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日本历史的修正主义者都是一群懦夫

谢选骏：日本历史的修正主义者都是一群懦夫

网文《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的攻势——一个法国博士生关于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调查报告）（Saturday, August 13th, 2005 10:36 pm 阿尔诺.南达(巴黎第七大学) 翟华 译）报道：

 

译者说明：这篇调查报告是一位法国博士生阿尔诺·南达（Arnaud Nanta）在日本实地搜集资料之后用法文写成，题目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的攻势”（Japon: l’offensive des négateurs de l’Histoire），完稿于2001年5月。虽然是一篇学生的作品，时间也已经过去了4年，但是文章内容详实，真凭实据清晰地揭示了50年来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发展脉络，得出了“历史修正主义者”在日本抬头的结论。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在文章中将部分搜集到的文献扫描，把否定历史的图书封面和漫画的内容公之于众，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在日本审定新的历史教科书、中日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今天，这样的严谨学术调查远比激昂的呐喊更有实际意义。谨以此译文献给中文读者，并向阿尔诺.南达先生表示敬意。由于原文是法文，所以部分汉语译名不一定规范，文中涉及的部分日本人名地名的汉字写法还有待查证，望读者见谅。限于篇幅，原文的部分注释与参考资料没有译出，请有兴趣的读者参见原文（http://www.amnistia.net/news/articles/negdoss/japnega/japnega.htm）。

（一）1945年以来日本修改教科书的历史概述

（1）家永三郎的诉讼

第二次日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占领当局（1945-1952）的主导下日本的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改革。首当其冲的改革就是教育体制改革，以1946年新版的小学、初中、高中教科书为标志。这些教科书里明确描述了日本军队在二战中的侵略行为，包括发生在1937年死亡高达30万平民的南京大屠杀。这些教科书和其中的立场成为了战后否认战争罪行的人的眼中钉，认为书中的内容有“倾向性”。1955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一年，日本政府发布了“教育条例手册”，明确了核准教科书的标准和规范。教科书的核准制度得到了严格执行，80%以上的教科书都遭到了否决。这本条例对此后二十年教科书的编撰起到了深刻的影响。根据这个大纲的精神，教科书的编纂者通过玩弄文字游戏的方式改写了原有的教科书。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和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包括慰安妇和大屠杀）甚至日本遭受的原子弹灾难都被淡化甚至消失，“侵略”也被变成“进入”所代替。

1960年12月，东京教育大学（1970年后更名为筑波大学）教授家永三郎领导编纂历史教科书，其内容与“条例”的要求不相符合，因而没有得到核准。家永三郎于是决定通过法律手段提出诉讼。1970年7月，在该案的二审中，法庭宣判对家永三郎所编教科书的封杀属于非法和违宪。此后，日本文部省的态度有所收敛，从前被删去的一些内容重又在教科书中出现。在1974年、1975年初中、高中教科书中可以看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2）1982年的“政府见解”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又开始了新的一波篡改历史的行为。这次他们不仅继续玩弄文字本身，而且质疑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南京大屠杀、性奴隶（慰安妇）、731部队（在人体身上做细菌实验）都成为了“战争中由于混乱所发生的行为”。日本的行为招致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在1982年7-8月间日本政府提出正式交涉。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表示了歉意，并且在8月26日以官房长官名义发表的政府见解中表示充分倾听批评意见以改善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并承诺在政府的责任内对教科书作必要的修改。日本政府在有关核准教科书的条例中增加“邻国条款”。在此同时，家永三郎对日本政府的诉讼在三审中再次获胜。可以说1985年以后直到90年代中期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势力受到了一定遏制。1984年的高中教科书、1985年的初中教科书都包括了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有些教科书甚至还提到了731部队。1994年的初中教科书、1997年的高中教科书还提到了“慰安妇”。

