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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22日星期二

谢选骏:血色黄昏——谁让房地产绑架了中国

《楼市危机疾速失控,中国经济何去何从》(DAISUKE WAKABAYASHI, 艾莎 2023年8月21日)报道:


周六,位于中国南通的碧桂园十里海湾项目。


房地产行业充斥着背负高风险的参与者,一家堪称典范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正在违约的边缘摇摇欲坠。由于缺乏现金,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未能向投资者付款。数十亿美元已从该国股市撤出。

在中国,这个8月事件频出,令人眼花缭乱。

政府从三年前开始打击住宅建筑商的高风险商业行为,房地产市场随后开始放缓,在本月则迅速失控。这威胁到了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削弱了消费者、企业和投资者的信心。到目前为止,一向亲力亲为的中国政策制定者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缓解人们的焦虑,而且似乎决心减少该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

标准普尔大中华区企业信用评级主管张积豪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的事情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过去30年里,随着中国人口激增,人们涌入城市寻求经济机会,开发商建造的现代化公寓供不应求,房地产行业成为经济转型的引擎。房地产业雇用了数百万人,还成为家庭积蓄的存储手段。如今,房地产行业占全部经济活动的四分之一以上。

南通碧桂园十里海湾项目旁的道路建设项目,工人们正在施工。与住房相关的工作岗位过去曾经充足,现在越来越少。


在看似永远不会结束的房地产繁荣时期,中国对房地产的依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经过多年的过度借贷和过度建设,它已成为一种负担。当中国经济增长较快时,开发商借入更多资金来偿还不断增加的债务,从而掩盖了过度开发。但自从该国领导人实施的导致经济瘫痪的新冠封锁措施被取消后,中国正在艰难地试图重新站稳脚跟,许多经济问题又回到了房地产的问题上。

中国消费者的支出减少,部分原因是房价暴跌影响了人们的积蓄,其中大部分与房地产相关。建筑、景观、涂料等与住房相关的行业的工作机会在过去很充足,而现在越来越少。人们不确定危机会蔓延到什么程度,这让公司和小企业不敢花钱。


依靠向开发商出售土地来支付市政项目费用的地方政府正在削减服务。

信托公司——代表公司和富人投资数十亿美元的金融机构——曾向房地产公司发放高风险贷款,现在面临损失,引发了愤怒的投资者的抗议。

当前的房地产危机是政府自己一手造成的问题。监管机构允许开发商大肆举债,为几十年来不惜一切代价的增长战略提供资金。然后他们在2020年突然大举干预,以防止房地产泡沫。他们阻止廉价资金流向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导致许多公司出现现金短缺。


一家又一家的公司因无力支付账单而开始倒闭。据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称,过去三年已有超过50家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违约或无法偿还债务。这些违约事件暴露了中国房地产表面繁荣的现实:只有在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借钱建房的模式才有效。

随着房地产危机的恶化,中国政策制定者并没有听从用大规模救助项目介入的呼吁。相反,他们选择了放宽抵押贷款要求和降低利率等温和举措。

官方报纸《经济日报》在周五的社论中表示,近期政策的效果需要时间:“同时要清醒认识到,风险化解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市场要给予一定的耐心。”


政策制定者容忍了打压房地产造成的后果,因为即使是那些无力支付所有账单的公司也在继续建造和交付公寓。

例如,中国恒大在2021年拖欠了3000亿美元的债务,危机发生时已收到款项但未完工的公寓超过100万,但最终设法建成30万套公寓并交付。恒大集团周四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但最近几个月发生了很多变化。家庭减少了大额购买,公寓销量陡然暴跌。房地产巨头碧桂园曾经被政府列为典范,这样的冲击改变了它的命运,现在,该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亏损高达76亿美元,并表示其业务正面临着30年来最大的挑战。

碧桂园需要在几周内拿出现金来支付部分债券的利息,否则就会和同行一起进入违约公司的行列。它还有数千亿美元的未付账单。

这些事态发展让本来就持谨慎态度的购房者感到惊慌。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的数据显示,7月中国100家最大房地产开发商的新房销售量同比下降33%。6月销售量也下降了28%。

投资者担心政策制定者行动不够迅速,无法防止更大的危机发生。

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表示:“我认为他们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案。”他和他的同事警告,房屋销售下降和开发商违约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威胁到更广泛的经济领域。


这种担忧已经蔓延到其他市场。中国最大的一些公司在香港上市,那里的投资者信心急剧下降,导致股市陷入熊市,较1月的峰值下跌了21%。过去两周,投资者已从中国股市撤资75亿美元。

房地产问题也正在蔓延到金融信托公司,即中国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些机构提供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标准银行储蓄,并且通常投资于房地产项目。


本月初,新的麻烦出现了。两家中国上市公司警告称,它们向中融国际信托进行了投资,但管理着约850亿美元资产的中融未能支付所欠款项。据《南华早报》报道,虽然尚不清楚这些投资是否与房地产相关,但中融是这些违约开发商的多个房地产项目的主要股东。中融没有回复寻求置评的电子邮件。

一群愤怒的中国投资者聚集在中融北京办公室外,要求该公司“还钱”并做出解释。抗议活动的相关视频在本月被上传到抖音,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这次抗议让人想起中国因住房危机而发生的其他反抗行为。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见,但最近出现了几起。


今年2月,武汉数千名退休人员与官员对峙,抗议削减政府为老年人提供的医疗保险。这些削减表明地方政府面临压力,部分原因是房地产市场低迷,损害了作为可靠收入来源的土地销售。

去年,数十万房主拒绝偿还未完工公寓的抵押贷款。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抗议视频,业主群体纷纷效仿,在网上发起抵制。

这两起抗议活动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随着政府介入限制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同时采取一些措施缓解紧张局势,抗议势头逐渐减弱。上周,一段新视频显示,中融办公室外没有抗议活动,但大楼和附近都停着警车。


谢选骏指出:废垃现在看见了“血色黄昏”——而不是他娘的《青春之歌》了。但是且慢,为何不问一问“是谁让房地产绑架了中国?”那么,是谁让房地产绑架了中国、造就了如此的血色黄昏呢?在我看来——正是官商勾结的战场经济!



《从“青春之歌”到“血色黄昏”,幸运的母亲与不幸运的儿子》(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2021年01月26日 丁东)报道:


随着疫情的缓解,老朋友有了重新会面的机会。昨天见到老鬼和几个朋友。大家东拉西扯,不免扯到《血色黄昏》的出版往事。纸媒时代不同于网络时代,文学的传播绝对依赖于出版。一个作家如果得不到出版的机会,可能生生地被埋没。出版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命运。老鬼的母亲杨沫是一个幸运者。

杨沫1936年参加革命。革命胜利后,工作却不顺心。她先在《人民日报》当编辑。当时她身体很差。《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对她的丈夫说:“转告杨沫同志,不要逞英雄,有这么多孩子,身体又不好,安心养病吧。”领导把她当成可有可无的人,杨沫心里不痛快,于是要求调到妇联。

到了北京市妇联,那里人看杨沫身穿列宁服,戴个蓝帽子,说话带着河北口音,土里土气,以为她是乡下人,没把她当老干部对待,而是和刚分配去的大学生一样,让她打杂,给人抄登记表,到电影院当招待,帮后勤分发节日用品。有时还遭领导呵斥。

1949年7月,她因为宫外孕,摘除了子宫和一侧卵巢。手术后全身疼痛,头发大把大把脱落,开始秃顶。1950年,杨沫离开妇联,把组织关系转到了北池子街道,周围是家庭妇女、小贩、小手工业者、蹬三轮的。她看不到文件,参加不了会议,心情极其郁闷。

生理和心理的痛苦,成了杨沫创作的动力。正好,走进她生活的几位男性都不简单。当时的北大学生张中行,是她的第一个伴侣,在她笔下成了余永泽;将军路扬是她的革命男友,在她笔下成了卢嘉川;她的丈夫马建民是北京师范大学领导人,在她笔下成了江华。


故事发生在革命大潮中,最具魅力的无疑是女主人公与几位男性的情感波澜。小说开笔很顺利。1955年春天,她就写出35万字的书稿,名叫《烧不尽的野火》。

中国青年出版社听说后,要去书稿。编辑看完却拿不定主意,让杨沫找一个名家看看,若名家肯定就出版。

杨沫的妹妹白杨是电影明星。姐妹一起拿着书稿找中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审阅。阳翰笙非常忙,没有时间读。

中青社只好自己看。编辑的审读意见是:一,还得请专家看;二,如能删掉一些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健康的思想感情的地方,会大有长进;再把一些薄弱的地方适当加强,可以达到出版水平。

阳翰笙推荐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欧阳凡海审读书稿。欧阳凡海1937年到延安,曾任鲁艺文学研究室主任,熟悉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他的审稿意见写了6000多字,共33 条,前3条讲优点,如“结构活泼而紧张”,“所写卢嘉川等人物‘相当成功’外,后30条全是缺点。”欧阳凡海认为:最大的缺点是“以小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为书中最主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而对林道静却缺乏足够的批判和分析”。否定了书稿。

一年后,小说遇到伯乐。他就是《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秦兆阳是杨沫1942年在华北联大学习时的老师。杨沫还是秦兆阳夫妻的媒人。1956年春天,杨沫把书稿交给了秦兆阳。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没有什么大毛病,已经交给了作家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表示:这“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想尽快出版。只需要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修改一下即可”。为了表示诚意,作家出版社还向杨沫预支了一千元稿费。杨沫又用了20天把稿子修改了一遍,全书约40万字。


杨沫6月交稿,作家出版社却没有及时付排。先是责编任大心被抽去搞审干工作,别人插不上手。10月底任大心发排了稿子,12月又说,纸张紧张,恐怕要拖延。1957年1月任大心电话告诉杨沫:因为全国纸张缺乏得厉害,《青春之歌》今年不能出了。杨沫又找到秦兆阳,问:可不可以少印点,把书先弄出来?秦兆阳说,无能为力。《人民文学》每期19万册不够卖,因为缺纸,每期要少印3万册。

杨沫这时肝部剧痛,怀疑得了肝癌。她想在告别人生之前,看到小说问世。这次阳翰笙出面帮了忙。1957年3月,他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楼适夷打招呼,请他帮助催促。责任编辑向杨沫表示:“现在已有4部长篇要付排,你这部挤一挤,也许能挤下。”杨沫又给作家出版社一把手王任叔写了信,让他们出书要守信用。

《青春之歌》终于1958年1月出版,立即轰动。报刊连载,广播电台连播,书店销售一空,马上加印5万册。到1958年6月,已经印到39万册。1959年改编成同名电影,影响更大了。以后,小说多次再版,发行量逾500万册,还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介绍到国外。杨沫一举成名,当年就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塔什干出席了亚非作家会议。

从1955年春天,到1958年1月,《青春之歌》从写成,到出版,不到三年时间。虽然也有波折,这在当时算快的。出版改变了杨沫的命运,也影响了当代文学史格局。当时中国出现了长篇小说高潮,《青春之歌》成为其中最耀眼的代表。

老鬼就没有母亲幸运了。

老鬼的代表作也是自传体长篇,也写了生死爱情。他1975年开始动笔,原名《八年》。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上学期间,他反复修改,终于定稿。


从1980年代初,他先后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作家出版社、百花出版社、海洋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十月》、《收获》、《花城》、《清明》、《小说界》等机构投稿,都失败了。有的是不接受其刀辟斧凿般的直白风格,有的是担心其惊心动魄的悲剧内容。其间虽有老作家陈登科予以推荐,已经成名的北大同学张曼菱热心斡旋,都不能实现付梓的愿望。


1985年,《黄河》杂志在山西创刊,知青作家郑义出任副主编。他对此作颇为欣赏,总算在刊物上选登了一部分。然而全文出专号的计划,仍然流产。

直到1987年夏天,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辗转找到老鬼,拿上书稿,击节赞赏。经王玉璋二审支持,最后南云瑞甘冒革职罢官风险,终审通过。此书以《血色黄昏》为题,问世后引起巨大震动,掀起争读热潮。出版社连印七次,40多万册依然供不应求。胡耀邦去世前阅读了此书,说:我看《血色黄昏》了,写得很好!

昨天,我在聚会上提出一个假设,这本书如果早出五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面貌可能改观。1980年代的中国文坛,新人新作层出不穷,各领风骚三五天,像走马灯一样。有些作品并不厚重,就因为出得早,占得风气之先,暴得大名。有些作品,出版后挨批,反而载入史册。文学史不重视作品的写作完成时间,而重视作品的公开发表时间。发表了才能与读者互动,影响社会。《血色黄昏》出版之前的知青文学,流行青春无悔的浪漫格调。

如果《血色黄昏》早点问世,那些浪漫的诗意篇章就会显得浅薄。有追求的作家或许会在老鬼面前反躬自问,改弦更张。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这本书1987年仍然出不来,到今天仍然无法问世。从这个意义上说,老鬼又算是不幸中的幸运者了。

老鬼因《血色黄昏》的出版,被社会认可,成为著名作家。他后来出版了多部力作,但仍然有几部书稿,至今不能和读者见面。

丁东:前《炎黄春秋》编辑。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主,著有《冬夜长考》、《精神的流浪》等书,参与编辑《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反思郭沫若》等书。

谢选骏指出:《青春之歌》是开头,《血色黄昏》是结尾——写的都是绑架集团,他们的“经济”当然只能是战场经济,但是各路洋人假装不懂,纷纷前来投石问路,一时之间水涨船高,号称“中国崛起”,羡煞旁人。现在疾速失控,本是意料之中,只有废垃不懂。

谢选骏:反共宣传员为何心疼共产党


《习继续隐身 焦点备战? 党内启动诛九族手段》(2023-08-18 评论)报道:

 

习近平目前继续隐身,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可能在憋大招。


中国河北、东北洪水灾情惨重,多地传出灾民抗议。但中共政治局常委18日召开会议时,中共高层却集体定调,宣称:所谓的防洪救灾斗争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


与此同时,习近平迟迟不现身。著名时评人江峰认为,习近平除了不敢面对崩盘的经济,就是他的注意力在别的地方。


著名时评人 《江峰时刻》主持人江峰:“洪水肆虐的时候,隐身不见的领袖现在继续隐身,18天不见身影,却憋出来一个大招。什么招呢?要求党员干部披露九族消息。怎么了,是要满门抄斩吗?”


