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指出：孔子主张“听其言，观其行”，所以后世用这个方法考核孔子名下的《论语》，发现他是一位世故的“政客”、“求职者”甚至“混世魔王”。这个结论也许有些片面，但是这个方法在考察实思想家们“到底说的是什么”的时候，还是相当有效的。所以我个人认为，从一个思想家的生平出发去理解其思想，是一个基本的线索。
（一）
《颜元：一位值得纪念、学习和研究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2016-05-31博野在线）说：
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摧毁了腐朽的晚明王朝。而缺乏政治素养的农民所建的政权，又很快被清军摧毁。正是这种社会动荡，催生了一批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曦、王夫之、颜元、李塨等。明王朝的悲惨结局，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为他们提供了思想的动力和思考的内容，而刚刚入主中国的清朝统治者，为政权维稳，正千方百计拉拢汉族知识分子，还没来得及对广大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思想控制和政治打击，这就为这些思想家思想的产生和传播，留下了相对自由的时空。由于这些人大多不愿意到清朝的官场任职，于是他们就投身教育，一来可以养家糊口，同时还可以通过教育来传播自己的思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颜元和他的弟子李塨等一起，创立了一个以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为基本宗旨、以传承道统康济民命为根本目标的学术流派，史称颜李学派。
这个学派的创始人颜元（1635—1704），字浑然，号习斋，博野县北杨村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
颜元年轻时，曾服膺陆王心学，继而笃信程朱理学。但随着阅历的增加，他逐步认识到程朱理学掺杂了释道二家的虚浮思想，已不足以承担社会主流思想的重任。颜元认为，正是其重文轻武不尚实践的思想意识，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教学方法，以及明清实行的八股取士的科举方式等，是使中华民族贫弱沦胥的重要根源。于是，在35岁那年，他著作了《存性编》和《存学编》，开始对程朱理学进行系统性批判，并从而树起了自己的实学旗帜。他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目的是为天地造实绩，为生民谋福祉。其思想具有平民性、务实性、批判性和创新性四大特征。在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教育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自己全新的思想。在政治方面，他提出了初步的官吏选举和地方自治思想；在经济方面，他提出了垦荒、均田、兴水利的富民思想和正其义以谋其利的全新义利观；在军事方面，他提出了民皆兵、官皆将的全民皆兵思想；在哲学方面，他提出了性形一体、注重实践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他在教育方面的一系列创新，更使其教育思想成为中国新旧教育的一个界碑。
颜元对中国当时学校教育的改革，可以说是全位的。从教育理念，到办学目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育教学方法等，他都提出了自己全新的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
在教育理念方面，他提出了「学者，学成其人」（《存学编》卷一。陈山榜、邓子平《颜李学派文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以下凡只标页码的引文均引自此书）的全新理念。他从其性善论出发，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可教的，并且教育并不是要改变人的本质，而是要开发人的潜能。他说：「人心中具有仁义、位育，但得活理养之，则学成具全体大用，否则血肉腐朽而已矣。如鸡卵中具有羽肉冠距，但得暖气养之，则化成而飞鸣走食，否则青黄死水而已矣。」（《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第529页）这种学成其人的教育理念，在今天亦属先进。
关于办学目的，在颜元之间的古代社会，几乎都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这在官办学校，本属题中应有之义，不难理解，然而就是一些民间所办学校，其办学目的也基本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间偶有对民众的教育，也多是教化，即教他们服从统治而已。颜元则一改这种「治人」教育为「民命」教育，即为解决广大民众的生计问题而办教育。仅此一点，其可贵性与先进性已无与伦比。在这方面，颜元还提出了「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存治编·井田》第97页）的主张，这已远非孔子的先富而后教可比拟。
