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索尔仁尼琴是个共产党

谢选骏：索尔仁尼琴是个共产党

网文《世界上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七个共产党员》（铁血网）报道：

1、苏共党员肖洛霍夫：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05年出生于维约申斯克区顿河流域，苏联作家。连任多届苏共中央委员，当过苏联作家协会书记，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本博秦全耀记忆犹深，因其曾当过苏修文化部长，文革时遭中国批判。

1922年，前往莫斯科，加入“青年近卫军”，隔年与一位哥萨克的女教师玛丽姬·格罗斯拉夫斯卡娅结婚。并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胎记》。1924年他回到顿河开始创作，1928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在苏联《十月》杂志上发表就声誉鹊起，立刻受到国内外的瞩目，在德国销售量甚至超过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年轻的肖洛霍夫跃升世界级作家。1937年至1938年之间多次致信斯大林，几乎遭受迫害。40年代以后与权势媾合，对“持不同政见”作家报持不友善态度。

1956年除夕和1957年元旦，在《真理报》连载《一个人的遭遇》。1965年以《静静的顿河》一书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另一部长篇《新垦地》是《静静的顿河》的续作。获诺贝尔奖后，一些持反对立场者忍不住发难，包括索尔仁尼琴在内的文坛重量级人士，直指“静静的顿河”真正作者是当年客死异乡的被俘白卫军官，也就是哥萨克作家费多尔·科留科夫，肖洛霍夫偷了他的手稿。否则何以肖洛霍夫能对陌生的顿河流域哥萨克与战争有生动描写，年仅23岁的作家，一没受过教育，二没生长背景，要完成这部巨作实在不可能。对此，肖洛霍夫一直未发表意见，晚年过得非常不平静，这个问题至他过世后仍是谜团。自《静静的顿河》后他确实未写出任何一部有分量的作品。肖洛霍夫另一个令人诟病的地方，是他为战后苏联文艺界的高压政策辩护，并对索尔仁尼琴为首的自由派作家进行批判。

2、聂鲁达智利共产党员：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71年10月2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授予聂鲁达诺贝尔文学奖金，“因为他的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聂鲁达出生于智利中部的小镇帕拉尔，父亲是一位铁路工人，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聂鲁达出生不久，他的母亲因严重的肺结核去世，两岁时聂鲁达随父亲搬迁至特穆科城，在那里，他的父亲与一位女士结婚。聂鲁达很爱他的继母，在他以后的诗作中有很多篇幅是献给这位母亲的。

聂鲁达10岁时就开始写作诗歌，1916年他遇到其生命中第一位启蒙老师，智利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加夫列拉在聂鲁达的文学创作上给了他很多鼓励，1971年，当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表示这个奖应该属于加夫列拉。13岁时，聂鲁达在《明日》杂志上刊登了其第一篇文章。1920年，聂鲁达开始在塞尔瓦奥斯塔尔杂志上刊登短文和诗，为了避免引起父亲的不满，他以自己仰慕的捷克诗人扬·聂鲁达的姓氏为自己取了笔名“聂鲁达”。4年后，聂鲁达凭借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1942年，聂鲁达写长诗赞扬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同年，他加入共产党。1953年，聂鲁达获斯大林奖，当时的苏联文坛形势紧张，政府在思想上实行独裁，《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被打上反动的标志驱逐。聂鲁达在他1958年的选集《放纵》中反思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想。1957年，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访问期间被捕。此后，聂鲁达开始旅行，他去了古巴和美国，1970年当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总统后，聂鲁达被任命为智利驻法国的大使。1973年9月23日，因为白血病，聂鲁达逝世。他逝世前不久，智利发生政变，阿连德死于政变，聂鲁达在智利的两处住所被洗劫一空。

3、葡萄牙共产党员若泽-萨拉马戈：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葡萄牙文坛巨匠，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获奖作品：《盲目》，获奖理由：“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 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捉摸的历史。”

2010年6月18日12点半，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著名作家若泽·萨拉马戈带着他未完成的“伊比利亚联合体梦想”，在他位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兰萨罗特岛的家中去世，享年87岁。“我是个受荷尔蒙驱动的共产党员，”若泽·萨拉马戈声音微弱，气若游丝，但目光如炬，语气坚定，“我体内有荷尔蒙，让我长胡子和别的东西，也让我成为共产党员。改变？凭啥！我会觉得羞耻，我不想变成别的什么。”

2009年，这位入党42年的葡萄牙大作家还在不断发文攻击布什、布莱尔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因为后者控制的出版社拒绝出版他的blog文选。老先生认为，虽然今日技术进步，道德却比过去更为沦丧。并不忘抨击英国议员用公款买狗粮。“真不害臊。”他说。

