的合格外交职员。这使得外交人员招募的标准放在了其他不同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候选人的职业技能上。这个缺陷在独立不久的“新小国”中显得尤为突出。新小国的外交依赖于外交官的个人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它们不得不大量招募年轻且缺乏经验的外交官，这无疑大大削弱了外交效率。

其次，大多数小国并不具备培训外交人员的条件。这些人员往往是在国外接受训练的。国外培训的确有所帮助，但无法取代依照特定国家需求而量身定做的（培训）项目。一些小国，如马尔代夫，仍然缺乏专业的“外事工作人员”（foreign service cadre）， 因此，其外交部门未能做到机制的延续和经验的积累。

 

 

马尔代夫是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面积300平方公里（不计算领海），是亚洲最小的国家。2015年，马尔代夫人口为40.9万。图为马尔代夫首都马累。

小国难以承受高昂的外交成本

另外，小国外交官履行使命的职业素养不足。由于外交官是这些小国参与国际关系的为数不多的行为载体之一，他们应该具备高水准的外交素质。小国往往不能严格制订和执行外交官的标准要求，即便是在重要的外事委派上也是如此，如联合国。这是由于小国在考虑外交使节任命时，过分关注政治因素。当代表国家的外交官因缺乏经验和专业能力而无法对国际议题做出理性判断时，政治领袖们则更容易做出基于自身认识的政治决策。

最后，小国外交的国内支持力度不足。外交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国内的大量相关机构予以配合和支持。行之有效的外交活动，需要在信息收集分析、国际问题研究、国际沟通与交流等方面认真准备，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等其他行为体都是支持外交事务的重要环节。然而，对于这些辅助和支持外交工作的庞大资源的缺乏以及难以承受其高昂的外交成本，导致外交通常成为大国独享的“奢侈品”。

第三，小国的外交经验相对欠缺。外交是高度注重实践性和经验性的活动。外交经验对于外交活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条件，这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积累、摸索和总结的过程。大国一般都具有悠久的外交历史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大国外交更为成熟、影响力更大的原因之一。相对来说，绝大多数小国是外交领域中的“新手”。它们基本上是战后、冷战结束之后的新兴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之前，它们“并未具备足够的能力与手段终止其对外部世界的行政依赖性。”这些国家的外交部门是独立之后方才建立起来的，外交活动当然也是此后的事情。在独立之前，它们的外交关系由殖民国家或旧国家的外事机构管理。独立之后，由于外交资源匮乏和外交经验不足，在应对外交中的复杂议题方面，小国的外事机构显然缺乏必要的“知识水准”。建国历史短暂的一个结果是小国外交经验的相对不足。这无疑会限制小国的外交能力。

第四，小国外交政策议题缺乏协调性。小国外交政策中的主要议题是攸关其生存与发展的全球环境变化、国际贸易及其战略弱点。这些问题通常是其他部门而不是外交部门的责任，传统上被视为“内政”问题。在一些国家，这些“内政”部门已经发展了它们“自身的外部利益”，在国际谈判上代表国家协商相关议题，外交部则例行公事般地不去参与相关议题的决策。因此，虽然外交对于小国缓解固有的脆弱性是至关重要的途径，但许多小国外交受制于多重内外制约，并未形成一个责任清晰、任务明确的外事活动机制。既缺乏足够外交资源、对外交事务所应承担的责任认识又模糊不清的外交部门，已经严重削弱了一些小国对外事务的“守门人”功能。

综上所述，小国外交既有“小”赋予的优势，同时更有实力缺陷、外交资源匮乏造成的明显劣势。这种特性使小国形成了意在扬长避短的独特外交模式和对外行为方式。相较大国外交方式的多样性选择而言，小国外交具有更强烈的多边外交偏好；在外交活动领域上，小国大体上推行的是选择性的“专长外交”或“领域外交”，而不是大国式的全方位外交。这两个行为方式是小国外交的突出特征。多边外交倾向是小国应对脆弱性难题的根本途径，专长外交则是小国在大国外交呈压倒性优势的背景下拓展外交空间、维护小国权益、提高外交影响力的现实手段。

本文相关文献援引列表如下：

Andrew F. Cooper and Timothy M. Shaw, eds., The Diplomacies of Small States: Between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4.

Laurent Goetschel, ed., Small Stat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European Union,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8, pp. 203-204.

Andrew F. Cooper and Timothy M. Shaw, eds., The Diplomacies of Small States: Between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44.

Andrew F. Cooper and Timothy M. Shaw, eds., The Diplomacies of Small States: Between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43.

[美]罗伯特·A·达尔、爱德华·R·塔夫特：《规模与民主》，唐皇凤、刘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Andrew F. Cooper & Timothy M. Shaw, eds., The Diplomacies of Small States: Between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35.

John Stephen Moolakkattu, “Peace Facilitation by Small States: Norway in Sri Lanka”,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0, No.4, 2005.

Ronald Barston, “External Relations of Small States”, in A. Schou & A. Brundtland, eds., 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mqvist & Wiksell: Stockholm, 1971, p. 45.

[美]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河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39页。

Baldur Thorhallsson, “Small States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Means of Influence?” 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 7 (2012), pp. 135-160.

Ali Naseer Mohamed, “The Diplomacy of Micro-states,” The Hague: Clingendael Institute, Clingendael Discussion Paper in Diplomacy, January 2002.

