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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日星期二

谢选骏:九一八祸不单行

网文《中国出兵外蒙及西伯利亚纪实》(史海钩沉)报道:


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一次鲜为人知的军事行动,那就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出兵外蒙和西伯利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俄一片混乱,十月革命后,红军节节胜利,俄罗斯远东领土落入无政府状态,原来由俄国支持的外蒙古独立势力也顿失重心。中国北洋政府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方面派遣徐树铮将军出兵西北,伺机收复外蒙古,一方面于1918年决定出兵俄国西伯利亚,参加联合干涉军,屏护三江,并进一步设法收复东北失地。 

外蒙古一路的总指挥是徐树铮将军。 

说起来,那时的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内战不休,但是面对国家大义,依然不乏一腔热血的爱国志士。 

徐树铮,江苏萧县人。秀才出身。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文武双全,1905年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段祺瑞部第六镇军事参议及第一军总参谋。是段琪瑞的得力助手。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其敬佩有加,称为“上马杀贼,下马露布”。萨的看法,此人乃是周公谨一流,才堪顾曲,气度狭隘,而单论外蒙一事,乃真正有利于国家社稷。 

徐颇有政治头脑,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素来具有亲近之情。他和北洋老将徐世昌并称“两徐”,徐世昌被称为老徐,而徐树铮被称为小徐。袁世凯称帝时,他力劝段抵制,一度被袁免职。1917年他主导策动了张勋赶走黎元洪,事后又讨平张勋的军事行动,任陆军部次长。积极主张武力统一全国。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外蒙古在沙俄的威逼利诱和卖国王公的唆使下,宣布独立,脱离祖国。孙中山、徐树铮等对此都表示强烈的愤怒,报界称为“当时中国唯一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复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边疆,所以除了抗议之外只能坐视。到十月革命前夕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几乎丧失殆尽,外蒙已沦为沙俄的殖民地! 

十月革命造成的混乱把外蒙古送回到了中国面前。 

但是,如何在不刺激列强的前提下,依靠有限的力量夺回这片领土呢?这就是北洋政府考虑的一个重要题目。实际上,从一战爆发,中国政府就在考虑利用俄国在远东力量的削弱收复外蒙,具体的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当时,中国宣布参加一战。徐毛遂自荐,编练中国参战军,驻屯西北,他认为,收复外蒙只是个时机的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仑(乌兰巴托)。 

1919年,德国战败,中国政府将参战军改为西北边防军。1919年2月,徐树铮派出一个旅的兵力,在大青山北进行军事演习,并从西北边防军中选拔精锐积极备战,他本人在多伦建立前进指挥所。在中国方面的军事压力之下,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贵族失去了靠山,被迫遣使多伦,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 

折布尊丹巴,蒙古活佛,被称为蒙古国的开创者,实际上大权从一开始就掌握在苏联顾问和苏联建立的“蒙古革命党”手中。他沉于酒色,追求享乐,对国家,民族等概念全无原则,后冯玉祥过库仑曾经准备和他会晤,却发现他身染性病,闭门不出,大权旁落,所有的事务一律交给苏俄人员处理,上演塞北版的“此间乐,不思蜀”。思想蒙古民族的历史,对此人只有浩叹。他表示“愿意回归中华祖国”,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根本没有诚意,实际意图首鼠两端,以为得利。因此,北京政府派都护使陈毅总督-- 可不是后来的陈毅元帅——到库仑与外蒙王公谈判,经过艰苦努力达成的《改善蒙古未来地位六十三条》,(这个艰苦谈判的成果,给了外蒙相当优越的民族自治地位)却遭到外蒙“议会”的否决。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领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拉开了中国军队收复外蒙的战幕。 

徐树铮是典型的中国谋略型将领,外蒙古地域辽阔,中国军队实际上兵力不足,且军械皆来自国外贷款,徐定谋于“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强”,虚张声势,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张扬,自谓作左宗棠收复新疆之第二,直取库仑。 


库仑当局和战不定,加上中国军队为西北参战军精选的劲旅,因此在路上,蒙古哨卡对这支军队基本不敢抵抗,对于异动者,徐轻袍缓带,于门哥托草原摆下鸿门宴,杀一儆百,从而造成了当地蒙古高层人士的臣服。唯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原俄国顾问变成的白俄股匪,但是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无政治目的,因此无法阻挡中国军队的前进。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对所谓哥萨克骑兵的骑术也并不恭维,他们唯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够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一路上徐树铮记录日记,对在外蒙古看到长城非常诧异,怀疑是秦代长城的余脉。并认为应该为外蒙古修建公路,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参见中华书局《徐铁珊公日记》)但他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军事上,他认为外蒙威胁西伯利亚交通,如苏俄稍有缓遐,必进占我边疆领土,便占领库仑,不得全功,因此随即命令高在田团等部队离开主力,攻取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因为中国军队进展迅速,俄国方面内乱重重,猝不及防,因此未及做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徐树铮自帅主力一旅兵临库伦。1919年11月,徐树铮将军的部队开进了乌兰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称臣。 

局势初定,徐树铮毫不手软,随即命令陈毅返回内地,否定《六十三条》(陈毅为此后半生牢骚满腹,认为徐夺其功),把外蒙古伪政权的“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请”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对哲布尊丹巴加以软禁。在威风凛凛的中国军队面前,外蒙古伪政权的高官们顿时没了威风。 


1919年11月17日,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蒙古全境重归祖国,尤其是唐努乌梁海,早已被沙俄侵占,也在这时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达到最大的顶点!徐同时向当时的总理段琪瑞和南方革命政府孙中山先生发电述职,孙中山先生收到来电后异常喜悦,不顾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反对回电庆贺他的大功。 


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外蒙古开始实施如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有益于当地的事业。尽管有五四运动归还青岛的阴影,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的回归祖国,应是当年中国最可庆祝的大事。 


二。白山黑水铁甲雄师——中国海陆军出兵西伯利亚 萨苏 


西伯利亚方面,北洋政府在24日发表出兵西伯利亚宣言。 

中国决定派遣海陆军两路挺进西伯利亚,陆军第九师先遣部队官兵661人,在团长宋 

焕章带领下,18日从北京出发,24日,营长苏炳文带官兵667人搭乘海军军舰开往海参崴。至10月26日,先后共有6批2000多名官兵,乘火车经哈尔滨赴海参崴,参加对苏俄干涉。 


陆军宋焕章支队分驻于海参崴、伯力,庙街等地,保护当地华侨,维护社会秩序,并清剿白俄溃军变成的土匪,中国驻西伯利亚军的司令部设在海参葳。 

注:海参葳,原来是中国的领土,当地中国人称为“银窝子,金葳子”,以言其富庶,19世纪末被沙俄吞并。 

北洋陆军进驻西伯利亚的同时,中国海军海容号巡洋舰也到达海参葳。海军部队由林建章(颂庄)海军代将率领海容号巡洋舰及其附属部队组成,也开往海参葳。林建章海军代将(相当准将),节制全局。 


中国军队在西伯利亚的作用,接近于现在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只不过那时候国际社会的安全体系还没有那样健全罢了。 

据前苏历史书载,中国是“干涉苏俄的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当时参加干涉军的各国军人,其中就有宋支队。其他的还包括捷克等国士兵,是当时被俄国俘虏的捷克人组成的捷克兵团,在远东的捷克兵团军官一百余名,士兵四千余名,指挥官叫盖达,《好兵帅克》的作者哈谢克就是他的部下。中国军队的装束让我想起了八路军。 


当时舆论对各国军队的评价是: 

军纪最差的:日军 

供应最好的:美军 

军容最整者:华军 

战绩最好者:华军 

前两项不难理解,后两项就有缘由了。 

这是因为宋焕章的部队出身非常奇特。宋支队由第9师33团配属炮兵两连、骑兵机枪各一连组成,由33团长宋焕章任支队长。中国陆军第9师的前身是袁世凯委托蒋百里组建的第二期陆军模范团,在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部队人员素质也最高,在当时世界上也可算是一流的精兵。 


这支部队的诞生,要追溯到徐树铮和蒋百里将军的恩怨了。蒋百里就是后来抗战持久战的提出者蒋方震将军。蒋和徐两个人都是国家栋梁,而且都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可惜不能相容。这是因为蒋百里和段琪瑞有宿仇,蒋在日本陆校第三期独占鳌头,从三百多名日本毕业生手中夺去日本天皇赐剑,日人引为奇耻大辱( 其实就算没有蒋百里,日本人也拿不了第一,第二名是中国另一名将:蔡锷)因此回国的时候极受重视。恰好此时,袁世凯对段开始跋扈作势不满,新归国的蒋百里意气风发,锐意革新,袁就按照蒋的意见办模范团,依次为基础改革北洋陆军。并借故罢免了段陆军部长的职务,大有用蒋代之的准备,那是段一生最为凄惶的时刻。 


段徐一体,皖系上台后对蒋百里极为压制,使蒋准备通过模范团中心开花建设新式国防军的努力付诸东流。但是,模范团却保留了下来,确实精锐,后来扩编为第9师。 


中国难得有派兵出国露脸的机会,故段政府派了这支仪仗队式的部队出国,军容整齐哪有奇怪。至于战绩,苏俄忙于内战,不想和干涉军发生冲突,在远东只有游击队进行牵制。俄人素恨日人,常有零散日军小分队遭红党游击队消灭之事。红党和华军关系却不错,从无冲突,最多也是朝天放枪应付一下。所以华军基本上没什么战斗损失,是以“战绩最好”。实际上,华军和苏俄红军相处可以说得上融洽,双方人员还常互相来往坐坐。 


可是,后续的接应却久久不到,徐树铮将军奉命率军离开外蒙返回。一年后宋支队也只好后撤回国,虽然保障三江主权的基本目标达到,规复北方失地却无从谈起,留下的只有海军部队。林建章将军很奇怪,为什么后续部队迟迟不来呢? 


原来,中国又闹内乱了。 


三。板荡识忠臣 冰窖冻倭寇——江防舰队与庙街事件 萨苏 


1920年6月,直系发表为驱除徐氏、解散安福系而致边防军西北军书,其中有这样的话:徐氏"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 

真不明白收复外蒙属于同室操戈,而直系和皖系之争倒不算?!在国内政治压力下,总统徐世昌不得不将徐树铮免职下野,但直皖战争还是未能避免,结果段氏皖系大败;7月9日,段琪瑞下台,徐树铮遭通缉,逃入外国使馆。此时中国陷入军阀政客们的新一轮权力角逐,民族大局在他们个人和派系利益面前,变得微乎其微。 


徐树铮部离开后不久,他留在库仑的一个旅(实为一个团)被俄国准军事部队击溃,外蒙古及唐努乌梁海很快又落入他人之手。虽然张作霖派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击败巴尔扎布,维护了内蒙古东部各旗的主权,井岳秀轻骑草原,稳定内蒙古西部各王公,但外蒙终于在1949年正式独立。苏俄更赤裸裸地将唐努乌梁海吞并。 


徐将军的一番功业,只是短暂的辉煌。 


外蒙一路在胜利之后走向黯淡,西伯利亚方面却还远远没有到收尾。 


林建章的部队着急,其实,比他们更着急的是中国海军奉命增援的陈世英,他的舰队应该乘热打铁很快赶去和林舰队会合,却迟迟不能开动。 

1919年夏,虽然西伯利亚红军依然只有游击队,白俄参军已经自料不敌,大部从海上向南方撤逃。苏维埃政权即将建立确凿无疑。海容舰携载大部分官兵离开海参葳,和其他主要干涉国一起撤军。只有日军乘机在这里驻留了下来。 


这个时候,陈世英的接应舰队还在如热锅蚂蚁一样研究怎样组成和北上呢。他的旗舰是原来属于长江舰队的江享号海防炮舰,其任务是建立一支中国政府的北方水上力量-- 江防舰队,永久性驻扎黑龙江上。 