4、中国共产党员莫言：2012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作协副主席。1985年起，莫言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创作出了一批带有先锋色彩的独特作品，以大胆新奇的写作风格著称。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55年，莫言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市河崖镇大栏乡。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里他把家乡虚构为高密东北乡，并且此处成为他很多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化大革命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莫言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

1997年，莫言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同年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2005年，莫言接受香港公开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时曾透露，自己年幼时曾经受到一位被划为右派回乡劳动的中文系大学生影响，憧憬有一天也能写出一部作品，过上“腐败作家一天吃三顿饺子的生活”。他还说：“如果因为我敢于说实话而授予我荣誉文学博士，那么我觉得自己当之无愧。”。“莫言”是他开始创作时所起的笔名，却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放炮”说真话，告诫要少说话。

莫言的文学作品，题材敏感、反思尖锐、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其作品出版后常常引发广泛的争议。

5、波兰共产党员希姆博尔斯卡：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获奖理由：在诗歌艺术中精妙的反讽，挖掘出人类一点一滴的现实生活背后的历史更迭与生物演化的深意。195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我们为什么活着》，并于同年被吸收为波兰作家协会会员。

身为女性诗人，希姆博尔斯卡鲜少以女性问题为题材，但她不时在诗作中流露对女性自觉的关心。在《一个女人的画像》，辛波丝卡为读者描绘出一个为爱改变自我、为爱无条件奉献、因爱而坚强的女人。爱的枷锁或许让她像“断了一只翅膀的麻雀”，但爱的信念赐予她梦想的羽翼，让她能扛起生命的重担。这样的女性特质和女性主义者所鼓吹的挣脱父权宰制、寻求解放的精神有着极大的冲突，但辛波丝卡只是节制、客观地叙事，语调似乎肯定、嘲讽兼而有之。她提供给读者的只是问题的选项，而非答案。对希姆博尔斯卡而言，性别并不重要；个人如何在生命中为自己定位才是她所关心的。

1953年，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当上了《文学生活》周刊的编委，并主持该刊的诗歌部达20多年之久。1963年，她获得了波兰文化部颁发的国家文学二等奖。

6、奥地利共产党员耶利内克：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耶利纳克于1946年出生于奥地利小镇穆尔祖什拉克。她于1967年出版了她的首部作品集《利莎的影子》。随后她参加了70年代在欧洲爆发的学生运动，并出版了她的讽刺小说《我们都是诱骗物，宝贝。》，她还于1990年出版了《美好的、美好的时光》、1998年出版了自传体小说《钢琴教师》，该小说后被拍成电影并获2001年戛纳电影节多项大奖。

耶利内克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用德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马塞尔·莱希一拉尼斯基的话说：“耶利内克始终都是一个社会批评作家……她的极端性和她的坚定性不可低估。”而这一点也适用于她的戏剧作品。作为女权主义者和加入过奥地利共产党的作家，耶利内克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西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指向性暴力和男性话语霸权，指向人类对大自然肆无忌惮的掠夺，更指向奥地利的新纳粹势力。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授予耶利内克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她小说和剧本中表现出的音乐动感，和她用超凡的语言显示了社会的荒谬以及它们使人屈服的奇异力量。”

7、英国共产党员莱辛：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获得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此时，她已是88岁高龄。

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多丽丝·莱辛“用怀疑、热情和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其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莱辛曾是英国共产党党员，但后来退党。

二战中，莱辛认识了一批左派斗士，受他们的影响，她愈来愈同情被压迫的人们，痛恨社会的不公正，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了一个共产党员。她曾经的爱人是德国人，一个德国共产党党员。

莱辛是一位多产作家，除了小说以外，还著有诗歌、散文、剧本等其他体裁的作品。她的许多作品都取材于在非洲的亲身经历，以独特的自传体风格著称。作品题材涵盖了种族矛盾、美苏冷战、原子战争、环境污染、科学危机和青年暴力等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的不确，因为世界上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不止七个共产党员——仅仅据我所知，就还有一个高行健（2000年）。可能还有一个索尔仁尼琴（）。

网文《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报道：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俄语：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索尔仁尼琴（香港译索赞尼辛，台湾译索忍尼辛，台湾早期曾译索善尼辛），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俄罗斯的杰出哲学家、历史学家、短篇小说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索尔仁尼琴直言不讳地批评苏联和共产主义，并帮助提高了全球对其古拉格劳改营的认识。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许多领域有较大成就。

在二战期间在苏联军队中服役后，他因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批评史大林而被判在劳教所度过八年，然后被流放。他只有一部作品被允许在苏联出版，即小说《伊万·丹尼索维奇的一生》（1962年）。 尽管赫鲁晓夫进行的改革于1956年将他从流放中解放出来，但在苏联以外的地区出版了《癌症病房》（1968年），《一九一四年八月》（1971年）和《古拉格群岛》（1973年）激怒了苏联勃列日涅夫政权，索尔仁尼琴失去了苏联公民身份。1974年。他飞往西德，并于1976年与家人搬到美国，在那里他继续写作。苏联解体后，他的国籍于1990年得到恢复，四年后他返回俄罗斯，直到2008年去世。

