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谢选骏全集

2021年1月5日星期二

谢选骏:中国为何没有流行黑死病



网文《中国为什么没有爆发黑死病?——让欧洲人恐怖的黑死病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形成气候?》(知乎2019-10-14)报道:


有一种病,明代被称之为“大头瘟”,“虾蟆瘟”;清代在广东,云南被称为“痒子病”,“痒大爹”,“痒奶奶”;该病在明末两次流行,导致华北大地大量人口死亡,以至于京城地区“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咸同军兴时期又在云南大流行。它不就是鼠疫/黑死病吗?


(一)


之所以欧洲黑死病造成这么大的杀伤,应该跟欧洲人当时城市群兴起、居住环境拥挤,卫生条件不良,生活习惯和医学卫生观念上的欠缺有关。欧洲人曾试图用烟熏和放血疗法治疗鼠疫,而忽视了鼠疫的传播媒介是老鼠身上所携带的跳蚤,三分之一的人被夺去了生命。



1348~1351年在欧洲迅速蔓延,患者3~5天内即死,3年内丧生人数达6200万(有的说是3000万),欧洲人口减少近1/4,其中威尼斯减70%,英国减58%,法国减3/4。从1350~1400年间的欧洲人寿命从30岁缩短到仅仅20岁。直到16世纪末,欧洲每10年就发生一次鼠疫流行高峰。整个16、17世纪,鼠疫仍是威胁欧洲人生命的头号元凶,至少有2500万人死亡。


霍乱天花鼠疫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上并不稀奇。然而,破坏力从来不是全局性的。原因在于:地理阻隔。众所周知,我们的大地被众多山川河岳分割。除了北方华北平原是一块大平原外,关中、汉中、东北、晋中,南方的江汉、江淮、四川、湖南、江西、珠三角都几乎是完全独立分开的。即使是华北平原,也被黄河分割成南北两块。这些农耕集中地和人口密集区在古代,人员的往来是很少的。只有少数商贾、文人、官员经常往来。


阿拉伯作家Ibn al-wardi亲历了Aleppo的黑死病并死于1349年。他叙述这场疾病是从中国开始的。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把病菌带到中东,然后又传播到欧洲的。


黑死病的由来,元朝北方人口大量的减少,有人说是蒙古人屠杀造成导致自然灾害摧毁了(鼠疫自然疫源地)中那些啮齿动物生活区的屏障,食物的短缺迫使它们与家鼠和人类接触,因而把动物流行病传给了人类。至1346年底,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中,人们都知道一种从未有过的传染病正在席卷东方。东方空气污浊,瘴气迷漫,生灵被毒死。


Al-Maqrizi是Mamluk帝国时代著名的埃及作家,写了许多重要的关于中东黑死病的著作。尽管他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在他关于这场传染病起源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描述中,他告诉我们在疾病传到埃及之前,已在大汗的土地上肆虐。这一区域大概就是蒙古或中国。按照Al-Maqrizi的说法,这些异教徒约有300多个部落,在夏天和冬天的放牧中,他们不明原因地死去:马匹、野兽和人皆死去。Khitai地区大雨滂沱,淹死动物和牲畜。Khitai这块地方,处于燕京(Yenking)和高丽(Korea)之间,变成了沙漠。三个月中,16个皇子死去了,大汗蒙古的战士也大量死去。直到国王和他的儿子们也死于疾病。中国的人口在传染病侵袭下大量减少,印度也死亡了不少人口。


欧洲当时天主教会统治极端,认为猫是魔鬼的使者,女巫的仆从,疯狂杀猫。老鼠缺少天敌,在城市蔓延迅速。中国没有大肆杀猫的历史。当时欧洲西医信奉人会因为洗澡而生病。根本就不洗澡。生活习惯不好。中国大部分人还是喜欢身上清净无垢的。欧洲当时随地大小便,垃圾从窗户外直接倾倒。城市垃圾太多,老鼠更多。老鼠身上的跳蚤咬人也会传染。


(二)


中世纪的欧罗巴城市就跟猪圈一样,贵族还喜欢养各种宠物。普通百姓得病要么找贵族抚摸头顶治病。要么找教会买“保命符”吃。一两百年居然控制住了那都是欧罗巴人祖上烧高香了。


很简单的生物学原理,生活在某种疾病流行地区的人群,必然会进化出相应的抵抗力。比如非洲很多地方长期疟疾流行,导致很多人天生就是地中海贫血病患者,这种疾病能提高人对疟疾的抵抗力。与之相反,人体对于忽然外来的传染病抵抗力极弱,印第安人的大灭绝,大部分“功劳”就是旧大陆带来的天花等病毒。


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中国历史上各种瘟疫流行一点都不少,其中就有鼠疫。但鼠疫这种传染病,原产地就是东亚地区,中国人长期和鼠疫作斗争,已经培养出了相对较强的抵抗力。而欧洲人一向远离东亚,相互间的交流非常少。直到蒙古人掀起大征服,大规模东西方贸易往来随之展开。鼠疫随着人潮走入西方,犹如饿了三天三夜的老虎碰到了一群小绵羊,血腥屠杀自然是在所难免了。


黑死病就是鼠疫的一种(腺鼠疫),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比如明末(当时有个叫吴又可的人还写了本《瘟疫论》,里面就有描述)。据说当年黑死病在欧洲流行就和蒙古人分不开。蒙古人退去后将因鼠疫而死的人扔入城中,后在欧洲爆发了黑死病。


据说中国历史上少有发生大量死亡瘟疫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较早掌握了炼铁术,就是平民每家都能买得起一口大铁锅,于是就都能喝上开水了。


中国有句老话:“肥水不流外人田”,中国自古一直有完整的粪便处理系统。而欧洲则不然,在19世纪以前,整个欧洲都是没有厕所的,随地大小便,黑死病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爆发的。中世纪的欧洲,伦敦桥是公共厕所,污物直接落入下面的泰晤士河,到处是屎溺横流,恶臭熏天。古罗马人尚且喜欢在大澡堂里一边聚众洗澡一边交配,而中世纪的欧洲人,他们一生只洗一次澡,衣服穿到死都不换,死了再遗留给子女继续穿。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者外出殖民的时候,所到之处,当地的居民都被他们浑身的恶臭熏的捂着鼻子。法国人因为实在忍受不了巴黎满大街的粪尿恶臭,只好发明出来了香水。那时候的欧洲人,不仅在大街上,在公众场所随地大小便,他们在自己家里的卧室里,客厅里,厨房里也随地大小便。


这种邋遢肮脏得可怕的卫生习惯,终于招致了比性瘟疫更严重的瘟疫,黑死病降临了。黑死病比古希腊人屁股上的花头菜,比古罗马人嘴上的生殖器疱疹更加要命。瘟疫让整个欧洲恐惧的颤抖起来,他们开始妄加猜测到底是谁带来了这种可怕的恶魔。有的猜是犹太人带来的瘟疫,于是欧洲各地开始屠灭犹太人。一次都杀好几万,有的地方,直接把犹太人给杀的绝了种。还有人说,是猫带来的瘟疫,于是欧洲人又开始杀猫,全欧洲的猫,几乎被杀绝种。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英国伦敦发生了一次火灾。这次严重的火灾几乎把伦敦给烧了个底朝天,结果火灾过后,人们惊奇的发现,当地的黑死病消失了。于是,欧洲人开始家家户户,不分昼夜的燃着一堆火,他们认为,黑死病这个魔鬼是怕火的。壁炉,就是这么来的。这次黑死病,彻底动摇了欧洲人对基督教的虔诚笃信。相比以前的性瘟疫,这次瘟疫更加的可怕。虽然基督教帮他们战胜了性瘟疫,但是在黑死病面前,基督教束手无策。这种怀疑,催生了后来的宗教革命。宗教革命,又带来了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动摇了基督教的性禁忌伦理,在意大利的城邦里,那些光腚大汉和光腚妇女们,又带着明晃晃的屁股回到了欧洲社会。他们象征着古希腊精神的复兴,象征着古罗马精神的复兴。那时期的绘画和雕塑,主题就是永恒的光屁股大汉和光屁股妇女。因为性禁忌的破除,欧洲人又开始变得肆无忌惮的淫乱起来,男人们都以挖空心思不择手段的勾引并诱奸对方的妻子为乐,而女人们,则以通奸为荣。在这个时期的欧洲文化和伦理中,通奸被美化了,人们常说的浪漫,其实就是指通奸。但是好景不长,那些象征着自由交配的光腚大汉和光腚妇女回来没多久,性瘟疫再一次降临在欧洲人的身上。这次爆发的性瘟疫,其杀伤力,要远甚肛门疣和生殖器疱疹,也远比淋病更可怕。它的名字叫梅毒。


在当时的欧洲,如果某个国家要抹黑和污蔑另一个国家,通常会以它们的国家和城市名字为梅毒冠名。比如,法国人把梅毒叫做那不勒斯病,英国人管梅毒叫做法国瘟疫,高卢病。阿拉伯人则把梅毒称之为基督徒病。互黑了很多年的欧洲人,最后找了个老实人来背锅,异口同声的说是美洲的印第安人将梅毒传染给了他们。


当时的欧洲人为了治疗梅毒这种性瘟疫,医生会让患者喝水银,认为喝水银可以把梅毒这种恶魔从体内驱逐出来。古罗马人得淋病时,他们是通过给尿道注入水银来治疗淋病,后来得了梅毒则是喝水银。水银真成了欧洲人的性病伴侣和福音。


欧洲人的性禁忌一旦被冲开,就很难再重新把他们装回去。于是西方人的交配系统又开始裸奔了。淫乱被美化为性解放,被渲染成现代精神,赤身裸体伤风败俗,则被认为是艺术,是审美。是高品质的古希腊古罗马趣味的审美格调和交配格调。


这种不带防护的裸奔,后果还是很令人惊悚的。西方人折腾了几百年刚对付好梅毒,比梅毒更可怕的性瘟疫,艾滋病诞生了。可以料想,当现代人战胜艾滋病之后,还会出现一个远比艾滋病更可怕的性瘟疫病毒。


随之被美化的,还有关于古希腊,古罗马的一切。那些光腚大汉光腚妇女的陋习,恶趣味,摇身一变,变成了现代精神与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这其中,就包括对体育的神话,对运动的神话,这种神话的极致,就是奥运会。


这也就难怪每次奥运会避孕套的需求量逐次递增,而且供不应求


纵观各届奥运,奥运主办方免费给选手提供避孕套已成常规动作,而且避孕套数量几乎每届都有增不减。


1988年,首尔奥运会只提供了8500只避孕套,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则跳跃式地提供了5万只

2000年,悉尼奥运会发放的避孕套则达9万只

2004年,雅典奥运会提供了12万只,但据说没能满足需求。

2008年,北京奥运相对保守,提供了10万只

2012年,伦敦奥运会提供了15万只。

2016年,里约奥运会创纪录的提供了45万个。


伦敦奥运会组织者向参赛选手免费发放15万只避孕套,创下了纪录。即便如此,这样大规模的“福利”仍然供不应求。一位北京奥运会冠军透露,“选手中有70%~75%的人会在比赛期间发生性行为。”“如果无人管理,奥运村将成为‘云雨的天堂’。”美国一名自行车赛铜牌得主还表示:“意大利的选手们尤其开放,连门都不知道关。”


英国每日邮报则认为,奥运村中大概居住了一万五千名选手,按照一个人平均15个来算,即便是带别人回来过夜,这个数量也是足够的。值得一提的是,伦敦的一家博彩公司竟开出了关于避孕套的库存是否会不足的赔率。


北京时间2012年8月2日清晨,来自日本媒体的报道透露,就在伦敦奥运会不过才进行到了第5个比赛日的时候,奥运村内免费发放的那15万只避孕套却已经几近用光,目前正处于“供货紧张”的状态。为此,杜蕾斯公司不得不紧急追加供应。


诸类新闻数不胜数……


阿尔多诺在《启蒙辩证法》里面写道:“体育运动已经不仅是一种游戏,而是一种仪式。被征服者庆祝自己的被征服。他们以自愿的提供服务的方式讽刺的模仿自由,这种服务是个人再次迫使自己的身体做出的。……大众文化的主子们在运动狂热中嗅出其实际统治的群众基础,这才是运动狂热得以存在的基础。”


被征服者渴求被征服者承认,这一幕,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主对待殖民地的奴隶的那一套。奥运会从来不是什么单纯的竞技,也不是快乐,它的本质就是基于一群淫乱不开化的蛮族的陋习,所包装出来的征服者游戏,也是一套新型的全球性的人类交配系统的一部分。


不可避免的,人类在精神品位方面,在身心保健休闲娱乐方面,在交配系统方面,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全方位的古希腊罗马化,和印度化了。全球几亿人在修炼瑜伽这种妓女体操,全球几亿人在观看NBA,拳击,奥运会这些古希腊古罗马的暴虐与淫乱狂欢运动的当代版本。


印度人和伊斯兰世界,之所以不太拿奥运会当回事,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并没有被西方人征服。文化上独立的民族,他们无需因为得到征服者的承认而感激涕零。一个病毒只能感染一个良好的系统,而无法征服另一个更烈性的病毒,所以西方文化无法彻底征服印度文化。



(三)


如果对中世纪的欧洲历史感兴趣的可以继续往下翻。


当河流不再能够容纳如此多污秽的时候,人们就用推车把废弃物运到城外。低潮时的景象惨不忍睹,因为水的短缺使污物无法漂走。巴黎城中堆积起来的粪便被倾倒到城墙外侧,减少了城内的些许污秽。不幸的是,随着巴黎的繁荣昌盛,其粪堆也日渐庞大。最后,粪堆的规模扩大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人们出于安全的考虑而不得不将围墙筑高,以防敌军可能从粪堆顶部攻击巴黎城。英格兰的河流用来输送粪便,等到粪便堆积了几个河流那么深时,河道就停滞了。伦敦的弗利特河收集了一座桥上11个公厕和3个下水道的残留物。不足为奇,该河停止流动,弗利特河也变成了弗利特街。而伦敦桥上的厕所每年向泰晤士河倾倒2000吨粪便。流行病的复发促使很多欧洲官员责令人们使用粪坑,而不是河流来处理粪便。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人们往往对这类忠告不以为然。巴黎警局于1522年、1525 年和1539年间发布命令,要求市民安置和使用排水沟及公厕。由于没有急切的需要,巴黎市民仍旧将粪便倒在城里各条街道,使巴黎成为“臭味之城”。


既然连个方便的地方都没有,于是大家便在门后、墙上和阳台上随地大小便。王宫中甬道的每块石头上、宏伟的迎宾台阶上到处是大小便。1578年,亨利三世实在受不了,便下令起床之前把宫殿刷洗干净。1606年,亨利四世在圣日耳曼离宫居住时曾下令禁止一切不文明的行为,但就在颁布禁令的当天,小王储就因为冲着自己房间的墙壁撒尿被抓了个正着。路易十四为了解决凡尔赛宫、卢浮宫和枫丹白露宫到处是大小便的问题,只有采用一个办法,那就是轮流搬家。每月搬一次家,人们糟蹋这一处时,清扫另一处。


1183年,在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故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丧失了其中欧地区王国的领导者。八位皇子和不少骑士聚集在阿尔福特城堡的大厅里等候一次餐宴。事实证明,在场人员的体重总量超过了木质地板所能承受的重量,木板噼里啪啦地断裂了,将整个贵族团抛进了城堡下方好几英尺深的粪坑。众人都淹没在满是粪便的深坑中,无一幸免。


1270年的巴黎的一项法律中规定:“任何人均不得自楼台窗倾倒粪便,白天黑夜均不可,否则将处以罚金”。但巴黎的市民显然不喜欢遵守这一法令。因此在一个世纪后又有一项新的法令:“如果愿意大叫三声‘注意尿’,则可以倾倒。” 大量的羊、猪等家畜以及拉车的牛、马肆意排泄,使城市环境脏上加脏。此外,肉贩子和屠户还当街进行牲畜的宰杀和开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上千年的时间。


愚昧低下的医学水平——因为教会垄断了医疗事业,不但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一些宝贵遗产弃之不用,而且不允许新的理论提出,否则将作为异端被处罚。正如后人所熟悉的,当时欧洲人在治病时,惯用的方法便是放血、催吐等手段。这些落后的治疗手段,往往造成更恶劣的影响。


洗澡——中世纪欧洲的卫生状况是极其糟糕的。那时候的人们不但不洗澡,在公共卫生方面也很落后。由于当时的基督教会认为洗身体是神圣的,所以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没有洗澡的习惯。


16世纪的医生们认为,水会削弱器官的功能,并使人体暴露在有害空气中,如果水渗入毛孔中会传染各种疾病。当时甚至还流传着一层污垢能抵抗疾病侵袭的说法。因此,个人卫生只能采取“干洗”的方式,即用一块干毛巾擦身。


17世纪的文章建议儿童用白布清洁脸和眼睛。因为用水清洗有损视力,会引起牙病和感冒,使脸色苍白,而且对天气的冷热更加敏感,根据法国人乔治维加雷洛的调查,欧洲的上流社会在个人卫生方面也拒绝用水。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最爱干净的贵妇人每年也仅洗两次澡。而路易十四本人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地沐浴。


从古罗马留传下来的公共浴室时代全民洗澡的辉煌不复存在,而肮脏的躯体被看作更能接近上帝。圣亚伯拉罕50年不洗脸,不洗脚。圣西蒙任蠕虫在他溃烂的伤口上拱动而从不清洗,圣尤拂拉西亚进了一座女修道院,里面有130多个修女,她们从不洗澡,在中世纪修道院只准许修士一年洗2次澡,在著名的克兰尼修道院中一共只有3条毛巾。圣伯努瓦修道院的院规规定,即使病人的病情需要入浴,审查手续也非常严格,尤其是对身体强壮和“年轻”修士更为严格。不洗澡成了圣洁的象征。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把那些有足够勇气不洗澡的人册封为圣人,亨利四世的母亲一辈子不洗澡,被册封为圣女阿涅丝。


吃饭时用手指头抓着吃——用叉作餐具是18世纪中期以后的事,之前都是用刀将食物割开用手爪着吃,单独的餐具、盘子和杯子的使用也是18世纪中后期才开始的,人们在喝汤时用同一只器皿,而且大家用一个酒杯喝酒。在13世纪以前,欧洲人在吃东西时还都全用手指头。在使用手指头进食时,还有一定的规矩:罗马人以用手指头的多寡来区分身份,平民是五指齐下,有教养的贵族只用三个手指,无名指和小指是不能沾到食物的。这一进餐规则一直延续到16世纪,仍为欧洲人所奉行。


