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如何减少文化冲突+种族冲突

《"怪物""蠢货"！华人女子被白人丈夫虐待杀害 录音曝光 不寒而栗》（2021-05-31 北美小窗口）报道：

密苏里州柏恩郡(Boone County)检察官奈特(Dan Knight)27日公布多段华女纪梦奇(Mengqi Ji)生前与其丈夫艾立吉(Joseph Elledge)间的对话录音，这些纪录显示，艾立吉长期心理虐待与操控威胁妻子。这样证据，证明了其后续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这起一级谋杀罪的案件，将在11月1日开庭审理。

密苏里州柏恩郡(Boone County)检察官奈特(Dan Knight)27日公布多段华女纪梦奇(Mengqi Ji)生前与其丈夫艾立吉(Joseph Elledge)间的对话录音，这些纪录显示，艾立吉长期心理虐待与操控威胁妻子，例如多次骂她是「怪物」、「蠢货」，他同时侮辱从中国来探望外孙女的纪女双亲，包括让不会说英文的纪父难堪且引以为乐，而纪母仅因使用砧板方式不如他意，就要求她「必须离开，永远不要回来」。

奈特(Dan Knight)所以向法官贾克柏斯(Hasbrouck Jacobs)提交的文件，主要请求法院允许将惨遭杀害的华女纪梦奇与其凶嫌丈夫艾立吉间的多段录音，列入该谋杀案的呈堂供证，奈特说，这些十分令人不舒服的对话，分别是由双方在不同时间、场合录下，他表示，提交此申请，目的是敦促法官驳回被告提出将这些录音从庭审证据排除的任何动议。

他说，由对话记录显示，艾立吉利用一种称为「煤气灯」(gaslinghting，此命名是根据1944年的电影而得)的心理操控手段，持续控制与洗脑受害者，令对方怀疑自己，最终失去本身的感知、身份与自我价值，他并提到，艾立吉的母亲，也是儿子虐待媳妇的同谋。

奈特表示，「录音证明被告杀害纪梦奇是因为他恨她」。

他举例一些录音内容，包括纪梦奇刚经历了辛苦的生产，且恢复遇到困难，艾立吉却一再告诉她「你已经完全康复」，还指责因为哺乳需要补充体力的纪梦奇「吃太多了」 ；艾立吉并自称自己是上帝，而妻子是「怪物」。

奈特说，许多的对话中，艾立吉不断指责与虐待妻子，还曾威胁自己要离开，让纪梦奇变成单亲妈妈；被告还承认过「有一种渴望想打妻子」，并指责称因为纪梦奇逼婚导致他被迫放弃自己赚大钱的梦想。

奈特并指控艾立吉的母亲帮助他操控与玩弄纪女，目的是「确保被告可以完全控制媳妇」。

2019年8月20日，艾立吉在最后一段录音中向纪梦奇说，「我不喜欢跟你结婚，不喜欢跟你住在一起，这是一段糟糕的关系，我很想结束」，他还说「我真的很想把我们的婚姻与关系打破」，奈特重申「这样的陈述，证明了其后续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

纪梦奇是在2019年10月8日晚间失踪，艾立吉直到10月10日才报警，今年3月25日，纪梦奇的遗骸在密州岩石桥公园发现，这起一级谋杀罪的案件，将在11月1日开庭审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期待正义的审判能带给逝去的冤魂一丝温暖，让恶魔回归地狱！

案件回顾

01、纪梦奇失踪

2019年10月8日晚21:15分，纪梦奇最后一次对外联络，之后音信全无，没有任何消费记录，也没有被任何监控系统捕捉到行踪。

中国的母亲委托了纪的朋友A（一名密苏里大学中国留学生）前往纪和Elledge租住的公寓查看。A在10月10日上午9点上门查看，并同时和纪的父母进行视频通话。

纪的丈夫Joe Elledge无法交代，只能向A以及纪母宣布了纪梦奇“失踪”，这是纪梦奇失踪消息第一次对外公布。10月10日当天（10月10日）下午，纪梦奇母亲委托纪在哥伦比亚的中国友人，在各群刊发了第一条寻人启事，引起广泛关注。

下午15:30分左右，她的丈夫Joe Elledge向哥伦比亚市警察局（911）报案。警察局随后于当天晚上18:00上门，对Elledge进行初步传唤，并且在住所起获了纪梦奇留下的手机，电脑。

10月15日又再一次传唤Joe Elledge，并在这个时间扣押Joe Elledge手机和通讯工具进行搜查，直至10月25日，警方正式宣布逮捕Joe Elledge，并对其住所和其他个人财物进行了搜查。

02、嫌犯口供

Joe Elledge向审讯人员供述，2019年10月8日晚上21:00之前，纪梦奇就已经在卧室上床。

他试图给她做背上的按摩，但这次纪梦奇明显兴致不大。于是，他在21:00点左右去客厅看油管视频并打电脑游戏。

晚上23:30，他走进卧室准备睡觉时，发现纪梦奇早已入睡。

2019年10月9日次日（10月9日）早上5点，他被婴儿啼哭所吵醒，发现纪梦奇已经不见了。

他起来看了一圈发现纪梦奇并不在家中，但手机电脑钥匙都在。由于睡眠不足，他在家兜了一圈就重新回到被窝，一觉睡到早上8点，才又被婴儿吵醒。纪梦奇还是不在，他只能起来给孩子喂奶。

Joe Elledge称其一年来从未给孩子喂食过，所有喂食都由纪梦奇完成。Joe Elledge供称，10月9日上午他发现纪梦奇的车，衣服都没有带走。但他并没有主动寻找自己的妻子。

上午10:30分，他决定带女儿Anna Elledge出门“散心”。他先开车往南，沿美国63号国道半小时到达州府杰斐逊城逛了一圈以后返回。

当天下午18:30分，他又出门了。

这一次仍然沿着上午的老路先向南，但在一半的Ashland即下了63号国道，折向东。对此Joe Elledge的解释是，他从Google地图里看到那里好像是一片森林还有健身步道，他想去那里带孩子走走路散散心。

但是他到了以后才大失所望，所谓的“森林”不过是围起来的农场。

Joe Elledge只好懊恼的离开，沿着原路先向西，上了63号国道以后往北回家，但是临近哥伦比亚时候，他又改变主意，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拐上了东西走向的70号州际高速公路（往西约20分钟到达了密苏里河畔小镇罗切波特Joe Elledge也对那个地方不熟，并开车去了MKT健身步道的一些入口。在被问到具体时间时，Joe Elledge表示不太清楚，但是晚上21:30分时候应该还在那里。

