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投资就是捐款

《FTX创始人公开道歉：我犯了一个80亿美元的错误》（2022-11-17 华尔街见闻）报道：

通常情况下，当面临漫长而痛苦的牢狱之灾时，一个犯罪者应该不会将自己的窘状公之于众。但FTX的创始人SBF显然是个特例，他没有尽可能地保持低调，而是不断提醒公众他的欺诈行为。

SBF疯狂道歉 称“要为客户负责”

从11月10日开始，SBF就不断在推特上“狂刷存在感”，他先是表示：“我很抱歉——这是最重要的。我搞砸了，我应该做得更好。”

他随后表示：我最近也应该多进行沟通。

很明显，在与币安的交易期间，我被束缚了手脚，我不被允许在公开场合说太多。但当然，我们最终走到这一步是我的责任。

他紧接着说：我仍在充实整个故事的每一个细节，但我搞砸了。

第一次是糟糕的银行相关账户的内部标签，这意味着我对用户保证金的感知出现了严重偏差。我以为它是很低的。

第二次是关于杠杆倍数，我之前以为杠杆倍数为0，实际上是1.7。

第三次是沟通不足。我应该说得更多，我很抱歉——我被一些事情弄得焦头烂额，没有给大家提供最新信息。

他表示作为（FTX）首席执行官，会对客户负责：总之，现在我的第一要务就是对客户负责。我会尽我所能做到这一点。承担起责任，尽我所能。

归根结底，我是首席执行官，这意味着我有责任确保一切顺利进行。我显然在这方面失败了。我很抱歉。

11月16日，他又发推特声称：“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让客户满意。我正在尽我所能做到这一点。我将亲自与监管机构会面，并与各团队合作，尽我们所能为客户服务。在那之后，还有投资者。但首先是客户。”

11月17日凌晨，SBF又表示，一个月前，FTX还是一家有价值的企业，日交易量约为100亿至150亿美元，年营收约为10亿美元，股权价值约为400亿美元，“我们被认为是经营高效公司的典范”。调侃道，他登上了所有杂志的封面，FTX现在是硅谷的宠儿。他补充称：“我们过于自信和粗心了”。

他表示，FTX的杠杆不是50亿美元，而是130亿美元——他犯了一个80亿美元的错误。

关于行业监管问题，SBF还表示，做监管者真的很难。他们有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监管整个行业，而这些行业的增长速度超出了他们的任务授权范围。因此，他们往往无法像理想情况下那样进行监督。

他还说：这意味着，与监管机构的互动可能真的令人沮丧——工作量巨大，其中很多是随意的，而对客户的保护相对较少。

应该有一个这样的框架，让监管机构在保护客户的同时容许自由度。

最后，SBF总结道：在未来，我将不再那么关心那些愚蠢、无实质内容的的“好演员”框架。

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实际上在做好事还是坏事，而不是仅仅谈论做好事或使用ESG语言。

总之，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尽我所能，为FTX的客户服务。

FTX创始人：成也风险，败也风险

T恤、短裤破旧运动鞋和"爆炸头"，FTX的创始人SBF试图让追随者们相信，他用最快的速度赚钱是为了拯救世界并给更多人幸福。

在9月的一次媒体采访中，SBF曾被问到：“你认为你管理的公司比其他任何公司都做得好的事是什么？” SBF回答：“风险管理。” 如今看到这个答案不禁让人觉得讽刺。

很多人对SBF的好感一定程度上源于他“有效利他主义”的主张，他总是在采访中强调将“赚钱行善”作为一种人生事业，并计划将大部分财富捐赠给有效利他主义的慈善机构。

生于斯坦福法学教授之家的SBF曾在采访中说，自己从小就被父母灌输极致的利他主义的思想，要给更多人带来幸福，这使他成了有效利他主义之父—彼得·辛格 (Peter Singer)的追随者。

SBF在麻省理工就读物理和数学专业时，遇到了同为辛格追随者的哲学家William MacAskill，他的主张Earning to Give(挣钱是为了给予)也成了SBF此后人生的信条，SBF此后便一直要求自己以最快的速度赚钱，带给更多人幸福。2020年，年仅28岁的他，入选2021福布斯30位30岁以下富豪榜单，并登上了《福布斯》杂志封面。

在媒体采访中，SBF表示2021年，他共为慈善机构捐赠了5000万美元，计划2022年，捐赠5亿美元，在未来的十年内，共捐赠10亿美元。

SBF的慷慨远不止热衷慈善，他同时也一次次拯救濒临破产的同行于危难之时，今年5月，花费2.4亿拯救了BlockFi，并且对外宣称参与竞购Voyager，雪中送炭豪掷几个亿的行为，被称为“币圈央妈”。

“以最快的速度赚钱，并把钱捐给有需要的人 ”，“勤俭节约关注事业”，“为人非常慷慨”，这一个个标签都成为了SBF在没有破产前在大众面前的形象。

根据数据统计，破产前，SBF的总资产约为156亿美元。今年1月，包括软银愿景基金在内的3只基金以对FTX320亿美元的估值，投资了4亿美元。

随着今年加密货币价格的暴跌，SBF一直宣称他和他的企业并未收到波及。但据媒体报道称，整个行业的崩溃对SBF庞大的商业帝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打击。Alameda在今年多次借钱拯救身陷囹圄的公司，只是作秀而已。

华尔街见闻此前提及，在破产前，SBF拥有超过130家公司，被统称为“FTX集团”，复杂程度远超雷曼兄弟。

杠杆是SBF一夜破产的根源。11月13日，据媒体援引投资材料显示，FTX交易所在破产前夕仅持有9亿美元可售的资产，而负债为89亿美元，其中有51亿美元是以美元结算的，这也就是说FTX面临高达80亿美元资金缺口。

填补80亿的财务漏洞？难！

11月17日，美国新闻网站Vox作家 Kelsey Piper 在文章中表示，SBF在与他的对话中坚称，FTX没有将加密账户持有人的存款投资于交易所，但表示Alameda从FTX的资产负债表中借入用于投资的资金远远超过他的想象，最终让FTX受到相当于银行挤兑的影响。

SBF表示，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设法筹集80亿美元，让账户持有人恢复正常，并称这“基本上是我余生最重要的事情。”不过，Kelsey表示，SBF在对话中基本没有表现出受到此事的困扰。

上周，SBF向投资者承认其公司存在严重的财务漏洞，并指出了这8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虽然FTX上周申请破产，但SBF仍然尝试融资。SBF和公司剩下的几名员工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四处拜访，寻求新的投资者介入。虽然他试图以债券、股票或两者结合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但巨额财务漏洞显然无法立即找到解套方法。

本文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个别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用户应考虑本文中的任何意见、观点或结论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请独立判断和决策。

道歉容易，要收拾这烂摊子——难

谢选骏指出：请人们捐款很难，好在可以请人们投资——其实投资就是捐款！投资就像是购买彩票，大部分钱都被机构分掉吃了，剩下的一点拿出来作为奖励。说到血本无归，投资毕竟比彩票还是略好，但为什么大家心惊肉跳？因为投了太多嘛。所以说，投资一定要少，意思意思就可以了，就像捐款那样……这样就不会鬼哭狼嚎了。至于说到通货膨胀，这虽然很惨，但毕竟还是比投资的损失略小。如果已经输了怎么办？把投资当作捐款！你输了钱，却赢得了生命——把输钱当作慈善奉献，努力工作，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

谢选骏：皇权就是黄泉

《自古天子无戏言，皇帝的一句玩笑话让他命丧黄泉，凶手是谁》（搜狐 2019-03-19）报道：

夫妻之间开开玩笑，本来无伤大雅，当不得真，但是这只限于平常人家。如果贵为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就不能乱开玩笑了。因为对于皇上来说，可能是一句无关轻重的玩笑，但是听的人却不敢当做玩笑，会信以为真。毕竟，皇权大如天，谁敢轻易地拿皇上的话当做玩笑之语？这不，皇帝老儿本来是和宠爱的贵人开开玩笑，却稀里糊涂地丢掉了性命，被后人调笑千年。

这人就是东晋的皇帝孝文帝司马曜（yào）。既然是皇帝之身，自然与普通老百姓有别，不同凡响。刘邦当上皇帝后，就曾经宣传自己的出身与众不同，是天上的龙与他的母亲感孕而生。司马曜也当仁不让地鬼扯，夜晚有黄气起自西南，远远坠入室内，于是母亲就怀孕了，后来生下了他，借以彰显自己贵不可言。

其实，司马曜大可不必鬼扯出身之说，因为他生于帝王之家，天生就是天子的命。从老爸手里继承皇位后，司马曜起初还是有所作为的，在谢安等大臣的辅佐下，打败了苻坚，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然后，他又打破了门阀政治的格局，巩固了皇权。但是后来，司马曜却沉溺于享乐之中，成为地地道道的一名酒色之徒。

司马曜可不是一般的酒徒，几乎天天喝，顿顿喝，夜夜喝。《晋书》里就说，“醒日既少”。可是喝酒得有人陪，没有人作陪，独自喝闷酒多没有意思？不过司马曜是个比较有情趣的皇帝，他不会因为独自喝闷酒而感觉无趣，会自动寻找情趣，曾经举杯邀请天上的星辰一起喝酒。

太元末年，也就是公元396年的一天晚上，天上出现彗星，司马曜以为是凶兆，会对自己不利，于是举杯对着星空说道：“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意思是，自古以来，皇帝哪里有活过一万岁的？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吧。

此话倒也显出司马曜的洒脱，不过，也显示出司马曜不是一个好皇帝，心中不怀天下，不怀黎民百姓。毕竟皇帝以天下为己任，比不得文人骚客。李白的一句诗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彰显出诗人的浪漫，让人心生敬佩，隔着千年的时空，轻拍着桌子吟唱。可是司马曜的“杯酒劝星”的故事，注定让后人嗤笑，忍不住从鼻孔里发出轻视之音。

皇上好酒，必殃及后宫嫔妃。皇上喝酒怎能没有美人相伴？这可苦了后宫佳丽，不但要酒量好，还得有个好身体，有一个大胃，否则真难下台。张贵人就是这么一个下不了台的人。公元396年9月20日，这一天本来是很普通的一天，但是因为司马曜的一个玩笑，就变成了他的末日，在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自从公元380年皇后抛弃司马曜，独自上天堂孤独寂寞冷之后，司马曜就再也没有立皇后。不过，不立皇后并不代表他不喜欢女人，他把宠爱重点分给了两个女人，张贵人就是其中一人。396年9月20日，司马曜让张贵人陪他喝酒，一直喝到大半夜。毕竟张贵人是一个弱女子，身体扛不住，不得不连连告饶，再也不肯端杯。

