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伊尹的命运类似岳飞

网文《如何评价<竹书纪年>史学地位？》报道：

（一）

汲冢竹书的出土和亡佚

《汲冢竹书》是出土文献，和现在的出土文献不同的是，它是西晋的时候古人盗墓发现的竹简。一开始盗墓贼不知道这是啥，就拿来当火把。好在发现及时，事情传到晋武帝，晋武帝派了最好的人来整理这些竹简。这批竹简包罗万象，《竹书纪年》是其中记录历史的。

这本书极牛，看了都说好。于是很多晋汉时期的人写书的时候都参考了《汲冢竹书》，例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十三经里的《左传正义》、郦道元注《水经》、郭璞注《山海经》等等。可惜后来这本好不容易抢救性发掘出来的书毁了。

汲冢竹书的重生

最先将把引用了《竹书纪年》的句子从茫茫书海中一句一句摘出来，辑成一书的是朱右曾，写成了《汲冢纪年存真》，并且高度赞扬了《汲冢纪年》的价值。

到了王国维看到《汲冢纪年存真》，也感觉朱哥确实相当的高能，书相当的有价值，于是又在朱哥的基础上写了《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文章纲要如下：

共伯和干王位

这个例子证明，《竹书纪年》是和《史记》互相印证的，而且《史记》还写错了。

二王並立

这个例子证明，《竹书纪年》记录了正史都没有记载的重要事件，而且后来被《清华简》证明是正确的。

长城之战

这个例子证明，即使没有《清华简》，《竹书纪年》的记载也可以通过其他出土文物得到印证，是真实可信的。

觉得大家忽视了一个问题：《竹书纪年》的作者是谁？就战国时期而言，作者的身份、态度和立场才是决定了该书的史学价值的根本。

首先，作者是魏国的史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是否是原来的世卿世禄式的父子相传的史官就要打个问号了？通读竹书纪年（不管是今本还是辑本）可以发现，将近两千年的记录，文从字顺，风格统一，比较容易读懂。考虑到尚书、金文（包括东周早期）的佶屈聱牙，几十代史官的笔书，那么可以肯定原始记录一定被最终写就者重修过。这也说明了作者很难是父子相传的有一定家法的史官，否则不会轻易的作这么大的文字改动。

其次，读《竹书》发现“星陨如雨”四字，这几个字是孔子对《鲁春秋》中“雨星不及地尺而复”的修改，《公羊传》为此还大书特书。所以作者也受到了孔子所传史书的影响。如果认定作者不是世袭的史官，那肯定受过儒生的教育。孔子大弟子子夏就长期在魏国，并受到尊崇。当然受过儒生教育不一定就是持儒家观点，如吴起就学于曾子，甚至有诸子出于孔门的说法。不过，这位史官通晓儒家所传史籍是可以确定的。《晋书·束皙传》中指出竹书中“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然而三家分晋时，春秋早已绝笔，这里的相应不会是史料上的，也不是立言宗旨上（与儒家某些 史料不符），只能从文字风格上而言。这也说明作者受到儒家典籍影响之深，而多处与儒家所传不同，可见作者思想是独立的。

再次，从原始史料来源看，《晋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竹书跨度两千年，其来源大类有两个：（一）西周记录，包括夏商等上古史料和西周史官所录，前者肯定传闻较多，商朝至今没有发现成篇的记录，大多是卜辞（证明帝系和人名最有力），夏朝文字都不一定有。西周文献可能不少，但是经过犬戎之乱后，估计也是残缺不全的；（二）晋国和魏国史官所记，这部分应该是可靠的。