香水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欧洲肮脏的城市——巴黎香水业的发展与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和19世纪以前整个巴黎城的肮脏不堪,处处散发着恶臭有关。香水和花瓣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些气味。据悉,亨利八世如厕时戴着一个由塞满百花香的橙皮制成的花卉饰品。


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才有相对完善的下水道系统——其实,早在古罗马时就已经有了比较有效率的城市排水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城市总体卫生状况得以良好地控制。然而这些古代杰出的城市建设经验随著罗马文明的衰落、古代都市的毁灭,中世纪欧洲的排水工程又回到无节制的原始状态,居民家中一般都没有下水管道和厕所。人有三急时怎么解决?一般情况下,人们会悄悄地找一处角落解决。歌德曾讲述过他的经历,有一次歌德在意大利加尔达的一家旅馆住宿,他询问去哪里“方便”,旅馆里的人平静地告诉他就在院子里。当时的人们将自家后面的小巷和附近的沟渠当作倾倒污物的地方。为数不多的茅厕和粪坑通常离饮用水源不远,城市雨、污水和排泄物都在路边简单的露天的雨水道中流过,饮水极易受到污染。欧洲有下水道系统已经是1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了。


厕所的变迁与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与人类工业科技的发展速度相比,这个“方便”之所的进步似乎并不理想,尤其是大众的方便之地更是在一百多年前才真正步入正轨。看看中世纪欧洲的情况:被称为“私室”的厕所——隐私这一概念在中世纪年代还处于蒙昧阶段,城堡中的房间也很少分隔开来。被称为“私室”的厕所实为建于城墙凹处的小座子,位于主塔内或宴会大厅附近,均匀分布在各处。它们只有3英尺宽,紧挨着转角的墙。伦敦塔的厕所就盖在亨利八世用餐的宴会厅隔壁。


“私室”这一字眼也有衣橱之意,因为它看起来颇像化妆室。尽管通常被用来指代城堡里的厕所,但私室在中世纪时拥有的名号可谓五花八门。16世纪时,它以“神父之洞”而闻名,因为英国人用它来藏匿罗马天主教神父,使其免受迫害。当然大多数称谓都是用以掩饰其实际用途的委婉说法,主要有:“舒适之所”、“祈祷室”以及“小教堂”等。


在天气寒冷的冬天使用城墙上的厕所是种可怕的经历,不少人臀部都冻僵在石座圈上。所以私室通常建在火堆或厨房的暖气管旁,可以吸收下面厨房里炉火的热量,以温暖其冰冷的石制座圈。排泄的废弃物落到下方几百英尺处的护城河里,就避免了所谓的“来自后方的泼溅”问题。不幸的是,在接收城堡废弃物多年之后,护城河中散发的气味使城堡生活变得不再令人心旷神怡了。


“私室”中的政治斗争——苏格兰的布鲁斯国王(1274-1329年)发觉,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方面保持规律都会招致险情。国王每天都早起“蹲坑”。听说这一常规后,国王的三个敌手候于厕中,伺机杀之。幸而布鲁斯在如厕之行中仍佩戴着剑,在他蹲下来解决生理问题之前,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入侵者。


目前的新冠与以前的非典都被列为二级传染病。同为二级的还有埃博拉、艾滋、炭疽、肺结核等。埃博拉、艾滋这么大名气都才二级。一级呢,只有两种。鼠疫和霍乱。这两种被列为一级只有一个原因,急致死性。鼠疫主要通过鼠蚤叮咬传播,患者的飞沫也能传播。所以戴口罩,勤洗澡基本可以有效控制。得病几天就死。霍乱就夸张了,最急的可能几小时内直接拉稀拉死。主要通过不洁水源传播。所以要坚持喝开水。


谢选骏指出:上述记载历数了欧洲流行黑死病的缘由,却没有想到黑死病的大流行起源于西欧的礼节——握手、拥抱、接吻。这种亲密的人体接触,是中国的礼节——作揖、鞠躬、辞让——所没有的。所以,中国不像欧美那样容易瘟疫大流行——尤其是呼吸道的传染病。看看2020年的武汉肺炎,横扫欧美却在东亚受阻,不能不让人想到“西欧礼节——握手、拥抱、接吻是致命的关键”!举一反三,黑死病的大流行,也很可能是起源于西欧礼节——握手、拥抱、接吻。为了远离疫病,需要推广中国礼节——作揖、鞠躬、辞让;需要拒绝西欧礼节——握手、拥抱、接吻。


谢选骏:美国拒绝不了共产党的人血馒头



《纽交所新年停止摘牌中国三大电信商 业界人士解读原因》(2021年1月5日 BBC)报道: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纽交所)新年伊始出人意料地宣布,停止不到一星期前所做出的摘牌三家中国电信运营商的程序。急转弯决定引发股市震荡,以及多方分析人士的点评与分析。


纽交所称,作出上述决定之前经过与“有关监管部门进一步咨询”。纽交所合规部门将继续评估相关美国总统行政令对这三家企业及其挂牌交易资格的适用性。


消息传出之后,三家中国公司的港股分别大幅反弹7%到8.5%。此前,在纽交所发布摘牌公告后,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股价曾一度出现下挫。


纽交所最新声明也在5日短时间内推助本已一路涨势的人民币,创下了30个月以来的新高。


“与军方有联系”


特朗普11月12日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向中国军方持有及控制的中国公司投资——纽交所2020年12月31日曾公告称,将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川普)11月签署的行政令,启动对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家电信业务运营商的摘牌程序。


特朗普总统行政令禁止美国人投资于“由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企业”。特朗普当时的行政命令指出,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美国资本去资助其军方、情报机构及其他安全机构,以及促进这些部门的发展及现代化”。


纽约交易所此前宣布“摘牌”的声明中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三家公司与中国军方有什么关系。除了纽约交易所之外,中国电讯、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香港分别都有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证券业各类解读


有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纽交所“改口”、停止推进中国公司三大摘牌的决定“不可思议”,但同时也有人认为,其实决定在意料之中。美国Oanda交易公司资深市场分析人黑利(Jeffrey Halley)在接受BBC访问时说:“我怀疑纽交所从最初就不愿意摘牌这三家公司。他们之前仅仅是依照行政令办事”。他补充分析说:“(针对行政令的)诠释改变了,纽交所也迅速改弦更张”。  


目前共有200多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市值总额高达约2.2万亿美元。很多中国公司选择了在纽约和香港同时上市。有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总统尽管曾一度以国家安全理由大火力瞄准诸如华为、腾讯、TikTok等中国公司,但是自大选以来似乎没有坚持推进把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市场摘牌的运作。也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华尔街大体不愿看到美国与中国在金融投资领域“脱钩”,他们例举过去一段时间中国部分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取消外资机构投资额度等限制,立即引发美国金融企业投资中国的热潮。


随着特朗普政府任期几尽,虽然新一届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尚未完全明朗,但是美国商界人士普遍私下估计,对抗性贸易战方面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缓和。


Oanda交易公司的黑利说:“这些都是已近尾声政府的最后动作,中国估计会耐心观望,等待拜登新一届政府在美中关系走向方面给出更清晰的交代”。


香港GMF资产管理的董事总经理丹尼森(Tariq Dennison)也提及美国政府即将换届。他告诉路透社说,“(摘牌风波)显示,到目前为止,那套监管指南几乎没有意义,尤其是在美国政府即将换届之际。”不过他认为,拜登不会“魔术般”地立刻让紧张降温,拜登继承的是中美紧张的立场,他可能不会希望上任前100天就给人留下一个让步的印象。


1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被问及“摘牌”时呼吁美国“遵守法制”,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滥用国家力量、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谢选骏指出:仅仅几天,纽交所就停止摘牌共产党中国的三大电信商,这说明美国已经吸毒上瘾严重,再也拒绝不了共产党的人血馒头了!这次反悔,并非特朗普之罪,而是华尔街毒瘾发作了。


《遭纽交所摘牌后 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股票新年开局不利》(2021年1月4日 美国之音)报道:


受美国纽约证交所采取的摘牌行动的影响,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三大电信公司在香港证券市场的股价在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里出现了剧烈震荡,最大跌幅接近6%。


中国移动的股价一度重挫4.5%。中国电信股价跌幅高达5.6%。中国联通的股价也下跌了3.8个百分点。不过,在交易日结束的时候,这三支股票基本上都收回了失地。


上周四,纽交所宣布将依循美国总统行政令启动这三家中国公司的退市程序。它们的股票和债券将从1月7日至11日停止交易。纽交所还表示,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被强令退出美国证券市场。


特朗普总统2020年12月发出一项行政令,禁止所有美国人和美国机构投资有军方背景的中国企业。美国国防部根据现有法律将35家中国公司列入中共涉军企业清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一(1月4日)的记者会上称,美方的做法“非常不明智,不仅将损害各国投资者的利益,也将直接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和自身的形象,损害美国资本市场的全球地位。”


华春莹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这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滥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的做法。她表示,“中国政府必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据中国证监会消息,这三家中国国企是通过美国存托凭证在纽交所进行股票和债券交易的。三家企业在纽交所证券交易的总市值不到200亿元人民币,约和31亿美元,在它们三家全部股权中的占比只有2.2%。因此,一些分析师认为,纽交所停止这几家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交易只会产生短期的抛售压力。其它的主要国际股指如MSCI、富时罗素指数和标普道琼斯指数等停牌这些公司也不会给它们造成致命的打击。


路透社引用美国花旗银行分析师方飞云(Michelle Fang)的话说,“中国电信企业的业务主要在国内,它们的基本面坚实,随着经济复苏,它们的现金流不会因在国外停牌而受到影响。”


到目前为止,这三家公司都表示,它们还没有收到纽交所的停牌通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三家中国企业表示,它们几家的美国存托凭证持有者可以通过纽约梅隆银行(Bank of New York Mellon)把存托凭证转换成在香港上市的普通股。


在过去一年中,美中关系出现了双方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困难,病毒大流行、香港局势恶化以及南中国海和台海局势的根本性变化让美国政界意识到,中共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谢选骏指出:美国现在政出多门、手足无措,连美国之音都无法得到“预先通报”,太太太可笑了——既然你们拒绝不了共产党的人血馒头,你们的自我辩解洗白就如昨夜黄花,更加可悲可怜了。

谢选骏:索尔仁尼琴是个共产党

谢选骏:索尔仁尼琴是个共产党


网文《世界上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七个共产党员》(铁血网)报道:


1、苏共党员肖洛霍夫: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05年出生于维约申斯克区顿河流域,苏联作家。连任多届苏共中央委员,当过苏联作家协会书记,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本博秦全耀记忆犹深,因其曾当过苏修文化部长,文革时遭中国批判。

1922年,前往莫斯科,加入“青年近卫军”,隔年与一位哥萨克的女教师玛丽姬·格罗斯拉夫斯卡娅结婚。并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胎记》。1924年他回到顿河开始创作,1928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在苏联《十月》杂志上发表就声誉鹊起,立刻受到国内外的瞩目,在德国销售量甚至超过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年轻的肖洛霍夫跃升世界级作家。1937年至1938年之间多次致信斯大林,几乎遭受迫害。40年代以后与权势媾合,对“持不同政见”作家报持不友善态度。

1956年除夕和1957年元旦,在《真理报》连载《一个人的遭遇》。1965年以《静静的顿河》一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另一部长篇《新垦地》是《静静的顿河》的续作。获诺贝尔奖后,一些持反对立场者忍不住发难,包括索尔仁尼琴在内的文坛重量级人士,直指“静静的顿河”真正作者是当年客死异乡的被俘白卫军官,也就是哥萨克作家费多尔·科留科夫,肖洛霍夫偷了他的手稿。否则何以肖洛霍夫能对陌生的顿河流域哥萨克与战争有生动描写,年仅23岁的作家,一没受过教育,二没生长背景,要完成这部巨作实在不可能。对此,肖洛霍夫一直未发表意见,晚年过得非常不平静,这个问题至他过世后仍是谜团。自《静静的顿河》后他确实未写出任何一部有分量的作品。肖洛霍夫另一个令人诟病的地方,是他为战后苏联文艺界的高压政策辩护,并对索尔仁尼琴为首的自由派作家进行批判。


2、聂鲁达智利共产党员: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71年10月2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授予聂鲁达诺贝尔文学奖金,“因为他的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聂鲁达出生于智利中部的小镇帕拉尔,父亲是一位铁路工人,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聂鲁达出生不久,他的母亲因严重的肺结核去世,两岁时聂鲁达随父亲搬迁至特穆科城,在那里,他的父亲与一位女士结婚。聂鲁达很爱他的继母,在他以后的诗作中有很多篇幅是献给这位母亲的。


聂鲁达10岁时就开始写作诗歌,1916年他遇到其生命中第一位启蒙老师,智利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加夫列拉在聂鲁达的文学创作上给了他很多鼓励,1971年,当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表示这个奖应该属于加夫列拉。13岁时,聂鲁达在《明日》杂志上刊登了其第一篇文章。1920年,聂鲁达开始在塞尔瓦奥斯塔尔杂志上刊登短文和诗,为了避免引起父亲的不满,他以自己仰慕的捷克诗人扬·聂鲁达的姓氏为自己取了笔名“聂鲁达”。4年后,聂鲁达凭借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1942年,聂鲁达写长诗赞扬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同年,他加入共产党。1953年,聂鲁达获斯大林奖,当时的苏联文坛形势紧张,政府在思想上实行独裁,《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被打上反动的标志驱逐。聂鲁达在他1958年的选集《放纵》中反思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想。1957年,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访问期间被捕。此后,聂鲁达开始旅行,他去了古巴和美国,1970年当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总统后,聂鲁达被任命为智利驻法国的大使。1973年9月23日,因为白血病,聂鲁达逝世。他逝世前不久,智利发生政变,阿连德死于政变,聂鲁达在智利的两处住所被洗劫一空。


3、葡萄牙共产党员若泽-萨拉马戈: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葡萄牙文坛巨匠,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获奖作品:《盲目》,获奖理由:“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 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

2010年6月18日12点半,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著名作家若泽·萨拉马戈带着他未完成的“伊比利亚联合体梦想”,在他位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兰萨罗特岛的家中去世,享年87岁。“我是个受荷尔蒙驱动的共产党员,”若泽·萨拉马戈声音微弱,气若游丝,但目光如炬,语气坚定,“我体内有荷尔蒙,让我长胡子和别的东西,也让我成为共产党员。改变?凭啥!我会觉得羞耻,我不想变成别的什么。”


2009年,这位入党42年的葡萄牙大作家还在不断发文攻击布什、布莱尔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因为后者控制的出版社拒绝出版他的blog文选。老先生认为,虽然今日技术进步,道德却比过去更为沦丧。并不忘抨击英国议员用公款买狗粮。“真不害臊。”他说。


4、中国共产党员莫言:2012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作协副主席。1985年起,莫言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创作出了一批带有先锋色彩的独特作品,以大胆新奇的写作风格著称。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55年,莫言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市河崖镇大栏乡。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里他把家乡虚构为高密东北乡,并且此处成为他很多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化大革命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莫言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


1997年,莫言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同年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2005年,莫言接受香港公开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时曾透露,自己年幼时曾经受到一位被划为右派回乡劳动的中文系大学生影响,憧憬有一天也能写出一部作品,过上“腐败作家一天吃三顿饺子的生活”。他还说:“如果因为我敢于说实话而授予我荣誉文学博士,那么我觉得自己当之无愧。”。“莫言”是他开始创作时所起的笔名,却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放炮”说真话,告诫要少说话。


莫言的文学作品,题材敏感、反思尖锐、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其作品出版后常常引发广泛的争议。


5、波兰共产党员希姆博尔斯卡: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获奖理由:在诗歌艺术中精妙的反讽,挖掘出人类一点一滴的现实生活背后的历史更迭与生物演化的深意。195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我们为什么活着》,并于同年被吸收为波兰作家协会会员。


身为女性诗人,希姆博尔斯卡鲜少以女性问题为题材,但她不时在诗作中流露对女性自觉的关心。在《一个女人的画像》,辛波丝卡为读者描绘出一个为爱改变自我、为爱无条件奉献、因爱而坚强的女人。爱的枷锁或许让她像“断了一只翅膀的麻雀”,但爱的信念赐予她梦想的羽翼,让她能扛起生命的重担。这样的女性特质和女性主义者所鼓吹的挣脱父权宰制、寻求解放的精神有着极大的冲突,但辛波丝卡只是节制、客观地叙事,语调似乎肯定、嘲讽兼而有之。她提供给读者的只是问题的选项,而非答案。对希姆博尔斯卡而言,性别并不重要;个人如何在生命中为自己定位才是她所关心的。


1953年,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当上了《文学生活》周刊的编委,并主持该刊的诗歌部达20多年之久。1963年,她获得了波兰文化部颁发的国家文学二等奖。


6、奥地利共产党员耶利内克: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耶利纳克于1946年出生于奥地利小镇穆尔祖什拉克。她于1967年出版了她的首部作品集《利莎的影子》。随后她参加了70年代在欧洲爆发的学生运动,并出版了她的讽刺小说《我们都是诱骗物,宝贝。》,她还于1990年出版了《美好的、美好的时光》、1998年出版了自传体小说《钢琴教师》,该小说后被拍成电影并获2001年戛纳电影节多项大奖。


耶利内克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用德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马塞尔·莱希一拉尼斯基的话说:“耶利内克始终都是一个社会批评作家……她的极端性和她的坚定性不可低估。”而这一点也适用于她的戏剧作品。作为女权主义者和加入过奥地利共产党的作家,耶利内克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西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指向性暴力和男性话语霸权,指向人类对大自然肆无忌惮的掠夺,更指向奥地利的新纳粹势力。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授予耶利内克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她小说和剧本中表现出的音乐动感,和她用超凡的语言显示了社会的荒谬以及它们使人屈服的奇异力量。”


7、英国共产党员莱辛: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获得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此时,她已是88岁高龄。


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多丽丝·莱辛“用怀疑、热情和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其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莱辛曾是英国共产党党员,但后来退党。


二战中,莱辛认识了一批左派斗士,受他们的影响,她愈来愈同情被压迫的人们,痛恨社会的不公正,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了一个共产党员。她曾经的爱人是德国人,一个德国共产党党员。


莱辛是一位多产作家,除了小说以外,还著有诗歌、散文、剧本等其他体裁的作品。她的许多作品都取材于在非洲的亲身经历,以独特的自传体风格著称。作品题材涵盖了种族矛盾、美苏冷战、原子战争、环境污染、科学危机和青年暴力等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的不确,因为世界上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不止七个共产党员——仅仅据我所知,就还有一个高行健(2000年)。可能还有一个索尔仁尼琴()。


