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互动的魔方

历史是互动的魔方

History is the interactive cube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V

1973年至2012年

2016年第一版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

《历史是互动的魔方》一书是谢选骏先生多年来有关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的思考和批评，以及对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的摘录和评论。

Synopsis

"History is the interactive cube" This book is Mr. Xie Xuanjun over the years on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thinkingand criticism, And an excerpt and commentary on Toynbee's "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 

（另起一单页）

汤因比的命题是：“文明起源于挑战和成功的应战。”这是一个“成王败寇的真理”。因为文明是一种互动过程。例如，没有失败的文明就不会有成功的文明，文明不仅起源于挑战和应战，文明也灭亡于挑战与应战。所以，任何一个成功的文明最后都会走向失败，并且因为它的成功而灭亡。

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互动作用的魔方。压力会激起反压力，任何一个变量都会引起新的变量。全局的改观，会让正确的变成错误的，也会让错误的成为正确的。

（另起一单页）

目录

读书心得（代序）

上卷

对汤因比《历史研究》的阅读与思考

第一篇

汤因比“挑战应战”模式缺陷

第二篇

文明衰落的原因既非“自杀”亦非“谋杀”

第三篇

比较汤因比、斯宾格勒

第四篇

汤因比为何败于一个电台播音员

第五篇

池田大作批判

第六篇

汤因比的英国预言并未落空

第七篇

“软实力”概念是谁发明的

第八篇

反思《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

第九篇

波斯帝国的间接统治范例

第十篇

从苏美尔城邦到全球政府

下卷

《人类与大地母亲》摘录与评论

我们要不要现代化？（代跋）

（另起一单页）

读书心得（代序）

谢选骏

现在，中国居民的惰性心理是举世闻名的。“保守性”早已被公认为中国“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重点不在讨论这一民族特性的优劣，而在于分析这些特性形成的主要因素。退一步讲，所谓的“优劣”是随时而易的。顺时则优、逆时则劣，岂有它哉。就现代而言，中国居民的这种心理特性明显体现为一种“劣根性”，因其阻碍了中国有效适应国际环境的诸多压力。

普遍认为，“儒教”的保守倾向和中庸训诲是造成中国居民心理惰性的一大因素。这种观点的拥护者寻出种种论据为自己佐证，确也做到洋洋大观。但终究缺乏根本上的说服力。比如日本，也受到儒学深刻的影响，其社会浸透儒家精神的程度，比起中国本土来毫不逊色，但日本为什么能在近代颖脱而出，一鸣惊人并有效利用儒学的影响加速自身进入现代社会？

中国为何无法做到这种“化弊为利”呢？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惰性来自两个方面：

1、政治地缘方面独一无二的复杂因素。

2、周边缺乏同等程度或更高程度的文明威胁。

而第“2”因素，还可进一步归类到第“1”因素方面去。两者相合，促成中国人颟顸无能、反应迟钝。根据我们今日的知识，中国以外的高级文明在历史上不是不曾有过，而是距离中国的心脏地带过远，未能使中国感受到足够的压力与威胁。

下面试分别简述之。

政治地理方面的因素

打开中国地图，就会发现中国的形状宛如一只公鸡：东北是其头，新疆、西藏为其尾，东南沿南为其腹部，内蒙古是其脊背，西南地区则像“鸡的后方”，韩国似其喙，东南亚似其脚。

日本像条蚕，如果加上蒙古，中国则像桑叶了，所以三十年代人们说，中日关系史“中国遭到日本蚕食”。

再看看中国的地形图，处于中国心脏地带（鸡心地区）的河南省以及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安徽、江苏北部──正好由一片平川构成。这片被称为“华北平原”的鸡心地带，西界太行、嵩山、巫山，北抵燕山，东有泰山、南达淮河；而它东西半岛，西面的山西地界和关西平原，南面的长江边区──正好成为它形形色色的“花边”。这个“华北平原”的核心部分，在古代被目为“中原”或“京畿”，核心位于今天的洛阳──开封一线。

上述的“中原”是中国权力的古老基地。它是一块庞大而肥沃的腹地。只有它是联成一体的，它的四周方圆在它面前始终显得比较零碎、薄弱。

在“中原”的压力和引力之下，经过数千年的“逐鹿”，到秦代形成了一个大体圆形的政治实体：北起幽燕，顺长城西向到兰州，然后南下经成都平原，东向经贵阳至西江流域直抵海滨，最后，东、南两面濒临西部太平洋……这个实体，直到明代，都是“中国本部”的基本内容。

到了满清一代，借助新兴异族的武力，“中国本部”又增加了一层直辖边区：（云南是元明两代并入的）满洲、内外蒙古、青海、新疆、西藏──以及作为“藩属”的韩鲜（韩国）、印度支那。

政治地理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的孤立状态。在欧洲人心目中的“远东”──它是无可争议、难与顽抗的中心：西伯利亚太荒芜了，而太平洋诸岛（包括日本）又太零散。印度支那太局促了，而西部的广大高原山地则缺乏足够的人力以及养活这些人力的可耕地。

远东的形势如此，中亚的形势又何尝不然？所以，公元七、八世纪阿拉伯回教徒藉其席卷征服欧亚非大陆的威势侵入中国，最终也只得停留在葱岭到敦煌一带，未能深入中国腹地，主因在于它的中亚基地较为薄弱，其实力不够并吞中国。

对中国以外的势力而言，最终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要么趁一时的兴起“入主中国”，要么持续承受中国的压力。俄罗斯和日本入主中国的努力都宣告失败了，它们将面对中国复兴之后的持续压力。西伯利亚和日本本土很可能被中国收回。

这种压力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因为中国具有强大的政治地理因素作背景。除非昆仑山脉沉沦下去，成为平原式大海──否则，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不会发生根本的转变。

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其原因与其到那虚无飘渺、变化无已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不如到这千古如一、万化不移的地理现实里探访。

中国的这种长久孤立状态，在世界诸大文明中心的历史上是唯一的。

苏美尔、埃及、巴比伦（以及腓尼基与犹太）、米诺斯（以及迈锡尼、希腊）固不必说──他们原本属于关系密切的“地中海文化”；即如远处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尽管有五河与沙漠的阻绝，仍与两河流域关系密切，故一再横遭来自中亚的侵扰。所谓印度的雅利安氏，正是这种侵略的第一批具有历史记忆的果子。

相形之下，中国遭受蛮族入侵的频率要少得多。更重要的区别是：侵入印度的中亚势力，与入侵中国的北亚势力不同──中亚往往不是真正的蛮人，而是另一种文化的急先锋：从亚历山大直到巴卑尔的历史，充分显示了入侵印度者们高度的文化素养。这与五胡、铁木真、金兀术、努尔哈赤等入侵中国者们的野蛮状态是大不相同的。

1973年

（另起一单页）

上卷

对汤因比《历史研究》的阅读与思考

 [英]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

《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本书上卷是作者谢选骏对汤因比

《历史研究》一书的阅读思考与相关评论。

（另起一单页）

第一篇

汤因比“挑战应战”模式缺陷

网文《“文化形态史观”的本质是人——读汤因比〈历史研究〉》说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年）是20世纪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在其十二卷的煌煌巨著《历史研究》中，系统阐述了“文化形态史观”，揭示了文明诞生、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规律性。然而通过深入考察和研究就会发现，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包含着诸多的人本主义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可以称之为“人本史观”。

汤因比首次提出了促进文明诞生和发展的“挑战应战说”，这是文化形态史观的核心。在汤因比看来，文明的诞生是环境对于人类的挑战刺激人类起而应战的结果，文明产生和进步的动力正是由于挑战与应战的相互作用。面对每一种挑战，人们都会做出不同的应战，如果对于一种或几种挑战取得了胜利，那么文明就诞生了，否则文明就趋于夭折。然而，这种挑战与应战并不是无条件的。一种挑战要激起成功的应战，就必须“适度”，强度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那么挑战强度大小的依据是什么？显然来自外部挑战的大小不可能通过自身来衡量，而要由应战能力来衡量，挑战只能相对于人的应战能力来说是否适度。汤因比认为，不能指望人们对于在不同的场合对同一种应战作出相同的回应，“即使我们正确地掌握了所有种族、环境或其他能够供科学阐释所需的资料，我们仍然不能预测出这些资料所代表的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因为“在这类活动中的各个力量”乃是一个个的人。正是人们具有不同的应战能力，才使得各种挑战具有了不同的结果。因而在挑战与应战这一相互联系的因素中，人的应战能力无疑占据着根本地位。但汤因比并没有看到人的应战能力的本质和源泉。而仅仅把人的应战能力归结于人的精神。他认为人类的关键装备不是技术，而是他们的精神。如果人类没有想象力，没有创新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没有自控能力，再好的技术本身也不能使人类完成创造文明的任务。

在许多人看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军事征服、地理扩张、统一国家的建立标志着文明的发展进步或强大，然而汤因比却认为文明的成长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从宏观领域来讲，文明的成长表现在对外在自然和人为环境的控制，控制环境的力量增强的标志则相应地表现为技术的进步和军事征服、地理扩张。虽然有些时候文明的成长在时间上与一个文明本质上的进步相吻合，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却并不是这样。从微观领域讲，文明成长就在于挑战与应战的场所是否从外部的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的宏观领域转移到了文明的微观领域，即社会的内部人格。社会是人们共同行动的场所，是由个人构成的，因而构成一个社会或文明的人的自决能力抑或人格是否得到提高就成为文明成长的衡量标准。成长现象就是从文明外部转移到内部人格的一系列挑战与应战现象，它意味着成长中的人格或文明趋向于成为自己的环境，自己的挑战者，自己的行为场所。这样文明的进步就不是漫无目的，而是人们不断选择、努力、创造的结果，这是一个逐步走向自决的过程。既然文明的成长的衡量标准是人类迈向自决的程度，那么不言而喻，文明衰落的标准也不能从宏观领域去寻找，也只能转向文明的内部，文明衰落实质上是人类自决能力的逐步丧失，因而它必然也成为文明衰落的衡量标准。

宗教思想在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说”，甚至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汤因比认为宗教与文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宗教是文明诞生的源泉，是文明发展的动力，而且还是文明最终的“救世主”。他承认自古以来，创建文明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生产的剩余，就是说，人们能够生产出超过生活最低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依靠这些才能从事经济活动以外的创造性事业，诸如建筑、艺术、文学、哲学、战争等等。然而这些创造性事业，如果没有群体的合作，也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这种群体的合作，必然需要某种宗教精神支柱。在文明衰落的过程中，宗教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视，但是汤因比并没有把宗教当做文明衰落的原因，而是相反认为宗教是文明的拯救者。宗教是“使各种文明产生、使其延续下来的生机源泉……各种文明形态，就是此种文明所固有的宗教的反映”。

但汤因比理解的宗教信仰指的古今中外一切宗教概念所涵盖的只是一种人生信仰，是人在不同历史阶段所经历所达到的一种精神状态，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还包括科学主义、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可见汤因比的宗教观从本质上并不是如神学家所宣扬的神秘东西，他心目中的“上帝”是宗教本身包含的一种“爱”的情感，历史上每一次宗教的发展都是人的精神的一次升华，这样其宗教观最终还原成了有血有肉的人本身。

挑战应战说认为，人的自决能力和宗教史观仅仅是接触到了汤因比思想体系的表层意思。要触及其深层的实质，还必须探讨汤因比的“生命冲动”、“人格”等概念。汤因比认为人类得以战胜一个又一个挑战缘于人本身的人格力量。“如果文明不断生长，仅有一次从动荡到平衡的有限运动是不够的。要把这种运动转变成周而复始的节律，必须有一种‘生命冲动’（柏格森的术语），以便将挑战的对象再度从平衡状态推入动荡之中，再次面对新的挑战，再度刺激它以一种新的平衡状态结束动荡继而做出新的应战，如此交替，不断前进，以致无穷。”汤因比使用了“人格”这一术语来标志生命冲动。“人格”是少数创造者的灵魂，具有创造性、超人性和神秘性，代表了最高的生命力，是创造新人种，改变文明社会精神面貌的力量，推动文明的成长。“正因为这样，文明社会的生长过程就必须有一种生命冲动，文明的生长实质上就是一种生命力。”

这样汤因比把文明发展的终极原因归结到了人类的生命冲动，人的本能，最终与主张把人的精神、意志、动机、本能等视为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因素的人本主义殊途同归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可以称之为人本史观。一切文明的发展史都证明正是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完成了文明之间的新陈代谢。然而，把人的精神、本能、动机、意志视为社会发展第一位的原因，看不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的物质实践活动，而且把这种人的活动仅仅归结于少数超人的活动，对广大群众创作历史的作用视而不见，是不可能发现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的，这是一切人本主义者的根本缺陷。

……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自认其理论的最大创意是“挑战与应战”，也就是不同的人在面对同一个挑战时的不同反应，决定了文明的命运。例如，其《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指出：“在面对同样的环境挑战时，不同的族群会作出不同的反应：逃避挑战苟且度日的族群，或缩聚于某个孤僻的地方，固守传统生活方式，处于长期停滞状况，或被他族征灭；只有面对环境的挑战积极进取，率先转向农耕文明的族群才创建了最早的文明中心。”

虽然汤因比承认“挑战与应战”这个理论也是受到他人的启发而作，但是，这个理论前提本身也还是大有问题的：

正如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是略有不同的，“不同的族群”也不可能“面对同样的环境挑战”！因为，当一个“同样的环境挑战”出现在“不同的族群”面前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不同的环境挑战”了。

如此看来，“应战”的成功与否并非取决于所谓的“自决能力”。而所谓“自决能力”是文明成长的标志、文明衰落的原因是“自決能力”的丧失等说法，都是一些出自一些本末倒置的观察。这就像是说：万物生长是春天到来的标志、秋天的到来是因为万物不再生长……其实，万物生长可能不是春天到来的标志，而仅仅是温室的作用；秋天的到来可能不是因为万物不再生长，而是地球自转的结果……相反，“成功的应战就会增强所谓的自决能力”，可能倒是更接近实情。

再者，“文明起源于挑战和成功的应战。”这是一个“成王败寇的真理”。因为文明是一种互动过程。例如，没有失败的文明就不会有成功的文明，文明不仅起源于挑战和应战，文明也灭亡于挑战与应战。所以，任何一个成功的文明最后都会走向失败，并且因为它的成功而灭亡。

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互动作用的魔方。压力会激起反压力，任何一个变量都会引起新的变量。全局的改观，会让正确的变成错误的，也会让错误的成为正确的。

（另起一页）

第二篇

文明衰落的原因既非“自杀”亦非“谋杀”

文明衰落的原因既非“自杀”亦非“谋杀”，而是寿终正寝。虽然各个文明的寿限不一，但想长生不老，无异白日作梦。

这就是官方学者的悲哀。

这里官方学者不是共产党人，而是英国绅士，那就是历史学家汤因比。

汤因比认为：文明衰落的原因是“自杀”而不是“谋杀”——

有人这么解释：

我喜欢的译文名著很多，但令我无数次翻阅沉思的则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在这三卷本的书中，汤因比提出“旧瓶装新酒”的比喻，又最令我难忘。

汤因比在书中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即“文明自杀论”。汤因比认为，文明衰落的原因是“自杀”，而不是“谋杀”；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文明衰落根源于一个社会对新挑战不能进行成功应战，根源于人们“自决能力的丧失”。汤因比分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一场成功革命过后，往往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旧瓶装新酒”的问题，另一个则是蒙昧主义的崇拜问题。

所谓旧瓶装新酒，就是指那些成功的创造者沉溺于自己以往的成就，迷恋于自己已经获得的地位，当现存的社会结构遇到新的社会力量的挑战时，总是希图以旧的曾经有效但现在已过时的方法去应付新的挑战，而不是作新的变更；总是极力维护旧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作相应的调整。其结果则只能是社会在新的挑战面前丧失应战能力，最终导致文明的衰落。所谓蒙昧主义的崇拜问题则有三种情况，一是对伟人的崇拜；二是对一种组织制度的崇拜；三是对一种技能的崇拜。

汤因比认为，对挑战进行应战，并取得胜利的人都是创造者。但是要由某一些人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续出现的挑战进行创造性地应战，乃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他们在接受了一次挑战而且取得了显著成绩以后，在遇到又一次挑战时，很可能会出现明显失败的局面。他们以往的胜利，往往会成为他们再度承担创造性角色的严重障碍。那些在上一次挑战中取得胜利的创造者，当面对新的挑战出现时，他们往往不仅自己不去主动应战，而且还会极力反对新的应战者。而这些过去的创造者，由于他们在上一次挑战中的成就，现在往往是居于这个社会最有权力和最有影响的地位上，他们的反对会有何种程度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并且还又由于宣传的作用，整个社会的人们往往还会盲目地崇拜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文明并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向衰落。

汤因比认为，革命成功过后，社会除对一些人的崇拜外，还会滋生出对某一或某些组织制度的崇拜，如对政党、国家、政治制度、议会等组织和制度的崇拜。汤因比强调任何组织制度都具有暂时性，它也像人类的创造行为一样，是寿命不长的，都有它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时候。当出现新的社会力量挑战时，仍然抱着原来制度偶像，这个社会的衰落也将是不可避免的。他提出古希腊社会的解体和罗马帝国的衰落都是例证。汤因比认为，除对一些人和组织制度的崇拜外，人类还有一个难以根绝的经验主义倾向，即对一种或几种成功而熟练技能的崇拜。汤因比提出，一种文明的衰落“最主要的根源莫过于它以前过于成功”。汤因比提到，大量物种的灭绝，大概就是由于应付原来环境的能力太成功造成的。在汤因比看来，游牧民族和爱斯基摩人正是由于他们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地投入到了游牧和狩猎活动，因此才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

汤因比关于文明衰落的理论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一是新内容必须要有新形式。汤因比“旧瓶装新酒”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理论是一致的，强调的都是社会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一定要根据形势的发展主动变革以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要求。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可谓是这一理论的最有力实证。同时启示我们，只有深度推进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才能赢得中国新一轮的大发展。二是崇拜既往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我扼杀。崇拜既往是严重的自我缺失，汤因比提出的“三种崇拜”无不根源于实践主体自觉自醒自决能力的严重缺失。经济落后、科技落后，人之外的一切的落后，都只是一种现象的落后。一种文明的衰落、一个国家的落后，根本的原因在人，在于人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太盛，在于人的自主性、创造性、批判性严重缺失。三是民族振兴文明进步，首先需要从培养创新和批判性精神开始。要想从根本上摆脱汤因比提出的“旧瓶装新酒”和“三种崇拜”等现象，就必须大胆解放思想，张扬批判性精神。批判是一种对现存对象的否定、修正、扬弃和超越。一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史，就是一部实践主体批判史，不论是自然科学技术史，还是人类社会思想史无不意味着就是批判史。也就是说，人类是在批判中前行的。

……

汤因比为何作出上述错误的论断呢？

不在于他学识短浅，而在于他为稻粱谋，在于他是一个官方学者、一个英国外务官员。这就使得他的理论要比斯宾格勒“先天不足”了。按照“屁股决定脑袋”的说法，他的屁股坐歪了，他的脑袋就无法正常运转了。

斯宾格勒就没有这个问题，虽然他有“身为德国人”这一局限，但他没有“身为德国官员”的多一层局限。因此他能够认识到：一切文明都会死亡。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宿命。不仅如此，而且由于他没有在政府领取津贴、在大学和智库基金会领取薪水，所以他敢于说出真话。

谢选骏指出：正如我们根据中国的历史也能够认识到：任何朝代都会死亡。改朝换代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宿命。

国家政权不是被颠覆的，而是注定要自己灭亡的。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宿命。

（另起一页）

第三篇

比较汤因比、斯宾格勒

汤因比自认其理论的最大创意是“挑战与应战”，也就是不同的人在面对同一个挑战时的不同反应，决定了文明的命运。例如，其巨著《历史研究》指出：“在面对同样的环境挑战时，不同的族群会作出不同的反应：逃避挑战苟且度日的族群，或缩聚于某个孤僻的地方，固守传统生活方式，处于长期停滞状况，或被他族征灭；只有面对环境的挑战积极进取，率先转向农耕文明的族群才创建了最早的文明中心。”

虽然汤因比自谦说这个“挑战与应战”的理论也是受到他人的启发而作，但是，这个理论前提本身也是大有问题的：

正如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是略有不同的，“不同的族群”也不可能“面对同样的环境挑战”！因为，当一个“同样的环境挑战”出现在“不同的族群”面前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不同的环境挑战”了。

如此看来，“应战”的成功与否并非取决于所谓的“自决能力”。而所谓“自决能力”是文明成长的标志、文明衰落的原因是“自決能力”的丧失等说法，都是一些出自一些本末倒置的观察。这就像是说：万物生长是春天到来的原因、秋天的到来是因为万物不再生长……

其实，万物生长可能不是春天到来的原因，而仅仅是太阳移位的作用；秋天的到来也不是因为万物不再生长，而是地球自转的结果……按照同样的道理，“成功的应战就会增强所谓的自决能力”，可能倒是更接近实情。

（一）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的理论来自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的文化形态学的历史观念，汤因比虽然就比斯宾格勒小九岁，但在学术思想的发展上却晚了整整一代人，汤因比刚刚冒头，斯宾格勒就去世了。这个落差肯定让汤因比郁闷终生，不过也激发他去开创比斯宾格勒更为系统化的写作工程：在斯宾格勒的德国哲学式的灵感原创的基础上，汤因比用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来把文化形态予以学理化，对文明发展的具体过程，做出了更为精细的分析。

比较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理论，我觉得斯宾格勒的理论像是“植物型的”，而汤因比的理论则像是“动物型的”。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是以宿命观念看待文明命运的，开宗明义就是一段植物式的宣告：

黄昏时分，你看到花朵一朵接一朵在落日中闭合，此时，你不由得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即面对着茫茫大地上这盲目而梦幻般的生存而产生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惧感。那沉默的森林，寂静的田野，这里的一丛矮树，那里的一条细枝，它们自身并不摆动，戏弄它们的乃是那习习的微风。

而汤因比的理论像是“动物型的”，是从人类行为的角度分析文明过程的，强调了人类文明的相对可控：

在“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领导下可以成功地回应挑战，文明从而兴起；文明在领导阶层停止创造性回应时趋向于衰微，然后因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过失及少数专制的暴政而沦亡。汤因比与斯宾格勒的不同在于，他并不认为文明的死亡无法避免，端赖其能不能对接连的挑战持续产生回应而定。

汤因比虽像斯宾格勒一样认为人类各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基本的一般规律：犹如一个有机体，每个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不过他自己还提出新的见解，认为文明的这种周期性变化并不表示文明具有必死的宿命，所以我把汤因比对斯宾格勒的这一修正叫做“动物型”的。

那么，有没有一种“人类型”或“灵魂型”的理论可以解读文明过程呢？

我认为是没有的。因为文明乃是系统工程，而灵魂仅仅属于个人。在这种意义上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建立地上天国的企图，只是留下了扭曲的身影。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十八章36节）“灵魂型”的文明理论也是如此，它是无法在地上施展的。

（二）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中，多从文化移植过程中产生的“走形”、“变质”，从而形成人文世界的“假晶现象”的角度，探讨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的传播所造成的后果。例如他认为，“没有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运动，而只有印度佛教徒的丰富的表象中的一部分为具有某种宗教倾向的中国人所接受，形成了一种对中国佛教徒且仅对中国佛教徒有意义的新的宗教表现形式。”

所谓假晶现象也叫“换质矿物”或“假象矿物”〔即“pseudomorph”〕，指岩石经由换质作用形成的矿物。其特征是A种矿物的晶体被B种矿物所取代，此次生矿物〔B〕仍保有原生矿物〔A〕之结晶外形，形成一个由B取代 A之假晶。例如，玄武岩受到蚀变作用，其所含的橄榄石被绿泥石所取代，形成一个绿泥石取代橄榄石的假晶〔a pseudomorph of chlorite after olivine〕。假象矿物形成过程即是一种换质作用，而换质作用是变质作用〔Metamorphism〕的一种，因流体的作用，使发生变质的岩石和外界有成分元素上的交换。

简单说，假晶现象作为地质学概念，原指一种岩石的成分注入它种岩石的缝隙和空洞中，以致造成了一种混生的“假晶”，即貌似甲种的岩石，实际包裹的却是乙岩石；引申到人文领域，文明上的假晶现象是指渊源于不同民族的精神及其文化样式之间的杂交变形，一种形式掩盖了另一种内容。一个社会的精神活动，会诉诸特适其自我表现的形式，从而在历史中创生了一种“文明的样式”：艺术的样式、哲学的样式、宗教的或科学的样式，从此呈现出各种世俗生活或神圣生活的波澜壮阔但内在一致的苍茫景观。一种文明的精神生活，借助于他种文明的表现形式而展示开来──这，就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假晶现象”。例如，中国历史上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就是借助外来文化的模式、语言、服装，来寄托了本民族的精神生活。伊期为主的什叶派回教文化，也借用了阿拉伯文化即逊尼派回教的外观，注入本民族的精神。

假晶现象可谓是功过参半。在特定的历史气候下，历史上极富活力的文化，常和假晶现象结下了缘份。而一种文化的光辉，常受益于他种文化的前来“交汇”。“交汇”与“交流”不同，它不是表层的、枝节上的交通互补，而是两种文化在精神气质和内在结构上的交媾，是一种全身心的汇合。而常常，如果外来文化过于强大，本地文化就被迫一时接受外来文化的外观，形成假晶现象。

（三）

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认为，没有人类的共同历史，只有文化的自身历史。这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但是人却不能过于武断地决定什么是“文化”。在我看来，有所接触的人类集团，在某种程度上都构成了一种文化势力。例如，轮子的发明，马镫的发明，各种作物和工具的发明，都传播得很远，都决定性地影响了所及地区的人类──他们虽然并不同属一个“文化”，但都被包括在了一种“命运”之中。

从时间上看，旧大陆上的古典文明及其后续发展，都强烈的同步性，这暗示它们的彼此关联及其互相渗透。1492年以后，美洲人也被这一旧大陆的“命运”给包围、包抄了，结果不就落入了同一个“文化”了吗？斯宾格勒如果没有细究这些，就把不同的文化一刀切开，就割断了许多复杂微妙的联系了。其实在我看来，在彼此有所接触的人类集团之间，还是形成了某种“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的。例如蒙古人就曾影响了旧大陆上的几乎所有人类，而哥伦布、麦哲伦则影响了所有的人类──他们真的创造了“人类的历史”。

斯宾格勒用一种类似进化论的观念，把居住在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人民称为“原始民族”、“文化民族”、“费拉居民”〔fellah-peoples，即“后文化民族”〕。这被认为是他的一大创见，其中的“费拉”是指一种社会人类类型〔Fellah type〕，很接近现在人们所说的“后现代社会”。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中，“费拉”的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帝国时代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例如，汉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的人〔Fellah -peoples〕，而且也是形成于汉代帝国的。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

其实，在中国文献中，类似的分类早就出现了。例如，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生女真与熟女真的区别，就是依据女真人的汉化程度来划分的，汉化程度深的，就是熟番；汉化程度浅的，就是生番。宋、辽、金人把漠北的蒙古等部称为“黑鞑靼”或“生鞑靼”，漠南的汪古部称为“白鞑靼”或“熟鞑靼”。那些能够入主中国的“番人”，是熟番程度开始超过生番程度的，如鲜卑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清人、日本人、苏联人。而彻底汉化了的，就不再是番，而是汉了。这也就是韩愈在《原道》中所说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这在台湾历史上也是显而易见的：明代称台湾土著为“东番”，清代称“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称“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清代书中指那些处于生番和熟番之间的半开化民族为“化番”。文明的进展使得生番渐成熟番。熟番被称为“平埔番”，主要分布于台湾西部平原及宜兰平原。平埔族原为南岛语系民族，和中国人种悬殊很大,但正是由于汉化的作用，早在明清时期就被称为熟番与化番。生番归化、生番的区划与隔离、从消极隔离到积极利用熟番的结盟政策，都是统治者以番制汉、以熟制生的策略运用。

在我看来，生番相当于原始民族，熟番相当于文化民族，汉人相当于费拉居民〔fellah-peoples，即“后文化民族”〕。对历史过程稍加观察就不难发现：生番火候未到，没有力量扩张；汉人火候已过，没有意志扩张；唯有熟番兼具力量和意志，火候正好。熟番往往具有活力十足的奴隶制度，如中国文明圈内部的秦国、鲜卑、元朝、日本，以及欧洲文明圈内部的近代殖民国家，包括废奴运动之前的俄国和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农奴制度的俄国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

李零认为，“宋元明清，中国挨打，教训很深刻，有些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对华夏优越论持批判态度。如明人谢肇淛说，‘夷狄之不及中国者，惟礼乐文物稍朴陋耳。至于赋役之简，形法之宽，虚文之省，礼意之真，俗淳而不诈，官要而不繁，民质而不偷，事少而易办，仕宦者无朋党烦嚣之风，无讦害挤陷之巧，农商者无追呼科派之扰，无征榷诈骗之困。盖当中国之盛时，其繁文多而实意少，已自不及其宁静，而况衰乱战争之日，暴君虐政之朝乎？故老聃之入流沙，管宁之居辽东，皆其时势使然。夫子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者，其浮海居夷，非浪言也。’〔《五杂俎》卷四〕。”

身为熟番而比较接近“生番”的德国人斯宾格勒，在评判古代文明时也许更具客观性和中立性，而且更能体会原始民族内心世界；所以他如果读书够多，肯定不会同意谢肇淛的看法。因为他明确指出：内涵是不能转移的，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的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例如印度人和中国人在那些日子里双方都自觉是佛教徒，他们在精神上依旧离得很远。相同的经文，相同的教仪，相同的信条──但是两种不同的心灵，各走自己的路。

在这里起作用的已经不是各种形式的“原始意义”，而是各种形式本身：它们把观察者自己的创造力，灌注到对象之中。他斯宾格勒进一步追问道，那么，哲学和科学方面的“永久征服”结果又会怎样呢？他解释说，人们三番五次地听到“希腊哲学如何到今天还继续存在着”，但是他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没有实际内容的夸张而已，“希腊哲学的各种概念本可以构成一个长长的目录，它被采取得愈多，则被确定的残存部分的比例也消失得越来越小”。他举例指出，现代人的习惯仅是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柏拉图的理念说、以及亚里斯多德的宇宙五十二个凹型的天球等概念作为偶然的“错误”忽略过去，好像自己真的能比已经消逝的希腊人自己更好地理解了它们的意义！其实呢，“我们实际上而不仅是表面上所掌握的希腊哲学的总体，实质上等于零。”

斯宾格勒再举例说：“据说，文艺复兴完全受了古典艺术的‘影响’。但是多里亚式庙宇的形式、爱奥尼亚式的圆柱、关于肖像配置、瓶画、剪嵌细工、蜡画法的种种原理、雕像的构造因素等等都怎样了呢？为什么这一切都未曾发挥‘影响’呢？……某个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意欲表现的东西，其实是他身上先天具有的东西，从他所面临的一系列过去的形式中，他真正看到的只是少数他想要看到的形式，并且当他需要它们的时候才去看它们──换句话说，与他自己的意图一致，而不与原始创造人的意图一致，因为从来没有现存的艺术认真地考虑过那种意图。你可以试着一个因素接着一个因素地去了解埃及雕刻术对初期希腊的‘影响’，那么结果你将发现：除了希腊人的追求形式的意志从较古的艺术储藏中吸取了一些它无论如何都会在某种型式中为它自己发现的特征以外，并没有什么‘影响’存在。在古典的景观的周围，有埃及人、克里特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波斯人、腓尼基人正在工作，或已经工作，而且这些民族的工作──他们的建筑物、装饰品、艺术品、祭仪、国家形式、字体、和科学──希腊人了解得很多。但是从所有这许多工作中，古典的心灵又选用了多少东西作为它自己的表现方法呢？”

斯宾格勒认为，不仅艺术上如此，法律上亦然：“我们可以把罗马法当作一种体系的例证，这种体系显然历两千年而未改变，”，其实这是假象即假晶现象，例如，在希腊罗马世界中，“本国”和“外国”之间的界限位于两座市镇之间，而在闪族世界这一区别则位于两个宗教社团之间。“异教徒”一词在中东地区，就正如“敌人”和“侨民”在罗马人和希腊人中间的含义。恺撒时期取得罗马公民权对于高卢人和犹太人的意义，就像加入回教对于一个被征服的部落那样重要──他们可以因此进入主流文化和领袖民族〔就像后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那样〕的行列中，而不必再承受额外的压迫和苛捐杂税。所以，“同样的”罗马法其实在三种不同的文化〔希腊罗马古典文明、阿拉伯─回教文明、近代欧洲文明〕中，实际上经历了三个完整的演变过程，而在每一文化中又各有其完全不同意义。……罗马法之所以变为卓越超群的，只是因为罗马作为一个单位城市获得了──如同在其他条件下亚历山大里亚也会获得的──支配古典世界的最高权力，而是首先通过罗马的政治胜利，随后又因为罗马独占了大规模的实际经验。

相比之下，“希腊文化从未用希腊语形成一种法学，结果人们就忽略了希腊法和罗马法在时间上不是平行的而是相继的这一事实。罗马法是较年轻者，并以较古者的长期经验为前提条件；事实上，罗马法创制得很晚，而和它以前的希腊范例相比，却创制得很快。深刻影响法律观念的斯多噶哲学的全盛时代，继希腊法的全盛时代而起，先于罗马法时代。”

在斯宾格勒看来，文明的浪潮显然像自然界的浪潮一样旋生旋灭，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无法重复完整地继承理解。在文化的这种特性之下所合成的更大范围的世界〔如“全球”〕，会有怎样的特性呢？

（四）

所谓族裔特性〔Ethnicity〕是指不同种族所具有的不同性格。这是美国人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所倡导的研究项目，原先研究美国不同族裔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进而考察全球背景下的族裔政治动态。它认为，当代世界政治里的“新的社会分层〔the new stratification〕现象，是族裔特性的后果。

马克思主义式的对财产关系的偏见，妨碍了人们认识族际关系，或把族际关系看作是财产关系的衍生物和“史前时代的残留物”。其实这是不对的，看来财产关系才是衍生物：在一个共同社会环境里，是族群具有的不同规范，造成了它们之间不同的成功水平，也就是说，是族裔特性导致社会地位差别。这一现象既可以广泛地存在于财产关系减弱中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样存在于废除了财产关系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

在这种理论看来，国际政治中的族际斗争并非“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种族归属感与种族自决梦想之间的冲突。种族归属感客观存在，而民族自决原则鼓励这种归属感发展成为建立独立国家的意识，而在主权国家的主宰下，要实现自决原则，可能导致无休止的族际冲突。民族主义与民族自决的梦想，暗藏杀机。

联合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6月17日发表的《和平议程》〔Agenda for Peace〕的报告中，阐述了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不会限制各族裔建立国家的要求，但是人类的和平、安全和经济福利将可能因此更难获得。……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各族人民的自决原则，同俱重要性和伟大的价值，绝不允许在未来时期内相互冲突。”这实际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符合联合国什么也做不了的现实。

在主权国家的瓜分主宰下，族群只有三个前途：

1，作为某一国家内的族群保持其族裔特性。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这种由多族群组成的国家，像韩国日本这类自以为单一民族的国家实在寥寥无几。

2，融合于另一个族群从而失去自己的特性，如美国社会中的德意志人和中国社会中的满族。

3，对所在国家的统治不满而发展为一种新的民族，并最终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像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主要民族做的那样。加拿大魁北克人和其他要求独立的民族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其实，类似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种族冲突〔ethnic conflicts〕，早在五十年前就出现在印度次大陆了。1947年4月30日，流血的宗教战争在印度所有的城市蔓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间的冲突在加尔各答最为激烈，五天的巷战夺去了一百二十人的生命。英国驻印度总督蒙巴顿，命令军队在各骚乱城市建立隔离防线。7月10日，英国首次任命一名非白种人为英国自治领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出任英联邦巴基斯坦自治领总督。一个月后印度分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

旁遮普地区被一分为二，分属印度和巴基斯坦，城镇和农村，对立的教派都在作战，仅在旁遮普就有十五万人死于宗教冲突。印、巴分治立即造成了一百万难民，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如果不幸在旁遮普印巴分界上站错了地方，就成为被虐杀的对象。印度发生的悲剧不仅对现代世界是个不祥之兆，而且印度的宗教和神话已经预示了这一悲剧。例如主持宗教事务的婆罗门种姓〔Brahman，僧侣〕，在印度是第一等级。早在公元前1500年以前《梨俱吠陀》时代，婆罗门教的雏形就和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开始形成。它把印度人分成四个等级，即婆罗门〔Brahman，僧侣〕、刹帝利〔Kshatria，武士〕、吠舍〔Vaisia，庶民〕、和首陀罗〔Sudra，奴隶〕等四个瓦尔那，至今印度还有六千万“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类似印度种姓制度〔Caste system〕的等级制度，在古代埃及、希腊和其它许多国家，甚至在现代社会如纳粹德国都曾有过。中国文革期间，把人区分为“黑五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和“红五类”份子〔工人、贫农、解放军、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阶级制度，除了时间短暂，也很类似印欧的种姓制度〔Caste system〕，显然是从欧洲人和苏联人那里移植过来的。种姓制度多数是某种外来种族征服的结果，经常是白种人对黑人进行种族压迫的工具，不论在古代印度还是在近代非洲和美洲，都是如此。

由于历史的复杂，四个瓦尔那在雅利安人和印度土著之间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一些土著部落的领袖曾经通过与雅利安人的联姻融入婆罗门或刹帝利种姓，而有些下层的雅利安人也曾沦为首陀罗和不可接触者。“十九世纪末，人类学家李斯累在孟加拉对种姓进行形体人类学调查，发现种姓高低与鼻型指数之间有种奇妙的一致性：地位高的婆罗门鼻子细长，地位最低的‘贱民’鼻型扁平，其他介于二者之间的种姓，其社会地位的高低也与鼻型指数一致。由此，他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印度人的社会地位与鼻子的宽度成反比。’他把种姓的起源归于白肤高鼻的雅利安人与黑肤宽鼻的土著达罗毗荼人的混血，尤其是雅利安人为了维持血统纯正而规定的族内婚。他假设，约在公元前3000—1500年，白皮肤的雅利安人征服了次大陆的土著人──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最初到来的雅利安人主要是青年男子，他们从被征服者中娶妻，而把女儿再嫁给雅利安人。这样虽然发生了混血，但雅利安人中仍尽力维持自己的血统。当到了他们自己集团内的女性已足以供结婚之用时，为了阻止进一步混血，他们便停止了从土著人中娶妻妾，只在自己集团内通婚，于是种姓制度便产生了。”

与欧洲人不同的是，尽管古代印度人也有法律，但却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摩奴法典》规定，如果一个婆罗门分别娶了四个种姓的妻子，对于其财产的继承权，各个妻子所生的孩子应占有不同的比例，其中“婆罗门妇女之子得四份；刹帝利妇女之子得三份；吠舍妇女之子占两份；首陀罗妇女之子占一份。” 《摩奴法典》还规定，“刹帝利辱骂婆罗门则应仅处一百帕那罚金；吠舍处一百五十或二百。”然而，“最低种姓的人以骇人听闻的坏话，辱骂再生族，应割其舌。” 因此，与“十二铜表法”等欧洲法典不同，印度法典不是同族的平民与贵族之间通过较量妥协而成的社会契约，而是婆罗门、刹帝利等异族的高种姓集团借助军事征服强加给低种姓阶层的产物。

有人认为，与中国不同，早期印度的尊卑贵贱，不是归结为宗法群体的血缘关系，而是归结为个人的业报轮回与世代因果。对任何一个信奉婆罗门教的印度“再生族”来说，其肉体的生命和精神的生命一分为二：肉体的生命是父母给的，精神的生命则是宗教给的。在精神生命的获得中，由于老师常常比父母对其更有帮助，因而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印度人的师生关系比家庭关系还要重要。正像《吠陀》中所说的那样，“父母因爱结合赋予儿子以生命，因为婴儿形成于母胎，所以这种出生只应被看作是纯人世的。但阅读过圣典的教师，根据法律，通过娑毗陀利赞歌赋予他的生命才是真正而不会死的。”在这种不同于宗法文化的宗教文化中，不仅不同种姓的人之间因害怕沾染污秽而互不来往、严重隔绝，就连家庭内部的父子、兄弟之间，也缺少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感情沟通。〔陈炎：《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人类早期文明的三种形式》〕

但问题是，如此解释中国的“宗法文化”，似乎只能对先秦有效，对秦汉以后则完全失灵了。中国汉代以后的类书里虽然有记载说：“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给，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绗人也。”〔《太平御览》七十八，引《风俗通》〕，但如此解释阶级区分，似乎带有印度种姓制度的特点，并不符合中国文明在秦汉以后尤其是唐宋以后形成的平民社会的惯例。因为中国基本上是单一种族即黄种人的社会，正如欧洲基本上也是单一种族即白种人的社会，所以无法形成尼采等人呼吁的种姓制度。古代的种姓制度只能形成于印度这样黑人、白人、黄种人杂居的社会，那里是近代欧洲殖民全球之前，世界上种族混杂最为严重的地方〔有如今天的美洲〕。所以我发现，把种姓制度移植到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印度教，最后失败了，被儒教〔越南〕、佛教〔缅甸、泰国、柬埔寨〕和回教〔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一一取代，只能残存在“与世隔绝的巴厘岛”。这表明，适于黑白杂居的印度的种姓制度，无法扎根在单一种族即主要由黄种人居住的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而佛教、回教以及基督教那样的“世界宗教”才能超越种族界线也团结同一种族。

当然，不能说种族混杂为种姓制度提供了合理性，否则这岂不等于是像新大陆这样种族混杂的地区，有朝一日注定要把黄种人〔印第安人和亚洲后裔〕变成婆罗门种姓〔僧侣〕、把白种人变成刹帝利〔武士〕、把混血人变成吠舍〔庶民〕、把黑人变成首陀罗〔奴隶〕？显然，这种原始的文化不应复活，僵化的种姓制度需要让位给种族自治的礼制。〔在第二十六章《礼的精神》我们会谈到，礼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地方自治”和“种族自治”。〕《书经》〔尚书〕所谓的“百兽率舞”〔《尧典》〕，可能是指“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周书·武成》〕，它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分，而不是种族的区分。这显然要比印欧文明的种姓制度，更为优越，更适合全球文明的现实。

（五）

教族与教派的区别是：

教派是以信仰为纽带的社会团体，具有组织系统并要求成员恪守某些思想规范和行为准则。教族则在教派基础上，增加了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的要求，典型的教族甚至以婚姻形式作为巩固自己生活方式和信仰核心的手段，这样的教族自成一团，不假外求，拥有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不仅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团体，也是一种独特的种族团体。与一般的种族团体不同，教族的种族基础不仅基于生物性，而且基于文化的归属与信仰的拣选。教派与教族的基本差异在于，教派不是独立的种族团体，比较开放，也比较松散；教族则是独立的种族集团，要求成员全盘接受它规定的教义及整套生活方式，甚至它的“民族语言”。

很明显，教族不是平地而起的怪物，而是融合了信仰和种族等双重要素的生命共同体，并以血缘纽带维系宗教信仰。这样的“教族”只能来自民间，而不是官方教育的工具，其根须扎在信念坚实的普通人之中，不是自上而下吸收成员得来。教族从民间兴起，而后才渐渐蔓延到上层。这和欧式政党的形态相去甚远，和苏式政党的形态更相异样。欧式的政党，甚至比普通教派更为开放、松散，本质上只是一个竞选的工具。苏式政党虽为统治工具，但多是浮在社会的上层，最底层的工人贵族，缺乏“草根性”也并无特殊的生活方式予以维系，结果十分容易遭到政权变易的侵蚀。

教族的独立性首先来自生活方式，而不必居于统治地位；如果仅仅为了炮制一个更封闭更僵硬的统治工具，自上而下地“封赐”出一个教族如太平天国那样，不仅有害整个社会，也难以长治久安，到头来只是为一小撮低能的政治特权分子满足自己的私欲，开了方便之门。

教族的出现，不是以垄断社会和政治权力为目的，更不是为将垄断权力推向家族政治的深渊。作为教族社会的副产品，权力的封闭性甚至家族性即使在所难免，也是作为需要反对的恶现象，而不是值得表扬的“孝治天下”，借教义信仰的名义而偷渡家族权益的黑帮，需要铲除。

在一个教族社会尤其是回教边区的教族社会中〔如印度和巴尔干半岛〕，占统治地位的教族，和被统治的各种教族，其关系经常变动，统治与被统治的轮流更替，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社会的活性。

统治的教族，有义务履行统治的职责，因为它此时拥有必要的保护力量，而这种力量往往是它以前的在野地位所赐予的。统治的教族越少迫害其他教族，就越容易维持更持久的统治。过度迫害与压榨其他教族，只会打乱社会平衡，其首要后果就是削弱自身统治。

教族之间的兴替，有助于整个地区的生气勃勃。社会统一固然重要，但文明的活力更有益处，没有活力的统一其实是不堪一击的。比如庞大的中国，为什么常被蕞尔小邦如蒙古、满洲、日本、欧洲诸国轻易征服呢？关键就在于，中国的统一往往名存实亡：外表的统一下面，掩藏着内里的分层，外来的小小武装集团，凭其精诚锐进的作风，往往不难各个击破硕大的“天朝”。

相反，如果中国处于外观上的分裂状态，反倒不易为外来的武力所屈服。因为，这些从分层的“统一”之轭下解放出来的地方势力，自然会倾其全力抵抗外来的压力与侵伐，而不会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甚至互相抵消的动作，因为这是为自身的权力而战，而不是为统一的外壳而牺牲自己。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两次中日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时的中国是在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清朝〕领导下，结果战败求和；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战争〕时的中国四分五裂、甚至内乱不已，但是却拒绝求和、抵抗到底。这多少有些像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在国家统治下较好征服，而北美印第安人则因为散漫的部落状态而更难征服。

历史的直觉告诉我们，“假如”欧洲入侵中国的时间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或是南北朝时期，而不是发生在高度统一的“大清”，入侵者们遇到的抵抗一定会猛烈得多，就像他们在日本所遭遇的那样。而就中国自身而言，如在那些“分裂时代”就与西方的入侵遭遇了的话，中国的应变能力就会远为灵巧。所以中国在满清1900年解体后，进入了迄今为止已经一百多年的分裂时代，才又逐渐恢复了一点活性。而1949年以前的活性，又远远大于1949年以后。事实证明，中国长期的“统一” ，破坏了民族的元气和创造力。在帝国政府千年不断的高压下，臣民们失却了廉耻、忠义、互助等道德热情。而表面的“统一”，以漂亮的旗帜掩盖着放纵的私欲，迫使现代中国社会在名实错乱的手足无措中一再丧失了采取行动的良机。由此可见，“统一”并不是绝对的好事，如果“统一”的结果就是压制新的生命和文明力量，那未免索价太高了。

就中国文明的创造力来看，春秋战国时代的分裂状态确实胜过明清两朝的统一状态，“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就是先秦精神的写照。这不仅适用于那时的个人，也适用于那时的社会。但后来中国文明衰落了，不得不诉诸大一统的全面整合，正如今日全球社会所面临的。

斯宾格勒认为，在衰老的后文化民族的精神死海中将兴起一些“教族”，这就比他的效颦者汤因比一味强调“教会”的作用，更能触及普遍的意义。因为教会是特定的，而教族却比比皆是。中国近千年来的历史也预示着“教族”时代的来到：白莲教、天理教、回教、太平天国诸教派以及近代中国之青洪帮、国民党、共产党的党争党国一党专政，无非是把“教派”的分裂性发挥到“教族”的极致罢了。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教族”，而不仅仅像“八旗”那样主要是个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当然，教族也是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但它首先是个信仰组织和生活组织，就像经典的教族──穆斯林那样。教族和它寄生的“文明世界”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它先是分裂了文明，然后又改造了文明，最后形成了混合文明。

显然，汤因比的“教会”是从斯宾格勒的“教族”转化过来的，恕我直言，这一转化并不高明，反而有些弄巧成拙了。汤因比为了独出心裁，和斯宾格勒区别开来，有时反而把问题模糊化了。应该说“教族”是中东地区的特有现象，而“教会”却经常是普世的。中东的教族（基督教会）传到欧洲，形成的却是民族国家；中东的教族（伊斯兰教会）传到中国，形成的只是一个回族。

文明的内核是秩序，教族的内核是信仰，而人生的运行始终要依靠秩序和信仰这两条腿走路。秩序维持人际关系，信仰维持自我定位。人必须相信自己的生存具有这样那样的意义──即使“没有意义”也是作为“一项意义”被提出来的！

这就是新教族的真理观：一群来源各异的人们，在新信仰的纽带下结成一个民族，被热切的希望动员起来，以恒定的自信从事着“不朽事业”。教族的内核是信仰但文化的出发点却不是信仰，而是疑惑：有怀疑而后有不满，有不满而后有欠缺，有欠缺而后有需要，有需要而后有创造──路上的星光和奇异的恩典。创造来自贫乏，光来自寒冷。新的力量是从母体的死亡中出来的，痛苦的出发，指向奇妙的新世界。如果比喻文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信仰就是他所由蹦出的那块千年顽石。文化最后发现了自己的派生性质，重新回到母亲崇拜的陶醉中。

当一个教族式微了，它的信仰本质才暴露出来，到了末路的教族，除了自我尊崇已经别无选择。我曾经研究神话，不是为了学术和饭碗，而是因为神话研究本身的迷人──神话研究并非“找出来”的勾当，而是“塞进去”的事情，它运用充分的联想方式所从事的研究，可以给暮气已深的民族，注入生命的兴致。在进行神话研究时，需要进行田野调查，而相关的民族学考察却显示：欲恢复一个长期专制社会的活力，就需要对其民间文化开禁。开禁初期当然免不了某些混乱，但可以发挥教派的力量予以引导，教派的基础来自人民，相反，中国的特殊党派政治倒是从俄国引进的，而这个俄国却是欧洲国家的倒数第一，只是由于俄国离亚洲最近，又霸占了大量蒙古和中国故土，所以对中国的渗透性反而更强。欧洲的东西，并不太适于中国家族形式的社会，所以中国要西方化就需要首先摧毁自己的家族系统，并以教派统治的不断兴替，给中国地区带来生气。结果，“中国党派”这些中国特色的教族作为中国居民的“先锋队”和精英人物，就自然凌驾在百姓之上。

如果这些想法有道理，那么人们就需要为这些“教族”提供教义，这些教义需要立足中国的土壤及传统，如果照搬欧洲的教义，显而易见是难以持久的，我们的研究将综合，并使“找出来”成为“塞进去”的结晶。

摘自谢选骏：《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第十八章 教族：种姓制度还是礼制？（Chapter eighteen Religious grouping:Caste vs. Etiquette）

（另起一页）

第四篇

汤因比为何败于一个电台播音员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评价，自有其个性，但是就共性而言，历史学家更善于掌握更多的历史资料，更擅长透过现象看本质。

汤因比十分看重中国在历史上和未来的作用，对中国充满了期待。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加赞赏，而且很盼望并认为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对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主要贡献。汤因比很欣赏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尽管历经两千年的改朝换代，但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他认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大一统的局面。

1972—1973年间，英国“自由欧洲”电台播出了一组广播对话节目。对话双方，一位是电台播音员厄本，另一位便是被誉为“国际性智者”的著名历史家汤因比。对话以生动的言辞、敏感的话题、独到的见地，谈古论今，纵论时势，引起当时世界各地关注。

这里摘录一段谈“儒家文化与工业化”的对话。

厄本：我很想知道……在毛泽东逝世后，难道专家治国论者就不可以（在美国人或苏联人的帮助下）选择那种曾使日本和苏联在短时间内成为强大国家的同样危险的工业化吗？这种诱惑将会是强烈的，而儒家的背景也许并不足以使中国人停滞不前，尽管他们被劝告道（我确信他们是不会被说服的），他们作为第三世界榜样的魅力就在于其工业化的平衡状态和悠闲速度。我认为，共产党中国人并不会争论这些路线。 

汤因比：这是有可能的。而这之所以可以，是因为从鸦片战争一直到共产党中国人夺取政权为止，中国遭受了巨大的耻辱；假如你受到过侮辱，那么你就会用相应的攻势来进行反抗。在中国，肯定有这样一种想法，即中国必须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力量。一个开明的中国人很可能会自言自语道：“这一切现代技术都是可恨的，它使我们感到厌恶。我们——正因为它在审美观上和心理上对我们来说是可恨的——为了追求现代技术已经等待了一个世纪，而日本人则马上采纳了。但结果，我们已经遭到日本人、欧洲人、美国人——可以说是一切人——的欺凌，因为我们首先必须赶上现代工业化国家。”这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反映。 

……但是，不管决定走哪一条路，都将出于民族和传统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共产党中国人想要或者能够发动一场蓄意策划的运动，以便使不发达世界脱离苏联的影响。然而，假如他们确实满足于一种发展目标非常有限的稳健的工业化，那么他们就可以——按照列宁的意思——通过向不发达国家提供一种介于不发达的贫困与过分工业化的灾害之间的中间道路的样本，从而名正言顺地继承第三世界。 

厄本：我所发现的危险之处在于，儒家的传统——即子女的孝顺、家庭被认为是社会的缩影、被引申了的家庭的忠诚、中国人的教育意识和节俭——也许会非常轻而易举地转变为一个有点按照日本模式的、成熟的、家长统治的工业化社会，它具有日本的污染程度，但确认日本政治制度的自由。事实上，中国在两方面都遭受着失败：一方面，无法自我纠正对环境的巨大掠夺；另一方面，日本人的那种效率被描绘得天花乱坠。 

汤因比：这是一种可能性——一种专家治国论者的统治，其政府充当儒家的一家之父，要求接受你所说的工人的孝顺。文化革命的极端主义说明，毛泽东肯定已经把这看作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我认为，这场超乎寻常的清洗——它不仅清洗了这位统治者的敌人，而且也清洗了作为他的体制的传送带的官僚——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完全不像斯大林主义的那场恐怖。毛泽东公开嘲弄了中国官吏，但他并没有杀死他们，而是让他们官复原职；那些取笑过中国官吏、并且看透了他们的人民，现在也许不会那么卑下地向他们叩头膜拜了，而按照传统人们是倾向于这样做的。我想，这正合毛泽东的心意…… 

……我认为，毛泽东主义的宗教观正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尊重人性的尊严，不容许地位低下的人遭受中国官吏的凌辱。毛泽东准备牺牲大量实力，甚至在某种时刻控制局势，以便挽救人的自由和精神上的尊严。这是毛泽东主义中的一种宗教成分，它虽然被儒家——马克思主义的言词伪装起来，而且被用作反苏宣传的工具，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取消其中的宗教成分。

（《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比毛泽东还老四岁，并死于毛泽东之前一年，所以未能目睹毛主义的破局（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和改革开放的残酷性（第二次天安门事件“六四大屠杀”），因而留下了一个史学败笔。

这个败笔，使得汤因比在历史学上竟然败于一个电台播音员，这一事件说明了一句中国谚语的正确性：“牛老能卖钱，人老卖不了钱。”

汤因比虽然学富五车，堪称历史学之泰斗，但就是因为年纪老了，犯了糊涂，竟然败于一个电台播音员。电台播音员虽在历史学上无知，却有尚未老去的常识。

（另起一页）

第五篇

池田大作批判

（摘自《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对〈展望21世纪〉的诘难》，作者谢选骏，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

 

秦人：向你推荐一本挺有意思的书：《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以下简称《对话录》）。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是英国历史学家，池田大作（Daisaku Ikeda，1928年－）是日本社会活动家。这本书是1972年到1973年间四十多岁的池田大作采访八十多岁的汤因比所作的记录。 

楚魂：太巧了，我已把这本书认真读过一遍了，觉得获益匪浅。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知识，而在于它拓开了一个思想空间。这个空间也就是许多思路的集合，对当前中国人的头脑来说也许是很陌生的，但是却势必要的。正因为它陌生，所以才更有吸引力，使你不得不读完它，以便知道另一种正在思维的小宇宙。 

秦人：我的感觉是，这部书的优点是和它的缺点，是联为一体的。例如它的缺点是结构松散，时有重复，但这正好展示了两位对话者的精神风貌，并提供了一种自由的气氛。例如本书分为《人生与社会》、《政治与世界》，《哲学与宗教》，共三编十二章，论及的问题极为广泛。两位作者纵贯古今，横跨全球，追溯过去，着眼当代，展望未来。从宇宙天体、生命起源、宗教哲学、道德伦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国民经济、社会福利、政治制度、领导选择、军备竞赛、和平战争，直到世界大同，几乎探讨了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所有迫切问题，并对未来世界作了预测和展望，还谈到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作用。”这样，《对话录》就涉及了当代人关切的诸多问题，对话者所言，虽瑕瑜互见，但都能发人之思。而这恰是最可贵的，因为这种无拘无束的思考，正是我们这时代的中国人特别缺乏的。虽然中国历史上不乏自由思考和思考自由的时代，但却是我们的一生可望而不可及的。 

楚魂：有的作家向你呈现的精神世界，仿佛一个庞大的句号。当你读完全书或全文时，你的思想便也随之终止了。它不能激励你继续向前。它把主题讲得太透、太富于逻辑感和资料性了，结果使你疲劳厌倦。你要么被动接受它讲述的一切，要么把它全都丢在一边，但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不让你自己去作思考。但这部《对话录》不是这样，它迫使你去思考，既由于此书中随处可见的灵感，也由于灵感闪耀过后留下的疑窦与暗淡。 

秦人：总之，《对话录》在现今的中国可算一部独特的出版物。不论对这本书持有什么具体看法，只要还具有一点尚未被官方教条给杀死的灵犀，读者就能多少感受到它的吸引力。尤其那对话的随意气氛，在我们这个时代逐渐传播，方兴未艾，人们开始懂得，在随意中探求确定，比在确定中制造随意，更有价值。有时候你会觉得，为了抗击这种力量，你必须锻炼出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虽然《对话录》对我们的生活太遥远了，仿佛可望而不可即。 

楚魂：当然，要想从这部漫谈式的“对话记录的整理稿”中找到一种理成的“科学结论”，肯定会大失所望。不过我敢肯定，它绝对不会像某某主义或某某某思想那么让人失望、甚至大有上当受骗的感觉的。因为这里没有现成的东西、权威的论断、强迫的接受、威胁的语气，而倒是充满了疑问。因此，它不是为省力的人准备的最后的晚餐、终极的真理。但对勤于阅读的人，它倒是抽出了许多思想的引线。 

不过，就此书的内容而言，《展望二十一世纪》这个标题，似乎过于商业化了。很有些哗众取宠、以广招徕的味道。给人的初次印象似乎是一部未来学的著述，就像时下流行的《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读物那样。其实则不然，在这部《对话录》中，更多的话题是在探讨人性，因而所涉者实际上关乎永恒，而决不仅仅是个“二十一世纪”的问题。例如，在全书“人生与社会”、“政治与世界”，“哲学与宗教”三编中，“哲学与宗教”基本上没有涉及现实与未来的问题，“人生与社会”只有一部分涉及此类问题，只有“政治与世界”一编，大部分篇幅用来探讨当代与未来诸问题。因而《展望二十一世纪》仅就其“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对话”（日文版书名）的含义，也是莫名其妙的。仿佛日本人的鼠目寸光那样，“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相比之下，倒是英文版的书名《选择生命》（Choose life: a dialogue / Arnold Toynbee and Daisaku Ikeda Lond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更为切题一些。说日本人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就是因为日文版换掉了这个标题，显然为的是投合日本市场鼠目寸光的口味。“选择生命”多少有些哲学思考在内，而“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对话”则完全是商人盘算——这样的日本人是赢得不了二十一世纪的。因此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标题，仿佛一张流通于世界各国的民意测验卡。英文和日文版书名的差异，显示了英日两国民族性格的不同。英人深受基督教宗教传统的影响，而倭人却被万物有灵论的摆布。中文版书名《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社1985年版）与《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对话》相比之下，一方面显示了中国现在社会对日本的拙劣模仿，另方面也显示两国人关注的微妙差异：而前者比后者更为脱离此书实际内容。此《对话录》的重心并不在展望、预言二十一世纪如何如何，而只是“胸怀未来”的两位社会活动家所进行的一场内容广泛的清谈而已。因此，当拘于“展望”的读者闭览全书之后，当有惑于“展望”到了什么东西。 

秦人：《对生命的选择》也罢，《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也罢，《展望二十一世纪》也罢，书中的对话，不乏随处可见的睿智、精到的洞识、相对熟悉的专业知识。但我注意到贯穿对话过程的“方法论”，却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在我们看来，方法论上的谬误，使得这英日两位“岛夷”选择和展望流于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恰切的方法好比一管精确的望远镜，可以窥见了未来的徵兆；而失当的方法，则是一管扭曲失真的望远镜。望远镜出了毛病，得到的视象必定荒唐。 

楚魂：《对话录》的一个倾向是，企图用精神的价值润滑世俗的存在－－这颇为突出地透露了当前这个唯利是图的商业化时代的精神风貌。现在，即便宗教的鼓吹者，在骨头里也渗透着一股买卖的欲望，世俗化的气息席卷各个宗派。对“精神价值”的空洞强调以及为投合俗好而作出种种的表演，支配了流动的理论，是的之成为一种类似街头演讲的语言杂技，目的是博取观众的笑声、赢得听众的钞票。现在每一个观众都同等重要，因为每一个观众都在销售额上都是同样的一个数字，无论富商还是乞丐，无论学者还是文盲。因此“二十一世纪的布道”将不是哲学的真言，而是商业的考虑。 

秦人：两千多年前，孔子倡导“知其不可而为之”，被视为迂腐的理想主义。但现在流行的却是“知其不可而言之”，“知其不可而言之”比“知其不可而为之”还要糟糕，它宣扬自己心知不可能因而自己也就根本不信的东西，其迹岂非近乎欺诈？鼓吹自己并不相信的观念，意在何为？意在榨取听众口袋里的钱币？如果说，“知其不可而知之”意味着顽固不化、自我牺牲，那么，“知其不可而言之”则意味着投机取巧、牺牲他人。类似的精神疾病，已经使得“后现代” 沦为“一个远比中世纪更为黑暗的大众化的地狱”。 

楚魂：对“精神价值”的空洞强调以及为投合俗好而作出种种的表演，支配了流动的理论，是的之成为一种类似街头演讲的语言杂技，目的是博取观众的笑声、赢得听众的钞票。现在每一个观众都同等重要，因为每一个观众都在销售额上都是同样的一个数字，无论富商还是乞丐，无论学者还是文盲。因此“二十一世纪的布道”将不是哲学的真言，而是商业的考虑。 

秦人：在《对话录》中，充满了对宗教的褒扬之辞，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文明的活力归诸宗教活动。但只要考察一下文明史，就知道这种“一厢情愿”决不是真实可靠的。对文明来说，宗教只是文明的一种伴生现象，笼统地说它是动力或笼统地说它是阻力，同样缺乏根据。休言笼统的“宗教”二字，即便冠上了“某某教”的具体宗教，在文明史上也决不会只是扮演单一角色。原始佛教当然不同于大乘佛教，更不同于现代佛教。再者，即便同时代的同一教义，在每一个教区和教派那里，发挥的功能也完全不同。同一教义起的作用常常相反。如果一位十九世纪的欧洲旅行者，到了埃及、埃塞俄比亚，他一定会对科普特教的形态很感兴趣，但却难以从感性上承认，这种完全缺乏欧洲色彩的宗教竟然也是一种基督教。 

楚魂：仔细观察一下，“宗教与文明的动力”问题，可以发现有许多可以称为动力的因素，与宗教教义本身只有偶合的联系，而非必定的孪生。其证据是，此一教义体系，只在某些特定的时空点上，才转化成了动力因素，而在其他时空点上或非动力或是阻力。因此，比宗教的表象更要紧的，是那种可以叫做“国民性”的文化气质。近几十年来，文化人类学家们也越来越重视这种深层的精神存在。 

秦人：对宗教的文化功能进行绝对化论证，是《对话录》的一大特色，其结果如上所述，是忽视了比宗教更重要的“伴生物”。与此同时，《对话录》多次重复了如下思想：科学与宗教，对人类的生存同样重要，但现代人却过度追求科学技术而忽略了精神生活的一面。所以尽管现代欧洲对全世界建立了技术上的统治，却无法树立精神上的秩序。人类因之陷入一个精神的苦恼期。这种精神痛苦的最强烈表现，就是现代文化特有的那种烦恼与焦虑。据此，人们就把人类的精神出路寄托在宗教上了：只有走上宗教之路，才能挽救文明的危机。在《对话》序言第三页中，他们谈到了各自对宗教的看法，一起要求人类“克服想要利用宇宙万物的天性”，而将自我“奉献给宇宙万物”。似乎只要持有这种态度就能使现代文明摆脱困境似的。这使我想起一个问题，宗教即如他们所言，可以称之为生活的一个源泉，那也只是就其作为一种假定而言，即作为生活意识的出发点而言。当人们通过宗教诉说了自身对生活的某个结论之后，就会反过去再依据这种绪论去确立自己的生活航向。这种广义的宗教是这样形成的：人们给自己生存以意术，当此信念确立后，人们则据此说明自己的行为。这叫“头足倒置的说明”。但事实上，人是无法真正依据理论说明去确立生活方针的，他不过是极为聪明地用理论说明为自己的生活欲望披上了鎧甲。 

秦人：但这两位对话者，却不幸把宗教给工具理性化了。宗教原是一种扎根于本能中的东西，是人出于恐惧与希望等原始感情而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肯定性假设。如果说，肯定是一种善的话，则一切宗教都是善的；如果说肯定是恶的话，那么一切宗教就都是恶的。宗教潜藏着一种非自觉的、无意识的肯定。例如，当某人在特地标榜自己是某某信徒的时候，他经常已经对此宗教失去了信仰，不过在强制自己免于信仰的崩溃而已。当然，在《对话》中，却有一个更加不堪的目的，那就是利用宗教来为人的现世幸福或世俗秩序服务。这就使宗教功利化、世俗化并背离了它原初的样子。我记得在斯宾格勒《西方的衰落》一书中，把对宗教的这种态度，或把这种态度下的宗教，叫做“第二信仰”。汉代董仲舒的学说，把天命再度人格化了，即属此类。他并非虔信人格之天，而是挪用这虚构的神，为人的政治效劳。罗马帝国时代的国家宗教，像奥古斯都时代官方奉行的那种强制信仰，就带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它试图利用宗教去巩固政权，把宗教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理性的工具，去达到某个现世的而非彼岸的目标。这就是“第二信仰”，是宗教的真正死亡。而汤因比与池田所宣传的“宗教”，即属此类。 

楚魂：以追求稳定、秩序、克己、说教等等政治目的为任务的第二信仰出现了。这实际上是宗教内在衰落的表现，是宗教复兴的假象。现在西方世界则流行另一种时髦，将宗教的活动作为一种游戏来处理。狂欢节、复活节、圣诞节……哪里是在举行宗教仪式，分明是在那里做游戏，把娱乐奉为新时代大众的偶像。还有一尊令女性化了的现代世界神魂颠乱的棱伽神像——她需要它，不是为了献身，而是为了取乐：“主体”移位了。宗教或沦为一种习惯，或为了与他人保持一致，成了一个人对主流社会进行妥协的标志。所以在野的无神论者诅咒宗教是一个骗局，正如在朝的宗教机构诅咒无神论者道德败坏。 

秦人：除了把宗教活动作为游戏以外，甚至连宗教神像都成了世俗欲望的发泄对象。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从侧面反映了日本佛教的悲惨局面，很值一读。 

《日本的佛像战》 

在美国，各个公司用建造摩天大楼来显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而在日本，企业家们则有另一套显示办法，那就是竖立巨大的佛像。今年五月，一家日本出租汽车公司的老板在福井的最新的一尊高五十六英尺的佛像揭幕。几年前， 在青森县竖起了一尊八十英尺高的佛像。由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而发了大财的佛像竖立人更为关心的是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收取参观费，而并不是表示自己对佛教的虔诚之心。一个公司的发言人说：“到底信奉哪一派佛教为好，我们尚未定下来；我们建了一座有五层楼高的宝塔，这在目前是规模最大的宝塔。”一种用以炫耀自己地位的更为讲究的办法是竖立观音菩萨像：在田泽湖，一个贵族立了一尊高 一百一十六英尺的观音菩萨像。加贺的一个娱乐中心，明年初将为一尊高二百四十三英尺高的观音菩萨塑像揭幕。在东京以北，正在竖立一尊高四百英尺的观世音像； 在另外有一位日本企业家出来对此提世挑战之前，这尊菩萨像就是世界上最高的了。（摘自美国《新闻周刊》1987年8月17日） 

楚魂：对发生在邻国日本的这股假宗教风潮，而今也处在“宗教复兴”中的中国人，不知将作何感想？有的佛学学者研究中日两国的现代佛教状况，而说明日本佛教较为兴盛。从上面这篇报道看，这是并不可信。因为，现在的宗教复兴很可能是商业动机驱使的，商人只是借助佛像来争夺市场，正如传教者的动机也在于今生。 

这说明，宗教在现代世界中的具体位置－－不是游戏， 就是挣钱工具。别说宗教精神了，就连教义也不为人所关心：“到底信奉哪一派佛教为好，我们尚未定下来！”这言论是多么富于“普世性”，各个宗教都盛行这一套。这是糟糕的宗教衰落，哪里是什么“宗教复兴”。这种表面的复兴，其实败坏了信仰的内质，可能构成进一步大幅滑坡的前奏。那意味着，超度人的、出世的、寻求另一个世界的宗教，成了束缚人的、入世的，巩固这个世界的邪说。上帝成了玩具，恺撒倒成了主宰。 