Joe Elledge说，晚上22:00回到了哥伦比亚住所。在10月9日一整天24小时，他都没有和任何人说起纪梦奇失踪的事情。

Joe Elledge供述称，他外出时，锁了公寓的门，并且带走了纪梦奇的钥匙，没有通过任何方式给纪梦奇留言。也就是说，如果纪梦奇真的是暂时出走，也没法回家或者找到Joe Elledge。（疑点重重的供词）

警察通过搜查Joe Elledge手机，发现他的供述有明显虚假。

通过GPS，Joe Elledge并未如口供所说，去了罗切波特后就掉头向东返回哥伦比亚，而是继续沿70号州际高速公路向西到布恩维尔，并继续往西，直到41号州道和70号高速交汇口，下闸道后沿着41号州道行驶到拉米河（Lamine River）附近，并在那里待了了45分钟，随后再沿原路返回驶上70号高速公路，并一路向西返回哥伦比亚。按照正常的行驶速度，驾驶时间在2个半小时左右，但无论是Elledge供词，还是手机数据，他整整花了4个多小时，说明存在诸多疑点。

MKT健身步道的正规开放时间为日出到日落，但因为没有大门，实际上全天开放。但天黑以后就几乎没有人。大半夜到处乱窜，也的确不合常理。

03、错误的婚姻

纪梦奇，1991年生。2012年前往密苏里大学留学，本科学业后攻读机械工程专业硕士学位，2014年12月毕业，随即进入哥伦比亚一家材料科技企业工作。

Joseph Elledge，1996年生，Oak Grove高中就读期间成绩优良，在堪萨斯城城市社区大学学习一段时间的大学预科后，2015年1月进入密苏里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本科学习，至2019年案发前，已是最后一个学期，原定2019年12月毕业。

自从2017年底至案发近2年间，两人无固定工作收入，纪梦奇帮他人翻译文件攒钱补贴家用。Joe Elledge则忙于学习。案发前，两人婚姻遇到相当大的问题，对此，Joe Elledge承认。

其他人证物证也揭露了两人时常争吵，尤其是Joe Elledge，在争吵中体现的自大，暴力倾向，控制欲，白人至上主义，成为其犯罪嫌疑的重要因素。

Joe Elledge供称：在案发前数月，纪梦奇就对他缺乏兴致。因此他“认为”纪梦奇在外面搞暧昧。在10月15日他还没被逮捕时，警方问他“你认为纪梦奇最可能在谁那里”时候，Joe Elledge闪烁其词的说道“我不想去想这些东西，我想现在专心学习把我的学位证拿到并且想想怎么养女儿”。

04、发现残骸

美国时间3月26日，一名远足旅行者在密苏里州岩桥立公园（Rock Bridge Memorial State Park）的偏远地区，发现了一具严重腐烂的人体残骸，并在四周找到了“纪梦奇”的驾驶证等证件。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不仅找到了“纪梦奇”的驾驶证，还有她的信用卡、银行卡和衣物等其他物品。虽然当时警方认为这具遗骸极有可能就是失踪18个月的纪梦奇，但最后通过DNA比对最终确定了身份。

引以为戒

华女纪梦奇的尸体寻获，让陷入焦灼的谋杀案审判出现契机。过去四年，包括纪梦奇在内，美国发生三宗骇人听闻的华女命案，或因涉及感情婚姻，或因误上陌生人车辆，或因情绪低潮松懈了对刚认识的人的警觉，她们的遭遇，足以让女性移民、女留学生引以为戒。

回顾这三起华女客死异乡的血腥案件，无一不让人毛骨悚然。移民生活并不像理想中顺利美好，每个人都应学习处理忧郁，学习面对困难；正要在人生道路发光发亮的三名女性，却在风华正盛时惨死，追悼三条无辜生命同时，所有女性都应从学会保护自己做起，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谢选骏指出：如何引以为戒？首先要知道，所谓“怪物”就是种族冲突的结果，所谓“蠢货”就是文化冲突的结果——种族冲突并不一定致命，文化冲突也并不一定致命，但二者叠加在一起，就可能致命了！其次要知道，那么，如何减少“种族冲突+文化冲突”的致命后果呢？法庭的“限制令”给予了一点启发——那就是不同的种族与文化，彼此之间要保持距离、减少接触！也就是说，“隔离”不仅是对付传染病的唯一方法，也是避免恶性“种族冲突+文化冲突”的唯一方法。

谢选骏：恐怖平民是恐怖分子的水

《围剿“伊斯兰国”头目时直升机故障 白宫“极度紧张”》（国际在线 2022-02-04）报道：

奥巴马政府时期，“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被击毙，成了奥巴马所剩不多的政治遗产之一；特朗普政府时期，“伊斯兰国”时任头目巴格达迪在美军行动中死亡，也成了特朗普日常吹嘘的“成就”……如今，上任一年烦恼缠身、支持率下降的拜登也迎来了他的时刻：2月3日，巴格达迪继任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阿布·易卜拉欣·哈希米·库莱希（Abu Ibrahim al-Hashimi al-Qurayshi）在美国特种部队的突袭中“自爆”而死。

CNN报道称，拜登监督了上任以来“最高级别的反恐行动”，白宫战情室一度“极度紧张”。作为拜登任内重要时刻，白宫有意大肆宣传一番，行动结束后不久，就发布了拜登在战情室“督战”的照片：

不过，此次行动还遭遇了意外，美军直升飞机在地面上遭遇技术故障，当时，在战情室“督战”的拜登紧张焦虑起来。最终，库莱希和家人居住的三层楼房的顶层突然发生爆炸——库莱希什“自爆”，他和家人的尸体被“炸飞”，掉落到房屋外的地面上。

行动结束后，拜登发布一封措辞特殊的声明，称库莱希“从战场上被抹除”（taken off the battlefield）。尽管《华尔街日报》称至少13平民在行动中死亡，但美方官员坚称，所有死伤的平民都是库莱希本人自杀所导致的。

至少6名儿童死亡，美方：都是对方造成的

当地时间2月3日，拜登在白宫罗斯福厅发表全国讲话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最高头目库莱希在美军的特战行动中死亡。“这个骇人的恐怖组织头目已经不复存在。（this horrible terrorist leader is no more）”

拜登强调，之所以选择使用特种部队（而不是空袭），是为了最小化平民伤亡，尽管这会给美军带来更大风险。《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救援人员表示至少13个平民在这场“斩首”行动中死亡，其中包括女性和儿童。

拜登表示，这场突击行动是“对恐怖组织的一个警告”。

“这次行动，证明了美国有能力消灭恐怖威胁，无论他们躲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拜登说。