他因追求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的道德力量而获得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古拉格群岛是极富影响力的作品，“对苏联提出了正面挑战”，发行了数千万册。

成长时期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日生于高加索克里斯洛瓦尔茨克，是一个遗腹子，自小由担任中学老师的母亲独立抚养长大，担任炮兵军官的父亲在他出生前6个月就已去世。1939年索尔仁尼琴考入国立罗斯托夫大学（现改名为南部联邦大学）物理和数学系，同时又考入莫斯科文史哲函授学院学习俄罗斯语言与文学，在学期间成绩优异，曾获斯大林奖学金。1941年毕业后随即应征入伍，1942年官拜中尉连长赴前线作战，1944年因勇敢作战获得两枚勋章并晋升为大尉。

监禁与流放时期

1945年，索尔仁尼琴因私人信函被截获，因信中戏称斯大林为“留着小胡子的人”，在东普鲁士前线被逮捕，遭苏联当局以“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为罪名判刑8年。狱中索尔仁尼琴曾被诊断罹患胃癌，医生预言他只能活三个星期，但是索尔仁尼琴最终竟然完全康复。1953年，索尔仁尼琴刑满后再度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才获得平反，隔年恢复名誉。

1956年，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解除流放。1957年，苏联政府宣布索尔仁尼琴“无犯罪事实”，恢复名誉，后在梁赞市中学白天当数学老师，夜间在秘密写作。在他的诺奖获奖感言中，他写道：“直到1961年，我几乎不敢让我的任何熟人相识阅读我写的任何东西，因为我担心这会为人所知。”

婚姻和子女

索尔仁尼琴的养子德米特里·都灵于1994年3月18日在纽约市的家中去世，享年32岁。

被监禁之后

1962年赫鲁晓夫为了利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打倒斯大林体制，在赫鲁晓夫的鼓励和亲笔批准之下，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一时之间，“一个籍籍无名为劳狱与绝症折磨几死的索尔仁尼琴就这样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苏联文坛的新彗星”。官方为了拉拢一夕成名的索尔仁尼琴，吸收他加入了势力庞大的“苏联作家协会”。

在苏联的最后日子

索尔仁尼琴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帮助下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尝试，使他的小说《癌症病房》在苏联合法出版。这需要作家联盟的批准。尽管那里的一些人对此表示赞赏，但该作品最终被拒绝发表，除非对其进行修改并清除可疑言论和反苏联的暗示。

1964年赫鲁晓夫被撤职后，文化氛围再次变得更加压抑。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出版很快就停止了。作为一名作家，他被非人化。但手抄式文稿仍然以地下刊物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并且流向了国外。

在1967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对本国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而作家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的叛徒的决议。

1968年写成暴露莫斯科附近一个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中篇小说《第一圈》及叙述苏联集中营历史和现状的长篇小说《癌病房》，均未获准出版。1968年《癌症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

1968年《第一圈》和《癌病房》在国外出版，索尔仁尼琴声名大噪，但却因此遭到苏联官方和御用文人的批判。70年代后，他实际上已成为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齐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1970年7月，世界艺术与进步协会的50余名活动家联名向瑞典皇家学院提名索尔仁尼琴申报诺贝尔文学奖。苏共中央在获悉这一消息后，通过官方渠道向瑞典政府施加了外交压力。诺贝尔奖金评奖委员会不顾苏联的干扰，于1970年10月8日通过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在发扬俄罗斯文学的宝贵传统方面所显示的美学力量。”尽管索尔仁尼琴有前去领奖的意愿，由于苏联当局拒绝承诺他领奖后还能返回苏联，他的瑞典领奖之旅未能成行。在此前后，他原在国内未获出版的作品及长篇历史小说《一九一四年八月》(August, 1914)在西方国家先后问世。

1969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这引起了国际上一些著名作家如萨特的抗议。该年4月，他和川端康成一起被选为美国艺术文艺学会的名誉会员。

1973年，揭露苏联整个劳改营内幕的皇皇巨著《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但这一作品彻底触怒了苏联当局，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以叛国罪名被逮捕，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随即签署命令，剥夺了索尔仁尼琴的国籍，并强制押上飞机将他驱逐出境，但索尔仁尼琴不服，临行前立下誓言：“我将活着回来”。

被苏联驱逐出境

在讨论对索尔仁尼琴的选择时，政治局委员考虑了逮捕和监禁，以及将他驱逐到愿意接受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在克格勃首领安德罗波夫的指挥下，并在西德总理勃兰特声明索尔仁尼琴可以在西德自由生活和工作后，索尔仁尼琴被直接驱逐到该国。