秦人：人他们的意向是要用宗教去改善人在这个世界中的处境。这并非新事。早在西汉初年的中国，就产生了有系统的、受到操纵的第二信仰。汉人的宗教精神与先秦不同，特别注重政治效果，结果他们把先秦的宗教当作巩固新秩序的工具，促成了天人三策天命观的诞生。他们需要宗教，以建立稳定的世界帝国。统治者自己并不需要相信他们向群众灌输的宗教信条，但却要群众单方面相信它。他们盼望通过灌输教义，促进政治上的利益。 

楚魂：那么，把宗教作为政治的工具，是否就可以使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必讨论的，失败的例子早就摆在那里一大堆了。像奥古斯都的政治宗教，以复兴希腊罗马的万神殿相标榜的官方政策，但结果并不持久，大约百年左右就百弊丛生了，没有改善罗马社会的长期状况。此后，就揭开了基督教徒发自本能而非发自批判理性的那种宗教激动。这是一个新纪元。结果是基督教超现世的运动打破了奥古斯都现世化的信仰秩序。也就是说，基督教徒以“非理性宗教”， 打败了奥古斯都的“理性宗教”，人民的宗教打败了官方的第二信仰。 佛教在中国，也以类似的途径打败了两汉的官方神学。 而后者，正是类似于当代世界娱乐性宗教的。 

秦人：有人会认为，是罗马统治者确立了基督教合法的甚至是统治的地位。其实，这种合法地位并不是罗马统治者赐予的，而是基督教徒们特有的那种反理性的殉教狂热，逐渐挤压并夺取了这种地位。从“伟大的君士坦丁”的一生可以看得清楚，他本人到死前也并不真信基督教，直到临死才装模作样地受洗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作出的只是一个政治决定－－历史性地宣布基督教信仰自由。为什么他要叛离祖先的传统信仰，而屈从于文雅之士们看来是“野蛮的”早期基督教运动呢？一般认为，这样的“改宗”是出自政治利益的考虑。因为当时来自基督教的压力太大了，军队中和宫廷里充满了公开的和秘密的基督教徒。为了取得军队的效忠，就得向基督教作出信仰上的让步。君士坦丁的选择虽和奥古斯都相似，皆出于政治原因，但他们所选择的宗教却是根本不同的，一为新兴宗教，一为没落的第二信仰。所以，奥古斯都只是“利用了垂死的宗教”，而君士坦丁却 “被新兴宗教所利用”。 

原始基督教的背景与汤因比、池田大作渴望复兴的那些宗教的背景也不同，原始基督教兴起前后的罗马世界是统一的世界帝国，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而现代复兴的那些宗教的背景却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以前罗马世界帝国的宗教背景以希腊罗马万神殿为主，再加上当时波斯流传过来的摩尼教，虽有高级宗教的倾向，如超越部落宗教的一神崇拜，但一般来说，当时整个地中海区域的原始宗教、部落宗教还是非常兴盛的。而现代世界各个文化圈内流行的多为高级宗教，讲求永生天国的基督教， 讲求灵魂宴乐的伊斯兰教，讲求摆脱轮回之苦的佛教。这些重要分歧，说明原始基督教的目标不在建立世俗的秩序，不在树立教会的统治，“上帝的城”不是要建立罗马那样的世俗的永恒之城，教会在现世的统治仅是一个中继站而已，以便把世界变成一个更符合永生者旨意的客房，以利于人类向永生过渡。但现代复兴的这些宗教，不论是打者基督教名义的，还是挂这佛教伊斯兰教招牌的，都是立足于人的现世生活，以及怎样使现代人生活得更幸福一点，精神上更愉快一点……即使他们的圣战，也不过上为了抢夺地盘。只是为了这个，他们才想起来动用宗教这个武器，这个变质为娱乐性的工具来为战争和恐怖活动服务。娱乐和战争，不过市堕落的现代宗教的一体两面。这些变质的宗教，立足于现世的幸福，最终只能而成为第二信仰的前奏，成为类似于古希腊斯多噶主义那样的哲学。这样的信仰，也就成了西方文明或曰现代文明在其继续沦落时，所发出的“宗教型的抽搐”，而根本代表不了天国的回音。 

楚魂：天国的回音是新的精神萌动，即使不采纳是从欧洲历史抽绎的座标，不把罗马帝国的当年拿来比喻现代世界，而采用另外的尺度，例如用现代世界与那奉行宗教世俗化的周代中国相比一下，也不难发现，即使像史官文化那样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动态，其精神萌动也是指向天国的回音的。尽管周人恰如现代人，对宗教进行工具化处理，但却取得了奥古斯都远未取得的成功。他们不仅稳定西周的社会基础几百年，且把这种政策成功演变为一种文化，从中化育了中国此后几千年文明的模式。尽管南北朝时代有几位暴君破坏了这一传统，妄自把佛教晋封为“国教”，然而享其祚之短，不到了不值一提的地步，无法改变中国“不设国教且数教并立的宗教宽容传统”，这一点甚至受到了法国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者们的高度赞扬。 

宗教宽容的动机，并不那样高尚。实际上，这只能是“对宗教进行工具化处理”的一个结果。不强调宗教的纯洁性，是因为宗教已失去了本位性。其结果是宗教本身的逐渐消解，而不是什么宗教的复兴。重要的是，宗教的原初功能丧失了，而依附性却增强了。原初的宗教把人的注意力引向另个世界，所以，此世的竞争在无形中也就有了缓和，“爱”因此逐渐多了起来。宗教对社会的稳定作用，只是它的附带功能。但周初的宗教政策和中国文化模式，却驱使这种附带的功能变成了主要的功能。例如宗教的原初功能，使人能够更达观地俯视此在的苦难，而附带的功能才是使人得以用新的奋斗去克服此在的苦难。 

由于周代革命，宗教在中国就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在西方，也在世界各地，宗教在文明中的地位是支配性的，但在中国，宗教则是辅助性的，是完全不同的事物。那么，现代世界的宗教发展趋势，到底是类似于罗马帝国时代还是类似于殷末周初呢？如果类似于后者，可以设想，可能导向最终有意识地把宗教作为统治工具来使用，使宗教更多地注入人的现实处境；相反，如果现代世界的宗教发展趋势类似于前者，则真正的宗教复兴将实现。 

从人性的需要讲，预先的设想可能容易失败，而超越理性、超越工具化、超越政治利用的宗教神学一旦崛起，如同原始基督教打破理性、工具化、政治利用的罗马国教，就能把文明推入一个预先未知的新轨。 

秦人：如果用一种“理性的态度”去判断，当然“中国式的道路”要比“罗马式的道路”较少风险，中国模式比较平稳，而罗马模式则大起大落。但是，从罗马式多灾多难的道路上生成出的东西，则是一个充满新风的颖异者。因此，就历史的终极意义说， 我们无法评论孰优孰劣，而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此永远困扰着患得患失的心。但对熟知历史的人， 它确实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人们其实选择不了。 

楚魂：在宗教本位观念的透视之下，人的各种文明无非是宗教精神的表现，因此很自然，各种本位式的价值信念，也就被等同于宗教了。汤因比认为，西欧文明是在希腊罗马的世界宗教哲学被基督教取代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以后基督教就作为西欧的主要宗教，直到十七世纪后半叶行使着精神统治。但到十七世纪末，情势大变，这种统治崩溃了，结果出现一种“精神上的真空”，这种真空最后由另外“三个新的宗教” 起来填补。 

第一个是因科学技术有组织地应用必然带来社会进步的信仰，　 

这三种新宗教的第一种，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在一九四五年遭到致命打击。其直接原因，是原子弹的使用，使人们认识到了科学进步的两重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即能用来行善，也能用来作恶，因此科学只是一个中性的工具范畴，这样一来，信仰科学就是很危险的。 

第二种信仰是国家主义。他认为，在今天百分之九十的人类所信仰的宗教中，信仰国家主义的要占到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九八十一，所以信仰国家主义的人口，要占到全人类的百分之八十一。 

他把共产主义列为第三种宗教的变种，也是对社会不公正的一种反抗。但是他认为，由于共产主义的“使命感”和“传道精神”，而使情势变得更为严峻了。 

而上述三种“新的宗教信仰”，都继承了那种排他性的信仰特征。 这三个新宗教和旧宗教区别在于，旧宗教是把控制人的欲望、限制自我作为根本，作为依归，相反，新宗教的方向却是解放欲望。新宗教以鼓动欲望为动力，创造和利用了对科学进步。 

秦人：池田大作显然也附和这个见解。他们对西欧宗教历史脉络的这一看法，主要着眼于社会学观点，注重宗教的社会功能方面。我们认为，上述分析不失十分精辟，尽管有些“以论带史”的痕迹，但其要义在强调宗教与信仰决定了文明的节律与形态，这是一方面。另方面，以“如何对待人的欲望”去区分新旧宗教的不同，意在讨论如何有效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如何具体行使宗教的群体生活使命，但奇妙的是，这种“抬高宗教”的作法，实际上却是“非宗教”的——因为其动机与结果都是“把宗教工具化”了，因而这种作法并非虔诚，甚至是“亵渎神明的无神论”，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打着宗教旗号的无神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宗教对人的欲望之所以采取抑制的态度，主要是从它的“来世观念”中引伸出来的，即认为人在这个世界的生存只是一个暂短的过渡，是为了永恒的生命做准备的一种“客旅”，等等。而根本不是为了什么“集中力量去消灭社会的不公正”，否则就陷入了现世主义的泥坑。 

楚魂：现世主义者认为人生仅仅一次，为了不辜负这个来之不易的唯一生命，应当尽量地享受生活，利用环境去增进自身的幸福。而这恰与虚假的宗教复兴的动机完全一致！且合乎西方思想几百年来的大趋势。在我们看来， 这种“现世主义与来世主义”的区别，要比“无神论纵欲与宗教禁欲论”之间的区别，更为重要。因为无神论纵欲还是宗教禁欲论的态度，是从现世主义与来世主义的世界观中派生出来的。 

被称作“新宗教”的三种信仰，只是一种广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严格意义的宗教。它们虽然在社会功能上发挥着类似宗教的信仰作用，但是在宗教的灵性上，在精神现象学上，却完全不同，完全缺乏灵魂得救等超现实问题的兴趣。 

如果我们同意在基督教和“从它发生出来的那三种信仰”之间，划上一个线型发展的公式，那么就会发现有大量的历史现象，是无法用这简约的公式予以解释的。 且这“三种宗教”之间的差别之大，几乎代表了人类文明史上各种类型的本位性价值的信念，如科学思想型的、社会归属型的、宗教皈依型的。 

秦人：从人类精神现象的发展去看，宗教的排他性其实包含一种可贵的动力，它使信徒专断，但同时也赋予他们某种空前旺盛的意志力量。其效用，已经被圣经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扩张史证明有多么巨大。 正是这种排他性，促使“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得以向各种不合乎科学规范的陈旧迷信和超现实意识展开奋不顾身的攻击。这种现象，和中世纪的异端裁判所对科学的迫害，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相似，这种青出于蓝的排他性，使得世俗的国家主义向宗教的世界主义发起的反抗， 也是相当激烈的，并终于取而代之。 

楚魂：像科学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在世界观上，确有现世主义的共同点。他们认为，没有来世。既然生命只有一次，为了不辜负这个来之不易失之甚易的唯一生命，应当尽量地享受生活，利用环境，不择手段增进自身的幸福。而这，恰与汤因比、池田大作两人鼓吹“宗教复兴”的世俗化动机，完全一致！后者的动机也是全然现世主义的，他们只是为了政治目的和福利主义而要利用宗教。由此看来，两位对话者的思想，并没有脱出西方思想几百年来的堕落趋势。 

这种现世主义与来世主义的区别，要比无神论、纵欲论与宗教禁欲论之间的区别，远为重要：后者实际上是作为逆反者，从前者派生出来的。这种不同是如此重大，已经足以构成相互对立的精神现象。被他们称作“新宗教”的三种信仰，只是一种最广义的宗教即信仰，而不是传统意义的宗教。它们在社会学和社会功能的发挥上，起着类似宗教的作用。但是在宗教学和精神现象学上，在满足人的心理功能上，却因为缺乏来世性而截然对立。两位对话者，只计前者而不计后者，只能说明他们的动机与内心世界，已经变得多么世俗化。 

秦人：汤因比把十七世纪西欧史上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断定为西欧文化分水岭，也是颇为独断的。“真理”再走过一步也会成为“谬误”。如果把十七世纪末的新旧宗教之争奉为一座分水岭，就需要对西欧历史作出截然的划分。这显然失之于绝对化了。这种切割历史的做法，只是发自论断理论的权宜之计。而事实上，这里所说的新旧两个宗教，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还是同宗共存的。甚至直到今日，它们在西方社会中也还是并行不悖的，互相补充，在一起维系各等人心、协调社会关系。 

比方说，早在十七世纪以前，上述现世主义“新宗教”就出现了。像科学主义、国家主义甚至于各种的共产主义的精神要素，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甚至更早，只是没有占有主流地位而已。而那被称为“旧宗教”的来世主义的信仰与仪式体系，在十七世纪以后甚至到了今天，仍在西方社会有着强大的势力。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共生现象？我认为，此种共生现象清楚表明，严格意义的宗教（来世主义）和最广义的宗教（三种现世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根本不同。来世主义着重探讨的是关于个人灵魂得救问题，现世主义所注重的则是社会群体在竞争中如何发展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是生命性的、永久的；后一个问题是时代性的、历史的。 

楚魂：即使在探讨个人灵魂得救问题占主流地位的时代，对科学的重视，对故乡和国家的热爱以至偏执，对人类世俗幸福生活的憧憬与追求等精神活动，也仍然是强有力的。反之，在现世主义为基调的现代世界文化中，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个人灵魂得救等超现实问题的兴趣，也依然不减当年，只是形式及比重略有不同而已。 

秦人：被他们等量齐观的三个新信仰即科学主义、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即使在排除了灵魂意义的社会功能方面，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国家主义过度强调本国的利益，它的极端表现是所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而共产主义则更多是从全人类相互友爱的信念去考察问题。国家主义是冷酷的实践多于柔和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理想言辞很好，实施的效果最为可怕；而科学主义关于科学进步导致社会进步的信念，和国家主义、共产主义都不相同。它并非对人造物的崇拜，如对国家的崇拜和对人类幸福的向往等，而是对人类以外的一种境界的追求。这三种信仰如此悬殊，所以在许多场合下，它们得以并行不悖，以至交融互补。所以，与其像两位对话者那样称为“三个变种”，何妨不称之为“一个变种”即现世主义的变种（相对于宗教来世主义的本种）？ 

秦人：我们也注意到，汤因比否定存在主义的根本命题，也表明他有个疏忽（姑且叫做疏忽）。也许他懂得这一点，但出于某种考虑故意不说存在主义的那个命题的提出具有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的背景。现代世界、现代文明由于规模空前的扩张和与之俱来的集约化，产生了深刻而普遍的焦虑，因此过度依赖作为符号而被认识和供奉起来的“世界”。这一大众要求与汤因比们在《对话录》中的思想，其实是完全一致。他们都认为现代世界将人大大异化，超过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在无所不在的压力下，人不再是人，而成为工具，人不再是主体，不再是自己，而完全沦为一种符号。就像狱中囚犯，被称之为“XXXX号”。在发达日家中，人与人生，已经成为计算机中的“信息”……正是在这种非人化的焦虑中，存在哲学因此与信息时代一同降临。 

当然，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是好事不是坏事。用符号去代表并描述存在，是人的智力杰作，大大推动了“增产节约”一类的集约过程。但要使描述符合于存在，则是一个不大可能的事。因此，我们只有从肯定的侧面去理解事态，才能更加细致地看清它的时代特征。可汤田比却更多从否定的侧面看待这一命题，因而只看到它的无意义。人类正意识到自己越来越深地陷入符号化的陷阱，也许它实在没有能力接脱这种困境，但是它正意识到这种困境并试图摆脱它。我以为存在主义命题在文化上的含义便是如此。 

楚魂：即使通过人的智能可以对生物和环境进行区分，恐怕“存在即其本身”的命题中也并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这是说，如果肯定“存在即其本身”的话，那么智能面对生物及环境，就不可能加以区别。 

秦人：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汤因比在他的早期历史著作中，曾经表现为一个实证主义者。可是他的立意却非实证方法所得，大多数实证主义者也是这样。他仅仅是运用了实证的证明方法而已。更何况，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拥有强大实证主义传统的学术，以致早已退化为“历史的文献学研究”。从十九世纪以来的人文研究就这样和实证方法有血肉联系。但同是一个汤因比，在这里却作出了脱离实证主义的姿态。晚年的汤因比终于对实证主义围绕材料所进行的学术崇拜作了清算。在地道的实证主义者看来，结论是只能从材料中得出。他忘了，材料并非实况。囿于材料，等于遗弃了实况。但晚年的汤因比却一变此风，赋予假说以至尊地位。他还原了材料的本性，把它看作是假说的工具：假说既不出自材料，又不出自理性，它是发乎直觉的。就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有两个汤因比，一个是早期的，实证主义者的；另一个是晚期的，接近神秘主义者的。但是在这双重气质中不可能没有相通之处，那么，是否可以设想，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得出的诸多结论，也因此具有一种隐蔽的假说内核，它既不是出自历史材料，也不是出自历史学家的理性，而是发乎那潜在他自己意识深部的“直觉”？ 

这一方法论上的矛盾，其最重要后果体现为“知其不可而言之”。这在场因比先生身上表现得尤为严重。两千多年前，孔子倡“知其不可而为之”，被视为迂阔的理想主义。但“知其不可而言之”比“务其不可而为之”还要麻烦。它宣扬自己心知不可能的东西，其迹岂非近乎“做工作”，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存心哄骗了。否则，鼓吹自己并不真信的观念，意在何为？如果说，“知其不可而为之”还是意在自我牺牲，那么“知其不可而言之”则意在牺牲他者了。结果，这种由投俗所好而构成的“对话”无异于语言表演、相声天才，使对话中流动的理论成为一种类似街头演讲的东西，成为一种二十世纪的布道，却不是哲学的肺腑之言。 

楚魂：确实，早期的汤因比还承袭了较多的十九世纪残液。但从他本人的历史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到，直觉更多的是一种判断或抉择，其性质富于肯定与认定。而理性则与此不同，更多排除的是能力，通过分析、归纳和适当的演绎。理性更富于否定的性质，它肯定的仅仅是那排除过程之后遗留的东西。这种破坏性，表现在汤因比身上，就是从实证主义向直觉主义的转折。这种个人的转折，也正像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对话一样，至今还未产生出建设性的成效。因此，我们看见汤因比的双重性，看见他倒向直觉，但并未成为一个杰出的神秘家。他终于在科学实证论与宗教直觉论的矛盾中徘徊而无法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这显得高明，但又是无结果的。这种夹缝中的心理处境，使他采取了一个“二元论”的立场即逢巡于科学理性与宗教直觉之间。这种行程不是等距离的，越到晚年，他越接近直觉与宗教。 

秦人：欧洲中世纪，远远不像现在的宣传干事们宣传的那么“黑暗”。中世纪事实上实行区域自治、政教分离。教皇党与皇帝党的斗争，促进了精神价值的独立，尽管这种精神价值不是科学型的，而是宗教型的。但宗教价值的独立，却为以后科学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独立，开辟了真正的道路。而左派人物对此段历史的思想清算，并不是从一个合理的角度下手的，相反，他们差不多用蒙古式的精神模型，来处理有关的议题，即根据（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来制定结论。关于这一点，东方的读者不妨去读一下十三世纪时的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约翰·柏朗嘉宾根据东行经历所撰的《蒙古史》以及他的同时代人鲁布鲁克的威廉所撰《鲁布鲁克东行纪》中的有关记载即可明白：在古代蒙古人和近代苏联人的相似性。在他们的统治下和影响下，宗教与其它精神价值都是无法独立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奉行“领袖”指示正如蒙古汗国阵营奉行“大汗”指示）。而这两个“阵营”的版图又是十分吻合的：从易北河到朝鲜，从西伯利亚到越南，只是社会主义阵营比蒙古汗国阵营少了一个阿拉伯世界。 

蒙古人的野蛮精神，所掀起的“精神革命”，其实比列宁、托洛斯基和斯大林创立的苏联更为持久，后者不过维持了不到八十年（除了它少数几个尚未倒台的原仆从国家），但前者却此起彼伏了好几百年。尤其是斯大林主义国家，其实也可以被视为蒙古征服的持续后果。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们，经常散播一股东方僧侣的附庸风格，这些僧侣，在蒙古时代是被那些游牧帝王豢养在宫廷帐篷里里，天天为大汗和他的妻妾们勤勉地祈福，到了苏联时代，用（斯大林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理论家们，则为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和他们的女人们祈福。这些僧侣就是如此用精神方法去“为人民服务”的。（在他们心目中，最受尊荣的理想模型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 

楚魂：（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们都反对虚无主义，他们认为，虚无主义就是没有任何希望能填补空虚，对人生和宇宙感到绝望并持否定态度，虚无主义的是可悲的。（因此他们就用红色的思想言行来填补空虚，“与人斗，其乐无穷。”）事实上，虚无主义不是一神病，而是一种思想，它的背后依然是对生活的热爱，一种遭到挫折后学会了自我保护的热爱。因此，从文化史、精神史的角度看，虚无主义不仅是死的预兆，也是生的预兆，它通过否定旧的去进行了一种间接的肯定。在这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正是发自虚无主义，因为他们信奉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正是对人生和宇宙深感绝望的思想，人作为物质即作为虚无者生存其间的人生与字宙的没有出路的，是只能依靠自己的幻觉和活动来延续的，所以斗争一旦停止，生命也就停止，宇宙对人是毫无友善之可言的。 

这是真正的绝望。操持这种对人生和宇宙的基本绝望态度的人，怎能知道他的绝望以外的事物呢？这样的人，不可能对他人友善，尤其对失败者，包括穷人和弱者，绝无怜悯。 

秦人：虚无主义是文明解体时代的特有产物。作为新旧交替之际的思想结晶，《旧约·传道书》、希腊的犬儒派、魏晋的玄学等等，都是虚无主义的典型代表。欧洲十九世纪兴起的“革命思想”和“颓废主义”，则分别代表了那时代虚无主义思潮的左翼和右翼。这些东西并不可悲，并且具有精神价值（而仅仅是“史料价值”）。盲目否定虚无主义，倒是一个文化虚无态度，即不知虚无包含着“有”、否定包含着“是”，那岂不倒和唯物主义思想合流了？（政工干部们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那么毛泽东思想的中国特色在哪里呢？其实，所谓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不论是早期的“农村包围城市”还是晚期的“深挖洞、广积粮”，都是从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那里学来的。朱元璋靠这两条土办法赶走了蒙古人，毛泽东却靠这两条迎来了苏联人！至于文革，民间说它是朱元璋杀功臣的翻版，不过朱的规模小得多了。 

楚魂：在各种虚无主义者那里，无论他们奉行的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宗教的、反教的，唯心的、唯物的，利他的、利己的－－他们观察世界的眼，总是相似的，在他们那里，“直觉”成为最为便利的遁辞。在直觉的名义下，一切荒诞之念和虚浮之辞，获得了天然的庇护。他们相信，“清楚认识意识之下的深层，避免在无意识中受其支配，相反倒可以驾驭它。”认识无意识，驾驭下意识的深层！这是不是概念游戏？被意识认识到的无意识，还可能继续是“无意识”吗？被驾驭的下意识，还是原来的下意识吗？这不是概念游戏，而是诛心之论，是恐怖统治的“认识基础”！所以暴君暴民们不需要证据，就可以对“怀疑对象”进行“群众专政”，其结果自然是，除了暴君一人，所有的人在战抖中生活。 

暴君可能是一个“全才”、“天才”？对此，我们只能视之为一个“不可能的可能”，否则这样的假想真会使人窒息的。历史表明，暴君可能是一切，惟独不可能是全才，因为暴君本人其实也要在战抖下生活，而战抖中的人，天良都泯灭了，哪里还有全才？ 

暴君所运用的流行学理，是精心制作的陷阱，走得进去但却是出不来了，或更悲惨的是从正门进去，从旁门被人抬出来，像绝症者之进入医院。梁元帝死前烧毁了他的全部藏书，史称“读书误国”，这烧自己的藏书，不同于秦王、希特勒、（毛泽东）之焚他人之书，企图垄断知识、自己偷偷学习，所以梁元帝烧书也算是一种临终的忏悔。越是渊博的学者，就越不容易觉察自己陷得已有多深！理想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越是“知其不可而言之”，就越发恣意放诞起来。理想家除了用逻辑上的悖论为自己服务，往往还有意识地利用了生活中、观念中的悖论。例如，与其说“宗教才是战胜利己主义的方式”，不如说：各种宗教经常用自己特创的大规模利己主义，去克服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范围利己主义。结果，有时恰恰是克服了利己主义的卫生功能，反倒用遏止的方法，人为扩大了利己主义的有害一面。坏的宗教使人作伪，驱使人性更加堕落，因为它扫除了制约性的因素，而使有害的方面恶性膨胀了起来，往往还是变态的膨胀，毫无自然利己主义的美感之可言。 

秦人：各种教义组织或商业团伙，为了论证自己的利益，而巧取豪夺各种知识的碎片，以装备“系统的论证”。这不是每个思想家都难免会铸下的错误。读者则应心中有数，不去盲从，以免沦为文字的奴仆。所幸的是，个人可能迷误于书海，但人类却不会。人类具有烧书的本能，人的本质，既不会因为听了说教而变得“好”些，也不会因为信了说教而变得更“坏”。说教与知识，只是外表与结果而已，而非内质与动力。我相信，任何一种哲学，对于某一部分人可能是祸或是福，但对所有的人，则既不会是祸，也不会是福。在其他方面如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是如此。有人认为，“近代技术，在世界各处都已经处于难以收拾的状态，一方面带来了物质上的丰富，同时也产生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因此对人类来说，有必要对这些技术进行制约。”其实，此话甚伪，伪者，人为也。因为把抱定了“有必要对这些技术进行制约”这一宗旨的，只是发达国家中的一小部分人而已。对广大的穷国和穷人来说，技术发展不仅无须人为制约，而且需要继续放纵，直到自己也脑满肠肥为止，否则，就是玉石俱焚也毫不在乎。至于穷国、穷人的理由吗，那还不好找：“到一定程度，这些自会达到自我平衡的！”事实上，“人类”作为一个行动群体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事实上分裂为互相对立的行动群体而彼此牵制、交互平衡的。 

楚魂：文明事件是生命力量的一种表现，特定的文明是特定生命力量的特定表现。因此，一种文明的兴起，不仅对自己人民意味着表现，也对别的民族意味着刺激、压力、炫耀以致于挑成等等。这是偶然的吗？例如，二十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历史的抉择，这在它向来引以自豪的“五千年文明史”上是从来不曾出现过的“大变局”，一个灾难性的大变局。列强们所代表的那种力量，曾以其商品和武装给传统中国带来了社会与物质上的解构，而它们的文化与精神，则对中国造成了神经麻痹，迫使麻痹症患者“向西方寻求真理”。这个时代现在并没有完全成为历史的陈迹，且以日本入侵和苏联入主而达到颠峰状态。尽管中国通过文革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但是并不彻底。 

［在《义勇军进行曲》这一“亡国之音”这象征性后面，隐匿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华民族正在对外部世界的总体压力，进行历史性的总体反击。这反击是从军事领域入手的（抗日），但需要在精神领域完成（反苏）。不抗日无以保种族，不反苏无以保文明。这以后民族复兴才有望扩延到其他层面，其确切后果虽然还无法预知，但已经显见的是，中国的意识，正在开始对自身的处境进行再度抉择。可以设想，它抉择的结果，不会是照抄其他国家发展模式，因为那样必败无疑。］ 

楚魂：中国这块土地，很可能成为全球历史这出连台大戏下一幕的主要舞合。这令人兴奋还是令人警惕？无论如何，我们要警惕的还是，当代中国思想已经发生了一种日益显明的精神颓废（那就是“后共产主义的虚无主义阴影”。这种虚无主义不是红色的，而是黄色的，它所动员的也不是红色娘子军，而是黄色娘子军），它对一切理念王国的否定，作为文化转换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尽管以消解甚至破坏来开路，但显然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否则就一定是消极或低级的。重要的是，应该知道黄色虚无主义的社会功能和文化限度，仅仅在于瓦解红色虚无主义。应该意识到它只该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现象，任何颜色的虚无主义都不应该成为心灵的归宿，也无法成为心灵的归宿，否则那就是一种社会的病病征了。 

秦人：当显形的甚至隐蔽的虚无主义风潮来袭，带着盲目的漩涡性格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是十分危急的。而对此“存亡危急之秋”作何反应，不仅关乎文化的前途，也是民族的命脉所在。诚然，现代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克服，有待于降低民族主义，但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任务，却恰恰相反的－－我们还必须花力量去争取自立，，而后才能以世界主义的大家风范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必先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然后再去发扬传统美德。这都是因为，中国两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世界观模型，是“天下主义”而非“国家主义”的，这宜于在天朝秩序下与周边蛮夷和平共处，而不适于在同等的列强之间激烈竞争。从先秦中国“战国时代”结束以来，这个国民性格已经成为一个定了式的死结，有一幅经常使用的居室联很可以说明这种心情：“静坐当思过，闲谈莫论非。”思过，显然是“求诸己”；而论非，当然是“求诸人”。大家都求诸己不求诸人，就容易达成相互间的共处、共识。但另一方面，“竞争的能力”和“求异的思维”，也就被窒息了。它使中国社会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显得迟钝甚至麻木。这一特点，与小小岛国日本（和四川的规模差不多）急速进入民族主义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楚魂：从辛亥革命前后兴起的民族革命，依靠反对列强的民族精神，推翻异族统治，实现民族复兴，正是着力于对世界主义的中华传统作出历史的清算，从而把中华主义转化为新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人的救亡使命而言，不能在目前弱势下轻易接受世界主义思想，从而再陷于好不容易刚刚脱开的精神束缚。世界主义的能力，是为强者而不是为弱者准备的－－它尤其不宜于正从农业的一统，转变为工业多元的社会。企图宰割中国的列强当然希望中国继续在世界主义中腐烂下去，但世界主义正如自由贸易一样，是文化上、经济上的奢侈品，它所遵循的逻辑，是强者的扩张特权。弱者服之，亡国灭种不旋踵矣！对病弱的中国，在近期内拒绝世界主义而努力扩展民族精神，是明智之举。为此，当然需要抑制民族虚无主义，需要反对欧洲中心论，需要以中国人自己的眼睛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派生的去观察世态。惟有以中国人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才能活出自己的光彩。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革显示，“国民性”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我们民族的幅员尽管遭到大量割让，但还是那么辽阔。民族文化的积累，也仍不失其丰富。而在社会结构和人的心灵深处，却正发生一系列活生生的转化－－从天下之民，变成民族战士。这一转化，是中国近代史的本质。我们不再像古人那样，为了维持“正气”、“道统”、“圣教”而劳碌奔忙，而是为了民族的复兴。不牢牢把握住这个关键，就会失去现代生活的真正脉搏。（所以，中国在毛泽东的错误带领下，盲目投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第三世界革命”等一系列荒唐闹剧，无谓消耗民族复兴的能量，养活了越南共产党来反对自己，为苏联集团火中取栗，是可忍孰不可忍？错误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意识”害人非浅，延误中国发展整整三十年（1949－1979年），白白死了几千万中国人，抑制甚至麻痹主体的动力。中国的国力并非大大过剩，拿去喂养越南小人真是自取其辱。） 

秦人：健康的世界主义，并非使人满足于“人类全体”的成就，而不论自己在这种成就中居于多么被不足道甚至受到损害的地位。世界的公民，风度雍容，心气豁达，奉行着平衡各个文明的中庸之道；而民族的战士，则以献身活动和悲剧风格，去迎接生存层次的挑战。这里的轻重缓急，显然有别。我们中国人，目前还没有资格充当世界公民，只能充当民族战士。（这一点越南人和朝鲜人比毛泽东清楚，所以他们成功榨取了中国人的血汗，同样，日本人也比蒋介石清楚，所以他们成功逃避了对华战争赔款。我们要向汉字文化圈内的这三个原先的藩属国认真学习，重回民族主义至少二百年，这样中国就可以比这三国的总和还要强大五倍。） 

一九八七年四月于北京 

（选自《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对〈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诘难》导论部分《两位对话者和他们的时代》。略有文字修订。） 

附录1

《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对〈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诘难》后记

谢选骏 

这可以说是“一部用录音机写下的书”。 

它是真正白话的。如果人们觉得它有时显得晦涩或言不尽意的话，那姑且也算是一种时尚的体现，语义的或其他的。本书得以诞生，也是得自时运之赐。 

由于种种原因，笔者至今没有固定的住所。承蒙所在单位领导的关照，余得以奔波在一间临时住房和一间暂作栖身之地的办公室之间。这样，食息之所与藏书之所就被截然分隔开了。我很难见到我的书柜，我的书柜也很难见到我。虽然它所蓄不丰，但对于一个没有借书证的人来说，它毕竟意味着另一个世界。与书隔离，很容易使一个爱书者坠入冥想之中。 

在这处境中——手边只有这本《展望二十一世纪》——生命终被截留在这往往复复的对话里，《展望二十一世纪》和对它的诘难。 

在压力下，思想反而变得敏锐活跃，诸多思绪源源而至。这大约是“饥饿机制”起了作用？ 

为了在兴奋中保持思绪的连贯，我尝试采用这样的写作方式：先用录音机把《诘难》中的对话录下来，然后转成文字记录，最后再对文稿进行改订。 

——黑屋里的录音效果最好，而修改则宜在一间充满阳光的斗室中。修改工程浩大，历时为选题、录音所费时间的四倍之多。 

这使我切身感到，技术的发展对文明的推进，具有至深的功德。可以设想，如果有一部电脑之类的机器，工作效率不知可以提高多少倍。而采用较原始的方法从事写作，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迫使你想得更透彻一些。 

人是历史场中的人，对话是历史场中的对话，书当然也只能是历史场中的书。 

俄国诗人普希金在一首诗中写道：“一切都将过去，一切都会化作回忆……”——是的，一切的一切，只能如此。终极只在没有终极的历史。 

历史场的风格，决定了人、对话、书的风格。这就是“历史必然性”的终极含义？ 

谢选骏 

一九八七年八月于北京 

附录2

《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中国与世界》一节的内容节选：

池田：

博士说过“作为将来的一种可能，中国也许会统治全世界而使其殖民地化”。这有什么根据呢？现在还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的想法是，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作自卫战争。

博士说，中国人的秉性，进入近代以来，已由世界主义变成民族主义。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我认为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是侵略主义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对鸦片战争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侵略势力，作出的不得已的反应。这样说更好一些。我想所谓民族主义是对外反应的一个方面，基本上还是大力推行着世界主义、中华主义。以前中国采取孤立的外交姿态，一方面可能是为了革命后需要整顿内部；另一方面是所谓中国即世界这种高傲的传统主义的表现。

汤因比：

对于中国的状况，我基本赞成您刚才的分析。对过去的中国，拿破仑曾说，“不要唤醒酣睡的巨人”。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马上就发动了鸦片战争，使中国觉醒了。

一八三九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您说和中国有关的战争完全是自卫战争，这是完全对的。然而按中国人的解释，自卫的意义也包含着想恢复清朝的鼎盛时期——即乾隆皇帝统治的后半期——中国所达到的国界。

中国围绕喜马拉雅高原上很小的一块领土就跟印度关系决裂。这个地区本身对中国没有什么价值，战略上也没什么意义。尽管如此，我推测对中国来说，这个地区是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因为印度主张的国界是在中国衰微、无力争辩的时期由英国决定的。

现在没有任何征兆表明中国要越过一七九九年即乾隆皇帝逝世当年的国界进行扩张。实际上，在阿穆尔河沿岸，最近虽跟苏联发生了冲突，但一点也看不出中国要认真考虑恢复阿穆尔河右岸和乌苏里江右岸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是从一八五八年到一八六一年期间，中国被迫割让给俄国的。但是那里居民的中国色彩，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微乎其微的。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出现了一些以前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新东西。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占世界一半的东亚是名副其实的“中央王国”。虽说只有日本在政治上没有从属于中国，但周围所有国家，也包括日本在内，都在吸取中国文明。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是统治着“天下万物”。

池田：

想一想国际社会中的中国立场，以前那样推迟恢复北京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硬使中国陷于孤立，责任完全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家。让中国本身负此责任是没有道理的。

不管哪个国家多少都有这种倾向，特别是中国，对自己接受席位的性质极为敏感。由于战后四分之一世纪里遭受到不合理的对待，所以对新获得的席位是否正当地评价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是极为重视这一原则的。

总而言之，中国大概对作为西欧化结果的美苏两大强国统治世界，感到难以忍受。当然法国或者英国对此大概也抱有强烈的反感。然而这些国家似乎能够顺应现实，采取妥协性外交上的灵活策略。比起这种妥协来，中国似乎坚持原则的色彩更为强烈。

我们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表现的态度上也能看到，如果不安排好符合这一原则的席位，中国可能宁作国际社会的孤儿。他们有决心一直等到获得正当的评价为止。尽管如此，随着中国回到国际社会中来，今天对全世界的动向将会产生很大影响。

汤因比：

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要起什么作用呢？由于西欧各民族势力的扩张和暂时的统治所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已经摆脱了这种统治力量，今后仍会按现在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中，中国仅仅就停留于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位吗？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中央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

因此按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作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

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无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他们都是联结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误，估计世界的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这正是原子能时代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虽说是中华民族，也并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和平的。战国时代和古代希腊以及近代欧洲一样，也有过分裂和抗争。然而到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代的好战精神。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重新完成中国的统一是远在纪元前二〇二年。在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现了地方的国家主义复辟这样的反动。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和秦始皇带有蛊惑和专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运用处世才能完成了这项事业。

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不是在半个旧大陆，而是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必定要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汉朝的刘邦。这样的政治家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越南人？或者朝鲜人？

池田：

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您这一说法，在考虑今后世界问题时，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汉高祖刘邦对中国的重新统一，作为历史功绩是应该给以高度评价的。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刘邦的成功，大概不能不说是因为有他的前任秦始皇的错误教训。就是说，秦始皇的确在确立长期统治体制上失败了，但是由于秦始皇用强权把在法律和习惯上地区各异的分散的中国统一起来，这就使刘邦确立统一的政权成为可能。没有秦始皇，这一任务要由刘邦自己去完成，那时刘邦的角色也许就要由别人扮演。

不论怎样，中国也是用强大武力完成统一的。后来，虽也有由儒教的伦理和天子这种理念上的象征来维持统一的一面，但中央政府掌握的军事力量一旦削弱时，国内就曾几次陷于分裂危机。

因此，我想说的是，今后世界统一应走的方向，不是像中国那样采取中央集权的作法，可能是要采取各国以平等的立场和资格进行协商这种联合的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与其说哪里是中心，不如说哪里表现出先锋模范作用。我个人认为欧洲共同体的尝试，大概能成为这样的一个楷模。即或需要时间，我希望还是一定要促其成功，成为全世界的楷模。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池田大作对中国历史一窍不通，所以才会作为一个应声虫地说什么“汉高祖刘邦对中国的重新统一”，其实中国此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统一。与此类似，汤因比只了解中国的“帝国史”，却不了解中国的“帝国形成史”。所以他闭着眼睛说中国的“和平统一”，他似乎不知道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和平统一，至少也要象征性地放点血。这是因为，汤因比不仅忽略了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先秦历史，而且对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先秦历史”也就是“先元历史”——元朝大一统之前的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也不甚明了。所以他不说一字“春秋战国”和“南北朝隋唐两宋”的故事。）

（另起一页）

第六篇

汤因比的英国预言并未落空

已故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1975）是当代影响最大的英国史学家之一，他师承斯宾格勒的文明史观，记录于他的巨著《历史研究》（500万字）。

《历史研究》开始酝酿于1921年，1927年起撰写，后因担任公职与时逢战争而断断续续，在1934——1961年间先后出版了12卷，但按其设想仍属未完之稿。1946、1957年D．C．索默维尔将当时已发表的前10卷缩写成两卷的简本问世（后来的曹未风等中译本把它分成上中下三卷出版）。到1966年，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汤因比在无法完成宏大计划的遗憾中以出版《变革与习惯》一书为这一著述工程作了总结，这时距他着手此巨著已有45年之久，缩写者索默维尔曾这样总结汤因比的心路旅程：“作者出生在维多利亚晚期的乐观主义时代，在壮年时期身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深深感到在他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古代希腊社会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他所受的主要教育又正是古代希腊式的。这就在他的心中引起了这样的问题：文明为什么会死亡？古代希腊文明的命运是否也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命运？结果，他的探索便扩大到了包括所有已知文明的衰落和解体问题，以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佐证。最后，他又进而研究文明的起源和生长，于是他就写成了这部‘历史研究’。”

他出身学术世家，其叔父阿诺德·汤因比就是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并以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著称，他对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紧张关系深感忧虑，曾参与调解劳资纠纷，主张国家重视社会福利并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对小汤因比后来形成对“西方文明”与现代性的批判立场有潜在的影响。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专长希腊——拜占庭史与现代国际关系史，在这些方面有公认的学术造诣，但在此之外他更以知识渊博出名。与叔父一样，他也不是个纯粹书斋型学者，他曾数次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过巴黎和会，搞过情报工作，当过《曼彻斯特卫报》的战地记者，还担任过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研究部主任与外交部研究司司长。这些经历使他成为一个实际上的智囊人员。

（一）

有论者指出：汤因比对英国的预言完全落空了。因为就在一战即将爆发（1914年）的前夕，日后以研究世界各大文明兴衰起伏而闻名天下的英国学者汤因比发出预言，一百年后，地球上政治格局的主旋律将是英联邦（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与中国之间的竞争与对抗。征诸今天的事实，汤因比对英国的预言显然成为泡影，但在当时，作为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他做出这种预言决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具有充分的根据。

早在1876年，大英帝国已经拥有殖民地2250多万平方公里。到一战前夕即1914年，其殖民地扩张到3350多万平方公里。这个面积是其本土面积（24万平方公里）的140倍。

地球上的陆地总面积是14900万平方公里。除了俄国、中国、日本、美国少数几个国家及欧洲列强的国土，地球上大约还有不到10000万平方公里，而英国竟然占有其中的三分之一强。

而那几个大国中，美国早年本来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独立），中国处于半独立状态，而英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半殖民者”。

英国如此强大，在未来一百年会继续强大，汤因比这样的判断和推测本来没什么风险。可是，就是这么一个没有风险的判断，竟然很快就跟英国霸权一起烟消云散。

就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全世界惨遭殖民的地区，独立浪潮风起云涌，直扑霸权主义的海岸。“日不落帝国”的阳光，日渐减少。光焰万丈的英联邦，一天天土崩瓦解。谁能想象得到，距离汤因比的预言仅仅四十年，世界霸主大英帝国竟然会沦落为昔日殖民地美利坚的一个跟班呢？其衰落之快，竟然也如此超出人们的想象力。

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舞台上，英国要想重新脱颖而出成为超级大国断无可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不只是个人，竟然也可以用来描述国家、民族的命运变迁。

汤因比对英国的预言完全落空了。

……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上述看法忽略了关键的一点：美国其实是英国体系的继承者——就像汉朝是秦朝的继承者、唐朝是隋朝的继承者；罗马帝国是罗马共和国的继承者、阿拔斯帝国是倭马亚帝国的继承者……

如果这样来看，英国体系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带头人。因此已故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英国的预言其实完全没有落空。

（二）

有论者指出：汤因比对英国的预言完全落空了。他对中国的预言呢？会不会同样落空？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底层人还食不果腹、不得不经常吃糠咽菜的时候，八十多岁的汤因比不但不认为他在世纪初对中国的预言已经落空，相反，他对中国提出的期望比这句预言丰富千万倍。他对来访的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说，西方人已经用殖民和市场经济的方法，将全世界变成了一个整体（全球化呀），中国人将会凭着自己无比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文化资源，从政治上将全世界变成一个整体。他认为，全人类在政治上的统一是必定会出现的，而促成这一美好前景之实现的中心力量是中国。（见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

这种大胆的预言很像痴人说梦。但是，这位用他的著作博得亿万读者尊敬的学术老人，显然不是痴人。他对人类各大文明兴衰起伏研究了一辈子之后，才提出的这个期待和预言，应该比他在二十世纪初年提出的预言具有更多的依据、智慧和底气。

当年池田大作听得似乎有点不舒服，赶紧低调地为之打圆场。我们作为中国人大概不至于不舒服，但是也不要急于头脑发热。由于汤因比对英联邦的证据确凿之预言已经被历史证明完全失败，他关于中国的这个预言虽然一时还难于证伪，我们至少应该保持冷静，冷静之程度最好超过那位八十多岁的老学者。

……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上述看法忽略了关键的一点：汤因比只了解中国的“帝国史”，却不了解中国的“帝国形成史”。也就是说，汤因比不仅忽略了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先秦历史，而且对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先秦历史”也就是“元前历史”（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也不甚明了。但是，只要了解了帝国形成史，就不会像门外汉一样胡说什么“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了。只要了解了帝国形成史，就不会认为中国历史停滞不前，而会看到中国历史其实呈现了丰富多彩的生老病死。

（三）

汤因比的晚年，更加专注于人类的未来命运。他认为，为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人类势必要统一。而将来最有能力统一世界的力量来自中国文明。那么，汤因比是凭什么作出这样的判断的呢？

这一判断出自他去世（1974年）前一年与日本政客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的对话录。为便于评说，不妨将他的一些观点摘录如下：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指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成一个整体的。而且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的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央王国’。实际上，中国从公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照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对过去的中国，拿破仑曾说，‘不要去唤醒酣睡的巨人’。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马上就发动了鸦片战争，使中国惊醒了。

“在1839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占世界一半的东南亚是名副其实的‘中央王国’。虽说只有日本在政治上没有从属于中国，但周围所有也包括日本在内，都在吸取中国文明。从这个意义可以说，中国是统治着天下万物。

“中国开始和旧大陆西部的各国民族接触，是公元前二世纪的后半世。然而在近代西欧冲击之前，对中国给以很大冲击的只有一个印度。而来自印度的冲击又采取传播佛教的和平形式，并且佛教一旦传入中国，就被中国化了。这正和从匈奴到满族这些北方民族几次征服整个中国或一部分中国而最后被中国化了的原理是一样的。

“然而，进入17世纪，代替这些民族而出现的北方新邻居俄国人，中国不能使其中国化。16世纪侵略过中国，19世纪暂时控制过中国的西欧各民族，也没被中国化。西欧短时间的统治虽已成为过去，但其影响至今还存在。像过去来自印度的影响一样，他想把中国变为信仰非中国的宗教国。可是中国已经把佛教中国化了。这次似乎要把共产主义中国化。然而中国化了的共产主义和中国化了的佛教一样，会对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存有很深影响，并会使其有很大的改观。

“1839年以前，中国和其他文明世界的关系，除了一个较大的例外即和平地向佛教改宗，这个来自印度的冲击外，一般地说都不过是表面上的东西，没有什么重要的。然而在过去五百年里，因为西欧各民族想通过向外界扩张势力，在技术和经济方面把人类统一为一个整体，所以这个以西方为主导的，本来是在西欧范围内统一的过程，也把日本和中国引进新的全球文明网中来了。这样，从1839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世界的结构中，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技术、宗教等所有人类活动的领域中，中国再也不能返回到东亚孤立的‘中央王国’了。

“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要起什么作用呢？由于西欧各民族势力的扩张和暂时的统治所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已经摆脱了这种统治力量，今后仍会按现在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中，中国仅仅就停留于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位吗？或者成为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肩负的使命呢？

“这是全人类所关心的事情，特别是与中国毗邻的苏联，和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最为关心的。美国可以从东亚沿岸和海上诸岛撤到关岛，再从夏威夷撤退。一旦需要撤回到北美西海岸，美国和中国之间就可以相隔整个太平洋。不过在今天，单纯地理上的距离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制造火箭的发明，使辽阔的太平洋宛如一条小溪那样狭窄。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相互都在对方的直线射程之内。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因此按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做到。同时我预见的和平统一，地理和文化主轴的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

“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无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的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或者从对外来近代西欧文明不得不妥协这一共同课题来看，他们都是联结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在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的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是在这里。

“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指刘邦，第一个指秦始皇）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的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不是在半个旧大陆，而是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必定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汉朝的刘邦。这样的政治家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越南人？或者朝鲜人？”

谢选骏者指出：汤因比在上面对话录的后面还强调，将来世界统一应走的方向，并不是像中国古代那样采取中央集权的做法，可能是要采取各国以平等的资格进行协商这种联合的方式。这样，与其说哪里是中心，不如说哪里表现出先锋模范作用。汤因比认为欧洲共同体的尝试，大概能成为这样的示范。

我们要知道，汤因比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说出上面这番话的，那时毛泽东还在世，中国大陆经济还非常落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还处在冷战之中。为什么汤因比没有将统一世界的期望放在美国、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身上？因为他看透了未来世界的统一必定是和平统一。霸权争夺必定耗竭人类文明成果，武力征服只会导致核大战，导致人类集体自杀。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亲眼目睹战争灾难的汤因比博士，最大的希望是人类不要再相互厮杀，尤其不能爆发核大战。他在临终前将和平统一世界的期望寄托给东方爱好和平，并具有巨大协同、整合能力的中国文明，其实也是用心良苦。

（四）

汤因比曾在1929年11月16日，从当时日本的殖民地朝鲜进入中国东北，并在北京逗留了半个多月，然后赴上海。汤因比在南方感触较多的是中国的革命，如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等，但他似乎只认同改良，对革命造成的恐怖与毁灭心有余悸。他并不喜欢上海，虽然英国当时在上海有着很大的利益。在南京他有机会接触国民政府里的高层，但看不惯这些官僚“蔑视过去、鼓吹当前、迷信未来”的嘴脸。他指出：“在相互对立的政府、党派、军阀的争夺中，最终获胜的那一方并非因为用武力取得了统一，而是因为赋予了人民其内心深处最想要得到的那些东西。”汤因比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寄予了同情，对把人民作为愚弄工具的南京政府及其执政党非常失望。

汤因比作为致力于文明史的“总体历史学家”，很重视把中国及其文明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他不仅对比了中日，还非常罕见地把1923年建立的土耳其与1928年恢复统一的中国进行了对比，得出结论是：“目前，土耳其人与中国人似乎交换了彼此的传统角色――土耳其人在学文化，而中国人在相互厮杀。”

关于中日，汤因比说在民族性格上，日本人更尊重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而中国人对历史遗迹一般采取漠然甚至恶意的态度。他说在北京听到一些曾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居然喊出“砸烂旧北京”的口号，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一些旧都城已无多少荣光留存的根本原因了，对此他表示“痛心疾首”。

汤因比在中国之旅30余年后最终完成的《历史研究》有多处谈到中国历史与文明，在“中国文明停滞论”尚甚嚣尘上之时，他却特别关注中国文明向现代化或如他所称“西化”的转型，这与他此次中国之行的印象应有较大关系。

由此出发，汤因比做出了有关中国的预言：

西方人已经用殖民和市场经济的方法，将全世界变成了一个整体（例如全球化），中国人将会凭着自己无比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文化资源，从政治上将全世界变成一个整体。

（五）

回到一开始的话题，汤因比的英国预言虽然并未落空，但是他显然是忽略了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英国体系的带头人。

汤因比的中国预言可能也未落空，但他显然忽略了中国要统一世界，之前需要被世界统一。这包括加入现在的世界体系即“美国带头的英国体系”，包括中国的全面基督教化。而不是走什么独特发展的道路。这些，正如秦国和楚国的中原化、罗马和迦太基的希腊化，是其争衡高下、统一世界的本钱，也是建立全球秩序的最大公约数。

附录

汤因比《历史研究》目录

序言

第一部：历史形态

第一章历史思想的相对性

第二章历史研究的领域

第三章某些术语的定义

第四章需要对人类事务进行全面研究

第五章过渡的社会

第六章文明的比较研究

第七章希腊模式与中国模式

第八章犹太模式

第九章对各个文明的考察

第二部：文明的起源

第十章关于各文明起源的性质

第十一章文明源于种族吗？

第十二章文明源于环境吗？

第十三章挑战和应战

第十四章卓越出自艰辛

第十五章艰苦环境的刺激

第十六章惩罚的刺激

第十七章流产的文明

第三部：文明的成长

第十八章成长停滞的一些例子

第十九章成长的标准

第四部：文明的衰落

第二十章决定论可信吗？

第二十一章模仿的机械性

第二十二章角色的转换

第二十三章雅典和威尼斯：短暂的自我崇拜

第二十四章东罗马帝国：对一种短命制度的崇拜

第二十五章大卫和歌利亚：对一种暂时性技术的崇拜

第二十六章罗马教廷：对胜利的陶醉

第五部：文明的解体

第二十七章社会解体的性质和征象

第二十八章内部的无产者

第二十九章外部的无产者

第三十章灵魂的分裂

第三十一章解体的挑战

第六部：大一统国家

第三十二章大一统国家：目的还是手段？

第三十三章传导与和平所带来的好处

第三十四章沟通

第三十五章语文与文字

第三十六章首都

第三十七章文官制度

第三十八章未来是否会有大一统国家？

第七部：大一统教会

第三十九章毒瘤还是蝶蛹？

第四十章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

第四十一章宗教是社会对幻象的回应，还是对实在的回应？

第八部：英雄时代

第四十二章蛮族的历史

第四十三章幻象与事实

第九部：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

第四十四章同时代文明的相互接触

第四十五章现代的西方和俄国

第四十六章现代的西方和东亚

第四十七章世界与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社会的接触

第四十八章同时代文明相互接触的社会后果

第四十九章同时代文明相互接触的心理后果

第十部：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

第五十章制度法律和哲学的复兴

第五一章语言文学和视觉的复兴

第五二章宗教的复兴

第十一部：为什么研究历史？

第五十三章历史思想的性质

第五十四章行动中的历史学家

地图

大事年表

（另起一页）

第七篇

“软实力”概念是谁发明的

一般认为，“软实力”（soft power，又译作“软力量”或“软权力”）这个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1937—）在1980年代美国学界关于美国国力是否衰败的大辩论中提出的。在那场辩论中，针对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提出的 “衰落论”，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力量并没有衰落，而是其本质和构成正在发生变化。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上发表了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和Soft Power等论文，并出版了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中译本《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提出了“软实力”概念。

按照奈的实力观，所谓“硬实力”指的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是有形的、实实在在的，甚至可以量化的力量。所谓“软实力”则比较抽象，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影响力，比如文化、道德形象和价值观等，甚至包括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影响力，都可以归纳为“软实力”。 

依照奈的观点，“软实力”这种能力，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

在政治方面，软实力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价值观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以此结合基于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硬实力”，形成综合国力。——奈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进一步细看，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中，硬实力（Hard Power）作为“支配性实力”，还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oft Power）则更多体现为导向力、吸引力和效仿力，是一种“同化式的实力”，包括一个国家的思想吸引力和政治的导向能力。

“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 “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

有人曾经指出过，美国学者克莱因在1970年代提出了有名的“国力方程”，把“战略目标”与“国民意志”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战略目标”还是“国民意志”，都是极其复杂的无形因素，也可称为软实力，难以用静态标准来衡量。另一位美国学者斯拜克曼把民族同质性、社会综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都视为软力量。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库伯则认为，合法性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以上说法都有道理但都没有切中要点，因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其实是来自汤因比的“文明起源论”。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指出：文明的起源还必须具备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他们是应战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然后大多数人加以模仿。缺少这个条件，文明也是不会出现的。而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撤销了模仿行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总之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

显然，这个“少数人创造”、“多数人模仿”的“文明起源”的机制，就是“软实力”之所在。

反言之，如果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那么一个社会的软实力也就消失于无形了，其结果，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作为英国历史学家，早年曾在牛津大学接受古典教育，并成为希腊罗马史和近东问题的专家。1919—1955年，汤因比长期担任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并多次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他的一生著述很多，但全面反映他历史观点并使他成名的是一套十二卷本的巨著《历史研究》。这部书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就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

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文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五个发展阶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就像几代人生命的延续，每一个文明或者是“母体”，或者是“子体”，或者既是母体又是子体。但这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性。

汤因比认为，要揭示文明的起源，首先要了解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本质区别，这一本质区别就是模仿方向的不同。在原始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是已故的祖先，传统习惯占据统治地位，所以社会停滞不前。在文明社会，人们模仿的对象则是富有创造性的人物，传统习惯被打破，社会便处于不断的变化与生长之中。由此看来，文明起源的性质就是从静止状态到活动状态的过渡。这种过渡之所以能够实现，既不是由于种族，也不是由于地理，而是由于人类面对某种困难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对第一代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对第二、三代的亲属文明来说，挑战主要来自人为环境，也就是垂死文明的挣扎，只有克服了这种挣扎，新的文明才能诞生起来。但是，这种挑战必须适度，挑战太大，应战就不能成功；挑战太小，又不足以刺激人们起来应战。

另外，文明的起源还必须具备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他们是应战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然后大多数人加以模仿。缺少这个条件，文明也是不会出现的。文明出现后并不一定都能发展起来，有些也可能陷人停滞状态，因此，文明生长还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挑战和应战的不断循环往复。第二，挑战与应战的场所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第三，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增强。第四，少数杰出人物的退隐与复出。总之，少数人创造，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多数人模仿，使整个社会保持一致，这就是文明起源和生长的一般规律。 

但是，文明的生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来。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撤销了模仿行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总之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文明衰落的结果，就是社会有机体的分裂，社会分成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三部分。他们分别是原来的少数创造者，多数模仿者和文明社会周围对于文明社会充满敌意的蛮族军事集团。 

随着社会的解体，旧的母体文明便开始向新的子体文明过渡，这一过渡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列强纷争，战乱不已。其次，统一国家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势力削平群雄，建立大一统帝国，带来暂时的和平和繁荣。第三，间歇时期，特点是宗教思想产生并在社会上迅速蔓延。第四是统一教会时期，特点是一个强大的宗教组织出现，但国家却摇摇欲坠，最后蛮族军事集团冲破了原有的军事分界线，摧毁了统一国家，新的文明开始了，以统一教会为代表的新社会又具备了对挑战进行成功应战的能力。 

但是，文明衰落之后，并不一定马上导致旧文明的死亡和新文明的诞生，中间很可能出现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僵化状态。比如埃及文明衰落于公元前十六世纪，而其解体和死亡要到公元五世纪，中间经过了两千年。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文明也分别僵化了一千年和八百年。现代中国文明在公元十世纪唐朝灭亡后就开始了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先是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接着出现宋代统一国家，但蒙古的人侵使这个过程中断，社会没有进入间歇时期，而是处于僵化状态，这种僵化状态一直持续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 

汤因比的这套文明理论，显然比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更为深入地阐明了“软实力”的来龙去脉。使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地想到：即使是所谓的“硬实力”，也是起源于“软实力”的。他的理论核心也因此被人称为“文化形态史观”，或称为“历史形态学”。其要点可以归结为及下几条：

1、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

2、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

3、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

4、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

在我看来，这最后一条，“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正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分离所造成的文明解体、社会解体，也正是这一百多年的来的中国所反复经历的噩梦。

举一个例子：

1、由于满清没有能像日本那样，对环境的“挑战”进行有效地应战，因此

2、无法容忍少数“退隐”的伟大人物“复出”展开其历史活动，结果导致

3、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

4、最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使得满清解体、中国解体。

再举一个例子：

1、毛泽东集团曾经对环境的“挑战”进行过有效地应战，因此一度强大，

2、但毛泽东无法容忍少数“退隐”的伟大人物“复出”展开其历史活动，结果发动历次政治运动，导致

3、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

4、最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使得文革惨败、共产主义解体。

现在，通过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抛弃毛主义、追随西方社会的软实力，来增进了自己的硬实力，但是却没有能力增进自己的软实力，反而使得自身原有的一些软实力日益萎缩、分裂、变态、消失。

现在，中国社会已经逐渐认识到：如果不能重建并增进中国自身的软实力，那么中国的硬实力并不能发挥已有的功效，甚至会反过来，听凭硬实力恶性发展，成为社会分裂的利器，最终将导致改革开放这个“新型洋务运动”的解体。

盛世危言，殷鉴不远。

2010年7月12日

（另起一页）

第八篇

反思《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

（谢选骏指出：下面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它从“职业生涯对汤因比的学术研究的要求”，来观察“汤因比的思想”形成的非学术因素。确实，这是“为稻粱谋”的食客难以免俗的通病。俗话说：“吃人家的口软，那人家的手短”，不能独怪汤因比也。同时，这篇文章的作者张文木也不想想自己：作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你的言论难道不是出自类似的炉灶吗？对此，彻底的白丁、自由的撰稿人是不能苟同的。我开始联想了：张文木批评汤因比的研究和写作中的利禄动机的论据，用在他自己身上，其实也是挺合适的，而且可能更加合适——毕竟，英国还是一个“民主国家”，拥有“言论自由权利”。你们的区别，不过是为不同的主子进行狂吠罢了。而对于目前尚且缺乏思想言论自由的中国大陆社会，就特别需要反思《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中所揭示的可悲现象，是否还应更为严重发生在中国学术界？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三期。）

目录

一、帝国时代的英国传统外交及其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

（二）汤因比开始写作《历史研究》时英国面临的世界形势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帝国利益

1．地缘政治

2．意识形态

二、英帝国的衰落与汤因比历史观的变化

（一）被剥夺的胜利者：英国衰落喜悲剧

（二）汤因比研究结论与衰落后的英国外交策略同步变化

三、1973:“尼克松主义”的出现与汤因比历史理论的调整

（一）主张英日向大陆靠拢以摆脱美国

（二）将“捧杀”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

（三）暗示“黄祸”将起，英日联手挑拨中美冲突

（四）爱的呓语

四、汤因比所肩负的“特别文化使命”及其学术评价

（一）“君子报仇”

（二）英国对美国“请君入瓮”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肩负着“特别文化使命”

（四）汤因比的学术研究远离真理

五、经验总结

内容提要：本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帝国的兴衰追踪分析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结论的变化，认为汤因比的学术生涯始终贯穿政治，其学术研究肩负着英国的“特别文化使命”，是为英国外交利益服务的。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者，同时也是被剥夺者：其海外利益不仅没有在战后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遭到美国联手苏联的变相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开始报复美国，用“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并以此消耗和拖垮美国；与此同时还要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使英国“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这些外交目的潜藏于汤因比历史研究之中且依稀可察。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英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是比较圆熟的。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而我们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做好准备。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是当代影响较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比较能代表汤因比学术思想的作品是他于1934～1961年间陆续出版的12卷长篇著作《历史研究》、1952～1954年主编、出版的11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1]和分别于1972年和1973年两次在伦敦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进行的对话以及在基础上整理出版的《展望21世纪》。笔者认为，贯穿汤因比史学研究的不主要是学术而是英国的外交战略。

一、帝国时代的英国传统外交及其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缘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这两部多卷本巨著出版分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段。[2]在这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内，英帝国先后经历了存在、在战争中消耗和战后解体三个阶段。英国这瞬间大起大落的国运变迁不能不影响此间的英国意识形态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结论。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了欧洲各国国力，同时也加速了美国和苏联的崛起，这使欧洲各国政府意识到其世界殖民霸权的危机，危机感使它们开始注重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将意识形态输出列入国家外交战略目标，“心理战”的提法此间也为学界普遍接受。[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并表示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4]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British Council for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5]成立，负责推进英国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6]。此后，对外文化推广从自发的民间行为被纳入为配合英国外交目标而开展的自觉的有组织的国家行为。1940年英国政府将“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直接更名为“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这个委员会表面上看是一个独立运行的民间机构，但它是“一个政策性十分强的机构，其工作重点及使用资金和援助的方向完全取决于英外交政策的取向”[7]。为了加强引导，1943年底，英国外交部内设“英国文化委员会事务科”1945年，第二次大战即将结束，为了加强战后舆论战的准备，英国外交部将该科升格为“对外文化关系司”。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后，将英语传播“置于文化外交的优先地位”[8]。似乎不是巧合，也就在“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年（1934年），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开始断断续续出版。

（二）汤因比开始写作《历史研究》时英国面临的世界形势

汤因比在从事这多卷本著作的前6卷写作时，英国仍保留着世界帝国的大国地位，那时的世界体系是由欧洲人而非美国人确立和主导的。关于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正确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9]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这时的美国还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其国力已在希特勒德国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此间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保持英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10]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帝国利益

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历史观分英帝国时代和帝国解体后两个阶段，在不同阶段中汤因比的历史结论是不同的，但与同期英国的外交战略是一致的。

1．地缘政治英国人在与欧洲大陆长期交往的经验中知道，地缘政治的对称型破碎是欧洲大陆政治大规模持久动荡和英国保持操控欧洲大陆均势天平的关键。1934年丘吉尔说得直截了当：“请注意，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是哪个国家想在欧洲称王称霸，不管它是法兰西帝国还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这个政策同统治者或国家没有关系，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具有潜在优势的最强有力的暴君。因此，我们不必害怕亲法或反德。如果情况倒转过来，我们也同样可以亲德或法。我们遵循的是一种公开政策的法则，而不仅仅是由某些偶然情况，或由爱憎或别的什么情绪支配的权宜之计。”[11]

1915年，当时只有26岁的汤因比进入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他还于1919年代表英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此后，汤因比的仕途引人注目，以至阿道夫·希特勒于1936年授予汤因比帝国总理勋章。1939年至1943年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事务研究部主任，1943年至1946年，担任外交部研究司司长。在这段时间里英国政府开始将对外意识形态宣传纳入外交战略的轨道。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12]。鉴于当时的身份及相应的工作任务，可以推测，汤因比此时从事如此巨大篇幅的《历史研究》的写作，若没有国家人力财力支持是难以——与马克思写作和出版《资本论》比较——完成和出版的，而要得到国家的支持，那就不可能不服务于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

欧洲政策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部分。汤因比不会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中，最先毁灭的是地缘政治破碎地带的中亚巴比伦文明；同样也正是地缘政治的对称型破碎特征才使欧洲大陆成了世界政治的火药桶，并使英国有了成功操纵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法则”。对此，他不直说，而是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中以意大利为例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势力均衡是一种政治动力系统，只要一个社会表现为许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它必然发挥作用。意大利社会与其他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差异就在于它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组成的社会。把意大利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事业是在某一个城邦的领导下完成的，无论是哪一个城邦都会极力确保自己的地方自决权力，这样对意大利世界局部权力的追求同时导致了意大利的众邦林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势力均衡法则就以一般的方式发挥作用，即按照政治权力的每一个衡量标准：领土、人口、财富，把众多城邦平均权力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任何城邦如果企图把自身的权力提高到普遍存在的平均水平以上，立即就会成为一个受攻击的目标，必然受到来自整体内部其他所有城邦的压力。势力均衡法则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众多政权的中心压力最为强大，在边缘地带最为弱小。”汤因比最后一句话的前半句说出了欧洲大陆内部矛盾重重且不可调和的原因，后半句说出了英国能够操纵欧洲大陆的原因。他继续写道：“在中心地带，任何政权试图扩张它的势力立刻就会招致周围政权的猜忌和迅速回击，为了方圆不过几里的领土主权拼个你死我活。相比之下，在边缘地带，竞争就不会那样激烈，较小的努力就会确保有较大的效果。美国能够毫不费力地把它的势力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俄国能够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然而法国和德国竭尽全力也不能完全占有阿尔萨斯和波兹南。”[13]

尽管可以间接——大概是为了避嫌——读出，汤因比显然还是在这里把英国能够操纵欧洲的原因回避了。汤因比写《历史研究》第三卷书的时间是德国希特勒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这时，英国最重要的外交目标是确保英国的世界帝国的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长期保持大陆政治，尤其是欧洲大陆政治的破碎化。为此，汤因比在此时段的研究结论多集中于否定“大一统国家”，其目的是阻止希特勒将欧洲结成统一的板块，以确保英国得以控制欧洲大陆政治的“势力均衡原则”——这一点与丘吉尔同期的上述想法是一致的。汤因比便以拿破仑为例说：“拿破仑帝国无意中完成的实际任务是把中世纪舰队抛弃的已经搁浅的帆船牵引到西方生活竞赛的潮流中来，同时刺激那些无精打采的水手，使得他们更易于航海，即使拿破仑在城市国家范围（我们认为这个范围是他合适的活动领域）之外没有挑起民族国家——英国、俄罗斯和西班牙——间无法压制的敌对状态，法兰西的这种实际行动也将是短暂和不讨好的。”[14]这最后一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大一统国家乃是另一场“乱世”的开始，这等于什么也没说。人出生的结局是死亡，这是一个事实，但如果我们的思考总以此为出发点，那就失去了意义。同一个问题，汤因比专揪着“大一统国家”的负面问题说，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至少也是不客观。

但对于英国造就的“大一统”印度和与英国无利害关系的“大一统”中国，汤因比的笔触则要欢快得多。关于印度，汤因比写道，“可以说明这一明显反差的统一国家一个是罗马帝国，它为希腊世界提供了本地的统一国家，另一个是大英帝国，它为印度文明提供了外来的统一国家。甚至在它不能以较好地效率来履行自己职能时，在它处于明显分裂时期，我们都可以收集到许多词句来说明，晚期罗马帝国的人民对它的制度是如何的爱戴和尊敬。”“要证明大英帝国在许多方面拥有比罗马帝国更有善心、更仁慈的机构是很容易的事情”[15]。

在这里，汤因比以古托今，无非是说，欧洲国家中只有英国才有资格搞“大一统国家”。事实上，英国为了长期统治，在将印度版图整合一统的同时，也将印度内部有目的地进行了“碎化”政策。自1939年始，英国将其直接统治下的印度（称英属印度）分为13个省，其中包括缅甸。而印度王公统治的土邦却被分为约600多个[16]——这几乎是法国黎塞留肢解德国以保障法国在欧洲大陆主导地位的手法的再版。马克思说：“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17]

中国历史更是一部典型的“大一统国家”范本，中国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历史中，世界唯一保留且至今仍充满着活力的大国，尽管有“乱世”，但“治世”的历史要长得多，汤因比没有解释这样的例外，相反，几十年后，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他对大一统中国却赞美有加：“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而且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和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华王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18]