作者对这些原始文本进行了整理，或许还有添加（主要是上古史）。我们相信作者应该具有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史官精神的。那么为什么与儒家所传有那么大的区别。我认为是解读不同。孔子周游列国收集史料，于杞（夏）于宋（商）于周（老子守藏室），原始资料不可能不丰富，尚有文献不足征之叹。上古记录具体不得而知，肯定言简难懂，更多是口头相传，解释起来当然就有不同方式。举几个例子：1、禅让与夺取。尧舜禹儒家认为是彼此禅让，弃天下如敝屣。竹书则认为后者对前者“囚”“放”，从而夺取天下。我认为部落时期推举制多于世袭制，欧洲很多日耳曼蛮族就是推举出来的“王”，虽然是终身但不世袭。尧舜禹可能也是这样，只不过尧舜都比较高寿，年老体衰，部落联盟危机四伏，所以不等前者死就推举后者出来。所以前任只能到另一个地方等死。比如尧退位到另一个地方养老，在儒家就是奉养，在竹书就是囚禁；舜退位后去苍梧转转，崩于九嶷山，在儒家就是南巡，在竹书就是流放而死。2、太甲杀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宫”，孟子解释说太甲荒淫，伊尹让他在一个地方闭门思过，太甲悔改，伊尹又把他迎回来。这也是一种解释。具体情况是什么，不得而知。可以推测伊尹没有篡位，否则完全可以象后羿杀太康一样。既然伊尹没有篡位，迎回太甲也是正常。伊尹既然有能力流放太甲，太甲以流放之身潜回来杀伊尹就不太可能。如果说伊尹最终被杀，只有可能是迎回太甲后，仍然干政，加之年老昏悖，家务事处理不当（废长立幼，偏爱小儿子一类），被太甲联合伊尹的两个大儿子弄掉（未必被杀）。后来这两个儿子平分伊尹部落，而伊尹也一直被商朝祭祀，也说明“放太甲”和“被杀”之说不能联系在一起，是两件事。所以说，对史料的解读，尤其对上古片言只语和口头流传的解读与作者的立场有极大关系。《竹书》截止于魏安釐王二十年，已是战国后期，此时最终的作者尚在人世。战国时期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现实必定让作者对以往历史有了自己的见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里是适用的。

综上，了解作者很重要。作者如孔子修春秋一样对史料进行过统一加工修改，作者的史官态度决定了竹书的史书地位，作者的立场决定了他在修书时采取不同于他人的解读（这个区别，我认为就是新旧五代史的区别）。就史料价值来说西周以后是最高的（夏商多是传闻，西周文献残缺，晋国和魏国时期有可靠原始记录），以前则只能作参照，战国史尤其重要。

清人认为先秦文字，每一个字都是宝贵的。如果是史书，价值更高。可惜的是竹书曾经散逸，真伪丛生，整体上大大降低了其史学价值。

附加“共和”问题：大臣行政还是共伯和摄政？

竹书出现后这个问题便与史记立异，读史记年表，可以见到司马迁多次提到共和行政，可见重要。如此重视的历史事件竟然有这么大差异，不仅令人诧异。“共和”一词出现确实莫名其妙，如果用共伯和解释则很合理。因为古人习惯于国王纪年，共伯和摄政，因名纪年也不错。

问题是如此重大的事件，司马迁怎么出错了呢？夏商的帝系都一个不差，一个摄政十四年的最高执政者却被忽视了？周公摄政，流言满天下，管蔡叛乱，东夷不服，必须东征才解决。厉王出逃，王位几近空缺，摄政十四年居然波澜不惊。一个词，匪夷所思。

看了各种共伯和的考证，都认为共伯和或者德高望重或者重权在握。但是，这样一个人怎么就被马迁忽略了？有人提到古共城的发掘，认为规模庞大，拟于王京，而共国比较小，东周初期即被灭，按说没有实力建造。唯一的解释就是共伯曾居高位，因此享有高规格。共伯的存在又不容忽视。

下面是我的猜测，没有事实依据：

周朝自周公制礼以来，形成比较森严的宗法制，而且天下宗周久矣，姬姓之国又占了一大半，还算比较稳定。厉王出逃，王位空缺，但是厉王没死，太子不能即位。国人对老王含怒未消，太子甚至不敢现身。有周公摄政的先例，那么只有找血缘关系最近最贵来摄政，此人正是厉王的弟弟（或叔父）共伯和。周公召公也是姬姓，但已经是远亲了。共伯和已封于共地，在朝廷没有势力的，回镐京摄政又会影响到周召等人的权利。于是周召等大臣援引周公姬旦在成周（洛阳）摄政的先例，让共伯和在共地摄政，左传“诸侯释位以间王政”便是如此，于是在共地修建代表摄政的规模拟于王京的共城。然而在此摄政只是虚设，权力还在镐京朝廷周召等大臣那里，只不过用了共和作为年号。共伯和无权有位，只能当老好人，也得到了颂扬，但时间一长就被忘了存在。周朝还是周召等大臣行政，而且二人比较贤能，共伯和便可有可无了。厉王一死，便把长期庇护的宣王扶上位，更是不提什么共伯了。

司马迁看到的多是儒生保存的旧史料，儒生的史料来自于鲁史，鲁史肯定偏向起到实际作用的周公等人，那个共伯便被抹掉了。左传“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实际上有意忽视共伯的存在，即便是竹书“干王位”也带有名不正之意。司马迁也没有错，他只说：“号为共和”。并没有说大臣共同执政就是共和。竹书说干王位，如果是无权虚位，也说得通。