流亡时期

1974年2月13日，他被强行押上飞机，驱逐出境到西德。10月，他联合一些在西方流亡的苏联作家，在西柏林创办《大陆》文学季刊，作为发表苏联流亡作家作品的阵地，他亲自写了发刊词。12月起侨居瑞士苏黎世，后流亡美国。是年，他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12月10日，瑞典国王和多位亲王出席了瑞典皇家科学院为索尔仁尼琴举行的隆重颁奖仪式。索尔仁尼琴在颁奖仪式上说：“在这个大厅里曾经有许多获奖者在你们面前发表过颁奖演说，然而，大概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给瑞典皇家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带来如此之多的麻烦。”美国政府于1974年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1975年定居美国。

1978年6月8日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因批评西方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实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引起一场争论；流亡期间，他还不断指责西方社会的道德堕落，甚至批评美国音乐使人难以忍受，并批评新闻媒体不加节制地对个人隐私的侵害。在此期间他在西方出版的作品，还有《古拉格群岛》、《牛犊顶橡树》和《1916年10月》、《1917年3月》等。巨著《古拉格群岛》由作者的个人经历，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七大部分叙述1918－1956年，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各地关押迫害数百万人的（由于是不同时期，分批处决，具体数字难以统计）集中营的情况 ，书中描述的情况令人发指。《牛犊顶橡树》是一部关于苏联国内“文学生活的特写”，其中讲到自己作品的遭遇。另两部均为长篇小说，与《1914年8月》组成三部曲，名为《红轮》。他在这一三部曲中主张“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依靠东正教，恢复“古老的俄罗斯生活方式”。

返俄时期

历经20年的深度缄默和隐居，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结束了20年的流亡生涯，实现了20年前“我将活着回来”的预言，从美国的佛蒙特州回到了俄罗斯。但仍然不改其敢言的性格，他指责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腐败和物质主义盛行，也缺乏民主。在此之前，索尔仁尼琴早已预言苏联即将解体，并再次预言俄罗斯的私有化政策必将失败。在俄罗斯国内，评论界和读者对他及他的创作褒贬不一，很多人把索尔仁尼琴视为回归祖国的先知。但是波兰流亡作家康布罗维奇直言索尔仁尼琴浪费了一个作家的生命。

1997年索尔仁尼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将俄罗斯20世纪过往兴衰起浮之经验传诸子孙，将之视为个人的历史责任。1998年12月11日，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度过了他80岁生日，为了表示庆贺，俄罗斯电视台第一频道(OPT)播出了描述索尔仁尼琴一生的电视影片，“独立电视台”(HTB)连续四天播出了“索尔仁尼琴的一生”专题影片。然而，索尔仁尼琴依然不改他“天生异议者”的本色，就在80大寿当天，他对俄罗斯总统叶尔钦要颁给他的、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嗤之以鼻，并说：“目睹俄罗斯从欧洲强权的巅峰，堕落到当前如此悲惨的地步，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索尔仁尼琴总是如此令当局尴尬，正如叶尔钦的回忆录所言：“索尔仁尼琴的笔是受上帝指挥的”，其实应该说，“索尔仁尼琴的笔是以人类之爱为汁墨的”。面对久违的祖国，面对依然是一边残破、贫困另一边却是贪腐、奢华的俄罗斯，索尔仁尼琴除了不改他文学悲悯和“天生反对”的性格之外，在这段晚年的回归之中，索尔仁尼琴依然故我，他从一个“旧社会”的反叛者变成了“新社会”的反叛者，没有停止他那种“不受欢迎”的、唠叨不休的批判。

历史和政治观点/对西方的批评

索尔仁尼琴批评盟军没有在二战初期在西方组织对纳粹德国的新战线。这导致苏联对东欧国家的统治和压迫。索尔仁尼琴声称，西方国家显然对在东方丧生的人数并不关心，只要他们能够在西方为自己迅速而无痛地结束战争。

对共产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批判

索尔仁尼琴强调指出，与罗曼诺夫王朝的俄罗斯帝国相比，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的压迫性要大得多。他断言俄罗斯帝国没有按照苏联格拉夫利特的风格进行任何真正的审查，政治犯通常不会被强迫进入劳教所，并且政治犯和流亡者的数量仅为苏联的万分之一。他指出，沙皇的秘密警察仅存在于最大的三个城市。

返回俄国前不久，索尔仁尼琴在布洛涅河畔吕克发表演讲，以纪念旺代战争200周年。索尔仁尼琴在演讲中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雅各宾党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比较。他还把旺代起义者与叛乱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乌克兰和哥萨克农民进行了比较，称这两者都被革命专制主义无情地摧毁了。

索尔仁尼琴认为，苏联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种族的文化都受到压迫。俄国文化比苏联任何其他文化受到的压制都更多。因此，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和东正教不应被西方视为威胁，而应被视为盟友。

