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六四绝食四君子之一刘晓波的忏悔》
／曾慧燕
在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及被当局称为「长胡子的黑手」中，「天安门绝食四君子」之一、原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刘晓波，是六四事件后少数几个自我忏悔的「黑手」之一。
在六四16周年前夕，由「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撰写的《寻访六四受难者：1989—2005》一书，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刘晓波、林培瑞和苏晓康为此书作序。
●为亡灵们做过什麽？
刘晓波表示，在六四16周年来临前夕，他「以忏悔和赎罪的心情面对心灵和天安门母亲」。另外，他在题为「倾听天安门母亲的声音」的万言序文中，向六四难属表示深深的歉意和忏悔。他说在八○年代自封为「精英的文化人」，并成为「八九风云人物」，这些年来，他「时时被负罪感困扰」，一直问自己为六四亡灵们做过什麽？
他说：「在秦城监狱，我写了悔罪书，在出卖了个人尊严的同时，也出卖了六四亡灵的血。出狱后，我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过多方的关怀。而那些普通的死难者呢？那些已经失去生活能力的伤残者？那些至今仍在牢狱之中的无名者呢？他们得到过什麽？」
六四后因写作长诗《屠杀》和《安魂》而入狱四年的四川诗人廖亦武，在诗的结尾自问自答道：「谁是幸存者？幸存者都是狗崽子！」
而刘晓波认为，面对六四受难者遗属这些年来的不幸遭遇，「我这个幸存者连他妈的狗崽子都不如！」尽管他是最后一批撤出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他仍忏悔没有在大屠杀后的血腥恐怖中挺身而出，以行动表示自己的人性。「离开广场后，我没有回到母校北师大去看看那些从广场撤出的学生，更没有走上街头去救助那些死伤者，而是由天安门广场逃向了相对安全的外交公寓。无怪乎那些亲历了六四血腥的普通人会问：当屠杀的大恐怖正在笼罩北京城时，你们这些『黑手』在哪？」
●珍惜生命换来的资源
他指出，六四过去16年，那些在西方国家拿到「六四血卡」的人（因六四而获得西方国家居留权），应该为六四亡灵及其难属们做点什麽，面对一无所有的受难者家属，这些因
六四受惠的人，应该自责和内疚，应该坚守做人的底线，珍惜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道义资源。
刘晓波1999年出狱后，一直与「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人物丁子霖等人保持密切联系。他感谢难属们，为中国留下了大屠杀中的普通人的形象。「在我们心中，她们不仅是死难者的母亲，她们也是天安门前整整一代人的母亲，是在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母亲」。
刘晓波强调，六四难属群体，为六四付出了惨重代价，16年来泪水从未乾过。在极为艰难和充满人身风险的情况下，她们为六四受难者家属争取国内外的人道捐款，收集六四死难者的证据证词，始终如一坚持见证历史和寻求正义的诉求。刘晓波通过这些年与丁子霖、蒋培坤夫妇和张先玲、苏冰娴、周淑庄及徐钰等六四难属的接触，发自内心深处敬重他们的人格。
难属以爱心融化恩怨
在刘晓波眼中看来，这个主要由母亲们组成的难属群体，「堪称最具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道义象徵」。她们以爱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约束愤怒，以勇气呼唤良知。她们从未采取过激进的行动，从未提出过激的要求，也从未使用过咬牙切齿的言词。相反，她们所做的一切和要求，皆合法合理合情。
除了刘晓波为六四难属忏悔外，一些当年参与过八九运动的大学生，现在也开始注意那些被遗忘的、不幸卷入六四灾难的普通民众，以忏悔的心情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和关注。如曾卷入八九运动的北京政法大学学生浦志强，现在已经是大陆知名维权律师之一，去年他为纪念六四15周年，写了《不该被忘却的「暴徒」群体》一文。
浦志强说：「在这个痛苦记忆不断唤醒遗忘的煎熬中，还有一个不该被忘却的群体，一个被『合法』地处决、监禁、流放以及领受了酷刑的『暴徒』群体。我们甚至没有想过，你们都是些什麽人？你们的家人怎麽样了？你们出狱后都在干什麽？」
蒲志强回忆，在学生们游行的时候，是这些后来被当局指为「暴徒」的人，用自行车挡住军警，给学生们闪出一条路；在学生们疲惫的时候，是他们用三轮车拉著走不动路的同学走下去；在学生们饿了的时候，是他们端来汽水、可乐、小米粥和大饼，嘴里还喊著「大学生万岁」；在学生们绝食静坐的时候，是他们支好帐篷为学生们遮阳挡雨，听学生们演讲给学生们捧场；在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是他们挡住军车前进的脚步，苦口婆心地劝阻不明真相的士兵；当冲突开始后，是他们在大街小巷用棍棒、石块等面对坦克冲锋枪倾泻的弹雨。
蒲志强沉痛地说：「你们只是没想到人民军队真的会把枪口对准人民，你们想到的可能只是广场上还有我们。当时你们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但15年来，我们竟然把你们忘了，我们竟然可耻的忘却了你们！」
这些支持学生的普通市民，没有在街上成为遇难者，却在事后死在刑场上或者被判重刑。「你们所有的罪过，可能不过是情急之下扔了几块石头、烧了个把军车、抢到过若干武器，甚至是像被判刑十年的萧斌那样，不过传了几句话而已！我们都清楚，在那样一场骚乱中，你们的行为可能仅仅是一个正常人的条件反射，根本不应算是犯罪。……但你们却落得了如此下场！」
●风云人物还剩下什麽
蒲志强在文章的结尾，对所有当年的「风云人物」进行良心拷问：「与哲人相比，你们不习惯记忆；与文人相比，你们不擅长表达。你们的家人15年来所能做的，只能是把屈辱和悲痛埋在心底，甚至强迫自己也遗忘你们。但有谁敢说，你们就不是父母养的，你们就没有鸣冤叫屈的权利！」
刘晓波惭愧地说，在浦志强律师的忏悔和拷问面前，「我也是在吃人血馒头」、「我究竟为亡灵和其他无辜受难者做过些什麽，可以让自己想起来问心无愧」？
刘晓波批评中国的精英，大多失去了记忆和时间，在精神上活得麻木不仁，「这样的生存质量，与那些平凡的牺牲者、与浦志强提到的那些『暴徒』所付出的鲜血相比，连沙漠都不如，沙漠还有广漠和荒凉，八九年的风云人物们还剩下什麽」？
(原载世界周刊2005/6/5)
（二）
这算什么忏悔？——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上）
／郑义 2007年5月24日
