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人体稳定，蚂蝗才能尽情吸血

《中国社会解体的趋势日益明显》（解龙 2009年12月25日）报道：

1、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现在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之所以有这样的关心，是担心发生大的社会动荡。但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解体。

2、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解体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说的形象一点，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解体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两个概念可以深化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尽管这两个概念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解体”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其中后者的含义可能会更接近一些。

3、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解体的反面是社会健康。尽管这两者经常是有关联的，但需要加以区别。现在的问题是，对前者的误判往往成为治愈后者的障碍。这就好比一个癌症病人，需要做手术。但医生误诊其有严重心脏病，无法做手术。实际上这个人可能并没有心脏病，或即使有也比较轻。但这种对前者的误判无疑会导致对后者的治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对克服社会解体所必须进行的一些变革，往往由于担心其威胁社会稳定而被束之高阁，结果是使社会解体的趋势日益明显。

4、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一再强调，尽管目前社会矛盾较多，甚至有激化的迹象，但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对于这个问题，大约 10年前我就曾经写过文章，去年年初在南方周末上也有两个版的访谈，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观点。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定势中，稳定似乎成了一种终极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为稳定让路。结果是许多该做的事情无法去做。其实，一年365天，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就是有那样的事情；一个国家13亿人口，大灾小难也总是免不了的。如果总是刻意寻找不稳定因素，当然会找得到的。更何况失控的权力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待这些问题。世界上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刻意地去寻找不稳定因素，都是找得出来的。但只有我们有稳定压倒一切，有“维稳办”这样的机构。

5、近些年来，社会解体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在过去30年改革的过程中，尽管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因此社会的解体首先表现在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尽管外部约束是缺乏的，但内部约束是相对有效的；权威基础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6、这种社会的解体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7、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啊（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这让我想起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 “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8、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在权贵资本主义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有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种倾向，即短期问题夸大症与长期行为麻木症并存。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无一不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能拖就拖。邯郸十年换了七任市长，全国市长任期平均 1.7年。新班子上马前半段是被“扶上马，送一程”，后半段则是寻找培养接班人。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真正做事情的时间没有多少。

9、反腐败为什么不能有效进行？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

10、维护既得利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可以想想，为了不民主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编造了多少理由和理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比如，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批普适价值？是普适价值中的什么让我们大动肝火？说穿了无非是民主自由，因为民主自由威胁既得利益。但直接批民主自由又不好听，只能拿普适价值说事了。但在信仰尽失、道德沦落的今天，连普适的价值也成了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既得利益，又不得不如此。

11、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好比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权力因为市场化而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卖出了好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在2002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见http://www.blogchina.com /20090210664016.html）。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区隔已经在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12、面对权钱结合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权钱的结合，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最近茅于轼先生提出，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要看到，关键的问题是权钱的结合。但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情况好有一比：权力和金钱两个看起来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家庭，而且日子过的还相当不错。这时，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形成了，一派说，你家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妻子是个坏妻子；另一派说，他家的妻子才是好妻子，丈夫是个坏丈夫。并为此吵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13、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解体。社会动荡是可以用“维护稳定” 去对付的，而社会解体却更难办。记得在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而倒台的时候，美国的一家媒体评论道，这个国家的腐败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100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历史将会证明，“稳定”不仅不会压倒一切，很可能会毁灭一切。因为这种僵硬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思路，会将那些使我们这个国家健康起来的努力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14、权钱结合以及由此形成的腐败，从根本上扭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去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本来，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期待着对改革的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期待将30年这样一个时刻作为发展新的起点。但遗憾的是，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使得这个大好的时机被放过。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面对现实，包括面对改革的勇气和能力。实际上，正如我在2005年的一系列文章中所强调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开始成为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原因何在？就在于改革已经受制于既有的既得利益框架，即使是真正开明的改革者也无法摆脱这种制约。在这种情况下，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往往也是南辕北辙。

15、其实，中国的改革既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坏。我一直不同意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完全归功于改革，只要没有特殊的天灾人祸，经济本来就会发展。有人经常用今天的物质生活和30年前对比，以说明改革的成功，其实这当中除了在技术进步推动下社会正常发展的因素之外，生育率的下降和家庭平均人口的减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试想如果今天城市中的许多家庭是3个孩子的话，其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是沾了开放的光（加快了技术进步）。我这样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说对改革也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有限的部分。而这个过程其实远没有完成，近些年且有倒退之势。

16、中国的改革先天不足。回思改革的起点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些问题。中国的改革其实并不是始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的启动是几股力量合在一起的结果。这当中有民众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要求，有知识分子改变现状的理想，但其实更有力量的，是文革中失势者重归权力中心的要求。后者又有两部分人，一是想回到文革前的17年，一种是想借此走向一种新的文明。80年代初期改革即在这部分人的掌控之下了。不过，能够和当时形成对比的，是文革的荒唐岁月，所以掌握权力者充满自信。这种自信造成了80年代的开明。然而开明的表象掩盖了改革的根本缺陷，即没有一种真正的走向新文明的价值目标。

17、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社会解体的趋势日益明显”、“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我看人体稳定，蚂蝗才能尽情吸血。

谢选骏：非基督教国家不可能和平演变

《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察网时评 薛岩）报道：

本文说明：现阶段关于“和平演变”的论述、说法可谓“众说纷纭”。经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整理编撰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一、杜勒斯推出“和平演变”战略的思想探源。

二、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四个主要部分。

三、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具体实施。

一、杜勒斯推出“和平演变”的思想探源

“和平演变”是指“以和平方式积极地逐渐改变共产党政权，直至完全消灭”。据初步考证，“和平演变”一词是毛主席于1959年11月对杜勒斯三篇讲话稿进行批注时首次提出，是对美国这个政治战略的高度概括。

“和平演变”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一个政治战略，由美国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49年--1959年期间提出、调整、形成并实施。

约翰·杜勒斯出生于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家庭，其外祖父和姑父曾任美国国务卿，其弟弟艾伦·杜勒斯是美国任职最长的中情局长，被称为“美国第一号间谍”。

约翰·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思想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基督教归正宗(长老会)的有神论信仰；二是遏制政策的失败教训；三是美国国内政治需要；四是苏联经验。

（一）宗教影响

杜勒斯家庭来自苏格兰，属基督教归正宗长老会教派。杜勒斯本人也是美国长老会终身长老，他于1953年就任国务卿时，辞去所有商业和社会职务，唯独没有卸任长老一职。作为终身长老，杜勒斯是有神论者，他曾于1952年12月在美国长老会大会讲话时说：“世界上的大冲突是基于对神权力信仰的精神力量和共产主义无神论及唯物主义的矛盾。我们面前的这个思想斗争涉及到我们所有的政策和我们所做的一切”。杜勒斯在1953年1月15日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在我看来，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不仅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威胁，而且是我们所谓的西方文明，甚至是任何以精神信仰为主的文明，面临过的最严峻的威胁。苏联共产主义在其哲学和物质论上是无神论的。它认为，人类只不过是一些高级动物，他们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没有个人尊严的权利。 最好的世界是一个被良好管理的农场，将某些动物带出去放牧，将其饲养并带回来挤奶，并将农场作为 避难所。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最有利于人类物质福祉的社会形式。如果人们不相信人的精神性质，那这个哲学就可以成为有说服力的教义。如果你确实相信人的精神性质，那么这就是一个完全不能接受和完全不可调和的教义。我不知道是怎么运作的，但是苏联就是要把这些观点传播到世界各地，想把整个世界在这些观点上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可以永久和谐一致的世界。苏联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犹太教，以及任何 宗教之间是不可调和的冲突。”杜勒斯基于宗教立场的认识使其成为了著名的反共坚定分子，也是他“和平演变”思想的最重要基础。

（二）“遏制”政策失败教训

二战后，美国深感苏联及社会阵营的崛起势不可抵，为挽救资本主义世界的颓势，他们秘密策划，于1946年2月22日，由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发表了著名的“长电报”，正式明确提出实施，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实行“遏制”政策的开始。但是，七年后，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听证会上说：“只要苏联共产主义统治着世界所有人口的三分之一，我们就永远不会有一个安全、和平、幸福的世界。并且他们正在试图将其统治延伸到许多其它地方。从我们的利益出发，那些被共产主义奴役的人们应该获得他们的自由的，因为如果他们成为暴力独裁政权的工具，他们就会成为一股对自由世界非常危险的力量。苏联共产主义已经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口扩大到今天的8亿人口，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要去解放那些被共产主义政权奴役的人民。现在解放并不意味解放战争，解放可以通过非战争的过程来实现。举一个不太理想的例子，就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就从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逃脱出来了。显然铁托本身就有许多独裁之处，但是这个例子说明瓦解这个代表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产主义整体结构是可行的。中国和莫斯科之间现在的联系是违背中国传统和希望的危险布局，我们当然不能容忍将中国4.5亿人口致于苏联暴力独裁的奴役之下。 因此，一个仅仅针对共产主义政权遏制的政策是一个不健全的政策，一个肯定会失败的政策，因为保守的防御性政策(指遏制政策)永远不会胜过积极的政策(指和平演变政策)。如果我们唯一的遏制政策是把我们停留在已有的地方，那么我们终将会被迫退出这些已有的地方。只有保持对自由的渴望，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我们才能结束共产主义统治世界的可怕危险，这种危险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可怕的牺牲和对未来如此巨大的恐惧。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做到，而且必须以不会引发一般性战争的方式来实现，或者以不会引发血腥暴力的方式来实现。采取遏制政策的消极失败主义态度，不是有利于我们自身利益的方式，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历史观念。”

杜勒斯出身于一个美国知名的外交世家，外祖父约翰·沃森·福斯特是美国第23任总统(1889年—1893年)本杰明·哈里森的国务卿，姑父罗伯特·兰辛是美国第28任总统(1913年—1921年)伍德罗·威尔逊的国务卿。大学毕业后进入纽约著名的克罗维尔律师事务所从事国际业务，30岁担任凡尔赛和会美国代表团法律顾问，参加一战战后赔款委员会工作，对德国战后恢复起到很大作用。1944年起担任美国共和党外交政策发言人。他是联合国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美国驻联大代表，旧金山和约主导人，国务卿顾问和参议员。杜勒斯丰富的外交履历和经验使他完全有资格对乔治·凯南遏制政策提出批评。

同样是在1953年1月15日的听证会上杜勒斯强调：

“我在1952年7月为总统大选起草的政纲中写道：7年来，现任政府已经浪费了二战结束时我们前所未有的权利和声望。这个时期，一共有15个国家的5亿非俄人口被吸收到苏联共产主义的权力领域，这给了苏联征服世界的信心。我们指责现在领导人失去了二战所获得的和平。如有远见卓识，朝鲜战争永远不会发生。我们的这些领导人，他们在怯懦的绥靖政策中摇摆不定。显然，苏联已经赢得了这场冷战的胜利。因为，二战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政治、经济和道德力量都是真空的，苏联共产主义以足够的活力来充满了这些真空。因此，苏联共产主义把自己控制的人口增加到了8亿，也就是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大选中有人指控政府的“遏制”政策导致这个5亿人口被同化。”

从杜勒斯上述言论可以看出，自1946年乔治·凯南提出著名“遏制”政策(长电报)以来，美国采取的外交“不干涉、不进取” 防御主义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共产主义阵营扩大了地盘，对美国产生了实质威胁。因此，杜勒斯提出了更为积极的“解放、改变和斗争”的进取政策。

（三）国内政治需要

1952年大选时，杜鲁门由于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不受欢迎导致放弃竞选连任，艾森豪威尔作为军人当选总统，一时间美国军方从朝鲜战争败绩中重新抬头，政治势力大增。

杜勒斯是外交出身而非军界，美国政治中，外交和军界从来是对手。为了抑制军方势力借助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的机会控制美国对外政策，杜勒斯提出非战争的“和平演变”政策，也是对付军方的需要。

（四）苏联经验

杜勒斯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表述，概括了苏共夺取政权的作法，他说“苏联共产主义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扩大到今天控制的8亿人，是以政治、心理和宣传方式完成的，并没有真正把红军作为一个侵略力量去使用。苏联可以做到的，我们也可以做到。”

杜勒斯推出“和平演变”思想的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其战斗力、生命力直接威胁到帝国主义世界生死存亡，美国为使资本主义世界能作最后挣扎，在国内政策上实行缓和劳资矛盾以对工人阶级让步，即美在经济上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达到减缓国内劳资矛盾关系，为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恢复赢得时间；在国际上则提出和实施了对共产主义世界采用“和平演变”的战略。这既有复杂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更有杜勒斯本人的政治思想动机。

二、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四个主要部分

60多年来，虽然“和平演变”也在演变，但至今仍然是美英等国西方国家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政策。

回顾“和平演变”的历史，可以发现“和平演变”是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三个具体目标；三种实施方法；三个执行者；三种实现模式。

（一）“和平演变”的三个具体目标

毫无疑问，“和平演变”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政权。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有三个具体目标：思想演变、制度演变和掌权人演变。

1、思想演变

思想演变就是首先让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思想上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美国把意识形态上影响改变共产党人的思想作为改造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目标。大力推动这个意识形态演变的开端就是人道主义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大林逝世后。人道主义思潮先在匈牙利学术界开始，进而蔓延到东欧其他国家。后来被赫鲁晓夫高举提倡，促使了苏共最先是在思想意识形态中“去阶级斗争化”。人道主义之后是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福利主义、平权主义、和平主义、反独裁主义和宗教主义等。这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是西方国家最为看重和最为努力的地方，其作用在战略上也是明显的。其中一点努力实现的是，指挥指导共产党内部的这些代表、代理人物，在世界观上能自觉为西方服务，修改推翻共产党的历史，改变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人物、领袖人物的看法，否定共产党已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事实证明，苏共中央的领导人在思想演变上最先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以此迎合美国需要的战略目标，并在苏东国家得到全面成功。

2、制度演变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焦点是制度之争。和平演变有一个重要策略，就是一点一点地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先从经济制度入手，然后是社会管理制度，再然后是在法律制度上鼓吹司法独立，和在军事制度上宣扬军队国家化，最后是政治制度。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改革”。把演变隐藏在“改革”中，在慢慢渐变的演化过程中，每项制度变革都会逐步靠向一个轴心，这个轴心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3、掌权人演变

掌权人演变，就是对掌握重要权力的人，用主动贴靠、拉拢的办法，去亲近接触他们，使他们在思想情感上接受西方价值观，感情上愿和西方的人士结交朋友，逐步使他们能在思想上接受西方价值观，能从思想上放松或放弃敌意，逐步实现从共产党人演变为资产阶级分子，直至成为西方国家在共产党内部的代言代理人。这是他们很重要和积极努力要实现的。两个演变方法：一个是让原来是共产党人的掌权人蜕变为资产阶级分子，另一个是让原本就是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篡夺掌权人的岗位。

只要能实现上述三个目标，或者之一，和平演变就有很大的成功可能。过去30年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

（二）“和平演变”的三种实施方法

“和平演变”的前提是非战争，非暴力。回顾过去60多年，可以发现实施“和平演变”的三个主要方法：舆论宣传、活动组织和拉拢官员。

1、舆论宣传

就是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国内外宣传方式，鼓吹资本主义优越性、宣传所谓普世价值、散布各种谣言、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共产主义理想等。从否定斯大林、匈牙利十月事件，到发展苏东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在境外出版攻击丑化苏共的文学作品《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等鼓吹和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再到雅克夫列夫“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还有“政治体制改革”，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和对西方人文主义、精英文化、生活方式的传播，无一不是“和平演变”舆论宣传的典型内容。