在培养目标方面，颜元提出了培养「转世人」的思想。他说:「但抱书入学，便是作转世人，不是作世转人。」（《存学编》卷四。第87页）他所说的世转人，就是被社会牵着鼻子走的人，而他所说的转世人，则是遇事有自己的主见，立场改造社会的人。他要培养的是儒者，而不是书生和文人。他认为，那些幼而读书、长而解书、老而著书的人，只是书生，而不是儒者，那些幼而读书、长而学文、老而刻文的人，也只是文人，而不是儒者，只有那些处也惟习行、出也惟经济、准备任君相百职、为生民造命、为气运主机的人，才是真正的儒者。
为培养经济士、干济才，颜元对学校教育的课程进行了彻底改革。他认为当时的士子惟业八股，殊失学教本旨。他说：「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第588页）于是，他把时文与僧、道、娼一起，并列为社会四秽，直言道：「为治去四秽，其清明矣乎，时文也、僧也、道也、娼也。」（《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第652页）当然，颜元也清楚地知道，八股制艺是当时国家的定制，他虽然反对，但却无权取消，所以，在他所设的学校里，是「愿学八股者听」，也就是说，是允许的。
颜元反对学习八股，那他主张学生学什么呢？他认为，一切社会科学、军事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只要是能提高自身才德、有利于宇宙和人类的，都可以学习。他说，「夫文，不独《诗》《书》六艺，凡威仪、辞说、兵、农、水、火、钱、谷、工、虞，可以藻彩吾身、黼黼乾坤者，皆文也」，「君子无方以学之，则事物洞达，措办有方」，「虽未必德即进于中和，功即臻于位育，亦可以弗畔于道矣」。（《四书正误》卷三。第172—173页）他在主教漳南书院时，为学校设计了四主斋：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而将当时国家定制的理学和帖括作为附斋，视为临时科目。也就是说，颜元不仅提出了先进主张，他在自己后半生的教育生涯中，还一直实践着自己的思想。
对于德育，颜元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世宁无德，不可有假德。无德犹可望人之有德，有假德则世不复有德矣。」（《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第584页）而他所提倡的实德，则是智、仁、勇三达德，而其最高的理想境界，则是「成己必兼成物，至中和必期位育」，「万物一体，天地为徒」。他认为，只有具备这种道德的人，才能「撑持气运，砥柱人群」。（《四书正误》卷四。第201页）而实德的形成则是在进业中。「六德是成德事，急难作成，六行是施为处，急难如法，先之以六艺，则所以为六行之材具、六德之妙用，艺精则行实，行实则德成矣。」（《四书正误》卷三。第176页）
智德而外，颜元对学校开设体育课也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在他的学规中，十天中就有两天习射。而举石、超距、拳术、技击等，都是常课。针对宋儒提倡的静坐读书，他总结道，「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动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圣道亡矣，乾坤降矣。」有鉴于此，颜元断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益自信其考前圣而不廖矣，后圣而不惑矣。」（《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第568页）
毛泽东对颜元注重体育的思想特别赞赏，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写道：「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新青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另外，颜元还公然在学校进行性教育。虽然他的性教育内容并不完全科学，但是，仅此一举，已经具有破天荒的意义了。
在教和学的方式方法方面，颜元更是多有创新。
首先，他提出了远其志而短其节的思想。他说：「学贵远其志而短其节。志远则不息，节短则易竟而乐。」（《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第529页）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极具远见的教学思想。学贵有志，非志无以成学。远大志向是激励学生进步的源动力。而分节授课，则让学生能时时看到自己的进步，「易竟而乐」。直到如今，我们的学校教学，无不分章节进行，而颜元在三百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个主张，并讲出了其中的道理，可以看到颜元的教育教学思想是多么先进！
（谢选骏指出：“短其节”的说法来自《孙子兵法》“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可以解为“节奏短”。但是，孙子那是作为战术提出的，所以与“势”相对；不像是颜元是作为战略提出的，所以与“志”相对。作为人生战略和终极价值而提出的“节”，更接近“节操”而不是“节奏”。所以，颜元在这里确实有点散布“扬弃节操”的非道德主义嫌疑。这在潜意识里，可能是为他们父子认贼作父的汉奸行为进行开脱。难怪同样小商小贩出身而后同样投靠北方蛮族的毛泽东，对颜元的接受度那么高。）