Caribbean Development Bank, “Small Stat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hange”, 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SALISES,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 Jan. 15, 2003.

Hans H. Indorf, Strategies for Small-State Survival, Graham Brash Pte Ltd., 1985, p. 3.

Ali Naseer Mohamed, “The Diplomacy of Micro-states,” p. 8.

Milan Jazbec, The Diplomacies of New Small States: the case of Slovenia with some comparison from the Baltics,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p. 110.

“新小国”是指冷战结束之后独立建国的小国。

Ali Naseer Mohamed, “The Diplomacy of Micro-states”.

Ali Naseer Mohamed, “The Diplomacy of Micro-states”.

Adam Watson, “Diplomacy: the dialogue between states”, London: Eyre Methuen, 1982, p. 159, 转引自：Ali Naseer Mohamed, “The Diplomacy of Micro-states”.

Ali Naseer Mohamed, “The Diplomacy of Micro-states”.

谢选骏：种不同，不相为谋也——东亚民族与南亚民族

谢选骏：种不同，不相为谋也——东亚民族与南亚民族

 

《他们是一群流落到印度的“中国人”？》说：

 

这个带几分文艺气息的年轻人，如果我在深圳的街头与他擦肩而过，一定不会怀疑他就是一个在深圳打拼的普通中国青年。但实际上，我和他是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相识，他是一个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片次大陆上的印度本地人。

 

不要吃惊。在印度东北部，就生活着这么一群人，他们的相貌与中国人相差不多，甚至，有的部落名都与中国的姓氏类似（比如上面这个年轻人，他的部落名就读作“张”，我一般就叫他“小张”）。但中国对他们来说，是既亲切、又陌生；既向往、又有些畏惧，似乎代表着一个再也回不去的“家乡”——这群人被统称为印度东北部部落民。

 

笔者之前写过从婆罗门到贱民的五个印度年轻人的故事，收到不少读者的反馈，说对了解印度颇有帮助。因此，为了继续补全对印度族群构成的介绍，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会介绍一个特殊的群体——一千多万印度东北部的部落民。由于长期与印度主流文化相隔绝，所以这个群体从未被纳入种姓制度中（连贱民也不算）。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介绍这一群体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他们对印度和中国各持什么看法。

 

大山的子女

 

发源自西藏西部的雅鲁藏布江，在向东奔流近两千公里后，陡然转向西南，切穿喜马拉雅崇山峻岭，流经藏南地区，进入印度境内，在印度的东北部形成了一条狭长的河谷。印度人称之为阿萨姆河谷（Assam Valley）。

 

这个河谷除了西接北孟加拉平原以外，其余三侧都被高山环绕。东北部部落民就生活在这些森林茂密的山区之中。上千年来，这批“化外之民”长期处于周围的东亚儒家文明、南亚印度教文明和东南亚佛教文明之间的夹层中，一直与印度主流文化相隔绝，直到近两百年才被纳入“文明社会”。在古代，这些山区部落民虽然与相邻阿萨姆河谷的印度教王国存在着贸易往来，但从未被其征服，所以一直处于自管自治的状态。

 

而且，部落民内部也远不是铁板一块，高耸的山峰和茂密的森林令部落之间的交通极不方便，所以在这片山区中，分布着数百个不同的部落，每个部落都是各自为政，任何形式的统一都从未发生。因此，这些部落的文化传统之间有着很大差异，甚至相邻的部落之间的语言都不能互通。

 

部落民中那加族的一个女子歌唱组合

 

19世纪中期，英国人在征服了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后，终于来到了阿萨姆河谷。他们从当地平原居民口中听说，在周围的山区里，有一群野蛮的“猎人头者”，时常争斗劫掠，从来不服王化。很快，英国人就亲身见识到了这些部落民的“顽劣”：他们多次袭击英国人在阿萨姆经营的茶园以及贸易据点，抢夺财物，猎取人头。多次交涉无效后，英国人忍无可忍，决定以暴制暴。通过不少于十次的山区远征，有着压倒性军事优势的英国人取得了胜利，将这片山林第一次置于统一的政权管辖之下。

 

在这里，英国人建立了城市据点，引进了印度卢比作为通用货币，部落民和外界的交流日益增多。除了政治、经济上的改变，西方传教士还给部落民们带来了基督教。本土的泛灵论信仰日渐式微，基督教各教派，尤其是浸礼会，成为了当地的主要宗教。

 

英国的学者也开始对这片地区的人文历史展开学术研究。由于当地人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除了零星的间接记载以外，这一地区的历史始终被笼罩在迷雾之中。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试图从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中寻找线索，经过多年的对比研究，学者发现，当地有两百多个土着部落，大多属于蒙古人种（黄种人），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支，其中一些部落可能之前生活在中国的云南境内，后经缅甸迁到此地。

 

等到1947年，英国人离开次大陆时，当地的部落民精英阶层已经能使用英语，熟悉英国文化，但对于加入新生的印度共和国，却还没有做好充分心理准备。

 

不情愿的联姻

 

在印度政府的官方宣传中，东北部的七个邦常被比喻成“七姐妹”，嫁入了印度共和国这个大家庭。但很明显，这是一场不情愿的联姻。

 

2016年初，拍摄于德里的一个种族歧视视频传遍并震惊了印度全国：几个来自东北部的学生在小商铺喝茶时，被一群当地的无业青年大骂：“咪咪眼，你们不是印度人，快滚回中国去！”接着拳脚相向。