2、活动组织

就是由西方国家资助在社会主义国家兴办各类非政府组织，组织各类非政府活动。最著名的组织是波兰团结工会。

3、拉拢官员

就是利用政府官员及其亲属密友、亲近人士出访、培训、留学、交往和外交等机会，接近、熟识社会主义国家重要干部，与他们建立私人关系。长期接触，帮助解决一时遇到的“麻烦”困难，或予以一定资助，对他们施加思想上的影响，为他们提供一切方便，享受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形成利益输送。或是利用在外人员的缺陷或毛病，进行精神控制，威胁逼迫促使他们转变政治立场，自觉自愿地成为“和平演变”推动者。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美英两国用此方法俘虏了人数众多的原苏东国家高级干部，对最后全面推翻原苏东共产党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和平演变”的三个执行者

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和平演变”是由美英等西方国家政府主导策动和推进的。具体执行者主要由美英等西方国家外交部门、情报部门和流亡国外反共人士、组织及国内反共人士、组织等三个执行者所构成。

西方国家外交、情报部门，就是美英等西方国家政府的外交和情报部门，制定专门政策计划和工作措施，编列专项工作经费，安排专门人员，总体策划、发动、调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行动。同时支持、协调、资助在国外流亡的反共人士、组织以及在国内流动的反共人士、组织从事“和平演变”活动。最著名的机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美国之音、美国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

流亡反共人士和组织，就是那些从社会主义国家逃亡到西方国家居住生活的反共人士及其成立的组织。最著名的人士是萨哈罗夫，最著名的组织是美国乌克兰人协会。这些反共人士和组织把自己包装成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异见人士”和“民主人士”等，在西方国家政府外交、情报部门的丛恿、支持、资助下从事一系列针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和平演变”行动。

国内反共人士和组织，就是那些仍在社会主义国家居住生活的反共人士和组织，他们利用公开或隐蔽身份，采取公开或半公开以及地下方式，或接受西方国家政府的指令及资助或自主发起各种“和平演变”活动。

（四）“和平演变”的三种实现模式

很显然，“和平演变”已经实现部分成功。其中在原苏东国家取得的“成绩”是最值得汲取的教训。总体而言，“和平演变”有波兰、苏联和罗马尼亚三种实现模式。

1、波兰模式

就是通过发动基层群众，建立较具规模的群众组织，形成足以抗衡执政党的群众政治力量，最终推翻共产党政权。瓦文萨，一名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在英、法、德、美四国情报人员全面支持下，坚持多年领导几经波折的团结工会，以罢工、复工、再罢工、再复工的手段，把波兰经济、社会和秩序彻底搞乱，逼使雅鲁泽尔斯基交出政权，登上波兰总统宝座。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以夺权上位为目标的造反事例，无关任何民主自由，是美英扩大二战成果的战略部署，是“和平演变”最经典的“成功”案例。

2、苏联模式

就是通过思想演变、制度演变和掌权人演变三者合一，用了将近20年时间，以“和平”方式把世界最早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消灭。戈尔巴乔夫思想演变的根源是人道主义，制度演变的根源是所谓“政治多元化”，掌权人演变的根源是把美国长期秘密培养的关键人物雅科夫列夫推入到掌控苏共意识形态领导权位置上，并设法推动了对负责外交事务的谢瓦尔德纳泽和叶利钦等人的重用。苏联模式的核心是共产党高层内部分裂，自己主动放弃政权。

3、罗马尼亚模式

就是通过长期实施英国军情六处秘密策划的“帆船”计划(即将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亲属、密友变为英国情报人员)，把共产党政权核心岗位的掌权者演变为英美国情治机关的代理人，里应外合发动政变，推翻共产党政权。齐奥塞斯库执政后期，罗共中央政治局和军队高层的大部分领导人及其亲属都与美英情报部门建立了深层地紧密联系，获得了巨大利益，成为了英国情报部门在罗马尼亚高层的代理人(如：齐奥塞斯库的贴身卫士长)。当一小部分不明真相群众受谣言蛊惑进行一场规模有限的示威活动时，这些已叛变西方的掌权人立即与英国情报部门联手里应外合推翻了齐奥塞斯库政权。

综上所述，“和平演变”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又各有三个主要特征。这12个方面完整有机地推动“和平演变”的实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达到更迭苏东政权的目的。

三、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的具体实施

“和平演变”是最早于1949年由约翰·杜勒斯提出的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一种政策意图，1953年—1959年约翰·杜勒斯在担任两届美国国务卿期间，联合同期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弟弟艾伦·杜勒斯，一起将这个意图真正变为美国外交政策和行动纲领,并加以实施。

“和平演变”一词是毛主席于1959年对杜勒斯这个意图及政策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在美国政府内部并无直接使用“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这个词汇。在日常行政运作中，美国政府和政客使用更多的是“和平策略”(Peaceful strategy)。1989年六四事件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对华工作中，开始使用“和平演变”一词。总体而言，虽然美英等西方国家并无以“和平演变”命名的政策和行动指引。但是，几十年来，他们把“和平演变”的实质工作具体落实到很多“以和平方式推翻共产党政权”的计划中，推动并实现了“和平演变”的目标。

（一）“和平演变”的政策制定

至少自1955年起，美国国务院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每年都会制定各自的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的政策说明。也会把这个政策意图结合到每年美国与共产党国家的双边外交政策中。

美国国务院每年底针对共产党国家的特别专门政策文件是以红色标签标注，所以也被称为“红标文件”(Red Label Documents)。这些“红标文件”主要是阐述共产党国家的政治情况、主要活动项目、经费预算和具体途径等。

美国中央情报局每年度制定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的行动计划，这些计划被简称为“D计划”。

可以说，美国国务院的“红标文件”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D计划”共同组成了美国政府每年度“和平演变”行动的工作方案。

英国是另一个一直坚持针对共产党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国家。每年英国军情六处都会编制一份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进行秘密行动的财务预算，上报英国下议院情报委员会特别批准。也会将工作方案上报英国首相。

（二）“和平演变”的具体实施

回顾60多年来“和平演变”发展过程，可以将“和平演变”的具体实施分为四大类：拉拢人员和建立组织；舆论宣传和造谣惑众；策划制造群体事件；资金支持。

1、拉拢人员和建立组织

1.1美英政府外交和情报机构人员直接接触共产党国家高层领导人及其亲属子女，以给予物质利益、安排生活帮助、提供工作留学便利和迎合兴趣爱好等方式与这些目标对象建立紧密私人关系;

1.2通过资助指导共产党国家在国内外的反共人士，利用人脉网络和交往机会，接触共产党国家高层领导人及其亲属子女，实施拉拢措施，建立紧密私人关系;

1.3直接和间接结识共产党国家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社团领导人、文体明星、媒体记者和社会热点事件人士等，为这些目标对象提供各类支持，建立紧密私人关系;

1.4为流亡国外的反共人士提供直接资助和指导，帮助他们在国外成立反共组织;

1.5为在国内的反共人士提供直接和间接资助和指导，帮助他们在国内建立各类非政府组织和地下组织;

1.6为流亡国外和在国内反共人士提供各种便利和支持，安排他们参加各类国际组织，推举他们担任国际组织重要职务，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2、舆论宣传和造谣惑众

2.1通过美国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布鲁金斯基金会和英国皇家国际战略研究所等半公开组织，在国内外举办各种会议、论坛和活动，有计划、有主题、有资助地宣传西方观点、批判共产党国家，洗脑共产党国家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青年学生;

2.2有计划、有立场、有目的地资助国内外记者采访报道共产党国家内部事务，制造负面新闻;

2.3通过国际媒体和网络媒体发布各类虚假新闻，造谣污蔑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编造历史事件，杜撰社会负面热点。出版各类反共刊物和书籍;

2.4资助国际知名学者、文体明星和退休政客访问共产党国家，拜访并直接影响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主持和参加在共产党国家公开举办的学术研究、社会集会和文体活动，公开发表反共言论，会见反共人士，接受反共采访等;

2.5资助国内外反共人士在国内外媒体和网络上发表反共文章;

2.6资助国内外反共人士在国内外举办反共报刊、电视台、电台和网络媒体。

3、策划制造群体事件

直接组织和资助指导各类机构组织国内外反共人士策划制造各种反共群体事件。打击共产党形象，干扰社会稳定，传播反党言论，扩大国际影响。比如：静坐、绝食、自焚、示威、游行、罢工、堵车等等。

4、资金支持

可以说，绝大部分对各类“和平演变”行动的资金支持均来自美英等国政府，只有极极少数来自于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所谓通常报道中所说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资助都是政府的百手套，比如索罗斯基金、比尔盖茨、李察基尔等。

（三）“和平演变”的工作核心—演变共产党高级干部

“和平演变”的工作内容在过去60多年里有增有减，工作方式也不断变化。但是，“和平演变”的工作核心一直没有太大改变，就是一切围绕着共产党高级干部做工作。工作内容是：

一是为目标对象子女国外留学、国外工作提供资助、便利和生活照顾；

二是为目标对象家属出国旅行、国外居住、生活照顾提供全方位服务；

三是满足目标对象个人兴趣爱好和私生活要求；

四是向目标对象灌输资产阶级思想；

五是向目标对象提供金钱、住房、贵重物品等；

六是为目标对象的其他亲朋提供各种资助和便利等。

所有围绕共产党高级干部开展工作的核心目的就是与目标对象建立紧密私人关系，进而说服、争取、绑架和要挟目标对象自觉自愿成为“和平演变”行动的一员。艾伦·杜勒斯在1961年5月向肯尼迪汇报古巴猪湾事件失败原因时说：“事实证明，推翻古巴共产党的最有效和最人道的办法就是要争取古巴共产党大多数高层领导人成为美国民主的支持者，通过内部政变解放古巴人民。”

综上所述，“和平演变”是一项长期的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的实际行动。它不但已经在原苏东等国家取得成功，而且仍然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共产党国家继续实施。

结语

毛主席高度概括的“和平演变”一词，充分表达和突出了美英这个反共战略的“渐变”阴谋。而“渐变”的核心是思想演变，通过一本书、一堂课、一次交流，日积月累地在思想上彻底俘虏了共产党高级干部和社会精英，这种对头脑漫浸式的侵害是最有力的毒化武器，是和平演变的成功法宝。

“渐变”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拉拢腐蚀共产党高级干部，先从亲属子女下手，直到高级干部本人。一次红酒品尝、一件小事帮忙、一次出访接待、一单交易促成等等小事一件件，最后串成一根铁链牢牢捆住这些放松警惕的高级干部，自觉自愿地成为了“和平演变”的推动者。

现在，“和平演变”已经被人们淡忘，偶有提出也会被讥讽为“阴谋论”。殊不知，美英等国的“和平演变”不但在升级换代，而且已在社会主义国家土壤上生根发芽。我们要保持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就必须清醒理智地反对“和平演变”，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否认“和平演变”存在的思想和言论。

谢选骏指出：杜勒斯和他的主子艾森豪威尔一样，都是胆小鬼，不敢和共产党对抗，所以用“和平演变”的拖延术，把挑战留给下一代。可笑的是，共产党却被唬住了，自乱阵脚地大搞“反和平演变”，结果闹出了文革、改革、六四屠杀等闹剧。

《解谜社会主义国家为何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2021-09-01 鹿野）报道：

偶然机会，笔者看到了《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对文中的一些问题的叙述有不同的看法，在此就“和平演变”的一些相关问题简单谈谈个人意见。

一、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演变

《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整体写得很不错，不过，其中存在的问题是过分高估了外因的影响力。事实上，“和平演变”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美国与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包括非执政的共产党人的自我演变。两相比较而言，自我演变的影响力远远高于西方的推动。例如，文中把和平演变分为波兰模式、苏联模式和罗马尼亚模式，然而实际上这三种模式主导的力量都是自我蜕变，而非西方的推动。关于苏联的情况，人们了解的已经很多了，这里仅仅谈一谈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情况：

波兰的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被称之为“波兰的戈尔巴乔夫”，早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他就赞扬戈尔巴乔夫“创造性的坚定不移的活动”，并宣称，波党正把自己的“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同戈尔巴乔夫为社会主义……大胆开辟的道路联系在一起”。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相互理解，相互影响。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雅鲁泽尔斯基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加强;波党内部强硬派遭到削弱，退居下风;自由派获得极大的鼓舞，影响上升。更有甚者，雅鲁泽尔斯基在很多政策方面都是走在戈尔巴乔夫前面的。1986年12月，其便提出了“社会主义多元化”，1987年12月又正式要求把“政治多元化”写入党的文件。1988年6月的时候，雅鲁泽尔斯基提出团结工会合法化和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随后，其在1988年到1989年期间又撤销了大量主张对团结工会等反共势力持强硬的态度的波兰党内领导人的职务，为后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下台和改旗易帜为社会民主党铺平了道路。正如雅鲁泽尔斯基的好友拉科夫斯基强调的：

“团结工会到1986年初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如果要是没有雅鲁泽尔斯基和我的改革，波兰的旧制度是绝对不可能垮台的，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建立了新秩序，结果就让我们很快成为了多余的人。”

罗马尼亚的情况也与波兰大同小异。早在齐奥塞斯库上台前夕，毛主席就一针见血的指出：“罗马尼亚这个党，在思想上和赫鲁晓夫相同的东西很多”，“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不讲是非”，如果不改正错误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齐奥塞斯库上台后不但没有听毛主席的劝告改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1979年，齐奥塞斯库在罗共十二大报告中，只提科学社会主义，而没有提马列主义。罗马尼亚成为继南斯拉夫之后第二个放弃“马列主义”提法的社会主义国家。1981年6月24日，齐奥塞斯库正式宣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已经不再适合罗马尼亚当前的社会历史现实”，“只会在人民群众中制造混乱”。1984年的罗共十三大上，齐奥塞斯库把“坚持党的领导”改为“党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一起领导”，把指导思想由“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改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删除了“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提法。其实，就连齐奥塞斯库这个“总统”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原来罗马尼亚的国家元首是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为了“党政分开”、“深化改革”、“与国际接轨”于1974年8月设立总统一职，开始实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颇具特色的总统制。相比之下，苏联是戈尔巴乔夫后期的1990年才“与国际接轨”实行总统制。

现在一些人总是强调东欧剧变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垮台，但实际上早在剧变之前的几十年里，社会主义就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不正确了。仅以文学艺术领域为例，波兰在哥穆尔卡时代和雅鲁泽尔斯基时代两次掀起“清算文学”高潮，清算的对象就是革命与社会主义。正因为这种情况，在波兰剧变以后语文教科书几乎没有做什么改动，因为瓦文萨等领导人强调“1956年后共产党执政时代的主旋律文学也都是反共的”。罗马尼亚的情况与此类似，1980年，在齐奥塞斯库亲自支持下，罗马尼亚作协副主席马林·普列达出版了小说《世上最亲爱的人》。小说把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称为“整个民族的悲剧”，把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五十年代称为“苦难的十年”……因此，即使雅鲁泽尔斯基和齐奥塞斯库继续执政下去，彻底改旗易帜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自我演变”的情况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社会主义要求工农大众当家作主，所以是对于普通人有利而对于上层统治集团不利的，统治集团如果推行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牺牲。同样，和平演变的关键不在于西方，而在于执政的领导集团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像列宁、斯大林和波兰的贝鲁特等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领导人执政的条件下，西方国家不管怎么搞“和平演变”，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成绩。而到了后来戈尔巴乔夫、雅鲁泽尔斯基和齐奥赛斯库这样的本身自己就不相信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执政，即使西方国家不搞“和平演变”，他们也一样会搞自我演变。

二、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

因此，一些公知整天嚷嚷的“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却可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这个与上文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就很好解答了。实际上，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国家变化都主要取决于内部而非外部。如果要是以国与国的关系作为主要出发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苏联也从来没有用武力输出过革命，历史上的苏联的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在阿富汗这三次出兵都是在原有的亲苏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平定叛乱。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与扩大更与苏联的武力没有任何关系。正如《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所引用的杜勒斯的讲话：

