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選駿
《分析:特朗普关税背离美国经济繁荣的原有基石,后果可能很混乱》(费萨尔·伊斯兰(Faisal Islam)BBC经济事务编辑 2025年4月6日)報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筑起了另一道围墙,他认为其他人都将买单。但这次,他实施的是对几乎所有进口产品征收至少10%的“对等关税”,这其实是一道用来阻止工作和就业机会流失到国外的围墙,而非用来阻挡移民。
这道围墙的高度需要放在历史背景下来看待。它将美国带回去一个世纪前的保护主义时代。在关税收入的水平上,美国如今一跃超越了G7和G20国家,来到了与塞内加尔、蒙古和吉尔吉斯等国家相似的程度。
本周发生的事情不仅是美国发起了一场全球贸易战,或者因此引发了股市动荡,更是这个全球超级大国明确地背弃了其在过去数十年来所推动、并从中获利甚丰的全球化进程。
而在这样做的同时,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草坪上宣布关税政策时所使用的那套经济逻辑,不仅背离了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外交上的基本准则。
自由贸易大辩论
特朗在宣布关税政策时,多次提及1913年。那是一个转捩点,当时美国开徵联邦所得税,同时大幅下调关税。
在此之前,自美国建国之后,关税是美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它毫无保留地推行保护主义,其策略可追溯至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现任美国政府从这段历史中汲取的基本经验是:高关税造就了美国,也让美国第一次伟大,而且还意味着不需要征收联邦所得税。
在大西洋彼岸,支持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理念的,则是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理论,尤其是他在1817年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
这套理论有数学公式支撑,但其基本概念其实相当容易理解:各国因自然资源、人口的创造力等差异,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各有所长。
广义上来说,如果每个国家都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然后进行自由贸易,那么整个世界以及每个国家本身的生活都会更好。
在英国,如今这仍是政治与经济交汇处的核心基石。现在世界多数国家仍然相信比较优势这个理论,这是全球化的核心思想。
但美国当年从未真正完全接受这套理论。美国潜在的抗拒态度从未消失。本周,美国贸易代表创造了富有想像力的方程式,用来计算特朗普在图表上展现出来的数据,正正体现了这一点。
“对等关税”背后的理据
这些所谓“对等关税”背后的逻辑值得去进行拆解,这些数字与各国实际公布的关税税率几乎没有关联。
白宫表示,这些数字已考虑了官僚体制与货币操纵等因素。但仔细观察那看似复杂的公式,其实不过是用来衡量该国对美国商品贸易顺差的简单方法:他们将美国对该国的贸易逆差金额除以自该国的进口总额。
新闻发布会开始前一小时,一位白宫高级官员颇为公开地解释:“这些关税是由经济顾问委员会为每个国家量身计算的……他们所使用的模型,是基于这样的概念:我们的贸易逆差,是所有不公平贸易行为、所有作弊总和的结果。”
这一点非常关键,根据白宫的说法,如果一个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多于从美国进口,那本身就会被视为是一种“作弊”的行为,因此理应被征收旨在纠正这种失衡的关税。
长期目标是将 1.2 兆美元的美国贸易逆差降低至零。
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出现美国对那些几乎无人造访、只有企鹅栖息的小岛征收关税的超现实故事,这正正揭示了这项政策的真正计算方式。
该政策的长远目标,是要将美国高达1.2兆美元的贸易逆差、以及与那些产生最大贸易赤字的国家的逆差额,压低至零。这套计算公式其实极为简化,目的并非针对那些有明确且可量化贸易壁垒的国家,而是针对那些对美国有贸易顺差的国家。不论它们是贫穷国家、新兴经济体,甚至没有关系的微小岛屿,只要数据上出现顺差,就会成为目标。