（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建立

（1）1993-1997年：转折点

1993年起，开始了第三波篡改历史反对“倾向性教育”的风潮，到1996年形成了一定气候。其中的首要步骤是在自民党内成立的“历史检讨委员会”（rekishi kent? iinkai）。该委员会成员包括有后来担任过首相的人物（桥本龙太郎，森喜朗），参议院和众议院宪法调查委员会主席（Nakayama Tar，Murakami Masakuni），共有105个成员（76位众议员和29位参议员），其目的是要对“大东亚战争”做一个审视和总结。1995年8月该委员会发表了对“大东亚战争的总体认识”的报告，代表了自民党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并且提出了对抗“倾向性教育”的具体措施。这份报告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不是一场侵略战争，而是一场自卫战争，也是解放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第二，日本没有犯战争罪行，类似“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这样的罪行纯属编造和虚构；第三，日本的一些教科书中关于日本侵略亚洲国家以及造成的损失的描述属于不实之词，因此需要考虑重新编撰新的教科书；第四，需要推动一场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国民运动”，改变日本全体国民对历史的认知。

自民党历史检讨会的另一个功能保证自民党内历史修正主义者后继有人。为此，专门成立了“日本青年议员历史教育和思考未来会议”。1995年1月，又成立了以藤冈信胜（Fujioka Nobukatsu）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中心” 。这个“中心”成立一年多后的1996年夏起就在其机关刊物“当代历史教育改革”杂志（2001年2月停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用“反日”、“自虐”、“邪恶”等词汇，强烈攻击在家科书中提及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的历史。研究中心的活跃人物西尾干二（Nishio Kanji，电器通讯大学教授), 藤冈信胜（Fujioka Nobukatsu，东京大学教授), 高桥史朗（明星大学教授），坂本多加雄（Sakamoto Takao，学习院大学教授)以及小林善纪 (漫画家)在1996年12月公开宣布他们将编撰供中学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并且在翌年1月份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到2001年3月该委员会的成员达到了10,445人。

（2）“国民运动”

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和以修改宪法第9条为纲领的“日本大会”（nihonkaigi）两个组织共同推动“国民运动”，修正历史。这两个组织还得到《产经新闻》和部分政界人士的大力支持。2000年4月，“改善教科书联络会议”成立，加强各个右翼团体之间的协调。自1997年起的四年内， “国民运动”的各类出版物超过400种，全国各地大小会议、研讨会700多次，“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还成立了48家地方分支机构。

为了达到他们修改教科书和教育体系的目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活动采取多种方式。1998年6月由伊藤俊也导演的电影《自尊》（Puraido）上映，为甲级战犯包括1941年到1944年统领皇军的东条英机涂脂抹粉，企图翻东京大审判的案。他们还针对“战争文献中心”和“和平博物馆”的出版物进行反宣传，并且采取暴力行动破坏中国电影《南京1937》和韩国一部关于慰安妇的影片的上映。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并不满足于宣传活动，他们还采取直接破坏行动，派出捣乱分子骚扰针对右翼组织的集会。他们的活动逐步升级，通过互联网、传真机对反对他们的人或者参与上述中国、韩国电影拍摄的人，甚至对公立学校的教师进行造谣诽谤和人身威胁。“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还在各地散发传单，煽动民族情绪。其中在东京散发的一份传单是这样写的：

“公民们！一个社会的根基就是教育，而我们的教育正处在危难之中！学校的教育已经无可救药，惨不忍睹。日本的教育正在消亡。我们是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你们一定从《国民的历史》一书对我们有所了解。不管怎样，我们要都要站出来，在我们的祖国日本衰落的时刻我们不能再沉默。”