15日,中共《求是》杂志发表一篇所谓的“习近平重要文章”,其中几处对西方国家高调谩骂,被指向美国发出当年毛泽东一样的“战斗檄文”。

同一天,中共要求领导干部填写“社会关系表”,上报内容,比考公务员时的政审涉及的关系网还要多。内容包括工作单位及职务、亲属,亲属中经商办企业的等等。


江峰:“过去皇帝用严刑来控制自己的臣子,搞个株连九族。你看这份关系表,这亲属范围得超过九族,必须写明具体工作、企业名称、职务,还有每个人的政治面貌等等。甚至连退休的、甚至死人的信息都必须填写,还威胁说‘不如实填写、视作对党不忠。’”


江峰指出,习近平也许正在全力备战。让党内干部写九族表,是为了更牢牢抓住他们的把柄。


江峰:“为什么审查中共内部的领导干部的每个人的社会关系网呢?第一就是要清党,抓住社会关系越密切、越广泛,抓在党手中的把柄,是不是会越来越多呢?就这个意思。第二就是绑架所有人,死死的捆在习近平的战船上。”


但当局无视生命,恐怖治国的手段已经引起体制内普遍不满。与此同时,8月14日,央视发布宣传中共抗洪的主播联播视频,但标题“加力、加速”起得耐人寻味、引人遐想。


政论作家陈破空:“其实谁都知道,习近平的一个‘雅号’叫‘总加速师’。这个中央电视台不可能不知道,中央电视台的主播和编辑都不可能不知道。说他们用词的时候毫无避讳,就用了这个‘加速’,非常吸引眼球。大家一看都明白怎么回事,用低级红、高级黑来说,已经是非常勉强了。你只能说是‘反习’,或者‘曲折反习’,或者是‘春秋笔法反习’。”


习继续隐身 焦点备战? 党内启动诛九族手段


网民嚎叫:


人类厄运共同体 今天 04:30

楼下骗子就该滚回厉害骗子锅去。

lolo 今天 03:27

4护照、移民办理:可办理全新身份和原国籍无关联,隐藏身份财产保护人身安全,黑户、体制内也可办理。微信:duoguoyimin

voigt 今天 00:02

不出來與大招之間是兩回事。洩洪的事,不好收場。


谢选骏指出:看看这些兜售反共宣传的人们,似乎最是心疼共产党……这是为何呢?为了“退党退团保平安”。但是错了。一日入党,终身是贼,美国移民局可不管你们有没有退党退团,一律都要登记在案、拒绝入籍。


2023年8月21日星期一

野蛮也是一种文明



《蒙古人:「野蠻人」到底有多野蠻?》(內特·康 十二月 2020)报道:


在公元1200年代之前,幾個世紀以來的歷史趨勢決定了中亞草原的遊牧民族主要被稱為和平、流浪的民族。然而,隨著成吉思汗的崛起和隨後蒙古帝國的擴張,這一趨勢完全顛倒了;總的來說,蒙古人的征服從朝鮮半島延伸到東歐的邊緣,並構成了當時整個已知世界的很大一部分。蒙古人在征服的土地數量之多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完全隨意撕裂一個又一個對手,留下了一條殘酷破壞的戰爭道路,因為他們在整個歐亞大陸都變得恐懼。但他們真的像人們經常被看待和描繪的那樣是絕對的「野蠻人」嗎?儘管他們的征服往往非常殘酷,但僅僅給他們貼上“野蠻人”的標籤將完全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是因為他們對戰爭和文明採取了極其有組織、有效的方法。如果沒有他們獨特的軍事策略、殘暴的意願和堅定的紀律,蒙古人永遠無法建立一個如此龐大的帝國。


蒙古人利用他們非正統的軍事戰術征服了鄰近的文明,幫助他們形成了龐大的帝國。最好的例子是他們由高技能的弓箭手在馬背上實施快速攻擊,以及他們新穎地使用佯攻和假撤退。然而,蒙古人的殘暴才是真正為他們在整個歐亞大陸贏得激烈聲譽的原因,這種聲譽進一步説明蒙古人尋求佔領盡可能多的土地。當草原上的另一個遊牧民族韃靼人加入蒙古部落時,他們加入了征服定居社會的努力,將他們的特別努力集中在俄羅斯。在諾夫哥羅德,韃靼人進入並摧毀了該鎮,在此過程中殺死了許多人並犯下了可怕的暴行。通過展示這種兇猛,這些遊牧入侵者進一步提升了他們可怕的聲譽,減少了其他人敢於抵抗他們的可能性。由於反對較少,隨著蒙古人征服領土並建立帝國,統治之路的障礙也更少。這份檔的作者是僧侶,他們可能創造了這份檔,以展示韃靼-蒙古征服俄羅斯的殘酷性,以及這種野蠻行為如何幫助這些入侵者建立對附近社會的控制。顯然,諸如此類的行動進一步支援了蒙古人的聲譽,並阻止了許多民族甚至試圖抵抗他們。


除此之外,蒙古人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征服一個龐大的帝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紀律。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訪問了中國的元朝朝廷,並受雇於忽必烈汗,記錄了他在大汗汗國的經歷,注意到他們在戰鬥中的勇敢和奉獻精神,以及他們在馬上的堅韌。諸如此類的特徵強烈表明,蒙古人從小就被訓練成堅強和敬業,這有助於他們在建立帝國時成功發動入侵。馬可波羅很可能有動力寫下蒙古人的特徵,這有助於他們的成功,因為他是一個在中國的外國人,並希望將他注意到的故事帶回歐洲。蒙古人的這種紀律也轉化為他們的軍隊,因為他們的組織方式非常有效,指揮官監督戰士群體,他們都向可汗報告。這個高效的組織進一步支援了蒙古人作為一個紀律嚴明的團體的想法,致力於確保他們的軍事努力取得成功。最後,蒙古人在他們雇用的勞動分工方面展示了他們的紀律。每個公民,無論男女,都有某些任務要執行。通過共同努力,所有蒙古公民都表現出了他們的奉獻精神和個人紀律,以及對進一步擴大蒙古帝國的更大事業的支援。


總之,儘管他們留下了毀滅和死亡的痕跡,但13世紀的蒙古人肯定不是未開化的或“野蠻人”,而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有組織的文明戰爭機器,既能道德文明,又能極端無情。與通常被視為野蠻的野蠻人不同,這些遊牧戰士能夠有效地建立世界上最大的陸地帝國,因為他們作為軍事力量的定義品質:他們獨特的軍事戰術,有時願意非常殘酷,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紀律,無論是作為軍事力量還是整個社會。


谢选骏指出:蒙古人的野蛮不是原始的野蛮,而是一种“文明的野蛮”,类似于伊斯兰教、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所以说,野蛮也是一种文明。


《草原帝國:歷史教授的書重新審視「野蠻人」的世界觀》(賽義德·哈馬德·阿裡 01月2023)报道:


新版本強調了蒙古人和匈奴人等草原遊牧民族對技術和思想傳播的重大貢獻;《草原帝國》著眼於草原征服者塑造世界的方式。


提到匈奴人阿提拉、成吉思汗或帖木兒的名字,通常出現的畫面是憤怒的戰士群騎在馬背上,在塵土飛揚的平原上馳騁,執行掠奪和殺戮的任務。


這些粗糙的草圖中缺少這些遊牧民族在向世界各地傳播技術、思想和宗教方面發揮的複雜作用。


“不幸的是,因為我們沒有太多來自這些人的寫作方式,至少從他們自己那裡,有一種傾向,總是把他們視為局外人,文明的破壞者,”肯尼斯·W·哈爾教授說,他是《草原帝國:塑造文明的遊牧部落的歷史》的作者。


哈爾還指責廣告和好萊塢——在處理歷史史詩時,好萊塢喜歡讓“野蠻人”潛伏在那裡。


“很難克服這些刻板印象。即使在美國的歷史教科書中,也很少提及這些人。匈奴人可能以上帝的禍害——匈奴人阿提拉(Attila the Hun)出現。蒙古人可能廣為人知,但西方的許多人對這些人知之甚少,他們都被歸為野蠻人。”他說。


有歷史記錄可以窺見這些民族的心態。有《蒙古秘史》,這是現存最早的關於成吉思汗的蒙古文著作。蒙古的鄂爾渾銘文也提供了線索。


“這些紀念碑是土耳其最早的例子,今天在安卡拉安納托利亞文明博物館的花園裡實際上有一個非常好的複製品,”哈爾說。


哈爾的新書探討了遊牧力量在世界各地發展和傳播思想所扮演的角色。


這位住在新奧爾良的教授試圖從遊牧民族的角度寫作,遊牧民族在很大程度上以反對者或受害者的作品而聞名。


“我不是成吉思汗對河中城市或華北大屠殺所犯下的罪行的辯護者。這些行為甚至對當時的人們來說都被視為真正越界。”他說。


哈爾說,在氏族和部落之間的戰爭中,戰敗者經常被屠殺,因為勝利者沒有辦法養活他們。“當它被大規模地應用於打破城市和久坐不動的文明的抵抗時,你會得到現代人稱之為本質上是種族滅絕的暴行。”他說。


遊牧遺產


但他指出,也有重要的成就,尤其是蒙古人。以中國發明的紙幣為例,紙幣是由蒙古人的西南分支伊爾汗人引入伊斯蘭世界的。但這還不是全部。


“最具破壞性的是來自中國的火藥傳播——這導致了軍事革命,最終使草原遊牧民族在軍事上破產——看到了大炮的發明,然後是手持槍支。


蒙古人犯下了一長串暴行,例如入侵花剌子模帝國。遊牧民族的遺產一直延續到現在。哈爾在土耳其工作了25年,挖掘古代遺址,從政治言論到烹飪遺產,瞥見了草原:“優酪乳來自草原,與地中海燒烤飲食混合在一起,創造了比鄰國希臘更多樣化的飲食,希臘沒有同樣的影響,”他說。


哈爾在希臘工作並搬到土耳其,稱這是他在專業上做出的“最佳決定”之一,因為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他還在土耳其遇到了他未來的妻子。他回憶說,在他們喜結連理之前,花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將所有文書工作整理好。


“如果你以美國公民的身份嫁給一個外國人,你最好真的愛那個人,因為美國政府讓你經歷了痛苦。他們對我的調查甚至比調查她還要多。”他說。


他晚婚,他指出,“直到當代,超過一半的經典學者從未結婚,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如此投入。他們沒有時間陪伴家人。”


哈爾接受這是他職業的一部分,將他的工作視為一生致力於了解過去的人。


“我一直覺得我作為一個個體不是很重要,我所做的很重要。”他說。


歷史教授兼作家肯尼斯·W·哈爾(Kenneth W Harl)十年前首次就該主題進行了一系列講座。


儘管如此,婚姻也有職業上的好處。“我與她結婚時學到的土耳其歷史比我去希臘羅馬遺址旅行的歲月要多得多。”他笑著說。


歷史的拉康特爾


除了寫作,去年退休的哈爾在杜蘭大學擔任古典和拜占庭歷史教授,他還為The Teaching Company的The Great Courses錄製了11個系列講座——這是長篇音頻和視頻講座的著名製作人。哈爾涵蓋了維京人、奧斯曼帝國和亞歷山大大帝和馬其頓帝國等各種主題。


還有一個關於遊牧民族的系列——草原的野蠻帝國——大約10 年前錄製,以滿足客戶對絲綢之路課程的需求。事實證明,它很受歡迎。


“倫敦的一位經紀人找到我,建議我回到這個話題,寫一本關於它的書。在這10年裡,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從我錄製的課程中重新思考了很多想法。”他說。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忽必烈,哈爾說他可能比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更重要。“直到我寫了這本書,我才意識到忽必烈是如何在400年來第一次統一中國的。人們想知道,如果他沒有征服宋朝,中國是否會重新統一併成為我們今天看到的世界強國。”他說。


新書揭示了哈倫·拉希德的大象外交


每堂課20分鐘,哈爾說這迫使他省略了很多資訊。但是,以書面形式提供更多機會進行詳細解釋。


哈爾花了兩年時間才完成《草原帝國》,他已經在寫他的下一本書,這本書著眼於伊斯蘭教之前的中東,從西元前3000年到伊斯蘭教和拉希敦哈裡發的到來。


“我有最後一章談論綜合,比如在哈倫·拉希德統治時期——阿拔斯王朝哈裡發的鼎盛時期——這些文明如何為伊斯蘭教的高度文明做出貢獻,”他說。


“這成為今天中東的基礎。再一次,它將沿著《草原帝國》的同一主題:與這些早期文明的連續性和變化是什麼?