这时,江防舰队的北上实际关系到了中国北部领土的完整,因为日本正对那里虎视眈眈,他们不但不肯撤兵,反而增兵。略谓:“日本处境,与美国不同。就俄国过激派现势观察,实足危及日本安全,故日政府决定增派五千补充队,驻防西伯利亚东端” 


甚至日本二次宣言,谓:“西伯利亚的政局,影响波及满洲、朝鲜,危及日本侨民,所以不便撤兵。”已视满洲为朝鲜第二了!“必待满洲、朝鲜,脱除危险,日侨生命财产,可得安全,并由俄政府担保交通自由,方好撤回西伯利亚屯兵。” 


中国政府在内乱之中,自知无力收复江北丧失领土,但依然针锋相对,决议克服困难,坚决派遣舰队北上。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抗议日本:“贵国关于西伯利亚撤退之时机,有满洲、朝鲜并称之名词,查朝鲜系与日合邦者,本国不应过问,而满洲系东三省,系吾国行省之一部,岂容有此连续之记载?实属蔑视吾国主权,特此抗议!”北京方面决定,由海军部派出王崇文为吉黑江防筹办处处长,并饬海军总司令,命令陈世英指挥调驶利绥、利捷、江亨、靖安等舰,由沪北往松、黑二江驻防。 


至此,中国海军各舰统称辽吉黑江防舰队,生火待发,再次北上西伯利亚。 

江防舰队包括旗舰江享号海防炮舰,浅水炮舰利捷,利绥,以及靖安号运输舰,因为利捷等舰为浅水炮舰,不耐航海,故此由该舰拖带行驶,前往北方。除了江享号外,其他各舰都是原来德国海军在华舰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参战后被中国海军缴获,这也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次的战利舰艇。 


1920年3月,排除了日俄的阻碍,陈世英的舰队进驻庙街,就在这时,苏联红军也来到了这里。 

那时候的红军也是挺简陋的,没有后来那样气派。这一段历史的记述有些令人啼笑皆非,比如当时的报告中记载:“越数日,有红军自北边来,皆骑四不象兽……”晕啊,红军都是姜子牙么?! 

这可不是野史,是陈世英给政府正式报告里的原话。红军的到来,使试图长期占领西伯利亚的日军极为恼怒,和红军的武装冲突不断爆发。 

后来萨考证,这个记载应该是对的,记述80年代初鄂伦春猎人生活的书说明(作者与猎人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当地鄂伦春人就用麋鹿做交通工具,运货、载人兼生产鹿茸。麋鹿就是古书里传说的四不象。 

冰天雪地里麋鹿应该比马更实用。不过四不象这玩意儿,萨还是不能想象,一来这东西是国家特级保护动物,二来这东西就算能骑吧,苏联人可都是大个儿…… 


1920年8月,某一日,庙街(俄国名称尼古拉耶夫斯克,简称尼港)当地居民与日侨发生殴斗,日俄“尼港事件”爆发,苏联红军和日干涉军发生激战。苏军作战勇敢,很快将日军封锁在据点之中,但红军的确武器低劣,围困了日军据守的领事馆和邮电局,却无法攻进去,于是,红军一名政委亲自找陈世英,登舰访问,要求借炮轰击日军。 


陈世英为著名爱国将领,就是后来的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抗战中江阴海空大战的司令官。他当即同意借炮给红军,把江享舰侧部的4.7公厘大炮和格林炮借出,同时将另一侧的火炮藏过,以免泄密。 


苏军得到重型武器,当即猛攻,日军全军崩溃,击毙被俘者数百人。日军领事馆中弹起火,邮电局炮毁,苏军一举控制尼港。 

当时的中国海军都是闽系,北洋舰队的直接后人,因此切齿甲午之仇。陈世英对日人恨之入骨,在日本领事馆被攻破后,有逃来的日本兵,陈下令将他们缴械,丢进冰窖里活活冻死。有人说这陈世英脑子有毛病啊,处置鬼子的招儿多得很,为什么要用这么不保险的办法?!主要是不明白干吗不直接毙了他,冻死,得多长时间啊,夜长梦多。敢情说话的是南方人,不知道东北的冰窖怎么个冷法,抓耗子都用铁锹沾舌头就行的地方。日本兵看来体格不错,扛冻——不过也扛不了这种冻法吧,估计有一个钟头就成冰棍了。 

但日军毕竟兵力雄厚,增援部队赶来后将红军击败。 

糟糕的是被中国军队冻死的日军有人在冻毙前留下文字,被日军后续部队发现,中日顿起冲突,陈一方面抵死不承认,一方面在黑龙江生火亮械,和日军舰队炮口对峙,毫不示弱。日军见中国舰队准备充分,不敢贸然动手,转而采用围困手段,封锁江口,隔断陈将军的舰队达半年之久。陈部粮弹断绝,所属都是南方人,在北方海区生活极为不便,但是为国家计,皆冒死坚持,严阵以待,每日在甲板擦洗炮弹,以不示弱,当地华侨也想方设法接济祖国军队。日军终不敢动手,无可奈何。 


日本人一贯是欺软怕硬的——您明白九一八为什么错了吧? 

这时,北洋政府正疲于国内军阀混战,而欧美各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无余力他顾。中国方面只能设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这一争端。中国海军后来的名将沈鸿烈和外交家王鸿年奉命北上,和日军谈判,沈是留学日本的东洋通,王则以巧于外交应对闻名,王鸿年到达庙街后,先做好当地居民的工作,于是在会审中,各方提供的证词,都有利于我,日方代表理屈词穷。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谈判,最后,日本方面同意因查无实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但提出罢免陈将军永不录用的条件,以此解决了这起争端。(实际上陈改用字季良继续在海军中服务。) 


自此,中国军舰进入黑龙江内河,开始执行对北方界河的巡逻和保卫任务。从此,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开始出现了蒸汽铁甲的中国海军舰艇。北洋政府出兵外蒙古和西伯利亚,不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军事行动,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极贫积弱的中国确是为保卫国家主权,维护国际地位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他们的功绩和历史地位,是应该被后人所纪念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日本人一贯是欺软怕硬的——您明白九一八为什么错了吧?”却没有看到,九一八事变利用了共产党的苏区叛乱——


网文有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于中国大陆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辖有18省、4直辖县。该政权主张推翻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以及彻底的民族自决。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同时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大纲,改瑞金为瑞京。共和国成立后,在经济上进行土地改革,规定强制劳动,建立合作社,同时也导致了私营经济的凋敝;在政治上推行苏维埃制度,驱赶“反动家属”,并开展了肃清国民党改组派、社会民主党、AB团(反布尔什维克团)、托洛茨基取消派和罗明路线等运动;在军事上,组织青壮年民众加入红军,先后进行五次反“围剿”战争。1932年进攻闽西期间曾对日宣战,但实际只有受中共影响的东北抗日联军参战。1934年1月,由于中央苏区扩大,临时中央政府改称中央政府。1934年10月,中央政府发起长征,次年辗转抵达陕西。1936年12月,受到来自西安事变和苏联的压力,中华民国与苏维埃共和国停战。1937年9月6日,中共取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号,改辖区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


谢选骏指出:如果没有苏区割据,就不会有日本侵华;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可见,苏联和日本的夹击合作,才使得中华民国趋于瓦解。共产党食髓知味,九一八祸不单行。

谢选骏:生不如死的现代医学



《加首例换脸手术 手术死亡风险竟是50%》(2018-09-13 超级生活网)报道:


今年5月份,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的Maisonneuve-Rosemont医院进行了加拿大首例异体脸部移植手术。患者64岁,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接受脸部移植手术的患者中年纪最大的。


魁省居民莫里斯七年前在一次打猎事故中脸部中枪,严重毁容,失去了鼻子、颌骨、牙齿和大部分嘴唇。虽然活了下来,但他无法正常进食,要靠气管切开术才能呼吸和说话。在经历了四次手术之后,他仍然不能摆脱疼痛的折磨。因此,当蒙特利尔整容外科医生博苏克(Daniel Borsuk)提出脸部移植手术的设想时,他立刻就同意了。即使被告知死在手术台上或死于手术后并发症的几率高达50%,也不能把他吓退。他反问博苏克医生:“你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值得过么?”


移植整个脸部不仅需要技术和体力超群的医生,也需要强大的患者莫里斯首先需要戒烟戒酒,然后在去年春天开始进行一系列检查和测试。他需要有撑过漫长手术的体力,内脏机能必须完好,不能有癌变或感染。他还要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来面对“改头换面”的冲击。心理医生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博苏克说,如果心理医生认为莫里斯还没有准备好,哪怕是到了最后一天他也会取消手术。


手术后需要终生服用的抗排异药物会损害免疫能力。这是患者面临的另一巨大挑战。首位接受脸部移植手术的患者迪诺瓦(Isabelle Dinoire)两年前因癌症去世,享年49岁。但是莫里斯心意已决。还好,所有的体检和心理测试结果都显示,他是个合格的患者。


手术:九个外科医生连续工作了30个小时


今年5月份,魁北克省器官移植协会终于为莫里斯找到了捐献者。博苏克说,捐出亲人的脸和捐赠其他器官不一样。因为一个人的脸是独特的、唯一的。这需要超出一般的慷慨。


莫里斯终于进了手术室,此时离他第一次和医生讨论脸部移植已经过去了四年。博苏克等九位外科医生在两个手术室里同时工作。当那位捐献者被放上手术台后,博苏克要求大家在动手之前静默一分钟,表达对他一家的感谢。


切开皮肤,辨认血管和神经,锯断骨头。为了避免组织坏死,动脉血管直到最后才切断。十二个小时之后,捐献者的脸终于完整地脱离了他的头部,被博苏克托在手里。在另一个手术室里,莫里斯的脸也在医生们十几个小时的努力后被整个切除,做好了接受他的新面孔的准备。


医生们首先把移植脸的骨头和莫里斯的头骨连接起来,然后开始缝合动脉和静脉血管。当五条动静脉全部接好后,血液开始流通,苍白的皮肤有了血色,移植脸在医生们眼前一点点恢复了生命。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手术室里的紧张气氛终于消散了一点。


接下来还要接上神经,缝合皮肤。整个移植手术持续了18个小时。体魄强健的莫里斯经受住了考验,在整个过程里始终保持稳定的生命体征。手术结束后,几个医生才承认,他们其实没敢想象这么好的结果。


莫里斯在人工昏迷中度过手术后的几天。医疗团队的柯莱特医生说,最大的威胁是排异反应。这在脸部移植手术后是很常见的。他需要服用大量抗排异药物,这会使他的抵抗力非常虚弱。


两个星期后,博苏克走进了莫里斯的病房,递给他一面镜子。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新脸。大家紧张地等着他的反应。他凝视镜子,摸摸嘴唇,看看牙齿,审视一番后,对博苏克伸出了大拇指。他还不能说话。


现在莫里斯已经从医院转到一个复健中心。他的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博苏克说,第一年是很难熬的。他要学习使用肌肉。神经要四个月以后才能长好,然后还需要再过八个月,他才能让嘴唇活动自如,做出正常的微笑表情。他还需要练习说话,在开始正常生活以前还要经过许多复健练习。


谢选骏指出:这是重生吗?在我看来,与其全身排异,不如戴着面罩——否则为了避免感染,接受了器官移植的患者还是需要与世隔离,甚至不能上街。我认识的一个人,就因为忍受不了孤独,去饭店吃了一碗面,就死于肝炎的感染。这是生不如死。可是现代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这样生不如死的生活。

谢选骏:中国称呼的独一无二

网文《中国称呼》报道:


“中国”一词的用法多种多样,持不同语言、政治观点或意识形态的人可能对中国的地理范围和历史上各政权的正统性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


历代演变

 

秦代疆域自战国时期以来约两千年间,“中国”在地理上指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地区未包含。“战国时期以来约两千年间,中国在地理上指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中国地区的王朝建立之时间最早,经济、技术和文化水平较高,为外夷效仿的典范,是有所谓礼仪之邦;战国策(赵二)描述“中国”为:“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楚之所义行也。” 孔子明春秋大义为:“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的不断融合,中国涵盖的地域和文化内涵也逐渐阔大。