在拜登讲话前夕，白宫首先发表一份声明，称“参与这场行动的所有美国人都安全返回祖国”。

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科尔比（John F. Kirby）在3日下午的记者会上表示，有无辜的生命死亡，但都是库莱希和他的部下造成的。科尔比强调，美军还从建筑物中疏散了10个平民，包括几名儿童。

关于行动的时机，科尔比表示，此前已经经过数月的策划，考虑到了情报水平、对目标人物位置的确定性、天气和行动条件等因素。“一系列因素都适宜，这场行动是在最佳的窗口期执行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确认，至少6名儿童死亡，还有1名女童“由于激烈暴力冲突”伤情严重。美联社一名当地记者称，现场发现至少12具尸体。

然而，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最初声明均没有提及平民的死伤情况。

关键时刻，美军直升机故障

综合《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消息，2月3日凌晨，约20至30名美军突击队员乘坐直升飞机，来到库莱希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住处周边，展开行动。武装直升机、无人机和攻击机在其身后支援。

这场行动与美军在2019年10月发起的针对“伊斯兰国”时任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的突击行动类似。当时，巴格达迪引爆了自杀背心。

有关巴格达迪的继任者库莱希、以及“伊斯兰国”最高领导层的信息较少，但分析人士称，库莱希的死亡对于该恐怖组织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库莱希和家人长期居住在这幢房屋的3楼，他很少露头，只是偶尔出现在房顶上活动。他与上任领导人相比十分低调，也从未公开发表过任何讲话。

《华尔街日报》整理目击者、社交媒体和冲突监测机构的消息称，美军直升机在午夜将突击队员运送到伊德利卜省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小镇阿特麦（Atmeh）的一座房屋周边。

据周边居民称，行动开始后，发生了紧张的对峙。美军使用扩音喇叭，用阿拉伯语大声警告建筑物内所有人投降。

“只要投降，所有人都会安全。拒不投降的人会死。”据目击者回忆，扩音喇叭播放了45分钟。

目击者称，随后，爆炸“震动了这幢楼房”。过了一段时间，楼内人员仍然没有现身，然后爆发了火力冲突。现场有重机枪扫射的声音。

CNN报道称，库莱希“自爆”将他和家人的尸体“炸飞”，从房屋内掉落到周边的地上。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小麦肯齐将军（Gen. Kenneth F. McKenzie Jr.）描述，库莱希引爆的炸弹破坏性比自杀背心要大，“杀死了3楼的所有人”，他的尸体“飞落到房屋外面的地上”被发现。

还有附近居民表示，“直升机在房屋上空打开舱门，用机关枪对着房子扫射，但没有使用炸弹。”据称，战斗一直持续到早晨3点。

期间还发生一场意外。行动中，一架美军直升机发生机械故障，被迫降落，之后被美军自己的攻击机摧毁。

事后，一名美方官员称，故障直升机“在与现场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被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与行动无关”。

目击者称，3小时后，美军突击队员和剩下的直升机飞离。

战情室内的“紧张时刻”

经过数月筹划，拜登2月1日在椭圆形办公室最终批准了这项突袭行动。行动当天，由于总统、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以及拜登的军事和国家安全团队成员“实时”监控局势，战情室出现了“极度紧张”。

据CNN报道，当天，拜登在白宫战情室“督战”，观看目标建筑物的实时影像。当美军直升机出现机械故障时，拜登焦急起来。但等到有儿童从房屋一楼安全疏散时，气氛得到缓解。

CNN直言，这是拜登上任后“最高级别的反恐行动”，因此美方官员有意要“借此大肆宣传一番总统”（cast the President in a decisive light）。

白宫在第一时间便发布了拜登在战情室专注地观察战况的照片。

突袭行动的第一轮报告传来时，战情室的“紧张形势缓和了”。一楼的一个家庭，包括一男一女和几个孩子被“带到安全的地方”，远离大楼。

行动成功后，拜登在上午从白宫罗斯福厅发表讲话称，“这次行动证明了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的影响力和能力，无论他们隐藏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他对仍在逃的恐怖分子喊话称“我们将追踪你，找到你。”

有专家分析称，“伊斯兰国”头目的死对于这个最近显露出复苏迹象的极端组织来说，是一个打击，但也可能给该组织招募新成员提供“新的宣传契机”（a propaganda boost）。

“我认为这场行动助推了‘伊斯兰国’的宣传”，智库“美国反恐目标与适应性研究所”所长沙伊科维奇（Ardian Shajkovci）说，自杀而不是投降，会被“伊斯兰国”追随者视为勇气的标志。

还有智库分析表示，库莱希的死对于“伊斯兰国”行动的影响很小，该组织有领导人死亡的准备以及继任计划。

“他们的领导人不会退休——要么自然死亡，要么就死于这种袭击。这种行动总被当成战略性胜利来庆祝，但说实话，这种只是战术性的成功，不会摧毁这些‘圣战组织’。”研究恐怖组织的“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比尔·罗吉奥（Bill Roggio）说。

谢选骏指出：为了消灭一个恐怖分子，就要搭上十二条平民的性命——因为“平民”是恐怖分子的水。城门失火，不殃及池鱼是不可能的……更何况“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所谓的革命群众，就是恐怖平民，就是红颜祸水。

谢选骏：没有生命何来生命交流

《中国式聊天：聚在一起，实质上没有什么生命交流》（2022-02-04 《南方周末》）报道：

　

　　不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聊天能力正在快速衰退。在跟朋友的聚会中，我们的聊天话题永远都只能围绕着明星的八卦、别人的隐私、生活的牢骚，除此之外，再也聊不出什么新鲜的有质量的内容。因为缺乏像西方人那样的真正的文化生活，我们无法跟人聊对世界的深层次认知，只能无休止地堕入窥探他人隐私的漩涡中无法自拔。

　　对此，台湾作家杨照发出了自己的审思：“人与人之间聊不起来，一部分源于文化生活的贫乏。在我们的社会中，碰到陌生人，谈书谈音乐会谈美术展览，谁理你啊？所以我们只好设计各种方式，让不熟悉的人可以表面上聚在一起，实质上没有什么生命交流。”

　　我们的聊天能力正在快速衰退中。

　　我们聚会最常见的形式，是大家一起吃饭喝酒、一起看电视、一起到KTV唱歌，这些形式有个共同点——都不需要跟别人聊天。

　　饭局上有人谈生意；咖啡厅里熟朋友可以交换心情与八卦消息。但这些都和（美国人的）派对聊天不一样。派对聊天是没有特定目的的，而且派对上很多时间是跟从来没见过的人聊天。

