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中国称呼》报道：
“中国”一词的用法多种多样，持不同语言、政治观点或意识形态的人可能对中国的地理范围和历史上各政权的正统性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
历代演变
秦代疆域自战国时期以来约两千年间，“中国”在地理上指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地区未包含。“战国时期以来约两千年间，中国在地理上指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中国地区的王朝建立之时间最早，经济、技术和文化水平较高，为外夷效仿的典范，是有所谓礼仪之邦；战国策（赵二）描述“中国”为：“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楚之所义行也。” 孔子明春秋大义为：“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的不断融合，中国涵盖的地域和文化内涵也逐渐阔大。
汉朝以后，少数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便以中国自居。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建立的北魏自称中国 ，将南朝叫作岛夷；同时汉族建立的南朝虽然迁离了中原，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北魏为魏虏，两方均有非我族类的意思。如：《晋书》苻坚对其弟苻融言“刘禅可非汉之遗祚；然终为中国之所并”。“中国”一词的政治意义在辽宋和金宋对峙时期更显突出：辽与北宋、金与南宋都曾自称中国，且一度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这里的中国一词，是和王朝的正统性紧密相连的。（谢选骏指出：这就像现代南北朝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一样的。）
由于“中国”主要是地理、文化和政治概念，所以和民族的关系甚小，古代中国人也没有近代西方式的民族概念。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无不出自“蛮夷戎狄”，华夏族便是夷夏不断融和的产物。五代时吴越王钱镠临终时要子孙“善事中国”，此“中国”是指沙陀族在中原建立的后唐。五代有三代（后唐、后晋、后汉）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新旧《五代史》都把他们视为正统，而把南方汉人政权放在次要地位，只称梁、唐、晋、汉、周为中国，却不称南方立国的各汉族政权为中国，北宋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十国世家年谱》言“十国非中国之有也”。南宋时，女真族控制中原地区，《宋史·儒林六》陈亮在上孝宗书中说，不能“置中国于度外”要经营荆襄“争衡于中国”（其中的“中国”，前者指中原地区，后者指占据中原的金国）。因此，在很多古人眼里，中国不仅是汉族人的中国，还是个包含不同民族生活的国度。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满清的雍正皇帝在其著作《大义觉迷录》中宣称：“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至清朝后期，“中国”一词已经有着超过三千年的使用历史，一直只是作为一种泛指的词汇来使用，不曾将“中国”两字明确作为其政体的直接名称。清廷与西方国家交流时，虽然往往按照传统的观点以世界中心自居而使用“中国”这个名称来称呼自己，但在多数官方正式文书上还是把“大清”作为国号，与“中国”混合使用。直至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中国”这一称谓首次具有了法律上的意义，是为中华民国的简称。在实际的语言操作中，“中国”一词依然具有地域、文化和政治的多重意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自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以来，在国际上的主流认知中，“中国”逐渐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词义争议
但在使用中，仍有很多人把中国作为民族概念来使用，而不承认外族统治下的朝代为中国，并认为即使外族政权自称为中国，也不是真正的中国，如鲜卑的北魏、北周，沙陀的后唐、后晋、后汉，女真的金，满洲的清等，因为近代以前的政权所自称的“中国”通常指地理概念上的“中原”而不是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亦有观点认为，即使历史上的某个政权自称中国政权，也未必代表它就真的是中国政权。