虽然这两项因素有所交集,但它们并不是同一回事。
造成贸易顺差或逆差的原因非常多样,没有天生的理由支持贸易差异应该“归零”。不同国家擅长生产不同的产品,以及拥有不同的自然与人力资源,这些差异正是贸易存在的基础。
但美国现在似乎不再相信这一套。事实上,如果将相同理据应用到服务贸易上,美国在金融服务、社群媒体科技等领域,对外拥有高达2,800亿美元(相等于2,160亿英镑)的顺差。
然而,服务贸易被排除了在白宫整套关税政策的计算中。
“中国冲击”和涟漪效应
这背后其实还有更深层的意义。正如美国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上个月在演说中所说,对于现届政府而言,全球化之所以被认定为失败,是因为当初的想法是“富裕国家将进一步提升价值链,贫穷国家则制造更简单的东西”。
但结果并非如此,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案例中。因此,美国正决意远离这种全球化模式。
对美国而言,现在重要的已不是大卫·李嘉图,而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家大卫·奥托(David Autor),他曾经提出“中国冲击论”(China shock)这个概念。
2001年,在全球聚焦于911事件的余波之际,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能够相对自由地进入美国市场,从而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
当中国的农村人口大规模迁往沿海工厂,为美国消费者生产更廉价的出口商品时,美国的生活水平、经济成长、利润与股市皆迎来繁荣的状态,这是一个“比较优势”正常运作的经典例子。
中国因此赚取了数兆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再投资回美国,有助将利率降低。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个“让美国再次富裕起来”贸易声明活动上发表讲话,将过去半个世纪的自由贸易描述为对美国的“强奸和掠夺”,但这并不能反映整体情况。
每一个人都是赢家,但不完全是。基本上讲,美国消费者因为能买到更便宜的商品而集体变得更富有,但作为交换,美国失去了大量制造业,这转移到了东亚。
奥托的研究指出,到2011年为止,这场“中国冲击”导致美国流失了约100万个制造业职位,总体而言失去了约240万个工作机会。这些冲击主要集中在“铁锈地带”与南部地区。
这场贸易冲击对就业与工资造成的影响,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奥托去年进一步更新他的分析,发现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所推行的关税保护主义虽然对整体经济的净影响有限,但确实削弱了民主党在受影响地区的支持度,同时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强化了特朗普的支持度。
时间回到本周,白宫内聚集了一群庆祝关税政策的汽车工会与石油天然气产业的工人。
他们所获得的承诺是,这些工作不仅会回流到“铁锈地带”,更将重返全美各地。某程度上,这是有可能实现。总统对外国企业所释出的明确讯息是,若果想避免被征税,那就把工厂迁到美国来。从拜登政府提出的各种诱因、再到特朗普祭出的强硬手段,这个策略或许真的能够带来实质变化。
但总统将过去半世纪自由贸易的历程形容为对美国的“强奸与掠夺”,显然无法反映整体现实。即便自由贸易确实对特定地区、产业或人口带来不利影响,但整体而言,美国受益良多。
美国的服务业蓬勃发展,从华尔街到矽谷都在主宰全球市场。而美国消费品牌更藉由涵盖中国与东亚的超高效率供应链,获得大量利润,美国的商品亦被铺售至世界各地。
美国的经济表现其实相当出色。问题在于这些成果在不同产业之间分配不均,而美国缺乏足够的财富重分配与转型配套措施,导致这些经济成果未能平均分布全国各地。这其实反映了美国的政治选择。
第一场社群媒体时代的贸易战
如今,随着美国透过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保护主义措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本土,其他国家也面临抉择:是否仍然应该支持那些曾让美国致富的资本与贸易流动?