网文《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报道: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俄语: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索尔仁尼琴(香港译索赞尼辛,台湾译索忍尼辛,台湾早期曾译索善尼辛),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俄罗斯的杰出哲学家、历史学家、短篇小说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索尔仁尼琴直言不讳地批评苏联和共产主义,并帮助提高了全球对其古拉格劳改营的认识。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许多领域有较大成就。


在二战期间在苏联军队中服役后,他因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批评史大林而被判在劳教所度过八年,然后被流放。他只有一部作品被允许在苏联出版,即小说《伊万·丹尼索维奇的一生》(1962年)。 尽管赫鲁晓夫进行的改革于1956年将他从流放中解放出来,但在苏联以外的地区出版了《癌症病房》(1968年),《一九一四年八月》(1971年)和《古拉格群岛》(1973年)激怒了苏联勃列日涅夫政权,索尔仁尼琴失去了苏联公民身份。1974年。他飞往西德,并于1976年与家人搬到美国,在那里他继续写作。苏联解体后,他的国籍于1990年得到恢复,四年后他返回俄罗斯,直到2008年去世。


他因追求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的道德力量而获得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古拉格群岛是极富影响力的作品,“对苏联提出了正面挑战”,发行了数千万册。


成长时期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日生于高加索克里斯洛瓦尔茨克,是一个遗腹子,自小由担任中学老师的母亲独立抚养长大,担任炮兵军官的父亲在他出生前6个月就已去世。1939年索尔仁尼琴考入国立罗斯托夫大学(现改名为南部联邦大学)物理和数学系,同时又考入莫斯科文史哲函授学院学习俄罗斯语言与文学,在学期间成绩优异,曾获斯大林奖学金。1941年毕业后随即应征入伍,1942年官拜中尉连长赴前线作战,1944年因勇敢作战获得两枚勋章并晋升为大尉。


监禁与流放时期

1945年,索尔仁尼琴因私人信函被截获,因信中戏称斯大林为“留着小胡子的人”,在东普鲁士前线被逮捕,遭苏联当局以“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为罪名判刑8年。狱中索尔仁尼琴曾被诊断罹患胃癌,医生预言他只能活三个星期,但是索尔仁尼琴最终竟然完全康复。1953年,索尔仁尼琴刑满后再度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才获得平反,隔年恢复名誉。


1956年,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解除流放。1957年,苏联政府宣布索尔仁尼琴“无犯罪事实”,恢复名誉,后在梁赞市中学白天当数学老师,夜间在秘密写作。在他的诺奖获奖感言中,他写道:“直到1961年,我几乎不敢让我的任何熟人相识阅读我写的任何东西,因为我担心这会为人所知。”


婚姻和子女

索尔仁尼琴的养子德米特里·都灵于1994年3月18日在纽约市的家中去世,享年32岁。


被监禁之后

1962年赫鲁晓夫为了利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打倒斯大林体制,在赫鲁晓夫的鼓励和亲笔批准之下,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一时之间,“一个籍籍无名为劳狱与绝症折磨几死的索尔仁尼琴就这样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苏联文坛的新彗星”。官方为了拉拢一夕成名的索尔仁尼琴,吸收他加入了势力庞大的“苏联作家协会”。


在苏联的最后日子

索尔仁尼琴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帮助下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尝试,使他的小说《癌症病房》在苏联合法出版。这需要作家联盟的批准。尽管那里的一些人对此表示赞赏,但该作品最终被拒绝发表,除非对其进行修改并清除可疑言论和反苏联的暗示。

1964年赫鲁晓夫被撤职后,文化氛围再次变得更加压抑。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出版很快就停止了。作为一名作家,他被非人化。但手抄式文稿仍然以地下刊物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并且流向了国外。

在1967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对本国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而作家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的叛徒的决议。

1968年写成暴露莫斯科附近一个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中篇小说《第一圈》及叙述苏联集中营历史和现状的长篇小说《癌病房》,均未获准出版。1968年《癌症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

1968年《第一圈》和《癌病房》在国外出版,索尔仁尼琴声名大噪,但却因此遭到苏联官方和御用文人的批判。70年代后,他实际上已成为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齐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1970年7月,世界艺术与进步协会的50余名活动家联名向瑞典皇家学院提名索尔仁尼琴申报诺贝尔文学奖。苏共中央在获悉这一消息后,通过官方渠道向瑞典政府施加了外交压力。诺贝尔奖金评奖委员会不顾苏联的干扰,于1970年10月8日通过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在发扬俄罗斯文学的宝贵传统方面所显示的美学力量。”尽管索尔仁尼琴有前去领奖的意愿,由于苏联当局拒绝承诺他领奖后还能返回苏联,他的瑞典领奖之旅未能成行。在此前后,他原在国内未获出版的作品及长篇历史小说《一九一四年八月》(August, 1914)在西方国家先后问世。

1969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这引起了国际上一些著名作家如萨特的抗议。该年4月,他和川端康成一起被选为美国艺术文艺学会的名誉会员。


1973年,揭露苏联整个劳改营内幕的皇皇巨著《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但这一作品彻底触怒了苏联当局,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以叛国罪名被逮捕,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随即签署命令,剥夺了索尔仁尼琴的国籍,并强制押上飞机将他驱逐出境,但索尔仁尼琴不服,临行前立下誓言:“我将活着回来”。


被苏联驱逐出境

在讨论对索尔仁尼琴的选择时,政治局委员考虑了逮捕和监禁,以及将他驱逐到愿意接受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在克格勃首领安德罗波夫的指挥下,并在西德总理勃兰特声明索尔仁尼琴可以在西德自由生活和工作后,索尔仁尼琴被直接驱逐到该国。


流亡时期

1974年2月13日,他被强行押上飞机,驱逐出境到西德。10月,他联合一些在西方流亡的苏联作家,在西柏林创办《大陆》文学季刊,作为发表苏联流亡作家作品的阵地,他亲自写了发刊词。12月起侨居瑞士苏黎世,后流亡美国。是年,他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12月10日,瑞典国王和多位亲王出席了瑞典皇家科学院为索尔仁尼琴举行的隆重颁奖仪式。索尔仁尼琴在颁奖仪式上说:“在这个大厅里曾经有许多获奖者在你们面前发表过颁奖演说,然而,大概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给瑞典皇家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带来如此之多的麻烦。”美国政府于1974年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1975年定居美国。


1978年6月8日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因批评西方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引起一场争论;流亡期间,他还不断指责西方社会的道德堕落,甚至批评美国音乐使人难以忍受,并批评新闻媒体不加节制地对个人隐私的侵害。在此期间他在西方出版的作品,还有《古拉格群岛》、《牛犊顶橡树》和《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巨著《古拉格群岛》由作者的个人经历,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七大部分叙述1918-1956年,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各地关押迫害数百万人的(由于是不同时期,分批处决,具体数字难以统计)集中营的情况 ,书中描述的情况令人发指。《牛犊顶橡树》是一部关于苏联国内“文学生活的特写”,其中讲到自己作品的遭遇。另两部均为长篇小说,与《1914年8月》组成三部曲,名为《红轮》。他在这一三部曲中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依靠东正教,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


返俄时期

历经20年的深度缄默和隐居,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结束了20年的流亡生涯,实现了20年前“我将活着回来”的预言,从美国的佛蒙特州回到了俄罗斯。但仍然不改其敢言的性格,他指责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腐败和物质主义盛行,也缺乏民主。在此之前,索尔仁尼琴早已预言苏联即将解体,并再次预言俄罗斯的私有化政策必将失败。在俄罗斯国内,评论界和读者对他及他的创作褒贬不一,很多人把索尔仁尼琴视为回归祖国的先知。但是波兰流亡作家康布罗维奇直言索尔仁尼琴浪费了一个作家的生命。


1997年索尔仁尼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将俄罗斯20世纪过往兴衰起浮之经验传诸子孙,将之视为个人的历史责任。1998年12月11日,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度过了他80岁生日,为了表示庆贺,俄罗斯电视台第一频道(OPT)播出了描述索尔仁尼琴一生的电视影片,“独立电视台”(HTB)连续四天播出了“索尔仁尼琴的一生”专题影片。然而,索尔仁尼琴依然不改他“天生异议者”的本色,就在80大寿当天,他对俄罗斯总统叶尔钦要颁给他的、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嗤之以鼻,并说:“目睹俄罗斯从欧洲强权的巅峰,堕落到当前如此悲惨的地步,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索尔仁尼琴总是如此令当局尴尬,正如叶尔钦的回忆录所言:“索尔仁尼琴的笔是受上帝指挥的”,其实应该说,“索尔仁尼琴的笔是以人类之爱为汁墨的”。面对久违的祖国,面对依然是一边残破、贫困另一边却是贪腐、奢华的俄罗斯,索尔仁尼琴除了不改他文学悲悯和“天生反对”的性格之外,在这段晚年的回归之中,索尔仁尼琴依然故我,他从一个“旧社会”的反叛者变成了“新社会”的反叛者,没有停止他那种“不受欢迎”的、唠叨不休的批判。


历史和政治观点/对西方的批评

索尔仁尼琴批评盟军没有在二战初期在西方组织对纳粹德国的新战线。这导致苏联对东欧国家的统治和压迫。索尔仁尼琴声称,西方国家显然对在东方丧生的人数并不关心,只要他们能够在西方为自己迅速而无痛地结束战争。


对共产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批判

索尔仁尼琴强调指出,与罗曼诺夫王朝的俄罗斯帝国相比,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的压迫性要大得多。他断言俄罗斯帝国没有按照苏联格拉夫利特的风格进行任何真正的审查,政治犯通常不会被强迫进入劳教所,并且政治犯和流亡者的数量仅为苏联的万分之一。他指出,沙皇的秘密警察仅存在于最大的三个城市。

返回俄国前不久,索尔仁尼琴在布洛涅河畔吕克发表演讲,以纪念旺代战争200周年。索尔仁尼琴在演讲中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雅各宾党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比较。他还把旺代起义者与叛乱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乌克兰和哥萨克农民进行了比较,称这两者都被革命专制主义无情地摧毁了。

索尔仁尼琴认为,苏联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种族的文化都受到压迫。俄国文化比苏联任何其他文化受到的压制都更多。因此,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东正教不应被西方视为威胁,而应被视为盟友。

根据丹尼尔·J·马奥尼的说法,“如果打开20世纪末索尔仁尼琴1994年的文章《俄罗斯问题》的几乎任何一页,就会发现索尔仁尼琴在指责农奴制的残酷和不公正现象。此外,他还攻击了泛斯拉夫主义。


大饥荒

他描述了布尔什维克 在1917年建立的制度如何导致大饥荒: “这个制度在和平时期人为地制造了饥荒,在1932年和1933年在乌克兰造成600万人死亡。此后,他说:“他们死于欧洲的边缘。欧洲甚至没有注意到它,全世界也没有注意到它—600万人!”


对俄罗斯政局的看法

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索尔仁尼琴就开始发表对俄罗斯政局的看法,1991年的《我们怎样建设俄罗斯》(Rebuilding Russia: Reflections and Tentative Proposals),1995年的《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The Russian Questio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以及返回苏联之后出版的《倾塌的俄罗斯》(Russia in Collapse),流露了索尔仁尼琴返国前后对俄罗斯情势的忧心与不满。索尔仁尼琴坚信,一切的改革必须以人民的生活是否获得改善来评断。据此,他强烈反对前苏联总理、激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盖达尔的改革计划─“休克疗法”。索尔仁尼琴把这种“激进市场化”的政策看成是“劫贫济富”的掠夺主义,是共产主义之后的另一次悲惨的试验。

索尔仁尼琴提出了一种类似“农民公社”的土地私有化观点,试图扭转俄罗斯人民生产意愿低落和极度贫穷的状态。1994年10月28日,索尔仁尼琴对“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议会下议院)发表演说,指出俄罗斯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条通过最曲折、最病态、最荒谬的方式以摆脱共产主义的道路。鉴于长期以来苏联中央集权的无能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流毒,他主张恢复一种“地方自治会”,建立基层人民政权,彻底放给人民自治管理的权利。索尔仁尼琴从根本上否认改革中的俄罗斯正在走向“民主制度”,因为只要下层民众不能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俄罗斯就依然沉陷在寡头制度下。

1999年俄罗斯制作了长达200分钟的纪录片 “对话索尔仁尼琴”。由俄罗斯著名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执导。

2000年索尔仁尼琴猛烈批判叶利钦时称:“叶利钦时代的结果是,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等所有基础领域都被摧毁或洗劫……我们还要继续洗劫和摧毁俄罗斯,直到一切荡然无存吗?”

2006年,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第一圈》以完整的形式搬上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银幕。

2007年俄罗斯国庆节那天,索尔仁尼琴获得2006年度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联邦国家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之后,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


去世

2008年8月3日深夜,索尔仁尼琴由于心脏衰竭在莫斯科逝世,享年89岁。


作品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

《第一圈》(1968)

《一九一四年八月》(《红轮》的一部分)(1971)[8]

《古拉格群岛》(1962-1973)

《普鲁士之夜》(诗集)(1951)

《牛犊顶橡树》(1975)

《列宁在苏黎世》(《红轮》的一部分)(1976)

《1916年11月》(《红轮》的一部分)(1983)

《癌症楼》

评价和影响

索尔仁尼琴比苏联多活了17年,这个曾经被他抨击、开除他的公民资格并将他驱逐出境的超级系统,已于1991年宣告解体。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代表了俄罗斯的良知,而他的一生饱经磨难,却足以烛照未来。

很多西方人视其为与苏联当权者斗争的伟大文学家与英雄,但索尔仁尼琴又抨击所有的民主派,资本家,个人消费者,自由主义者等,在他们眼中索尔仁尼琴是个难以理解和面对的人。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流亡的1970年代警告总统福特不要接见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会影响与苏联的谈判,并于备忘录上写道:“索尔仁尼琴是个著名作家,但他的政治主张是一件令追随他的异见者都觉得尴尬难堪的事。接见他不仅会得罪苏联,还会因其政治主张在美国及各盟国中引起论战。”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提及索尔仁尼琴是否加入过共产党,但是从他在共产党军队中担任指挥官一事来看,不论他是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他对苏联和普京的一往情深。


网文《斯拉夫主义害死索尔仁尼琴》(曹长青)报道:


我曾写过推崇索尔仁尼琴反共精神的文章,也写过“被冷遇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向权力献媚”、“索尔仁尼琴的理性阴影”等批评文章。但随著对索尔仁尼琴言行的更多了解,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越来越低;甚至对他当年反对共产主义的初衷等,也有所质疑。


索尔仁尼琴反抗共产主义的勇气是公认的。他最早以《伊凡.丹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当年苏联第一个揭露劳改营黑暗的小说。作品展示出,斯大林的暴政把人贬低、摧残到像随便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但面对无边的黑暗,小说的主人公伊凡坚守著最起码的人性尊严,心底仍紧搂著一线光明。这“生命中的一天”成为人类善和恶永恒搏斗的一个缩影。


索尔仁尼琴后来写出的《古拉格群岛》,使自由世界第一次详细了解到共产党集中营的真相。“古拉格”并不是真有的一个地名,而是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字母缩写,发音成“古拉格”。索尔仁尼琴比喻说,如果整个苏联是一个海洋,那麽到处可见的劳改营(古拉格)已形成“群岛”;劳改制度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变成苏联的“第二领土”。这本书被译成40种文字,全球卖了三千万册。“古拉格”从此成为一个专门词汇,涵指共产专制最黑暗的部分。


索尔仁尼琴曾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可想而知,苏共当局怎麽能允许“另一个政府”存在。克格勃曾考虑在他的食物中下毒,以封住他的嘴。但迫于西方舆论压力,最后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从此他在海外流亡了20年。


他去世后,《纽约时报》的讣文说,他“熬过了”共产党。以研究苏联劳改营的专著《古拉格》获得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的悼念文章标题则是“强壮过古拉格”。因索尔仁尼琴亲眼看到了共产苏联的终结。


当1994年75岁的索尔仁尼琴结束流亡,从美国启程返回莫斯科时,俄国的民调显示,48%的俄国人支持他出任俄罗斯总统,可见对他的敬仰和拥戴。但索尔仁尼琴的声望升起像一支火箭,坠落却如同一根拐杖。


他回国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崩溃的俄国》开机只印了五千册,还卖不出去;而《古拉格群岛》1989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时,印了一百万册。对此莫斯科的年轻批评家阿迈林(Grigory Amelin)尖刻地说,“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没有人看他的书。”他回国后在电视上主持“和索尔仁尼琴见面”的谈话节目,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因收视率太低。有评论说,他在电视上完全是自言自语、发泄怒气和说教,“像个乏味的摩西”。他到各地旅行讲话,也鲜有媒体关注。


他在美国流亡期间完成的研究布尔什维克历史的长篇巨著《红轮》出版后,更令他失望,因为青年读者根本不感兴趣。《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斯佩克特(Michael Specter)报道说,“这里的知识精英认为他的书像礼拜堂的空洞说教,他的时代已过去,他的目标也不清晰。”去年索尔仁尼琴接受北京《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也坦诚,“现在没多少人愿意听我说话了。但只要我活著,就要给国家开药方。”


为什么这位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享誉世界的作家,这麽快就被他的同胞离弃?因为索尔仁尼琴的话让人们越来越倒胃口。他回国后,开口闭口都是教导人们“要爱国”,强调“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简直像是从当年他厌恶的苏共《真理报》上抄来的。面对共产专制被结束,俄国人获得自由,索尔仁尼琴没有强烈的欣喜,而是到处说教∶俄国没有道德,没有民主,必须恢复“俄罗斯精神”;并抨击西方的吸毒、色情、犯罪,把摇滚乐文化视为“堕落”,强调俄国不能走西方的道路。


索尔仁尼琴把西方自由主义精神下带来的一些负面、表面现象(或者说无法避免的副产品),当作西方文化的精神和主体而全盘否定,这是索尔仁尼琴除了反共之外,思想无法再升华的原因之一(仅仅是之一)。


我本人也很讨厌摇滚乐,但别人有喜欢摇滚乐、热衷摇滚乐的自由!这个“另外一个人的自由”远高于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好恶。之所以有我厌恶,你喜欢,就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个体。这种“尊重别人的自由”、“尊重别人的选择”的概念,就源于西方个体主义精神价值。


和许多其他文化一样,西方文化中当然也有优、有劣,几千年来,在各种力量的抗衡、较量中一路走来。但其一步一步、极为艰难地走向胜利的根本价值,却是其他文化中所缺乏或者没有的∶那就是个体主义精神,是视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的原则;是这样一种追求∶政府和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为了保障个人财产、个人自由;而绝不是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强大。正因为这种以保护个人财产、个人自由为核心的制度首先在西方建立,并最符合人性、最得人心,所以它才能穿越独裁者、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封锁和对抗,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