按说好男人不该逼女人喝酒，但是司马曜算不得一个好男人。就算不是好男人，逼女人喝酒，也是逼别人的老婆或者逼女明星喝酒，看她们的醉态，找一个乐子，从而达到快意人生的境界。但是司马曜是个渣男，非得逼自己的老婆喝酒，而且是往死里喝。见怎么劝张贵人都不顺从圣意，司马曜开起了玩笑，“汝年当废矣。”

司马曜对张贵人讲，我当年是看中了你的美貌，才晋封你为贵人。可是如今你年近三十，已经年老色衰，既不能生育，又不能喝酒，要你何用？白白地占着一个美人的位子。我明天就废了你，另立年轻貌美的新贵人。

这话很是敏感，大大地刺激了张贵人的神经。本来后宫里美女如云，大家都刻意打扮得花枝招展，靠美貌来争宠。皇宫里的女人，最担心的就是年老色衰失宠，特别是像张贵人这种女人，没有生育，也不能母因子贵保证日后不失荣华富贵。如果被废，那真是凤凰被拔光了毛，还不如一只鸡哪。再说了，他是皇上，权力大得让人生畏，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废掉她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张贵人越想越怕，慢慢地心生恨意，渐渐地起了杀意，决定杀死这个皇帝老儿，来一个“谋杀亲夫”。就算当寡妇，也比废了强。即使当了寡妇，但是贵人的封号仍然在，享受的待遇不会变。如果被废，可能连个宫女都不如，被打入冷宫，待遇水平呈直线下降，人生跌落到谷底。

张贵人说干就干，趁着司马曜醉醺醺的不省人事，她召来心腹宫女把身边的宦官也灌醉了，然后和宫女一起，用被子把司马曜捂死了。这皇上，死得真是窝囊，死得真是憋屈，让人心中止不住浮起一丝恨铁不成钢的叹息！

更搞笑的是，杀人凶手张贵人谎称皇上在睡梦中“魇崩”，居然就这样蒙混过关，一点责任也没有被追究。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权臣与司马曜不和，巴不得司马曜早死，二是新皇上晋安帝智商不及格，竟然没有怀疑父皇死得蹊跷。

谢选骏指出：皇权之路就是黄泉之路——因为皇帝可以随意杀人，所以在皇帝面前想要自保的万全之策，就是把他杀掉。据我研究，很少皇帝具有天子之德；所以对待皇帝就必须像对待杀人犯一样——要么屈从到底，要么先发制人。

谢选骏：宋朝亡国的核心原因——无神论的儒学

《萦绕世界史大诡秘：宋朝为何独以富强亡国？有何借鉴？》（2017-12-29 搜狐）报道：

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尽沧桑，其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数十个或强盛或衰弱的王朝，以及数以百计或满腹韬略或平平庸庸甚至江山尽失的帝王。

中国历史上，一般认为，宋朝是因“积贫积弱”而亡。但是，19世纪日本历史学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以来，这一观点越来越被否定。而且，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

“盛世的文物，乱世的黄金”，是中国的一句老话，讲的是文物在盛世才能体现价值，乱世则只有黄金才最可靠。近几年，北宋的两幅旷世杰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在北京故宫展出，成就“故宫跑”的佳话。

据说，由于到故宫观看《清明上河图》需要排队六七个小时，故而有许多人早早到故宫午门外排队，待午门一开就狂奔入宫。

《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在今天的中国受到追捧，固然说明中国今天的盛世，但又何尝不是宋朝的盛世造就这些传世名画。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更宣称：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水密隔舱等，都于宋代出现。在十一二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匈牙利裔法国汉学家、西方汉学最高奖项“儒莲奖”获得者白乐日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

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也认为：宋朝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因而，有专家认为，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使中国率先站在了近代的大门前，只需顺势前进一小步就是中国历史进步的一大步。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四个在分裂的土地上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宋朝，宋朝以其瑰丽的文化、灿烂的艺术、繁荣的经济等方面全面超越了前三个大一统的王朝－－秦帝国、汉帝国以及唐帝国。

研究发现，宋朝国内生产总值是唐朝鼎盛时期的两倍，南宋则以半壁江山财政收入超过北宋。而且，宋朝从理论上来说是当时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悍的国家。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宋朝的版图日益缩小，统治者龟缩不前，甚至连西域也干脆让了出去。

在这点上，即使是后被人骂做丧权辱国腐败和衰落的的清王朝，还是不遗余力地粉碎准葛尔和大小和卓兄弟叛乱，全力粉碎了西北分裂势力！

然而，如此繁荣的盛世却未能顺势前进，反而后退了，不仅使中国进入近代推迟了600年以上，更令中国被动地卷入近代潮流饱经磨难。原因究竟为何？

这个世界史上的大诡秘长期萦绕在人们心头，这一切除了要归咎于宋朝的一系列开国国策外，也可谓一切中华帝国都难逃的宿命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的没落和保守！

近代以降，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在1897年发表的《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以后又发表有关“生存空间论”的论文，把C.R.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生物概念应用到国家的成长和发展上，认为国家像有机体一样有兴盛、衰亡的过程，国家的兴盛需要广阔的空间。

瑞典学者R.谢伦接受了拉采尔的思想，于1917年发表的《作为生命形态的国家》一书中提出地缘政治学这一名词。

他认为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强国的条件是：广阔的空间、对全体国民的控制和自由的活动权力，而中国从秦朝开始到清朝结束，所处空间决定了中国古代帝国谁都难逃的宿命。

今天而言，不论是美国的重返亚太、还是最新的“印太战略”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是地缘政治竞赛的手段，也决定未来中美命运和国际格局。这样，宋朝的历史教训就更有现实意义。

具体而言，中国地处亚洲东部，独占了亚洲东部最适宜生存的土地，向北是草原、西伯利亚寒冷地带，向西是青藏高原、沙漠戈壁与山脉，向南是热带丛林，向东是海洋。

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一方面使外来文明很难侵入中国。

历史上，不论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还是伊斯兰教东扩，都在阿富汗这个十字路口掉头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而不是东进中国，使中华文明不受外来文明打扰历经千年而不绝，整个东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体系、国际政治体系。

另一方面，这一封闭的地理环境也限制了中国的扩展。

早在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天下，东亚大陆上适合农耕的土地就已经被全部纳入帝国范围内，扩张至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实际已经达到农耕帝国的扩张极限。

汉朝尚武，进而击败草原民族，将势力扩张到北部草原与西域，将帝国扩张到地理极限。

早早扩张到极限后，中国开始收缩，进取心与尚武的精神开始消退。

所谓“魏晋风流”，只不过是失去进取心与尚武精神后，贵族精英阶层的糜烂与堕落，最终只能衣冠南渡。

至宋朝，尽管丢失了燕云十六州，农耕文明的北部大门洞开，曾经是中华文明核心区的华北地区直面游牧民族的威胁，中原王朝的防线后撤到黄河一线，西北还面临西夏的侵扰，但在通过贡献财物实现和平后，宋朝在重新走向繁荣盛世的同时，中国文明进一步内卷，趋于保守。

可以说，北宋和南宋是中华历史和文化最直接的分水岭。

贵族精英阶层糜烂堕落后，唐朝以科举使官僚——士阶层崛起，至宋朝皇权与官僚共治天下。

而在宋朝，代表官僚士阶层核心意识形态的儒家，由唐朝的道统说，发展到宋朝的程朱理学，实际上完成了它的宗教化架构，固定化，进而保守以致僵化，并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血性落地，奴性遍野，犬儒横行。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正是指这种“血性文化”的丧失，直达今天都缓不过劲了。

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保守僵化，中华文明失去的不仅是进取心与尚武精神，更是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近代的大门口退了回来。

北宋亡于金，南宋凭借海外贸易其财政、经济甚至超过疆域更大的北宋，但在这种缺乏进取心的保守僵化的文化之下，偏安一方。

这样的保守和奴性文化的直接体现就是为辽、西夏和极其残暴的金、元进贡惊人的钜额岁贡以购买和平，结果导致宋开创了华夏首次被异族整体灭亡的先例。

明清以降同样不乏盛世，却也更加保守僵化，终致亡国，差点灭种。

图为五代十国时期地图，汉族政权被局限在了农耕文明的范围之内，甚至农耕文明的北部边缘地区已经丢失

世人常说，汉以强亡，宋以富亡，的确令人扼腕。

经过100多年的努力，在中国重新走向盛世与复兴的今天，盛世之下文化的重归保守与僵化应该引起注意。

更令人深思的是，同为盛世的今天，宋以富强亡国的教训更值得深思。

谢选骏指出：上文分析头头是道，独缺最为重要的一环——宋朝亡国的核心原因，就是无神论的儒学！人说——“宋朝的官僚系统膨胀速度很快，直接把宋朝拉跨的核心原因，造成财政总是不够用，即使王安石如何的变法，还是满足不了官僚行政系统的开支。”但是我看到——“这种贪婪腐败就是基于无神论的儒学。”所以，在亚洲，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奴隶王朝挡住了蒙古部落的进攻；在欧洲，是信奉基督教的各个国家不断阻击削弱了蒙古部落的压力，甚至连日本列岛也是在“神风”的信仰下获得了胜利。唯独中国被无神论分化腐蚀了，未能坚持抵抗到底，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了——因为明清所奉行的，都是宋朝发明的新儒学——亡国灭种的程朱理学以及等而下之的王阳明心学。环顾当今世界，西方文明正在步入无神论和虚无主义的绝境，即将面临的岂不就是已经开始的蛮族占领。

谢选骏：“鞫谳分司”意味着司法权从行政权的独立

《宋代鞫谳分司制度的动因和功效》（2022-09-13 史坛典故）报道：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宋朝是一个商品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创新都高度繁荣的时代，曾经有学者推算，在1000年时，宋朝的GDP总量占据了当时世界总量的22.7%，足见宋朝经济的繁荣。

其实除了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成就，宋朝在司法制度上的创新，也是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建设和完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