《中国时报周刊》编者按：有关「六四事件」的事实报导与历史评价，中共官方与海内外民间历来有不同版本。因涉『六四』流亡在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年来对事件的反省，也由于个人品格、思想深度与立场的不同，而出现针锋相对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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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从末写过批评个人的文章（毛泽东们除外），这次破例批评刘晓波，心里很沉重。起意写这篇文章大约有一年了，那是滞留香港时，《中国时报周刊》刊登了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以下简称《末日》）一书部分章节，北明同我看了颇有同情。这位「六四」天安门撒退中的大智大勇者，仅因在狱中写了一纸「悔过书」便遭到许多抨击嘲讽，实在有点不人道了。北明还特地写了一文，发表在《开放》月刊（九二年七月号）上，为刘晓波打抱不平：
——[刘晓波在「六四」屠城时承担了历史的责任，和他的同伴一起，在杀人的枪口前，与戒严部队谈判，并说服学生，组织他们撒离广场。……至于对自己写悔过书一事之忏悔，是他个人的权利，是他的自我道德要求。别人是无权指责的。难道我们不应当更加宽容和人道地对待那些曾为中国的进步事业作出过努力，承受过苦难的人们吗？……专制统治者要千方百计地铲除自己的反对者，他们有意利用各种手段，制造叛徒，毁灭英雄。而人民，会永远记住那些为民主理想作出过贡献，付出过代价的人。在人民心目中，高压下的低头也不能抹杀英雄的形象。而他们所承受的苦难将为世人所铭记。]
但不久，刘晓波的「忏悔录」（即《末日》）出书了。一看之下，令人气结，又受骗上当了，诋毁八九民运者，似无出其右！特别是由这样一位「八九」的著名参与者来现身说法地诋毁，未到过现场的人不由你不信。但我还是宽解地想，不过是他这个人活得有些猥琐，因之观察分析能力从来不够准确罢了，无论如何，还是蹲过秦城监狱的同道，批评文章就免了。不料，刘晓波连篇累牍地发表演讲和文章，诋毁「八九」民运，以今年六月七日台湾《中央日报海外版》（转载自《联合报》）上发表的〈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达到新的烈度。我再也无法保持沈默。
谁在用谎言强奸「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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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末日》封面，鲜红夺目的一行字便是：「中国，除了谎言，你一无所有。」十分骇人听闻。在「引子」中，刘如此写道：「『六四』的枪声惊呆了世界，中共的残酷引起了全球性义愤。但是，更狰狞者在于，「六四」提供了一个以谎言来捞稻草、自我贴金的良好时机。各种人，怀着不同的动机，说着各异的谎言，此乃机不可失。政治性谎言、道德性谎言、求生性谎言、官方谎言、精英谎言、民间谎言……。『六四』被谎言打扮得一塌糊涂，也被谎言强奸得人老珠黄。」（《末日》十二页）说被屠戮者被压迫者的道德性、求生性言论（就算是谎言也罢），比独裁政权残酷的屠杀「更狰狞」，言之重矣！于理似失之于荒谬，于情似失之于偏袒。刘晓波不只一次反复宣喻这个观点：「……即左右这次运动的重要力量之一就是层出不穷的谣言。谣言的力量绝不次于任何一个学生领袖和知识精英的宣言、演讲。」（《末日》一八七页）在这本书中，刘以「谎言」、「谣言」来取代、涵盖「传言」、「传闻」，在文字技巧上有点小小的不道德。现代汉语里，「谎言」与「谣言」主动性极强，说左右运动的是「谣言」、「谎言」，字面后的意思即知识分子、学生领袖欺骗民众，才闹起「动乱」。官方用「谎言」来欺骗，民众领袖也用「谎言」来欺骗，乌鸦落在猪身上，谁也不要说谁「黑」！这显然是不公正的。而且，玩这种文字游戏也是不道德的。
在「八九」民运中，确实「传闻」极多。大量的是正确的，比如在官方每一动作之前，皆有传闻：赵紫阳下台、实行戒严、五将军联名抗议、屯兵故宫人大会堂、决心武力清场、准备大逮捕……。大量的是夸大的，如把万里对民运的同情夸大为在外组织政府，如把各国的抗议夸大为不承认李鹏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如把三十八军上下的同情夸大为同二十七军火并等等，但谁都可看出这是「事出有因」，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的传闻也大量存在，其中最著名的一则是「邓小平下台」，搞得省港大游行庆祝、传回天安门广场，也欢呼了好一阵儿。
不必讳言，在传统的泛道德甚至超道德的伦理规范下，在现代极权主义的政治压迫，思想禁锢下，中国人确实有虚伪、说谎的痼疾。但传闻、「谣言」与之不同，在严密封锁资讯，垄断传媒的极权社会里，民众只有以传闻、「谣言」、「小道儿消息」的形式来传播重大社会信息。这是被剥夺了知情权，没有新闻、出版、结社、集会等基本自由的民众的反抗和特殊权利。而且北京人并没滥用这权利，传闻、「谣言」、「小道消息」大多正确或大多大体正确。比如，百姓就没有中共那些弥天大谎：什么学运「是一场有计画的阴谋」、「军队不是来镇压学生的」、「绝不秋后算帐」等等。至于民间失真的「谣言」，大多是口耳相传的变形及操作上无法核实所致。对中共不断制造并用刺刀支持的大量真正的官方谎言不着一词或轻描淡写，而抓住抗衡官方谎言的民间传言之失实（而且，大量的关键的并不失实）大加鞑伐，恐怕有失公允，大约也并非笔误。
高估屠杀数字不必为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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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把屠城的伤亡估计偏高，也是令刘晓波愤怒不已的又一大罪过。统治者严加掩饰罪行致使情况不明，加之民众的义愤，一般来说，当时的估计数字要高于事实。这是各国专制政权大开杀戒之后的通常现象，不是中国人之专利，更不值得过于激动。有义愤，恐怕还是应首先冲刽子手去，然后再指责被屠杀的羔羊没把同类的数字点准。从今而后，如果刽子手掩盖真相，也千万不要自行统计、估计，否则，数字有了出入，你就会比刽子手「更狰狞」。
（著名古例：《明史》记载，张献忠杀蜀人达「六万万之数」，一眼看去就是史官用「谎言」把农民起义「强奸得人老珠黄」——明季全国人口亦远不足「六万万之数」！但此数得来不虚：张献忠以杀人多少论功行赏，故部下多报冒功，合计四路屠杀大军所报之数，实为六万万有奇。从统计学角度来说，此数以讹传讹，虚假不实；但在古代一般人对户口总数缺乏正确概念的情况下，这一数字传达给人们的是屠杀之酷烈，可与后世中央政府大移民，「湖广填四川」之史实相互印证。这个夸大无比的数字表现了一种更为惊心动魄的本质化的历史真实。）
关于五一五大游行的两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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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谎言」、「民问谎言」之后，现在谈谈「精英谎言」：《末日》中的谎言。在「八九」民运中，我与刘晓波只有一次相处，那是五一五中国知识界首次大游行。刘晓波是这样描述的：
