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September 14, 2016

谢选骏: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的含义

谢选骏: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的含义
(一)
网文《日本的“中国” 只有5个县770万人口》说,说起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都会想到咱们自己,咱们自己的国家,这个深爱的国家。但是,在离我们不远的日本,竟然也有个地方叫中国,是的,和咱们的国名一模一样,就是叫中国。
这一听,估计很多人都火了,很生气。你个日本,竟然敢取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名字,正是无耻到底!
日本的中国位于本州岛的西部,是个挺大的地区。由5个县组成,人口也挺多的,竟然有770万,这对日本这样一个小国来说是挺大的地区的。
这个名字是日本在平安时代所取的,并且还是仿照中国唐朝时期的取名制度来取的地名。
毕竟,在那个时候,中国是相当强大的,而唐朝丰富的历史文化更是迷倒了众多国家,很多国家纷纷派使者来中国学习文化,而日本自然也是那些国家中的一个。
日本模仿中国的取名方法,“凡诸国部内郡里等名,并用二字,必取嘉名”,所以就取了“中国”“近国”和“远国”的地名。而当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并没有称自己为中国,而是称为唐朝,所以日本也就没有管中国,就大大方方的取了这个名字。
并且日本的中国地区在日本发展得很好,文化经济什么的发展得都很好,是一个很好的城市,一个很好的地区。
日本的中国地区更是在日本的历史上有着辉煌的成就,出过很多的名人。
在新中国成立或者是说在民国的时候,日本的中国地区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的。很多中国人认为,日本应该改名,他们不能取一个和中国的国名一样的名字,并且当做是他们地区的名字。
虽然争议十分大,但是,日本还是坚决不改名!
他们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以政权的朝代名字来自称的,比如说唐朝的话,就会自称是唐人,是大唐。
最重要一点就是,日本认为他们的“中国”地区出现得比较早,叫得也早。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日本坚决不改名!所以,直到今天,日本都有个地区叫中国,想想,真的很不爽呀!
……
上述网文的作者不知,日本的“中国”是一个“地区”,不是中国汉语意义上的“首都”、“京畿”、“中央城市”。所以,这是日本人误用了汉字,而现代中国人跟着日本人一起“推陈出新”了汉字——把“国”这个城市,扩张为国家了。
(二)
日本的“中国地方”在日本的本州岛西部。中国地方又称山阴山阳地方,是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的合称,包含鸟取县、岛根县、冈山县、广岛县、山口县等5个县;面积为31,917.37平方公里、人口约771.8万人。
“中国”这个词语,是由日本平安时代的延喜式所选取采用的。当时日本仿照中国唐朝方法,将日本全国分为五畿七道共六十八国,除了按人口多少分为“大国”、“上国”、“中国”和“下国”四等级外,还依照驿站和京畿的远近,分类为“近国”、“中国”和“远国”。这种分类,在大约从10世纪开始普遍使用。当时除了畿内五国,其他七道内诸国也有分近国、中国和远国,特别将“中国地方”指为山阳山阴两道。
将山阳道和山阴道等地方合称为“中国”,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应该是日本南北朝时代的《太平记》。书中记载足利直冬初时被委任为长门探题,后来也管治着山阳道的周防、安芸、备后、备中及山阴道的出云、伯者、因幡等国,故后来称足利直冬为“中国探题”。所以相信最迟在室町幕府之后,就以“中国地方”来统称以上诸国。
此外,在描写日本古代神话与天皇家系的《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将出云国地区称作苇原中国,简称中津国、中国,也有可能是该词的语源之一。
留意古代日本的山阳道包括播磨、美作、备前、备中、备后(三备)、安艺、周防和长门,山阴道包括丹波、丹后、但马、因幡、伯耆、出云、石见、隐岐,共十六国。 但“中国地方”并不包括了整个山阳和山阴道,其中备前、美作、播磨、但马、丹后、丹波等地方(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京都府和兵库县)并不算是“中国地方”。