其次，他提出了科学的因材施教思想。他说：「吾于孟子之论治而悟学矣。人之质性各异，当就其质性之所近、心志之所愿、才力之所能以为学，则易成。」「人之质性近夷者，自宜学夷，近惠者，自宜学惠。今变化气质之说，是必平丘陵以为川泽，变川泽以为丘陵也，不亦愚乎！」（《四书正误》卷六。第205页）这种因材施教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尤其是他所主张的三原则，更是缺一不可。「就其质性之所近」是因其天赋，就其「心志之所愿」是因其志向，而就其「才力之所能」则是因其现有之知识能力。天赋是「物质」基础，且极难改变，要变人天赋，确实如同变丘陵为川泽、变川泽为丘陵一样难。所以，因材施教，首先是以其天赋为基础。而「心志之所愿」，则是学生学习的动力之所在，是使学生乐之、好之的基础，违背心志之所愿的原则，则将失去学习动力，一旦学生不乐之、好之，甚至不情愿时，教育的效果也将黯然失色。而「才力之所能」，则是学生进步的基础。人的进步，只能在已有的基础上进步，这已被建构主义所证明。颜元在三百多年前提出的因材施教三原则。都被现代科学证明是正确的，对于这样的智慧，我们深感惊异。
最后，颜元还提出了少讲读而多习行的教、学方法。
少讲读而多习行，是颜元教、学的思想的基点，也是其教育思想的最典型的特征。他之所以将自己的学塾改称「习斋」，且以「习斋」自号，就因为他特别专注于这个「习」字。他说：「仆妄谓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讲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诗》《书》六艺而已。即《诗》《书》六艺，亦非徒列坐听讲，要惟一讲即教习，习至难处来问，方再与讲。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于是，他强烈呼吁：「惟愿主盟儒坛者，远溯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于习之一字，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存学编》卷一。第42页）颜元当然是正确的。当时的讲读教学，对于帖括八股而言，或有其效，而如果是培养扶世济民的经济士、干济才，则非习行不为功，因为讲读过程，其实只是一种信息传递，而要想将知识转化为分析事物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通过习行是不行的。
颜元对传统学校教育的改革，是全方位的，其创新之处，不胜枚举，以上所言，略述而已。
颜李之学，自清末以来，颇为大家所推重。戴望在其《颜氏学记》的《序》中说：「如颜氏者，可谓百世之师己，其余数君子，亦皆豪杰士也。同时越黄氏、吴顾氏，燕、秦间有孙氏、李氏，皆以耆学硕德负天下重望，然于圣人之道，犹或沿流忘原，失其指归，如颜氏之摧陷廓清，比于武事，其功顾不伟哉！」
梁启超每议及颜李，则慨为表彰。他说：
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其为新旧之争。期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会2003版，第121页）
他们是思想界的大炸弹，于汉以后二千年所有学问一切否认，……总括起来，他们的学说，和现代詹姆士、杜威等所谓之「唯用主义」十二分相像，不过他们所说早二百多年罢了。（《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收《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3页）
斋生平学凡四变。少年，尝治道家言。稍进，学陆王。再进，学程朱。皆用淬厉刻苦功夫，有所得。中年以后，乃自创一派，专标唯用主义，排斥冥想讲诵笺释之学，实为二千年来学术界一大革命，（《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收《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4页）
钱穆每议及习斋，也是慨为表彰。他说：
习斋，北方之学者也。早年为学，亦尝出入程朱陆王，笃信力行者有年，一旦翻然悔悟，乃并宋明相传六百年理学，一壁推翻，其气魄之深沉，识解之毅决，盖有非南方学者如梨洲、船山、亭林诸人所及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9页）
以言夫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大师，习斋要为巨擘矣。岂仅于三百年！上之为宋元明，其言心性义理，习斋既一壁推倒；下之为有清一代，其言训诂考据，习斋亦一壁推倒。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王昆绳语，见《居业堂文集》卷八《与婿梁仙来书》）遥遥斯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可以为习斋咏矣。（《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79页）
陈登原在其《颜习斋哲学思想述》中也感叹道：
习斋以孤军战考核、词章、义理三大派，而卒不为屈，以习、行、实、动训士，匪特合中国此时之所需，亦可传诸百世而不废者。高山景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莫谓秦无人」，以视西来之动的哲学，益叹慰矣。（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思想汉奸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中，将颜元视为早期启蒙主义者。他评论道：
他是中国十七世纪思想界中的一支异军。他在当时启蒙的人物中，对于理学的批判，比王、顾、黄三个更加彻底，毫无保留……王、顾、黄三人在时代精神上是宋明道学的异端，但都在形式上还对理学抱有保留的态度。王、顾形式上左袒程朱，黄宗曦形式上左袒王守仁。颜元不然，对于宋以来的道学家，一齐推翻，没有一丝形式上的保留态度。（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会1956年版，第324页）