　　问问对方从哪里来，聊聊自己的家乡，风土、美食、景点、趣事？不幸地，我们很容易遇到差不多出身经历的人，而且大家对家乡的认识往往也很皮毛，缺乏历史，缺乏故事，当然也就没法让话题持续进行。

　　两相比较，比出了与美国的巨大差异——丰富的文化生活。

　　什么是文化？文化没那么了不起，文化也没那么稀罕困难，文化在生活里，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无目的地感受享受，而且会很乐意拿来跟别人聊天分享的活动。

　　文化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才去参与的，文化本身就是目的。为了享受听音乐的快乐，所以我们进音乐厅去；为了享受看到美术品的那一刹那激引出的视觉感受，所以进美术馆去。

　　文化是和人分享的最佳话题。一是因为文化依赖真实感受，可以把感受跟别人交换；二是因为文化是感动、是享受，所以不会引起彼此的争执冲突；三是因为文化有多层丰富内容可供挖掘牵连，能够让人兴味盎然地一直聊下去。

　　人与人之间聊不起来，一部分源于文化生活的贫乏。在我们的社会中，碰到陌生人，谈书谈音乐会谈美术展览，谁理你啊？

　　所以我们只好设计各种方式，让不熟悉的人可以表面上聚在一起，实质上没有什么生命交流；可是万一这样的形式维持不住，真要聊起来往往就“险象环生”了。

　　一不小心，话题就朝别人的隐私上走去。问人家的婚姻，问人家的小孩，问人家的工作甚至薪水领了多少。这种游走在隐私边缘的话题，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而且很少对参与谈话的人有什么正面影响吧！

　　再不然，就只能以消费别人的隐私作为话题。哪个明星的婚姻，哪个高官的绯闻，不干谈话者任何事，但大家可以放心评头论足。讲的内容通常没有一点和事实相关，久而久之，习惯如此谈话的人也就松懈了任何对事实的信念与坚持。

　　现代人不可能真正独居，不可能不和别人互动，也就不可能不找话题跟别人说话。缺乏文化生活，这个社会很多人就无法以文化感受与享受作为自然话题，他们要么就必须找出办法逃避真正有意义的谈话，要么就必须依赖其他话题来撑起互动。

　　一个社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八卦谣言？归根结底，跟大家生活里少有可供谈论的文化活动不无关系吧！

网民嚎叫：

lary 今天 14:53

不能够讲真话，撕裂现象严重，家庭里面也一样，和反右，文革的时候如出一辙，甚至更坏，还不如维持虚伪的和谐。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说的“我们”，都是些没有生命的人，没有生命的人们，彼此之间怎么可能进行生命交流呢？要没有生命的人们进行生命交流，那不是缘木求鱼吗？

谢选骏：杀害女婴是异教的传统

《蔡丹妮：历史上的杀女婴现象何以被“中国化”》（2019-10-22 澎湃新闻）报道：

苏轼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表达了自己对民间杀婴的陋俗难以释怀。据他了解，“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对于杀婴的过程，他记录道：“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对此，他表示自己“闻之酸辛，为食不下”。（《与朱鄂州书》）

苏轼的这封信成了《生死之间：19世纪中国的杀女婴》（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一书的切入点。本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作者Michelle King现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她的博士论文从文化史的角度，讨论了19世纪末中国的杀女婴现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2007年）。历史上还有不少类似的记载，而这些文字正是本书考察的重点：中国历史上对杀害女婴的观念转变，而非杀婴的行动本身。

本书尽管正视历史上女婴被杀的严重问题，却并非旨在表达感伤及谴责。这种侧重的背后有两方面的考量。其一，从研究材料来说，记录详实地涉及到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的杀婴例子相当有限，不过，保存下来的由男性执笔的二手证据则相当丰富，这些证据主要揭示的是对于杀婴的态度和观念。其二，对于观念转变的研究，有助于避开关于传统文化自古以来迫害女性的老生常谈，并提出可能存在却为人忽视的历史转变。与第二层考量相关的是此前杀婴研究的不尽人意之处：一方面，常见的问题出发点（诸如“为何女孩是杀婴行为的主要受害者？为何杀婴在中国如此普遍？”）往往把研究引到对儒家性别秩序的抨击上；另一方面，人口研究提供的数据和结论虽然表明杀婴对控制家庭规模的作用，但是在缺乏具体语境的情况下，不免让人产生一种古代中国的父母铁石心肠、不顾子女死活的扭曲印象。实际上，通过与欧洲的情况比较，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存在着父母不要亲生骨肉的社会问题。

因此，本书提出了另一种思考方向：杀女婴到底从何时起、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变得如此中国化？（“Just when and how did female infanticide become so Chinese?”见原书第7页）作者认为，杀女婴的行为被贴上中国的标签发生在19世纪末，当时这种实践从地方的、道德的、慈善的议题转化为跨文化的、政治的、科学的全球性议题。正是西方人对于杀婴问题的呈现，塑造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印象。到了20世纪初，连中国人都觉得杀婴是一个明显的中国问题，因此改革者们提出要根除杀婴的弊端，以改善中国人口的构成和数量。通过与西方的文化接触，人们逐渐认识到女婴对一个国家的意义。

著作封面

本书主体分成五章，分别讲述了关乎女婴命运的不同人群的故事。第一章“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女性与分娩”围绕着参与杀婴过程的女性，包括产妇、接生婆、婆婆等。作者着力分析了一名叶姓妇女（1567-1659）自述的早年溺死才呱呱坠地的女儿的经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分析下的杀婴，不是一种在事后要被谴责或怜悯的行为，而是事件中一个有待作出的决定。产妇经常是在复杂和艰难的情况下终结亲生女儿的性命。在她们眼中，生育男孩意味着将来有可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并在家中赢得尊敬；而生育的女儿将来可能还要像自己一样受苦受难。而且，杀死女婴的决定可能也不是产妇个人的主意，分娩中在场的其他妇女，比如接生婆、婆婆、邻居大妈等都可能在其中扮演或积极、或消极的角色。在民间想象中，虽然杀婴可能导致的报应令人胆寒，但是如果此举不是生母的初衷，而是迫于如婆婆这样的家中长辈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生母仍会被视为恪守孝道而不被追究。