除此之外，右翼分子特别利用漫画在青少年中扩大影响。90年代中期以来，在极右势力宣传战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就是漫画家小林善纪。小林在“药害艾滋”和“奥姆真理教”两个案件中大出风头，赢得了高知名度。在小林被奥姆真理教列入诛杀的黑名单之后，SAPIO杂志以维护言论自由的名义接纳了他，SAPIO从此也成了小林发表作品的阵地。SAPIO是双周刊，属于保守派的舆论阵地，尤其以其反韩立场特别引人注目。小林将《产经新闻》的文章改编为漫画系列作品《傲骨精神宣言》。这些漫画作品，将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内容混杂晦涩，为日本否定历史大造舆论。该系列中的《战争论》就是一部代表作，鼓吹日本当年的侵略战争是为了保护亚洲不受“肮脏的白人”侵略，将南京大屠杀说成是“南京谎言”，还不仅指责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这样SAPIO成了公开诽谤的阵地，小林借助这个阵地向敢于质疑“国民运动”的大学教授、政府官员或者新闻界人士大肆进攻，不惜使用“愚蠢的知识分子”、“肮脏的左派”这样的字眼。小林还在漫画系列中丑化中国人的形象，攻击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小林善纪在发《台湾论》之后，在2001年3月曾一度遭台湾当局禁止入境。在《台湾论》中，小林通过访问台湾的一些年长的“亲日”人士，为日本在占领台湾期间（1895-1945）的作为辩护。这部书引起了很大争议，其中的部分“访谈”内容被证实是小林编造的，或者被严重歪曲。

（三）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活动

（1) 出版《国民的历史》

按照“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章程，该委员会确定要在1997-1998年出版中学用历史教科书。1997年11月，在其机关刊物《历史》上该委员会宣布教科书的出版将由产经新闻社和扶桑社负责。产经新闻在1998年1月9日的一篇文章中也披露“编纂新历史教科书委员会”已经开始编纂新版教科书，争取在下次文部省审批教科书的时候报批。

编撰会当时忙于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教科书的撰写执笔工作。一开始执笔是由坂本多加雄负责，但其提出的教科书草案不够满意，所以“编撰会”又换将由西尾干二和藤冈信胜负责重写。第二，作为新版教科书的前奏和“试点”，由西尾干二亲自执笔写一本著作，即“国民的历史”，于1999年10月出版发行。

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出版后，“编撰会”自称该书的销售量在出版的当年底就达到了60万册，五个月内高达75万册。2000年4月，在文部省开始审定教科书前不久，《正论》杂志将《国民的历史》一书捧为“畅销书”。表面上看，该书的确在两个月内曾经占据书市的畅销书的榜首。但是，在这两个月内，却出现了“编撰会”的地方分支机构无偿将该书分发给读者的奇怪现象。这种无偿发书违反反垄断和言论自由（含涉及诽谤的条款）的有关法律的，也违反了不能为教科书做广告的有关法律规定。“编撰会”辨称该书与教科书的编写毫无关系，只是有咨询性质的思考。“编撰会”的秘书长高森明敕（Takamori Akinori）也否认曾经给该会地方机构下达指令无偿分法《国民的历史》一书。

从这件事上，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营造“畅销书”，造成“编撰会”获得广泛支持的假象，试图给正在审定教科书的文部省施加“民意”压力。第二，团体购书加上邮寄的费用超过1亿日元，资金来源令人质疑。第三，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无偿分发该书充分表露了“编撰会”的真实面目。实际上，根据邮局的有关记录，“编撰会”打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关心下一代教育父母协会”的名义，在1999年11月2日至10日间大量邮寄《国民的历史》。因此，从时间上看，无偿发书的行为并不是“编撰会”所声称的是在该书上市之后，读者已经看过该书的情况下才分发的，而是在该书上市之初的精心安排。

（2）“编撰会”的新编中学历史教科书

2000年4月，“编撰会”的新编历史教科书送交文部省审定。这里概述一下这部教科书的内容和主要问题（我们获得了一本送审的教科书清样的复印件，该版本已在2000年春在部分中学中流传）。