汤因比在“大一统”问题上，怎么会有“双重标准”呢？这是由于中国的大一统与欧洲的大一统相比较于英国无大不利——这与日本更喜欢中国分裂而不在乎欧洲大陆是否统一的道理一样。[19]

为了掩饰其阻止欧洲统一的目的，汤因比摆出一副超然姿态说：“英国在百年战争中失败以后被迫收敛了企图征服欧洲大陆的野心，像荷兰一样，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击败了西班牙天主教的入侵。从那以后直到1914～1918年战争，始终奉行的是避免介入大陆事务的政策，毫无疑问，这项政策一直是英国外交政策基本的、永久的目标之一。”[20]汤因比这一反话正说的论述，说明了英国放弃直接介入欧洲大陆历史原因，由此深入，也说明了保持欧洲破裂是英国得以不直接介入而又能主导欧洲大陆政治的关键。汤因比让英国人不要忘记：欧洲大陆无法征服，英国要想主导欧洲事务，就必须在地缘政治上尽力保持欧洲大陆的破碎性。

2．意识形态

除了上述地缘政治的目标外，在外交上，英国长期实现世界霸权的另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意识形态输出内外有别：对内崇尚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实验主义[21]——这种思想很接近中国的“格物致知”“实事求是”，对外则尽可能多地输出近乎宗教的和平主义。

英国人用血与剑崛起并向世界扩张，但为了保证这种扩张的成功，英国人向外推销一种让对手国家和人民放弃武装的“和平”哲学。他举了大量失败的例子——比如亚述帝国、查理曼帝国、帖木儿帝国等[22]——是为了“足以证明持剑的救世主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23]。今天我们只看到西方人用“普世价值”忽悠倒了苏联，其实，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也将这一手法运用于对付包括欧洲大陆在内的世界。他先告诉英国统治者：“普世教会乃是导致大一统国家衰落的社会毒瘤。”[24]“在经济领域，现代西方世界的经济实力表明了‘分娩’阶段的普世教会留给新兴文明的最重要的遗产。”[25]这是在告诉英国统治者，普世价值是打败“大一统国家”的妙方，是西方世界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不能忘记的“重要的遗产”。然后，他又掉过头来告诉英国的对手国家：“追随上帝，永远不会令献身上帝的心灵失望。仿效凡人，哪怕是被奉为神明的人，也往往会带来幻灭感……只要‘效法基督’，就可以避免仿效罪孽深重的世人必然带来的悲剧。”[26]

18～19世纪欧洲的传教士来到北美宣扬的就是让印第安人放下武器——这与后来英国在印度和南非推销的甘地和曼德拉的和平主义十分相似——的“和平”意识[27]。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以赞许的口吻说：“从1762年匿名的特拉华先知到1885年在内华达州出现的沃夫卡，一系列的先知都宣扬和平，极力主张他们的信徒放弃他们使用的所有从白人敌人那里获得的物质技术‘进步’，[28]从不使用火器开始。他们宣称如果遵从他们的教义，印第安人注定会在现世天堂里拥有福佑的生活，在天堂里他们可以同自己的祖先的灵魂汇合，而印第安红人救世主王国是不会被印第安战斧征服的，更不用说子弹了。”[29]然而，印第安人在放下武器之后，便被欧洲血洗灭族了。1500年，居住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有150万，到1865年时，除阿拉斯加外，美国的印第安人锐减到38万。而按汤因比的说法解释就是这只能怪印第安人还不够“和平”，对西方的普世上帝理解得不够。他说：“我们无法说出接受这些教义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对这些蛮族武士来说，这些教义太难理解也太高深，但是当微弱的光线照在黑暗而狰狞的世界里，我们在原始人们内心捕捉到引人注目的天赋基督教精神的闪光。”[30]“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我们已经凭经验完全可以证明的那条古老的真理：‘持剑者必定死于利剑之下’。”[31]

至于印第安人听信了这些话所遭到的灭族之灾，在汤因比的著作中所作的解释是它毕竟在这些“原始人们内心中”播种了“天赋基督教精神的闪光”。1973年，汤因比与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共同发表对话录《展望21世纪》，该书将《历史研究》中的上述无原则的“和平主义”推向极致并为苏联戈尔巴乔夫所采纳。

现在看来，当年哥伦布将加勒比诸岛误认为印度（India），将那里的先民误认为印度人（Indian），这对今天的印度及印度人民而言真是莫大的幸运。不然的话，今天欧洲人在印度留下的就不仅仅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精神，而是像今日北美那样居于优越地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正如曾经侵入南亚次大陆的雅利安人替代那里的印度原著民达罗毗荼人并成为当地的优越人种一样。欧洲用“和平主义”消灭印第安人的经验被英国人在南亚和南非如法炮制，用甘地思想驯服了印度人，用曼德拉思想驯服了南非人；与在北美不同的只是，英国连同其他欧洲人在北美用同一思想消灭了印第安人的灵魂和肉体，而在印度和南非只驯服了那里人的灵魂。

——英国分裂了印度，给印度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可汤因比却说这是英国让印度教与伊斯兰教“铸剑为犁，通过和平手段展开竞争”[32]。

——英国人对印度进行的是高压和超额的殖民剥削，可汤因比安慰印度人说：“对英国侨民的冷漠感到愤怒的印度人只要回想一下下面的事实，或许会比较宽容地对待这些闯入者：英国人来到印度之前，这个次大陆已被种姓制度拖累了3 000年，印度社会进一步加深了先辈印度文明留传下的邪恶；英国人离开之后，正如他们到来之前那样，印度人民依然饱受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社会邪恶的折磨。从印度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可以把英国人在150年统治期间形成的冷漠态度视为对印度特有弊端的适度冲击。”[33]

如按汤因比的逻辑，北美洲印第安人也应该“比较宽容”欧洲人对他们的种族屠杀，因为现在的存活于北美的极少数印第安人确实已经摆脱了“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社会邪恶的折磨”并进入了现代文明；由此导出逻辑就是：如果没有这场对印第安的种族灭绝或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那就不可能有今天印第安人和印度人的“幸福生活”。[34]这简直是强盗逻辑，真正的学者，是不会持这种逻辑来论述历史的。

二、英帝国的衰落与汤因比历史观的变化

汤因比12卷《历史研究》的后6卷即7～12卷的写作与出版，在时间上和丘吉尔两任（1940～1945；1951～1955）时间及此间大英帝国的衰落大体同步，因而他这一时期的研究著作就不能不带有“丘吉尔”式的喜悲剧混合的色彩。此间，英国是战争的胜利者，同时也是战后的被剥夺者。英国取得了战争胜利的同时，其战后国际地位却直线下落：其海外利益不仅没有在战后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遭到美国和苏联通过促进世界民族自决运动导致的变相瓜分；也就是说，受到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剥夺的不仅仅是德日意法西斯，而且还有英国和法国的帝国利益。

（一）被剥夺的胜利者：英国衰落喜悲剧

实际上，丘吉尔在战争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被他的盟友罗斯福联合斯大林给出卖了。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召集幕僚说，美国人最近给他“留下了敌意的感觉”[35]。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拒绝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36]而对“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不在乎。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狐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37]据孔华润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披露：罗斯福还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38]。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召开当天早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前交换战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认为印度支那不应该在战后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独立。[39]美国和苏联支持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地的自决运动，对此戴高乐看得明白，他知道罗斯福支持世界上殖民地的独立的结果，是这些新成立的、羽毛未丰的国家，将依靠美国的慷慨度日，这些国家政府的人事和决策也会受到华盛顿和罗斯福的遥控指挥。[40]

此外，罗斯福与斯大林联手不顾丘吉尔的坚决反对，在德黑兰会议上决定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计划”从法国诺曼底发起，这意味着美国决定将东欧交留苏联解放并将东欧划入战后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失去东欧，以英法为首的欧洲的世界霸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就在样，英国在战前利益随战争的胜利逐渐为美苏剥夺。

面对这样的结局，英国人中最痛心的莫过于丘吉尔了：丘吉尔接手时是一个大英帝国，可在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大英帝国已接近解体。因此，英国选民在太平洋战场即将取得胜利的1945年2月将丘吉尔赶下了台，丘吉尔也因此对美国恨得咬牙切齿。愤怒出诗人，愤怒使丘吉尔从政治家迅速退回到文学家：“铁幕演说”后丘吉尔奋笔疾书完成了360万字的长篇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3年，丘吉尔——与自觉解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结局一样，大概美国对将美苏引入欧洲并导致大英帝国解体的丘吉尔失意的安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据丘吉尔回忆，在罗斯福去世前四个月中，他与美国政府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也没有谅解。尼克松回忆说，“他（丘吉尔）以令人吃惊的直率态度补充说，‘罗斯福总统已经不是原来的罗斯福了’”。[41]丘吉尔曾告诉尼克松：“罗斯福过早地迫使英国和其他殖民帝国容许其殖民地获得独立”，他认为，“这些国家尚未准备好就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其结果比独立前更糟”。[42]汤因比在他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对世界大国间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对英国人的心理影响作了描述：“对于美英之间新的力量对比，双方在心理上都是逐渐适应的，实际上这一过程到1952年还远远没有完成。英国政府与公众实在不愿拱手让出他们所继承的国际地位。在1945 及1946 整整两年中，英国人筹措维持地中海英帝国以及占领德国所需的经费感到愈来愈困难。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于是在1947 年，这方面的负担一大部分转移给了美国。”[43]

（二）汤因比研究结论与衰落后的英国外交策略同步变化

形势变了，英国的外交战略策略及外交目标都要做相应性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以美国人曾经对付英国的方式开始向美国复仇：他用巧妙的“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并以此消耗并拖垮美国。丘吉尔也明白“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44]的道理，战后用枪赢不回江山的丘吉尔便捡起笔来，从1948年至1954年间陆续出版长篇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与此同步，汤因比《历史研究》写作和出版也已进入后6卷即7～12卷的进程。这一时期，汤因比书中观点也与丘吉尔同步随英国外交策略悄悄发生变化。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丘吉尔知道，美国失去了真正的伟人，英国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对手。丘吉尔明白英国就是在“世界主义”的诱惑中被消耗衰竭的，为此，他在英国被美国联手苏联击倒后，转手将曾将英国压垮的“世界主义”高帽戴到美国的头上。1946年3月，他发表“铁幕演说”，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45]；鼓励美国要阻止苏联“发动新的战争的意图”，“预防战争永不发生，尽快尽可能地为所有国家创造民主和自由的条件”。[46]关于英美关系，丘吉尔坚定地表示与美国捆绑在一起：“如果没有我所说的英语国家之间的友好联盟，那么对战争的可靠预防和世界性组织的继续出现都将成为泡影，这种联盟指的是英联邦帝国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友好联盟的建立，不仅需要我们两个大而亲密的社会体系之间持久的友谊和相互理解，而且需要在两国军事顾问之间继续保持业已存在的亲密关系，包括对潜在的危险、武器装备和指导手册的共同研究，在学院之间互派学员和军官等。为了双方的安全，两国还要继续使用各国现有的军事设施，包括各国拥有的所有海军和空军基地，并同时调配两国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海军和空军基地。”“最后剩下的是普通公民原则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放心好了。我们许多人都已清晰地看见了他们那伸长的手臂。”[47]丘吉尔甚至不惜牺牲英国人的公民权，宣称“希望最终在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一种共同的公民身份”[48]。

这最后一句关于“普通公民原则”的表述似乎是在说：你美国人尽管放心好了，今天的英国人就是美国人。最后，丘吉尔忽悠美国人放弃罗斯福主张而英国人却长期坚持的保持“军事力量平衡”的世界治理原则，用理想主义代替现实主义：“不要以为我们闭上眼睛，就可以避免我们的困难和危险。也不能等到事态发生后再加以避免；当然也不能采取绥靖政策。我们需要的是决心。拖延的时间越长，困难就越大，我们面临的危险也就更大。从我们在战争中看到的同盟军和俄国朋友的情况看，我相信他们最需要的是实力，他们最怕的是军力减弱。因此过去对军事力量平衡的看法是靠不住的。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就不能小打小闹，仅仅搞一些试验来提高军事力量。”“如果西方的民主国家能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下，坚定地团结在一起，那他们对加强这一原则的影响力将是无穷的，谁也不会骚扰我们。但如果在自己的职责上有所畏缩，或相互分离，或错过这些重要时刻的话，那么真正的灾难就会降临到我们头上。”[49]

与丘吉尔“铁幕演说”中捧杀美国的步调相随，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的同期写作的内容也与丘吉尔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他在书中也给美国戴上一顶世界“大领导”的高帽：到1955年，消弭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关键在于，除非某个单一的政治权威能够集中控制原子能，否则不可能彻底消除战争。由于独家掌握了当代关键武器的控制权，这个权威能够、事实上也必须扮演“世界政府”的角色。从1955年的情形看，这个政府的所在地势必不是华盛顿就是莫斯科。[50]“如果当今人类可以自由选择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任何一位西方观察家都不会怀疑，绝大多数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独立判断的人都会选择成为美国公民而不是苏联公民。在共产主义俄国的衬托下，越发显得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突出长处。”[51]这最后一句关于“公民”的选择，几乎就是几年前丘吉尔“铁幕演说”中的“普通公民原则”延伸。

给美国封上这个世界“大领导”的高帽后，汤因比又进一步以狐狸赞美乌鸦的口吻论证美国与欧洲不要有“距离感”，应将目光从美洲扩大到世界，主动担起 “领导”世界的责任。他说：“不论当前还是今后，在美国人自己看来，美国最大的长处在于它显然十分真诚地根本不愿扮演上述角色。当今美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像所有美国人的移民先辈一样，渴望彻底摆脱他们愤然离开的那个大陆事务，他们彻底脱离‘旧世界’，在‘新大陆’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希望退出‘旧世界’事务的乐观情绪，与当今美国人迫不得已重新卷入时满心懊悔不相上下。我们看到，这种迫不得已源于‘距离感的消失’，‘旧世界’与‘新大陆’正在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无奈，并未消除面对这种局面时的不情愿。”[52]

接着汤因比通过比较苏联战后欧洲政策与美国“马歇尔计划”，赞扬美国人“突出的优点是慷慨”[53]，鼓励美国将责任从美洲扩大到世界范围。他提到1895年，在英美两国围绕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边界勘定的争端中，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发表了一份掷地有声，载入史册的文件”[54]，宣称：“美国实际拥有这个大陆的最高权力，凡是在它管辖范围内的人民都应当把它的命令当作法律。”[55]这时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一反英国传统的与美争夺拉美的外交政策，怂恿美国推行世界霸权，他说：“这一声明即便扩大到拉丁美洲之外的霸权，也依然是有说服力的。虽然其他国家大概只得承认美国人的鞭子毕竟比俄国人的高压手段可取，但是，用吉本[56]的话说，‘哲人’不妨‘放宽眼界’，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超级强国事实上独自决定和实施那些与卫星国人民生命财产攸关的政策，这本身就蕴含着一个体制上的难题，这个难题只有通过某个联邦体制才能解决。解决一种超国家秩序带来的体制问题绝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美国的历史表明它赞成联邦制原则，这至少是一个好兆头。”[57]

请注意，这段文字出现在1961年出版的《历史研究》第12卷，此时的美国开始介入越南内战，以填补法国退出中南半岛后留下的战略真空。其结果，丘吉尔以其雄辩的口才，汤因比又用巨著予以学术“论证”，让美国戴上一个世界“反共”领袖和西方民主旗手的高帽，由此将美国忽悠到了朝鲜和越南战场。1951年丘吉尔再次当选英国首相，其间的外交策略就是骄纵美国，使其与苏联和中国冲突，而英国则躲在后面从中渔利。

1949年10月6日，英国领事格拉汉奉命以“备忘录”的形式告知周恩来，说“英国政府仔细研究了中英关系的漫长历史，提议通过领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关系’”。[58]英国的对华承认态度[59]对一些欧洲国家及英联邦等国家产生影响。1949年底和1950年先后有缅甸、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亚洲国家以及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等欧洲国家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在中东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及东南亚的印支半岛全面挤压英法势力。毛泽东对此看得明白，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前首相会谈时提到艾登时说：“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吃了大亏。”希思回答说：“是的，吃了大亏。”[60]

英国被美国在“二战”中出卖反过来又刺激了它在战后用吹捧的方式对付美国的决心。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挑拨和制造矛盾以消耗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鼓吹美国遏制苏联、中国，由此导致美国在朝鲜和越南与中苏发生冲突；六七十年代，原英法殖民地纷纷独立，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此间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增幅最大，以至在联合国内对美国的反华活动形成巨大的压力。我们不难从中体悟出英法为首的欧洲对这种压力“默认”的线索。

1954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访问英国时——当时法国军队在奠边府即将遭到重大军事失败——曾敦促丘吉尔帮助法国人维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丘吉尔感到恼火并粗暴地问：英国自己不愿为保住印度而作战，为什么要为法国保住印度支那去打仗？雷德福对这位曾以“铁幕演说”震动西方世界的反共斗士说：如果英国人拒绝与我们一起去击败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侵略，国会也许对英国人会不高兴的。丘吉尔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生硬地回击说：“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61]

1949年10月17日，杜鲁门得知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后对艾奇逊说：“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做得不太地道。”[62]曾任富兰克林·罗斯福内阁中的农业部长和杜鲁门内阁中的商业部长的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看透了丘吉尔的目的，他说：“英国政策显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间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战铺路。”[63] 1946 年9 月12 日华莱士在讲话中批评杜鲁门“对俄国强硬”的政策，他说：“把英国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关键，这将是愚蠢到了极点。……我们决不可以听凭英国玩弄均势来决定美国是否参加战争，以及何时参加战争。”[64]让丘吉尔感到欣喜的是，刚刚上任且踌躇满志的杜鲁门这时已听不进华莱士的逆耳忠言，他于1946 年9 月20 日免去了华莱士商务部长的职务。

1965年1月24日，丘吉尔逝世，此时的丘吉尔已欣慰地看到美国从朝鲜战场败退下来后又走上越南战场，美国在与中国、苏联的冲突中被耗得精疲力竭。时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战后国际关系结构上”出现“革命性的变化”。1973年，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汤因比看到了这种变化，他说：“美国和苏联双方都已走投无路。因此对各自卫星国的约束力也在削弱。这样就促进了国际上的多极化。法国在反抗美国。以色列也在成功地唆使着美国。捷克抵抗苏联失败了，而罗马尼亚为反抗苏联，和中国加深了亲密关系。但是卫星国的这些反抗与中国的地位变化相比，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全国进行统治的时候，中国不过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而已。可是现在中国不仅摆脱了苏联统治，而且自己也跃上了第三大国的地位。美苏两国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这是战后国际关系结构上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65]

汤因比看到美苏的衰落，只谈到了“以色列也在成功地唆使美国”，其实汤因比更明白在玩“唆使着美国”的把戏的还有英国和欧洲。1947年，美国的著名的战略思想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66]针对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67]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发表一系列文章，他在指出美国安全的脆弱性后明白无误的宣布说：“我反对遏制政策，不在于它要用美国力量去对抗苏联，而在于这个政策的设计不对头，它一定会导致滥用美国的力量。”[68]

这是李普曼在1947年发表的旨在为美国卸除“杜鲁门主义所加于我们的负担”[69]看法，尽管随后不久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结局印证了李普曼意见的正确性，但这时处于巅峰期的美国政治家们已听不进这些冷静的意见，他们宁愿听信丘吉尔意在骄纵美国的“铁幕演说”，偏爱汤因比让美国担当世界民主领袖的“倡议”，采纳麦卡锡和凯南等不冷静的政策建议，冲向全世界。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全面危机，国力大幅衰落。

三、“尼克松主义”的出现与汤因比历史理论的调整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与其政治搭档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是自罗斯福之后美国政治家中少有的明白人，读过基辛格《大外交》一书的人都会看出，尼克松已经明白但不便直接——只是借用李普曼、华莱士等战略思想家的口间接——挑明了“二战”后英国所采取的“捧杀”美国的策略。1972年，尼克松甩掉欧洲的追捧反手与中国和解，这大大缓解了美国的压力并扭转了美国国力衰落的轨迹。

（一）主张英日向大陆靠拢以摆脱美国

面对这种变化，英国政府请汤因比再度“出山”。此时年龄已入黄昏的汤因比头脑可一点不昏。他再次继承丘吉尔的遗志，进一步推进英国用“世界主义”高帽捧杀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即苏联、美国和中国的既定策略。在汤因比去世前两年即1972年至1973年间他与日本宗教和文化学人池田大作[70]合作出版对话体著作《展望21世纪》，他在这部中仍没有忘记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71]。英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战胜国中唯一的被剥夺了霸权地位的国家，经历了这段历史的汤因比不会忘记复仇。与《历史研究》一样，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汤因比表达了不少宗教意义上的精彩内容，但在这些精彩的内容下掩盖着的却是英国持之以恒的捧杀式消耗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的外交战略目标。与当年美国看到欧洲衰落后的反应一样，看到美国衰落后的英国外交，并没有忘记对美国落井下石。

知己才能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汤因比明白欧洲的地缘政治的内部破碎性是美国取代欧洲世界霸权的重要原因，知道了欧洲衰落的原因，也就找到了欧洲复兴的道路。为此，他在美国衰落时主张日本抛弃美国，向亚洲大陆靠拢。他反话正说地告诉池田大作：“尼克松总统对中国政策的转变，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个好消息。因此对日本来说，更是好消息。但是这么一来，美国却使日本处于尴尬的境地，哪怕是一时的。在过去20年中，美国强迫日本支持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为此日本付出了招致中国愤怒的代价。尽管如此，这一次美国却突然把日本抛在后边，自己抢先耸人听闻地表示出对中国和解，而让日本继续背着反对中国的臭名。虽然这么说，日本追随转变方向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并没有成为改善日中关系的严重障碍。因为中国方面也一定十分了解，日本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也不一定符合本意。而且中国也一定充分认识到，日本国民相信1945年战败以后，只有站在日中平等立场上自主地与中国合作，日本才有前途。”[72]“日本和英国都是旧大陆的海上岛国。由于地理位置，需要跟旧大陆周围地区以及新大陆——当然在新大陆中尤其是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是我相信对两国更重要的，与其说是对美关系，不如说跟近邻大陆的关系。这一点不久就会清楚的。因此我希望并期待着两国跟邻近地区的国家集团——即日本要和东亚、英国要和欧洲——协作起来，希望这种地区性的协作不要成为全人类最后实现全世界大一统时的阻碍，相反要成为通向这种大一统的阶梯。”[73]“我相信日本最终要和中国、越南、朝鲜共同合作，形成一个将来可以以此为中心统一全世界的轴心。”[74]

请注意，在汤因比这个“统一全世界的轴心”的概念中，日本需要联合的国家中已经排除了美国。“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这是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les Flagg Bemis)1926年写的《平尼克条约——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一书中的主题。[75]当然这也是理解美国崛起进程中“战略机遇期”一拨拨出现的重要线索。已入暮年的汤因比当然不会忘记英国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被罗斯福出卖给斯大林的历史，[76]他知道今天美国的灾难当然也是欧洲的机会。

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英国与俄国开始在全球范围争霸，面对日益严重的来自俄国与法国联合抗英的战略压力，英国于1902年放弃“光荣孤立”的外交传统，与日本结盟[77]并于1905年与日本从东西两向拉倒了沙俄帝国，[78]现在面对美国衰落，汤因比又鼓励英国和日本转靠大陆，重温1902年旧情，再次联手从共同对付俄国转为共同排斥美国。他对池田说：“英国对美国的姿态也和日本一样，不能不说多少也有些追随。英国国民直到最近还摆着绅士的派头，不希望成为欧洲大陆各国中的一员，而以大洋彼岸国民自居。由于这种绅士作风，使英国国民对一些冷酷的现实很盲目。他们看不到以前一直宣扬的同美国的关系，实际上也不过是作为一个卫星国的关系而已。美国则完全没有和英国结成经济伙伴的意图。认为有了这样的特殊关系，英国的各种经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样的想法正如认为只要参加英联邦就能解决英国的一切问题一样，始终不过是一种幻想。我的看法是，英国的经济只有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员才有出路。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英国也是和其他各国同等的加盟国之一员。对日本来说，和中国缔结经济伙伴关系，虽然和现实还很远，但最后日本经济的未来，大概还是在和中国结成这种关系。日本只有同中国以及东亚各国协作，才能完全摆脱对美的依存关系。”[79]

读到这里，使笔者想起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月31日召开的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的一次内部讲话，将保证欧洲的破碎化作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他告诉其同僚：“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第一道防御线是一系列岛屿，我们期望通过海军，陆军和飞机阻止日本——让我们十分坦率地说——统治整个太平洋，并防止我们（原文如此。疑为“他们”的口误或笔误——译者注。）接近南美洲的西海岸。那是个问题，我们决不会遭到中国、菲律宾、暹罗或缅甸的攻击。这完全是一个防御日本的问题。我们不能大声直说，这会被认为是不友好的。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80]

这话真是开宗明义，说透了，在太平洋方面美国的主要任务是控制“一系列岛屿”，在这方面的敌人是日本；在大西洋，罗斯福反复强调和暗示的“独立地存在”，就是保持欧洲的破碎性而不是完整性。完整统一的欧洲才是美国的大敌，而致力于欧洲统一的国家，就是美国的真正对手。这里显然是指当时的德国。当然这只是地区性目标，从全球目标而言，美国的目标则是要取代英法主导的世界霸权。简言之，美国在即将来临的大战中的任务是地区目标与全球目标的统一。

接着罗斯福计算了一下目前欧洲还剩下二十几个独立国家，说“但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他说这场战争中最符合美国利益的结局是“这是一场成败掺半的赌局，决不能忽视。这是一场50：50的赌局”[81]。这就是说，目前德国与意大利对欧洲的兼并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欧洲一旦在兼并中实现统一，即从破碎化转变为整体化，接下来打击的目标就是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算是彻底明白了“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而制造欧洲灾难的关键是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状态。1946年3月丘吉尔在“铁幕演说”中疾声呼吁欧洲“世界的安全需要一个新的统一的欧洲，任何民族都不能被排除在外”[82]。现在汤因比在美国衰落之际再次呼吁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岛屿国家，不要信任美国，应当向各自面对的大陆靠拢，以避免“50：50的赌局”。

（二）将“捧杀”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

但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毕竟是为欧洲，首先是为英国的外交战略服务的。他看到尼克松1972年纠正了前任“世界主义”的天真，通过与中国和解缓和了美国的战略压力，减少了美国国力的消耗，他便开始与池田大作进行“展望21世纪”的“学术”对话，将“世界政府”大帽转扣到中国头上，与之相应，将捧杀的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他告诉池田大作：“必须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一切都要服从于全球的世界政府的主权。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当然即或成立了世界政府，现在的地方国家还是作为地方行政单位，继续担负着有益的、确实不可缺少的地方自治任务——正像联邦国家中各成员国所起的作用一样。”[83]

既然要“剥夺地方国家的主权”，那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地方国家也必须服从”，也应当包括在被剥夺的对象之中；既然要建立“世界政府”，随之而来的逻辑就是谁在其中担纲的问题，昨天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怂恿美国领导世界的欲望并由此拖垮了美国，现在尼克松御下了这个精神“包袱”，汤因比就在将昨天戴给美国的世界领袖的“高帽”转扣在中国头上，说“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而且“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84]

读这段文字时使人想起前引汤因比在提到1895年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那份“载入史册的文件”时以同样的理由怂恿美国“即便扩大到拉丁美洲之外的霸权，也依然是有说服力的”[85]。汤因比没有让丘吉尔失望，1961年——当年汤因比《历史研究》12卷出版——美国在越南策动“特种战争”，终于让美国人陷入长达10年的“越战”沼泽之中。当时，为了捧杀美国，鼓励美国“领导”世界，汤因比在1961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最后即第12卷中，曾将已经在政治上结盟的中国和苏联说得如何不堪一击，他说：“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和俄国的农民士兵似乎把自己的生命交由政府随意义支配。然而，历史表明，如果超过某一限度，不论中国政府还是俄国政府都必将受到惩罚。中国历朝历代，从秦朝到国民党政权，哪怕是轻率地多拧一下政治螺丝帽，无不因为这一轻微的越轨行动付出改朝换代的代价。俄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形。”[86]

时至1973年，美国确实是被“捧”倒了，而中国不仅没有“必将受到惩罚”，更没有出现“改朝换代”。对此种错误结论，汤因比并不感到难为情，他在当年与池田大作对话中又转身将捧杀的目标描向中国，其调门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他说：“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要起什么作用呢？由于西欧各民族势力的扩张和暂时的统治所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已经摆脱了这种统治力量，今后仍会按现在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类社会中，中国仅仅就停留于三大国、五大国或者更多的强国之一员的地位吗？或者成为全世界的“中华王国”，才是今后中国所肩负的使命呢？”[87]“因此按我的设想，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在原子能时代的今天，这种统一靠武力征服——过去把地球上的广大部分统一起来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做到。同时，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88]

可我们不要忘记，十几年前，汤因比还在《历史研究》中说“世界政府的形成可能不是经由联合国组织的发展，而是来自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这两个政治上更为成熟和强大的‘赢利企业’中的一个。如果当今人类可以自由选择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任何一位西方观察家都不会怀疑，绝大多数能够对这个问题作出独立判断的人都会选择成为美国公民而不是苏联公民。在共产主义俄国的衬托下，越发显得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突出长处”[89]；还在说中国“从秦朝到国民党政权，哪怕是轻率地多拧一下政治螺丝帽，无不因为这一轻微的越轨行动付出改朝换代的代价” [90]。可现在，汤因比看美国尼克松不接受这些“高帽”后，转身将它扣在中国人的头上，他用吹捧当年美国的口气，仍将理由说得振振有词：“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不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或者从对外来近代西欧文明不得不妥协这一共同课题来看，他们都是联结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91]

（三）暗示“黄祸”将起，英日联手挑拨中美冲突

汤因比知道只有建构雅尔塔和平体制的几个支柱大国——至少美国与苏联——在“兄弟阋于墙”式的内耗中双双衰落，欧洲才能实现其“复兴”事业。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自然明白：正是东方中国的衰落才为欧洲大陆和英国摆脱了19世纪初的内部革命并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后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前提，同样，正是欧洲的衰落才给美国和苏联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前提。

为此，汤因比配合丘吉尔先怂恿美国与苏联和中国冲突；美国与中国和解后，又向美国暗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92]和即将到来的“文明的冲突”[93]。他说：“这是全人类所关心的事情，特别是与中国毗邻的苏联，和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最为关心的。美国可以从东亚大陆沿岸和海上诸岛撤到关岛，再从夏威夷撤退。一旦需要撤回到北美西海岸，美国和中国之间就可以相隔整个太平洋。不过在今天，单纯地理上的距离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制导火箭的发明，使辽阔的太平洋宛如一条小溪那样狭窄。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相互都在对方的直线射程之内，这就是今天的现实。”[94]“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误，估计世界的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这正是原子能时代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虽说是中华民族，也并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和平的。战国时代和古代希腊以及近代欧洲一样，也有过分裂和抗争。然而到了汉朝以后，就放弃了战国时代的好战精神。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重新完成中国的统一是远在纪元前202年。在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现了地方的国家主义复辟这样的反动。汉朝刘邦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引向了世界主义。和秦始皇带有蛊惑和专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运用处世才能完成了这项事业。”[95]

这真是反话正说，他在暗示美国：尽管中国有和平主义的儒家精神，但也不能忘记中国“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黄祸”仍然可能出现在美国人面前：“今天的世界混乱得令人难以忍受。现在人类是依靠着在全世界发挥作用的技术生存着。但是，技术也由于存在着不协调的140个地方主权国家依然继续分割着地球而处于麻痹状态。由此也可以想象过去战国时代，秦始皇把厌烦混乱而筋疲力尽的中国民众统一起来一样，现在世界迟早也要通过独裁的手法达到政治统一。”[96]

那么，这个“残酷的世界独裁者” [97]可能是谁呢？汤因比直指中国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黄种人”，他说：“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不是在半个旧大陆，而是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必定要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汉朝的刘邦。这样的政治家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越南人？或者是朝鲜人？[98]

这里已包含了这样的隐喻,即美国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将为中国取代，西方文明将为东方文明所取代，历史上的“伴随着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99]的“黄祸”将再次“威胁”西方世界。 

1952年，就在美国人深陷在朝鲜战场的时候，汤因比曾提出过“文明冲撞”的观点。他接受BBC广播电台邀请作了一系列讲座，随后将这些内容整理并以《世界和西方》为书名出版，认为“对同一时代中不同文明碰撞的过程与结果的比较研究，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把钥匙”[100]。三十年过后，汤因比便将东方中国及其儒学推到世界“宗教统一”的聚光灯下。他说：“在过去实现的部分统一中，武力称霸的同时，宗教也是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在帝制中国和罗马，武力统一之后，接着就是宗教统一。帝制中国采用儒教作为国教，罗马采用基督教作为国教。在伊斯兰历史上，也是传教和武力征服相辅相成进行的。但是中世纪的西欧世界，既不是宗教统一和行政统一同时进行，也不是二者相继进行的。估计将来在全球规模进行人类自发统一中，总要有一个共同宗教在世界推广，由此来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101]

那么，这个“共同宗教”的蓝本是什么呢？汤因比没有直接回答，但从他提出中国能够统一世界的优越条件看，这个蓝本就是以儒学为底色的东方宗教。他提出的东亚将“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所具备的7条优势条件中就有6条就涉及中国儒学、佛教及由此生发的“中华民族的经验”“中华民族逐步培养起来的世界精神”以及“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102]的认识。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69年宣布放弃世界主义和撤出亚洲的政策[103]，英国汤因比和日本池田大作紧随其后便联手发表对话体著作《展望21世纪》，这给人一种英日重叙1902年旧情的感觉。不同的只是，1902年英日两国们用“枪杆子”结盟以对付的俄国，这一次则是以“笔杆子”结盟，挑拨中美间的“文明的冲突”。他们将中国列为“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将中国儒学被列为未来世界“共同宗教”的蓝本，这样可达到一石双鸟的目的；一方面，它可以煽起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未曾体验过的“世界主义”豪情，脱离毛泽东为中国制定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04]的国策，使中国在苏联倒下后与美国在世界范围继续争霸，从而将苏、美、中这三个“雅尔塔体系”的支柱国家拖倒。只有如此才能恢复欧洲——当然还有日本——在这个体系中失去的战前利益。另方面，将中国的未来与“世界政府”和“世界统一”等概念联系起来，暗示美国：如果掉以轻心，“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而中国“秦始皇的政治统一是靠武力完成”。

（四）爱的呓语

与《历史研究》一样，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对话中仍不忘记曾让西方殖民主义屡试不爽的可让被压迫者主动缴枪的“关于爱的呓语”[105]。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书中以牧师的口吻说：“我相信人的正确的崇拜对象是‘存在于宇宙之中，宇宙的彼处‘，宇宙的背后的某种‘终极的精神之存在’。我还认为这种终极的存在就是爱。”[106]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完全不顾战争起源于不平等的生产资料占有及不公平的产品分配制度的基本事实，将战争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抽象的“人的本性”：“在人的本性中，理性只占其中的一少部分。我们违背理性而采取集体自杀的作法是完全有可能的。战争制度只要没有被新的制度即世界政府这种制度所代替，是不会杜绝的。”[107]

那么，这个世界政府是谁的政府呢？汤因比给出的答案是一切人的政府。而解决其间生产资料不平等占有关系的方式是什么呢？汤因比给出的答案是“爱”。他在耗时近三十年的《历史研究》全书的结尾时说：“爱的问题是经常伴随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伦理社会问题，并且在今天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很显然，现在人类必须作为一个单一的家族，走上共同生活的道路。原子能被用作武器的今天，地理上的距离已被消灭。人类避免集体自杀的途径，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何况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向来看，技术上各种成果所要求的形势，是把人类引向完全相反的方面。为此，爱的问题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108]

读汤因比的历史书时，有时真不知是在读历史还是在读宗教。“爱”，这没有错，问题是在生活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历史条件下，怎么爱，与谁相爱，如何进行“婚前财产公证”，个人如此，国家亦然。比如在钓鱼岛主权归属没有确定之前，中国和日本之间怎么“爱”？在台湾没有回归祖国大陆之前，中国和美国怎么“爱”？换言之，如果没有生活和生产资料的不平等的分配和占有，如果没有世界强权对弱小国家主权的侵犯，又何来人类仇恨？汤因比回避了这些问题的实质，一味空谈“爱的问题已成了十分紧迫的课题”，这有多少意义呢？

汤因比的“学术研究”毕竟是为英国的外交战略服务的。英国外交以冷酷著名，因此，汤因比的“爱的呓语”只用于让对手国家主动交械。历史上俄国是英国的最大对手，英帝国的解体就是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联手苏联共同挤压欧洲英法等国的结果，而扳回这次败局的重要方式就是利用美国击倒苏联，利用苏联拖垮美国。与17世纪英国牧师们在北美的“爱”的传教使北美的印第安人遭受了灭族之灾的后果一样，汤因比“爱”的传教则在20世纪末的苏联开花结果：它忽悠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1991年苏联解体。

如果我们比较汤因比的战争与和平的论述就会发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它有着惊人的一致；如果再看一下苏联解体的结果，更会觉得 “枪战”有时候还真不如“笔战”见效。

1987年戈尔巴乔夫发表《改革与新思维》，将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表达的抽象的“爱”推入苏联的政治实践。他说：“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这个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因为它与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彻底决裂。须知，正是战争的政治功能一向是它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使它具有‘合理的’意义。核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反理智的。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这甚至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战争，而是自杀。”[109]

核武器当然会消灭人类文明，但核武器不能消灭，充其量也只是限制了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战争规模和范围。核武器的出现就是战争手段无限使用的结果，而戈尔巴乔夫将结果当做原因并因此放弃了参与竞争的物质手段，其结果必然陷入没有“批判武器”的“武器的批判”[110]，即只能用抽象的伦理解决现实问题，将政治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他说：“由此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以在世界政治中使用武力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形成的。它们成为一种几乎不可动摇的公理。现在它们失去了所有理智的依据。过去曾作为一种经典公式的克劳塞维茨公式——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了。它应藏在图书馆里。在历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111]最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钻入汤因比的“生命的尊严才是普遍的绝对基准”[112]的普世陷阱，他宣布：“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113]

马克思说：“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114]，“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15]。戈尔巴乔夫信了汤因比“爱”的宗教，结果与印第安人接受欧洲“和平主义”牧师们的说教放下武器后就被灭族的命运相似，与汤因比史学观一致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带给苏联的结果是在“新思维”提出4年后苏联解体及俄罗斯人民由此所经历的巨大的痛苦！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用毛泽东同志的话加以总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116]

偌大的一个苏联共产党，由于路线错了，拥有庞大的国防力量反倒没有安全。那么，戈尔巴乔夫错在哪呢？错就错在用善良的幻想代替严肃的政治，将政治问题当宗教问题处理；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那位海尔曼·克利盖的话说就是“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说这位“乡下牧师把争取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变成‘对那种共性的伟大精神的探求’”，“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正显示了他的怯懦”；“如果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意志颓废”。[117] 看看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其内容近可追溯到汤因比，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可追溯到海尔曼·克利盖[118]。用这样的意识领导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焉有不亡之理。

汤因比先生如果能活到21世纪，不知他对此会做何种解释。最大的可能是，他还会重复当年在印第安被“灭族”问题上的强盗逻辑，即认为苏联解体由于他们没有向西方释放足够的善意。

四、汤因比所肩负的“特别文化使命”及其学术评价

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英国人要报起仇来，百年也不晚。自丘吉尔起，英国政治家们就开始呼吁欧洲团结以实现欧洲复兴。

（一）“君子报仇” 

汤因比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向欧洲提出复兴的任务，他这样写道：“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119]此后的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为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恢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主权”。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将这个目的说得更加明白：“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120]

如前所述，美国能够在二战以后取代欧洲成为世界霸主的主要原因，是在亚洲尚未崛起之际，美国罗斯福联手斯大林有意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压缩了欧洲的政治版图。对美国而言，只有让苏联控制东欧，欧洲才能是小“西欧”；只有欧洲变为小“西欧”，它才能听美国的话。反之，东欧一旦回到西欧，大欧洲就会出现，这样欧洲的翅膀就会硬起来，就会反美国。二战之前的地缘政治特点是大欧洲压迫美国，二战之后美国翻了身，美国翻身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国对欧洲版图做了大“手术”，即在二战中将东欧让给了苏联并由此大大压缩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空间。换言之，丘吉尔说的“铁幕”实际上是美国与苏联合伙拉起的，目的是为了挤压欧洲。

尼克松之后，美国人却再次忘记罗斯福教诲并失去了尼克松的智慧，再次戴上欧洲发送的“世界主义”高帽并为欧洲担起战略“清道夫”的任务。美国先将雅尔塔体制的关键支柱苏联打倒，结果事与愿违，美国不仅没有收获苏联留下的雅尔塔遗产，反而被欧洲怂恿着进行更大的扩张并使欧洲随后收回了在二战后失去的东欧地缘政治利益。正是由于罗斯福的有限安排，美国与苏联分享战后“雅尔塔红利”近半个世纪；而苏联解体迄今凡20余年，美国便被“对全球事务的支配”[121]的重任压垮并迅速衰落。

苏联解体后，尤其是科索沃战争后，美国已帮着欧洲将其地缘政治版图恢复到二战前的大欧洲的水平，整个东欧已融入并依附于西欧，随之而来必是欧洲力量的增强和扩大。21世纪伊始，欧洲人又用捧杀的方法怂恿着美国冲入中亚，在美国被“请君入瓮”[122]即进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后，欧洲又纷纷撤兵。值得回味的是，当年坚持支持美国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并“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123]。这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汤因比感到欣慰，让罗斯福、马歇尔感到痛心。如果我们了解二战前英国那呼风唤雨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布莱尔这句表面顺从的话中包含着英国人对美国人的那刻骨铭心的仇恨。

与美国比较，英国外交手腕要相对圆熟得多。尼克松之后，汤因比的“笔战”再次达到目的：随苏联解体接踵而至的是美国国内先后出现了“美中冲突”和“文明的冲突”论调。其代表作是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1993年）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7年），以及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有着惊人的一致，前者即《文明的冲突》一书几乎就是汤因比《历史研究》翻版，而后者则是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如愿以偿的结果。美国人被英国人诱入预设的思维陷阱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抛弃尼克松的智慧，梦游似地再步凯南老路，以“反恐”取代当年的“反共”，全面铺开为期10年之久的“反恐战争”。美国由此迅速衰落。

（二）英国对美国“请君入瓮”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小布什发起“反恐战争”后，英国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做法，在中亚趁美国之危，大做军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国防与安全组织（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报告数据，2007年英国成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名单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场订单数额方面多年领先的美国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国接到其他国家价值100亿英镑（约20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新订单，占世界武器出口市场的33%。该报告中说，2006年英国出口订单数额达到55亿英镑。帮助英国冲进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台风”（Typhoon）战斗机的大型订单（交易额为43亿英镑）以及与阿曼、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岸防舰出口订单。此外，来自北美国家的订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国从英国购买的武器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124] 

英国在怂恿美国冲入中亚后，与当年的罗斯福一样也在双面下注。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组织一名指挥官对英国《每日电讯报》表示，英国是该组织最大的资金来源。按他的话说，塔利班受到英国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中心收到的捐款的资助。这名塔利班指挥官告诉英国天空新闻台：“我们不像政府，我们依靠个人（捐助）。我们从英国的穆斯林兄弟那里获得捐款，进行圣战。他们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获得资金、购买武器和开展战斗的方式。”[125]

读到这里，笔者不得不再次提及193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那次内部讲话，面对即将爆发的欧洲大战，罗斯福计算了一下欧洲还剩下二十几个独立国家后说，“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他说：“如果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英国、法国和其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决定起而战斗，那时你们就会碰到武器问题。”[126]罗斯福向其同僚兴灾乐祸地交底说：“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会议举行于9月29日。）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惶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定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定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第二，现在我们不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希望法国继续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我们不希望法国不得不向这个、那个或其他事物屈服，因为法国屈服，英国屈服，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将不存在什么独立的国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说，尽我们所能——完全作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帮助法国和英国维护独立，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确实，目前它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我想，阿瑟·克罗曾经说过：‘这不是非中立吗？’是的，可以这样说。而我作为陆海军统帅和行政部门首脑，将竭尽全力防止任何军火进入德国、意大利或日本。为什么？这是因为自我保护是美国政策的组成部分。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四十或五十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就是真正的答复。你们不必担心由谁来批准这批定货或其他定货。我坦率地希望法国能够得到我们所能生产的最高速驱逐机。我国有六家公司生产这种飞机。我希望他们会得到他们能够在我国购买的最好的重型和中型轰炸机。这不是一个秘密问题。我们只保守一个秘密，那就是轰炸机瞄准具，这还没有向法国透露，也不会向它透露。我祈求上帝让他们得到飞机。很快地得到并把它们运抵法国。这可能意味着拯救我们的文明。”[127]罗斯福的这篇交底式的讲话引起在座要员的鼓掌。他们明白了罗斯福将带领他们不仅要取代欧洲的世界霸权，而且还要利用欧洲的灾难大发横财。

时光如梭，天地旋转。进入21世纪的美英开始角色置换，今天的英国人正在扮演当年美国人的角色：在消耗美国的同时还要利用美国与世界的冲突大发横财。

1857年马克思在《印度起义》一文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128]看来，马克思说的“报应的规律”在当今美国身上得到了应验。“春江水暖鸭先知”，最能感受到这个“报应的规律”的是美国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里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129]，他于2010年12月13日逝世，临死前他对医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要停止阿富汗战争”[130]。2011年2月25日，曾积极支持美军参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离任前夕在美国西点军校演讲时警告说：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建议总统向亚洲、中东或非洲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借用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MacArthur)的委婉说法，‘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131]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肩负着“特别文化使命”

总之，汤因比的学术与其生涯显然是贯穿政治的。汤因比不仅在英国外交情报系统长期任职，而且还是英国“罗兹会社”成员。1891年，全球最大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132]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的“罗兹会社”，会社确立的“崇高”目的是：“将大英帝国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在帝国议会实行殖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133]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大学导师卡洛·奎格雷（Crrroll Quigley）教授1949年著有《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一书披露：罗兹会社的口号是：“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134]

罗兹会社由三个同心圆圈子构成，内层核心圈由罗兹本人主导，成员皆为秉持永葆大英帝国理念的富豪精英，，结成“罗兹秘密会社”（Rhodes Secret Group）,1901年后被称为“米尔纳小组”(Milner Group)。第二层是“塞西尔小组”(Cecil Group)，由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主导的政治圈权势人物组成。第三层即最外圈由阿诺德·汤因比[135]和金融家安东·米尔纳 （Anton Milner）勋爵主导，成员为知识分子，称为“汤因比小组”。阿诺德·汤因比为罗兹会社确立的观念主要是：第一，英国历史代表着伟大的道德思想——思想自由的演变，最有利于英帝国的完整统一；第二，任何人最关心的应该是为国家服务的责任感和义务；第三，工薪阶层在英语社会中做社会服务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136]这三个小组中，“汤因比小组”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塞西尔小组”施加政治影响，“米尔纳小组”提供财力支持。三圆同心，相辅相成，组成影响英帝国和世界命运的秘密组织。[137]

罗兹会社的核心成员皆通过严格选拔。入选成员被送进由罗兹会社的控制机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泰晤士报》《圆桌》杂志以及外交部或殖民办公室等进行历练。“这些人在学术界广泛占据要害位置，通过新闻媒体引导并影响舆论”[138]。罗兹会社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英帝国自治领、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遍设分支。如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就是罗兹会社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其“首要目标是由英国以联邦的形式统一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最终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他们“不定期秘密集会，统一规划部署，从幕后对政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139]。

1920年7月“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在巴黎的一家饭店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大多是罗兹会社的成员”。1926年该研究所获英国皇家特许，取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IIA）。[140]笔者目前尚未见到明确的资料证明在巴黎参加和会的汤因比是否在组织上加入罗兹会社，但从汤因比叔父在罗兹会社中所起的作用、1936年希特勒接见汤因比[141]和1939年后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事务研究部主任的履历及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核心观点与罗兹会社的“汤因比小组”的理念惊人的一致等方面比较分析，“《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汤因比则从早年就进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42]的说法是非常可能的。

1975年10月22日汤因比去世，他不如丘吉尔有幸，丘吉尔看到了美国在朝鲜战争后的衰落，而汤恩比看到的则是美国衰落后在尼克松手中开始中兴。好在他的后生们不辱使命，终于在21世纪初，将美国送上国家衰落的快车道。

（四）汤因比的学术研究远离真理 

一般说来，被压迫民族的历史观更接近真理。19世纪的德国是受英国资本压迫的国家。如果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的著作与阿诺德·汤因比的著作放在一起比较阅读，就会发现前者更接近真理，因而其论证也比较有力；后者在吓人的巨量资料和庞杂无序的知识掩饰下，让人看到的只是以英国外交利益划线因而不顾事实的虚伪，其论证只能是闪烁其词。这是因为前者是在为反抗英国压迫的德意志民族和全世界无产者呐喊，后者则是在为英国霸权张目。

“世界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143]同一个问题，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感受从而立场不同，其结论也就大相庭径。一般而言，被压迫者的学说一般容易接近真理。

比如对于拿破仑的评价，与汤因比不同，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拿破仑在欧洲政治家中是较早认清英国“自由贸易”虚伪本质的人。拿破仑曾说：“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144]李斯特肯定说：就当时法国的商业政策来说，拿破仑这句话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这位伟大天才，以前并没有研究过这些学说，“这对于他，对于法国来说，真是一件好事”[145]。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146]

关于不列颠在印度殖民统治造成的后果，与汤因比不同，马克思说：“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147] 

19世纪的德国与18世纪的法国一样，也在遭遇着英国资本的冲击和剥削，命运相同，感受及其学术结论也自然与汤因比不同。退一步来说，同为压迫者阶级，汤因比与其前辈，地缘政治学者哈·麦金德，甚至与其同辈，美国政论家，在笔者看来更是战略思想家的沃尔特·李普曼相比，其眼光也有泥云之别。前者大而无当，以其浩如烟海的资料吓人，后者文章不长，其结论却常能一语中的。 

五、经验总结

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只有趟过了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血泊的共产党人才认识到，“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48]；“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149] 。今天对于西方人反华手法，我们仅仅从警惕的角度对其加以总结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同样需要认真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请君入瓮”。具体说来，它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的文化交流要与国家的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相呼应。大国文化的国际交流，即使不是所有，至少也有相当的内容都贯穿着外交目的，在对外交流中，宣传什么，输出什么样的知识，是与国家的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相配合的。比如，近代日本“学术”就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服务的“笔部队”[150]的性质。日本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福泽谕吉（1834～1901）在他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就将世界文明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层，它将中国和日本放在同一层次，称之为“半开化国家”，以此淡化中华文明对日本文化的绝对影响，为将日本从东亚文明的边缘地位提升到中心地位的理论做了铺垫。他主张用武力向中国、朝鲜输出日本的所谓“文明”，1895年甲午战争中日本获胜，福泽谕吉将此视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打败中国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151]福泽谕吉的“文明”观“标志着日本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的终结；亚洲文明的中心在日本，中国是日本文明的附属的“中国观”由此形成——这也成为后来中国汉奸意识的精神支柱。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其长期军备的必然，也是日本对华战略中意识形态“笔战”的结果。血写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适度淡化意识形态从策略上做是可以的，但从战略上做则是要吃亏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我们在什么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对外开放中——都不能忘记，更不能放弃这“两杆子”。

第二，文化传播从“自在”（自发）转向“自为”（自觉）是世界文化交流中表现且需要我们认识和掌握的国家文化运动规律。理论上说，近代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与其世界扩张是同步的，但实践上说，这种同步却还存在着从民间的自发行为向国家的自觉行为转变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转变明显加速。沃尔特·李普曼注意并研究了这种转变，1922年他在《公众舆论》一书明确指出：“在目前控制局势的这一代人中间，说服已经变成一种自觉的艺术和世俗政府的一个常规功能。”[152]

1913年德国外交部用于支持海外学校的预算拨款达150万马克。[153]1920年，法国外交部将国外法语学校与著作办公室升格为法语著作司，明确其使命为“法国的对外知识扩张”[154]。美国学者鲁塞尔·加尔特（Russell Galt）注意到法国在埃及进行着的有组织的文化争夺，他写道：“在埃及英国拥有教育上的控制权，但法国却主导了埃及学校的教育观念。因为法国有一个有组织的文化宣传机构，而英国却没有。法国的‘笔’比英国的‘箭’更有效果。”[155]英国政府曾经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但同时也意识到英国在殖民地文化争夺中的劣势地位，决定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156]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157]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158]。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传播从民间的自发（自在）形式向有组织的自觉（自为）形式转变规律，不仅是表现在国家间的斗争及其理论传播领域，它甚至同样在阶级斗争及其理论传播领域。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批判社会主义理论传中崇拜“自发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倾向时说：“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他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是年轻，也就必须越加积极的反对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也就必须越加坚决地警告工人，叫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对‘夸大自觉成分’等等的恶劣的劝告者的话。”[159]为此，列宁同意卡·考茨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160]的观点，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161]。

读了汤因比的书，我们对列宁的教导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文化的国际传播，从而国家意识形态的国际博弈方面，我们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历史比较还很年轻，没有多少经验，更没有“多得不能相比”和“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的“传播工具”。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西方国家为实现国家意识形态传播自觉掌握和运用文化传播规律的经验，将对外开放中的文化传播从民族自在（自发）水平更加积极地提升到国家自为（自觉）水平，以实现中国的外交目标。

第三，国际文化传播是讲政治的。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不仅有国家间意识形态扩张的内容，在国家战略方面还有被称为“理论杀手”们设计且用“学术”巧妙包装的用于误导对手国家战略方向的内容。常用的手法有三：

其一，用牧师的口吻向对手国家散布以抽象人性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空谈普世之“爱”及相应的“和平主义”理论。这些理论的特点是用宗教替代政治，将西方价值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是人类价值的范本。接受这种理论的后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就会自降国格、人格，自觉天然不如西方，结果是在西方世界的进攻前自弃长城，使敌人得以长驱直入，最终为西方打倒。比如17世纪的欧洲人之于印第安人，19世纪的英国人之于印度人、南非人，20世纪末的美国人之于苏联人，21世纪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之于伊拉克人，前者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将后者打垮，甚至消灭的。

其二，如果第一种方法即用“爱”包装的“和平主义”不见效，就用“学术”包装的“依附论”使对手甘为附庸。比如英国推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就是这样。它在英国已建立起高起点并获高势能资本的历史条件，主张经济自由，建立实际上以英国资本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英国在印度所做的就是将印度经济变为英国资本的附庸，印度的这种附庸地位至今未变。拿破仑看出其中的陷阱，他针对英国资本实行大陆封锁。正因此，拿破仑及其政策备受英国斯密学派及汤因比的抨击。李斯特说：“不论他们怎样说，有一点总是肯定的，这就是，受了这个封锁之赐，德国所有各种工业初次获得了重大发展；凡是熟悉德国工业历史的人必然能为此说作证。”[162]中国蒋介石时期的经济走的就是依附英美资本的路子，诚如毛泽东所言，这条路线“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163]。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推行的依附帝国主义经济道路的结果引发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结果是中国人民拒绝了依附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使新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迅速崛起并形成独立的一极。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西方又将亚当·斯密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分工”理论引入中国，企图再置中国于国际资本的附庸地位。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64]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国家为了逼使中国就范，让苏联解体悲剧在中国重演，开始对中国进行了封锁。中国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其结果是西方经济在21世纪初出现衰退，中国经济却出现了新一轮高涨。

第三，如果前两招不奏效，西方政客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设计出最有杀伤力且屡试不爽的捧杀策略，将“世界主义”高帽扣在已经崛起且无法制约的对手国家头上，让这些国家的某些领导人头脑膨胀，在西方的热捧中担起超出其国力的“道义”目标，最终为其庞大的目标所拖垮。如前所述，丘吉尔及后来的英国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消耗美国的。他的“铁幕演说”让美国扛起了“世界民主”的大旗，并由此让美国栽倒在朝鲜和越南战场；1972年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并大幅收缩外交目标，1973年汤因比就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推出《展望21世纪》，企图一箭双雕，在怂恿美国防范中国的同时，又将“世界主义”的高帽扣在中国头上。在苏联解体和美国衰落后的今天，英国人又如法炮制丘吉尔、汤因比的手法，在将“世界主义”的大帽转扣到中国头上的同时，更企图挑起美国与中国的冲突，让中美这两个雅尔塔体系的关键支柱国家在“零和”式冲突中双双倒塌。

当然，这绝不意味中美之间没有矛盾，但中美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就其性质而言属于雅尔塔体制内部利益调整的范畴，而英国与美国的矛盾，则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欧洲主导的凡尔赛体制和美、苏、中主导的雅尔塔体制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想恢复的就是已经失去了的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比较而言，欧美间的矛盾要比中美俄之间的矛盾更为深刻和不可调和。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美国外交屡犯大错之后，英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怂恿美国犯更大的错误。就在布莱尔其自传中对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行为表示“不后悔”不久，英国前首相布朗在宣传新书《大冲撞之外》时表示，如果英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不能应对以中国为首的亚洲经济体的崛起，在接下来十年中，全世界人民将目睹“西方大衰落”[165]。2010年12月，就在美韩、美日在黄海军演的当口，英国《经济学家》就组织“笔部队”写出并刊登除该刊记者外，“背后还有中、美、日等国的26位作者参与了创作”的长达14页的封面文章《中国崛起之威胁》。文章开篇用“卧薪尝胆”的典故比喻了中国的发展。文章详细地讲述了中国春秋末期越王勾践如何以阶下囚的身份卧薪尝胆，最后击败吴王夫差的故事。文章称，经历了金融危机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发现，中国越来越富有，比预想的还要强大。中国的上升与美国的下滑形成强烈对比，这让全世界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强盛的国力，并且由此使中美两国的关系变得尖锐起来。由于对中国具备攻击性的害怕和猜疑，美国试图阻止中国崛起。“中国和美国注定是对手，但不一定是敌人”。[166]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1月23日，就在美国逐渐从伊拉克撤军的当口，布莱尔在伦敦出席伊拉克战争听证会上呼吁美国现在应当是“把我们的脑袋从沙里拔出来”，对伊朗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说他经常走访中东地区，发现到处都有伊朗“负面影响力”。他认为，西方国家不能再把伊朗或极端分子的所作所为归咎于自己，大家应该以必要决心，甚至武力来阻止后者继续我行我素。布莱尔也在听证会上说，在美国入侵伊拉克近一年前他就承诺支持美国。“我当时十分明确而又简洁地向布什总统表示，你可以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将与你们同在。”[167]布莱尔最后这句慷慨激昂的话所表达的深层语义就是：英国将长期消耗美国，并永远与美国的错误同在！

第四，在指出合理目标的同时却给对手国家预留下陷阱，这是打击新崛起而文化哲学底蕴较浅的比如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最有效的方法。比如，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汤因比的历史观就在美国催生出像凯南、麦卡锡、布热津斯基等爱国的“战略家”，他们给国家指出符合战略逻辑却不合战略哲学即超出美国国力许可的战略目标因而将国家引入歧途。与美国和苏联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因而有深厚哲学底蕴的国度，这一点使中国在国内和地区治理方面——与英国和美国相比——是有相当的经验的，这方面的经验使中国不容易受到骄纵；与苏联相同，中国——与美国，特别是与英国相比——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168]的进程中又是一个后进因而是没有多少世界性经验的国度，这方面的欠缺又使中国在“正确”的目标下容易高扬起大无畏的为道义而献身的气概。这种“气概”曾使苏联领导人在世界治理方面失去列宁和斯大林的有限守成的哲学，在忽左（如勃列日涅夫）和忽右（如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极端政策中将国家推向解体。这些教训对刚刚融入“世界历史”不久的中国来说需要加以格外注意。

当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比如他提出在未来“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建立世界政府”和“实现世界统一”的设想有着相当的开发价值。1848年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就曾有过自由人“联合体”[169]的设想，尽管马克思的设想与汤因比的设想路径和本质完全不同，但他试图使人类通过自觉采取统一管理的体制来避免整体毁灭的目标与马克思是一致，也是合理的。对此，我们不能在倒掉汤因比历史观“洗澡水”的同时连其中的“婴儿”也倒掉了。

但问题是，在目前无政府的世界体系中，一个国家——即使是像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那样为了世界正义的目标而自愿——倒下的结果，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其他国家的落井下石。如果没有马克思说的“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170]历史条件，即使是对人类有益的诸如“建立世界政府”的合理目标，与当年的共产主义者实行“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样，是仅凭一国之力——不管其社会制度如何——承担不起的重负。

列宁、斯大林在早期革命时也曾相信和迫切等待过社会主义革命中的“联合行动”。当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历史条件不可能出现，空等就意味着死亡时，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自保，都转而与德国签订了妥协性和约，斯大林还与丘吉尔于1944年10月达成“百分比协议”，放弃了部分世界革命的义务，结果保住了苏联的存在并使苏联发展为世界性的大国。勃列日涅夫不明白这个道理，上台后又要当世界社会主义“中心”，到处支援“世界革命”，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171]，结果将国力耗尽并为苏联解体做好了铺垫。

美国人也遭遇了同样的认识误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给美国替代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但罗斯福明白，获利的同时，也增大了守成的支出，而美国的国力可以取得更多的战争胜利，但不足以守住和消化美国从这些胜利中获得的全部利益。为此，他联合苏联，将世界一分为二并以此瓜分了原属于欧洲的世界“财产”。与苏联的合作使美国确立了其战后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杜鲁门始，美国领导人接受了英国戴给美国的世界民主领袖的高帽，介入朝鲜、越南内战，结果导致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的衰落。尼克松上台后，他与列宁、斯大林的“世界革命”的经验相同，从另一面意识到“世界民主领袖”也是美国担不起且还有可能为此压垮的重负，于是便转头与中国握手，降低了美国的国力支出，美国由此获得中兴。苏联解体后，美国政治家们又滋长起“世界主义”的幼稚病，再次戴上英国人扣给他的“民主领袖”高帽，冲到巴尔干、冲到中亚，结果陷在中亚不能自拔，于2008年始国力迅速衰落。

与此相反，1952年9月，看到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取得历史性的胜利，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结束时，斯大林曾对周恩来表示“中国应变成亚洲的兵工厂，它今后应给其他国家提供专家”；斯大林甚至设想让中国挑头建立与联合国“并行不悖”的地区性组织，苏联将“尽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主要作用”[172]。但中国领导人还是回避了担当亚洲地区红色“领袖”的角色，采取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73]的外交方针。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又给我们制定出“中等发达国家”[174]而不是当时流行的“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其中都贯穿着长期坚持地区性守成，不做超级大国的国策理念。这种不透支国力，使国家战略目标与国力相匹配的稳健政策，又使中国稳步进入21世纪并在世纪初的世界经济普遍低迷中赢得了巨大的发展。

总之，英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经验比较丰富，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是比较圆熟的，因而也最需要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学习的。昨天欧洲人借美国人之手埋葬了苏联，今天又借中亚人民的手将美国拖垮。对此，我们在崛起之初，要在提高警惕的同时，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我们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做好准备。

[1] 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英美学者撰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选自英国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译皇家国际事务学会，通称“查塔姆大厦”）负责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丛书“战时篇”（1939～1946 年）部分，共十一卷，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开始出版。这套丛书的中译本自1978 年起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陆续出版，1990 年出齐。

[2] 汤因比在为萨默维尔《历史研究》缩编本写的序言中说：“在我的这本书和我本人之间，间隔着1939至1945年的那场战争，其间伴随着我个人境遇和工作上的变动（第四至六卷是在大战爆发前41天出版的）。”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由此推论，《历史研究》后六卷于1939年至1961年出齐。

[3] “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生活类型——大众传媒开始使用心理战的手法。最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术语用来表示战争期间进行宣传，所以，心理战的开始甚至被视为是从和平状态向战争转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俄]谢·卡拉-穆尔扎著，徐昌翰等译：《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4] 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1期，第30页。

[5]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1期，第30页。

[6]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1期，第30页。

[7]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1期，第32页。

[8]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1期，第31页。

[9]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0]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明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2页。

[11] 转引自[英]亨利·布兰登著，齐沛译：《美国力量的收缩》，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28页。 

[12] 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1期，第30页。

[13]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页。

[14]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65页。

[15]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0页。

[16] 参阅贾瓦拉哈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99页。

[17]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18]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9页。

[19] 1972年，在回应汤因比“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的说法时，池田大作一方面说汤因比“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的说法“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但又酸酸地用假设条件予以限制或否定，他说“不论怎样，中国也是用强大武力完成统一的”，“因此，我想说的是，今后世界统一应该走的方向，不是像中国那样采取中央集权的作法”。这实际上是在婉转对中国的大一统国家模式表示否定。同样的道理，池田则对美国的分裂不反感，在回应汤因比提到的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时，他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人提出现在是否在美国建立一个黑人国家，印第安人国家。这的确是一种办法”。池田大作的这种日本立场与汤因比在对等欧洲大陆统一问题上的英国立场相同。引文参见[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5～296、203页。

[20]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页。

[21]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是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作家和科学家，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在逻辑学、美学、教育学方面也提出许多思想。著有《新工具》《论说随笔文集》等。培根尖锐地批判了中世纪经院哲学，认为经院哲学和神学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主张要全面改造人类的知识，使整个学术文化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实现伟大的复兴。他认为，科学必须追求自然界事物的原因和规律。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以感官经验为依据。他提出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原则，认为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要获得自然的科学知识，就必须把认识建筑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他还提出了经验归纳法，主张以实验和观察材料为基础，经过分析、比较、选择、排除，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主要著作有《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新工具》。

[22]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5～348页。

[23]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9页。

[24]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61页。

[25]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69页。

[26]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91页。

[27] 欧洲人在北美宣扬“爱”的宗教与西方对印第安的灭绝政策是相向而行的，以至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反克利盖通告》还批判一些人在北美“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鼓吹的那些荒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6、95、91页。

[28] D．C．萨默维尔在此加了一条注释说：“在印度的抵制英国货运动中同它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29]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5页。

[30]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5页。

[31]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上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4页。

[32]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49页。

[33]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52页。

[34] 参阅[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52页。

[35]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页。

[36] [英]伊恩·格雷著，张志明等译：《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477页。

[37]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347页。

[38]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39]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40]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页。

[41] 转引自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42] 转引自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43] 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8页。

[44] [清]龚自珍：《古史钩沉论》，《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页。

[45] 丘吉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1946），[美]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学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5页。

[46] 丘吉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1946）[美]，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学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6页。

[47] 丘吉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1946），[美]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学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3～634页。

[48] 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4页。

[49] 丘吉尔：“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1946），[美]J·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学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Words That Make America Great），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6～637页。

[50]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2页。

[51]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5页。

[52]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5页。

[53]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5页。

[54] 1895年美国国务卿的理查德·奥尔尼曾就委内瑞拉边界问题发表对英威胁性的宣言，宣称“美国实际上是这个大陆的统治者”。杨生茂、张友伦主编：《美国历史百科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页。

[55] 转引自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6页。

[56]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之一，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

[57]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6～917页。

[58]《柯乐博致艾奇逊》（1949年10月1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59] 英国于1954年6月17日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72年3月13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60] 毛泽东：《同希思的谈话》(1974年5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5页。

[61] 转引自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62] “艾奇逊和杜鲁门谈话备忘录”（1949年10月17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63]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64] 转引自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8页。

[65]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01页。

[66] 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美国著名的政论家。1889年9月23日生于美国纽约。在哈佛大学时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191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多家报纸供职，曾做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1974年12月14日因心肌梗塞逝世。去世前他表示：“有一位总统是值得爱戴的，就是特迪·罗斯福，我敬爱他。”参阅[美]罗纳德·斯蒂尔著，于滨、陈小平、谈锋译：《李普曼传》，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页。

[67] 乔治·福斯特·凯南（George F. Kennan，1904年2月16日~ 2005年3月17日），美国“遏制”政策提议人。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通过明码电报，向国务院发回长达5542个英语单词的电报，这封电报被认为是导致美苏冷战的先声。在电报中凯南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1947年7月7日，美国前驻苏使馆代办凯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战略”并被美国政府所采纳。

[68] 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9页。

[69] 李普曼著，裘仁达译：《冷战》，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页。

[70] 池田大作，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1928年生于东京，毕业于富士短期大学经济系。是日本创价大学、创价学会的创始人。时任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日莲正宗法华讲首席讲师、创价学会国际协会会长等职。著有《人类革命》《论生命》《我的释尊观》等著作。

[71] 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1期，第30页。

[72]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4页。

[73]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07～208页。

[74]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5页。

[75]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76] 关于这段历史的档案披露，参阅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第一章第五节第六部分：“苏联联手英国挤压英法，一跃成为世界新霸主。苏联帝国的建立”。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21～630页。

[77] 1901年10月16日，即《辛丑条约》签订后一个多月，英日便在伦敦秘密谈判结盟。1902年1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与日本驻英公使董林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2月12日，双方同时对外公布条约，其内容直对俄国及俄法同盟，条约规定：当英国在中国及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特殊利益因别国的侵略行为或中国、朝鲜发生动乱而受到威胁时，缔约国一方为保护上述利益而与他国开战时，他方应严守中立，并努力防止其他国家参加战事攻击其盟国。如果某一国或数国加入对缔约国一方的战争，缔约国另一方“应予以援助，共同作战”。《英日同盟条约》全文可参阅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二分册，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3~194页。

[78]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袭击俄国驻中国旅顺的舰队，日俄战争拉开序幕。1905年1月，日军攻陷旅顺口，3月又在沈阳附近击溃了俄国陆军主力，5月俄国从波罗的海调来的增援舰队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击败。9月5日，日俄两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俄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将在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与日本，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