插图来源于《生死之间：19世纪中国的杀女婴》（Between Birth and Death）

第二章“移风易俗：学者和道德规范”关注的是晚清男性学者在反对杀婴问题上的表现。作为本章主角出场的是一位无锡乡村塾师余治（1804-1874）。通过探讨余治的生平和著述，作者力图解释士人对于民间杀女婴现象较为典型的反应。余治生逢太平天国时期，战火对江南地区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因此杀女婴在百姓穷困潦倒和流离失所的社会背景下并不稀奇。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余治创作劝行善剧，发表公开演说，为“育婴堂”、“保婴会”制定细则等，这些努力收到成效，并且还为他带来了“善人”的声誉。但是讨论没有止步于此，作者注意到反对杀婴只是余治关心的诸多议题之一，他对树立伦理典范和从事公益事业的热情，或许还与他的个人际遇有关。实际上，余治并没有在科举仕途上获得成功，投身地方的公共事务成为另一种赢得认可的方式；而他也没有儿子，这可能造成他在尽孝问题上的担忧。他所参与创作的善书一类的读物上宣传的“善报”观可能影响到他对劝善行为的期待，善书中那些因为善举而奇迹般地生育儿子的故事，或许曾支撑着他乐观地面对现状。虽然余治的个例不足以涵盖一切，但是有助于理解同一时期的士人对于杀婴问题的关注。

第三、四章考察了英语、法语的出版物是如何将杀女婴中国化，并把这一观念推向世界的。第三章“看见尸体：专家和证据”对于19世纪的所谓西方汉学“专家”及其著述提出诸多质疑，而质疑的焦点在于他们的证据大多是并不具有说服力的二手材料，因此无法证实杀婴是中国社会普遍而特别的现象。这些“专家”以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的早期成员及其位于上海的北华分支（NCBRAS）的成员为代表。作者随后考察了在中国游历的西方观察者对所见的婴儿尸体或是婴儿尸骨收殓处（例如婴儿塔“baby tower”）的叙述，认为这些观察并不能被简单粗暴地视为父母杀害子女的罪证。从作者征引的有关当时婴儿丧葬习俗的著作来看，实际情况可能跟西方观察者的想象不同。作者继而分析了一些抬高杀婴比例的数据，而对这些数据的追根溯源又显示了统计的不可靠、甚至于来自没有根据的文化偏见。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本章对柏立德（Gabriel Palatre , 1830-1878）《杀婴和圣婴会在中国》（L’infanticide et l’Oeuvre de la Sainte-Enfance en Chine, 1878）一书的讨论。该书在西方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作者发现这位被派到上海徐家汇的法国耶稣会士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收录了前文论及的余治的著说和插图，并将这些内容与他搜集的关于杀婴的中文资料分门别类地放在自己的书中。其中的视觉化呈现似乎很符合欧洲读者的口味，满足其对异域的想象，所以这些图片又在其他一些书中被剥离了语境而单独再版。我们看到，原本出于劝善目的而创作的图文，至此不再只是用来提醒中国读者杀婴有风险，报应需谨慎，而是在被挪用为满足西方读者好奇的素材的同时，用来谴责中国文化风俗的弊端。

第四章“拯救灵魂：传教士和救赎”考察了法国圣婴会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欧美天主教会的学童中间，传播中国的杀婴问题。圣婴会于1843年成立，旨在支持海外的传教士对异教儿童进行洗礼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在信奉天主教的西方儿童看来，是一项非常神圣的事业，因此很多儿童慷慨解囊，定期捐款以推进这项事业。而中国婴儿被抛弃或杀害的印象，也随着圣婴会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而不断加深。附带提一下，作为本章引子的故事发生在1872年的加拿大法语城市魁北克城（Quebec City），约有三千名当地儿童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由圣婴会组织的演讲活动。笔者想起曾看过的一部纪录片《在魁北克的中国人》（Être Chinois au Québec, 2013），其中一位接受访谈的当地老先生谈到，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传教士还会到其所在的学校告诉孩子们，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贫穷地方的儿童需要帮助。年幼的他相信，能够帮助更多的中国小朋友，就证明他是更好的天主教徒。不难想象，这种从孩提时代起就接受到的信息，将会持续影响很多国外普通百姓想象中国人对待婴儿的方式。本章的阅读可以结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2008年发表的论文，很多分析都呼应了沈氏的观点，展现了圣婴会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儿童。本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作者使用了更为广泛的文字和图片资料，这些资料此前未曾被讨论过，其中有一些为作者的个人收藏，颇为珍贵。

插图来源于《生死之间：19世纪中国的杀女婴》（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第五章“杀女婴的重构：新兴的国家”讨论了杀婴现象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激起的涟漪。一方面，大多中国人怀疑天主教传教士收容中国儿童另有企图，不是如其宣称的照顾和拯救他们，而是攫取他们的身体器官来研制某种秘方。这种猜忌不断发酵，终于在1870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天津事件，当地暴民残忍地杀害天主教修女。本书在对此事的分析中，引入民间善书、通俗故事里惩罚杀婴妇女的恐怖情节（参见本书第一章的讨论），推测暴行的实施或许受到了那些情节的启发。如果杀害婴儿理当遭受报应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那么当人们怀疑传教士杀害了本地儿童时，他们是有可能采取自己了解到的惩罚手段来对付他们眼中的罪人的。这种推测虽然难以证实，但是很令人唏嘘，因为那些善书、通俗故事，可能曾让天主教的传教士和修女们带着“拯救”他者的心态，不远万里地来到中国，后来却又让他们在异国土地上遭受灭顶之灾。另一方面，一些生活在对外条约中的开放口岸的中国人，逐渐吸收了西方关于科学和妇女权益的学说，并在报纸等媒介上进行改编以满足中国读者的需求，介绍节育和优生等方面的知识。这些努力见证了嗷嗷待哺的女婴如何被纳入构建民族国家的话语中。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作者纠正了那种将改革杀婴陋俗的功劳完全归于西方人的偏见，并给予了妇女个体感受更多的关注，在她看来，理解女婴被抛弃的社会问题，不能停留在性别比率一类的人口统计上，而应该将个人的选择放到具体的情境下分析。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以及严谨流畅的文风，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该书出版之后，在英语学界引起不少讨论，包括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在内的多个期刊都刊登了书评。评论人在肯定本书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分析上的一些不足。其中对细节的讨论主要来自熟悉本书资料背景的研究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一下，此不赘述。