谢选骏指出:这个教授配偶了一个土耳其游牧民,所以就觉得杀人放火的野蛮也是一种传播技术文明的活动了。如果说,蒙古人、土耳其人也算文明的话,那么邹容所说的“披毛戴角之满洲种”也可以算作“文明的野蛮人”了——难怪鸦片贩子英国人特别喜欢和满洲人进行交易。

超越美国为何是个魔咒


《中国恐永远无法超越美国,成世界最大经济体》(2023-08-21 世界新闻网)报道:


华尔街日报指中国40年来经济发展已近停滞,各项刺激措施都不见效,民众会逐渐失去对习近平的信心。


经济学者表示,中国目前各级政府债务缠身,人口老化严重,又因战狼外交加大与美国及美国盟友的分裂,而致外国直接投资减少;40年来中国大举投资工厂、摩天大楼及道路桥梁,而让经济飞速成长的发展模式不再管用,一切经济工具都告无效,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持续放缓,恐永远无法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华尔街日报(WSJ)20日报道,国际货币基金(IMF)将中国未来多年的GDP成长率,下修到估计不到4%;设在伦敦的“资本经济学”(Capital Economics)机构预测,中国经济成长到2030年将跌到2%左右,中国势将无法由中等收入国家之列毕业,也意味中国永远无法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疲弱难振 中国进艰难期

报道指,以往对中国经济垮台的预测都失准;中国勃兴的电动车、再生能源业足资提醒,其产能仍足以支配市场;与美关系紧张或能刺激中国加速科技创新,如人工智能(AI)及半导体;假如愿意,北京仍有杠杆可以刺激经济,例如扩大赤字开支。


即便如此,经济学界普遍相信,中国已进入远为艰难时期,以往振兴成长的方法,现在收效愈来愈少。


房市泡沫 经济前景惨淡


新冠疫情前,一些迹象已经很明显;北京当局以往靠着增加举债、畅旺的房市,来维持经济继续成长;中国起初围堵疫情成功,美国消费者又增加防疫开支,进一步掩饰中国的经济困境。但现在房市泡沫已爆破;西方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量大减;中国的负债已来到无法撑持的水准。


中国经济前景近几个月愈发惨淡。制造业活动已然紧缩,出口下跌,青年失业率来到历史新高;中国最大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濒临倒债,整体经济已陷入通缩。


成长停滞 中恐比日更惨


一些经济学者预测北京若无强势经济振兴、设法提升民营企业来吸收风险,那么中国成长趋缓将滚雪球般陷入长期停滞如1990年代的日本;但与日本不同点在:中国尚未跻身富国之列,就陷入停滞与通缩。中国2022年人均收入来到1万2850美元,还不到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最低门槛值的1万3845元。


对外强势 升高冲突风险


中国经济走软也会斲伤民众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支持,但目前没有迹象指出有组织的反对。一些美方学者担心北京对经济趋疲的因应之道,是对内升高镇压,对外更为强势,升高冲突的风险,包括出兵武统台湾。


GDP衰落 劳动人口萎缩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经济能勃兴40年,靠的是高到异常的投资国内基建等硬件资产,2008到2021年间每年占约GDP的44%。相形下全球平均值为25%,美国约20%。但目前过度投资的弊病变得很明显,中国空房率2018年来到约五分之一;海南省丹州高铁站斥资550万美元兴建,却因需求量稀少从未投入使用,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民营企业的资产投报率已由五年前的9.3%下降到现在的3.9%;同时中国的劳动人口萎缩,生产力成长大幅减缓,由1980年代到2000年代初,生产力成长贡献中国GDP约三分之一,但过去十年间降到不到六分之一。


地方举债 今年逾9兆美元


中国许多地方的因应之道是举债建设,2022年各级政府及国营公司的总负债已来到GDP近300%,许多债务是各地市府所借,目前遭北京限制,只能靠资产负债表外工具来融资,据估今年债务将超过9兆美元。


经济学界指出,最明显解方是中国转向提倡消费者开支及服务业,让中国经济更平衡,类以美国及西欧经济体。但习近平及其亲信向来怀疑美式消费,视其为浪费中国时间,没能专注在提升工业产能,以备可能与西方发生冲突。


中国高层也担心释权给人民做更多决定开支,将削弱国家权威,另无法产出北京乐见的成长。


习近平班子加倍投资于让中国成为更大的工业强国,扶植政府乐见的产业如半导体、电动车及AI。外国专家并不怀疑中国在这些领域能取得进展,但光这些不足以拉擡整体经济,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供千百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大军。


网民嚎叫:

阳光海浪沙滩 32分钟前

国内投资雄安,国外投资一带一路。这眼力真是绝了后!


谢选骏指出:“超越美国”似乎是个魔咒,因为所有想要“超越美国”的都完了蛋。“超越美国”为何是个魔咒?因为快要“超越美国”的时候,“老二”都采取了自杀政策——无论德国、苏联、日本都是如此,共产党中国这次也不例外。

谢选骏:英国借助法国才能打败荷兰



网文《英荷战争》报道:


英荷战争(荷兰语:Engels–Nederlandse Oorlogen or Engelse Zeeoorlogen),是发生于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与荷兰之间的四次战争,总体而言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夺海上贸易主导权。

17世纪英国为了打败日益发展的商业竞争对手荷兰,并力求保住开始建立的海上优势和争夺殖民地,曾三次挑起对荷兰的战争,互有胜负,双方实力均受到不同程度伤害。而第二、三次英荷战争的结果,是法国在其中渔翁得利,获得了大片土地与商贸利益;国力直线上升而超越荷兰,成为欧洲最强的霸权。

而在18世纪的第四次英荷战争,英国击败荷兰开始获取世界金融霸权。


总体过程


荷兰取得独立后经济发展迅速,利用西班牙衰落和英国忙于内战之机垄断了世界贸易。

英国内战结束后,恢复扩张路线,大力发展海军,1651年立法禁止荷兰参与英国海上贸易,两国进行了三次贸易战争。

历史背景

荷兰崛起

荷兰,这个面积仅4万多平方公里、自然资源贫乏的小国,在历史上却有过一段耀眼的辉煌。

荷兰原是西班牙的属地,1609年才彻底独立。它的造船业极负盛名,仅在首都阿姆斯特丹就有几十家造船厂,全国可以同时开工建造几百艘船,而且船只造价比技术先进的英国还要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所以荷兰很快成为欧洲的造船中心。

那时,世界各国间的贸易交往主要依靠海上交通。荷兰的商船队拥有1.6万余艘船只,占欧洲商船总吨位的四分之三,世界运输船只的三分之一,被称为“海上马车夫”。

17世纪起,经过独立战争摆脱西班牙统治的荷兰,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在发展上超过许多欧洲国家,成为“17世纪标准的商贸国家”。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粮食,由它运往地中海。德意志的酒类、法国的手工业品、西班牙的水果和殖民地产品,由它运往北欧。

荷兰商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偷来了远航东方的航海图,旋即组织商船到达印度的果阿、爪哇和摩鹿加群岛等地。

1602年,荷兰商人和贵族联合建立东印度公司,在南亚迅速扩张,建立起一批武装商站。

1603年在爪哇,1606年在马六甲,先后打败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军。

1619年在爪哇建立第一个殖民据点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然后由爪哇向西侵占苏门答腊岛,向东从葡萄牙手里夺取香料群岛(今马鲁古群岛),还相继侵占了马六甲和锡兰(今斯里兰卡)。在亚洲东部一度侵入台湾。在日本九州岛的长崎取得了商业据点。

1648年,荷兰占领了好望角,在非洲南端建立起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殖民据点。在北美以哈得逊河流域为基础,建立了新尼德兰殖民地,并在河口夺取曼哈顿岛建立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在南美洲,荷兰殖民者占领了安得列斯群岛中的一些岛屿。

英荷矛盾

英国于1640-1649年内战后脱颖而出,克伦威尔上台后大肆扩军,原本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衰落的英格兰军队再一次开始令人生畏。陆军的“铁军”超过了三万,而作为岛国的英格兰原来基本没有陆军。克伦威尔是军队缔造者,他以古斯塔夫二世的瑞典军队为模板,并且更加强调高效与纪律性。海军更是扩大了三倍多,由40艘主力舰扩大到了120艘,拥有当时世界最好的舰船与船员。克伦威尔是典型的重商主义者,他不能容忍荷兰人垄断全球贸易,这个“护国公”颁布了针对荷兰的《航海条例》,英格兰的利剑指向了海上强国的荷兰。

这样,英国同荷兰的斗争不可避免了。此时荷兰到处排挤英国商人。在俄国和波罗的海各国,在北美殖民地和东亚各国,在地中海和西非沿岸地区,荷兰人倚仗自己的海军优势和商业资本,基本上垄断了各国的贸易。

1649年,荷兰又与丹麦签订条约,获得货船免税通过松德海峡的权利,从而掌握这一地区的贸易优势。令英国人不能容忍的是,荷兰竟然在英国水域肆意捕捞鱼虾等水产品,甚至把这些水产品拿到英国市场上高价出售,牟取厚利。这些情况早已激起英国的愤怒。

165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的《航海条例》,规定一切输入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载运,或由实际产地的船只运到英国,这就是说不许其他有航运能力的国家插手。荷兰一向以商船多、体积大、效率高、组织完善而成为贸易中介国家、全世界商品集散的中心。英国的新航海条例显然是对付荷兰的,打击它在英国对其他国家贸易中的中介作用。荷兰与英国之间的斗争空前激化起来,荷兰反对英国的航海条例,英国拒绝废除航海条例,这就导致了英荷海上大战。

第一次战争(英国胜利)

1652年5月,两国舰队在多佛海峡发生冲突,与荷兰的海上贸易发生冲突。而导火线却是英国攻击荷兰商船,结果引发大规模的船舰行动,7月8日正式宣战。英国海军封锁了多佛海峡和北海,拦截荷兰商船,荷兰则组织舰队护航,双方海战逐渐由封锁反封锁的贸易战发展为主力舰队间争夺制海权的决战,1653年8月,荷兰集中海军力量与英国决战被击败,英国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制海权,使依赖贸易生存的荷兰经济瘫痪。

荷兰通过厄尔巴岛海战、里窝那之战的胜利使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完全陷入瘫痪状态。经过在地中海特别是大西洋的诸次战斗,英国也同荷兰一样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于是同意进行和平谈判。1654年双方签订《威斯敏斯特和约》,荷兰认输并承认航海条例。

主要集中地

由一系列规模空前的海战组成,主要集中在多佛尔海峡战区(包括北海在内)和地中海两大战区,其中又以多佛尔海峡战区为主——这是由两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几乎每次海战双方都要投入2-3万名水兵6000-8000门大炮,而其作战次数之多恐怕亦是历史上所罕见的。

据说有人作了次统计,仅在1652年5月至1653年8月的15个月之内,双方舰队作战次数已经不亚于当时世界各海洋历次战役的总和。英国方面制定的战略主要是控制多佛尔海峡和北海,切断荷兰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迫使荷兰人投降。为此,海军舰队司令布莱克采取了集中强大舰队、拦截通过海峡的一切荷兰船只的战术,以确保其的绝对制海权。他大胆地在海军作战中引进了陆军作战注意队形和整体效果的战法,发展了海军战术。战争的伊始,英国便将自己的舰队分成红、白、蓝三个支队以便于指挥。并颁布了“第一个海军纪律条令”,整顿军纪。

海上贸易

另外,他还派出舰队到苏格兰北部袭击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运银船,到北海击沉或捕获荷兰的捕鱼船,甚至进入波罗的海,破坏荷兰和北欧、东欧方面的海上贸易。毫无疑问,这种战略战术的运用对于荷兰经济方面的打击是致命的。荷兰方面制定的战略是以强大的舰队为商船护航,强行通过多佛尔海峡,确保与外界的联系。决定于海军实力的对比,这本就是多少有些消极的战略,然而战略部署的不当却更使之陷入劣势的境地:荷兰在次要战场,即地中海战区投入了过多的兵力,从而使其在海峡争夺方面的力量显得十分薄弱。

荷兰海军将领马顿·特罗普(1579-1653)尽管在与法国海盗和西班牙海军的长期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的海战经验,具有很高的统率艺术,荷兰水兵的战斗素质也比较高,但各舰常常缺乏协调能力,加之装备、数量方面的欠缺,以致在军事方面仍处于劣势,使得英国的海上封锁奏了效。

两个阶段

多佛尔海峡和北海战区:

这一战区的战斗通常被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652年5月~1653年2月)(说法不一,另一说为1652年5月~1653年5月)

阶段特点:战略相持,英荷双方在这一阶段互有胜负。

主要海战:普利茅斯海战、肯梯斯诺克海战、达格尼斯海战 、波特兰海战

第二阶段(1653年2月~1654年4月)

阶段特点:英国取得战略优势。

主要海战:加巴德沙洲海战、斯赫维宁根战役

第一次英荷战争地中海地区:

主词条:厄尔巴岛海战、里窝那之战

为了保护本国的海上贸易,英国和荷兰都在地中海部署一支规模不大的舰队。荷兰通过厄尔巴岛海战、里窝那之战的胜利使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完全陷入瘫痪状态。经过在地中海特别是大西洋的诸次战斗,英国也同荷兰一样被战争拖得疲惫不堪,于是同意进行和平谈判。

1654年4月15日两国签订了《威斯敏斯特和约》,根据和约,荷兰承认英国在东印度群岛拥有与自己同等的贸易权,同意支付27万英镑的赔款,同意在英国水域向英国船只敬礼,并割让了大西洋上的圣赫勒那岛。

第一次英荷战争以英国的胜利告终。英国胜利之因固然离不开对方战略部署的失当——在次要战区集中优势兵力,忽略了生死攸关的多佛尔海峡和北海战区,但更为重要的恐怕是英国拥有雄厚的工业实力——能够迅速补充战力、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和其海军的装备、数量、火力乃至战术水平都要优于荷兰所致。

第二次战争(荷兰胜利)

第二次英荷战争发生于1665年至1667年,起因于英国订立更严苛的航海法,并占领荷兰位于北美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战后荷兰保有从英国占领的领地苏里南,割让包括新阿姆斯特丹在内的北美殖民地新尼德兰给英国(也就是双方互换领地);而英国修改航海法,让出部分商贸利益给荷兰,并被迫和荷兰、瑞典结成三国同盟,共同向刚兴起的法国施压,要求法王路易十四退还大批领土给西班牙(1667-1668法国在产权转移战争打败西班牙)。

复辟时期

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

1660年查理一世之嗣查理二世在妥协下回到英国,被立为国王。查理二世登上英王宝座不久就授予英国海军为“皇家海军”的称号,并任命他的弟弟詹姆士·约克公爵为最高指挥官。新的更为苛刻的《航海条例》被颁布,英国在海外向荷兰殖民地展开了新的攻势。然而此时的英国海军实力已今非昔比了:克伦威尔军事独裁时期对内镇压反对势力,对外远征爱尔兰、苏格兰,并与西班牙进行战争,使得国家背负200万镑的债务。至1660年,由于政界和军界的腐败,欠外债高达100万镑。全年海军拨款仅及海军预算的2/3,造成船只破旧失修,兵士匮薪,士气低落,海军战斗力被严重削弱。

剑拔弩张

荷兰在第一次英荷战争战败后,对于《航海条例》如芒在背,卧薪尝胆一直寻求着重夺制海权的时机。此时,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勒伊特海军上将在老将特罗普阵亡之后继任成为荷兰海军统帅,他励精图治,改组海军。并重整了海军的战略思想:即认识到单凭护航商船是无法击败英国的。只有改变这种被动战略,抛开商船,以海军主力寻求与英国舰队决战的机会,夺取制海权,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荷兰加紧建造大型战舰。

至1664年,海军已拥有103艘大型战舰,火炮4869门,官兵21631人。自从英国采用战列线战术后,其他国家的海军也竞相仿效。据说最早提出这一战术思想的可能是荷兰的老将特罗普。不过,真正大胆运用这种战术则是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中。