根据丹尼尔·J·马奥尼的说法，“如果打开20世纪末索尔仁尼琴1994年的文章《俄罗斯问题》的几乎任何一页，就会发现索尔仁尼琴在指责农奴制的残酷和不公正现象。此外，他还攻击了泛斯拉夫主义。

大饥荒

他描述了布尔什维克 在1917年建立的制度如何导致大饥荒： “这个制度在和平时期人为地制造了饥荒，在1932年和1933年在乌克兰造成600万人死亡。此后，他说：“他们死于欧洲的边缘。欧洲甚至没有注意到它，全世界也没有注意到它—600万人！”

对俄罗斯政局的看法

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索尔仁尼琴就开始发表对俄罗斯政局的看法，1991年的《我们怎样建设俄罗斯》(Rebuilding Russia: Reflections and Tentative Proposals)，1995年的《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The Russian Question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以及返回苏联之后出版的《倾塌的俄罗斯》(Russia in Collapse)，流露了索尔仁尼琴返国前后对俄罗斯情势的忧心与不满。索尔仁尼琴坚信，一切的改革必须以人民的生活是否获得改善来评断。据此，他强烈反对前苏联总理、激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盖达尔的改革计划─“休克疗法”。索尔仁尼琴把这种“激进市场化”的政策看成是“劫贫济富”的掠夺主义，是共产主义之后的另一次悲惨的试验。

索尔仁尼琴提出了一种类似“农民公社”的土地私有化观点，试图扭转俄罗斯人民生产意愿低落和极度贫穷的状态。1994年10月28日，索尔仁尼琴对“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议会下议院)发表演说，指出俄罗斯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条通过最曲折、最病态、最荒谬的方式以摆脱共产主义的道路。鉴于长期以来苏联中央集权的无能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流毒，他主张恢复一种“地方自治会”，建立基层人民政权，彻底放给人民自治管理的权利。索尔仁尼琴从根本上否认改革中的俄罗斯正在走向“民主制度”，因为只要下层民众不能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俄罗斯就依然沉陷在寡头制度下。

1999年俄罗斯制作了长达200分钟的纪录片 “对话索尔仁尼琴”。由俄罗斯著名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执导。

2000年索尔仁尼琴猛烈批判叶利钦时称：“叶利钦时代的结果是，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等所有基础领域都被摧毁或洗劫……我们还要继续洗劫和摧毁俄罗斯，直到一切荡然无存吗？”

2006年，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第一圈》以完整的形式搬上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银幕。

2007年俄罗斯国庆节那天，索尔仁尼琴获得2006年度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联邦国家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之后，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

去世

2008年8月3日深夜，索尔仁尼琴由于心脏衰竭在莫斯科逝世，享年89岁。

作品

《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

《第一圈》（1968）

《一九一四年八月》（《红轮》的一部分）（1971）[8]

《古拉格群岛》（1962-1973）

《普鲁士之夜》（诗集）（1951）

《牛犊顶橡树》（1975）

《列宁在苏黎世》（《红轮》的一部分）（1976）

《1916年11月》（《红轮》的一部分）（1983）

《癌症楼》

评价和影响

索尔仁尼琴比苏联多活了17年，这个曾经被他抨击、开除他的公民资格并将他驱逐出境的超级系统，已于1991年宣告解体。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代表了俄罗斯的良知，而他的一生饱经磨难，却足以烛照未来。

很多西方人视其为与苏联当权者斗争的伟大文学家与英雄，但索尔仁尼琴又抨击所有的民主派，资本家，个人消费者，自由主义者等，在他们眼中索尔仁尼琴是个难以理解和面对的人。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流亡的1970年代警告总统福特不要接见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会影响与苏联的谈判，并于备忘录上写道：“索尔仁尼琴是个著名作家，但他的政治主张是一件令追随他的异见者都觉得尴尬难堪的事。接见他不仅会得罪苏联，还会因其政治主张在美国及各盟国中引起论战。”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提及索尔仁尼琴是否加入过共产党，但是从他在共产党军队中担任指挥官一事来看，不论他是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他对苏联和普京的一往情深。

网文《斯拉夫主义害死索尔仁尼琴》（曹长青）报道：

我曾写过推崇索尔仁尼琴反共精神的文章，也写过“被冷遇的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向权力献媚”、“索尔仁尼琴的理性阴影”等批评文章。但随著对索尔仁尼琴言行的更多了解，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越来越低；甚至对他当年反对共产主义的初衷等，也有所质疑。

索尔仁尼琴反抗共产主义的勇气是公认的。他最早以《伊凡．丹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当年苏联第一个揭露劳改营黑暗的小说。作品展示出，斯大林的暴政把人贬低、摧残到像随便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但面对无边的黑暗，小说的主人公伊凡坚守著最起码的人性尊严，心底仍紧搂著一线光明。这“生命中的一天”成为人类善和恶永恒搏斗的一个缩影。