[79]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08～209页。

[80]《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8页。

[81]《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0页。

[82] 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6页。

[83]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17页。

[84]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9页。

[85]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6页。

[86]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1页。

[87]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3页。

[88]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页。

[89]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5页。

[90]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1页。

[91]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页。

[92] 在此借用美国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于1997年合著的同名著作《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93] 在此借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于1997年合著的同名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rking of Word Order），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94]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3～294页。

[95]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5页。

[96]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66页。

[97]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62～263页。

[98]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5页。

[99]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62～263页。

[100] 刘远航编译：《汤因比历史哲学》，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48页。

[101]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07页。

[102]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7页。

[103] 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参见“尼克松总统在关岛关于亚洲政策的讲话”，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教学参考》（现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275页。

[10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105] 1846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德国“真正社会主义者”，《人民论坛报》主编海尔曼· 克利盖“将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的宣传倾向。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

[106]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27页。

[107]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50页。

[108]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24页。

[109]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110] 这里借用马克思的话。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111]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112] [日]池田大作、[英]阿·汤因比著，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荀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28页。

[113]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114]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115]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11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117] 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通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118] 海尔曼·克利盖，1845年初与恩格斯在巴门结识，恩格斯曾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鼓动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并把他介绍给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同年，克利盖在赴美途经伦敦时，加入了正义者同盟。1846年1月，他在纽约创办《人民论坛报》，用各种“爱的呓语”宣传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并把当时美国平分土地运动的土地纲领，说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由于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与克利盖的联系，美国方面把克利盖视为德国共产主义代表，因此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于1846年5月11日召开会议，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反对克利盖用普世的“爱”取代以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为目标的共产主义。

[119] 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164页。

[120] “这是一封超长的信，收信人是我热爱的国家”，http://www.infzm.com/content/54243。

[121]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122] 瓮：一种陶制的盛器。比喻用某人整治别人的办法来整治他自己。出自：《资治通鉴·唐纪·则天皇后天授二年》：“兴曰：‘此甚易尔！取大瓮，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伏罪。”

[123] 《布莱尔对伊战死者亲属表抱歉，不后悔参战决定》，http://www.zj.chinanews.com/detail/1294603.shtml。

[124] “沙特宣布从英国购买72架‘台风’战斗机”，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2007-09/17/content_6113019.htm。《英国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http://www.chinanews.com.cn/gj/oz/news/2008/06-19/1286196.shtml。

[125] 《塔利班头目称英国是其最大资金来源》，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10/1189934.html。

[126] 《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页。

[127] 资料来源：《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0页。

[128] 马克思：《印度起义》（1857年9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8页。

[129]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资深外交官，曾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美国驻德国大使等职，1995年参与促成波黑各方签署《代顿和平协议》。2009年1月出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霍尔布鲁克于2010年12月10日病倒，诊断为大动脉破裂，次日接受手术，13日不治身亡，享年69岁。

[130] 《临终留言：停止阿富汗战争》，http://news.163.com/10/1220/07/6OB4G2TL00014AED.html。

[131]《美国不想再当世界警察》，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1/03/ft110307c.shtml。

[132] 塞西尔·罗兹，1853年出生，世界最大的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的创始人，罗得西亚（Rhodesia，今津巴布韦）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133] 转引自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134] 转引自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135]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1883），英国社会学家，《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汤因比的叔父。1878年任牛津大学教师。著有《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讲稿》（1884年出版）。

[136] 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页。

[137] 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227页。

[138] 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139] 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

[140] [美]H．保罗·杰弗斯著，刘宁译：《操纵世界的黑手：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阴谋》（The Bilderberg Conspiracy:Inside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Secret Society），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32页。

[141] “希特勒在1933年到1938年，充分利用了欧美各大强权和犹太金融势力之间的勾心斗角，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的，将几大强权玩于股掌之间，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 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页。

[142] 宋鸿兵：《货币战争（2）》，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14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1页。

[144] 转引自[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69页。

[145]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69页。

[146]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 年10 月15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638 页

[147]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148]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149]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6页。

[150] 参见王向远著：《“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

[151] 王向远著：《“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152] [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82页。

[153] 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1期，第30页。

[154] 转引自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1期，第30页。

[155] 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1期，第30页。

[156] 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1期，第30页。

[157] 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1期，第30页。

[158] 胡文涛、招春袖：《英国文化外交：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成功之路》，《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11期，第30页。

[159]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258 页。

[160] 转引自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 页。

[161]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

[162]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版，第79页。

[163]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7页。

[164] 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165] 《英前首相预言若不防中印崛起 西方将大衰落》，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12/1320119.html。

[166] 《英刊巨幅介绍中国崛起 称卧薪尝胆图和平发展》，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12/1331061.html。

[167] 《布莱尔吁必要时对伊朗动武》，http://www.zaobao.com/gj/gj110123_008.shtml。

[168]  “世界历史”，黑格尔术语，是指一个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开放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发展进程。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是“历史”，即处于“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阶段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他以非洲为例说：“我们对于阿非利加洲正确认识的，仍是那个‘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它还包含在单纯自然的状态之内，可是在这里只能算做在世界历史的门限上面。” （参阅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页。）马克思借用黑格尔概念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169]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170]  “联合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171]  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说：“今天，没有哪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没有苏联的参加或者违背它的意愿而能够得到解决的。如果今天有谁企图证明，没有苏联也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人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怪人。”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更是将这一霸权意识写入党的政治报告，称：“目前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1975年6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发表讲话称“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转引自邢广程著：《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4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201、202页。

[172] 《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9月3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11~1212页。

[17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页。

[174]  “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另起一页）

第九篇

波斯帝国的间接统治范例

（一）

阿诺尔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第二十六章《第一波斯帝国（约公元前550－前330年）》，展示了一个“波斯帝国间接统治”的范例：

亚述的军国主义，尤其在其最凶恶的最后阶段（公元前745－前605年），对它所有的牺牲者，甚至包括亚述人本身来说，都是一场浩劫，它对欧亚太平原游牧民族的蹂躏更是雪上加霜。亚述帝国崩溃的直接后果就是使黎凡特地区处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不得安宁的状态中。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大约公元前550－前525年）轻而易举地将黎凡特地区从政治上统一起来，为这块饱经磨难的地区实现它急需的和平与秩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波斯帝国给黎凡特地区带来了它渴望之极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比起亚述人来，波斯人的征服战争不那么残暴，对于广大被征服地区的行政管理也不那么富有压迫性。与亚述人不同，波斯人在行使主权时，宁愿使人们最低限度地感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给现存的地方政权以行政自由。波斯省督的作用只是监督而非取代地方政权的工作。最为重要的是，波斯人使大家感到他们尊重、保护其臣民的宗教信仰——这项开明的政策的确换来了对波斯人统治的承认。只有下述极为罕见的、令人沮丧的情况除外，即当一个已俯首称臣的社区被宗教纷争所分裂，而波斯当权者又很难在其中保持中立之际。

如果考虑到大流士一世和至少地的直接继任者薛西斯在其铭文中显示出，他们已经接受了与琐罗亚斯德教类似的宗教，波斯帝国政府对外族宗教所持的宽容态度就更值得称道，更显得与众不同了，因为琐罗亚斯德教的真谛是战斗性，而非宽容。琐罗亚斯德以这种精神摒弃了讲伊朗语诸民族的传统宗教，用一种新家教取而代之。琐罗亚斯德认为他的使命是传播对一个善良之神——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的信仰。他对光明之神的信仰是忠贞不二的。我们不知道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对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究竟有多深，他们也并未公开声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的信徒，他们甚至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那位先知大约比大流士一世要早出生一个世纪，他的传教地区似乎是在讲伊朗语诸民族定居的东北地区（今日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和阿富汗、乌兹别克地区）。

居鲁士二世已将这一地区并入了波斯帝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39年以后。当公元前522年，大流士暗杀了真的或僭称的斯梅尔迪斯并取而代之时，大流士的父亲正在呼罗珊（帕提亚）省督任上。也许到了公元前539年之后，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大流士支系尚未完全皈依琐罗亚斯德教。我们不知道，在这一阶段，波斯人、米底人和阿契美尼斯家族是否皈依了一种形式更淡泊的琐罗亚斯德教。显然，大流士一世也并非是麻葛的教友。麻葛是米底人祖传的祭司阶层，他们最终接过了琐罗亚斯德教，不过，他们所采用的形式恐怕连该教的创始人也未必能够接受。

波斯帝王们的宗教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策使波斯政权与叙利亚各民族的关系融洽起来。叙利亚各民族曾顽强不屈地先后反对过亚述和巴比伦的征服者。在腓尼基人、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眼中，波斯人简直就是大救星。

腓尼基人被并入波斯帝国之后，腓尼基商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内陆贸易区，同时，在地中海上，在与其商业竞争对手希腊人的斗争中，他们也争取到了波斯的支援。与腓尼基人一样，亚洲希腊人也成了波斯的子民，不过，是不驯顺的子民；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却帮了波斯人的大忙，并得到其青睐。3个叙利亚腓尼基城邦国家阿腊杜斯、提尔和西顿，被授予小型地方自治王国的地位。腓尼基人并不打算背叛波斯人，因而，波斯人不必担心殖民地中的腓尼基城邦会介入叙利亚事务。波斯人并不想把利比亚的腓尼基人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并入他们的帝国，相反在公元前6世纪末叶，他们与迦太基人订立了反希腊协定，当时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城邦在迦太基的领导之下组成了一个统一阵线。

巴比伦尼亚的犹太人社区是波斯人的天然盟友，因为这些离乡背井的犹太人从未饶恕过曾放逐他们的巴比伦人。他们组成了亲波斯人的少数派，在多数居民均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巴比伦尼亚，这个少数派对波斯人尤为可贵。尽管居鲁士二世出于策略的考虑，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表示他愿意尊重巴比伦人的民族自尊心，但仍然无济于事。居鲁士二也允许所有希望离开的犹太人返回在犹太的故园，并重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神庙。在埃克巴塔纳（今称哈马丹）的档案中，可以查到居鲁士二世的敕令，这一敕令继而又受到大流士一世的进一步确认。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45年，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在公元前384年，曾允许其巴比伦犹太管家尼希米暂时离开首都苏萨，他负有前往犹太重新为耶路撒冷城设防的使命。大流士一世和阿尔塔薛西斯都曾为在他们授权下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公共工程而批准过预算和建材。

阿拉米人像犹太人和腓尼基人一样，也从波斯帝国获益不浅。在亚述统治时期已经开始的阿拉米语言文字的传播，在波斯人治下又获长足发展。在叙利亚，迦南语（希伯来语）逐渐被阿拉米语所取代。在叙利亚，迦南语仅仅是礼拜仪式用语，作为日常用语，它只在地中海西岸地区的腓尼基人殖民世界中运用。阿拉米语言继续与阿拉米字母同时向东传播，阿拉米字母比楔形文字更方便实用。与七八个世纪以前的乌加里特人一样，波斯人从苏美尔－阿卡德语库中选择了一些字组成一套字母。大流士一世在贝希斯敦石崖上用3种文字记录其武功时，用波斯楔形文字刻下了波斯文，同时，又用表达方式既传统又庞杂的苏美尔体楔形文字刻下了埃兰文和阿卡德文译文。但是，波斯人的楔形文字与乌加里特文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它未能抵抗住由更简洁明了的字母组成的字母大潮的冲击，这种字母早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初叶已在腓尼基流行起来。到公元前330年，绝大多数波斯帝国官方文件都已运用阿拉米语言文字，不过，也许这些字母仍按波斯语发音，即组成一个阿拉米字的字母组合，读起来好像是这个阿拉米字的波斯语译音。

叙利亚的几个主要民族因此而满足于做波斯人的臣民，而与波斯人有血缘关系的米底人却感到不那么幸福。正如他们在公元前522年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记得自己也曾是不可一世的民族，而波斯人则曾是他们的臣民。不过，尽管米底人桀骜不驯，波斯人还是再次允许他们做了米底－波斯帝国的伙伴，这个帝国比过去的米底帝国辽阔得多，也强盛得多。埃兰人也许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他们的国都苏萨升格为帝国首都。东北部讲伊朗语的民族在帝国亡国之后，坚持了长达3年的抵抗运动，反对马其顿统治者，以此显示他们对波斯帝国的深情厚谊。东部的游牧民族西徐亚人曾与居鲁士二世为敌，但在被大流士一世征服之后，似乎也很忠实于帝国。当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在欧洲的希腊作战时，由他们据守战略要地。公元前330－前328年，他们还支援过农居的邻邦反抗亚历山大大帝。

不过，在被征服的民族中，有3个民族表现出与波斯统治势不两立，即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洲希腊人。在公元前522年这个关键时期，巴比伦人不只进行了一次起义，而是两次。公元前484年，他们再度起义。不过，这一次，波斯人毫不手软地将起义镇压下去，从此以后，直到他们最终被亚历山大解放时为止，巴比伦人一蹶不振。波斯人不能放手让巴比伦人脱离他们的控制，巴比伦是波斯帝国的粮仓和工厂，也是帝国内陆交通网上的枢纽。而在另一方面，占领埃及不啻是波斯帝国的一大负担，正如它曾成为亚述人的负担一样。埃及距离法尔斯比离亚述更远。在反抗其大陆上的亚洲主人时，它可以接受来自海上的希腊人的增援。虽然埃及在公元前522年一败涂地，但是，它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末期再度揭竿而起，公元前464－前455年，公元前404或395－前343年，他们曾两度取得独立。当它再度被波斯人征服时，距波斯帝国自身的倾覆已仅只有十几年时间。

即使波斯帝国的所有臣民都像腓尼基人和犹太人一样对它忠心耿耿，对波斯帝国政府来讲，它辽阔的领土仍使交通通讯成为一个压力很大的问题。修建了通衢六道，沿途为政府的信使准备了可供换骑的驿马。虽然上述措施加速了陆路通讯速度，大流士一世仍然认为，必须利用水路在帝国各端间建立联系。他派一名卡里亚水手西拉克斯从帝国最东端的省份出发，到最近的印度河流域沿水路前行，他受命穿过印度河和印度洋，到达埃及的红海海岸。当西拉克斯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使命时，大流士便吞并了印度河地区。要么是在此之前，要么是在此之后，他使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侧支流到苏伊士湾之间的运河竣工，这条运河是法老尼科二世开始开凿的。薛西斯想重演尼科二世环航非洲的伟绩，但他的船队不是从红海出发，而是从地中海启航。航行以失败告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海洋野心并未被他们的后继者继承下来。

波斯帝国是短命的帝国，但是它的宗教宽容政策产生了历久不衰的效果。这一政策顺应了宗教上不同信仰相互调和这一趋势，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放逐政策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形成。一个征服者可以流放被征服国统治集团的成员，却放逐不了它的神祗。留在当地的农民仍会继续供奉它们，外来移民也不可能忽视它们。在前以色列王国主要宗教圣地伯特利崇拜耶和华的礼仪被向东带入巴比伦尼亚，向南带到埃利藩蒂尼，此地是尼罗河第一瀑布下面的边防要塞。公元前5世纪，在这个地方，一支为波斯人服务的犹太驻军同时供奉着爱希慕恩、安娜特和耶和华，这支军队的士兵都是为逃避被尼布甲尼撒放逐到巴比伦的厄运而躲入埃及的犹太人后裔。

在埃利藩蒂尼的犹太社区与撒马利亚区酋长珊巴拉特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往来。在波斯人统治时期，在尼希米行使使命之前，耶路撒冷属于撒马利亚区。从珊巴拉特的姓氏（西努巴利特）上判断，他是巴比伦流放者的后裔，如果从他儿子的名字（达拉亚和谢勒迈亚）上看，他们都是耶和华的信徒，而不是月亮神的崇拜者。此时，撒马利亚的居民已严格地专一信奉耶和华，除《摩西五经》外，他们不承认任何手写文书为经典，也不承认有非手写经典存在。但是，当巴比伦尼亚犹太人社区的代表尼希米奉圣旨到达耶路撒冷时，珊巴拉特与他发生了冲突。

波斯人对巴比伦、埃利藩蒂尼和撒马利亚等地崇拜耶和华的信徒并不抱偏见，并且充满善意。但是，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的犹太人有了一套与其他社区完全隔绝的宗教和社会纲领，他们成功地把这一纲领施之于犹太的“埃姆哈－阿拉兹”（意为“土地上的人民”，指未被赶走的农民）身上。人种和宗教上的融合与联姻相接踵。尤其在名门望族中，他们的社会关系网要比农民大得多。通婚对于打破社区之间的社会障碍起了富有人情味的促进作用。在加强了独立性之后，这一切都为传统的敌对情绪作了补偿。尼希米和以斯拉却禁止通婚，他们将在巴比伦犹太人眼中犯了罪大恶极之罪孽的这类犯人逐出教会，这些人本来也是犹太社区的成员。

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犹太流放者的后裔已成功地将自己的社区精神保存了150年，如果他们的保护人阿尔塔薛西斯是阿契美尼斯家族的第二位、而不是第一位拥有这个名字的波斯帝王，那么，就已经保存了200年之久。这是个伟大的功绩。这批流放者成功地抵御了黎凡特地区一般大浪潮的冲击，这次大潮如此猛烈地冲击着超然存在的传统部落文化，并要求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巴比伦的犹太流放者不仅成功地抵御了这个潮流，还把这种精神推向犹太。不过，他们也因此而付出了代价，使犹太地区的犹太人与其邻人之间的敌意又趋复活。其实，这些邻人与犹太地区和巴比伦的犹太人一样，也是耶和华的信徒。

巴比伦的犹太人是如何在流放的逆境之下保住了他们独特的社区精神的呢？他们通过建立一种独一无二的宗教机构——犹太人会堂，而取得了这个空前绝后的成果。约西亚国王在犹大人的信条中又加了一款，即只有在耶路撒冷神庙中举行的对耶和华的礼拜仪式才是合法的。从神庙被毁、犹大国的统治集团成员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一直到重建神庙，再度在其中举行礼拜仪式之时，世袭的祭司们已无法例行公事。犹太会堂便成为填补这个真空的新机构。如果没有这个新机构，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的4600名犹大人的后裔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他们的社区精神，就像27290名被放逐到米底的以色列人后裔一样。犹太教徒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最终在一个永久性会堂中举行——流放者们随身携带的精神财富（律书，即《摩西五经》和先知的作品）在这里被宣读，被讨论。在放逐之前，希西家和约西亚革命性的发明成了放逐事件发生后的正统做法。流放者及其子孙严格遵守《摩西五经》，对死去的先知顶礼膜拜。这个保存巴比伦犹太人社团独特性的权威性规定，已在巴比伦尼亚本地创造了奇迹，如今，又在波斯帝国政府的默许之下，加诸于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团了。

为使尼希米和以斯拉进行其决定性的工作，波斯帝国政府不明智地彻底改变了它的普遍宽容的政策。这个不寻常的讨好态度破坏了波斯政府本身最重要的一条行为规范。这是一次被动的国家行为，可是，比起波斯政府的任何主动行为来，这个被动行为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嘲弄。

（二）

从汤因比的上面论述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到：波斯帝国的间接统治，是吸取了亚述帝国直接统治的失败教训，然后作出的“让步政策”。相似的让步政策，在中国的汉帝国对秦帝国的修订、欧洲的罗马帝国对罗马共和国的政策修订、阿拉伯阿拔斯帝国对倭马亚帝国的政策修订上，都可以体现出来。间接统治，不是一种简单的让步、仁政，而是区别于直接统治的“霸道”的另外一种可以选择的统治方式，我们姑且称之为“王道”。

和第一波斯帝国（前550－前330年）相比，其后继者萨珊波斯帝国（226年-650年）就相当愚蠢了。萨珊波斯几乎占领了拜占庭全境，实际上处于外线过分扩张的战略劣势。而一度失去了多数领土的拜占庭却实际上拥有战略优势。

用控制地盘大小，来误解军力投放的优劣，正如迷信直接统治一样，是政治家战略家们的常见病。

萨珊波斯帝国缺乏制海权，他们的军队不得不沿着曲折的地中海海岸疲于奔命应付拜占庭的进攻。萨珊波斯的军队数量，分布在大片新征服的疆土上，面对充满敌意的居民，就算作为占领军都显得太少。

如果拜占庭军乘胜进军波斯，也不会像二十年后的阿拉伯一样轻易征服波斯全境，因为同样中央集权的拜占庭也不太可能保住占领区。事后诸葛亮说：拜占庭和波斯两国，互相讲和是上上之选，但对于双方都已经“迟了”。罗马－波斯战争最后十几年的波折，充分表现出两个中央集权帝国的脆弱，并且两败俱伤实力耗尽。仅仅二十年后，阿拉伯的伊斯兰浪潮，以新兴宗教的活力和前所未有的宽容，迅速席卷整个波斯，外加半个罗马。

在间接统治方面比较好的，是处在第一波斯帝国与第二波斯帝国之间的“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这也是一个伊朗古代国家。建于前247年，公元226年被波斯萨珊王朝代替，其疆域最大时北至里海，南至波斯湾，东接大夏、古印度，西至幼发拉底河。帕提亚王朝大致相当于今伊朗的呼罗珊地区，在第一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时期是一个省。汉朝取其开国者Arsacids中国古汉语音译“安息”作为国名。

与第一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比较，安息帝国政府以权力分散见称。当地的历史文献指出中央政府监管地区的形式与塞琉古帝国相似，两者都对地区官员实施三重划分，安息帝国将之划分为马兹班、萨特拉庇及迪兹帕特，相当于塞琉古帝国的总督、郡级单位。

老普林尼在《自然史·第六章》中记载：安息帝国有18个附属王国，其中11个为高地王国、7个为低地王国。包含多个次级的半自治王国，包括高加索伊比利亚王国、亚美尼亚、阿特罗帕特尼王国、科尔多内（Corduene）、阿迪亚波纳、埃泽萨、哈特拉、查拉塞尼王国、埃利迈斯王国及波西斯。这些地区的君王各自管理他们的领土，他们铸造的硬币与皇室铸造的硬币不同。根据布罗修斯所述，安息帝国的城邦与阿契美尼德王朝相似，地处偏远的总督享有自治地位，但他们“承认安息帝王的主权，并向中央缴纳贡金及提供军事援助”。不过，安息帝国时期的总督所管辖的地区较少，其声望和影响力都不如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总督，而在塞琉古帝国时期的半自治地区或王朝违抗中央政府已成司空见惯，这种情形在安息帝国晚期也时有发生。

安息领土基本上都在以前的波斯帝国范围之内，虽然版图比波斯小，但在民族语言及文化上来说，安息可算是波斯帝国的后继者。安息内部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两河流域的农业、手工业及商业比较发达，而伊朗山区及里海沿岸进行的是狩猎及游牧，差别悬殊。

（三）

有论者指出：

重温罗马－帕提亚－波斯的历史战争，说明波斯战争从根本上是多余的。罗马选择了战争，也就选择了灭亡！罗马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罗马面对波斯，无论是否感到国力强大，都应该像清朝御蒙古那样，采取东境的守势，策反波斯境内的独立诸侯，而不要采取直接进攻的方式，那么罗马东境就会风平浪静。

罗马与波斯的关系，类似于中国王朝北方草原民族的关系，或者明朝与后金的关系。区别仅在于相对中国与北方草原，波斯显得更强大；而相对于罗马与波斯，北方草原的威胁就更顽强。

换言之，罗马之于波斯，或者中国之于北方游牧民族，应该以守为正着攻为奇的基本策略，以先进文明帝国老大哥的身份出现，对草原民族救死扶伤，裁决是非，分而治之，贸易互利，灾害共抗；而不是以蔑视和贪婪的眼光，将游牧民族视为低自己一等，政治家希望借游牧民族的鲜血增加政治分，徒劳地把这一片不能农耕的土地拖入自已的版图。

如果采用这样的“羁縻”政策，那么罗马就会取代帕提亚的地位，成为波斯诸侯的宗主，中国的北方也会现汉唐明的安宁，游牧民族甘为华夏所用。

所谓“羁縻”，《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解释说：“羁，马络头也；縻，牛蚓也。”《汉宫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

“羁縻制度”是历代中原王朝对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一种民族政策。当历代王朝的统治势力先后发展至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时，首先接触到的一个历史事实，便是各少数民族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汉族地区不一样，一般是落后于汉族地区而又自有其民族的特点，因而不可能应用对汉族地区的那一套统治方式去进行统治。于是，“采取什么政策对这些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问题便产生了。

随着王朝在民族地区统治势力的逐步深入，解决民族地区统治的政策措施也愈来愈趋于完备，这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制度”建立的由来。在这个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最基本的实质并未发生变化，只是在不同时期，某些现象或具体措施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例如汉代对所利用的土著贵族封以“王”、“侯”、“邑长”，这办法称为“羁縻”。 唐初，邕管的左、右江和红水河流域，由于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唐王朝采取与桂东地区不同的方法进行统治，设有羁縻州四十四个、羁縻县五个、羁縻峒十一个。这些州、县、峒在政治上利用少数民族中旧有的贵族进行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贡纳，这是“羁縻制度”的实质。汉唐对西南少数民族采用的羁縻政策，后来发展为宋、元、明、清几个王朝的土官制度。有学者就认为，“土官制度”也可称为“羁縻制度”。

事实上，中共的“民族自治区”、“民族自治州”，不仅得益于苏联的“民族自治制度”，也是和中原王朝的“羁縻制度”、“土官制度”一脉相承的。这是对待内藩和熟番。还有对待外藩和生番，就演变为、“藩国体制”、“朝贡体制”了。

（四）

《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的第三部 礼制文明（Part III Etiquette Civilization）的第三十一章 间接统治（Chapter Thirty─one Indirect Rule）中，谢选骏曾经指出：

未来执行间接统治的全球政府，作为世界规模的权力中心，不可能事必躬亲，因此须行地方自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对全体人类提供保护。未来的发展要求全球秩序具有“科学的世界秩序”、“礼制的天下统治”等性质，其表现形式是“全球政府”，其指导原则是“王道与间接统治”，其开启者是发动新文化战的国际融合集团的胜利者。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整个地球所包涵的丰富多变的地理环境、人种及文化状态，硬要奉行单一的直接统治，硬把一种霸道和直接的武力强加给这个复杂的世界，那么势将引起爆炸性的后果是可以预期的。为了避免这种结果，间接统治的几个要素实在不可缺少。历史将为上述的远见作证。 

…………

运用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政治上就形成王道，在战略上就形成间接路线。在更为细致的层面，我们可以把“王道”理解为“间接统治”，将“霸道”理解为“直接统治”。参考一下《荀子》的说法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强国》〕隆礼而尊贤，就是实行间接统治，重法而爱民就是进行直接统治。“隆礼尊贤而王”的“礼”，可以理解为习惯法、传统沿革之习，其中包括道德和普遍信仰。“重法爱民而霸”的“法”，指统治者的诰令律例，与西方人的“Law”不同而接近“Code”。礼法于此，合组为统治方式与战略构成，接近西方人所谓的“Law”。因此“礼制的天下统治”也就是“法律的全球统治”。在这种意义上，盛行习惯法、判例法的英美法系，要比大陆法系更加接近“礼制的统治”。

“贤”，是礼制的模范人物，间接统治所需要的“代理中介”。封建制下有“诸侯”，立宪制下有“贵族”〔议员、勋爵各类形式的〕。“民者”，奴隶、平民、纳税者，即直接统治所需立足的“人力资源”。例如在商业法治社会，富人还可以聘请昂贵的专家透过多重方式合法逃税、聘请著名律师摆脱法律的指控和惩罚。由以上诸层次可以看见，“王者”必须依靠传统宗教、习惯法或社会公认道德等因素，并依靠“尊贤”〔请注意“尊贤”与“爱民”的不同：前者为屈己，后者为纵己〕而施行统治，这种战术只能行之于间接统治。“霸者”的“法”不过是“言必信”，他的爱民有如农民爱护自己的牲口、议员爱护自己的选民、解放军爱护自己的民众和俘虏──是一种谋略，与“尊贤”不可同日而语。“尊”意味着权力的分享，“爱”仅仅意味临时的施舍。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的道路由此泾渭分明。

最有意思的是，按照“重法爱民而霸”的标准来观察，现代法治国家大多属于霸权，行霸道；而非仁政，行王道。尤其法治国家的趋向正是沿着“隆礼尊贤而王”的相反方向走去，推行“政教分离”、“道德中立化”、“文化多元化”诸措施。在道理上，立宪的君主本来是在施行王道，立宪的中国文明概念就是“守礼”，即用礼制法治的间接统治，代替君主总统的直接统治。但现在的问题是，法治国家的法〔相当于中国文明的礼〕，已经不再神圣，而成为市场叫卖和赌场讨价还价的筹码，甚至成为拳击比赛的规则，完全没有善恶的区别可言。从一个较长的历史周期看问题，很少有人可以摆脱权力的致命引诱，对社会实现“安全距离的遥控”，结果从明君到民众都身不由己卷入权力的漩涡，遭遇灭顶之灾，人类也因此成为顽劣而贪婪的生灵。

（五）

甚至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也可以成功地进行神权社会和伦理社会转化成技术社会的例子也有，比如在亚历山大东侵之后，波斯帝国属下的神权社会如西亚北非各地，在很大程度上都“希腊化”了，即技术社会化了。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层现象，中东地区基层人民依然生活在内陆型的社会环境中，何况紧接其后的罗马、拜占廷统治渐次削弱了技术社会的要素，因此，当阿拉伯内陆的神权文明在七世纪时崛起，便轻而易举地就掀掉了拜占庭文明的外壳。阿拉伯人在享有了航海文明的成果之后，曾经辉煌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以最为典型的内陆封闭的贝督因社会的原始手段，让中东地区永归黑暗。所谓回教的扩张，到头来不过是亚历山大东征的逆向翻版，只不过，是神权社会战胜了技术社会。因此回教扩张也可以被视为是对亚历山大东征的反动，因为内陆地区更加适应神权─伦理社会而不是技术─法治社会的生长。

[谢选骏：《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第二章 文明的形态，Chapter Two The Forms of Civilization

〔航海文明与内陆文明〕(Oceanic Civilization and Inland Civilization)六，海权与法治的关系6. Connection between Sea Rights and Rule of Law]

（另起一页）

第十篇

从苏美尔城邦到全球政府

（一）“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得到呼应

“从苏美尔城邦到全球政府”，这可以总结城市文明的进程缩影；但是，如果从回溯的角度，则可以视为“从全球政府到苏美尔城邦”。

2004年，谢选骏在线出版了《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一书。从人类历史和政治发展等不同角度，结合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报告，指出全球人类组织一个共同的全球政府的需要，已经迫在眉睫、不容回避。否则现代文明将很快灭亡于主权国家之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战争。主权国家已经从世界的开发者变为世界的毁灭者，因此，“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已经刻不容缓。

按照《全球政府论》的这一看法，五百年来的欧洲殖民主义文明并非“基督教文明”，而是反基督教的世俗文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主义甚至连“宗教改革”，也是基督教文明分裂为世俗文明的标志，其结果是加剧了宗教精神的内在衰落过程。

五百年来的欧洲文明，具有开拓世界的能力，但现在已经缺乏整合世界的能力。欧洲文明在开发世界的同时却使得全球陷入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破毁、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战争恐怖的险境。欧洲文明积极的历史作用因此已经日益减少，其消极面正在全球范围日益扩大。现在，人类需要思考：是否必要借鉴其它的文明如中国文明的经验和模式，来解决全球化过程中日益严重的倾斜失衡问题？

各种国际组织和金融活动，已经把全球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网络。在这个网络内部，各种宗教文化的冲突其实只是表面的，目的是在争夺同一文明系统内部的资源，就像以前冷战中的东西方以及二战中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斗争，其实只是欧洲殖民体系内部的西线〔西方阵营〕和东线〔东方阵营〕之间的竞争罢了。作者并不忧虑回教原教旨主义对全球秩序的挑战，因为这一挑战说到底还是可控的、在现有文明体系内部的，就像冷战期间的苏联阵营和二战中的法西斯阵营，而且规模和力量都还要小得多。

《全球政府论》认为致命的威胁来自于：欧洲文明创造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国家利益至上”的信仰，已经使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危机。现有的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欧洲文明系统本身已经失控，无法解决当今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从而使得全球秩序因为开发过度而陷入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破毁、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战争恐怖的险境。

环顾世界，在全球已有的主要文明中，作为“古代东亚地区的世界文明”，中国文明最为讲究平衡发展和中庸之道，因此适宜解决当代世界日益突出的主权国家的互相冲突。中国文明的核心，就是用“礼制”即“中心城市和方国自治互相平衡”的机制，来整合人类，停止战争。

全球政府是一个关于可能实现的政治实体的理念，这个政治实体解释并执行国际法。关于这个全球政府的理念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现有的主权国家要削弱和放弃某些权力。事实上，全球政府将在现有的主权国家之上，新增一级行政机构，来为不同的国家提供主权国家系统里无法提供的协调。

一些人视一些国际机构（例如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种超国家的大陆联合体（例如美洲国家组织、欧盟、非盟、南美洲国家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为世界政府体系的雏形。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机构只是主权国家的附庸和平行，而不具备超越国家权力的强制力。

2010年10月31日，上海“世界博览会高峰论坛”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粒子物理和弦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物理研究所所长格罗斯（David Jona than Gross）发表了《科学与城市》的“主旨演讲”：

“我认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虽然它可能会带来创新的科学技术，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但是真实的挑战并不是在于科学家，而是在于我们的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和政府。所以作为一个科学家，在这些方面都是一个外行，我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们最终必须要建立一个经济和政治的体制，而这个体制不能建立在无限的不可持续的消费和增长的模式上，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最后，我们必须实现全球治理，建立‘全球政府’。二十世纪科学界的最伟大的英雄——爱因斯坦，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曾经说过，我认为全球现有的主权国家的体制只能带来粗暴、野蛮、战争和非人性，只有全球的法律和规则才能够带领我们向前实现文明、和平和真正的人性。爱因斯坦勇敢地迎接了核武器以及核威胁的挑战，而这个挑战今天仍然存在。但是我们还遇到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环境的灾难。而这个问题甚至比核威胁更加严重，这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问题，要解决它就必须要所有的国家共同努力。而最终在我看来，必须要建立一个全球的政府。我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实现这一点，而不能再拖延了。”

一位大陆学者悲叹：格罗斯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他在世博会的讲话提到爱因斯坦的“全球政府”，相信在中国可能没有多少人会关注到，甚至会为他如此讲话感到奇怪。中国媒体自然对此也兴趣寥寥，笔者失望地注意到，几乎没有媒体记录他在此次演讲中所谈的关于全球政府的观点。而格罗斯在世界上并不孤独。在全球多重危机的作用下，在心智、理想、专业、经验、贡献等方面有资格提出这样主张的人物，还有很多。2011年6月，金融危机中诞生的中国“最大智库”之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行了其第二次“全球智库峰会”。这次峰会提供的一份材料是介绍为一些人熟悉的法国经济学家、思想家、未来学家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全球政府”主张：“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极端，各种国际法规和准则也在逐步趋同，特别是人类的价值基本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也有国际社会比较认同正当性的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目前应该对成立全球性民主政府进行思考”。阿塔利提出“要对全球治理进行更为有效的改革，需要在十个方面进行有意义的工作”：务实利用现有联盟、认识人类存在的理由、更加警惕威胁、遵守现有国际准则——一系列世界性法规、少边主义——逐个项目推进、政府理事会、持续发展公会、民主联盟、为全球政府筹措资金、世界泛国家主义。阿塔利的“全球政府”建议，是在许多西方“国家破产”后的必要的替代方案。目前的全球危机实际上正在导向全球毁灭。所以，阿塔利指出的全球政府方向实际上是一个避免全球毁灭的新的世界秩序框架。

 

（二）世界政府理念的历史

在古代的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为了保持国家之间的和平就曾讨论过建立世界政府的想法。到了中世纪，但丁在他的《帝国论》（Monarchia）中也曾讨论过（1329年）。在1625年，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写的《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一书，一般被视为现代国际法的起源。联邦的概念在18世纪末赢得了不少的支持，世界上第一个民主联邦美国在1788年诞生了。

1795年康德根据美国的范例，写下了短文《论永久和平》。在这篇短文里，康德描述了人类永久废除未来战争威胁的三种基本要求：

1、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宪法都应当是共和制（Republican）的。

2、国际法应当建立在自由国家的联邦制之上。

3、世界公民法应当依据普遍受到友好接待的条件加以限定。例如人们可以参观其它的国家，但未经邀请不能停留。

到了1811年，德国哲学家卡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克劳泽在一篇名为《人类原型》的短文中建议设立五个地区联盟：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然后结合成一个世界共和国。

仿照美国的经验，瑞士（1848年）和加拿大（1867年）建立起了多国联邦，并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统一在了一个共同的政府内。尤其是“不同语言统一在了一个共同的政府内”，这是比美国更为先进的地方。

伊朗人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努里（Mirza-Husayn-Ali-Nuri, 1817-1892年）在1852年和1892年之间创建了巴哈伊教，并为他的新宗教确定了一个建立全球联邦的重要原则。他基于全球人民共享和共商的基础设想了一套新的社会体系，包括一个世界立法机构，一个国际法庭和一个国际行政机构来执行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决定。巴哈伊教准则包括世界通用的度量衡，统一货币，并使用一个国际辅助语言来交流。巴哈伊教目前在全球拥有超过五百万信徒。

美国总统格兰特（Ulysses S. Grant；1822－1885年）说过：“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地球上的国家将同意成立某种程度的国会来审议某些棘手的国际问题并且其决议将像最高法院一样难以推翻。”欧盟现在正在执行类似的构想。

国际和平国会从1843年开始在欧洲每两年召开一次，但在1853年后因为欧洲的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的南北战争的相继爆发而停止了。但是国际组织还是随着文明的扩张而在十九世纪后期开始逐一建立：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于1863年，国际电信联盟成立于1865年，万国邮政联盟成立于1874年。二十世纪不断增加的国际贸易加速了国际组织的形成，在1914年一战爆发前共有大概450个这样的组织。在此期间支持这种观念的国际法也在大力发展。

比利时法学家Gustave Rolin-Jaequemyns在1873年建立了国际法研究院，领导起草具体的国际法草案。第一个世界议会的雏形Inter-Parliamentary Union在1886年由克里默和帕西开始组织，由许多国家的议员组成。在1904年，这个联盟正式提议“一个定期讨论国际问题的国际国会”。

完整的全球政府还没有出现过，但在人类历史上曾有几个帝国占领了他们所了解到的“全部文明世界”地。著名的例子有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帝国和秦始皇和他的，至于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和大英帝国，还没有完全征服他们所知道的其它文明。就大英帝国来说，虽然它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土地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但实际上它连隔壁的欧洲国家都未能控制住。

共产主义理念希望通过一场世界革命来废除所有国家，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结果带来的却是违背人性的革命和全球性的战争，最后建立了社会帝国主义霸权。

同时，建立全球性的机构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尝试，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以完全失败告终。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没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1919年到1938年的国际联盟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到现在的联合国没能阻止冷战和形形色色的地区冲突。

从二战快结束到1950年，这一时期是世界联邦主义运动的黄金时期。温德尔·威尔基的书《一个世界》在1943年第一次出版，卖出了超过两百万本。另一本埃默里·里夫斯的《和平析》（1945年）因其书中用世界联邦政府来取代联合国的论点使该书迅速成为世界联邦主义者心目中的“圣经”。美国自发的世界联邦主义者运动主要由Grenville Clark、Norman Cousins、Alan Cranston和Robert Hutchins领导，随着组织的变大，最后在1947年形成了一个叫United World Federalists的组织，后来改称“World Federalist Association”，然后又改称为Citizens for Global Solutions，该组织在1949年声称其拥有47000名成员。

类似的运动在其它国家也在出现，并于1947年在瑞士的蒙特勒召开会议，从而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联合会，即现在的World Federalist Movement。到1950年，该组织声称在二十二个国家拥有五十六个成员组，并有156,000位成员。1948年Garry Davis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未经许可的演讲，呼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一直到他被警卫趕出大会。Davis先生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并开始注册成为世界公民，并宣布在不到两年内有超过七十五万人也注册成为了世界公民。在1953年9月4日，Davis在美国缅因州的埃尔斯沃思市政厅宣布“世界政府”基于三个“世界法律”，即同一上帝（或Absolute Value）、同一世界和同一人类。然后他在纽约市为新政府成立了管理机构“联合世界管理局”，首要任务便是设计和发行世界护照。到现在，全世界各地共发行了超过八十万本这样的护照。但实际上，这不能算是“世界政府”，只能算是“社团组织”，因为它缺乏政府必须的强制力，更缺乏世界政府必须的超级强权。

（三）建立全球政府的十个方向 

 

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各种国际法规和准则也在逐步趋同，特别是人类的价值观基本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也有国际社会比较认同合法性的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目前应该着手对成立“全球性民主政府”进行思考。为了对全球治理进行更为有效的改革，有人提出需要在十个方面进行“有意义的工作”。

1、务实利用现有的联盟。目前所有的联盟都是进行全球治理的有益尝试，最为成功的是瑞士联邦，这个国家从1848年创立联合宪法，联合了二十六个不同语言、不同族群、不同宗教的自治州，政府有七名成员轮流担任主席，公民有权申请修改宪法，研究瑞士联邦的做法对世界未来的演变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另外，欧盟也是一个例子，它从几个国家的共同市场走向单一货币的单一市场，并逐渐向预算联邦和政治联邦整合。

2、认识人类存在的理由。人如果不认识自己，或者对这种理由认识不清，将不会对自身有什么尊重，也不会组织起来，这时人类就成了自己的敌人，从而进行无意识的自我毁灭。人类必须认识到人类存在的理由，并对之进行有意识的保护。人类应该了解，联合在一起比分裂更能面对威胁，能够更好更快地发展。这项工作来自于那些关心世界未来人们的行动，我把这些人称之为“超级游牧者”：协会工作者、记者、哲学家、历史学者、国际组织职员、外交官等。这些人数量并不多，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将带来比市场更为强有力的力量。

3、更加警惕对待威胁。全球化使得世界公民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威胁，“超级游牧者”最先意识到这些威胁并有责任教育大众认识到这些威胁，认识到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更好地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威胁包括环境的、气候的，能源的，这次福岛核事故就是一次让大众认识到这些威胁的机会。

4、遵守现有国际准则：一系列世界性法规。目前最为可行，并不对现有世界秩序进行调整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规范并分类世界性的法规。这些法律可以在目前不做变动，应该根据出台这些法律的机构成立相关的特别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系统地分析研究这些法律的实施情况；另一方面，授予相关机构以执法的权限，对那些不遵守和无视国际法的国家和个人作出制裁或其他强制手段，目前国际刑事法庭有了一些经验。欧盟的经验也可以提供借鉴，在执法监督和制裁方面欧盟还是有权威性的。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设想动用联合国维和部队作为执法部队，对不遵守国际法的国家采取极端手段。

5、少边主义：逐个项目推进。为实现全球可持续性的社会、文化、人文、生态增长，避免全球系统性风险，人类不应该只满足于用法律规范各种行为，还应该推进一系列共同项目。联合国机构目前还没有能力推进这些项目的时候，世界主要强国应该务实推进具体的项目，同时充分利用少边主义的作用（少边主义实际上是多边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是指在多边框架下由几个主要国家发挥主导作用）。这种情况在欧盟中最为明显。

6、政府理事会。通过前面所述的各种努力，我们可以推进国际组织的演化。首先是联合国组织，这种演变可能最为困难，因为按照目前的体制，所有的改革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致同意并得到联大三分之二的赞成票，否则各种计划无法实现。但如果不进行改革，联合国将会彻底边缘化，无法对世界的现实作出任何影响。反之，联合国及时作出调整，将建立未来世界政府的框架。目前的联大不用进行太多的改革就可以成为世界参议院，安理会将成为世界政府。在这里仍然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成立欧盟理事会，将安理会和G20合并，成立政府理事会，成为联合国正式的决策机构。

7、持续发展公会。为保证世界长期稳定发展，避免世界系统性风险，应设立世界公会，包括300名成员，成员应具有普遍认同的合法性：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机构领导人、哲学家、人类学家。他们给各机构提出建议，他们的任期也是可以协商的。

8、民主联盟。为了保证政府理事会不变成独裁者，民主国家应该成立一个民主联盟，对那些独裁者进行干预，并鼓励处于独裁统治下的人民获取民主。民主联盟世界上已经存在，市场经济的民主在经合组织框架下，军事方面在北约的框架下，政治方面在欧安组织的框架下，全球范围内还有民主国家联盟和联合国民主基金会。这五个机构原本是美国用来掌控欧洲和世界的工具，现在可以用来进行别的用途，吸收五个南方民主国家作为新的成员（印度、巴西、埃及、印尼、尼日利亚），为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作出新的努力。在成立民主联盟之前，可以先召开一个由五个组织参与的论坛，研究每一个独裁政府的演变，帮助处于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向民主过渡。

9、为世界政府筹集资金。要做这些事，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筹集新的资金来源。可以创立一种新的世界税，但国家对这笔资金的贡献可能不能用来从事与资金来源国利益相悖的用途。可以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方式进行，这些资金直接缴纳给国际组织，比如国际援助组织。

10、世界泛国家主义。我们不能凭空幻想一个不存在的世界政府，但我们可以通过人民的运动来带来这些。我们可以做的是就某个全世界关注的问题进行全世界公民投票。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电子投票、流动投票等形式使这种全球公民的投票成为可能，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瞭望》新闻周刊驻巴黎记者提供的法国经济学家、作家和未来学家的观点）

可以说，上述十点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幻想子虚乌有的“全球公民的投票”，而不通过任何强制力，就实现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政府。

不铲除“二百多个主权国家”这一障碍，世界就无法进入真正的和平。

不把“二百多个主权国家”降格为“地区治理机构”，就无法建立全球协调的新格局。

（四）从苏美尔到罗马的世界统治史

英国的牛津大学退休教授芬纳（S.E.Finer，1915-1993年），是来自比萨拉比亚的犹太人的后代，作为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学界特别是英国政治学界的领军人物。他的不少早期著作皆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经典，特别是《马背上的人：军事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1962年）。 

芬纳教授的《统治史》共三卷三十四章，是二十世纪西方政治学、社会学极有影响的一部巨著。它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为核心，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 

第一卷思考了“宫殿式”、“论坛式”以及两者相结合的变种等政治类型，述及了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埃及、亚述和波斯、汉朝和罗马，也解释了其中的例外，即犹太人的王国、希腊人的城邦和罗马共和国。 

第二卷讲述了中世纪的历史，作者考察了拜占庭帝国和哈里发国家，唐朝与明朝的演变，封建欧洲的特点，共和制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之被选择，代议制的兴起以及最后整个欧洲典型的国家建制的诞生。 

第三卷里，作者以德川家康的日本开始了帝国、君主国和现代国家的讨论，并回顾了清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尔帝国的历史，然后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说，如果政治学有诺贝尔奖的话，芬纳的三部曲就肯定会赢得此殊荣（Economist，1997年）。有人甚至认为这一评价低估了芬纳的工作：芬纳的三部曲所需要的知识面、想象力、对历史现象的综合能力以及智慧，远非目前早已技术化了的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奖工作所能比拟。 

以下是该书第一卷的目录，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世界政府”的历史总结：

前言 

概念性序言 

1．反复出现的主题 

2．政体类型 

3．政体类型概述 

4．决策执行人员 

5．对政府的限制 

6．评价标准 

7．没有目的论的轨迹：发明和死胡同 

第一部分苏美尔、埃及、亚述、犹太 

背景一 

1．至公元前1700年 

第一章 苏美尔城邦 

1．开始 

2．大事记 

3．经济与社会背景 

4．中央权威（大约公元前2600-前2344） 

5．概要与评价 

6．苏美尔城邦的消失 

第二章 埃及王国到中王国的衰落（公元前1678年） 

1．引言：“当芽儿弯曲 

2．设置 

3．大事记 

4．政府与宗教 

5．中央权威 

6．管理 

7．评价 

背景二 

1．萨尔贡时期的世界列国 

2．国家间均衡及其崩溃（大约公元前1500-前1200）

第三章 鼎盛时期的埃及政体——新王国 

1．引言：新王国 

2．中央权威 

3．新王国的管理 

4．主要政府职能 

5．杂乱无章的行政风格 

6．新王国时期的评价 

7．新王国的崩溃 

第四章 公元前745-前612年的亚述帝国 

1．亚述帝国的意义 

2．大事年表 

3．亚述人的基本信仰 

4．中央权威 

5．帝国的管理 

6．评价 

第五章 公元前1025-前587年的犹太王国 

1．圣地之民 

2．从亚伯拉罕到大流散 

3．圣经子民 

4．犹太王权的形成 

5．犹太国家和君主制 

6．传播 

第二部分 波斯、希腊、罗马、华夏 

背景 

第一章 波斯帝国 

1．土地和人民 

2．帝国的诞生 

3．历史年表 

4．王权和贵族 

5．中央和地方政府 

6．波斯帝国的弱点 

7．回顾和展望 

第二章 最早的共和国：希腊人 

1．希腊社会的发展 

2．国家和人民 

3．城邦的构成 

4．斯巴达 

5．雅典的民主 

第三章 城邦的终结 

1．同盟和联邦 

2．希腊民主的终结 

第四章 罗马共和国 

1．国家和人民 

2．历史年表 

3．共和国中期的政体 

4．罗马公民和罗马“联盟” 

5．共和国为什么会崩溃 

6．评价 

第五章 华夏国家的形成 

1．大事记 

2．先秦时期中国的连续性 

3．儒家与法家 

4．秦 

第六章 汉帝国 

1．汉朝的建立 

2．政府体系的评述 

3．皇帝 

4．宫廷内的政治过程 

5．地方行政架构 

6．中央政府 

7．政府人事制度 

8．国家行为 

9．评价 

第七章 罗马帝国：元首制（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 

1．奥古斯都·恺撒和元首制 

2．戴克里先即位（公元284年）前的罗马帝国 

3．罗马帝国的特征 

4．城邦 

5．行省 

6．皇帝 

7．公共服务 

8．结果 

9．安敦宁时代：评价 

第八章 晚期罗马帝国：从戴克里先到狄奥多里克（284-526） 

1．晚期罗马帝国及其终结 

2．皇帝 

3．新的疆域结构 

4．中央行政 

5．专区和禁卫军长官 

6．中央行政的职能：总结 

7．文官制度 

8．军队 

9．军队及其表现 

10．结论 

11．对罗马贡献的评估 

（五）从苏美尔到新大陆

苏美尔文明是城市文明的曙光，对后来的西方文明和今天的全球文明有直接影响。可以说，西方文明的历史，是在亚洲西部开始，逐步向东西两方传播，向东传到波斯、印度、中国、日本、美洲，向西传到埃及、希腊、罗马、欧洲、美洲，直到汇合为现在的全球文明。而这个全球文明的开端，就是苏美尔文明：从吃的、用的，到科学与信仰，都为全球文明奠定了基础。

苏美尔是谁？从哪里来？“苏美尔”这个称呼并不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而是使用闪米特人（Semitic People，也译作塞姆人）的语言的阿卡德人对苏美尔的称呼，苏美尔人对自己的称呼是ung sang gi-ga，意思是黑头的人，也就是古代汉语里的“黔首”。而阿卡德人对他们的称呼“苏美尔（Sumer/shumer）”显然和苏美尔人自称的发音差距很大。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阿卡德人对苏美尔居住地的称呼，这其实有两个暗示：第一，苏美尔人不是两河流域地区的第一批土著，而他们又把自己叫做“黑头的人”、黔首，说明他们可能和周围的人肤色差距比较大，更不太像是当地的原始居民；第二，他们居住的地方叫苏美尔，所以阿卡德人用自己的地名来叫他们，而阿卡德人是说闪米特语的，有证据表明他们比苏美尔人更早出现在两河流域地区。

苏美尔人来到两河流域地区，他们发明了楔形文字（cuneiform），这种文字很像中国的甲骨文，只是笔画有棱有角，便于在泥砖上按捺，不像甲骨文比较细致，便于在甲骨上刻画。阿卡德人没有文字，后来借用楔形文字书写自己的语言。

语言学的研究显示，苏美尔语与现在所有的语言都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翻译苏美尔文字时，语言学和考古学家们发现，苏美尔语与现在的匈牙利语、土耳其语以及高加索地区语言有很大关系。在所有发现的苏美尔语言的53个语法特征中，与匈牙利语对应的有51个，与土耳其语对应的有24个。由于苏美尔语是黏着语，而匈牙利语也是黏着语，所以两者在语法特性上的出现巧合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再如中国在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原始文字，和苏美尔的楔形文字也很相似，所以不少历史学家都在讨论说苏美尔文字是中国文字的起源，尽管现在没有结论。

另外的辅助证据包括：在巴尔干地区发现的岩画和早期类似文字符号与苏美尔的楔形文字相似，最有力的证据来自vinca script，在巴尔干地区和东南欧出现了大量的vinca符号，普遍认为这些符号并非文字，但是却明显传递了某些信息，所以被认为是原始文字（proto-writing）；苏美尔人的神话大多是对高山的描述，说明他们可能来自山区，有苏美尔神话纪录说他们曾经居住的地点变得十分寒冷，于是他们往南部地方迁移；两河地区缺乏木材，但是早期的苏美尔房屋大多用木材建造，说明他们可能来自木材丰盛的地区。

二是DNA技术对这个问题也有研究，不能证明匈牙利人和苏美尔人有亲缘关系，但是根据2002年的一份针对伊拉克人的DNA研究，分析了染色体，发现古代移民进入两河地区的痕迹。这个发现间接支持了人类学家Joan Oates观点：她认为苏美尔人的种族源头是无解的——因为早在苏美尔人到来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是一个多种族聚集的地区，苏美尔人很难说是某个单一族群的后代，而很可能是一个复杂的移民社会，所以苏美尔从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文明的集合体”，而不是一个“族群的集合体”。这从苏美尔这个地理名称就可以找到根源。既然我们之前已经推断“苏美尔”是个地名，而地名往往知名度就很高，不光阿卡德知道，周围文明也应该知道。而且地名一般都直接采用发音，比如美国的chicago，中国就叫芝加哥，发音差不多。而相反像盘子、碟子这样的，不同语言发音就差别很大。所以考古学家们就开始在周围文明去找，结果找到了，实际上从古埃及文字里找出了sngr、从赫梯人里找到了sanhar（a），而在圣经里找到了shinar。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表面上讲神话，而神话折射了历史。这样苏美尔作为一个地名，指的是居住在苏美尔地区的一个多种族社会，应该是最为可信的解释。

找了这么久，没有找到苏美尔人的种族来源，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找苏美尔人从哪里来呢？这是因为由于苏美尔很大程度可能是一个社会的名称，比如美国社会有黑种人、有白种人、有黄种人，所以要找种族根源，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就要抛弃人种源头，要找苏美尔的社会源头。又比如美国社会，虽然人种源头十分混乱，但是社会源头却很简单，就是来自英国社会。那么苏美尔的社会源头在哪里呢？喜欢写字和记录历史，但是不喜欢保存尸体的苏美尔人这次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创世史诗（epic of creation）。

此外，苏美尔影响世界的还有以下诸端：

1，数学

在大量的泥板中，我们发现了数学，苏美尔人在世界上最先发明了数学，没有他们我们到现在就没有科学。苏美尔人发现了位置制（place-value）和0制，而且在数学中有重要作用的这两个制度并没有在随后的埃及和希腊、罗马文明中找到。数值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数字在不同的位置可以代表不同的价值。比如我们说32，由于3在2的左边，所以3代表3*10，他的价值是2这个位置的10倍。而古罗马数字没有数值，每个数的价值完全由数来表达，比如又是32，对于罗马数字来说，就是XXXII，每一个X不会因为在左边还是右边而具有不同的价值，都是10，所以是X+X+X。0这个数字的出现就是伴随位置制的出现而出现的，这个用来占位置的、不表达任何意义的数字是很难发现的，因为人总是根据实际看到的情况来发明数字的。0在自然界很难发现，需要人的抽象意识。当然0这个数字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发明出来，是与苏美尔文明长期共存的闪语文明在巴比伦时期发明的。

数字的十二进制。现在大家数英文，会发现12是一打，也就是说从1到12是由独立单词表达的，这反映出十二进制的历史痕迹。十二进制在英文也广泛运用，比如一英尺等于十二英寸，一打代表十二个，这个十二进制也是苏美尔发明的。平方、立方和圆周率在苏美尔文明数学中也出现了。在巴比伦时期得到的圆周率是3.125。

2，轮子

轮子的发明是在苏美尔、高加索和中亚多个地区几乎同时发现的，再次揭示了苏美尔文明与这些地区的关系。但是轮子的前身即制作陶器的转盘，却是苏美尔人首先发明的。

3，法律

世界上第一个成文法律出现在苏美尔，这就是在Ur第三王朝时期的Ur-Nammu法典。这部法律清晰讲述了苏美尔社会的政治制度。

4，农业

尽管大量的作物和动物在苏美尔社会出现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是苏美尔人发明了水利系统，使得农产品得到大规模种植。这些农产品包括现在西方世界的主要农产品，不光如此，由于农产品的丰富，苏美尔社会已经和现代西方社会一样，出现了大量城市人口。有证据表明，当时社会中有87%的人口是居住在城市的，比现在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城乡比例还高。

5，建筑

苏美尔文明在Ur第三王朝出现的大型神庙显示出苏美尔人的建筑水平。苏美尔人当时采取把泥坯晒干并在里面加入芦苇的办法来制作砖块。

6，军事

苏美尔文明奠定了西方的军事基础：兵团作战。苏美尔文明发明了弓，并首先运用在军事上，建立了不同的兵种，步兵、骑兵和弓箭兵。在近代军事和工业革命之前，这一直是西方军事组织的基础。

由于和古埃及的干燥气候不同，两河地区洪水很多，所以很多泥巴建筑在当时就逐渐消失了，运河和灌溉系统也需要经常修理。所以这些古迹留下来的都很少，但是还好苏美尔人的泥板是在窑子里烧过的，所以容易保存。我们才能看到这些原始的档案资料。

（六）苏美尔文明的起源

剑桥大学的琼·奥茨打算调查两河地区北部的萨迈拉人与南部的欧贝德人、苏美尔人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1968年，在今伊拉克境内、最早的欧贝德文化区域与已知的萨迈拉文化区域之间，她的考古队发现了一群有八千年历史的土墩，其中最大的一座名为乔加马米。他们在发掘乔加马米的过程中，在欧贝德遗迹之下、四个清晰的萨迈拉文化层之上，发现一个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地层，从而揭示了两河地区发展过程中一个未知的阶段。

这一地层出土的陶器碎片既非完全的萨迈拉风格，也非完全的欧贝德风格，而是呈现出两种风格融合的特色，表明两地的居民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在乔加马米发掘出的灌溉渠废墟则进一步把欧贝德人和萨迈拉人联系在一起。萨迈拉人是最早大规模发展灌溉的民族，土墩附近的古代沟渠表明，欧贝德人显然采用了这一技术。如果欧贝德人是苏美尔人的直接祖先而且受到萨迈拉人的影响，那么萨迈拉人肯定也与苏美尔人有联系。

两河地区南部一个低矮的土墩阿瓦伊里丘，也为揭开苏美尔人的起源提供了更多的线索。法国考古队在发掘该土墩底层时，发现了大型住宅的遗迹，这些遗迹的大小和结构，与北部典型的萨迈拉文化遗址恩萨万丘相似。乔加马米和阿瓦伊里丘的发现将苏美尔文明的确切时间往前推进了2500年。不幸的是，波斯湾战争打断了在阿瓦伊里丘的考古工作。直到重新发掘此处遗址并发现更多的史前期遗址之前，苏美尔人的起源之谜只能算是解开了一半。

两河文明的创建者是苏美尔人，他们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也有些证据显示，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在公元前3500年时，苏美尔人在两河地区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湍急的河水，从而创建了第一个城市文明。

到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已出现十二个独立的城市国家：乌鲁克等。各城市国家为了争雄称霸，相互征战大大削弱了苏美尔人的力量，最后迫使他们臣服于闪米特人的著名领袖萨尔贡一世。有学者认为，“萨尔贡”的发音接近中文的“神农”。

建立阿卡德帝国，是苏美尔文明从城邦国家过渡到统一王国的“帝国主义”时期，有些相似于中国从战国走向秦汉的统一。后来，来自伊朗的新入侵者打败了萨尔贡一世的孙子，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又一个个重新出现，直到乌尔城邦崛起，再一次统一各城邦，建立起一个纯粹的苏美尔人的帝国（史称乌尔第三王朝）。这一帝国从公元前2113到2006年，维持了一个世纪。

1、城市文明

苏美尔文明实际是城市、城邦文明，苏美尔人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建立城市的民族。早在公元前4300──前3500年，苏美尔人就在两河流域内部平原上建立了不少城市，如欧贝德、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捷姆迭特．那色等。城市的建立，标志着两河流域南部地区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向文明时代的过渡。公元前3500－前3100年，两河流域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加快了，到公元前 3100——前2800年，两河流域南部已经形成了数以十计的城邦即城市国家，主要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伽什、乌玛、苏鲁帕克、尼普尔、基什、西 帕尔等。

2、文字的发明

苏美尔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考古学家在基什附近的奥海米尔土丘发现了一块约在公元前3500年的石板，上面刻有图画符号和线形符号。这是两河流域南部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两河流域书写的材料是用粘土制成的半干的泥板，笔是用芦苇杆（或骨棒、木棒）做的，削成三角形尖头，用它在半干的泥板上刻压，留下的字迹笔画很自然地成了楔形，因此称为楔形文字，写好后的泥板晾干或烧干，长期保存。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楔形文字，被后来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所承袭，并随着商业和文化交流的扩大而传播到整个西亚。

3、苏美尔人的科技发明和成就：

（1）车轮的发明者。它发明于苏美尔时代初始之际（公元前3200年左右）。苏美尔人可能是受陶轮的启发突发此想的，因为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伊朗轮子就已用于制陶业了，并在大约五百年后由伊朗传入苏美尔。

（2）太阴历。他们以月的圆缺，周而复始为一个月。一年分12个月，其中有6个月各为30天，另6个月各为29天，全年共354天。这样每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少11天多时间，于是他们又创立了设置闰年的办法。

4、艺术

苏美尔人在建筑方面也达到了古代很高的水平，最主要的建筑遗迹是塔庙。由于两河流域没有巨大的花岗石，苏美尔人以用砖块建造塔庙。苏美尔人习惯于在旧神庙原址上建新庙，因历代续建，神庙地基变成了多层塔形的高台，顶端供奉着神龛。这种高台建筑，叫“吉古拉特”（Ziggurat），这也很像中国的台榭。

苏美尔人在造型艺术上早期以小型雕塑和镶嵌艺术为主。出土的面具、祭司组雕、公牛头（牛头竖琴） 、“乌尔军旗”等，堪称当时的典范。后来，苏美尔人偏重于较大型的雕像和浮雕（纳拉姆辛石碑）。

5、宗教

苏美尔人的宗教发展程度不高，但宗教在他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崇拜许多神，如天神（安努）、地神（恩利尔）、水神（埃阿）、太阳神（沙马什）、月神（辛）、女神（伊什塔尔）等。苏美尔宗教有一个令人值得注意的特点：它不主张有什么极乐的和永恒的后世，这和第一期中国文明是相似的。

苏美尔人相信地面是一块平板，天空是一个锌盖。他们相信人死后，会成为鬼魂不安地永远在阴间游荡。苏美尔的神庙由一个中心大厅组成，两侧有通道，通道外侧是祭司们住的地方。在大厅的一侧有一个高台，台上有一个供奉动物和蔬菜牺牲品的泥砖桌。粮仓和仓库一般位于神庙附近。后来苏美尔人开始将神庙建筑在四方形的高台上。这些高台不断提高，形成了塔庙。

由于宗教在苏美尔社会中有重要的作用，祭司在当时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祭司需要学习楔形文字，因而神庙区内附设有学校，教授楔形文字。祭司等级需要掌握的其它知识，苏美尔的这些学校是现知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学校，很像中国的国学。

（七）苏美尔文明与中国文明

有人假设，一支古老的黄种人族群曾经建立了三个大河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黄河文明。

为什么这样说呢？

1、人种

苏美尔人建立的苏美尔文明是整个两河文明中最早，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产生的城市文明。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古苏美尔人的来历。他们称自己为“黑头人”，来自于东方高原，讲一种与该地区闪族部落语言不相干的奇怪语言。如何解释这一神秘文化在如此极端环境下成功创造了文明的所有“核心成分”？ 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待解谜团之一。

苏美尔人是何人种至今无人能够确定，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猜测过他们是黄种人，而最古老的印度文明遗址哈拉帕（Harappa）位于印度河流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哪个人种，所以就猜测它属于印度南部的土著达罗毗荼人。以上两个文明所属的种族未定，但是他们都坐落于黄种人从非洲走向亚洲的迁移带上。黄种人先于白种人从非洲走出，从西亚到中亚、印度、到中国都是黄种人部落区域。之后受到晚出非洲的白种人部落的不断侵袭，黄种人部落的范围慢慢缩小到欧亚大陆的东部，即东亚及东南亚地区以及美洲，形成了欧亚大陆上今天这个面貌。

开创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的人是黄种人，所以有人猜测，苏美尔和印度河两大失落的文明，也可能是黄种人开创的，且与华夏文明一脉相承。

2、土砖对石块

现代考古资料证明苏美尔人，他们的建筑使用的是砖，这也很像中国人。遗憾的是，苏美尔文明的残迹同古埃及相比极为稀少。苏美尔人用泥砖和木料建造房屋，因此除了地基之外，他们的建筑几乎没有遗存。这也很像中国人。虽然在乌尔出土了早期王朝时期一些陪葬丰富的坟墓——形制为地下拱顶墓室，但苏美尔人并不像埃及人那样关心来世——这一切和中国的现状非常像，残存的古迹非常少，考古主要靠墓葬。苏美尔最著名的建筑是《圣经》上讲到的巴别塔，如今已不复存在。早得多的一座吉古拉特塔建于公元前3000年略早，比第一座金字塔还早几百年，它却在苏美尔地区乌鲁克的瓦尔卡幸存下来。土堆的斜坡通过砌筑砖石得以加固，高达12.19米。其上的台阶与坡道通向平台，平台上坐落着被称为白庙的圣堂，因其外墙砌以白砖而得名。而印度文明遗址哈拉帕也是砖结构，同样位于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当地土语意为“死人之丘”）建于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间，城市建设经过事先的规划、设计，布局严整，呈长方形棋盘格状——想一想西安城的布局。市区有四通八达的街道，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各宽八到十英尺，居民住房家家有井和庭院，房屋的建材是烧制过的砖块，室内有管道设备。这一古老文明是如何在数千年创造这一复杂的城市，所有的一切又是出自何人的规划？

参考一下，中国的城市建立得很早，夏朝就有大规模的城市（河南二里头遗址）；中国人的古老建筑特点也是以砖木结构为主，中国人很早就会烧制砖头，有秦砖汉瓦之说。中国的大型筑城活动，似乎超前于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

埃及、希腊、罗马都属于白种人建立的文明，其建筑都是巨石结构，从英国原始的巨石阵，到埃及的金字塔，从古希腊的神殿到西欧地区有堡垒的村庄都是用石头建筑。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河文明显然不属于此类巨石文化。这两古老文明都与白种人的巨石房屋结构有很大的区别。可能远古的黄种人部落和白种人部落分为两种技术阵营，巨石文化属于白种人，砖木文化属于黄种人阵营。

约在公元前2300多年时，游牧的塞姆族人从西部叙利亚草原地区东迁至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留下了西亚地区最早的大石遗迹，如在底格里斯河岸发现的“胜利石柱”和方锥体大石碑，其上刻有人物形象和“阿卡德文字”。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亚地区才出现了以巨大的石圆圈、列石、“鹿石”等为代表的大石建筑，其性质主要是作为墓葬的附属建筑或“用石块砌成象征太阳神的圆圈”，这些遗迹基本上集中分布于从咸海东岸高地到西伯利亚及外蒙古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巨石文化向欧亚大陆东半部的扩展同白种人部落的东进是同步推进的。

3、象形文字对字母文字

我们知道，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了人类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而印度河流域哈拉帕遗址发现的文字符号有500余个，也是象形的以及用方、圆等几何图案组成的，至今尚未成功释读（或许是方向错误）。而古中国也使用象形文字——甲骨文。中国的甲骨文字，迄今已发现3000多个，已考释出来的占半数左右，比印度河流的文字要多得多，这也显示了时间的进步。甲骨文不但有象形字，也有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假借字。它的字形自成体系，是比较成熟而系统的文字了。这表明，汉字发展到甲骨文阶段，已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了。这些都与以后由白种人腓尼基人创造的字母文字分属于两大类别。

黄种人主要使用表意的象形文字，今天的中国汉字还将继续使用许多年，为什么苏美尔人离开中东地区以后，后来的白种人放弃了使用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要知道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最为古老，而古老文化的惯性与同化力是很强的，结果反而是由中东地区以后出现的白种人，古老的腓尼基人创造出字母文字，并由欧洲的白种人古希腊人不断完善，再以后由古罗马人加以推广，才形成了今天的白种人国家普遍使用的拼音文字？

这主要是人种的更替，苏美尔人与白种人不同种，苏美尔人不是白种人，苏美尔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与白种人区别很大，当时文化相对落后的白种人无法用当时先进的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来充分表达自己的语言，所以他们借助了苏美尔人的字母另外创造一种表示语音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和记录白种人自己的语言，这其实在埃及人的文字那里已经崭露头角了。

中国人的甲骨文与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是同一类型的文字，形神两方面都甚为接近。生活在苏美尔人身边的白种人拒绝使用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而生活在遥远东亚地区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却使用与苏美尔人同样的象形文字，为什么？这或许也说明了苏美尔人与中国人的某种渊源。

4、消失或转移

苏美尔文明的历史优久且神秘，苏美尔人主要有十二个城市国家互相争霸称雄，年年征战不休，他们的兵力保持达数个世纪之久，这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非常相象。苏美尔人之间相互征服，但他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确实没有被任何异族征服过。但公元前2750年外来的闪米特人（白种人）在萨尔贡的联合下，征服了苏美尔人。一部分被征服的苏美尔人留下来与闪米特人建立了阿卡德帝国，而另外一部分苏美尔人悄悄离开了两河流域，下落不明。而此后不久，青铜期文明在印度河平原上兴起，然后又在黄河流域平原上兴起，一切都像谜一样。