——[五月十五日中午刚过，严家其、包遵信、郑义、柯云路、老鬼、徐星、赵瑜等几十人来到广场，他们打着横幅「首都知识界」，每人披着肩带，写上自己的名字和代表作的名字。他们在人群的簇拥下，念了宣言，并用高喊姓名的方式与群众见面。「严家其！站起来。」严家其站起来向人群致敬。「包遵信！」包遵信站起来向四周拱手，就像领袖来到群众中一样。可惜，他们的人太多，到了最后，人们似乎失去了兴趣，掌声和欢呼声渐趋微弱。这种自视具有特殊身分和知名度的出场方式，白杰明曾有一针见血的分析。]
——那天，我和赵瑜是总指挥，游行队伍当然不是「几十人」，而是「几十人一的一千多倍——数万人。队伍占满了半条长安街，在上千名纠察队员的奋力开道下浩荡前进。当队首已进入纪念碑西北角时，队尾可能刚刚通过六部口。——这些，刘晓波可能没看见，不去说它，但在他所亲历场面的描写中却充满贬斥性的谎言。当时广场上人山人海，早无立足之地，我无法把庞大的队伍全部带入广场，只好原地坐下，宣布开会。首先宣读《五·一六声明》，大嗓门赵瑜先手持电喇叭朝北念了一遍，于是南边鼓噪吶喊，只好又朝南念一遍，但热情的民众仍然要再听一遍；再听清楚点！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上，竟出现了这样感人的奇观：手执电喇叭的人念一句，周围凡能听清的上万人大声复诵一句！这巨大的齐诵声如大海的波涛一浪浪荡向远方……那么长的文件，一千五百字！广场上不时爆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这一切，刘晓波亲历亲见，但他倾向性极强地只有寥寥十三字（「他们在人群的簇拥下，念了宣言」）。对事实进行不公正的剪裁，不知道该不该算谎言。但有把握的是：颠倒事实总该算谎言！——《五·一六声明》念完，我和赵瑜把我们目力所及的有一定知名度的知识分子叫起来发表即席演讲。书生们都不习惯于在这种盛大的群众场面讲话，怯场，叫谁谁不起来，只好拉、点名「将军」。我看没有一个人想利用这场合来捞一票，「自视具有特殊身分和知名度」，「向四周拱手，就像领袖来到群众中一样」。
那天的演讲都是我和赵瑜硬拽起来的，只有一个例外——不是别人，正是刘晓波。他坐在我身旁，但我不认识他。他主动要求发言，对我说：「我是刘晓波。」我马上站起来宣布姓名，请他演讲。从《末日》一书的自白中我们知道了，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刘晓波，每一动作甚至每一眼神都充满了对名利权势的渴求。唯一的一个勇敢主动追逐名利的人向其他众多腼腆的被硬拉起来发言亮相的人倒打一耙，这一事实太绝对，太魔幻，太令人不可思议！
「……到了最后，人们似乎失去了兴趣，掌声和欢呼声渐趋微弱。」——极不真实。从始至终，每一位即席讲演者，每讲完一句话，就有上万人齐声复诵（同宣读《五一六声明》一样），浩大的声浪一波波传向四方！这种感人的大场面，刘晓波应该不会忘记：因为他是靠近「最后」的演讲者，而他的演讲，同样是热情的民众一句句复诵而达致广场远方的。
准备「一鸣惊人」的假「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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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看完了谎言多多的《末日》，激愤地和刚逃出大陆的著名美学家高尔泰讲起，特别谈到前言中的这一段话：
——[友人们对《末日》手稿有种种意见，最后一种意见尤为尖刻，我刚刚听到时真如五雷轰顶。这种批评不是针对书中关于运动本身的记述，而是直指我对自己「悔罪」的忏悔。这位朋友说；「你的忏悔尽管读起来颇有震撼力，但这是不是－种更高级、更巧妙的自我解释和自我辩护，甚至是不是另一种方式的伪装……」（《末日》第八页）。]
我同高尔泰讲，刘晓波不必装作「五雷轰顶」，我读书的感觉是：这不是忏悔，这是另一种以贬损他人，贬损「八九」民运以来挽救自己道德形象的精心设计的……伎俩！自己心知肚明，何必假惺惺地装出被误解的震惊！
高尔泰沈思片刻，问：「你还记得在成都吗？我给你讲刘晓波最近来一信，说他不久又要一鸣惊人了。」——我记起来了，那是九一年晚秋，我们夫妇二人匿居于成都川师高尔泰家中。据说刘许多语惊四座的观点之原版皆出自高尔泰，（他的创造性只是把高先生的观点绝对化、极端化、惊人化），这一次刘写信请高先生关照他的一位朋友，于信中随笔写了又将「一鸣惊人」一语。
不料又是一年过去，在香港故事重提，一推算那时间，恰是《末日》成书之前。也就是说，他早就打算以忏悔的方式（《末日》）来「一鸣惊人」了，又何苦在前言中表白一番，佯装「五雷轰顶」呢？一条教训：不要藐视读者的智力。加之世界很小，谎言终要被揭穿。
九三年初夏，我同北明去纽约看望隐居写作的诗人江河，在海滩散步时，谈及时下虚伪成风，谈及《末日》，江河便朗朗笑出声：不久前，就在纽约江河家中，刘晓波卖给江河一本《末日》，并当他面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以下意思：在狱中写了《悔罪书》，栽了，这次要通过忏悔，再捞回来——据说那口气无知狂妄之极，让人怀疑是否智商都出了问题。后来读了书，江河感到的不是心理痛苦，而是生理痛苦：胃受不了，要呕吐。
在《末日》中，刘晓波也透露出这种意识：
——[我像一个长了头疮的人，忌讳别人写到或谈起，当这头疮的存在世人皆知，无法隐瞒之时，索性就来个不掩饰，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坚硬、个性、我行我素和飘飘欲仙，通过不掩饰来更隐密地装扮自己。（《未日》五十五页）在内心深处，我相信自己还会一鸣惊人，这是我的本能、天赋和命运。而对于我来说，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写作。（《末日》十九页）]
——话说得已然十分明白，不需要再作阐释。
这算什么忏悔？——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
／郑义
《中国时报周刊》编者按：「八九民运」是一场净化灵魂的群众运动？还是一个不容错过出锋头机会的历史际遇？对「八九民运」性质的认识，在「六四』幸存者之间，分出截然不同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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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是一个复杂的充满内心冲突的人物。我们谁又不是呢？
但是，刘晓波的内心冲突较为有戏剧色彩。比如说，他从来鄙视民众，似乎有意与尼采媲美。尼采的「超人」与蔑视民众，是由此表述新思潮的哲思，而刘晓波的「狂人」与蔑视民众，则是毫无理论品质的鄙俗与浅薄。
——「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才个人的创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末日》七十七页）
——一次穿越纠察线到广播站演讲，曾被学生纠察队阻挡，他接过话筒，开口之际，一种报复欲「使我决定在演讲的开始高声重复自己的名字，让他们清楚地知道，此刻我就在他们严加把守的学运中心发表演讲。『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说出自己姓名时的那种特殊的快感，却令我终生难忘。」（《末日》一三四页）