而在宋朝的司法制度中，鞫谳分司制度是最具代表性的制度之一。

一、什么是鞫谳分司制度？

我们先将这两个生僻字拆开来看：“鞫”字的释义是审问，即案件审理，“谳”则指的是审判定案，即检法议刑，所以，“鞫谳分司”其实指的是一种审判分离的司法制度。

史书记载“评事司直与正为断司，丞与长贰为议司”，断司是鞫司的另一种说法，而议司又称谳司。

在鞫谳分司制度中，审案由“鞫司”负责，而授法定罪则由“谳司”来完成。二者相互协作，共同完成案件的司法程序工作。

在当时，判案主要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鞫司”负责的审案，其具体工作是对案发现场进行查验、搜集案件相关的证据、案件的审问，还有审案过程中对人证的传召和犯罪事实的查证。

“鞫司”接到案件之后，首先勘查现场，搜集证据，如有目击者或案件相关人员，则先获取一些口供，作为案件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在公堂上对案件进行审理。

宋朝非常注重司法公正。为了保证犯人的权益，在审理案件结束之后，会要求犯人看一遍供词，在犯人确认过供词无误之后，进行画押。

下一步是结案环节，由“监司”进一步确认案件相关信息，确认完毕之后将犯人和材料都移交给“谳司”，这些材料就作为判决的依据。

而第二个环节就是审判定罪：“谳司”在了解案件的相关事实之后，检索相关的法律条文，找出适合用于此案的条目，然后做出初步的案件判决意见，给上级参考。

由此可见，“谳司”并没有权利直接作出判决结果，但是其援引的法律条文和给出的判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最终的判决结果。

综上所述：“鞫谳分司制度”就是将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分开，“鞫司”负责查明案情和审讯，“谳司”负责量刑和定罪。二者不可互相干涉对方的权利，这样就能互相制衡，可以有效防止司法审批权力的滥用。

二、鞫谳分司制度的动因

1、前代藩镇割据势力过大，给宋朝统治者“敲了警钟”。

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战略，必然会受到前代国家的影响。宋朝之前是五代十国，再前是唐朝。

唐朝初期，中央政权通过府兵制来招募军队。府兵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兵农合一。府兵们平时是在田地里耕种的农民，只在耕种的间隙训练作战能力。而一旦到了战时，府兵们则需要响应号召，上战场打仗。

府兵制非常依赖土地制度，当你耕种的是国家发放给你的土地，你才有责任给国家当兵作战。如果土地制度无法维系，府兵制自然会大受影响。

而在武周之后，唐朝的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多，这导致府兵制失去了它立足的土壤。后来到了开元和天宝年间，为了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在这种制度下的士兵不再“农时耕种，战时作战”了，而是依靠当兵谋生，日常训练，战时作战。

为了供养这大批的专职军队，国家先利用了屯田制，后来又把每个驻军地周围一块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了当地的军队首领。渐渐地这一个个驻军地就发展成庞大的地方军事体系 —— 军镇，其对应统帅被称作“节度使”。

在军镇之内，所有军队的军饷和补给都来自节度使的供养。军队的所有权名义上是中央的，但实际上更偏向于节度使个人的亲兵。各个军镇也更像是独立的小王国，而不是中央的行政区划。安史之乱后，更加剧了这种情况。

唐末，藩镇的势力越来越大，朝廷无法再控制他们，许多藩镇割据一方，到最后朝廷居然受制于藩镇。后来到了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的问题被延续下去，甚至变本加厉。

所以到了宋朝，统治者十分警惕，生怕再出现藩镇割据的情况。宋朝推行“分权制衡”的政策，削弱地方权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鞫谳分司制度，有一部分原因就在此。

2、维护社会稳定，稳定民心，需要重塑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宋朝成立之前，正好是五代十国，这是一段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当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着许多割据政权，政治、经济局势都非常混乱，到处都是战乱和兵变。

形成这种混乱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各地司法制度的混乱。宋朝前的一段时间，司法审判非常严格，提倡“疑罪从有”，百姓被压迫到无法忍受时，就会发动各种兵变和起义。

所以宋朝建立之后，统治者认为“庶政之中，狱讼为切”，就是说刑事案件的审判相当重要，因为事关“人命”。统治者为了能够安抚民心，进而促进社会的稳定，所以对司法制度进行了改革。

“鞫谳分司制度”这种将审和判分离开的制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法律程序的公正。对犯人权力的保护，和对审判机关的分权制衡，对民众做出了很好对表率，稳定了民心。

3、为加强中央集权，需要地方官员采取分权制衡策略，审慎分配司法权。

有了前车之鉴，宋代的统治者对地方势力就比较警惕了，不希望再出现地方权力过大，威胁到中央统治的情况。在宋朝建立的初期，统治者就打算采取“强干弱枝”、“设官分职，分割事权”的策略。

在“鞫谳分司制度”中，负责审案的官员没有参与后续检法断案的权力，负责检法判案的官员也没有干涉审案的权力。

朝廷严禁鞫司和鞫司私下接触、研讨案情。这种“分命它官”的理念，目的是“以尽至公”，防止官员独大专断，草菅人命。

但是鞫司和鞫司之间并不是毫无关联的，他们虽然不能在公堂之外讨论案情，但是需要互相监督。一方负责的环节出了纰漏，另一个环节的负责人也会被波及。

这样的制度很符合中央的分权制衡策略，让官员无法在司法程序上一手遮天，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力，有效达成了统治者中央集权的目的。

三、鞫谳分司制度的功效

至此，我们已经对鞫谳分司制度的由来和流程有了一定了解。“谳司”与“鞫司”的分权协作、互相制衡，有效限制了官员在司法上的专制权力。鞫谳分司制度对宋朝的影响涉及许多个方面。

其一，在司法层面上：降低了发生冤假错案的可能性。“审”和“判”两个部门独立运行，在审判流程中相互配合，但互相不允许干扰对方工作，双方不能商议审判相关事件，大大降低了错案、冤案发生的概率，大大加强了司法制约，维护了宋代的司法公正。

根据鞫谳分司制度，对案件进行判决处理时，不能仅仅根据案件事实来判决，还需要从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中找出和案件相关的条目，并在提交材料和判决时加以援引。

在审判中要求提供法律依据，为案件的审判提供了条理清晰的法律依据，让案件的审理过程有据可依，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审判程序的科学性，使审判结果更加合理。

与此同时，在案件审判的过程中，在检索法律条例的时候，又可以不断发现当朝法律的滞后性和不完善之处，从而促进新的更具有适用性的法律条文出台，使宋朝的法制不断完善。

鞫谳分司制度还促进了司法的职业化和司法官员的专业化。端拱元年，朝廷曾颁发过一道谕旨：“诸道州府，不得以司理参军兼莅他职”，可见对鞫司和谳司的职能划分之彻底。

鞫司中有专门收集案情材料的人，在谳司中更是有专门负责检索法条的官员，使司法审判走向更加职业化的方向。

并且，鞫谳分司制度在选人用人这件事上，可以说得上是高标准严要求。在最初就挑选司法素质较好的官员，这大大提高了宋朝司法工作者的专业化。另外还有这样一条规定：司法人员不得兼任。从这条可以看出，宋代非常注重司法官员在专业化上的培养。

其二，在政治层面上，加强了官员之间权力的制衡，有效防止了官员对权力的滥用。其实，在经过鞫司和谳司的二道程序之后，案件还得移交给判决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有很多法官共同参与讨论。

在委员会的全体法官一起讨论之后，如果对判决结果没有意见，就集体签字证明。这种经过集体签字确认的案子，如果将来被揭发为冤假错案，之前签字的所有法官都要为此承担责任。

而如果有个别法官不同意判决结果，也可以签字表明自己不同的意见，这个意见也被称作“议状”，这样若日后该案件被定位冤假错案，留过不同意见的法官，被追究责任的概率会小很多。

即使在判决结果出来之后，案件还需要由首席法官来做最后的定判，首席法官在被告面前宣读判词，询问被告是否同意判决结果，若被告并不同意，案件还得重新审理。

这一道道流程下来，案件经过了许多官员的共同审理，就很难存在某个官员一手遮天的情况，有效防止了官员对司法权对滥用，加强了分权制衡。

对地方司法权的削弱，加强了中央集权。该制度有效削弱了地方藩镇割据的势力，避免了地方势力过大而导致国家政权被剥夺的局面，强化了中央对司法的绝对控制权。

其三，鞫谳分司制度严格要求案件的证据提交必须完整，在审案过程中充分维护犯人的权益，维护了社会和法治的公平正义，同时也保护了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大大增强了社会稳定性。

凡事都要从多个角度来看待，鞫谳分司制度的积极影响之中，也必然映射出它的局限性。

由于审判过程的环节比较多，在提高司法严谨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审判过程的繁琐和欠缺灵活性、增加了案件的诉讼成本、削弱了办案效率，影响法律效能的充分发挥。而案件过多的参与者，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冗官”现象，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随着时代发展，法律的改革创新是必然规律。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最久的朝代，其对司法变革的态度和对司法公正的要求，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参考文献

董浩. 宋朝鞫谳分司制度研究[D].辽宁大学,2022.

邓灵灵. 宋代鞫谳分司制度的动因和功效[D].华南理工大学,2018.

李瑜. 宋代鞫谳分司制度研究[D].安徽大学,2017.