“苏联共产主义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扩大到今天控制的8亿人，是以政治、心理和宣传方式完成的，并没有真正把红军作为一个侵略力量去使用。”

但是，杜勒斯的讲话中也存在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并不是什么“苏联颠覆”结果，而是由于这些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发展的产物。诸如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极度腐朽，导致几十年里边出现了人口不增长的“奇迹”。这种情况导致中国的革命不可避免。只不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是要求统治者全心全意地为普通劳动者服务，所以让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统治者和平放弃其在劳动者头上的地位是不太可能的，即使不用武力推翻他们，也至少要掌握暴力基础，让他们感觉大势已去，才有可能接受和平改造。相反，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是把有钱人和其圈养的公知精英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他们可以骑在工农劳动者的头上作威作福。所以如果要是社会主义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领导干部和文化界的头面人物是有利的，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既有的权力基础搞“和平演变”。

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各种调查中都表明，普通劳动者中主张坚持社会主义的占了80%以上，而领导干部当中则主张推翻社会主义的占了80%以上。文化界的情况与此类似，当时，苏联文学界分化为爱国派和自由派两大阵营，前者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苏联解体，后者则积极鼓吹全盘西化。当时，俄罗斯作协一共有4500多人。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作协一分为二，两大阵营各成立了一个作协。其中，参加自由派作协的作家占了700多人，约占16%，参加爱国派作协的作家占了3800多人，约占84%。但是，在苏联解体前夕两派的知名作家发表过关于当前局势的两封联名信，并在作协的领导干部当中征集签名。其中，在自由派作家的联名信上签名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作家有300人，在爱国派作家的联名信上签名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作家只有74人，即自由派公知在上层中占了80%。

同样的道理，共产党很容易和平演变成社会民主党，革命党很容易演变成议会党，反之则很困难。因为即使是在革命阵营内部，想要通过革命来分一杯羹，自己夺取人上人地位的是多数，一心为劳苦大众谋得解放的是少数，加上坚持革命是要冒着流血牺牲风险的。所以在统治者开出不破坏资本家和其圈养的公知精英们统治地位为条件让共产党加入选举游戏分一杯羹时，很大一部分共产党员就软化了。相反，已经参加过这种无聊透顶的富人选举游戏的共产党，却很少再愿意为劳苦大众解放作斗争，除非是环境恶化，资本家集团再度强行取缔它而“逼上梁山”。

像西方的第一大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战后初期，意共总书记帕尔米洛·陶里亚蒂提出要“以妥协的议会道路夺取政权”。1945年意共五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凡年满十八岁并接受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的公民，不论财产多少，宗教信仰如何均可入党。毛主席在《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中对其严厉批评：“（意共）把资产阶级民主看成超阶级的民主，认为无产阶级依靠这种民主也能上升为‘领导阶级’，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实际恰恰是适应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果然，1979年，意共15大新党章删去了意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的提法;1983年意共16大宣称十月革命的道路已经没有任何积极意义;1986年意共17大明确把自己定位于社会民主党;1989年意共18大正式取消民主集中制;最终1991年意共20大召开，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领导层“主流派”的提案：把意大利共产党改为左翼民主党，彻底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就这样，意大利共产党一步步地自我消灭了。

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多次“感谢”蒋介石，强调要不是蒋介石过于残暴，不给共产党丝毫的活动空间，那么中国共产党很难坚定武装斗争的决心从而最终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比如说，如果要是抗战结束以后，蒋介石真正给了中国共产党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那么很难保证中国共产党不像意大利共产党一样出现一步一步地自我消灭式和平演变，即使是有一天通过这一道路执政了，也只不过是资本家和圈养的公知们多挂了一块牌子而已，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工农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三、和平演变政策与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不是对立的

另一个问题是，该文把和平演变政策称之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强调是杜勒斯的个人特质，诸如宗教信仰的产物。并且把这一政策和乔治・凯南时期的“遏制”政策对立起来：

“杜勒斯基于宗教立场的认识使其成为了著名的反共坚定分子，也是他“和平演变”思想的最重要基础……自1946年乔治・凯南提出著名“遏制”政策(长电报)以来，美国采取的外交“不干涉、不进取” 防御主义政策带来的结果是共产主义阵营扩大了地盘，对美国产生了实质威胁。因此，杜勒斯提出了更为积极的“解放、改变和斗争”的进取政策。”

然而，这种说法是不太合适的。准确地说，中国最早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力图通过非战争手段把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这一政策概括为“和平演变”是杜勒斯时代，但是在乔治・凯南时代就已经提出了相关政策的基本内容，1947年初即在呈报给杜鲁门的报告《苏联行为的根源》中强调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巩固的，但是一旦斯大林逝世，苏联很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为美国提供了良好的时机：

“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的话，苏俄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最脆弱的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加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他比近年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软化。”

从上面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乔治・凯南已经说出了杜勒斯上台后一系列和平演变政策的类似的内容。因此，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矛盾所决定的，并不是取决于某个人的个人特质或宗教信仰。过度推崇杜勒斯的个人作用，把杜勒斯和乔治・凯南的观点对立起来是不合适的。

同样的道理，文中把“遏制”说成是和平演变相对立的政策也是不合适的，强调这一政策不够积极主动，主要是麦卡锡和杜勒斯等人出于党派斗争的攻击，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简述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一文中把“遏制政策”和“和平演变”对立起来的主要依据是杜勒斯1953年1月的一段讲话：

“苏联共产主义已经从7年前控制的2亿人口扩大到今天的8亿人口，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要去解放那些被共产主义政权奴役的人民。现在解放并不意味解放战争，解放可以通过非战争的过程来实现。举一个不太理想的例子，就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就从苏联共产主义统治下逃脱出来了。显然铁托本身就有许多独裁之处，但是这个例子说明瓦解这个代表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产主义整体结构是可行的。中国和莫斯科之间现在的联系是违背中国传统和希望的危险布局，我们当然不能容忍将中国4.5亿人口置于苏联暴力独裁的奴役之下。因此，一个仅仅针对共产主义政权遏制的政策是一个不健全的政策，一个肯定会失败的政策，因为保守的防御性政策(指遏制政策)永远不会胜过积极的政策(指和平演变政策)。”

然而，把这种“积极的政策”概括为“和平演变”不合适的。其名称是“解放、改变和斗争”，简称为“解放”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使用和平和武力的一切手段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并且最终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虽然说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对于杜鲁门和凯南有诸多的攻击，但是其政策实质继承性大于改变性。像在杜鲁门时代，美国积极镇压希腊的共产党武装，并且支持法国镇压越南的共产党，还操刀上阵出兵占领了整个朝鲜给轰炸中国东北，这怎么能说是一种消极的无所作为的政策呢?在杜勒斯上台以后，所谓“解放”政策不是也并没有推翻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反的倒是近在咫尺的古巴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吗?就其具体采取的手法来看，也与杜鲁门时代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以镇压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运动为主，同时坚持以武力和和平手段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一般在广义上把艾森豪威尔时代的“解放”政策直到里根时代的“战略防御计划”也视做“遏制”政策的不同阶段。

之所以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和平演变”更令人关注，主要是因为杜勒斯在1953年1月提出了“解放”政策之后不久，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同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苏联当局政策上面发生了很多变化，相应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从1954至1955年开始就更加注重和平演变的作用，特别是1956年苏共20大以后更是把这种手段放到了一系列反共政策中首屈一指的地位。也正是这种情况下，20世纪50年代末毛主席才作出了关于杜勒斯讲话的批示，正式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提法。但是，这种更加注重和平演变的变化与其说是美国政策方针的变化，还不如说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自我演变的必然结果。

总之，和平演变政策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对立的必然产物，早在乔治・凯南时代就已经提出了其主要内容，只不过杜勒斯时代斯大林的去世使得这一问题更突出了而已，我们不宜过度推崇杜勒斯的个人影响。正如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产物而非苏联等国的渗透一样，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化变质不应该单纯归咎于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领导集团共产主义信仰丧失后的自我演变。领导者如果推行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牺牲，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到。因此，我们固然不应该忽视西方国家的渗透，但是更应该更加重视自身的思想建设。正如那句老话：“打铁还要自身硬”。

谢选骏指出：上面两文都和杜勒斯一样无知，不懂“非基督教国家不可能和平演变”。所以欧美使用对付欧洲共产党的方法来对付亚洲共产党，只能泡汤。因为他们不懂——“非基督教国家不可能和平演变，只能通过武装起义、战争解决问题。不仅亚洲非洲如此，拉丁美洲也是一样——“亚非拉”的连词使用并非偶然，看看古巴就略知一二了！

“人民共和国”从来不是我的祖国

网文《「祖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无区别？有何区别？》2019-10-11 报道：

今天国庆节，微博上很多关于“祖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争论。有人写“庆祝祖国六十五周年华诞”“祝祖国生日快乐”，于是有人批评说这表述不正确，是割裂了中华文明，请问各位大牛，祖国真不能用来形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两者有什么区别？

今年国庆已经明确各官媒，单位公众号禁止写“庆祝祖国70周年华诞”“庆祝建国70周年”这类说法了。对国庆的正确表述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要是写成前面两种是要挨批的，基本属于政治错误了。所以这个问题有很明确的答案，“祖国”不能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这个问题非常强调，已经带有“大是大非”的意味了。

2012年了，官方意识形态早就向右转，变成民族主义叙事了。这两年近代史的表述也变成了“gcd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走向民族复兴”，逐步淡化原有的左翼阶级斗争叙事色彩。

官方的理解其实挺明显的。祖国是文化和历史意义上的，包含新旧中国；而prc则只是49年以后的新中国。但gcd建立的新中国比旧中国先进，取代旧中国是有合法性的，因为只有它能带领人民走向民族复兴。

现在有些无脑标榜自己是粉红的左小将，总是以为淡化阶级斗争叙事的看似“否定革命”是公知美分柿油派颠覆政府的阴谋。我只能说真是会错了意表错了情，属于官方猪队友！！

按我个人的理解，祖国是你脚下这块地，上面的所有人，资源，文化和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指现在执政的政权，及这个政权缔结的各种关系。

从学术和文字严谨的角度，指出“祖国生日”的表达不严谨完全没问题。

但什么一句祝福割裂了5000年文明，什么前辈和历代先人都会为此而不安，这是哪儿和哪儿？为这点儿事都觉得他们不安，把前辈和先人的气度也想的太小了吧。

而且真要较真，祖国这个概念能算出5000年么？国家概念是啥时候才有的？夏之前的1000年也能算成祖国？怎么会割断5000年的中华文明呢？不安的为啥只是中华民国的前辈和先人，不是夏商周的前辈和先人？不是大清帝国的前辈和先人？

祖国，是村前的河，脚下的土，手里的古籍，无数中原王朝历代风流人物的名字，是陶潜的诗，柳永的词，朱耷的画，是伊犁开花的草原，是羊卓雍碧蓝的湖水，是秦淮的灯火，是敦煌的风沙，是壁立千仞的华山，是波撼气蒸的洞庭，是疆版随时代变迁流转中的山山水水，是母亲的泪，是父亲的脸，是远行的背囊，是久违的家园，是东方农业文明的绵延气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历时不到百年的政权。是非功过，还待后世评说。

他们传瓦莉亚到法庭上去作证。她回来跟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他进行过共产主义宣传，但是断然否认他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党员。我当兵是被迫的。我一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帮助那些跟我一样被你们赶到前线的士兵睁开眼睛。你们可以为了这个绞死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而且永远都不会背叛。只是我的祖国跟你们的不同。你们的祖国是地主贵族的，我的祖国是工人农民的！我深信，我的祖国一定会成为一个工农大众的国家，而在我的这个祖国里，决不会有人说我是叛徒。”

有的壬生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他们的祖国却是中华帝国。我们不介意送他们去黄泉之国和他们的祖国团聚。

说起来，为一个政权贺生没什么的，尤其是生活在其治下，乱评功过大部分人还是免了吧。

但是过度肉麻，什么妈妈爸爸的乱叫，那就有点节操满地了，尤其你自己都活了上百岁了，——对了，说的就是某些学校。。。

祖国生日按哪个算？按前者，那如今同一批人算什么？亡国奴么？

当然了，不上纲上线的说。

祖国生日快乐，其实只是修辞不恰当。

将祖国比成人，人只有一个生日，而国就未必了。

网文《祖国》报道：

东晋时期，释道安所著《西域志》中已有“罗卫国东四百里至波丽越国，波丽越国即佛外祖国也”的记载，被认为是汉语中最早出现“祖国”一词。《明史·西域传》：“默德那，回回祖国也，地近天方。”清代魏源《圣武记》卷六：“巴社者，回回祖国。”

1979年版《辞源》将“祖国”释为“祖籍所在之国，……。今指自己的国家为祖国”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祖国就是自己的国家。简单来说，祖国是祖先开辟的生存之地，人们崇拜、爱惜和捍卫这片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土地。

各辞典对“祖国”的解释

《教育部国语辞典简编本》：祖籍所在的国家。

《中文大辞典》：世籍所隶之国也。凡先世所居或己身所生长之国曰祖国；侨居他国者，亦称其本国曰祖国。

《现代汉语大词典》：祖籍所在的国家；自己的国家。

《汉语大词典》：祖先以来所居之地。

清魏源《圣武记》卷六：“巴社者，回回祖国。”

祖籍所在的国家；自己的国家。

清秋瑾《柬某君》诗：“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

田汉《丽人行》第十七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祖国。”

巴金《杨林同志》：“我应当把这些年轻战士的事迹多向祖国报导。”

《辞源》（1979年）：祖籍所在之国。《明史》三三二《西域传》四《默德那》：“默德那，回回祖国也，地近天方。今指自己的国家为祖国。”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6年）：祖籍所在的国家；自己的国家。

《剑桥线上辞典》（1995年）：你出生的国家，或者让你最为感觉熟悉的国家

祖国和祖籍国

“祖籍国”是二十世纪末近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用于避免歧义的新生政治术语。二十世纪末，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在缅华春节联欢晚会上被邀讲话，演讲词中说到：“缅籍华人应该为你们的祖国缅甸的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要为你们的祖国缅甸和你们的祖籍国中国之间搭好友谊的桥梁。”

每当海外华人以“祖国”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官方均备注为“祖（籍）国”。尽管如此，“祖籍国”一词至今未纳入任一辞典之中。

祖国和父国、母国

中文语境中，“父国”很少被使用。因为祖籍的定义就是以父系共同认定的一位祖先的生长地，也可以认为“祖国”和“父国”意义相同。

中文里“母国”有时会出现，通常用于描述第一代移民原属国家。此意义上，与祖国的“祖籍国”意义相同。

如果一个人从甲国移民到乙国并入籍，其“祖国”因为意义的不确定可以是甲国，也可以是乙国，但其“母国”则一定指甲国。其后代如果出生生长于乙国，则“祖国”也可以是甲国或者乙国，而因为其不是移民没有“母国”可言。

争议

在现代中文语境，“祖国”既可以指祖籍所在之国，也可以是自己的国家，因而在一些场合一个移民或者移民后代称呼其祖籍所在之国为“祖国”有可能引发其自己的国家的国民对该人的国家认同质疑；同样，如果该人称呼其自己的国家为“祖国”则有可能引发其祖籍所在之国国民对该人的祖先认同质疑，尤其对于第一代移民。

2008年北京奥运会，加拿大击剑队代表栾菊杰（原为中国籍，后因为女儿的病情入籍加拿大）战胜小将布贝克里后，高举写着“祖国好”的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媒体对此纷纷报道。。