（这位对刽子手还讲和解、合作，既反对削弱「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又鼓励刽子手「重塑自己的公众形象」的和宽宏的刘晓波，对不小心得罪了他个人的芸芸众生却报复至此，令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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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投机为荣的孤独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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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位蔑视民众的「孤独天才」怎么又舍得屈尊投入「乌合之众」的「八九」民运呢？——投机——「……不管别人如何议论，我都坚信，「八九抗议运动」之机太值得投了，能够投上此机，确乎上帝有眼，赐福于我，即使被指责为政治投机者，也心地坦然，无怨无悔。」（《末日》七十四页）
我想，投机不可能是全部动机，我不敢相信在刘晓波的全部思想情感中就全然没有真理追求和忧患情怀，但可惜的是他由己推人地事先就作出了这样一个「定理」：「在每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参与者都抱着个人的目的来利用历史的契机，投机的成功者会由此赢得各种荣誉和利益，投机的失败者将被指责，错过机会者将悔恨。」（《末日》七十三页）
——我想这该算是人类常识的大胆挑战。不必细说那些彪炳史册的杀身成仁的众多英烈，那些视死如归迎向枪口和坦克的「八九」英雄们又该作何解释？他们血流京华，该算作投机的成功者、失败者还是错过机会者？当然，说到底他们还是抱着个人的目的，但这早已不是刘晓波所指的世俗的一己私利，而是在历史洪炉中经过升华结晶的一种堪称为圣洁的信念！
关于「投机」的人生哲学，使人不能不回忆起刘晓波迅速的成名史：一次是扭住一位文化名人，一次是扭住几乎全国作家，都是故作惊人之说，几近全盘否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一纸谈话录而名扬中外，被誉为「黑马」、「狂人」、「大陆的柏杨」、「当代中国的尼采」，一夜成名。名是出了，只是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认真对待他的那些学问？——是偏激的理论呢还是投机的工具？
士大夫不甘寂寞何所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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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欲的疯狗撵得刘晓波满世界乱跑。从北师大跑到美国，又从美国跑到天安门广场，到处追寻「鲜花与掌声」。当他面对狂飘突进的「八九」民运时，内心很是矛盾：
[一个我是理智的、清醒的，只想旁观，不想卷入，因为我崇尚自由的天才的个人，而鄙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认为在中国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会有积极的意义。而另一个我是情绪化的，盲目的，急切介入运动的每个环节，想在运动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贪婪地注视着狂热的人群，认为如此空前的运动怎么能不留下刘晓波的痕迹。（《末日》六十九页）]
绝食后的刘晓波站在纪念碑的最高层向下俯视，面对「从未体验过的大众场面」，面对「人群的狂热欢呼」，他一下子「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讲技能」（《末日》二○六页）当时在场的一位刘晓波的好友分析说：「晓波，有没有当年毛老头接见红卫兵的快感。老于世道的毛老头儿都禁不住诱惑，你们初试云雨，可以理解。」（《末日》二○八页）历史的契机往往有这样一种「放大效应」，它使正直者成为高尚，腐败者成为残暴，鄙俗者成为堕落。
我常常又同情那些被成名欲的疯狗撵得慌不择路的人们。他们没有定见，丧失人格，比如刘晓波，前天藐视民众，昨天引导民众，今天出卖民众。为了出名得利，往往愈是人们囿于情理所不齿之事，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古人早有遗训：「士大夫不甘寂寞，何所不至！」（黄宗羲）知识分子要追名逐利，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呢！
除此之外，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种种丑化笔调——他笔下的知识份子、学生领袖个个都是权欲狂、名利狂，使我这个同样的「八九」参与者惊诧莫名——还有另一个来源：《末日》所描绘的那个阴暗的「八九」民运，正是刘晓波个人阴暗心理的投射。一举手一投足都在惦量名利得失，久而久之，麻木了，再以己度人，把天下人都抹黑。在「前言」中，他正是这样开宗明义的：「尽管这本书带有我个人的性格、局限和偏见，但我决不掩饰这一切。」因为要「尽量忠于我自己的体验。」（《末日》第七页）
——一个预先声明的对历史的歪曲。醉鬼对于一个动荡、晕眩世界的坚定描述，常常使人们莫可奈何，无言以辩。尤其是碰上那种事先就声明没有普遍真实的（绝对的）相对主义者。如果他偏偏又是借酒装疯，我们更加无言以对。
我下地狱，便拉天下人都下地狱。
我是王八蛋，便骂天下人都是王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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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不要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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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以人日记入罪是不道德的，小说《牛虻》中神父利用青年的忏悔去告密更是罪恶的，因为人对上帝及良心的忏悔是神圣不可亵渎的。那么，我引用刘晓波的忏侮来批评他本人，是否道德？
刘晓波的某些忏悔具有一定深度。我赞同忏悔，但反对在这种忏侮的掩饰下追名逐利，不惜代价，那怕洪水滔天，我批评的是表面真诚下深处的虚伪。也就是说，我所批评的，不过是在沽名钓誉的假日记，假忏悔。它们并不神圣。忏悔不应当说谎。说谎是对忏侮的最根本的否定。忏悔是个人面对上帝时真诚的低说独白，它是人生罪恶中最后一线良知之光。我不知道，如果连忏悔都是欺骗，都是攫取名利的花样翻新的手段，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并非完人，人所具有的缺陷我们同样具有，但我们总可以要求自己不要太坏，至少要保有一丝廉耻之心，不要当众手淫。我们确实有撒谎的恶习，但至少不要忏悔时撒谎。