英国的挑衅使得荷兰觅到了复仇的良机:1664年4月,一支英国海军远征队占领了荷兰在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并将其重新命名为纽约。1663年,英国得寸进尺,组织“皇家非洲公司”开始进攻荷兰在非洲西岸的殖民地,并于1664年占领,企图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一本万利的象牙、奴隶和黄金贸易。

忍无可忍的荷兰开始采取行动:1664年8月,德·奈特率领8艘战舰收复了被英国占领的原荷属西非据点;1665年2月22日,荷兰正式向英国宣战,第二次英荷战争于是爆发了。

规模及过程:

第一阶段:洛斯托夫特海战、卑尔根海战

第二阶段:四日海战、古德温海战、圣·詹姆斯日之战、“霍尔姆斯篝火”、突袭梅德韦港

规模更大

第二次英荷战争期间,海战的次数虽然大幅度减少,但规模更大了。双方主要是以海军主力决战的形式、力图按照战列线战术作战来夺取制海权。由于炮火的改进和射程以及杀伤力的提高,使得双方在海战中的损失大大提高。战场主要是在英吉利海峡和北海地区,战争进程通常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665年6月~12月) 阶段特点:英国海军占据优势。

英荷两国宣战后,并未立即投入战斗。主要原因是当时处于冬季,天气条件不利于海战,故直到春季来临后才正式交战。

肆虐于14-15世纪的黑死病(即鼠疫)在1664-1665年间又卷土重来,再度侵入英国。半年内由伦敦的西区扩及东区。从1665年5月至9月,伦敦死亡人数由43人迅速发展到31159人,竟然增加了724倍之多。夏季发作,9月后开始流行,死亡人数剧增。据说伦敦人口的1/4、约10万人死于这场灾难。这使得英国国内一片混乱。

1661年1月,荷兰又先后同法国、丹麦结成反英同盟。法、丹两国开始向荷兰提供各种援助。尽管法国并未积极参战,但也迫使英国舰队拨出20艘战舰应付,使得英国海军的总体实力受到削弱。如此一来,英国的战略优势逐渐丧失。这一阶段,仅仅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双方连续展开了五次海战。激烈程度空前,双方互有胜负,可以说是一场实力的拉锯。

无关乎舰队实力或是国家总和国力,这一阶段的海战出现一边倒的形式,予人的感觉更像是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勒伊特的个人华彩的演出。纵然这种说法有些所谓英雄史观的偏颇,但个人于历史的价值恐怕是难以否认的。

战争的结束和影响

在圣·詹姆斯日之战后,英荷双方虽然没有再进行过大规模的海战,但战争却也并未就此停息。两年之久的海战使得两国国力亏空,元气大伤。当1666年9月10日,一场罕见的火灾降临到伦敦,连续烧了4天4夜,将伦敦城毁去2/3,经济损失超过800至1000万镑(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了两次与荷兰战争的费用)之后,英国无力再战,从1667年1月开始,不断与荷兰方面取得联系,希望进行和平谈判。

荷兰方面的和谈欲求并未如英国那样强烈,国内对于“霍尔姆斯篝火”事件的复仇情绪依旧高涨。为了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荷兰元首德维特在布雷达会谈期间,秘密下达了进行军事行动的授权。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在这里亦是得到了体现。

荷兰海军虽然在圣·詹姆斯日战役中失利,但舰队主力依旧健在,并未受到致命性的打击。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勒伊特通过这场在英国本土附近作战的实践,认识到了夜间偷袭的可能性,并利用间谍获取了泰晤士河的潮汐、水位、航线等情况以及伦敦地区的军事河经济情报,还对水兵进行了夜间战斗的训练。在得到元首的授权之后,他制定了一项大胆罕见的作战计划:先将舰队在特塞尔岛外紧急集合待命,然后觅机偷偷驶入泰晤士河口,沿梅德韦河溯流而上,直达英国舰队的战舰船坞查塔姆,然后将英国战舰击沉或焚毁。夺得数艘大型战舰

之所以谓之“大胆”主要因为这一计划有着极大的风险:姑且不论沿途有英国的各种防御设施,仅泰晤士河口和梅德韦河就多沙洲浅滩,只有涨潮且顺风才能通过,稍一疏忽,错过潮位或是风向不顺、风力不够,则军舰就有搁浅的可能,况且英国海军的全部战舰未必都已进港不能作战。

另外,对于硬体的依赖也是英军未能料到这次奇袭的原因之一:在梅德韦河口和查塔姆之间,设有一根长达800码、重14.5吨的横江大铁链。任何人也未曾设想到,荷兰舰队竟敢深入敌腹,将战火引至大英帝国的家门。都说战争是一场豪赌,那么胜利女神大概常常会去眷顾那些敢于在关键时刻掷下巨注的人物,于是,世界海战史上的奇迹出现了。

1667年6月19日,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勒伊特率领荷兰舰队(24艘战列舰、20艘小型船、15艘纵火船)航行到泰晤士河口。趁黑夜涨潮之时,先遣舰队顺潮流溯入泰晤士河,一路炮击,很快占领了英国希尔内斯炮台,夺取了贮存在此地的四、五吨黄金以及大量木材、树脂等物资。荷兰舰队横冲直撞,寻找并击毁发现的英国舰船,一些最好的军舰被俘虏准备作为战利品带回本土。荷兰舰队甚至还炮轰伦敦。22日,荷兰舰队长驱直入到达查塔姆船坞。据说当时英国在此停泊了18艘巨舰,每舰都在1000吨以上,荷兰舰队进入后打哑了岸上的炮台,登陆部队以及纵火船人员拆除或毁掉了河上障碍,很快英国就损失了6艘巨舰。其中蒙克的旗舰“皇家查理”号被荷兰人带回国内。凭恃着“绅士风度”的英国人自然不耻这样的奇袭,英军的一位目击者写道:“这些威武雄壮、战绩辉煌的战舰的毁灭,是我生平所看见的事情中最令人心痛的。每一个真正的英国人见了都会伤心泣血的。”荷兰舰队横行了三天,最后全部安全返航。之后,德·奈特便封锁泰晤士河口长达数月。

这次奇袭给英国造成了近20万镑的损失,更使皇家海军蒙受了奇耻大辱。英国遭此大败,加之瘟疫和伦敦大火两重灾难,已无力再战。奇袭加速了英荷两国的谈判进程。1667年7月31日,两国签订了《布雷达和约》,根据和约英国放宽了《航海条例》,放弃了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方面的权益,并归还了在战争期间抢占的荷属南美洲的苏里南;荷兰正式割让哈得逊流域和新阿姆斯特丹,并承认西印度群岛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这个和约实际上意味着英荷两国在殖民角逐中划分了势力范围。第二次英荷海战随之落下了帷幕。

总体来说,第二次英荷战争是英国战败,因此酝酿出第三次英荷战争。


第三次战争(荷兰胜利)发生于1672年至1674年。法国于1672年入侵荷兰(法荷战争),造成荷兰的“灾难年(Rampjaar)”。荷兰以决堤防止法军占领阿姆斯特丹,并且与西班牙结盟迫使法国撤兵。英国于同时攻打荷兰,但是荷兰于四次海战均获得胜利,英国遂被迫停战。后来英王更在国会的压力下,与荷兰签订和约,两国协商:英国得到荷兰部分的殖民地与贸易特权,但必须给予荷兰20万英镑的补偿,结果在1674年正式结束第三次英荷战争。

英法海陆夹击

第三次英荷战争也是荷法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英荷海上争夺的最后阶段。战争使得欧洲的许多国家卷入其间。荷兰是法国在欧洲建立霸权的障碍之一,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早就图谋瓜分荷兰,并将现今属于比利时的荷兰领土作为法国的“天然边界”,以巩固法国大陆霸权的地位。他向英王查理许诺,打败荷兰后,将荷兰的瓦尔海伦岛、布里尔城和卡赞德城并入英国。英国方面也对上次战争的失败心有不甘,希望卷土重来。于是,在法王路易十四的贿赂下,英王查理二世同意了共抗荷兰的提议。

1670年6月,两国签订了《多佛密约》。该条约规定:查理二世有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并与法国共同对荷兰作战的义务;路易十四有出兵镇压英国可能发生的“骚乱”的义务。

1672年法国对荷兰宣战,英国退出了与荷兰、瑞典组成的三国同盟,援助法国对荷作战。据说路易十四为此给了英王40万镑的贿赂。然而,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遭到英国议会的反对。英国议会认为,按照大陆均势原则,与日趋衰弱的荷兰相比,实力膨胀的法国才是英国真正的敌人。

突然袭击

1672年3月,英国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以荷兰的一幅画侮辱了英国人为借口,突然袭击了一支荷兰的商船队,于是第三次英荷战争爆发了。这次战争实际上已经扩大成为了一场国际战争,参战的还有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如法国、丹麦、瑞典、西班牙等。第三次英荷战争是一场海上和陆地同时进行的战争。法军从陆地、英军从海上两方面向荷兰发起了进攻。法国陆军在孔代和蒂雷纳等名将的指挥下充分显现了欧洲第一流陆军的实力,进攻荷兰势如破竹。正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荷兰陆军不过是象征性的点缀,无论在作战经验、武器装备或是战斗实力方面都远不是法国陆军的对手。荷兰的格尔德兰、奥弗赖塞尔和乌得勒支等省相继沦陷,即使是久孚众望得威廉将军亦是无法抵挡路易十四骑兵的冲击。法军连连得胜,突破了埃塞尔河防线,直逼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无奈之中,刚出任荷兰国家元首的奥兰治的威廉(1672-1702)忍痛下令掘开保护荷兰人世世代代休养生息的穆伊登堤坝。堤坝即开,汹涌的海水立时涌入了良田沃野,须德海和莱茵河之间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成千上万的荷兰人也被迫转移到了船只上,准备随时撤离。法国先头部队后撤及时,免了遭受灭顶之灾,陆上进攻却也就此告了一个段落。但如此一来,荷兰捍卫国家独立的重任就落到了海军的身上。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勒伊特此时已经是65岁高龄了,仍执掌荷兰海军帅印。他分析了敌军情况后,认定敌军的核心是英国海军,法国海军不仅力量小而且缺乏战斗经验,不足畏惧。因此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勒伊特分派10艘战舰牵制法国舰队,亲率65艘主力战舰向英国舰队发起猛烈攻击。法国军舰只打了几个回合就丢下盟友逃之夭夭。英国舰队在荷军的围攻下,苦苦支撑,先后有9艘战舰受损,2000多名将士阵亡。夜幕降临时,英舰才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重围,仓惶败走。

结果

特塞尔海战结束了荷兰和英国为控制海洋所进行的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显示了荷兰海军拥有最高的效率,它的最能增添光彩的人物德·勒伊特达到了鼎盛时期。特塞尔海战之后9天,1673年8月30日以荷兰为一方,西班牙、洛林和德意志皇帝为一方组成了正式联盟;并且赶走了法国驻维也纳的大使。几乎与此同时路易十四向荷兰提出了相当适度的条件,但是北部七省因为有了新的同盟国站在他们一边,并且有了曾给予他们有利支援的海洋为其坚强的后盾,便以更强硬的态度反对路易十四。在英国,人民和议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新教徒的反感和对法国的宿怨,正如国家对国王的不信任一样与日俱增。尽管查理本人对共和政体的仇恨丝毫未减,可是他不得不让步。路易看到了正在聚集的暴风骤雨,按照蒂雷纳的忠告,决心从荷兰撤兵,离开危险的前沿阵地,并企图一面与西班牙、奥地利王室和德意志继续进行战争,一面则与荷兰单独媾和。这样就使路易恢复了黎塞留的政策,并且保全了荷兰。1674年2月19日,英国和北部七省联合体签订了和平条约。

第四次战争(英国胜利)

第四次英荷战争战争从1780打到1784年。起因于英国以荷兰支援美国独立战争为理由,在1780年片面废除当初威廉三世所主导英荷同盟的各种条约,并发动了第四次英荷战争。英国靠着优势的海军,把军备废弛的荷兰彻底打垮,并掠夺荷兰丰厚的商队物资与殖民地。1784年战争随着英国承认美国独立而结束,而荷兰因为国势与信用一落千丈,被迫依赖盟友法国作调停,帮荷兰向英国争取较好的和平条约。

英国打垮荷兰可以说是作为失去北美十三州的巨大补偿,这增强了英国的国力与竞争力(荷兰从此失去与英国竞争商贸的力量),原本在一百年内向荷兰人借贷的巨额国债(参见威廉三世),也可用战争为借口而免付利息,并在战后以低价向荷兰商人收购国债。战败的骨牌效应越滚越大,此前一直是全世界金融中心的阿姆斯特丹,战后被伦敦取代其金融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亦被战败影响而出现经济危机,曝露其腐败无能的巨大赤字,最后在1799年宣布破产解散。当初在17世纪叱咤风云的“海上马车夫”与殖民帝国,随着这场战争而崩溃衰落,成为欧洲强权轻视的对象;连带促成1787年荷兰的爱国者革命,以及1795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征服荷兰的结局(参见1795年成立的巴达维亚共和国)。

外交政策

在东亚,英国采取了和明郑王朝合作的策略,而荷兰基于郑成功夺取殖民地(台湾)的因素,进而和满清合作,另外荷兰也是唯一可以和德川幕府交易的西洋势力。

战后发展

在1793年到1815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不断侵扰荷兰的陆地势力,甚至在1810荷兰被兼并为拿破仑帝国的一部分,早在1797年荷兰被英国皇家舰队击败时,法国就意图指染荷兰在海上势力的强大海军,然而令人意料不到的是荷兰在后面几次战役中也反败为胜,英国不得以只能把战场转移到殖民战争层面,在东亚英国攻击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殖民地,独立后称印度尼西亚),进而中断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的贸易据点——日本。

战局总结

尽管在三次英荷战争之中双方是互有胜负,但就整体面来观察荷兰甚至略胜一筹。1674年英国退出战争之后,法国人也不在英吉利海峡攻击荷兰人了。相反路易十四露出真面目,派遣舰队进攻西班牙。荷兰海军老将米歇尔·阿德里安松·德·勒伊特率领一支小规模舰队驰援西班牙人,但在奥古斯塔海战被击败,在西西里附近的战斗中受伤而死。从此,荷兰的海上霸权时代一去不返了。