但索尔仁尼琴对这个源于西方的最重要价值毫无认识。所以连相当推崇索尔仁尼琴的上述《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阿普尔鲍姆也说,“他的声望所以下跌,除了苏联宣传把他描绘成一个怪物和极端者之外,还和他自己的失败有关,他没有信奉自由民主,从没有真正喜欢西方,从未接受过自由市场或摇滚乐文化。”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索尔仁尼琴回到俄国之后,对西方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烈。他把北约东扩视为企图包围和孤立俄罗斯,把“世界货币基金”的援助看成西方的渗透;对于大苏联的解体,尤其愤愤不平,认为在分离出去的其他十几个共和国中,俄罗斯人变成了少数。他质问说,“为什麽俄罗斯民族要被其他少数民族支配?”他呼吁恢复俄国的大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至少“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因那里有不少俄罗斯人。


这种“俄罗斯国家情结”使索尔仁尼琴不能满怀欣喜地去欣赏大苏联解体后人民获得的自由和尊严,而是高声抱怨,并为失去的大国疆土而悲叹。索尔仁尼琴虽然勇敢地反抗斯大林的共产专制,但他没有明白的是,他所反对的共产主义,其核心正是国家民族至上,以“平等”名义推行群体主义;而这种群体主义,正是剥夺个人自由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重要根基!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俄罗斯情结”由来已久。早在当年给苏共领导人写的公开信中他就说,“20世纪的俄罗斯有太多的暴力,无论是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还是其后的肃反运动和大清洗运动都是对民族的摧残。”对索尔仁尼琴来说,列宁斯大林的暴力革命,最重要的是对“俄罗斯民族”的摧残。他没有把暴政对“个人自由”的剥夺视为关键。在索尔仁尼琴的眼里,俄罗斯民族的兴衰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在信中这样明确写道∶“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的民主制度都不符合俄罗斯的现实,只有俄罗斯民族精神才是宝贵财富。”他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认为共产主义损害了“俄罗斯精神”;他不赞成西方民主,是因为认为“俄罗斯精神”高于西方。他强调“俄罗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我们的生命、精神等,必须植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这种看法和当年有神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神论的别林斯基等俄国知识分子拒绝西方、强调只有伟大的俄罗斯才能拯救世界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在俄国出生、成长,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有深入研究,并写出《俄国思想家》一书的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认为,在思想深层,索尔仁尼琴是斯拉夫主义者。斯拉夫学派认为,俄罗斯有独特的发展历史,并坚信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甚至认为斯拉夫文明优于西方文明。他们强调要从俄罗斯的历史中寻找俄国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不是追随西方的道路。


毫无疑问,这种“俄罗斯民族至上”的斯拉夫主义,和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至上”的法西斯主义,是在一个思维轨道,都是一种推崇群体主义的种族主义。因为当把一个民族视为“至上”,就一定会导致对其他民族的贬低、歧视和敌对。事实上,由具体个人组成的民族是根本不存在高低的(我对这点没有丝毫的怀疑!),只有“文化”才有优劣之分。


索尔仁尼琴强调“俄罗斯精神植根于我们的传统”。但这个“传统”是什麽?对俄国知识分子有相当研究的英国作家威尔逊(A.N. Wilson)在《托尔斯泰传》的开篇总论中就指出,沙皇时代,俄国主要有三种传统交织∶农奴制,贵族世袭,国家主导教会,或者说教会服从政府。苏联的历史无论有多长,基本都是这种专制的传统。而今天在俄国进行的投票选举,新闻和言论自由,市场经济,以及正萌芽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精神,都来自西方,没有一样是俄国自身传统的产物。


索尔仁尼琴在写《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等作品时,可能出于个人自由被践踏的亲身体验,发出了个体的呼喊和控诉。这些作品警示世人,任何以 “群体的名义”消灭个体的行为,都是在建造“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但当索尔仁尼琴到了西方,在自由的美国生活之后,那种个人被摧残的环境不存在了,他对这一点的感受大概就不那麽直接和强烈了。再加上他声望的提高,更由于他强烈、近乎偏执的东正教信仰等,使他热衷扮演托尔斯泰式的 “替天行道”的角色;他那种试图代表整个俄罗斯讲话的“先知”劲头,有用所谓“俄罗斯精神”加“绝对东正教”改造整个俄国、统一俄国人思想的强烈企图。因此他才不再关注个体的自由,而是重视国家民族的兴衰,更看重群体的辉煌。


索尔仁尼琴几乎完全忘记了他在《癌病房》等作品中认知和强调的,“以整体的名义要求个体无条件服从,这正是前苏联时期各种黑暗帝国的成因;任意剥夺个体权利的冲动形成了人类机体之癌。”索尔仁尼琴热衷的俄罗斯精神、国家民族至上,就是用另一种形式的“整体名义”要求“个体服从”,这和他所反对的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完全在一个思想方向。


这点从他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这三任国家领导人的不同态度也可看出。戈尔巴乔夫在任时,要给索尔仁尼琴颁奖,但遭他拒绝。他说戈尔巴乔夫代表“苏联”,他不能接受苏联当局的奖(但他从美国启程回莫斯科时,却向记者炫耀他的那本苏联护照,沾沾自喜他还是苏联公民)。而真正的原因是,他对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最后导致大苏联解体一直耿耿于怀。但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推动了共产统治的终结,他才得以结束流亡,返回俄国。而且在三位领导人中,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对他的评价最高。在索尔仁尼琴去世当天,戈尔巴乔夫还对媒体说,“索尔仁尼琴的书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想法,使他们重新思考过去和现在。”“他是第一个说出斯大林暴政的幸存者,他的名字和独特的生命故事将永存于俄国历史。”


对于有勇气站到路障上振臂高呼,领导人民结束了共产党统治的俄国第一个民选总统叶利钦,他也是非常反感,同样拒绝了叶利钦要给他颁奖的敬意,并矫情十足地说,“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怎麽是叶利钦的民主政府给俄罗斯带来了苦难?)真实的原因是,他认为叶利钦没有捍卫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在那些从大苏联独立出去的“外国少数民族”面前,表现得太软弱。


但对去年普京总统颁奖,他却欣然接受了,因为他非常认同和推崇普京要恢复“强大俄罗斯”的努力。普京在颁奖时强调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俄罗斯命运联在一起”,他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祖国”。普京没有提到他的《古拉格群岛》对揭露共产黑暗的重要意义,只是避重就轻地提到他编过《语言扩展词典》,对发展民族语言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身体衰弱而无法出席的索尔仁尼琴,对这种等同“贬低”他价值的说法不仅没有异议,却在视讯致辞时同样强调“我们国家”、“我们祖国”、“俄罗斯历史”等,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是“我们”,显示他和普京总统目标一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


普京听完索尔仁尼琴的视讯感言很动情,突然决定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媒体报道说,坐在轮椅上的索尔仁尼琴对总统的意外到访“非常激动”,为自己坐著迎接普京道歉,并说“您日理万机,我简直不敢想象,您怎麽能脱身来到我这儿。”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普京后来披露,他们主要谈了“俄罗斯”、“国家未来”、“俄国的世界地位”等。关注的是国家的地位和权力,而不是个人自由。


有记者在采访索尔仁尼琴时不客气地提到,“普京曾担任安全服务局的局长,这个机构的前身正是曾给你带来苦难的克格勃。”索尔仁尼琴的回答竟是∶“普京总统是曾在情报机关工作,但他并非古拉格群岛的头目。他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这绝没有让他蒙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只要为俄罗斯国家做事,即使是克格勃,即使是共产政权,也不仅应原谅,甚至还可赞美为“一件光彩的事”。这个曾抵抗共产主义的巨人,最后竟成为如此一个思想的侏儒。


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这个饱尝斯大林专制肆虐的作家,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里,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生活经历的描写,居然肯定斯大林领导下国家取得的成就,并对斯大林去世说,“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赞扬斯大林发动的是“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的解体流露出无限的惋惜。


一个斯大林的强烈反对者,在“俄罗斯精神”的感召下,最后竟然称赞这个独裁者了;就是因为斯大林曾推行工业化,给苏联带来了“国家强大”。但在这个“帝国海洋”中,多少生命在“古拉格群岛”被摧残、被埋葬,亲身经历并记录过这一切的索尔仁尼琴似乎完全忘记了。索尔仁尼琴甚至还曾向普京建言,“为了维持俄罗斯的统一,必须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共产主义没有能摧毁索尔仁尼琴,但斯拉夫主义却最后蒙住了这位作家的双眼,使他一“俄”障目,不见“自由”;成了民族主义的鼓吹者,甚至是殉葬品。


索尔仁尼琴的斯拉夫情结,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沙皇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就表现出强烈关心国家前途的倾向。无论是信奉基督教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后来被赫尔岑称为一代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无神论激进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被以赛亚.柏林称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的赫尔岑本人,都崇拜农民,把社会平等看得高于一切(而不是个人自由),因此他们都反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鼓吹社会主义,热衷所谓“俄罗斯精神”。但他们都给自己的国家开了“错误的药方”。后来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席卷俄国,和这些知识分子信奉并长期传播的均贫富的平等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他们已给共产暴政的雷雨大作,有意无意地事先提供了乌云和狂风,铺设了温床。而正是俄国的革命,输出到中国和世界,造成全球一亿多人遇难的人类最大悲剧。


但当年俄国那些知识分子还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毕竟他们既没看到、更没经历过共产主义的残暴,也没有体验过走向成熟后的西方民主体制。他们是在农奴制社会的一片黑暗中摸索、探求,希望找出一条自由和复兴之路。他们中间,只有索尔仁尼琴,既经历了古拉格的共产暴政,又来到西方,在自由的美国住了十八年,亲眼看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但倒过头来还是热衷以俄罗斯精神为幌子的斯拉夫主义、宣扬民族至上,丝毫没有任何个人主义精神。可以说他是其中最愚蠢、最顽固、也是最不可原谅的一个。(2008年8月6日于美国——原载《观察》)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斯拉夫主义正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来源之一,因为这位作者同样也是一个共产党的“副总编辑”记者,他所说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都是从共产党中国的《深圳青年报》编辑部里带出来的病毒。

2021年1月4日星期一

谢选骏:历史的神话与现实



网文《高俅原是苏东坡书童,那些你不知道的十六大历史真相》报道:


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


古代历史在上学的时候大家都能知道点,但真正知道很细的人不多,由于中国古代历史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在古代发生了很多流传千古的事情,然而史料并不一定就是真实,下面的这些中国古代历史真相,你都知道吗?


十六大历史真相之一、中关村原为太监养老院


中关村,几十年前还是一片荒凉的坟场,大多是太监的坟墓。因明清时期称太监为“中官”,所以这里被叫做“中官坟”。太监多在此建庙宇和养老的庄园,也因当时人称太监为“中官”,故称此地为“中官村”。解放后选择这里建中国科学院,觉得“中官”二字不好,才改名为“中关村”。


十六大历史真相之二、汉朝皇帝流行双性恋


汉高祖、汉惠帝喜欢美女也喜欢俊秀少年郎;汉高祖宠妾无数还有一位特别男宠籍孺;汉惠帝沉迷女色之外还有男宠闳孺之流,涂脂敷粉待侍宫中;汉文帝与邓通、赵同、北宫伯子的同性之恋。邓通被文帝视为梦中人。汉武帝后宫佳丽成千上万的同时也有男宠韩嫣和李延年。


十六大历史真相之三、孔子是微博体开创者


《论语》是最早微博集:1、每条论语都未超过140字;2、言简意赅、寓意深刻;3、较为碎片化,多为孔子晒心情,交流哲理;4、互动性强,经常和子贡、颜回、子路等进行回复互动;5、孔子拥有3000多粉丝,其中72人为加V大号。


十六大历史真相之四、“吃醋”的由来源自唐朝


房玄龄做了22年宰相,是贞观之治的重要缔造者。唐太宗为表其功,特赐美女两名。然后此举惹恼了宰相夫人,不准美人进家。李世民给她两个选择:一是领回美女;二是喝下御赐“毒酒”。刚烈的房夫人当场饮下“毒酒”后,方知是一杯醋。太宗无法,只得收回美人,“吃醋”一说由此传开。


十六大历史真相之五、高俅原是苏东坡书童


高俅原是苏东坡的小史,即书童,为人乖巧,擅长抄写。苏轼调任中山府时,就把他送给了小王都太尉王诜王晋卿。有次王诜要送端王赵佶一把修鬓角的篦子刀,由高俅送去。恰逢端王正在蹴鞠,高俅借机大秀球技,因此深得赵佶喜欢,从此留在端王身边。赵佶继位宋徽宗后,高俅更是节节高升。


十六大历史真相之六、宋代女子十四不嫁要罚款


宋仁宗时期让男子十五岁娶,女子三岁嫁;明太祖规定男子十六岁而娶,女子十四岁而嫁到了法定年龄不嫁人的女子,那是要罚款的。譬如,汉朝孝惠皇帝时,谁家要有 女儿十五岁以上至三十岁还没有嫁人,罚款600钱。唐代对于男子二十岁以上,女孩十五岁以上还没有配对结婚的也要处罚。


十六大历史真相之七、阎王原来不是一个人


一直以为阎王是一个人,原来是十个人。十殿阎罗是中国佛教所说的十个主管地狱的阎王的总称,这一说法始于唐末。分别是: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阎罗王、卞成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轮回王。此十王分别居于地狱的十殿之上,因称此十殿阎王。


十六大历史真相之八、魏晋时期男人必须长得像美女才叫美


魏晋时期,男人必须长得像美女才会被称赞,柔婉的女性美是美男标准。因此,魏晋老少爷们拼命向“伪娘”线路上走。贵族士子们,几乎人人镜子不离身,每天 打粉、涂口红、喷香水,到了不化妆就不见人的地步。当时着名的伪娘有:文学家曹植、潘安、书法家王羲之……


十六大历史真相之九、明朝皇帝虽荒淫但无软骨头


明朝的皇帝虽一些是荒淫无道,但却没有一个是软骨头!大明朝共276年,从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崇祯天子殉国,正统被俘却决不求饶,隆武战死沙场,绍武被俘绝食自杀。明末内忧外患中,依然兵分两路顽强对付满清和闯王,对关外国土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全辽可复”的愿望。


十六大历史真相之十、宋代规定:官员不得进酒肆,无论公私款,都要被弹劾


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鲁肃简公为谕德,公易服微行,饮於一酒肆。真宗问曰:“何故私入酒肆”公曰:“臣家贫无器皿,酒肆百物具备,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遂与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曰:“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


十六大历史真相之十一、黄花闺女的来历


古时未婚女子梳妆打扮时,喜爱用黄颜色在额上或脸部脸画成各种花纹;也有用黄纸剪成各种花样贴上的。而“黄花”又指菊花。因菊花能傲霜耐寒,常用来比喻人有节操。


十六大历史真相之十二、“二锅头”的来历


清代中叶,京师烧酒作坊为了提高烧酒质量,蒸酒时,需将蒸馏而得的酒汽,经第一次锡锅内的凉水冷却而流出的“酒头”和经第三次换入锡锅里的凉水冷却而流出的“酒尾”提出做其它处理。因为第一锅和第三锅冷却有物质成分,所以只摘取经第二次换入锡锅里的凉水冷却而流出的酒,故起为“二锅头”。


十六大历史真相之十三、宋代住房保障制度:开封廉租房每间月租106元


楼店务,后改叫“店宅务”,负责管理维修国有房产,并向公众招租。瞅着有点眼熟吧!相当于现在的廉租房。当时,首都开封共有1192间公共住房,每间月租170文(106.25元RMB)。京畿之地,天子脚下,普通民众租得起吗?这是一种住房保障制度,完全能租得起。


十六大历史真相之十四、古代中国四大别称:神州,九州,华夏,中原


1、神州,古圣人以中国神州,上当辰极,下正地心,俗称“神州大地”。2、华夏,原指中原地区,后复包举全 部领土而言。3、九州,古代中国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梁、雍和豫州。4、中原,中华文明发源地,在古代被华夏民族视为天下中心。


十六大历史真相之十五、义和团曾使用“阴门阵”


1900年,庚子之变中,义和团包围使馆,为了对付洋人的大炮,组织了一帮妓女脱光衣服,把阴部对准大炮,美其名曰“阴门阵”。但事实上,这种阵法对洋人一点效果也没有,而义和团一经受挫后便开始溃退,甚至四处焚掠。


十六大历史真相之十六、“后”原本是帝王的称号


见到后字,总会联想到皇后、太后等。但上古时代,后字代表男性,是权力的化身,帝王的象征,天子的称号。后在周朝以前是帝王 的称号,那时天子之妻为妃,后作为帝王称号共延用了360多年。至周朝,妃才改称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天子称皇帝,皇帝的正妻就叫做皇后了。


谢选骏指出:苏东坡的高俅,不是水浒传的高俅,否则苏东坡岂不成了恶霸?这就是历史的神话与现实之一。


网文《真高俅:因苏东坡而发迹,知恩图报,掌权二十余年得善终》(王玄陵)报道:


高俅是被小说家给写坏了,或者说,他是为《水浒传》这本经典名著做出了突出贡献。


古代的读书人都讲究一个“生前身后名”,有的时候“身后名”要比活着时候的名声要重要的多,这是那个时候读书人“生命的意义”。


从小说的结构上来说,《水浒传》的作者需要有一个典型的奸臣开篇,以揭示“乱自上起”的故事开端。但是,作为历史有背景的小说家来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要尽量的避开真实的历史人物。


假如说,作者以蔡京或童贯来担任这样一个“一号奸臣”的角色,那么后面写道的大量情节,可能就会跟这两个人的真实历史经历相冲突,这样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作者选来选去选中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高俅,高俅很适合作为这个“一号奸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天子近臣,是实权派,但是《宋史》中没有给他列传,正史上也很少有关于他的事迹记载。


我们之所以知道高俅是天子近臣、实权派,是因为《宋史·徽宗本纪》中提到了一句话,说“政和七年,高俅被正式任命为太尉”,这是关于高俅唯一确实可信的历史记录,至于他是忠是奸我们不知道。后来南宋时期有一个人叫王明清,他鉴于宋朝南渡后,大量的历史资料都遗失损毁,所以苦心搜集写了一本《挥麈录》,上面有一篇关于高俅的小传,这个小传对高俅的发迹史写的很明白:


1、“(高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扎颇工。”


2、苏东坡外放到中山做官,于是就把高俅推荐给了曾巩,曾巩以故推辞,苏东坡又把他推荐给了王晋卿。


3、王晋卿和端王赵佶关系密切,有一日,端王遇到了在殿庐值班的王晋卿,说自己忘了带篦刀子,要借王晋卿的篦刀子一用。后发现王晋卿的篦刀子样式非常喜欢,王晋卿就说这个样式的篦刀子总共做了两把,还有一把新的没用过,晚间会差人送到端王府上。


然后,高俅就被派到端王府去送篦刀子,恰好遇到了端王在园子里蹴鞠,高俅就在一边在旁边等待一边目不转睛的看球。端王就问高俅:“你也会踢球吗?”高俅说:“能啊”,高俅陪端王踢得很开心,于是就被端王赵佶给留下了,高俅一跃成为了端王的家人。


4、端王登基,是为宋徽宗,高俅深得其宠信,几年内就遍历禁军三衙,登堂拜相,掌管禁军二十余年。


看上面这个履历我们应该会似曾相识,没错,《水浒传》中高俅的履历就是根据这个说法来写的,只不过不管是《宋史》还是《挥麈录》中都没有关于高俅是奸臣的评语,而施耐庵先生为了让高俅肩负《水浒传》开篇的重任,把高俅重塑成了一个不学无术、靠运气上位的奸臣。


事实上,根据《挥麈录》中的“高俅传”,高俅非但不是奸臣,反而在人品上颇有可圈可点之处。高俅权势盈天,全族人一荣具荣: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幸无比,极其富贵。苏轼多年宦海浮沉,后来曾经遭到几番贬谪,但是高俅始终不忘苏轼对他的恩情。每当遇到苏轼的子弟进京,高俅都会派人慰问,给予格外的照顾。后来徽宗南下避难,身边的奸臣像童贯、梁师成之流都被诛,只有高俅安然无恙,最后老死在家、得以善终。由此也可见,高俅虽然算不上什么大忠臣,但至少也算不上大奸大恶之辈。


高俅的恶名,都是拜《水浒传》作者所赐。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没有《水浒传》,又有几个人能知道高俅呢?