这算什么忏悔？——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下）
／郑义
《中国时报周刊》编者按：……当岁月逝去，回首历史之际，我们可能更加准确地评价「八九」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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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刘晓波素无个人恩怨。我必须在一片丑化、否定「八九」民运的声浪中守护「八九」的光荣。「八九」民运之伟大，不仅在于惯于忍受的中国人第一次在中共面前挺直脊梁站了起来，要求结束做奴隶的历史，还在于天安门广场上的英勇抗争事实上成为共产主义世界总崩溃的开始，它已经成为确定不移的树立起来的历史的界碑。
谁该有「深重的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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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起因于青年、民众不满中共一党专制，腐败无能，起而和平示威，要求加速民主化进程；中共老人一步不退，反而出动军队血腥屠杀。——再是摇唇鼓舌，颠倒黑白，又有谁能否认这一基本事实？历时五十余昼夜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严格遵循「和平」、「非暴力」的理性原则，没有砸一块玻璃，抢一个商店，刑事案件与交通事故大幅度下降，民众自觉维护纪律，和睦友爱，许许多多人都感受到经历了一次灵魂的纯洁。甚至在屠杀现场，在血与泪与火中，仍有众多的市民和学生保护军人的生命……。试问，这样壮阔宏伟，理性和平的民主运动可曾有过先例吗？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光辉范例！理性至此，和平至此，刘晓波还要质问被屠戮者事后是否有「深重的罪恶感？」——真是天理昭昭啊！
没有距离，便没有历史感。我们往往很难看清近在咫尺的伟大。当岁月逝去，回首历史之际，我们可能更加准确地评价「八九」的光荣。我们应当为自身的种种过失和道德缺陷反思忏悔，尤其是当我们忆及那些永别了我们的死难同胞之际。但是我们无权以忏悔反思（尤其是假忏悔）之名去玷污「八九」的光荣。因为「八九」民运不属于我们个人，它早已属于我们苦难的民族和全人类。
我没有正面回答刘晓波对「八九」民运的全盘否定，一则此文着重谈了诚实、道德，怕在此讨论「八九」会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凡持不同意见者皆是刘晓波式的伪君子；二则篇幅已然过长了；三则不知他的种种言论是否值得认真对待？他精于计算，善于及时调整。
人民、土地与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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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个人并非我的目的。从作为个案的刘晓波批评中，也许我们应该得出一些有益的教训。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群体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儒学崇尚「存天理灭人欲」的群体主义，共产意识形态同样以「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来压制个人。在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转型期，这种反人性的群体主义当然要遭到扬弃。所谓物极必反，作为一种历史的报复，目前所盛行的，甚至并非一种健康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这种思潮深具破坏性，它不仅摧毁群体主义，同时也摧毁健全的人性。它不事建设，只有摧毁，它以赤裸裸的无耻来反抗伪装的无耻，结果还是无耻。我们所追求的，既不是个人销融于社会的片面的群体主义，亦非个人凌驾于社会的片面的个体主义，而是一种个体主义与群体主义的完美的平衡。
共产意识形态将民众神圣化，自有它的政治效用（但事实上民众受尽漠视与压榨）。是否今天当反而复之，蔑视民众，视民众为草芥？每一个人，无论贫富贵贱，都值得尊重，都有平等的生活与追求的权利，这是天赋人权。虽然宣称「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并非什么「贵族气」，而宣布自己「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的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这里所透露出来的与民众誓不两立的暴戾之气，令人吃惊。手无缚鸡之力尚且狂暴至此，大权在握又该如何？
十年的农村、矿山生涯使我永远也无法蔑视民众。因为我与我的同代人曾在艰难时事中与民众相濡以沫。被称为「文革」的一代，我们失去了青春岁月和学业，但我们也有所得，那就是一段社会底层的生活，一分与父老乡亲—人民—的感情。我们务农做工的那一小块土地，那一大块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是我们生命之舟的永远的锚地。因此，纵然八面来风，形势莫测，也不易惊魂落魄，随波逐流。
走向真纯，走向崇高的人格理想不止一条道路。我们在狱中服刑的朋友葛湖就是另一种典型。在他从狱中所写的家信中，他回忆了自己的人生：「我爱读书，爱知识，由此后来才懂得爱真理。……与很多人不同，我完全是从理性的、知识的道路走向『不同政见」的，不掺杂任何个人情绪和偏见。……正是这种对科学和真理的真诚，拯救了我自己的灵魂，进而又渐渐升华为一种超然于个人之上的对民族、对社会、对时代乃至对人类良知的责任感？……我把这种品质珍藏于身心之中，把它作为对父母养育我的一分一孝心，一分回报，作为对我所得到的爱情的感谢，作为我留给女儿的一分遗产。这是一枝心灵的玫瑰，比起财富，它的效用微不足道，比起成就，它的光彩也很不起眼，但如果它能够真正给人以感动，也不失为一种慰藉，一种满足。」（《中国之春》九三年一月）
土地、人民和真理，是人类生命中最深刻的元素。我们热爱土地、人民和真理，生命就获得根据，获得了尊严。
（全文完）
郑义：版主先生、女士：
回答: ZT:秦城感言郑义的「这算什么忏悔？——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由 资料 于 July 28, 2007 19:50:32:
版主先生、女士：
郑义
《这算什么忏悔？》一文确为本人所著，并拥有全部版权。现在再次发表于本网，不仅未获本人授权，且完全违背本人意志。无论本网是否有相关规则，请值班版主根据维护版权的基本原则，予以撤除。就此致谢！
这是我十多年前所著旧文，源于我和刘晓波先生对八九民运之不同评价。多年来，我从未提起这篇旧文。
一是时过境迁，我和刘晓波先生各自的观点都可能发生变化。
二是撰写此文时本人逃离大陆不久，文风未变，词语尖刻锋利，自视真理在握，毫无理解悲悯，视不同意见为仇寇……等等。也是多年之后，我才看清了自己的无知虚妄，才懂得自己并非上帝的代言人，才为自己的浅薄僭越而深感羞愧。
