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是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良方》（BBC 2019年9月23日）报道：
在过去的两百年，数以百万的有志之士——革命者、活动家、政治家和理论家——一直想法遏制因日益全球化而造成经济两极分化和生态退化的灾难性发展轨迹，但至今徒劳无功。或许是因为我们对技术和经济的认识陷入一种有缺陷的思维方式，正如当前关于气候变化的论述所显示的那样。
温室气体排放的不断增加不仅导致气候变化，让越来越多的人焦虑不安，例如，英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担忧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度。世界末日般的景像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登上新闻头条。全世界科学家告诉我们，未来10年内的碳排放量必须是10年前的一半，否则我们将面临文明的末日。像在全球发起关注气候变化的瑞典少女格力达·桑贝格（Greta Thunberg）这样的学生和像“灭绝叛乱”（Extinction Rebellion）这样的激进运动发出的警世之言，就是要求我们人类能够对未来感到恐慌不安。这种警世是对的，不是危言耸听。但是人类又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这场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呢？
大多数科学家、政治家和商界领袖都倾向于把希望寄托于技术进步。不管意识形态如何，人们普遍期望新的科技将以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等，来取代造成气候暖化的罪魁祸首，即化石燃料。许多人还相信，科学家将发明新的技术能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甚至创建“地球工程”来改善气候。这些愿景的共同点是，相信如果人类能够采用新的技术，就能拯救人类现代文明。但“技术”并不是一根可以点石成金的魔杖。还需要大量的资金，也就是说，人类需要从其他领域获得劳动力和资源。但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个关键事实。
环保的代价
全球能源至今90%仍来自化石燃料。在2017年，全球只有0.7%的能源来自太阳能，1.9%来自风能。那么，人们期待已久的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为何没有实现呢？
在很大程度上，太阳能驱动的交通，就像太阳能动力一样，是一种新奇的东西。
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是生产可再生能源需要大量土地。能源专家估计，可再生能源的“功率密度”即单位土地面积能量瓦数传输速度，是远低于化石燃料，因此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将需要更大的土地面积。
部分因为这个原因，长期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大规模生产太阳能计划，是充分利用诸如撒哈拉沙漠这类寸草不生的地区。但是，因为怀疑是否能盈利而妨碍了投资。例如，10年前，有很多人在谈论一个投资4000亿欧元(3640亿英镑)在撒哈拉沙漠生产太阳能然后输往欧洲的计划“沙漠科技”(Desertec)，但因太昂贵和不切实际，主要的投资者一个接一个地撤出，计划最终破产。
当今，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工程是摩洛哥的瓦尔扎扎特太阳能电站，占地约25平方公里，造价约90亿美元。这个工程将为摩洛哥大约100万人提供电力，这意味着理论上还需要另外35个如此规模的太阳能工程，即3150亿美元的投资，才能满足摩洛哥全部人口的能源需求。我们往往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建造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所需要投入的巨额投资，也是对其他资源的巨大消耗，其产生的巨大碳足迹已超乎我们的想像。
太阳能电池板的售价近年不断下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造业转移到亚洲的结果。我们必须反躬自省，欧美国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作的努力，是否真的应该让全球其他地方付出代价？去利用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去开采其稀缺资源和滥用他们的土地？
另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可再生能源是否真的是零碳排放。风力发电机和核能电厂的生产、安装和维护仍然严重依赖化石能源。而且，每单位非化石燃料发电所产生的电力只能替代不足10%的每单位化石燃料的发电。以目前的速度，可再生能源革命将非常缓慢。
同时，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仍在继续上升。由于这一发展趋势看来不可阻挡，许多人希望能广泛使用可捕捉和消除发电厂和工厂之碳排放的技术。
当然，人们不难反驳说，在转型完成之前，太阳能电池板也必须使用化石燃料来生产。但是，即使我们100%的电力是可再生的，电动飞机和船只是一种新事物，还无法取代我们全球交通网络中的大量车辆。同样，许多可再生技术所需的钢铁和水泥生产仍然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
摩洛哥瓦扎扎特太阳能发电站占地约25平方公里，生产该国电力需求的1/35。
大多数鼓吹可持续发展的人士，比如美国要求立法实现绿色新政的活动家，坚信不疑地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工程师可以解决。绿色新政提出的解决方案之核心是将能源生产大规模转移到可再生能源，并且对新能源生产的基础设施做大规模投资。这个方案认为，大规模投资绿色能源将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