2018年，马来西亚歌手蔡恩雨在北京央视录影《中华情》时，被主持人问道：“想回祖国发展吗？”蔡回答：“回啊！”主持人又问：“怎么说到这个那么高兴？如果说到华语音乐的话，你肯定在祖国发展，会有更好的发展，是不是？”蔡恩雨点头：“我在马来西亚是有的，但能够来祖国的话更好。”此番言论引起马来西亚网民反弹。2018年8月16日，蔡恩雨沉默四天后公开道歉：“首先影片里头我提到了“祖国”这个词，因为用词不当，引起了不少和我一样同是马来西亚华人的人们不舒服和不满的情绪，对于这件事我深感歉意，就像报导里说的，对不起，是我用词不当，我是马来西亚人，我一直都很爱马来西亚。”

2019年，马来西亚歌手以格在《中国好声音》上，谈及“第一年非常开心，可以回到祖国舞台上唱歌……我觉得回到祖国唱歌，在这边感受到的事情，是在马来西亚感受不到的，我做到了”。以格的言论掀起网民一阵跶伐。后来以格表示，“外公去年底逝世了，还记得外公在我很小的时候总是对我说，他们的老家在中国广东省的台山市。全世界的华人的祖先都来自中国，我中国的故居是你的祖屋，中国是公公的祖国，也就是你的祖国！从小到大公公就是这么根深蒂固的灌输我祖国这个称呼的概念，也就是希望我们后辈不要忘本，不要忘了我们的根。直到这次事件，在一些朋友赐教之下，才知道还有一个名词可以通用的，那就是祖籍国！”她感到抱歉说：“如果这次台上的祖国称号会让部分人士感到不舒服，我深感抱歉。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个事件而抹杀了我这四年来的努力。请大家高抬贵手，就让这个事件过去了，更请大家继续支持我的音乐，好吗？””

其他语言

父系词根

“祖国”一词在很多语言中由表示父亲的词根与表示土地的词根或后缀构成。

谢选骏指出：人问“「祖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无区别？有何区别？”——我看“这个‘人民共和国’从来不是我的祖国”，而是苏联的殖民地！

谢选骏：红楼里的女孩都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这些中国职业女性不想多生孩子》（ISABELLE QIAN　2024年6月18日）报道：

一位女性在一家金融公司领导团队，收入超过了她的丈夫。另一位女性在追求成为公务员的梦想。还有一位女性是崭露头角的网红，希望能靠自己养家糊口。

这三位女性每人都只有一个孩子，不想再生——不管她们的丈夫有什么意见，也不管担心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政府有什么激励措施。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最近的一次与全国妇联领导的集体谈话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女性承担更大的家庭责任，“要注重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

这些女性认为自己可以担当不同的角色。这一代人出生在小家庭，许多女孩都是独生子女，获得了过去只有男孩才能获得的机会。她们自己的母亲没有很多孩子需要照顾，通常会在外工作，并为女儿树立了同样的榜样。

“我必须有自己的事业。”

乔伊斯·赵（音），29岁，项目经理

乔伊斯·赵在北京一家小型科技公司做了三年的项目经理，预计将获得提拔。但当她怀上儿子小明（音）的时候，她的职业前景变得暗淡了起来。

她的老板是一位一直主张让她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在乔伊斯·赵五个月的产假期间离开了团队。当她回到工作岗位时，新老板告诉她，她落后了，需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我沉浸在自我怀疑中，不知道在这个时候生孩子是不是一个错误，”乔伊斯·赵说。

但是，她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辞职待在家里。

“我只能靠自己，”乔伊斯·赵说。“我必须有自己的事业，不能为了任何事情而放弃。”

在小明一岁生日几个月后，29岁的乔伊斯·赵决定离开这个公司，在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找到了一份工作。

丈夫想要第二个孩子，但乔伊斯·赵对此不感兴趣。她的日子已经够辛苦了。她上下班总共要花四个小时，而且工作时间很长，这意味着她回家时，小明早已上床就寝。她早上6点半起床，给自己一个小时的阅读和锻炼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和儿子一起玩耍和吃早餐。

大学毕业后，乔伊斯·赵放弃了当公务员的梦想，去追求收入更高的工作。如今，在结婚生子之后，她打算参加以难度高而闻名的公务员考试。

“我把时间、精力和金钱分成不同的部分，把最大的部分留给自己，剩下的留给父母、丈夫和儿子，”乔伊斯·赵说。“我不能让他们占据我的全部。”

“我觉得生两个孩子没有什么好处。”

郭纯蕾（音），32岁，网络红人

郭纯蕾结婚前在东部城市杭州的一家银行工作，每月收入约14000元，以中国的标准来看还算不错。父母给她买了一套小公寓和一辆车，所以她把大部分薪水花在美容、时尚和旅游上。

2022年，当她决定在生孩子时，她的丈夫和公公婆婆鼓励她换一份没那么忙的工作，以便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她的公公婆婆在建筑行业经营着一家蒸蒸日上的家族企业。郭春蕾同意了，进入一家上市公司担任会计师。但是，这是一份枯燥的工作，没有成就感，她的收入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左右。

薪水大幅减少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随着女儿天一（音）的长大，开销也开始飙升。光是早教课程就花掉了她三分之一的薪水。

为了寻求额外收入和成就感，郭纯蕾去年在生活方式应用小红书上开了一个育儿账号。她写的一篇关于为女儿策划中国传统生日派对的帖子获得了数万点击，并为她打开了品牌合作的大门。

现在，她在工作日的晚上写文案、编辑照片、做产品研究。与天一在附近的公园一起拍照则已成为周末的家庭活动。

郭纯蕾的账号已经积累了1万多名粉丝，她从产品赞助中获得的收入超过了全职工作。她正在考虑成为全职网红，并希望成为她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郭纯蕾回忆起自己的父母为了抚养她和弟弟而做出的牺牲。这让她下定决心要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

“我觉得生两个孩子对我和天一都没有好处，”她说。

“我想有所作为。”

汤屏隽（音），36岁，财务经理

和当今中国的许多职业女性一样，36岁的汤屏隽比她的许多前辈有着更高的抱负。

她回忆说，她在以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下长大，得到了父亲（一名火车司机）和母亲（一名教师）全心全意的关注。就像她那一代的许多女孩一样，她得到了曾经只属于男孩的机会。

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汤屏隽到离家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攻读数学学位，这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领域。（如今，近三分之一的中国女性拥有大学学位，1990年，这一比例还不到1%）。

毕业后，汤屏隽在金融行业找到了一份工作，在25岁的时候，她休息了一年，用积蓄去了十几个国家旅行。现年36岁的她在广州一家私营金融公司领导一个团队。她与丈夫和4岁的女儿小宁（音）住在繁华的大都市广州。

汤屏隽的收入比丈夫高，并为家庭做出投资决策。

小宁出生六个月后，汤屏隽回到工作岗位，把孩子交给祖母照顾。周末，一家人喜欢在豪华酒店“宅度假”。

最近，她一直考虑接受附近城市深圳一个很有前途的工作机会，这可能意味着要和家人分开。她的丈夫和公公婆婆都表示反对，但她不想被阻碍。她说，她并没有完全排除要第二个孩子的可能性，但这不是她现在考虑的事情。

“把自己放在家庭前面，我觉得有点自私，但是人生很长，我想有所作为，”她说。

谢选骏指出：人问“为什么这些中国职业女性不想多生孩子”？我看因为她们都不知道红楼里的女孩都到哪里去了。

谢选骏：语言的陷阱让人坠入了深渊

《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罪人了吗？》（内森·布森尼茨 Nathan Busenitz）

耶稣在骷髅地受死的时候，成为了罪的化身了吗？具有了罪性吗？或者，成为罪人了吗？上个星期许多人问我与此类似的问题，为此我写了这篇文章。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基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21所说的话：“神使那无罪的（‘无罪’原文作‘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从何种意义上说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呢？这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真的成了罪人吗？

今天有些人教导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了罪人（或者具有了罪性）。辛班尼（Benny Hinn）就是一名持此论调者。他在三一广播网这样说：“他（耶稣）为义是出于自愿，他说：‘我能制止罪的惟一办法就是成为罪。只让罪触摸我并不能制止罪；我和罪必须成为一体。’听听这话！他本有神的属性，但当他成为罪时，就拥有了撒但的属性。”（辛班尼，三一广播网，1990年12月1日）

成功神学传道者寇普兰（Kenneth Copeland）赞同此种教导。他说：“神的公义成为了罪，他在自己的灵里接受了撒但的罪性。他在这么做的那一刻，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不知道在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神吩咐摩西举起的杆子上挂的是铜蛇而不是羊羔呢？这个问题曾困扰我许久。我问：‘你究竟为什么要把象征撒但的蛇挂在那个杆子上？为什么不是挂羊羔呢？’主回答说：‘因为那是预表撒但挂在十字架上。我在自己的灵里接受了灵性的死；光变成了黑暗’。”（寇普兰，《从十字架到王座发生了什么事》Kenneth Copeland, “What Happened from the Cross to the Throne,” 1990, audiotape #02-0017, side 2）

另一次，寇普兰重复同样的教导：“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会说‘我的神’呢？因为神已经不是他的父了。他在自己身上承担了撒但的罪性。”（寇普兰，《信徒得胜的声音》，三一广播网 Kenneth Copeland, “Believer’s Voice of Victory,” Trinity Broadcasting Network, April 21, 1991）

但是他们的断言是否准确地反应了保罗所说的“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我们再来看最初的问题：“耶稣在骷髅地受死的时候，成为了罪的化身了吗？具有了罪性吗？或者，成为罪人了吗？”我对此可以断然说：“不！”

下面是五个原因：

1. 在《哥林多后书》5:21，保罗说耶稣是“不知罪”的。无论其后经文有何意思，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保罗所说的耶稣“不知罪”是什么意思——这是说，耶稣根本没有对罪的个人经历过和认识。如果耶稣成为了罪人，或者具有了罪性，保罗的这节经文就是自相矛盾。

2. 圣经其他部分清楚地说明主耶稣在整个受难的过程中完全无罪、公义、顺服。他从未有过不够圣洁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21所说的话必须根据整本圣经来解释。很多圣经经文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以下是一些例子：

⑴《以赛亚书》53:10-11——“耶和华却定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注释：受苦的仆人即使在担当众人罪孽的时候也被成为“义仆”。

⑵《路加福音》23:47——“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

注释：路加受圣灵感动，记下了百夫长的话。正如百夫长所说，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仍然是个义人。

⑶《罗马书》5:19——“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注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顺从的行为，这顺从甚至使信他的人也有了他的义。

 

⑷《腓立比书》2:8——“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注释：耶稣在死的时候是完全顺服的。

 

⑸《希伯来书》4:15——“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注释：在这节经文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侧重于耶稣救赎的工作（他作我们的大祭司）。在救赎的事上，耶稣从没有犯罪。

 

⑹《希伯来书》9:11-14——“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注释：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耶稣即使在受死时也是将自己无暇无疵地献给神。

 

⑺《彼得前书》1:18-19——“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注释：论到耶稣的死，彼得强调他是无瑕疵的羔羊（参见约1:29），在他绝没有罪恶的污点。

 

⑻《彼得前书》3:18——“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注释：彼得明确地指出基督（义的）是为罪人（不义的）而死。如果耶稣成了罪人，怎么还能说他是“义的”呢？

⑼《约翰一书》3:5——“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

 

注释：很难想象会有人能根据约翰的这节经文，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罪人。耶稣在除掉世人罪孽的时候，自身也是无罪的。

基于以上经文，我们可以完全确定《哥林多后书》5:21没有在说什么。这节经文绝不是说耶稣成为了不义的，或他成为了罪人，或他具有了罪性，或他成为罪的化身。

那么，这节经文有什么含义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内容。

 

3. 要理解保罗这句话（耶稣替我们成为罪），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归罪”这个概念来解释，即我们的罪都归在基督身上，他为一切信他的人成为代赎的祭物，或赎罪祭。

 

正如麦克阿瑟在《麦克阿瑟研用本圣经》中所解释的：

“父神对基督使用归罪原则，虽然基督并没有罪，神却对待他好像对待罪人，并将他治死，使他代替信他的人，为他们的罪承担了刑罚（参见赛53:4-6；加3:10-13；彼前2:24）。他在十字架上并没有成为罪人（像有些人所以为的），而是始终圣洁。他没有犯罪，却为罪受苦，好像所有信他之人所犯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神的忿怒尽数发在他一人身上，他舍身拯救的人将满足神律法的要求。”

这个观点解释了保罗使用希腊词语hamartia（“罪”）的用意，这个词常出现在《七十士译本》（旧约希腊文译本）里，意为“赎罪祭”。例如，在《利未记》4-6章，《七十士译本》中20多次使用hamartia一词来翻译希伯来人概念中的“赎罪祭”。保罗常常引用《七十士译本》，这说明他对hamartia的此种用法非常熟悉。

 

此外，这种观点也符合圣经其他论到基督死亡的经文和归罪原则。下面还有一些经文清楚地说明了这点。

 

⑴《以赛亚书》53:6——“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注释：这节经文并没有说受苦的仆人将成为罪人，而是说众人的罪孽将归在他身上。

 

⑵《以弗所书》5:2——“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注释：耶稣的死是献给神的“馨香的供物”。此处的意思符合旧约中赎罪祭的概念（参见利4:7-10）。

 

⑶《希伯来书》9:28——“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注释：希伯来书的作者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就是说我们的罪算在了基督的账上。他没有成为罪人，而是担当了罪人的罪。

 

⑷《希伯来书》10:10——“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注释：希伯来书的作者用旧约中的赎罪祭来谈论耶稣的死。（参见来10:8，作者明确地提到了“赎罪祭”。）

 

⑸《彼得前书》2:22-24——“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注释：彼得再次强调耶稣没有犯罪，即使在他受难和死亡时也是如此。而且，彼得明白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罪，作了代赎的祭。

 

根据保罗对《七十士译本》的引用，以及其他记述耶稣死亡的其他经文，对《哥林多后书》5:21最好的解释就是我们的罪归在基督身上，他作为代赎的祭，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

 

4. 应该指出这一点：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具有了罪性或成为了罪人，他就不再是可蒙悦纳的赎罪祭，因为他在死亡的那一刻已经被罪玷污了。

在旧约里，要献祭的羊羔必须是无瑕疵的，正如摩西在《利未记》22:20所记的：“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同样，完全成全救恩之神的羔羊耶稣，必须无瑕疵、无玷污，到死都如此。

 

5. 最后，从神学的角度说，认为圣子成为罪人或罪的化身（哪怕是暂时的），这种观点与神永远不变的圣洁、完美的属性严重不符。将《哥林多后书》5:21曲解为耶稣完美的属性暂时被罪取代，这直接引发耶稣基督不变性的神学难题。

 

附：为了增加一点趣味，我想补充一点，在教会历史上，基督徒一直都是用代赎的观点解释《哥林多后书》5:21。下面我援引了几位教会先贤的话来说明这一点：

亚历山大的西里尔（Cyril of Alexandria）：“我们不能说基督成了罪人，相反，他是个义人（或者说，是完全的义人，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罪），天父使他为世人的罪作了受害者。”（Letter 41.10）

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神使他的儿子受苦难，好像他是一个被定罪的罪人，使我们免受罪的刑罚。这是神的义，叫我们不靠行为称义（因为那样的话人就已经完全了，但是人不可能完全），而是靠着恩典称义，如此，我们所有的罪都被除去。”（林前11:5注释）