第三，刘晓波先生后来的长期表现，也改变了我对他的评价。晓波先生后来不仅做了极为深刻的令人感动的忏悔，还更加奋不顾身地为自由而战，由此而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尊敬。他成为中国大陆异议运动领军人物，那是一种经过考验的群体的选择。
几年前，我的忠实粉丝马悲鸣先生曾挑拨性地要寻找并贴出此旧文，以攻击他仇恨的标靶。因当年发表时尚无电子版，未果。如今，那位敌视弱势阶级，狂热为六四屠杀叫好的马先生未能做到的事情，被我们自家人做到了！（由是，不禁想到为何中共党史上自相残杀尤为酷烈。）我从未把此文收入我的政论文集，并永远不打算收入。敬请论坛主事者再次确认：此文贴出，完全违背了本人意志并侵犯了本人版权。请你们尽快做出妥善处理。跟帖可以保留，但跟帖中大段引用了我旧文的，亦应予以删除。
楼上洪哲胜先生《我对这次内斗的总结意见》之跟帖中，茉高二位已经把本次内斗原委说的很清楚了——茉莉∶“我们已经说明了，这是高智晟受侮辱以来，我们长久积蓄的愤怒，一次总爆发而已。不在这个事件上爆发，就会在另外一个事件上爆发。”
高寒：“当然不是他们搞我，而是我（们）要搞他们…”
如此，还追查什么事实真相呢？真相如此要搞，不如此就不搞了吗？想起六月雪等善良网友还在那里耐心收集事实，试图恢复现场，不就有点耍人的意思了吗？
我真切地感觉到这里弥漫着很深的仇恨。仇恨是开不出真理之花的。
近日来，看到有人对刘晓波先生忏悔的恶意嘲骂，加之今日旧文从贴一事，禁不住在心理感叹道：上帝，如此羞辱践踏一位真诚的忏悔者，这是为什么？您是要大成就他吗？您是要他下炼狱吗？不要按我们的意思，按您的意思做吧！
2007年7月22日中午
（三）
感言郑义的「这算什么忏悔？——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秦城
郑义揭露刘晓波对其出卖六四鲜血作“假忏悔”、“忏悔时还说谎”的长文「这算什么忏悔？——评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分上、中、下三篇，刊于《中国时报周刊》1993年9月11日号，第78-81页；9月18日号，第80-81页；和9月25日号，第80-81页。
郑义承认该文“确为本人所著”。这里对所谓“版权问题”哆嗦两句。
第一：版权何时适用？
版权是针对利益（权）而言的，尤其是经济利益。没有赢利、作为研究和评论之用，合理引用已经出版的文字，并不构成侵犯版权，尤其是对于很早以前的文字。郑义揭露刘晓波对其出卖六四鲜血作“假忏悔”、不顾廉耻“当众手淫”、“连忏悔都是欺骗，都是攫取名利的花样翻新的手段”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4年前，除了其中尖锐的论述与详实的史实描述足以供研究和评论之用以外，贴在网上完全没有什么商业利益可言。
第二：贴出郑文没有侵犯版权。
秦城贴出郑义揭刘文，是在郑义在网上替刘晓波辩护的14年后，辩护的内容与14年前的文字南辕北辙，已经引起网友对其前后自相矛盾的评论，这时贴出郑义揭刘文，仅仅是为了说明这种南辕北辙和自相矛盾，也可以留作后人研究之用，因此根本没有什么版权问题可言。但是，秦城贴出郑义揭刘文后，对版权概念无知的郑义竟然提出“拥有全部版权”要求删贴（要求附后），一些对版权概念无知的版主竟然悍然删贴，不仅删除了郑义原文，而且一并将所有的网友评论删得一干二净，岂不知郑义在14年前发表文章领取稿酬后，版权就已归于《中国时报周刊》，而不是郑义本人，要怎么处理这篇文章，都是《中国时报周刊》的事，而与郑义无干。
第三：郑义揭刘文的研究价值。
删贴的结果适得其反，竭力掩盖反而引起人们的极度好奇。郑义揭刘文网上本来一点也没有提及，一周后的今天（2007-7-28）则已遍布网路世界，你只要用“"这算什么忏悔？"郑义”Google一下，可以找到二千条。你再“百度”一下，那里也有，就连和“百度”一样属于国内搜索引擎的“通用网址”上也能找到，可见流传之广、之迅速。
中共恐惧这篇文章，因为其中揭露了“六四”的真相――与官方口径不同的“六四”真相，与某些配合官方的“民运”口径也不同的“六四”真相――不管是刘晓波的口径，还是现在维护刘晓波的郑义口径，都在1993年郑义揭刘文所披露的事实面前显得极度苍白。郑义揭刘文经许多网友自发地在大陆网路上贴出后，马上就遭删贴，比如“通用网址”上存有《懒马网摘|文学历史》（www.lazymark.com/History）的网页快照就已经打不开了；百度上的《共舞台》相关链接基本上也打不开。但是，国内还有大量漏网之鱼，随时面临删贴，因此变得神出鬼没，四处游击，令中共和中共控制下的斑竹们删不胜删。
因此，郑义揭刘文的研究价值在于：一、究竟什么才算“六四”真相？如果官方口径掩盖了“六四”真相，那么“民运”口径的“六四”真相是不是就全然真实？“民运”口径又是如何曲折变化的？二、网络对话语权的颠覆：无论专制官方还是某些配合官方的“民运”精英如何压制，网民世界，哪怕是专制下的网民世界，自有途径而且是高效的途径获取真相和关于真相的辩论。
秦城
2007年7月28日
（四）
《痛并快乐着——刘晓波的忏悔》
文/何大壮
刘晓波的处女膜就是当年的悔过书。
血色背景下，这篇白纸黑字的悔过，使刘先生变得脆弱，变得神经质，隐隐作痛，惴惴不安。论坛交锋，以他的机智善变，也常被顶到墙角，抹不开身。于是，忏悔……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眼中流出的不知道是泪还是雨——那是意大利妓女在忏悔；看过《痴婆子传》的都知道，中国老妓的忏悔扑朔迷离，充满诱惑。
忍不住旁听了他的忏悔，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惭愧啊！
只听得晓波先生款款道来：“世界从来没有完美的人格，但这并不妨碍个人去不断地追求。”——从小到大，我交给老师的检讨足够一部中篇！同样不完美，同样人格有缺陷，可你看人家晓波先生，“不断地追求”，而且，追求完美！
“刘老师对自己太残酷了，太苛刻了。”正当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草虾发声了。谁要说草虾拍马屁我先跟谁急——广场上的英灵不会说话。
除开论坛上时而沉痛时而高佻的片言只语，刘先生这样说明自己匍匐的忏悔之路：“早在1992年我已经在《末日幸存者的自白》一书中，谈过我在秦城监狱的心路历程。这篇《恐怖对人性的摧残》，也是写于第三次失去自由的大连教养院，大概是1998年"。
天下文章一大抄。《末日幸存者的自白》这本书我没找到，《恐怖对人性的摧残》那是原创，绝对原创！是不是写于1998年？是不是大连教养院？都是细节，不必较真。
有人在较真。
“有鱼有虾”说：“刘最大的问题是完美人格在作怪……第一对人性和自己不了解，第二对自己期待太高，第三是没有把忏悔放到一个诚实的生活里面去……”
“狙击手”说：“软弱才是真实人性！是人性中隐秘的当然的一部分。应该被谴责的是强权和恐怖，不是个人的软弱！刘先生无须忏悔……做圣人是不人道的，做圣人很辛苦，圣人虚妄”。
不约而同，他们或多或少提到了刘晓波的“圣人情结”。他们和“圣人情结”较真。
我没见过圣人，却总是看见苍蝇。
个人经验告诉我，完美的圣人不比完美的苍蝇更真实。头发花白，仍然追求完美？我不敢说刘晓波先生不成熟，但不划算，投入产出不成比例。根据鲁迅先生的指点，刘先生不如做个有缺点的战士？