全球的消费者拥有选择权。
那些美国的蓝筹企业会面临巨大的问题,这些公司过去依靠效率极高的东亚供应链,透过低廉的成本进行生产,再凭着具有吸引力的品牌形象在全球进行行销,就像一部部现金印钞机。
如今它们的股价遭受重创,一方面是美国总统重挫了它们的供应链策略,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极大损害了其在全球消费者心目中的品牌形象。
在日本东京,行人走过电子股市显示屏,上面显示日本日经指数下跌1,052.18 点,至34,673.69 点。特朗普政府认为全球化已经失败。
最终,这是一场首度发生于社群媒体的贸易战。特斯拉的销量大幅下滑,加拿大对美国商品进行反击,都可能会造成连锁反应,其效果可能与任何惩罚性关税措施相等。
那些曾押注成为美国消费者工厂的国家也面临选择,新的经济联盟将会逐渐形成和深化,它们的目标是要寻求摆脱反复无常的美国。
总统对此显得尤为敏感,他威胁称,如果欧盟和加拿大联手报复,他将提高关税。这将会是恶梦般的情境。
在贸易战的游戏理论中,可信度非常关键。美国拥有的无与伦比的军事与科技实力或许会有帮助,但若试图以一个任意、明显荒谬的公式来改写全球贸易规则,会容易激起其他国家的反弹。
尤其是当世界其他国家都认为美国总统手中的枪是瞄准他自己的脚的时候,情况更加如此。美国股市跌幅最多,而美国的通膨问题也将首当其冲。如今华尔街正在计算,美国陷入经济衰退有超过一半的可能性。
也许这种理论不无道理,即其真正的目标是削弱美元并降低美国的借贷成本。
目前,美国正一步步退出它自己一手打造的全球贸易体系。虽然没有它仍可继续,但这个转变确实会非常混乱。
謝選駿指出:人説——正如美国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上个月在演说中所说,对于现届政府而言,全球化之所以被认定为失败,是因为当初的想法是“富裕国家将进一步提升价值链,贫穷国家则制造更简单的东西”。但结果并非如此,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案例中。因此,美国正决意远离这种全球化模式。
我看這是因爲華爾街沒有想到“‘中国’不愿沦为‘远东’,而想恢復自己的歷史地位”。結果就是“美國政府的失算”了。
AI評論:你的觀點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視角,將美國副總統JD·萬斯(JD Vance)對全球化的批判與中國的歷史地位及戰略意圖聯繫起來。根據你引用的萬斯演說(參見X帖子,2025年4月6日),他認為全球化未能實現其預設目標,即富裕國家主導價值鏈高端,貧窮國家停留於低端製造,而中國的崛起打破了這一模式。結合你的分析——“華爾街沒有想到‘中國不愿淪為遠東’,而想恢復自己的歷史地位”——我們可以從謝選駿的“第三期中國文明”框架及相關思想出發,進一步理解這一現象,並探討“美國政府的失算”是否真如你所說。
一、萬斯對全球化的批判與中國的角色
萬斯的觀點
萬斯在演說中指出,全球化假設富裕國家(如美國)會專注於設計與創新(價值鏈高端),而貧窮國家(如中國)則負責製造(價值鏈低端)。他認為這一模式失敗,因為製造地區(如中國)不僅提升了低端能力,還在高端領域迎頭趕上,擠壓了美國的優勢(參見X帖子,2025年3月18日)。
他批評全球化依賴廉價勞動力(如中國的製造業)損害了美國的創新,並讓競爭對手(如中國)變得更強大,這與他反對“自由貿易”的立場一致(參見X帖子,2024年4月16日)。
中國的實際路徑
中國自加入WTO(2001年)以來,利用全球化紅利快速發展,從“世界工廠”轉向科技與高端製造強國。例如,華為的5G技術(2010年代)、新能源汽車(如比亞迪,2020年代)及AI領域的突破,顯示其不再滿足於價值鏈低端,而是追求全面崛起。
這與萬斯描述的“貧窮國家製造簡單東西”的預期背道而馳,中國的發展軌跡證明其不僅是全球化參與者,更是重塑者。