 

这样针对东北部部落民的歧视并不少见。事发后，当地电视台就这件事情采访了我的朋友“小张”，问他的感受与看法。小张既气愤又无奈：“我们也是印度人，遵纪守法，勤恳工作，为什么要歧视我们？”当天晚上，愤懑不平的小张拒绝了公司提供的印度餐，回到住处，和东北部老乡们一起做了一顿彰显身份的家乡菜。

 

其实，自独立以来，印度东北部地区和中央政府之间，以及部落民和印度主体民族之间的紧张状态一直存在。建国之来，印度共和国的国族整合在东北部地区推进得尤为吃力。其部落民在二战时期就以骁勇善战着称，曾协同英军对日作战，而战火的洗礼也催化了该地区民族自主意识的觉醒。印度建国后，他们受穆斯林成功建立巴基斯坦的鼓舞，民族独立意识迅速膨胀。很快，东北部的几个重要部族，如那加人、米佐人都相继建立起了自己的武装势力，占据山区里的一些小镇和村庄，与驻扎在城市里的印度政府军对峙。

 

民族主义的高涨激发了部落民的武装叛乱，而经济发展上的滞后也令这一叛乱长年不息。由于地理上的隔绝、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政府对于这一地区的忽视，东北部的发展水平渐渐落后于印度平均水平，年轻人失业率很高。虽然当地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矿业公司却很少由本地人掌控，同时也未能有效带动经济的整体发展。贫穷、失业再加上从缅甸北部流入的毒品与枪支，使东北部山区成为反政府武装的温床。

 

在形成东北部离心力的因素中，主体印度人（尤其是北部印度人）对部落民的种族歧视也不容忽视。部落民一方面身材相对矮小，相貌迥异于北印人，另一方面在男女交往和饮酒吸烟上较为开放，不符合相对保守的印度传统文化，因此很容易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尤其是部落民女性，常常被误认为比较“随意”，从而成为性暴力的对象。

 

东北部部落民在地理、文化上的“孤立感”，在经济上的“剥夺感”，以及在社会上“受辱感”，致使他们一直拒绝融入印度的主流文化。那加族人“小张”就曾经对我说过心中的隐痛：“那些印度人，只对我们的土地、资源和女人感兴趣，并没有真把我们当作同胞。”

 

“我们算是印度人，但更是东北帮”

 

虽然东北部长年动乱不息，但印度政府却没把打击分离主义运动看作是内战，历届印度政府都把工作重点放在“赢得人心”上（虽然现实情形要残酷得多）。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就清醒地认识到，建立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统一国家，是印度复兴的重要前提。他特意指示打击那加叛乱的政府军：“那加是我们的同胞，我们一定要赢得他们的支持，而不是简单的镇压。”而普通士兵获得的训令是：“你们必须尽一切可能赢得那加人的信任和尊敬，同时使他们切实感受到他们属于印度。”

 

二十世纪末以来，印度政府更加意识到了解决东北部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与军事上的胜利相配合,政府还积极采取政治、经济、社会等手段来争取人心,树立政府权威并增强其合法性。在联邦框架内，东北部先后为几个主要部族建立了独立的邦，并给予充分的自治权。在政治上，也尽量发挥议会民主制的调解功能，通过政治渠道疏导民族矛盾。

 

同时，中央政府也在经济上对东北部大量输血，希望能用发展换来稳定。印度全国发展委员会在资金划拨上向东北各邦倾斜，对于人口仅占印度3%的东北部地区（包括阿萨姆河谷和山区），每年的资金援助却占到了全国的30%。印度政府还于1996年出台了“看东北”政策，要求所有中央政府部委将年度预算资金的10%定向投入到东北地区。

 

虽然在实际操作上，由于地方政治体系的混乱和一些地方官员的贪污与滥用，这些政策的效果往往会打折扣，但总算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东北部频仍的叛乱有逐渐平息的趋势：在重要反政府武装中，米佐国民阵线在1986年最早放下武器，经过多年发展，米佐邦现在已经是印度识字率最高的地区之一（91.58%）；而最早发动叛乱，同时也是实力最强大的那加人反政府武装，也在2015年与中央政府达成停火协议。

 

曾在德里上大学的小张告诉我，印度政府的确在促进民族协同发展上面做出了不小的努力。在考学和就业时，因为有专门为部落民（Scheduled Tribes）准备的保留名额，他们会比大部分印度人更有优势。同时，东北各邦政府也给他们提供了可观的助学金，在大学里，他只要学习成绩良好，其助学金就足以支撑基本生活。

 

虽然小张多次向我表达，他对有民族沙文主义的印度人十分反感，但他也承认：“印度毕竟是个大国，可以给我们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好的发展机会。所以，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印度人，只不过我们不是印度教徒，不是穆斯林，而是东北帮（the Northeasts）。”

 

对中国的亲近和疑虑

 

印度的东北部地区天然和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除了人种相近、语言归属同一语系之外，在地理上，它邻近我国的西藏和云南，是中印对峙的前线阵地。

 

可以看到，一条仅有25公里宽的西里古里走廊，将印度东北部和内地连接在一起，中间夹着孟加拉国（即前东巴基斯坦）。这条走廊是印度国防的最大先天弱点。在印度人看来，从前的东巴基斯坦，和现在的中国，都对这一地区有着极大的安全威胁。