安波罗夏斯特（Ambrosiaster）：“因为所有属肉体的都犯了罪，他才替我们成为罪。从他成为赎罪祭这一点来看，说他成为‘罪’并不算错，因为按照律法，用来赎罪的祭曾被称为‘罪’。”（《保罗书信注释》，参见《古代基督信仰圣经注释》Commentary on Paul’s Epistles, cf.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7:252）

谢选骏指出：人问“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罪人了吗”？——我看“语言的陷阱让人坠入了深渊”。

谢选骏：中囶的变色龙是思想决定观察还是相反

《中国适应性政策沟通中的模糊性与清晰性》（剑桥大学出版社在线出版：2023年7月20日 Yuen Yuen Ang）报道：

摘要：在中国的一党制官僚体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所下发的公文指令是最重要的规范性政策传达工具，但是对于这些指令的行文语言却鲜有研究。本项研究强调三种包含重要政治及引导作用的中央指令，即灰色指令（中央对于允许或禁止某项政策的措辞含糊不清），黑色指令（中央明确鼓励某些政策）和红色指令（中央明确禁止某些政策）。其中，灰色指令通常鼓励地方执行者进行灵活的政策调整和实验；黑色指令则为特定的政策或项目提供官方背书；红色指令则划定红线，禁止某些地方执行者的行为。这三种指令共同组成了一套具有适应性的政策表述系统。而通过对 1978 年至 2017 年的近 5000 条中央指令进行自动文本分析，我将这些指令按照上述方式完成了三种分类。这种全新的测量方式为我们理解从邓小平时期至习近平时期的中央指令模式与演变提供了新的思路。

自1970年代以来，有几项研究描述了中央指令的职能以及起草和传播这些指令的过程。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项研究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指令的语言，尽管它们在中国的政策制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关于中国的政策传达程序，普遍的印象是中央当局发布宽泛而模糊的指导方针，而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只能解释和灵活执行中央的政策。例如，李侃如和奥克森伯格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国的政策制定》中指出：“上级经常发出含糊不清的指示。脚注3同样，Brandt和Rawski评论说：“这些指导方针被封装在朗朗上口的口号中，这些口号在官方圈子和中国公众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些口号以及为这些口号提供信息的政策指导方针，指导了各级政策实施的流程。脚注4

但是，这种传统的描述带来了一个谜团：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面对着严峻的挑战，如何通过威权领导层朗朗上口的口号和经常含糊不清的表达来治理和改造？脚注5在我早期的工作中，我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政策沟通和立法如何运作的修正主义解释。模棱两可的指令是该系统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它们并不能呈现出全貌。事实上，正如这项研究所显示的那样，中共国家领导层发出的命令既含糊不清，又明确不明确。除去后勤沟通，自1978年以来，措辞明确的指示多于措辞含糊的指示。

更准确地说，我强调了三种在政治上突出的中央指示。每个都有独特的功能：灰色（对可以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含糊不清）、黑色（清楚地说明可以做什么）和红色（清楚地说明不能做什么）。灰色指令鼓励灵活的政策实施和实验，黑色指令强烈支持和扩大选定的举措，红色指令禁止某些行动。这些含糊不清和明确的法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适应性政策沟通的系统，使中央当局能够有选择地给予灵活性并执行纪律。

在我早些时候提出的这种修正主义的政策沟通和立法模式中，我提出了每种指令的几个说明性例子。脚注6下一步，这项研究通过将数千条指令系统地分类为理论化的灰色、黑色和红色类别，将我的模型付诸实践。我的分析包括1978年至2017年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共4,923条指示，涵盖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政府。我采用自动文本分析中的技术，根据稍后将要介绍的一组系统编码过程对大量指令进行分类。这种测量努力超越了印象派的观察和对少数文本的主观解释。我的这些中央指令数据集对党国跨领域和跨职能类别的政策沟通产生了原始见解。我还比较了中央国家和党的领导下达的指示，以及从邓到习的灰色、红色和黑色指示的演变。

命令的艺术

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中，正式的命令是如何传达的？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也许是第一位提出这一基本问题的美国学者，他在1974年的《中国季刊》上写道：“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经常用他们的游击历史来解释，这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统治者也是几个世纪以来复杂的组织实践的继承者，这一点在书面指示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脚注7这些指示构成了他所谓的“官僚机构内部的垂直正式渠道”，这些渠道与其他非书面和非正式渠道（如会议、访问和个人通信）重叠。

在1978年的一项后续研究中，李侃如、Tong和Yeung详细介绍了指令的功能以及起草和传达指令给下级官员的过程。用他们的话说：“这些文件被用于发挥一系列功能——从传达权威决定到引发政策讨论，到分发参考资料，再到引用正面和负面的模式进行认可或批评。尽管这些书写于大约45年前，但他们的核心见解经久不衰：“中央文件系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他们应该在精神上而不是在文字上遵循它们。脚注8

从那时起，许多研究都提到了中国政策制定中“模糊”、“宽泛”或“模棱两可”的指导方针。脚注9在《官僚主义、政治和决策》一书中，李侃如和兰普顿指出，中国官僚经常在“模糊的指导方针”下运作和讨价还价，其中“权力界限的定义……经常被故意含糊不清。脚注10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勃兰特和拉夫斯基对此表示赞同，他们写道：“国家政策强调广泛的原则或参数，而不是具体的指示或规定。脚注11傅高义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口号描述为“非常模糊”。脚注12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中央当局发布“故意模糊”的指令，以便下级官员可以灵活地执行政策。脚注13这些论点与大量关于中国适应性治理和政策实验的文献相吻合，这些文献被认为是中共威权主义韧性和经济活力的功臣。脚注14

这些描述性文献为中国政策传播提供了必要的起点和宝贵的背景。脚注15但它要么是基于印象派的观察，要么是基于少量的文件。我的研究是首次尝试系统地分析自1978年以来发布的所有中央指令的措辞，包括法律和立法，重点是它们的模糊性和清晰度。利用这些数据，我能够实证地回答这些问题：中国的指令实际上经常含糊不清吗？它们什么时候含糊不清，为什么？

我的测量工作在理论上是有动机的。模糊的信息并非中国官僚机构所独有。在传播学研究中，艾森伯格将“战略模糊性”定义为模糊的语言“不是一种捏造，而是传播者用来面向多个目标的一种理性方法”。脚注16例如，一些公司在其使命宣言中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以适应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脚注17与上述针对中国的文献类似，这些关于模糊性功能的观察是正确的，但并不完整。他们没有注意到，对于适应性沟通来说，仅靠模糊性是不够的，而必须与有选择的清晰度相结合，因为有些问题需要灵活性，而另一些问题则需要纪律。

在我早期的工作中，我应用了复杂性和系统思维的概念来确定中国经济转型的官僚主义基础——这包括概述适应性政策沟通理论。脚注18实现适应并不仅仅意味着放弃控制；相反，正如复杂性理论家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和科恩（Cohen）提醒我们的那样：“变异为适应提供了原材料。但是，对于一个主体或群体来说，要利用已经学到的东西，就必须对系统中的变化量进行一些限制。脚注19更简单地说，有效的适应需要在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取得平衡——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和实验性，但不能太多。脚注20如果指示总是含糊不清，对灵活性没有限制，结果将是混乱和混乱，而不是适应。

因此，自适应沟通需要一种模糊性和清晰度的战略性混合，这种混合取决于问题的复杂性和领导者的优先事项。在中国官僚机构的背景下，中央指令有三个显著的变体：

• 灰色指令既不禁止也不认可。它们的措辞含糊不清和/或包含明确鼓励灵活性和实验的语言。脚注21

• 黑人指令通过明确说明可以和确实应该做什么来支持。用现代组织语言表达，它们具有扩大规模的效果。

• 红色指令通过明确说明不能做什么并确定必须严格执行的规则来禁止。他们服务于纪律。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在下面讨论每种命令类型的一个示例：脚注22

灰色。1979年，国务院颁布了第1号指示《乡镇和旅队企业发展纲要》，这是1980年代农村工业化进程的根本性指示。该指令既不认可也不禁止建立集体企业（最初称为公社和旅企业）。相反，它敦促地方政府“独立自主”，并“根据当地条件”和“基于需求和可行性”探索解决方案，前提是他们遵守社会主义原则。这种措辞鼓励了中国部分地区的地方官员谨慎地试验集体企业。

黑。集体企业在经济上的成功使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层感到意外。一旦国务院确信集体企业是有效的，它就通过发布一项黑人指令将集体企业倡议提升为国家政策：第1号指令，“1984年农村工作指南”。该指示以肯定的语言宣布：“集体企业是集体经济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该帮助完善和提高它们。此后，全国集体企业的数量急剧增加——换句话说，实验扩大了规模。在中国，措辞清晰的法令是结果的有力放大器，无论好坏。

红。2011年，国务院印发第1号指令《关于加快用水量调节的决定》。该指令划定了一条明亮的“红线”，即年总用水量为6700亿立方米；这被转化为按地区、行业和产品分配的配额。遵守这些配额的情况被纳入官员的评估中，违反这一红线政策将受到惩罚。红色指令应该清晰而坚定，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几十年前，李侃如、佟和杨的直觉表明，灵活性已经融入了中国的指令体系，但他们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实现。我的适应性政治沟通模型确定了一个关键机制：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的结合使中央当局能够给予灵活性，扩大举措并执行纪律。

测量命令

现在，我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将我的模型付诸实践——即将我的概念和类别（灰色、黑色和红色）转化为后毛时代发布的所有指令中可衡量的项目。操作化带来了许多实际挑战：我们如何确定指令是灰色、黑色还是红色？我们如何将“灰色”的概念转化为可观察和可测量的属性？我们如何以客观、系统的方式测量大量文件中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的频率？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我的方法。脚注23

语料库。我分析了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总共4,923条指示，这两个机构是中国政治体系中两个最有权势的管理机构。脚注24资料来源是北大法宝，这是中国法律法规最全面的在线数据库。每份文件都标明了颁布该指令的主管局、该命令的宣布时间和生效时间；接下来是全文。我选择将每个指令，而不是其中的段落和句子作为我的分析单位，因为在实践中，这些文件被解释为一个整体，而不是部分。

时间段。我的数据集从1978年到2017年涵盖了中国崛起的重要时期，从邓“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开始，一直延伸到江、胡和习领导的头五年（2012年至2017年）。它不包括习的第二个任期，该任期经历了重大变化，包括习在2018年3月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以及美中紧张局势加剧。

自动文本分析。自动文本分析（ATA）是指借助计算机程序对大规模文本集合进行“系统分析”。脚注25让人类逐个阅读和分类大量文档将是主观的、不一致的，并且非常耗时和劳动；简而言之，它既没有效果，也不可行。使用 ATA，机器根据研究人员编程的一组规则执行任务。近年来，中国学者应用ATA分析了大量的社交媒体帖子和新闻报道，这些努力产生了原创的描述性见解。脚注26我的研究是将 ATA 应用于官僚机构内部政策沟通的首次尝试。

混合分类方法。我的下一步是从适当的 ATA 技术中进行选择，这些技术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方法：（1）字典方法：指定关键字并计算其频率；（2）监督学习：人类对文档的部分“训练集”进行编码，然后计算机在整个集合中模仿这种分类；（3）无监督学习：机器根据程序员未指定的底层特征对文档进行分组。在这三种技术中，没有一种是天生优越的；无论哪个更好，都是与手头任务相适应的问题。正如 ATA 方法学家 Grimmer 和 Stewart 所强调的那样，“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是确定有效的方法，将以前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定量文本分析。脚注27

我的文本的性质——中央指示——提出了独特的挑战。大多数现有的分析都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简短）或新闻声明（旨在传达一种明确的态度，例如积极或消极）进行的。然而，中国的政策指示在长度上非常多样化，从一段到多页不等。单一指令可能涉及多个问题，并可能同时在不同部分表达含糊不清和清晰明了。因此，人类编码员无法阅读这些指令并始终如一地确定它们是灰色、黑色还是红色。鉴于这些特征，常用的监督学习方法并不合适。

取而代之的是，我采用了混合分类方法。首先，使用字典方法，并基于对 190 多个指令的仔细阅读，脚注28我指定了一个包含 184 个单词的列表，这些单词指示指令是表示模糊性和灵活性（灰色）、肯定（黑色）还是限制（红色）。事实证明，实施“灰色”的概念比实施“黑色”和“红色”的概念更具挑战性，因为在实践中，含糊不清以两种形式表示：第一，在范围、目标或目标上含糊不清的词语；第二，在范围、目标或目标上含糊不清的词语；第二，含糊不清的词语；第二种，含糊不清的词语；第二第二，作为鼓励自主性、讨价还价、灵活性、实验和本地化的词语。表 1 列出了我对这三个类别的操作定义及其对应的关键字。

表 1.选择关键字的示例和标准

与监督学习相比，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根据预先指定和可计数的标准对每个文档进行编码，而不是根据编码人员的整体印象。我计算了每个指令中灰色、黑色和红色关键字的调整分数，同时考虑了关键字的数量、文档中的单词总数以及关键字和整个文档中的字符数。

其次，我结合了 K-means 算法，脚注29一种无监督学习方法，它根据关键字的相似性计算将 4,923 条指令分类到给定类别的阈值。换句话说，该算法不是让人类研究人员主观地选择分类阈值，而是通过考虑所有关键字来选择阈值。

中立指令。进一步的方法论步骤是创建第四类指令，我称之为“中立”。这些文档不包含任何关键字或包含很少的选定关键字，因此不符合自动分类为理论上突出的灰色、黑色或红色类别的阈值。中立指令可以更多地被解释为提供维持日常运营所必需的后勤功能，而不是政策信号。例如，它们包括行政确认和通知，告知会议、报告和新委员会的情况。

灰色、黑色和红色

在根据所描述的程序对指令进行分类后，我们现在探索一些描述性模式。在4,923条指令中，23%为灰色，20%为黑色，14%为红色，43%为中性。毫不奇怪，几乎一半的人是中立的，因为管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需要频繁的后勤沟通。在剩下的三个类别中，灰色占据了最大的份额（23%）。但是，如果我们把黑色和红色结合起来，34%的指令大部分措辞明确。这意味着，与普遍的印象相反，北京发布明确指令的频率高于含糊不清的指令。

下面是一个被归类为灰色的指令示例。《国务院关于设立中国（杭州）跨区域电子商务试验区的答复》是国务院于2007年向浙江省人民政府、商务部发出的《关于设立中国（杭州）跨区域电子商务试验区的答复》。加粗的灰色关键词既包括含糊不清的词语（例如“相关器官”[youguan bumen 有关部门]和“逐渐”[zhubu 逐步]），也包括鼓励灵活性和实验性的词语（例如“探索”[tansuo 探索]，“根据时代调整”[shishi tiaozheng 适时调整]和“实验区”[shiyan qu试验区]).它只包含几个黑色关键字，没有红色关键字。根据这些特征，该算法将其分类为灰色。

【文件名称】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

[评分]灰色：0.13，黑色：0.03，红色：0

[策略域]新兴产业

[样本段落] 三、有关部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要努力适应新型商业模式发展的要求，转变观念和工作方式，积极做好服务，大力支持综合试验区大胆探索、创新发展，同时控制好试点试验的风险。要在保障国家安全、网络安全、交易安全、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和有效防范交易风险的基础上，坚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为综合试验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试点工作要循序渐进，适时调整，逐步推广。四、浙江省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综合试验区建设的组织领导，健全机制、明确分工、落实责任，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综合试验区建设发展。

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我省略了中性指令，只讨论了理论上突出的灰色、黑色和红色类别，以突出与政策指导相关的模式并简化我的讨论。

跨策略域的差异

表 2 显示了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在 22 个策略域中的分布情况。脚注30我重点介绍三个观察结果，它们与拟议的模糊和清晰命令的自适应功能最相关。