谢选骏指出:姑且不论是否奸恶,高俅都是“鞋匠治国”、“叫花子掌权”、“外行领导内行”的模范人物。所以水浒传把屎盆子扣在高俅的头上也不算冤枉他过多了。宋徽宗如此用人,岂能不亡?这就是历史的神话与现实。

谢选骏:英雄就是超大的恶霸——读《水浒传》



网文《水浒传》报道:


《水浒传》,是以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列为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之一,六才子书之一。其内容讲述北宋山东梁山泊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由被逼落草,发展壮大,直至受到朝廷招安,东征西讨的历程。又称《忠义水浒全传》、《江湖豪客传》、《水浒全传》,一般简称《水浒》,全书定型于明朝。作者历来有争议,一般认为是施耐庵所著,而罗贯中则做了整理,金圣叹删减为七十回本。


成书过程


《水浒传》的故事源起于北宋宣和年间,出现了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描述了宋江、吴加亮(吴用)、晁盖等36人起义造反的故事,初步具有了《水浒传》的故事梗概,目前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而从南宋之史籍《东都事略》以后,已成为了民间文学的主要题材。


到了元朝,元杂剧中出现了有关水浒故事的剧本,流传后世的有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的《燕青博鱼》和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等。《水浒传》全书是到了明朝,经许多作者不断增添情节乃至定型。也有观点认为,《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生活原型是与作者施耐庵关系甚密的张士诚领导的盐民起义。


作者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目前最广泛认可的说法认为作者是施耐庵。历史上还有其他几种观点,包括了罗贯中说,施惠说,郭勋托名说,宋人说等。


施耐庵说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百回的《水浒传》前七十回为施耐庵著,后三十回则为罗贯中著。另一种观点是全书为施耐庵撰写,再由罗贯中整理编辑。此说最早见于明代高儒《百川书志》,认为《水浒传》是“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有不少人认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属于“世代累积型群众创作”,因为关于梁山泊好汉的故事最早记载于《宣和遗事》,在南宋时代已经开始流传。在水浒传成书之前,已经有许多相关的民间传说、戏曲故事。故此推论施耐庵在创作过程中参考借鉴了很多素材,包括史籍、笔记和某些完整的小说、戏曲或其选段。但毫无疑问,施耐庵在创作长篇章回小说中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和故事的发展。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及《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中主张,“施耐庵”可能为某一生活在明代中期的某一文人的托名,因“其时士大夫还不敢公然出名著作白话小说”(《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并且书中内容确有“犯上作乱”之嫌,不为当时统治阶级所容。


罗贯中说

这种观点认为全书皆由罗贯中所著。明朝嘉靖年间的汪道昆托名“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首次指出《水浒传》“越人罗氏……为此书,共一百回”。其后,许多明清人士都相继指出罗贯中是《水浒传》作者。直到民国年间,鲁迅、俞平伯仍然认为水浒传简本是罗作,繁本是施编。但是,这种观点现在普遍没有得到认同。反对者认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明显不同,完全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惠康野叟在《识余》中说:“二书深浅工拙,如天壤之悬,讵有出一手之理?”而且关于罗贯中作《水浒》的证据也大多经不起考证。胡适认为:水浒传的草本(约一百回)出自罗贯中之笔。内容可能有田王和征腊,但无征辽。文笔可能极粗劣。《水浒传》的后半部,在一百回版本是三十回,包括了招安,征辽和征方腊,在一百二十回版本还包括征田虎、征王庆。《水浒传》的后半部有时也称之为《征四寇》,比较吻合罗贯中的“忠君”思想。


施惠说

此说最早见于明人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即君美之传水浒,意欲供人说唱,耸人观听也,原非欲传信作也。”至清朝时,很多谈及施惠的人开始把施惠和施耐庵混为一谈。如无名氏《传奇会考标目》:“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至近代,仍然有人力主此说。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认为“耐庵即施惠号”。此后又有人考证《水浒传》中有江浙方言,并发现施惠的《幽阁记》中有一些描写和《水浒传》相似,以次推断二书皆出自同一人之手,乃施惠所作。但是很多人认为该证据难以令人信服,而且有关施耐庵和施惠的关系多数臆断。


郭勋托名说

明朝时,沈德符在《野获编》中说:“武定侯郭勋……所刻《水浒传》善本……”。后沈国元在《皇明从信录》则说:郭勋“仿《三国志演义》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而钱希言在《戏嘏》中又说他曾删过水浒。胡适在《水浒传新考》中则认为郭勋刻水浒乃是假托。戴不凡则认为“疑施耐庵即郭勋”。他认为郭勋刻水浒后才开始署名施耐庵。但是,这个论据并不能够立足,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署名施耐庵的百回本《水浒》出现。


宋人说

这种说法最初是认为《水浒传》是罗贯中编写,而考证罗贯中是宋朝人]。此说多被视为无稽之谈。后程穆衡在《水浒传注略》中推测施耐庵为宋末元初人。其后黄霖根据《靖康稗史》七种的编者署名“耐庵”,而推断这位南宋末年的“耐庵”就是施耐庵,并且认为施耐庵所作水浒乃是简本,而不是当前的版本。


版本

现存最早的《水浒》版本,当属保存于上海图书馆的《京本忠义传》,此本大约刻于明朝嘉靖年间,为一百回版本。水浒传的版本很多,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故事版本。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系统:繁本和简本。


繁本

繁本也称“文繁事简本”,为后人增删本,写得比较细致,也是流传最广的。主要有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三种。但主要改写增添的部分都是在招安之后的情节。

一百回本(“容与堂本”、“天都外臣本”、“四知馆本”):在宋江受招安后,又有“征辽”,征方腊等情节。

一百二十回本(“郁郁堂本”、“袁无涯本”):一百回本基础上再增加征田虎、征王庆的情节。

一百二十回本(“梅氏藏本”,梅氏全名梅寄鹤):还有一种一百二十回本被称为“古本水浒传”,也称“梅氏藏本水浒传”,该本前七十回与金圣叹贯华堂本一致,同样有卢俊义的恶梦。但后五十回与其他版本截然不同,并没有招安的情节,梁山依旧与官府作战。目前关于与此版本后五十回的真伪及该版本本身的价值还有争议,许多人认为后五十回实为梅寄鹤伪作。

七十回本(“贯华堂本”):明末金圣叹进行删改,腰斩一百二十回本(“袁无涯本”)招安以及之后的事,将原书第七十一回改写成卢俊义的梦作为结尾,再将第一回作为楔子,共为七十回。

一般认为只有百回本可能是《水浒》故事成型定书的最早本子,也最接近传说故事的版本。


简本

简本也称“文简事繁本”,最接近原著原本,包括了受招安、征辽、征田虎、王庆,打方腊以及宋江被毒死的全部情节。之所以称为简本,主要是文字比较简单,细节描写少。后有人将其后段独立发行,并托名罗贯中,称《续水浒传》。 已发现的简本有:

一百十五回本(全像水浒忠义传、汉宋奇书)

一百一十回本(英雄谱)

一百六十四回本(与后传合刊)

一百九回本(二刻英雄谱)

一百二十四回本(大道堂本)

一百四回本(水浒志传评林)

情节/洪太尉释放妖魔

故事描写了一百零八将各自不同的故事,从他们一个个被逼上梁山、逐渐壮大、起义造反到最后接受招安的全过程。水浒中的一百零八将,是张天师禁锢的三十六个天罡星和七十二个地煞星,因为太尉洪信的无心之过而转世,他们讲究义气,爱打抱不平、劫富济贫,不满贪官污吏,最后集结梁山,与腐化的朝廷抗争。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宋江、林冲、史进、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物的鲜明形象,也向读者展示了宋代的政治与社会状况。

全书可分为三段:第一至第四十回讲述的是各个好汉的故事,它们既有独立性又有关联性;第四十一至第八十回讲述的是好汉们在梁山集合,形成了以宋江为寨主的梁山水寨,并发动一系列对官僚恶霸及附近城池的战争,直到接受北宋朝廷的招安;第八十一回至第一百二十回讲述的是梁山好汉归顺朝廷后,镇压田虎、王庆、方腊等的战争,到最后鸟尽弓藏,悲壮死亡的故事。


逼上梁山

12世纪初,北宋王朝,朝廷内的奸臣蔡京、童贯和高俅权倾朝野,手握重权,视皇帝宋徽宗如傀儡,残害忠良。地方豪强恶霸也同流合污,史进、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等相继被冤枉陷害,无路可逃,上了山东的水泊梁山,打家劫舍,劫富济贫。同时,在黄泥岗,晁盖、吴用等七人发动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抢劫案,夺走了北京大名府官员送给蔡京的生辰纲礼物,逃到梁山泊,与林冲合谋杀掉原寨主王伦,晁盖做了梁山泊之主。

晁盖的朋友宋江也卷入官府纷争,差点被处死,幸亏晁盖与梁山好汉救出他,宋江的朋友李逵及戴宗等跟随宋江加入梁山泊。随后,梁山泊向周围地方官僚恶霸和其他敌对山寨宣战,攻破了祝家庄、高唐州、青州城、曾头市和大名府,招降了秦明等数十名大将。其中最后两次战争中,晁盖战死,宋江继承了寨主之位,卢俊义、燕青上山。梁山全盛时足有一百零八个好汉,空前强大。梁山势力的壮大,震惊了朝野上下,童贯、高俅倾全国各路水陆大军,讨伐梁山泊,却惨败于梁山的精兵良将,数十名大将被斩杀。


招安

宋徽宗无奈,只好派人招安。梁山泊的部分首领坚决反对招安,但首领宋江、吴用等人却不愿继续做强盗,答应了朝廷的招安请求。但在招安之后,朝廷奸臣屡次找茬陷害梁山好汉。

这时候,河北的田虎、淮西的王庆、江南的方腊叛乱,朝廷派梁山好汉出兵镇压。宋江先是用水淹了田虎的根据地太原城,剿灭田虎势力,然后挥师南下,大破淮西军并生擒王庆,但在更激烈的平定方腊之战中,宋江遭遇强大对手,梁山好汉死伤过半。一场恶战之后,宋江控制了杭州城和乌龙岭,攻破了清溪洞,方腊的势力才被消灭。

战后,梁山好汉仅剩下三十六人,班师途中林冲及张横等人病逝,武松在六和寺剃发出家,鲁智深在六和寺圆寂,李俊、燕青等人又悄然离去。回京时梁山好汉仅剩二十七人。宋江等人被封为功臣,但童贯、高俅等人野心未死,他们设计毒死了卢俊义、宋江和李逵。吴用和花荣在宋江墓前大哭一场后自缢而亡,剩下的梁山好汉,除双鞭将呼延灼与女真战斗英勇阵亡,其余大都善终。

“水浒”字面的意思是水边,指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山东梁山泊。另外《诗经》中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句子,记载了周太王率领部族迁徙的事情。王利器与罗尔纲不约而同指出用水浒做书名,是将宋江等的聚义和周朝的兴起作类比,证明原作者肯定起义英雄们反抗统治的精神。水浒义军领袖宋江原是基层官吏,后被逼上梁山,与其他梁山好汉一起反抗暴政,“替天行道”,逐渐发展壮大。《水浒传》故事豪放、粗犷,全书通过人物的言语、行为来表现其矛盾的内心世界,人物性格刻画也各有特色,而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各自的成长经历也不尽相同。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对于《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历来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贽。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主要是明朝的左懋第提出的,他认为《水浒传》教坏了百姓,强盗学宋江,并且认为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对于世风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当时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将《水浒传》在全国各地收缴。1950年代,共产党中国认为《水浒传》是描写歌颂农民起义的。这种看法是当时各种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


艺术成就


《水浒传》深刻地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情节曲折复杂而富戏剧性,善于描写场面,人物众多,形象生动,个性鲜明,对话传神,善于以对比手法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描写人物的心理变化,从人物的行动表现其性格。《水浒传》以流畅的白话口语为基础,再加锤炼,既生动泼辣,又简洁洗练。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的长处不在于政治和战争场面的描写,而在于主要人物的刻画和市民生活的描写。其中梁山主要人物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李逵等,人物个性鲜明,角色语言各有特色。


影响

在古早年代,《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往往通过民间艺人,以戏曲曲艺的形式,成为普通民众熟悉的文化活动。其中虚构的人物或者虚构的故事变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史实。很多故事,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历来男女老少皆津津乐道。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各种道德观如:轻生死重义气,敢作敢为,劫富济贫乃至“忠君反贪”等理念,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大众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


评价

《水浒传》亦中国古代四大小说名著之一,在文学成就上受到后世不少文学评论家的赞许。


明清两代

明末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将《水浒传》与《离骚》、《庄子》、《史记》、《杜甫诗》、《西厢记》合称为“六才子书”。李渔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定为“四大奇书”。但他本人对宋江的评价非常低,在他的批注本里,处处可见对宋江的贬损。后来有人把“四大奇书”,加上《红楼梦》、《儒林外史》合称为“六大奇书”。


民间流传一句话:“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意年轻人不该读《水浒传》,否则容易向往打打杀杀的生活,盲目崇尚武力与江湖义气,过分反叛,脱离现实;而老年人不应该读《三国演义》,因为其中人物善于用计使诈,处心积虑、钩心斗角,作为应该安分守约的老人应该安度晚年,不能整天想着算计别人,对自己身心无益。


现代

到了20世纪,文学评论家除了评论《水浒传》的文学成就,亦开始对《水浒传》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和价值观产生兴趣。1930年代初,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曾这样评论《水浒传》:“‘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从历史角度看,对于《水浒》的争论焦点则集中在主要人物宋江所表现出的“忠君报国”的思想上。反面观点一般认为宋江的思想有其局限性,梁山好汉受到招安后又为朝廷去征讨各地山贼,下场悲惨,是出历史悲剧;作品歌颂和美化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强调“忠义”,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正面观点一般认为宋江相对于其他草莽英雄思想进步,对当时社会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毛泽东在1975年时,亦对《水浒传》的价值观作了评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又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又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他的言论曾使中国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当时有官方观点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宋江所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否定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晁盖和宋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上山以后就排斥晁盖,而且108人就没有晁盖的名字、没有他的地位。


《水浒传》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英文

英文版通常将《水浒传》翻译成《Water Margin》或《Outlaws of the Marsh》。在众多译本中,最早的当属赛珍珠女士在1920年代中后期翻译的《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书名出自《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933年出版,是《水浒传》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当时在美国颇为畅销。但是译本中有很多错误。比如书名的翻译,就不符合原意,受到过鲁迅的批评,认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对一百零八将的绰号,也往往望文生义,比如将花和尚鲁智深译为Priest Hwa(姓花的牧师),更是将母夜叉孙二娘译为Night Ogre(夜间的怪物)。


迄今为止《水浒传》被认为比较好的英文版本,应该是中国籍的美国犹太裔学者沙博理先生(Sidney Shapiro)在文革期间受命译的一百回版的Outlaws of the Marsh(水泊好汉)。他的译本,被认为更加忠实于原著,而且很贴切地反应了原文的神韵,符合翻译的“信、达、雅”的原则。可惜由于这个译本产生于文革时期,影响不大。


法文

法文版则将其直译为《Au bord de l'eau》。


日文

日文版的《水浒传》的版本非常多,甚至被改编和演绎成了许多漫画、电影,电视作品。日本自江户时代开始传入《水浒传》整本小说。1728年(享保13年)由冈岛冠山执笔将部分篇章翻译成日语。1773年,作家建部绫足将《水浒》故事改编为以日本为背景的《本朝水浒传》。到了19世纪,出现了大量《水浒传》的日文翻译本和改编文学作品。日本古典文学家曲亭马琴不仅在创作其代表作《南总里见八犬传》和《椿说弓张月》时大量参考了《水浒传》的情节,还直接创作了《倾城水浒传》、《新编水浒画传》等以《水浒传》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江户时代的一些侠客如国定忠治、笹川繁蔵、饭冈助五郎等人的真实故事,在日本民众口中反复流传时,也被染上一层《水浒传》色彩。


进入明治时代之后,随着汉学研究的发展,日本出版了多部《水浒》译作,主要的译本如下:

松枝茂夫,全译一百二十回本,1940年版(岩波文库)

松枝茂夫编译的面向青少年的抄译本,带有“洁本”性质,基于一百二十回本,对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的段落进行了压缩,二战后出版,全3册(岩波少年文库)

吉川幸次郎・清水茂合译,全译一百回本,全10册(岩波文库)

驹田信二译,全译一百二十回本,全8册(讲谈社文库、ちくま文库)