（二）

关于竹书纪年的发现，《晋史》如下记载：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之所以把《穆天子传》和《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又拎出来，是因为目前汲冢书存世的似乎只有《纪年》、《琐语》、《穆天子传》和《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而后两篇在后世直到今天都是合在一起的。那么，前两篇可不可以合并呢？虽然《晋书》说这是“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但《史通》又云：

案《汲冢琐语》太丁时事，且为《夏殷春秋》

《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

史通至少肯定了《琐语》的部分史学价值，而不将其完全归于小说家的作品。

事实上，按照陈逢衡的观点，以下四条都出自《琐语》：

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

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

尧禅位后，为舜王之。舜禅位后，为禹王之。

王国维赞同的是这个观点，但其实这种说法并无根据。《纪年》和《琐语》在引用时常常是模糊的，伊尹和太甲的记载就是最好的证明。也许是清代有什么今未得见的古籍，至少我手头的资料无法佐证这点。

最后，有明确提到出自《琐语》的，大概有如下几篇：

晋平公与齐景公乘至于浍上，见乘白骖八驷以来，有大狸身而狐尾，随平公之车。公问师旷，对首阳之神，有大狸身狐尾，其名曰者，饮酒得福，则徼之，盖于是水之上也。——《水经注·卷六》

晋平公至浍上，见人乘白骖八驷以来。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车而随公之车。公问师旷，师旷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阳之神。饮酒于霍太山而归，其逢君于浍乎，君其有喜焉。——《太平御览》

以上两篇当为同篇。

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于房，姜后既出，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宣王曰：妾之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起，以见君王之乐色而忘德也。 乱之兴，从婢子起，敢请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遂复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艺文类聚·卷十五》

初刑史子臣谓宋景公曰：从今以往五祀日，臣死，自臣死后五年，五月丁亥，吴亡，以后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见景公，夕而死，后吴亡，景公惧，思刑史子臣之言，将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以虫矣。——《艺文类聚·卷八十七》

仲壬四年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太平御览》

宣王之元妃后，献不恒期月而生，后弗敢举。天子召问群王之元史，史皆答曰：「若男子也，身体有不全，诸骨节有不备，者则可，身体全骨节备，不得于天子也， 将必丧邦。」天子曰：「若而，不利余一人，命弃之。」仲山父曰：「天子年长矣，而未有子，或者天将以是弃周，虽弃之何益！」天子弗弃之。——《太平御览》

元妃献后生子，不恒其月而生，后弗敢举。王召群吏问，将弃之。仲山甫曰：「天将以是弃周，弃之何益？且卜筮言，何必从。」乃弗弃。——《太平御览》

以上两篇当为同篇。

师旷御晋平公鼓瑟。辍而笑曰：齐君与其嬖人戏，坠于床而伤其臂。平公命人书之曰：某月某日，齐君戏而伤，问之于齐侯。笑曰：然，有之。——《艺文类聚·卷一十九》

晋师旷昼侍平公，鼓瑟，辍而笑曰：「齐君与嬖人戏，坠床伤臂。」公书记之，使问齐侯，果如其言。——《太平御览》

师旷御，晋平公鼓瑟，辍而笑曰：「齐君与其嬖人戏，坠于床而伤其臂。」平公命人书之曰：「某年某月，齐君戏而伤。」问之于齐侯，笑曰：「然。有之。」——《太平御览》

以上三篇当为同篇。

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大君子甚长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则盘庚也。夫盘庚之长九尺有余，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声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师，不如违之。」遂不伐宋也。——《太平御览》

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有短丈夫宾于前。晏子曰：「君所梦何如哉？」公曰：「其宾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则如是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声。」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师，不如违之。」遂不果伐宋。——《太平御览》

以上两篇当为同篇。

晋冶氏女徒病，弃之。舞嚚之马僮饮马而见之，病徒曰：「吾良梦。」马僮曰：「汝奚梦乎？」曰：「吾梦乘马如河汾三恚币愿嫖瑜亍！舞嚚自往视之曰：」尚可活，吾买汝。「答曰：」既弃之矣，犹未死乎？「舞嚣曰：」未。遂买之。「至舞嚚氏而疾有间，而生荀林父。——《太平御览》