但是苏美尔人经商的一些遗迹，以及他们居留地的一些遗迹，曾在印度西北部发现，虽然苏美尔人究竟是从陆地还是从海上到达印度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很可能是从海上去的，哈拉帕文明同样也来得突然，去得更突然，日后印度文献对它完全忘记了，因为入侵的雅利安人是白种人。哈拉帕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350至前1750年，后来的印度历史是从吠陀时代开始才有记忆的，雅利安人迁入印度后过了大约1000年才有文字。

而哈拉帕文明消失不久，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中国青铜文明的商王朝开始了。可以设想，可能一部分遭受外来入侵的哈拉帕人——苏美尔人迁移了过来，刺激了中国文明的萌发，就像前面所说商人所使用的甲骨文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字，之前已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期。

现在多数文献和考古发现都支持中国文明来自西方的某地，如甘肃、昆仑等说法偏多。而早期华夏族人的饰物“和田玉”就出产于新疆的昆仑山，而后才遍布中原大地，或许这也是苏美尔人从印度河流域沿昆仑山脉到达黄河流域的证据。此外，中国的青铜器也有从南方输入中原的痕迹，这也许是哈拉帕人——苏美尔人从海上进入中国的线索。

5、结论

黄种人最早从非洲走出，这一时期从欧亚大陆的东半部从西亚到中亚、印度、到中国都是黄种人部落区域。到白种人部落的入侵，黄种人的范围慢慢缩小到欧亚大陆的东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

黄种人创立了远古时代最早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并非是由印度南部的土著人创立，而是从苏美尔文明到华夏文明之间的一个中转文明。

在两河流域闪米特人（白种人）击败了苏美尔人（黄种人）以后，在两河流域建立了巴比伦王国，以后的入侵连续不断：有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他们的语言虽然分属雅利安人与闪米特人，但种族多是白种人，直到近代才稳定下来，由黄白混血的突厥人统治。

在印度河流域，先后遭受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马其顿人、安息人、塞种人和大月氏人的入侵形成了今天的人种博物馆。

创造人类最古老文明的苏美尔黄种人曾经生活在中东地区，后来被不断侵入的白种人干扰而迁徙到了印度河流域，最后到达了安静优美的东亚地区黄河流域。

苏美尔人、其神祇数量众多，国有国神，城有城神，家有家神，人们的每项活动，基本上都与神有关。在苏美尔人的观念中，连空气中都充满了神！除守护神外，家有家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总之，凡是人们想象所能及者，都有神祇可供崇拜。这与今天中国民间传说里的神祗概念不谋而合。“一个人在其童年打下的印记会伴随其一生。” 

（八）历史学家的总结

两河之间的那片土地，原名苏美尔，伴随帝国的幻灭，后称巴比伦。古希腊人说，美索不达米亚是人人向往的天堂，《圣经》中的伊甸园就在这里。

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两河流域的文明繁盛约两千年之后才出现的，并成为后来中国文明的中心。

这两种古老文明的交集更多表现在对人种起源和文化传播的争论上，这里单纯就其文明的起源与特点进行简单论述。

1、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是整个两河文明中最早，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产生的文明，其开端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约结束于公元前2000年，被闪族人建立的巴比伦所代替。

灌溉农业体系成为两河流域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命脉。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湍急的河水。灌溉网络的建立，要求社会组织的干预，某些聚落因此发展为拥有宗教显贵、军事首领、政治首脑的城市。这些城市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包容了政治、经济、宗教中心，在强大聚合作用下，城市国家形成了。

城市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原始民主制”，从群众中选派出的战争领导人其权力具有临时性和限制性，当军事危机度过之后，他就要放弃权力回归普通民众。然而当军事冲突不断发生，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之时，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便越来越长，其角色特征就发生了本质变化，失去了原先的暂时性而成为世袭君主。祭司的地位因此受到冲击，其社会管理职能让渡给了国王，而传统的议会则渐渐被世袭的王权所排挤、取代。

两河流域内“支离破碎”的地貌特征导致了各城市国家只能控制自己周围的小片地区，而不可能马上形成带有集权色彩的大一统，同时来自原始民主制的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亦从本质上抑制了集权的形成与发展。这种“碎裂化”可认为是苏美尔文明在政治格局方面的特点。

大约公元前3000年，是建立君主时代的历史，同时也是苏美尔城市国家“诸国争霸”的时代。公元前2900-2400年前后早王朝时期，占有肥水良田的大家族不断从败落家族手中买进土地，形成社会的巨富贵族领导层，真正具有阶级分化意义的社会转变的出现奠定了王权确立的基础，这是真正意义的早期国家。早期国家出现的根本动因——买卖土地——使这类国家颇具封建色彩。 

公元前2371—2316年，出自闪米特语系族群的萨尔贡，利用宗教和正规常备军，开始征服各城邦，彻底打破旧的城邦各自为政的体制，形成统一的、扼守欧亚、亚非大陆交通咽喉的贸易帝国。

文字始终是苏美尔文明的一个特征。人们一般将文字出现作为衡量文明是否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观之，两河流域确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以苏美尔为中心的“楔形文化圈”，犹如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的“汉字文化圈”，因此也有人把楔形文字称为“古代东方的拉丁语”——一种世界性的语言。 

2、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在其早期阶段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在中东文明的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问题目前尚不能回答——也有看法是反向的影响，就是说苏美尔文明是受到中国文明影响的，因为某些学者认为苏美尔人的语言与汉语相似。但是此说无法解释何以黄河流域的文明出现晚于两河流域的文明，且在时间上延后约两千年。

中国文明的起源，并非以黄河流域为单独发展的基础，由于其与两河地区完全不同地理位置因素——东临太平洋，西北依托欧亚大陆，尤其是幅员极为辽阔——在生态环境方面具有更多选择性，也因此导致了不同文化选择的文明起源的多元中心。南北方气候大相径庭，社会复杂化的具体机制也就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中国文明起源中心集中在东部平原地区，也就不存在两河流域“碎裂化”特征，政体表现出文化区内的集权化——向成熟的早期国家过度，而非原始民主制的城市国家。

在文明起源阶段，宗教和巫术的区别不过在于前者是信仰，是描述性的概念，而后者则具有相当比例的功利性，但二者都是针对一种超自然力量。超自然力量来自对自然的崇拜，而对自然的崇拜和神化，则多由于自然灾害的频繁。

苏美尔人和其后继者的宗教信仰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的影响。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河水泛滥的周期性，而是泛滥的时间和洪水量的不可预见性。在苏美尔人的眼里，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不是一位慈善的神，而是一位恶毒的神。而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的干扰与破坏所带来的影响则要小得多——如龟甲兽骨多是占卜吉凶祸福。另一方面，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巫术的意义与政治权威高度相关，无集权社会巫术的重要程度远大于社会——由于缺乏控制行为的集权的政治方法，巫术便代而成为控制方法。

由此可以解释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祭司在政治生活中并不占有领导地位。而与苏美尔人的自然崇拜及其神化相对的是中国人的人间崇拜及其神化，即对统治者的神化。

古希腊人则相信，对统治者的神化代表了人民的由衷的屈服。

综上所述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相对于苏美尔文明的“王权晚出”，中国文明从其起源到形成，一直带有集权色彩，而完全不同于市民做主的“原始民主制”城市国家政体制度。

殷墟中发现的表意文字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文字系统的连续性保证了文明的连续性。此外，与苏美尔象形文字不同的是，中国文明的表意文字是同祖先崇拜和占卜术联系在一起的。

结论

不单是文字书写系统，法律、行政、宗教领域，乃至语言、文学、教育等领域，现代社会都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波斯人、腓尼基人、希伯莱人、希腊人、罗马人、欧美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苏美尔人的继承者。

两河文明的人们与其他古代民族不同的是：他们创造出了一种由中庸与平衡来调节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理性和想象、自由和专制、知识和神秘之间达到一种可实践的中庸之道。

中国文明的居民相对于其他古代民族不同的是：他们从诞生之日起至今未被中断，这是埃及、两河文明所缺少的，甚至印度文明也被雅利安入侵者一再中断和扭曲。中国这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来自自然环境的多样化和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过，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人类取得很多成就。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

（另起一单页）

下卷

 [英]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

《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1973〕

摘录与评论

本书下卷是作者谢选骏对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的评论和摘录，摘录篇幅约占原作的一半，可以视为《人类与大地母亲》的一个节本。

（另起一单页）

导读

全球政府与大地母亲

谢选骏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1975年去世，在他去世前三年，1972年春天，我碰巧在处理废旧书籍的地方买到了他的《历史研究》一书的索迈维尔节缩本，那是林彪死后毛泽东专制开始松懈之下的“一个小阳春的礼物”，否则这样的售书活动是会遭到严厉禁止的。这本书一共三册，是和其他一些书一起买回来的，当时花掉了人民币四十多元，是我当时月工资的两倍，也让我终生受益非浅。这要感谢我父母的开明。

汤因比的晚年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1973〕，我则是在二十一世纪才有幸看到的，与《历史研究》，提供的新东西并不很多，但是更为深入浅出，因为它不是研究性的，而是描述性的，是把研究结论融化在叙述之中的。但它却提醒我，需要把我自己那些积攒了将近三十年的手稿拿出来发表了。这些手稿包括现已整理出来的《全球政府论》、《新王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三部著作，约二百六十万字左右。

与《历史研究》一样，《人类与大地母亲》也指出现代主权国家的不合理性质：

“国家的通常类型是地区性的主权国家，并且有许多同类的其他国家与之并存。今天，全球大约有一百七十个这样的国家。其政治结构同公元前三千纪苏美尔的国家相同。

地区性主权国家是一种难于掌握的机构。它们是两头落空。一个城邦国家（这不是指某个民族国家，也不是指许多城邦国家组成的联盟或许多民族国家的联盟），如果过于大，就不能使其社会基础建立在那种使人具有家庭感的个人关系之上。另一方面，最大的地区性国家仍只是许多同类国家中的一个；它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却不能提供和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有许多地区性主权国家互相并存，它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种战争状态总是要由武力建立的某个帝国带来的强制性和平作为结局。这个帝国消灭了战争中的地区性国家，拥有像人类文明中心那么大的幅员辽阔的疆土。法老的埃及文明是在该文明产生之际，以武力在政治上统一的唯一例子，它没有经过地区性国家之间持久的预备性的战争较量。它的重要意义是，在迄今出现的所有文明中，这种文明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人类与大地母亲》八十章）

《人类与大地母亲》还指出：

“当今世界上的地区性主权国家，都没有维持和平的能力，也不具备把生物圈从人为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或保护生物圈的非替代性自然资源的能力。政治方面的这种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人类文明世界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在过去的五千年中，人们所一直需要的，在过去一百年中在技术上一直可行的（虽然在政治上还不可行），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体。这种政治体应由新石器时代的村社那种规模的社会细胞构成，因为在这种规模之内，每一个成员即是世界之国的一个公民，而他们个人之间仍便于彼此沟通。尽管如此，人们今天已不能用野蛮的、毁灭性的军事征服的传统方式来实现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统一了。1945年，尚未实现政治统一的人类世界，曾遭到新发明的核武器的突然侵袭。人类文明世界是不能通过使用这种致命的武器来实现统一的。毁灭，而不是统一，将是世界核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

苏美尔、希腊、中国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记载说明，一个主权国家群体仅仅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政治结构。在人类拥有核武器的时代，政治统一只能是自愿地进行。显然，人类现在只能是勉强地接受它，所以，似乎可能的是，这种统一将推迟到人类自身酿成更大的灾难之时。这种灾难将使人们最终默然同意建立全球政治体，因为它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会小些。”

当然，汤因比的言论并不是圣经，不是上帝的启示，但毕竟是建立在他那一代人类最为前卫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当然我也注意到，《人类与大地母亲》虽然代表了汤因比那个时代的人类的前卫思想，但有些方面毕竟落伍了。在谈到达尔文的成就时，他没有提到华莱士，却大谈黑格尔，好像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真能指导自然科学似的：

“达尔文的革命性成就不在于他对生物变化的机械论的说明，而在于他表明生物圈中的生命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达尔文的生物学成就论证了黑格尔（1770－1831年）在哲学上已经提出的理论。黑格尔用‘正题、反题、合题’诸思辨概念，把处于时间变化过程中的生命描述为繁衍后代的性行为的现象，而这些后代则赋有从父母双方得来的特征。孟德尔（1822－1884年）发现了遗传规律。他力图用大量概念来系统表述这些规律，并在1864－1866年发表了自己的成果。但是达尔文一直不知道这些发现，直到1900年之后，它们才受到人们的重视。”（同上八十章）

在某些方面，汤因比甚至差点落入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人类”的陈腐思想。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八十一章中，他用一种典型的十九世纪的腔调说道：“当人科变为人类之际，他就已经失去了一切固有的自然肉体方面的武器和装备，但却获得了能够进行思维和筹划的自觉的理智，并同时获得了两个自然器官——大脑和双手，这是他借以进行思考和筹划以及运用身体行动达到预期目的的物质工具。工具同人类的意识是孪生兄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使人类能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生物圈的竞技场上自立。”

难怪他无法理解这一事实：“大约在四万年前，至多不早于七万年前，人类在技术方面出现了相当突然和快捷的进步。虽然我们不了解它的原因，但考古学成就已确证它的存在。”

不错，汤因比毕竟比马克思主义高明，没有对他自己还不明白的事情断然结论，而敢于坦诚“我们不了解它的原因”。事实上，使得大脑和双手这两个自然器官得以演化的“原因”，正是人类特有的语言，以及产生了人类语言的一个偶然：人类特有的发音器官。在语言的协调下，大脑和双手在社会合作中日益发展，旧石器晚期改进系列工具的进程，成为可能。

从那时起，技术的持续进步才成为可能。后面的故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

旧石器时代晚期改进了工具、弓箭，驯养了狗；在新石器时代，工具得到更好的改进，与之相随的是驯育了更多种类的动植物，发明了纺织、编织和制陶工艺；到了公元前五千年，航海、车轮、冶金和文字开始出现；二百年前工业革命开始，机械化方面出现了巨大的进步。

公允地说，汤因比的局限性大多是时代的限制造成的，例如，语言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力、发音器官对于语言发展的影响力，主要是在他死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二十世纪末叶，才发现的。而在他那个时代，他无疑是最为通达的思想家，就那个时代所拥有的知识和见地，他已经尽其所能了。

所以他说：“在历史的这一刻，我们人类也许会对昆虫社会发生兴趣，产生羡慕之情。它们遵从自然，彼此间在广大的范围内互相合作。单个的蜂、蚂蚁或白蚁，使自己服从于其共同体的利益并为之而献身，它们的自我牺牲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外部强迫的。这是昆虫心灵机制的本能。”

“幸运的是，人的社会交往并未限制在满足前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个人关系的狭小范围。一个人在他发现任何一个处于苦难中的同类时都会有怜悯之心，即使用一句部落语言来说，这个人是一个‘外人’。一个人会对任何一个病人和迷路的孩童产生恻隐之心，并会给这些落难者以帮助。在诸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那样的国家里，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视为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统治；其臣民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国家的公民，而不是外来征服者的牺牲品。传教士们打算把福音传遍整个人类，中国哲学家墨子则宣扬，人类应该相爱，并以无私的忠诚来为一切同类谋幸福。孔子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孟子曾反驳道，墨子的教条是无法实现的。孟子拥护孔子维护等级礼制的理想。但是，经验说明，由个人相识而激发的爱和仅仅根据一般的人性需要而产生的对所有同类之爱，并不是社会交往共同和唯一的表达方式。在印度，爱的范围受到种姓障碍的限制，但这种范围仍扩展到了包括对与人为伴的各种生命物的爱。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文明世界中，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

1973年，汤因比已经八十四岁了，但是他依然尖锐能够地指出：“显然，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在过去的五千年中，地区性主权国家制度在满足人类的政治需要方面曾一再失败；同样也没有人愿意承认，在一个全球性社会中，这种制度必将被再次证明是昙花一现的，而且这次将比以前更为确凿。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彼此分隔的各部分在技术和经济领域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依赖，但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数量也同时增加了一倍多。”

他回顾历史说：“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竞技场上处于战争状态国家中的一员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在忘掉自己历史上那残酷的一页：那时，中国自身成了地方诸侯国家的战争竞技场。另一方面，中国人似乎对自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以来的历史十分敏感，因为他们正尽力避免国家机器同农民的疏远。而农民，自汉武帝即位以来，便成为‘中国的悲哀’。”

这是因为，“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中国领导人是否能获得更大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

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我们不会忘记，1973年的中国正是黑暗之极的毛泽东晚期。显然，汤因比并不了解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恐怖，而基本听信了毛派宣传，把毛泽东的个人欲望错解为“理想主义”了。如果剥除了毛派的冒牌宣传，就能发现毛泽东的“革命”，是一种比之中国帝国时代历史上的“错误的循环”更为恶劣的“循环中断”，因此注定了是一种短暂的痉挛。

《人类与大地母亲》结束于一种深深的期待之中：“生物圈包裹着地球这颗行星的表面，人类是与生物圈身心相关的居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们——诸多生命物种里的一员。但是，人类还具有思想，这样，他便在神秘的体验中同‘精神实在’发生着交往，并且与非此世界具有的‘精神实在’是同一的。人类具有思想意识，他能明辨善恶，并在他的行为中作出选择。在伦理领域，人类行善或作恶的选择为他记下了一部道德帐册。我们不知道每个生命短暂的人在其离开人世时能否了结这笔帐，抑或是像印度教和佛教认为的那样，这笔帐能通过潜在的无限轮回得以延续。对于构成人类社会的现世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网来说，这本帐簿还具有开放性，并且，只要人类允许生物圈继续成为可生存之地，它便将继续开放。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

这一期待使我想到：“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其实就是现代科技文明和商业文明的显著特点。这不是说别的文明没有贪欲，而是说别的文明缺乏实现贪欲的那种手段，而是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恰恰把实现贪欲的手段，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此看来，要有效地抑制文明的贪欲，就必须削弱现代文明实现这些贪欲的手段。换言之，只要有足够的手段，就没有人能抗拒诱惑而不去作恶，这是不能以简单的善意来加以化解的。

此外，主权国家的庞大体系，也是现代文明的一大特点，因此，“消灭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限制和削弱现代文明，从而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更加倾向于自然一边，也就是倾向于大地母亲一边。只有这样，已经陷入病态的大地母亲，才能恢复健康。

全球政府是大地母亲的护卫者。

2009年10月13日

（另起一单页）

 

序言

（谢选骏指出：本书的前提似乎是赞同了这一观点：“人们既然把历史看作只是导致西方优势的一系列特殊事件，如今也就可以更为精确地为它划定界限了。”如果这是确定的，那么显然，这是一本西欧人写的、西欧中心论的历史概述。这种概述不是说不可以，而是必定有其局限性，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清楚了：本书只是某些西欧人对于“历史”的看法，而不是历史本身。）

 

人们既然把历史看作只是导致西方优势的一系列特殊事件，如今也就可以更为精确地为它划定界限了。以色列人及其后裔犹太人至少在公元70年以前无疑是历史的参与者，因为他们的历史是罗马天主教与新教历史的前奏，而这正是西方的宗教。同样，古代希腊人无疑也参与了历史。古代希腊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创立产生了影响，不仅哲学，古代希腊的文学、造型艺术、建筑也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文化提供了灵感。

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两个主要来源。它们彼此之间的接触，导致了西方文明的产生。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历史学家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无穷地追索其源头。但是，在1897年之前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60年中，西方考古学家使一些早已被遗忘的前以色列时期和前古希腊时期的文明重见天日。例如，法老时代的古埃及文明、亚述文明以及最近发现的迈锡尼文明。考古学家对这些更为古老的文明的再现是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但如果能够证明这些重新出土的文明，曾对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作出过贡献，那么它们就有资格被载入史册。

追溯从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到1897年的西方化世界的历史，似乎是轻而易举的。犹太人和希腊人早已被并入罗马帝国。这是基督教的政治源头。罗马帝国在它的西部诸行省垮台之前就皈依了基督教。这些前罗马帝国西部领土上蛮族征服者皈依了基督教，导致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从公元后第15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的不断扩张。从此以后，随着世界其他部分被纳入不断扩展的西方的疆界之中，这些地区也被带进历史的范围之内。

如此地回顾历史，在1897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那时，似乎西方在全球所取得的优势将会永世长存。到1973年，人们仍能感觉到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之史无前例；但如今似乎又感到，这种优势也将像从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规模稍小些的世界优势那样转瞬即逝。如果西方的优势只是昙花一现，人们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整个历史功德圆满的结局。历史的范围也就不能仅限于西方文明的历史履历。这种人为界限的取消已揭示出，历史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而人们在1897年描绘的历史画面则将这一情形置之不顾。那时，人们觉得这种画面已经包容了与当时人类事务有关的一切。

人们可以选择任何事情加以叙述。人类的才智尚不足以在一种全景视野中将所有的事情兼容并蓄，必须有所选择，但选择必然是武断的。而且，用以选取的信息越丰富，对研究者作出的选择就越有争议。……

……我总是试图抓住这种机会进行全景式的考察。使旧大陆的地平线得以扩展的实例有：公元前6世纪精神生活的新发展，希腊文明在亚历山大大帝赫赫战功之下的广泛传播；公元13世纪蒙古征服者对旧大陆几乎横贯东西的政治统一。安第斯历史上与之相应的时期则以查文文化和蒂亚瓦纳科文化的“地平线”为代表。但是，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期间的大部分时期，人类所居住的每一个地区是彼此分离，单独发展的。相互隔离、彼此区分，多于相互交往和彼此同化。各个地区性文明同时并存却互不相干。

这就是一部叙事史著作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历史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不得不记录下同时发生的许多事件。笔者只得模仿杂耍艺人在空中同时抛掷几个小球的技艺。我让每个地区的历史依次抛起又落下。当我论及每一个特定地区的历史时，不更多拘泥于地区历史的连续性，这样才得以大致按编年顺序使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

第一章 自然现象之谜 

（谢选骏指出：“自然现象之谜”这个词用得很好，它说明这是某些人类对于自然现象的看法，而不是自然现象本身。因此，其中关于“落后”与否的说辞，其实也是一种片面的看法，而不是真的事实。）

人在受孕于母腹并呱呱坠地之后，婴儿可能会在他获得自觉意识之前便夭折。直到20世纪之前，婴儿在产生意识之前这个阶段的死亡率一直是很高的。甚至在那些较为安全和较为富裕的社会，在那些医学普及、设施完善的社会，婴儿死亡率也同样是很高的。进入近代以前，婴儿死亡的比率与兔子不相上下。而且，一个孩子即使存活到建立了思维以后，仍然可能夭折于生命的任何阶段，或许是死于蓄意杀害，或许是死于某种事故，也可能死于某种疾病，以及死于某种伤害。而每当处于这种特定的时空之中，医疗技术和设施无计可施，不能起死回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尽管如此，在医学和社会各方面都较为成熟的社会中，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多数相对落后的社会在这方面也已开始有明显的提高。今天，一个人可以在他生命的七八十年中一直处于有意识的状态。直到死亡，这种意识之光才会熄灭，或者是在肉体死亡之前，由于精神衰老而使意识之光趋于暗淡。在这意识之光闪耀的七八十年中，人可以意识到周围存在的各种自然现象。这些现象向他提出许多难解之谜。尽管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判断能力获得了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一些基本的难解之谜仍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最近，科学家正在探索某些物质的化学成份和构造。它们是赋予物质以生命和赋予生物体以意识的物质条件。科学的进步带给宗教信徒的似乎可能是一些否定宗教的发现，由于它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相对立，因而遇到了强烈的抵抗，尽管传统的观念是尚未证实也无法得到证实的。现在几乎再也无法使人相信，人类所意识到的自然现象，是由一个与人形似的造物之神的指令而存在的。这种传统的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仅是出自对人类活动的牵强类比。人们将现存的无生命的“原料”加工成型，制成工具、机器、衣服、房屋和其他制品，并赋予这些制品某种该原料所不具备的功能和类型。功能和类型是非物质的，从物质属性方面而言，它们是从无到有被人创造出来的。既然与人形似的造物之神的存在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那么用与人类一样的创造活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存在，就不再能令人信服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能以令人信服的说法取代这种早已站不住脚的传统假设。

我们对生命及人类意识与意志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的了解虽然有了进步，但这并未能使我们理解生命和意识本身所具有的本质及目的（假如存在目的的话）。它们彼此间的存在形式不尽相同，并且，正如我们所知，与那些与之相关的有机结构物质的存在形式也不相同。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个活着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具有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精神世界，而这个精神世界则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物质的躯体之中。每一个活着的人，精神和肉体都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总是彼此契合，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又总是让人难以理解。

为什么有些物质现象一度会与生命结合（如其之于所有生物物种），或一度会与意识结合（如其之于人类），而另一些（显然在宇宙物质总量中占多数）却永远是无生命和无意识的？在时空的溪流中，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也就是说，在暂时包裹着我们这个来去匆匆的行星的脆弱的“生物圈”中，生命和意识是怎样与物质发生联系的？为什么寄寓于有机物中的生命总是设法使自己永远生存下去，寄寓于有性别的和终有一死的生物体中的生命，总是使自己得到繁衍？所有物种的保持，显然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难道是物种或其中每一个体所固有的本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某些有机物成分，在获得有机物特性前，或失去有机物特性后，又不具备这种固有的努力呢？须知这些有机构成，只是它们自身历史中一个短暂的插曲。如果这种努力不是固有的，而是从外部引入的，那么，如果排除了神灵造物之功的假设，引入这种努力的媒介又是什么呢？

现在，假定我们接受有机物在结构和功能上产生变异的事实；假定我们也接受达尔文的有关假设，他认为，自然选择在足够的时间里充分利用了变异，这种变异足以说明为什么生命会分化为各种各样的物种，为什么有些物种得以成功地生存下来，而另一些则失败了；即使我们承认了所有这些说法，变异本身仍未得到解释。变异是偶然发生的，还是注定要发生的？或者是违背了一种注定的事情？或许如果我们向被认为不具有意识、不具备制定计划能力的自然现象提出这些问题，根本就是不恰当的？假如允许我们用这些拟人语汇讨论非人类的物种问题，我们将会遇到更多的难题。物种的变异倾向与物种保持自身生存或进行自我繁衍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物种的目的真的是保持自身的种属吗？那么，变异是否是这一目的的失败？或者，物种是注定要发生变化的，而保持原种属的做法仅只是惯性对这种变化的阻碍？

生命分化为不同的物种，造成一些物种之间的竞争和另一些物种之间的合作。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关系，哪一种是自然的最高法则？在无意识的物种之间，合作和竞争都不是出自有意的选择。但对于人来说，选择是有意的，人能够意识到是非善恶之间的区别与对立，人类的选择与此紧密相关。这种道德判断显然是人所固有的自然本质，其他物种则不具备。那么，这种道德判断又来自何方呢？

人类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生物。他富于是非观念，道德的力量促使他择善而行，即使他抗拒这种力量，也不得不这样去做。那么，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意义何在？人总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因为自己的意识对于本人来说，是观察宇宙中精神和物质景象的出发点。人还有这样的自我中心意识，即认为他的自然冲动是力图使宇宙的其他部分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宇宙的真正中心，来去匆匆，转瞬即逝，他的良知也告诉他，就把自己看作宇宙中心这一点而言，他在道德上和理智上都铸下了大错。

上述这些，就是人类意识到的自然现象向人们提出的难解之谜。科学也许会继续发展，也许不会。科学将取得进步还是陷于停顿，这不是人们的能力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增进科学知识，并把它们运用于进一步发展技术方面，人的智力似乎没有任何限制。科学技术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是否仍然一如近世以来所做的那样，充分估价并慷慨酬劳人们的科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取决于具有最高智力水平的人们是否仍然关注科学和技术。这并不是想当然的事情。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风尚都在发生变化。可以想象，宗教或艺术在最有才干的人们心中或许会再次变得至高无上，正如过去在许多时期和地方曾经出现过的那样。但是，即使科学仍以现在的速度继续发展，它的进步可能也不会超过过去和现在所企及的范围。关于宇宙运转方式的知识也许会有所增加，但在宇宙为何这样运转、或是宇宙为什么存在这些问题上，未来的科学恐怕不会使我们比过去了解得再多。

尽管如此，人类一息尚存就只能在生物圈中生存和活动，因此，即使他不能从科学中得到答案，即使他相信只有科学知识才是唯一正确的知识，生存和活动的需要仍会迫使他为这些自然现象之谜找出暂时的答案。对科学的这种信念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不过，在科学的范围之外寻找到的答案的确只是无法验证的宗教信仰所为。它们不是理智的论证，而是宗教的直觉。所以，将来也许会像过去一样，生活将迫使人们用直觉的和无法验证的宗教词语来回答那些基本问题。从表面上看，宗教在产生科学之前和产生科学之后的表达方式像是彼此分开的两极。过去，每一种宗教表达方式都始终与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所赖以产生的其时其他的理智观念相协调。但宗教的本质无疑与人性自身的本质一样是永恒的。实际上，宗教正是人性所固有的独特品质。由于人类独一无二的意识本能，使他际遇了种种神秘的自然现象提出的挑战，而宗教正是人类对这些挑战作出的必然反应。

 

第二章 生物圈 

 

（谢选骏指出：这里说，“‘生物圈’一词是德日进所创造的”（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法国人，法语名字为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年—1955年，汉文译名德日进）。这也许是真的。但是类似“生物圈”的概念却古已有之。例如《庄子·逍遥游》说：“《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据此，生物圈也可以叫做“生物息”。“生物息”也许比“生物圈”更能说明“生物世界息息相关”。例如“人类之间也互相捕食”正是一种古老的人际交流。）

“生物圈”一词是德日进所创造的。这个新词是科学知识和物质力量发展已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产物。生物圈是指包裹着我们这个行星地球（事实上的确是个球体）表面的这层陆地、水和空气。它是目前人类和所有生物唯一的栖身之地，也是我们所能预见的唯一的栖身之地。

生物圈的规模极为有限，因此它所包含的资源也很有限，而所有物种都依赖于这些资源维持它们的生存。一些资源是可以更新的。另一些则是不可再生的。对任何物种而言，如果过份使用可更新资源，或是耗尽了不可再生的资源，都会导致自身的灭绝。许多已经灭绝的物种在地质记录上留下了它们的痕迹。与迄今仍然存诸于世的物种相比，它们的数量多得惊人。

生物圈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体积相对来说很小，它所提供的资源也很稀少。通俗地说，生物圈是很薄的。它的上限也就是飞机所能飞行的最高高度，下限就是工程技术人员在坚硬的地表之下所能挖掘到的深度。在这个范围内，生物圈的厚度与地球半径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就像是蒙在地球表面上的一层纤细的皮肤。太阳的行星依各自的椭圆形轨道围绕太阳“旋转”，地球远不是其中最大的行星，也远不是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而且，我们这个太阳只是构成我们这个星系的无数太阳中的一个，我们这个星系也只是众多星系中的一个，而这样的星系到底有多少（随着望远镜视觉范围的扩大，我们知道的星系的数量越来越多）尚未可知。因此，与人们已经了解到的宇宙规模相比，生物圈的规模简直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生物圈的年龄不像它所包裹着的行星那样古老。它是在地壳冷却下来，原有的一部分气体变成液体和固体之后很久才形成的，我们可以把它称做地球的晕圈或锈迹。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太阳系中唯一的生物圈，或许太阳系中从未存在过，也将永远不会出现任何其他的生物圈。当然，太阳系与我们的生物圈一样，只是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宇宙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也许除我们这个太阳以外，无数其他的太阳也有自己的行星，这些行星中，可能也有一些像我们这个行星一样，其围绕太阳旋转的距离，正适于在其表面生出一层生物圈。即使可能存在这样一些生物圈，也不能肯定它们会像我们的生物圈一样确实有生物存在。在一个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地方，这种可能性并不一定能够真正成为现实。

人们已经发现了有机物的物质构造，但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生命、意识和意志的物质载体与生命、意识和意志本身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不知道生命、意识和意志是怎样在地球表面出现的，以及它们出现的原因，但我们现在已知，由于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相互作用，生物圈的物质构成重新分配了空间，并重新实行了化学组合。我们知道，“原生”生物体起源的作用之一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过滤，这种过滤使源源不断地来自太阳和外界其他来源辐射生物圈的射线，以一种不仅能为“较高级”的生命形式接受并且适于这种生命形式的强度进入生物圈（所谓“较高级”一词，即指接近于人类生命的形式，这是一种相对和主观的用法）。

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生物圈中的物质在特定时刻内是有生命的，而在另一特定时刻又是无生命的。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物质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相互交换或“再循环”。在特定时刻有生命的物质中，有些是植物，有些是动物，在动物中，有些种属是非人类的，有些是人类。生物圈通过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维护而获得的力量平衡实现存在与生存。生物圈的各种成分是互相依赖的，人类也和生物圈中所有的成分一样，依赖于他与生物圈其他部分的关系。在思想上，一个人可以把自己与其他人相区别，与生物圈的其他部分相区别，与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其他部分相区别。但是人性，包括人的意识和良心，正如人的肉体一样，也是存在于生物圈中的。我们从未见过任何单个的人或者人类可以超越他在生物圈中的生命而存在。如果生物圈不再能够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人类就将遭到种属灭绝的命运，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也都将遭受这种命运。

此外，即使在我们的星球之外，在宇宙的某个地方还能找到其他生物圈的话，距离我们行星最近的可能也会有几亿光年之遥。在我们这一代，已经有人登上月球表面，并在上面短暂停留之后，生气勃勃地重返地球。这是科学技术的丰功伟绩。鉴于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远不如像驾驭非人的大自然那样成功，它更显示了人类在社会性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于预测未来并选择我们在地球上的政策，这一成就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教益。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距离地球比其他星球近得多。但让几个人在月球上登陆几个小时却需要成千上万的人精确协调和热情合作。它还需要花费大量的物质资源，并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勇气和能力，而后者正是人类最杰出最珍贵的资产。即使人们能够证明月球上的资源就像美洲大陆一样丰富，开发这些资源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算的。地球人向月球进行永久殖民是不现实的。人体所具有的物理结构使人能够承受地球质量的引力和地球表面空气的压力。人需要有机的食物，必须以动植物为食。欧洲人在公元10世纪从斯堪的纳维亚、15世纪从西班牙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时，人类生活的所有这些特点和必需品在美洲都是齐备的。在那里，他们还遇到了其他的人类，他们早在欧洲人之前就已经到达美洲，并且在那里安家落户。这证明，地球上的这些陆地是适于人们安身的地方。

月球则不适于任何形式的生命居住。也许可以成为人类资源来源的这个月球是个无机物体，甚至从未存在过任何有机物质。为了开发利用月球物质，人们必须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在月球上安营扎寨，辛勤劳动，将这种物质从月球运回地球。这可不像把烟草从美洲运到欧洲，把玉米和马铃薯等作物移植到欧洲和亚洲那么经济合算。这些作物都是先于欧洲人从大陆另一端到达美洲的人在当地培植起来的。

尽管月球和比月球更远的其他行星都不适于我们生物圈的居民居住，但可以想象，其他星系的某个太阳系中可能会有一个适于我们居住的行星。但即使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从我们这个生物圈驶向这个星球也是不可能的。假设我们能够发明在宇宙中航行的办法，在太空行驶的过程中不至被吸入那无数个太阳的熊熊燃烧的熔炉之中，这一航行可能也会需要100年。因此，我们应该设计这样一种飞船，使乘客可以在船舱内生儿育女，这些孩子又能在船舱内长大成人并且养育他们的子子孙孙，直到这个飞船着陆并把第三代或第四代子孙送上这个星球为止。而且，即使到达并且登上这个星球的这一代人能够在这个假想的生物圈中找到可以呼吸的空气，可以饮用的水、可吃的食物、可以承受的气压和引力，他们用以从一个生物圈飞往另一个生物圈的这个飞船（一个现代的诺亚方舟），也必须配备足够的空气、食物和水，以便于孙后代能够在船舱中生活一个世纪。看来这个童话般的航行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

因此，我们现有的知识和经验表明，生活在地球表面这一生物圈中的居民，将会永远居住在这个星球上。我们所知的生命形式就是在这个星球上出现的。因此，就算宇宙中存在着适于我们居住的其他生物圈，人们也不可能进入这些生物圈并向那里移民。没有人会去考虑这类事情。这样的幻想不过是个乌托邦。

如果我们确实认识到，迄今一直是我们唯一栖身之地的生物圈，也将永远是我们唯一的栖身之地，这种认识就会告诫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和努力集中在这个生物圈上，考察它的历史，预测它的未来，尽一切努力保证这唯一的生物圈永远作为人类的栖身之处，直到人类所不能控制的宇宙力量使它变成一个不能栖身的地方。

现在，人类物质力量的增长，已足以使生物圈变成一个难以栖身的地方。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造成这种自杀性的后果。另一方面，人类的物质力量又不能保证，只要我们不去摧毁生物圈，生物圈就永远能够作为人类的栖身场所。这是因为，生物圈虽然是有限的，却不能自给自足。大地母亲不是通过单性生殖产生生命的。她是通过一位父亲获得生殖能力的。这位父亲就是太阳，它就是埃及法老阿肯那顿的阿吞神，即“太阳的光盘”，也就是从奥勒利安到君士坦丁大帝的伊利里亚罗马皇帝们的“不可征服的太阳”。

生物圈中所蕴藏的物质能量是生命的物质源泉，也是无机自然界迄今为止一直向人类提供可资利用的物质力量的源泉。它不是在生物圈内部产生的。这种永久的物质能量，来自太阳以及其他宇宙源泉的辐射。在接受这种来自外界的充满生机的射线时，生物圈只扮演选择者的角色。我们已经谈到，生物圈要对这些射线进行一番过滤。它接受那些能够养育生命的射线，排斥导致死亡的射线。只有在这种过滤没有失灵，射线来源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来自外界的射线才是有利于我们的生物圈的，而我们的太阳和宇宙中的其他太阳一样，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可以想象，在将来的某一时候，宇宙中太阳或其他星球的种种变化将会改变投向我们生物圈射线的作用，致使生物圈变得无法存身。一旦生物圈面临这种灾难，人类的物质力量也许还未能强大得足以抗拒这种宇宙力量作用的致命变化。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构成生物圈的诸种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实质。生物圈具有三种成分：第一种是不具备有机物质结构因而从未获得生命的物质；第二种是活着的有机体；第三种是曾经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目前仍保留着一些有机性和有机能力的无生命的物质。我们知道，生物圈的年龄比它所覆盖的地球年轻；我们也知道，在生物圈中，生命和意识出现的时间并不像与它们相关的那些物质那么早。目前构成生物圈的那层物质曾经一度全都是没有生命和没有意识的，地球上的多数物质现在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生物圈内的一些物质最终是怎样变成有生命的物质的，以及这种变化的原因，也不知道这些有生命的物质怎样及为何会在以后的阶段中获得意识。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提问，生命和意识是怎样被赋予形体的？为什么会被赋予形体？但这种问题同样是困惑着我们的未解之谜。

生物圈中丧失了有机成分构成的物质多得惊人，它们向人类提供了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一些最重要的资源。众所周知，珊瑚礁和珊瑚岛是由无数的微生物建造的，众多的珊瑚积少成多，造就了这种坚固耐久的岩礁。在极其漫长的过程中，它们明显地扩大了生物圈中的陆地面积，扩大了非水栖类生物的生长范围。这些体积微小、数量众多、不屈不挠的生物建造起来的岛屿，总面积比火山活动的强大力量所造成的陆地还要大。火山活动同珊瑚你追我赶，争相在水下堆积起坚固的物质，直至形成一个个岛屿浮出海面。

人们也都知道，煤是树木遗骸的产物，而这些树木曾一度茂盛生长。肥沃的土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蚯蚓爬过和各种细菌的堆积而获得肥力的，它们提高了土壤向植物提供养份的能力。但如果一个地质学家告诉一个门外汉，在这个生物圈中，在那高低不平的地平线上映入眼帘的石灰石山脉，是由一些水生动物的甲壳或骨骼在早已消失的海床上长年沉积而造成的，地平线上沉积的这些曾经是有机体的物质是在近期内（就地质学的时间尺度而言）由于地壳的收缩而扭曲变形，变成现在这样纵横褶皱、蜿蜒起伏的形状，这个门外汉还是会大吃一惊的。如果这个门外汉得知，大量沉积于地下的石油过去或许也是有机的物质，也就是说，它可能更近似于煤而不像铁矿或花岗石，他更会大惊不已，而铁矿和花岗石这些物质的分子构成从来没有经历过有机的阶段。

生物圈中丧失了有机成分构成的物质的惊人数量，使人们注意到生命史中一些令人困惑的方面。（生命史被不恰当地称做“进化”，这个字眼并不含有名副其实的变化之意，而仅指一些事物的“潜移默化”）。生命分化为许多不同的属和种，每一物种都体现为众多的个体。物种和个体的多样性是生命由相对简单弱小的生物体到相对复杂强大的生物体进步的条件，但通过分化和变异获得的这种进步，却是以竞争和冲突为代价的。每一物种，每一物种的每一个体，都为占有生物圈的各种要素而与其他物种或个体展开竞争。对某一物种及其个体来说，某些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要素是它们维持生命的有效手段，因而也是它们所需要的资源。在有些情况下，竞争是间接的，某一物种或某一物种的某一个体，不是通过捕食或消灭对手，而是通过最大份额地为自己赢得某种资源而消灭对方，这种资源对竞争双方都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当某种动物的个体之间为食物、水或配偶而相互竞争时，据说输者要向赢者求饶，输者投降才能得到宽恕。据说人类是唯一战斗到底的动物，不但杀掉对手，而且屠杀“敌方”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正当我在伦敦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人们正在越南犯下这种人类所独有的暴行。在过去的5000年里，人们还以杰出的艺术作品庆祝这种暴行。例如在那尔迈的调色板上；在安纳吐姆的浅浮雕上；在纳里姆辛纪功碑和他的亚述模仿者的纪念碑上；在荷马史诗中和图拉真圆柱上。实际上，这些艺术作品在无意中也诅咒了这种暴行。

所以，生命进步的最好形式是寄生，最坏形式是掠夺。动物王国寄生于植物王国；如果没有植物向动物提供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空气和食物，动物（至少非水生动物）就无法存在。有些动物是靠捕食他种动物为生，当人类从他过去栖身的树上走下地面，并冒险在地上四处游荡，看看他的运气是捕杀别的动物还是被别的动物捕杀，他也就加入了这个食肉动物的行列。生命进步的牺牲品，就是那些遭到灭绝的物种，以及生存下来的物种中那些总是遭到杀害的个体。人类驯化了一些动物，在它们活着的时候掠夺它们的产品——奶或蜂蜜，或者残忍地杀死它们，将它们的肉当作食物，并将它们的筋骨皮毛当做制造工具和衣服的原料。

人类之间也互相捕食。食人习俗和使用奴隶曾存在于高度成熟的社会。这两种残忍的习俗在前哥伦布时期的中美洲都曾存在，奴隶制度曾盛行于希腊－罗马社会，伊斯兰社会和近代西方社会。人们把奴隶当作驯养的动物，在上两个世纪的废奴运动中，人们含蓄地承认了这种把人当作牲畜的恶行。而且，在法律上解放奴隶并不能使他们真正获得自由，因为法律上的自由人也会受到奴隶般的剥削。一个公元4世纪的名义上是自由人的罗马隶农，或同时期的一个罗马什长，实际上并不比公元1世纪罗马的一个牧羊奴隶、管理庄园的奴隶、宫廷仆役，或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马木路克有更多的自由。在阿拉伯语中，马木路克意为“降为一份财产”，但对一个马木路克来说，在法律上成为奴隶，是成为一个领主或成为一群在法律上是自由人的农民的主人的途径。美国黑人于1862年获得了法律上的解放，但他们在经过一个多世纪以后，现在仍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同是本国公民的白人多数仍然拒绝承认他们享有充分的人权。

人类最难以消除的恶行是在宗教仪式上杀人祭祀。如果杀人的动机是个人的贪婪或仇恨，杀人行为会受到普遍谴责。将杀人作为惩罚杀人的办法也越来越不受赞同。在一些现代国家，家族仇杀和官方死刑都已被废除。如果以人为祭的神祇是一种维持人类生命的自然资源（如雨水、谷物或牲畜）的化身，杀人祭祀已受到禁止。那么，自从人类获得了对非人类的自然界的优势以后，人们最忠诚、最狂热、最死心塌地地加以崇拜的神祇，则是人类有组织的集体力量的化身，正是通过这种力量，人类取得了对自然界的胜利。

在过去的5000年中，主权国家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但这个国家女神却需要并接受人类大屠杀的祭献。主权国家相互进行战争，它们在战争中要求本国最优秀的男性青年国民，冒着被别人杀死的危险，去杀死“敌国”的国民。自古以来，除了极少数人，例如兄弟会成员以外，所有的人类全都把在战争中杀人或被人杀死不但看作是合法的，而且看作是值得称赞的光荣行为。在战争中杀人，以及在死刑判决中杀人，都被看做“不是谋杀”而荒谬地受到宽恕。

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是否值得以这样的痛苦为代价呢？人是否比一棵树更有价值？一棵树是否比一个阿米巴虫更有价值？只有当我们把力量的词义引入上升的概念，生命的进步才导致一系列物种的进步。人类是迄今最强大的物种，但也只有人类是罪恶的。因为只有人类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能作出审慎的选择，所以也只有人类才有作恶的能力。诗人威廉·布莱克想到传统说法中有生命的创造物是由一个与人类形状相同的造物之神创造的，因此他为创造出老虎而感到惊讶。但老虎与人和假想中的造物之神不同，它是无辜的。老虎在杀死并吃掉它的牺牲品来填饱胃口时，它不会感到良心上的痛苦。另一方面，如果上帝创造了老虎，让它捕食羔羊，创造了人来杀死老虎，创造了细菌和病毒，通过消灭全部人类来保持它们的物种，这就是一种毫无目的、毫无必要和极其邪恶的行为了。

所以，初看起来，生命的进步是罪恶的。即使我们不认为这是上帝精心创造的，它在客观上也是罪恶的。如果这是上帝精心安排的，他一定比任何人类都更为邪恶。然而，对生命进步的后果作出这样的初步判断，证明了在生物圈中除去罪恶以外还有一种谴责和厌恶罪恶行为的良心。

良心属于人类。人类良心对罪恶的反抗证明，人类也能够是善良的。我们从经验中知道，人类能够，有时也确实做到了为了别人而慷慨无私地牺牲自己。我们也知道，自我牺牲不是人类唯一的美德。自我牺牲的典型动机是母亲对孩子的爱，并非只有人类的母亲才因这一缘故牺牲自己。其他哺乳动物和鸟类也具有自我牺牲的母爱。

而且，所有通过自身的繁殖维持生存的物种，都在本物种内得到一种两性个体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直接对个体本身有益，而是为本物种进行的服务。总的来看，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并不只是采取竞争和冲突的形式。一方面，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被剥削的主人和掠夺性的寄生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两个王国为了共同的利益，即保持生物圈对动植物同样适于栖身而像伙伴一样行动。这种相互合作的作用，保证了氧和二氧化碳以一种有节奏的运动进行分配和循环，从而使生命得以延续。

所以，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显现出两种对立和相反的倾向。当人们对生物圈迄今为止的历史进行考察时，会发现它同时带来了是与非、善与恶。当然，这些只是人类才有的概念。只有有意识的生物才能区分是非，才能在行善与作恶之间进行选择。这些概念对人类以外的生物是不存在的，它们的善恶只能由人类来判断。

这是否意味着，道德的标准只是由人类的命令任意强加的，这种命令是否与生命的事实毫不相干，因而只是一种空想？如果人类只是一个旁观者和监察者，处身局外对生物圈进行观察和评判，那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错，人既是旁观者，又是监察者。人类具有意识能力，从而也具有进行道德选择和作出道德判断的能力和要求，因此他必然扮演这样的角色。但人类也是生命之树的一个分枝。我们都是生命进步的产物，这就是说，人类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判断是生物圈所固有的，因此也是全部客观实在所固有的，生物圈就是这种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生命与意识、善与恶，与生物圈中那些同它们神秘相关的物质一样地实在。如果我们推测，物质是客观实在的基本成分，我们就没有理由假设，客观实在中的这些非物质现象不是同样基本的成分。

然而，在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过程中，意识是在人类出现以后较晚的时候才产生的。直到现代，人们才突然认识到，人类的出现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在生物圈内的栖身带来了威胁。竞争和冲突是生命进步的一个方面，它已经导致了众多物种的灭绝，也使一切物种的无数个体遭受到过早的、暴力的和痛苦的死亡的打击。人类在杀死与之竞争的掠夺性的物种和消灭了多种植物之外，也使自己蒙受了牺牲。甚至鲨鱼、细菌和病毒也不再是人类的对手。但似乎直到现在，某些物种和物种内某些个体的消灭才给生命本身的生存造成了威胁。迄今为止，一些物种的灭绝给其他物种的繁衍提供了机会。

在所有物种中，人类最成功地掌握了生物圈中其他有生命或无生命的要素。在人类意识的黎明斯，人类发现自己受到自然界的支配，他决心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达到这一目的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在过去的10000年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向自然选择发出挑战，用人类的选择代替了自然选择。为了自己的需要，他驯化了一些动植物，对它们进行培育，并对他所厌恶的某些物种加以消灭。他轻蔑地给这些不受欢迎的物种加上“杂草”和“害虫”的标签，然后宣称他要尽最大努力消灭它们。在成功地以人类选择代替自然选择的同时，人类也减少了幸存物种的数量。

然而，在人类历程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迄今为止最长的阶段，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远不如其他一些物种那样显著。吉萨和特奥蒂瓦坎的金字塔、乔卢拉和堺的人造山脉，使后世的庙宇、教堂和“摩天大楼”相形见绌，但人类最伟大的纪念碑与微生物建造珊瑚岛的工作相比却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到大约5000年前文明的黎明时期，人举已经意识到他从生物圈中获取的杰出力量；在纪元以前，他已发现生物圈是覆盖在一个球状星体表面的有限的包裹层；公元15世纪以来，欧洲人就不断占据生物圈陆地表面那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并向这些地区进行移民。但直到我们这一代，人类在实际行动中还把生物圈中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例如矿产资源，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把海洋和天空看作是不会受到污染的。

事实上，直到最近，以人类的消耗能力或污染能力来衡量，公物圈的这些要素还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生于1889年），在我生长的伦敦，在曼彻斯特、圣路易斯和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和工业用煤所产生的烟雾已经遮天蔽日，并一连数日弥漫于人们的胸肺之中。但如果有人认为，有朝一日人类将会使环绕生物圈的整个大气层遭到污染，人们还是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的，人们把对纯净的大气层造成的威胁，看作是偶然出现的局部现象。至于人类活动将会污染海洋的可能性，不过被看作是一种无稽之谈。

事实上，直到20世纪后半期，人们一直没有充分估计到现代人类对生物圈影响力的增长。这种增长是由两个新的开端造成的。其一是精心追求系统的科学研究并将之应用于技术的进步；其二是为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对生物圈无生命因素中现存的或潜在的能量加以利用，例如．将不断流向海洋的水从海平面汲取到大气层中所产生的水能。过去，人们不过把水力用在碾米之类的事情上。自从200年前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由地心引力所产生的水力，已被用来驱动机器，生产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水的力量还被进一步提高，转换为蒸汽的力量和电力。发电可以利用自然瀑布或人工瀑布的自然力。但不经过燃料的燃烧加热，水不能转变为蒸气。燃烧加热不仅被用来把水力转换为蒸汽或电力，还可以用来代替水力，甚至代替最强大的水力。还有，木柴是来源于树木、可以得到补充的燃料，它已被煤、石油甚至铀这类不可再生的燃料所代替。

铀是近期才得到开发的燃料，它能够释放原子能。但为了探索对这种强大力量的操纵，人类自1945年以来就开始了一种探险。这种探险的结果，对神话中半神半人的法厄同来说是致命的，人类夺去了他神圣的太阳父亲的战车。为太阳神赫利俄斯驾驶战车的战马发现缰绳已落在一个弱小的凡人手中，它们就开始不服驾驭，冲出轨道。如果没有宙斯力挽狂澜，降雷击死那个取代太阳的傲慢的凡人，生物圈就将被烧为灰烬。法厄同的神话就是人类由于摆弄原子能而身处险境的比喻。人们还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泰然使用这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它的力量是空前巨大的，但其放射性废料的有害性也同样巨大。人类已经介入了生物圈——即生命的大地母亲——接受太阳射线的过程。这是带来生命的射线，而不是致人死地的。人类科学技术的这一惊人业绩，与工业革命时期那些规模较小的成就带来的影响正在对生物圈构成威胁，使它变得不再适于栖身。

因此，我们现在正处于生物圈的历史，以及生物圈的创造物与居民之一——人类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人类征服了生命的母亲，并从太阳父亲手中夺走了太阳的可怕力量，他是大地母亲的第一个这样的孩子。自从生物圈中出现生命以来，人类现在第一次使这种力量不加束缚、不加调和、不加遮蔽地散布于生物圈中。如今我们还不知道，人类是否愿意，是否能够使自己和其他生物伙伴免遭法厄同的命运。

人类是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摧毁生物圈，也就消灭了他自己。人类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与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支配。人与其他生物伙伴一样，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如果生物圈被搞得不再适于栖身，人与其他一切物种都将遭到灭绝。

 生物圈之所以能够栖泊生命。是因为它的诸种要素互为补充，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联系。在人类出现之前，生物圈的任何成分——有机体、失去有机物构成的物质和无机体——都未曾获得力量，打破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微妙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使生物圈成了生命的收养所。在人类出现以前，那些不是太软弱，就是太富于侵略性，无法与生物圈的节奏相协调的物种，在它们的软弱性或侵略性远未足以打乱这种节奏的时候，就被这种节奏的作用消灭了。一切物种的生命都依赖于这种节奏。人类出现以前，生物圈的力量远远大于栖身其中的任何物种。

人类是生物圈中比生物圈力量更大的第一个居民。人类获得了意识，这使他能够作出选择，制定计划，采取行动，阻止自然界像消灭其他威胁和损害着生物圈的物种那样消灭人类。人类能够成功地生存到他想摧毁并确实摧毁了生物圈的时候，但如果他选择了这种做法，他也将难逃惩罚。如果人类摧毁了生物圈，他也将和其他身心合一的生命一样，在生命的大地母亲面前使自己遭到灭顶之灾。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对大地母亲与人类的相互遭遇进行一番历史的回顾。人类是大地母亲的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其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同时又是另一个领域——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领域的居民。在生物圈中，人类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生物，活动于有限的物质世界。在人类活动的这一方面，人类获得意识以来的目的就一直是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这种努力已经成功在望，自身的毁灭可能也已遥遥在望了。但人类的另一个家园精神世界也是全部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生物圈的区别，在于它是非物质的和无限的；在精神世界的生活中，人类发现他的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而是在精神上掌握自身。

一些名篇早已阐述了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目标以及引起这两种目标的两种不同的观念。让人类使自己成为生物圈的主人的权威命令，载于《圣经·创世记》的第1章第28节：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这一命令清晰而明确，但对它的抵制也同样清晰而明确。“不要使我们受到诱惑，把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这句话听起来就像是对《创世记》中的命令的直接回答。在《新约全书》之前《道德经》一书就已宣称，人类技术上和组织上的进步是一个陷阱。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使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人们可以造出那些东西。尽管人们的发明可以成十倍，成百倍地减轻劳动，但人们不使用它们……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道德经》的这些段落，在圣马太的福音书中也有相应的表达：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

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这些正是对那种要我们全力追求力量和财富的号召的抛弃。它为另一种号召拨开了云雾，这种号召要求人们接受一种相反的观念。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

人失去了灵魂，就不再成其为人。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对自然现象背后的精神存在的认识，是灵魂而不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使人类与这种精神存在发生联系的。或者，在神秘论者的经验中，人的灵魂就等同于精神的存在。

正如托玛斯·布朗爵士所指出的那样，人是一种两栖动物，同时生活在生物圈和精神世界中。而且，在他赖以栖息的这两种环境中，人类都各有一个目标。但是，他无法一心一意地追求其中任何一个目标，或者说侍奉其中任何一个主人。如果他的这两个目标，或他对两个主人的忠诚之间，竟是互不相容，难以共存的，他就必须把其中一个置于首位，甚至对它献上全部忠心。二者之中，择谁而事？在大约公元前500年的佛陀时代，印度人已经明确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在公元13世纪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时代，西方人也明确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上述两例中，相互对立的选择都导致了一位父亲和一位儿子的分道扬镳。也许自人类意识的黎明时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无言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意识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这就是人性在道德上的矛盾。这个问题曾深深打动过佛陀和圣方济各，致使他们割断了与自己家庭的自然纽带。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这种选择才成为整个人类难以推卸的责任。

在我们这一代，人类完成了对整个生物圈的控制。这可能会使生物圈遭到毁坏，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加以消灭，从而挫败人类的各种意图。13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在公开地称颂方济各·贝尔纳多尼。这位圣徒放弃了有利可图的家庭商业继承权，并由于与贫穷女神联姻而受到了以基督的名义所给予的羞辱。但实际上西方人并没有效仿圣方济各的榜样。他们效仿的是这位圣徒的父亲，一位成功的布匹批发商彼得罗·贝尔纳多尼。工业革命爆发以来，近代人比他们的任何先辈都更加着魔地追求《创世纪》的第1章向他们提出的目标。

看来人类将难以逃脱那恶魔般的物质力量和贪心的报应，除非他使自己弃邪归正，放弃现在的目标，接受相反的观念。他自己造成的困境，使他面对着一种断然的挑战。圣徒们提出并身体力行的那些戒律，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克制人类感官本能的十全十美的乌托邦式的劝诫。人类能够接受这些戒律，并把它当作平民百姓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吗？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它似乎将在我们这个时代达到顶峰，也正是这部讲述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相互遭遇的编年史的主题。

 

第三章 人类的降生 

 

（谢选骏指出：这一说法是一种道德上的相对主义——“的确，有意识的生物可能是邪恶的，而无意识的生物则可能并不邪恶。”这一说法则说明“人类”不是一个科学定义，而只是一个道德定义：“标志着人类在生物圈中最早出现的事件，既不是某种解剖学特征的发展，也不是某种技能的获得。这个历史性的事物，是人类意识的觉醒。”这就是进化论本身所包含的矛盾之处：进化论实际上无法为“人类”定义！）

“降生”一词，至少在三种意义上与“人类”一词有关。在字面意义上，我们的祖先从他们栖身的树上降生到地面。从遗传学意义上看，他们从前人类的生命形式中降生。还可以认为（尽管这种看法是有争论的），当他们的意识觉醒后，他们在道德意义上降生于世间。

“降生”一词的上述第三种意义的确难以令人信服。的确，有意识的生物可能是邪恶的，而无意识的生物则可能并不邪恶。当然，不具备作恶的能力，并不等于是善良的。有意识的生物能够作恶，也可以行善；无意识的生物既不能作恶，也无法行善。对无意识的生物来说，不可能存在道德上的善恶之分。道德是与意识同时出现在生物圈中的。二者共同构成一种存在形式，即精神形式。此前，生物圈中不具备这种形式，固此无法在道德方面对人类和他出现意识之前的祖先进行比较。在生物学水平上，这种互相比较是可行的。在这个层次上，人类与其祖先的传承关系可以得到承认和追溯。但在道德层面上，二者则没有共同的基础，因为道德只对有意识的生物才存在。

人类在道德层次上最显著最不可思议的特征是人类道德所能达到的程度。与道德范围本身同样显著的另一个特征是人类在善恶两极之间的道德潜力。在生物圈内所有居民之中，只有人类具备这两种特征。既然人类已经获得了摧毁生物圈的能力，我们就难以保证他不去进行这种自杀性的犯罪活动；但我们也同样难以保证，他不会去拯救处于原始状态中的生物圈。在这种状态下，它得到人们的爱护，同时彼此间也无休止地发生冲突。可以想象，人类将通过他对生物圈的力量，使生物圈永被恩泽，充满爱护，脱离原始状态，而不是去摧毁生物圈。这将把生命从地狱带入圣殿。

如果在遗传意义上使用降生一词，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人类年龄的问题。显然有这样一种言之有据的观念，认为人类与其他一切物种，也与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因为尽管进化是通过变异进行的，进化造就的不同物种，却像一棵树上的树枝一样都是相互关联的，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根。如果我们想更加明确地确定人类起源的年代，那就应该找出人科从哺乳动物灵长目的其他科属中分化出来的年代。遗传道路上的这次分野，标志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出发点。对人类来说，它切断了它们变成长臂猿科（例如长臂猿）或猩猩科（例如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可能性。一旦人类的祖先越过了这个分叉点，选择了向人类进化之路，人类就只剩下两种可能性：它们或者进化成人，或者将不能生存下去。实际上人科唯一生存下来的就是人类，在人类中唯一生存下来的就是智人（唯一生存至今的人类自高自大地把自己称为智人）。如果我们确定，从某个时期起，人类祖先生存下去，已不再可能变成人类以外的其他什么，这个时期就是计算人类年龄的起点，那么就应该认为，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形式，起源于中新世，甚至更早的渐新世末期。如果以这种方式计算，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2000万到2500万年。

能不能根据人类在解剖学上的某些特征或某种独特的习惯和技能，更加准确地确定人类的年龄？能不能认为，我们的祖先变成人的时候，就是他从树上下到地面的时候，或者是当他们获得了仅用一对肢体行走奔跑的能力，从而解放了另一对肢体，用它们来操纵工具的时候？或者当他们的大脑得到发展，比其他人科动物的大脑大得多、具有更高度的组织、脑细胞之间也有更多的相互联络方式的时候？我们能否把人类起源的年代，确定为人类在诸多社会性或语言（即向所有社会成员清楚地传言表意的声音符号，这与表达情感的一系列偶然发出的音节不同）等技能方面取得了成就的时候？是普罗米修斯教会了我们的祖先如何保持火种，如何用火取暖煮食，如何把火点燃而不烧伤手指，不被这种有用但危险的破坏性力量所吓倒，从而使他们变成了人吗？

答案无疑是：标志着人类在生物圈中最早出现的事件，既不是某种解剖学特征的发展，也不是某种技能的获得。这个历史性的事物，是人类意识的觉醒。这一事物的年代，只能根据我们的祖先留下的物质踪迹来推断（例如骨头和工具）。人们在经历一件事的同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这方面也许不会有任何记录。当人一觉醒来的时候，他意识得到自己已经醒了，但是他无法有意识地使自己体验到他醒来或入睡的过程。因此，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根据人类在解剖学意义上的发展与某种社会和技术能力的进步，来猜测人类意识觉醒的年代。

我们的祖先从栖身的树上下到比较危险的地面后生存了下来，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那时他们已经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至少是通过这种习性的改变而成为了社会性动物。在地面上，单个的人很容易遭到食肉动物的捕食，当时我们的祖先如果不团结在一起，就不是它们的对手。人类一定是在发明语言之前就变成了社会性动物，而语言的发明也许比他们获得社会性要晚得多。因为还存在其他一些不具备口头语言的社会性动物（例发昆虫社会），能够通过有效的相互联络来维持其必要的社会合作。例如，蜜蜂在互通消息，发布信息时表演一种形体上的哑剧，用人类的话来说就是“跳舞”。从不再用手行走，从而使它们得到解放而具有其他用途，以及大脑的精细化，我们可以推测，手和脑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它们都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有助于它们进一步的进化。我们还可以推测，这两种相互作用的器官的充分发展，为人类意识的觉醒，从解剖学方面创造了条件。很多未被驯化的动物仍然怕火。当人类克服了对火的恐惧时，他无疑已经是具有意识的了。当人类发现了如何保持火种，如何用火以及如何把火点燃的时候，他就再也不会害怕燃烧着的火了。

我们是否能够以地质学年代或者更大胆地以公元前纪年来确定人类意识黎明时期的年代？意识的觉醒是个渐进的过程，以地质学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这个过程也许是很快的。但用人类历史记录（迄今不超过5000年）的时间尺度衡量，这个过程却是漫长的。如果我们的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话，确定这个意识觉醒的年代就越加困难。可以肯定，人类唯一生存至今的物种，即自命的智人，不是人科唯一拥有意识的一种。人们相信，尼安德特人并不把死者的遗体当作垃圾，他们有处置死者的礼仪。果真如此就说明尼安德特人与智人一样，有人类等严的概念，而这在其他生命中是不存在的。

尼安德特人可能一直存在到大约7万年到4万年前，即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时期。甚至有证据表明，曾经存在过一个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混合社会。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两种人在体质上可能非常接近，可以像智人那样相互通婚。如果这样，智人和智人尼安德特亚种可划为同一种属中的两个亚种。然而，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的北京人，却应被算作一个不同的种；如果北京人确已掌握了用火，他的意识一定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无论如何也需要有一线意识，才能联想到不能仅仅使用未经加工的自然物作为工具，还应把石块打凿成更加有效的工具。将石头打凿成工具这一点要归功于南方古猿。人们推测，它们生活在大约二三百万年前。南方古猿属于人科，但不属于人属，也不能肯定它是人类的祖先。1972年秋，在一层火山灰下出土了一块头盖骨，它与智人头盖骨非常相似，其年代据估计是在260万年以前。

甚至南方古猿和这块与智人相似的早期头盖骨在年代上也是较晚的，比我们的共同祖先与我们的表兄弟长臂猿和猩猩的祖先发生无可改变的分化的年代还要晚。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早已灭绝的南方古猿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出现的，这个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就占了人科整个生存时期的59／60，占人属（包括北京人、尼安德特人，也包括智人）整个生存时期的14／15。无意中的记录早在南方古猿时代就已经以成形工具的形式出现了。如果画在法国和西班牙岩洞内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绘图就是有意留下的记录，这种记录最多只有大约2万年到3万年的历史。

就我们所知，直到公元前5000年代，才出现了作为文字手稿前身的象形文字的记录。而且那时也只在苏美尔有这类文字。那些业已湮灭的人类社会留下的物质遗迹（不包括已经释读并译解出来的书面文献），只能向我们提供一些留下这种物质踪迹的人们的残缺不全的生活情况。有文献可考之前的考古证据能够向我们提供技术方面的情况，但技术只是人类生活方式中非物质要素的条件，这些要素包括人的感情、思想、习惯、想法和观念，这些都是比技术更加重要的人性表现形式。人不是仅靠面包活着，这是人类更为高贵的特征之一。技术方面的物质碎片有助于了解人类生活某些非物质方面的情况，但这种帮助是十分有限的。想从物质情况推导出精神情况，就像在黑暗中进行射击。如果我们仅只拥有物质方面的证据，精神生活某些方面的庐山真面目就将完全笼罩在迷雾中。

所以，我们对最近5000年的历史，即有文献可考的5000年历史，了解得较为详尽，而对意识的黎明期逐渐出现之后100万年或50万年的了解则远没有这样清楚。最近5000年历史的真谛，与我们对它了解的程度是否一致呢？我们必须警惕那种想当然的回答。离得最近、看得最清的东西必然显得最大，但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就我们所知，所谓“史前时代”，即留传下来并得到译解的文字记录出现以前的时代，与其后的有文献记载的时代相比，不但极为漫长，而且十分单调。与史前历史相比，一切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确都是当时所记载的历史，在文字上是这样，在主观意义上也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内迪托·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主观上，过去的历史必然是一个观察者所看到的历史，而这个观察者是在自己那个时间和地点回顾历史的。

那么，我们能否就此认为，实际上只是当代史的最近5000年才算是唯一的一段历史？这是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史前时代”是由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即生物圈中意识黎明期的开始为开端的，这一事实无疑否定了上述结论。产生意识这一成就如此重大，取得这一成就所付出的努力也一定极其艰巨。因此，毫不奇怪，在意识的黎明期以后，又经过100万年或50万年蛰伏不振，人类才能够真正开始利用意识的觉醒所赋予他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如果我们站在今天回顾意识的黎明时期，如果我们把意识黎明期以来整个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一个时代，也许就会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相对的蛰伏中找到这一时代的正常节奏。这样，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业革命”的爆发到原子能的利用这7万年或4万年的发展速度，猛烈程度和多样性的增长，看上去就不那么像是一个朝着高潮演进的伟大结局。

既然化身于人性中的邪恶的贪欲已经用充足的技术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一高潮也许就是人类邪恶而愚蠢地将生物圈加以摧毁，从而将生命全部消灭。或者，这一高潮只是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时代向第二个时代，或者是向一系列时代的过渡。因为，如果人类容许生物圈在预期的未来20亿年前一直是生命的栖身之所的话，那么，与之相比，南方古猿将第一块石头打凿成形以来的200万年历史，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我们不能预见未来，但可以预言，我们正在接近一个道德上的分叉点，它与2000万或2500万年前人类和类人猿道路上的生物学分叉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两种选择将再次成为两个极端。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能够使我们解开这个未解之谜的故事。

第四章 文明中心 

（谢选骏指出：“文明中心”是一个希腊语词汇，但类似的概念古已有之。在中文里，“文明中心”被称作“中国”。所以《大雅·民劳》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汤因比说，“这个词汇的本来意思十分有限，它忽略了居住在文明社会边缘的野蛮民族”……这是不对的，因为“文明中心”是相对而言的，正如“中国”也是相对而言的。就相对性而言，“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把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说得很清楚了。） 