表 2.跨策略域的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

注意：黑色、红色和灰色文档的六个最高份额的域带有阴影。

灰色指令。灰色文件所占比例最高的领域是新兴行业（59%）；它以相当大的优势领先于其他政策领域。“新产业”包括电子商务、网约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由于这些行业是新颖的，国家监管机构几乎没有注意到或了解它们，更不用说希望对其进行监管了（请注意，我的分析期结束于 2017 年，是在 2021 年“共荣”[共荣] 运动下对大型科技公司进行打击之前）。

新兴产业代表了不确定的政策背景。脚注31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第一条提及“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指令，将“互联网信息服务”定义为“通过互联网提供信息，设计有偿网页”。脚注32显然，当时中央监管机构并没有预见到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的崛起。一小部分（9%）的红色指令仅在2000年代初出现，其中心是控制可能具有颠覆性的互联网内容。这种描述模式与我的理论的一个可观察到的含义是一致的：在不确定的、新颖的政策领域，政策灵活性往往占上风。随后可以通过开发一种不确定性度量来检验这一命题。

黑色指令。“改革开放”领域的政策（包括贸易自由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农业自由化和区域发展计划）中黑人指令的比例最高（42%）。由于主要目标是自由化，因此这些指示主要是肯定的；它们还为执行提供了灵活性（38%为灰色），并且包含很少的限制和处罚（只有1%为红色）。

红色指令。明确规定限制的指令在公共安全（28%）、银行和证券（27%）以及土地管理（24%）中最为普遍。这种模式与我的理论主张是一致的，即中央政府最有可能在涉及政治稳定、国家安全和共同资源共享的问题上划红线。金融是一项受到高度监管的活动，在习的领导下，人们对金融风险的担忧加剧了。“我们不能忽视……隐患。维护金融安全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和根本性问题，“习在2017年警告金融监管机构。脚注33土地是另一个例子。自从地方政府在2000年代急于出售土地以获取收入以来，全国的耕地资源一直在稳步枯竭。2008年，国土资源部宣布了一项具有约束力的任务，要求维持18亿亩（2亿公顷）的耕地总面积；随后，北京出台了一系列法规，以执行北京的“18亿亩红线”。脚注34

功能类别之间的差异

奥克森伯格指出，中国国家官僚机构中的指令有四个功能类别：“法律法规”（fagui法规）、“行政规则”（指导规定）、“通知”（tongzhi通知）和“对请求的回应（要求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指导）”（pifu qingshi 批复请示）。在他的清单中，我添加了两类：“建议”（yijian意见）和“其他”。例如，“其他”是一个剩余类别，包括澄清（shuoming 说明）、解释（jieshi 解释）和突出（yaodian 要点）。脚注35通过数据集，我们现在可以了解按功能类别划分的指令分布（表3）——这是以前未记录的基本特征——以及每个类别中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的分布（图1）。最大的类别是“通知”（52%）。

图 1. 按功能类别划分的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

图2. 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指示

表 3.每个功能类别中的指令数量

在“法律和条例”类别中，红色指令所占比例最大（28%），灰色指令所占比例最小（5%），表明这一类别主要用于设定明确的限制，通常几乎没有灵活性。“行政规章”中红色指令所占比例次之（18.1%），但黑色指令所占比例（21%）高于“法律法规”（7%）。由此可见，“行政规章”类别不仅起到了限制作用，而且作用于认可和鼓励某些措施。

毫不奇怪，“建议”在灰色指令中所占比例最高（37%）；它还包含高比例的黑色指令（30%）和低比例的红色指令（8%）。换言之，“建议”类别的指令通常比提供限制更频繁地提供政策灵活性和肯定。“对请求的答复”是措辞明确的指令（即红色和黑色的组合）所占比例最高的类别。这表明，当中央当局回应下属的指导请求时，他们往往会给出“是/否”的回答，尽管其中21%的文件仍然被归类为灰色文件。

总而言之，并非“法律法规”类别中的所有指令都是红色的（明确且具有限制性），也不是所有属于“建议”类别的指令都是灰色的（模棱两可且灵活）；相反，每个类别都包含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的混合物——尽管比例不同。

国务院与中央办公室

接下来，我分别探讨了国家最高机关和党的最高机关发布的指示。正如李侃如、Tong 和 Yeung 所指出的，虽然国务院“倾向于关注狭隘的技术性或专业性的问题”（因为它引领着行政等级制度），脚注36中央办公室对政治事务行使最高权力。当某一特定议程既涉及治理又涉及政治时，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将共同发布指示。脚注37我的数据集使我们能够跟踪每个层次结构发出的指令类型。

自1978年以来，国务院发布了4,065项指令（占总数的83%），中央办公室发布了317项指令（占总数的6%），其余541项（占11%）是联合发布的。换言之，绝大多数中央指令都是国务院下达的。几乎所有（97%）中央办公室的指示都涉及党的规范，其中包括党章、党的领导规则、党内监督、政治理论教育、领导干部的管理等问题。除党的规章外，国务院还发布了21个政策领域的指示。联合发布的指令涵盖所有22个政策领域，其中96%涉及缔约方的监管。这种总体格局与正式的权力划分是一致的，即国务院负责治理，中央办公室控制政治和党务问题。

然而，众所周知，习自上台以来，一直稳步地排挤总理，并将党的权力扩大到经济和社会政策，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席”。脚注38我的数据与这一定性观察结果一致：在习的领导下，国务院发布的中央指令所占比例（72%）低于邓、江或胡（83-85%）。与此同时，习领导下联合发布的指令所占比例（18%）是自197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表4）。

表 4.邓对习的中央指示

除中性指令外，灰色指令是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室发布的最常见的指令类型。在国务院发布的指令中，约有22%是黑色的，而在联合发布的指令中只有18%，在党的指令中只有7%。这表明，国务院的肯定态度往往比中共领导层略高一些。联合发布的指令中红色指令所占比例最大（22%），其次是国务院（14%）和中央办公室发布的红色指令（9%）。

从邓到习的演变

在后毛时代，北京的命令是如何演变的？在本节中，我探讨了连续四位党的领导人-总理二人组的政策沟通的演变：邓小平-赵紫阳、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和习近平-李克强。图3a为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联合发布的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也就是说，这些是与政治和党的监管有关的指示。图3b显示了国务院发布的涉及治理事项的指示。

图 3a. 邓对习的党下达和联合下达的指示

图 3b. 国务院邓对习的指示

在解释下面的描述性模式之前，应注意一些注意事项和限制。习政府可能无法与他的前任政府直接相提并论，原因有几个。如前所述，虽然江朱和胡温政府通常被称为伙伴关系，但习将他的总理李克强排除在外。特别是近年来，两人有时会公开表达不同的政策立场（例如，在 COVID-19 政策上）。几乎没有人将现任政府称为习-李，我在后面的章节中这样做只是为了语义上的一致性。此外，某一类指令的份额是发出指令总数的函数。由于我的数据集仅涵盖习执政的头五年，习李政府的指令总数少于其前任（见表4）。我的数据只告诉我们灰色、黑色和红色类别的指令数量和份额。它们在每位领导人和每个政策领域的特定含义需要更深入地解读背景。这些描述性模式的价值在于提出可能有趣且以前未被注意到的调查问题。

四种模式脱颖而出。首先，图3a和图3b所示的灰色、黑色和红色指令的分布和随时间的变化是相似的，这表明国家和党的领导层在各政府之间的沟通模式是一致的。其次，灰色指令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并在2015年习任期内达到顶峰，考虑到他的威权转向，这可能令人惊讶。第三，在邓的领导下，黑人指令最为占主导地位。第四，红色指令在江政府时期达到顶峰。

邓-赵：（按照惯例，我称邓为这一时期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因为他通过他的门徒在幕后进行统治。脚注39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不仅实现了经济自由化，而且通过引入权力下放、任人唯贤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对官僚机构进行了深刻的改革。通过这样做，他为适应性的治理风格奠定了基础，这种治理方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在接下来的35年里的增长。他的实用主义体现在他著名的格言之一中：“触摸石头过河”。

鉴于这种声誉，人们可能会直觉地认为邓和他的总理赵紫阳会表现出最高比例的灰色指令。然而，结果却恰恰相反：他们的大多数指令都明确规定了可以做什么（26%是黑色的）和不能做什么（15%是红色的），只有14%的指令是灰色的。在邓的领导下，最常用的三个关键词是“批准”、“可以”和“不能”——换句话说，就是“是”和“否”。鉴于官员们刚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意识形态攻击的创伤，邓可能必须给他们明确的指示，告诉他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便共产党官员果断地改变方向并接受市场改革。

在邓的领导下，黑人指令比例最高的两个领域是外交事务（51%）和改革开放（48%）。这与邓的改革开放双重方针是一致的：在国际方面，他促进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而在国内，他释放市场和私人主动性。总的来说，邓领导下的模式提醒我们，更模糊的命令并不一定等同于更具适应性的治理——正确的指令组合取决于领导层在特定时间内确定的优先事项。

江-朱：在天安门危机和邓南巡之后上台，江和朱的遗产被他们的使命所定义，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寻求扩大市场改革，并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监管机构，以补充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它们加强中央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的雄心壮志似乎反映在某些领域的红色指令中所占比例更大：土地（56%）、银行和证券（37%）、经济监管（28%）和公共财政（20%）。在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最重要的两项结构性改革是财政再集中和银行和金融体系的重组。脚注40红色指令的高比例可能反映了这些领域新法规、限制和处罚的急剧扩展。在江-朱的领导下，所有关于新产业的指令都是红色的，因为如前所述，当时的中央监管机构没有预见到互联网会带来变革性的商业机会，所以他们只关注审查制度。

胡温：用赛奇的话说，如果说江朱领导时期是“改革新一轮，为前所未有的财富奠定了基础”，那么胡和温领导时期则常常被认为是“漂泊时期”。脚注41在胡温的领导下，我们看到灰色指令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习时代。这些灰色指令集中在工业管理（53%）、人力资源（41%）、计划生育（40%）和经济特区（40%）。在措辞明确的指令中所占比例显著高的一个政策领域是公共安全（16%为黑色，26%为红色）。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工业管理（6%的黑色和16%的红色）相比，胡温对公共安全的指示用更坚定的语言表达，既有肯定的，也有限制性的。这可能反映了他们的政府通过增加警力和遏制与经济问题有关的抗议活动数量增加来“维护稳定”的优先事项。

习-李：最后，我们来谈谈习近平。许多专家将习的领导描述为“威权复兴”和“个人统治”时期。脚注42他集中了个人权力，加强了思想政治控制。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声誉，灰色指令的比例在他任职期间达到了顶峰。这种模式在国务院（李克强领导下）和中央办公室（习领导下）发布的指示中是一致的（见图3a和3b），这表明推动这种模式的不仅仅是国务院。此外，灰色指令分布在许多政策领域，包括计划生育（100%）、军事（100%）、新兴产业（71%）、公共财政（68%）和改革开放（58%），显示出广泛的模式。

对这些模式的一种初步解释是，习的威权转向，至少在2017年之前，可能与选择性的适应性治理并存。尽管习将李克强边缘化，但国务院仍然发布了72%的中央指令，因此灰色指令的高比例可能反映了国务院试图提供灵活性（尽管这种模式也与图3a，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指令和联合发布的指令相一致）。新闻报道将习描述为微观管理者。脚注43但至少在公开场合，习声称他没有放弃地方实验。在2016年的二十国领导人峰会上，他宣称“中国通过'摸石过河'的方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脚注44

最近，在2021年关于共同富裕的演讲中，习官僚机构在不损害创业激励的情况下，适应并尝试减少不平等的方法。他任命浙江省为他的帝国领航员，用邓式的语言指示：“你们要认真考虑把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的示范案例，鼓励其他地区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实施解决方案。脚注45 图 4 显示了包含与实验和试点相关的词语的指令的百分比。脚注46与图3a和图3b类似，它显示了在邓之后稳步上升的模式，在习的领导下达到顶峰。

图4. 包含实验关键字的指令

笔记：这个数字包括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布的指示和联合发布的指示。

但是，尽管习有时会发出命令，敦促进行试验，但下级官员是否做出了积极回应，这是另一个问题。习大力开展的反腐运动对官员们产生了麻痹作用，他们宁愿什么都不做，也不愿主动出击，冒着政治风险，激发了“懒惰治理”一词的灵感。

我还应该重申，这个数据集只涵盖了习领导的第一个任期，直到2017年。从那时起，习的一些政策态度发生了变化，科技就是一个例子。从2012年到2017年，中央政府积极支持电子商务等多种新形态的新兴产业，并给予这些行业很大的自由度。该领域的指令主要是灰色的（71%），不包含红色的指令。然而，在 2020 年 12 月，中央法规开始打击大型科技公司。因此，2017年之后发布的指示可能与习执政的头五年有所不同。在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习正式就任第三届最高领导人之后，分歧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例如，他坚持认为，官僚机构“毫不动摇”地坚持他的“零COVID”政策。

结论

本文推进了一种修订后的中国政策沟通模式，重点关注中央指令——自上而下的法律、命令和指导方针。报告认为，与普遍的印象相反，中国政策制定的灵活性并不是简单地通过“经常发出模糊的指令”来实现的。相反，适应性治理是通过三种指令的组合来实现的——灰色、黑色和红色——每一种指令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赋予灵活性；肯定；和限制。基于这个模型，我提出了一个试点尝试，将后毛时代发布的指令分类为理论上突出的类别。我有足够的空间来修改和改进我的方法，并发现新的模式。

在这个试点阶段，我的目标是开辟新的议程并探索数据生成的方法。首先，我提请注意政策沟通和立法的实证研究。政策目标和结果之间的差距在中国研究中是众所周知的，这体现在民间谚语中：“哪里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哪里就有来自下面的反政策。我认为，政策沟通是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之间采取的中间步骤。脚注47在领导层制定决定和政策之后，必须在实施之前将它们传达给庞大的官僚机构。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中间步骤几乎没有得到系统的分析。使用自动文本分析来检查中心命令的语言有很大的潜力。

其次，我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从理论和实证上推进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文献。在他们的开创性著作中，海尔曼和佩里认为，中共异常适应性的治理受到其革命历史的影响。脚注48他们的论点是正确的，但过去的经验并不一定会导致适应性治理，除非正确的“元制度”——定义为“促进适应和学习过程的高阶结构和策略”——到位。脚注49明确和模棱两可的命令混合在一起，是一种元制度，使中共领导层能够有选择地执行纪律并给予灵活性。这种框架将中国从“中国例外论”的框框中带出，并将其与适应性组织设计的普遍主题联系起来。脚注50这已经在中国之外和实践者进行了探索。此外，这项研究表明，适应性治理理论（通常通过案例研究来说明）应该并且可以为数据收集提供信息。

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探讨：中央指令在更精细的政策领域中如何变化，并随着特定政策问题背景的变化而变化？下级政府如何回应高层的指示？为什么习李政府在习转向威权主义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命令和要求实验的呼吁？习的第二个五年任期的政策沟通与第一个任期相比有重大变化吗？从2022年开始，随着习全面巩固个人权力，我们预计会看到哪些变化？适应性治理是继续还是结束？我希望这种初步的实证努力和这里介绍的发现能够激发未来对适应性政策沟通主题的研究。

利益争夺

没有。

确认

我感谢李侃如-罗杰尔中心（Lieberthal-Rogel Center）的探索性资金支持。

洪婉婉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她是两本获奖书籍的作者，《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和《中国的镀金时代》。

脚注

1其他形式的通信包括领导人讲话、国家媒体的社论、电信、访问和私人信件。见奥克森伯格1974.

2李侃如、Tong 和 Yeung1978.

3李侃如和奥克森伯格1988, 340.

4勃兰特和拉夫斯基2008, 16.