他的「唤迷途」……无异是召唤宗教世界所失掉的「人」魂，所以叫做「存人」。这里含着及其浓厚的近代市民阶级的人文思想，不能仅以形式上的「靖异端」目之。他所召唤来的理想人类，是人文主义的个人觉醒和个性解放。在这一点，他比任何一位清初学者都要极端，都要坚决。（第337页）
文化史家蔡尚思把明清之际视为又一次百家争鸣，并把其内容分为朴学（经学）、史学、哲学、教育学和文学、科学六个系统，而颜元就是教育系统的突出代表。他说：
以颜元为首的行动主义教育学系统，这个学派的思想范围很广，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等等，而偏重的是教育方面。其中心思想是义利合一，道功合一，身心道艺合一（全面发展），教治合一，学、行、政三者合一，文武合一，兵、农、礼乐三者合一；习动不习静，贵实行不贵书本心头，重经邦济世不重笔墨，要有事不要无事等等。此学派的主要代表为颜元、李塨、王源，其次为恽鹤生、程延祚、张鹏举等。此派不大为当时人所闻知，戴望特发愤为作《颜氏学记》大力宣传它。此学派反程朱道学、陆王心学及佛老等派，上承墨学苦行派、宋代功力派，而集其大成。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才为人们所大力提倡。这真是源远而流不长的一个思想体系。（《中国文化史要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101页）
以上所述，是几位知名学者从不同侧面对颜李学的肯定与表彰。而在20世纪20年代，在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倡议和支持下，颜李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那时，他们组建了四存学会，创办了《四存月刊》，创建了四存中学，出版了《颜李丛书》，徐世昌还亲自编撰了《颜李师承记》一书。
颜李学在20世纪初便已走出国民，先是传到日本，20年代传到欧美，后来韩国的相关研究也很热络。尤其是其创始人颜元的思想，广为海外人士所称道。
颜李学派的思想，曾因影响了毛泽东等人而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现在，其求真务实的思想，对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干兴邦的战略方针，也应具有不同寻常的借鉴意义。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章在评价颜元时，洋洋洒洒地分析了时代背景，却只字不提其生平，这非常奇怪。因此可以理解为，其中必有缘故——那就是“为尊者讳”。因为他们的生平都有类似的“汉奸”背景，只是投靠的主子，从颜元的满清变成了毛泽东的苏联。
（二）
下面我们来补充上述的不足，来看看颜元的底细。
颜元（1635年—1704年），清初儒家、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创始人。原字易直，更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今保定市博野县）人。对此，民间所谓“保定府的狗腿子”可谓一针见血，不可不察。
颜元一生以行医、教学为业，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几方面并重，亦即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并重，主张培养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猛烈抨击宋明理学家“穷理居敬”、“静坐冥想”的主张。其主要著述为《四存编》、《习斋记余》。
明崇祯八年（1635年），颜元出生。因自中年后倡导习行学说，书屋名曰“习斋”，世人尊称为习斋先生。颜元祖籍直隶博野县北杨村，父名颜昶，因家境贫寒，幼时过继到蠡县刘村朱九祚家为养子，改姓朱。颜元出生在朱家，取名朱邦良。时值家中园内凿林，取乳名园儿。后来颜元归宗，取此字音为名。颜昶在朱家，常受到歧视和虐待，愤懑抑郁至极，萌生了逃离这个家庭的念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皇太极率清兵入关，掠掳京畿地区，颜昶乘机随军逃往关外，自此音讯断绝。这一年，颜元才四岁。八年以后，生母王氏又改嫁，留下他孤身一人在朱家。
颜元的养祖父朱九祚，号盛轩，多年在地方任武职。崇祯十二年（1639年），朱九祚任兵备道禀事官，携颜元移居于蠡县城内。当时，国事日非。他曾上言：“今日之兵，皆市井滑徒，顶名食粮。出则抢掠，战则奔逃。且逃后并不知其为谁，此所以仓库日空而战无一卒也。”他提出一种办法，认为可不费粮饷，而得可战之兵数万。其法是：“编各州县富民子弟习弓马者，十家共一兵，复其杂役，马甲器刃令自备。居常训练，每兵一副卒，正兵伤则提副卒补。伍兵土著不可逃。且一身勤王，十家安枕，其孰肯逃？兵利粮给，取之不穷。”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朱九祚并无反抗的表示。顺治四年（1647年），蠡县生员蒋尔恂曾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聚众杀死知县，称大明中兴元年，朱九祚却“率众守里”，对抗蒋尔恂的义军。蒋失败后，清廷驻蠡县兵备授予朱九祚巡捕官职务。不过，他有时也表现出一种正义感。顺治初年，“刘里被圈，旗奴韩某恣横，率意耕田，失产者日众”。九祚“伺其窝盗，围而擒之，鸣于县府”。按律，韩某本应问斩，虽遇赦得脱，但不敢再行肆虐，“里闬穷民不受满人侮，得各租祖田”。顺治八、九年时，地方粗安，清廷裁革省南道，朱九祚便谢任。不久，又因事被人控告，一度逃遁，颜元亦被系讯。讼案完结，家产日落。由于在城内居住费用较大，便返乡居住。晚年“恬退自牧，不入城市。教其子晃及养孙元耕读，是事不与世局”。