谢选骏指出：上文认为“‘鞫谳分司’其实指的是一种审判分离的司法制度”。这是不对的。在我看来，“鞫谳分司”意味着司法权从行政权的独立。因为，“鞫”字的释义是审问，即案件审理，“谳”则指的是审判定案，即检法议刑；所以，“鞫”属于行政警察权力，“谳”属于司法审判权力。那么，上文作者为何只说“‘鞫谳分司’其实指的是一种审判分离的司法制度”，而不说“‘鞫谳分司’意味着司法权从行政权的独立”呢？因为若说“‘鞫谳分司’意味着司法权从行政权的独立”——那就会涉嫌“鼓吹西方三权分立”了。这可是“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大罪，为了避免罹祸，所以必须歪曲历史。

Nihilism@xooxoox17 Replying to @xxj2040：是审理和审判分立成两个部门，然而司法权还是没有彻底真正从行政体系里面独立出来。

谢选骏@xxj2040：司法权和行政权都没有从皇权里面独立出来——皇权就是黄泉了。

Nihilism@xooxoox17 Replying to @xxj2040：就算英国的司法，也是在光荣革命权利法案之后，才真正意义上的从行政王权系统里面独立出来。

谢选骏@xxj2040：所以宋朝当时领先全球了——中国要恢复宋朝的文明水平，估计要到二十二世纪吧。

谢选骏：蒋介石蒋经国为何不能重用胡琏将军

网文《胡琏》报道：

胡琏（1907年11月13日-1977年6月22日），字伯玉，男，陕西华县（今渭南市华州区）人[1]，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 ，曾任中华民国驻越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属于蒋介石军事上之嫡系，也属于陈诚土木系。 国民政府统治中国后期著名将领。 胡琏自军校毕业后，历任第十一师、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各主要官职，参与第一次国共内战、中原大战、中国抗日战争及第二次国共内战。 与另一陕西籍台军将领史恒丰同为华县乡党，也参与古宁头战役与金门八二三炮战，亦尚有陕西籍刘恩荫。 其生前最后的居住所位于台湾新北市新店区安康路一段195巷12号，2019年4月10日被新北市政府以「新店胡琏将军故居」登录为台湾历史建筑。

生平

大陆时期

早年

1907年，胡琏出生于贫寒农家。父亲胡景彦在乡下务农，闲时做雇工，帮人料理农活餬口。 母亲王富女是大明乡王堡子村一个贫农女儿。 胡琏排行老二，上有长兄，下有小妹。 胡琏虽然出身贫寒，但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在村里读私塾无人能比。 1925年参加关中地区毕业会试，胡琏名列前茅，令人称奇，同学们从此便以「子奇」来称呼这个小同乡。 胡琏老师预言胡琏前途无量，并希望胡家即使倾家荡产也要栽培这个老二。 但胡家无力供养胡琏继续求学。 胡琏母亲最初希望他去做个教书先生，胡琏以「家有五斗粮，不做猴儿王」，把母亲顶了回去; 想让他经商学做生意，胡琏却说自己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 最后，父母想让胡琏投奔有钱人家做个管家，胡琏则不愿做奴仆。 于是胡氏夫妇做主，为胡琏聘一门亲事。 胡琏在父母一手包办下，跟邻村姑娘吴秀娃拜天地。 [1]

胡琏实际是铁定要投军，刚好冯玉祥在河南招兵买马，胡琏便跑去参军，在胡景翼 国民二军冯子明部任文书。 不久接到在广州当医生的亲戚来信，劝胡琏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但胡家穷得实在拿不出旅费，胡琏结发妻子吴秀娃卖掉嫁妆，又提前卖了娘家青苗，终于筹足盘缠南下。 胡琏离家前曾向吴氏发誓，将来发达一定要报答她。 [1]

1925年9月，胡琏来到广州，成为黄埔四期学员。 因为黄埔四期以后军校生都未毕业，所以四期实际就是黄埔最后一届[来源请求]。 黄埔军校毕业后，广东革命政府下令东征，东征右翼军由建国粤军军长许崇智指挥，率粤军第二师和由蒋介石校长指挥的校军参战，在国民革命军东征，第一次东征时，校军在淡水大捷和棉湖大捷中表现出色，从此黄埔军校师生正式展开救国救民的伟业，打败陈炯明之后，国民政府成立，誓师北伐胡琏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 北伐后，胡琏所属部队被遣散，无处安身，当听说陕西老乡兼校友关麟征当了团长，便赶往蚌埠投奔，被任为连长。 后来，关麟征所在的团并入陈诚的第十一师。 其后，胡琏参加与冯玉祥部队交火时，第十一师畏缩败退，关键时刻胡琏拔出手枪，威吓溃兵，他的连队竟然守住阵地，让陈诚 对胡琏刮目相看，并提拔他做营长。 陈诚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想把胡琏调到第十四师任营长。 胡琏向陈诚痛哭表达自己对第十一师的感情。 陈诚非常感动，觉得胡琏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从此对胡琏更加器重，把他当做自己心腹。 不过胡琏没去第十四师。 1931年至1934年，胡琏曾跟随陈诚参加对中共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 [1]

淞沪会战

1937年初，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胡琏在陈诚任军长的十八军第十一师第六十六团开赴上海。 在淞沪会战中，胡琏率领的第六十六团奉命担负防守上海北面罗店地区的任务。 罗店位于长江南岸，地处太仓、嘉定和宝山三县中间，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日军以罗店为突破口，不断派飞机轰炸、大炮轰击，再以坦克掩护步兵冲锋。 中国主力部队伤亡惨重，很多部队上阵不到一小时就被打残了，战事异常惨烈，18军67师师长李树森身负重伤，201旅少将旅长蔡炳炎壮烈牺牲。 胡琏组织敢死队绑着集束炸弹炸日军坦克，多次和日军进行肉搏，一昼夜打退日军余次进攻，双方皆伤亡惨重。 随着战事的失利，胡琏和第六十六团撤出罗店，离开上海。 淞沪会战后，胡琏升任第六十七师第一九九旅旅长。

石牌保卫战

1943年5月，日本军发动鄂西攻势，意图夺取四川门户石牌要塞、溯江而上、进窥巴蜀，[2]：3摧破抗战根据地，结束对华战争。 胡琏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师长，率领所部扼守石牌要塞核心阵地。 [2]：4胡琏下严厉命令，并亲自督同全体官兵，昼夜不分凿山构工。 [3]：15也请准上级，派若干工兵和石工（民），前来帮助。 [3]:15

由于各线友军失利转进，敌军逐渐逼近石牌，第十一师处于孤军奋战境地，浴血苦战，从5月26日起，一直到打到5月31日。 [2]：4日军尸满山谷，乃于5月31日夜间，曳尾而退。 [2]：4胡琏奉颁青天白日勋章。 [3]:19

南麻战役

胡琏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解放军称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在国共内战中，以整编第十一师（1.1万人）纵横中原战场，刘伯承、陈毅等解放军皆未能占得胡上风。 1946年10月初，在鲁西钜野、金乡、城武、荷泽四县边区，与刘伯承亲率陈锡联、杨勇、韦杰等3个纵队27个团，整整打了10天，解放军伤亡2.1万余人被俘3，000人， 无力续攻，脱离战场而去。 [2]:4

1947年孟良崮战役中，整编第十一师试图救援张灵甫部不成，张灵甫部被解放军全歼。 在山东南麻战役，陈毅华东野战军没有达成作战目标，铩羽而去，此役被中华民国国防部列为24个经典战役之一。 胡琏回忆在沂蒙山区作战时亲眼见到「（解放军）驱使老百姓带两手榴弹来冲锋」等到国军打到手软时方派上正规军[4]。 第十八军新编第二十一旅旅长范任曾说：「他在匪豫鄂边区司令员魏凤楼的老巢中搜集获的文件中，有一份毛泽东亲笔发下的通告：『十八军胡琏，狡如狐，猛如虎，宜趋避之，以保实力，待机取胜。』 」[5]这份通告是否存在，存在争议。 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华民国方面称徐蚌会战）前，不再与胡琏部正面交手。 11月21日，蒋致胡函指示机宜[6]。

徐蚌會戰

在國共主力決戰前，整編第十一師恢復為第十八軍，再擴編為第十二兵團。之後黃維擔任兵團司令官，胡璉為副司令官。徐蚌會戰爆發前，胡因父喪丁憂，暫離軍職。

1948年12月15日，第十二兵團在雙堆集戰役中被全殲。除胡璉、尹俊、王靖之等少數人外，兵團司令官黃維、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被俘。突圍計劃是第十八軍向雙堆集西北、第十軍向東北、兵團部長官乘戰車隨同第十一師向正西衝出重圍，突圍時間定於黃昏。下午五時多，黃、胡璉二人，同時各自登車。胡璉與戰一團戰二營連長甘義三、副連長周名琴等官兵數人共乘一車（這部戰車為戰二營突圍指揮車，僅此車有突圍路線地圖及資料）。胡璉於開啟砲塔門進入車內之頃，背部中流彈，解放軍追來，槍、砲射擊，手榴彈爆炸，胡璉受重傷。[3]:119直到距離蒙城大約二十多公里路上，已無解放軍蹤跡，才停下來整頓。同車官兵因為地形生疏，戰車夜間越野，顧慮很多，都有躊躇不前之意。胡璉睹狀下車，仰望星斗良久，即對駕駛員說：越野南下，我利用星斗方位，在車上保持方向。此言一出，大家的信心陡增，戰車即駛離公路。

1948年12月16日晨，胡璉到會流集。後遇到第十二兵團未被包圍的第十八軍騎兵團及第十八軍第四十九師，適時前來接應，轉往上海就醫。[3]:119

整訓舊部

1949年1月，在上海虹口天主教醫院施手術，一共取出大小彈片32粒之多，有幾處受傷部位離肺部僅有一紙之隔。[3]:126是月上旬，胡璉在上海住院養傷，奉蔣電召入南京謁見，蒙示「迅速整訓舊部，以備續為國用」。[7]:256當即面報：「戰事演進到長江流域後，山川形勢，將限制大兵團的活動。」[7]:256蔣頷首並予嘉許。[7]:256蔣在局勢艱難，日理萬機之時，召見一個負傷住院之胡璉，且手令其任命，撥發其裝備；厥後又鼓舞胡之鬥志，確定胡之任務，並准許陳誠動用第十二兵團。[7]:277不久，某高級軍事當局告訴胡璉：蔣在引退離開南京前，曾手令國防部「予胡璉以名義，配屬三個軍，並於新到的美援武器中，撥足上述三個軍的裝備。」[7]:256國防部旋即任命胡為第二編練司令部司令官，轄第十軍、第十八軍及第六十七軍；以後俞濟時隨侍蔣於奉化，在解放軍渡江前，曾屢次致函詢問胡璉軍隊編練情形。[7]:256-257

華中剿匪總司令部某最高長官（白崇禧），親筆函謂將負責為胡璉補充且裝備3個軍，並請任命胡璉為兵團司令，又謂駐地以咸寧、蒲圻為妥；當時劉景蓉在座，當以來函示之，並悠然自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7]:279劉問胡璉如何答覆，胡璉撕其函而投諸火，笑着對劉說：「黃埔子弟，豈有朝秦暮楚者耶？」[7]:279不理亦不覆。[7]:279