荷兰海军的逐渐削弱主要是1671年以后与法国之间旷日持久的陆战所致。法国的进攻逼得荷兰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强国,刚开始寻求盟友,其中主要是英国。为了得到英国的支持,荷兰不得不在商业上做出让步。因此,尽管英国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英荷战争中吃了败仗,但最终还是利用这个战略机遇得到了好处。在下一个世纪中,荷兰的海洋经济仍然很强大,但再也不能重振雄风,回到1673年挑战英法联军的辉煌岁月了。

从1687年法国重新挑起的一系列斗争(包括陆上威胁、关税战与海上掠夺),最终在1713年把荷兰人的爱国心消磨殆尽(荷兰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为反法的奥格斯堡同盟提供最多的陆军——14万人,展现出荷兰惊人的金融霸权),以致于在1718年主动放弃自己的军事霸权。也因此,部分史家把1688年的光荣革命,视为荷兰霸权移交给英国的转捩点。

在整个18世纪,荷兰掌权的议会派商人,为了减轻巨额公债的负担,也为了“真正的自由”(各省享有自主的政治特权与累退税税率),共和国裁撤大部分的军事力量,自愿降低国际地位、沦为二流国家也心甘情愿。但是,荷兰仍然是欧洲三大富国之一,就算到1770年代也是人均所得最高的国家(亚当·斯密因此在1776年说荷兰仍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它强大的金融霸权,使别国都想与它结盟。

荷兰在18世纪的衰败,归根结底是爱国心与进取心的丧失。荷兰人宁愿把两百多年来累积的资本,借贷给英、法等国的政府与企业,享受稳定丰厚的利息收入,也不愿重拾“海上马车夫”的进取精神,对外冒险犯难。结果因为六十多年的军备废弛,在1780-1784年的第四次英荷战争中,被英国彻底打垮,连带促成1795年法国消灭荷兰共和国的结局,正式结束了荷兰的金融霸权,以及它最辉煌的殖民年代。


谢选骏指出:海上单挑,荷兰根本不惧英国,还打进英国本土,炮轰首都伦敦——但是荷兰的综合国力,不敌英法两国的联合攻势,英国从海上,法国从陆上,终于粉碎了荷兰的雄心。这很像小规模地预演了二十世纪的德国,在英美和苏联的夹击下,无条件的投降。三次“英荷战争”,终于好像是三次布匿战争。


2023年8月20日星期日

谢选骏:电视毁灭民主,手机消灭自由



《媒体称TikTok损害儿童大脑,抖音也有同样的问题》(2022年04月30日 易简财经)报道:


4月15日,据媒体报道,麻省总医院的最新研究显示,长时间刷短视频,很可能被洗脑成为“TikTok Brain”(TikTok大脑)。


TikTok大脑


有媒体于本月,发表了一篇题为“解读 TikTok 大脑:沉迷于短视频让孩子发生了哪些改变”的文章。


所谓“TikTok大脑”,指的是因用户对TikTok短视频上瘾,而对大脑所产生的改变。


在报道中的这项研究里,这种对TikTok的成瘾性对儿童的伤害尤其高。


一般来说,当我们进行一些需要长时间保持专注的活动时,如阅读、做数学题时需要运用定向注意力。


而这取决于前额叶皮质——脑部的命令和控制中心。


但前额叶皮质这个东西,要到25岁左右才能发育完整。


而一轮又一轮TikTok有趣的短视频持续对大脑进行轰炸,脑中激增的多巴胺足以让一个孩子上瘾。


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卡尔·马尔奇在研究中表示:


“看到各种媒介消费、媒体多任务处理以及年轻人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发病率的增长趋势,你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在缩短。”


上述研究的参与者,精神病学及行为神经科学教授邦妮·内格尔同样认为:


“如果大脑反复处理快速且带有奖励性特点的内容,那么在处理节奏较慢的内容时,能力就会发生改变或损伤。”


实际上,“TikTok大脑”的说法并不只是对于儿童而言,对于自控能力较差的人来说,一样很难摆脱令人上瘾的短视频。


《福布斯》杂志就曾发文称,TikTok为“数字可卡因”。


福布斯表示,从科学上来讲,TikTok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它非常像我们的大脑一直渴望的一种药物——可卡因。


这意味着TikTok使你不断渴望得到更多短视频的刺激,而在没有它们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感到空虚。


而上瘾,正是TikTok大脑的本质。


抖音也有同样问题


对于内容型应用而言,字节的决胜武器是推荐算法。TikTok如此,抖音亦是如此。其内在的逻辑,并不会相差太多。


一位业内人士对易简财经表示:“TikTok与抖音在算法上,其实大同小异。都是密切关注“留存率”和“访问时长”两大指标。


举个例子,无论你是在抖音还是在TikTok上刷视频,只要你连续刷几个小时,它的算法就能获得你的相关信息,比如你在“哪个视频停留的时间长”、“哪个视频循环了几遍”,就能测出你喜欢看哪种类型、你的音乐爱好,以及你的兴趣点等等,以此来精准向你投放相关内容,让你更沉迷于这个平台。”


而此次媒体称TikTok会损害儿童大脑,其实官媒也曾发文称,国内的短视频平台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4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点名未成年人沉迷短视频的问题。


该报道称,近九成受访中学生有使用短视频平台,近半数家长认为孩子或多或少沉迷于刷短视频,超半数家长认为短视频成瘾对青少年成长存在严重影响。虽然文中并未直接提及平台名字,但作为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抖音显然是重点关注对象。


事实上,沉迷短视频的不止是未成年人,年轻人和老年人也一样。


有网友用“刷屏十五秒,人间两小时”,来形容刷抖音停不下来的日常。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网友反映,因短视频上瘾,已经明显感觉到自身专注力的下降。甚至还有网友直指:短视频才是精神鸦片。


今年2月,易简财经也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抖音,求求你放过老年人吧》的文章。其中一位经常玩抖音的老年人这样说:“抖音的内容很丰富,娱乐功能更强,往往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看不到的内容,在抖音里都能看到。而且抖音上的视频剪辑操作简易,功能也更多,分享更简单,非常方便老年人的傻瓜操作。”


简单的操作,让老年人更容易上手,而不用耗费力气看字,只用看视频的内容,则容易让老年人眼花缭乱,再加上智能分发,上瘾程度可想而知。


这跟媒体将TikTok比作“数字可卡因”的说法如出一辙。


如今TikTok的全球月活峰值已经突破12亿,几乎可以说,每天地球上有超过10亿人,会通过手机打开这款娱乐短视频应用。


抖音在2021年的峰值日活,更是达到了7亿。造成这种成瘾现象,算法功不可没。


广告支撑的字节帝国


如此上瘾的抖音和TikTok,也为字节跳动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今年1月,路透社发文称,字节跳动2021年全年收入约为5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677亿),其中TikTok广告收入年复合增长率 300%。


虽然此次字节跳动未公布广告收入占比,但根据彭博社此前报道中,2020年字节广告占实际收入的77%计算,2021年字节跳动的广告收入大约在2800亿左右。


这其中,抖音和TikTok贡献的广告收入,相信不会太低。


广告业务,作为字节跳动营收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不仅是字节的重要收入来源,更是基本盘。


而如何保证自己的基本盘能够长盛不衰,算法+流量自然就成了字节跳动的杀手锏。


但向用户不断推荐有趣、刺激、符合喜好的短视频的同时,算法也在不断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产生。


“我们有无穷无尽的即时快乐,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科技伦理学家詹姆斯·威廉姆斯说。


但是,当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化,一切公共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那么人的思维就会厌倦思考,变得迟钝。成年人如此,未成年人更是如此。


尽管现在的抖音和TikTok都推出了防沉迷系统,也会定时提醒用户放下手机休息。但是否真的有效,恐怕还有待证明。


谢选骏指出:“抖音和TikTok都推出了防沉迷系统,也会定时提醒用户放下手机休息。”——这不过是让小偷强盗来看家护院。

人说——《华尔街日报》有文章说,短影音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造成“抖音脑”,伤害孩子大脑。观看无止尽的15秒的抖音,会伤害孩童“长时期专注力”,使他们无法从事于没有立刻得到满足反馈的活动,作者称之为“抖音脑”。30年前有人说,电视遥控器是比原子弹还厉害的毁灭性武器。现在我们必须说,手机是最大的毁灭性武器。

我看——自从电视普及,选举出来的都是戏子,所以我说,电视毁灭了民主,把世界各国推向领袖的独裁;自从手机普及,人人都被它控制了,所以我说,手机消灭了自由,把全球人类推向奴役的深渊。


谢选骏:高于领导层的都得死



网文《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147位文学艺术大师们》(2023年08 月19 日 siyu)报道:


近年来,不少文革时期“红卫兵”公开向被害人和公众道歉,让这段十年浩荡的血腥往事再度浮现在世人面前。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对于文学艺术界而言,最沉痛的,莫过于在那十年里,有约175位文学、书画等艺术大师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本文只记录了147位被迫害身亡的人们,自杀身亡者另文记述。)


书画艺术家(26人)


潘天寿、丰子恺、王式廓、董希文、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


1966年文革爆发,潘天寿成了浙江美院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他被关牛棚的时间最长,吃的苦头也最多。他在杭州的家被抄得底朝天,“革命干将”们拉走的珍贵书画文稿达六、七车之多,连笔墨纸砚也抄了去,作品被列入墨画名单。1971年5月,被定案为“反动学术权威、为敌我矛盾”。潘天寿当晚大量尿血,昏迷不醒。病中被造反派押回宁海老家,交给当地群众作为“活靶子”批斗,百般凌辱……9月5日凌晨,突然气喘得厉害,双腿剧烈地抖动,汗如雨下。黎明前,一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带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傲骨,带着“自古有沉冤”的无声呐喊溘然长逝!


1966年6月,上海中国画院出现了第一张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大字报是针对丰子恺发表在《上海文学》1962年八月号上的随笔《阿咪》的这猫名叫“猫伯伯”。在丰子恺故乡,伯伯不一定是尊称,称鬼为“鬼伯伯”,称贼为“贼伯伯”。故“猫”也不妨称之为“猫伯伯”。大字报居然说,“猫伯伯”是影射毛主席,因为江浙一带口语,“猫”即“毛”之谐音。这之后,丰子恺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等等,甚而成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之一。“牛棚”,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文革中的一个字眼,丰子恺一样没逃过“牛棚”一劫。


十年浩劫期间,丰子恺被林彪、“四人帮”加上莫须有罪名,遭到残酷迫害,身心备受摧残。1970年初他患重病,卧病半年。病愈后,他不顾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仍坚持作画,并从事翻译。但由于长期受折磨,患了肺癌。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在阴霾蔽日的情况下含恨长逝。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一夜之间,刘少奇的标准像便从中国的公众和家庭中消失。中国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在画面中去掉刘少奇。此时,新生的共和国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政治空气十分紧张。董希文本人也经历了被打成“右派”,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干校劳动改造的磨难。“文革”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北京钢厂接受劳动改造,因过度疲劳,胃溃疡穿孔,经首都医院抢救八小时才苏醒过来。在做了胃切除四分之三的大手术后不到半年,又回到了劳改农场,数月后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因此,从画面上拿掉刘少奇,他本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次修改更难了,与删除高岗不同,由于刘少奇位于中间,去掉后的空缺一定要有“人”来填补,而且还要牵动旁边的人。董希文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


作家、诗人(35人)


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


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有媒体披露,田汉1968年在禁闭室死的时候,名单上写的是假名,跟刘少奇死的时候一样悲惨。有糖尿病的田汉被逼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小便喝掉吃掉,活活被逼死。1968年12月10日在狱中去世,终年70岁。1971年冬,田汉母亲易克勒穿着陈旧的棉衣,整天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房门口,她心里牵挂着儿子的安危,却不知他身在何处。直至去世的那一天,她也没有见到儿子的面。在他的骨灰盒中只有他的眼镜、钢笔,和生前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关汉卿》。


文革开始后,何其芳受到拳打脚踢式的批斗,被罚跪、扫厕所,历经磨难。1969年后,何其芳被打倒,下放到河南干校劳动改造,在那里喂猪。“文革”中,造反派认为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所长何其芳不能用这个好听的名字,于是给他改名“何其臭”。以后每逢开批斗会,都让他自报家门。开始他不适应,仍报何其芳,立即受到斥责:“你能叫何其芳吗!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你‘芳’在哪里!”他马上改口:“何其臭,何其臭!”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他拼命地想夺回文革耽误的那十年时间,没日没夜地工作、写作。但他终于倒下了,被查出是晚期的癌症。1977年7月24日,何其芳永远离开了人世。


文艺评论家(7人)


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


邵荃麟


wen6邵荃麟(1906年-1971年),浙江慈溪人。出生于四川重庆。原名邵骏远,曾用名邵逸民、邵亦民,笔名荃、力夫、契若。中国文艺理论家、现代文学评论家、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文革”发动以前,1964年底,邵荃麟因所谓“中间人物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他从1925年起直到“文革”被剥夺各项权利止的40年间,经历了现代史上几个时期社会政治的动荡、分化、改组,他从中共革命的青年参与者,进入中高级领导层,几度沧桑,最终沦为阶下囚而丧生。


 


 


王任叔


1959年康生点名批评王wen7任叔,指出他和蒋介石是同乡,且王任叔曾在国民党任职,从而导致他作为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与史学界的尚钺,经济学界孙冶方开始共同受严重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剥夺文学创作权利后,他转向史学研究。1960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翌年起,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东南亚研究所编译室主任。1966年初完成160万字史学专著《印度尼西亚历史》的初稿。“文化大革命”中遭批斗、隔离审查。1966年被抄家,受尽折磨。1968年开始有大字报宣传王任叔是郁达夫被害事件中向日本人告密的叛徒,使得他遭到更严重的迫害。1970年3月被遣返家乡,安置在村西头的两间旧茅屋里,严重的摧残使得他精神崩溃。1972年7月25日病逝。1979年6月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翻译家(3人)


董秋斯、满涛、丽尼


电影艺术家(19人)


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


京剧表演艺术家(10人)