颜元八岁起受启蒙教育，从学于吴洞云。洞云先生善骑射、剑戟，又感慨明季国事日非，曾着有攻战守事宜之书，同时也长于医术和术数。这使颜元从小时起，便受到与众不同的教育。可惜在十二岁时，因遭吴妻怨怒，不能再从先生游。
颜元十四、五岁时，又看寇氏丹法，学运气术，娶妻不近，欲学仙。后来知仙不可学，“乃谐琴瑟，遂耽内，又有比匪之伤，习染轻薄”。十九岁时，又从贾端惠先生学。端惠禁受业弟子结社酣歌、私通馈遗，颜元遵其教，力改前非，习染顿洗。为了科举功名，颜元从十岁起，还学习八股时文。养祖父朱九祚曾想为他贿买一秀才头衔。颜元哭泣不食，说：“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结果，十九岁时，自己考中秀才。
颜元二十岁时，讼后家落，回乡居住后由他担负起全家生活费用。“耕田灌园，劳苦淬砺。初食薯秫如蒺藜，后甘之，体益丰，见者不以为贫也。”为谋生计，开始学医。同时开设家塾，训育子弟。二十一岁时，阅《资治通鉴》，废寝忘食，于是以博古今、晓兴废邪正为己任，并决心废弃举业。后来他虽入文社、应岁试，只是取悦老亲而已，不愿以此误终身。二十三岁时，又见七家兵书，便学兵法，究战守事宜，尝彻夜不眠，技击之术亦常练习。这个时期，颜元还深喜陆九渊及王阳明学说，以为圣人之道在是，曾亲手摘抄要语一册，反复体味。
颜元二十五、六岁时，思想又有较大变化。这时他得《性理大全》读之，此书集宋代理学家思想之大成。他深深地为周、张、程、朱等人的学说所折服，从此屹然以道自任。“农圃忧劳中必日静坐五六次，必读讲《近思录》、《太极图》、《西铭》等书。”他乘间静坐，目的是主敬存诚，但周围的人“有笑为狂者，有鄙为愚者，有斥为妄者，有皆为迂阔、目为古板、指为好异者”，他都不介意。
康熙三年（1664年），颜元听说蠡县北泗村有位王法干，此人恶僧道，斥佛老，焚时文，读五经，居必衣冠，持身以敬，教家以礼，乡人有目为“狂癫”者，颜元却瞿然惊喜，大呼：“士皆如此癫，儒道幸矣！”遂与其纳交。两人每十日一会，每会，相互“规过辨学，声色胥厉，如临子弟。少顷，和敬依然”。同时各立日记，“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日逐时记之。心自不得一时放，身自不得一时闲。会日彼此交质，功可以勉，过可以惩”。后来，颜元与王法干在对待宋儒的态度上发生歧异。
颜元个人家世虽屡遭不幸，但始终以匡时济世为己任。他目睹明季政治日坏，风俗日降，兵专而弱，士腐而靡，极为痛切。据李塨回忆：“先生自幼而壮，孤苦备尝，只身几无栖泊。而心血屏营，则无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阑灯炧，抵掌天下事，辄浩歌泣下。”颜元二十四岁时，便着有《王道论》，后来更名《存治篇》，阐述了他的政治理想。他认为要开万世之太平，必须恢复“唐虞三代”的政治，“井田、封建、学校，皆斟酌复之，则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谓王道”。
康熙七年（1668年），养祖母刘氏病卒。因感祖母恩深，父亲又出走，不能归来殓葬，他哀痛至极。三日不食，朝夕祭奠，鼻血与泪俱下，葬后亦朝夕哭，生了大病。朱氏一老翁见到此情景，十分怜悯他，说：“嘻！尔哀毁，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尔父？尔父，乃异姓乞养者。”颜元听后大为惊异，到已改嫁的生母处询问，果得实情，因而哀减。
颜元居养祖母丧，恪守朱子家礼，尺寸不敢违。连病带饿，几乎致死。虽觉得有许多违背性情处，但认为圣人之礼如此，不敢多疑。后来，他校以古礼，竟发现朱子家礼削删、不当之处甚多。“初丧礼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宋儒家礼删去无算句，致当日居丧，过朝夕不敢食。当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几乎杀我。”“乃叹先王制礼，尽人之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由此发端，他对宋儒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因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也。静坐读书，乃程朱陆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非正务也”。次年，便着《存性》、《存学》两篇，学术上自成一个体系。思想转变后，更体会到“思不如学，学必以习”，故改“思古斋”为“习斋”。此后教授弟子，也是让其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诸学，并习射、习骑、习歌舞及拳法武艺，力戒静坐空谈。
刘氏死后，朱晃继续唆使朱翁逐赶颜元，他只得移居随东村安身。康熙十二年（1673年）朱翁卒，颜元便回博野县北杨村，归宗姓颜，时年三十九岁。颜元归宗后，日常仍从事农田耕作。有一次客人来访，见他正在扬场，感到十分奇怪。颜元却说：“君子之处世也，甘恶衣粗食，甘艰苦劳动，斯可以无失已矣！”这时，颜元及门弟子日众，李塨便是于康熙十八年开始来问学的。对于新从游者，颜元必先向其申明自定教条其要点是：孝父母、敬尊长、主忠信、申别义、禁邪僻、慎威仪、重诗书、敬字纸、习书、作文、习六艺、序出入、尚和睦、贵责善、戒旷学等。特别是对六艺，尤为强调。每逢一、六日课数，三、八日习礼，四、九日歌诗、习乐，五、十日习射。他兢兢业业，以阐扬儒家学说中实用实行思想为己任。尝云：“天废吾道也，又何虑焉。天而不废吾道也，人材未集，经术未具，是吾忧也。”因吟诗道：“肩担宝剑倚崆峒，翘首昂昂问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将来何计谢苍生。”