汉朝以后,少数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国自居。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 ,将南朝叫作岛夷;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两方均有非我族类的意思。如:《晋书》苻坚对其弟苻融言“刘禅可非汉之遗祚;然终为中国之所并”。“中国”一词的政治意义在辽宋和金宋对峙时期更显突出: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曾自称中国,且一度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这里的中国一词,是和王朝的正统性紧密相连的。(谢选骏指出:这就像现代南北朝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一样的。)


由于“中国”主要是地理、文化和政治概念,所以和民族的关系甚小,古代中国人也没有近代西方式的民族概念。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无不出自“蛮夷戎狄”,华夏族便是夷夏不断融和的产物。五代时吴越王钱镠临终时要子孙“善事中国”,此“中国”是指沙陀族在中原建立的后唐。五代有三代(后唐、后晋、后汉)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新旧《五代史》都把他们视为正统,而把南方汉人政权放在次要地位,只称梁、唐、晋、汉、周为中国,却不称南方立国的各汉族政权为中国,北宋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十国世家年谱》言“十国非中国之有也”。南宋时,女真族控制中原地区,《宋史·儒林六》陈亮在上孝宗书中说,不能“置中国于度外”要经营荆襄“争衡于中国”(其中的“中国”,前者指中原地区,后者指占据中原的金国)。因此,在很多古人眼里,中国不仅是汉族人的中国,还是个包含不同民族生活的国度。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满清的雍正皇帝在其著作《大义觉迷录》中宣称:“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至清朝后期,“中国”一词已经有着超过三千年的使用历史,一直只是作为一种泛指的词汇来使用,不曾将“中国”两字明确作为其政体的直接名称。清廷与西方国家交流时,虽然往往按照传统的观点以世界中心自居而使用“中国”这个名称来称呼自己,但在多数官方正式文书上还是把“大清”作为国号,与“中国”混合使用。直至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中国”这一称谓首次具有了法律上的意义,是为中华民国的简称。在实际的语言操作中,“中国”一词依然具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以来,在国际上的主流认知中,“中国”逐渐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词义争议

但在使用中,仍有很多人把中国作为民族概念来使用,而不承认外族统治下的朝代为中国,并认为即使外族政权自称为中国,也不是真正的中国,如鲜卑的北魏、北周,沙陀的后唐、后晋、后汉,女真的金,满洲的清等,因为近代以前的政权所自称的“中国”通常指地理概念上的“中原”而不是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亦有观点认为,即使历史上的某个政权自称中国政权,也未必代表它就真的是中国政权。


满清入关,大儒顾炎武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学者黄宗羲所言:“明亡于闯贼,乃亡国也,亡于满清,则亡天下”、“亡天下者,衣冠易改,披发左衽矣。”有人认为,这里的“亡国”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权消亡,这里的“亡天下”则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沦亡。但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并非指民族国家的灭亡,而是指纲常伦理的沦丧,顾炎武原文所举例子的也是魏晋之人好老庄而弃儒学乃是“亡天下”。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根据这种观点,明朝已有民众把满清入关与以前的改朝换代严格区分开来,认为以前的改朝换代只是中国内部的政权更换,而视满清入关为外侵。


根据史料,日本也曾自称“华夏”、“中华”。例如《大日本史》卷117,载奈良时代藤原广嗣在西元740年(大唐开元二十八年)上表日主:“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二战结束,日本天皇在《终战诏书》中还把日本称为“神州”,但是日本和中国显然是两国。有说法认为,判断历史上一个政权是否是中国政权,主要看它与前一个中国政权的关系,是以国内政权更换的形式取代前一个中国政权,还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取代前一个中国政权。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的概念。中国是华夏汉族建立并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国家。从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到岳飞的“精忠报国”等名将都有着国家为先的思想;在每一次遭受外侵,古代中国人都奋起抵抗。孔子在论语中评价管仲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有了管仲,华夏没有亡于外族。“披发左衽”的反义词是“束发右衽”,也就是华夏汉族的发型服装,是华夏汉族和华夏汉文化的代表。所谓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这里的“夷狄入中国”指的是归化、内附中国,不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征服中国。


观念:世界观、中国民族主义、中国中心主义、小中华思想、中国观和古代东亚朝贡制度

古代中国人认为,世界是天圆地方的,中华民族则是位于该世界中心地区的民族群体,其所在地称为中原;中原以外的地区是“化外之地”,居住在化外之地的周边民族是“蛮族”,并有“东夷”(泛指日本、朝鲜、琉球)、“南蛮”(泛指山越、百越族人所在地,包括现代中国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地区和越南、缅甸等)、“西戎”(泛指现代中国的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和四川羌族聚居地)、“北狄”(泛指位于蒙古大漠、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地区的犬戎、中山、东胡、乌丸、夫余、靺鞨、匈奴、回纥、契丹、突厥、蒙古、鞑靼等北方游牧民族)之称谓。古代中国认为天子位于世界(天下)的中心,外为诸侯、庶民,然后便是“朝贡国”,即“蛮族”或“化外人”,必须向天子朝贡;并对外族有贬低之称谓(例如倭指日本、鞑虏和鞑子指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满族等)。这些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的君王统治制度,促成了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并对20世纪新的中国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人自唐朝以来,便一直认为这个宇宙是天圆而地方的,整个地是平坦的,空中物体围绕大地,中国位于正中,因而得名;而化外之地则是蛮夷的居住地,必须朝贡于天子诸侯。当然,因为后来科学技术的实证,这种中国式世界观念自然就被打消了。


历来称呼

中华、华夏、神州、赤县、(诸)华、(诸)夏、中夏、区夏、方夏、函夏、海内、禹域、禹迹、禹甸、九州、九牧、九区、九域、八州、九囿、九土、九野,等等……


外语称呼

相当多的西方语言称中国为China(英语或者德语)、Chine(法语)、Kina(瑞典语)、Cina(读作chi'na,马来语)、Sina(现代拉丁语)或其变体。这个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最常见的说法是“秦”、“契丹”、“丝”、“赤那”等,以往也被称为“茶”和“昌南”,但这两种说法已经被否定。


有历史学家考证后认为,China、Chine、Kina、Sina等词汇来自“秦”的音译。这里的秦不仅指秦朝,而且也指西周和东周时期的秦国。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秦人通过当时的玉石之路来与西方人进行贸易往来。


俄语称中国为Китай,这是源于“契丹”一名;由于辽朝和西辽自9世纪至13世纪长期是中亚的霸主,所以在此期间兴起的斯拉夫语族和突厥语族诸民族均以契丹为辽朝及其以南的宋朝等中原政权的代名词。现在仍有十几个国家将中国称为“契丹”:斯拉夫语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等)称中国为“kitai”;突厥语国家(中亚各国)称中国为“Kaitay”、“Kathay”、“Hatay”、“Katay”;西亚国家(伊朗、阿富汗、伊拉克等)称中国为“Katay”、“Khatay”。


另有看法认为China等名称是来源于“契丹”这个名字,因为宋朝时的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都是通过中国北方的契丹民族而转手,欧洲人因此而把“契丹”和契丹人所经营的货物的来源地相混同;但China一词的出现远早于宋朝,拉丁语词汇“Cathay”则来自奥斯曼土耳其语的“Kathay”一词。


据说,中国在古印度语梵文是cina、chinas,在希腊语是Sinai、Serica,在古拉丁语是Sinae。但古印度人和希腊罗马人的“cina”等词究竟何指,目前没有定论。古印度典籍最早提到“cina”是公元前10世纪(有的学者提出是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15世纪)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 有学者认为“cina”是指西周的秦国,(卫匡国 Martini.Martin,1614-1655),但也有学者认为指古蒙古部落戎狄,sino为赤那之地的音译(意思是狼)。“cina”更可能为古印度人对东方国家的称呼而不是特指中国。


古代中国在中亚另有一别名“桃花石”Tabgach,据研究,可能出自长期统治中国的鲜卑拓拔部的名字。


还有观点认为英文中的“China”是来自瓷器china,而瓷器一名又是得自“昌南”,即中国古代瓷器的主要产地之一。但事实是,China首先指代的是一个东方国家,用china来指代瓷器则是晚近的用法。


“China”一词在今日西方人的日常使用中通常泛指中国地区,不一定特指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或澳门,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还不包括西藏。国际厂商和品牌一般使用在列表前标示“国家和地区”等方法来弹性解决这个问题。


在日语中,原来很少称中国为“中国”而直呼各朝代名。从10世纪开始,日本本州西部山阳、山阴地区也叫做“中国地方”,当时日本分为“近国”、“中国”和“远国”。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借用佛教经典中的称呼“支那(Sina)”来指称中国。这种称呼逐渐带有贬义。二战结束后,日本外务省自颁布通知书禁止使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支那海”等在现在的日本已经演变称日文名词,改用片假名拼写。不过因为同样使用汉字,一部分日本人认为“中国”或“中华”这些称呼是在刻意赞美。


此外,自古有些文化优秀的民族,每视其本国为世界之中心,故自称“中国”,对他国则称“边国”。在印度,Madhya-desa音译是末睇提舍,意译即中国,原本是指位于恒河中游的地带,古称为拘罗国土,此地即是婆罗门文明之中心地,婆罗门教于此地区建立其坚固之基础,又称为婆罗门国、雅利安邦。及至佛陀时代,中国则大抵指以摩揭陀、憍萨罗为中心的区域,佛陀即以此一地区为行化重心,当时此地在政治、文化等任何方面皆成为印度新兴势力之中心,为了有别于婆罗门教之“旧中国”,故也称其为“新中国”。另据贤愚经卷七记载,“中国”又指罗悦祇、舍卫、王舍城等地,其数众多,不能具说。故在佛教与佛典中的“中国”,指的是有正信佛法弘化的国家与区域。于是而有中国难生,如来难遇等等的说法。


来源注释

 古时“中国”含义不一:或指京师为“中国”。《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史记·五帝本纪》:“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集解》:“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或指华夏族、汉族地区为中国(以其在四夷之中)。《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又《礼记·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而华夏族、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因称其地为“中国”,与“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含义相同,初时本指今河南省及其附近地区,后来华夏族、汉族活动范围扩大,黄河中下游一带,也被称为“中国”。《晋书·宣帝纪》:“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中国”指立国于黄河中下游的魏国)。甚至把所统辖的地区,包括不属于黄河流域的地方,也全部称为“中国”。《史记·天官书》:“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 


谢选骏指出:我的《中国文明整合世界》(2004年初版)一书所定义的“中国”,就是指中心城市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样的“中国”,可以位于任何地区;这样的“中国文明”,可以指代任何文明中心——唯一的条件是,必须具有独一无二的统治力。

谢选骏:熊猫是北极熊的退化形式



《美国再现拥抱熊猫派言论?》(2021年1月12日 江夏编译)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国防优先》(Defense Priorities)研究员、前“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人员库克森(John Richard Cookson)的文章说,几十年来美国以遏制和贸易组合为特征的政策已经注定失败。过去几年里,美国对华政策的现状无法继续下去,在华盛顿已经成为共识。上述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为了保护美国在亚洲的利益,需要彻底转向更强硬的立场。认识到美国对中国观点的转变是必要的,但在制定负责任的美国东亚政策时,回顾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尚未发生的,或者不太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甚至更为重要。


第一,中国和美国都不想侵略对方。核武器使政权更迭肯定成为一场灾难,这一特点使当前的竞争与先前导致公开战争的大国冲突完全不同。今天美国和中国的生存都没有受到威胁,应该以一种不那么对抗性的眼光来看待双方所有的分歧。


第二,中共政权在当今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不太可能像1939年至1945年间的纳粹德国那样横扫亚洲。中国的邻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南韩、巴基斯坦、台湾、朝鲜、越南等,不是拥核国、富裕工业国,就是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这些都限制中共政权成为霸权势力,更遑论会威胁到西半球。