劉玉章為京滬杭警備當局（湯恩伯）所倚重，胡璉請劉介紹引見；迨談至胡璉願留在前線，「為保衛京滬而盡力……」。[7]:258該當局即大聲說：「你應到後方休息，至少六個月……。」[7]:258適逢胡適來訪，胡璉乃興辭而出。[7]:2582月中，該當局召集若干整補部隊長會議於杭州，且指定胡璉之司令部與衢州綏靖公署（按京滬杭警備當局兼任衢州綏靖公署主任）共處一地；胡璉決定第二訓練司令部所轄第十軍及第十八軍收容地為江山，至月底，共得8,000餘人。[7]:258在上饒附近之第六十七軍，亦有番號而人員不足。[7]:2583月初，胡璉適奉國防部「第二編練司令部應綏靖贛、浙、閩三省邊區，以防共匪潛入滲透」之命；胡璉乃請准衢州綏靖公署，移司令部於江西南城。[7]:258

重建第十二兵团

1949年5月，国防部已由南京移驻广州，命令胡琏部恢复第十二兵团番号缩编为第十军及第十八两军，迅即加入战斗序列，拒止敌解放军于南丰以北; 胡部被服缺乏，械弹无着，新集之兵，尚未训练，逃散回乡，不无可虑。 [7]：261胡乃以第六十七军与第十军合编为第十军，军长刘廉一，辖第十八师师长尹俊，第六十七师师长何世统，第七十五师师长王靖之，另两个独立团; 第十八军，军长高魁元，辖第十一师师长刘鼎汉（在浙江南部），第十四师师长罗锡畴，第一一八师师长李树兰。 [7]：261胡部裁减1个军; 编入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战斗序列。 [3]:142

是月底，第二编练司令部改为第十二兵团，胡琏奉召晋见蒋于台湾高雄，垂询兵团状况后，面示应肃清闽粤叛变团队，打通后方补给地之潮汕，并准备保卫台湾。 [7]：257胡面报蒋说：「钧座引退，三军无主，人心惶惶，统御为难。」 [7]：257蒋表示：「我绝不放弃对中国革命所负的负任」。 [7]：257胡听后极为欣奋，又对蒋说：「是则本军必可再战再胜。」 [7]：257回部队后，胡迅即以此意遍告官兵，欢声雷动，士气高昂。 [7]：257胡立即前往广州，面报参谋总长顾祝同以所受之任务。 [7]：261-262胡返防后，恰值军官团轮流训练完毕，士兵经一个多月操课，军人仪容亦成; 胡乃从事闽西粤东叛变团队之清剿，逐渐控制潮汕为后方补充通路。 [7]：262不出一个月，胡便平定闽西粤东之叛乱。 [7]:257

1949年6月底，第十二兵团侷促于广昌、石城间，胡琏仅有黄金10条，乃召集军、师长面分之，各得其一，其余3条送眷属到厦门，再转台湾; 各部队每人每日由县府供应铜板5枚，作为菜金，但操课不辍，毫无怨言，亦无他念。 [7]:279

1949年7月，经过半年重整，重建第十二兵团，根据胡琏纵深防御、移动防御原则开始大规模战略转移，从江西分兵两路南下，成功摆脱解放军南下大军围歼第十二兵团战略企图，于7月14日进入广东兴宁，在石马镇稍事休整，接着进入梅县， 7月14日亦是中央军委关于围歼胡密令电报发出第一天。 7月15日正午，胡曾在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故居光裕庐「还我河山」巨幅拓片前誓师并坐镇指挥，后因电话线路多次遭游击队破坏，而匆忙离开石马。 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某最高长官（白）欲到第十二兵团视察部队; 胡当告以「此间干部均悉总统引退，由于内在一种压迫，极感愤慨，深恐约束不住，对长官有不敬事件发生。」 [7]：279时正混乱，该长官遂终止其行。 [7]：279第十二兵团正将从事扫荡叛变时，忽接会昌电报局转来吴奇伟一封电报，谓事不可为，劝胡向解放军投降，并指定电台呼号; 有人向胡招降，此尚属首次，胡乃令僚属覆电给他说：「苍髯老贼，皓首匹夫，降匪媚仇，廉耻何在？ 生为国民党党员，死为国民党党魂......」[7]：279按抗日作战时，吴曾仕江防司令，第十八军曾几度归其指挥，此时胡乃忆及1937年1月苏北宿迁剿中国共产党往事，国军第六十九师（师长戴子奇）受攻击，吴在宿迁任指挥所主任，曾数令胡勿救第六十九师，撤回宿迁。 [7]：279盖吴在那时或已通中国共产党卖中华民国，实为当时所始料所不及。 [7]:279－280

台湾时期

接防金门

1949年9月初，胡琏撤往潮汕。 第十八军第十四师守备长汀、连城、瑞金、会昌，第十一师由闽东经台北到普宁、揭阳，第一一八师亦集结汕头附近; 第十军则在梅县、兴宁间。 [7]:264

9月中旬，福建、江西前線形勢大變；胡璉原在南豐前線之兩個獨立團，亦被迫南撤。[7]:2649月底，第十二兵團司令部與江西省政府主席方天部保安團，會合於梅縣、潮州間；為強化陣容，嚴整隊伍，因方天之授權，胡乃從事部隊之再編組。[7]:264同時由南豐及南平方面南犯之解放軍，亦止於會昌及長汀。[7]:264

第十二兵團再度整編：第十八軍軍長高魁元，轄第十一師師長劉鼎漢、第四十三師師長鮑步超、第一一八師師長李樹蘭；第十九軍軍長劉雲瀚，轄第十三師師長吳垂昆、第十四師師長羅錫疇、第十八師師長尹俊；第六十七軍軍長劉廉一，轄第五十六師師長沈莊宇、第六十七師師長何世統、第七十五師師長汪光堯[7]:265。

此時第十二兵團名義上隸屬於薛岳之右翼方天總指揮之統轄，但實際上已處於十分機動之狀況中；9月底，羅卓英啣陳誠之命，來調軍隊。[7]:265胡璉幾經籌思，終以「第十二兵團在國防部的補給名單上，僅兩個軍，今我實有三個軍，以其中之一軍，調防金門，似無問題」為定論。[7]:266羅卓英又問將調何軍？胡璉說：「當然十八軍！」羅卓英大喜。[7]:266胡璉回台不久，船到汕頭，時正10月初旬，高魁元率其第十八軍迅赴金門；此在當時之金、廈，實乃一件大事。[7]:266胡璉曾以第十八軍轄下之一師，遊行街頭，鼓舞守軍士氣，兼以安定民心。[7]:266

1949年10月，在台灣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正式明令第十二兵團歸胡璉指揮，並即向舟山群島增援，胡璉於此遂解除任務遂行之困擾；第六十七軍劉廉一部為第一船團，即向舟山航行，第十二兵團部將率第十九軍劉雲瀚部為第二船團，繼續發航，為時當在10月18日以後。[7]:267胡璉逕去台灣，面請指示；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對舟山群島已有重新部署，郭懺受命為前進指揮所主任，統轄原駐舟山之第七十五軍、第八十七軍及第十二兵團。[7]:267

1949年10月18日，胡璉在台北，上午晉謁東南軍政副長官林蔚於其辦公室，林蔚正與廈門電信局長通話，胡璉在側，得悉該局長云：「『匪』軍已進入市區，我軍終止抵抗，爾後已無機會與副長官聯絡，謹此叩別……。」[7]:268林蔚乃一忠誠沉毅之長官，此時之面色表情，令胡璉不勝對其敬仰與同情之忱。[7]:268不二日，陳誠面示胡璉：軍事及人事部署已有變更，令胡璉以第十二兵團司令官及福建省政府主席名義率領所部第十八軍、第十九軍，接任金門防務，湯恩伯及李良榮兩將軍調回台灣。[7]:268正在海峽中行進之第二船團，已令駛赴金門。[7]:268並派東南軍政公署副長官羅卓英同去防地，佈達命令，監督交接。[7]:26810月24日夜，胡由基隆登上運送軍品之民裕輪，前往金門，擔任新任務。[7]:268第一船團之劉廉一軍，則照原定目標，增援舟山。[7]:268第十二兵團遂在古寧頭戰役中，發揮重大成效。

古寧頭戰役

1949年10月25日黃昏，民裕輪抵達金門南之料羅灣，第十二兵團部派員接胡璉等上岸。[7]:268

1949年10月26日上午十時，胡璉到達大、小金門間之水頭。[7]:268上午十一時，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羅卓英偕第十二兵團司令官胡璉抵水頭村，晤湯恩伯後，旋即赴湖南高地，將部署略為調整。[3]:177到湯恩伯指揮所，午餐在棹，胡璉立即電話正在前線指揮作戰之高魁元，詢問目前狀況，並先向他道賀：「恭喜大捷，是否已清掃戰場完畢？」[7]:268高以低沉聲音答說：[7]:268「戰事仍在激烈進行中，形勢相當嚴重，即派車迎司令官來。」[7]:269胡璉聽此話，突覺千鈞在肩，湯恩伯、羅卓英所談何事，竟無所聞。[7]:269車到即行，不消20分鐘已到湖南高地前線，急問狀況，始知國軍克復安岐，正向林厝進迫中。[7]:269當以責任所在，並未顧慮形式上之交接，迅即實施指揮權，告訴高、劉兩軍長，通電前後，前方士氣大振。[7]:269尤以裝甲旅之戰車營為甚，紛紛要求與胡璉通話。[7]:269黃昏入暮，各團合圍，解放軍遁入古寧頭村內。[7]:269此際胡璉始回顧，但見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官李良榮，第二十五軍軍長沈向奎、湯恩伯日本籍顧問根本博等，都在此處。[7]:269

胡璉部下高魁元指揮第十八軍，成功擊敗登陸之解放軍。

戰後在陽明山官邸，蔣對胡璉之成就，面賜嘉勉說：「你能如此，我殊欣慰！」[7]:277

1949年12月1日，第十二兵團就地改組為金門防衛司令部，胡璉任司令。12月4日，代總統李宗仁任命胡璉為福建省政府委員兼主席[8]。

金門八二三砲戰

1952年10月，胡晉升陸軍二級上將。1954年6月，來臺任陸軍第一集團軍司令，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由劉玉章接任。

1953年，胡璉興辦九龍江酒廠，任命經營私人高粱酒廠的葉華成為該酒廠的技術員，九龍江酒廠即今日金門酒廠之前身[9]。

1957年7月，胡璉回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胡璉第二次到金門主持防務。[3]:190胡璉認為金門孤懸海上，蕞爾小島，一場大戰，必然是硬碰硬之死力拚鬥。[3]:191

1958年金門砲戰，胡璉險些殞命。

陸軍副總司令

砲戰後青光眼發病，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由副司令劉鼎漢少將暫代，胡璉赴德國醫病治癒，層峰提供中華民國國防部參謀次長、陸軍副總司令二職讓胡挑選。