佐藤一郎译,全译金圣叹七十回本(“世界文学全集”集英社版)

村上知行译,全译金圣叹七十一回本,全5册(现代教养文库)

衍生作品

作为中国历史上以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名著,《水浒传》对后世影响巨大。


小说续书

《水浒后传》

《续水浒传》

《荡寇志》

《水浒新传》有褚同庆、张恨水两位作家的版本

改编小说

《金瓶梅》

《林冲寻仇》

《水浒传》(北方谦三)

戏曲

《水浒传》被改编成多种曲艺形式。另一篇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就提到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曲目。评书、苏州评弹和山东快书都有很多经典节目是取材自《水浒传》。

舞台剧

《水浒传》,林奕华指导,2008年,亚洲巡演。以《水浒传》为蓝本,探讨现代男人的生存压力。

电影

《三打祝家庄》(上集),1951年,香港,远洋影片公司

《三打祝家庄》(下集),1951年,香港,远洋影片公司

《水浒传之智取生辰纲》,1957年,香港,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

《水浒传》,1972年,香港,邵氏公司

《荡寇志》(《水浒传》续集),1973年,香港,邵氏公司

《水浒传故事浪子燕青》,1984年,香港,惠基(发行)

《水浒外传》,1984年,台湾,华国电影制片厂

《阮氏三雄》,1984年,中国,河南电影制片厂

《水浒传之英雄本色》,1993年,香港,港影娱乐事业电影制作有限公司

《水浒笑传》,1993年,香港,东方电影出品

《水浒外传之江湖怨》,1993年,台湾

《水浒传之英雄好色》,1999年,香港,清新电影

《水浒笑传之黑店寻宝》,2003年,香港,潇湘电影

《水浒笑传之林冲打鸭》,又名《水浒笑传之金球疑案》,2003年,香港,潇湘电影

《新水浒英雄传》,2005年,香港

《水浒英雄谱》系列,27集,2008年起,数字电影,CCTV-6制作

电视剧

《水浒传》,1973年,日本,日本电视台

《迫上梁山》,1976年,香港,电视单元剧,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水浒》,1983年,中国,山东电视台

《水浒英雄传》,1992年,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水浒传》,1998年,中国,中国中央电视台

《水浒无间道》,2004年,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小戏骨:水浒传》

《新水浒传》,2011年,中国大陆,北京如意吉祥影视策划有限公司

《水浒传》,待定,全球,Netflix

《水浒传》,待定,日本,WOWOW

漫画

《水浒传》,横山光辉,1967-1971年,日本

《老夫子水虎传》,王泽,香港,老夫子漫画

《幻界魔铃》,吕水世(当时以艾瑞克.吉他名义发表),1993-1996年,台湾。借用了天罡地煞108星的名称命名反派角色。

《水浒传》,李志清,2004-2005年,香港

《AKABOSHI-异闻水浒传-》,天野洋一,2009年,日本

《一零八Fighters》,司徒剑侨,2014-2015年,香港

动画

《七彩卡通老夫子:水虎传》,1982年,香港,老夫子动画电影

《水火108》,2010年,英国/台湾/加拿大,动画电视剧

电子游戏

《水浒传·天命之誓》,1989年,日本,光荣株式会社

《幻想水浒传》系列,1995年起,日本,科乐美

《水浒传 梁山英雄》,1996年,台湾,熊猫资讯

《水浒传·天导一〇八星》,1997年,日本,光荣株式会社

《欢乐水浒传》,2005年,台湾,仲环科技

《水浒无双 Online》,2012年,台湾,乐酷网络

《水浒传 Online》

《水浒Q传》

《恋星水浒传》,少女游戏

卡牌游戏

日本动漫《游戏王》的卡片中,有出和水浒传相关的炎星系列卡片。炎星系列的卡片是从2012年7月开始出的,怪兽卡是炎属性,种族是兽战士族,卡片叫炎星是根据对应108条梁山好汉的36天罡和72地煞来创作,怪兽卡的图案是根据水浒传的人物搭配动物造型的火焰设计的,卡名是用小说人物代表天上的哪颗星和代表动物来命名,比如说宋江是天魁星,代表动物是老虎,所以宋江的卡名叫魁炎星王虎宋江。炎星牌组的专用魔法陷阱卡叫炎舞。炎星牌组的战术是搭档炎舞系列的魔法和陷阱卡使用,并结合超量、同步、连结召唤的怪兽卡等多种战术结合运用。


谢选骏指出:总的来说,《水浒传》里的英雄解释英雄的本质,那就是超大的恶霸;那么皇帝呢?其实就是超大的英雄、超大的恶霸了。《水浒》的英雄就是不服恶霸的小皇帝、不服官僚的土皇帝。正因为如此,毛贼对《水浒》特别敏感,拿来大做文章也。

2021年1月3日星期日

谢选骏:《竹书纪年》是一部暴力革命的教程



网文《古本竹书纪年今存原文》报道: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王國維)

古本竹書紀年原文 戰國


目录

五帝紀

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

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為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

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

堯元年景子。

( 一云甲子 )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

舜放堯于平陽。

舜囚堯,复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

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后稷放帝子丹朱。

命咎陶作刑。( 咎音皋 )

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于廟,日夜出,晝日不出。


夏紀

禹都陽城。

《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陽翟也。

禹立四十五年。

益干啟位,啟殺之。

益為啟所誅。

后啟殺益。

夏后開舞九招也。

啟征西河。

啟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

太康居斟尋。

太康居峕尋。

羿亦居之。

帝相即位,處商丘。

帝相元年,徵淮夷。

后相即位,二年,徵黃夷。

后相七年,于夷來賓。[于一作干。]

相居斟灌。

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

帝寧居原,自遷于老丘。

柏杼子徵于東海及王壽,得一狐九尾。

伯杼子往于東海,至于三壽,得一狐九尾。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來禦,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后芬發即位,三年,九夷來禦。

槐三年,九夷來禦。

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鬥。

后芬立四十四年。

后荒即位,元年,以玄圭賓于河,命九東狩于海,獲大鳥。

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璧賓于河,狩于海,獲大魚。[荒= 芒]

后芒陟位,五十八年。

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 君綿臣也。

河伯僕牛,皆人姓名托寄也。

后洩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帝洩二十一年,加畎夷等爵命。

不降即位,六年,伐九苑。

立十九年。

其弟立,是為帝扃。

胤甲居于河西,天有妖鍵(同現) ,十日並出。又言:本有十日,迭次而運照無窮。

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並出。

胤甲居西河,天有孽,日並出。

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天有祅孽,十日並出。

胤甲即位,居西河,十日並出,其年胤甲陟。

后昊立三年(帝皋也)。

后發一名后敬,或曰發惠(其子立,為桀)。

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再保庸會于上池,諸夷入舞。

發元年,諸夷賓于王門,獻其樂舞。

桀又居之。(居西河)

不窋之晜孫。

◎ 苕華琬琰

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

桀受二女,無子,刻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而 棄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

末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間夏。(末喜是為妹喜)

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

桀愛二女,斲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也。

桀伐懡山,懡山莊王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

桀受二女,無子,斷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后桀命扁伐山民,山民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

桀愛二人,女無子焉,斲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 是琰,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

桀伐懡山,獻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

桀受女,刻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

桀愛二女,無子,刻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

桀愛二女,無子,刻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

夏桀作傾宮、瑤台,殫百姓之財。

桀築傾宮,飾瑤台。

桀傾宮,飾瑤台,作瓊室,立玉門。

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為湯所放。

(周書曰:禪)

湯遂滅夏,桀逃南巢氏。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


殷紀

湯有七名而九徵。

外丙勝居亳。

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

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

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 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而自立也。

伊尹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 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太甲唯得十二年。

沃丁絢即位,居亳。

小庚辯即位,居亳(即太庚也)。

小甲高即位,居亳。

雍己骸即位,居亳。

仲丁即位,元年,自亳遷于囂。

仲丁即位,徵于藍夷。

外壬居囂。

河亶甲整即位,自囂遷于相。

徵藍夷,再徵班方。

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居庇。

帝開甲逾即位,居庇。

祖丁即位,居庇。

南庚更自庇遷于奄。

陽甲即位,居奄。

和甲西征,得一丹山。

盤庚旬自奄遷于北蒙,曰殷。

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虛。

南去鄴三十里。

盤庚自奄遷于殷。

殷在鄴南三十里。

盤庚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墟。

南去鄴四十里。

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兩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 離宮別館。

殷時已有應國。

小辛頌即位,居殷。

小乙斂居殷。

祖庚躍居殷。

帝甲載居殷。

馮辛先居殷。

庚丁居殷。

武乙即位,居殷。

三十四年,周王季歷來朝,武乙賜地三十里,玉十獴,馬八疋。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武乙三十五年,周俘狄王。

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

太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絕。

太丁四年,周人伐餘無之戎,克之。

周王季命為殷牧師。

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

太丁四年,周伐餘無之戎,克之。

太丁命公季為牧師。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文丁殺季歷。

帝乙處殷。

二年,周人伐商。

帝辛受居殷。

畢西于豐三十里。

殷紂作瓊室,立玉門。

帝辛受時,天大曀。

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


周紀

周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此唐代一行《歷議》所引,“庚寅”二字為一行推算所得,非《紀年》原文。]

周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

西夷諸侯'即《牧誓》之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也。”

武王親禽帝受于南單之台, 遂分天之明。

周武王親禽受于南單之台。

武王年四十五。

王陟,年五十四

武王年五十四

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

晉侯築宮而美,康王使讓之。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 餘) 年不用。

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 遇大兕。

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

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

其年,王南巡不返。

穆王元年,築祗宮于南鄭。

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

“ 傳云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謂武王在位十七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至穆 王元年,共享國百年也。”

穆王所居鄭宮、春宮。

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

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

天子北征于犬戎,取其五王以東。

西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東,王遂遷戎于太原。

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鳥之所憩。

穆王西征,至于青鳥所解。

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

其年來見,賓于昭宮。

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 有鳥甹人。”

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

穆王十七年,西征于崑崙丘,〔遂〕見西王母。

周穆王十七年,西征,至崑崙丘, 見西王母,王母止之。

穆王十七年,西征,至于崑崙丘, 見西王母,乃宴。

留昆國見 《輯校》作“ 留昆”,附于“無年世可系者”。

穆王十七年,起師至九江,以黿為梁。

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至于九江,比黿鼉為梁。

周穆王七年,大起師,東至于九江,架黿鼉以為梁。

周穆王四十七年,伐紆,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比黿以為梁。

周穆王伐大越,起九師,東至九江,駕黿鼉以為梁也。

周穆王三十七年,伐荊,東至九江,比黿鼉為梁而渡。

穆王三十七年,王起六師,至于九江,伐楚。

穆王南征,君子為鶴,小人為飛鴞。

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

懿王元年,天再啟。

夷王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圭。

夷王三年,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

夷王獵于杜林,得一犀牛。

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

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礪。

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

王命伐戎,不克。

秦無歷數,周世陪臣。

厲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

共伯和干王位。

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

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

宣王三十年,有兔舞鎬。

宣王四十年,有兔舞鎬。

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

[列此役于宣王三十一年]

周宣王三十三年, 有馬化為狐。

“ 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為狐。”

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

[列于宣王三十六年。]

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

[列于宣王三十八年。]

明年,王徵申戎,破之。

[列于宣王三十九年。]

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

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為太子。

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為太子。

幽王十年九月,桃杏實。

盟于太室。

伯盤與幽王俱死于戲。

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

幽王既死,而 虢公翰又立王子餘臣于攜。

周二王並立。

幽王死,申侯、魯侯、許文公立平王于申,虢公翰立王子餘,二王並立。

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


晉紀

鄭桓公厲王之子。

晉文侯二年,周宣王子多父伐鄶,克之。

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

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侯所殺。

以本非適,故稱“攜王”。

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

莊伯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

作為文公。

( -722 )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

[ 在曲沃莊伯十二年正月。]

鄭莊公殺公子聖。

[列于莊伯十二年。]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在魯隱公二年。列于莊伯十三年。]

晉武公元年,尚一軍。

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

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成于翼,至桐乃返。

[列于曲沃武公元年]

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

晉武公八年,周師、虢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

[在魯桓公四年]

晉武公九年,戎人逆芮伯萬于郟。

魯桓公、紀侯、莒子盟于區蛇。

[在魯桓公十二年。列于晉武公十六年。]

鄭殺其君某。

[ 在魯桓公十八年。

列于晉武公二十二年。]

齊襄公滅紀郱、鄑、郚。

齊襄公滅紀遷紀。

[在魯莊公元年。

列于晉武公二十三年。]

齊人殲于遂。

[在魯莊公十七年。

列于晉武公三十九年。]

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

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點) 〔黯〕,是為郇叔。

[列于三十九年。]

晉獻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鄭。

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為蜮射人。

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

[在魯閔公二年。

列于晉獻公十七年。]

鄭棄其師。

[在魯閔公二年。

列于晉獻公十七年。]

晉獻公十有九年,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虢公醜奔衛。

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

[在魯僖公五 年]

重耳出奔。

[在魯僖公四年。

列于晉獻公二十一年。]

晉獻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陽有白兔舞于市。

穆公十一年,取靈邱。

隕石于宋五。

[在魯僖公十六年。列于晉惠公六年。]

惠公見獲。

[在魯僖公十五年。列于晉惠公六年。]

晉惠公十五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

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于秦師。

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 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

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

[在魯僖公二十八年。

列于晉文公五年。]

文公城荀。

[列于文公五年]

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陽南鄭。

[在魯僖公三十年。列于文公五年]

晉襄公六年,洛絕于泂。

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

[在魯成公二年。列于晉景公十一年。]

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

[列于晉厲公元年後。或附于“無年世可系者”。]

晉昭公元年,河赤于龍門三里。

昭公六年十二月,桃杏花。

晉定六年,漢不見于天。

楚囊瓦奔鄭。

[在魯定公四年。

列于晉定公六年。]

晉定公十八年,青虹見。

燕簡公後次孝公,無燕獻公。

[列于晉定公十八年後]

晉定公二十年,洛絕于周。

晉定公二十五年,西山女子化為丈夫,與之妻,能生子。

其年,鄭一女而生四十人,二十死。

晉定公二十八年,淇絕于舊衛。

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

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

又曰:宋大水,丹水壅不流。

晉出公五年,澮絕于梁。

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

晉出公六年,齊、鄭伐衛。

荀瑤城宅陽。

晉出公十年十一月,于粵子句踐卒,是為菼執。

衛悼公四年卒于越。

[應在晉出公之十年也。]

于粵子句踐卒,次鹿郢立,六年卒。

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

[此未詳何年,次于晉出公十六年後]

晉出公十九年,晉韓龍取盧氏城。

晉出公二十年, 智伯瑤城高梁。

燕成侯名載。

智伯滅,在燕成公二年也。

[燕成公元年當晉出公二十一年。]

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

[注: 史記: 晉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併其地。

”索隱:“如《紀年》之說,此乃 出公二十二年事。”]

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

越王不壽立十年見殺,是為盲姑, 次朱句立。

[列于晉敬公三年。]

[州勾即朱勾、翁。]

魏文侯初立,在晉敬公十八年。

[列于敬公六年。]

晉幽公七年,大旱,地長生鹽。

晉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擊。

幽公十三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取葭密,遂城之。

夫人秦嬴賊公于高寢之上。

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泫氏。

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

于粵子朱句三十四年滅滕。

[列于晉烈公元年。]

燕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

[列于晉烈公元年]

秦肅靈公,昭子子也。”

史記索隱:“《紀年》及《系本》無'肅' 字。

[列于烈公元年。]

晉烈公四年,越子朱句滅郯,以郯子鴣歸。

于粵子朱句......三十五年滅郯。

[列于晉烈公二年。]

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

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

晉烈公五年,田公子居思伐趙鄙,圍平邑。

齊宣公〔四〕十五年,田莊子卒。

[列于晉烈公五年。]

齊宣公〔四〕十五年,......明年,立田悼子。

[係于晉烈公六年]

秦簡公九年卒,次敬公立。

[當以《史記》為正。]

晉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

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

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 韓師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布敗逋。

齊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

十二月,宣公薨。

悼子卒,乃次立田和。

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

韓景子立,名處。

[列于晉烈公十二年]


魏紀

燕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為諸侯。

國大風,晝昏,自旦至中。

明年,太子喜出奔也。

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

[ 列于魏文侯四十六年。]

魏文侯五十年卒。

[魏文侯五十年卒時應在晉烈公二十年。]

魏武侯元年,封公子緩。

[公子緩,武侯之子、惠成王之弟公仲緩也。]

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之十四年。

秦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

秦敬公立十三年,乃至惠公。

[列于魏武侯二年,當晉烈公二十二年。]

以晉孝公為晉桓公。

魏武侯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垣。

宋悼公在在位十八年。

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

[列于魏武侯十三年]

越王翳三十三年,遷于吳。

[列于魏武侯十七年。]

房子,《竹書紀年》作魴子。

[《存真》列于魏武侯二十年,作“趙與中山公戰于訪子”。]

于粵子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滑,吳人立孚錯枝為君。

[列于魏武 侯二十年。]

明年,大夫寺區定粵亂, 立初無餘之。

[列于魏武侯二十一年。]

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韓哀侯入于鄭。

[或列于魏武侯二十二年。]

◎ 韓哀受弒

晉桓公邑哀侯于鄭。

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

魏武侯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

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晉桓公十五年卒。

[列于魏武侯二十三年。]

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

[列于魏武侯二十二年。]

宋桓侯璧兵立。

( 史記作宋闢公) [列于魏武侯二十四年]

魏武侯以晉桓公十九年卒。

魏武侯二十六年卒。

燕簡公四十五年卒[當魏武侯二十六年]

梁惠成王元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

晉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于屯留。

已後更無晉事。

惠成王元年,晝晦。

[在周烈王六年]

七(年)〔月〕,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

“ 武侯元年,封公子緩。

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而惠王伐趙,圍濁陽。

七年,公子緩如邯鄲以 作難。”

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

... 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而惠成王伐趙,圍濁澤。

梁惠成王元年,鄴師敗邯鄲師于平陽。

梁惠成王敗邯鄲之師于平陽。

梁惠成王二年,齊田壽率師伐趙,圍觀,觀降。

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也。

梁惠成王三年,鄭城邢丘。

梁惠成王三年,秦子向命為藍君。

惠王命秦子向為藍田君。

梁惠成王命太子向為藍田君。

梁惠成王四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

梁惠成王五年,公子景賈率師伐鄭,韓明戰于陽,我師敗逋澤北。

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樑。

梁惠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樑也。

惠王之六年,自安邑遷于大樑。

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

梁惠王廢逢忌之藪以賜民。

田齊桓公十一年弒其君母。

[列于魏惠王七年]

