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很想抽一根烟》（最爱历史 2020-10-28）报道：
末代皇帝溥仪得了肾癌，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很想抽一根烟。可医生不让。弥留之际，在1959年同样被特赦出狱的抗日名将杜聿明来看他，呢喃中，溥仪对杜聿明说：“好久没抽烟了，我想吸，就给我点上一支吧！”这是1967年10月，文革初期。
人生和命运诡异的安排，末代皇帝和抗日名将以这样的方式告别，杜聿明流着眼泪，为溥仪点上了最后一根烟。溥仪有很多放不下，临死前，他对妻子李淑贤说：“我对不起你。我们结婚才五年多，现在眼看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年岁大，从各方面说都很对不起你。你体弱多病，我又没什么东西留下，你今后怎么生活？现在又是文化大革命，谁能管你的事？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呀！”
与满清的倒数第三位皇帝同治和倒数第二位皇帝光绪一样，溥仪也没有孩子。没有孩子，没有江山，经历从1945年到1959年的十四年监狱改造生涯，他开始学会坦然面对，但对于自己的这最后一位妻子，他付出了真感情。他放不下。
1、1908年入宫继承帝位时，他还是一个实际年龄不到三岁的孩子。当年11月，弥留之际的慈禧挣扎着，下令迎入自己的亲妹妹叶赫纳拉氏与醇亲王奕譞的孙子、当时年仅2岁9个月的溥仪继承大统，是为满清和中国的末代皇帝宣统。
溥仪的亲生父亲，是叶赫纳拉氏的儿子、光绪皇帝的亲弟弟、继承醇亲王爵位的载沣。军机大臣要来接这位不到三岁的孩子入宫，溥仪拼命哭。从小照顾溥仪长大的庶祖母刘佳氏听说溥仪即将被选入宫，知道深宫似海的刘佳氏立即昏厥过去，家族中，光绪皇帝被慈禧软禁多年形同废人，眼下孙儿溥仪又被选为继承人，刘佳氏知道，这绝非家族之服。
溥仪还小，他不懂，可是即将离开醇亲王府，他也拼命哭，后来，末代皇帝在回忆录中说：“乳母看我可怜，拿出奶来喂我，这才止住了我的哭叫。这个卓越的举动启发了束手无策的老爷们。军机大臣和我父亲（载沣）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乳母抱我一起去，到了中南海，再交内监抱我见慈禧太后。”
溥仪进宫第二天，弥留之际的慈禧下令，用砒霜毒死了她早就看不顺眼的光绪帝，在实现“我不能先尔（光绪）死”之后，溥仪进宫第三天，慈禧也病重身亡。办完皇帝和太后的丧事，新皇帝要举行登基大典，在紫禁城太和殿上，不到三岁的新皇帝溥仪嚎啕大哭：“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他们把握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摄政王载沣的一干言语，也让底下的文武百官窃窃私语，但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末日中，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种不祥预兆，“怎么能说‘快完了’呢？‘说要回家’是什么意思？”
登基大典上的哭闹，很快就成了现实，在辛亥革命的暴风雨中，1912年2月12日，满清以宣统皇帝奉光绪帝妻子隆裕太后懿旨的名义，发布了退位诏书：“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大清帝国的落幕，与2000多年帝制的终结，以从容的一句“岂不懿欤”画上句号，此后，很多人都对实际操刀这篇退位诏书的杨廷栋深表赞许。
帝制结束了，但溥仪和时代的颠沛动荡，才刚刚开始。
2、许多民国初期的人回忆北京，都说那时候，北京分成了紫禁城、东交民巷和真正的北京城三个部分。
那时候，东交民巷，是洋人的地方；紫禁城里，则还住着末代皇帝溥仪，按照民国政府与满清皇室达成的《优待皇室条件》，溥仪还住在这个紫禁城的深宫大院里，从1912年满清终结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末代皇帝还将在这里，度过12年的少年时光。
满清完蛋时，溥仪年仅六岁。可在紫禁城的深宫里，他仍然享受着皇帝的威仪，隆裕太后为他请了状元陆润庠、翰林陈宝琛，以及精通满汉双语的进士伊克坦等名师教他读书写字，时代巨变，可他学习的仍然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之类的君王文集。都是大人，他没有朋友。