相比于评论人追溯资料的来龙去脉，或许普通读者对本书会提出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当中国的杀婴现象已经在不少中文、日文和英文研究中从不同角度被触及或深究，这样一部英文著作还能带给我们什么新的启示？答案是开放性的，笔者在此仅分享一点浅见。正如作者一开始强调的，本书要分析的是杀婴的观念而非实践，而对于观念的解剖，显然也不是为了否定实践的存在和严重性。从这种角度来说，本书与高彦颐（Dorothy Ko）的《缠足》有异曲同工之处。与杀婴相似，缠足也常常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反例被西方人诟病，并从19世纪末开始成为民族主义话语攻击的对象。如果说反对溺婴的呼吁让人看到儿童与民族的关系，那么反对缠足的呼声则让人看到妇女与民族的关系。不过《缠足》没有沿用由男性精英主导的启蒙话语的框架，而是区分出两种历史：来源于私下的、个人的“微型历史”（miniature）和来源于公开的、自然的“巨型历史”（gigantic）。前者往往为后者所裹挟而沉默，因而主流话语接纳了反对缠足的声音而过滤了缠足女性的个人感受。实际上“三寸金莲”展现了在儒家秩序下的一种性别身份，缠足之于女性正如科举之于男性一样，都提供了向上进阶的社会流动的可能，同时小脚和精美的鞋饰也是特权阶层的标志。归结起来，缠足只是女性通过对自我身体的改造来达成目标的一种形式，而这种声音湮没在男性知识分子群体因民族危机感而搭建的话语架构中。

正如King的重点并非讨论杀婴在中国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高氏的重点也并非讨论缠足是不是妇女不幸的羁绊，抑或是不是传统文化落后的象征，她们关注的是那些居于主流话语地位的知识、观念是如何产生并通过层层累积、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塑造和推广的。其实，这种反思在北美学界从更早就开始了，并且已经有不少经典研究。与本文较为相关的包括贺萧（Gail Hershatter）讨论20世纪上海娼妓问题的专著《危险的愉悦》。像杀婴、缠足一样，娼妓也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课题，而该书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独特的问题切入点。贺氏发现当时对于妓女的记载经常是口径不一的，有时候她们被刻画成玩弄男性的红颜祸水，有时候她们又成为值得同情的无辜受害者，而这些不同的呈现交织着更为复杂的关于医疗、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公共议题。因此她指出，男性知识分子在作品中通过对妓女的讨论，表达了对愉悦、危险、社会性别和民族国家的关注，而厘清这一点，有助于进一步从这些话语中甄辨出女性个体的声音，正如她在书中所揭示的。英国文化史学者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分析“知识的历史”为何引起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时，提到其中的一个动因来自迎接挑战——全球史的兴起以及相继而来的讨论非西方文化的知识成果的需要。上述介绍的几部著作都从不同程度上回应了这种挑战，并提醒我们在解读文献时，对于文本的表述要带有批判性，而对于文本中牵涉的人和事要带着同理心。

注释和参考文献

King, Michelle Tien. 2014.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关于开篇引文，因笔者手头没有原著引用的版本（见原著第193页的注释），姑且参考另一版本。苏轼：《与朱鄂州书》，《苏东坡全集》第五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2474页。

对于余治的讨论，参见梅尔清关于太平天国的英文专著第二章。Meyer-Fong, Tobie. 2013. What Remai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rison, Henrietta. 2008. “ ‘A Penny for the Little Chinese’: The French Holy Childhood Association in China, 1843-1951.”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3 (1): 72-92. 中文版见蔡丹妮译：《“请捐一分钱给中国小朋友”：法国天主教圣婴会在中国（1843-1951年）》，《全球史评论》第12辑，2017年, 第176-201页。

Ko, Dorothy. 2005.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中文版见苗延威译：《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Hershatter, Gail. 1997.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中文版见韩敏中、盛宁译：《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Burke, Peter. 2016.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责任编辑：饶佳荣

Hu Ping胡平@HuPing1：

中共官媒承认，在农村，严重失衡的性别比，使得男性找对象更难；但是它把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归咎于农民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没有比这种指责更错误的了。既然中国农民历来重男轻女，那为什么在历史上没有出现像今天这样严重的男多女少呢？可见，重男轻女不是问题，在强制一胎化之下的重男轻女才是问题。

谢选骏指出：为了逃避人头税，不仅中国历史上杀害女婴，日本人也是如此，刘备的朋友还杀了老婆招待他吃肉——因为中国不信基督教，不会尊重妇女的。即使在欧洲美洲，一旦基督教的影响削弱，杀婴现象依然屡禁不绝。

谢选骏：“最大幸福”为了数量牺牲质量

《欺騙人類最荒謬的壹句口號》（安·蘭德 先知書店）报道：

“多數人的利益”是用來欺騙人類的最荒謬的口號之壹。

這句口號沒有具體明確的意義。我們根本無法從善意的角度來對它加以解釋，它只能用來為那些邪惡的行為狡辯。

這句口號裏的“利益”應該如何定義？無法定義，只能說是有利於最多數人的東西。那麼，在具體的情況下，誰來決定什麼是大多數人的利益呢？還用問嗎，當然是大多數人。

如果妳認為這是道德的，那麼妳壹定也會贊同下面的這些例子，它們正是上面那句口號在現實中的具體運用：百分之五十壹的人奴役了另外百分之四十九的人；十個人中，有九個饑餓的人以另外壹個夥伴的肉為食；壹群殘忍的匪徒殺害了壹個他們認為對他們造成威脅的人。

德國有七千萬德國人和六十萬猶太人。大多數人(德國人)都支持他們的納粹政府，政府告訴他們，只有消滅少數人(猶太人)並且掠奪他們的財產，大多數人的利益才可能得到保障。這就是那句荒唐的口號在現實生活中制造的恐怖結果。

欺騙人類最荒謬的壹句口號

但是，妳可能會說，在上述的例子中，大多數人並沒有得到什麼真正的利益。對，他們沒有得到任何利益，因為“利益”不是靠數字決定的，也不能通過什麼人為了別人所作的犧牲獲得。

頭腦簡單的人相信，上面的那句口號包含著某種高尚的意義，它告訴人們，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他們應該犧牲自己。

如果是這樣，大多數的人會不會也高尚壹次，願意為那些邪惡的少數人作點犧牲？不會。那麼，為什麼那些少數人就壹定要為那些邪惡的多數人犧牲自己呢？

頭腦簡單的人以為，每個高喊上面那句口號的人都會無私地和那些為了大多數人而犧牲自己的少數人站在壹起。這怎麼可能？那句口號裏絲毫沒有這種意思。更可能發生的是，他會努力擠進多數人的隊伍，開始犧牲他人。