第三,中国想要贸易。对中国崛起的担忧集中在中共军队特别是中共海军的扩充上,因为它可能成为亚太地区海上航路的霸主。但中共在国内依靠警察国家的高压大棒,以及经济持续增长的胡萝卜来生存。中共政府既然希望继续贸易,其海军频繁骚扰美国海军舰只,并不意味着接下来会广泛骚扰商业船只。大多数商业航运在中共海军活动的地区不受阻碍


仅仅军力并不构成威胁。只有军力加使用意图才构成威胁。意图很重要,例如,美国作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有能力向直到南美大陆最南端的火地岛派遣军队,而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缺乏意图。而缺乏意图是因为没有巨大利益,同时代价极高。相反,与其他国家贸易则有利可图,代价较低。


第四,外部势力对中国内部发生的事情仍然无能为力。毫无疑问,中共正在使用拘留营;任意监禁成为家常便饭;技术专制独裁主义具有高度压迫性。但只要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中共国边境之外,美国没有明显的手段能够阻止。


相反,美国和中共政权之间的主要双边问题,在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间谍活动和不公平的工业政策等方面。有些双边问题可以补救,有些却不能解决。但如果把纠正中国国内的一系列人权问题作为先决条件,将刺激中共更加倒行逆施,上述问题更难解决。此外,尽管下述观点在华盛顿已经不吃香,但在全球参与下,不断扩大的中国中产阶级,仍然是公民向中共政权要求更多权利的最佳力量。


第五,台湾不是美国的盟国,华盛顿和台北之间并没有正式的防务条约,美国也宣布此类条约可能会迫使中共政权动冒险侵台的念头。保持台湾有一天可以与大陆和平统一的假象,而华盛顿则继续向台北出售武器,以增加中共政权侵台的代价,才是维持台海现状的最佳方式。


谢选骏指出:上述言论认识到了熊猫已经不再是熊了。


《美国“拥抱熊猫派”为何不敌“对华强硬派”》(2018-10-25 环球时报)报道:


当前中美关系处于自1972年建立联系以来的关键转折时期。以往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拥抱熊猫派”,他们支持对华合作与接触政策,强调中美在全球化进程中相互推进的积极作用。然而当下,在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调整过程中,“拥抱熊猫派”力量弱了,对强硬派批评声音大不如以前了,这种现象值得观察。


首先,美国“全政府”式对华强硬政策大调整,将任何理性合作的对华政策主张之声屏蔽于对华政策制定进程之外,温和声音即使表达也无济于事。“全政府”是当前美对华政策规划与实施的突出特点。它强调对华强硬乃至原则的明确与不可逆性,强调全力推进包括国会在内的各个政府机构或部门相互协调和加强,以达成共同对华强硬和迟滞中国快速发展的最大效果。此政策大原则由去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予以公开和明确,而彭斯在10月4日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中,则以极富情绪化的语言将对华强硬理由,向美国政府内各部门中那些对华存有合作意愿的官员发出警告。这种“全政府”对华政策大调整一经启动,通常带有惯性。面对政策已定的现实,美政府内对此持不同观点者要么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立场,要么选择沉默。


其次,当前美对华政策“全政府”式大调整出现之前,美国国内政策精英群体已有多年相关政策的辩论、反思和政策调整过程。“拥抱熊猫派”是此调整进程的失败方。自2010年后,美国政策精英群体一直不断就以往美对华接触与融合政策进行讨论,并且在奥巴马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大致形成一种错误认知,即:中国对外行为和国内变化与美国对华利益界定截然不同。“拥抱熊猫派”显然未能有力说服对华强硬派,也恰是在此进程中,美国着眼于在亚太区域与中国竞争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尽管政策优先排序及政策解释不同,但当前美对华强硬政策基调与前任政府一脉相承。换言之,特朗普政府今年内在诸多议题上偏于极端的“全政府”政策大调整,不是骤然出现的,而是前期存在一个多年政策辩论和实施的铺垫过程。在此背景下,政策精英群体的辩论已不再是是否对华强硬,而是如何对华更强硬。而那些依然坚持美国应反省的政策精英已是少数,且在重大涉华政策辩论中缺乏有效发声管道而逐渐被边缘化。


第三,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氛围确实有些“麦卡锡主义”再现的症状,“熊猫拥抱者”群体往往会被贴上不忠诚于国家的标签而受怀疑和排挤。近些年来,美国频繁爆料所谓涉华间谍案,极力塑造“丑华”“恐华”的不健康国内政治氛围。从学者、学生、商人到安全情报人员,从学术领域、经济领域到安全领域,今年内美国涉华间谍案被公开披露的范围和程度呈现“井喷式”增长。如果说以往美国通常低调处理或较少公开报道此类案件是仍存中美合作意愿的话,那么当前美国如此密集高调报道相关事件,则是意图在美国社会各阶层营造一个扭曲的中国形象,为当政者的对华强硬政策获取民众支持。在这种极端不健康的政治氛围下,许多“间谍案”就带有了“制造”的色彩。很多很可能是“莫须有”的案件推进了美对华强硬政策可持续性的政治议程,但完全毁灭了许多被事实证明是无辜的当事者事业和生活。“拥抱熊猫派”尽管对此类政策并不认同,但不得不保持沉默。


此外,美国商界曾是“拥抱熊猫派”群体的重要构成部分,现在他们中有些人对华盛顿的强硬政策也持沉默甚或支持的立场,成为美国“全政府”对华政策大调整的推波助澜者。这说明中美在经贸领域确实有进行深层次大协商的必要性。毕竟中国改革开放已有40年,中国自身变化进程要求美国商界人士的认识和实践需要相应提升。


“拥抱熊猫派”式微了,但中美关系还要继续。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由于基于愿望和扭曲的利益认知,美国对华政策迈向强硬或对抗的大调整无一不是以失败而告终。此次美国“全政府”对华政策大调整应也摆脱不了这种宿命。(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谢选骏指出:上文纳闷美国的“拥抱熊猫派”为何不敌“对华强硬派”——这是因为环球时报没有撒泡尿看看自己,因为熊猫有钱了,不想吃竹子了,想吃肉了,这样一来,就和那些肉食民族发生了直接的利益冲突了。


网文《大熊猫(食肉目熊科大熊猫属哺乳动物)》报道:


大熊猫(学名:Ailuropoda melanoleuca):属于食肉目、熊科、大熊猫亚科和大熊猫属唯一的哺乳动物。仅有二个亚种。雄性个体稍大于雌性。体型肥硕似熊、丰腴富态,头圆尾短,头躯长1.2-1.8米,尾长10-12厘米。体重80-120千克,最重可达180千克,体色为黑白两色,脸颊圆,有大的黑眼圈,标志性的内八字的行走方式,也有解剖刀般锋利的爪子。大熊猫皮肤厚,最厚处可达10毫米。黑白相间的外表,有利于隐蔽在密林的树上和积雪的地面而不易被天敌发现。

生活在海拔2600-3500米的茂密竹林里,那里常年空气稀薄,云雾缭绕,气温低于20℃。有充足的竹子,地形和水源的分布利于该物种建巢藏身和哺育幼仔。大熊猫善于爬树,也爱嬉戏。爬树的行为一般是临近求婚期,或逃避危险,或彼此相遇时弱者借以回避强者的一种方式。大熊猫每天除去一半进食的时间,剩下的一半时间多数便是在睡梦中度过。在野外,大熊猫在每两次进食的中间睡2-4个小时。大熊猫99%的食物都是竹子,可供大熊猫食用的竹类植物共有12属、60多种。野外大熊猫的寿命为18-20岁,圈养状态下可以超过30岁。

大熊猫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和“中国国宝”,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大使,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截至2021年1月,中国大熊猫野生种群增至1864只。 

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种,主要栖息地是中国四川、陕西和甘肃的山区。

1869年3月,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德神父(Alphonse Milne-Edwards 1826.9.7-1900.11.10),在中国四川雅安宝兴县的邓池沟(穆坪)教堂附近科学考察时,发现了当地人称为白熊、花熊的踪迹。通过当地猎人的帮助,4月1日,他采集到白熊标本,毛色有黑有白,脚掌底部多毛,样子像熊,这是他从未见过的奇异动物。它的标本和骨骼运到法国。经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家阿尔封斯·米勒·爱德华兹鉴定,“黑白熊”是一个新物种,定名为Ailuropoda melanoleuca(猫熊),鉴定报告发表在1869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之新文档》第五卷,从此,匿居荒野的猫熊进入人类文明的视野。

在戴维神甫发现大熊猫的67年之后,1936年,35岁的纽约女服装设计师露丝·哈克利斯新婚。她丈夫威廉·哈克利斯是一个狂热的探险家,结婚后两周就奔赴中国寻找大熊猫。然而威廉还未到达大熊猫产区便病死在上海。露丝决心完成丈夫的遗志,在丈夫去世两个月后的1936年4月启程前往中国。 

露丝的探险队仅有两个人——她和25岁的美籍华人杨昆廷。他们从上海乘坐小木船逆水而上到达成都,然后进入汶川,在深山老林里寻觅大熊猫的踪迹,设置猎捕的陷阱。1936年11月9日,当杨廷昆从树洞里捉出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递到已经冻得麻木的露丝怀里时,她简直难以相信,这就是西方人半个多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大熊猫活体,露丝以为这只不到3磅的小家伙是雌性(后来证明是雄性),便用杨昆廷妻子的名字给它取名“苏琳”。幸运的露丝带着苏琳迅速返回成都,随即乘飞机到上海。

尽管西方人已寻求大熊猫半个多世纪,并且知道它是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但直到那时,中国人对大熊猫的了解还几乎为零。猎人可以任意捕猎这种“熊”,政府也没有任何保护的规定和措施。露丝的麻烦并不在于她捕获了大熊猫,而是进入中国内地的手续不全,因此不能离境。最后她采取行贿的办法登上了到美国的轮船。她把苏琳装在一个大柳条筐里,在海关登记表上写上“随身携带哈巴狗一只”,混出了海关。

露丝带着苏琳还在太平洋上航行,越洋电报早已把消息传遍了美国。轮船在旧金山码头靠岸时,正是圣诞节的前一天,惊喜万分的美国人在码头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他们为珍贵的客人安排了最豪华的套房,召开隆重的欢迎晚会。苏琳被送到许多大城市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曾经为寻找大熊猫到过中国的罗斯福的儿子西奥多见到苏琳时,十分动情地说,“如果把这个小家伙当作我枪下的纪念品,我宁愿用我的儿子来代替。”

经过激烈的竞争,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得到了苏琳。人们像潮水似的涌向这里,最多的一天达4万人,超过了该动物园的入园最高记录。苏琳的一举一动都成为报纸的新闻。商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制大熊猫形象的产品。时髦女郎身着大熊猫图案的泳装招摇过市。甚至一种鸡尾酒也以大熊猫为名。露丝和苏琳的故事成为畅销书,并搬上了银幕。 

不幸的是苏琳只活了一年,被做成标本永久陈列。苏琳的出现,使大熊猫从博物馆走进大众。它不仅珍稀,而且可爱,一时间成为了全世界的动物明星。各西方大国竟相到中国捕捉大熊猫,从1936年到1941年,仅美国就从中国弄走了9只大熊猫。成都的教会学校华西大学在其中帮了大忙。在大熊猫产区呆了20年,有“熊猫王”之称的英国人丹吉尔·史密斯在1936年到1938年的3年间,共收购了9只活的大熊猫,并把其中6只带到了英国。 

二战期间,伦敦动物园的大熊猫“明”在德机的轰炸下表现镇定,玩耍自如,成为伦敦市民心目中的战时英雄。在战争最严酷的时候,报纸仍然在报道明的生活。明在1944年底去世。《泰晤士报》刊登的讣告称:“她可以死而无憾,因为她给千百人带来了快乐”。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12月,英国人又通过外交途径,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到汶川进行大搜捕,终于捕获到一只大熊猫送到英国。像中国的许多事物一样,熊猫在国外大出风头以后,在中国的地位迅速攀升。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限制外国人的捕猎活动。