1958年10月31日，胡璉接任陸軍副總司令。11月16日，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由劉安祺接任。時金門駐軍達歷年最高紀錄超越13萬兵

福建省政主席

胡璉為人不喜逢迎，據記載在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福建省政府主席任內，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蔣經國曾前來視察，胡未到機場迎接。蔣經國曾寫親筆信給胡璉：

「伯玉吾兄大鑒：金門握別忽已一週，無時不在想念之中。昨日在中央常會報告金門之近況，弟曾提及

兄之鎮定與堅強領導精神，必能克服艱危爭得光榮之勝利。家父對

兄最近之來信至為重視，與美太平洋總司令談話時引證

兄在信中所提供之重要意見以作參考至於

兄在來書中所提供之重要意見以作參考

兄在來書中所提有關供應問題恉已由家父分交各單位從速辦理矣

……望能再有機會前來與

兄面談一切中秋在即遙賀佳節敬祝

健康勝利

弟經國敬手上 九月廿四日」[10]

1961年，劉安祺接任陸軍總司令。1965年8月，高魁元接任陸軍總司令。除胡璉以外，前後上下的人都當上總司令。

駐越南共和國大使

1964年，美军开始进入越南，越南战争面临重要转折点[3]：243。 政府为肆应亚太地区情势演变，亟谋加强中越邦交，从而在全盘外交上有所策进。 [3]：243国府权衡至当，特任胡琏为驻越南全权大使，赋予他无比重大之使命[3]：243。 11月，胡琏到达西贡，1972年12月因病辞职，驻越共达8年之久。 [3]：243中华民国驻越南共和国大使馆位于西贡咸宜大道（Hàm Nghi Boulevard）与巴斯德街（Pasteur Street）路口。

1967年5月19日上午10时30分，有2名匪徒混入使馆，他们将爆裂物安放于胡琏二楼办公室下面，一时轰然巨响，大使馆楼板全部震塌[3]：250。 大使馆建筑物一楼全毁，胡琏幸免于难[11]。 大使馆也因而由荣工处另建新馆于征女王街。

1972年秋天，胡因公回国，患病留医，不久辞职，未返任所。 [3]:253

晋升一级上将

1972年12月调中华民国总统府战略顾问，终于晋升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

1974年，在立法院第五十四会期开议时，蒋经国所作施政报告口头补充说明，文中曾说：「金门古宁头战役，我们把共匪登陆的部队都消灭了的那一日，经国从金门到台北，报告总统说：『金门古宁头大捷了，这一次我们全胜了！』 总统说：'这是我们革命转败为胜的开始，是我们第一次把共匪的军队打得全军覆没。' 」[7]:256

1975年2月11日，蒋经国到金门旧地重游，「深怀伯玉」[12]：15。

自出使越南任满回国以后，即致力于研读典籍，且对往事深切省察。 [7]：255用冀增益学养，洞悉得失。 [7]：255辄拟撰述各事始末与所悉经纬，作为研究现代史资料。 [7]：255胡素喜读史，脱下军服后，于1974年进入台湾大学历史系研究所旁听，结识史学家李守孔，成为晚年好友。

逝世

1977年6月22日，胡因心脏病突发于台北逝世，享寿七十岁。 逝世后，家属亲友遵从其遗嘱，将遗体火化，海葬于大、小金门间水头湾海水域中。7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褒扬状称：「本党中央委员胡琏...... 保卫金门古宁头...... 战绩彪炳......」9月21日，总统严家淦颁发褒扬令：「陆军一级上将胡琏...... 督战古宁头，一举歼灭来犯......」[3]：167蒋经国巡视金门时，裁定建立一座「伯玉亭」于金城镇，以为永久纪念。 [3]：8-91978年6月22日，俞大维撰、黄杰写「胡伯玉将军纪念碑记」竖立于「伯玉亭」。 [3]:167

家庭

元配吴秀娃：1925年嫁给18岁的胡，婚后当年，吴秀娃鼎力资助胡报考黄埔军校。之后，吴秀娃未见于史料[13]。

续娶曾广瑜：曾广瑜是江西赣南米商地大千金[14]，婚后生下3子1女。

侧室曾广仙（据传）：相传后来胡又与曾广瑜堂妹曾广仙结合生下4女[15]。共有3子5女。

儿子：胡之光（即孙子胡敏越父亲）、胡之辉、胡之耀

女儿：胡之冰、胡之玉、胡之洁、胡之玲、胡之清

著作

《泛述古宁头之战》

《金门忆旧》

《出使越南记》

轶事

金门县莒光楼展示的胡琏将军所获得的青天白日勋章，摄于2011年10月22日

金门县莒光楼展示的胡琏将军所获得的青天白日勋章，摄于2011年10月22日

莒光楼勋章遭窃事件

所获青天白日勋章于2012年5月4日自金门莒光楼展示时被盗，经调阅监视器及X光机影像后锁定中国黑龙江省乔姓观光客。 中国北京公安在7日于厦门往哈尔滨火车上逮捕，后于31日交由中华民国刑事局带回[16]。

金门九龙酒厂

1961年胡琏在金防部任内，令建九龙酒厂，并嘱咐金门人广植高粱，酒厂予以收购，酿成名酿金门高粱行销于世。

参考资料

 刘立军. 杨勇评胡琏：宁俘虏一个胡琏不愿俘虏十个黄维. 《文史精华》. 凤凰网. 2011-08-08[2015-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6-09）.

 王禹廷著：《胡璉評傳》前言，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年6月15日

 王禹廷著：《胡璉評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年6月15日

 何家驊. 《明報月刊》1989年第11期 (香港: 明報雜誌有限公司). 缺少或|title=為空 (幫助)

 王禹廷. 范任著：〈我曾任十八軍新編第二十一旅旅長〉. 《胡璉評傳》. 台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 1987-06-15: 85.

 秦孝儀 (編). 《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三十七 別錄. 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1984年. 伯玉軍長吾弟勛鑒：……今後剿匪只有以攻為守，並須求輕求速，乃可制匪，而方不為匪所制，切盼弟部所有重武器，全部移置於鄭州或開封，勿再在前方拖攜妨礙，今後之進剿，以重武器在現階段之剿匪戰術原則，完全背反，有大害而無一利也。甚望接此函時立下決心，速將所有重裝備即速移置後方，勿稍猶移，並以此為對統帥之信仰與是否服從命令之測驗也。茲抄錄致邱軍長一函，以供參考，蓋函中所言者，亦皆類為弟言之也，希切實研究為要。接閱此函後，望即覆電，對於函中所言各節，如有不便之點，或可辦之點，皆須詳告，以慰懸念。順頌戎祉。

 胡璉著、王禹廷校：〈泛述古寧頭之戰〉，原載《傳記文學》第三十一卷第五、六期，刊王禹廷著：《胡璉評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7年6月15日

 總統府第五局 (編). 《總統府公報》第貳肆伍號. 1949-12-31.

 顔忠誠、董群廉. 《金門戒嚴時期的民防組訓與動員訪談錄》第1卷. 台灣: 國史館. 2003-06-01. ISBN 9789570141207 （中文（臺灣））.

 漆高儒：《蔣經國的一生》，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1年3月31日，ISBN 9578506674

 高智陽. 被遺忘的越戰創傷──1967年台灣西貢使館被炸始末. 全球防衛誌 265 期. 20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0-10）.

 蔣經國：《難忘的一年》，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

 陕西华县[[赤水镇]] 吴秀娃. [2013-09-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https://www.mocsr.com/news-view.php?ID=11

 胡璉長女驗DNA 繼承生母遺產. [2012-09-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2-22）.

 胡璉青天白日勳章 明帶回. [2012-09-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0-24）.

谢选骏指出：据说这个胡琏将军被毛泽东称为狐狸，是他唯一忌惮的国民党将领，但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却先后都不能重用他。这是为何？因为蒋介石蒋经国贼嫉贤妒吗？如果这样，蒋介石蒋经国确属二贼——连战连败，丧权辱国。在毛蒋二贼的比较中，我看毛泽东是卸磨杀驴，蒋介石父子却是尚未卸磨就要杀驴，所以难免一败再败，先丢大陆，再丢台湾，真是一对烂泥扶不上墙的活宝。当然话说回来，胡琏将军也不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他对待原配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人说“妻子吴秀娃也很支持胡琏，甚至卖掉了自己嫁妆给丈夫凑路费。不过后来胡琏在国民党军中飞黄腾达后就把原配吴秀娃丢在陕西老家不闻不问，从这一点说，胡琏真是一个标准的渣男。”——他个人的背信弃义也成为他政治上不被信任的一个因素吧。还好他没有像德国的沙漠之狐那样遭到秘密处决。

谢选骏：把律师连同其家人一起关进笼子里

《中国律师大抓捕， “709”事件重演？》（2020年1月7日 BBC）报道：

中国知名政治活动家许志永说，自己因为担心被捕，已逃亡，警方对此询问过他的家人。

从2019年末开始，中国公安（警方）多地拘留或传讯了十几名律师和公民运动人士，包括著名律师丁家喜、曾任大学老师的张忠顺、戴振亚等。另一名人权行动者，法学博士许志永因担心被捕，已躲藏起来， 警方也已就其下落询问过家人。

此次抓捕是四年前“709”事件之后对公民运动最大规模的打压。2015年7月起，当局在中国20多个省份抓捕了上百名律师及维权人士，被称为“709”事件。多位被检控的律师曾经处理过政治敏感案件。

导火索——“厦门会议”

12月26日起，中国公安陆续在福建、山东、北京、河北、四川、浙江等地展开抓捕行动。这次行动据猜测与12月中多位律师和公民运动人士在福建厦门参加的一次聚会有关，但此次聚会的公开信息甚少。

丁家喜于12月26日在北京一位朋友家中被警察带走，警方还没收了他所有的个人物品，包括手机、电脑等。他在美国的妻子罗胜春向BBC确认，山东烟台警方周一（1月6日）口头通知丁家喜的家人，让他的律师直接和警方联系，但没有给出任何官方传讯或拘留文书，以及涉嫌罪名。

丁家喜的朋友、人在美国的华泽称，张忠顺和戴振亚在12月26日分别在烟台和厦门被山东公安带走，分别涉嫌“颠覆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现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丁家喜的朋友、人在美国的华泽称，张忠顺和戴振亚在12月26日分别在烟台和厦门被山东公安带走，分别涉嫌“颠覆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现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根据一份由烟台市公安局对张忠顺发出的《扣押决定书》，该侦查涉及“12.13项目”。文书显示，公安扣押张忠顺的2台计算机，5台手机、20多本书籍，以及其他个人物品。