范献子卜猎，命人占之。得其繇也，曰：「君子得鼋，小人遗冠。」范献猎而无得，遗其豹冠。——《太平御览》

范献子卜猎，占之曰：「君子得鼋，小人遗寇。」献子猎，无所得，而遗其冠。——《太平御览》

范献子猎，占之曰：「此其繇也，君子得鼋，小人遗冠。」献子猎而不得，遗蒲蔼冠。——《太平御览》

以上三篇当为同篇。

智伯既败，将出走，梦火见于西方。及夫出奔秦，又梦见于南方，遂奔楚也。——《太平御览》

晋平公梦见赤熊窥屏，恶之，而有疾。使问子产，子产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败于颛顼，自没沉淮之渊。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顾，其状如熊。常为天王 祟，见之堂上，则王天下者死；见堂下则邦人骇；见门，近臣忧；见庭，则无伤。窥君之屏，病而无伤，祭颛顼共工则瘳。」公如其言而疾间。——《太平御览》

有飞鸟从西方飞来，白质，五色皆备，集平公之庭，相见如让。公召叔向问之，叔乡曰：「吾闻师旷曰：西方有白质鸟，五色皆备，其名曰翚。南方赤质，五色备，其名曰摇。其来为吾君臣，其祥先至矣。」——《太平御览》

初，刑史子臣谓宋景公：「赣今已往五月五日，臣死；后五年五月丁巳，吴亡；以后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见景公，夕死。后吴亡。景公惧，思刑史子臣之言，将至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之。求得，已虫矣。——《太平御览》

陨石于铸三。齐景公问于形史子臣，曰：「陨石于铸三，何也。」形史子答曰：「天下之望山三，将崩。」——《北堂书钞》

齐东有二石高八尺博四尺而入于海——《北堂书钞》

楚矢箕服，是丧国亡。——《北堂书钞》

舜放尧于平阳——《史通·疑古篇》

（2015-08-16）

（三）

一、为什么我认为是增加证据非增加事件

首先，《古本竹书纪年》有一个事实：佚散了，而后经历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等诸位先生的呕心沥血，有一个辑佚本的《古本竹书纪年》。这一点上，是学界所确认的不二事实。

其次，今本《古本竹书纪年》有一个问题：古本竹书纪年的原本佚失了，现在只有几个辑佚本存着。而辑佚大多数是从其他古书的引文引证引注中搜罗出来的，既然是引文引证引注，必然是有着二次加工的，如何确保这些引文引证引注是没有经过修改节省增加的，或换言之，如何确保这些引文引证引注没有被引用者加工过呢？这一点上，今天谁也不敢下定论：“引文就是原书内容”。

我在原答案里强调：科学的态度是审慎的参考今天看到的辑佚本的内容，不可全信。所谓的“不可全信”，是我在处理朱右曾罗列的十六处功劳时不敢爽快地同意他观点的原因，并因此，我下了“增加证据而非增加事件”这样的按语。

确立一个历史事件的正确与否，是从清华简（用那位先生的例子）告诉我这样之后，我才敢信今天能看到的《古本竹书纪年》。质言之，我的论述，乃是以今天出土的 甲骨、金石、钟鼎、竹简这些出土文献资料为中心，继之以证明《古本竹书纪年》之确为可信之处，因此，在这一认知下，哪个文献资料在中心，哪个文献资料就是增加了事件，采之以证明者，则是辅助，则是增加了证据（1）。

那么，有这么一个问题，这个证明是否可以逆向推导（即换位，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中心，清华简为辅助），这个也跟后者（在（1）号逻辑中，居于后者的证明资料）的一个真伪状态有关系。

我们假设，讨论的是《清华简》和《史记》，那么这个过程是相互可以逆推的，为什么？《清华简》和《史记》都是真本、原本文献。

但是，在讨论《清华简》和《古本竹书纪年》的时候，这个过程不可逆推，为什么？今本《古本竹书纪年》谁能够保证是真本（就是不准从墓里盗出来的那本）？这是其一。其二，即使是真本（就是不准从墓里盗出来的那本），谁能证明这个就是原本？《古本竹书纪年》是一个辑佚本，辑佚本距离原本，这种差距，稍微有一点文献学常识的人应该不会不懂。不解决这两个问题，尤其是后者，这个互推的推导，这胆量，我没有。

这是我要向诸位知友再次说明的一点。

二、那位先生论述的疑惑之处

另外，关于那位先生所提出的论据，别的不说，至少我有两点很有疑惑：“在史还未定型的先秦两汉，怎么会有‘史学’呢”？更遑论“史学地位”？此语我不能理解。

还有一点是：史记的“史学地位”和“史书编撰中的历史地位”——至少我认为，后者应该是隶属于前者的吧？

我在查到了这些资料：中西方对史学的认识所经历的过程基本相同。中国古代的“史学”概念亦从对“史”的认识发展而来，或者说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据瞿林东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含义经历了史官、史书、史事、史学的发展过程。