千年帝制，知识分子进退失据，反右“狗咬狗”，“六四”大逃亡……就算你说的全是理，就算他们比你还要软弱一千倍，就算有些人做得远比你过分。你是否因此白壁无瑕？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我认同忏悔的私密性。
当个人忏悔变成一场公关show,一个比嗓子比身段的即兴表演，痛并快乐着的刘晓波先生，你何尝真正忏悔？
（五）
《用第三只眼睛看——刘晓波》
文/何大壮
过去一段时间，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先生的形象是背着葫芦专营后悔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他的葫芦很丰富，这一点已经引起人们怀疑。
相对于精致的文集,网络上的即时言论，更能表明真实内心。在刘被奉为精神领袖的那个论坛，每当刘晓波出现，一些被怀疑是马甲的ID 总是簇拥而来赞美他的过去，描述他的作用和影响，相互感叹刘的人格魅力。
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个别的不同的声音。他们针锋相对贬斥刘晓波的过去，指责他的某些行为和言论，质疑他目前的境地是刘和官方不为人知的妥协的结果，进而怀疑他的真诚和动机。他们有时变换手法，用夸张的修辞，使刘变形，显得滑稽。
刘晓波只得再三解说自己的过去。他的拥护者则强调他并非软弱，而是选择了一种温和的方式，对于他这样的知识分子这种方式更有效。
据信，刘晓波陷入目前的困境，是以下几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刘的再三忏悔普遍被认为是场精心策划的演出；刘对同样享有较高知名度的高智晟和袁红冰的态度被证实抱有敌意；刘以及刘领导下的中文独立笔会对“王余拒郭”事件，态度暧昧而广为诟病。考虑王怡余杰在笔会的身份，刘晓波本人更有幕后主使的嫌疑。独立笔会因此走向分裂，可能会被新起的自由文化运动所取代。
刘晓波正逐渐被边缘化。
在一篇题为《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的文章中，刘不点名批评了激进主义的主张，怀疑提出该主张者的真实动机只在自我炒作。“如果被境外的道德高调所误导，大陆维权将陷于‘比胆竞赛’的危险境地”。
刘的文章一般都是由其支持者在论坛转贴，但这篇结构松散便条式的短文，是刘晓波自己贴上去的。
喝彩声后。
ID“异形”提出不同看法：“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就是被刘晓波这类的软骨头知识分子搞坏的。六四本来没他什么事，为了投机……”
刘晓波回答：“异形先生：我承认我软弱过，我也不想找任何理由为自己辩护。但为辩论公平，如果你情愿追随国外的高调，我希望你也勇敢一把，亮出你的真实身份。”
关于同样的主题，在另一张帖子里，ID“狙击手”质疑刘晓波：“民主潮流浩浩荡荡，势在必然。国外国内、党外党内不同看法，探讨路线图再正常不过。为什么在刘先生看来，国外就是‘鼓吹’？提倡暴力就是在‘道德高调’？刘先生区分道德高下的标准耐人寻味。”
刘晓波回答：“奉劝我不作‘软骨头’而作硬骨头的狙击手先生，最好掀开盖头来谈，别总是蒙着面指导别人如何如何。”
二者的共同之处是，面对批评和质疑，刘晓波先生首先要求对方亮出真实身份。无疑，刘对他们公开身份之后的风险评估很准确，以上两个ID果然没有公布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后也不可能公布，因为他们都已经先后被该论坛禁止发言。
利用国内环境以对付批评可能是这个自称民主自由的追求者最大的讽刺。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刘晓波理论上的窘迫。钳制言论是古老的东方传统，禁止发言会不会也出自刘的授意？
相信这个真实有趣的事例，有助于了解真实的刘晓波。
关于他的身份，短时间内还将是个谜。至少，刘已经很难让人相信：他真的会为同道的危险境地担忧。恰恰相反，他在利用这一点。
（六）
[恐怖对刘晓波的摧残——读草虾转刘晓波“恐怖对人性的摧残”]
作者：有虾有鱼
最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对待刘晓波事实上悔过和高智晟传闻上悔过这两件事情上，一些著名网友采取了两个标准。一些马甲不用论他，比如张老先生逢高必骂，小渔妹妹则逢骂必跟。另外引人瞩目的就是我的老朋友草虾等，一旦遇到“刘晓波也悔改了”这样的反动贴子，马上就转来刘先生已经承认悔改的文章来为其辩护。想起刘先生毕竟让草先生在澳大利亚“高潮”过几次，这种在“忏悔权”上采取两个标准的作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很遗憾，草先生刚刚转来的《刘晓波：恐怖对人性的摧残》，我拜读后先感到“恐怖对刘晓波人性的摧残”的确是真，后感到“恐怖对刘晓波人性的摧残”实在令人恐怖。刘晓波先生先别急，听我慢慢道来。
首先要夸刘先生几句：公开承认自己悔改比背后攻击高的悔改，是更令人敬爱的。说完了这句客套话，安慰一下悔改的心，咱们就说点正经的。
先看刘怎样痛心疾首：
——————
……对人性的摧残莫过于恐怖统治，反右时知识界的普遍懦弱，与“六四”后知识界的大逃亡，是同一种恐怖统治造就的同一种人格。这些人（包括民主墙时期的老资格持不同政见者）之间在自由之后的相互攻讦，也与反右的批判会相似。无怪乎我的妻子对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对我的政治选择持怀疑态度，对我们未来的前途缺少信心。她的灰色情绪我也会有，但我不会由此怀疑我们之间的爱，不会把对现实的绝望加于我与她之间的爱之上。
读到反右中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在大会上做检讨，自我虐待，自己往自己的心中扎刀子，我真是无以言对，也没有任何事后明白的优越感，反而对他们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为我想起89年自己在秦城的内心经历：最后的悔罪。如果说，在57年那种大环境之下， 那些右派的自我作贱还可以理解和可以原谅的话，那么我在90年的忏罪就是不可自我原谅和自我赦免之罪。它是我生命中永远的耻辱，永恒的罪责，纵令我以全部生命去洗刷，也无法干净了。虽然我的妻子从未问起过这件事，也未对此事有过任何表示，但我似乎看到了我的悔罪在她心中留下的阴影。她从不提及此事，也许是深恐伤我，因为这是我一生中最下贱的行为，那伤口永远不会愈合，永远新鲜，稍一碰就会血光四溅。她怎么可能去触碰呢？
虽然现在我身陷囹圄，但是每每想及此，都自觉无地自容。我有什么理由去谴责五七年反右中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呢？更没有理由对别人提出过多的要求。如果说我的其它弱点都是可容忍、可原谅、甚至是可接受的，那么悔罪这件事所标示出的人格缺陷，则是无法容忍、无法原谅、无法接受的。有一次背叛就可能有无数次，正如为了圆第一个谎言就要撒无数的谎一样。
特别是在妻子面前，像她这样正义感极强，对做人的原则及彻底性极为敏感的女人，真的能够忍受我的悔罪吗？她如果接受了、宽容了这种卑鄙的背叛行为，她就等于是同谋，与耻辱共舞。