他最亲近的人，是当初追随他进宫的奶妈王焦氏，溥仪管她叫“二嬷”。“二嬷”是穷苦人家出身，16岁就嫁给一个姓王的差役，刚生儿子没多久，丈夫就去世守寡了。不得已，王焦氏只得到醇亲王府当奶妈，不久，王焦氏的亲生儿子也病故了，这位苦女子对幼小的溥仪倾注了真心，1908年跟随溥仪进宫后，一直陪护溥仪到1917年，后来才被宫里的太妃们赶走。
可溥仪想念她，紫禁城空荡冷漠的深宫里，只有奶妈王焦氏才是他精神深处的安慰，溥仪到伪满洲国后，特地下令将“二嬷”接到了长春，1945年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后，王焦氏流落民间，1946年死于乱世之中。
很多人都看出了这位少年的孤独，1919年，英国苏格兰籍军官庄士敦受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入宫担任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回忆说：“当我跨过神武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已经从共和制回到了古老的君主制。”
与溥仪相处日久后，庄士敦感慨说：“皇帝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紫禁城的墙是世界上最高的墙。”
从来只接触四书五经和帝王治世之道的溥仪，在庄士敦的传授下，开始接触英文、数学、历史和地理等现代科学，在庄士敦的影响下，他剪去了辫子、穿上了西服，戴上了近视眼镜，在紫禁城里骑自行车、打网球，还有了一个英文名：Henry（亨利）。后来，在被苏联红军俘虏后，他还自称说：“我是Henry溥仪。”
他本来就是一位少年。民国六年（1917年）6月，前清的两江总督张勋借着调停民国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府院之争”的名义，率领5000辫子兵闯入北京，拥戴当时年仅11岁的溥仪复辟，在第二次当上皇帝，重新过了12天皇帝瘾后，随着张勋的兵败，此次“宣统复辟”宣告失败，张勋则在德国人的保护下逃入荷兰使馆。
复辟的满清遗老们一时又做猢狲散。懵懵懂懂之中，在帝王师陈宝琛等人的教育下，溥仪开始植入了所谓“光复大清”的“宏愿”，尽管这将在此后，成为困扰他一生的噩梦。但他仍然是一位少年。
紫禁城里的生活实在无聊，少年叛逆的溥仪，便经常跟光绪帝妃子、端康太妃等人吵架，1921年9月30日，端康太妃在一次被溥仪顶撞后，恼怒之下召见溥仪的亲生母亲瓜尔佳·幼兰，并让瓜尔佳·幼兰和溥仪的老祖母在永和宫大殿跪了一个上午。
作为武卫军创始人荣禄的女儿，心高气傲的瓜尔佳受不了这口气，当天回到醇亲王府后，就回到卧室将鸦片掺着烧酒和金面儿，一起吞进肚中自杀。作为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却不敢对溥仪透露瓜尔佳·幼兰的真实死因，只是对溥仪说瓜尔佳·幼兰是死于“紧痰绝”，于是，溥仪在1908年进宫后，时隔十三年第一次返回他出生的醇亲王府，并郑重对着母亲的灵柩磕了三个响头，一直到多年后，溥仪才了解到母亲的真正死因。
尽管被困深宫，但少年溥仪还是多少听说了外头的事，他甚至知道“新文化运动”，还看了胡适的文集，那时，紫禁城里刚装好电话，他就打电话，让“东兴楼饭庄”给送外卖，又打电话调戏当时著名的京剧演员杨小楼，然后学着京剧里的腔调说：“来者可是杨-小-楼啊？”
某一天，胡适也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第一句就是：“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胡适当然猜不出，电话那头一阵大笑，然后说：“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宣统皇帝溥仪，要见留洋回来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胡适。胡适也很好奇，在跟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联系确认此事后，胡适进宫觐见了溥仪，这大概是溥仪住在紫禁城的倒数第二年，1923年的事儿。