满清入关，大儒顾炎武提出了“亡国”与“亡天下”之辨。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学者黄宗羲所言：“明亡于闯贼，乃亡国也，亡于满清，则亡天下”、“亡天下者，衣冠易改，披发左衽矣。”有人认为，这里的“亡国”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权消亡，这里的“亡天下”则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沦亡。但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并非指民族国家的灭亡，而是指纲常伦理的沦丧，顾炎武原文所举例子的也是魏晋之人好老庄而弃儒学乃是“亡天下”。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根据这种观点，明朝已有民众把满清入关与以前的改朝换代严格区分开来，认为以前的改朝换代只是中国内部的政权更换，而视满清入关为外侵。
根据史料，日本也曾自称“华夏”、“中华”。例如《大日本史》卷117，载奈良时代藤原广嗣在西元740年（大唐开元二十八年）上表日主：“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二战结束，日本天皇在《终战诏书》中还把日本称为“神州”，但是日本和中国显然是两国。有说法认为，判断历史上一个政权是否是中国政权，主要看它与前一个中国政权的关系，是以国内政权更换的形式取代前一个中国政权，还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取代前一个中国政权。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民族与文化的概念。中国是华夏汉族建立并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国家。从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到岳飞的“精忠报国”等名将都有着国家为先的思想；在每一次遭受外侵，古代中国人都奋起抵抗。孔子在论语中评价管仲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有了管仲，华夏没有亡于外族。“披发左衽”的反义词是“束发右衽”，也就是华夏汉族的发型服装，是华夏汉族和华夏汉文化的代表。所谓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这里的“夷狄入中国”指的是归化、内附中国，不是以外来征服者的姿态征服中国。
观念：世界观、中国民族主义、中国中心主义、小中华思想、中国观和古代东亚朝贡制度
古代中国人认为，世界是天圆地方的，中华民族则是位于该世界中心地区的民族群体，其所在地称为中原；中原以外的地区是“化外之地”，居住在化外之地的周边民族是“蛮族”，并有“东夷”（泛指日本、朝鲜、琉球）、“南蛮”（泛指山越、百越族人所在地，包括现代中国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地区和越南、缅甸等）、“西戎”（泛指现代中国的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和四川羌族聚居地）、“北狄”（泛指位于蒙古大漠、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地区的犬戎、中山、东胡、乌丸、夫余、靺鞨、匈奴、回纥、契丹、突厥、蒙古、鞑靼等北方游牧民族）之称谓。古代中国认为天子位于世界（天下）的中心，外为诸侯、庶民，然后便是“朝贡国”，即“蛮族”或“化外人”，必须向天子朝贡；并对外族有贬低之称谓（例如倭指日本、鞑虏和鞑子指入主中原建立清朝的满族等）。这些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的君王统治制度，促成了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并对20世纪新的中国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人自唐朝以来，便一直认为这个宇宙是天圆而地方的，整个地是平坦的，空中物体围绕大地，中国位于正中，因而得名；而化外之地则是蛮夷的居住地，必须朝贡于天子诸侯。当然，因为后来科学技术的实证，这种中国式世界观念自然就被打消了。
历来称呼
中华、华夏、神州、赤县、（诸）华、（诸）夏、中夏、区夏、方夏、函夏、海内、禹域、禹迹、禹甸、九州、九牧、九区、九域、八州、九囿、九土、九野，等等……
外语称呼
相当多的西方语言称中国为China（英语或者德语）、Chine（法语）、Kina（瑞典语）、Cina（读作chi'na，马来语）、Sina（现代拉丁语）或其变体。这个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其中最常见的说法是“秦”、“契丹”、“丝”、“赤那”等，以往也被称为“茶”和“昌南”，但这两种说法已经被否定。
有历史学家考证后认为，China、Chine、Kina、Sina等词汇来自“秦”的音译。这里的秦不仅指秦朝，而且也指西周和东周时期的秦国。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秦人通过当时的玉石之路来与西方人进行贸易往来。
俄语称中国为Китай，这是源于“契丹”一名；由于辽朝和西辽自9世纪至13世纪长期是中亚的霸主，所以在此期间兴起的斯拉夫语族和突厥语族诸民族均以契丹为辽朝及其以南的宋朝等中原政权的代名词。现在仍有十几个国家将中国称为“契丹”：斯拉夫语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等）称中国为“kitai”；突厥语国家（中亚各国）称中国为“Kaitay”、“Kathay”、“Hatay”、“Katay”；西亚国家（伊朗、阿富汗、伊拉克等）称中国为“Katay”、“Khatay”。