全球科技的问题
一般的看法似乎是，气候变化问题无非是用一种能源技术替代另一种能源技术的问题。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技术本身与资本的积累是紧密关联的。既然如此，重新设计新的能源模式并不如想象般的容易。能源技术的大转换不只是另建基础设施的问题，还意味着世界经济秩序的改变。
譬如，蒸汽机被看作是利用煤的化学能的天才发明。蒸汽机诚然是天才发明，但如果没有大西洋三角贸易的奴隶、原棉和棉织品，19世纪英国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由蒸汽器推动的大量纺织工厂就永远建不起来。蒸汽机不仅仅是一个善用自然之力的天才工程，这如同所有复杂的技术一样，蒸汽机技术能够投入生产还得依赖全球贸易关系。
技术依存于全球的社会关系不仅仅只是钱的问题。从物质角度来看，蒸汽机的成功有赖于劳动力及其投资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棉花纤维、威尔士的煤炭和瑞典的铁矿等资源的流通。因此，现代技术是现代世界的社会新陈代谢之产物，而不仅仅是发现自然世界“真相”的结果。
很多人自以为，只要我们有了正确的技术，我们就不必减少流动性或能源的消耗，而全球经济仍有可能增长。但这难道不是痴人说梦吗？这说明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何为“技术”。电动汽车和许多其他“绿色环保”的设备可能看起来令人欣慰，但也常被人揭露是一种阴险的掩饰手段，只是将刚果和中国内蒙古环境恶劣的煤矿，领取低廉工资的矿工，这样的工作和环境负荷转移到我们的视线之外，来一个眼不见心不烦而已。对于富裕社会的能源用户来说，这些能源看起来是可持续的、公平的，但却延续了一种短视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可以追溯到蒸汽机的发明。
难道我们的目标是要推翻这种“资本运作生产模式”吗？如果是的话，我们该如何行动？
人类用世间几乎所有的万事万物，大至人类所支配的时间、生态系统，小至小机件等来换取金钱之时，一直孜孜不倦寻找本小利大的交易，这最终意味着会去利用欠发达国家的最低工资和最廉价的资源。
瑞典女孩桑贝格、《灭绝叛乱》的成员和其他气候运动人士虽然动机良好，但尚不清楚要求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们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希望停止温室气体的排放，但似乎又认为这样的能源转型与资金、全球化市场和现代文明能够兼容并蓄。
重新设计游戏
为了认识到“通用货币”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是否有其他买卖交易的方式。就像棋类游戏中的规则是人类构建的，原则上人类也可以重新设计。
“当地货币”，比如布里斯托英镑，并不能解决我们对全球进口的依赖。
改变游戏的唯一途径是重新设计最基本的游戏规则。无论我们是激进分子还是否认气候变化的人士，只要我们购买食品杂货，就是帮助这个“体系”延续下去。如果我们都是同一种游戏的参与者，就难以找到罪魁祸首。因为赞同现行的游戏规则，我们限制了我们作为共同体为共同目标而努力的能力。
国家当局可以在通用货币之外建立一种补充性货币，这种补充货币应惠及所有居民，作基本日常开支之用，但只能购买所居地某个方圆之内的商品和服务。这不是社区交易系统（LETS）所谓的“当地货币”，或布里斯托英镑。使用当地货币，只要你去当地商店购物，买到的大有可能是地球另一端生产的商品，实际上并未阻止全球市场的扩张。只限于购买本地产品的特种货币，将是让全球化车轮紧急刹车的一把货真价实的扳手。
只有如此，才会有助于减少对全球运输的需求，而这正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同时也能增加地方经济的多样性和弹性，并能鼓励社区的整合及认同。同时低工资和宽松的环境立法在世界贸易中也不会再像目前一样具有竞争优势。
以地方化方式重新规划大部分的经济，并非意味地方社区，如医院、电脑和家庭将不需要电力。但将拆除大部分着眼于全球化，以化石燃料驱动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是用于全球性地运输人口、杂货和其他大宗商品。
毫无疑问，太阳能将是人类未来举足轻重的能源，但前提是我们不能让只要有利可图不惜绕半个地球运输基本物质，这样一种全球化市场的逻辑仍然当道。今天对科技的盲目信仰不会拯救人类。要让我们的地球还有希望，全球经济模式必须重新设计。此问题比资本主义或对经济增长的强调更为根本，因为这本身就是金钱，以及金钱与技术的关系。
人类世纪发生的气候变化和其他恐怖事件不仅警告人类必须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同时还警告我们，全球化本身将无以为继。
谢选骏指出：无耻的鸦片贩子后代英国人，装傻充愣地发问“逆全球化是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良方”？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大英帝国一去不返了，所以他们现在连欧盟的规矩都不愿忍受。毒品贩子发自本能地知道，全球政府是他们的克星，正如英国人发自本能地知道“逆全球化才能恢复岛国的优势”，所以他们误导“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良方”，提出“逆全球化是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良方”这样愚蠢的问题。在我看来，“全球政府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良方”——这在我1975年到2004年间写作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已经有过系统的表述了，英国人还不懂吗。逆全球化是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良方？欧西岛民明知不是而故问，就像毒品贩子发问，“放弃管制是不是解决毒品贩卖的问题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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