中国地方于日本历史的中古时期,因战乱较少,而成为当时日本除了京都之外,对中国唐朝文化及艺术、模仿与发展,风气最盛的地区。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中国历代政权是依朝代名命名(即唐朝、宋朝、明朝和清朝等),直至中华民国的出现才开始固定“中国”作为国号;而在此之前的日本已经有“中国”来称呼本州西端了。因此中华民国的出现,使日语中的“中国”一词的写法和读法发生了错乱。这样一来,日本二战之前一般会把中国大陆成为“支那”,这实际上是中国的英文国名:“China”的译音。战后的日本,被迫接受“中国”一词也用来指代“中国大陆”。而随着有更多日本人到中国旅游工作,“中国”一词几乎完全取代中国地方,演变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为表两个“中国”的区别,发生误解时会特别以“中国地方”一词加注更正以明区分,有时也以山阳山阴地区作为日本中国地方的称呼。
事实上早在先秦,“中国大陆”上的国家就已经开始自称“中央上国”,故“中国”一词互有争议,缘由也是由来已久。
(三)
网文《日本与中国形近实远》说,到过日本京都的中国人,都会有一种错觉:似乎是到了某个中国的古都,建筑、街道、古迹、牌匾、语言、文字、景色,乃至行人的面孔和服饰,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这种感觉,拉近了日本与中国的距离。(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中搜查出来的间谍汉奸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时,就曾写下媚日的黄种歌:“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人田,青年,青年,切莫黄种同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而全然不顾日本的侵略。)
但实际上,对日本的了解稍微深入一些,就会发现,日本与中国的相似只是表象而已,两国的不同才更具有本质意义。1987年访日期间,一件小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乘坐公共电车时,看到身边一位老者颤颤巍巍,我立刻起身让座,岂料这位日本老人非但不感谢,反而面带怒容,拒绝就座。我当时不太理解,过后想一想才明白,这恰恰是日中两国文化的一个本质性差异。中国人同情弱者,扶老携幼被中国人视为义务和美德;而日本人崇拜强者,瞧不起弱者,给老者让座等于把对方置于弱者地位,老人不高兴也就不奇怪了。我认为,此事虽小,却具有见微知著的文化涵义,从中可以窥见中日两国文化价值观的显著差异。(谢选骏指出:这是日本欧化的结果,例如欧美各国的老人就是如此要强。在中国,尊人为老是一种客气,在欧美,尊人为老却是一种贬损。)
《孙子兵法》被中国人奉为兵学圣典;但一些日本军事思想家却不以为然。比如,日本第一部兵书《斗战经》就说:“孙子十三篇,不免惧字也。”认为《孙子兵法》中的种种智谋和韬略,如“五事七计”、“奇正虚实”、“用间”等等,都产生于对强敌的畏惧。《斗战经》甚至自大地认为,中国兵法重视谋略不是用兵的正道,日本兵学主张的“正攻战法”才是用兵的法则。其实,孙子的谋略并非惧怕敌人,而是文化特性使然。与日本人的强悍好战,多以实力战胜敌手不同,中国人并不好战,而倾向于智取敌手,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或以较小代价取得胜利。这是两国文化的差异所在,一些日本人不了解这一点,故而产生误解和偏见。(谢选骏指出:事实上,日本发起的历次对外战争,不论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日美战争,都是采取了完全背离“正攻战法”的诡诈战术。)
日本人的文化价值观本质上与中国不同,加之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脱亚入欧的经历,使得日本与中国的差异更加显著。他们奉行强者的逻辑,倾向于武力解决问题。在侵华战争中,日军善于以强大火力实施强攻,力图中央突破,一举解决战斗。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反其道而行之,一般是避实击虚,先打弱敌,善用迂回包围、侧击袭击战术,完全是另一种路数。(谢选骏指出:这简直胡说八道。拿一味逃跑的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日本的反衬典型,而完全不提日本人在其他战线的狼狈处境,是何居心也?)
……
由此看来,现代中国人不仅不知道“中国”的意义,而且不知道中国的内涵,真是数典忘祖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充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夷化人民共和国”,一切都沾染了苏联殖民地的臭气。
伟大的中国,一定接受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包括基督教。但不是共产主义这个伪基督教。
伟大的中国人,一定会变成世界上最好的基督徒,而不是伪基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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