另有看法认为China等名称是来源于“契丹”这个名字，因为宋朝时的欧洲与中国的贸易都是通过中国北方的契丹民族而转手，欧洲人因此而把“契丹”和契丹人所经营的货物的来源地相混同；但China一词的出现远早于宋朝，拉丁语词汇“Cathay”则来自奥斯曼土耳其语的“Kathay”一词。
据说，中国在古印度语梵文是cina、chinas，在希腊语是Sinai、Serica，在古拉丁语是Sinae。但古印度人和希腊罗马人的“cina”等词究竟何指，目前没有定论。古印度典籍最早提到“cina”是公元前10世纪（有的学者提出是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15世纪）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 有学者认为“cina”是指西周的秦国，（卫匡国 Martini.Martin，1614－1655），但也有学者认为指古蒙古部落戎狄，sino为赤那之地的音译（意思是狼）。“cina”更可能为古印度人对东方国家的称呼而不是特指中国。
古代中国在中亚另有一别名“桃花石”Tabgach，据研究，可能出自长期统治中国的鲜卑拓拔部的名字。
还有观点认为英文中的“China”是来自瓷器china，而瓷器一名又是得自“昌南”，即中国古代瓷器的主要产地之一。但事实是，China首先指代的是一个东方国家，用china来指代瓷器则是晚近的用法。
“China”一词在今日西方人的日常使用中通常泛指中国地区，不一定特指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或澳门，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还不包括西藏。国际厂商和品牌一般使用在列表前标示“国家和地区”等方法来弹性解决这个问题。
在日语中，原来很少称中国为“中国”而直呼各朝代名。从10世纪开始，日本本州西部山阳、山阴地区也叫做“中国地方”，当时日本分为“近国”、“中国”和“远国”。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借用佛教经典中的称呼“支那（Sina）”来指称中国。这种称呼逐渐带有贬义。二战结束后，日本外务省自颁布通知书禁止使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支那海”等在现在的日本已经演变称日文名词，改用片假名拼写。不过因为同样使用汉字，一部分日本人认为“中国”或“中华”这些称呼是在刻意赞美。
此外，自古有些文化优秀的民族，每视其本国为世界之中心，故自称“中国”，对他国则称“边国”。在印度，Madhya-desa音译是末睇提舍，意译即中国，原本是指位于恒河中游的地带，古称为拘罗国土，此地即是婆罗门文明之中心地，婆罗门教于此地区建立其坚固之基础，又称为婆罗门国、雅利安邦。及至佛陀时代，中国则大抵指以摩揭陀、憍萨罗为中心的区域，佛陀即以此一地区为行化重心，当时此地在政治、文化等任何方面皆成为印度新兴势力之中心，为了有别于婆罗门教之“旧中国”，故也称其为“新中国”。另据贤愚经卷七记载，“中国”又指罗悦祇、舍卫、王舍城等地，其数众多，不能具说。故在佛教与佛典中的“中国”，指的是有正信佛法弘化的国家与区域。于是而有中国难生，如来难遇等等的说法。
来源注释
古时“中国”含义不一：或指京师为“中国”。《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史记·五帝本纪》：“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集解》：“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或指华夏族、汉族地区为中国（以其在四夷之中）。《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又《礼记·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而华夏族、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因称其地为“中国”，与“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含义相同，初时本指今河南省及其附近地区，后来华夏族、汉族活动范围扩大，黄河中下游一带，也被称为“中国”。《晋书·宣帝纪》：“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中国”指立国于黄河中下游的魏国）。甚至把所统辖的地区，包括不属于黄河流域的地方，也全部称为“中国”。《史记·天官书》：“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
谢选骏指出：我的《中国文明整合世界》（2004年初版）一书所定义的“中国”，就是指中心城市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样的“中国”，可以位于任何地区；这样的“中国文明”，可以指代任何文明中心——唯一的条件是，必须具有独一无二的统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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