“文明中心”是一个希腊语词汇。自从古代希腊世界从它最初横跨爱琴海的领地首先向西，继而向东进行扩张以后，这个词汇便开始在古代希腊流行起来。古代希腊向西的扩张达到欧洲和西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以及欧洲最大近海岛屿不列颠岛。随后，其向东的扩张达到了中亚和印度。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并推翻波斯第一帝国，为希腊人向东方扩张开辟了道路。正是在古希腊历史上的后亚历山大时代，“文明中心”一词开始流行。它的字面意义是“有人居住的世界”。但发明并使用这一字眼的希腊人所指的有人居住的世界，实际上仅限于这个世界中为所谓“文明”社会所占据的那些地方。直到现在，这些社会中的成员还把自己称作“文明”社会，而我们人类所犯下的种种暴行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和耻辱已经告诉我们，文明从来就不曾完全兑现过。它仅只是一种努力或一种抱负，而这种雄心勃勃的志向，始终就没有达到。

这个词汇的本来意思十分有限，它不仅忽略了居住在文明社会边缘的野蛮民族，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文明中心，也仅只包括那些希腊人所熟悉的文明社会。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时代，希腊人就已经隐约地知道有一种“北方”文明，一条横穿欧亚平原的小道把它和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诸城邦连接起来，而欧亚平原正是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的大陆腹地。我们可以猜到，不管它的名称是指什么，所谓“北方”文明，并不在“北风吹来的方向”，而是位于欧亚大平原东部，实际上就是中国，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把他们称做“赛利斯”或“希娜”。

在希腊——罗马世界大部统一于罗马帝国的时候，丝绸通过陆海两路输往这里。但住在旧大陆东西两端的这两个所谓“文明”民族，对于对方的存在仍然所知甚少。汉语中与希腊语“文明中心”相对应的说法是“博天之下”，但对中国人来说，位于大陆西端，与中华帝国不相上下的大秦帝国，就像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说的赛利斯或希娜或极北之国同样地模糊不清。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相互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先是由于13世纪整个欧亚大陆平原全部结合在庞大而短暂的蒙古帝国之中，双方建立了暂时联系；随后是由于西欧民族从15世纪末以来征服了海洋，这使双方永久地建立了联系。至于中美洲和南美安第斯地带的文明，直到哥伦布在大西洋的美洲沿岸首次登陆后，才为旧大陆两端的居民所知晓。但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也许早在基督教纪元初年就已盛开了“古典”之花，而这些程度较高的美洲文化，至少在中美洲地区，也许早在除苏美尔——阿卡德和古埃及以外的旧大陆任何一种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早已进入了早期的“形成”时期。

就“文明中心”一词的“人类居住地”这一字面意义而言，文明中心的实际范围要比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知道的“文明”世界大得多。但也可以看到，文明中心虽然广阔，却比生物圈小得多。生物圈表面大部分覆盖着海洋，大气层也占去生物圈的大部分体积。人们相信，海洋是生命的起源之地，那里现在仍然生活着各种动植物；自从人类祖先变成陆地动物以来，人类就不再像他们的哺乳动物伙伴鲸和海豚那样生活在海里，甚至也没有像他们的另外两种哺乳动物伙伴海豹和水獭那样成为两栖动物。他们发现了怎样以舟楫之利横渡江河湖海，怎样潜入海中而并不潜得很深很久。然而，人类无论在水上还是在水下都只是一个旅行者而不是居住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水栖类动物。在公元20世纪，人类还发明了飞机，但在空中飞行方面，昆虫、鸟类和蝙蝠早就抢在了人类前面。然而，不管是蝙蝠、鸟类、昆虫还是人类，都不能像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生活在水里那样生活在空中。任何生物在空中都只是一个旅行者。有翼动物飞来飞去捕食谋生，但它们在地面或水面上不能没有一个活动基地。即使燕子也得栖停在哪怕是电线上，并构筑泥巢来哺育幼雏。

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居民，在从一个地区前往另一个地区旅行之际，可以横渡生物圈内的各处水域，现在甚至还可以穿越大气层。但是，人类的文明中心至今仍然全都位于生物圈的陆地表面上。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还远不如陆地表面那样辽阔，而且它在陆地上的范围还在不断波动变化。目前发生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即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与热带雨林北部边缘之间的热带草原地带的致命的旱灾，正在引起这种波动。这种波动一方面是自然地理和气候变迁所引起的，目前人类对此还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它也是人类的活动引起的，这种活动既有蓄意的，也有无意的。决定着文明中心发展的非人类的力量，直到最近的1万-1．2万年内还在支配着人类的行动。

在地球的历史进程中，地球结构中的自然地理和气候的变化历来非常巨大。在生物圈出现之前地球存在的最初的漫长阶段中，这种变化也许是最为剧烈的。埋藏在地壳各层中的动植物化石碎片表明，现在的温带地区或靠近极地的地区，过去曾是热带气候。在人类出现之前的地质时代中，这些地层曾经是地球的表层。引起这种地区性的气候变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种可能是地轴曾改变过方向，现在的南北两极过去可能在赤道上或靠近赤道。倘若如此的话，则很难想象，地球是怎样保持其旋转规律及其椭圆形轨道的，这种改变引起的地球运动姿态的变化为何未将地球抛出它的轨道。另一种可能是各个大陆曾在地球表面上发生漂移，就像木筏漂在泥潭上，而不像石块固定在岩石上那样。大陆漂移理论和两极转移理论都引起了争论。人们也许永远无法证实这些理论，但大陆漂移理论在某种形式上似乎正在得到人们的信服。它与两极转移理论不同，并不认为整个地球都改变了方向，只是假设地壳的构造发生了变化。因此，这种理论受到人们的赞誉。

尽管如此，热带化石神秘地存在于现在的非热带地区，这个问题发生在人类产生之前数百万年的地质时代。人类出现时，生物圈中的气候现象正值一系列冰河作用与消融交替进行的时期。这个时期距今约200万年，属更新世。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最近的一次冰河作用（尚不能轻率地认定它是最后一次，今后永远不会再次出现）结束，开始了现在的消融时期。

在冰河时期，冰冠覆盖的地区只是生物圈内陆地表面的一小部分。冰河地带大都位于两极地区。在赤道附近一些高山上也有一些孤立的小块冰河地带。但是，局部的冰河作用却曾一度夺去文明中心的片片沃土（例如斯科讷、丹麦的岛屿、米德洛锡安和凯斯内斯）。自从有人耕种以来，这些土地一直产量很高。此外，一些地区的冰河作用改变了海洋和陆地的比例，扩大了陆地的范围。大量的海水暂时聚积起来，并冻结为冰冠，使全球各地海平面都明显地下降了。浅海海床由于海水退去而变高变干，狭窄的海域更加狭窄，一些海峡甚至变成连接两岸的地峡。就海洋的平均深度，以及地球表面海洋与陆地的比例来说，这种局部冰河作用的全球效果是微不足道的，但就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机会而言，它的作用则非常巨大。在那个时期，人类行走的唯一工具是他的双腿，造船和航海的艺术还处在婴儿期。

海平面的暂时下降，为人类移居带来了便利条件。即使如此，早期人类扩展文明中心的能力在现在看来也足以令人惊叹。这是因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我们相继发明了各种机械化运输工具，机械化的船只和火车，以及机械化的汽车和飞机。但只要想到非人类灵长目动物也曾建树过相应的功绩，向亚洲及其一些半岛和岛屿以及美洲进行移民活动，我们就会觉得人类的扩张其实不足为奇。另一方面，人科除人类外，人类除智人外，谁也没有从东非赤道地区和东非南部通过海路到达过美洲。可能正是在非洲的这些地区，人类第一次与他的表兄弟大类人猿发生了分化。前哥伦布时期所有的美洲人都是一种智人的后代，这种智人是在最近一次冰河时期经由陆路从欧亚大陆来到美洲的。那时在亚洲的东北角一度曾有一个地峡与美洲相连接，这个地峡随后就被白令海峡淹没了。只有后哥伦布时期的美洲人及其北欧先驱是从欧亚大陆西北角超过大西洋来到这里的。

如果智人与现已灭绝的其他类人动物一样最早是在东非赤道地区出现的，他们从那里徒步跋涉到火地岛的地理距离无疑是漫长的。但是，这一旅程的时间跨度也同样漫长。而且，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是运动性的，他们不像生物圈内多数植物那样 根植于地上；即使植物的分布也与动物同样广泛，尽管多数植物靠昆虫或风为媒介传播。无论如何，石器时代人类扩张的范围是惊人的。至少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之际，人类就已经到达火地岛和澳大利亚。尽管那时的海平面处于最低状态，从亚洲到澳大利亚的陆路仍然会被婆罗洲到西里伯斯之间一段30英里宽的海域阻断。石器时代人类最惊人的力作是向波利尼西亚包括复活节岛移民。在过去500年中，西欧人及其海外殖民者探索了生物圈的整个表面。他们甚至到达了南北两极。但他们发现，除两极外，在欧洲人到来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无人居住的。

在灵长目中，只有人类褪去了身上的皮毛。在人体表面，只有少数地方覆盖着毛发。在没有树木屏障的热带，人类的躯体裸露在烈日之下，在温带或靠近极地的地区，他们的身体暴露在风霜之中，他们需要以手工制作的毛皮衣服裹身。以猎捕海豹为生的爱斯基摩人和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身上都穿着厚厚的衣服。爱斯基摩人穿着兽皮，贝都因人则穿着羊毛外套。对火的掌握，使人类能够把文明中心扩展到很远的地方。今天，人们利用现代技术，把开发区（即使不是居住区）一直扩展到苏联和加拿大最北部地区。

格陵兰以及更大的南极大陆内地是冰冠覆盖的地区。这些地方至今仍然处在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一些热带雨林地区，白雪覆盖的山地和极其干燥的沙漠地带也是如此。但人类生存的气候范围似乎比其他灵长类更为广泛。横穿深深切入埃塞俄比亚柔软的火山土壤中的大峡谷，你可以从温带高原地表逐渐下到一个猿猴群居的高度；但在到达谷底之前，你早把猿猴聚集的地带留在身后，又会下到一个热得使猴类难以存身的深度。但在埃塞俄比亚，从温带高原到热带河床，没有任何高度是人类不能居住的。最近的一次冰河在距今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消退。从那时以来，文明中心的范围和结构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生物圈中适于居住的陆地表面包括一个单独的亚洲大陆和该大陆所属的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其最大的几个半岛是欧罗巴半岛、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如果印度支那半岛从马来亚连续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就将是上述四个半岛中最大的一个。实际上，它的中部地段塌陷下去，局部地带沉在水下，因此，现在的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彼此分离，被一系列海峡和岛屿组成的迷宫——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狭窄海域分割开来。亚洲大陆的三个最大的近海岛屿是非洲和南北美洲，最远的岛屿是南极洲。非洲通过苏伊土地峡与亚洲相连，南美洲通过巴拿马地峡与北美洲相连。人造运河开通后，这两个地峡已经变成了两个人工开凿的海峡。最重要的天然海峡是马六甲海峡，它是联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通道。

如果要从文明中心的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运送乘客或货物，其最佳交通孔道处于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因为最适于传导的物质成分是空气和水域。人类可以穿越这些物质成分，但无法栖息其中。在19世纪发明蒸汽驱动的火车之前，利用可以通航的河流和海面进行水上运输，要比陆路运输快捷便宜得多。在铁路出现以前，人类用陆路旅行和运输的唯一动力是人畜的体力。另一方面，早在文明时代开始以前，人在水面挥舞船桨竹篙时，就已在利用风力鼓动风帆而使他的体力得到补充。风力是人类所利用的第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却也第一个被人类抛弃。当其他无生命的自然力被用来运转机器时，风力就成了多余的东西。

在水上运输时代，主要交通路线是由生物圈的水面结构决定的。最理想的海上通道是海峡（例如，除马六甲海峡外，还有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狭窄水道、直布罗陀海峡、多佛尔海峡以及连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狭窄水道）。最有效的内陆水路是水流平缓、可以通航的河流。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尼罗河的这一河段，帆船既可以顺流而下，也可以扬帆上行，因为埃及以刮北风为主。此外，在埃及得到开发后，所有的居民点、耕地甚至采石场都未曾远离可以通航的水路。发明火车之前，埃及的交通手段优于其他任何同等大小的国家。

在水上运输时代，能够从一处海域或一条通航河流到另一地之间进行水陆联运的地方，是陆地上文明中心的要冲。埃及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尼罗河流入地中海；在尼罗河与红海沿岸之间，有一条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端经由瓦迪图米拉特到苏伊士的短程陆地运输通道，在上埃及从科普图斯经由瓦迪哈马马特到奥德库赛尔，即莱夫科斯利门，还有另一个陆地运输通道。实际上，红海和地中海之间跨越苏伊士地峡的水陆联运通道，只是一条更为广阔的水陆通道的一部分。这一通道西抵埃及，东达伊拉克，中间被大西洋回流的地中海，与印度洋回流的红海和波斯湾之间楔进的一块极为狭窄的陆地隔开。从地中海经尼罗河通往红海的通道之外，还有一条经幼发拉底河通往波斯湾的通道。

这种独一无二的交通条件使埃及和西南亚成为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这一地区成为新石器文化以及两种最古老的文明的诞生地也决非偶然。另外两条水陆联运通道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那就是流入波罗的海的诸河流与流入里海和黑海的诸河流之间的水陆通道，以及长江、淮河、黄河和北河之间横跨华北平原的水陆通道，大运河的开凿使之成为一条水上通道。但是，由于中国和俄国这两条水陆联运通道处在旧世界大陆中心的边缘，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要比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中央通道略逊一筹。

在埃及和西南亚这一关键通道内，交通集中在两个“环行岛”上。一处是北叙利亚，位于幼发拉底河西部边缘与地中海东北角之间；一处在现在的阿富汗，横跨兴都库什山的一段山脉，联接乌浒河和药杀水上游盆地与印度河上游盆地的各个山口，这条通道使这一山脉得以通行。北叙利亚通过陆海两路与埃及相连，通过海路与地中海及其回流水域沿岸所有地方相连，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连；在陆上通过西里西亚山口、横越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与欧洲相连；陆路沿幼发拉底河两条河源最北部的谷地上行，与威海海口乌浒河－药杀水及印度相联；顺幼发拉底河下行通向波斯湾、印度洋，并通过马六甲海峡与太平洋相连。阿富汗经里海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北叙利亚相连；沿药杀水下行，越过欧亚太平原与伏尔加河流域相连；通过新疆与中国相连；穿越苏莱曼山脉与印度相连。

在火车和飞机相继发明以前，会聚在这两个“环行岛”，并由此通向四面八方的交通，在一切可以利用河流与海面的地方，尽可能地利用了舟楫之便。在机械化时代开始之前，行人或货物一旦需要陆路旅行，人类就不得不受到地形的支配。山脉尚可以征服，可以穿越；热带森林却尤其成为障碍；大平原则得天独厚地便利于通行。的确，在人类驯化了驴、马特别是骆驼等牲畜后，彼此相连的三大平原——欧亚平原、阿拉伯平原和北非平原就几乎像海洋一样可以畅通无阻了。有了骑乘牲畜、负重牲畜和拖曳牲畜的帮助，人类就几乎可以像穿洋过海一样迅速地穿越大平原。但是，穿越海洋和大平原同样都需要组织和纪律。一支商队就像一艘船一样需要一个船长，人们必须服从他的命令。

在进入机器时代以前，即使将海洋、通航河流和大平原都用来作为联系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交通渠道，人类交往的手段也仍是匮乏的。但即便在这种匮乏的条件下，一些帝国仍然成功地建立起来，并得以巩固。而遣使劝化一切人类的各大宗教赢得并保持信徒的数量，其影响的范围则比一切世俗帝国所统治的地区更为广泛。第一波斯帝国、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哈里发国，以及进行传教活动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人类意志克服自然障碍的丰碑。但是，这些成就的局限性也揭示出直到19世纪人类发明机械化交通工具之前人类社会交通范围的有限规模。

人类语言的繁杂，是机器时代开始之前人类交往手段匮乏的有力证明。在文明中心内不同的地方流行着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语言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才能。从未听说过没有语言的人类社会。这两个事实暗示，在智人从东非赤道地区（如果这是智人最早的诞生地的话）分散到生物圈陆地表面各个地区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一定已经开始朝着能够掌握语言的方向前进，但这种潜在能力尚未获得充分发展。这种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与使用这些语言的人类不同，这些语言彼此之间却没有明显的相近之处。当然，我们通过骨头和工具以外的其他遗存了解的人类，都属于唯一生存至今的种属。我们不知道，也尚未发现过，人类或人科中的其他种属是否也曾经有过语言能力，这种能力是否仅为智人所独有。

不同的社会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范围。

在外部入侵者开发西非热带森林之前，当地同时流行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每种语言的使用范围极其狭小。被几英里森林分隔开的两个村庄的居民，无法通过口头语言相互交流。他们在彼此交往时使用的是哑语。现在西非广泛流行的口头语言都来自外部，例如来自北非平原的豪萨语和来自海岸地区的法语和英语。

与森林的重重屏障不同，海洋把马来语向东北方向带到菲律宾，向西南方向传送到马达加斯加。海洋还把波利尼西亚语传遍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直到远离大陆的复活节岛和新西兰。地中海曾把布匿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传遍沿岸各地，大西洋则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和法语从西欧传到美洲。大平原也能像海洋那样把语言传到遥远的地方。首先是印欧语系，其次是突厥语系，都穿过欧亚大平原，传播到远及大陆东西两陲的沿海地区。阿拉伯语则穿过阿拉伯半岛，越过北非大平原一直传到大西洋沿岸。

人类的传教活动、军事征服、政治组织和商业贸易等行为，加强了语言通过自然手段进行的传播。政治上弱小的阿拉米诸部落被亚述人所征服，但阿拉米语言却传遍了西南亚各地，阿拉米字母甚至远传到蒙古和满洲。这是由于亚述帝国和第一波斯帝国将这种语言作为行政语言，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和摩尼教也将它作为宗教祭祀语言。另一方面，希腊语曾经成功地取代阿拉米语，成为西南亚和埃及的通用语言，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军事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结果。军事征服还曾使拉丁语系诸语言向东传到罗马尼亚，向西南一直传到智利。而拉丁语小小的原始领地，不过是意大利台伯河的下游地区。

在文明中心的历史上，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权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如果非洲赤道地区和非洲东南部的确是人类和智人的摇篮，那么在最初的时候，东非的边界也就是文明中心的边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结束以前，文明中心已从东非扩展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人类已经开始向美洲移民。在这一阶段，北欧冰冠的南部边缘地带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在这次冰河消退开始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者在这里发现了充足的猎物。人们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欧洲占有明显的优势。但这可能是由于我们资料不足而产生的错觉。如果世界其他地区都像欧洲那样广泛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踪迹，景象可能就不同了。

可以确定，在新石器时代起主导作用的是西南亚和尼罗河谷的北部边缘。在新石器时代，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的冲积平原还没有人类居住，但这一地区却成为苏美尔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到公元13世纪时，这一冲积扇已不再是一个丰饶多产的地区。这时，由于欧亚大平原的通行无阻，由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机动、勇猛和纪律性，蒙古人在不长的两代人的时期内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游牧民族暂时统一在蒙古人的号令之下，征服了欧亚大陆的整个腹地，只有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其后，在公元15世纪，西欧人开始在文明中心内发挥主导作用。他们的水手统治了海洋，而海洋拥有比欧亚大平原更为广阔的交通环境。

在20世纪，当西欧人由于发动了两次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丧失了世界霸权后，主导作用转移到了美国。在本书写作的年代，人们已经看到，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是昙花一现。就像蒙古人曾经取得的优势那样。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

第五章 技术革命（约公元前7万年／4万年－前3000年）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没有说明的一个事情，就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关键，在于人类语言的普及运用。而人类语言的普及运用，又来自人类体质上的改变，来自一些偶然的基因突变。不说明这一点，就好像所有这些进步都是由一群哑巴创造的。这是匪夷所思的。事实表明，是思想在推动人类的进步，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媒体。没有语言的自由交流，就没有思想的发展，就没有文明的进展。技术革命的前提是思想革命，是语言革命。）

每一种生物、每一物种中的每一个体，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进行的生存努力，都在影响并改变着生物圈。但是，人类产生之前的任何物种都不曾具有支配或摧毁生物圈的能力。另一方面，大约200万年以前，当一个人科动物将一块石头打凿成一件更顺手的工具时，这个历史性的举动便表明：总有那么一天，灵长类哺乳动物某一人科种属中的某一种群，将不仅仅是影响和改变生物圈，还要把它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唯有智人取得了控制生物圈的能力。

在距今7万或4万年之前的200万年中，工具的制造并没有使人类对生物圈的潜在控制转变为现实。当然，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也取得了一些技术上的进步。但在这一时代，这些进步是缓慢而微弱的，技术革新取得的成果在文明中心得到均匀地传播（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明中心还不包括美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革新的传播是缓慢的，因为新型的工具是靠从一个社会共同体步行到另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人传送的。而且，在这种采集食物的经济阶段，人类的各个社会共同体不能相互比邻过近，因为每一个群体都需要有足够广阔的空间，以便四出奔走，谋取生计。

而且，我们可以猜测，旧石器时代早期包括智人这种最成功的种属在内的灵长目动物，在思想上是保守的，羞于采用新生事物，甚至当他们手中已掌握了新型工具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新型的工具之所以能在文明世界内得到均匀的传播，原因就在于，传送速度虽然缓慢，工具的革新也是罕为发生的。这种革新出现的间隔时间很长，足以使每一种新的工具在下一种出现之前就传遍整个文明世界。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革命大约开始于7万到4万年前。它是技术史上划时代的革命。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各种工具的改进不断加快。尽管在局部地区也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停顿甚至倒退，但在这段时间内，速度不断加快是技术史上的主流。

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这段时期，传播的速度和革新的速度相互颠倒了一下。一种工具还没有传遍整个文明中心，新的工具又发明出来。结果，世界范围内的整齐划一便成为旧石器时代时期的特征。在后来的时代中，这种整齐划一则变成了异彩纷呈。新的发明还没有从它的发源地传到文明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就在某一地区被另一个新发明所取代。直到15世纪之前，传播的速度赶超不上发明的速度。到15世纪，西欧民族发明了一种新型帆船，可以在海上连续航行几个月，直抵任何地方的海岸，并能环航整个地球，文明世界的交通水平突然地提高了。

在最近500年中，工具发明和传播的速度比前200万年大大加快。但近代与旧石器时代早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发明的速度赶不上传播的步伐。在技术方面，结果都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高度一致性。

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从亚洲东北部抵达北美洲西北部，并从那里一直分布到南美洲南端。旧石器时代晚期定居在美洲的居民与亚洲失去了联系。也许居住在太平洋沿岸今天的俄勒冈、华盛顿、英属哥伦比亚地区的人除外。在从亚洲东北部向美洲进行殖民与从欧亚大陆的欧洲半岛向该地进行第二次殖民之间相隔大约2万年。在这段时间内，美洲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独立的，它的各个发展阶段与同时代亚洲及欧洲历史的发展不尽一致。此外，自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结束以来，对于旧大陆历史各阶段的传统的称谓和断代，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不恰当的。

例如，旧石器时代晚期并不仅以把石器打凿成薄片这种技术的进步而著称。这一时期至少还出现了三种开创性的发明：狗的驯化、弓箭、绘制和仿造人类和动物的形体。狗原是人类的对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猎手们将它驯养为人类的忠实奴仆，这一功绩使人类第一次取得了让动物服务于人类的成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利用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即木料的弹性发明了弓箭，通过拉开弓弦增强肌肉的力量，使射出去的东西比徒手投掷得更远。至于绘画和仿造人兽图形，这是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视觉艺术作品。法国和西班牙岩洞壁画的作者们利用了洞壁表面的凹凸不平，他们画的一些动物图形呈现出浅浮雕的形式。在铁门地区多瑙河右岸的莱潘斯基－维尔，另外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家更进一步地雕出了纯粹三维的雕像。岩洞绘画可能具有宗教的，至少是神秘的目的。莱潘斯基－维尔的礼拜中心肯定是一处圣殿。莱潘斯基－维尔遗址是采集食物者和狩猎者活动范围的自然边界。可以推测，尽管人类在发明农业以前为了谋生不得不时时迁移，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共同体已经有了某些固定的地点。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到这里，可能是在这里举行公共典礼。也许这些常设的礼拜中心就是常设居民点的前身。

“旧石器”就是这样一种描述所谓“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和成就的不恰当的称呼。更不必说，那个始于最近一次冰河消融开始以后，即大约1．2万或1万年前的时代，被不恰当地称为“新石器”时代。的确，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技术发明，是发明了磨制工具并使之成型的方法。这不仅使工具的形状更符合要求，也使制造工具的人们扩大了原料范围。但是，新石器时代划时代的成就不是磨制工具的艺术，而是使许多动植物得到驯化。而且，新石器时代还发明了纺织和制陶，它们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明同样伟大。

农业和畜牧业无疑是人类迄今最重要的发明。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尽管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它们被商业和制造业夺去了光彩，但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回顾起来，可以把农业和畜牧业看作是使人类技术力量的发展与保护生物圈的福利相谐调的巧妙手段，这种福利是人类和所有物种获得生存的条件。就人类使某些动植物得到驯化来讲，他用人类的选择取代了自然的选择，他为自己的具体目的进行选择，使生物圈日渐枯竭，而使人类日渐富足。人类的谷物、果园、牛群和羊群，取代了许多对人类无用或有害的物种，人类将它们称作“杂草”和“害虫”，一旦有了剪除它们的能力，就将它们加以灭绝。同时，人类要保证他们所驯养的动植物能够生存。他学会了每年将他们的收获物留出一部分，作为下一年的种子，留下每年的羊羔牛犊，补充自己的畜群。而且，他们通过择优繁殖，改变了某些被驯化的物种，这比它们的自然改变来得更快，也更彻底。

制陶的发明，使文化的差异有了一种看得见的记录。陶器形制和装饰的变化几乎像时装一样快。而且陶器碎片是无法毁灭的，不像旧衣裳那样容易腐烂，后者只有在干燥的沙土或不透气的泥炭沼泽中才能保存下来。因此，在发明制陶到发明文字之间的整个时期，人类住地遗址中逐层分布的陶器碎片是一种最可靠的记时器。对于不同文化的地理分布，它也是一种最可靠的勘测器，还可以指示出不同文化通过工艺的传播、移民和征服而进行的混合与熔化。在旧大陆，在美洲，不同风格的陶器，是理解前文明时期地区文化发展和变异的线索。文明出现以后，在那些尚未发明文字，或不再使用已发明的某种文字、而这种文字尚未得到释读的地方，也同样如此。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多数地区，地区性的新石器文化取代了旧石器晚期文化。（人们已经注意到，在美洲大陆，来自东北亚的移民创造的旧石器晚期文化沿着自己的路线获得了发展。）在旧大陆，西南亚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通过“铜石井用”阶段的过渡逐渐发展为红铜时代文化。“铜石井用”意味着在这个阶段同时把铜和石块当作制造工具的原料。实际上，在相继使用红铜、青铜和铁制造武器以及装饰品后很久，人们还一直用石头制作某些最常见的工具。因此，以制作工具的不同材料命名的各种时代，在年代上其实是互相重叠的。实际上，不同地区在不同年代内，当铁取代石头，成为制作农具和非陶制家用器具的时候，新石器时代并没有真正结束。

在把野生动植物驯化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同时，人类发明了冶金术。这是人类技术实践的杰作。冶金术是一连串发现的最后产物，其中的联系并不那么明显。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次富于智慧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首先注意到，文明中心陆地表面上有大量较纯的金属。他们起初认为这些金属就是石头，结果发现它们具有普通石头所没有的韧性。随后发现，如果把它们加热，它们会暂时变得柔软，加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液化。因此，人们找到了一种原料，它像粘土一样，比石头更易成形。接下去就发现，不但能够找到较纯的金属，还可以在矿石中找到金属的成份，给含有色金属的矿石加热到一定程度，使其金属成份发生液化，潜藏的金属就会从矿渣中分离出来。最后一步就是发现，最丰富的矿石埋在地下。人类就这样发明了采矿技术。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冶金术至今已有将近6000年的历史。在秘鲁大约已有2800年的历史。它对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人类与他们唯一的栖身之地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冶金术提高了人类物质生活的标准，但冶金技术的社会价值在于它带来了劳动的分工，在环境方面的代价则是逐渐消耗了一种稀少的不可再生的原料。

锻工和矿工是最早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把全部劳动时间用于自己的行业，而不再像旧石器时代的猎手或新石器时代的牧人那样从事一切行当。结果在技术上出现了劳动分工。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是不同劳动产品的相互交换，而这又带来了一种道德问题——这种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也许永远不会得到解决。那么，根据何种原则将社会总产品分配给各个生产者阶层呢？总产品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劳动协作的产物，而他们各自的贡献却有不同的作用和价值。能够将这些明显的不同体现在产品分配中，使每一方都认为公平吗？能否尝试创造一种公平的分配？谁强大，谁就占有最大份额，这是否正确呢？如果不正确，它是否不可避免？

冶金的发明为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埋下了种子。“史密斯”这个曾经独具特色的姓氏就表明，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村庄里，人们把锻工看做是与其他村民不同的人，多数村民还没有参与专业分工。的确，旧石器时代可能已经有了技术分工的萌芽。那时的人类懂得，不同的燧石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具有不同的价值。他甚至懂得开采最有用的燧石。但在发明冶金术之前，不可能有人专门从事某种行业，完全以交换为生，而无需直接参加为自己生产食物的村社基本劳动。

冶金技术的发明所带来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对不可再生的稀有原料的使用。农民可以保证他的粮食和牲畜得到补充，因为这些都是动植物。如果不使大自然遭到破坏，生命自然会得到再生产。为保证驯化动植物的延续，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深谋远虑和自我约束。农民必须把他的收获物留出足够的部分，以便明年播种；必须留出足够的幼畜，以维持其畜群的数量。他必须有所节制，不去过份剥夺大地母亲。他还必须抵制诱惑，不去过量耕种，过量放牧，以免耗尽大地母亲的力量。

如果农民能够如此深谋远虑、自我约束，大自然对农民来说将永远是富饶的。事实上，只要生物圈还适于人类生存，农业和畜牧业一旦发明就将永远发展下去。相比之下，冶金的历史，则是一部不断勘探新的矿产资源，以取代那些已被发现、并且已被用尽的资源的历史。金属是无生命的，人类所用去的部分，不能通过金属自身的再生产得到补充。煤炭等有机物的衍生矿物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榨取已达到如此的程度，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得到的所有资源都将被用得一干二净。

在农业和畜牧业中，人类的技术力量与大自然的生产能力是平衡的。冶金术发明后，人类的技术能力开始对大自然提出更多的要求，在生物圈仍然作为生命栖身之地的整个时期内，大自然会无力满足这些要求。如果从未来20亿年人类生命的前程出发考虑过去1万年的人类历史，人们也许会觉得，如果人类没有发明冶金术，如果人类在达到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准后没有取得更高的技术成就，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更好些。如果人类在学会使用金属以前，制造工具的技术没有继续向前发展，那么，现在人口的数量和物质财富无疑要比现在的实际数量少得多。另一方面，人类的生存将更加安全，因为那样我们就不会面临把不可再生资源使用殆尽的危险。的确，坚硬的石头与金属一样是不可再生的，因为它是无生命物质，不能自我恢复。另一方面，它又比任何最常见的金属都丰富，似乎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我们的后代避免灭绝的唯一道路是重新回到使用金属以前的水平，那么，如果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停留在这个水平，他们的困难和痛苦将会比我们的后代少得多。

在文明中心内，农业、畜牧业和冶金术最先发明于何处？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最先”二字，因为人们从来不能肯定某一项发明是在某时某地单独出现的。当然，一项发明在某时某地出现后，到处都可以采用。还有间接传播的形式，即所谓“刺激扩散”。看到或听到外地的发明，会激发人们以自己的形式创造一种同样的东西，而不是直接采用外地的发明。但同样一种发明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分别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明是人性的产物，而人性的某些具体的精神、心理和生理的特点是一致的，所有的人都具有这些特点，只是每个人显示这种共同特点的方式不同而已。每一项发明的历史，都可能具有上述三种可能性之一。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无法确认，在某时某地出现的某种发明是一项独立的创造，是对某种刺激的反应，还是仅仅采用了已经存在的东西。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猜测可以带有几分自信：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农业、畜牧业、冶金术以及开采和搬运巨石的技术，都是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水陆运输中心地区——西南亚首次发明的。我们甚至能够准确地划定这一地区的范围。它不包括除半岛南角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在农业和畜牧业发明的时候，阿拉伯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其北部边缘即今天的叙利亚沙漠过于干旱贫瘠，无法提供驯化动植物所需要的环境。阿拉伯半岛只有南部的也门一角，由于风雨的浸润而十分肥沃。这一角落由于其他地区的干燥气候而与世隔绝，直到发明了航海船只、接着又驯化了阿拉伯骆驼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西南亚农牧业和冶金术的故乡也不包括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冲积谷地。在人类居住于此，耕作于此，将积水排干，使农田得到灌溉以前，这个地方不是人类和人类驯化的动植物的栖身之处。这是一个芦苇丛生、河流交错的迷宫。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现在已经再次变成了沼泽。另一方面，最初发明农牧业和冶金术的地区除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外，至少还包括小亚细亚南部、伊朗西部和土库曼地区。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驯化了一些谷类作物和牲畜。可能这里以前就有野生状态下的这类动植物。可能是来自西南亚的移民，也可能是当地的土著将这些得到驯化的动植物传到别处。这些土著居民采用了西南亚的发明，并由此促成了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并最终到铜石并用时代、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生活方式的文化转变。

在从西南亚发源地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已表现出种种差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在形制和装饰上具有地区性的差异，而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致的。前面已经指出，陶器碎片是直观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标志。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的陶器风格可能大都是当地人的创造，但人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黎凡特的灵感竟会在矗立于欧洲大陆地中海西部海岸和大西洋沿岸及近海岛屿的巨石纪念碑上体现出来。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到丹麦，从马尔他到英国的圆形石林都有这样的纪念碑。

与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欧洲的巨石纪念碑似乎比后来人们在这里建造的一切建筑都要古老。它们的建造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当时西欧正在走出新石器时代，经过铜石并用时代进入红铜和青铜时代。尽管这些建筑者是没有文化的，但这些建筑本身及有关的视觉艺术作品却无声地表明，这些石碑是为进行祖先崇拜和对一位母亲女神的崇拜而建的，在黎凡特也有这样一位母亲女神。西欧巨石与黎凡特的关系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在西欧，巨石宗教与技术是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顺着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延伸的。这就是说，它们处在欧洲最西部，距埃及和爱琴海最远的地方。在黎凡特，有些建筑比那些与它们很相像的西欧建筑的年代要晚些，而不是更早。西班牙南部地中海沿岸洛斯米来尔斯的蜂巢形古墓比迈锡尼的同类古墓早2000年；尽管圆形石林比埃及第四王朝诸法老的金字塔晚将近1000年，规模较小的洛斯米来尔斯砖石古墓却可能比萨卡拉的埃及第三王朝法老左塞的金字塔早好几个世纪。

第六章 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苏美尔文明的创立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没有提到，战争其实是人类进化的主要手段。人类不仅用战争消灭了自己的人科动物兄弟，而且进一步自相残杀。从进化论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拣选”，使得人类自身在自相淘汰中得到了进化。）

 

在苏美尔文明刚刚诞生之际，它的神祇仍然部分地代表着自然的力量。起初，这也许是神祇唯一的功用。然而，现在这些神祇中，已经有一部分在扮演双重角色。他们之中的每一位都要代表某个特定的苏美尔城邦的人类的集体力量。苏美尔神祇的这种双重作用反映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场革命。最初，当苏美尔的神祇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之时，人类仍要对大自然俯首贴耳；当人类用集体力量征服开发了冲积盆地，并在这里定居下来之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力量天平倒向了人类一边。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已经证明他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加于自然王国的一隅，而在过去，人们似乎根本不可能征服这种地方。在继续崇拜过去被看作是全能的非人力量的同时，人们对自己的集体力量也开始顶礼膜拜，并以此表明他们承认了自己的这个振奋人心的胜利。征服冲积盆地的苏美尔人，把其祖先的神祇变成了人类主权国家的神圣保护者或神圣服务者，并记录下了这种命运的变迁。

作为自然力量的代表，苏美尔的神祇仍然是整个苏美尔社会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各个城邦的代表，他们则分别体现了利益相互冲突的各个苏美尔社区的意志。这些神祇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不再是混然一体的了。在现存最早的苏美尔文书中已记载了这种神祇的新功用，这对苏美尔文明的前途来讲，是个不祥之兆。如果人们不但利用强大的集体力量去征服、开发非人类的自然，而且将其用于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各地人类精壮力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那么人类战胜自然的成果便会毁于一旦。

 

第七章 尼罗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法老埃及文明的创立

（谢选骏指出：显然，和苏美尔相比，埃及具有更为深厚的个人崇拜传统，对政治领袖进行了神化。在这种意义上，欧洲更接近苏美尔，中国更接近埃及。而且由于宗教神话的缺乏，中国的个人崇拜采取了直接的形式。这对蒙古侵略的形成，不无影响。）

 

考古学在三角洲方面的空白也给另一种推测留下了余地，它同样具有合理性，也同样无法证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设想，在法老埃及文明诞生之时，起主导作用的是三角洲，而不是上埃及。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图画：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叶，三角洲已与同时代的苏美尔达到同一发展水平，人们已征服了一部分冲积盆地，那里已出现了新生的城市。根据这一假设，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很可能是在到达上埃及之前先到达三角洲，然后，它不是在海上绕航阿拉伯，而是取道叙利亚从陆路抵达上埃及。

无论如何，苏美尔对新生的法老埃及文明产生的作用，不仅转瞬即逝，而且仅仅只是影响而已。在埃及广为传播的并非是现成的、原装的苏美尔文明。例如，埃及文字虽然结构源于苏莱尔，但其风格显然是埃及自身的，而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绝不是苏美尔文字的仿制品。在埃及的视觉艺术领域，埃及人迥然不同于苏美尔人，他们并不善用泥砖作为修建纪念碑的原料，他们把纪念碑从泥砖建筑变成了石头建筑，他们的古典纪念碑是用大方石料造就的。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在这方面，埃及人从未受惠于苏美尔人或任何其他外人。仅从规模上看，苏美尔人的砖制砂石碑就无法与埃及人的金字塔相匹敌。埃及金字塔设计之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石头建筑方面，苏美尔人从未能竞争过埃及人，但是这并不表明苏美尔人在想象力以及技术水平上逊其一筹。这里只需简单提示一下，与后来尼罗河沼泽地区发生的相似的转变相比，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泽国变为文明的故园，是一件更伟大也更古老的业绩。征服上埃及要相对容易一些，在那里，只需要治理一条河流，河谷地区也狭窄得多。在尼罗河盆地的这一段，两岸的丛林沼泽地带都离悬崖峭壁不远，而那里早已是法老埃及的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先驱者的定居地。在埃及，只有三角洲的地理环境可以与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相提并论，但显然，三角洲是逐渐地被开发出来的。

……

与苏美尔一样，在埃及，神祇代表了将人类掌握于股掌之中的自然力量，而且在埃及，对自然的崇拜也得到一种补充，即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在某种范围内，这种新宗教与苏尔美宗教有着同样的表达方式。在苏美尔和法老埃及，某些自然神都被用来既代表人的力量，又代表自然的力量。下述事实使其作用范围的扩大变得更加顺理成章：尽管自然神与大自然一样，是整个社会所共有的，但是它们仍然要与特殊的地域相连，而该地的地方性神坛便拥有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特权。甚至连埃及的太阳神拉——典型的宇宙之神，也在尼罗河东岸靠近三角洲顶端的赫利奥波利斯拥有一处地方居所。

各种宗教都信奉的植物之神俄赛里斯的鹰子何露斯为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即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统治者所占有。这两个城市位于上埃及最南部。大约公元前3100年，即法老埃及文明历史发祥之时，内肯－内科布的统治者从政治上统一了埃及，他们是在何露斯的保护之下征服了三角洲的。这个奇特的历史事件赋予何露斯战争神话又一层历史意义，在这场战争中，何露斯打败他邪恶的叔父塞特。本来这段神话只是象征着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过程，即植物每年的生生死死。其首先是指新石器时代人类栽培成功的谷物。在人类已从采集食物过渡到生产食物的经济阶段之后，每年收获谷物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植物之神俄赛里斯被他邪恶的兄弟塞特杀害后，塞特将兄长的尸体切成碎块，抛撒四方。可是，俄赛里斯忠贞的姐妹兼妻子伊希斯找到了这些碎块，将它们拼在一起。俄赛里斯复活了，并将王国交给了忠诚的儿子何露斯。在此之前，何露斯已经打败了凶手塞特，为父亲报了价。在三角洲并入上埃及之后，这段自然神话变成了纪念统一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故事。崇拜塞特的中心正巧位于三角洲的东北角，位于与内肯－内科布遥遥相对的埃及领土上的另一端。因此，何露斯战胜塞特可以代表上埃及战胜下埃及以及随之而来的两个王国合二为一这一事件。

埃及的政治统一开创了法老埃及的文明时代。在此后的3000年历史中，这一文明一直在埃及占统治地位。它史无前例地体现出人类的集体力量，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也因之而具有了新的形式。统一埃及的人以及在他之后的历代统治者都被当成万能力量的化身来加以崇拜，因为这一力量本来集中于两顶王冠之上，现在，这两顶王冠却为法老一人所据有。“法老”一词是统一王国时期最后的国都孟菲斯王宫埃及名称的希伯来语译音。他是活生生的人间主宰。他与那些栩栩如生的木石偶像比肩而立，而那些更为古老的诸神只是虚假地活在人们的想象之中。

那尔迈对上埃及和三角洲实行了最终的政治统一。无独有偶，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由卢伽尔扎吉西将苏美尔和阿卡德合二为一。不过，这个统一大业是在苏美尔文明经历了漫长的7个多世纪之后才完成的，而且，人们对它毫无热情。因为在连绵不断的、令人苦不堪言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之下，人们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理状态之下接受这个统一现实的。不论是卢伽尔扎吉西，还是从他手中夺走了由他亲自统一起来的王国的萨尔贡都同样劳而无功，谁也没有把他们奉为神明。虽然他们的一些后继者，例如纳里姆辛（约公元前2291－前2255年在位）和舒尔吉（约公元前2095－前2048年在位）虽都敢于自奉为神，却都未能为人所尊崇。在苏美尔和阿卡德，活着的人间之神只是例外，而非定制。

第八章 苏美尔和阿卡德（约公元前3000－前2230年） 

（谢选骏指出：闪米特人不仅窃取了苏美尔人的帝国，而且窃取了苏美尔人的宗教：著名的大洪水故事就是如此。关键在于，闪米特人足够原始野蛮，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谁要是看不起原始人野蛮人，谁就会很快尝到苦头。其实，头领们发动战争的一个盘算，就是让年轻人出去送死，免得他们留在家里作乱。） 

苏美尔文明这一命名确是恰如其份的，因为开发并定居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冲积盆地、这一人类集体力量创立文明的成功范例，是由苏美尔人这一个民族的人民独立完成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尽管如此，一开始在政治上，苏美尔人的集体力量就未从这个统治着由他们自己争得的整个冲积盆地的统一国家之中得到体现。拓荒任务是由许多互相分散的苏美尔人社区完成的，这些社区在政治上彼此独立，各自从不同的方位向荒原进攻。我们可以从苏美尔世界的政治结构上推断出这一点。苏美尔文书中最早的可识读的文件告诉我们，这种结构确实存在过。在苏美尔文明史的黎明时期，苏美尔是由许多地区性主权城邦国家拼合而成的。苏美尔世界的文化统一体并不等于政治统一体。 

在苏美尔文明史的头五六个世纪（约公元前3100－前2500年），各城邦国家相安无事地共存着，彼此之间似乎没有冲突。无疑，开发冲积盆地是个渐进的过程。在很长的时间里，由各城邦国家奠基者开垦出的水浇地和利用水涝保持肥力的低平草地只是一块块绿洲，各城市的领地被一片片仍未开发的处女沼泽相隔绝。从总面积上看，这些处女地比绿洲面积的总和要大得多。在苏美尔文明史的这个最初阶段，由各社区支配的，围绕在各社区田野四周的处女地显得广袤无垠。因此，每个社区尚能在不与其他社区竞争的情况下，在各自的范围内管理水利，尽管与此同时，其他社区也在各自地域内进行着相同的工作。

当地区性城邦国家的可耕地扩张，最终消灭了将它们隔绝的沼泽地，相互因此而成为唇齿相依的邻邦时，政治上的关键时期到来了。在苏美尔，这一人类以技术力量战胜大自然的成果时，却向人类提出了人际关系中的政治问题。苏美尔人并不像埃及人遇到同样的社会问题时那样，迅速地以大一统这种激进的权宜之计去回答社会提出的挑战。在苏美尔，当过去彼此孤立的政治拼板上的小单位开始相互接触时，它们并不像埃及那样，立即粘合成单一的、统一的王国。这些城邦国家在相互为邻之后，依然保持着本地区的独立和主权。

在这个阶段，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生产率相当高，以至于其一部分产品可以作为苏美尔城邦国家统治集团成员奢华的生活资料，甚至包括其死后的花费。城邦国家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王室墓地的出土文物表明，君主拥有可以随他任意支配的技术工匠，他们为他的后妃制作精美的首饰，君主下葬时不仅要带上他的牛拉御辇，而且还要让大群男女佣人在他死后继续服侍他。在君主葬礼达到高潮时，这些佣人要么被处死，要么以自杀方式自愿殉葬。在苏美尔文明史的最初阶段，我们在乌尔发现的这种极端的阶级分化现象，似乎也是当时整个苏美尔世界赖以存在的典型的社会条件。

大约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的苏美尔历史的下一个阶段，突出的特点已不再是统治集团在各自城邦国家中尽力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而是各城邦国家之间的相互冲突。在莱加什国王安纳吐姆庆祝他战胜邻国乌玛的浮雕中表现出，到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国家间的战争已经是组织严密、残酷无情、你死我活的了。安纳吐姆的部队不仅装备着昂贵的头盔（或许已是金属制作的）、充足的盾牌，还为作战而训练成方阵。在安纳吐姆的雕刻家的作品中，他们肩并肩，一行接一行，前排盾牌墙上方显露出后排的矛尖。战败的敌方士兵的尸体匍匐在胜利的士兵及其首领的脚下。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的国王在墓葬中已不需要殉葬人了，他们在彼此之间的战争——这个大得多的范围内得到了人类牺牲的贡奉。战争的牺牲品都是好战社区中年轻人的精华。

在安纳吐姆时代，莱加什和乌玛斗争的焦点是争夺位于两国边界上的运河。胜利者得到的报偿将是享有运河两岸良田出产的产品，而双方争夺的运河对这些良田的排灌则是丰产的关键。为这条给人以活力的运河进行的战争中，安纳吐姆自称是胜利者。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出，即使这个胜利是真实的，也必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无论如何，莱加什国内岌岌可危的社会力量均衡显然终于被打破了。苏美尔农民对统治集团享有特权所采取的宽容态度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无特权的大多数人继续相信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正在有效地为社会服务，而这一服务对整个社区的福利是必不可少的。当莱加什国王乌鲁卡吉那（约公元前2378-前2371年在位）已能够向祭司的权威提出挑战时，这一信念肯定已受到了动摇。

如果乌鲁卡吉那真的是在进行一场社会革命的话，他的革命却未能获得成功。他被国王卢伽尔扎吉西推翻了。卢伽尔扎吉西此前已在两个城邦国家中建立了统治，这两个国家是乌玛和乌鲁克。乌鲁卡吉那不仅把莱加什并入他的统治之下，他还吞并了所有苏美尔城邦国家。随后，他把帝国扩张到了苏美尔的边界之外，使他的疆土“从大海到大海”，即从波斯湾口到达了北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卢伽尔扎吉西（约公元前2371-前2347年在位）用武力征服了他的王国。不过，他的帝国主义战争比起苏美尔人之间进行的连年不断的城邦战争来，毕竟要好一些。的确，用武力实现政治统一是治疗这场社会动乱的唯一良方。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自然水系与人工开凿的水系浑然一体，形成完整的水网。只要这个水网不掌握在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手中，而他又有能力规划分配生活资料——水，那么，对水系的管理既不会行之有效，也不会平安无事。它不可避免地总是构成各地方主权国家之间宣战的理由，因为这些国家为了争夺对水网的最大控制权，必然要相互竞争和战斗。卢伽尔扎吉西从政治上统一苏美尔并向西北拓展了边界的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使统一管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水系成为可能，并使苏美尔的统治者拥有了阿马努斯山的木材资源，或许还占有了更远地方的铜矿资源。

但是，卢伽尔扎吉西建立帝国的成果并未由他本人或任何苏美尔族帝王享用。由卢伽尔扎吉西统一起来的帝国被一个讲闪米特语的阿卡德官员萨尔贡攫取了，他似乎发迹于对基什的统治。以后，萨尔贡离开了基什，在阿加德建立了自己的城邦，该城城址至今未能查明。显然它是在后来的巴比伦城附近某个地方。这个城址选择得最恰当不过，因为一旦雄踞（它的确如此）冲积盆地西北端，它的占有者便可控制直到两河河口的整个冲积盆地的水网，而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的河床在这里相距最近。

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萨尔贡占领卢伽尔扎吉西的帝国时，也许已不是操闪米特语的民族第一次在这里出现了。比布鲁斯在开始与法者埃及进行商业、文化往来时，其居民也许已是操闪米特语的居民了，这是早于萨尔贡时代六七百年的事。不过，占有苏芙尔和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是操闪米特语的统治者第一次拥有霸业。萨尔贡的阿卡德及其帝国首都阿加德横亘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之间，从苏美尔溯河而上，帝国的疆界在西北方向一直扩张到冲积盆地的起如点。萨尔贡是否在这个战略要冲建立了操闪米特语民族的定居点，阿卡德人是否在更早些时候就已渗入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盆地这一地区，至今仍是个谜。不过，我们可以认为，阿卡德人以及已知的最早踞有巴勒斯坦、叙利亚的讲闪米特语的民族——迦南人均来自阿拉伯。因为此后，正是从这一地区涌出了一浪接一浪的闪米特人移民大潮，其中有阿莫里特人、希伯来－阿拉米－迦勒底人和阿拉伯人的几次移民浪潮。这一次次的浪潮席卷过阿拉伯平原的北海岸，一直涌入丰腴的新月形地区。

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密切相关，闪米特语本身又与北非的语言群体——古埃及语（现在以科普特语为代表）、东北非的库什语支中的诸种语言（贝贾语、达纳基动语、加拉语和索马里语）以及西北非的柏柏尔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大平原的传导性能颇佳，闪米特语族的各种语言比其他任何语言传播得更广。当然，印欧语系和突厥语系除外。阿拉伯人在民族大迁徙中带来的阿拉伯语是闪米特语族中距今时间最近的一支。今天，从扎格罗斯山脉脚下和波斯湾东岸到大西洋岸边的北非海岸，整个西南亚、北非都在讲这种语言。在前黎巴嫩山脉和乌尔米耶湖西岸的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古叙利亚语，它是阿拉米语的近代形式，而希伯来语又在巴勒斯坦重新流行起来。

萨尔贡在阿加德的统治时期大约从公元前2371年持续到公元前2316年，他建立的王朝则一直维持到大约公元前2230年。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上的这个由萨尔贡从卢伽尔扎吉西手中夺来并交给其子孙的帝国并非孤立存在的，还有一个与它相似的国家，那就是法老埃及历史上的古王国。不过，与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相比，古王国有两个优势，它建立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它的繁荣阶段，而且，它的创立者也不是外国人。古王国的发祥地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正位于埃及南部边界之内，它的统治者成为埃及南部边陲的守护人。也许正是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作战的本领，后来，在为统一埃及和世界而进行的内战中，他们最终显示出了这种本领。与此相反，阿卡德及其首都阿加德都处于苏美尔的西北边界之外。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阿卡德人是外来干涉者，萨尔贡及其后人，如同其前任卢伽尔扎吉西一样，都是赳赳武夫，而法老埃及的统一王国一经建立，便给埃及带来了近1000年的持续和平。

据说，萨尔贡本人曾率一文远征队进入过小亚细亚东部地区，因为那里的一个商贾定居点向他请求援助，这些受到土著人虐待的商人也许是阿卡德人。不过，萨尔贡这个声名卓著的功绩也许只是个传说，其时间或许早于阿卡德商人实际定居的时代。现已出土的文书证明，从公元前12世纪到9世纪，他们才在卡内什城郊定居下来。不过，萨尔贡王朝的纳里姆辛远征扎格罗斯高原的历史真实性则不容置疑。纳里姆辛砂石碑上的浮雕证实了这一点。它与安纳吐姆的浮雕和那尔迈调色板一样，都是塑造出残酷战争场面的视觉文件。

纳里姆辛的远征虽然取得了残酷的、显而易见的胜利，但是，从结果上判断，也许它仍然属于一次进攻型的防御作战。如果他真的处于守势，那么，他所保卫的就不仅仅是阿卡德，还有苏美尔和苏美尔文明。苏美尔文明已经征服了它的征服者的心。他们几乎将它全盘接受下来，包括它的文字，乃至它的宗教。大多数阿卡德神就是苏美尔神，只不过被上了一层薄薄的外衣——它们都有闪米特文的名字。阿卡德语也用苏美尔文书写了出来，虽然对于闪米特语族的语言来说，这种表达方式过于笨拙，因为一个闪米特词的词根不是一连串音节，而是三个一组的辅音字母。

在阿卡德人接受苏美尔文明之际，苏美尔文明已经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对宗教的虔诚，其二是经商能力。在苏美尔－阿卡德视觉艺术品中占绝大多数的拜神者小像生动地表现出了这种虔诚。做祷告的人谦卑地双手合十，在现代人看来，紧张而又凝神的目光传达出了祷告词的热烈。苏美尔－阿卡德人经商能力的纪念碑则是成千上万块泥板文书，上面记录着各种类型的商业往来。诸神是最大的财产所有者，管理寺庙的人也许是首创大规模系统经商方法的先驱。不过，在苏美尔经济中，私营部分与公营部分平分秋色。苏美尔人在经商时与在祈祷时一样，都是全神贯注的。在这两个活动领域里，阿卡德人竭尽全力模仿苏美尔人，并掌握了其真谛。

大约在公元前2230年，萨尔贡王朝被来自东北高原的蛮族古蒂人所推翻。大约公元前2230年到大约2120年期间，苏美尔和阿卡德都处于古蒂人的统治之下。在古蒂人统治时期，操闪米特语的阿莫里特人从西南方渗入阿卡德，并最终建立了巴比伦。受到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共同仇恨的古蒂人最终被消灭了，或者被驱逐了，而闯入阿卡德地区的阿莫里特人却留在这里生活下去了。他们将在未来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九章 法老埃及（约公元前3000－前2181年） 

 

（谢选骏指出：显然，这里忽略了埃及沙漠的干燥空气，对于埃及宗教的重要作用。干燥的防腐作用，不仅便利了尸体的保存，而且使得人体崇拜成为可能。“法老的亲生母亲不是通过与他亲生父亲的性关系而生了他，法老是通过母亲与太阳神非肉体的关系才出生的。”这并不是说法老是私生子，而是说法老产自一种神秘的关系。中国的帝王神话，也有类似的内容。）

埃及人热衷于追求死后的永垂不朽，他们对这种死后目标的追求甚至比追求任何在世之年可以得到的东西更为狂热。他们是重物质的，他们尽情享用今生可以得到的物质产品——粮食和财富，他们以永远享受这种愉快的生活为前提，设计了死后的永生。由于死前的有生之年是短暂的，死后的生活却可能成为无穷，他们就把更多的财富和精力用来修建陵墓而不是去造房屋，用来将尸体做成木乃伊而不去装扮活人的躯体。在死亡面前，他们非但不退缩，反而把它看作是人生中一个更为长久、更为重要的阶段，并在为迎接它的到来而做的准备工作中憧憬着它，从中得到乐趣。他们相信，如果预先采取了必要措施，死亡对他们来讲只是一种新生活的开端。

埃及人之间对于死后生活的信仰既不一致，彼此间也不连贯。在宏大的陵墓中从物质上保留一具制成木乃伊的尸体，这种行为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可以使一部分灵魂继续与尸体为伴。他们还认为，无论如何，法老的另一部分灵魂会与其他神祇相会合。他们甚至抱有这样一个拙朴、原始的信念，认为法老实际上会吃掉其他神祇，并因此而获得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第三个信念认为，俄赛里斯——死而复生的植物之神，可以使他的崇拜者同样起死回生，他将在西方的绿色天堂中接待他们，并同他们一道永远居住在这个极乐世界中。埃及人的俄赛里斯神话与迦南人的阿多尼斯神话、小亚细亚的阿提斯神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即使这一神话是从境外传入埃及的，它也已在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便深深地植根于埃及宗教生活中了。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俄赛里斯的崇拜日渐普及，并最终成为正统。因此，人们也逐渐相信，死亡之后会有审判，只有生前善行多于恶行的灵魂才能在死后审判中获准进入俄赛里斯的天堂。

……

埃及的政治统一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曾代表了无处不在的自然力量的古代诸神的问题。既然散布各地的神祇祭坛已经处于统一的政治王国疆界之内，神祇本身也应成为统一的神圣社会的成员。他们之间宗族的、继承性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为确立这种关系，在太阳神拉的圣城赫利奥波利斯创立了一种神学，赫利奥波利斯作为拉统辖之下的9位非人神祇所在的万神庙而体现的神性，显然与第四王朝的理论发生了冲突。这一理论认为，神性只体现于法老身上。

显然，从第四王朝向第五王朝（约公元前2494－前2346年）的过渡并不意味着宗族连续性的断裂，而是一种新的法老神学的开端，实际上是孟菲斯的政府向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集团的投降。力量均衡的转变反映在法老时代建筑的变化上。第五、第六王朝的法老不再以建造巨大的金字塔来与前辈竞争了，他们开始为赫利奥波利斯万神庙的众神之首——太阳神拉建造庙宇。法老一直被尊为诸神中的一员，不过，从第五王朝起，人们便开始认为，他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是拉的儿子，法老的亲生母亲不是通过与他亲生父亲的性关系而生了他，法老是通过母亲与太阳神非肉体的关系才出生的。

 

第十章 世界的地平线（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谢选骏指出：种种事实说明，希特勒所吹嘘的“雅利安人”，即使在欧洲都非文明的创造者，那么在其他地区呢？就更不是了。）

 

印度河文明已经发掘的历史遗存，其分布的地区距苏美尔的陆路距离，大约相当于埃及或小亚细亚距苏美尔的两倍之遥。……在印度河流域，正如在尼罗河下游一样，区域文明似乎一开始就以成熟的形态显露出来。如果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在东南方通过海路辐射，在西北方通过陆路扩散，那么就不可能不考虑印度河文明也具备由于苏美尔的文化刺激而产生的可能性。因为，就海路距离而言，从波斯湾顶端到印度河三角洲还不及到上埃及红海沿岸的一半。并且，我们知道，即便印度河文明不是发端于苏美尔文明的刺激，但与之有联系则是无疑的。在苏美尔的一个考古地层中，已经发现了一些刻有印度文题字的图章，其年代早于萨尔贡王朝。由此可以推知，印度河文明至少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经存在。

印度河文明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这一年代告诉我们，至今仍未破译的文字所承载的语言不是原始梵语，因为携带原始梵语这一印欧语种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入侵者是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至少1000年才到达那里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印度文题字所代表的语言是否属于早于原始梵语进入次大陆的达罗毗荼语族，或是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中的一种。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传入印度次大陆的年代似乎比原始梵语和达罗毗荼语族都要早。

文字并不是印度河文明唯一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它的象形艺术同传统化的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艺术相比是自然主义的。已经发现的印度河微雕作品揭示了这一特征。印度河文明的建筑风格，无论是公共设施还是私人住宅，都给人一种注重实用的感觉。它的蓄水系统、排水系统、浴场和码头可以同罗马帝国媲美，甚至和现代西方的水平也相差无几。灌溉农业作为印度河文明的经济支柱，当然不是它所特有的；同样，纺纱、织布和印染技术的采用以及陶轮的使用也是如此。但是，对给印度河人民提供了纺织原料的灌木植物棉花的培育，则是他们独自完成的。他们也许还是驼背牛（瘤牛）的最初驯养者。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北大西洋边缘到西南亚的距离几乎有西南亚到印度河流域的两倍，但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距西南亚比欧洲大西洋沿岸距西南亚更远。在黄河流域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那就是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它是根据今天河南的一个村落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村落被认为是它的典型遗址。但是，它的起源似乎更早，在今天中国最西北的省份甘肃持续的时间似乎更久。彩陶是仰韶文化的独特特征，但它与诞生于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乌克兰西部的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很相似，特里波列文化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种相似也许不是偶然的，它可能是一种历史联系的见证。因为甘肃和乌克兰位于欧亚大平原的两边，而大平原也像海洋一样，是可以交通的。来自西南亚的新石器时代的先驱们也许可以到达横跨里海的欧亚大平原南岸，然后穿过大平原，沿西北方向到达乌克兰，同时沿东北方向到达甘肃。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也许就是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在今天的中国西北部形成的。

（谢选骏指出：这再次证明，雅利安人从来不是文明的创造者；因为雅利安人的扩张是一千年以后的事情了。）

第十一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 

（谢选骏指出：文明的创造者往往不是文明的继承者，这并不奇怪，因为创造文明和攫取文明，是两种不同的工作，就像工人和窃贼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有的民族善于创造，却不善保守；有的善于攫取和发扬，却不会创造。所以任何文明的成长，都会涉及到不同的民族，像是接力赛一样。这就是历史的魔方。）

 

古蒂蛮族入侵者推翻了苏美尔－阿卡德的阿卡德萨尔贡王朝，并取而代之。按推测应该是古蒂人统治下的阿卡德人领导了本地人起义，在古蒂人统治大约一个世纪（约公元前2230－前2120年）之后，最终消灭或驱逐了古蒂人。事实上，阿卡德和苏美尔的解放者不是阿卡德人，而是苏美尔——乌鲁克城邦的乌图赫伽尔（约公元前2120－前2113年在位）。但是，乌图赫伽尔和他的城邦都没能享受到自己的胜利果实，君主的节杖落到另一个苏美尔城邦——乌尔城邦的统治者手里。这个最初由苏美尔征服者卢伽尔扎吉西建立、而后被阿加德的阿卡德人萨尔贡强行夺取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如今在另一个苏美尔——乌尔的乌尔纳姆（约公元前2113－前2096年在位）手中得以重建。 

由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发源地是苏美尔而不是阿卡德，一个以苏美尔城邦为中心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应该比半野蛮人的阿卡德政权——萨尔贡王朝有更牢固的基础。然而，乌尔纳姆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及其创建的乌尔第三王朝却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人在苏美尔政治统治的间歇期，阿卡德在语言上征服了苏美尔，苏美尔人先是两种语言并用，随后就完全采用了阿卡德语。虽然苏美尔语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并没有完全湮没，但一直到公元前612－前609年亚述王国陷落和毁灭之前，它都只作为“古典”语言而存在，用以传播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古老传说。

乌尔第三王朝被它的埃兰臣民的起义所推翻，乌尔城遭到洗劫。那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乌尔城邦从此再也没有复苏过。帝国被分割为众多相互争斗的地区性子系城邦。埃兰并没有恢复自己的独立，而是在苏美尔的拉尔萨城邦强行建立了一个埃兰王朝。苏美尔的伊辛城邦僭取了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的称号，却没能重建帝国。乌尔第三王朝帝国解体之后兴起的其他地区性子系城邦包括埃什南纳（底格里斯河以东，埃兰西北）、亚述（横跨底格里斯河，埃什南纳西北）、巴比伦（横跨幼发拉底河，阿卡德地区内）、马里（横跨幼发拉底河中游，巴比伦西北）、卡尔基米什（横跨幼发拉底河西部河曲地段）、亚姆哈德（阿勒颇）和盖特纳（阿勒颇以南，奥龙特斯河流域内）。所有这些乌尔第三王朝的后继城邦，除了盖特纳、亚姆哈德和埃兰之外，最后都被巴比伦的汉穆拉比（公元前1790－前1750年在位）在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汉穆拉比在位第三十至三十八年之间，连续9年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完成了这一统一进程。但是，这次由阿莫里特人的帝国缔造者完成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第二次重建甚至比由苏美尔人乌尔纳姆完成的第一次重建寿命更短。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印度河文明的破坏者极有可能是把印欧语言带入印度的蛮族。《吠陀》经文皆用印欧写成，而印欧语在后来被作为一种古典语言人为复活之后，逐渐被称为“梵语”。达罗毗荼语族和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诸语言在操原始梵语者入侵以前，肯定曾在印度次大陆流行。达罗毗荼语似乎是同原始梵语一样来自西北。达罗毗荼语族的布拉灰语在公元20世纪还流行于俾路支省部分地区。至于原始梵语，它进入印度的时间和印度河文明遭毁灭的时间同样无法确定。根据喀西特众神中存在着《吠陀》经里的太阳神苏利耶这一点来判断，公元前18世纪从伊朗高原下来的喀西特人似乎包括部分操原始梵语者。在公元前15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王国（杰济拉）的众神中，也有《吠陀》经里的神。但是，这些关于当时巴比伦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操原始梵语者的踪迹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何时毁灭了印度河文明。

在公元前二千纪前250年的黄河流域，地区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从仰韶文化时期进入龙山文化时期。这不仅仅是陶器风格从彩陶变为黑陶，龙山文化时期的驯化动物范围更广，而且至少有一个定居地已经修筑了土坯城墙用于防卫。尽管如此，东亚这种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还没有企及像它的西方，从印度河流域到爱琴海地区业已形成的那种文明的类型。

第十二章 马的驯化与欧亚草原游牧生活的创造 

（谢选骏指出：对于大草原来说，游牧生活是最有利的生活方式，它可以开发大自然，却又不把它变为不毛之地。但是游牧民族却是一种寄生虫，它们寄生在农业上，存在的前提是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有与之保持联系的农业人口，这些农业人口持续不断地生产出超过自身生存所必需的食物，这就诱惑了游牧民前往抢劫。虽然蒙古人曾想消灭所有的农民，但实际上他们做不到，因为那样就消灭了自己存在的基础。）

印欧语的发源地可能在东欧某地，它的南面在土库曼与西南亚相接，从那里很容易进入大平原。如果存在一次从大平原进发的大迁移，那么可能是在马的驯化之后，因为马很适宜于当地的游牧生活。在特洛伊遗址最低层的特洛伊第六地层中就发现了马的骨骸，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此外，苏美尔－阿卡德人在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还没有马，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人也是如此。这说明，马是公元前1800年以前不久在欧亚大平原上驯化的，而一种新式武器——马拉战车的发明和传播正是蛮族在公元前18世纪入侵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并取得成功的原因。

游牧生活像城市生活一样，也是一种非农业生活方式。它寄生在农业上，存在的前提是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有与之保持联系的农业人口，这些农业人口持续不断地生产出超过自身生存所必需的食物。城市人口用城市的产品和服务同农业人口交换食物，游牧民也同样需要通过出售牲畜和兽皮来购买农居社会的物品。虽然游牧民自己不从事农业，但他们浪漫的生活方式不仅后于农业而出现，而且只有同持续耕种土地的邻居同生共存才具有可行性。在这种条件下，游牧生活是利用干旱草原而不毁坏它的最具建设性的方式。耕种土地能够在较短的周期内生产出更大的收获，但每年的收成是不稳定的，而且大量的草根被翻犁起来，有可能使大草原变成沙漠。在大草原上，较长周期的交替游牧是把草原当作狩猎地来使用，正如美洲北部的土生美洲人在公元19世纪仍然对当地大草原的使用方式一样。来自欧洲的定居者灭绝了曾作为当地人狩猎对象的野牛，而以一个生长期短的“牛的王国”取而代之。大草原的游牧生活是最有利的生活方式，它可以开发大自然，却又不把它变为不毛之地。

为了使干旱草原能供养尽可能多的牲畜，游牧民不得不按照周期性的季节轨道不断地把畜群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如果没有诸如马和骆驼这样的非人力助手的帮助，他们要在周期性的迁徙中管理好他们的牛和羊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迁徙如果不是天灾使然，还必须周密计划和准确实施，游牧民因之不得不把自己、动物助手和牲畜置于严格的纪律之下。游牧共同体迁徙时的后勤恰似一场军事战役的后勤，结果，游牧生活本身就为进行流动战争而自动地训练着它的从事者。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年复一年，周而往返，既不同其他游牧民族也不同游牧民的农居邻邦和贸易伙伴发生争端。

马的驯化给人们提供了使游牧生活具有可行性的非人力助手，但最初驯化的马却是一种弱小的动物，它不能承受骑手的重量，用尽可能轻的材料制成的两轮车也要4匹马来拉。经过1000年的饲养之后，马才能驮一个装备很轻的骑兵。又过了几个世纪，一种“巨型马”被培育出来，它可以承担自身的盔甲和一个穿着全副盔甲的骑手。然而，从一开始，游牧民只要冲出通常居住的大草原，他们在军事上就都是令人生畏的。不过，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公元前18世纪下半叶对巴比伦王国和埃及的入侵，也许还有对克里特的入侵，可能是游牧民族第一次系列进发的直接后果。这种进发在欧亚大平原一直持续到公元18世纪，在阿拉伯北部大平原则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欧亚大平原上游牧生活的发明者很有可能就是那一批操原始梵语的民族，他们对巴比伦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施予了暂时性的冲击，却给印度打上了永久性的烙印。但是，游牧生活一旦发明，就不可能维持任何单一民族的垄断地位。欧亚大平原在不同的时期被讲不同语言的民族所占领，这些语言相继有原始梵语、伊朗语、土耳其语、通古斯语、蒙古语和芬兰语（马扎尔人的语言）。伴随着公元前二千纪末叶单峰骆驼在阿拉伯大平原的驯化和公元纪年前夕马对那里环境的适应，游牧生活的范围扩展到阿拉伯，又从阿拉伯扩展到北非。游牧民族从公元前18世纪开始创造历史，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第十三章 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约公元前1730－前1250年）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在下面叙述说，“中国文明破晓之际，也曾出现过一系列创新，这使我们回忆起伴随印度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陡然诞生而具有的新意。中国也不例外，这些创新萌芽的突发性，似乎预示着那里的文明同样是在域外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从而与苏美尔文明显著的自发进化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似乎与他的“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的说法，自相矛盾。按照下面的叙述，文明就不是有一个“挑战和应战”的起源，还有一个或说至少还有一个“外来传播”的起源了。）