于是新闻吵得沸沸扬扬，说胡适竟然进宫觐见了废帝溥仪，倒是胡适很坦然，他在报纸上刊文写了一篇文章《宣统与胡适》：“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境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胡适读出了这位少年废帝的天真与寂寞，后来，胡适在日记里，用白话文写了一首诗《有感》：“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溥仪当然寂寞，在紫禁城里，只有奶妈王焦氏、师傅陈宝琛、英文老师庄士敦才是他最信赖的人，而自从奶妈王焦氏在1917年被赶走后，他日益孤单。作为一个洋人，庄士敦看在眼里，于是庄士敦给推荐自己任教的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写信说：“我想我应该提醒您，皇帝目前过的这种虚假生活，对他的健康、体质、智力发展和道德培养都非常不利…尽管他是皇帝，但他首先是个孩子，如果忽视这一点，在未来三四年中，结果可能会很糟糕。”
溥仪非常想离开紫禁城，可皇宫里的太妃、遗老遗少还有太监们总是对他说：外面乱哄哄的，都是革命党，一出去就有生命危险啊！于是，少年废帝经常爬上紫禁城的假山和城楼，眺望外面的世界。他甚至用皇宫里的望远镜观察天空，想要寻找英文教师庄士敦口中的火星。
庄士敦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看，他的兴趣不仅仅是其他国家，也包括其他世界。”溥仪对庄士敦也非常信赖，后来溥仪在回忆录里写道：他5岁时开始，陈宝琛就开始担任他的老师，“陈宝琛本来是我唯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少年溥仪动了心，很想到英国去留学，庄士敦甚至帮助他制订了逃出紫禁城的计划，但消息走漏，溥仪的梦想未能实现。但他很快，就将被迫离开紫禁城。
3、满清进关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帝福临，登基时年仅5岁；而满清的最后三位皇帝，同治帝登基时年仅5岁，光绪帝登基时年仅4岁，宣统帝溥仪登基时甚至不到3岁。
可以说，在强臣和后宫干政的强势下，满清入主中原后的统治，是以幼童始，以幼童终，而身处权力和时代旋涡中无法自拔的帝王们，最终也将用自己的生命和青春，来为最后的帝制时代殉葬。从这一点来说，溥仪从1908年入宫伊始，这种悲剧就已埋下。
清朝灭亡12年后，1924年10月，冯玉祥率兵进入北京发动政变，当时，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奉冯玉祥命令进入紫禁城，限令溥仪必须在两个小时内撤离，为了恐吓溥仪，鹿钟麟假装对军警说：“赶快去！告诉外边部队，暂勿开炮，再限二十分钟。”
无奈下，溥仪只得在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上签字，临走前，他交出了“皇帝之宝”和“宣统之宝”两颗印玺，并逃到自己出生的醇亲王府避难。
对于这次逼宫，冯玉祥对鹿钟麟说：“在中华民国的领土里，甚至在首都的所在地，居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也是中外政治阴谋家随时企图利用的孽根。现在稍明事理的人，无不以留辫子为可耻。留溥仪在故宫，就等于给中华民国还留着一条辫子。这是多么令人羞耻的事啊！”
1924年离开紫禁城时，溥仪刚好18岁，我们无法想象假如溥仪一直留在紫禁城，历史将会是怎样的发展，但历史不容假设，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即将剧烈地改写这位紫禁城里无忧无虑的少年此后的人生。
由于担心革命党人可能会加害自己，溥仪随后又从醇亲王府潜逃进入日本公使馆，然后辗转进入天津租界，并先后入住张园和静园。身处天津的日子，这位少年废帝仍然像在紫禁城里一样，非常渴望能到英国留学，在跟英国《伦敦每日新闻》记者凡尔农·麦克尼兹聊天时，溥仪还聊到他很想见英国的瓦利斯王子，还有希望与乔治·劳合（英国首相）、查理·卓别林（当时著名演员），还有美国总统胡佛，和当时闻名世界的德国飞行员林白尼会面。
但英国驻华使馆很快就对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回复说：“英王陛下政府对溥仪朝廷没有任何兴趣。”英国记者凡尔农·麦克尼兹也看得很透彻：“目前他（溥仪）在世界上已无任何重要价值。看起来，也永远不会再有显赫的一天了。”
溥仪又想东渡日本，但当时的日本外相币原宣称：“如果溥仪到访日本，固当郑重礼遇，但按照帝王办法殊感困难。”
在国内，当时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则表示，如果溥仪以“个人资格”赴日本或游历欧美，北洋政府“均不加束缚”。但溥仪没钱出国。