索尔仁尼琴后来写出的《古拉格群岛》，使自由世界第一次详细了解到共产党集中营的真相。“古拉格”并不是真有的一个地名，而是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字母缩写，发音成“古拉格”。索尔仁尼琴比喻说，如果整个苏联是一个海洋，那麽到处可见的劳改营（古拉格）已形成“群岛”；劳改制度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变成苏联的“第二领土”。这本书被译成40种文字，全球卖了三千万册。“古拉格”从此成为一个专门词汇，涵指共产专制最黑暗的部分。

索尔仁尼琴曾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可想而知，苏共当局怎麽能允许“另一个政府”存在。克格勃曾考虑在他的食物中下毒，以封住他的嘴。但迫于西方舆论压力，最后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从此他在海外流亡了20年。

他去世后，《纽约时报》的讣文说，他“熬过了”共产党。以研究苏联劳改营的专著《古拉格》获得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安．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的悼念文章标题则是“强壮过古拉格”。因索尔仁尼琴亲眼看到了共产苏联的终结。

当1994年75岁的索尔仁尼琴结束流亡，从美国启程返回莫斯科时，俄国的民调显示，48％的俄国人支持他出任俄罗斯总统，可见对他的敬仰和拥戴。但索尔仁尼琴的声望升起像一支火箭，坠落却如同一根拐杖。

他回国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崩溃的俄国》开机只印了五千册，还卖不出去；而《古拉格群岛》1989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时，印了一百万册。对此莫斯科的年轻批评家阿迈林（Grigory Amelin）尖刻地说，“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没有人看他的书。”他回国后在电视上主持“和索尔仁尼琴见面”的谈话节目，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因收视率太低。有评论说，他在电视上完全是自言自语、发泄怒气和说教，“像个乏味的摩西”。他到各地旅行讲话，也鲜有媒体关注。

他在美国流亡期间完成的研究布尔什维克历史的长篇巨著《红轮》出版后，更令他失望，因为青年读者根本不感兴趣。《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斯佩克特（Michael Specter）报道说，“这里的知识精英认为他的书像礼拜堂的空洞说教，他的时代已过去，他的目标也不清晰。”去年索尔仁尼琴接受北京《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也坦诚，“现在没多少人愿意听我说话了。但只要我活著，就要给国家开药方。”

为什么这位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享誉世界的作家，这麽快就被他的同胞离弃？因为索尔仁尼琴的话让人们越来越倒胃口。他回国后，开口闭口都是教导人们“要爱国”，强调“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简直像是从当年他厌恶的苏共《真理报》上抄来的。面对共产专制被结束，俄国人获得自由，索尔仁尼琴没有强烈的欣喜，而是到处说教∶俄国没有道德，没有民主，必须恢复“俄罗斯精神”；并抨击西方的吸毒、色情、犯罪，把摇滚乐文化视为“堕落”，强调俄国不能走西方的道路。

索尔仁尼琴把西方自由主义精神下带来的一些负面、表面现象（或者说无法避免的副产品），当作西方文化的精神和主体而全盘否定，这是索尔仁尼琴除了反共之外，思想无法再升华的原因之一（仅仅是之一）。

我本人也很讨厌摇滚乐，但别人有喜欢摇滚乐、热衷摇滚乐的自由！这个“另外一个人的自由”远高于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好恶。之所以有我厌恶，你喜欢，就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个体。这种“尊重别人的自由”、“尊重别人的选择”的概念，就源于西方个体主义精神价值。

和许多其他文化一样，西方文化中当然也有优、有劣，几千年来，在各种力量的抗衡、较量中一路走来。但其一步一步、极为艰难地走向胜利的根本价值，却是其他文化中所缺乏或者没有的∶那就是个体主义精神，是视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的原则；是这样一种追求∶政府和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为了保障个人财产、个人自由；而绝不是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强大。正因为这种以保护个人财产、个人自由为核心的制度首先在西方建立，并最符合人性、最得人心，所以它才能穿越独裁者、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封锁和对抗，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

但索尔仁尼琴对这个源于西方的最重要价值毫无认识。所以连相当推崇索尔仁尼琴的上述《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阿普尔鲍姆也说，“他的声望所以下跌，除了苏联宣传把他描绘成一个怪物和极端者之外，还和他自己的失败有关，他没有信奉自由民主，从没有真正喜欢西方，从未接受过自由市场或摇滚乐文化。”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索尔仁尼琴回到俄国之后，对西方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烈。他把北约东扩视为企图包围和孤立俄罗斯，把“世界货币基金”的援助看成西方的渗透；对于大苏联的解体，尤其愤愤不平，认为在分离出去的其他十几个共和国中，俄罗斯人变成了少数。他质问说，“为什麽俄罗斯民族要被其他少数民族支配？”他呼吁恢复俄国的大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至少“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因那里有不少俄罗斯人。