对于自己，颜元仍是持身极严，而且与从学者互相规过。有一年，颜元曾买石氏女为侧室，女痴且癫，知是为媒人所欺。于是，令媒人将女领回并讨回原金。不料，媒人又将该女再度转卖给他人。李塨就此事向先生直谏及规劝，颜元听后，悲泣道：“吾过矣！”于是出原金赎女归其父。李塨极感先生改过之勇，从此立日谱以自考。颜元和李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约定：“对众不便面规者，可互相秘觉也。云：警惰须拍坐，箴骄示以睛，重视禁暴戾，多言作嗽声，吐痰规言失，肃容戒笑轻。”
南北游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颜元五十岁时，只身往关外，寻找父亲下落。原来，颜元的父亲颜昶随清军出关后，到了沈阳，有位镶白旗董千总给了他些本钱，开了个糖店，先后娶过妻王氏及妾刘氏，刘氏生两女，名银孩、金孩。颜昶也曾想返里探亲，因入关被阻未能实现，于康熙十一年病故，葬于沈阳附近的韩英屯。颜元到关外沿途寻父，艰苦备尝。当他在沈阳张贴寻人报贴后，被银孩所知。兄妹相见，面对痛哭。颜元祭奠父茔后，亲自御车，奉先父牌位归博野。
从关外归来后，颜元自叹：“苍生休戚，圣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于是在康熙三十年，告别亲友，南游中州。行程二千余里，拜访河南诸儒。在各地，他结交士人，出示所著《存性》、《存学》、《唤迷途》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率直地抨击理学家空谈心性、以著述讲读为务、不问实学实习的倾向。寓居开封时，曾与名士张天章研讨学术。天章叹道：“礼乐亡矣，《存学》诚不容不作！”又研讨水政，天章曰：“先生何不着《礼仪水政书》？”颜元答道：“元之着《存学》也，病后儒之着书也，尤而效之乎？且纸墨功多，恐习行之精力少也。”因此，来问学者日众。在商水，访李木天，与言经济。李见颜元佩一短刀，便离座为他演诸家拳法。颜元笑曰：“如此可与君一试。”两人遂折竹为刀，对舞不数合，颜元击中木天手腕。木天大惊曰：“技至此乎！”又与深言经济，木天倾倒下拜。次日，令其子从先生游。
颜元通过此次南游，愈发感到程朱之学为害的严重。他说自己当年从关外归来时，“医术渐行，声气渐通，乃知圣人之道绝传矣。然犹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势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但是，“迨辛未游中州，就正于名下士，见人人禅宗，家家训诂，确信宋室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罢。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不然终此乾坤，圣道不明，苍生无命矣”[7]。因此，他一方面着《四书正误偶笔》等，辨析朱熹学说的谬误，一方面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向友人及门生申明训诂、理学、科学的危害，尝大声疾呼：“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贤知。”“非去帖括制艺与读着主静之道，祸终此乾坤矣。”
晚年逝世
颜元六十二岁时，肥乡郝公函（字文灿）三次礼聘，请他前往主持漳南书院。颜元到肥乡后，准备很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亲自拟定各种规章，构想书院规划，并手书“习讲堂”对联云：“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可惜数月之后，该地大雨成灾，漳水泛滥，书院堂舍悉被淹没，他只好告辞归里。后来，因水患益甚，郝公函屡请未往。不久，郝公函来书问安，并附一契纸云：“颜习斋先生生为漳南书院师，没为书院先师。文灿所赠庄一所，田五十亩。生为习斋产，没为习斋遗产。”
从肥乡返回后八年，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九月初二日，颜元病故。逝世前犹谓门人曰：“天下事尚可为，汝等当积学待用。”死后葬于博野北杨村，门人私谥为“文孝先生”。
颜元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主张以周公的六德、六行、六艺和孔子的四教来教育学生。在他开设的讲堂上，安放着琴、竽、弓、矢、筹、管，每日带领学生从事礼、乐、射、书、数的学习，探究兵、农、水、火等实用之学。颜元不仅教育学生“习动”，而且身体力行。他武艺出众，57岁时与商水大侠李子青比武，“数合，中子青腕”，足见他老年时仍保持着矫健的身手。62岁时，应郝公函之聘，主持肥乡漳南书院。他亲自规划书院规模，制定了“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后书院为水淹，返归故里。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颜元一生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其中有记录可查者达100多人。高足李塨（1650 —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了当时一个较为著名的学派，后人称为“颜李学派”。
人物评价
梁启超：“博野颜元，生于穷乡，育于异姓，饱更忧患，坚苦卓绝。其学有类罗马之‘斯多噶派’。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
钱穆：以言夫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大师，习斋要为巨擘矣。岂仅于三百年！上之为宋、元、明，其言心性义理，习斋既一壁推倒；下之为有清一代，其言训诂考据，习斋亦一壁推倒。“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王昆绳语，见居业堂集卷八与壻梁仙来书遥遥斯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可以为习斋咏矣。”