张忠顺的女儿1月3日在Twitter上发帖称，公安在搜查其父母住所时，说找到了245发子弹。“我妈告诉我这根本不是我家的东西，这是天大的栽赃，”她写道。

除此之外，35岁的公民运动人士、工人李英俊于12月26日被山东公安从福建漳州带走，所涉罪名不详。另外，黄志强、刘书庆、卢庭阁、庄道鹤、卢思位等多位律师在12月29日至1月4日期间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或“寻衅滋事”罪被传讯。黄志强于1月4日取保候审，其他律师现已释放。

担忧“709”酷刑重演

今年53岁的丁家喜曾是航空工程师，后来转任律师，曾与许志永等人发起“新公民运动”。他于2013年4月因参与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和移民工人子女教育平权，被刑事拘留，后来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定罪，判刑三年半。

其妻罗胜春说，自己“非常担忧”丈夫这次的处境。因为对比2013年，丁家喜被捕后，家属允许聘请律师，获知开庭日期，并允许会见。但这次，距离丁家喜被带走已过去10天之久，得知消息甚少，她对此“特别难以接受，难以理解”。

“我希望整个程序公开、透明。不许施加酷刑、不许刑讯逼供、不许灌药、不许栽赃诬陷，不许让对‘709’所做的恶劣事情重演”，罗胜春说。她强调，丁家喜温和、理性，不会做任何违法事情。

根据在美国的非政府团体人权捍卫者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记录，未参加“厦门会议”的人也被传讯，据分析，他们曾在其他场合与参加者聚会过。

华泽告诉BBC中文，多位被抓捕人士遭受逼供，长时间审讯、不允许吃饭等经历，并被警方要求以证人身份互相揭发。

在逃许志永回应

中国知名政治活动家许志永说，自己因为担心被捕，已逃亡，警方对此询问过他的家人。在一份转交给BBC中文的自拍视频中，许志永称，“当此危难时刻，我想我有责任站出来，向全世界讲述真相。”

许志永是“公盟”和“新公民运动”主要创始人，是推动中国公民运动的领军人，倡导非暴力运动。他于2014年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4年刑期，出狱后基本被全天候监控。

许志永说，这次大范围抓捕不是偶然，而是蓄谋已久的。他说，“过去七年来，几乎所有独立存在的社会组织、群体都被打压，公民群体一直承受着压力。因为他们（当局）希望每个中国人都做臣民，而我们执着地想唤醒国民，做一名公民。”

他称所谓的“厦门会议”是“公民群体的一次线下见面”，聚会者讨论时政和中国未来，分享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经验。

“可你很难以想象，在专制的中国，这居然成为我们的罪状”，许志永说。

许志永说，出狱后多半时间在写一本书，描绘心中美好中国的道路，并继续推动公民运动。他说，“过去七年以来，中国的人权、法治状况大幅倒退。公民社会言论自由、网络自由空间被大幅压缩。与此同时，严格的社会管控正导致经济萎缩，维稳体制正在不断耗竭国家财富。我们非常担心中国的经济、民生，我们将要结束30多年的繁荣增长，进入衰退、滞涨，贫困。”

对于被捕人士将面临的境况，许志永说，“监视居住”其实就是单独关押，通常意味着刑讯逼供，很多“709”律师都经历过。他担心被抓捕的人正在遭受残酷的刑讯逼供，呼吁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许志永说自己一旦被抓捕，可能面临残酷的刑讯逼供及漫长的刑期。

不过他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只是忠于良心，可是我们要为这个国家付出代价。有时候我在想：需要多少人、付出多少代价，才能换来中国宪政文明？爱中国，所以努力要让她更美好，如果上天要我为这个国家奉献出一切，我相信天命——我愿意。”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发誓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是由谁来执行这一本来属于上帝的使命呢？换言之，难道共产党的权力不是权力吗？如果不是权力，那是什么呢？

《高智晟失踪五年 BBC专访耿和：“我被迫在丈夫和孩子之间做选择”》（2022年11月19日 白麦克（Micheal Bristow）BBC记者）报道：

2012年2月14日耿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抗议中国政府的示威活动。

耿和多年来积极活动，希望让外界更多关注高智晟的遭遇。

耿和，本是生活在中国的一个普通女性，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她，却遭受了迫害、监视和骨肉分离。在习近平刚刚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开始第三个任期之际，她这些年的遭遇揭示了中国的黑暗面。

耿和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意识到国家政权的强大是在哪个地方。那一天，她带女儿去北京的一个理发馆理发。

突然间，几十个人闯了进来，让她们跟他们走。那些都是秘密警察。

起初，耿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她问是否可以理完头发再走。回答是：不可以，必须马上走。

她走到外面一看街上有更多警察；回到住处楼道口下，还有警察在等着他们。

她说：“我抬头一看，一楼二楼整个密密麻麻的，都满了。”

他们住的公寓被搜查，她被告知丈夫高智晟在他姐姐山东的家里被捕了。

那是2006年，从那以后他们一家人的平静生活就走到了尽头。

维权律师

耿和的丈夫高智晟是一名律师。他曾经被评为中国十大优秀律师之一，但后来他开始为那些当局不希望保护的人维权。

他帮助维权的对象包括被取缔的法轮功成员、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和反对强行征地的上访者。

在高智晟被捕后的几年里，他先是被控煽动颠覆罪判刑入狱，刑满之后仍然受到软禁。

至于软禁，警察在高智晟耿和夫妇公寓楼下特别盖起了房子，派人入住其中方便全天24小时监控他们。

耿和回忆说：“我有时候会打开窗帘看看有多少警车在下面，是什么情况，我是有点害怕和恐惧，我就老担心明天又有更大的事情出现，我就会问丈夫今天晚上有多少警车在楼下。”

“他说你看他们干什么，你为什么要给他们脸子。”

这种监视居住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他们甚至很难找到一所愿意接受女儿上学的学校。

耿和不得已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带着16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逃离中国，把丈夫留下。

说到这里耿和哽咽流泪：“我一直很纠结，因为我必须在丈夫和孩子之间做出选择，而我选择了孩子。”

2009年，在人权活动人士的帮助下，她和两个孩子逃离了中国。耿和和高智晟虽然早就商量好他们应该离开，但出走的那天非常匆忙，事先都没能告诉他。

她不愿透露他们离开中国投奔自由的细节。她解释说：“其他人可能还需要使用同样的路线。” 但是，这包括他们曾躲在公交车的行李舱中度过的一段时间。

最终，他们被偷渡出中国到了泰国，在那里美国同意给他们提供庇护。

在美国的生活最初非常艰难。面对完全不同的语言环境，耿和疲于应对，现在也仍在挣扎。她总是担心孩子们。

可以想象，没有父亲的他们日子很难过。高智晟和耿和的女儿耿格曾经因为精神健康问题在医院接受治疗。

13年过去了，孩子们已经接受了他们的过去，并在美国建立了自己的生活。现年28岁的耿格刚刚结婚。

儿子耿天宇今年19岁，已经被大学录取学医。耿和为孩子感到骄傲，她说：“他很乐观，每天都很开心。他专心学习，还打一份工。一切都很有希望。”

失踪

但高智晟在家人逃往美国后境况更加恶劣。

他说自己在监狱内外都受到酷刑折磨。2014年他刑满出狱时，身心健康都严重受损，很多牙齿都非常松动，可以随手拔出来。

美国有位中国法律专家把这种情况称为“非释放型释放”。

耿和有时还能打电话给高智晟，问问他的情况。但她没有想到的是，五年前她与他的一次通话，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

耿和回忆说：“我不记得我们到底谈了什么，因为我就像往常一样打电话给他，问他怎么样了。他的情绪不错，说他很好。他就是那种人，总是积极向上。”

可是几天之后，当她再打电话时，却没有人接听。此后，她再也没有听到丈夫的消息，甚至不知道他是否仍在人世。

耿和想到了最坏的结果。“我最害怕的是，共产党会以新冠病毒为借口，让他永远消失。”

她担心中国当局会说高智晟死于新冠病毒，这样正好能免除政府的责任。

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拒绝回答BBC记者就高智晟情况提出的询问。

株连

高智晟受到如此打压的同时，针对他的行动也波及到他家庭中的其他成员。

他第一次被捕是在姐姐家中，从那以后他姐姐总是为他担惊受怕。她忧郁成疾，两年前自尽身亡。

耿和的姐夫也有类似的遭遇。他有重病，但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因为警察拿走了高智晟亲属的身份证。 他也自杀了。

所有这些发生在亲人身上的事情可想而知让耿和绷紧神经保持高度警惕。

几年前，在她旧金山附近的住所院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人。她在明处对方在暗处所以很难看清楚，但她担心这可能是与中国当局有关的人，于是拿起放在屋里的手枪，开了一枪警告。这起到了预期的效果：那个陌生人逃走了。

寻找高智晟

但耿和并没有被压垮。随着孩子逐渐安顿下来，最近几年，她把注意力转移回到丈夫身上，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智晟所受的磨难已经逐渐在中国内外为人们淡忘。

耿和现在专心寻找丈夫的下落，并四处奔走活动希望高智晟的名字不会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

今年8月，为了纪念高智晟失踪五周年，她将高智晟的脸部图像投射到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的外墙上。

9月，她揭幕了一个用7000多个空弹壳做成的高智晟头像雕塑。

她还在北京聘请了律师，为她继续寻找高智晟的下落，但没有人愿意告诉他们任何事情。

北美各地大约有几十个像耿和这样的异议人士的家属，他们都在努力解救仍然还在中国的亲人。

但要知道中国到底监禁了多少异议人士非常困难，因为中国政府根本就不承认有任何政治犯。

耿和坦承，在她到美国定居之前，她从未真正了解过她丈夫工作的危险性。现在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而且可能一辈子都将如此分离，但她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离他更近了。她说：“我现在觉得，我就像一个与他并肩作战的同事。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意义。”

面对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权，耿和为寻找救助高智晟所做的各种努力显得非常无力，难以成功。但她还是决心继续下去。

回顾过去的一切，她说：“我自己的小家庭遭受了太多的痛苦，但我觉得我获得了一个更大的家庭。”“我遇到了很多人，他们都努力想让中国变得更好。他们都特别善良。”