5安2016, 89.

6看同前。，第 3 章。

7奥克森伯格1974, 16.

8李侃如、Tong 和 Yeung1978, 6.

9例如，Chen 和 Naughton2016；奥布莱恩和李1999；赛奇2001.

10李侃如和兰普顿1992, 307, 284, 316.

11勃兰特和拉夫斯基2008, 16.

12沃格尔2011, 248.

13阿勒斯和舒伯特2009；詹和秦2017.

14安2016；海尔曼和佩里2011；内森2003；Oi 和 Goldstein2018.

15吴 （1995）用两个例子来描述在张（2017）讨论了严重依赖指令进行治理的利弊。

16艾森伯格1984.

17帕切和桑托斯2013；石头和刷子1996；阳2016.

18安2016，第 3 章。复杂性和系统视角的一个核心理论优势是，它不会做出不切实际的假设，即委托人（领导者和中央政府）总是有明确的偏好，并且只寻求控制较低级别的代理人。相反，它承认，作为一个起点，领导者可能经常缺乏知识并面临不确定性；因此，委托人可能不仅寻求控制代理人，还可能希望鼓励他们适应并找到解决方案。

19阿克塞尔罗德和科恩1999, 32.

20安2016, 54；阿克塞尔罗德和科恩1999, 33.

21地方性的定制和实验产生了反馈，这些反馈随后会告知中央当局是否应该将一项倡议提升为一项国家政策。

22这些例子借鉴了Ang2016, 88–100.

23我首先通过清除停用词和标点符号来清理文档。然后，我将文档分割成单词，并计算关键字的频率。

24最初，有 5,140 个指令。清理数据集后（例如，在删除仅包含一行或两行的通知后），还剩下 4,923 个文档。

25格里默和斯图尔特2013, 268.

26陈和钟2018；Jaros 和 Pan2018；磨坊主2018；场2021；张和马斯特森2020.

27格里默和斯图尔特2013，270，强调是后加的。

28这个样本率与斯图尔特和朱可夫（2009），他们阅读了他们分类的 7,920 份文件中的 300 份。

29K-means 算法是一种常用的无监督方法，不需要研究人员事先指定属性。它广泛用于营销研究，将客户细分为相关类别。李眦2013.

30最初的来源是北大法宝，他将这些指令分配给了许多策略域。为了便于描述，我将它们合并为 22 个主要域。请注意，这些不是互斥的。某些指令可以同时分类到多个域中。

31风险是指某些预期结果可能发生的可能性，而不确定性是指超出预期和计划的可能性。见李安2016, 51；卡岑斯坦2022.

32国务院令第292号。2000年9月20日发布的《互助网信息服务条例》。

33Frank Tang，“习近平罕见地召见中国金融监管机构，警告他们提防风险”，《南华早报》，2017年4月27日。

34安2016, 90–91.

35大多数指令只包含一个相关的功能短语。在少数带有两个功能短语的情况下（例如，yijian de tongzhi 意见的通知），我会编写最后一个短语。

36李侃如、佟和杨1978, 5.

37联合发布的指令的两个例子涉及建立技术领导团队和打击有组织犯罪。两者都需要中共的动员力。

38推卸2018.

39沃格尔2011.

40Liu、Oi 和 Zhang2022.

41赛奇2021, 357.

42经济2018；推卸2018.

43Josh Chin，“习近平的领导风格：让下属手忙脚乱的微观管理”，《华尔街日报》，2021年12月15日。

44习在2021年向新华社重申了这一信息。参见《习近平：磨头国和：布端神华开坊》，《中国民财经》，2016年9月3日；习焦点：习强调尊重改革中的人民开拓精神“，新华社，2021年3月21日，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3/24/c_139831898.htm。

45习近平：《坚决促进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10月15日。对本次讲话的分析，见袁元昂习近平“解读中国官僚将如何解读'共同富裕'的呼吁？“，《外交事务》，2021年12月8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12-08/decoding-xi-jinping。

46我包含了带有 tansuo 探、changshi 尝试、mosuo 摸索、shidian 试点、shiyan qu 实验区、shiyan qu 试验区、shiyan quyu 试验区域、shiyan quyu 实验区域、shiyan dian 实验点或 shiyan di 试验点等词语的指令。如果出现这些单词中的任何一个，则文档将编码为 1；如果不是，则编码为 0。

47安2022.

48海尔曼和佩里2011.

49安2016, 57.

50有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采用的这种适应性政策传播模式的一个例子，见吉娜·卢卡雷利（Gina Lucarelli），“开发署加速器实验室的成功是什么样子的？”，UNDP.org，2019年12月10日，https://www.undp.org/acceleratorlabs/blog/what-does-success-look-undp%E2%80%99s-accelerator-labs-part-1-probably-many。

引用

李婉婷婷.2016. 中国如何摆脱贫困陷阱.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李婉婷婷.2022.《中国共产党决策与党的二十大》。1月27日在中美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上的证词。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2022-01/Yuen_Yuen_Ang_Testimony.pdf.Google 学术搜索

阿勒斯，安娜和舒伯特，冈特。2009.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是一个政治口号吗？当代中国事务杂志38（4），35-62。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阿克塞尔罗德，罗伯特和科恩，迈克尔。1999. 驾驭复杂性：科学前沿的组织影响。纽约：自由新闻。Google 学术搜索

勃兰特，罗兰和罗斯基，托马斯 G..2008. 中国经济大变革.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Chan， Julian TszKin， and Zhong， 潍峰.2018. “读懂中国：用机器学习预测政策变化。”AEI经济学工作论文系列第2018-11号，11月15日。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张，查尔斯。2021. “威权统治下的信息可信度：来自中国的证据。”政治传播38（6），793-813。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张，查尔斯和马斯特森，迈克尔。2020. “在政治文本分类中使用词序与长短期记忆模型。”政治分析28（3），395-411。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Chen、Ling 和 Naughton、Barry。2016. “制度化的政策制定机制：中国回归技术产业政策。”研究政策45（10），2138-2152。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经济， 伊丽莎白.2018. 第三次革命：习近平和新中国国家.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Google 学术搜索

艾森伯格，埃里克 M. 1984. “作为组织沟通策略的模糊性。”传播专著51（3），227-242。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格里默，贾斯汀和斯图尔特，布兰登。2013. “文本即数据：政治文本自动内容分析方法的前景和陷阱。”政治分析21,267-297。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海尔曼，塞巴斯蒂安和佩里，伊丽莎白。2011. 毛泽东的看不见的手：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政治基础.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卡岑斯坦，彼得（编辑）。2022. 不确定性及其不满：世界政治中的世界观。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Jaros、Kyle 和 Pan、Jennifer。2018. “中国的新闻人物：习近平时代的官方媒体报道和政治转变。”中国季刊 233， 111–136.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李刚.2013. “改进的K-means聚类算法在客户细分中的应用。”应用力学与材料411-414,1081-1084。 Google 学术搜索

李侃如、Kenneth、Tong、James 和 Yeung、Sai-cheung。1978. 中国中央文件与政治局.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李侃如，肯尼斯和兰普顿，大卫 M.。1992. 后毛时代的中国的官僚主义、政治和决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Google 学术搜索

李侃如，肯尼斯和奥克森伯格，米歇尔。1988. 中国的政策制定：领导者、结构和过程.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Liu， Adam Y.， Oi， Jean C. 和 Zhang， Yi.2022.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大交易。”China Journal 87 （1）， 40–71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米勒，布莱克。2018. “委托独裁：审视中国信息控制背后的国家和市场力量。”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Google 学术搜索

内森，安德鲁。2003. “中国的换岗：威权主义的韧性”。民主杂志14（1），6-17。 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O'Brien， Kevin J. 和 Li， Lianjiang.1999. “中国农村选择性政策实施”。比较政治学31（2），167-186。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Oi，Jean C.和Goldstein，Steven M.（编辑）。2018. 邹平再谈：中国某县的适应性治理.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奥克森伯格，米歇尔。1974. “中国官僚机构内部的沟通方式”。中国季刊 57， 1–39.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帕切、安妮-克莱尔和桑托斯、菲利普。2013. “混合组织内部：选择性耦合作为对竞争性制度逻辑的回应。”管理学会杂志56（4），972-1001。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赛奇，托尼。2001. 中国的治理与政治.纽约：帕尔格雷夫。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赛奇，托尼。2021年：从叛逆者到统治者：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Google 学术搜索

谢克，苏珊。2018.“回归个人主义统治”。民主杂志29（2），22-35。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斯图尔特、布兰登和朱可夫、尤里。2009. “俄罗斯使用武力和军民关系：自动内容分析。”小规模战争与叛乱20（2），319-343。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石头，梅丽莎和刷子，念珠菌。1996. “模棱两可的背景下的规划：满足承诺需求和合法性需求的困境。”战略管理杂志17（8），633-652。3.0.CO；2-6>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沃格尔，埃兹拉 F. 2011. 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贝尔纳普出版社。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吴国光.1995. “'纪录片政治'：假设、过程和案例研究。”在Hamrin，Carol Lee和Zhao，Suisheng（编辑），邓的中国的决策。伦敦：劳特利奇，24-38。Google 学术搜索

杨永凯.2016. “组织中歧义逻辑的探索。”管理与组织杂志22（4），517-534。DOI：10.1017/jmo.2015.49.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詹，景薇薇安，秦爽。2017. “政治模糊的艺术：中国自上而下的政府间信息不对称。”《中国治理研究》2（2），第149–168页。CrossRefGoogle 学术搜索

张雪波.2017. 《文健治辞呈：1982-2017》（《文献统治史：1982-2017》）.雪书解， 9： 224–231.Google 学术搜索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适应性政策沟通中的模糊性与清晰性”——我看他不懂这是“中囶的变色龙”特色吗？再说他这是“思想决定观察”的，还是“观察决定思想”的呢？须知类似的“适应性政策沟通中的模糊性与清晰性”，都是为了“巩固专制”，这才是重点所在。

谢选骏：仓颉造字与甲骨文的起源

《造字的仓颉，为啥叫“仓颉”？甲骨文揭开了颠覆性的一幕》（2022-09-25 遨游历史的海洋）报道：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了解千百年前的古代历史，就是因为有文字的记载。文字，既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又承载着教育职能和各种社会职能，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我们今天的社会，虽然科技十分发达，传递信息十分方便，但前提是有传递信息的载体，即文字。没有文字，一切都是妄谈。

但是我们学习古书典籍的时候，会发现，中国的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有着无数的字体与形态，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后人尚且可以看懂。那么，当初是谁先造出的文字呢？ 看一些史料记载，以及一些神话传说的流行，我们一直都有仓颉造字的说法。但是最早的文字出现在甲骨文中，并且从甲骨文的内容发现了关于文字的颠覆性一幕。

仓颉造字传说

无论是东方的历史，还是西方的早期历史，其实都是一部充满神话色彩的历史。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由于人类早期，对于一切事物的认知还处于初级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蒙昧阶段，所以很多事物都带有神话和鬼文化色彩。

对于一些新生的事物，自然更是解释不清楚，于是就有了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流传于世，而后有了文字之后，各种说法又被记录下来。但是很多人都好奇，究竟谁是第一个创造文字的人呢？毕竟记载，就需要文字作为载体媒介。

在古代的历史上， 流传的最多的就是“仓颉造字”传说。相传，仓颉是黄帝身边的一个官员，给他分配了管理牲畜、粮食，并做统计。可是那时候没有计数，也没有相关的文字进行记载。少的时候，还可以凭借他聪明的脑瓜记住，但是一旦数量多了起来，脑子再够用也记不住。

于是仓颉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给新增的牲畜和粮食等用贝壳表示增加和减少，即粮食和牲畜增加，就加一个贝壳，减少的话，就立马减少一个贝壳。黄帝见仓颉这样聪明，于是让他管理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每年祭祀的次数，部落每次狩猎的分配情况，以及人口的增多与减少。总之，他这个时候俨然已经成为了黄帝身边的史官。

管的事情越多，在早期的社会中并不代表官职越大，相反，仓颉还要努力思考如何将自己现在手上的事情管理的井井有条。一天， 他在参加集体狩猎的时候，看到部落的人在为怎么走，如何有效的规避猛虎而争吵，仓颉由此得到启发，想到用不同动物的特征来创作一种符号，代表他们的各自的名字。

于是，最早期的文字就此出现了。 而后，仓颉又根据天山星宿分布的情况和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根据它们的形状进行描绘，成为一种符号，然后再给每个符号都定下所代表的意义，最后仓颉把这种符号叫做“字”。而在战国时期，有了专门的书籍，比如《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籍，都专门写了仓颉造字的故事。

甲骨契木为文

但是新的疑问也随之出现，人们开始怀疑历史上是否有仓颉这么个人，并且字也不一定是他创作的。

为何会这么说呢？因为最早期的文字是甲骨文，但是却没有任何关于仓颉造字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甲骨文是一种占卜卦辞，本来仓颉造字的事情不适合出现在上面。但是黄帝时期的史官距离后来的荀子时代有两千多年，距离《淮南子》书籍的年份自然更远。此前一直都没有人说关于文字的历史，为何在战国以后的日子里才说出来呢？这中间是不是杜撰的故事，还有待商榷。

当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时，人们在甲骨文中找到了文字被创造的某些蛛丝马迹，那就是 “契”字。在甲骨文中， “契”字从字形来解析，可以发现它的组成是一个“丰”字，再加上一个“刀”的象形字。

最早期，“契”字就是这么个写法， 本义是“用刀雕刻”。但是最早的雕刻载体都是木头，于是“契”在后来的演化中，就变成了“丰”加“刀”，然后下面加上“木”字。后来文字的演变不断简化，有很多字距离象形越来越远，所以“契”字下面的“木”字也变成了“大”。

这个时候， “契”除了本义之外，还说了它最初诞生的目的，就是“刻识其数也”，后来被引申为“契约”相关的“证明文书”和“兵符”等。总之，就是和约定相关。

而这个“契”字仔细探究，又发现它和商人的第一代先公商契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今天做生意的“商人”之所以叫“商人”，就是因为从商代起，有了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所以他们被称之为“商人”。

而商人在进行商业活动需要干什么？需要进行交易，需要银货两讫。而进行大量的商业活动时，就需要计数。那么，根据《释名·释书契》中的“刻识其数也”说法， “契”就是商人进行商业活动时，需要计数进行的雕刻活动，所以文字可能是商人造的，而不是神话故事中的仓颉创造的。

但他们两者之间应当是存在某种联系的， 因为“仓颉”和“商契”的发音很相似，所以后人在进行文字记述的时候，将“商契”写成了“仓颉”也未可知。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不过还需要资料进行进一步证明。

结语

由于最早出现“仓颉造字”故事的说法是在战国时期，而离早期的黄帝时期，早已经有两千多年了，所以除非仓颉是一个像扁鹊那样的人，指的是一个群体，几百年来都在七国之间穿梭，那么说不定仓颉造字的可信度高一些。但是在一些史料中又明确记载了，仓颉是黄帝身边的一个史官。

但是最早的文字出现在占卜的龟壳上，所以“仓颉造字”的说法可能立不住脚，更何况，甲骨文上的一个“契”字，就差不多已经说出了大致的造字历史。也就是说，早期的字应当是商人首领造的。但是，这种说法是今人根据甲骨文来推测的，具体的史料还有待发掘。不过， 这也是历史性的一步，也许在未来，我们可以找到更多关于文字被创造出来的证据。