“习斋，北方之学者也，早年为学，亦尝出入程、朱、陆、王，笃信力行者有年，一日幡然悔悟，乃并宋明相传六百年理学，一壁推翻，其气魄之深沉，识解之毅决，盖有非南方学者如梨洲、船山、亭林诸人所及者。”
教学主张
颜元极力批判自汉以来二千年的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包括玄学、佛学、道学以及宋明理学。他提倡实学，亦有其历史依据。他认为尧、舜、周、孔就是实学教育的代表者，如孔子之实学注重考习实际活动，其弟子或习礼，或鼓瑟、或学舞、或问仁孝、或谈商兵政事，于己于世皆有益，而宋儒理学教育却相反，主静主敬，手持书本闭目呆坐有如泥塑，在讲堂上侧重于讲解和静坐、读书或顿悟，其害有三：一是“坏人才”。即理学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柔弱如妇人女子，无经天纬地之才，他指出，如果学生的学习与实际生活相脱离，即使读书万卷，也是毫无用处的。这种教育不仅害己，而且害国。二是“灭圣学”。他认为理学家只从章句训诂、注解讲读上用功，从而陷入了一种文墨世界，国家取士、教师授课、父兄提示、朋友切磋，皆以文字为准，这就丢弃了尧舜周孔的实学精神。尤其是倡行八股取士后，为害更大。三是“厄世运”。汉儒宋儒之学败坏了学术与社会风气。学术完全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统治者更是利用科举八股把士人囿于文字之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社会道德、经济、人才的腐败与衰竭，皆与此有关。所以他主张以实学代理学。
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是批判宋明理学教育，这是实学教育思潮的一个显着特征，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重要代表。
1、揭露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
颜元指出，传统教育一个最突出的弊病就是脱离实际，把读书求学误以为是训诂，或是清谈，或是佛老，而程朱理学更是兼而有之，故其脱离实际更为严重。传统教育培养出的人既不能担荷圣道，又不能济世救民。所以他认为，这种教育“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家国则害家国”。他指出：“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这表示了他对传统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学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深恶痛绝。
2、批判传统教育的义、利对立观
传统教育的另一个弊病，就是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把“义”和“利”、“理”和“欲”对立起来。颜元针对这种偏见，继承和发展了南宋事功学派的思想，明确提出了“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命题。他认为 “利”和“义”两者并非绝然对立，而是能够统一起来的，其中，“利”是“义”的基础，“正谊”，“明道”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利”和“计功”。同时，“利”也不能离开“义”，而且“利”必须符合“义”。颜元的这种思想，冲破了传统的禁锢，使中国古代对于义、利关问题的认识近乎科学。
抨击八股取士
颜元深刻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对于学校教育的危害，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正当途径，而那种传统的科举制度，以时文（八股文）取士，是用八股文代替实学，不仅不能选拔真才，反而会引学者入歧途，贻误人才。所以他指出：“天下尽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反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激烈态度，跃然纸上。
诚然，颜元是打着古人的旗号批判传统教育的，即所谓“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然而，在当时“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条件下，他无惧“身命之虞”，而敢于猛烈批判传统教育，尤其把抨击的矛头集中指向程朱理学，这是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这在当时的思想界起了巨大震动。梁启超说颜元是当时思想界的大炸弹，这是颇有见地的。（然若联系任公本人之主张与当世之情形可知任公之推崇习斋亦是欲借此广变革之学，破理学之流弊。并非欲以习斋之说全废程朱王陆诸贤之说。）