 

小张告诉我，听长辈们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曾支持过那加人的独立运动，给予武器和资金援助以及军事方面的指导（真实性未经查证）。所以，他们族人对中国一直抱有好感，也会以与中国人相貌相似而感到高兴：“在印度的景区旅游时，我经常被认为是中国人或日本人。如果我以后去中国居住，应该也会被认作是同胞吧。”

 

近年来，得益于道路状况的改善，中缅印的陆上贸易逐渐兴盛起来。印度东北部通过缅甸，从中国进口了各种各样的小商品。中国人丰富多彩的零食就令小张大开眼界，他曾向我展示自己收集的各种中国糖果：大白兔奶糖、徐福记酥糖，还有牛轧糖、夹心糖等等。尤其是，尝过我带给他的洽洽香瓜子以后，小张激动地说道：“向日葵原来是磕着吃的！”

 

不过，东北帮对于中国的印象也不都是正面的。来自米佐邦的小伙孔卡就给我讲了他们部族的历史传说：几千年前，米佐人幸福地生活在中国西南部的山区里，谁知秦始皇的军队打破了当地的祥和与安宁。许多青壮年被抓到帝国北部去修建长城，不少人因此而死。后来，米佐人终于不堪其苦，在部族长老的带领下，举族搬迁以躲避暴政。就这样，米佐人来到了印度次大陆东北部的山林里重建家园。

 

这一传说自然不可信，但却令一些东北帮形成了对中国政府的负面印象。再加上一些西方和印度媒体对于新中国的片面报道，导致很多东北帮都或多或少地认为，中国虽然军事强大、经济发达，但是政府经常欺压人民，缺乏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

 

有一天，小张拿着一份《印度教徒报》找到我，神色颇有不悦。他指着报纸上的一则新闻说：“中国政府现在还在迫害基督教徒，妨碍宗教自由吗？”我虽知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但也不敢怠慢，于是仔细阅读了那则报道。报纸上写着中国政府强行查禁了一个教会组织，并逮捕了上千名教会成员，看上去似乎真如小张所说。直到我注意到其中的“Quannengshen”一词。哦！原来是全能神。

 

于是我就向小张解释，这是一个借宗教之名、行敛财之实的邪教组织，崇拜一名被称为“女基督”的神秘女子，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散布着他们的歪理邪说，甚至还出现了将人殴打致死的极端案件，严重危害了基督教会的健康发展及社会的正常秩序。

 

小张听后，安心地说：“原来如此，那的确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我可终于放心了。”

 

结语

 

最后给大家讲一段我和小张刚认识时发生的对话吧：

 

在新德里，我认识了两个来自东北帮的年轻人，互相自我介绍时，当听说我来自中国，他们好奇地问道：“你属于哪个部落的？”

 

我回答说：“我姓高，所以大概是高部落吧，你们呢？”

 

这两个人一个说“张”（Chang，发音同“张”），另一个说“毛”（Mao）。

 

我赞叹说：“哇，这可都是大姓啊，尤其是‘张’。你们知道吗，中国张姓有将近一亿人呢。”

 

小张听后，胸脯一下就挺起来了。他得意地说：在他的故乡，“张”部落总共才一万来人，因此总被不远处有十余万人的大部落“毛”欺负，一直心存不甘。今天才知道，原来在中国他还有这么多“兄弟”，以后再也不用自卑了……

 

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的作者向小张隐瞒了共产党中国镇压基督教会的事实，只敢承认镇压了“不是真正的基督教”——这说明共产党自己也知道镇压基督教属于一种邪恶的行为。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国。尽管如此，这篇文章还是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信息，说明了“东亚民族与南亚民族的区别”正是印度东北部和印度本部之间所有问题的症结。东亚民族是黄种人，南亚民族则是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

 

种不同，不相为谋也。

谢选骏：印度东北部应该独立

谢选骏：印度东北部应该独立

 

国际上有些支持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内蒙独立、满洲独立、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七块论”的声音，国内也有人不断呼应……按照同样的逻辑和理由，印度东北部也应该独立，而且更应该独立——因为印度东北部不仅与印度本部人种不同、宗教不同，而且在英国统治印度以前，从来没有和印度发生过任何互相隶属的关系……还不想满蒙藏维等民族长期以来就和中国汉人互动频繁、互通血缘，而且还统治过甚至占领过汉地，因此具有由来已久的“国内关系”而不是“国际关系”。

 

印度东北部和印度本部就不同了，他们之间一直具有国际关系而不是国内关系，所以印度东北部更有权利独立，也更加应该独立。

 

印度东北部是指印度最东部的区域，包括互相毗邻的七个邦和锡金邦，其中阿鲁那恰尔邦与中国有领土争议。

 

其中，锡金在1947年成为印度的保护国，在1975年正式成为印度的一个邦。印度东北部与尼泊尔、不丹、中国、缅甸和孟加拉国接壤。它们与印度其他部分之间以宽度只有21千米的西里古里走廊相连。有时北孟加拉的一部分到西里古里以东也被包括进邻近的印度东北部。这一地区有几个较大的独立运动，如阿萨姆、曼尼普尔等。

 

以上7个邦总面积262,222平方公里。除去阿鲁纳恰尔邦、锡金邦的阿萨姆地区面积为171,383平方公里。

 

