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萦绕世界史大诡秘：宋朝为何独以富强亡国？有何借鉴？》（2017-12-29 搜狐）报道：
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尽沧桑，其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数十个或强盛或衰弱的王朝，以及数以百计或满腹韬略或平平庸庸甚至江山尽失的帝王。
中国历史上，一般认为，宋朝是因“积贫积弱”而亡。但是，19世纪日本历史学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以来，这一观点越来越被否定。而且，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
“盛世的文物，乱世的黄金”，是中国的一句老话，讲的是文物在盛世才能体现价值，乱世则只有黄金才最可靠。近几年，北宋的两幅旷世杰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在北京故宫展出，成就“故宫跑”的佳话。
据说，由于到故宫观看《清明上河图》需要排队六七个小时，故而有许多人早早到故宫午门外排队，待午门一开就狂奔入宫。
《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在今天的中国受到追捧，固然说明中国今天的盛世，但又何尝不是宋朝的盛世造就这些传世名画。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更宣称：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水密隔舱等，都于宋代出现。在十一二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匈牙利裔法国汉学家、西方汉学最高奖项“儒莲奖”获得者白乐日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
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也认为：宋朝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因而，有专家认为，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使中国率先站在了近代的大门前，只需顺势前进一小步就是中国历史进步的一大步。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四个在分裂的土地上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宋朝，宋朝以其瑰丽的文化、灿烂的艺术、繁荣的经济等方面全面超越了前三个大一统的王朝－－秦帝国、汉帝国以及唐帝国。
研究发现，宋朝国内生产总值是唐朝鼎盛时期的两倍，南宋则以半壁江山财政收入超过北宋。而且，宋朝从理论上来说是当时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悍的国家。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宋朝的版图日益缩小，统治者龟缩不前，甚至连西域也干脆让了出去。
在这点上，即使是后被人骂做丧权辱国腐败和衰落的的清王朝，还是不遗余力地粉碎准葛尔和大小和卓兄弟叛乱，全力粉碎了西北分裂势力！
然而，如此繁荣的盛世却未能顺势前进，反而后退了，不仅使中国进入近代推迟了600年以上，更令中国被动地卷入近代潮流饱经磨难。原因究竟为何？
这个世界史上的大诡秘长期萦绕在人们心头，这一切除了要归咎于宋朝的一系列开国国策外，也可谓一切中华帝国都难逃的宿命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的没落和保守！
近代以降，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在1897年发表的《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以后又发表有关“生存空间论”的论文，把C.R.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生物概念应用到国家的成长和发展上，认为国家像有机体一样有兴盛、衰亡的过程，国家的兴盛需要广阔的空间。
瑞典学者R.谢伦接受了拉采尔的思想，于1917年发表的《作为生命形态的国家》一书中提出地缘政治学这一名词。
他认为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强国的条件是：广阔的空间、对全体国民的控制和自由的活动权力，而中国从秦朝开始到清朝结束，所处空间决定了中国古代帝国谁都难逃的宿命。
今天而言，不论是美国的重返亚太、还是最新的“印太战略”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是地缘政治竞赛的手段，也决定未来中美命运和国际格局。这样，宋朝的历史教训就更有现实意义。
具体而言，中国地处亚洲东部，独占了亚洲东部最适宜生存的土地，向北是草原、西伯利亚寒冷地带，向西是青藏高原、沙漠戈壁与山脉，向南是热带丛林，向东是海洋。
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一方面使外来文明很难侵入中国。
历史上，不论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还是伊斯兰教东扩，都在阿富汗这个十字路口掉头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而不是东进中国，使中华文明不受外来文明打扰历经千年而不绝，整个东亚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体系、国际政治体系。
另一方面，这一封闭的地理环境也限制了中国的扩展。
早在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天下，东亚大陆上适合农耕的土地就已经被全部纳入帝国范围内，扩张至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实际已经达到农耕帝国的扩张极限。
汉朝尚武，进而击败草原民族，将势力扩张到北部草原与西域，将帝国扩张到地理极限。
早早扩张到极限后，中国开始收缩，进取心与尚武的精神开始消退。
所谓“魏晋风流”，只不过是失去进取心与尚武精神后，贵族精英阶层的糜烂与堕落，最终只能衣冠南渡。
至宋朝，尽管丢失了燕云十六州，农耕文明的北部大门洞开，曾经是中华文明核心区的华北地区直面游牧民族的威胁，中原王朝的防线后撤到黄河一线，西北还面临西夏的侵扰，但在通过贡献财物实现和平后，宋朝在重新走向繁荣盛世的同时，中国文明进一步内卷，趋于保守。
可以说，北宋和南宋是中华历史和文化最直接的分水岭。
贵族精英阶层糜烂堕落后，唐朝以科举使官僚——士阶层崛起，至宋朝皇权与官僚共治天下。
而在宋朝，代表官僚士阶层核心意识形态的儒家，由唐朝的道统说，发展到宋朝的程朱理学，实际上完成了它的宗教化架构，固定化，进而保守以致僵化，并成为整个中华文明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血性落地，奴性遍野，犬儒横行。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正是指这种“血性文化”的丧失，直达今天都缓不过劲了。
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保守僵化，中华文明失去的不仅是进取心与尚武精神，更是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近代的大门口退了回来。
北宋亡于金，南宋凭借海外贸易其财政、经济甚至超过疆域更大的北宋，但在这种缺乏进取心的保守僵化的文化之下，偏安一方。
这样的保守和奴性文化的直接体现就是为辽、西夏和极其残暴的金、元进贡惊人的钜额岁贡以购买和平，结果导致宋开创了华夏首次被异族整体灭亡的先例。
明清以降同样不乏盛世，却也更加保守僵化，终致亡国，差点灭种。
图为五代十国时期地图，汉族政权被局限在了农耕文明的范围之内，甚至农耕文明的北部边缘地区已经丢失
世人常说，汉以强亡，宋以富亡，的确令人扼腕。
经过100多年的努力，在中国重新走向盛世与复兴的今天，盛世之下文化的重归保守与僵化应该引起注意。
更令人深思的是，同为盛世的今天，宋以富强亡国的教训更值得深思。
谢选骏指出：上文分析头头是道，独缺最为重要的一环——宋朝亡国的核心原因，就是无神论的儒学！人说——“宋朝的官僚系统膨胀速度很快，直接把宋朝拉跨的核心原因，造成财政总是不够用，即使王安石如何的变法，还是满足不了官僚行政系统的开支。”但是我看到——“这种贪婪腐败就是基于无神论的儒学。”所以，在亚洲，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埃及奴隶王朝挡住了蒙古部落的进攻；在欧洲，是信奉基督教的各个国家不断阻击削弱了蒙古部落的压力，甚至连日本列岛也是在“神风”的信仰下获得了胜利。唯独中国被无神论分化腐蚀了，未能坚持抵抗到底，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了——因为明清所奉行的，都是宋朝发明的新儒学——亡国灭种的程朱理学以及等而下之的王阳明心学。环顾当今世界，西方文明正在步入无神论和虚无主义的绝境，即将面临的岂不就是已经开始的蛮族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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