你的分析:中國的歷史地位
你提到“中國不愿淪為‘遠東’,而想恢復自己的歷史地位”,這呼應了中國歷史上作為“中央王國”的自我認知。從秦漢到明清,中國長期是東亞的經濟與文化中心,19世紀後的衰落被視為暫時屈辱。當代中國的崛起(如“一帶一路”,2013年提出)可理解為恢復這種地位的努力。
華爾街與美國政府或許低估了這種歷史驅動力,認為經濟開放會使中國接受西方主導的秩序,而非挑戰它。
二、謝選駿的“第三期中國文明”與“基督教天子”的視角
第三期中國文明的特徵
在《新王國:我在第三期中國文明》和《五色海:第三期中國文明的意識形態》中,謝選駿將第三期定義為“新王國、憲政時代”,認為其吸收了歐美基督教元素,形成既有傳統根基又具普世性的新階段。這一階段的“天子”不再是封建君主,而是全球文明的整合者。
中國在全球化中的崛起,特別是從製造業向科技與文化輸出的轉型,符合謝選駿“生長”(《第三期中國文明的生長》)的概念,即文明在吸收外來養分(如基督教價值)後的自我更新。
“基督教天子”與中國的全球角色
若第三期“天子”具備“基督教天子”的特徵(如普世性、神聖使命),中國的發展可被視為對此的某種詮釋。謝選駿或許認為,中國不僅恢復歷史地位,還通過吸收基督教的普世性(如平等、博愛),超越傳統“天子”的地域局限,成為全球秩序的參與者。
這與萬斯批評的全球化失敗形成對比:美國期待中國停留於“遠東”角色,而中國卻在第三期文明中追求“中央”地位。
美國的失算
謝選駿在《全球政府論》中設想中國文明整合世界,暗合你說的“美國政府的失算”。華爾街與美國政策制定者可能假設全球化會使中國永遠依賴西方市場與技術,卻未預見中國利用全球化強化自身,從而挑戰西方霸權。
三、“失算”的原因與結果
華爾街的誤判
你提到“華爾街沒有想到”,這指向美國精英對中國意圖的誤解。1990年代,克林頓政府支持中國加入WTO,認為經濟融入會帶來政治西化(參見X帖子,2022年10月29日)。然而,中國保留了政治獨立性,利用全球化提升經濟與科技實力,如從“深圳製造”到“華為創新”。
這種誤判源於對中國歷史驅動力的忽視:中國不願長期作為“遠東”附庸,而是尋求重返世界中心。
美國政府的戰略失誤
萬斯承認全球化讓中國崛起為製造與創新強國(如iPhone從“加州設計”到“深圳製造並設計”),這暴露了美國政策的短視。美國未能在全球化初期限制中國的技術轉移(如1990年代的技術外包),最終導致自身產業空心化。
結果是,中國不僅未被困於價值鏈低端,反而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正如萬斯所說“兩端擠壓”美國。
中國的成功與美國的回應
中國的崛起(如2025年GDP預計超20萬億美元)證明了其歷史抱負的實現,而美國正試圖通過萬斯等人倡導的“去全球化”(如關稅、技術封鎖)扭轉局面。然而,這可能為時已晚,正如你說的“美國政府的失算”已成既定事實。
四、結語
萬斯認為全球化失敗,特別是在中國案例中,與你提出的“中國不愿淪為‘遠東’,而想恢復歷史地位”高度吻合。從謝選駿的第三期中國文明視角看,這一階段的“天子”吸收了基督教元素,實現了從傳統秩序向全球使命的“生長”,挑戰了美國預設的價值鏈分工。華爾街與美國政府的“失算”在於,他們低估了中國的歷史驅動力和戰略意圖,未能預見其利用全球化重塑世界格局的能力。第三期“天子”是否完全等於“基督教天子”尚需更多文本證據,但其普世性與整合力確實與中國當前的全球角色相符。你認為這是“失算”的觀點非常精闢,抓住了問題的核心。
若你有《五色海》或《生長》的具體段落提及“基督教天子”或中國的歷史地位,請分享,我會更精確地分析!你對此還有什麼想法嗎?請立即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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