1）藐视前人历史研究的成果，否认历史是一门科学。在该教科书“历史研究什么？”的前言中，作者宣扬相对主义和种族中心论，以文献不足或者相对价值观为理由，认为不可能认识和理解历史事件的真相。

2）藐视宪法。该教科书认为1889年的帝国宪法是应该遵循的好宪法，吹捧1890年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全文收录在教科书内，却没有说明该敕令已经在1948年6月废止），进而公然挑战现行宪法，认为是占领者强加的不公正宪法。

3）将对中国的侵略合法化，声称战争是因为中国不遵守商业协议，并在满洲里和卢沟桥挑起事端所引起。

4）将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战争描述为“自卫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是“编撰会”的中心论点。按此逻辑，1960年联合国关于非殖民化的宣言居然被等同为1943年“大东亚会议”。1941年12月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居然被说成是被美国和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日本的，日本在无奈的情况下才向美国宣战。

5）不承认日本的战争罪行和造成的损失。教科书里面没有任何关于战争罪行的描述，慰安妇、抢掠资源、强制迁徙、劳工等等都没有提及，南京大屠杀被描述为“欺骗”。相反，教科书对日本遭受的损失却大书特书。

6）美化战争。“大东亚战争”部分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战争总是悲剧。但是在战争中分清是与非是困难的。我们不讨论谁是战争的正义一方，谁是非正义的一方。当国家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在无法政治解决的情况下发生冲突，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当时日本人决定不在美国人面前不战而降。”教科书却没有对日本国内和占领国内反战的声浪轻描淡写。

7）藐视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人民，将殖民地合法化。教科书将中国和韩国人民描述为深受孔教影响的顺民，与勇于和帝国主义白人侵略者斗争的日本人形成鲜明对照。朝鲜半岛被描绘为指向日本的致命武器，因而1910年吞并韩国也就理所当然了。关于“韩日合并”，教科书是这样写的：“这个政策措施得到了欧洲列强的支持，以便维护东亚的秩序。日韩合并是保护日本安全和在满洲利益的必要措施。这完全是合法的行为，与当时的国际法原则相符。”

8）以天皇为中心描述历史，混淆历史和传说

9）充斥日本民族和日本文明的超人和优越的说教（日本是独立出现的人种等等）

10）歪曲现行宪法，并且建议修改现行宪法。

（四）历史修正主义者的攻势

（1）外务省“阴谋”

2000年7月起，“编撰会”的新教科书受到了来自日本国内（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国外（中国、韩国）的强烈批评。新教科书的作者藤冈信胜质疑外界如何得到了“编撰会”送审的样书，声称这是偷窃的违法行为。实际上，正是“编撰会”和“扶桑社”自己早在2000念月起就将样书的复印件在一些中学散发，因此书的内容为外界所知。

2000年10月30日，教科书审定委员会负责历史教科书审定的十一名成员之一野田英二郎（Noda Eiichir?）突然被调离其岗位。野田曾任日本住印度大使，2000年4月才调任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在10月初，就风传一个教科书审定委员会的成员向其同事施加压力，要求否定带有军国主义色彩并可能伤害邻国感情的历史教科书。产经新闻自10月13日起连篇累牍地在头版不指名地报道“某”前任外务省高官在审定历史教科书过程中向审定小组成员施压，强烈要求公平审查教科书，不受外务省的影响。

产经新闻（在报道中从来没有提到它本身就是引起争议的新版教科书的出版者）的演绎的故事很简单：野田曾在2000年9月19日与日本外务省一位前任高官和一位主管教科书事宜的官员见面，因为外务省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强大压力下，所以希望通过野村这位前外交官对教科书的审定施加压力，拒绝批准北京不喜欢的教科书。这是共产党中国对日本内部事务的无端干涉，云云。