 

中国的区域文明（被称为商朝，别名殷）诞生于大约公元前1500年。它的某些特征源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晚期（即龙山黑陶阶段）。与西南亚的新月沃地和埃及不同，中国文明的兴起没有伴随着定居地的变动。如同地中海东部一样，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依赖于降雨对农作物的灌溉，它的所在地都是地势相对较高的风化黄土地带，包括甘肃、黄河的支流渭河流域以及东部的黄河与汉水、淮河间的广大地区，这也正是龙山新石器文化后裔商文明的所在地。中国文明的开拓者们并没有开发河谷底部的冲积层土壤以供耕种和居住之用。直到中国的古老文明升起于地平线1000年左右，苏美尔和埃及类型的治水方式才成为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东方的商文明及其前身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不像苏美尔文明与前身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那样有过明显的断层。不过，两大文明都有一些共同或类似的新趋势。与苏美尔一样，中国由新石器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程，伴随着统治集团与臣民阶层财富和权利的严重分化。安阳（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城址）的帝王陵墓与乌尔第一王朝的陵墓有相似之处，尽管后者要早1000多年。商陵建构宏大，并拥有奢侈的殉葬品，其中包括人殉。冲积层被开发成耕地推动了苏美尔社会财富的不断集聚，也使得极少数统治者能够获得穷奢极欲的享受和陪葬。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同样邪恶的趋势，而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却没有任何同步的增长。

中国文明破晓之际，也曾出现过一系列创新，这使我们回忆起伴随印度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陡然诞生而具有的新意。中国也不例外，这些创新萌芽的突发性，似乎预示着那里的文明同样是在域外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从而与苏美尔文明显著的自发进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项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第二项创新是一种文字符号的应用，即中国商代文字的发明。它是中国古典文字的先驱。正如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一样，商代文字肯定也受到苏美尔文字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很可能既细微难辨又比较间接。中国文字还有一个特点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即它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文字的结构来自苏美尔语，这种结构（对表意符号和音素的共同使用既缺乏逻辑又显得笨拙）过于罕见以至于可以肯定，它是在三个不同的地点独立发展成形的。中国古代文明初创时期的第三项突发性创新是青铜工具的使用，包括投掷器、武器和祭器等。制造青铜器的技艺也无疑源自西方。商代青铜器就像其文字一样，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青铜器皿设计精巧，显示了高超的工艺。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中国青铜器或许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木制原型，只不过这种原型在今天已无迹可寻。但是，这一假设仅能解释手工制作风格的源头，而冶金技术的突然获得则仍然是一个谜。

商文明在中国黄河流域崛起的同时，中美洲地区的文化开始步入早期“形成”阶段。如果把农业的开创，而不是磨制石器技术的发明，视为新石器时代的突出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时期与旧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同等对待。时至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民族已由主要依靠采集食物和打猎为生的“上古时代”，跨入一个新时代，即所谓“形成期”，人们已开始以农业为生。几乎可以肯定，玉米的进化是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大陆居民独自完成的。直到欧洲人横越大西洋踏上新大陆将玉米运回欧洲时，玉米的名字才为旧大陆所知。然而，在一种农作物的进化到以种植这种农作物为主要生计的经济体制确立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时间滞差，而旧大陆经济史中则没有这样的时期。旧大陆由食物采集向以农业为生的转变紧随培育技术的获得而迅速完成，没有时间滞差的迹象。中美洲地区的时滞至少为1000年，甚至可能是2500年。同一历史时代何以会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步调，令人迷惑不解。正是这种情形导致了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文明在经济、技术上的相对落后。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不能理解“旧大陆由食物采集向以农业为生的转变紧随培育技术的获得而迅速完成，没有时间滞差的迹象。中美洲地区的时滞至少为1000年甚至可能是2500年。同一历史时代何以会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步调。”其实，这是由于旧大陆是横向的，具有广大的同纬度农牧区，便于农作物技术的传播；而新大陆是纵向的，缺乏广大的同纬度农牧区，不利农作物技术的传播。）

第十四章 旧大陆的民族大迁徙（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认为，“与800年后秦始皇强加于中国社会的中央集权政体相比，周朝政权显得比较脆弱，即使在开国初期也是如此。”他对殷周之间的根本变革毫无认识，这说明他没有理解文明史的演进，没有理解先秦王国时代带有“古典城邦文明”的性质，而秦后帝国时代则带有“世界统一帝国”的性质。这可能因为，他的文明史理论是从别人那里抄袭的，因此他也就无法把它贯彻到自己的历史叙述之中。）

 

黄河流域的商王朝为它以前的诸侯国之一——周取而代之；根据经典年表，时间为公元前1122年；另外一种比较慎重的估计，为公元前1027年，这也许更接近实际日期、周自黄河流域的渭河支流侵入中国北部平原地带，也就是说，在以往的年代里，中国也许从这个方向吸收了不少文化养料，此地经由欧亚大平原可通往西方。不过，考古学证据无法说明周到底带来了什么进步的文化创新。由商至周的政治变化没有像希腊迈锡尼诸公国灭亡那样导致文化发展链条的中断。周似乎也是中国人；而且，毋庸置疑，他们在推翻商王朝以前也完全属于中国文化范围。文字和青铜器制造技术随着政权的变换保存了下来并得以发展。

而且，朝代的变更似乎没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任何直接的重大变化。代表商代政权特征的考古学证据不仅包括人工制品，还有名为甲骨文的文献。安阳遗址的发现表明，该王朝在定都安阳时期为黄河流域的主要政权。根据传说，安阳是商代5次迁都的最后一站。目前还没有发现可与之比拟的同时代文化遗址，换句话说，即还没有发现另外一个同样规模、可与之抗衡的政权。据分析，往南大约100英里的郑州遗址为商代早期都城。然而，甲骨文表明，商王朝处于敌人的威胁中，而且这种威胁确实存在过。

考古学证据未能说明，商王朝直接控制的领土范围或它的政治影响范围究竟有多大；但有一点很清楚，商王朝没有建立起一套利于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中国政治统一后的中华帝国及其后继帝国有着明显的差异。统一了中国的诸侯国秦国国王嬴政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从未出现过一个拥有整个中国文明覆盖范围的中央集权型帝国。商代政权组织则属另外一种类型，与它的直接继任者有着更多的共同点，而中国传统的关于周王朝政权组织的描述则带有追溯的性质。

公元前771年，周王朝受到一场无可弥补的灾难的打击，从此逐渐衰弱下去。不过，即使在此之前，甚至在早期，周政权直接统治的区域也很狭小。周政权很大程度上只是地方诸侯的盟主，这些诸侯约有七八十个，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与800年后秦始皇强加于中国社会的中央集权政体相比，周朝政权显得比较脆弱，即使在开国初期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如果以其前辈商朝政权的标准来衡量，周朝政权可能还算强大些。周人在他们的时代确实控制了中国社会，尽管没有采取直接控制的方式。为周朝所取代的商朝统治者或许仅仅运用武力控制它的近邻政权，而没有使宗主国与其势力范围内的半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趋向制度化。对于那些半独立的政权，商王朝在不断地进行威胁的同时，又怀有一种内在的恐惧。

 

第十五章 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出现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值得单章叙述？因为奥尔梅克文明 [Olmec] 是已知的最古老的美洲文明之一， 它存在和繁盛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400年的中美洲，现在的墨西哥中南部。殷人东渡美洲论是一些中外学者提出的假说，将奥尔梅克文明之出现和商朝被周武王所灭时殷人军民渡海联系起来。最早提出殷人东渡美洲设想的是19世纪英国翻译家梅德赫斯特，他指出周武王伐商纣王时可能发生殷人渡海逃亡，途中遇到暴风，被吹到美洲。美国学者迈克尔·芤（Michael D. Coe）在1968年出版的《美洲的第一个文明》中提出拉文塔出土的奥尔梅克文明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接近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大风暴发生时间，奥尔梅克文明可能来自殷商。迈克尔·芤在一篇1967年发表的论文《圣洛伦佐与奥尔梅克文明》中指出拉文塔的奥尔梅克文明有很强烈的殷商影响。例如殷商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墨西哥也出土青铜人头像，相貌和华夏人相似。奥尔梅克的玉圭刻着和甲骨文类似的图形，王大有、许辉还根据甲骨文将一些奥尔梅克图形解读。奥尔梅克人跟华夏人一样喜爱玉器。奥尔梅克人的玉器上的虎头图案和商朝玉器上的虎头图案，惊人地相像。在中国，王国维最早提出殷人东渡美洲的可能性。后来郭沫若、卫聚贤也相信殷人东渡美洲。近年美国俄克拉荷马中央州立大学教授许辉的《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和中国学者王大有等的《图说美洲图腾》进一步阐明殷人东渡美洲论的根据。不过他们大都忽略了其间有两百年的时差。）

公元前约1250年至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在西起地中海流域，东到黄河流域的整个旧大陆，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扰乱作用，而美洲却未受到这次大迁徙的波及。但是，在同一时期，中美洲至少有一个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事变。公元前1250年左右，在文化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的早期和中期在新大陆相当于旧大陆的“新石器”阶段），在今天叫作圣洛伦索的一片丛林覆盖的高原遗址上产生了一个文明。圣洛伦索俯临夸察夸尔科斯河谷，该河流经特万特佩克地峡北边进入墨西哥湾。这是迄今所发现的美洲最古老的文明的最早遗址。这一文明被现代发现者称之为‘奥尔梅克”文明。 

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还没有文字，但它创造了大量的建筑和雕塑作品。在建筑方面，一个举行仪式的中心不断扩展，使大片地貌都被改观。圣洛伦索及其他一些晚期遗址上最有特色的奥尔梅克雕塑作品，是雕刻在花冈岩上的圆柱形的巨大人头像，这些花冈岩是从50多英里之外的采石场运到圣洛伦索的。这些物体是显示某种人类权威的明显标志。为了实现某个宗教目标，这一权威无疑可以大规模地动员技术和劳动力。奥尔梅克的至上神祇被塑造成一个介于人和美洲虎之间的怪物。对该神的崇拜显然是创造奥尔梅克物质成就的精神动力，我们可以猜想这些成就部分是虔信者的志愿工作。但我们还可以猜想它们部分是由在战争中被俘的非信仰者的强迫劳动创造出来的，因为奥尔梅克的圣洛伦索是被一场暴力毁坏的，它显然表明破坏者对该城怀有仇恨。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在约公元前1150年至前900年间达到鼎盛，其后便毁于暴力；而在更靠近墨西哥湾的其他地区，奥尔梅克文明从约公元前800年到前400年仍很繁荣，在它最终消失之前还对中美洲其他许多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影响。

奥尔梅克文明的后期发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安第斯山的“查文”文明将在第21章中阐述。不过我们在此应注意，在圣洛伦索所发掘出的奥尔梅克文明遗址有一些令人惊奇的特征。首先，仅仅在本地文化达到“形成”阶段约250年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文明，这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它在中美洲种植玉米的时期和在中美洲用耕种这种作物以代替采集与狩猪作为食物主要来源的时期之间（约公元前1500年），至少存在1000年，甚至可能接近2500年的时间差。其次，圣洛伦索遗址与后来发现的奥尔梅克文明的其他遗址不同，似乎还不仅仅是一个“仪式”中心，而且还是一个可能有上千名居民之多的永久性的居住地。第三，到公元前约1150－前900年，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在艺术和技术方面已达到极盛，并且在后来的衍生地区继续保持了其艺术和技术水平。

第十六章 苏美尔－阿卡德世界与埃及（约公元前950－前745年） 

 

（谢选骏指出：真不知道“法老埃及文明则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这样的话怎么会出自一个“历史学家”之笔？难道就是为了论证人工灌溉的副作用？）

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文明在人类活动各个领域内的绝大部分成就，都是在早于公元前三千纪末叶的年代中取得的。到公元前2000年，他们已失去了作为旧大陆中仅有的两个文明的殊荣，在它们身边，其他的地区文明蓬勃兴起。同时，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却受到灾难的袭击。尽管如此，在公元前三千纪开始之前，它们又重新振兴起来。这种复苏显示出了一种坚韧和耐力，它使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一直保持到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后，而法老埃及文明则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 

人或大自然都能破坏灌溉系统。地方社区间的争斗或外来势力的征服战争也会使它毁于一旦。另一种可能性，则是由于灌溉用水带来大量盐碱，或从下层土壤泛出盐碱，结果，大自然使人造的良田贫瘠化。大自然的这种恶作剧也已部分地破坏了现代灌溉工程，如在旁遮普和墨西哥。至于人类的丑行，自苏美尔－阿卡德历史开始的那一天起，这类记录便已不胜枚举了。

在尼罗河谷地，大自然比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盆地表现得要有预见很多。直到公元1902年，即阿斯旺的第一座水坝竣工时，尼罗河的洪水每年都会给埃及带来新的、肥沃的淤泥，不论是大自然还是人类，都无力拒收这一赠礼。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灌溉系统的人工性和脆弱性，是否正是苏美尔和阿卡德衰落及亚述崛起的原因？公元1258年蒙古人入侵伊拉克时，其灌溉系统的确变成了废墟，重建工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不过，公元1258年这场突如其来的、人为的灾难来临之前，大自然的力量是否已经开始使伊拉克的农田逐步贫瘠化了？我们尚未有足够的证据足以回答这一问题，不过，下述事实肯定可以作为间接答案：在亚述崩溃之后，它的土地仍然相当肥沃，足以成为后来许多帝国的经济基础。这漫长的帝国系列，以亚述的迦勒底人后继国为起始，以包括巴比伦尼亚境外不那么肥沃的地区在内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帝国为终结。

 

第十七章 叙利亚文明（约公元前1191－前745年） 

（谢选骏指出：一位连埃及的法老文明在何时结束都会搞错了好几个世纪的历史学老人，你要想从他对《圣经》的谈论中得到什么正确有益的意见，那一定会大失所望了。）

每一种人类文化一旦存在，必将对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不断产生影响，甚至在该文化消亡之后，其影响仍然发生着作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法老埃及文明历久不衰的影响证明了这一论点。不过，已消亡了的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间接的。在仍然幸存的文明中，中国文明出现于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另一个文明——印度文明也许是在同一时代摧毁并取代了长期存在的印度河文明。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的废墟上崛起的新文明之中，希腊文明已经消失，不过，至今仍有两部分居民代表着与它同时存在过的叙利亚文明（包括该词地理意义上范围最广阔的所有地区），他们就是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 

犹太人不仅仅存活下来，而且，他们像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也创造并保存了一种文学，据信，这一文学最古老的组成部分在公元前10世纪时即已被用文字记录下来了。迄今为止，在研究犹大和以色列、乃至整个叙利亚文明的宗教、社会、政治历史时，这部犹太文学大全仍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内容最为丰富，也最为人所熟知的资料来源。独立于犹太人权威著作（用基督教术语来讲，就是《旧约》）的证据最近已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虽然它颇具启发性，但是，其份量依然很小，而且内容支离破碎。相对而言，这部权威著作更详尽，而且是综合性的。没有它们，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人至今仍然会在暗中摸索。不过，如果人们只看到其表面的价值，那么这个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就会导致错误。这是因为，这部著作仅仅是从叙利亚文明中两个社区的角度来叙述事件发展的，而且，还因为这些有倾向性的描述也并不是原版作品。自《旧约》最古老的版本问世那一天起，犹太人的宗教经历了许多变化，在日积月累之中，这些变化已成为革命性的。《旧约》被一版再版地校定着，以适应这样一种理论，即宗教中发生的变化并非别出心裁，而是对原始信仰与实践的复归。

因此，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这部文献对犹太人、以色列人本身以及其邻国人民（这一点更是不容置疑的）的叙述并不真实。通过仔细考察犹太人权威著作的“内部证据”，并将它与数量虽不大，却随考古学发掘的进展而仍有增长的证据相对照，也只能部分地修正这一叙述。对于那些已经消亡了的社区来讲，这个依然存在，而且垄断了叙述这一段故事权力（虽然故事本身的内容很值得争议）的社区，自然占有不可动摇的优势，因为那些已消亡了的社区没有能留下与之相抗衡的关于同一段历史的只言片语。如果能够找到腓尼基人和菲利士人留下的文献，无疑它们必然会与犹太人的文献大相径庭。

我们现有的这些文献坚持的几个观点，连当初在叙利亚定居以及在那之后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也难以接受。今天，也只有犹太教的正统信徒和它的两个女儿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才会坚持这些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犹太人的神耶和华不仅存在，而且是一尊真神；第二个观点认为，耶和华选中以色列人作为他的特殊意义上的子民，他通过与以色列人订立一个或一系列契约而确认了这一选择。而以色列人及其祖先自亚伯拉罕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8世纪）起，便一直单一信奉耶和华了。虽然直到摩西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3世纪）耶和华才把自己的姓名昭示给他们。

如果一个历史学家不是犹太教或其任何一种派生宗教的正统信徒，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这些观点来解释叙利亚文明史或人类与宇宙的历史。不过，非正统派的历史学家也要将《旧约》作为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主要资料来源。对这一阶段历史的叙述，不论是正统派的，还是非正统派的，都会引起争议。这是最不幸的一点，因为叙利亚历史的这一阶段将对几乎占人类半数的人群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

对于这段将由非正统派历史学家讲述的叙利亚文明史来说，这一段防止误解的说明是个必不可少的前言，因为他不能接受传统的正统观念，他必须尽量客观地观察事件的进程，他还要试着在不进行争论的情况下做出他自己的描述。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甚至更早一些，在西奈半岛西部埃及矿井中的岩石上已出现了草体的所谓“西奈文书”。在叙利亚南部也发现了同样笔体的铭文。假设这种文书是字母文字并是闪米特语，人们试着识读了这些文字。不过，尚没有一种识读方法得到公认。如果的确能证明这种文字属于字母体系，那么，也许还能证明它是腓尼基字母和地处阿拉伯西南端的也门使用的南闪米特字母的共同祖先。

西奈文书的一些字似乎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在公元前14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内，在靠近叙利亚海岸北端的乌加里特（今日的沙姆拉角），腓尼基人用他们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作品，他们用的是选自苏美尔－阿卡德表意文字和音素的巨大库存里的一些字组成的字母。经过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腓尼基人在字母文字方面做的第一次尝试也荡然无存。用后来再次发明出的腓尼基字母写出了人们已知最早的铭文，它或许并不早于公元前11世纪，不过现代所有的字母文字均源于这种字母。经过第二次发明才得以成功的腓尼基字母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不少字母的名称和原型都能反映出这一点。如同前一批流产了的字母一样，腓尼基人在创造这些青史永垂的字母时，从表音与音素的混合文字中借用了不少字。不过，这两次，他们都是用一组借来的字代表一组音，其中包括腓尼基人自己使用的迦南闪米特语中所有的辅音音素。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操闪米特语的民族发明了字母。其原因何在呢？这些居住在新月沃地，操着闪米特语的民族保持了他们独立于苏美尔和法老埃及这两种古典文明的文化，虽然他们曾一度被苏美尔和法老埃及征服过。最早能够识文断字的操闪米特语的民族是阿卡德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苏美尔字体并按苏美尔人的方式运用之。不过，对苏美尔语言结构来讲，由表意与音素合成的文字并不合适。闪米特语一个词的词根要包括一组三个辅音，通过加饰前缀和后缀插入或省略元音产生的各种变型，仍保持了其特点和排列顺序。闪米特语的语言结构要求发明一种文字，它既可代表每一个辅音字母，其总数又要限制在表示有限的发音组的小范围内。

我们不知道住在卡尔迈勒山的旧石器时代穴居人讲什么语言，也不知道杰里科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建造者讲什么语言，不过在叙利亚，没有任何痕迹能表明在闪米特语流行之前，这里还曾使用过别的语言。不讲闪米特语的民族的涌入（公元前18世纪的胡里人，公元前12世纪的菲利士人和赫梯难民），已被大批新涌入的讲闪米特语的民族（比如，在公元前三千纪末的讲阿莫里特语的、在公元前13世纪讲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民族）所抵销了。叙利亚闪米特语族中最古老的迦南语是极富感染力的。一些母语并非闪米特语的民族（如菲利士人）和一些母语是非迦南语的闪米特语族中其他语言的移民都采用了它。阿莫里特人以及后来的希伯来人（摩押人、亚扪人、以色列人、犹太人、埃多姆人）都讲起了迦南语，虽然追根溯源，希伯来人最初可能是讲一种与阿拉米语很接近的闪米特语。阿拉米人是在同一次民族大迁徙中进入叙利亚的。只有在叙利亚中、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定居的阿拉米人对迦南语十分反感。他们很快就开始使用字母（已知最早的阿拉米铭文约出自公元前850年），但他们并不用它书写迦南语，而是用这些字母麦达他们自己的阿拉米语，尽管这些字母本来是被发明出来书写迦南语的。

这样，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在叙利亚产生的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表达各地的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而采用了字母。其中，大约公元前950年到前745年期间，土生土长的迦南语仍保持了它的统治地位。叙利亚文明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的宗教。早在公元前二千纪最后几个世纪之前，叙利亚已成为一个农业国，游牧民族的移民一旦在叙利亚土地上安居下来，便很快成为农业劳动者。现在认为，犹太人每年的礼拜仪式是为了纪念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包括真实的和传说的事件），不过，最初，这些节日有着庆祝一年一度、周而复始的农业社区劳动生活的痕迹。

从根本上讲，农业既是一种宗教性的也是一种经济性的活动，农业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农作物和家畜丰收丰产，人丁兴旺。人类是与五谷六畜共存共生的，在全球多数农业社区中，刺激兴旺发达的一个良方就是和谐的性魔术。到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叙利亚还在搞这种魔术。叙利亚和地中海东部各国共有的农业宗教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祭祀在丰收季节死去、在来年作物萌发时复生的神祇的神话和仪式。这位死而复生的神在苏美尔和阿卡德被称为坦木兹，在小亚细亚被称为阿提斯，在法老埃及被称为俄赛里斯，在叙利亚被称为阿多奈（“我主”），在公元前14世纪的乌加里特被称为巴力（亦为“主”的意思），关于这位生生化育之神的神话肯定有着共同的源流，因为这几个地区对这位神祇的描述十分相似，这一点绝非巧合。

在时至今日的所有文明中，战争始终是奉献人类牺牲的主要形式。自从发明了飞机以来，军事行动的牺牲品已不再仅限于战死疆场的士兵和陷落城市中的平民。不过，不合逻辑的是，许多战功赫赫的武将居然对和平时期以平民作为牺牲品感到震惊。这些牺牲品要么是国王的仆人，被送去陪伴君王过死后的地下生活，要么是虔信者的长子，虔信者希望贡奉这种最高级的牺牲，从而迫使神祇满足他的一个祈望。在法老埃及，似乎从未存在过这种非军事的、以平民作牺牲的方式。在苏美尔，自乌尔第一王朝之后，屠杀国王奴仆的行为也停止了。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旧大陆，只有叙利亚及其海外拓殖地举行将孩子活活烧死的贡奉仪式。大约在公元前850年，当摩押人的国都被敌人的联军围困时，国王梅沙奉献了一个儿子。大约公元前735年，在同样情况下，犹太国王亚哈斯将其子活活烧死以奉献给耶和华。他的一个继承人玛拿西（公元前687／686－前642年在位）也做过同样的事。

在这1000年中，叙利亚和地中海东部一些国家共有的另一个宗教现象是先知（希腊文“先知”是迦南词“那比”的转译，意为“宣道者”，而不是预言者，虽然先知传达的消息可能既是预言，也是指示）。最初，那比的言行是在一种昏乱、癫狂的状态下施行的。在叙利亚，有关这方面最早的记录是大约公元前1600年一个埃及使节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当比布鲁斯国王贡奉了一个牺牲之后，国王的一个仆人开始痉挛，他在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下发出了一条命令，为文·阿曼的命运带来了新的转机。在公元前11世纪末，以色列的扫罗在其政治生涯的第一天仍然遇到了一群神智昏乱的先知，他终生未能摆脱这个事件给他心灵带来的创伤。在他的有生之年，昏乱癫狂的痉挛时时发作。

无独有偶，希腊化世界也有在叙利亚出现的这种现象。皮西亚的先知与比布鲁斯国王身边的先知一样，他们在德尔斐发出预言。女巫在其他希腊化城邦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一群先知在音乐的伴奏下东摇西摆，胡言乱语。曾对扫罗产生影响的可能是一群希腊酒鬼。叙利亚与爱琴海地区这种心理现象，也许共同来源于小亚细亚中部地区。在那里，在前基督教时代，一群赛比利女神（即阿提斯的母亲和妻子）的狂热信徒在音乐的伴奏下，迷乱地“发出预言”。在公元2世纪，有孟他努斯派祭司作预言；在伊斯兰教时代，有米列维托钵僧作预言，自公元13世纪起，他们一直在科尼亚活动，直到1925年被逐出土耳其为止。

在公元前10世纪末叶，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都开始创作书面文学作品，作品按迦南语的发音用腓尼基字母写成。犹太人的文献包括一大批种类各异的作品，其中包括神话、礼拜仪式、世俗诗歌、历史、法律、寓言格言、先知语录。关于大卫和所罗门行止的历史记述，显然是以几乎是随时写下的官方记录为基础的，先知的言论则可能是由其门徒笔录下来的，而非他本人亲自写成。像《以赛亚书》这样一部声望很高的箴言录，或许后来由许多作者假托先知之名不断加入新的内容。《托拉》的历史部分和先知箴言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早期文学作品。不过，即使在先知言论的真实记录（基本是本人亲自写的）中，也有许多涉及到前以色列文学的内容。今天，其中的一些已重见天日。

《托拉》中的一些神话源于苏美尔，如洪水的故事。它们是通过阿卡德人和迦南人传来的，所谓《摩西法典》，其实是苏美尔－阿卡德法律大全的翻版。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发现了巴比伦、亚述、赫梯人的法律文件。巴比伦人的法律是由汉穆拉比编纂的法典。在乌加里特文书中发现的公元前14世纪的腓尼基文学作品可以证明，《诗篇》颇具迦南人赞美诗的古风，《箴言》的第八、九章也源于迦南。该篇中再现的其他箴言几乎一字不漏地抄自一部埃及著作《阿门内莫普的教诲》。这部《教诲》也许是受了更早一些时候同一类型埃及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公元前14世纪写出的。我们还可以猜测，是腓尼基人把这些埃及箴言传给以色列人的。

 

第十八章 希腊文明（约公元前1050－前750年） 

（谢选骏指出：希腊文明是在其东方邻居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意义上，希腊文明并非一种“纯粹的欧洲文明”，包括后来的罗马人，也来自亚洲边境的特洛伊人的后裔。所以在远东的中国，受到中亚西亚的影响也是十分自然的一种“文化渗透”。没有文化渗透和文化交叉，就不会有闪光的思想和文明的创新。）

 

在大约公元前750年以前的300年里，叙利亚人已经发明了字母系统。勘察并移民开拓了地中海西部沿岸，创作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最古老的见诸于文字记录的先知箴言。即使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在他们拓殖叙利亚时期还没有书面语言，那么在这之后，他们很快就从周围的迦南人那里接受了一种新的文字。从苏美尔手稿中我们可以得到证实，迦南人起初一直在使用阿卡德语，直到他们在一部为自己而创作的新的手稿中，才开始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相比之下，希腊人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大灾难之后，便显然停止使用乙种线形文字了，直到大约公元前750年前后，他们才从腓尼基人那里接受了字母系统。因而希腊人采用字母系统要比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晚两个世纪。在大约450年中间，希腊人没有书面语言。 

从两种意义上说，这450年是爱琴海地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它既没有留下本地语言的文字记录，与此前的米诺斯——迈锡尼时代和此后的希腊时代相比，其物质文化也处于一种衰败状态。插入那两个时代之间的这个黑暗年代中，希腊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向希腊文明最终所达到的最卓越的成就。陶器制作中原几何和几何学风格的发展，奏响了希腊各种类型视觉艺术的序曲；希腊口述史诗的发展，开启了整个古希腊时代希腊文学和由此而产生的拉丁文学的序幕。在这个黑暗年代中，爱琴海地区城邦政治体制的发展，并非是希腊人的特殊贡献。早在2000年前的苏美尔，就已产生了城邦，而至少有一个叫作比布鲁斯的腓尼基城邦，其历史与尼浦尔、乌鲁克和乌尔同样的古老。尽管如此，城邦的特有形式却是在迈锡尼时代的国家衰落之后，在爱琴海经希腊人之手渐臻成熟的，这种形式最终成为整个地中海区乃至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标准形式。

迈锡尼时代乙种线形文字文献的释读，将迈锡尼时代与希腊时代希腊政治体制之间的巨大差异，展现在人们面前。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国家，是苏美尔和阿卡德帝国以及法老埃及的微型复制品。它们由一个由受过教育的人组成的专业“机构”，实行官僚式的管理。但是，它们都过于小又过于贫穷，因而要支撑这套外来的上层行政机构，常感力不从心。这些臃肿的上层机构，明显成为它们衰落的原因之一。在它们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城邦，更适应于这个地区的经济现实。我们在整个希腊罗马的历史进程中所看到的那种典型的希腊城邦，是一种领土有限的小型农业公社，从位于中心区的市场和要塞步行到边境，大约只有半天的路程。这种公社在经济上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它与外界维持着最低限度的贸易，其国内政府机构也很简单。最初，公共职务是不付报酬的，政治权力因此而被较为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所把持。

一个迈锡尼国家与一个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显著的，但是，就政治发展水平而言，却明显存在着历史递进关系。迈锡尼时代希腊的公共管理，似乎是对巴比伦、赫梯和法老埃及的刻意摹仿；希腊时代希腊的公共管理，看上去就像是该地区的政体形式自然而然地适应于当地的经济现实似的。

在到大约公元前750年为止的300年里，古希腊时代希腊口头诗歌、视觉艺术和政治制度的逐渐发展，若与希腊人同时期的叙利亚人在相同的30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则显得无足轻重。在后迈锡尼黑暗时代里，希腊人所取得的成就，其重要性只是在人们回顾起它所产生的结果时才显承出来。公元前8世纪间，叙利亚人就在遭受亚述军队最后的致命一击而被征服之前，把腓尼基人的字母系统传给了希腊人，从而使古希腊文明发生了突然的革命性飞跃。在这份厚礼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腓尼基人商业技艺的传输——希腊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学会了把某种贱金属溶入黄金的技艺。

第十九章 印度文明（约公元前1000－前600年）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宗教是人类一切经历和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因为宗教是人类一切经历和活动中惟一可以舍命追求的东西。追求别的东西，人们都会估量成本、计算得失，唯独对于宗教，人们经常忘记估量成本、计算得失。正因为这样，也正因为中国文明相对缺乏宗教因素，使得中国文明的创造力和扩张性，受到了“估量成本、计算得失”的限制。）

我们已经谈到，在印度河文明时期的文字释读出来以前，我们对这种文明的了解完全依赖于一些不会说话的文物，对其年代的测定则取决于在伊拉克发现的印度河文明遗物，这些遗物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废墟下埋藏的地层的年代是可以测定的，可以证明的是，印度河文明最晚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仍然存在，但这个最后年限是不确定的，我们也无法弄清继印度河文明之后出现的印度文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以前的印度政治史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佛陀乔答摩·悉达多在世期间（约为公元前567－前487年间），这段历史的记载是附加在对佛陀生平的记载中的；而且这种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与传说混在了一起。从印度河文明的衰落到佛陀的悟道成佛可能有1000年之久。能够说明这段历史的只有一些凤毛麟角的文物。这1000年印度世俗历史的考古学证据仅限于一些年代不同、时断时续的陶器碎片。 

相比之下，佛陀诞生以前时期的印度文明在宗教方面却拥有大量富于启发性的史料，而宗教是人类一切经历和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印度教经文的年代是很难确定的，在形成文字以前，它们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的口头创造和传诵。但口头传诵可能是准确的，因为礼拜仪式是否灵验就取决于是否能够准确地引用经文。而且，尽管我们难以确定印度宗教文献的发展经历了多少年代，也难以推测其最早的流派出现于何时，但我们还是能够分清这些文献各种流派的先后次序。最早的流派文献是《吠陀》，这是一部在礼拜仪式上引用的圣歌和咒语的汇编。礼拜仪式包括仪式上的一些动作、姿态和套语。其后的流派是一部关于礼仪活动的专题论文汇编《梵书》。印度文献这两种最早的流派与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区别。其他地区的古代社会也有类似的口头或书面的宗教文献。

在这一时期，印度人主要关心的是劝服或迫使神祇实现崇拜者的愿望。印度人与赫梯人、希腊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将他们的神祇排列在众神殿内。这些印欧语系民族的众神殿可能都是从一种苏美尔模式起源的。对许多民族来说，按照正当的仪式对一系列神祇顶礼膜拜就是贯穿其宗教历史始终的内容。但在《森林书》和《奥义书》中，印度人却在进一步探讨人类在其中获得意识的宇宙的奥秘。他们扪心自问，终极客观实在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灵魂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灵魂与终极客观实在的关系又是什么？他们认为，灵魂（我）与宇宙中和宇宙之外的终极客观实在（梵）是不同的，通过反省就可以直觉到各种不同。这种直觉用3个梵文字眼来表达：Tat tvam asi，即“那就是你”或“你就是那”——“你”就是一个灵魂，“那”就是终极客观实在。

这已经是印度宗教的第二个阶段。它是第一个阶段的惊人后果。在第一个阶段，印度人关心的是宗教的外在方面；在第二个阶段，他们从膜拜仪式转向沉思冥想，而且，在对宇宙的精神领域的探索中，他们走得很远。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个阶段积累下来的宗教经典追踪印度宗教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段都把这些经典传给下一代。但对印度社会结构的发展只能通过一些并非当时留下的迹象来推测。印度社会独具特色的制度是种姓制度，现在译为“种姓”的梵文词汇“瓦尔那”意为“颜色”。这表明，种姓制度起源于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把自己与被征服的当地居民在种族上隔离开来的企图。当地居民在肤色以及风俗习惯上肯定都与入侵者不同，入侵者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很严厉的，我们可以推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地人”在数量上超过了入侵者，在文明程度上也远远地超过了他们。“当地人”是印度河文明的继承者，而入侵的雅利安人则是一种野蛮人。

征服者使自己与被征服者保持严格隔离的企图，对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产生了影响。雅利安人也像世界上其他很多民族一样分为3个阶层：武士、祭司和平民。与其他民族一样，这些雅利安人阶层是世袭的，但在雅利安人作为印度的统治种姓定居下来之后，其内部的阶层分化也变得与雅利安人和“当地人”之间的分化一样地极为严格。祭司（婆罗门）逐渐夺走了武士（刹帝利）的地位而成为最高阶层。由于武士阶层仍然掌握着财富和政治权力，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此，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变得和“当地人”之间的种姓分化一样一成不变，结果导致印度社会分化为4个种姓而不是2个种姓，最高的种姓是祭司而不是武士。随着印度社会的扩大，4个种姓中的每一个种姓又分成无数的亚种姓，这一方面是由于征服行为仍在继续，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地人”与4个基本种姓相结合而被其中的1个种姓同化。

雅利安人从欧亚太平原进入印度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可能是印度河流域。《吠陀》一书中的地理资料似乎表明，在《吠陀》成书的时代，这一地区就是雅利安人的安身之处。到佛陀时代，印度世界的地理中心转移到朱木拿河——恒河流域中段。到公元2世纪，印度世界已经向南扩展到印度半岛，向东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南部和印度尼西亚地区。印度文明的逐步扩张没有留下年代的记录。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即扩展得越远，同化的作用就越大，而征服和殖民的作用则越小。雅利安人的梵语及其派生语言从未传遍整个印度次大陆，而印度文明及其特有的制度，如种姓制度和梵语在祭祀中的使用却传播得更为广泛。当佛陀否定种姓制度并对不同于终极客观实在的灵魂的信仰发出挑战的时候，印度文明就诞生了一种广为流传的宗教，它迷住了整个东亚。

 

第二十章 中国文明（公元前1027－前506年）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老矣，又把年代搞错了两个世纪，把周朝的八百年统治拉长到了一千年。还好，在精算的时候他校正了这一错误。但却把读者搞糊涂了。断言“商代中国与孔子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疆域的不同”，显然是肤浅的。商代中国与孔子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不同其实是宗教的不同：商代中国的宗教是神秘主义，孔子时代的中国其宗教是怀疑主义的，并且正向理性主义过渡。）

 

周朝的统治延续了将近1000年，在前250年中，中华大地可能比此前的商代稳定得多，也显然比随后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的5个世纪稳定得多。那一年，秦始皇实现了中国政治的真正统一。周朝统治的前250年中，有大约70到90个诸侯国。它对诸侯国的控制是松散的，但在事实上又是有效的。诸侯中有大约三分之二是周的同族男系亲属，而且周族的所有分支都感到有必要团结在一起，以维持他们对于被征服的商族和其他非周族部族的支配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效忠周天子的动机逐渐减弱了，而且在周王朝公元前771年的灾难之后，诸侯便摆脱了控制。 

那个时期，由于再分封的进行，诸侯的数目增加到了大约300个。周天子权力和威望的丧失，使他们成了名义上的诸侯。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像国王一样，甚至相互争战。公元前8世纪末之前，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就已开始，一直延续了500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期战乱频繁，而此前和此后却是相对和平的时期。而且，这5个世纪中，前一段时间与后一段时间又有着显著的不同。

公元前506年以前的2个世纪里，战争连绵不断，由于战胜国兼并被征服的诸侯国，中华大地上诸侯国的数目从大约300个减少到了不足20个，其中包括洛阳附近仍由周天子直接统辖的残留领地。这时的周天子，只是形式上的天下共主。然而，除了人口稀少，在诸侯争战的头两个世纪里，生活仍然是安定的。在这一阶段，武士们是使用战车进行战斗的贵族；他们的职业使他们面临着机遇和变化，但是，战争所得以进行的武士制度又使得他们难以利用这些机会和变化。农民是贵族之外唯一的社会等级，还没有征募他们去服兵役；而且，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机会进入生活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还是被牢牢地固着于自己的份地上，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武士领主而耕种土地。直到此时，中国的社会结构都建立于传统的身份制之上。直到此时，唯一的竞争还只是贵族之间的军事争斗。还没有任何经济竞争，尤其是土地还没有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

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始发生变化，不仅贵族的生活，而且全体人民的生活都变得没有保障了。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目睹了这一变迁的开端，他的哲学，以及他向弟子们传授的教义，都是最早的由中国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思想反映。

商代中国与孔子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疆域的不同。在商代，中国的领域局限于北方的黄河下游平原以及黄河西岸渭河流域的关中地区。渭河是黄河的支流。到了公元前500年，中国的领土向南方和北方都有了拓展。在南面，它已包括了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以及长江下游的低洼地区。这块南部新添领土上的土著居民不是中国社会的原有成员，但他们在种族上与中国人有相同的血缘关系，他们的母语与汉语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一直采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日益卷入了中国的强权政治。同时发生的中国领土向北方和西北方的扩展，使得中国人与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在这里，中国人遇到了不可同化的异族。这些游牧民族不仅不讲汉语，而且有着与中国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到了中国的农民与欧亚大陆的游牧者相互发生冲撞的时期，两个社会之间不相容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凝固化了。

 

第二十一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公元前800－前400年） 

（谢选骏指出：在下面的叙事中，是否有一种矛盾——1、“与奥尔梅克文明同样，查文文明最有特色的象征性主题是一种介于美洲虎和人之间的怪物。这两个文明都同样具有这种猫科动物的艺术主题。”2、“查文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不仅在地理上互相隔绝，它们的风格和建筑也彼此不同。”）

在第15章中我们已谈到了位于已知的最古老遗址圣洛伦索的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历史。当这一文明在圣洛伦索毁于暴乱之后，它在靠近墨西哥湾海岸的两个地方继续保存了下来，一处是位于沼泽之中的一个小岛拉文他，另一处是位于热带雨林中的一片空地特雷斯萨波特斯。在这两地都重新出现了圣洛伦索的不朽建筑和艺术。 

拉文他同在它之前的圣洛伦索一样也毁于暴乱。奥尔梅克人显然是一群侵略成性的征服者，最终必然要招致野蛮的反击。与圣洛伦索不同，在拉文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举行仪式的中心并不是有人居住的永久性的城市居住地。特雷斯萨波特斯存在的时间比拉文他长，中美洲最早的书写文字就是在该地发现的。这是一种象形文字，后来居住在危地马拉和尤卡坦的马雅人就使用这种文字。这些文字，包括特雷斯萨波特斯发现的那部分在内，有些是年代的记录，它们的数值已经被释读，但还不能肯定所有的中美洲象形文字都是记载年月的。其中有些字表示的可能不是数字而是仍然有待于释读的表意或表音符号。

最早的安第斯文明大致与拉文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的奥尔梅克文明处在同一时期。这一安第斯文明产生于查文的核心美洲文化的“形成阶段”。查文位于安第斯世界中央高原的西北端。查文文明的外在明显标志是永久性的建筑和雕塑，它们与奥尔梅克文明中的建筑与雕塑一样，显然也是一种宗教的物质表现。与奥尔梅克文明同样，查文文明最有特色的象征性主题是一种介于美洲虎（在秘鲁或许是美洲狮）和人之间的怪物。这两个文明都同样具有这种猫科动物的艺术主题，两者显然是彼此独立地脱离了核心美洲文化的“形成阶段”，秘鲁、中美洲和两地之间的中南美洲地区都经历了这一阶段。但是这两地之间的地区并没有产生自己的本地文明，查文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不仅在地理上互相隔绝，它们的风格和建筑也彼此不同。

奥尔梅克人发明了一种无疑是表示日期、或许也表示观念和词汇的文字，不过还没有毫无争议的证据能证明在前皮萨罗的安第斯世界的任何部分已发明了文字。另一方面，安第斯各民族在查文时代至少已经掌握了一种金属即黄金的用法，而中美洲各民族在冶金方面似乎并没有独立的发明。他们是在中美洲历史的晚期阶段从安第斯世界学会冶金术的。

据我们所知，查文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从未互相接触过，但它们都从自己的发源地传播到自己“世界”的其他部分，尽管即使在自己“世界”的范围内它们也从未成为世界性的。奥尔梅克文明向西发展到墨西哥高原、向南发展到太平洋沿海平原和今属危地马拉的高地。查文文明从安第斯高地向西南发展到相邻的太平洋沿海平原，并经此向东南传播到太平洋沿岸一个又一个河流流域。奥尔梅克文明的传播至少是部分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的。而同一时期查文文明的传播似乎是和平的。

这两个文明的扩散，即使在各自的范围内，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形成期中的核心美洲文化更早和更广泛的扩散。核心美洲的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文明兴起的一个原因是各种自然景观在整个核心美洲、特别是在这两个地区的同时存在、互相并存，但在构造、高度和气候上却又完全不同。

在安第斯地区，自然景观的差别更为明显。高原和突出在高原之上的山脉海拔更高；高原盆地之间彼此隔绝的情况比中美洲也更为突出。寒冷的洪堡冷潮与海岸线平行向北流动，它使秘鲁沿海平原气候温暖，同时也使它干旱无雨。结果沿海平原成了其间偶尔间隔着一条条绿地的沙漠。这些绿地都分布在从安第斯山脉流向沿海的河流两岸，大部分河流都很短，水流量也有限。可以通过灌溉来尽力耕种这些河谷流域，但在另一方面，太平洋沿岸不可耕作的沙漠地带也可为贝类和鱼类采集者及渔民提供生计。

第二十二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与同时期欧亚大平原上的异军突起（公元前745－前605年） 

（谢选骏指出：从希腊人和印度人共有轮回观念这一事实，来观察萨满教的影响是对的。例如佛教的“沙门”[佛教神职人员]称谓，就是来自“萨满”[萨满教巫师]。在这种意义上，中国人接受佛教是有其原先基础的，那就是道教等等民间宗教共有的萨满教底层，例如巫医、跳神、扶乩等等。只是汤因比不懂，萨满教不只是欧亚草原上的玩意儿，同时也是中原地区的土产。）

亚述人创建帝国的方法比起埃及人来要野蛮得多，也更具有破坏性。图特摩斯三世及其继承人满足于将其宗主权强加于被征服国之上。他们允许这些国家在埃及的控制下继续存在。亚述人则将被征服国居民中的精英放逐到亚述领土最偏远的角落，被放逐的人包括技艺高超的工匠、社会及政治统治集团成员。目不识丁的农民留在原地，从其他地方来的被放逐者与他们混居在一起。被征服国过去的领土和疆界均被废除，这些地区重新划分成人为拼凑的、划定边界的新省份，由亚述官员直接统治。设计这一整套严厉的措施是为了离间被征服的各个社区，抹去其居民过去作为独立国家公民的记忆。亚述的这种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例如，公元前732年吞并的大马士革和公元前722年吞并的以色列均未能重新复兴，尽管在向亚述称臣之前，这两个叙利亚国家的人民曾均有极强的民族意识——这一点曾生动地表现在他们相互发动的战争中。

不过，亚述人自己与其外国臣民一样，也成为创建亚述帝国行动的牺牲品。由于战争伤亡和向占领区的亚述人拓殖点移民、驻防（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流放），亚述本土的人口大为减少。在亚述本土留下的空白地带则由外国的流放者来填补，结果，亚述核心地区的人口中有一半是阿拉米人。此外，由于总是为日益远离家乡的战争征募士兵，强加于亚述人民身上的社会压力终于引发了国内政治动乱。

亚述帝国真正的遗产受惠者并不是帝国倾覆后的诸后继国，而是阿拉米体的腓尼基字母以及用这种字母表达的阿拉米语。比起把阿卡德体的苏美尔文书用阿卡德语刻在泥板上来，在纸草上书写阿拉米语字母更为容易，也更有效率。在尼尼微，辛那赫里布的一座宫殿中有一个浮雕，两种亚述文书并列，一种用铁笔在泥板上刻阿卡德文，另一种用鹅毛笔在一卷纸草上书写阿拉米文。用鹅毛笔写字的人代表了“未来的浪潮”。

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世界与印度世界，都有一些民族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因此他们坚持认为，生命的灵魂可以存活，并在另一个生命中再次勃发，这个生命也许是同一种类的，也许是较高或较低等级的。下次再生是否得到升迁或贬斥，要以该灵魂生前的道德表现而定。生死轮回的次数是无限的，这个前景比在此期间接连不断的死亡更令人胆寒。对于一个相信轮回的人来讲，其目标非但不是永生不死，而是结束这一连串的轮回。他相信，过简朴、贞节的生活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希腊与印度关于轮回及其必然结果的信仰方式非常相似，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似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这一信仰也许是从印度传入希腊，或是从希腊传入印度的，或许它派生于两地区之外的同一来源。对于这两个方向可能的直接传播媒介是波斯帝国，它统一于公元前6世纪，疆域包括了印度的西部边区和希腊世界的东部边区。与波斯帝国的建立同时而来的，是在帝国所覆盖的广大地区中传播工具的改进。不过，波斯帝国的伊朗民族缔造者和国君们与印度人、希腊人不同，他们并不信仰轮回，尽管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时，他们的故乡的确处于希腊－印度之间。因此，我们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印度人和希腊人也许是同时从欧亚大平原游牧民族那里得到关于轮回的信仰的，因为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7世纪曾入侵过上述两个地区。

时至今日，在亚洲北部，仍流行着一种信仰，认为灵魂可以离开躯体并再度进入之。萨满的灵魂能够再度返回它已离开的躯体，却不会进入其他躯体，那些躯体也许属于另一类生物。不过，对于轮回的信仰来说，萨满的信念是个基本的有利条件。因此，尽管未经证实，但极有可能的是，希腊毕达哥拉斯教徒和俄尔甫斯教徒以及同时代的印度人的共同信仰，均来源于欧亚大平原的游牧民族。

 

第二十三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灾难性后果（公元前605－前522年） 

（谢选骏指出：亚述人没有做到的，后来由同为闪族人的阿拉伯人做到了。阿拉伯商人比亚述山地人更加狡猾，他们知道先用信仰把自己武装起来，自欺完了以后再去欺人、抢劫、征服、抽税，缔造伟大的帝国。）

如果亚述帝国能维持下来，它也许会把西南亚与埃及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从而为它带来社会、宗教的统一，并因此而使帝国的创建为文明中心的心脏地区带来和平，尽管也许将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但是，亚述军国主义的残暴注定了帝国必然灭亡，它使亚述本国有限的人力资源消耗殆尽，它激起了强烈的反抗运动，当各支抵抗力量集聚起来之后，亚述日渐衰微的国力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的暴行，又给亚述帝国强制性的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倾覆造成的破坏雪上加霜；双重的灾祸使一些受害国一蹶不振，连取得胜利的反抗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其直接后果是亚述帝国各后继国之间出现了不稳定的均势。在战胜共同敌人的共同胜利消失之后，胜利者的联盟也就分崩离析了。它们为分赃不均而争吵，较弱的幸存者担心自己也将成为强国的赃物。 

被遗弃的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整个叙利亚（提尔和犹大除外）以及小亚细亚的东部、中部地区。幸存的国家是米底、巴比伦尼亚、埃及和吕底亚。

开始时，希腊人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埃及各地做生意。大约公元前566年－前565年，埃及政府顺应民众中爆发的排外情绪，将他们强行集中在诺克拉提斯。不过，埃及继续使用希腊雇佣军，希腊商人也继续用希腊的酒、橄榄油换取埃及的粮食。

至于尼科二世，他为了补偿在亚洲的军事损失，开始从尼罗河最东边的支流挖掘一条穿过瓦迪图米拉特到苏伊士湾尽头的运河。从埃及的红海海岸，他派出一支腓尼基人的船队，成功地环航了非洲。

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前562年在位）是新巴比伦王国奠基人纳博波拉瑟的儿子，他好像并未侵略过埃及。另外一方面，他不仅占领了亚述过去在叙利亚的所有省份，还使另外两个国家俯首称臣，它们曾逃出了受迦勒底人的前任——亚述人控制的恶运。经过13年的围困（公元前586－前573年）；尼布甲尼撒迫使提尔投降。他还在公元前597年、前587年、前582年三度围困、占领耶路撒冷；每次占领之后，都要来一次亚述式的大流放。根据同时代人、犹大先知耶利米的说法，尼布甲尼撒一共放逐过4600人。这个数字与亚述官方的流放人数27290人并不相矛盾。因为，在公元前721年，亚述人是在疆域更大、人口更多的以色列王国实施这一放逐政策的。后来资料中提供的在公元前597年被放逐、公元前539年返回家园的犹大人人数远远大于耶利米的数字，不过，却不那么令人信服。

放逐一个社区统治集团成员，是为了摧毁这个社区的个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在公元前721年，从以色列王国放逐了27290人后，就取得了这个效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发现、利用保存社区个性的方法方面，犹太人是独一无二的。公元前597－前582年间，是犹大王国消亡、犹太人和犹太教历史发祥的年代。犹大国家与以色列一样，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中，是叙利亚为数不多的、享受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独立的少数国家之一。犹太人与其祖先犹大部落的人不同，的确如他们自己所称，是独一无二的民族。要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就要回顾一下大约自公元前922年以来的犹大王国的历史。那一年，占据着叙利亚南部的犹大军阀大卫的帝国分裂了。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要考察犹太人对于放逐这一挑战的反响。

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922－前587年间，犹大王国历史上有几大特点。首先，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即大卫得到王冠之日起，大卫家族在长达4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一直据有王位。这个自公元前922年起至其灭亡时止，一直由一个王朝连续执政的现象与其两个邻国的政局形成了鲜明对照。同一时期，大马士革王国与以色列王国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宁，王冠刚刚戴到一个人的头上，顷刻之间，便又在暴力中易手了。这两个王国从未摆脱与生俱有的革命带来的破坏性。大卫的生涯与阿拉米人里津和以色列的耶罗波安一样，也是在摆脱了过去的统治者之后得到自己的王冠的。不过，尽管大卫的短命帝国灰溜溜地垮了台，大卫的犹大继承人们仍保住了残留下来的臣民的忠诚。

帝国残留的部分包括犹大部落，前迦南人城市耶路撒冷，以及便雅悯部落领土南侧的边缘地带。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卫王朝及其都城在犹大人的心目中居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

还令人吃惊的是，虽然希西家国王（公元前715－687年在位）是迦勒底人米罗达－巴拉丹友亚述联盟的成员，犹大王国居然逃脱了被亚述人控制的命运。犹大王国比以色列王国多存活了134年，比大马士革王国多存活了145年。约西亚国王（约于公元前637－609年在位）统治时期，犹大实际上参加了瓜分亚述帝国赃物的争斗。通过里津在大马士革的政变，耶罗波安在以色列的政变，约西亚暂时重建了早在3个世纪前已支离破碎的大卫王国。公元前609年，当约西亚鲁莽地想阻止亚述的盟友埃及法老尼科二世从尼罗河向幼发拉底河进军时，他战败身亡，他的王国也夭折了。犹大王国先是做了埃及的属国，公元前605年以后，它又成了巴比伦的附庸。不过，经过这次大变故，大卫王朝依然存在，直到公元前587年，它才消亡了。

犹大王国令人吃惊的长久使一大批犹大先知的出现成为可能。希西家国王的顾问以赛亚和约雅敬国王的对手耶利米不可避免地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外政策之上。这两位先知均劝说王室不要向当时的帝国主义大国挑战。王国倾覆后仍活在世间的耶利米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先知并不是犹大社会特有的现象，正如前文提到的，这是叙利亚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这个特殊的叙利亚国家犹大的其他宗教生活，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与以色列以及所有其他叙利亚国家一样，犹大也有自己的国神，不过，对国神的崇拜与其他宗教活动并存。对犹大人来说，经过一再编辑的犹太经典仍能证明这一点。耶路撒冷神庙的式样同样适用于以色列的伯特利、亚扪的米尔孔、摩押的基抹以及大马士革的里蒙诸神庙，耶路撒冷神庙是所罗门装修起来、又被希西家和约西亚发现的。当犹大国王亚哈斯和玛拿西将儿子活活烧死，以期使耶和华实现他们的祷词时，他们用的是叙利亚流行的仪式。当希西家和约西亚肯定国神的特权时，他们的行为与以利亚、以利沙和耶户在以色列王国的所作所为并无二致。至于约西亚摧毁耶罗波安在伯利特的祭坛，屠杀伯利特以及前以色列王国其他地区所有崇拜耶和华的祭司，无非是对耶罗波安迟到的政治报复，因为他与约西亚的大卫王朝祖先罗波安分庭抗礼。

约西亚的真正发明是，他不仅在重新被征服的地区，而且在前犹大王国全境之内，罢黜了一切地区性崇拜。他诏令全国，必须独尊耶和华，而且必须在前迦南人城市耶路撒冷举行礼拜仪式。约西亚一举便把他的王国变成一个城邦国家。他的希腊同时代人称这一举措为“同苞混生主义”——意即不是从实际意义上将全体国民集中在一个城市中，而是通过法令，使全国只有一个地方成为行使国家行为的合法地点，而不论其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在约西亚在位的第七、八年，出现了一本律书，从而强调了他在礼拜仪式方面发动的革命，该书与现今的《圣经·申命论》不无关联。作为犹大王国长期存在的结果，作为约西亚国王在公元前7世纪一系列行动的结果，在公元前597年、前587年、前582年被放逐的犹大人，比起过去的流亡者来，在身处逆境却能保存本社区精神方面，具备了更好的心理素质。

第二十四章 希腊文明（约公元前750－前507年） 

（谢选骏指出：既不是赫西奥德故作懵懂，也不是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幸运，而是他们那时正好处在文明和野蛮的分界线上。据我研究，身处这条分界线的社会是最有扩张力量的。所有民族的历史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论语》写道，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就是接近这个意思了。至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仅个人如此，社会文明亦然。而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的亚洲希腊人，之所以对整个古希腊时代的知识成就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清楚揭示了希腊文明的东方来源。）

或许是赫西奥德故作懵懂，但尽管如此，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是幸运的，就如同他们在公元前12世纪时时运不济那样。在这两个世纪里，除去沿小亚细亚大陆西海岸分布的希腊殖民地之外，古希腊世界方才在境外连续打败了亚述军队，又袭击了欧亚大陆上流浪的游牧部落。这些灾难也给叙利亚带来了痛苦，摧毁了她早熟的文明的前途，而此时，希腊世界却已恢复了元气。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古希腊文明从叙利亚文明自公元前12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文化进步中汲取了灵感，当时，希腊世界显然尚处于蒙昧之中。

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因幸运地避免了来自外部的劫掠和袭扰而致使人口爆炸，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约公元前750年，希腊人欠下了叙利亚第一笔债务。当时，他们借用了腓尼基字母系统。与乙种线形文字（极有可能是大约公元前15世纪从米诺斯甲种线形文字转化而来）相比，这是一种可以更好地用来表达希腊或任何其他语言的书面文字。当希腊人用一些腓尼基辅音字母作为元音字母，以使腓尼基字母系统能适用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之际，他们便第一次由自己掌握了一种可为商人们更容易书写和拼读的书面文字。与如今已被长久遗忘了的乙种线形文字以及与之相类似的甲种线形文字相比，与苏美尔—阿卡德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文字相比，这种文字不再是仅仅为极少数专业人员使用的一种秘密工具。希腊人接受并使用腓尼基字母系统，对古希腊文字和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过去4个半世纪没有书面文字的蒙昧时期，吟游诗人们必须记熟并能复述大量诗歌格律，并掌握即席创作的技巧。因此，每次口头诗歌朗诵，都成为一次新诗创作活动。那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究竟是前文学时代即兴诗歌创作中篇幅最长最宏大也是最后的作品，还是一种新的书面文字的最初成果呢？的确，篇幅这么长的民间口头诗歌，如果不在第一次当众吟诵之后马上用文字记录下来，似乎是很难被人牢牢记住的。叙事史诗与宗教仪典不同，它是一种文学形式，很难于在即兴吟诵中一字不错地传给后代诗人，因为叙事史诗的效果并不取决于对全部字句的准确重复。如果在每次演出中都要依赖于诗人头脑中大量熟记的简短诗歌格律才能创造出新的艺术作品，那么，口述叙事史诗就绝不会对听众发生感染力了。

叙事史诗因用文字记录下来而能不断重演，这样，在保存了诗歌本身的同时，致使这种口述的艺术体裁消亡了。一旦《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用文字记录下来，希腊作家们便创造出了一系列新的艺术体裁：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叙事体散文和对话体作品；这些新的体裁常被用于富于表达或说教的目的，也用于娱乐。到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作家们用文字表达出他们个人的情感，记述了他们个人的经历，进行了宗教和政治宣传，交流了他们的科学思想，并开始进行戏剧创作——这种戏剧对话体裁最终被采用为哲学辩论的手段。

希腊人接受并改造了腓尼基字母系统，由此而产生了这些文学之果。继之，他们很快又接受了视觉艺术中的外来图案。到公元前8世纪结束时，器皿上装饰性图案中的原几何风格，已被一种新的来自黎凡特的风格取代，在这种风格中，抽象的图形被生物形体的线条写生面取而代之——首先是动物，真实的或是虚构的，然后是人形，同样也是真实的或虚构的。器皿上这种新的装饰风格，受到同时代腓尼基商业艺术的感悟；希腊人在三维人体艺术作品方面的最初尝试，是以埃及人为楷模而作出的。

铸币的发明对随之而来的希腊贸易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刺激作用。这应归功于吕底亚的阿利亚特国王（约前608－前558年在位）。的确，在这之前很长时间里，或许是从苏美尔城市文明产生以来，一直是用金条、银锭、铜块作为交换媒介的。阿利亚特的革新不仅在于创造出了铸币，更在于在钱币上压模出了花押字标志，并且通过一国政府发行这种压印了标志的钱币。铸币不仅比钱锭携带方便，而且，如果发行铸币的政府具有良好的经济信誉，商贾们便可以放心地接受它的硬币，而不必在每次交割时过秤称量。铸币一旦问世，便迅速地传播开了。很快，在许多希腊城邦里都设立了造币厂，当大流士一世和他的继承人们发行一种金币之际，这个新发明便传遍了整个波斯帝国。然而，甚至在黎凡特，大多数非商业居民仍然沿用易货交易手段，在当地市场上进行小宗贸易。伴随着由少数经济上冒进的希腊城邦引发的经济生活中的革命，希腊人聚居区的最初扩展以及尔后其商业贸易区域的扩大，使古希腊世界内部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希腊文明即将诞生的黑暗年代里，首创的希腊城邦是雅典——一个在公元前12世纪末遭受洗劫的迈锡尼城堡。在整个原几何和几何风格时代，雅典都保持了她的领先地位；但是，大约从公元前750年直至公元前6世纪初叶，她一度丧失了她的领导地位。雅典既没有参加殖民化运动，也没有参加继之而来的经济革命的最初阶段。

这场革命的创造者，就是小亚细亚西海岸边（例如米利都和希俄斯）和科林斯地峡周围（例如科林斯、西锡安和迈加拉）的城邦。爱奥尼亚是把希腊史诗推向顶峰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诞生的地方。在继之而来的年代里，杰出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人中，没有一个是雅典人，取代了几何风格的新的陶艺装饰风格，也不是在雅典，而是在罗得岛、科林斯和斯巴达诞生的。即使到公元前6世纪，当雅典起初是在经济上，尔后亦在政治上又一次领先之际，希腊自然科学之父也并不是雅典人，而是两名米利都人（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和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这些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的亚洲希腊人，对整个古希腊时代的知识成就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前辈们，用生老病死的拟人化术语，来思考物质的自然界的过程。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自然科学家们，则致力于用非人格化的术语，去解释非人力所致的各种现象。不管是在开创时期，甚或是在以后的任何阶段，使古希腊自然科学获得发展的卓越人材，都不是雅典本地人。

在约公元前750年以后的250年间，在一些不同的领域里，希腊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而这种能量的迸发既有其黑暗的一面，也有其辉煌的一面。这种能量更多地被滥用于城邦之间，一个城邦内部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政治派系之间的相互残杀。在开始于公元前750年的新的历史时期里，希腊人相互之间就像他们在迈锡尼时代同样地残忍无情。这个历史时期终因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而为罗马人所终结。在公元前7世纪经历了经济革命的那些希腊城邦里，内部冲突异常尖锐，使得这些城邦一度置于独裁统治之下。这便是未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从君主或贵族政体，转变为一种政治权力的行使与财富而不是与人口相适应的政体所导致的不利后果。

“Hellenes”（希腊人）是希腊人共用的新的自我称谓，其意为“Hellas的居民”，而“Hellas”（希腊）一字则是希腊中部地区的称谓，其包括位于温泉关附近安西利的阿耳忒弥斯神殿与位于德尔斐的大地女神、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神殿，这些地方都是倍受希腊人崇敬的场所与人们领受神谕的至圣之处。这两处神殿一直由相互毗邻的12个希腊城邦管理，这个近邻同盟作为一个整体为自己在希腊世界赢得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使得那些起初并不是这个近邻同盟会议成员的一些重要城邦，都争取获得代表席位。近邻同盟会议的扩大，致使“Hel-las”和“Hellenes”称谓的使用广为扩展，直至这些称谓成为整个希腊地区所有的追随者，以及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于爱琴海地区、公元前8世纪以后不断发扬光大的这一新文明的标志为止。

的确，这些泛希腊的组织成为了传达以“Hellas”和“Helle-nes”称谓表达出来的文化实体观念的媒介物。尽管如此，这种文化实体在实质上并不是些公共机构，而是存诸于人们的心理之中。“希腊文化”的心理基础，根植于共同的视野，共同的思想抱负，共同关切的事物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例如，在个别希腊城邦中用本地方言创作出来的诗歌，很快便成为所有希腊人共同的财富。最后完成其创作于爱奥尼亚地区的两首荷马史诗，逐渐在整个希腊世界传诵，而希腊各地方言母语各不相同的诗人们（例如彼奥提亚的赫西奥德）逐渐使用荷马的语言和韵律进行诗歌创作。于是，希腊方言便成为比各地土语重要得多的语言，也成为独特的泛希腊文学各种流派的通用语言。希腊文化在理智、情感和精神上的结合或许是难以捉摸的，但这种结合却超越经济和政治的派别分歧，把希腊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第二十五章 开启精神生活的新里程（约公元前600－前480年） 

（谢选骏指出：“五位伟大的先觉者”传到如今，怎么只剩下“四大哲人”了呢？以赛亚被耶稣基督替换，毕达哥拉斯被苏格拉底替换，而琐罗亚斯德干脆被消灭了，这是因为伊斯兰教扩张到了波斯，切断了他的传承，看来，四大哲人该加上一个穆罕默德了。这充分证明我的一个断言：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都是站在霸权之上的思考者。甚至耶稣和保罗，也是站在罗马帝国提供的平台上进行精神活动的。）

在至多不过是12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仅只是四五代人的时间里，旧大陆出现了五位伟大的先觉者。 

这五人中的第一位，是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他的生卒时间和地点不详，但他从事活动的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活动的范围大约是在阿姆河－锡尔河地区，这是个有农耕居民定居，却又时常面临来自欧亚大陆干旱草原游牧民族袭击的地方。这些先觉者中的第二位是所谓“以赛亚第二”。他本人或是他的著作的一位编者，把他撰写的书附加在公元前8世纪犹太先知以赛亚撰写的书中，以此方法隐去自己的姓氏。但是，从曾欢呼拥戴耶和华神授君王，第一波斯帝国的第一位奠基人居鲁士二世的情节来看，这位“以赛亚第二”比真正的以赛亚晚于人世将近2个世纪之久。公元前539年，居鲁士二世征服了新巴比伦帝国，允许被放逐于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犹太。从“以赛亚第二’的著作所记述过的地点中，看不出成书的地点。巴比伦和犹太都有可能是成书之地。

与琐罗亚斯德相同，佛陀的生卒年月也不得其详。它大约是在公元前567－前487年之间。虽然如此，悉达多·乔答摩即佛陀出生于迦毗罗卫城是可以确定的，那是今天尼泊尔王国边境地区的一所小城。佛陀活动的地区在今天的比哈尔。如果与传说的生卒年代公元前551－前479年误差不大的话，孔子当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比佛陀年轻，身材瘦小。他在中国的故乡是鲁国，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那是陷于土崩瓦解的周朝版图内一个较为弱小的邦国。毕达哥拉斯大约也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出生于靠近爱奥尼亚海岸的萨摩斯岛，而他从事活动的地区，却在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他居住的城邦是克罗托内。

可能除毕达哥拉斯之外，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们直至今日仍对人类发挥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其影响要超过当代的任何人。我们这一代人中，半数以上人受到佛陀的直接影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受到孔子的影响。“以赛亚第二”对今天的直接影响，除犹太教徒之外，还扩及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对当代的直接影响，只限于帕西人，今天，这些人像犹太人那样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共同体，但他们在当今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却远远大于他们所占的人数比重。虽然如此，琐罗亚斯德今天仍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它自身的信徒，发挥着间接的影响。公元前539年，新巴比伦帝国被吞并之后，波斯人与犹太人之间在第一波斯帝国时代的和睦关系，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30年帝国灭亡时为止，作为其结果，琐罗亚斯德思想中一些最具宗教影响力的观念——如流芳百世的上帝最后审判的思想，主神通过圣灵创造生命的思想与善的思想——传入了犹太教，并由此又传入了犹太教的两个姐妹宗教。

或许在公元前6世纪的某些年间，这五位先觉者曾同时生存于世，但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彼此相识，甚至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未必可能知道其他任何人的存在。他们之中的两个人佛陀与毕达哥拉斯，其彼此间的信仰、目标和实践竟是如此地相像，以至于让人真的确信，他们的灵感来自共同的源泉；然而，无论是比哈尔的佛陀，还是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都不可能把这些共同的灵感之源，传达给远隔万里之遥的那个同代人并与之共享。

由于这五位先觉者的同时代性，他们所共同生活的这个时期，被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作轴心时代，即一个人类历史在此发生了转折的时代。如前所述，直至今日他们以自己的楷模不断地影响着人类，并且还会同样地影响着未来，即使他们的教诲不再成为戒律，他们的学说不再作为信条。就此而论，他们的出现，的确是一个转折点。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借用轴心时代的概念（这术语本身就是一个启人心智的思想）进行历史思索的话，我们就必须把它的时间跨度同时向两个方向伸展。

“以赛亚第二”是叙利亚经院里的一位先知；我们掌握着一份一位叙利亚先知的记录，此人曾于约公元前1060年，也就是说大约在“以赛亚第二”生前500年，在比布鲁斯意外地与阿蒙神相遇。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以赛亚第二”自觉地继承了叙利亚的传统，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他。他本人或是他的编者把他的作品，附加于一位最杰出的长于写作的犹太先知的作品之中，即说明了这一点。显然，琐罗亚斯德是一位叙利亚式的先知，虽然从他那里尚无证据说明他受到了叙利亚或伊朗的任何前辈的影响。

虽然这五位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是各自独立出现的，我们仍能分辨出一些五个人所共有的特征，尽管其并非只是这五个人所特有的。

这五位先觉者中的每一位，都抛弃了生于斯养于斯的那个民族的精神传统。出于对传统的蔑视，他们既抛弃了自然崇拜，也抛弃了对人的崇拜，并且剥去了那些遮挡住并使人视线模糊的面纱，以直视那丝毫未加装扮的“精神实在”。就这些先知来说，其功不可没。作为一位先知，他坚持认为他的言论都是他对上帝的直接感悟所致，而不通过任何社会中介物。孔子以一种比较低的感情基调坚持认为，他一直在使社会行为的伦理准则得以复兴，即上苍对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们具有约束力。最初，“上苍”（天）被想象为一个人化的，也就是说像人一样的上帝；到孔子时代，中国人对“终极精神实在”的这种称谓，不再具有人性的涵义，而是转而被想象成为一种超人的或是非人性的精神或法律。佛陀自然是没有把“终极精神实在”想象为类人化的存在。他认为它与印度传统信奉的所有众神或其中任何一位神祇，都是相一致的。对于佛陀来说，他所追求的“终极实在”就是一种寂灭的状态（涅盘），他不可能从他所追求的那个非人化的“终极实在”得到任何救助，他必须通过自身的修持达到井也确实达到了醒觉之境。