那句口號傳遞給他的真實信息是，他別無選擇，搶劫別人或被別人搶劫，擊毀別人或被別人擊毀。

這句口號的可鄙之處在於，多數人的“利益”壹定要以少數人的痛苦為代價，壹個人的所得必須依靠另壹個人所失。

如果我們贊成這樣的教義，認為人的存在只是為了他人，那麼他享受的每壹點快樂(或每壹口食物)都是罪惡而不道德的，因為完全可能有另外壹個人也想得到他的快樂和食物。

根據這樣的理論，人們不能吃飯，不能呼吸，不能相愛(所有這壹切都是自私的，如果有其他人想要妳的妻子怎麼辦？)，人們不可能融洽地生活在壹起，最終結果只能是自相殘殺。

只有尊重個人的權利，我們才能定義並且得到真正的利益——私人的或是公眾的利益。

只有當每個人都能為了自己而自由地生活時——不必為了自己而犧牲他人，也不必為了他人而犧牲自己——人們才可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根據自己的選擇，實現最大的利益。只有把這種個人努力匯合在壹起，人們才能實現廣泛的社會利益。

不要認為與“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這種提法相反的是“極少數人的最大利益”，我們應該提倡的是：每個人通過自己自由的努力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

我們能夠作出的最大貢獻就是，永遠從妳的思想、言語和情感中清除“多數人的利益”這樣的空洞口號。這完全是騙人的鬼話，是思想的教條。

妳必須作出選擇，非此即彼，不可兼顧。

…………

這只是簡單說了安·蘭德思想的壹個小片段。

不管妳是否同意安·蘭德的思想，當我們在思考自由、權利、幸福、創造的時候，安·蘭德的思考，會讓我們獲得壹種難得的清醒。也正因此，在美國，安·蘭德成為了壹代又壹代美國人的精神教母。

香港學者盧安迪：“雖然今天的學校不會教安·蘭德的思想，但相信，幾千年後，安·蘭德將會跟亞裏士多德並肩走進人類思想的殿堂。”

安·蘭德的思想，即使我們不全盤接受，每個人都可各取所需，在思考自由、權利、幸福、創造的時候，也會讓我們獲得壹種難得的力量和清醒，去發現壹種新的道德。

谢选骏指出：上文可能不懂，“多數人的利益”这一概念，不是专制国家发明的；可是出自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黃藿 2000年12月

教育大辭書）报道：

名詞解釋：最大幸福即指「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本是功利主義者(utilitarian)邊沁(Jererny Bentham, 1748～1832)的名言。邊沁認為，道德善惡的標準在於「一件事或一個行為是否能促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照他看來，人生一切的行為無非趨利而避害，趨樂而避苦，即人生的目標無非在追求快樂或幸福。凡是可以增長人的快樂或幸福的，即為善，凡是會給人帶來痛苦的，即為惡。苦樂的感覺是人類行為是否應為的取捨標準，亦為辨別善惡的具體根據。苦與樂只有量的區別，而無質的高下。苦與樂對人既有如此深切的關係，若能作出一種標準的衡量，則可予個人或社會一項依循的方針。邊沁於是提出道德算學(moral calculus)，捨棄以往重質的道德標準，而以數量的多寡與大小，來計算道德。而計量的標準共有七項，即是強度、持久、確定、遠近、純度、孕育、範圍。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不僅是個人道德行為判斷的標準，也是政府在衡量公共政策時所應依循的標準。國家或政府的成立，並非根據自然權利或社會契約，而是依據功利原則。民主政治訴諸多數決定的基本原理，其實也是根據功利原則，因為每個人都是自利的，在政治問題的判斷上，也常以自身的利害為衡量標準。每個人既然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裁判者，因此一個團體中大多數人所同意的事情，必然也合乎這個團體裡「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如是民主政治訴諸多數決定的原則也得到了理論的支持。

谢选骏指出：最大幸福的概念，看起来无害，实际上却是“为了数量牺牲质量”，最后成为劣质民主或群众专政的道具。“一人一票”貌似公平，实际上也是为了数量牺牲了质量。但是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因为数量是一个“事实”，而质量却是一个“意见”！

谢选骏：贾平凹是个游牧民族的杂胡

《欺騙人類最荒謬的壹句口號》（2022-02-03 毛有話說）报道：

編者按：大過年的，我看到壹則荒謬到疑似中世紀的舊聞，當然是出自今朝，出自名聲大噪的廢都，出自西部文壇老將賈平凹：

欺騙人類最荒謬的壹句口號

這是三年前，2018年，賈平凹的小說《極花》獲獎後的壹個訪談。這部小說寫的就是被拐女子如何融入“新生活”的經歷，擱到今天，與那個眾所周知而又不可言說的徐州故事，相映成趣，很能說明問題。

這段話充分暴露了賈平凹這名男權作家的內心世界，他的價值觀和道德感，他對善意“收留”被拐婦女的農村農民的同理心。女性自己不設防，就是活該，甚至受害人的過錯，妳是“惡意”被拐；而“收留”被拐女性的農民，有他的苦衷，如果不買媳婦，沒有香火，這個村子可能就消亡了……

我不明白，賈作家如此大慈大悲，為什麼不讓妳女兒去農村援助他們延續香火呢？反而送到了省會城市的大學，靠著名的“屎尿屁”詩評上副教授？這裏頭有沒有父輩的光環加持和恩蔭？

賈平凹思維的背後，是典型的中國式集體主義邏輯。集體價值高於個體價值，為了集體利益，就可以罔顧甚至犧牲個體權利。為了壹個村子的集體利益，就可以買媳婦，就可以犧牲被拐婦女的自由和尊嚴，個體為集體犧牲，正常，要顧全大局嘛！按賈平凹的集體主義價值觀，難道法律還要保障村子買媳婦的“集體人權”，剝奪被拐女性個體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

但被買賣的女性不能有他女兒，所謂“死道友不死貧道”。集體主義就是慷他人之慨，這個“他人”，是誰都行，但絕對不能是自己人。

我所見過口口聲聲奉行“集體主義價值觀”的人，都是極度自私的人，極度虛偽的人，無壹例外。

那“集體”怎麼辦？答案是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人文關懷的永遠是個體，而不是虛無縹緲的集體。如果壹個村子不買媳婦就得消亡，那這個村子就應當消亡；如果壹個村子依靠人口拐賣而延續，那麼這個村子就不該存在，所有村民遷徙到適合生存的城市，有手有腳，有社會保障，難道不能養活自己嗎？

對這種虛偽的集體主義批判，我只服安.蘭德。蘭德女士曾指出：集體主義道德觀把自私等同於罪惡，在人們想象中喚起的是壹個惡棍的形象，旨在讓人能接受兩種非人的信條：（1）任何關心自己的利益的行為都是罪惡，不管這些利益是什麼；（2）自私的行為事實上只對他自己有利。