印度东北部在行政上属于印度的时间极晚，要到近代英印军队进入此地区，才纳入印度版图，在此之前印度东北部实际上为不属于印度的独立国家。当地人种和印度其他地方不同，多数是蒙古人种，语言属藏缅与南亚语系。

 

（一）

 

《印度东北邦历史上并不属于印度》（傅承敏的博客）说：

 

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于东北部边境地区设立的一个邦，面积83743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位于中国西藏南方、印度阿萨姆邦北方。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拥有对该邦的绝大部分地区之主权，称之为藏南地区，并将该地区划入西藏自治区的错那、隆子、朗县、米林、墨脱、察隅六县的管辖范围之内，也不承认印度拥有该地区的主权。

 

阿萨姆邦位于印度东北部，是国家文化和地理上最独特的地区之一，也是阿萨姆红茶的产地。阿萨姆邦以自然风光而闻名。景观包括茶园，雅鲁藏布江，古迹和寺庙，维韦卡南达曾经说：“仅次于克什米尔，阿萨姆是印度最美丽的地方。”因为这里尚未遭到印度移民的大肆蹂躏。

 

阿萨姆地区在第一次英缅战争中被英军霸占。在1826年英缅签订的“杨达坡条约”之后阿萨姆及其周围地区被迫割让英属印度统治，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被改造为“阿萨姆邦”。

 

阿萨姆地区与不丹和孟加拉国接壤，文化、居民及气候等均与中国云南及包括缅甸在内的东南亚诸国接近，这地方也被认为是野生水稻出现的地方。因而该地区是印度推行旨在制衡“中国影响”的“向东看”政策（Look East policy）的重要基地。

 

因民族问题，阿萨姆邦一直存在掸族独立组织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寻求独立建国。

 

曼尼普尔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成立于1972年，东以缅甸为界，西与阿萨拇邦相连，南以米佐拉姆邦毗连，北同那加兰邦接壤，过去曾经是阿萨拇邦的一部分。在曼尼普尔语中，该邦名称（音译：mnipur）本意为“珍珠城”。主要宗教为印度教和基督教，少数人信仰伊斯兰教。

 

曼尼普尔以前一直都是独立的王国，有着2000年以上的历史，印度和缅甸的主要通路经过曼尼普尔邦，以前土邦大君征收关费，曼尼普尔比印度东北的其他地区富有，因此维持了几百年的独立。当大英帝国占领了印度后，曼尼普尔当然也不能幸免。英国介入曼尼普尔王室之争，将曼尼普尔并入英属印度。

 

当地政府1947年摆脱英殖民之后，1949年重又被印度统治，为中央的直辖区，于1972年从阿萨姆邦分出建立。曼尼普尔邦居民在近几年时间内一直在寻求脱离印度独立建国。

 

梅加拉亚邦是印度东北部的一个邦，东西约三百公里，南北约一百公里，总面积22429平方公里，2011年人口约296万人，首府西隆2011年人口约14万人。主要民族为加罗族（Garo）以及卡西族（Khasi），而该两个民族分别使用加罗语（属于汉藏语系下藏缅语族的萨尔语群）和卡西语（属于南亚语系）这两种语言。主要宗教为基督教，少数人信仰印度教、原始宗教或伊斯兰教。梅加拉亚邦是印度三个以基督教为主的邦之一。其邦名源自梵语，意思是“白云停留的地方”，暗示该地多雨的气候特点。

 

米佐拉姆邦是位于印度东北部的一个邦。于2001年人口普查中邦人口约为890,000。面积21081km2。米佐拉姆邦的识字率高达89%，于印度各邦中仅次于喀拉拉邦。

 

那加兰邦是印度的一个邦，位于印度东北部的喜马拉亚山脉，西连阿萨姆邦，南接曼尼普尔邦。该邦名称“那加兰”字面意为“那加人（居住的）地方”。作为在1963年12月1日从阿萨姆邦里面划出来的一个新邦，那加兰邦是印度的第16个邦。那加兰邦是印度三个以基督教为主的邦之一，超过90%的人口为基督徒，少数人信仰印度教。

 

特里普拉邦是印度的一个邦，位于印度东北部，邦的南边与孟加拉接壤。现特里普拉邦首府为阿加尔塔拉（Agartala），官方语言为孟加拉语和廓博罗克语（Kokborok language，或直接称特里普语）。特里普拉邦的一个内陆邦，地理特征是由几个南北山脉中间的山谷，与西部平原的状态。主要宗教为印度教性力派，少数人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或佛教。

 

（二）

 

《印度东北部地区》介绍其中活跃的民族解放运动说：

 

印度东北部地区包括阿萨姆、梅加拉亚、曼尼普尔、特里普拉、那加兰、米佐拉姆等邦。与中国、缅甸、孟加拉国、不丹比邻，通过西里古里狭长通道与印度次大陆相连，因其战略地位重要，被称为“敏感三角”地带。此地区和中国、缅甸接壤，人烟稀少、地形崎岖，管控难度大，并且直到印度独立后才被纳入版图，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印度本土。由于该地区在宗教信仰、民族构成、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上，与印度其他地区存在明显差异，宗教和民族矛盾相当尖锐，分离主义趋向严重。

 