这种“俄罗斯国家情结”使索尔仁尼琴不能满怀欣喜地去欣赏大苏联解体后人民获得的自由和尊严，而是高声抱怨，并为失去的大国疆土而悲叹。索尔仁尼琴虽然勇敢地反抗斯大林的共产专制，但他没有明白的是，他所反对的共产主义，其核心正是国家民族至上，以“平等”名义推行群体主义；而这种群体主义，正是剥夺个人自由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重要根基！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俄罗斯情结”由来已久。早在当年给苏共领导人写的公开信中他就说，“20世纪的俄罗斯有太多的暴力，无论是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还是其后的肃反运动和大清洗运动都是对民族的摧残。”对索尔仁尼琴来说，列宁斯大林的暴力革命，最重要的是对“俄罗斯民族”的摧残。他没有把暴政对“个人自由”的剥夺视为关键。在索尔仁尼琴的眼里，俄罗斯民族的兴衰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在信中这样明确写道∶“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的民主制度都不符合俄罗斯的现实，只有俄罗斯民族精神才是宝贵财富。”他反对共产主义，是因为认为共产主义损害了“俄罗斯精神”；他不赞成西方民主，是因为认为“俄罗斯精神”高于西方。他强调“俄罗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我们的生命、精神等，必须植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这种看法和当年有神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神论的别林斯基等俄国知识分子拒绝西方、强调只有伟大的俄罗斯才能拯救世界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在俄国出生、成长，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有深入研究，并写出《俄国思想家》一书的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认为，在思想深层，索尔仁尼琴是斯拉夫主义者。斯拉夫学派认为，俄罗斯有独特的发展历史，并坚信俄罗斯民族的优越性，甚至认为斯拉夫文明优于西方文明。他们强调要从俄罗斯的历史中寻找俄国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不是追随西方的道路。

毫无疑问，这种“俄罗斯民族至上”的斯拉夫主义，和希特勒的“日耳曼民族至上”的法西斯主义，是在一个思维轨道，都是一种推崇群体主义的种族主义。因为当把一个民族视为“至上”，就一定会导致对其他民族的贬低、歧视和敌对。事实上，由具体个人组成的民族是根本不存在高低的（我对这点没有丝毫的怀疑!），只有“文化”才有优劣之分。

索尔仁尼琴强调“俄罗斯精神植根于我们的传统”。但这个“传统”是什麽？对俄国知识分子有相当研究的英国作家威尔逊（A.N. Wilson）在《托尔斯泰传》的开篇总论中就指出，沙皇时代，俄国主要有三种传统交织∶农奴制，贵族世袭，国家主导教会，或者说教会服从政府。苏联的历史无论有多长，基本都是这种专制的传统。而今天在俄国进行的投票选举，新闻和言论自由，市场经济，以及正萌芽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精神，都来自西方，没有一样是俄国自身传统的产物。

索尔仁尼琴在写《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等作品时，可能出于个人自由被践踏的亲身体验，发出了个体的呼喊和控诉。这些作品警示世人，任何以 “群体的名义”消灭个体的行为，都是在建造“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但当索尔仁尼琴到了西方，在自由的美国生活之后，那种个人被摧残的环境不存在了，他对这一点的感受大概就不那麽直接和强烈了。再加上他声望的提高，更由于他强烈、近乎偏执的东正教信仰等，使他热衷扮演托尔斯泰式的 “替天行道”的角色；他那种试图代表整个俄罗斯讲话的“先知”劲头，有用所谓“俄罗斯精神”加“绝对东正教”改造整个俄国、统一俄国人思想的强烈企图。因此他才不再关注个体的自由，而是重视国家民族的兴衰，更看重群体的辉煌。

索尔仁尼琴几乎完全忘记了他在《癌病房》等作品中认知和强调的，“以整体的名义要求个体无条件服从，这正是前苏联时期各种黑暗帝国的成因；任意剥夺个体权利的冲动形成了人类机体之癌。”索尔仁尼琴热衷的俄罗斯精神、国家民族至上，就是用另一种形式的“整体名义”要求“个体服从”，这和他所反对的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完全在一个思想方向。

这点从他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这三任国家领导人的不同态度也可看出。戈尔巴乔夫在任时，要给索尔仁尼琴颁奖，但遭他拒绝。他说戈尔巴乔夫代表“苏联”，他不能接受苏联当局的奖（但他从美国启程回莫斯科时，却向记者炫耀他的那本苏联护照，沾沾自喜他还是苏联公民）。而真正的原因是，他对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最后导致大苏联解体一直耿耿于怀。但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推动了共产统治的终结，他才得以结束流亡，返回俄国。而且在三位领导人中，恰恰是戈尔巴乔夫对他的评价最高。在索尔仁尼琴去世当天，戈尔巴乔夫还对媒体说，“索尔仁尼琴的书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想法，使他们重新思考过去和现在。”“他是第一个说出斯大林暴政的幸存者，他的名字和独特的生命故事将永存于俄国历史。”