谢选骏指出:熊猫的“可爱”在于,本是凶猛的肉食动物,却迫于环境丧失了本性,变成了竹笋的食客,困难时期甚至可以靠吃竹竿子度日——这像不像面黄肌瘦的中国难民?但是熊猫确实白白胖胖,一派乐天的模样——熊猫本是北极熊的兄弟,现在却成为北极熊的退化形式,让凶猛的西方人不由得心生欢喜了。美国再现拥抱熊猫派言论?那就要学习毛泽东勒紧裤腰带子,多吃竹竿少吃肉。


谢选骏:日本历史的修正主义者都是一群懦夫

谢选骏:日本历史的修正主义者都是一群懦夫


网文《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的攻势——一个法国博士生关于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调查报告)(Saturday, August 13th, 2005 10:36 pm 阿尔诺.南达(巴黎第七大学) 翟华 译)报道:

 

译者说明:这篇调查报告是一位法国博士生阿尔诺·南达(Arnaud Nanta)在日本实地搜集资料之后用法文写成,题目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的攻势”(Japon: l’offensive des négateurs de l’Histoire),完稿于2001年5月。虽然是一篇学生的作品,时间也已经过去了4年,但是文章内容详实,真凭实据清晰地揭示了50年来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发展脉络,得出了“历史修正主义者”在日本抬头的结论。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在文章中将部分搜集到的文献扫描,把否定历史的图书封面和漫画的内容公之于众,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在日本审定新的历史教科书、中日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今天,这样的严谨学术调查远比激昂的呐喊更有实际意义。谨以此译文献给中文读者,并向阿尔诺.南达先生表示敬意。由于原文是法文,所以部分汉语译名不一定规范,文中涉及的部分日本人名地名的汉字写法还有待查证,望读者见谅。限于篇幅,原文的部分注释与参考资料没有译出,请有兴趣的读者参见原文(http://www.amnistia.net/news/articles/negdoss/japnega/japnega.htm)。


(一)1945年以来日本修改教科书的历史概述

(1)家永三郎的诉讼

第二次日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占领当局(1945-1952)的主导下日本的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改革。首当其冲的改革就是教育体制改革,以1946年新版的小学、初中、高中教科书为标志。这些教科书里明确描述了日本军队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包括发生在1937年死亡高达30万平民的南京大屠杀。这些教科书和其中的立场成为了战后否认战争罪行的人的眼中钉,认为书中的内容有“倾向性”。1955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一年,日本政府发布了“教育条例手册”,明确了核准教科书的标准和规范。教科书的核准制度得到了严格执行,80%以上的教科书都遭到了否决。这本条例对此后二十年教科书的编撰起到了深刻的影响。根据这个大纲的精神,教科书的编纂者通过玩弄文字游戏的方式改写了原有的教科书。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和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包括慰安妇和大屠杀)甚至日本遭受的原子弹灾难都被淡化甚至消失,“侵略”也被变成“进入”所代替。

1960年12月,东京教育大学(1970年后更名为筑波大学)教授家永三郎领导编纂历史教科书,其内容与“条例”的要求不相符合,因而没有得到核准。家永三郎于是决定通过法律手段提出诉讼。1970年7月,在该案的二审中,法庭宣判对家永三郎所编教科书的封杀属于非法和违宪。此后,日本文部省的态度有所收敛,从前被删去的一些内容重又在教科书中出现。在1974年、1975年初中、高中教科书中可以看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2)1982年的“政府见解”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又开始了新的一波篡改历史的行为。这次他们不仅继续玩弄文字本身,而且质疑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南京大屠杀、性奴隶(慰安妇)、731部队(在人体身上做细菌实验)都成为了“战争中由于混乱所发生的行为”。日本的行为招致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在1982年7-8月间日本政府提出正式交涉。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表示了歉意,并且在8月26日以官房长官名义发表的政府见解中表示充分倾听批评意见以改善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并承诺在政府的责任内对教科书作必要的修改。日本政府在有关核准教科书的条例中增加“邻国条款”。在此同时,家永三郎对日本政府的诉讼在三审中再次获胜。可以说1985年以后直到90年代中期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势力受到了一定遏制。1984年的高中教科书、1985年的初中教科书都包括了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有些教科书甚至还提到了731部队。1994年的初中教科书、1997年的高中教科书还提到了“慰安妇”。


(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建立

(1)1993-1997年:转折点

1993年起,开始了第三波篡改历史反对“倾向性教育”的风潮,到1996年形成了一定气候。其中的首要步骤是在自民党内成立的“历史检讨委员会”(rekishi kent? iinkai)。该委员会成员包括有后来担任过首相的人物(桥本龙太郎,森喜朗),参议院和众议院宪法调查委员会主席(Nakayama Tar,Murakami Masakuni),共有105个成员(76位众议员和29位参议员),其目的是要对“大东亚战争”做一个审视和总结。1995年8月该委员会发表了对“大东亚战争的总体认识”的报告,代表了自民党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并且提出了对抗“倾向性教育”的具体措施。这份报告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不是一场侵略战争,而是一场自卫战争,也是解放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第二,日本没有犯战争罪行,类似“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这样的罪行纯属编造和虚构;第三,日本的一些教科书中关于日本侵略亚洲国家以及造成的损失的描述属于不实之词,因此需要考虑重新编撰新的教科书;第四,需要推动一场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国民运动”,改变日本全体国民对历史的认知。

自民党历史检讨会的另一个功能保证自民党内历史修正主义者后继有人。为此,专门成立了“日本青年议员历史教育和思考未来会议”。1995年1月,又成立了以藤冈信胜(Fujioka Nobukatsu)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中心” 。这个“中心”成立一年多后的1996年夏起就在其机关刊物“当代历史教育改革”杂志(2001年2月停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用“反日”、“自虐”、“邪恶”等词汇,强烈攻击在家科书中提及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的历史。研究中心的活跃人物西尾干二(Nishio Kanji,电器通讯大学教授), 藤冈信胜(Fujioka Nobukatsu,东京大学教授), 高桥史朗(明星大学教授),坂本多加雄(Sakamoto Takao,学习院大学教授)以及小林善纪 (漫画家)在1996年12月公开宣布他们将编撰供中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并且在翌年1月份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到2001年3月该委员会的成员达到了10,445人。

(2)“国民运动”

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和以修改宪法第9条为纲领的“日本大会”(nihonkaigi)两个组织共同推动“国民运动”,修正历史。这两个组织还得到《产经新闻》和部分政界人士的大力支持。2000年4月,“改善教科书联络会议”成立,加强各个右翼团体之间的协调。自1997年起的四年内, “国民运动”的各类出版物超过400种,全国各地大小会议、研讨会700多次,“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还成立了48家地方分支机构。

为了达到他们修改教科书和教育体系的目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活动采取多种方式。1998年6月由伊藤俊也导演的电影《自尊》(Puraido)上映,为甲级战犯包括1941年到1944年统领皇军的东条英机涂脂抹粉,企图翻东京大审判的案。他们还针对“战争文献中心”和“和平博物馆”的出版物进行反宣传,并且采取暴力行动破坏中国电影《南京1937》和韩国一部关于慰安妇的影片的上映。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并不满足于宣传活动,他们还采取直接破坏行动,派出捣乱分子骚扰针对右翼组织的集会。他们的活动逐步升级,通过互联网、传真机对反对他们的人或者参与上述中国、韩国电影拍摄的人,甚至对公立学校的教师进行造谣诽谤和人身威胁。“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还在各地散发传单,煽动民族情绪。其中在东京散发的一份传单是这样写的:

“公民们!一个社会的根基就是教育,而我们的教育正处在危难之中!学校的教育已经无可救药,惨不忍睹。日本的教育正在消亡。我们是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你们一定从《国民的历史》一书对我们有所了解。不管怎样,我们要都要站出来,在我们的祖国日本衰落的时刻我们不能再沉默。”

除此之外,右翼分子特别利用漫画在青少年中扩大影响。90年代中期以来,在极右势力宣传战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就是漫画家小林善纪。小林在“药害艾滋”和“奥姆真理教”两个案件中大出风头,赢得了高知名度。在小林被奥姆真理教列入诛杀的黑名单之后,SAPIO杂志以维护言论自由的名义接纳了他,SAPIO从此也成了小林发表作品的阵地。SAPIO是双周刊,属于保守派的舆论阵地,尤其以其反韩立场特别引人注目。小林将《产经新闻》的文章改编为漫画系列作品《傲骨精神宣言》。这些漫画作品,将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内容混杂晦涩,为日本否定历史大造舆论。该系列中的《战争论》就是一部代表作,鼓吹日本当年的侵略战争是为了保护亚洲不受“肮脏的白人”侵略,将南京大屠杀说成是“南京谎言”,还不仅指责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这样SAPIO成了公开诽谤的阵地,小林借助这个阵地向敢于质疑“国民运动”的大学教授、政府官员或者新闻界人士大肆进攻,不惜使用“愚蠢的知识分子”、“肮脏的左派”这样的字眼。小林还在漫画系列中丑化中国人的形象,攻击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小林善纪在发《台湾论》之后,在2001年3月曾一度遭台湾当局禁止入境。在《台湾论》中,小林通过访问台湾的一些年长的“亲日”人士,为日本在占领台湾期间(1895-1945)的作为辩护。这部书引起了很大争议,其中的部分“访谈”内容被证实是小林编造的,或者被严重歪曲。

(三)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活动

(1) 出版《国民的历史》

按照“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章程,该委员会确定要在1997-1998年出版中学用历史教科书。1997年11月,在其机关刊物《历史》上该委员会宣布教科书的出版将由产经新闻社和扶桑社负责。产经新闻在1998年1月9日的一篇文章中也披露“编纂新历史教科书委员会”已经开始编纂新版教科书,争取在下次文部省审批教科书的时候报批。

编撰会当时忙于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教科书的撰写执笔工作。一开始执笔是由坂本多加雄负责,但其提出的教科书草案不够满意,所以“编撰会”又换将由西尾干二和藤冈信胜负责重写。第二,作为新版教科书的前奏和“试点”,由西尾干二亲自执笔写一本著作,即“国民的历史”,于1999年10月出版发行。

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出版后,“编撰会”自称该书的销售量在出版的当年底就达到了60万册,五个月内高达75万册。2000年4月,在文部省开始审定教科书前不久,《正论》杂志将《国民的历史》一书捧为“畅销书”。表面上看,该书的确在两个月内曾经占据书市的畅销书的榜首。但是,在这两个月内,却出现了“编撰会”的地方分支机构无偿将该书分发给读者的奇怪现象。这种无偿发书违反反垄断和言论自由(含涉及诽谤的条款)的有关法律的,也违反了不能为教科书做广告的有关法律规定。“编撰会”辨称该书与教科书的编写毫无关系,只是有咨询性质的思考。“编撰会”的秘书长高森明敕(Takamori Akinori)也否认曾经给该会地方机构下达指令无偿分法《国民的历史》一书。

从这件事上,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营造“畅销书”,造成“编撰会”获得广泛支持的假象,试图给正在审定教科书的文部省施加“民意”压力。第二,团体购书加上邮寄的费用超过1亿日元,资金来源令人质疑。第三,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无偿分发该书充分表露了“编撰会”的真实面目。实际上,根据邮局的有关记录,“编撰会”打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关心下一代教育父母协会”的名义,在1999年11月2日至10日间大量邮寄《国民的历史》。因此,从时间上看,无偿发书的行为并不是“编撰会”所声称的是在该书上市之后,读者已经看过该书的情况下才分发的,而是在该书上市之初的精心安排。

(2)“编撰会”的新编中学历史教科书

2000年4月,“编撰会”的新编历史教科书送交文部省审定。这里概述一下这部教科书的内容和主要问题(我们获得了一本送审的教科书清样的复印件,该版本已在2000年春在部分中学中流传)。

1)藐视前人历史研究的成果,否认历史是一门科学。在该教科书“历史研究什么?”的前言中,作者宣扬相对主义和种族中心论,以文献不足或者相对价值观为理由,认为不可能认识和理解历史事件的真相。

2)藐视宪法。该教科书认为1889年的帝国宪法是应该遵循的好宪法,吹捧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全文收录在教科书内,却没有说明该敕令已经在1948年6月废止),进而公然挑战现行宪法,认为是占领者强加的不公正宪法。