谢选骏指出：从仓颉造字看甲骨文的起源，虽然现存资料多为宗教祭祀的，类似于埃及；但最早可能起源于商业——那就与腓尼基文字的发展十分相似了。

《考古发现：甲骨文与商朝的起源》（2016-02-01 酷鸟旅游）报道：

《中国人从哪里来？》已更新到第二章：甲骨文与商场的起源。中国人从哪里来？

这不是考古，也不是科普，这是寻根问祖，这是一位科学家的心路。

第二章：甲骨文与商朝的起源

甲骨文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殷都区小屯村的“殷墟”是盘庚时期建立的都城，也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从盘庚迁都至此到商纣王被周武王打败，共273年。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证实安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有考古发掘支持的都城。

说起殷墟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当属甲骨文。甲骨文实际上是“龟甲兽骨文”。“甲”指龟甲，通常是平滑的龟的腹甲;“骨”指“兽骨”，通常是牛等大型动物的肩胛骨。历史学家又将甲骨文称为“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等。

有学者认为，商朝统治者十分迷信，非常重视占卜。甲骨文就是商朝王室用于占卜吉凶的，记述的内容主要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文15万片以上，其中发现了4500个字，已经有约2000个字被专家们辨识。从文字结构来看，甲骨文具备了汉字的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转注等六种造字方法，即所谓的“六书”，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近年来，也有学者认为甲骨文并非都是占卜用，也有一些是日常生活的记载。

有趣的是，最初发现甲骨文的地方竟然是中药铺。中药中有一味药叫龙骨，是古代大型哺乳动物的骨骼残片乃至化石。可以将生的龙骨直接配伍煎熬，或者是先用火煅烧至灰白色，再与其它药物配伍煎制。中医认为，龙骨可以具有平肝潜阳，镇静安神，收敛固涩的功效。用于阴虚阳亢所致的烦躁易怒，头晕目眩等症。具体说来，没有煅烧过的龙骨被称为“生龙骨”，可以用于镇惊安神，多用于失眠，怔忡，惊痫，癫狂，眩晕等病症。而煅烧后的龙骨被称为“熟龙骨”，具有收敛固涩的功效，多用于盗汗、遗精、久泻及疮疡不和等病症。

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是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王懿荣。王生于山东烟台福山，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位。他博学多才，平生酷爱金石收藏。据说，1899年，王懿荣得了疟疾病，用了许多药，就是不见好转。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其基本表现是发冷、发热、出汗。西方是用奎宁治疗。中医一般是用青蒿与其它药材配伍熬制汤药。新中国一项重要的医学成就正是从中药黄花蒿中提炼出了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最有效的灵丹妙药。在1899年的北京，买不到青蒿素和奎宁，疟疾尚属于疑难病症。中医给王先生开的药中使用了“龙骨”。估计是要用龙骨的所谓“镇静安神”的功效。

可能是没有听说过“龙骨”这味药。王懿荣对龙骨产生了兴趣，并在龙骨中发现了疑似古老的文字。后来，山东古董商人范维卿从河南安阳带回了一包龙骨，请王懿荣鉴定。本来就对龙骨产生浓厚兴趣的王懿荣将这包龙骨拼接、研究，发现是龟甲。同时进一步发现龙骨上刻有很多古老的文字。扎实的金石功底和对金石收藏的爱好，让他很快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王懿荣查阅各种史料典籍，经过几天的努力，他最终从《周礼·春官》《史记·龟策列传》中得到启示，认为这就是先祖们占卜用的龟版。难能可贵的是，王懿荣通过考证，很快就得出这些“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的正确认识。此后，他又从龟甲和骨头片上找到了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并对照《史记》，得到了初步的印证。王懿荣认定，这些是早在篆字出现之前的上古文字，并开始大量收购、研究。

可惜的是，此后仅仅一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临危受命，出任京师团练大臣，担负保卫京城的重任。当时清政府可能真的是无人可用，竟然让一位翰林院的文人负责团练，守卫京城。王懿荣素有爱国情怀，他率团练奋勇抵抗，但最终刀枪难敌火器。7月20日，八国联军从东便门攻入京城后，王懿荣写下了绝命词：“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随后，这位一生以抗倭英雄戚继光为楷模的饱学之士，偕家眷慷慨投井殉国，时年仅55岁。清政府痛失一位博学义勇的栋梁之才，同时也是甲骨文考古的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正是“壮志未酬身先死”，让人感慨、惋惜。

值得庆幸的是，王懿荣殉国后，他所收藏“龙骨”被刘鹗获得。刘鹗也是晚清有名的学者，是《老残游记》的作者，与王懿荣在金石篆刻方面素有交流。获得甲骨文后，刘鹗在王懿荣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潜心钻研，很快成为被后世所公认的甲骨文考证四大家之一。仅仅过了3年，即1903年，刘锷将其收藏的甲骨编印出版，发表了第一部甲骨文方面的著作：《铁云藏龟》。

发现商代文字“甲骨文”的消息让整个学术界为之振奋，很多学者开始收藏甲骨，一时间各中药铺中的带字“龙骨”，身价百倍。由于贩卖龙骨有暴利可图，古董商人将其出土地点当做商业秘密，秘而不宣。

1904年，晚晴著名文人孙诒让通过发奋钻研，考释甲骨文的形义，用分类法把甲骨文字的内容作了区分，并对一百多单字逐个进行辨析，写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

1908年，罗振玉得知甲骨的产地在河南安阳，开始到当地收集甲骨文，并进行研究，发表了《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一举成为甲骨文研究四大家之一。不过，据溥仪说这本书是罗振玉的亲家、著名学者王国维所著。

191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对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整理出商王世系表，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首次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的确是一部信史，并且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最关键的是，这些发现证实了河南安阳附近的小屯就是盘庚迁都的殷商都城。这是中国考古界一个极其重大的发现。文献记载与古代遗物相互印证，被称为是“新史学开山”之作。

1928年6月，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学习医学的郭沫若见到了罗振玉所著《殷墟书契考释》，开始研究甲骨文。期间，郭沫若走访日本收藏者，掌握了大量的实物资料。仅仅一年以后，1929年8月1日，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正式完成。此后，他又发表了《卜辞通纂》、《甲骨文合集》等书籍。尤其是《甲骨文合集》收录了41956片甲骨，是甲骨文研究的集大成者。

1933年，先后9次参与、领导殷墟考古发掘的董作宾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该书首创“甲骨断代学”，将收集到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盘庚武丁时代、祖庚祖甲时代、禀辛康丁时代、武乙文丁时代、帝乙帝辛时代，被后人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

甲骨文记述的内容

甲骨文内容涉及商代社会的各个领域。据考古专家推断，这是因为殷商王朝的商王几乎每事必卜。也有专家认为，甲骨文并非全是占卜的记录，有很多是皇室日常生活的记录。因此，从甲骨文中可以了解到商朝的很多政治经济和社会构成等内容。

从阶级组成看，殷商时期有奴隶、平民、奴隶主、贵族以及各级官员。奴隶和平民包括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身分的人。奴隶主和贵族则有先公、先王以及他们的配偶、子女等，在甲骨文中记录为高妣某、妣某、母某及子如子某、多子等。殷商的官吏级别和种类很多，称呼有臣、尹、史、犬、亚、马、射和侯、伯等。

殷商有强大的军队，有战车、弓箭和青铜兵器。例如，很多历史资料和传说中认为，商汤灭夏就启用了马拉战车。据记载，喜科索人打败古埃及法老也使用了类似的马拉战车。军队的组成单位有师、旅等，与现今的建制有一定的相似处。

根据历史文献和传说，商汤建立完善的法律，传说和《史记》等历史文献中记载，大甲执政初期，不遵循商汤的法律，被大臣伊尹放逐到商汤陵寝桐宫。甲骨文证实了商朝有很完备的法律。甲骨文中有关记载表明，商朝设有监狱，并且由刖、劓、伐等刑罚。与历史文献记载互相印证。

军队是国家的基石。由于有强大的军队，商王朝经常对外发动战争，不断拓展疆域。如第一章所述，二里岗文化的分布范围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扩展，应该是商朝迁徙到现今河南西部后，不断发展壮大。根据有关殷商的记载，凡是被征服的方国都要对商王朝称臣纳贡。甲骨文中有很多类似的记载，人某某氏来，入马牛羊象龟等。这一点在我国历史上一直延续。明清时期，朝鲜、越南等国还向中央集权的皇帝进贡。

甲骨文中还记载了商代人殉人祭的状况，这也已经被众多的考古挖掘中被证实。例如，1950，新中国第一个发掘的殷墟武官村大墓就发现有79个殉葬的人和16匹殉葬的马匹。据统计，在安阳武官村殷墟已发掘的十几座大墓中，殉人总数多达五千余人。1976年，安阳市西北郊发掘的一座中型墓中，墓的四周密集地排列着人祭坑，共1400余个。再如，商末1997年，在河南鹿邑县太清宫太极殿西隐山发掘的长子口墓中，也发现了13具殉人遗骨和一条殉狗。殉人、殉畜等厚葬习俗与古埃及如出一辙，严重阻碍了商朝经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遗址中也发现了殉人。

作为农耕社会，殷商王朝十分关心农业的收成和风雨气候等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所以，甲骨文中有关农业生产的内容很丰富。有关田地、农作物等都有记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作物的记载中，除了黍、稷、稻等外，还记录了麦。

目前考古界普遍认为，小麦原产地在西亚的新月沃地。考古人是大约1万年前由野生的二粒麦人工驯化而来。在中国没有野生的二粒麦，因此小麦肯定是外来。目前考古发现中原地区最早的小麦正是出现在殷商时期。也就是说，小麦肯定是外来的，而且和青铜器、甲骨文一样都是在殷商时期出现的。

殷商属于农业社会。殷商时期的畜牧业是相当发达的，用于日常生活、军事、祭祀和殉葬等。甲骨文中有关于大量圈养“六畜”：马、牛、羊、猪、狗、鸡等畜禽的记载，这说明殷商时期，我们的祖先早已不是游牧民族，而是非常擅长畜牧业。这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是吻合的。例如，传说商朝的先公“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驯养牛马，作为运输工具。此外，商朝先王和先民非常重视祭祀，时常用掉大批牛羊。据说，商汤曾经馈赠夏朝的附属国“葛伯”大量牲畜，让他进行祭祀。说明商朝当时的生产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郭沫若在其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曾经感慨：商代当时畜牧业发展程度达到令人惊愕的地步，六畜均做牺牲，一次有用300-400只。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现代汉语中的“牺牲”本意来自祭祀。其中，“牺”就是用整只纯色毛的大型动物，如牛羊等来祭祀;“牲”则是用一群纯色毛的动物整只进行祭祀。与商朝类似，古埃及祭祀也是用纯色毛的动物。

甲骨文的记载还显示，渔猎也是殷商时期的重要生产活动。甲骨文记载的猎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鱼类和各种鸟类，说明殷商时期，河南附近应该有大象。殷商时期，狩猎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有田、狩、逐、阱、射等。其中田猎是商周时期非常重要的活动，其目的有：为田除害，保护农作物不受禽兽的糟蹋；供给宗庙祭祀；驱驰车马，弯弓骑射，兴师动众，进行军事训练。据说商汤还规定，围猎捕杀要围而不合，留有余地，不能一网打尽，斩草除根。

贝币与马来龟

殷商的商业很发达，甲骨文里还有关于贝、朋、珏的记载。商出土的文物中，货币重要是货贝，一种生长与热带太平洋水域的珍贵贝类。在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6800枚贝币。后来贝币出土渐少，开始出现石贝、蚌制贝、骨贝、铜贝等，说明商朝逐渐失去了贝币的供应源。铜贝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金属货币。一种可能是商朝早期与热带海洋岛屿的居民有贸易往来。另一种可能性这是我们商朝的祖先们曾经在热带居住过，积累了大量的贝币。来的中原以后，失去了贝币的供应地，因此，逐渐制造代用品。

第一种可能性比较小：在商朝非常弱小、处于内陆地区的二里岗时期就有贝币出土。如果贝币是通过与热带岛屿贸易获得的，为什么在商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贝币反而少了？

第二种可能性得到了甲骨文书写材料龟甲的印证。商朝甲骨文中有很多龟甲是来自热带才有的马来龟。对于殷商甲骨文中马来龟龟甲的来源，考古界普遍认为是当年商朝从海南岛获得的。但是，历史上海南岛并非马来龟的产地，只是近年来，马来龟作为宠物被引进。更重要的是，在商朝初期，其势力范围局限于河南郑州附近，至其鼎盛时期也没有跨过长江。如何从海南岛获得大量的龟甲?仔细研究发现，殷商早期的甲骨主要是龟的腹甲、背甲。例如武丁时代埋藏甲骨的窖穴，YH127坑中，一万七千多片甲骨文中，牛骨仅8片，其余全部是龟甲。其中有一块产于马来半岛的大龟长达44cm、宽35cm，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块卜甲。但是后来的甲骨窖穴中，龟甲的数量急剧下降，变为以牛骨为主。对于这种现象，也有考古界人士推测殷代卜甲与卜骨是分处埋放的。考虑到甲骨组成随时代变化的特点，马来龟是我们商朝的祖先总热带地区带来的，更有说服力。

总之，甲骨文的突然出现、出产于热带海洋的货贝和马来龟在甲骨中所占比例逐年减少等现象，均支持我们的祖先在到达河南前，曾经在热带地区生活过很长的时间。

我最初的一个信念是，殷商的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从出现到发展出这样成熟的文字需要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史。所以，商以前的华夏文明史一个很长。但是，后来一些事实动摇了我的这个信念：很多文字是短时间内创立的，例如蒙古文是借用回鹘文的字母。据说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蛮人，乃蛮人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遭逮捕，依然守着国家的印信。成吉思汗很赏识他的忠贞，不仅没有杀他，还任命他掌管蒙古国的文书印信，并命令他教授蒙古人用回鹘字母书写蒙古语。而此后约四百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头创制满文。再如，现代德语文字是马丁路德为了宣传基督教，于1521年将圣经翻译成德语，从而创立了语法严谨的现代德语；而俄语文字据说也是两位传教士于300多年前为宣传圣经而创立的。

当然，这些都是拼音文字，而且都是学习、借鉴了别的语言的字母，所以很容易通过改造，创立自己的文字体系。相比之下，朝鲜文，因为字母是自创的，耗时就相对较长。据说，朝鲜文字是“世宗大王”李裪责令郑麟趾、崔恒、朴彭年、申叔舟等，历时30多年，于1443年创立的《训民正音》。

让我最受震动的是西夏文的创立。作为象形文字的西夏文是一个人仅花三年就创立的：西夏景宗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花了三年，创制了近六千个字，并迅速得到推广。这可能是由于西夏人是党项族，属于藏族的一支。在语言上，西夏属于汉藏语系。他们对汉语的象形文字有着天然的适应力。

尽管西夏文可能只是个特例，但是它动摇了我利用甲骨文推断中国历史久远的逻辑基础。我的中国“文明古国”的信念开始动摇，有时候甚至有些自卑。

当年发现甲骨文后，西方学者认为甲骨文是古埃及或者巴比伦传来的，遭到我国学者的强烈反对。但是，如果没有考古证据证明在现今中国的地界上有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就不能排除“甲骨文是外来的”。有人说早期的文字可能写在一些易损物上，因此看不到。但是，在我国早期考古遗址中大量出土陶器。陶器是很容易留下文字的器物，但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殷商以前的大量陶器上没有一个文字。难道甲骨文真的是外来的？如果是外来的，那我们的祖先是从古埃及带来了文字，还是像日、韩借用汉字一样，从古埃及、巴比伦学来的？

谢选骏指出：上文人云亦云，无多新意——如果说甲骨文是外来，那么证据呢？世界上其他地方有过这样的文字吗？如果没有，那么还是华夏自己独创的，即使吸收了外来的文字思想。而其核心人物，就是传说的“仓颉”了。至于他的年代和族属，在有确凿的证据之前，只有天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