想起我們這代人小時候，每當接受諸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狠鬥私字壹閃念”，公而忘私，大公無私，舍己為人等等道德訓誡時，內心都不免疑惑，自然抵觸，那其實是大腦幾萬年演化下來的生物本能的壹種自我保護。

稍微長大壹點，我清楚地知道，那些是脫離人性、不切實際的空話和口號。

倘若有人真的那樣對我，利他主義，犧牲自己來成全我，即便至親，心理上也會感覺痛苦。所謂大恩如仇，鬥米恩，升米仇。歷史上案例太多，大恩不言謝，因為無以為謝，最後只好選擇恩將仇報，滅掉恩人，讓自己心靈從道德負債中解脫。

這種虛假的集體主義利他道德，違反人類本性，本質上是道德綁架，對雙方都是壹種傷害和束縛。

更可怕的，是公權力以集體主義道德之名，強制推行，名正言順地打壓個體價值，踐踏個人自由和尊嚴。市場經濟是善良的，既是壹套法權秩序，同時也是壹套道德秩序，壹套允許個體自私、個人自由選擇的道德秩序。哈耶克指出：“強迫是罪惡，恰恰因為它消滅了能夠思想、能夠作出價值判斷的個人，使他成為僅僅只是實現他人目標的壹個工具。”

而道德的基礎是，“妳的行動，要把妳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時候都同樣看作是目的，永遠不能只看作是手段。”任何脫離自我選擇的利他主義，本質上是壹種強迫。因為這種利他主義將個人當作工具而不是目的，由集體規定什麼是“應當”，什麼是“正確”，喪失了道德選擇權的個人只能被動接受和服從。強迫性的利他主義通往的必然是壹條奴役之路。

安.蘭德專門寫過壹本書，名字就叫《自私的德性》，闡明了“自私”的道德價值。她對“自私”的定義是，自私的根源是人按照自己的判斷來行動的權利和需要。道德的目的是闡明適合於人類的價值和利益；人關心自己的利益，這是道德生存的本質；人必須受益於自己的道德行為。

據此，“愛和友誼是個人的、自私的價值，十分復雜：愛是自尊的表達和確證，是對自己的價值體現在他人身上的回應”。根據社會學，人類的利他行為分為親緣利他、互惠利他和純粹利他。其中，親緣利他和互惠利他，本身就是壹種自利和交易；即便是不圖回報的純粹利他，本質也是壹種自私的行為。例如，壹個慈善家的公益捐款，當然是“自私”的行為，因為他是根據他自己的價值偏好和個人意誌選擇救助的對象和方法，通過滿足自己的主觀願望從而使自己感受快樂，捐助實際上是對自己財富的壹種變相“消費”。

對自我的肯定，對自由的維護，是市場經濟和道德秩序共同擁有的內核。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越市場經濟發達越富庶的大城市，個人的權利、女性的地位，越受到尊重；而那些經濟落後、強權恣意的農村貧困地區，無論道德調子唱得多高，也總是像徐州壹樣不小心暴露出壹個個黑暗的角落。

谢选骏指出：贾平凹来自大西北，那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的天堂。游牧民族生活艰苦，为了生活不得不像非洲抢匪一样打劫为生，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抢婚、骗婚。所以农业民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妇女资源，不得不给她们裹上小脚……这样即使抢到了也带不走，如此一来软弱可欺的中华民族才不至于绝了种。所以从贾平凹的态度看，他大概率地出生于游牧民族；而不是什么男权作家——因为中国人的男权，虽然讲究三从四德，但是绝不会鼓励抢婚甚至实践抢婚的等游牧民族的做法的。就算买婚，也是从父母兄弟的手里买，绝不会从匪类的手里买来一些被掳的牺牲品……那是不法妓院的做法，只有那里还残留着游牧民族的遗俗。所以我说，贾平凹是个游牧民族的杂胡。

谢选骏：世界是个跷跷板

《国债首次突破30万亿美元 美国人会越来越穷？！》（上游新闻 2022-02-02）报道：

据CNN网站、今日美国等2月1日报道，根据美国财政部周二公布的数据，美国国债首次突破30万亿美元大关！不断膨胀的债务主要归因于新冠大流行引发的大规模社会支出。此外，在美国通胀高企和美联储准备开始加息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风险增大。有专家表示，这一现状也许不会带来短期危机，但长期下去，美国人将会变得更穷。

债台高筑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07年12月，在大衰退开始之际，美国国债总额为9.2万亿美元。

到前总统特朗普上任时，美国国债已接近20万亿美元。

“新冠病毒加剧了这个问题。我们遇到了需要数万亿美元支出的紧急情况，”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说。“但我们在财政上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早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存在。”

据报道，美国去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约23万亿美元。但截至1月31日，美国联邦政府未偿债务余额约为30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约23.5万亿美元，政府间债务约6.5万亿美元，债务与GDP的比率为130.65%。

经过多年的最低利率后，美联储正计划启动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加息。更高的借贷成本只会使巨额债务融资变得更加困难。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全球策略师大卫·凯利表示：“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短期危机，但它确实意味着我们在长期内会变得更穷。”

政治两极分化

彼得森说，“危险的财政状况”的主要驱动因素仍然是人口老龄化和医疗保健成本上升。他指责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在增加国债。

彼得森说，“我们目前的财政现状是多年的政府财政不负责任的结果。”

然而，华盛顿在解决国债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两党在许多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

“我们政府的两极分化，使得实施解决方案更加困难，”彼得森说。“如果我们不能让我们的财政秩序井然有序，那么气候、不平等和国家安全等所有其他问题都将变得更加困难。”

在12月CNN的一项民意调查中，67%的美国人表示，政府支出是国家经济的一个主要问题。

谢选骏指出：世界是个跷跷板——所以“中国崛起”就“美国衰落”了这是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小国时代”的先见之明。再者，美国国家穷了，跨国富人就发了——微软、苹果、脸书、谷歌、亚马逊，堪称“五蠹”。

人说FAAMG，是美国五家超大型信息业公司的缩写，分别为 Facebook、苹果（Apple）、亚马逊（Amazon）、微软（Microsoft）、Google。FAAMG这个名词由高盛发明，用于投资宣传。这五家公司各自市值都至少有一兆美元，其中苹果公司的市值率先超过三兆美元。这五家公司被认为统治了中国以外的世界信息产业，但时常有贩卖用户个资等负面新闻，有时候 FAAMG 也被“五恶人”（Frightful Five）。由于Google母公司为Alphabet，有时也被改写做FAAAM。

我说这些蠹虫以及其他逃税公司，其不义之财正是美国国债的30万亿美元的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