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


马连良


wen81966年6月4日,马连良正准备演出《年年有余》时,听到广播里已把周信芳打成“反革命”,联想到自己主演的《海瑞罢官》天天在受批判,急火攻心,一向甜润嘹亮的嗓子突然嘶哑起来——马连良预感到自己大祸临头了。果然,第二天,北京京剧二团团部就有人贴出了马连良的大字报。从此,这位中国京剧艺术的顶级大师被赶出了摸爬滚打一辈子的京剧舞台,随后一病不起,住进了医院。一个月后,他被造反派从医院里拖上大批判的舞台,开始了自己的屈辱表演。马连良在京剧舞台上的地位高,住牛棚的“地位”也高,造反派给他单独设置了一个牛棚。 10月1日,马连良被释放回家。马连良竟然没死,不过此时他已气若游丝,全身浮肿。这时的他已是心脏病晚期,造反派却不允许他去治病。1966年12月13日中午,马连良步履蹒跚地排队买了碗面条,还未等转身,就先扔掉拐杖,再扔了装着面条的碗,仰天一跤,如一片枯叶缓缓倒下。


尚小云


wen9


1966年5月,尚小云正在为编演革命现代京戏《秦岭长虹》和改进戏校教育奔走。想不到6月1日那篇大动乱宣言书《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台,戏校就和全国一样像炸开了锅。大字报铺天盖地,“打砸抢”随处可见,尚小云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的帽子关押批斗。他的家多次被抄,门被煳上了封条。夫人和儿子都受牵连同他一起关进“牛棚”,每人每月只给极少的生活费。1973年,尚小云获得了“解放”,回到了自己的家。但八年的折磨,他坚持每日练功的雄健身体被摧残了,先是全身伤痛,继之左眼失明。1976年春日的一天,尚小云在家中突感身体不适,家人送他往医院抢救,因系心脏病猝发,终于4月19日逝世。一代艺术大师就这样悄悄地殒落了。


话剧艺术家(9人)


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籁天、白辛、伊兵


焦菊隐


wen10焦菊隐 (1905年- 1975年) 是知名戏剧大家和翻译家。焦菊隐先生以戏剧导演大师立于世。他是中国将莎翁名著《哈姆雷特》搬上舞台的第一人,也是把《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为京剧(《铸情记》)的第一人。《茶馆》是他的导演代表作,首演于1958年。1966年文革初期,焦菊隐先生一夜之间被打倒,被扣上反动权威的大帽子,被无休止的批斗,家被多次查抄,多年保存的书籍文物大量流失,而批斗也不断升级。被囚禁在人艺北四楼排演场大牛棚。文革的政治运动终止了焦菊隐的学术进程,摧毁了他的一切梦想,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被剥夺了创造和言说的权利,曹禺回忆那时的焦菊隐是“沉默的、几乎不会说话的上了年纪的人”,两人都在“牛棚”,“铺挨着铺”。1975年2月28日凌晨,焦菊隐离开人世。


戏曲艺术家(14 人)


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阎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


曲艺家(8人)


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晟


音乐家(16人)


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查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


谢选骏指出:毛大郎开店——高于领导层的都得死!


网文《文革中自杀的175名知识精英名录》( 2023年08月20日  siyu)报道:


前言


这里提供的是文革中自杀的知识精英的第三批名录,共175名。这批受难者虽然知名度不及前两批,但也都是各单位的骨干或新秀。其中有不少中学教师,他们是为国家民族培养后代的神圣园丁,在文革中受到极其严重的冲击、极其残暴的伤害。


我们说过,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每一个人都是应该铭记的,不论他们的性别、年龄、职业或文化程度,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每一个生命的夭折都是他们家庭、亲人、朋友难以平息的伤痛。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把这场浩劫中受迫害致死的大约两千万人的名字都记录下来,就像美国人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死去的官兵名单镌刻在首都华盛顿的墙体上那样,这是需要执政当局调动全国的行政力量去做的事情,可是在中国这简直是梦想。现在只有一些民间的热心人士,在默默地做一点调查和记录,难免是零敲碎打、挂一漏万的,即使如此还阻力重重、艰难万分,说来真是可悲亦复可叹!


知识界是这场史无前例的人祸的重灾区,知识分子是这场空前野蛮的浩劫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知识界就其角色位置而言,又是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是整个民族的脊梁。他们负有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负有守望社会运作演变的职责,负有思考和探索国家前进方向的重任。因此我们在回顾和记录文革灾难时,目光自然会首先投向知识界。知识分子被害者众多,其中的知名人士和骨干力量当然更会引人关注、叫人难忘。有人对于选录“知识精英”有所不解,其实这里说的“精英”决不是当前那种招摇过市、惯于作秀的“明星”或高踞于普通人之上的既得利益者;这里说的“精英”指的是当年教育、科技、医卫、新闻、文化、艺术、体育各方面的骨干和中坚。当年知识界的这些骨干,一般都有着强烈的爱国奉献精神、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埋头工作,他们的精神风貌是当前所谓的“政治精英”、“商界精英”或者其他种种追名逐利的“精英”远远不能企及的!可惜的是,整整一代以至几代宝贵的知识精英、知识界的骨干、广大的优秀知识分子,都被“反胡风”、“肃反”、“反右”、“文革”等一连串人间浩劫摧残殆尽了,几乎是全军覆没了!这是我们沉痛的国殇、我们民族致命的无可弥补的损失!


文革中自杀的部分知识精英名录(第三批)正文


1、安大强,天津电器传动设计研究所(属第一机械工业部)工程师。1957年在清华大学求学时被划成“右派份子”。1968年夏天,安大强被多次“批斗”并被殴打,他从该研究所传动楼四层跳楼自杀。时年 30 岁。


2、安 然,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1966年6月自尽。


3、安铁志,北京农业大学干部、校工会副主席。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斗争”和“审查”。2 月 16 日他和一批人遭到全校大会批斗并被殴打、“游街示众”。三天后他从学校内大烟囱上跳下身亡。时年40多岁。


4、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开始后在学校中被“劳改”并遭红卫兵毒打。1966 年 8 月投河自杀。


5、曹世民,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68 年被逼供而自杀身亡。 陕西师范大学在 1966 年有 7 名教职工被迫害致死,在 1968 年又有 7 名教职工被打死或者被迫自杀。


6、曹天翔,北京第二女子中学体育教员,特级教师。1966年8月,曹被指责拥护“中华民国”,遭残酷斗争和殴打后,从学校的五层楼上跳楼自杀。


7、陈邦鉴,武汉第十四中学数学教师,教学优秀,颇受尊重。1966 年夏,被红卫兵“揪斗”,8、9 月间一直被监管在校。陈邦鉴夜间在自己的蚊帐中用剪刀戳破喉管自杀身亡。


8、陈孚中,江西省德兴县德兴中学教导主任。1968年 7 、 8 月间时,被作为“历史反革命”(1949年前曾参加国民党)揪斗,并遭侮辱和毒打。 随后自杀身亡。


9、陈天国,1912年出生,安徽人,演员。 1935年从影,建国后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海燕电影制片厂任演员。主演影片《天罗地网》(曾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创作个人奖),并在《翠岗红旗》、《伟大的起点》中饰演重要角色。反右时曾被划为“右派”。文革中不堪揪斗,1967年12月21日在杭州飞来峰自缢。


10、陈应隆,30 多岁。北京广播学院无线电系教师。他过去填写履历时误把“家庭出身”填成了“本人成份”,因而被指控为“地主”、“专政对象”。1968 年夏被关押批斗,他从学校的三层楼上跳楼自杀。


11、陈子信,中央乐团办公室主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师周广仁的丈夫。夫妇俩分别在单位挨批斗,被逼迫交代“历史问题”。1968年某日预定要进行全团“批斗”,他就在批斗前夜自杀了。


12、程珉,北京市通县第一中学负责人。文革开始后,该校70%的教师被打成“黑帮”,每天在红卫兵的棍棒下强迫劳动十四五个小时,夜晚还得写检查。程珉尤其遭受残酷“斗争”和折磨,1966 年8 月 7 日被逼自杀。


13、邓 楠,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演员,曾在《北国江南》、《六十年代第一春》、《铁道游击队》、《51号兵站》等片中扮演重要角色,文革中遭到批斗和毒打,1968年12月24日投河身亡。


14、丁苏琴,女,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师,在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被指控为“特务”和“历史反革命”,遭受残酷“斗争”,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15、丁晓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员。1966年8月4日,红卫兵把众多教工诬为“黑帮分子”,戴高帽、挂大牌子,押解着在校园内“游街示众”,边推边打,极尽侮辱,然后又集中在操场上罚跪批斗。事后丁晓云即自杀身亡。


16、丁育英,女,四川重庆市中区凯旋路小学校长,1967年春节投江自杀。死前该校的所谓“革命造反派”“批斗”了她,并且“勒令”她在正月初一(2月9日)到学校继续接受“批斗”。春节那天她去学校的路上,途经重庆江北嘉陵江大桥时,投江自杀。


17、董季芳,女,北京机械学院教师、教研室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斗争”和“审查”,受尽了种种侮辱,在家中自杀,时年 43 岁。


18、董尧成,女,北京第二女子中学语文教员,1966 年 8月,在被“斗争”与侮辱后从学校五层楼跳楼自杀身亡。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未婚,死时30岁左右。她的寡母也在同日自杀。


19、樊庚苏,上海松江第二中学教师,在抗战时曾发表“茶馆小调” 等作品。1968 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自杀身亡。


20、范明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在文革中自杀身亡。


21、范维珩,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助理编辑,因遭受“批判”,1968年12月16日自缢身亡,时年37岁。


22、方诗聪,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师,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触电自杀身亡。时年40岁。


23、方婷之,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教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押在学校中“隔离审查”,一天中午她到学校门口,撞在一辆行驶的汽车上自杀身亡。


24、冯世康,浙江绍兴第二初级中学(原名承天中学)语文教师。1966年夏天多次遭到野蛮“批判斗争”后,投河自杀。死时 50 岁左右。


25、冯 喆,1921年生,广东南海(佛山)人。著名电影演员。建国前曾出演过《家》、《风雪夜归人》、《上海屋檐下》等话剧和多部影片。建国后先后在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于《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羊城暗哨》、《铁窗烈火》、《桃花扇》、《金沙江畔》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文革中遭受残酷批斗、游街和毒打,1969年6月2日被“造反派”宣布为“畏罪自杀”(有人反映是遭毒打致死)。


26、高加旺,北京第八中学教师。1968年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并遭“隔离审查”,1968 年 7 月自杀。年龄不到 30 岁,结婚不久。他的妻子是一个小学教员。


27、高万春,北京第26中学校长,1966年8月连续遭红卫兵残酷殴打和折磨。在 8 月 25 日举行全校“斗争会”,学校46名被揪斗的“牛鬼蛇神”全部在乱棍暴打下押解到场。高万春被五花大绑强迫跪在铺有碎石的长凳上,多次被打下去又拉上来。斗争会后他便跳楼自杀,当时 40 多岁。


28、龚起武,1912年生,江苏太仓人,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职员。由于出身地主家庭、被指控为地主、遭批斗,被毒打以及刀刺,1966 年7月21日跳楼自杀,8月16日死于医院。


29、关宏达,1914年生,黑龙江阿城人,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演员。上世纪30年代进入影坛,毕生拍过一百多部电影,尤其擅长喜剧角色。建国前参演的著名影片有《天从人愿》、《鸡鸣早看天》、《三毛流浪记》等,建国后有《秋翁遇仙记》、《鲁班的传说》、《聂耳》《大李小李和老李》等。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67年12月20日跳楼身亡。


30、郭世英,1942年生,北京农业大学学生,郭沫若的儿子。早在1962年,郭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63年和一些同学组织了个名为 X 社的研究小组,意在用哲学思想研究一些宏观问题,例如: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不是成功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等等,并相互传阅所写的文章。这些屡闯禁区的研究活动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被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遭到拘押。审讯中郭世英每次都和审问人员激烈辩论,于是被指控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后经周恩来的过问,作为内部矛盾处理,下放农场劳动。1965年秋,他获准重新返校,这时他决定放弃哲学专业、转学到农业大学。文革开始后,有人重提X社的问题,直接指斥郭世英为“反革命分子”,并要追究他的后台。1968年春他被一伙人关押捆绑,轮番批斗了三天三夜,遭受百般侮辱后,于4月22日淩晨从三楼窗口跳下,倒在血泊之中。


31、韩珍,女,重庆市公安学校医生。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于1968 年10月底被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关进公安学校进行所谓“揭批查”,遭到大小会“批斗”,于1969年1月初自杀。


32、郝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1968年3月25日跳楼自杀。


33、胡俊儒,1919 年生,河北获鹿人,西安交通大学党委组织部长。1939年加入共产党,行政13级干部。文革时因其历史上曾经被俘等问题被“审查”和“批斗”。1967年5月11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对面的兴庆公园上吊自杀身亡。


34、胡秀正,女,1933 年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化学教师。1966年9月,胡和丈夫张连元(北京第八中学教师)一起因张父亲的“成份问题”被驱逐出北京。后又回京,1968年夏天,胡秀正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罪名是“企图翻案”,遭到大字报围攻和会议批斗,并被关押在学校“隔离审查”。8月11日从五楼坠下身亡(被学校视为“畏罪自杀”,但张连元不相信是自杀)。


35、黄家惠,女,江苏吴江人。从 1950 年代起一直在上海红旗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后来调到该校分建的长缨中学任教。文革开始后,由于有兄弟在法国教书,被指“社会关系复杂”,遭受冲击,1968年被关在名为“学习班”的“牛棚”里,12月3日在“牛棚”中自杀。


36、季概澄,无锡市卫生学校校长,1968年6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多次遭受毒打,他忍无可忍,与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子女一起自杀。


37、季新民,女,北京市景山学校小学部教导主任、语文教师。在 1966年遭到红卫兵毒打,被强迫吃屎尿。在“清理阶级队队运动”中又被指控曾经参加“三青团”,遭审查批斗,1969年初跳楼自杀。


38、焦庭训,北京第六中学历史教师,教研组组长。1968年下半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参加过国民党,关押在学校。某日他被“批斗”到深夜,然后威胁他“明天要押到街道去批斗”。他在淩晨时分一头扎进装浆糊的大缸里自杀。


39、金大男,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教师,1968 年夏天在苏北农村参加“教育革命”。她请假到上海作怀孕检查后未能按照规定的时间返回,因此受到“批斗”,罪名之一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批斗”后,在8月29日服毒自杀。