对耿和来说，将高智晟留在未知命运中的那种内疚感可能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有孩子们的成功、有新朋友、有对未来更加美好的信念，希望应该也是有的。

谢选骏指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变成了“把律师关进笼子里”——因为律师的权力也是一种权力。共产党中国既然不允许司法独立，那么律师就像政府一样，必须服从共产党，必须同意“把律师关进笼子里”，如果不服，就会连同律师的家人一起被关进笼子里。如果家人竟敢逃亡，那么即使律师本人自愿放弃了权力，律师也没有可能从笼子里出来了。

谢选骏：蒋介石毛泽东只是豪强首领

 

《民国绝顶高手李书文：曾保护溥仪、蒋介石、毛泽东》（2013年01月11日 深圳晚报）报道：

到了民国时期，一代宗师们陷入两种迷茫。

首先，清朝推翻了，帝制推翻了。与此同时，国际豪强们忙于一次大战，无暇顾及中国，于是，外患暂时也不是那么迫切了。那么，所谓的民族大义，所谓高尚理想统统无处安放；

其次，热兵器全面使用，拳脚刀枪在战场上已经失去了作用，甚至连护镖的能力都丧失了。

那么，武林宗师就算身怀绝技，可是何处施展？舞台在哪里？

没有。

对于整个武林来说，看不到前途。

这一点，就像春秋末期的“士”一样，他们突然之间失去了国家的供养，于是为了生存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这一点，与日本当年废除武士制度一样，一夜之间失去饭碗的武士们就像被主人抛弃的看家狗，完全看不到未来。

他们需要生活下去，宗师也需要养家糊口。

“士为知己者死。”听起来似乎很高尚，其实很悲摧，观其背景，正是在春秋末期是这个阶层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只要有人能赏识自己能给自己一碗饭吃，宁愿为之去死。

现在，一代宗师们都面临这样的处境。

大宗师孙禄堂

为什么要说孙禄堂是“大”宗师？因为近现代中国武林，孙禄堂如果称第二，那么无人敢称第一。

孙禄堂，河北望都人，在武林中素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之称。孙禄堂生于1860年，按理应该算清末宗师，然而观其事迹，还要算进民国宗师。孙禄堂集形意、八卦、太极三技于一身，独创孙氏太极，无功之高令人高深难测，登峰造极。当时武林公认他是中国三百年来无人能及的真正高手，称孙禄堂武功已至“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神乎之游刃的武学最高境地，为当时武术界之领袖人物。形意、八卦名家张兆东晚年对友人曰：“以余一生所识，武功堪称神明至圣登峰造极者，惟孙禄堂一人耳。”

可惜的是，一代大宗师生不逢时。孙禄堂年轻的时候四处找人切磋武功，结果错过了拳打洋人大力士的扬名立万流芳千古的时机。到后来，清朝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请他出任幕僚，实际上就是贴身保安队长。再到后来，民国来了，徐世昌成了大总统，孙禄堂则成了总统府武宣官，实际上，还是保安队长。再到后来，徐世昌被辫子军赶去了天津租界，从此失去政治前途。没办法，一代大宗师孙禄堂又要自谋生路了。

直到晚年，一代大宗师孙禄堂才捞到一点历史资本，什么资本？年逾花甲时，力挫日本天皇钦命大武士板垣一雄；古稀之年，又一举击败日本5名技术高手的联合挑战。

孙禄堂一生，以教拳为生。

一代武林总宗师，千年难遇的武林天才，就这样生不逢时，碌碌一生。混到现在，连个电视剧也没混上，一生只有故事，没有传奇。

一代总宗师，生得伟大，死得淡然。

外家绝顶高手李书文

那一年去台湾，才知道台湾最流行的功夫是什么门派：八极拳。实际上，在大陆，八极拳几乎已经被人们所遗忘。所以，八极拳的一代宗师李书文别说成为传说，连故事都没有。事实上，李书文比那些有传说的人更有故事。

李书文，河北沧州人，擅长八极拳、劈挂拳、六合大枪，人称“六合神枪”李书文，是中国武术史上记载最靠谱的外家绝顶高手。

李书文一生喜欢找人过招，战无不胜但是出手狠辣，武林人士对他又怕又不喜欢，因此名声不是太好。没办法，一辈子靠着教徒弟过活。不过，李书文教的徒弟可不简单，民国大总统冯国璋就曾经请他去手下当武术教练，此后他就在北洋军阀的部队中当教头，等于是豹子头林冲这样的角色。

一位宗师是真正的宗师还是仅仅是个传说，不仅要看他的故事，还要看他的徒弟。能够在军队里当教练，靠吹是不行的，那都是玩命的买卖。而要给权势者当保镖，那就更加不能靠传奇了。

李书文的大弟子霍殿阁做过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武术教师和警卫官，因为总是欺负日本人而被开除。最后一个弟子刘云樵在国民党政府警备队服役，当过蒋介石侍卫队教官和警卫，也是国民党著名的暗杀高手，最后将八极拳带到了台湾并且发扬光大。而与刘云樵同时跟李书文学八极拳的李健吾，做过毛泽东的警卫。《一代宗师》中张震扮演的角色“一线天”原型可能就是刘云樵和李健吾的混合体。

溥仪、冯国璋、蒋介石、毛泽东，李书文师徒给这四个人当保镖，李书文的武功之高之实用还用说吗？

一代宗师，落得籍籍无名。

生得伟大，死得无声。

抗日双刀尚云祥李尧臣

尚云祥，山东人，人称“铁脚佛”，擅长形意拳八卦掌心意六合拳，《一代宗师》里四大拳派里刚柔并济的形意拳就是他这一门派的。

尚云祥没有当过大内侍卫，但是当过大内总管的侍卫，为大太监护院十年，后在其师李存义设在北京的沛城镖局，保定的万通镖局主持镖局。抗日战争，尚云祥受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之邀，以形意五行刀技教练士兵，喜峰口之战，中国军队手持大刀痛杀日寇。

喜峰口之战是中国军队对日军的第一场胜仗，不过中国军队的大刀并不仅仅都是尚云祥的刀法，还有李尧臣的无极刀法。

“宫猴子”宫宝田

宫宝田，山东乳山人。大内高手，真正的大内高手。

宫宝田被召入宫，任护卫首领，加封四品带刀侍卫，先后任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近身侍卫，清廷最后一任大内侍卫总管。庚子年间，八国联军侵华，宫由于护驾得力，获钦赐黄马褂。电影上，他这样的大内侍卫总管通常不是什么好人，凶残愚蠢死于非命。然而，这里说的是故事。

宫宝田小时候经常往王府送米，得以认识正在王府护院的董海川(清廷大内总管、八卦游身连环掌始祖)得意弟子尹福。尹福经多次观察考究，认定宝田是习练八卦掌的难得之才，遂领宝田去拜见老师董海川。这是宫宝田第一次拜见师祖董海川，董海川握住他的手上下端详，连声说：“难得，难得！”再三叮嘱尹福着意培养。从此，宫宝田便辞去米行差事，行了拜师礼，做了尹福的徒弟。五年之后，董海川亲自教授八卦秘宗和八卦拳谱，宫宝田成为正宗八卦游身连环掌的第二代传人。就这样，23岁那年，宝田便已登堂入室，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特别是轻功，堪称精妙，人称“宫猴子”。

身为大内总管，宫保田看透了朝廷的腐败，无法承受严重的心理扭曲，于是毅然辞官回家。后来清朝灭亡，张作霖请他出山，委任他为东三省巡阅使兼奉军总教练。后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宫宝田十分悲痛，告老还乡。

《一代宗师》中的宫二，其父亲就是宫保田。当然，也是传说。

玩枪炮的李景林

李景林，河北人，号称“武当剑仙”。李景林可不是一般的武林宗师，而是文化人。他在保定军校毕业，曾经是张作霖手下头号战将，奉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后因直奉战争引咎辞职，定居沪上。从那之后，重拾武术旧业，当上了武林宗师。蒋介石特派邵力子到上海，请李景林建立“中央国术馆”并任馆长。

李景林要举办一个“全国打擂比赛”，苦于没有资金，于是请来上海滩大佬黄金荣和杜月笙喝茶，李景林表示要请他们帮忙举办“全国打擂比赛”，并请他们每人资助五万大洋，黄杜两人面带难色，李景林拔出手枪放在台上，对他们说：“你们是有名的‘大流氓’，这次我恢复本色，当回‘大土匪’，要劫持下你们两位流氓。”说完哈哈大笑，大流氓遇上大土匪，只得乖乖掏钱。

一代宗师，要推广武术，还要靠土匪本色。关于他真实的武功，坊间说法纷纭。总结来说，他确有推动国术的首功，单这点来论，他就足以名列青史。

为什么我没提叶问

写完一系列的“一代宗师”，不禁感慨万千。每一位宗师，都有自己的一段传奇，或者准确地说是一段故事。而这些传奇和故事在民国之后就已经失去了再次发生的土壤，大刀王五的刀进了炉子，尚云祥的嫡传弟子成了看门老头，孙禄堂的后人则专心于养生健身，于是宗师从此绝迹。

至于为什么没有提到咏春拳的叶问，倒不是对于叶问或者咏春拳的不敬，而是放眼过去的历史长河，叶问尚不足以与以上宗师分庭抗礼。如果没有李小龙，则有几人知道叶问和咏春？

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华武术枝叶繁茂，却只有咏春拳在李小龙带动下威震四方，那么咏春拳和叶问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篇章，他代表的不是民国，而是民国之后。即便在《一代宗师》之中，王家卫恐怕也很难为叶问和咏春拳找到恰当的定位。换句话说，如果王家卫下次要拍《宗师1970》，则李小龙和咏春拳理所当然排在第一。

再换一个角度说，中华武术历经千年发展至民国已经是登峰造极，无论太极八卦八极形意，料来都不是徒有虚名，却为何惟有居于一隅的小门派咏春拳大放异彩，是咏春果然如此出类拔萃，还是各大门派后继无人？

宗师可以没有，断子绝孙就不应该了。

谢选骏指出：溥仪算个沐猴而冠的满洲末代皇帝，但是蒋介石毛泽东只能算是豪强首领了。别说这两个贼人没能统一中国，就算统一了，也是名不正言不顺——不上不下，不高不低，说官员不像官员，说君主不像君主，又不是民选的……说他们像是什么呢？最多只是个豪强首领罢了。比窃国大盗袁世凯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