越王莽安十二年,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顓立。

[列于梁惠成王七年]

惠成王七年,雨碧于郢。

梁惠成王七年,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

梁惠成王八年,惠成王伐邯鄲,取列人。

梁惠成王八年,伐邯鄲, 取肥。

梁惠成王八年,雨黍于齊 梁惠成王九年,與邯鄲榆次、陽邑。

梁惠王九年,晉取泫氏。

[注: 晉即魏也,以榆次、陽邑易泫氏也。]

梁惠成王九年,王會鄭厘侯于巫沙。

[鄭厘侯即韓昭侯]

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為大溝而引甫水。

梁惠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來歸。

東周惠公傑薨。

[列于惠成王十一年]

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殷。

[列于惠成王十一年]

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率師築長城于西邊。

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

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尚子、涅。

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 長子。

梁惠成王十三年,鄭厘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

我取枳道,與鄭鹿。

惠成王十三年,王及鄭厘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厘于鄭。

田齊(幽)〔桓〕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

梁惠王十三年,當田齊桓公十八年,威王始見。

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厘侯來朝,皆在十四年。

[列于惠成王十四年。]

越王無顓八年薨,是為菼蠋卯。[列于惠成王十五年]

魯共侯來朝。

邯鄲成侯會燕成侯于安邑。[列于惠成王十五年]

惠王十五年,遣將龍賈築陽池以備秦。

是梁惠成王十五年築也。

[自亥谷以南鄭所城矣。]

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孫壯率師伐鄭,圍焦城,不克。

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孫壯率師城上枳、安陵、山氏。[民一作氏]

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鄲伐衛,取漆富丘,城之。

梁惠成王十六年,齊師及燕戰于泃水,齊師遁。

惠成王十六年,邯鄲四曀,室壞多死。

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 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

梁惠成王十七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逋。

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于桂陵。

梁惠成王十七年,東周與鄭高都、利。

宋剔城肝廢其君璧而自立也。

[列于惠成王十七年]

梁惠成王十七年,鄭厘侯來朝中陽。

惠成王十七年,有一鶴三翔于郢市。

“ 姬”亦作“□”。

[韓昭侯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

梁惠成王十八年,惠成王以韓師敗諸侯師于襄陵。

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

公會齊、宋之圍。

梁惠成王十九年,晉取玄武、濩澤。

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為長城。

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固、子南勁。

勁朝于魏,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

[魏惠成王二十一年王如衛,命子南為侯]

魏殷臣、趙公孫裒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

[列于惠成王二十年]

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郛。

[列于惠成王二十年]

粵子無顓薨,十年,楚伐徐州。

[列于惠成王二十五年]

魏章率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

[列于惠成王二十四年]

[注: 魏章魏公族,後仕秦為庶長,擊楚于丹陽,卒歸于魏而卒]

孫何取□陽。

[列于惠成王二十四年]

梁惠成王二十五年,絳中地○,西絕于汾。

作逢澤。

' 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陂。

[為惠成王二十八年]

魏惠王二十八年,與齊田□戰于馬陵。

齊威王十四年,田□伐梁,戰馬陵。

梁惠王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敗梁于馬陵。

[一說,當梁惠王二十八年。]

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穣疵率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

二十九年五月,齊田□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

王攻衛鞅,我師敗績。

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齊田□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

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

梁惠成王三十年,城濟陽。

梁惠成王三十年,秦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商。

衛鞅封于鄡。

[秦封商鞅在魏惠文王三十年。]

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為大溝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

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于薛,改名徐州。

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 故)〔改〕名曰徐州。

秦與魏戰岸門。

[當惠成王三十二年]

秦蘇胡率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

[列于惠成王三十二年]

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

魏惠王亦有後元。

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

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

[列于惠成王後元二年]

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

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列于惠成王後元三年]

鄭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

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

十月,鄭宣王朝梁。

[鄭威侯即鄭宣王 ( 是韓主也) 。列于惠成王後元九年。]

衛嗣君即衛孝襄侯也。

惠成王後元九年,衛嗣君立

十年,齊田肸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逋,獲韓舉,取平邑、新城。

韓舉,趙將。

其敗當韓威王八年。

[列入惠成王後元十年]

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

梁惠王後元十三年,會齊威王于鄄。

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

十月,齊城薛。

......嬰初封彭城。

梁惠王後元十四年,薛子嬰來朝。

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

燕人伐趙,圍濁鹿。

趙武靈王及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勺梁。

[列于惠成王後元十五年]

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

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

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為河雍,向為高平。

魏哀王四年,改宜[晉]

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

今王四年,碧陽君之諸禦產二龍。

子之殺公子平。

[列于今王五年。]

[齊伐燕之役在周赧王元年,燕王噲七年,齊宣王六年。]

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也。

[列于今王五年。]

立燕公子職。

[列于今王五年]

周隱王二年,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

楚景翠圍雍氏。

韓宣王卒。

秦助韓共敗楚屈丐。

又云:齊、宋圍魏縣煑棗。

[列于今王七年]

齊宣王八年,殺王后。

[列于魏今王七年。]

襄王七年,韓明率師伐襄丘。

魏襄王七年,秦王來見于蒲膎關。

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萬,犀角象齒 焉。

褚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

[列于今王八年。]

八年,翟章伐衛。

魏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

張儀于梁安僖王九年五月卒。

[ 列于今王九年。

一說當為十一年。]

襄王十年,楚庶章率師來會我,次于襄丘。

魏襄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郛。

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爰率師伐我,圍皮氏,翟章率師救皮氏圍。

疾西風。

魏襄王十三年,城皮氏。

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

[列于今王十三年。]

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

[列于今王十五年]

翟章救鄭,次于南屈。

[列于今王十五年]

作晉陽、封谷。

十六年,秦拔我蒲阪、晉陽、封谷。

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戍吏皆貉服。

魏救山,塞集胥口。

[列于今王十七年]

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

楚入雍氏,楚人敗。

[魏哀王十九年。]

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

《汲冢紀年》所記終于哀王二十年。


附文

無年世可系者

帝王之沒皆曰'陟'。

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

執我行人。

王恢,一,魏思成王時。

王莽,一,魏惠王時人。

以上五條皆為唐代以前著述所引《紀年》,應可信從,唯或為隱括之詞,或屬簡略過甚,即強為編次, 亦無年可系,因附于此。


存疑

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

堯禪位後,為舜王之。

舜禪位後,為禹王之。

后桀之亂,畎夷入居豳、岐之間。

太丁十一年。

太丁崩,在位三年。

紂六祀,周文王初禴于畢。

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

周孝王七年,厲王生,冬大雹,牛馬死,江漢俱動。

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徵之,不克。

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

伯和篡位立,故有大旱。

其年,周厲王奔彘而死,立宣王。

懿王元年,天再啟。

漢殤帝昇平二年,天一夕再啟于鄭,又有天裂,見其流水人馬。

四年而滅虢。

晉文侯十四年,鄭滅虢。

晉莊伯元年,不雨雪。

晉莊伯二年,翟人俄伐翼,至于晉郊。

晉莊伯八年,無雲而雷。

十月,莊伯以曲沃叛。

晉惠公二年,雨金,至六年,秦穆公涉河伐晉。

燕成侯名載。

幽公十二年,無雲而雷,至十八年,晉夫人秦嬴賊君于高寢。

晉烈公二十三年,國大風,晝昏,自旦至中。

明年,太子喜出奔也。

梁惠成王八年,雨黍于齊。

十八年,趙又敗魏桂陵。

上二年,魏敗韓馬陵。

陰司馬敗燕公子翌于武垣。

梁四公子,......一人姓□名傑,天齊人,......昭明太子曰:......傑出。 《文昌雜錄》卷六。

宋景公□。

梁惠王乃是齊愍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


訂補

帝王之沒皆曰陟。

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徹乃立顓頊。

堯元年丙子。

堯元年景(丙)子。

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

[鄄城東北五里有堯城]

舜既囚堯,偃塞丹朱于此,使不得見。

[濮陽有偃朱城]

后稷放帝丹朱于丹水。

舜帝葬蒼梧。

癸北氏虞帝之第三妃,而二女者,癸北氏之出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

龍生廣,夏冰,雨血,地坼,及日夜出,晝不見。

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于廟,日夜出,晝日不出。

不居陽翟。

黃帝至禹,為世三十。

禹立四十五年。

帝啟曰會。

啟登後九年,舞九韶。

既征西河。

西河,后啟徵之。

啟二十九年,年九十八。

[《真誥》卷一五引《竹書》雲:'啟即位三十九,亡年七十八。']

太康居斟尋。

乃失邦。

羿、桀皆居斟尋。

徵淮、畎。

注:淮夷、畎夷。

《紀年》雲:元年。

后相即位,元年,乃徵畎夷。

二年,徵風、黃夷。

七年,于夷來賓。

相居斟灌。

方夷來賓,獻其樂舞。

后少康即位,方夷來賓。

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舞。

帝寧居原,自原遷于老王。

夏柏杼子之東征,獲狐九尾。

帝槐,一曰芬,是為祖武,立三歲而東九夷來禦。

注:畎、于、方、黃、白、赤、玄、風、陽凡九夷。

帝槐二十有六歲陟。

紀年作四十四年。

[注: 《太平御覽》卷八二引《紀年》曰:'后芬立四十四年。']

芒如之元年,首以玄圭賓于河。

東狩于海,獲大魚。

[《太平御覽》卷八二引《紀年》曰:'后芒即位,元年,以玄圭賓于河。

東狩于海,獲大魚。']

后亡陟,年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八二引《紀年》曰:'后芒陟位,五十八年。']

帝洩二十有一歲,六夷來禦,于是始加爵命。

注:畎、白、赤、玄、風、陽之六夷也。

《紀年》乃云:繇 是服從。

后洩二十歲陟。

《紀年》作二十一。

帝不降六歲,伐九苑。

[《太平御覽》卷八二引《紀年》曰:'不降即位,六年,伐九苑。']

帝不降五十有九歲陟。

《紀年》作六十九。

帝廑一名胤甲。

帝廑一曰頓,立二十歲而陟,子胤甲立。

胤甲在位四十歲,後居西河,天有祅孽,十日並照于東陽,其年胤甲陟。

后昊立三年。

帝敬發一曰惠,是為后敬。

[注: 《太平御覽》卷八二引《紀年》曰:'后發一名后敬,或曰發惠。']

夏帝敬發,其始即繼,諸夷式賓,獻其樂舞,維在元年。

帝履癸又命扁伐岷山氏,岷山莊王以二女禦焉。

愛而無子,乃刻之苕華,而放元妃于洛。

注:二女曰琬,曰琰,刻名苕華之玉。

桀飾傾宮,起瑤台,作瓊室,立玉門。

關龍逢,......其在《竹書》,始以為諫瑤台。

......逮汲冢張華書則更以為諫長夜之宮,而薦之以必亡之 語。

桀末年,社坼裂。

[注: 《太平御覽》卷八八〇引《書紀年》曰:'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為湯所放。']

並窮、寒四百七十二年。

[注: 《太平御覽》卷八二引《紀年》曰:'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

湯七年九徵。

[注: 《太平御覽》卷八三引《紀年》曰:'湯有七名而九徵。']

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

仲壬崩而立太甲,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

伊尹即位,太甲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注: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引《紀年》雲:'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 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庇,祖乙勝即居之。

[注: 《太平御覽》卷八三引《紀年》雲:'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居庇。']

南庚更自庇遷奄。

盤庚旬自奄遷于北塚,曰殷虛。

武王年五十四。

[注: 《真誥》十五引《竹書》作“年四十五”]

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于紫微。

其年,王南巡不返。

□ ,穆王伐之,大起九師,東至九江,蚖蟬為梁,在江東矣。

《紀年》雲在四十七年。

[注: 《太平御覽》卷三0五引《紀年》:'周穆王四十七年,伐紆,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比黿以為 梁。']

共伯和即干王位。

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奔魏。

晉武公八年,周師、虢師圍魏,取芮伯而東之。

周桓王十二年秋,秦侵芮。

冬,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而東之。

晉武公九年,戎人逆之郟。

[注: 《水經? 河水注》引《紀年》:'晉武公九年,戎人逆芮伯萬于郟。']

周桓王十七年,楚及巴伐鄧。

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

晉獻公十九年,會虞師伐虢,滅夏陽,虢公醜奔衛,乃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

' 次于郇'者,或云邠之三水栒邑,非也。

[注: 《水經? 涑水注》引《竹書紀年》雲:'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 臼衰,皆降于秦師。

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

句踐以晉出公十年卒,鹿郢立,是為鼯與,六年卒。

盲姑立,是為不壽,十年卒。

朱旬立,是為王翁,三 十七年卒。

王翳立,三十六年卒,子諸咎殺之。

諸枝立,是為孚錯枝。

一年,其大夫寺區定亂,立初無餘。

十二年,寺區之弟思復弒其君莽而立無顓八年。

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

越王朱句二十年,滅滕。

梁惠九年,晉取泫氏,即《汲書》趙獻子城泫氏者。

[注: 《水經? 沁水注》引《竹書紀年》曰:'晉烈公元年,趙獻子城泫氏。

'《太平御覽》卷一六三引《竹 書紀年》曰:'梁惠王九年,晉取泫氏。']

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

梁惠成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鄈。

梁惠成二年,齊田壽帥師伐趙,圍觀,觀降。

梁惠王三年,秦子向命為藍君。

惠成七年,雨[碧]

于郢。

梁惠成八年,雨[骨]

于赤髀,後國飢兵疫。

長子,紂大史辛申國,今潞之長子縣,《紀年》之尚子也。

按,梁惠成十二年,鄭取屯留、尚子。

秦封衛鞅于鄔,改曰商。

在梁惠成王三十年。

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向,二月城陽、向。

更名陽為河雝,向為高平。

魏襄王六年,秦取我焦。

殷王子亥賓于有易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伐有易,锪之,殺綿臣。

[注: 《山海經? 大荒東經註》引《竹書》曰:'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 主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也。']

應,《汲古文》雲,商時國。

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

秦伐鄭,次于懷,城殷。

《紀年》作魴,即高邑之地。

注:《十道志》雲:高邑,趙房子也。

[注: 《太平御覽》卷一六一引《十道志》曰:'高邑縣,趙房子之邑。

《竹書紀年》作“魴子”。']

楚吾得及秦師伐鄭,圍綸。

翟章救鄭,次南屈者。


谢选骏指出:看看上面的血腥记录,确实可以说,《竹书纪年》是一部暴力革命的教程。“人类文明就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历史”,这一观念似乎应该出自中国。

谢选骏:伊尹的命运类似岳飞



网文《如何评价<竹书纪年>史学地位?》报道:


(一)


汲冢竹书的出土和亡佚

《汲冢竹书》是出土文献,和现在的出土文献不同的是,它是西晋的时候古人盗墓发现的竹简。一开始盗墓贼不知道这是啥,就拿来当火把。好在发现及时,事情传到晋武帝,晋武帝派了最好的人来整理这些竹简。这批竹简包罗万象,《竹书纪年》是其中记录历史的。

这本书极牛,看了都说好。于是很多晋汉时期的人写书的时候都参考了《汲冢竹书》,例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十三经里的《左传正义》、郦道元注《水经》、郭璞注《山海经》等等。可惜后来这本好不容易抢救性发掘出来的书毁了。

汲冢竹书的重生

最先将把引用了《竹书纪年》的句子从茫茫书海中一句一句摘出来,辑成一书的是朱右曾,写成了《汲冢纪年存真》,并且高度赞扬了《汲冢纪年》的价值。

到了王国维看到《汲冢纪年存真》,也感觉朱哥确实相当的高能,书相当的有价值,于是又在朱哥的基础上写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文章纲要如下:

共伯和干王位

这个例子证明,《竹书纪年》是和《史记》互相印证的,而且《史记》还写错了。

二王並立

这个例子证明,《竹书纪年》记录了正史都没有记载的重要事件,而且后来被《清华简》证明是正确的。

长城之战

这个例子证明,即使没有《清华简》,《竹书纪年》的记载也可以通过其他出土文物得到印证,是真实可信的。

觉得大家忽视了一个问题:《竹书纪年》的作者是谁?就战国时期而言,作者的身份、态度和立场才是决定了该书的史学价值的根本。

首先,作者是魏国的史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是否是原来的世卿世禄式的父子相传的史官就要打个问号了?通读竹书纪年(不管是今本还是辑本)可以发现,将近两千年的记录,文从字顺,风格统一,比较容易读懂。考虑到尚书、金文(包括东周早期)的佶屈聱牙,几十代史官的笔书,那么可以肯定原始记录一定被最终写就者重修过。这也说明了作者很难是父子相传的有一定家法的史官,否则不会轻易的作这么大的文字改动。

其次,读《竹书》发现“星陨如雨”四字,这几个字是孔子对《鲁春秋》中“雨星不及地尺而复”的修改,《公羊传》为此还大书特书。所以作者也受到了孔子所传史书的影响。如果认定作者不是世袭的史官,那肯定受过儒生的教育。孔子大弟子子夏就长期在魏国,并受到尊崇。当然受过儒生教育不一定就是持儒家观点,如吴起就学于曾子,甚至有诸子出于孔门的说法。不过,这位史官通晓儒家所传史籍是可以确定的。《晋书·束皙传》中指出竹书中“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然而三家分晋时,春秋早已绝笔,这里的相应不会是史料上的,也不是立言宗旨上(与儒家某些 史料不符),只能从文字风格上而言。这也说明作者受到儒家典籍影响之深,而多处与儒家所传不同,可见作者思想是独立的。

再次,从原始史料来源看,《晋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竹书跨度两千年,其来源大类有两个:(一)西周记录,包括夏商等上古史料和西周史官所录,前者肯定传闻较多,商朝至今没有发现成篇的记录,大多是卜辞(证明帝系和人名最有力),夏朝文字都不一定有。西周文献可能不少,但是经过犬戎之乱后,估计也是残缺不全的;(二)晋国和魏国史官所记,这部分应该是可靠的。

作者对这些原始文本进行了整理,或许还有添加(主要是上古史)。我们相信作者应该具有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史官精神的。那么为什么与儒家所传有那么大的区别。我认为是解读不同。孔子周游列国收集史料,于杞(夏)于宋(商)于周(老子守藏室),原始资料不可能不丰富,尚有文献不足征之叹。上古记录具体不得而知,肯定言简难懂,更多是口头相传,解释起来当然就有不同方式。举几个例子:1、禅让与夺取。尧舜禹儒家认为是彼此禅让,弃天下如敝屣。竹书则认为后者对前者“囚”“放”,从而夺取天下。我认为部落时期推举制多于世袭制,欧洲很多日耳曼蛮族就是推举出来的“王”,虽然是终身但不世袭。尧舜禹可能也是这样,只不过尧舜都比较高寿,年老体衰,部落联盟危机四伏,所以不等前者死就推举后者出来。所以前任只能到另一个地方等死。比如尧退位到另一个地方养老,在儒家就是奉养,在竹书就是囚禁;舜退位后去苍梧转转,崩于九嶷山,在儒家就是南巡,在竹书就是流放而死。2、太甲杀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宫”,孟子解释说太甲荒淫,伊尹让他在一个地方闭门思过,太甲悔改,伊尹又把他迎回来。这也是一种解释。具体情况是什么,不得而知。可以推测伊尹没有篡位,否则完全可以象后羿杀太康一样。既然伊尹没有篡位,迎回太甲也是正常。伊尹既然有能力流放太甲,太甲以流放之身潜回来杀伊尹就不太可能。如果说伊尹最终被杀,只有可能是迎回太甲后,仍然干政,加之年老昏悖,家务事处理不当(废长立幼,偏爱小儿子一类),被太甲联合伊尹的两个大儿子弄掉(未必被杀)。后来这两个儿子平分伊尹部落,而伊尹也一直被商朝祭祀,也说明“放太甲”和“被杀”之说不能联系在一起,是两件事。所以说,对史料的解读,尤其对上古片言只语和口头流传的解读与作者的立场有极大关系。《竹书》截止于魏安釐王二十年,已是战国后期,此时最终的作者尚在人世。战国时期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现实必定让作者对以往历史有了自己的见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里是适用的。


综上,了解作者很重要。作者如孔子修春秋一样对史料进行过统一加工修改,作者的史官态度决定了竹书的史书地位,作者的立场决定了他在修书时采取不同于他人的解读(这个区别,我认为就是新旧五代史的区别)。就史料价值来说西周以后是最高的(夏商多是传闻,西周文献残缺,晋国和魏国时期有可靠原始记录),以前则只能作参照,战国史尤其重要。

清人认为先秦文字,每一个字都是宝贵的。如果是史书,价值更高。可惜的是竹书曾经散逸,真伪丛生,整体上大大降低了其史学价值。


附加“共和”问题:大臣行政还是共伯和摄政?