离开紫禁城后，由于失去了每年400万元的“清室优待岁费”，这就使得溥仪只能依靠出售从紫禁城带出来的珍宝、还有满清遗老们的进贡勉强度日，以致于有时连身边侍从人员的工资都要拖欠。
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还有溥仪最信任的老师陈宝琛也极力反对溥仪东渡日本，在陈宝琛等人看来，如果溥仪东渡日本，则势必将放弃帝王之尊而沦为平民，况且也绝对不能让外国人“领养”溥仪。
在陈宝琛看来，他仍然孜孜追求的，是希望能跟当时的北洋政府谈判，让溥仪“复号还宫”，恢复皇帝尊号和原来的优待条件，在返回紫禁城后再徐图复辟“大业”。尽管因为经济等各种原因被困天津，在从1925年到1932年，溥仪却因此过上了他一生中最为自由的日子。
离开了紫禁城的束缚，虽然手中捉襟见肘，但溥仪却因此收获了他一直想要的自由——英国记者凡尔农·麦克尼兹在《被放逐的皇帝》中写道：“溥仪在天津再没有高高的宫墙障眼了，他接触了街市的喧闹，感到很新鲜，经常独自上街，或带着（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逛珠宝店、百货店、服装店和餐馆”，尽管变卖的珍宝和遗老们的进贡收入有限，但溥仪仍然“喜欢什么便流水般地花钱”。
溥仪甚至自己跑到理发店里理发，又到开明戏院看梅兰芳唱戏，惹得满清遗老、溥仪在天津的大管家胡嗣瑗上奏说，外界对皇上您在天津四处游荡“外议颇形轻侮”，以致胡嗣瑗“言之不觉垂涕”要求辞职引退，溥仪于是赏赐了一顶貂皮“以旌忠直”，才把胡嗣瑗留了下来。
但在天津的日子并不安生，1928年8月，军阀孙殿英盗挖清朝东陵，挖开了乾隆皇帝和慈禧的陵墓，溥仪为此悲伤气愤，每日在天津住处摆设乾隆和慈禧的香案祭拜，并且发誓“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
由于手中无兵无权，溥仪等人于是将希望寄托在当时北伐成功的国民政府上，但蒋介石就此委托阎锡山查办此事，天下兵荒马乱，加上军阀们各自为政，此事不久就不了了之，前有1924年冯玉祥逼宫，后有1928年孙殿英盗掘东陵，这也使得溥仪和满清遗老遗少们对民国政府充满了仇恨，复辟和依托外力再起的思想，在溥仪和满清遗老们当众愈演愈烈。
就在溥仪和遗老们加紧与日本势力勾结同时，1931年8月25日，溥仪的“淑妃”文绣却假装出门散心，随后离开溥仪居住的天津静园，与溥仪打起了离婚官司，史称“妃子革命”。
“妃子”要与“皇帝”离婚，这一史无前例之事，随即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民国，而溥仪阳痿和不育的秘密，由于他的妃子文绣的曝光，也开始被公开。
据文绣当时的公开说法，她从1922年嫁给溥仪，到1931年，溥仪从未与她有过性生活，以致她结婚九年，却仍是处女：“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枕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
为了尽快结束这宗皇家丑闻，溥仪在律师和中间人协调下，不得已赔偿给了文绣55000元赡养费，双方最终于1931年10月22日签下了离婚协议书。
为了挽回面子，溥仪则下令颁发了一道“废淑妃（文绣）为庶人”的“谕旨”，其中称：“谕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制，应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放归母家居住省愆，钦此。”
文绣则因此获得自由，随后，文绣先后在北平（北京）当过中小学老师，甚至沿街卖过烟卷，还在华北日报社当过校对员，1947年，文绣经人介绍，嫁给了当时国民党的一位少校军官刘振东，1953年，文绣因心肌梗塞去世，年仅44岁。
4、就在文绣离开溥仪出走不到一个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东北全境沦陷。
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穿针引线下，溥仪在与文绣签订离婚协议后的第十九天，也就是1931年11月11日秘密离开天津，并潜往东北企图复辟，溥仪抵达东北第二年，1932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建立了伪满洲国，并自称“承蒙满洲国三千万民众之热切希望”出任伪满“执政”。
日后在回忆录中，溥仪说：“（1925年）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我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见效之后，日本人在我的心里的位置，就更加重要了。”