颜元十分重视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指出：“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把人才视为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因而，他在“九字安天下”的方针中，把“举人才”列为首位。他说：“如天不废予，则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颜元不仅重视人才，而且进一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在他看来，“朝廷，政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矣”，“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所以，从人才的角度来分析，颜元的上述见解确有道理，它正确地揭示了学校、人才、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地位，它对于当前我们正确认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战略地位，不无意义。
颜元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有具体主张。他认为，“令天下之学校皆实才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若“令天下之学校皆无才无德之士，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碌臣”。可见，他主张学校应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即是品得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颜元的这种主张目的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即他说的“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能够“佐王治，以辅扶天地”，这是颜元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重视人才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强调人才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培养，这些都是正确的。同时，他提出的“实才实德之士”的培养目标，显然已冲破了理学教育的桎梏，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性，反映了要求发展社会生产的新兴市民阶层对于人才的新要求，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谢选骏指出：颜元的“进步意义”，在毛泽东的“关闭大学”、“五七干校”的野蛮化措施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成为“最新最活的马列主义”。而由颜元所得到的好评，可以得知毛泽东的文革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梁启超、钱穆等人的鼓吹一脉相承的。
附录
颜元
颜元（1635年－1704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河北安国县东北）人，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颜李学派（“李”指颜元的学生李塨）的创始者。
颜元的父亲颜昶曾被蠡县一位小官吏朱九祚收为养子。颜元生在朱家，原名朱邦良，为蠡县人，后其父颜昶因与朱家失和，于明朝末年颜元四岁时，随清兵逃往关外。其母王氏因夫去杳无音讯，于颜元12岁时改嫁。颜元便同其养祖父母一起生活。养祖母去世，颜元代父居丧，行朱子“三日不含，朝夕哭”的家礼，饥饿哀毁几至于死。这使得颜元逐渐产生反理学的思想。
颜元青年时曾从事“耕田灌园”，晚年在肥乡县漳南书院任教。在学术上和学生李塨创立颜李学派，提倡并实用主义。颜元创立的学派和官方提倡的程朱理学不同，主张读书的目的应该是“经世致用”，而非一味“格物致知”，自寻自证“天理”。五十七岁时候，南游河南，发现“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两途”。他说：“八股之害，甚于焚坑”“其辟佛老，皆所自犯不觉”，朱子的学术不过是“禅宗、训诂、文字、乡愿四者集成一种人”，“千百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也！”。
著作
着有《存学编》四卷，《存性编》二卷，《存治编》一卷，《存人编》四卷，《朱子语类评》一卷，《礼文手钞》五卷，《四书正误》六卷，《习斋记余》十卷等。
影响
民国时期的四存学会
1920年，在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北京成立“四存学会”，研究与弘扬颜习斋的学术思想。所谓“四存”乃是以颜习斋四部书，即存性、存人、存学、存治而得名。1921年在北京府右街建立了一所“四存中学”，并在颜习斋的故里河北省博野县杨村建立一所“四存小学”，1929年由失意政客张荫梧任校长，后改造为四存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荫梧以该中学为核心组织河北民间抗日武装，自称河北民军，后被八路军兼并。抗战胜利后，张荫梧在北平经营“习斋学会”。1949年1月共军进入北平，认为张荫梧有组织暴动的嫌疑，于2月15日将其秘密逮捕，5月27日病死于清河囚犯集训队。
谢选骏指出：颜元的粉丝的张荫梧，死于颜元的粉丝毛泽东之手，真够反讽的。颜元的粉丝死于颜元的粉丝之手，这也给颜元所鼓吹的东西，加注了一条生动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