印度东北部地区有数十支反政府武装组织活动，包括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波多民族民主阵线和卡塔普尔解放组织、特里普拉民族解放阵线、卡尔比民族志愿军等。他们的诉求各不相同，有的要独立，有的要自治。其中，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卡普朗派）和另外两个武装近期组成了“东南亚西部民族联合解放阵线”（UNLFWSEA），预计很快就会有更多武装加入。

 

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卡普朗派）、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伊萨克—穆瓦哈派）、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和波多民族民主阵线是对阿萨姆邦社会安定有直接影响的四个印度东北部分离与恐怖主义组织。

 

【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

 

那加人的民族独立运动是印度东北部分离主义活动的一面旗帜。

1946年，“那加民族委员会”（NNC，the Naga National Council）成立，成为那加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力量。

1975年11月11日，那加民族委员会与印度政府签订了《西隆协定》，许多成员放下武器回归正常生活。在那加民族委员会溃散后的几年里，其分离主义活动一直处于低潮。

1980年，“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NSCN，the 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aland）成立，那加人的分离主义活动也随之回升。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宣布要以武装斗争方式使那加人从印度政府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成立一个独立的“那加人民共和国”。

1988年4月，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因内部权力斗争分裂，以卡普朗（S. S. Khaplang）为首成立了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卡普朗派系”（NSCN-K，the 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aland-S. S. Khaplang），以伊萨克（Isak）和穆瓦哈（Muivah）为首成立了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伊萨克—穆瓦哈派系（NSCN-IM，the 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aland-Isak&Muivah）。卡普朗派系的成员主要是孔雅克那加人（Konyak）、伊萨克—穆瓦哈派系的成员主要是坦昆那加人（Tangkhul）。

印度政府与伊萨克—穆瓦哈派系和卡普朗派系分别于1997年和2001年达成了停火协议。那加人在印度、缅甸和阿萨姆东南部都有分布。印度境内的那加人居住在那加兰、曼尼普尔和阿萨姆邦。卡普朗派系的领导人卡普朗是缅甸那加人，他们将缅甸的实皆省（Sagaing）称为“东那加兰”。伊萨克—穆瓦哈派系的领导人伊萨克和穆瓦哈则是印度那加人。

那加人认为，是英国殖民者使其失去了往日的自由，并将那加这一古老民族割裂在了不同国家内，因此希望在英国人走后恢复独立，将所有那加人居住的地区合并起来，实现那加人的统一自治。伊萨克—穆瓦哈派系主张建立一个总面积为今那加兰邦6倍的独立国家“那加国”（Nagalim）或“大那加兰”（Greater Nagaland），其领土范围不仅包括那加人在印度的居住地、还包括阿萨姆邦和缅甸的部分地区。卡普朗派系的斗争目标也是建立一个所有那加人聚居的“大那加兰”，其领土主张与穆瓦哈派系相似。

20世纪后半期，那加人的分离主义运动经历了由“非暴力”到“暴力”的斗争方式转变，由“多数民众支持”到“少数极端分子活动”的运动基础转变，由“共同面对印度敌人”到“不同派系火并”的斗争内容转变，由“民族自由的崇高理想”到“绑架勒索与恐怖活动”的运动性质蜕变。在这些转变中，那加民族分离主义组织演变成为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相融合的地方团伙势力。

 

【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

 

阿萨姆邦是印度分离与恐怖主义组织活跃的“重灾区”，同时也是印度建国后被分割最为严重的邦。印度建国时，阿萨姆邦面积广袤，1987年印度邦级区划的第二次重组浪潮结束时，在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的冲击下，阿萨姆邦呈现出“碎片化”，分离出来的新邦多达3个，即那加兰邦、梅加拉亚邦和米佐拉姆邦。这种“一变四”的区划分割在印度建国后的邦级区划变动中是比较少见的。

阿萨姆的分割是印度东北部分离主义活动巨大冲击力的最直观反映。在阿萨姆邦众多分离与恐怖主义组织中，最为著名、且对“阿邦”安全局势有直接影响的是成立于1979年的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ULFA，the 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sam）和成立于1988年的波多民族民主阵线（NDFB，the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Bodoland）。

1979年至1985年之间，阿萨姆邦掀起了反对“外来人”的“阿萨姆运动”，这场运动催生了武装分离主义组织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武装革命方式使阿萨姆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并保护从邻近地区来到阿萨姆生活的人的利益不受侵犯等。

1990年，印度政府将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列为“恐怖主义组织”，而美国国会也将该组织列为“其他值得关注的组织”。

1991年，印度政府调集4.3万正规军、发起了为期三个月的“犀牛行动”（Operation Rhino）围剿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严重打击了该组织的有生力量，把该组织主和派逼上谈判桌。但是，该组织残余的主战派势力与其他非法武装组织潜入不丹南部森林地区，先后建立了13个营地，将其作为训练武装人员、储存弹药以及向印度实施突袭的基地。

在印度多次交涉下，不丹国民议会于2002年7月通过决议，如果武装分子拒绝和平离境，政府必须用武力将其赶走。

2003年9月，不丹国王旺楚克进行最后一次努力，邀请分裂分子到首都和谈。11月，在最后一次和谈破裂的情况下，不丹决定从7000人的总兵力中抽出6000人，展开军事围剿。12月15日，不丹皇家军队发动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行动。印度军方向不丹援助了大批防弹背心、夜视仪、无线电台以及枪支弹药。围剿行动共摧毁了30个武装分子训练营地，打死120多名武装分子，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不丹向印度政府移交了43名被抓获的武装分子，其中包括“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的4名高级头目。