在溥仪等人的请求和日本人的运作下，到了1934年3月1日，溥仪又在“新京”长春举行登基店里，并将国号从“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并自称“皇帝”，改元“康德”。这是继1908年、1917年之后，溥仪第三次登基“称帝”。但溥仪只是日本人的傀儡而已。
由于与“皇后”婉容感情不和，1937年，溥仪又迎娶了第三位妻子“祥贵人”谭玉龄，由于溥仪生理障碍原因，谭玉龄曾经痛苦地对别人说：“生小孩子这种事，我今生算是不能了……”
溥仪则对外承认，谭玉龄只是他“挂名的妻子”，是一个“牺牲品”，只是溥仪“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
尽管对外这么说，但溥仪对谭玉龄仍然倾注了感情，1942年，谭玉龄突然暴毙，对此溥仪一直怀疑是日本人加害所致，因为当时日本人一直想逼迫溥仪娶一位日本妻子，但溥仪却一直婉转拒绝，谭玉龄死后，溥仪将谭玉龄的相片一直随身保存，并在相片背面亲笔写下了“我的最亲爱的玉龄”字样。
为了逃脱日本人的控制，1940年，溥仪甚至派人秘密联系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希望能逃亡萨尔瓦多，但没想到事情败露，这也使得日本人对溥仪更加严防死守。
但对于如何复辟大清的“伟业”，溥仪仍然心存幻想，1942年5月，当时已经投靠日本人，出任伪“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为了双方共同的政治利益，溥仪还亲自接见了汪精卫。而想当初，汪精卫在清末还是一个“革命青年”时，甚至曾经试图刺杀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但在溥仪看来，没有永恒的敌人和乱臣贼子，世界，只有利益之分。
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组成“轴心国”联盟后，溥仪也非常羡慕德国的元首希特勒，他甚至经常私底下模仿希特勒的外形和动作，有一次，溥仪特地穿上军装和马靴，然后将头发故意梳拢到额头，然后问在场的人说：“朕像不像希特勒？”手下们则吹捧说：“太像了！真的太像了！”
只是，日本人的崩溃速度，远远超过了溥仪的想象，对此，溥仪的五妹韫馨对自己丈夫万嘉熙私下说：“我们的死灭就要来临，你为的是忠孝，问心无愧，我盼望日本快完，也可以说盼望我们自己去就死灭，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第二代，才有可能当上真正的中国人。”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人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同年8月9日，苏联百万大军兵分四路，向驻守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线进攻，在此情况下，同年8月11日，溥仪跟随关东军开始撤退，并于八天后的1945年8月19日，在潜逃日本前夕，在沈阳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
溥仪的弟弟溥杰后来回忆说，当看到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红军迎面走来时，他内心无比沮丧，心想“万事休矣！溥仪还不得像（沙皇）尼古拉第二？我们也得白白地陪着他去死。”就在溥仪等人被苏联红军俘虏之时，“皇后”婉容则一路奔逃又返回了长春，但婉容家中却没有亲戚愿意收留这位末代皇后，1946年，婉容最终病死在延吉，当时，溥仪正被苏联人关押在苏联伯力战俘营。
到了1950年8月，溥仪连同263名伪满洲国“战犯”一起，被从苏联移交给了中国政府，此后在辽宁抚顺战俘营，经历了近十年的思想再教育与劳动改造。在战俘营里，他的身份编号是：981。而抚顺，正是满清的创始人努尔哈赤崛起的地方，最终，抚顺也成了满清末代皇帝的关押改造之地。
5、就在溥仪被关押改造时，自从1945年后，就与溥仪失去联系的溥仪的第四任妻子、“福贵人”李玉琴也终于来到了抚顺。
由于溥仪生理原因，李玉琴在1943年嫁给溥仪后，双方实际上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夫妻生活，最终，1957年，29岁的李玉琴坚持与溥仪离了婚，要去寻找“正常人的生活”，此后，李玉琴与吉林省广播电台一位工程师结婚，并生育了一个儿子，2001年，作为最后一位末代皇妃，李玉琴因病于长春去世。