古代时期

史学形成概况：历史学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孔子就已经开始历史学教育，创作《春秋》著作。到汉朝司马迁父子建立更加完善的历史学体系和创作形式，历史学已经开始成为官方研究重点。东汉的班固就是在专门保存书籍的兰台（御史台）修史，开始官方对史学的控制，禁止私人修史。随着封建民主制度发展，到晋朝不仅设立官方专业的著作省，也有了专门负责著作、修史的高级官员，同时允许民间修史。官史和私史并存，体现官方立场和人民立场的史学观也逐渐形成。后世通常把官方和民间都认可的相对客观、准确的历史著作作为正史，代表官方史学。

史学名词可能始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称王之年——东晋太兴二年（公元319年）。在当时和其后一个半世纪间，并未对它的内涵作出明确的解说。但是，史学摆脱对经学的依附地位，并与传统的经、律两学鼎足而立，成为官学中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还是极具重要意义的。后来它有了编纂学、文献学的内容；至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又赋予了史学以历史叙述技巧和历史认识方法等内容。

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史学概念的解说所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是：史学是一门关于如何认识、叙述或编纂过去的事件的专门性、技艺性的学问。这种认识与西方近代历史学家“历史学是艺术”的界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作为人类过往社会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作为一种专门性学问的人们对它进行认识、描述的活动及其结果的“史学”，最后实现了初步的分离。这是古代历史学家经过数千年探索的结果，亦是他们在史学认识上的最大成就之一。

近代以来

正因“史学”从“史”的硬壳中脱胎而来，所以，尽管在当代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与“史学”是两个内涵和本质均不相同的概念，对于它们各自是什么的回答分属于不同的本体论范畴，但是当人们定义它们时，它们就像是一个双面怪——两者交互使用、互相纠结在一起。正如“易”因背出分训、并行分训和同时合训而“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史”因一字多意同时合用亦总有二义，这种情况在近代依然顽固地维持着。

因此，近人对史学的定义，并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亦往往不能彻底分割克丽欧女神的双面性。当定义“史者何”或“历史何谓”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在确定“历史”的定义，而是在确定“史学”的定义；有时则同时合训而兼具两义。如果从历史本体论角度来分析，难免会把他们的定义当做是从观念形态上来界说“历史”概念，从而得出他们的历史观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结论。如果从他们解说的实际内容和文本的整体语境来分析，则不难看出，他们正是从狭义上确定了史学的内涵。例如，近代国学大师、“新史学”革命首倡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这里的“史”，很明显是指“史学”；而且，《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所阐述的内容，亦是如何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论述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当然，多数史家则采用传统的同时合训的方法。例如，杜维运说：“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歧义诠释：

“活动”说

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瞿先生的定义，与他这本书的内容是相适应的。因为史学在中国古代，主要是以附属于政治活动的一种文化积累活动的形式存在的，史官和史馆制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史学虽然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亦不乏私人撰史行为，但兼具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而主要作为政治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的“综合活动”特性，并没有改变。

“学问”说

吴泽先生在其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绪论”中，给史学确定的定义是：“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

“半科学，半艺术”说

这种说法的由来比较复杂。历史学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在西方史学史上，这一争论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古罗马帝国。第一个对这个问题进行辨析的，是当时的修辞学家、讽刺散文作家希腊裔罗马人卢基阿努斯（Loucianos，约120—180年左右。一说约125—192年。旧译琉善，现又据英译Lucian而译卢奇安）。卢基阿努斯以传统对话体写过约80篇杂论，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哲学、修辞学、宗教等命题，其中有一篇史学评论专论《论撰史》，“可以定位为西方史学史上第一篇史学理论专论”。

因此，恕在下孤陋寡闻，不知道那位先生口中论述的史学到底是哪一种史学，希望那位先生，或者是明白那位先生所指的史学的知友们不吝赐教！

（四）

很多人关注于伊尹谋反被杀但仍被商朝历代君王祭祀，两点相互矛盾。据我所知因为焚书坑儒，造成文化流失，竹简上很多文字无法理解，晋武帝只是让当代名士翻译出了可以识别的部分，会不会在翻译的时候有错误，毕竟古文有多义还可能存在通假字……（纯属个人猜测）

补充一点，竹书纪年关于伊尹的，说是篡国被杀。可是出土的甲骨文又显示商朝直到灭亡前都还在祭祀伊尹。（丁日祭祀伊尹的卜辞）

谢选骏指出：这可能说明，伊尹的命运类似岳飞——先是被害，然后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