3)将对中国的侵略合法化,声称战争是因为中国不遵守商业协议,并在满洲里和卢沟桥挑起事端所引起。

4)将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战争描述为“自卫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是“编撰会”的中心论点。按此逻辑,1960年联合国关于非殖民化的宣言居然被等同为1943年“大东亚会议”。1941年12月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居然被说成是被美国和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日本的,日本在无奈的情况下才向美国宣战。

5)不承认日本的战争罪行和造成的损失。教科书里面没有任何关于战争罪行的描述,慰安妇、抢掠资源、强制迁徙、劳工等等都没有提及,南京大屠杀被描述为“欺骗”。相反,教科书对日本遭受的损失却大书特书。

6)美化战争。“大东亚战争”部分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战争总是悲剧。但是在战争中分清是与非是困难的。我们不讨论谁是战争的正义一方,谁是非正义的一方。当国家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无法政治解决的情况下发生冲突,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当时日本人决定不在美国人面前不战而降。”教科书却没有对日本国内和占领国内反战的声浪轻描淡写。

7)藐视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人民,将殖民地合法化。教科书将中国和韩国人民描述为深受孔教影响的顺民,与勇于和帝国主义白人侵略者斗争的日本人形成鲜明对照。朝鲜半岛被描绘为指向日本的致命武器,因而1910年吞并韩国也就理所当然了。关于“韩日合并”,教科书是这样写的:“这个政策措施得到了欧洲列强的支持,以便维护东亚的秩序。日韩合并是保护日本安全和在满洲利益的必要措施。这完全是合法的行为,与当时的国际法原则相符。”

8)以天皇为中心描述历史,混淆历史和传说

9)充斥日本民族和日本文明的超人和优越的说教(日本是独立出现的人种等等)

10)歪曲现行宪法,并且建议修改现行宪法。


(四)历史修正主义者的攻势

(1)外务省“阴谋”

2000年7月起,“编撰会”的新教科书受到了来自日本国内(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国外(中国、韩国)的强烈批评。新教科书的作者藤冈信胜质疑外界如何得到了“编撰会”送审的样书,声称这是偷窃的违法行为。实际上,正是“编撰会”和“扶桑社”自己早在2000念月起就将样书的复印件在一些中学散发,因此书的内容为外界所知。

2000年10月30日,教科书审定委员会负责历史教科书审定的十一名成员之一野田英二郎(Noda Eiichir?)突然被调离其岗位。野田曾任日本住印度大使,2000年4月才调任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在10月初,就风传一个教科书审定委员会的成员向其同事施加压力,要求否定带有军国主义色彩并可能伤害邻国感情的历史教科书。产经新闻自10月13日起连篇累牍地在头版不指名地报道“某”前任外务省高官在审定历史教科书过程中向审定小组成员施压,强烈要求公平审查教科书,不受外务省的影响。

产经新闻(在报道中从来没有提到它本身就是引起争议的新版教科书的出版者)的演绎的故事很简单:野田曾在2000年9月19日与日本外务省一位前任高官和一位主管教科书事宜的官员见面,因为外务省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强大压力下,所以希望通过野村这位前外交官对教科书的审定施加压力,拒绝批准北京不喜欢的教科书。这是共产党中国对日本内部事务的无端干涉,云云。

在这同时,漫画家小林善纪在SAPIO杂志上也开始指名道姓地攻击野田英二郎,并认定这是中国通过外务省,而外务省又通过野田进行的一场阴谋活动。小林的漫画点明野田不仅是前任驻印大使,而且还担任日中友协副会长,是破坏教科书审定的阴谋分子,并强烈要求立即撤换野田。10月16日,“编撰会”写公开信给文部省大臣大岛里森,并在翌日召开自民党“日本青年议员历史教育和思考未来会议”,要求推迟审议教科书并对野村采取措施。10月26日,自民党教育改革实施部正式以自民党的名义向文部省要求将野村调离并推迟审议教科书的会议。原定27日的会议就此推迟。对于事态的发展,文部大臣大岛的最初反映很不以为然,随后迫于舆论压力,最终决定将野田调离教科书审查委员会。2001年1月5日,野村和另外一位曾任加拿大大使的Nakahira Tatsu同时被调离文部省,野村事件最终落幕。

(2)NHK事件 

在2000年12月,“侵犯妇女权利国际战犯法庭”(民间组织设立的模拟法庭,判决并无强制效果)审理后不久,2001年1月30日发生了NHK(日本放送协会)事件。当时NHK准备连续四天晚上播放“如何看待战争”的系列片。这个系列片的内容分别是:法国和德国如何面对过去以及反人类罪的概念(1月29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意义(1月30日);当今世界战争中妇女遭受侵害及其权益(1月31日)和对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思考(2月1日)。人们注意到,在这套节目的嘉宾里包括了以反对篡改历史著名的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

然而,观众们惊讶地发现1月30日那一期节目的时间比另外几起要短很多,而且其内容对“女性国际法庭”和国际法庭表达了批评态度。其实最感到震惊的是该系列片的编导,因为播出的内容与他们拍摄的内容大相径庭。原来,一伙属于极右翼组织的人闯入了NHK在东京的总部,对NHK人员进行人身威胁。于是,NHK在1月30日下午自行决定对预备当晚播出的电视片进行重新编辑后播出。该片最先摄制于2000年12月27日,在翌年1月27日和28日由20多位编导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编辑定案。但是,两天后播出的电视片的内容却做了实质修改,这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除了暴露出NHK内部管制方面问题以外(一个值班主编就可以改动节目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反映了日本新闻自由的局限性。事后,“战争中侵害女性——日本联合组织”(VAWW)等其他相关的民间组织、电视片的编导与制片人纷纷向NHK提出正式的抗议。

(3)“编撰会”的新版教科书审定通过

2001年3月,在文部省审查教科书结果即将公布的前夕,日本国内外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争议继续升温。3月16日,以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为首的17位作家、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联名向日本首相森喜朗和官房长官福田康夫请愿,呼吁政府关注教科书的审定,因为所有八部送审的历史教科书都在不同程度上掩饰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给邻国带来的伤害,并要求作出必要的修改。但是,这封信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在中国和韩国的抗议声中,“编撰会”的教科书得到了文部省批准。“编撰会”的下一个目标是要争取更多的学校采用它的教科书,使他们修正了的历史观得到广泛传播。教科书的作者藤冈信胜则宣布他们的目标是各地至少有10%的学校采用这本教材。日本政府已经表示他们不能干涉教科书的使用,因为决定权完全在地方的教育委员会手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在2001年4月21日召开的第14届研讨会,在弹冠相庆的同时,也做好了在风暴中继续推进他们的修正主义历史观的决心。历史还在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指出,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其实是一群懦夫——他们就像一群罪犯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那么罪犯们为何敢于犯罪却不敢于承认呢?显然,因为害怕惩罚。在这意义上,为自己开脱罪责的罪犯,都是懦夫——日本历史的修正主义者也不外乎此。他们要是勇敢一点,大胆承认日本在战争中和战争的前前后后所做出的努力,那倒不失为一种大大方方的亮相,有助于显示他们的极限能力。可是他们不敢,白白错过了摘掉“小日本”的帽子的历史机遇。他们真是“大日本帝国”的叛徒。

谢选骏:真正的作家不需要读者



《王一梁病逝 折射流亡作家颠沛的一生》(2021-01-30 美国之音)报道:


曾在中国遭劳教入狱两年的流亡作家王一梁一月初因食道癌病逝于泰国,得年58岁。此前,他一直过着流亡的生活,只能在美国当大楼管理员,住在十分简陋的青年旅舍;他在困顿中协助创刊“自由写作”网刊,保留了中国数百万字的地下文学与流亡文学,见证中国历史真相,也将作家独立思想的泉源空运回中国,影响着后辈。


他的妻子白夜(本名李毓)从泰国独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王一梁做梦也想回中国,却始终无法如愿,人生终了只能在异乡凋零。王一梁的离世,也折射出流亡作家颠沛、流离与动荡的一生。王一梁出生于上海,是当时上海地下文化的活跃分子。美籍流亡作家、独立笔会创会人贝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王一梁将地下文化用一个比较精辟的“亚文化”一词呈现,意旨为主流文化之外的文化,而王一梁就是“亚文化”社会形态下的重要代表。贝岭表示:“亚文化代表的就是一种跟体制、官方、共产党的御用文化所对抗的、和跟它产生美学上分歧的一个文化形态,尤其发生在上海和江南。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亚文化的一个重要形成期,他(王一梁)是那个时候的一个重要的代表。”


参加“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入狱劳教两年


2000年,王一梁因为参加中国大陆民间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播放了一部获得坎城影展金棕榈奖等数十项国际大奖的《钢琴师和她的情人》电影,被上海警方以“传播、偷看色情影带”罪名,不经审判,直接由公安送去劳动教养,入狱2年。劳教年限最高3年,而王一梁一坐就坐了2年。


王一梁妻子白夜对美国之音说,最悲哀的是,她的丈夫在20多岁的年轻时代,才华洋溢、思想创新,但中国在短暂开放十年之后,八九民运后又开始进行思想封杀,他们这一圈子的人,当时很天真,自诩为不同于官方文化的“亚文化”,追求独立自由的思潮,最后都被罗织各式各样的罪名遭到逮捕,下场悲惨。白夜说:“中共当局是不允许你有自由思考的,你所有的一切,不管你的文学创作也好,不管你的思想也好,假如说你站在我队伍里面,你加入共产党,然后你加入我的作家协会,在我统治的范围、我控制的范围内,你是允许的;但是如果你想脱离我的控制,你脱离我的组织,就被以各种各样不堪的名义(罪名)遭逮捕。他(王一梁)就是以传播黄色思想、钢琴师和她的情人被捕,还有人是强奸罪、流氓罪,以污名化的形式来追究你,让你入罪,所以他们这个圈子,都是非常惨的。”


白夜: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戕害 是一整个世代

白夜强调,中共对知识分子身心的戕害,不是抓捕几个而已,影响的是整个一代人:“你可以看到他们(中国)就是这种极权统治,对于一代文化菁英,它是一整代,对他们这一代人、对他们整个时代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首先从你的人身上是一种戕害,不要说是心灵了。我觉得中共它是这样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体制,就是凡是你有才华的、有思想的,只要不听我的话,我宁愿把你杀掉,我宁愿把你干掉、毁灭掉,我也不允许你去独立生长。”


王一梁2002年出狱后,因为有过劳教的黑历史,尽管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在日益商业化的上海,也很难找到工作,只好又回到地下翻译的日子过活。后来,凝聚流亡作家和中国地下作家的团体“独立中文笔会”创立,王一梁加入会员,并为当时“自由写作”网刊创刊执行编辑,自2005年至2013年期间,编辑发稿100期。“自由写作”网刊后来也成为当时国外最重要的中国地下文学与流亡文学作品发表之处。


独立笔会创会人贝岭说:“这个期间,有数百万字的地下文学和流亡文化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流传下来。这是独立中文笔会最重要的成就,为历史留下非常重要的作品。”后来,在贝岭的协助下,王一梁受邀参加波士顿诗歌节,获赴美签证,他辗转抵达波士顿后,申请政治庇护,终获自由,一生却也再也无法回到中国,连母亲2016年过世,他欲返中国奔丧,也被纽约的中国领事馆拒发签证。他一别母亲十多年,等待他的是亲人离世的噩耗,连母亲的最后一面也无法可见到。然而,跟母亲切断关系,可能是所有流亡者痛苦的决定,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流亡者残酷现实:难以再跟亲人碰面


贝岭说:“我是觉得那是很悲惨的,家你不能回去,送终都不行,去探视也不行。一梁过世,他的爸爸还活着,他的继母、他的哥哥都不可能到(泰国)那边去参加他的祷念仪式,甚至不能够看着他最后离开人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流亡身份。他想申请去参加妈妈死后祝祷仪式,中国不给签证,这种情况几乎是所有流亡作家或流亡者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残酷现实:你几乎没有办法跟母亲见面。”