1959年12月，溥仪被特赦出狱。出狱后，溥仪先是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上班，1964年，溥仪又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员。
就在被特赦后一年，1960年11月26日，获得公民身份的溥仪，郑重其事地穿上了只有在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与同事们一起参加了社区的选举，在投下选票时，他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后来溥仪写道：“1960年11月26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入了那个红色票箱，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富有的人。我和中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在经历多次相亲后，1962年4月30日，溥仪最终和在北京朝阳关厢医院做护士的李淑贤（1925-1997）结婚，后来溥仪回忆说：“过去，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友谊，更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只有‘君臣’、‘主权’，没有‘夫妻’、‘朋友’。如今，我有了朋友，有了真正的伴侣。1962年的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温暖的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
对于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位妻子，溥仪倾注了真心：当时，李淑贤有时在医院值夜班，溥仪往往一晚上要打好几次电话嘘寒问暖，甚至亲自乘坐电车到朝阳门外的关厢医院看望，有时候送件衣服，有时候是带点吃的。
李淑贤身体不好经常上医院，为此，溥仪经常在清晨四点钟就起来去医院给妻子挂号，对于这样一位此前连生活自理都搞不懂的末代皇帝来说，只有发自内心的真爱，才能驱使他如此奔劳。
1963年夏天，北京有一次倾盆大雨，全城交通堵塞，溥仪下班后就赶紧打着雨伞去接妻子下班，没想到没有接到，在往回走的路上，溥仪发现有一处下水道口没有井盖，由于积水太深，人们已无法看到下水道口，溥仪担心李淑贤路过会掉落进去，于是竟然在北京的倾盆大雨中，撑着伞，像一名警卫战士一样直挺挺地守护在下水道口旁边，痴痴等候妻子。后来李淑贤回忆，说溥仪有一次这么对她说：“我是从来不知爱情为何物的。只是遇到了你，我才晓得人世间还有这样甜蜜的东西存在。”
1966年文革开始后，溥仪受到了保护，并未受到什么冲击，但他的身体仍然越来越差，由于癌症和尿毒症并发，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溥仪最终在北京去世，享年61岁。溥仪死后，由于恰逢动乱，家属们仅能买到一个价值5元人民币的小小骨灰盒，并用它收容了中国末代皇帝的骨灰。
溥仪去世后28年，溥仪的遗孀李淑贤最终决定，将溥仪的骨灰迁葬到清西陵北侧的华龙皇家陵园内，陵园选址在陵园自选区正中央，这里距离溥仪名义上的父亲、清朝倒数第二位皇帝光绪的崇陵宝顶只有三四百米远。在那里，溥仪一抬头，就能看见光绪了。
谢选骏指出：溥仪临死想抽一支烟，医生却不让他如愿抽烟——因为抽烟就是自己给自己烧香，医生不允许病人纪念自己，因为那是对医学的嘲弄。溥仪智商很低，因为他曾经这样写道：“1960年11月26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入了那个红色票箱，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富有的人。我和中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如果溥仪的智商略高一点，是否会有不同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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