40、金志雄,女,上海市复兴中学图书馆管理员。她原来是历史教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后,改在图书馆工作。1966 年夏天,多次遭到红卫兵学生殴打侮辱,有学生用钝剪子给她剪“阴阳头”,把她的头皮都撕下一片。最后一次,她被严重打伤,回家不久,打手们又追上门来。她听到砸门声,不堪再度遭受凌辱,立即上吊自杀。


41、靳桓,北京第 65 中学的化学教员,1966年夏天遭批斗,被编入学校“劳改队”从事苦力劳动。他从学校教学楼上跳楼自杀。时间在8、9月间,时年40岁左右。


42、雷爱德,医生,曾任天津医科大学教材科科长,精通业务,却因爱开玩笑而受到政治迫害, 1957 年被划为“右派份子”,文革时被关进“牛棚”。1968年服安眠药自杀于“牛棚”中。时年50 多岁。


43、李长恭,原在《新湖南报》工作。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报社划了54名“右派分子”,李长恭是其中之一。后被送到湖南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1966年文革开始,被宣布是该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成员并受到“批斗”。随后跳崖自杀。


44、李德辉,武汉市第一中学英文教师,1966年夏天自杀。


45、李国全,中央歌舞剧院乐队指挥。他是从东南亚回国的华侨,文革开始后多次被斗、被打、被侮辱,逼迫他胸前挂上牌子,脖子套上大鼓,在“游斗”时边走边敲鼓,口念“我是大洋古”。他甚至还被强迫舔厕所的小便池。后来在家中水管子上自缢身亡。


46、李济生,太原市教育局长,1966年9月11日被“揪斗”,9月13日自杀。


47、李景文,上海市五七中学语文教师。他原来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师,1960年代初被调往复兴中学教语文。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审查”,后被调往新建的“五七中学”。1976年9月9日电台广播毛泽东死去后,他在晚餐时喝了酒,被指控为“对毛主席去世感到高兴”遭批判。他在文革结束的几天之前自杀身亡。


48、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后改名为北京154中学)副校长,曾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教导主任。1966年8月被红卫兵毒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在办公室的暖气管子上上吊自杀。


49、李莘,北京师范学院外文系教师。他原来是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师员,后来调到外文系,被同事认为有学问的、性格温和的人。1968年被“审查”批斗,他从学校主楼侧面的窗户跳楼自杀。当时年龄不到 40 岁。


50、李秀英,女,37岁,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幼儿园园长,住复旦第四宿舍。文革中李秀英遭到迫害,1970年在复旦学生楼3楼跳楼自杀。


51、李雪影,上海大同中学教导主任,语文教师。1966年7、8月间,他被学生多次殴打和侮辱,最后一次被“批斗”时,被学生拖到操场的沙坑里灌砂子灌 墨水,还被剃了“阴阳头”。当天夜里他在家中自杀。当时大约36岁。


52、李玉珍,女,58岁,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于1969年4月23日跳楼自杀。


53、栗乃志,1946年生。清华大学教师,试验化工厂学生党支部书记。1971年2月11日在清华2号楼四层楼顶层跳楼身亡。


54、梁希孔,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历史教师,人们认为他学识丰富、讲课生动。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在1968年冬天上吊自杀,时年38岁。


55、林丽珍,女,福建人,上海市育才中学语文老师,是学校教改的标兵,报刊上广泛报道过。文革中被“揪斗”、被剃了“阴阳头”。1968年5月在家中上吊自杀。她一直是单身,一起自杀的还有同住一个套公寓的上海市七一中学语文教师施济美。


56、林庆雷,福建医学院内科主治医生,和内科主任王中方等被指控为“特务”。林庆雷在“隔离审查”中死亡,被宣布是“自杀”,时年不到40岁。


57、刘长和,北京大学化学系实验员,1971年8月9日服安眠药自杀。


58、刘承娴,女,清华大学中共党委统战部副部长。1968年4月中旬起被关押在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总部的看守所里,6月12日跳楼死亡。


59、刘承秀,女,北京第四中学语文老师。她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批判过,不过没有被戴“右派”帽子。文革中被指为“漏网右派”而遭批斗。1968 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校内礼堂后面用剪刀剪断喉管自杀。


60、刘浩,1926 年生,北京陆军总医院骨科医生,在 1968 年“清理阶 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遭“隔离审查”。5月31日在医院的敷料间用床单吊死(他妻子怀疑是被人勒死的)。刘浩身后留下了五个孩子,最大 的 15 岁,最小的只有三岁。他的母亲在山东老家得知儿子去世后服剧毒农药自杀。


61、刘继宏,1924年生,浙江镇海人,西安交通大学教学科研处科长。1949年5月参加工作,1952年10月入党。文革时被关押“审查”解放前的历史问题,1969年2月4日跳楼自杀身亡。


62、刘静霞,女,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在1970年受其丈夫(上海外语学院教师)牵连被“批斗”后自杀。


63、刘俊翰,1919年生,福建仙游县人。福建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脑神经外科医生。他1949年毕业于福建医学院的前身协和医学院。1968年,他被诬和王中方医生等建有“里通外国”的 “特务组织”,遭到野蛮的“隔离审查”。1969年5月6日跳楼死亡。


64、刘远,1936年生,上海第五十中学数学教师。他认真从教十多年,1968年被罗织罪名,指控为“反革命分子”。然后是连续不断的关押批斗、拷打摧残,最后他从十层楼阳台跳下身亡。


65、罗及之,1907年生,江苏南通人,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早年在上海、香港从事影片拍摄,1937年奔赴抗战前线,拍摄了具有重大文献价值的记录片《平型关大捷》;还拍过反法西斯的故事片《东亚之光》、《血溅樱花》等。建国后先后在上影厂、天马厂任职,拍过许多故事片、戏剧片,参与拍摄的《百万雄师下江南》曾获文化部优秀长记录片一等奖。文革开始后受到无端迫害,1966年6月12日投水自尽。


66、罗静予,1911年生,四川成都人,北京电影制片厂总工程师。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曾参加过共青团和共产党,后失去联系,改走技术救国的道路。抗战爆发后筹建中国电影制片厂,制作大量新闻记录片和其他电影片,反映和宣传抗日救国。抗战胜利后因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支持进步电影活动,曾被捕入狱。建国后一直在电影系统从事技术领导,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卓有贡献。文革中遭受迫害,1970年1月26日自缢。


67、罗森,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教师,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时自杀。时年四十来岁。


68、马幼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讲师,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和抄家,1968 年 3 月 10 日跳楼自杀。


69、梅凤琏,四川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第一子弟学校校长,文革中长期遭到殴打侮辱,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在学校菜窖里上吊自杀,时年40左右。留下妻子和 5 个孩子。


70、门春福,中央乐团的音乐家,1970年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关押和逼供,在关押他的地下室中自杀身亡。


71、穆 宏,原名刘庆谦,1920年生,山东泰安人。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演员,演员剧团团长。抗战时开始演话剧,由业余而后转入专业剧团。1951年起参演电影,先后在《翠岗红旗》、,《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南岛风云》、《燎原》等片中饰演重要角色。文革中被诬陷卷入沪中区特务案,1969年8月7日含冤自缢。


72、莫平,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1966年夏天遭到红卫兵毒打。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1968年5月在昌平县十三陵附近山上上吊自杀。早在1947年美国调停下国共谈判的时候,他给中共作英文翻译,并且参加了中共。他的父母是国民党政府驻法国的外交官,他的外婆在南汇县有土地,并在赠予他家的地契上写有莫平的名字,于是便被作为“地主分子”审查批斗。


73、彭鸿宣,女,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1966年6月文革开始时,她正在农村搞“四清”运动,被“揪”回学校批斗、毒打、关押。他在学校的一间小屋中自杀。


74、戚翔云,复旦大学化学系总支副书记,住复旦大学第五宿舍。1967年在“隔离审查”中跳楼自杀身亡。


75、祈式潜,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文革开始后被指控为该研究所的“小三家村反党集团”成员,遭“批判斗争”。1966 年 8 月 4 日傍晚,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


76、钱新民,南京大学计算机数学系青年教师,在“清查516”运动中,被批判、斗争、殴打。他逃到南京郊区跳燕子矶自杀身亡,当时才20多岁。


77、钱行素,女,复旦大学体育教师。文革中,她的丈夫(曾任东亚体育学校校长)被无辜判刑,她也受到牵连、迫害,在厕所里上吊自杀,时年40岁左右。


78、秦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英语教师,在文革中自杀。


79、阮洁英,女,北京十一中学数学老师,文革中受到迫害,1968年跳楼自杀。留下一个三岁左右的男孩。


80、邵承斌,1917年生,河北人。40年代留学法国,建国后任 中国电影公司法文高级翻译,翻译过不少优秀影片和歌曲。1967年4月1日因不堪迫害,投河自尽。


81、沈洁,女,上海格致中学教师、初三班主任。她曾经参加过新四军,在文革中被指控为“叛徒”,被批斗后自杀身亡。


82、沈 浩,女,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演员,文革中和她的丈夫、导演叶明都受到残酷的批斗,不堪其辱,1966年9月6日投水自尽。


83、沈天觉,陆军总医院骨科医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1968年春天被“隔离审查”,遭到野蛮殴打侮辱,在这年4月自杀,当时已年近60。


84、施济美,女,上海静安区七一中学语文教师、语文教研组组长。她毕业于东吴大学,1940年代就在上海当中学教员,同时从事文学写作,被认为七一中学教学最好的老师之一。文革开始便遭冲击批判,自1966到1968年,一直被“监督劳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以后,她又面临“揪斗”。1968年5月在家中上吊自杀。一起自杀的还有同住一室的育才中学语文老师林丽珍。


85、石之琮,女,北京第三中学语文教师,在1966年夏天被“斗争”后投龙潭湖自杀。


86、史明远,1936年生。清华大学自控系助教。1966年7月5日在京郊十三陵服毒药身亡。


87、史青云,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校长。1966年8月,该校红卫兵开始揪斗学校领导,强迫他们下跪,用皮带、铁棍和从旧桌椅上拆下来的带着铁钉的木棒殴打,后来又强迫他们绕着操场爬行。史青云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青紫和血痕,这次“批斗”之后,便自杀身死。


88、苏廷武,北京第四中学数学教师。1966年8月,在四中校园爆发了对教职员的大规模暴力攻击,数十名教职员被抓出来斗争、殴打、绕操场“游街”、向他们身上泼墨汁。苏廷武被抄家和游斗后,和妻子汪含英(北京第四中学图书馆工作人员)一起到北京郊区的香山服毒自杀。


89、苏渔溪,上海敬业中学校长,在文革中被指控为“叛徒”,被多次“批斗”,他在学校食堂的一根毛竹上上吊自杀。


90、孙经湘,女,上海市红旗中学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从教学楼三楼跳楼身亡。


91、孙历生,女,1934年生,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教师。她在女三中读书时就入了党,1952年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她正在党校学习,鸣放时给领导提了意见,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到农场“强迫劳动”。 两年以后她被允许回到女三中。1966年夏天遭到该校红卫兵的野蛮殴打和折磨。红卫兵曾把玻璃碴铺在地上,强迫脖子上用细铁丝挂着四块砖头的孙历生和别的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碎玻璃扎得他们鲜血淋漓。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孙历生被关在学校中“隔离审查”,7月12日上吊自杀(家属对此存疑),时年34岁。


92、孙明哲,原为北京地质学院政治课教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后下放劳动,“摘帽”后分配到教务科工作。他与另外两位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教师合作用数学方法研究国民经济计划中的问题,文革一开始就被指控为地质学院的“三家村反党集团”。1968 年 8 月“工宣队”进校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后自杀。


93、孙若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因所谓的政治历史问题被“批斗”,1968 年 7月 21 日上吊自杀。


94、孙哲甫,上海位育中学(五十一中学)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 派份子”,文革中受到残酷“批斗”,1967年跳水自杀,年龄为 30 多岁。


95、唐国筌,山东淄博市第六中学教师,1968年夏天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不堪受辱,上吊自杀。死后,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其为“现行反革命”。


96、唐静仪,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副主任医师,跳楼自杀。


97、唐 漠,原名聂崇彬,1922年生,浙江常山人。电影编剧。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法律系,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是上海学运领导人之一。所编的电影剧本《山河泪》拍摄上演后颇有影响。1948年参加中共,进入华北解放区,1949年起先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大众电影》、湖南电影制片厂任职,肃反中遭诬陷,作品遭批判。1961年调长春电影制片厂任副总编辑和《电影文学》编辑部副主任。文革中横遭迫害,1966年7月6日自杀。


98、陶凤娇、女,北京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教师。“清理阶级队伍”中遭迫害自杀。


99、仝俊亭,河南省郾师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专攻中国史,郑州师范学院(现郑州大学)教师。1957年被划成“右派”,转校图书馆工作。1966 年夏天,校中贴出大字报要求将仝俊亭“遣送回原籍”。他从学校文科楼上跳楼自杀。


100、万德星,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胸外科医师,副教授,文革中上吊自杀。


101、王 冰,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1970年10月20日,被迫害自杀身亡,时年44岁。


102、王大树,清华大学电机系助教,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于1969年 5月4日服毒自杀。时年31岁。


103、王德一,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助教。1970年在“清查‘五一六’运动” 中被逼供而自杀身亡。


104、王鸿、薛挺华夫妇,两人都是北京地质学院 1955年毕业生,留校当助教。1957 年都被划成“右派”。文革中被指控为“右派反党集团”再遭迫害。夫妇二人自杀而亡。他们留下儿子王磊,由亲戚抚养长大。薛挺华的父亲曾是福州格致中学校长。


105、王惠敏,女,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负责人,中共总支书记。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关在学校“审查”。一天晚上,王惠敏被用皮鞭毒打,半夜时她跳楼自杀。王的丈夫江俊峰,也在上海戏剧学院工作。


106、王季敏,河南省浚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治世界史。1957年任郑州师范学院(现郑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时被划为“右派”, 其后在校图书馆工作。1966年夏天校中贴出大字报要求将王季敏“遣送回原籍”。随后他从文科楼上跳楼自杀。


107、王茂荣,1933年生,大连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以后在中国科学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第二室工作。文革中遭到批斗,1968年7月31日,在大连星海公园海边发现了他的尸体。他是服安眠药以后投海自杀的。他死后 13 天,他的妻子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孩子。