印军在印不边境加强警戒，导致叛乱分子大多向北逃往中不边境。叛乱分子在“求援信”中也曾声称，如果未获允许，他们将非法越界进入中国西藏。

2011年9月3日，印度政府与阿萨姆联合解放战线终于签署一份停火协议。舆论认为，这将为印度东北部地区尽快实现和平稳定奠定基础。11月14日，印度媒体援引情报界人士爆料称，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领导人帕雷什·巴鲁阿正躲藏在中国边境城市。就在巴鲁阿藏身中国边境以玉石贸易闻名的城市里时，他手下25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转移到了塔噶西南约10公里的地方。塔噶在缅甸的克钦地区，距印缅边界70公里，是一些民族分离组织的大本营。

 

【波多民族民主阵线】

 

波多人（Bodo）是阿萨姆平原地区居民，也是阿萨姆邦古老原著民之一，波多人认为其利益受到了阿萨姆邦多数人口阿萨姆人和孟加拉人的侵犯。由于阿萨姆邦邦政府的忽视，波多人问题逐渐从最开始的谋求民族自治和经济发展演变为民族分离主义问题。成立于1986年10月的波多民族民主阵线是波多人最主要的分离主义组织，其斗争目标是在布拉马普特拉河北部波多人聚居的地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波多国”（Bodoland）。

2005年5月，波多民族民主阵线与印度中央政府和阿萨姆邦邦政府达成了停火协议。在波多民族民主阵线内部，同意与政府谈判解决问题的成员被称为“和谈派”（NDFB-PTF，Pro-talks Faction of NDFB），反对和谈的成员则被称为“反对派”（NDFB-ATF，Anti-talks Faction o f NDFB）。

与那加人的分离主义组织一样，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和波多民族民主阵线在印度政府军的强力围剿下，逐渐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相融合，运动性质发生了巨大蜕变：政府军人和警察不再是惟一的作战目标，地方百姓也成为打着“分离主义”旗号的武装分子袭击的对象；武装分子对地方安全力量的零星伏击主要是为了制造声势和混乱，以便增加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斗争方式不再单一表现为对地方安全力量的零星骚扰，还增加了绑架暗杀、敲诈勒索百姓和政府雇员、抢劫银行、恐怖袭击教堂和公共交通工具等新内容；武装分子手中的枪械越来越少地用作争取民族独立的武器，更多情况下成为维护势力范围、进行毒品交易、军火走私、解决派系利益纠纷的工具。

 

（三）

 

《印度东北部“七姐妹”：亚洲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提出分析报告说：

 

印度东北部“七姐妹”是指：

 

印度东北部的七个邦（包括伪阿鲁纳恰尔邦，大部分是由侵占我国的藏南地区构成），号称七姐妹：阿鲁纳恰尔邦、阿萨姆邦、梅加拉亚邦、曼尼普尔邦、米佐拉姆邦、那加兰邦和特里普拉邦。

 

“西里故里走廊”这个鸡脖子的左边是印度本土，右边是印度的所谓东北七姐妹：

 

印度东北部地区的人们发现，自己与邻居们以及外部世界的连接方式，让新德里的决策者们感到担忧。最近在东北阿萨姆邦发生的穆斯林与博多族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已经迫使40万人逃离家园，不禁促使人们对该地区及其更广泛的影响加以仔细审视。巴基斯坦、中国、缅甸和孟加拉国——还有世界上的基督教和伊斯兰社群——都卷入了该地区的冲突。

 

博多族人是阿萨姆邦第一大土著民族，米新人（与我墨脱的米新巴同源）是第二大土著民族。

 

数十年以来，印度的这个角落一直受到社群不和、种族暴乱以及非法移民的困扰。在博多人与穆斯林爆发冲突之后，印度其他地方也出现了攻击行为，甚至远在南部的班加罗尔，那些看起来像是从东北过来的人们都感受到了威胁。有超过3万东北人，其中许多属于蒙古人种，纷纷在大逃亡中跳上火车。有关外国干涉的谣言在蔓延，而它们都暗指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

 

历史原因

 

印度东北部，通过一条宽约20到40公里不等的狭长地带，与其他地区相连。这条小道也被称为西里古里走廊，更通俗一点的叫法是“鸡脖子”。而这种独特的领土现象正是1947年英属印度分治造成的结果。东孟加拉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成了独立后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从此将布拉马普特拉平原和环绕的群山实际上与许多东北居民所称的“印度本土”分割开来。

 

东巴基斯坦于1971年分裂成为孟加拉国，这个面积只相当于希腊或者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小的国家却有1.6亿人口。贫穷、落后和土地稀少促使数百万人跨过边境移居阿萨姆和富饶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谷。斗争围绕着土地和生计而展开，但是这些孟加拉人是穆斯林，使得冲突蒙上了宗教的阴影，并吸引了邻近伊斯兰国家的注意。

 

在上世纪70年代末，阿萨姆民族主义者和当地部落对蜂拥而至的孟加拉人发动了攻击。在阿萨姆邦的农村地区，一个名为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又称ULFA）的武装运动早在1979年就已出现，并分布全邦。他们要求驱逐外国移民，并寻求阿萨姆邦的独立。

 

在1983年2月18日发生的一场不到6个小时的大屠杀中，有超过2000多人在奈利村附近被杀，其中大多数受害者是孟加拉移民。

 