对于有勇气站到路障上振臂高呼，领导人民结束了共产党统治的俄国第一个民选总统叶利钦，他也是非常反感，同样拒绝了叶利钦要给他颁奖的敬意，并矫情十足地说，“我无法接受一个给俄罗斯带来苦难的政府所颁发的荣誉”（怎麽是叶利钦的民主政府给俄罗斯带来了苦难？）真实的原因是，他认为叶利钦没有捍卫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在那些从大苏联独立出去的“外国少数民族”面前，表现得太软弱。

但对去年普京总统颁奖，他却欣然接受了，因为他非常认同和推崇普京要恢复“强大俄罗斯”的努力。普京在颁奖时强调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俄罗斯命运联在一起”，他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祖国”。普京没有提到他的《古拉格群岛》对揭露共产黑暗的重要意义，只是避重就轻地提到他编过《语言扩展词典》，对发展民族语言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身体衰弱而无法出席的索尔仁尼琴，对这种等同“贬低”他价值的说法不仅没有异议，却在视讯致辞时同样强调“我们国家”、“我们祖国”、“俄罗斯历史”等，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是“我们”，显示他和普京总统目标一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

普京听完索尔仁尼琴的视讯感言很动情，突然决定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媒体报道说，坐在轮椅上的索尔仁尼琴对总统的意外到访“非常激动”，为自己坐著迎接普京道歉，并说“您日理万机，我简直不敢想象，您怎麽能脱身来到我这儿。”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普京后来披露，他们主要谈了“俄罗斯”、“国家未来”、“俄国的世界地位”等。关注的是国家的地位和权力，而不是个人自由。

有记者在采访索尔仁尼琴时不客气地提到，“普京曾担任安全服务局的局长，这个机构的前身正是曾给你带来苦难的克格勃。”索尔仁尼琴的回答竟是∶“普京总统是曾在情报机关工作，但他并非古拉格群岛的头目。他在海外从事情报工作，这绝没有让他蒙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只要为俄罗斯国家做事，即使是克格勃，即使是共产政权，也不仅应原谅，甚至还可赞美为“一件光彩的事”。这个曾抵抗共产主义的巨人，最后竟成为如此一个思想的侏儒。

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这个饱尝斯大林专制肆虐的作家，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里，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生活经历的描写，居然肯定斯大林领导下国家取得的成就，并对斯大林去世说，“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赞扬斯大林发动的是“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的解体流露出无限的惋惜。

一个斯大林的强烈反对者，在“俄罗斯精神”的感召下，最后竟然称赞这个独裁者了；就是因为斯大林曾推行工业化，给苏联带来了“国家强大”。但在这个“帝国海洋”中，多少生命在“古拉格群岛”被摧残、被埋葬，亲身经历并记录过这一切的索尔仁尼琴似乎完全忘记了。索尔仁尼琴甚至还曾向普京建言，“为了维持俄罗斯的统一，必须加强政府的中央集权。”共产主义没有能摧毁索尔仁尼琴，但斯拉夫主义却最后蒙住了这位作家的双眼，使他一“俄”障目，不见“自由”；成了民族主义的鼓吹者，甚至是殉葬品。

索尔仁尼琴的斯拉夫情结，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沙皇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就表现出强烈关心国家前途的倾向。无论是信奉基督教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后来被赫尔岑称为一代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无神论激进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被以赛亚．柏林称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的赫尔岑本人，都崇拜农民，把社会平等看得高于一切（而不是个人自由），因此他们都反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鼓吹社会主义，热衷所谓“俄罗斯精神”。但他们都给自己的国家开了“错误的药方”。后来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席卷俄国，和这些知识分子信奉并长期传播的均贫富的平等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他们已给共产暴政的雷雨大作，有意无意地事先提供了乌云和狂风，铺设了温床。而正是俄国的革命，输出到中国和世界，造成全球一亿多人遇难的人类最大悲剧。

但当年俄国那些知识分子还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毕竟他们既没看到、更没经历过共产主义的残暴，也没有体验过走向成熟后的西方民主体制。他们是在农奴制社会的一片黑暗中摸索、探求，希望找出一条自由和复兴之路。他们中间，只有索尔仁尼琴，既经历了古拉格的共产暴政，又来到西方，在自由的美国住了十八年，亲眼看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但倒过头来还是热衷以俄罗斯精神为幌子的斯拉夫主义、宣扬民族至上，丝毫没有任何个人主义精神。可以说他是其中最愚蠢、最顽固、也是最不可原谅的一个。（2008年8月6日于美国——原载《观察》）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斯拉夫主义正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来源之一，因为这位作者同样也是一个共产党的“副总编辑”记者，他所说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都是从共产党中国的《深圳青年报》编辑部里带出来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