108、王敏秀,女,1932年生,浙江镇海人,共青团员,西安交通大学涡轮教研室实验员。在文革审查中于1970年7月5日上吊自杀。


109、王人莉,女,上海工业大学(半工半读,现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机械系理论力学教师。文革中被指控有所谓“生活问题”,遭批斗并且被剃“阴阳头”、被惩罚洗厕所。不堪受辱喝洗厕所的盐酸水自杀。


110、王绍炎,浙江萧山县第二中学教师,当时已退休住临浦镇戴家桥。1967 年夏天因家庭出身问题,被勒令和妻子每天到居委会集中请罪挨批斗。一天批斗结束后,他的妻子先回家,在床边自缢而死。王绍炎被释回家后,见妻子已自缢,即离家出走,第二天被发现已在附近池塘中投水自尽。


111、王熊飞,上海浦东六里中心卫生院医生。1968年,他的儿子王祖德(医生)因和人谈起“毛泽东中风曾请上海名医陆瘦针灸治疗” ,被指控为“现行反 革命”,判刑12年。为此王熊飞也被长期“隔离审查”。1969年,他妻子张启行(退休医生)和小女儿在家中自杀,他得知后也在“隔离室”中上吊自杀。


112、王玉珍,女,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副校长。从1966年文革初起就遭到红卫兵殴打、侮辱、剃光头,长期被关在学校设的“牛棚”里,还一度送市郊顺义县“劳改”。 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要审查她的“历史问题”(她在1949年前入党),她不堪折磨于10月某日从学校“牛棚”中逃出,和丈夫(水利电力部的干部,姓顾)一起想找个避难之处而不得,于是在西郊投河自尽。


113、王蕴倩,女,苏州人,上海市第四女中(现名市四中学)数学老师,1966 年夏天被红卫兵野蛮侮辱毒打后在校中跳楼自杀。


114、王振国,1936年生,浙江宁海人,西安交通大学零件教研室助教,高教12级。文革中批判他的“地主家庭立场”,1968年被指控文革初帮西安电力设计院的亲戚保存一份检查材料,因而被关押“审查”。 12月18日跳楼自杀身亡。


115、王宗一,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副主任,1966年9月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


116、翁超,上海黑色冶金设计院土木工程师,上海同济大学 1940 年代初的毕业生,1968 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卧轨自杀。


117、吴迪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俄语教师,1957 年被划为“右派”,转到图书馆工作。1966 年 8 月 4 日遭到野蛮斗争,这天学校红卫兵把100多教师和干部强抓到广场上,头戴高帽、胸挂大牌、罚跪挨斗,然后在校园内游街示众,极尽侮辱。以后批斗不断,至9月,他和妻子安排好了后事、写好遗书,用毛巾裹了绳子在窗户上吊死。


118、吴定洪,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文革中遭迫害,1968年10月14日自尽。


119、吴敬澄,复旦大学外文系党总支副书记和政治辅导员。1966 年遭批斗后跳楼自杀。


120、吴淑琴,女,南京古平岗小学校长,1968年被“斗争”后,自杀身 亡。


121、吴维国,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文革中遭批斗后自杀身亡。


122、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1966年8月被红卫兵学生毒打后跳烟囱自杀。


123、谢芒,云南省电力厅工程师。1968年在位于昆明海口的石龙坝发电厂的“学习班”被整,多次检讨不能过关,在石龙坝发电厂前天井楼眺楼自杀。当时40岁左右。他死后,当局扎了一个草人,写上他的名字,继续进行“批斗”。


124、邢之征,河北省南宫县南宫中学数学老师,1966年8月遭到红卫兵学生暴力批斗后,跳井自杀。


125、徐方义,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场记,有过精神病史,要求去香港探望父母,未准,又派其到工厂劳动。1974年7月2日在家自缢身亡。


126、徐跻青,河北省南宫县南宫中学校长,1966年8月遭到红卫兵学生暴力批斗后,用刀刺破心脏自杀。副校长阎巨峰也在同一时期自杀。


127、徐克己,1917年生,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副美工师,参与拍摄过《幸福》、《珍珠记》、《球迷》等多部影片。文革中被批斗受到毒打,1968年2月22日在家自缢身亡。


128、徐雷,上海市位育中学语文教师,文革中跳楼自杀身亡,时年约50岁。


129、徐清扬,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编辑部党支部书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受到迫害,1968年12月8日自杀。


130、徐行清,女,云南昆明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教导主任,在1966年秋冬之间,受到“批斗”后,在学校的一间教室中上吊自杀。


131、杨爱梅,女,广州第十七中学语文教员,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于1968年底自杀。她的丈夫文革前是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当时已经被“打倒”并关在警备司令部。


132、杨代蓉,女,上海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教师,党总支书记,副系主任。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在文革中被指控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在南大楼三楼上吊自杀。


133、杨九皋,上海七宝中学英语教师,1966年8、9月间,在所住里弄被进城“造反”的家乡贫下中农以“漏网地主”的罪名批斗,当天即上吊自杀。


134、杨巨源,重庆长江航运分局职工医院院长,文革中受批斗后自杀身亡。


135、杨世杰,南京大学分管科研的副校长。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批斗”后自杀身亡,当时50多岁。


136、杨素华,女,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文革开始时她正在校外教学,被押回学校,批斗关押,头发也被剪掉。第三天夜里,她用剪刀自杀。


137、姚秉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代理党总支书记,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1968 年 5 月 25 日自杀。


138、姚漱喜,女,北京外国语学校教导主任,1966年夏天受到红卫兵学生残酷批斗侮辱,头发被剪掉,学生把厕所的便纸篓套在她头上,开饭时被迫弯腰站在食堂门口唱“牛鬼蛇神嚎歌”。8月20日左右有个晚上连续遭到五拨红卫兵殴打,随后她便在学校厕所中上吊自杀。当时年龄是 40 多岁。


139、叶懋英,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文革开始后该校教师们被强迫成排跪在地上受到残酷殴打。叶懋英随后在校中自缢身亡。


140、叶绍箕,复旦大学中层干部,1966 年被“斗争”后自杀,时年50多岁。


141、叶文萃,上海浦东中学教师,1966 年被“批斗”后自杀。


142、伊钢,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在南京林学院任教。1971 年在“清查 ‘ 五 一 六 ’ 运动”中被指控为“五一六 反革命分子”,卧轨自杀身亡。时年32岁。


143、易光轸,北京市第 52 中学副校长,文革开始后受到攻击,1966年6月30日自杀身亡。


144、殷大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讲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1968 年 4 月 21 日投河自杀。


145、余丙禾,兰州市水电局工程师,因其父亲曾是国民党政府官员,文革中一再被拷打、逼供、侮辱, 1967 年跳楼自杀,时年 34 岁。留下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孩子。


146、余航生,上海第二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室讲师,遭批斗服毒自杀。


147、余宜初,1937年生,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助理编辑,因“红影组案”受审查,1970年4月19日,在干校隔离室自杀。


148、袁玄昭,西安第五中学教师,文革中他被学生关押在校中殴打和侮辱。有学生逼迫他把死麻雀整个吃下去,还有学生强迫他吃下一整盒鞋油。他逃跑不成被抓回,遭到更大折磨,最后自杀。


149、曾瑞荃,上海市吴淞二中语文老师。1966年夏天学校一片恐怖气氛,教师纷纷被揪斗。他1949年前当过记者,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担惊害怕之下投黄浦江自杀。当时40多岁。


150、翟毓鸣,河北师范大学化学系讲师,1966年他被挂“黑 牌”游街,被殴打和侮辱,随后割动脉血管自杀。


151、张放,女,北京西城区二龙路中学英文教师,1966年夏天同许多教师一样遭到红卫兵学生毒打,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再次被批斗。她不堪虐待,逃到河南新乡朋友家中。学校红卫兵到新乡抓捕她,要把她押回北京,并在新乡火车站打她耳光。张放忍无可忍,留下遗书后在新乡自杀。


152、张凤鸣,上海市吴淞二中外语老师。由于他家庭出身出身是“资产阶级”,文革中备受折磨。1966年一天被红卫兵关在教室里用棍子抽打,次日早上,他便跳楼自杀。时年30多岁。


153、张健,同济大学水暖教研室青年教师,1968年见到其它人被残酷批斗,他自己是“地主家庭出身”,一直处于恐惧之中,在离学校不远的四平路三道桥边树上上吊身亡。


154、张景福,上海市复兴中学英语教师。1966 年文革初期,他便受到攻击,除了所谓 “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外,还被揭发曾经赞成“托洛茨基派”观点。当时张景福曾在家里服安眠药自杀,家属送医院救治了过来。1968 年8月,“工宣队”进驻复兴中学,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大会小会威逼揪斗,他再次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155、张巨光,1930年生,辽宁本溪人,回族。早年学习声乐,1950年起在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当演员,曾在《平原游击队》、《上甘岭》、《地下尖兵》、《冰上姐妹》、《铁道卫士》、《刘三姐》、《甲午风云》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还参演过不少话剧、歌剧。1968年8月24日受迫害自杀。


156、张儒秀,女,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教师,教公共外语。1966年被批斗后,投缳自杀。


157、张文博,1924 年生,黑龙江省宁安人,《人民画报》杂志俄文编辑。早年毕业于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曾留校任教。1957年调到北京,在《俄文友好报》工作过。文革中不断遭到批斗,被指控走白专道路、“家庭出身反动”。清理阶级队伍时又遭威逼,1969 年 2 月 27 日从四楼家中跳楼身亡。


158、张岩梅,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数学教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毒打和抄家后自杀身亡。


159、张友白,上海市新沪中学数理老师。在1957年被划“右派”,在1966年被“揪斗”。他在校内的单身教师宿舍内触电自杀,时年30多岁。


160、张友良,上海电影制片厂海燕厂副厂长,文革中遭逼供和殴打,于1968 年3月19日从摄影棚跳楼身亡,时年52岁。


161、赵慧深,女,1914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演员和编剧。早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参演过《雷雨》、《屈原》等几十部话剧和电影《马路天使》。1946年进入苏北解放区。建国后曾任东北戏曲学校校长、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副主任,创作多部剧本。文革中遭迫害,1967年12月4日自尽。


162、赵谦光,北京中古友谊小学教导主任,1966年夏天遭到红卫兵的拷打和侮辱。他从四层楼高的学校内烟囱顶端跳下来,自杀身亡。时年不到40岁。


163、赵 松,八一电影制片厂助理导演,1970年11月3日受迫害含冤自杀,当年41岁。


164、赵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1966 年 8 月跳楼自杀。她的丈夫是北京文化局的干部,也在文革中自杀。


165、郑 洪,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著名电影《怒潮》的编剧之一,1967年11月14日,因遭迫害自尽,时年39岁。


166、郑文泉,福建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1940 年代从福建医学院毕业。1968年,他被指控和王中方医生等建有“里通外国”的“特务组织”,遭到野蛮的“隔离审查”。1969 年春天被宣布为“自杀”。


167、郑之万,女,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师,1966年8月,被红卫兵学生剃“阴阳头”和殴打。她在家里跳楼自杀。


168、周久庵,1907年生,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民盟盟员。1968年6月4日.在北京大学靶场西侧水坑内溺水自杀。


169、周瑞盘,上海七宝中学物理教师,在1966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该校红卫兵学生批斗教师吴铭绩,指控他是“美帝特务”。吴铭绩毕业于西南联大电机系,曾经与杨振宁同学。批斗完吴铭绩之后,红卫兵又到隔壁周瑞盘的宿舍寻事。发现周的桌子上有吴老师的书,就以“与特务勾结”为名,恶斗周瑞盘数小时,并命令他写出“交代”,第二天交给红卫兵。周当晚即在校中投井身亡。


170、周善丰,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助教,遭批斗于1973年5月12日自刎,时年28岁。


171、周绍英,女,上海淡水路小学校长。在文革中屡遭“批斗”,1968 年跳黄浦江自杀身亡。时年30多岁。


172、周学敏,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语文老师,在 “清理阶级队 伍”中,于 1968 年冬天自杀身亡。


173、朱宁生,男,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生理研究室主任。1968 年被指控为“特务”,关押在所里“审查”。他在实验室里自杀。


174、朱万兴,无锡第一人民医院著名医生。1968年8月,在遭受数月关押、折磨之后,自杀身maoqishuang亡。


175、朱振中,上海零陵中学历史老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威逼追查他可能参加过“三青团”的事,他随后跳楼自杀。


参考资料:


1、王友琴:《文革死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2、谢泳:《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2001年2月,香港);


3、唐少杰:《清华大学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记忆》第42期);


4、白磊:《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记忆》第46期);


5、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6年2月号,总第93期);


6、韦陀:文革中电影界的“非正常死亡”(《记忆》第65期);


7、金石开: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年,北京);


8、中国大百科全书、百度百科全书;


另外还参考了一些高校的校史记录、校友回忆录等。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来源:中国数字时代转自中国选举与治理  06/15/2011


谢选骏指出:1965年,我年仅11岁,因为和同学辩论时说了一句“毛主席也是刽子手”,就被举报了。状子告到班主任刘积余老师那里接受审判——

我辩称:“周小宁说蒋介石是个刽子手,我就说‘对啊,国民党也会说毛泽东是个刽子手!’”

周小宁:“他没有说国民党说的,他自己说的毛主席是刽子手!他是反革命!”

刘积余:“谢选骏这样说是不对的,不可以引用敌人的话!以后注意!”

周小宁:“不对!是谢选骏自己说的!他是反革命!”

刘积余:“好了,到此为止。大家都不要争了。”

我很奇怪,刘老师对学生一向很严厉的,这次怎么放过我了呢?

第二年,文革爆发,刘老师被下放了。这才听说,她父亲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逃亡台湾了。

而周小宁呢?他父亲是共产党的江苏省副省长,“解放以前的地下工作者”,也因为“历史问题”被打倒了,不是叛徒就是特务了!


大家都说“文革可怕”——其实我知道,文革以前更可怕。文革是明火执仗地整人,文革之前是阴风四起地害人。


高于领导层的都得死,低于领导层的都得半死。

谢选骏:真人成仙就是“利用光合作用而生”

《那些利用光合作用而生的动物们》(生命科学教育 2019-12-02)報道: 在你的认知中,哪些生物是以光合作用为生的呢?一般人大概立刻就能想到植物和藻类,但是事实上还有更多其他的物种。包括蝾螈,海蜗牛,巨蛤,海鞘,水母,珊瑚,海葵,水螅和海绵等等。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人就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