为什么这么久了，到今天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妻子的可能影响？这说明我对此的恐怖之深，不但别人，就连自己对自己也不愿重提。但是，它在那儿，已经是铭刻在生命中抹不去的耻辱。要说做人的失败，这才是致命的。秦城之后的两次被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的罪恶感和自责，然而，即便我坐一辈子牢，也洗刷不掉这耻辱，它将永远跟著我，直到有一天刻在墓碑上（假如有墓碑的话）。这件事对妻子一定有潜在的影响，她也许还未明确意识到，但在她一个人与夜晚相伴时，肯定无数次地想过我这个人，想过嫁给我以后的生活，她怎么能对我的如此卑劣的行为无动于衷呢？如果她因此做过什么伤害我的事，我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她，即便为了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10年）而离开我，我也无话可说，因为这种耻辱对一个人的尊严是毁灭性的。
严格地讲，自己为自己烙下这耻辱之后，就再无法过真正意义上的有尊严的问心无愧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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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供刘先生思考：
1、刘说：“六四”后知识界的大逃亡，是同一种恐怖统治造就的同一种人格……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至少类比不当。谴责六四以后的逃跑，这恰恰是一种“比胆”心理在作怪。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刘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一点长进也没有。所以他还习惯于国内国外这样划分界限，仿佛自己在国内拥有特别的道德优越性一样。
2、刘最大的问题是完美人格在作怪，他不应该把这种完美人格强加于自己，更不应该将之强加于自己的妻子，他对妻子的判断的判断，基本上是按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的。在西方社会生活过的人，或者说心理真正健康的人，对所谓在监狱中“悔过”之类的事情，恰恰是完全可以谅解的。对完美人格的苛刻追求，首先是因为非基督教国家里圣人理想造成的幻想和骄傲，缺乏对人性真正的理解。其次是在残酷的生产斗争中养成的，人的弱点会成为敌人攻击自己的证据，所以不能有缺点。最后，就是野心造成的，一定要“树碑立传”，“德照天地”，结果就是对自己要求尽善尽美，绝不宽容。刘先生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和压迫，恰恰中了共军的奸计，并没有真正认识当局恐怖主义的本质——绝不原谅自己就意味着成全了政治恐怖扭曲人性的计划。当然，刘先生不过在写另外的悔过书，给读者，但那些最自责的狠话，即使是真实的，更令人恐怖。
3、因为一个绝对不原谅自己的弱点的人，绝对不可能真正原谅别人的弱点。一个不相信自己的妻子回原谅自己弱点的人，绝不可能去原谅其他人的弱点。一个强烈期望自己尽善尽美而又根本做不到的人（没有人能做到），就只能通过攻击和否定别人和有这样的弱点来保卫自己的优越感，更准地说，就是抢救自己的破灭的完美幻想。这正是刘先生对胡石根、高智晟等人所做的。不原谅自己的人，也不会真正原谅别人，反过来也一样。所以草根转来这篇文章没有说明别的，恰恰等于公开宣告：刘先生就是不能原谅高先生的悔改，所以一直在领导或者支持对高先生弱点的网络批判。可以说一句结论：最近一年多来笔会一些人对维权运动的苛责，根源于“秦城对人性的摧残”。
刘的文章说明了三个要命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他的粉丝们特别要加强学习的：第一对人性和自己不了解，第二对自己期待太高，第三是没有把忏悔放到一个诚实的生活里面去——批高使所做一切忏悔都成了抵抗批评的作秀。当然这结论用在刘先生身上不完全公平，我相信他的忏悔有相当大程度上是真诚的。令人恐怖的是，这种真诚反过来成为他真诚不饶恕别人的理由。
刘先生遭遇高智晟风波是件好事，真心盼望他早日能从秦城那“精神监狱”里走出来。否则，那监狱真是白坐了，那悔改更是白改了。
（七）
[再谈恐怖对人性的摧残——提上回复刘晓波与胡平]
有虾有鱼
《恐怖对刘晓波的摧残——读草虾转刘晓波“恐怖对人性的摧残》贴出后，看到一些反响，赞同者多，不同意者也有。虚荣心做怪，就趁机再回复抄作一下。
首先在独立评论上看见胡平说：
“责已严，待人宽。正是一种崇高的境界。”
有虾有鱼认为：
确实很崇高，可惜往往正相反。表面上责已严，实际上待人更严。有时候恰恰是为了实际上待人更严，就表面上责已也严。楼下白兰的话可为镜鉴之一，高智晟事件为镜鉴之二。而崇高，一个可笑的词。一个自以为崇高的人，就更可能盛气凌人，强加于人。
然后在自由中国论坛看见刘晓波先生的回复说：
“世界从来没有完美的人格，但这并不妨碍个人去不断地追求。这是每个人自己事，只能用于律己而不能苛求于他人。
而有鱼有虾先生说：“刘先生遭遇高智晟风波是件好事，真心盼望他早日能从秦城那“精神监狱”里走出来。否则，那监狱真是白坐了，那悔改更是白改了。 ”
所谓遭遇风波，纯属你个人的异端。早在1992年我已经在《末日幸存者的自白》一书中，谈过我在秦城监狱的心路历程。这篇《恐怖对人性的摧残》，也是写于第三次失去自由的大连教养院，大概是1998年。”
我以为刘先生的回复不是很诚实，但其中包含着一种“忏悔崇高感”的退却是值得鼓励的。
不诚实之处如下：
1、“世界从来没有完美的人格，但这并不妨碍个人去不断地追求。这是每个人自己事，只能用于律己而不能苛求于他人。
刘先生的那篇文章真实情况是这样的：他没有诚实地把“追求完美”真正完全看成是“自己的事”，对阮铭，对海外逃跑者，对自己的妻子，他都提出了这样的“完美标准”，实际上有些论断非常不宽容。我倒真的希望，刘先生正在努力把“完美”“只用于律己而不能苛求于他人”。坦率地说，我不认为刘先生这样做了，特别是在这篇文章中。这个说法这不过是另外一种道德高调，完美高调而已。人所做的，也许更多只能用于律人而不能苛求于自己。另外，刘先生的所有文章基本上都反对自己这个说法：完美能用于律己而不能苛求于他人。——刘先生所有的文章恰恰都是用来“苛求于他人”的。苛求反动政权值得赞赏，但有时候仍是苛求。我不反对“苛求反动政权”，我只是指出“完美能用于律己而不能苛求于他人”这个高调是如何不诚实的，做不到的。而至于生活和文章中苛求其他人，则是刘先生生活的一部分。
2、“所谓遭遇风波，纯属你个人的异端。……”
关于这一点，我不想争论太多。我想刘先生自己最清楚自己在这场风波的中的角色和作用，别人也未必不知道。这个讨论不是为了在人前举证的，而是在神前（用基督徒们的话来说），或者在自己里面（用儒教徒们的话来说），来自省的。如果是我臆断，我愿意道歉。如果不是，我等候有一天刘先生在“追求完满”的道路上把这个风波也计算在内，想想自己对胡石根、高智晟等怎样用完美标准去“严格要求”的。胡石根、高智晟没有自己把自己说得完美，别人夸他们的话不能栽到他们的身上。
自辩可以理解为一种内疚，从这个意义上看，刘先生仍堪期待。
谢选骏指出：人説“六四绝食四君子之一刘晓波的忏悔”——我看那個刘晓波的經常做些反復無常的發言，最終抓到了諾貝爾和平獎，死了也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