竹书出现后这个问题便与史记立异,读史记年表,可以见到司马迁多次提到共和行政,可见重要。如此重视的历史事件竟然有这么大差异,不仅令人诧异。“共和”一词出现确实莫名其妙,如果用共伯和解释则很合理。因为古人习惯于国王纪年,共伯和摄政,因名纪年也不错。

问题是如此重大的事件,司马迁怎么出错了呢?夏商的帝系都一个不差,一个摄政十四年的最高执政者却被忽视了?周公摄政,流言满天下,管蔡叛乱,东夷不服,必须东征才解决。厉王出逃,王位几近空缺,摄政十四年居然波澜不惊。一个词,匪夷所思。

看了各种共伯和的考证,都认为共伯和或者德高望重或者重权在握。但是,这样一个人怎么就被马迁忽略了?有人提到古共城的发掘,认为规模庞大,拟于王京,而共国比较小,东周初期即被灭,按说没有实力建造。唯一的解释就是共伯曾居高位,因此享有高规格。共伯的存在又不容忽视。

下面是我的猜测,没有事实依据:

周朝自周公制礼以来,形成比较森严的宗法制,而且天下宗周久矣,姬姓之国又占了一大半,还算比较稳定。厉王出逃,王位空缺,但是厉王没死,太子不能即位。国人对老王含怒未消,太子甚至不敢现身。有周公摄政的先例,那么只有找血缘关系最近最贵来摄政,此人正是厉王的弟弟(或叔父)共伯和。周公召公也是姬姓,但已经是远亲了。共伯和已封于共地,在朝廷没有势力的,回镐京摄政又会影响到周召等人的权利。于是周召等大臣援引周公姬旦在成周(洛阳)摄政的先例,让共伯和在共地摄政,左传“诸侯释位以间王政”便是如此,于是在共地修建代表摄政的规模拟于王京的共城。然而在此摄政只是虚设,权力还在镐京朝廷周召等大臣那里,只不过用了共和作为年号。共伯和无权有位,只能当老好人,也得到了颂扬,但时间一长就被忘了存在。周朝还是周召等大臣行政,而且二人比较贤能,共伯和便可有可无了。厉王一死,便把长期庇护的宣王扶上位,更是不提什么共伯了。

司马迁看到的多是儒生保存的旧史料,儒生的史料来自于鲁史,鲁史肯定偏向起到实际作用的周公等人,那个共伯便被抹掉了。左传“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实际上有意忽视共伯的存在,即便是竹书“干王位”也带有名不正之意。司马迁也没有错,他只说:“号为共和”。并没有说大臣共同执政就是共和。竹书说干王位,如果是无权虚位,也说得通。


(二)


关于竹书纪年的发现,《晋史》如下记载: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之所以把《穆天子传》和《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又拎出来,是因为目前汲冢书存世的似乎只有《纪年》、《琐语》、《穆天子传》和《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而后两篇在后世直到今天都是合在一起的。那么,前两篇可不可以合并呢?虽然《晋书》说这是“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但《史通》又云:

案《汲冢琐语》太丁时事,且为《夏殷春秋》

《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

史通至少肯定了《琐语》的部分史学价值,而不将其完全归于小说家的作品。

事实上,按照陈逢衡的观点,以下四条都出自《琐语》:

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

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

尧禅位后,为舜王之。舜禅位后,为禹王之。

王国维赞同的是这个观点,但其实这种说法并无根据。《纪年》和《琐语》在引用时常常是模糊的,伊尹和太甲的记载就是最好的证明。也许是清代有什么今未得见的古籍,至少我手头的资料无法佐证这点。

最后,有明确提到出自《琐语》的,大概有如下几篇:

晋平公与齐景公乘至于浍上,见乘白骖八驷以来,有大狸身而狐尾,随平公之车。公问师旷,对首阳之神,有大狸身狐尾,其名曰者,饮酒得福,则徼之,盖于是水之上也。——《水经注·卷六》

晋平公至浍上,见人乘白骖八驷以来。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车而随公之车。公问师旷,师旷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阳之神。饮酒于霍太山而归,其逢君于浍乎,君其有喜焉。——《太平御览》


以上两篇当为同篇。


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姜后既出,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宣王曰:妾之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起,以见君王之乐色而忘德也。 乱之兴,从婢子起,敢请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遂复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艺文类聚·卷十五》


初刑史子臣谓宋景公曰:从今以往五祀日,臣死,自臣死后五年,五月丁亥,吴亡,以后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见景公,夕而死,后吴亡,景公惧,思刑史子臣之言,将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以虫矣。——《艺文类聚·卷八十七》


仲壬四年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太平御览》


宣王之元妃后,献不恒期月而生,后弗敢举。天子召问群王之元史,史皆答曰:「若男子也,身体有不全,诸骨节有不备,者则可,身体全骨节备,不得于天子也, 将必丧邦。」天子曰:「若而,不利余一人,命弃之。」仲山父曰:「天子年长矣,而未有子,或者天将以是弃周,虽弃之何益!」天子弗弃之。——《太平御览》


元妃献后生子,不恒其月而生,后弗敢举。王召群吏问,将弃之。仲山甫曰:「天将以是弃周,弃之何益?且卜筮言,何必从。」乃弗弃。——《太平御览》

以上两篇当为同篇。


师旷御晋平公鼓瑟。辍而笑曰:齐君与其嬖人戏,坠于床而伤其臂。平公命人书之曰:某月某日,齐君戏而伤,问之于齐侯。笑曰:然,有之。——《艺文类聚·卷一十九》

晋师旷昼侍平公,鼓瑟,辍而笑曰:「齐君与嬖人戏,坠床伤臂。」公书记之,使问齐侯,果如其言。——《太平御览》


师旷御,晋平公鼓瑟,辍而笑曰:「齐君与其嬖人戏,坠于床而伤其臂。」平公命人书之曰:「某年某月,齐君戏而伤。」问之于齐侯,笑曰:「然。有之。」——《太平御览》


以上三篇当为同篇。


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大君子甚长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则盘庚也。夫盘庚之长九尺有余,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声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师,不如违之。」遂不伐宋也。——《太平御览》


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有短丈夫宾于前。晏子曰:「君所梦何如哉?」公曰:「其宾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则如是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声。」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师,不如违之。」遂不果伐宋。——《太平御览》


以上两篇当为同篇。


晋冶氏女徒病,弃之。舞嚚之马僮饮马而见之,病徒曰:「吾良梦。」马僮曰:「汝奚梦乎?」曰:「吾梦乘马如河汾三恚币愿嫖瑜亍!舞嚚自往视之曰:」尚可活,吾买汝。「答曰:」既弃之矣,犹未死乎?「舞嚣曰:」未。遂买之。「至舞嚚氏而疾有间,而生荀林父。——《太平御览》


范献子卜猎,命人占之。得其繇也,曰:「君子得鼋,小人遗冠。」范献猎而无得,遗其豹冠。——《太平御览》


范献子卜猎,占之曰:「君子得鼋,小人遗寇。」献子猎,无所得,而遗其冠。——《太平御览》


范献子猎,占之曰:「此其繇也,君子得鼋,小人遗冠。」献子猎而不得,遗蒲蔼冠。——《太平御览》


以上三篇当为同篇。

智伯既败,将出走,梦火见于西方。及夫出奔秦,又梦见于南方,遂奔楚也。——《太平御览》


晋平公梦见赤熊窥屏,恶之,而有疾。使问子产,子产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败于颛顼,自没沉淮之渊。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顾,其状如熊。常为天王 祟,见之堂上,则王天下者死;见堂下则邦人骇;见门,近臣忧;见庭,则无伤。窥君之屏,病而无伤,祭颛顼共工则瘳。」公如其言而疾间。——《太平御览》


有飞鸟从西方飞来,白质,五色皆备,集平公之庭,相见如让。公召叔向问之,叔乡曰:「吾闻师旷曰:西方有白质鸟,五色皆备,其名曰翚。南方赤质,五色备,其名曰摇。其来为吾君臣,其祥先至矣。」——《太平御览》


初,刑史子臣谓宋景公:「赣今已往五月五日,臣死;后五年五月丁巳,吴亡;以后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见景公,夕死。后吴亡。景公惧,思刑史子臣之言,将至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之。求得,已虫矣。——《太平御览》


陨石于铸三。齐景公问于形史子臣,曰:「陨石于铸三,何也。」形史子答曰:「天下之望山三,将崩。」——《北堂书钞》


齐东有二石高八尺博四尺而入于海——《北堂书钞》


楚矢箕服,是丧国亡。——《北堂书钞》


舜放尧于平阳——《史通·疑古篇》


(2015-08-16)


(三)


一、为什么我认为是增加证据非增加事件


首先,《古本竹书纪年》有一个事实:佚散了,而后经历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等诸位先生的呕心沥血,有一个辑佚本的《古本竹书纪年》。这一点上,是学界所确认的不二事实。


其次,今本《古本竹书纪年》有一个问题:古本竹书纪年的原本佚失了,现在只有几个辑佚本存着。而辑佚大多数是从其他古书的引文引证引注中搜罗出来的,既然是引文引证引注,必然是有着二次加工的,如何确保这些引文引证引注是没有经过修改节省增加的,或换言之,如何确保这些引文引证引注没有被引用者加工过呢?这一点上,今天谁也不敢下定论:“引文就是原书内容”。


我在原答案里强调:科学的态度是审慎的参考今天看到的辑佚本的内容,不可全信。所谓的“不可全信”,是我在处理朱右曾罗列的十六处功劳时不敢爽快地同意他观点的原因,并因此,我下了“增加证据而非增加事件”这样的按语。

确立一个历史事件的正确与否,是从清华简(用那位先生的例子)告诉我这样之后,我才敢信今天能看到的《古本竹书纪年》。质言之,我的论述,乃是以今天出土的 甲骨、金石、钟鼎、竹简这些出土文献资料为中心,继之以证明《古本竹书纪年》之确为可信之处,因此,在这一认知下,哪个文献资料在中心,哪个文献资料就是增加了事件,采之以证明者,则是辅助,则是增加了证据(1)。

那么,有这么一个问题,这个证明是否可以逆向推导(即换位,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中心,清华简为辅助),这个也跟后者(在(1)号逻辑中,居于后者的证明资料)的一个真伪状态有关系。

我们假设,讨论的是《清华简》和《史记》,那么这个过程是相互可以逆推的,为什么?《清华简》和《史记》都是真本、原本文献。

但是,在讨论《清华简》和《古本竹书纪年》的时候,这个过程不可逆推,为什么?今本《古本竹书纪年》谁能够保证是真本(就是不准从墓里盗出来的那本)?这是其一。其二,即使是真本(就是不准从墓里盗出来的那本),谁能证明这个就是原本?《古本竹书纪年》是一个辑佚本,辑佚本距离原本,这种差距,稍微有一点文献学常识的人应该不会不懂。不解决这两个问题,尤其是后者,这个互推的推导,这胆量,我没有。


这是我要向诸位知友再次说明的一点。


二、那位先生论述的疑惑之处


另外,关于那位先生所提出的论据,别的不说,至少我有两点很有疑惑:“在史还未定型的先秦两汉,怎么会有‘史学’呢”?更遑论“史学地位”?此语我不能理解。

还有一点是:史记的“史学地位”和“史书编撰中的历史地位”——至少我认为,后者应该是隶属于前者的吧?


我在查到了这些资料:中西方对史学的认识所经历的过程基本相同。中国古代的“史学”概念亦从对“史”的认识发展而来,或者说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据瞿林东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含义经历了史官、史书、史事、史学的发展过程。


古代时期

史学形成概况:历史学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孔子就已经开始历史学教育,创作《春秋》著作。到汉朝司马迁父子建立更加完善的历史学体系和创作形式,历史学已经开始成为官方研究重点。东汉的班固就是在专门保存书籍的兰台(御史台)修史,开始官方对史学的控制,禁止私人修史。随着封建民主制度发展,到晋朝不仅设立官方专业的著作省,也有了专门负责著作、修史的高级官员,同时允许民间修史。官史和私史并存,体现官方立场和人民立场的史学观也逐渐形成。后世通常把官方和民间都认可的相对客观、准确的历史著作作为正史,代表官方史学。

史学名词可能始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称王之年——东晋太兴二年(公元319年)。在当时和其后一个半世纪间,并未对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解说。但是,史学摆脱对经学的依附地位,并与传统的经、律两学鼎足而立,成为官学中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还是极具重要意义的。后来它有了编纂学、文献学的内容;至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又赋予了史学以历史叙述技巧和历史认识方法等内容。

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史学概念的解说所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是:史学是一门关于如何认识、叙述或编纂过去的事件的专门性、技艺性的学问。这种认识与西方近代历史学家“历史学是艺术”的界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作为人类过往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作为一种专门性学问的人们对它进行认识、描述的活动及其结果的“史学”,最后实现了初步的分离。这是古代历史学家经过数千年探索的结果,亦是他们在史学认识上的最大成就之一。


近代以来

正因“史学”从“史”的硬壳中脱胎而来,所以,尽管在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与“史学”是两个内涵和本质均不相同的概念,对于它们各自是什么的回答分属于不同的本体论范畴,但是当人们定义它们时,它们就像是一个双面怪——两者交互使用、互相纠结在一起。正如“易”因背出分训、并行分训和同时合训而“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史”因一字多意同时合用亦总有二义,这种情况在近代依然顽固地维持着。

因此,近人对史学的定义,并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亦往往不能彻底分割克丽欧女神的双面性。当定义“史者何”或“历史何谓”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在确定“历史”的定义,而是在确定“史学”的定义;有时则同时合训而兼具两义。如果从历史本体论角度来分析,难免会把他们的定义当做是从观念形态上来界说“历史”概念,从而得出他们的历史观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结论。如果从他们解说的实际内容和文本的整体语境来分析,则不难看出,他们正是从狭义上确定了史学的内涵。例如,近代国学大师、“新史学”革命首倡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这里的“史”,很明显是指“史学”;而且,《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所阐述的内容,亦是如何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论述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当然,多数史家则采用传统的同时合训的方法。例如,杜维运说:“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歧义诠释:

“活动”说

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瞿先生的定义,与他这本书的内容是相适应的。因为史学在中国古代,主要是以附属于政治活动的一种文化积累活动的形式存在的,史官和史馆制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史学虽然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亦不乏私人撰史行为,但兼具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而主要作为政治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的“综合活动”特性,并没有改变。

“学问”说

吴泽先生在其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绪论”中,给史学确定的定义是:“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

“半科学,半艺术”说

这种说法的由来比较复杂。历史学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在西方史学史上,这一争论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古罗马帝国。第一个对这个问题进行辨析的,是当时的修辞学家、讽刺散文作家希腊裔罗马人卢基阿努斯(Loucianos,约120—180年左右。一说约125—192年。旧译琉善,现又据英译Lucian而译卢奇安)。卢基阿努斯以传统对话体写过约80篇杂论,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哲学、修辞学、宗教等命题,其中有一篇史学评论专论《论撰史》,“可以定位为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史学理论专论”。

因此,恕在下孤陋寡闻,不知道那位先生口中论述的史学到底是哪一种史学,希望那位先生,或者是明白那位先生所指的史学的知友们不吝赐教!


(四)


很多人关注于伊尹谋反被杀但仍被商朝历代君王祭祀,两点相互矛盾。据我所知因为焚书坑儒,造成文化流失,竹简上很多文字无法理解,晋武帝只是让当代名士翻译出了可以识别的部分,会不会在翻译的时候有错误,毕竟古文有多义还可能存在通假字……(纯属个人猜测)

补充一点,竹书纪年关于伊尹的,说是篡国被杀。可是出土的甲骨文又显示商朝直到灭亡前都还在祭祀伊尹。(丁日祭祀伊尹的卜辞)


谢选骏指出:这可能说明,伊尹的命运类似岳飞——先是被害,然后神化。

谢选骏:美国的真孤立配合了中国的假开放

《美国“孤立主义”与中国“单边开放”: 表象之下的政治现实》(陈岩 BBC中文记者 2024年12月2日)報道: 特朗普的当选,在太平洋对岸的中国激起两圈相互矛盾的涟漪:中文社交媒体上,有众多特朗普的拥趸者,他们欢呼这个特立独行者的强势归来;另一边是忧心忡忡的精英人士,他们恐于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