王一梁流亡美国后的生活也不好过,他去纽约打工,当社区保全,但生活很艰苦,长年只能睡在一天15美元的青年旅社床位,六、七个人共住一间,跟大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贝岭说,王一梁那样贫困的生活过了很多年,后来生活越来越艰困,他就把王一梁接来波士顿同住,之后又把他带到欧洲,交给了笔会成员廖亦武和京不特,王一梁就是在这种流浪的生活里漂泊着。


直到遇见现任妻子、同为笔会成员的作家白夜,王一梁用一年一签的养老签证在生活成本较低的泰国過日子,这才终于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贝岭说:“我觉得这是流亡作家一生非常经典的人生,就是颠沛流离、流亡、动荡,相对来讲也是贫困,没有办法经历很好的治疗,最后在泰国这样一个地方离开。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是幸运的,他生命的最后有他太太在他身旁细心照料、照顾他,过比较稳定的生活。”


王一梁大量翻译哈维尔与荣格书籍


在泰国居住的这段期间,王一梁系统性的翻译多本现代心理学鼻祖之一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书,包括《遇见荣格:1946-1961谈话记录》、《荣格的最后岁月:心灵炼金之旅》。 据贝岭说,他不仅是一位荣格学说的传播者,在生命的后期更是完全投入,也使他本身就成为了一位荣格学说的信仰者。但更早之前,王一梁最著名的,是他翻译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回忆录和狱中写的书。王一梁也有自己大量的文学创作,包括《亚文化启示录》、《朋友的智慧》、《萨波卡秋的道路》、《斯德哥尔摩裸奔记》、《我们到世界上是来玩的》,可惜作为流亡作家,他在祖国是异议者,被“禁言”无法出版;在国外是“人微言轻”没有市场,个人著述无法面世。


王一梁妻子白夜含着眼泪感伤地说:“我觉得我非常替他遗憾的就是,他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任何一个作家,如果你失去这样的土壤之后,你首先你没有听众(读者)了,你的作品没有办法跟你故乡的人交流;因为不管怎么说,你作为一个作家,他仍然希望他的这些作品、这些思想能够被祖国的读者接受,你毕竟不是英文写作。”


王一梁是當時中共中宣部“红头文件”中,明令封杀的10个作家中,名字排在第一位的人,也注定他的作品永远不能出现的中国的书架上。


流亡作家在异地面临着语言、文化、经济的鸿沟,白夜表示,对一个文人来说,他们在体力上拼不过别人,很难做体力方面的工作,毕竟他们的长处在于思想与文字,但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些文字都没有用了,更别说以此谋生。


流亡作家失去土壤 只能对旷野呐喊


白夜说:“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它对于流亡作家的惩罚跟政治家的惩罚是一样的,就是让你流亡,你不是从小出去的,你失去了你的母语,你失去了你可以表达的母语土壤的话,基本上你就断你的根了,就是说你的东西影响不了你的国人,或说你的这种表达是旷野上的呐喊。”


失去母语土壤的王一梁,他的创作出版不了,只能在博客上发表;好在,透过“自由写作”网刊和翻译的译著,王一梁的名字还是被记住了,而且透过翻译书籍,将捷克天鹅绒革命的灵魂人物哈维尔的独立思想,空运到中国。


香港纪录片导演闻海对美国之音说,他是先看到哈维尔的书,注意到书中的主译是王一梁,因为译得非常好,因此对他印象深刻,可以说是先认识书才认识王一梁这个人。闻海说,他第一次见到王一梁是2016年,王一梁跟新婚妻子来香港度假,当时王一梁打电话给闻海邀请他到长洲岛见面吃大排档,两人一见如故,长聊数小时才尽兴而归。不过,那个在闻海心目中鼎鼎有名的作家,见到本人时却跟心中想得不太一样,“怎么有点潦倒的感觉?”


王一梁翻译哈维尔书籍如同被附体 精确自然


闻海说,那天印象最深的是王一梁聊起他翻译《哈维尔回忆录》时,仿佛有哈维尔附体,言语自然、精确的流出,几乎不用再作修改。之后,他们又在台湾相见,也约好要去泰国拍摄他们夫妇从事翻译工作的情景,不料新冠疫情爆发,终未成行。


香港导演闻海表示:“我当时就觉得这太神奇了,因为我很喜欢哈维尔的书,而且我觉得中国整个的公民运动深受他的影响。中国公民运动最重要的思想源泉,很奇怪,反而是这些流亡者把这些最重要的思想源泉空运到中国,因为中国人大多数人对英文、结构也不熟。这些翻译这就是作者本人,有这种感觉。”闻海说,流亡作家高行健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下子就把中国那些所谓的官方文学全给比了下去,他身为流亡文学的读者,思想深受流亡文学的影响,甚至成为人生努力的支柱。


流亡文学成为后辈底气支柱


闻海说:“当我们做一个北漂艺术家的时候,我们的底气就来自于这些流亡作家给我们提供的标准,你看那《倾向》杂志非常重要,很可惜它只出了13期,但是你看他的编委苏珊桑塔格、波兰的米沃什,都是诺贝尔奖的,都是他们编委会里面的人。在1995年他们就做有关大屠杀的那种辩论,就是东德的文章、德国的文章,包括他们座谈会的文章,我觉得特别重要,就说你在中国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厌恶这些官方体制,大学老师都挺腐朽的,我们都看不上他们,那我们的底气来源哪里?其实来源于他们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文学评论家周冰心在一场研讨会上曾表示,流亡文学作为一种见证的文学,是世界正史的补充。中国流亡作家是当代中国最真实的生命存在,他们的文本是当代中国苦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流亡者携带良心、真相出走世界,被祖国放逐,在西方世界过着流浪游牧的生活,结局往往很凄然,内心的苦痛无人能知晓。


王一梁的妻子白夜说,在了解到王一梁的困难经历后,对他更加心疼,虽然两人相处的时间不长,只有5年,但两人在泰国相依为命、形影不离,从来没有分开过,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全世界。在王一梁人生最后的日子里,进出加护病房,白夜不眠不休随侍在侧,细心照料。


白夜啜泣地说:“当我了解到他这样(身世)之后,我觉得除了对他的欣赏和崇拜,更多的是一种疼爱,即使我们都是流亡的身份,但我们组成一个家庭之后,我希望我可以温暖他的前半生。(医院照护)当时觉得很辛苦,现在如果要我即使一直照顾他,我也觉得挺好的,我没想到他那么快就走掉!”


中国:他永远回不去的故乡


问起王一梁会想回中国吗?白夜说,王一梁曾有3次申请签证回中国的经验,但都被拒绝,令他深受打击,也知道再尝试也没有用,因此嘴巴上虽然会咒骂中国,说永远不想回去,但其实他漂泊了半世,做梦都想回去,因为最常听到的,就是他讲述年轻时,在中国跟朋友们一起做过的开心事,似乎王一梁所有的快乐都定格在他离开中国、出走流亡之前。


白夜说:“其实我知道他的内心太想回中国了!他已经尝试那么多次了,每次我讲述我的家乡时候,他都听得入迷了。但因为他恐惧,因为他有一次又一次被拒绝的心理阴影,有时候他会突然说我永远不想回去,但我觉得实际上这不是他的心里真话,因为我太了解他了,他的内心太想回中国了,他是被伤到了,所以他不敢再去尝试,不敢再有这份奢望,他就索性让自己好像断了这种念头。怎么可能不想回中国呢?最起码有他年轻时候的那些朋友们,他喜欢过一种集体生活,他作品中也体现出来。”


流亡作家王一梁1月4日凌晨,因食道癌晚期引发肺炎,在泰国北部边城美赛医院过世。独立笔会创会人贝岭说,王一梁是典型的地下作家,更是经典的流亡作家,他颠沛流离的人生路径,在在呈现着生命的强韧和脆弱,也折射出流亡作家的悲苦境遇。


或许,就如王一梁自己在“回不去的故乡”随想所言,故乡的记忆就像一块压缩饼干一样,它紧压着。对于故乡的怀念,一生一世;对于故乡的挑剔,也可能一生一世。中国,已不再是他记忆中的故事。跟许多流亡作家一样,作为一个躯体无根的人,王一梁失去了真正的国与家,中国是他永远回不去的故乡,只有孤独与寂寞灌溉着他遥想的领地。


谢选骏指出:作家的痛苦,往往来自于不是作家的那些要素,例如名利或是舒适等等。然而真正的作家是不需要这些的,甚至需要的反而是相反的要素,例如无名无利,没有舒适,等等。这是老生常谈了。我想说的是,所以,真正的作家不需要读者,因为读者所能提供的,无非就是名利或舒适。呜呼哀哉。真正的作家写给自己看,或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或是写给上帝永生的主。

谢选骏:伊甸园就在阿拉伯沙漠


《圣经创世记》第2章:


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腓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谢选骏指出:后来夏娃亚当堕落了,被赶出了伊甸园。考古学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黄沙遍地的阿拉伯也曾郁郁葱葱》(2015年10月20日 BBC)报道:


提到阿拉伯,多数人都会想到起伏的沙丘、耀眼的阳光和稀少的水源。但在不久前,它还曾经是一个植被茂密、雨水丰富的地方。


这一发现或许有助于解释现代人类是在什么时候、凭借什么方式离开非洲的,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探索人类的演化进程。如果阿拉伯果真有过郁郁葱葱的年代,那里或许曾经是一个理想的迁徙地。“人类离开非洲的机会窗口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多。”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帕顿(Ash Parton)说。


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人类祖先“在当今阿拉伯的很多地区都无法生存。”他说,“现在,印度洋季风只能扫过阿拉伯半岛的最南端,”所以其他地方都是沙漠。他的团队发现,季风每过2.3万年都会深入阿拉伯腹地一次,使得那里的植物茁壮生长,动物繁衍生息。这一发现已经发表在《地质学》(Geology)期刊上。


现代人类大约20万年前在非洲进化出来。随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非洲,前往欧洲和亚洲,然后逐渐遍布世界各地。但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离开非洲的,也不知道他们离开时的路径是什么。


最为普遍的一种观点是,他们大约在6万年前离开非洲,沿着阿拉伯海岸来到南亚。这意味着他们在非洲生活了整整14万年。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他们离开的时间要早得多,有可能追溯到13万年前。“有证据表明人类在13万至9万年前就已经离开非洲,来到了中东。”帕顿说,“但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条死胡同,他们最多也只能到达这里,因为阿拉伯都是沙漠。”


帕顿和他的同事现在却证明,阿拉伯也曾经历过好几段雨量充沛的时期。这将在阿拉伯催生草原和林地,使之更适宜人类生存,从而支撑人类更早离开非洲的理论。


帕顿研究了阿拉伯东南部干涸的河床。他们在一个采石场找到了Al Sibetah,那里保存着许多来自河流底部的淤泥和沉积物,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万年前。


他们掌握的证据显示,那里曾经有过5段湿润的时期。在那些时期内,河流会从那里经过,淤泥逐步沉积。而在干旱时期,当地的水流匮乏,淤泥沉积量减少。


第一个湿润的时期发生在16万至15万年前,最近一个时期大约在5.5万年前。每一段时期都给人类创造了从非洲迁徙到亚洲的机会。


之前的研究表明,这些时期的降雨量的确有所增加,但并不清楚具体增加了多少。在炎热的沙漠中,如果增加的雨量不多,便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而最新研究表明,新增的降雨足以支撑起丰富多彩的生态系统。“我掌握的环境记录与考古学记录完美吻合。”帕顿说,“人类有过一系列向阿拉伯迁徙的活动。”


谢选骏指出:历史演变显示,伊甸园消失了,正如阿拉伯沙漠里的绿洲一样。


网文《圣经中的伊甸园在哪儿,更多证据指向了中国,学者到底发现了什么》(谷云娱乐2020-06-21 )报道:


根据《圣经·旧约·创世纪》记载,耶和华用六天创造了我们的世界,第七天他照自己的形像用地上的尘土创造了人类的祖先——亚当,某一天他偶然发现,不管是天上飞的飞禽,还是地上跑的走兽,又或者是水里游的鱼虾,都是成双成对的,只有亚当一个人孤零零的,于是取出了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女人夏娃,并将这对男女安置在了东方的伊甸园中。


伊甸园也一直被人们当成是天堂,如果假如《圣经》里描述的伊甸园真的存在,那么是不是只要找到了伊甸园,就能知道关于天堂和上帝的秘密,那个美好且宏大的亡灵世界估计也能掀开神秘的面纱。首先,耶和华在东方建造了伊甸园,而这个东方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的东方,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现在的伊拉克这一片区域。


根据《圣经》里面的记载,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养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腓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最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河,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名叫幼发拉底河……。


前两条河我们现在都没找到在哪,唯独后面两条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我们似乎还有点印象,人们发现在波斯湾,这两条河交汇流入大海,会不会伊甸园就在波斯湾附近呢。不少学者则表示,伊甸园更有可能是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斯坦,这里不仅仅是两条河流的发源地,更是挖出了史前的哥贝克力石阵,距今也有一万多年的历史了,妥妥的史前文明,会不会这里就是伊甸园呢?