ULFA也在东北部藏缅人居住的其他地区发动了叛乱。那迦人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就在为脱离印度而斗争，他们不但从几个相邻国家获得物质支持，同时还得到了基督教团体的鼓励。米佐人则从60年代就开始了斗争，而在曼尼普尔的英帕尔河谷，左翼民兵发起了暴力行动，希望将自己的邦变成独立的共和国。

 

冲突不停

 

西北部克什米尔地区的冲突可能更引起外界注目，但是东北部冲突的严重程度一点也不比它小，或许还造成了更多人死亡和更大的破坏。故而让阿萨姆邦的商业中心古瓦哈蒂赢得了“该国受轰炸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这样一个颇受争议的殊荣。游击队与政府军之间的流血冲突已经成为部族所在山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印度的头号敌人巴基斯坦为那迦和米佐叛军提供了庇护所、军事训练和武器。

 

1971年当印度军队开进达卡时，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两个族群反叛力量的领导人。印度和新独立国家孟加拉的关系开始恶化。不久叛军回到了吉大港山区的藏身地，隐藏在达卡和北部城市锡尔赫特的庇护所里。那迦和米佐这两个团体一直关系密切，直到后者于1986年与印度政府签订了和平协定。

 

在之前的1985年，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ULFA）司令帕雷什.巴卢拉（Paresh Barua）带领他的战士从反叛军营地跨过了西北部边界进入缅甸。与部落游击队的联盟并没有维持多久，这也反映出高原居民与平原居民之间由来已久的相互敌视。

 

ULFA在寻找可并肩战斗的同志，以便能够在印度国境之外建立基地，很快他们就在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中找到了这样的盟友。1992年3月，巴卢拉和他的几名副官从新加坡回来，在那里他们买到了许多高性能通讯设备。他并未掩盖巴基斯坦在支持ULFA并鼓励他们加强在阿萨姆邦的行动这一事实。当时，印军第8山地师已经撤出东北地区并被调往克什米尔。如果阿萨姆邦再度发生严重的混乱，很明显三军情报局希望该师以及其他部队会被从克什米尔地区抽调出来。

 

作者曾先后在缅甸的那迦反叛军营地以及泰国与巴卢拉会面，并于1996年4月在达卡第三次见到了他。当时他由两名孟加拉情报官员保护着，而他们并不乐意看到外国记者出现在本应该是绝密的藏身之所。UFLA原本脱胎于反对孟加拉非法移民的民族主义运动，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却在孟加拉国找到了新的庇护所，并成为了外国情报机构手中的卒子。ULFA成员怀揣着孟加拉国护照，并用穆斯林假名在本地区旅行，畅通无阻地前往泰国、菲律宾和中国等地。

 

未来麻烦不断

 

缅甸与印度东北部民兵的联系也同样惊人。ULFA在2009年底时被迫离开了孟加拉，这距离孟加拉人民联盟（Awami League）——一个据称比其前任孟加拉民族主义党对新德里更为友好的党派上台不到一年时间。ULFA主席拉克霍瓦（Arabinda Rajkhowa）连同其整个领导层都遭到逮捕并被遣送到印度，现在他们正在那里与当局谈判。

 

巴卢拉和他的忠实追随者重新聚集在缅甸北部皆实省亲墩江以西靠近塔卡村的一处新营地里。他们与那迦和曼尼普尔民兵共用这处营地，且距离缅甸军队的前哨站不远。据报道缅甸军队于2011年9月袭击了塔卡营地，将其部分摧毁。当地的消息人士声称绝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行动。不过在缅甸总统登盛（Thein Sein）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几周前就传出与袭击相关的消息，恐怕不完全是巧合。

 

与巴基斯坦不同，缅甸对于在印度东北部制造混乱不感兴趣。缅甸无意调动用于平息本国动乱的军事力量来打击印度的叛军。相反，当地的消息人士指出缅甸军方更倾向于在印缅之间不稳定地带建立缓冲，这样就能避免在该国的偏远地区维持治安，从而与印度保持距离。中国则扮演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角色。除了有争议的地方之外，据报道，巴卢拉待在中国的时间比在塔卡营地的时间还要长。

 

印度东北部是亚洲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随着数个外部势力插手冲突，也许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麻烦。

 

（四）

 

谢选骏指出：种种迹象显示，不能简单孤立地看待2017年中印边境冲突，而应该从整个印度东北部的地缘形势去看待这一由来已久的“压力锅的出气孔”。这个出气孔必须在中印孟缅四国之间保持必须要的平衡，变成独立的缓冲区，维持其历史上的出气孔地位，否则就引起地缘爆炸等后果。

 

国际上有些支持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内蒙独立、满洲独立、台湾独立、香港独立的“七块论”的声音，国内也有人不断呼应……按照同样的逻辑和理由，印度东北部也应该独立，而且更应该独立——因为印度东北部不仅与印度本部人种不同、宗教不同，而且在英国统治印度以前，从来没有和印度发生过任何互相隶属的关系……还不想满蒙藏维等民族长期以来就和中国汉人互动频繁、互通血缘，而且还统治过甚至占领过汉地，因此具有由来已久的“国内关系”而不是“国际关系”。

 

印度东北部和印度本部就不同了，他们之间一直具有国际关系而不是国内关系，所以印度东北部更有权利独立，也更加应该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