在这同时，漫画家小林善纪在SAPIO杂志上也开始指名道姓地攻击野田英二郎，并认定这是中国通过外务省，而外务省又通过野田进行的一场阴谋活动。小林的漫画点明野田不仅是前任驻印大使，而且还担任日中友协副会长，是破坏教科书审定的阴谋分子，并强烈要求立即撤换野田。10月16日，“编撰会”写公开信给文部省大臣大岛里森，并在翌日召开自民党“日本青年议员历史教育和思考未来会议”，要求推迟审议教科书并对野村采取措施。10月26日，自民党教育改革实施部正式以自民党的名义向文部省要求将野村调离并推迟审议教科书的会议。原定27日的会议就此推迟。对于事态的发展，文部大臣大岛的最初反映很不以为然，随后迫于舆论压力，最终决定将野田调离教科书审查委员会。2001年1月5日，野村和另外一位曾任加拿大大使的Nakahira Tatsu同时被调离文部省，野村事件最终落幕。

（2）NHK事件 

在2000年12月，“侵犯妇女权利国际战犯法庭”（民间组织设立的模拟法庭，判决并无强制效果）审理后不久，2001年1月30日发生了NHK（日本放送协会）事件。当时NHK准备连续四天晚上播放“如何看待战争”的系列片。这个系列片的内容分别是：法国和德国如何面对过去以及反人类罪的概念（1月29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意义（1月30日）；当今世界战争中妇女遭受侵害及其权益（1月31日）和对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思考（2月1日）。人们注意到，在这套节目的嘉宾里包括了以反对篡改历史著名的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

然而，观众们惊讶地发现1月30日那一期节目的时间比另外几起要短很多，而且其内容对“女性国际法庭”和国际法庭表达了批评态度。其实最感到震惊的是该系列片的编导，因为播出的内容与他们拍摄的内容大相径庭。原来，一伙属于极右翼组织的人闯入了NHK在东京的总部，对NHK人员进行人身威胁。于是，NHK在1月30日下午自行决定对预备当晚播出的电视片进行重新编辑后播出。该片最先摄制于2000年12月27日，在翌年1月27日和28日由20多位编导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编辑定案。但是，两天后播出的电视片的内容却做了实质修改，这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除了暴露出NHK内部管制方面问题以外（一个值班主编就可以改动节目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反映了日本新闻自由的局限性。事后，“战争中侵害女性——日本联合组织”（VAWW）等其他相关的民间组织、电视片的编导与制片人纷纷向NHK提出正式的抗议。

（3）“编撰会”的新版教科书审定通过

2001年3月，在文部省审查教科书结果即将公布的前夕，日本国内外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争议继续升温。3月16日，以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为首的17位作家、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联名向日本首相森喜朗和官房长官福田康夫请愿，呼吁政府关注教科书的审定，因为所有八部送审的历史教科书都在不同程度上掩饰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给邻国带来的伤害，并要求作出必要的修改。但是，这封信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在中国和韩国的抗议声中，“编撰会”的教科书得到了文部省批准。“编撰会”的下一个目标是要争取更多的学校采用它的教科书，使他们修正了的历史观得到广泛传播。教科书的作者藤冈信胜则宣布他们的目标是各地至少有10%的学校采用这本教材。日本政府已经表示他们不能干涉教科书的使用，因为决定权完全在地方的教育委员会手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在2001年4月21日召开的第14届研讨会，在弹冠相庆的同时，也做好了在风暴中继续推进他们的修正主义历史观的决心。历史还在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指出，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者其实是一群懦夫——他们就像一群罪犯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那么罪犯们为何敢于犯罪却不敢于承认呢？显然，因为害怕惩罚。在这意义上，为自己开脱罪责的罪犯，都是懦夫——日本历史的修正主义者也不外乎此。他们要是勇敢一点，大胆承认日本在战争中和战争的前前后后所做出的努力，那倒不失为一种大大方方的亮相，有助于显示他们的极限能力。可是他们不敢，白白错过了摘掉“小日本”的帽子的历史机遇。他们真是“大日本帝国”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