为此两大学术派开始争论不休,谁都说服不了谁,并且或许现在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或许也不是原来的那两条河,就好比古时候的临安是在云南的建水,而南宋的临安则是现在的杭州一样,此临安城下早已非彼临安。不管伊甸园是在今天的波斯湾,还是在土耳其,人们都没有发现其他两条大河的痕迹,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


一个伊甸园竟然有四条河流,似乎也大得有点夸张了,我们祖国960万平方公里也不过就长江、黄河两条河流而已,如果这个园子真的有四条河流,可能比现在的欧洲板图都还要大。然后就有人开始脑洞了,说会不会昆仑仙境就是西方的伊甸园呢,换句话说,或许伊甸园就在中国,毕竟这俩地儿都是虚无缥缈的,甚至他们还在古籍中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我们都知道,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树的禁果,被耶和华赶出了伊甸园,而他们偷吃的禁果,竟然是苹果,而苹果发源于今天的中国新疆附近,现在我们都还能在新疆天山一带找到野苹果。2010年研究团队研究了苹果的基因序列,发现我们现在吃的苹果,基因序列和天山附近的野苹果相差无几,似乎就是这些野苹果,通过人工种植改良,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当然,就凭苹果似乎有点太牵强,在我们的远古神话故事中,居住在昆仑仙境里面的族人,伏羲、女娲他们的子民,似乎都能轻松的活八九百岁,这恰巧也和亚当夏娃子嗣的寿命相吻合,再加上俩地儿都有泥土造人、史前洪水、神仙打架的传说,会不会他们描述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呢,再不济也应该就是同一伙人。


随着学者对《山海经》的研究,他们发现《山海经》中记载的昆仑山地区和《圣经》中记载的伊甸园的特征非常相似,并且伊甸园的地理特征和中国的云南大理地区的特征几乎一摸一样,极有可能《圣经》中的伊甸园就是中国云南大理,云南是中国稀有金属的王国,大理不仅有铅、锰、锡、铜等丰富的矿产,还有宝石和金矿脉,金银、光珠、琥珀、水晶、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石、翡翠、犀角等奇珍异宝数不胜数,再加上这里风光秀美,物产丰富,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是最适合人类生活居住的地方。


耶和华在伊甸园里种满了果树,亚当和夏娃可以随意采摘树上的果实充饥,唯独不能吃生命树的禁果,而大理土壤和气候很适合于果木生长,水果丰富,大理雪梨,鹤庆香蕉、宾川橘子……一切应有尽有,可能早期的伊甸园并不适合苹果树生长,耶和华费了很多心思才种活一棵苹果树,产量还不高,就结了一个,没想到竟然被亚当夫妇偷吃了,才大发雷霆,将其赶出了伊甸园。


并且,伊甸园里有4条河流,恰好云南大理这里也有四条水系,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先后汇集道这里,然后分道而奔向不同的海洋,而红河的上游也好似一把楔子,插进澜沧江与金沙江之间喇叭口。这四条水系形同一把扫帚,由西北向东南展开,为广大地区提供水源并调节气候,让大理变成了美妙的人间天堂。


《圣经》中所描述的伊甸园究竟在哪里?有的人是尽一生的努力,为此倾注了一辈子心血,更是牵动了不知多少神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的心,毕竟找到了传说中的伊甸园,或许就能知道人类诞生之前的秘密,满打满算也就几百万年的历史,对于地球46亿年的沧桑岁月,真的不值得一提,或许也能洞悉人类进化之谜,到底是谁成就了我们,以及我们存在的意义。


网文《伊甸园在哪?有人说在中国天山?》报道:


《圣经》记载伊甸园在东方,有四条河从伊甸流出滋润园子。而中国四川刚好就是四条河的意思,而且四川盆地气候宜人,适合各种生物繁衍。


创世纪记载伊甸园流出四条河,比逊河、基训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前两条河可能因为大洪水或者地质运动已经消失了,又或者虽然还存在但因为历史变迁而难以考证,但庆幸的是后两条河位置是非常明确的。那就大致可以确定伊甸园位置了,应该在美索不达米亚北方,根据描述推测大致今天土耳其东南(安纳托利亚东部)、伊拉克西北角、或叙利亚东北,总之大致在这片区域。目前这片区域为库尔德人聚居地。


一些猜想:


1994年,在土耳其南部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哥贝力克遗址,年代为BC1.2万年前,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大型人类祭祀遗址,中央被认为是神殿,其年代之久远,雕刻之精致,规模之宏大震惊了学界。而该遗址位于两河流域的源头,恰恰位于上文推测的伊甸园位置范围。当然,目前没有发现任何考古证据证明其与伊甸园有联系。但可以证明,在这片区域很可能就是最早出现原始宗教的地区。


圣经中说从伊甸园流出四条河,比逊河、基训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但因为前两条无法找到,所以位置成谜。


我补充一个小点,单看圣经无法找到,但旧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出自于苏美及巴比伦等文明的记载,所以可以在里面寻找一二。


之前提过Nibiru的废王Alalu逃往地球寻找黄金的故事,后续Anu王派Alalu的女婿Ea(即Enki)和他的儿子Anzu带队去地球寻找Alalu,当宇航舰在地球降落时,就是降落在有四条河流交汇的地方附近。这个地方在哪呢?


当时距今约44.5万年,地球处于冰河期末期,那里附近的陆地大多为沼泽,宇航舰无法降落在沼泽,于是停在了波斯湾上。降落后他们一起简单快速的建设了地球上的第一个根据地,也就是Eridu,意思是Home far away,遥远的家。当时的Eridu,应该就是现在伊拉克境内的Eridu遗址。


伊甸园约在36万年前建成,所以当时的4条河流现在只剩两条并不奇怪,而且36万年以前图上的很多像Uruk,Kish,巴比伦之类的城市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伊甸园的选址也只会在Eridu附近。圣经中记载的四条河流从伊甸园流出,并不一定要在这四条河流的源头。所以有理由相信,与其他答主的答案正好相反,我认为当时的伊甸园就在现在的伊拉克东南方向,离Eridu遗址并不会太远。


网文《哥贝克力石阵》报道:


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又名为“哥贝克力山丘”。在土耳其语中意为“大肚子”。石阵位于土耳其东部乌尔法市郊近十公里处,1994年,由一位库尔德族牧羊人在一个像大肚子的山丘上发现。主持哥贝克力丘挖掘的行动者,是德国考古学会的克劳斯·施密特。经鉴定为前陶新石器时代A期,证实有关遗迹至少有一万二千年历史,甚至是一万三千年的历史,比埃及金字塔还要早八千年出现,是人类至今在地球上发现最早的文明遗迹之一。


哥贝克力的石阵建于公元前9600年,比吉萨大金字塔还早7000年。克劳斯·施密特自1995年,对整个山丘约9万平米的面积进行雷达探测,至今已掘出四十五块类似的T型巨石,他们距离5至10英尺围成圆圈,预计还会有更多的石头会出现;地磁调查报告推测还有好几百块直立的石头等待发掘。


形状的是一些矩形或T字形的巨石,大致像是埃夫伯里石柱群(Avebury)或英国史前时期巨大的石柱群(Stonehenge)的样子。这些直立的石头上多半雕刻成主要是狩猎时代的野猪、鸭子、长蛇,以及小龙虾与狮子。


考察

1960年,芝加哥大学及伊斯坦布尔大学的考古学家是第一批前来哥贝克力丘调查的,他们登上山丘,瞧见某些破裂的石灰石板,便立即推定这儿只不过是个中世纪的废弃坟地。芝加哥大学及伊斯坦布尔大学的考古学家们认为,哥贝克力石阵只不过是拜占庭时代前哨部队活动留下的痕迹、没多大意思。


1994年,施密特前来本区考察史前遗址后,便一眼断定这儿一定有人类活动的产物。他意识到,几千年前曾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聚在此地一起工作过。他认为哥贝克力丘是平缓聚拢的小丘,比四周平地高约十五米,一点儿也不像更远处的陡峭高原。并且石灰岩板不是拜占庭时代的墓碑,而应该是历史更加久远的某样东西。


翌年,施密特和德国考古研究所、尚勒乌尔法博物馆合作,与五位同侪重返哥贝克力丘,率先掘出第一批呈圆形排列的史前巨石。


考察团队发现在地面以下几厘米的地方,埋没著一块、又一块雕刻精致的多根直立石柱形成的圆环,圆环中心为两块巨大的T型石柱。


史前文明


克劳斯·施密特教授认为哥贝克力石阵比英国巨石阵还要早6000年。出于目前尚未摸清的原因,哥贝克力石阵的圆环似乎逐渐呈衰减趋势。每隔几十年,人们就把大的圆环石柱埋起来,用新石块制造较小的圆环取代。之后,所有圆环都用碎石填满,人们再在附近造一处全新的。整个遗址大概就这么修了填、填了又再修地过了几百年。


最早期的圆环最大,在技术和工艺上都最为成熟。随着时间的推移,柱子越来越小,造型也越来越简陋,树立安放的也越不整齐,哥贝克力人们的修筑技艺似乎每况愈下。直到公元前8200年,哥贝克力石阵圆环似乎完全陷入停滞,哥贝克力石阵彻底的衰败,变成比四周平地高约十五米的土丘,深深埋于地下,直至库尔德牧羊人踏上人造山的1994年为止。


说法

施密特教授认为要造出这种规模的程度,需要几百人花费至少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建造出来。这一说法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认为在1.2万年前人类还处于石器时代,不具备这种建筑能力。


从石阵的建筑特征上和雕刻图案来看,象是一种宗教形式或是祭拜的场所。这些人可能汇聚在一起祈祷,然后发现光靠狩猎无法供给这么多人食物,所以他们开始在山坡种植牧草;由于宗教信仰大家聚在一起,促使大家开始农耕。


地理环境的确支持这个说法,这个绵延的安那托力亚平原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而且世界上第一批饲养的猪只就是起源于离哥贝克力山丘60哩处,全球的小麦、裸麦、燕麦也都发源于这一带,这一带是个鱼米牲畜富饶之地。也有人认为,这里可能就是《圣经》故事中伊甸园的所在地。


伊甸园是一个象征,即人类精神文明出现之前那个妙不可言的世界。世界是一种奇妙的玩意,你不观测它,它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呢,不具备精神文明的生命是无法观测世界的。


伊甸园其实并不是个物理地点,它在每个人体内,任,督,左,右四脉的交汇处,也就是所谓四条大河之间。具体在哪不剧透,剩下的参考道家那些,中国人更容易理解。


在波斯湾的海底,四河交界的海滨,四条河分别是基训河、比逊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这四条河的交汇之处,目前在海底。


谢选骏指出:埃及文明诞生的时候,撒哈拉沙漠其实水草丰茂的——是文明的罪恶毁灭了自然纯净。如果消灭了罪恶的文明,能否恢复纯净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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