这五位先觉者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谴责、否定并试图改变他们先前感知事物的那种状态。他们各自的精神反叛，彼此在程度上具有极大的差异。五人中最令人崇敬的佛陀，也是他们之中最激进的。佛陀所试图改变的正是他所感知到的生命本身。他发现，所有有知觉的生命都在经受痛苦；他还发现，一切生灵都是贪婪的。他认为，如果一个生灵能成功地自己清除自身的贪欲，它就能够使自己从生命的痛苦状态中解脱出来，在这种状态中，一个生灵总是被贪欲所纠缠。毕达哥拉斯也谴责我们所感觉到的生命，他也试图以与佛陀同样的方式改变生命，尽管他并不是像佛陀那样全心全意地实践这种令人生畏的进程。琐罗亚斯德试图彻底破坏，而“以赛亚第二”却试图改造他们各自民族宗教的传统形式。孔子则打算为他那个时代普遍流行于中国的社会行为建立规范。

五个人中的每一位，都试图把他的同时代人引进他所找到的新的道路。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以文字的形式宣示了他们的预言。（他们认为，这些预言是上帝通过作为他的代言人的先知。向人类传达的启示。）琐罗亚斯德的伽泰（赞美诗）和“以赛亚第二”加入以赛亚原作品中的部分，看上去似乎真是出自这两位先知之手的作品。还有一些手稿声称是佛陀和孔子各自论道时，以及他们各自与弟子们谈话时的记录。我们不知道这些缺乏证据的记录到底与大师们最初的言论之间有多大距离，我们也同样无法确认，那些被说成是毕达哥拉斯的言论，到底有多少可靠性。

至于“以赛亚第二”，充分发挥了他高度的政治期望。他拥戴居鲁士二世成为耶和华神授的君王，因为居鲁士允许巴比伦的犹太之囚返回犹太；但是他又期望其结果应导致一个世界帝国的建立，这个帝国应当由耶和华做皇帝，而不是居鲁士，犹太人而不是波斯人应当成为帝国的臣民。

“以赛亚第二”富于创造性的新的起点，在于精神而非政治层面上。他是一个一神论者，他尽力去解决受难问题。毫无疑问，“以赛亚第二”是最早的犹太一神论者，此前最早的阿肯那顿的一神论，早在8个世纪前就夭折了。“以赛亚第二”不仅相信耶和华是犹太人唯一合法的崇拜对象，还认为耶和华比其他民族的主神更为正义，更具有威力。他认为，耶和华是唯一的上帝，其他主神都是不存在的。“以赛亚第二”对苦难的看法与佛陀正相反。“以赛亚第二”并不去寻求从苦难中解脱之路，他把苦难看作是能结出实在的精神果实的一种经历。我们不知道这位“苦难的奴仆”是否像他外表上所作的那样忍受得了隐名理姓，而不去做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就是犹太民族的化身。对这位不可思议的人物可能作出的两种解释，其第二种比较令人信服，它更符合于“以赛亚第二”自己所隶属的那种先知的传统。总之，显然，“以赛亚第二”认为，坚韧不拔地忍受苦难，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经历，对于所有有关的人，包括最后以悲剧而告终的受难者自己来说都是如此。“以赛亚第二”的作品，或许是最早一部对于苦难持这种观点的著述。

这五位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出生、生活和工作于五个互不相同的地方。或许，意味深长的是，五人中没有任何人是两个最古老的文明，苏美尔——阿卡德和法者埃及文明的产物。公元前6世纪，这两个古老文明仍然存在，但这些新的远见和新的趋向却来自另外一些地区，它们的文明不像上述两个文明那样古老，而此时却更加富有勃勃的生机。

 

第二十六章 第一波斯帝国（约公元前550－前330年） 

（谢选骏指出：从波斯帝国的例子可以看出，宗教的宽容是宗教的致命伤。现在，西方国家的宗教宽容导致自身的腐败和面对回教的劣势，则是一个新近的事例。为什么一神论宗教会日益流行？因为一神论具有独断论和独占性，具有绝对性和垄断性。）

如果考虑到大流士一世和至少地的直接继任者薛西斯在其铭文中显示出，他们已经接受了与琐罗亚斯德教类似的宗教，波斯帝国政府对外族宗教所持的宽容态度就更值得称道，更显得与众不同了，因为琐罗亚斯德教的真谛是战斗性，而非宽容。琐罗亚斯德以这种精神摒弃了讲伊朗语诸民族的传统宗教，用一种新家教取而代之。琐罗亚斯德认为他的使命是传播对一个善良之神——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的信仰。他对光明之神的信仰是忠贞不二的。我们不知道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对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究竟有多深，他们也并未公开声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的信徒，他们甚至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那位先知大约比大流士一世要早出生一个世纪，他的传教地区似乎是在讲伊朗语诸民族定居的东北地区（今日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和阿富汗、乌兹别克地区）。

波斯帝王们的宗教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策使波斯政权与叙利亚各民族的关系融洽起来。叙利亚各民族曾顽强不屈地先后反对过亚述和巴比伦的征服者。在腓尼基人、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眼中，波斯人简直就是大救星。

腓尼基人被并入波斯帝国之后，腓尼基商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内陆贸易区，同时，在地中海上，在与其商业竞争对手希腊人的斗争中，他们也争取到了波斯的支援。与腓尼基人一样，亚洲希腊人也成了波斯的子民，不过，是不驯顺的子民；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却帮了波斯人的大忙，并得到其青睐。3个叙利亚腓尼基城邦国家阿腊杜斯、提尔和西顿，被授予小型地方自治王国的地位。腓尼基人并不打算背叛波斯人，因而，波斯人不必担心殖民地中的腓尼基城邦会介入叙利亚事务。波斯人并不想把利比亚的腓尼基人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并入他们的帝国，相反在公元前6世纪末叶，他们与迦太基人订立了反希腊协定，当时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城邦在迦太基的领导之下组成了一个统一阵线。

巴比伦尼亚的犹太人社区是波斯人的天然盟友，因为这些离乡背井的犹太人从未饶恕过曾放逐他们的巴比伦人。他们组成了亲波斯人的少数派，在多数居民均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巴比伦尼亚，这个少数派对波斯人尤为可贵。尽管居鲁士二世出于策略的考虑，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表示他愿意尊重巴比伦人的民族自尊心，但仍然无济于事。居鲁士二也允许所有希望离开的犹太人返回在犹太的故园，并重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神庙。在埃克巴塔纳（今称哈马丹）的档案中，可以查到居鲁士二世的敕令，这一敕令继而又受到大流士一世的进一步确认。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45年，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在公元前384年，曾允许其巴比伦犹太管家尼希米暂时离开首都苏萨，他负有前往犹太重新为耶路撒冷城设防的使命。大流士一世和阿尔塔薛西斯都曾为在他们授权下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公共工程而批准过预算和建材。

叙利亚的几个主要民族因此而满足于做波斯人的臣民，而与波斯人有血缘关系的米底人却感到不那么幸福。正如他们在公元前522年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记得自己也曾是不可一世的民族，而波斯人则曾是他们的臣民。不过，尽管米底人桀骜不驯，波斯人还是再次允许他们做了米底－波斯帝国的伙伴，这个帝国比过去的米底帝国辽阔得多，也强盛得多。埃兰人也许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他们的国都苏萨升格为帝国首都。东北部讲伊朗语的民族在帝国亡国之后，坚持了长达3年的抵抗运动，反对马其顿统治者，以此显示他们对波斯帝国的深情厚谊。东部的游牧民族西徐亚人曾与居鲁士二世为敌，但在被大流士一世征服之后，似乎也很忠实于帝国。当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在欧洲的希腊作战时，由他们据守战略要地。公元前330－前328年，他们还支援过农居的邻邦反抗亚历山大大帝。

不过，在被征服的民族中，有3个民族表现出与波斯统治势不两立，即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洲希腊人。在公元前522年这个关键时期，巴比伦人不只进行了一次起义，而是两次。公元前484年，他们再度起义。不过，这一次，波斯人毫不手软地将起义镇压下去，从此以后，直到他们最终被亚历山大解放时为止，巴比伦人一蹶不振。波斯人不能放手让巴比伦人脱离他们的控制，巴比伦是波斯帝国的粮仓和工厂，也是帝国内陆交通网上的枢纽。而在另一方面，占领埃及不啻是波斯帝国的一大负担，正如它曾成为亚述人的负担一样。埃及距离法尔斯比离亚述更远。在反抗其大陆上的亚洲主人时，它可以接受来自海上的希腊人的增援。虽然埃及在公元前522年一败涂地，但是，它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末期再度揭竿而起，公元前464－前455年，公元前404或395－前343年，他们曾两度取得独立。当它再度被波斯人征服时，距波斯帝国自身的倾覆已仅只有十几年时间。

即使波斯帝国的所有臣民都像腓尼基人和犹太人一样对它忠心耿耿，对波斯帝国政府来讲，它辽阔的领土仍使交通通讯成为一个压力很大的问题。修建了通衢六道，沿途为政府的信使准备了可供换骑的驿马。虽然上述措施加速了陆路通讯速度，大流士一世仍然认为，必须利用水路在帝国各端间建立联系。他派一名卡里亚水手西拉克斯从帝国最东端的省份出发，到最近的印度河流域沿水路前行，他受命穿过印度河和印度洋，到达埃及的红海海岸。当西拉克斯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使命时，大流士便吞并了印度河地区。要么是在此之前，要么是在此之后，他使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侧支流到苏伊士湾之间的运河竣工，这条运河是法老尼科二世开始开凿的。薛西斯想重演尼科二世环航非洲的伟绩，但他的船队不是从红海出发，而是从地中海启航。航行以失败告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海洋野心并未被他们的后继者继承下来。

波斯帝国是短命的帝国，但是它的宗教宽容政策产生了历久不衰的效果。这一政策顺应了宗教上不同信仰相互调和这一趋势，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放逐政策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形成。一个征服者可以流放被征服国统治集团的成员，却放逐不了它的神祇。留在当地的农民仍会继续供奉它们，外来移民也不可能忽视它们。在前以色列王国主要宗教圣地伯特利崇拜耶和华的礼仪被向东带入巴比伦尼亚，向南带到埃利藩蒂尼，此地是尼罗河第一瀑布下面的边防要塞。公元前5世纪，在这个地方，一支为波斯人服务的犹太驻军同时供奉着爱希慕恩、安娜特和耶和华，这支军队的士兵都是为逃避被尼布甲尼撒放逐到巴比伦的厄运而躲入埃及的犹太人后裔。

巴比伦的犹太人是如何在流放的逆境之下保住了他们独特的社区精神的呢？他们通过建立一种独一无二的宗教机构——犹太人会堂，而取得了这个空前绝后的成果。约西亚国王在犹大人的信条中又加了一款，即只有在耶路撒冷神庙中举行的对耶和华的礼拜仪式才是合法的。从神庙被毁、犹大国的统治集团成员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一直到重建神庙，再度在其中举行礼拜仪式之时，世袭的祭司们已无法例行公事。犹太会堂便成为填补这个真空的新机构。如果没有这个新机构，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的4600名犹大人的后裔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他们的社区精神，就像27290名被放逐到米底的以色列人后裔一样。犹太教徒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最终在一个永久性会堂中举行——流放者们随身携带的精神财富（律书，即《摩西五经》和先知的作品）在这里被宣读，被讨论。在放逐之前，希西家和约西亚革命性的发明成了放逐事件发生后的正统做法。流放者及其子孙严格遵守《摩西五经》，对死去的先知顶礼膜拜。这个保存巴比伦犹太人社团独特性的权威性规定，已在巴比伦尼亚本地创造了奇迹，如今，又在波斯帝国政府的默许之下，加诸于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团了。

第二十七章 第一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的对抗（公元前499－前330年） 

（谢选骏指出：波斯帝国是统一帝国，希腊世界是半开化世界，两者的对抗表面上是专制与自由的对抗，其实是老年与青年的对抗，满清帝国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也是如此。可怕的不是专制，而是衰老。所以在希腊和罗马，专制可以战胜自由，但是老年却战胜不了青年，结果罗马帝国终为日耳曼蛮族所灭。）

第一波斯帝国的米底－波斯统治集团和与其同时代的希腊城邦国家公民，各自为一种政治体制感到心醉神迷。由于这种沉醉是一种自觉的自我奉献，因而显得尤其深沉。米底人与波斯人的政治忠诚集中于一个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帝身上，希腊人的忠诚则集中于一个被神化了的抽象原则——主权的城邦国家之上。当这两种忠诚相互发生碰撞之际，双方之间持久的和平共处也就不复存在了，一方必将打倒另一方，并取而代之。公元前499年，当波斯帝国的亚洲希腊臣民起义并受到两个欧洲希腊城邦——雅典和埃雷特里亚的军事援助时，似乎波斯帝国已注定要征服和吞并整个希腊化世界。波斯帝国是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它的希腊对手在政治上分裂成几百个主权的城邦国家，其中的许多国家一直在互相征伐。在公元前499－前330年希－波对垒时期，只有两个很短的时期，即公元前480－前479年和公元前337－前330年前后共10年时间，一些希腊城邦曾组成过反波斯帝国的统一战线。其中，第一次希腊人击退了波斯人对欧洲希腊的可怕进攻；第二次，他们自己入侵并征服了波斯帝国。在这两次希腊合作时期，希腊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给第一波斯帝国以喘息之机，从而为它提供了在宗教和文化领域中铸就永久性影响的机会。 

到大约公元前546年，也就是波斯人第一次征服大陆上的亚洲希腊城邦国家之际，这些国家早已成为吕底亚的属国（只有米利都除外），而此时，吕底亚也已被并入了波斯帝国。吕底亚一直是希腊的友好邻邦，它的文化带有浓重的希腊文明的色彩。另一方面，在希腊人眼中，波斯人是来自异域的陌生人。虽然亚洲希腊人在被并入波斯帝国后得以扩大他们的陆路贸易区，但是，这并未使他们对新的政治主人产生任何好感。

马其顿人是希腊族，不过，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希腊化，也就是说，他们始终没有成为城邦国家的公民，因此，他们对于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门外汉。城邦制度及其精神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是无政府主义的，这就为腓力提供了机会，各个城邦国家——雅典、斯巴达、底比斯在国际舞台上相继失败，再加上腓力个人的天才，为马其顿带来了好运。但是，尽管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在国际上破坏成性，在国内使派系林立，它却推进了文化影响的传播，不过，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马其顿的希腊人并未接受这一文明的影响，在其私生活范围内，他们仍是无拘无束的，因此，他们并不适于承担领导责任，但是他们的南方希腊邻居的政治破产，仍使这个任务落在了他们肩上。

国王腓力二世与其马其顿同胞一样，在私生活方面也是放荡不羁的，但是，在其社会生活方面，却毫无马其顿人的风格。他与地米斯托克利和萨姆提克法老同样有耐心，同样精明。地米斯托克利是个以其远见卓识于公元前480－前479年间挽救了希腊的雅典人，而萨姆提克则机智地将亚述人赶出了埃及。如果腓力或者其子亚历山大能像萨姆提克那样长寿，希腊化世界此后的历史，或许整个人类文明中心的历史，就不会充满凄风苦雨了。

 

第二十八章 希腊文明的文化成就（公元前478－前338年） 

（谢选骏指出：雅典的成就，得力于许多非雅典人的贡献，正如罗马的成就，得力于许多非罗马人的贡献，秦国的成就，得力于许多非秦国人的贡献。在现代的，美国也在重复类似的经历，美国的成就，得力于许多非美国人的贡献。什么时候，中国也学会了这一经验，召唤并吸收许多非中国人来到，中国的复兴就会真正实现。那时，第三期中国文明全面盛开，未来中国的成就，将得力于许多非中国人的贡献。）

当然，即使是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也并未能垄断希腊的文化成就。雅典的巴台农神庙不仅被奥林匹亚的宙斯所超越，而且，甚至在那个时代更早些时候，在形制规模方面，就已被西西里的希腊城邦阿克腊加斯和塞利那斯超过。在泛希腊的喜庆节日里，受胜利者（包括一些雅典的胜利者）之托进行颂歌创作的最卓越的作曲家，是底比斯的诗人平德尔（公元前522－前442年）。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埃利亚，是希腊哲学中一元论学派的学校所在地，这所学校以不屈不挠的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5－前445年）和芝诺（约公元前490－前420年）为代表；与毕达哥拉斯再生思想相关的多元论的复归，是阿克腊加斯的哲学家兼医生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2－前432年）所为。在第二次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公元前431－前404年），不管其道德与否，作为一种产生实际效果的手段，驾驭语言的艺术为一些语言大师创造出来，反对他们的人把他们称作诡辩家（“耍小聪明的人”），以此来低毁他们。最初出现的诡辩家之一，是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莱昂蒂尼的戈加斯（约公元前480－前395年）。很快，诡辩学者不断在整个希腊世界涌现，其中许多人都到雅典去，因为雅典是当时最强大的希腊城邦。如果我们不理会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诽谤性攻击，那么著名的诡辩家中，便没有一个人出生于雅典。

雅典对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与众不同的贡献，主要在戏剧艺术、哲学和瓶饰绘画艺术诸领域。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既不同于荷马史诗，也不同于后荷马时代已成为一种宗教仪典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然而，不同于荷马史诗之处还在于，它又像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那样，表达了个人的和个性的情感。这种艺术形式是一种宗教仪典的令人惊异的异变，而这种宗教仪典起初充满着粗野的性感和狂欢气氛，并在以后始终也未完全抹去其原始的痕迹。这种放荡的仪典，并非是为了色情的目的，而是通过令人喜爱的巫术，达到刺激人类自身生产和驯化植物与动物的目的。尽管如此，从中演变出了希腊世界祭祀酒神的秘密纵酒宴乐，小亚细亚对赛比利女神狂欢滥饮的礼拜，孟他努斯教女先知们倾泻情感的预言，米列维的伊斯兰教苦行僧的催眠舞蹈，以及受到公元前11世纪叙利亚国王扫罗影响的那些先知们的狂乱言行。

当雅典戏剧家们从这种毫无前途的原始宗教材料中创作出戏剧时，他们的演出技艺达到了非凡的水平。剧中，人类生活的露天场景和原始宗教中那些令人困惑之处，在一支合唱队和一组演员的相互合作中，呈现于世人面前。由演员在舞台上扮演的剧中角色，就像公元前8世纪公共生活中的以色列和犹太先知那样地具有个性。有四位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家的作品得以传世，他们是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625－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6年）、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年）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9－前380年）。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这些戏剧诗人们异彩纷呈的才华。他们所形成的艺术风格，成为他们议论有争议的现行政治问题，以及探查人性的精神深度的工具。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并不是希腊哲学之母。希腊哲学的诞生地，是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然而，苏格拉底却以审慎地改变问答范围——从物质世界到人性——的方法，使这种爱奥尼亚的理智活动发生了转变。苏格拉底的生与死，极大地激励了他的学生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柏拉图也是克罗托内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学生，他从锡拉库萨的戏剧家埃庇卡摩斯那里找到了对话形式的范本，立以这种对话形式创作了他的哲学著作。柏拉图对希腊哲学思想最根本、也是最有争议的贡献在于认识论，即有关宇宙结构的理论。柏拉图把毕达哥拉斯关于数学是通向形而上学之门的认识，与诗人在逻辑思维内的直觉，以及诗人展开想象的羽翅高飞的能力结合起来了。

第二十九章 亚历山大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政治后果（公元前329－前221年） 

（谢选骏指出：“在大规模的马其顿征服中，最终遭受最严重灾难的国家，正是马其顿自己。”这也适于用来描述蒙古和满清，但是却不适于用来描述阿拉伯和英国，我思考其区别在于，马其顿、蒙古、满清，缺乏自己的宗教，无法用教化来巩固自己的征服，亚述也是如此。而阿拉伯和英国却有自己的宗教，可以用来同化被征服者。在这方面，波斯帝国显然比亚述成功，尽管它败于马其顿蛮族的武力。）

亚历山大的死，成为为瓜分他开创的短命帝国而引起的斗争的信号。包括斯巴达在内的希腊南部城邦，立即起兵反抗马其顿。公元前322年，除埃托利亚之外的所有南方城邦，都被迫投降，但到公元前321年，马其顿军队的高级将领们，彼此之间开始进行战争。亚历山大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了40年（公元前321－前281年），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联合开创的事业毁于一旦。交战的各方互相争夺原波斯帝国政府200年间从它的属邦掠夺积聚的金银，以筹措资金。他们争相滥用这些金银于装备马其顿的军队，各方还招募非马其顿人的希腊雇佣军，以补充兵员之不足。用金钱雇用士兵的方式，很快就在整个大希腊世界流行开来，其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致使希腊工商业中心地区靠工资为生的公民的实际收入下降。

在亚历山大继承人之间的这些战争，与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以强力实现和平之前的希腊城邦战争相比，其激烈残忍程度要小得多。崇奉城邦制的公民们，怀着刻骨的仇恨彼此争战。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也受到他们的部属或是他们自我的崇奉，但他们的这种崇奉并不是十分虔诚的，因为他们首要的目标毕竟还在于掠夺。希腊城邦制如今已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它们已成为继承人战争游戏的赌注，战争的主力是职业军人，而不是支付给士兵的金钱。因此，屠杀被打败对方的军队所取代，得胜者吸收败军加入自己一方，同时，对城镇的劫掠，也被他们对城镇的“解放”取而代之，那只是对从某些敌对的军阀手中攫取对这些城镇的政治控制权的一种婉词而已。在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劫掠底比斯并把它的居民出卖为奴隶，和公元前223年马其顿的统治者安提柯三世及其盟友以同样的暴行对待曼提尼亚之间的这些年里，没有任何希腊城市经希腊人之手遭到毁灭。（在相同的时期内，阿克腊加斯和奥特朗托海峡以西的其他希腊城邦都遭到了劫掠，他们的居民都沦为奴隶，这些都是非希腊人所为。）在大规模的马其顿征服中，最终遭受最严重灾难的国家，正是马其顿自己。

公元前221年，旧大陆上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中国政治统一的完成，这一年秦国最终实现了对它的六个竞争对手的征服和吞并。中国的统一是决定性的和最终的。从那以后，中国的分裂往往只是部分的和短暂的。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统一的中国正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公元前221年，从印度向西直到地中海西部地区，旧大陆的其余部分，正处于一个痛苦时代的前夜，地中海地区和印度直到公元前31年和公元后48年，才先后摆脱了这一时代。

第三十章 希腊文明的发展与传播（公元前334－前221年） 

（谢选骏指出：希腊人虽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但缺乏高级的宗教信仰，马其顿人就更是如此了。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近代的欧美殖民者很不相同。“希腊人是不可能仿效犹太人散居各地而仍能幸存的绝技的，因为希腊人不像犹太人那样拥有具有很高思想价值的、便于携带的精神财产。”所以，希腊人建立不了长盛不衰的殖民地，像北欧人和蒙古人一样慢慢被当地人融化了。亚历山大的同化政策最后适得其反。）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当然，我们并不把这一年视为希腊文明发展和传播的起点。此时，这一文明早已成长起来，并至少已传播了4个世纪之久。这一历史进程起始于公元前8世纪，当时希腊文明在长时期的酝酿之后渐臻成熟，绽放出花蕾。但是，当希腊人侵入并征服了波斯帝国之际，他们便有意识地大规模传布他们的文明；他们使自己必须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付异族臣民的政策作出选择；他们大规模地扩展并改变着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其突然性与激烈性，使得他们必须创造出新的哲学思想，以便使他们在面对社会与伦理道德的诸多未知领域时，辨明方向并获得力量。 

既然波斯帝国广大的领土已为希腊军队所征服，那么征服者就必须作出抉择：在被征服的人民中间，他们是否应该使自己充作统治民族，抑或是与他们非希腊的民族伙伴平等相处并互相通婚。亚历山大的前任教师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毫无人性的非科学命题，他认为希腊人生来就应是主人，而非希腊人生来就应作奴隶；尽管如此，亚历山大本人和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却选择了平等相处的政策，并且，就在亚历山大过早地去世之前，为了他的伊朗臣民的利益，他已经开始把这种极为宽宏大度的思想政策付诸实施。他为希伊的重修旧好举行庆典，提倡并奖励希腊人与伊朗人及其他亚洲人通婚。似乎亚历山大已然认定，他提出的民族融合的文化结构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希腊文化，而这正是亚历山大政策的基础，这一政策是由他的继承人塞琉古一世完成的，后者把从波斯帝国掠夺到的最大一块领土据为已有。希腊人与伊朗人之间的融合，最远扩及乌浒河——药杀水流域，那里置于一些当地的希腊统治者治下，大约公元前250年，这些统治者脱离了继承波斯帝国国业的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在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这个王朝与它的希腊代理人，其举止就仿佛他们真是一个统治民族似的。在这里，除去最不关紧要的行政职位以外，王国政府将一切事物和职位都掌握于希腊人之手，埃及的所有希腊人都与托勒密政权合作，共同剥削当地的埃及人。

公元前221年，希腊人在埃及的这种狭隘政策仍在有效地运行，但是绝大多数的埃及人则已不再甘心于被视为一个劣等民族。的确，埃及文明至少在两个重要的意义上优于希腊文明。埃及妇女比希腊妇女据有较为优越的法律地位，此外，埃及很少有奴隶，被剥削的埃及农民都是自由民。尽管在埃及富有的希腊村社成员都拥有奴隶，但托勒密政府仍采取措施防止它自己的臣民沦为奴隶。

移居者只可以携带他们仅有的动产，而不管他们是作为追随亚历山大而来的希腊人那样的征服者，还是250年以前作为囚徒从犹太被逐赶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那样的流放者，均一视同仁。如果这些移居者在一个异族人口数量占优势的新环境中，希望保待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特性的话，他们随身携带的少量财产，就肯定是他们自己认为最贵重的财产，以便于在他们经历了远离他们所根植于斯，从而结下不解之缘的祖先的土地，远离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传统文化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创痛时，得到鼓舞和慰藉。一名犹太教的流放者不得不放弃他的礼拜仪式，因为这种仪式只能在耶路撒冷的神庙中才能正确地举行；而一名希腊移民则不得不抛弃他在故乡本土的保护女神的神殿。与公元前6世纪的犹太人一样，公元前334年前后的希腊人继之而来陷于同样的心理困境。一名希腊移民所拥有的奴隶，从文化意义上说，只是一群便于携带的经济财产。希腊人是不可能仿效犹太人散居各地而仍能幸存的绝技的，因为希腊人不像犹太人那样拥有具有很高思想价值的、便于携带的精神财产。

第三十一章 中国的战国时代（公元前506－前221年） 

（谢选骏指出：这里所说的战国七雄有吴越，大概是把三晋[韩赵魏]算为一国了。为何大国都起源于中原的边缘化国家？因为边疆国家可以更加方便地从未开化地区掠夺人口和土地。这一点也适用于后来的大中国，以及近代的欧美。美俄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是欧洲的边缘化国家，并从黄种人世界夺取了足够的土地，而且会师在阿拉斯加，白令海峡曾经是亚洲和美洲两个黄种人世界之间的桥梁。这种“边疆优势”后来被神化“陆权理论”的“大陆心脏地带”学说，其实那多少是一种牵强附会的生命哲学。）

从公元前771年到前506年，由于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转换。如前所述，在周朝遭受公元前771年的劫难以前，大约有300个小诸侯在它的统治之下。公元前506年，有7个大国环绕在中央地区一群小国的外围。洛阳附近周天子直接统治下的那块小领地就是这些小国中的一个。周朝于公元前771年从渭河流域东迁后，洛阳就是它的避难所。7个外围大国中的4个——地处黄河入海口和海河流域的燕，地处淮河、汉水和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位于周朝公元前11世纪所统辖领土之外。那时，周取代商成了最大的强国。第五个大国秦当时据有了周在渭河流域的原有领土；但是，公元前506年的秦就像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周一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

秦孝公在位及商鞅在秦国为秦孝公效力供职的时期，与马其顿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是同一时期。中国的秦国相当于希腊的马其顿，而且腓力和商鞅都同时奉行了使农民军事化，以增强国力的政策。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社会地位上来说，秦和马其顿各自所处的与其他社会的关系都是相似的。两国都紧邻它们的竞争对手，但又在地理上为一条环形山脉障碍所隔开。两国的人民从社会发展来看都是落后的，因而当公元前4世纪，他们的生活为一位统治者的法令急速改变时，他们都是顺从的。

腓力二世活着看到了他的改革所结出的果实，即在他的强权之下实现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秦孝公死于公元前338年，那是腓力大获全胜的一年。秦国则是直到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中，才成功地统一了中国。但是与马其顿的统一希腊不同，秦对中国的统一是最终的统一。希腊世界最终既没有被马其顿统一，也没有被任何一个继马其顿而起的希腊国家或它们的对手所统一，而是被一个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政权罗马所统一的。秦不得不与其他的华夏族国家争雄，其中首先是魏，然后是赵，都是极难对付的。但是，最终是秦统一了中国。而且，秦是一个华夏族国家，虽然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不是地位最高的国家。

就行政改革而言，最重要的经济变化已经为世人所瞩目。土地可以转让和买卖，而且尽管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但也拉开了贫富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一个没有土地的赤贫阶级。首要的社会变化是向才学之士大开了入仕和获取军功的大门，而不论他们出身于哪一个阶层。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专职文官阶层和武官阶层，以及另一个新的教育家阶层，他们为在政府中寻求职位的人提供专门训练。孔子在做官失败之后成了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是记载中最早的中国学者的代表。这些学者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智者。孔子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哲学学派的创建者。

新的专制统治者们并没有有意地造就这些教育家和哲学家，而是默认他们的存在，并总的来说很尊敬他们。

最重要的军事技术革新是赵国于公元前307年采用骑射。赵国与欧亚太平原接壤，它的骑兵采用了游牧族的武器和服装，就像3个世纪前米底骑兵在伊朗所做的那样。战车曾经是中国主要的甚或是唯一的兵种。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由于更愿意使用征募而来的大规模的步兵，战车的地位已经下降了。这一变化可能开始于南部的各诸侯国，因为那里的水路和沼泽阻碍了车辆的使用。然而，这一兵种变化却迅速蔓延开来，例如扩展到了华夏地区边缘的秦国。

然而，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里，秦国却一个接一个地攻克了所有6个敌手。这时，6国已不再联合起来保卫自己，只有赵国进行了强硬的抵抗。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政治统一是由军事力量强制实现的，但统一却被证明是永久的。在将近22个世纪的时间里，第一位统一者的功业曾不时地被败坏。这一功业的第一次被败坏，是在这位统一者死后的那年。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政治上暂时的分裂，总是不断地得到纠正。强制实现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秦国开始军事征服之前，自发的文化统一已成为既定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秦的成就要比秦本身的寿命长久得多。

确实，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文明就已经传播到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及其以后所统一的疆域之外。例如，农业和冶金术或许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传到了朝鲜，大概晚一个世纪或更晚一些时候传入日本——一部分可能经由朝鲜，另一部分可能直接来自己经汉化的长江流域地区。以前，朝鲜人和日本人一直停留在文化上的采集食品时期和中石器时期，尽管引入农业以前，两国都已有了陶器制造工艺。朝鲜和日本的语言与汉泰和藏缅语系的各种语言不相近，但对于汉族文明的接受，却把朝鲜和日本溶入了汉化的东亚世界。

 

第三十二章 中国的百家争鸣（前506－前221年） 

（谢选骏指出：说孔子“开创了中国哲学”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尤其接下来又说“孔子关心的是作为社会参与者的人，而不是理智的人或精神的人”。这个意思会误导读者，以为先秦中国没有理智的人或精神的人。不知道汤因比是否读过庄子的译本？如果没有，那就不该冒昧地对于中国精神遂下断语。）

中国的“战国”时代，也是哲学上的“百家”时代。争鸣的各派哲学，或者发自情感地，或者理智地反映了对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痛苦而忧虑的体验。当时，各大国之间日益紧张和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地方统治者们通过摆脱传统限制，首先是通过以才能取代出身作为任官标准的方式来加强自己权力的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机会和不安全（它原先只是少数贵族所特有的财产），对所有阶级来说都同样增长了。上述社会因素都刺激了哲学上各种观点和格言的产生。 

从一开始，所有的中国哲学派别，首先是在关于实际生存上，其次是在关于科学和形而上学方面，都与希腊哲学迥然不同。在苏格拉底明确地把哲学引向人性的研究之前，希腊哲学争论科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已达1个多世纪。在不同的希腊哲学家派别中，无论是苏格拉底或是他的后继者们，除了关心道德以外，都对人类的理智，例如知识论感兴趣。相当于苏格拉底的中国的孔子，却没有改变中国哲学的方向；他只开创了中国哲学。并且，孔子关心的是作为社会参与者的人，而不是理智的人或精神的人。

思考人类的本质和人类的生活，当然提出了形而上学的问题。在印度，佛陀的弟子们试图摆脱费力的精神运动，佛陀将之描述为对形而上学思辨的沉溺。佛陀不赞成形而上学的思辨。然而，佛陀本人却掌握了引发争辩的形而上学原则。与印度人的思想相比，中国人更不倾向于思辨。然而，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却陷入了形而上学，并且，静态的阴与动态的阳有节奏地交替的理论，物质世界结构中的五行理论，也都是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科学的思辨。不过，即便是道家的形而上学，也附属于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反思。

大多数中国哲学流派的思索，都集中于人类事务的社会政治的阶段上。所有的派别都含蓄地同意，贵族血统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继续成为任官的条件，尽管这一点并不总是明确的。儒家与法家的争论点是选择职官的条件是什么。墨家和道家没有参与这一争论，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现存的两种主要社会制度，即国家和家族的价值提出了疑问，他们对以政府权威和以家长权威的名义提出的各种要求的合法性，发起了挑战。

中国哲学中的法家学派认为，取代贵族出身而担任官职的那种能力，应该是为战国君主目的服务的，即为这些君主扩大自己权力的目的服务的行政能力和军事能力。

这些不同的中国哲学派别的兴起，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论，反映了战国时代情感的扭曲和那一时代对于理智的激励。

第三十三章 印度文明（约公元前600－前200年）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把公元前1000－前600年间，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从关心膜拜仪式转向关注沉思冥想，解释为“这种转变起源于一些婆罗门种姓的创造性”，这是完全缺乏说服力的。事实上，在这个被称为“轴心时代”的阶段，只有印度有婆罗门，其它各国都没有。经我研究，这一转变其实是由于文字的普及所造成的。在中国，这就导致了“私学”的出现。文字的优势，可以帮助人们获得传承，从而得以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深入思考。而且文字的功德，使得个人的心思可以摆脱集体活动的钳制，这才是“从关心膜拜仪式转向关注沉思冥想”的关键条件。）

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间，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从关心膜拜仪式转向关注沉思冥想。这种转变起源于一些婆罗门种姓的创造性。由于婆罗门垄断着举行灵验的礼拜仪式的权利，这种垄断权又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因此，婆罗门在领导印度教的这种精神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就尤其值得称道。在印度宗教日益注重精神方面的时代，尽管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一直掌握在刹帝利手中，婆罗门却成功地取代了刹帝利，宣称自己为最高种姓。这一事实同样值得称道。

公元前600－前200年间，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佛陀悉达多·乔答摩和大雄筏驮摩那（生活年代为公元前500年前后）创立佛教和耆那教僧侣制度。这两位创教人都是刹帝利，也都是贵族。佛陀是迦毗罗卫国王的儿子和继承人，这个城邦国家位于今天尼泊尔王国境内。大雄（又称耆那，意为“胜利者”）是吠舍离城一个刹帝利部族首领的儿子，该城是比哈尔邦北部维德哈王国的首都。两人都未对婆罗门垄断礼拜仪式的权利提出过怀疑，但两人都否定礼仪、神祇和种姓制度本身。他们不加区别地从所有种姓征召僧侣、女尼和俗家信徒，婆罗门在佛教和耆那教的生活方式以及社团制度中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

佛陀和大雄各自提出一种从轮回转世之苦中求得解脱的方法。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许多思想流派，以及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教和俄尔甫斯教，都相信轮回转世是永无休止的。这种信念可能全都来源于欧亚游牧民族的宗教。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纪从欧亚大平原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在这一时期，他们向西推进到多瑙河下游以南欧亚大平原最西部山凹和希布鲁斯（马里科）河流域，与希腊遥遥相望，在印度，他们则越过了印度河流域。

佛陀与大雄在世的时代，作为印度世界新的重心地区的恒河流域，在政治上与同时期孔子时代的中国十分相似。与中国一样，恒河流域在政治上分布着众多的小国，规模不等，国力不同。佛陀出生的城邦迦毗罗卫是个小国；大雄的故国维德哈（位于今比哈尔的恒河以北的地方）则较大；最大的国家是迦毗罗卫的南部邻国俱舍罗（今北方邦），国力最强的国家是摩揭陀（位于今恒河以南的比哈尔地方）。

在佛陀和大雄时代，印度诸国的竞争愈演愈烈。与中国战国时期一样，恒河流域诸国的军事斗争是以政治上的统一而告结束的，除一个战胜国获得幸存外，其他所有的竞争者全被消灭。迦毗罗卫就是一个早期的牺牲品。佛陀在世时，亲眼看到了俱舍罗对它的征服，以及他的释迦族亲人及其国民遭到的屠杀。印度与中国一样，最后的胜利者是一匹黑马。这个国家不是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俱舍罗，而是摩揭陀。

在印度，各国政府之间的生存斗争同样没有破坏印度社会在社会和文化上的一致性。佛陀悟道成佛的地方伽耶位于摩揭陀境内，他的主要传教场所萨尔纳特的鹿野苑则在伽尸。鹿野苑邻近朝圣者麇集的圣城波罗奈，它所以引起佛陀的注意，可能是因为在那里能够得到来自印度各地的听众。伽耶和鹿野苑都不在佛陀的祖国，而且，虽然佛陀经常出入鹿野苑，在这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和门徒却经常到处巡游，除非雨季到来，路途难行。政治边界为军队和间谍设下重重的障碍，却不能阻止传教者和苦行者的你来我往。佛陀出身王室，这使他得以进入各国国王的领地，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身份使他享有什么特权。印度的传教者和苦行者就像当时中国的纵横家和哲学家一样自由地往来于相互混战的各个国家。

我们对阿育王统治情况的了解相对来说较为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阿育王自己的铭文，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较晚时期在锡兰写成的编年史。两种材料都不是客观的。这些编年史是以南传佛教（上座部）观点写成的，夸大了皈依佛教对阿育王的影响，既强调他从前的罪恶，又过誉他此后的虔诚。这一材料是半传奇性的，阿育王本人都不是他自己的公平见证人。但是，（在他的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中）他对自己在公元前260年征服羯陵伽的战争中引起的屠杀、蹂躏和苦难作了真实的记录，他真诚地对此感到悔恨。他是通过发动一场箕豆相煎的战争，将他的几个兄弟置于死地，而登上王位的，这一点可能也是确有其事（虽然这一材料来源于编年史而不是阿育王自己的记载）。在阿育王道德记录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信他所说的或关于他的很多事是真实的，这些事情为他增辉不少。

例如，阿育王皈依佛教，是他对征服羯陵伽时犯下的罪恶心生懊悔的结果。此后，他再也没有发动战争。他没有去征服半岛南端的朱罗、潘地亚和克雷拉普特拉或毗邻岛屿锡兰来扩大自己的版图。他向独立的邻国一再保证，他没有侵略意图（第二独立敕文）。他在帝国疆界以外的行动由征服变为宣传佛教的“达摩”（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在公元前258到前225年间，他向希腊的5位统治者塞琉西的安条克二世（塞琉古一世的孙子）、托勒密二世、昔兰尼加的统治者马加斯、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二世和伊庇鲁斯国王亚历山大派出了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公元前250年左右，他向锡兰派去一个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他还向大陆印度南端的独立民族派出了传教团。

与大流士一世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暧昧关系相比，阿育王对佛教的信奉是明确的。在巴布拉和鲁明代铭文中，他提到了佛陀的名字，在“分立敕令”中还干涉佛教僧侣制度（僧伽）的事务。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维护这种制度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他关心对“达摩”的鼓励和宣传。他对“达摩”的描述（第九和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二石柱敕文），更像孔子对道的描述，而不像佛陀对信徒的精神训练所作的明确规定，以及佛陀对行为戒令所依据的原则作出的明确阐述。而且，尽管阿育王与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样有自己所信奉的宗教，他也像这两位波斯皇帝和他们的前任居鲁士二世一样，容忍臣民所信奉的一切宗教。在这方面他是非常审慎的（第十二大岩刻敕文、第六和第七石柱敕文）。他尤其关心的是确保臣民尊重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僧侣，他们代表着当时能与阿育王自己尊奉的佛教相匹敌的两大宗教（第三、第四、第九、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七石柱敕文）。

阿育王铭文的数量和分布范围充分显示了他狂热宣传其达摩观的诚意。坎大哈的铭文是用希腊文和阿拉米文两种文字写成的。希腊语是马其顿建立在波斯帝国领土上的国家正式语言，阿拉米语是已经灭亡的波斯帝国本身的正式语言。位于最西北部的阿育王铭文是用起源于阿拉米语的去卢文字母写成的，（直到波斯帝国即亚历山大推翻以前，这两个铭文所在的地区可能一直处于波斯统治之下）。其他铭文都是用婆罗米文字写成的。

这种文字是婆罗门用来记载其礼拜仪式的文字。婆罗门使用的语言本是原始梵语，但阿育王用婆罗米文字来表达当时使用的起源于原始梵语的方言。他甚至用这种方言在南部刻写铭文，尽管那里的臣民使用的母语是达罗毗荼语而不是印欧语系语言。可能在阿育王时代，达罗毗荼语还没有形成文字，也许在阿育王的达罗毗荼语臣民中，有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人能够读懂北部臣民当时使用的印欧语系母语形式。

第三十四章 争夺地中海西部地区霸权的斗争（约公元前600－前221年）

（谢选骏指出：罗马人并非天生的征服者和统治者，相反，他们原来只是埃特鲁斯坎人手下的瘪三。没有埃特鲁斯坎攻占罗马这一历史事件，就不会有后来罗马的崛起和称霸：他们终于明白了，只要将控制西西里岛这一战略优势与控制意大利和西北非洲的人口与经济资源这二者结合起来，称霸地中海的目的便可以实现。于是，埃特鲁斯坎人的城邦最终只得为罗马人一个一个地征服。所以我说：“历史是互动的魔方”。所有的侵略者都是原先的被侵略者，所有的施害者都是原先的受害者。这就是历史的魔方。）

作为政治分裂的高昂代价，西西里的希腊人必须在君主专制政体和国内民主或寡头政治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每当他们面临迦太基人奴役的威胁时，他们便屈从于君主专制政体；而每当危机渡过之后，他们便又将君主政体推翻。西西里岛作为控制地中海东西两大水域的海军基地，确是一个绝好的地点；但是，即使锡拉库萨成功地将整个西西里岛都统一在它的统治之下，一个统一的西西里岛仅靠自身的力量，仍不足以强大到可以在整个地中海及其周围地区称霸的程度。实际上，只要将控制西西里岛这一战略优势与控制意大利和西北非洲的人口与经济资源这二者结合起来，称霸地中海的目的便可以实现。

希腊人在西西里岛的聚居区从文化上以希腊化的方式，使整个西西里岛统一为一个整体，其中包括那些政治上反对希腊的非希腊人在西西里岛上组成的社区。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西西里岛上的所有居民都操希腊语，都接受了希腊的城邦制度，而且就连原先由非希腊的西西里人组成的城邦，如今也以希腊的风格发行硬币，建筑庙宇。但在另一方面，希腊语言在意大利从未能在希腊殖民地的腹地普及，最终就连这些殖民地本身也被当地人所同化。公元前5世纪末，我们在库迈和波塞多尼亚（帕埃斯图姆）就看到了这种情形。公元前289年，锡拉库萨已故君王阿加索克利斯生前雇佣的意大利雇佣兵，攻占了墨西拿海峡西岸的西西里岛上的墨西拿城。

在意大利半岛的西北部，在伊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向下到西部沿岸，最南部包括坎帕尼亚在内，城邦制度为人们广泛接受。在东南部低地，从靴形半岛的“脚踵”向西北远及“靴刺”，城邦制度也站稳了脚跟。但是，在上述两个地区之间的高原地带，尽管希腊文化也对其发生了影响（他们接受了西部希腊人转译的腓尼基字母），当地人却仍处于部落组织阶段。在大约公元前600－前221年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意大利与西西里相比，表现出极大的不同。然而，其结果却使罗马于公元前340－前264年间从政治上统一了意大利，罗马统－意大利的成功使她最终得以统一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尽管如此，罗马并不是第一个尝试从政治上统一意大利的大国。虽然罗马继承了她的前人未竟的事业，但这并不是件轻而易举之事。

政治上统一意大利的最初尝试，是埃特鲁斯坎人在大约公元前550－前423年期间所做的。埃特鲁斯坎攻占了两处桥头堡，即位于台伯河下游右岸地区的菲迪尼和罗马，然后，他们又占领了向东南远及库迈内地的低地地区。在相反的方向，他们从利古里亚的高地人手中夺取了从菲耶索莱通往费尔西纳（博洛尼亚）的关隘。他们开始排泄洪涝，着手开发波河流域潜在的农业财富，他们还与希腊人合作，在波河河口周围的沼泽地带的斯皮纳兴建了一处南站。埃特鲁斯坎人在这里交了好运，大约自公元前500年以后，如前所述，欧洲大陆内部的动乱致使商业贸易从罗讷经过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众多关隘，转移到了波河流域。

到大约公元前525年，看上去埃特鲁斯坎人似乎有可能不仅准备把意大利半岛，而且包括波河流域全部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但是，公元前524年，他们夺取库迈的努力却归于失败；在大约公元前509－前474年期间，他们又丧失了对拉丁姆和罗马的控制；公元前474年，在库迈海域的一次海战中，他们被锡拉库萨人击败；在大约公元前450－前350年期间，他们在波河流域建立的大多数居民点，都遭受了来自阿尔卑斯山背后的凯尔特蛮族（高卢人）的蹂躏。公元前423年，来自坎帕尼亚内地的奥斯坎高地人，从埃特鲁斯坎人手中夺取了卡普阿。尔后又于公元前421年，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库迈。埃特鲁斯坎人在政治上失利的原因与希腊人是相同的。与殖民地的腓尼基人不同，埃特鲁斯坎人不愿使自己置于一个统一的权力之下。他们的扩张仅只是建立城邦，或者甚至仅只是几伙军事首领的冒险活动。于是，埃特鲁斯坎人的城邦最终只得为罗马人一个一个地征服。

埃特鲁斯坎人曾被寄予很大希望，从政治上统一从阿尔卑斯山到靴形半岛“足尖”的整个意大利，如果他们的行动协调一致的话，他们或许能够成功。意大利的希腊人，甚至并未认真地考虑过统一意大利的前景。他们的人数太少，过于远离他们的中心地区，并且，最重要的是，彼此之内内耗惨烈。（埃特鲁斯坎人的城邦之间虽然缺乏行动上的协调一致，但至少他们没有像意大利的希腊城邦那样互相摧毁。）最小的意大利的希腊城邦是斯巴达的殖民地塔拉斯（塔兰托），建立于约公元前707年，它愚蠢地寄希望于从事扩张事业。然而，公元前473年，塔兰托人却遭到了东南低地地区民族的毁灭性打击。

意大利半岛的统一完全寄希望于罗马。罗马夺取了台伯河下游的最后一座桥梁，而台伯河是意大利半岛上最大的河流，它在半岛西北低地的中心地区流入第勒尼安海。罗马腹地埃特鲁斯坎附近的维爱于公元前391年为罗马占领并毁灭，她的海上近邻和盟友，埃特鲁斯人城邦塞雷于公元前274年为她所吞并。这两个地方对于创建帝国来说几乎同等重要。罗马应当把她的成功归功于那些把政权把持于掌股之间的贵族们的政治能力，但是，如果这种天生的能力未经过希腊教育的催熟过程，它也许就结不出果实。通过埃特鲁斯坎的统治者和人民，罗马人首先是间接地希腊化，尔后通过与库迈以及逐渐扩展到希腊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罗马人便直接地希腊化了。

罗马是埃特鲁斯坎人创造的城市，他们自己于公元前550年即在那里定居。他们发现了一个拉丁游牧村社群；他们以农业地区稠密的农业人口，把这群游牧村社变成了一个埃特鲁斯坎的城邦。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城邦和城邦联盟是地中海地区存在的唯一政体形式。这种起源于苏美尔人的制度，为腓尼基人、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所共有。在人们尚不适应城邦统治形式的时期，任何政体形式都成为它的严重障碍。这就是马其顿、埃托利亚和萨谟奈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成为罗马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罗马的城邦政体和城邦文化，对于政治发展处在前城邦阶段的人们来说，是令人印象至深并具有吸引力的。城邦制度成为有助于使较为落后的民族心甘情愿地并入罗马政治实体的一副良药。尤其是对于罗马来说，城邦政体是她与萨谟奈联盟争夺的财产，因为在公元前343－前272年期间，也就是罗马——萨谟奈战争进行时期，该联盟的大多数成员依然处于前城邦阶段。

第三十五章 中国的秦帝国和西汉帝国（公元前221－公元9年）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说，“公元前221年这一年，中国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统一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分界线。以前，中国只是一个文化上的统一体，却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统一体。从那时起，中国有时也陷入政治上的分裂，但是到此刻为止，在或短或长的分裂和混乱的插曲之后，它总是再次达到政治上的统一。 ”这表明这位英国学者对于中国历史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他甚至不懂，公元前221年之前的中国是“封建制社会”，公元前221年之后的中国在体制上是“郡县制社会”。此外，魏晋南北朝隋唐实行的则是“内在封建与外在郡县”的混合制度。最重要的误区是，汤因比并不懂得“中国文明的周期性”，因此他把中国历史看作一个统一的单元，不知中国文明的三个周期，因此他必然对中国的未来做出错误的判断。）

在公元前221年，从印度次大陆到直布罗陀海峡，在中国以西的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广大地区，没有发生任何决定性的事件。与此相反，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划时代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统一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分界线。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只是一个文化上的统一体，却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统一体。从那时起，中国有时也陷入政治上的分裂，但是到此刻为止，在或短或长的分裂和混乱的插曲之后，它总是再次达到政治上的统一。 

公元前221年之前和公元前221年之后，中国在一个方面保持着连续性。从中国历史的黎明时代开始，华夏世界在地理上就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到了公元前221年，它从黄河下游及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的中心地区，向南扩张到了长江流域。秦王嬴政（他在公元前221年成为统一了的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在他去世之前，将现在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土地并入了他的帝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再次征服了这块南方的领土。秦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曾一度恢复独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推翻了汉族移民在朝鲜建立的一个独立国家，吞并了北部朝鲜，把它划为中国的4个郡。

朝鲜和华南地区之所以能够并入中华帝国，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可以从事农耕的地区。中华世界的北部边界（今天的内蒙古则是一块边缘地区，既可以作为贫瘠的耕地，也可以成为肥美的草场。对于中国的农民、军队和官员来说，欧亚大平原本身就是一条障碍地带。这里，游牧族的经济、制度和战争方式已经形成并适应了当地自然环境，而且，对于定居的邻人来说，游牧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是很难对付的。匈奴族于公元前200年打败了中华帝国的重建者汉高祖刘邦。汉高祖本人仅只避免了居鲁士二世所遭受的厄运。中华帝国政府只得向匈奴割让土地，交纳贡品。而匈奴则于公元前177年、公元前158年两度侵入中国。汉族的反侵犯开始于公元前128年。但是，匈奴人就像欧亚大平原西端的西徐亚人在其牧场遭受大流士一世入侵时一样，令人难以捉摸。像西徐亚人一样，匈奴人既没有被灭亡，也没有被有效地征服或逐出草原。

作为汉族人反击侵犯的序曲，汉武帝于公元前139年派遣了一名使者张骞联络月氏（又称吐火罗）。月氏是一支游牧部族，于公元前174年为匈奴逐出甘肃而西迁。张骞的使命是说服月氏与汉人合作，在截击共同敌人匈奴时形成钳击之势。公元前128年，张骞在河间地带找到了月氏，他未能说服他们再度与匈奴决一胜负，只得于公元前126或前125年回到中国。公元前115年，他第二次出使，这次到了乌浒河流域的大宛和乌浒河与药杀水之间的粟特。汉朝于公元前104、前102和前42年占领了大宛。张骞的出使，让中国人得以了解中国以西的文明的存在，以及文化的发达。当然，至少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就从自己边界以外的西部或其他方向，获得过刺激和知识。从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以后，中国才开始感知到它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人类的联系。

中国扩张的势头并没有在公元前221年停止。但是，秦国从公元前356年开始的功业却彻底荡涤了昔日中国的其他的一些方面。公元前356年是法家哲学家政治家商鞅开始革命性地变革秦国制度的年代。公元前256－前249年，秦始皇的祖父灭亡了周王室。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周王室维护着以礼仪统一的遗迹。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亡了与秦抗争的6个诸侯国。但是秦始皇也宣判了自己祖传王国的灭亡。他的功业的这一结果与他自己的意愿是截然相背的。无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就像400年以前的亚述和100年以前的马其顿那样，秦的灭亡恰恰在于帝国的建立。秦国本地的人口由于军事伤亡和向外移居驻防而空竭，而这一空虚却由来自6国的被驱逐者们填充上了，就像亚述空虚的国土上充满了同样的被驱逐者一样。公元前221年以后，被征服的6个诸侯国的全部贵族，都被放逐到了关中地区。但是，秦国实行的自杀政策中最致命之处还不在此，而是迫使它的国民们无法忍受其残暴统治。

秦始皇式的政治统一实际上是无法忍受的，残忍的统一者于公元前210年死后，3年之内秦帝国就被推翻并瓦解了。但政治上的统一本身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秦帝国于公元前207年灭亡后，汉帝国又于公元前202年建立。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使得灭亡和重建都成为不可避免。

秦始皇不仅以放逐贵族的方式破坏了被征服诸侯国的社会结构，而且通过把全中国重新划分为郡的方式抹掉了各国的边界。这些郡由秦的官员以法家精神进行治理。农民受到徭役和赋税的压迫。秦始皇的法家大臣李斯（约公元前280－前208年），试图压制非法家的哲学派别。公元前213年，他煽动了“焚书”，第二年，他又建议坑杀了大约400名讨厌的学者，以继续“焚书”政策。与此同时，秦始皇也满足了中国社会中一些最紧迫的需求。

这些需求中最大的政治统一的需求前面已经论及。另一个最大的需求则是标准化。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和车子的轮距，使全中国都与秦的模式一致（在中国中心地区的松软黄土地上，车轮必须在车辙内行走，所以不同的车子轮距限制了车的行走范围，就像现代蒸汽机和铁路车辆由于不同的轨阻而受到限制一样）。秦始皇标准化和统一中的最大功绩是把分属于秦国、秦的北方邻国赵国和燕国的抵御游牧族的长城联成一片，使之成为连亘一体的万里长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伸展到了黄河西北部的河套地区。它环抱了今天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但是它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与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相背的。长城的修筑是中国政治统一的明证，但也迫使匈奴自身联合起来，对付统一的中国。我们已经论述过匈奴的联合在中国产生的后果。

公元前209年大起义的目标是恢复远古的政体。起义者成功地瓦解了秦国的政体，其结果则是起义者们为分赃而相互征战。最有影响的王位觊觎者是一位前楚国的贵族项羽。项羽建议扶植楚国王室的一位后裔为全中国名义上的皇帝，而项羽自己则作为帝国皇帝后面的掌权者。但是，在公元前205－前202年的国内战争中，胜利者却是出生于淮河下游地区的一名幸运的军人刘邦（汉高祖）。

刘邦不得不分封他的同盟者以报答他们，他也不得不恢复一些已经灭亡的王国，以安抚公众情绪。但他却将关中秦国原有的领地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他在京兆建立了自己的首都，那里与未来的长安毗连，与西周王朝最后的首都所在地接近，又与秦国的最后一个首都咸阳隔渭河相望。刘邦既吸取了秦始皇失败的教训，也吸取了项羽失败的教训。他和他的后继者们认为，他们必须比项羽更有力，而又比秦始皇更为温和地统一中国。所以，在恢复秦始皇强有力的统一过程中，他们并未表现得很匆忙。

首先采取迅速的措施，变换受封者和罢黜受封者，使封国变得无害。然后于公元前144年颁布法令，把各封国打成碎块。法令规定，将来封国国君死后，由他的儿子们瓜分封地，不再是只有长子继承完整的封国。将所有的地方政治单位和行政单位划成小块的积极措施，是汉王朝加强中央政府对它们的控制的措施。汉帝国开国时有15个帝国官员管理的郡和10个正式的自治王国。到了公元元年或2年，则有83个郡和20个诸侯国。这两类地方单位之间的比例改变了，两类单位的规模也极大地缩小了。所有新征服的领土都划为郡。公元前154年7个地方诸侯国的共同叛乱，促使帝国政府完成削弱诸侯国的进程。公元前127年的法令规定，国王死后其长子必须割让他父亲王国的一半给自己的幼弟。

中央政府积极恢复对广袤领土上地方行政单位的直接控制，又提出了如何补充帝国政府人员的问题。重新恢复秦王朝式的以军功者为地方行政官员的方式，是不可能的。秦始皇的法术之士激起了公元前209年的起义，他们自己也为愤怒的起义者所残杀。对秦始皇独裁的反对是如此激烈，对远古政体的怀恋是如此强烈，以致刘邦（他不是一个理论家）在公元前202年即皇帝位后，第一件冲动而行的事就是采纳和推行道家深思熟虑的自由放任政策。然而，一位儒生却使刘邦深信，这种与秦的政策相对立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公元前196年，刘邦下诏给各郡和王国当局，要求为帝国政府输送优秀的官职候选人，在经过非正式的考试后，再由长安的宫廷进行选择。公元前191年以后，儒生们重现了被认为是由孔子编定的五经。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曾下诏，任官的条件应是能熟练地写作儒家经典式的文章，能熟练地解说儒家的哲学，以满足当时儒生们的意愿。

在理论上，汉武帝向有才干的儒生大开了进仕之路，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尚不完备，学术声誉还没有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任官和升迁的唯一途径，仍然看重个人的权势。无论如何，一个贫穷的家庭若长期支付孩子的费用，让他准备并学习艰深的科目，也是困难的。此外，采纳和研习儒学已经是严格规定了的，而且现在的儒学与孔子时代的儒学大不相同。本质上是无神论的孔子的理性主义，已经为虚伪的宗教信仰和迷信所冲淡。这是多种地方传统混合的结果，这些地方传统的文化水准也各不相同。在中华帝国的大熔炉内，儒学已经多少包含了一些文化上落后的成份。

孔子曾在某一争战的地方诸侯国寻求入仕，在他作为一名教师的最后职业中，他的目的是维护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他没有预见到中国的政治统一，而且有可能并不赞成统一。完成统一的政治家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孔子也可能不承认公元前2世纪的儒家学说来源于自己。然而，汉武帝尊崇当时混杂的儒家学说的行为，对于孔子的重新解释“君子”一词来说，却是他死后的胜利。至少从官方的角度来看，从那以后，中华帝国是由这样的一批人管理的：他们担任官职是由于个人的才能，而不是由于出身血统。

然而，结果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位官员由于具有儒家观念上的“君子”的美德而获得职位，他就有了职位所给予的机会，并经常利用这一机会，使自己成为原始意义上的“君子”。他可以使自己成为土地所有者，可以把自己的财产传给儿子，还可以供养儿子受教育，使他也成为儒家文职官员。儒家官员们很快意识到要效忠自己的家庭和阶级，而这些效忠又会与（而且确实与）他们对于皇帝的效忠和他们对于没有特权的皇帝的广大民众的责任相冲突。这些民众是由儒家官员们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的。

这种忠诚的分离，在儒生中是不受指摘的。因为巨儒孟子在反对墨子时曾强调，仁德者施爱于他的同胞人类，应是有等级差别的。一个人的最亲近的人也应是他最爱的人。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他的家庭和阶级要比皇帝或一般民众亲近得多。在一个中央政府重新宣告它对民众有直接统治权的帝国里，官员对于皇帝的义务就是实施严厉的法家体制。这一体制在公元前4世纪引入秦国，又在公元前221年以后由秦始皇强加给中国的其他地区。事实上，在重新集权化了的汉朝政体下，儒家外表之下是坚实的法家内核。政治上统一的中国居民们感到，中华帝国实质上即等同于文明世界。激励所有的文职官员为全人类仁慈地执行他们职责的中国哲学是墨子的学说，因为墨子强调说，仁德者应该平等地关心他的人类同胞。然而不是墨子，而是为孟子所解释的孔子赢得了在普遍范围内使自己的哲学成为官方学说的身后奖赏。

对于儒家官员来说，汉朝的政体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秦朝的政体。他在政治上是他所统治的皇帝的臣民的主人，在经济上也是他所拥有的土地上的农民的主人，他和他的同僚们甚至成为统治王朝的潜在主人。汉武帝的儒家顾问董仲舒确立了这样的学说：王朝的统治实际上来自于天命，而且这一天命可以被收回；天命的收回是由一系列的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来表明的。这一学说不言而喻的必然推论是，儒家文职官员是审判者，他们将评判这些征兆是否已经宣布了一个王朝天命已尽。对于无特权的广大民众来说，随着儒家学者－官僚－地主的不断兼并土地，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感觉到秦帝国的政体与汉帝国的政体没有什么不同。自始至终，中国的农民总是处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中。对于农民来说，握有政府权力的新私有地主阶级的兴起，是一系列重压和打击中终于使人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

无论在哪种政体之下，帝国的维持必定是把沉重的负担强加在居民的头上。他们是绝大多数，他们不是该政权的特权受益者。在汉代，一个中国农民必须每年服1个月的徭役，他还会被征募到军队中服役2年。他们的祖先为地方性的诸侯政府征募时，曾经离开家乡。但是，与他们的祖先相比，在统一了的中国的广袤土地上，他们服兵役时却更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毫无疑问，死亡的危险减少了。现在的兵役意味着沿万里长城戍守，而不是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进行与死亡相关的战争。但是，外出者所冒的经济毁灭的危险更大了，而且农民的不幸，又成为地主获得财富的机会。在汉帝国与匈奴的百年战争中（公元前128－前36年），当应征的农民兵士不仅越过长城，而且远远深入长城以外的大漠时，地主的机会便也与日俱增。

强迫徭役有多种形式：在帝国的铁矿和盐矿上做工；修筑道路，开挖运河，修补现存的道路和运河，以及沿着运河或其他河流逆流而上漕运谷物，以供给位于关中地区，设在汉代首都长安的宫廷和政府，或者供给沿长城一线的驻防军队。与长安到生长小麦的东部地区和生长稻米的南部地区的距离相比，长城则更为遥远。驻屯军的需要无法从驻地附近土地上的物产中得到满足，因为长城穿过的地区都是干旱地区。

中国与希腊世界的地理结构是截然不同的。它不是由一系列的内陆海洋环绕，而是大片坚硬的陆地。这样，在运输问题可以解决的范围内，就造成了文化上的极大的一致性和政治统一的极大的持久性。希腊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处在易于到达海滨的范围之内，除了黑海的内陆地区，河流通航的作用不大。中国像希腊世界一样，通讯联络依赖于水路。中国的河流很多，但没有一条大河横贯南北或横贯东西。而且，汉帝国的粮食生产区位于长城以南和首都的东南。

因此，河流需要运河的补充；在河流的有效河段内，货物必定是逆流拖运，尤其是黄河航线的上行水路，河水穿过华北平原西部边缘地区的山脉，黄河水流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由向南转而向东北的锐角，船只在这段河流中航行极为困难，前往长安的货物不得不在峡谷中的自然障碍间艰难行进。运往长城的货物则必须由陆路运到长城的不同区段，因为那里与黄河不相毗连。对于私人来说，拖运粮食供给品无利可图，所以必须征募服徭役者完成这一必不可少的公益任务。

因而，汉帝国使用了后备的经济能量。为了保证自身的存在，它不得不尽力超越自己经济力量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帝国的经济来说，由儒家官僚转化而来的新地主阶级就成了过于沉重而又难以承受的重负。汉朝积极而成功地削减了地方政治和行政区域的规模，以及它们的自治权，但它在制止私人大地主在数量上和规模上的增长方面却失败了。汉武帝统治时，董仲舒已经感到了这一问题对于社会和汉帝国的危险性。那时，董仲舒是汉武帝的儒学顾问，他系统地阐述了“天命”学说。公元前6年颁布了一项诏今，确立了个人可以占有土地的限额。但是，诏令的实施取决于官僚地主，而他们的私人利益又与他们的政府职责相冲突。因而，这一诏令成了一纸空文，西汉王朝也于公元9年崩溃。

西汉王朝为皇帝王莽所取代。王莽感到自己受命于天，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使者。儒家官僚们阻止了西汉王朝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也挫败了王莽。王莽死于公元23年。在此之前，公元18年爆发于山东的农民起义，已经宣告了王莽为农民主持公道和缓解他们境遇的企图的失败。农民起义者没有成为汉帝国和它的各种问题的继承者。公元25年，汉室的一个分支东汉王朝建立，并以洛阳为首都。洛阳曾是东周的所在地。到了公元36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光武帝镇压了农民起义，恢复了已经崩溃的西汉王朝的儒家官僚政体。

无论是西汉王朝还是农民，都成了儒家官僚地主的牺牲品。这个新的社会阶级是帝国的粘合剂，但也成为“中国的悲哀”。官员们是真正的罪犯，“天命”早就应该从他们的身上收回。做官的儒生们在精神上已经成了法家，他们以法家的残忍为之尽职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到这时，这一新的特权阶级已经使自己处于牢固的地位。在公元9年至36年的灾难中，它成为中华帝国社会中幸免于天谴的一个因素，而上天的惩罚则恰恰是这个统治阶级自身招致而降临于中国的。

 

第三十六章 地中海地区、西南亚和印度（公元前221－公元48年） 

（谢选骏指出：希腊人播种却由别人收获。收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播种。我也愿意做这样的希腊人，而不做那些野蛮的收获者。）

 

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36年间，中国的农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第一位政治统一者所建立的残暴政权只存在了12年（公元前221－前210年），随后就出现了持续8年的混乱和内战（公元前209－前202年）。其后建立了西汉政权，继之又爆发了一次不成功的农民起义（公元18－36年）。但这一时期中国农民的命运尚不及此前的战国时期那样悲惨；也不及公元前221年至公元48年间位于中国和大西洋之间那片地区的农民那样悲惨。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中部和西部，五大强国都在这250年间灰飞烟灭：孔雀帝国、塞琉西帝国、托勒密帝国、迦太基帝国和马其顿王国。在公元前221年曾存在于中国以西的各大强国中，只有一个国家，即罗马帝国到公元48年的时候仍然存在。公元前221年，这个帝国的范围还仅限于意大利及其附属岛屿一带。到公元前31年之前，这个帝国连连扩张，环绕整个地中海周围，但未曾囊括中国以西的全部政治真空地带。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尼亚和伊朗的那片地区，现在已被一批来自欧亚大平原的以攻掠为生的安息（今呼罗珊地区）游牧民族占领。在公元前221年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对安息以西更远的有人定居的世界发动侵犯。在安息帝国以东，另一支以攻掠为生的欧亚平原游牧民族月氏人（又称吐火罗人）的一支贵霜部落，于公元48年建立了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并将乌浒河和药杀水的上游流域与西北印度统一在一起。

中国以西旧大陆文明中心政治地图的这种变化，是一系列灾难性的战争、革命和民族大迁徙的结果。罗马的革命席卷了落入罗马帝国手中的所有国家；月氏人从今天中国西部省份甘肃开始的移民活动使欧亚大平原上所有的游牧民族向西移动，并将在此前5个世纪中分布于里海以东大平原上的那些民族躯往南方。同时，在文化方面，希腊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也在种族的、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混乱状态中继续进行着。

公元48年，中国以西的这三大帝国没有一个是由希腊人统治的，它们每一个都建立在从前的希腊人国家的废墟上。但所有这三个帝国都自觉而骄傲地倾向于希腊文化。每个帝国在其颌土上都在吸收并传播着希腊文明。这时，从西北印度的朱木拿河上游，向西直到西西里岛西端之间的文明，都使用希腊语。披着罗马外衣的希腊文化正以拉丁语为媒介，从意大利半岛向欧洲大陆一直传播到莱茵河和多瑙河一线，向西北非一直传播到撒哈拉沙漠的北部边缘。到公元48年，希腊文化已经进行了8个世纪的扩张，传播得愈远，与所到之处各种各样的非希腊文化的融合就愈为密切。但在这个逐渐成熟的文化混合过程中，希腊文化的成份在所到之处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恺撒拥有专制权力、可以集中全力重整河山的时间只有2年，而秦始皇却有12年的时间。而且恺撒在这2年内的复兴事业还曾被对他的独裁统治发起的一次新的军事挑战所打断。与秦始皇相比，恺撒对待战败的对手较为仁慈，他的惨遭暗杀就是他为自己的仁慈宽厚付出的代价。（秦始皇曾在公元前224年逃过了一个谋杀他的企图，那时他还只是秦王政，尚未完成强行统一整个中国的事业。）但是，秦始皇之死在中国带来的后果暗示出，恺撒的事业也正如他的中国同行一样，将不会比他本人的生命长出多久，即使恺撤拥有秦始皇所拥有的12年时间也将是如此，因为尽管恺撤对待对手仁慈宽厚这一点与秦始皇不同，他却与秦始皇一样都是急于求成、有欠稳妥。地中海世界需要并及时地找到了奥古斯都，他是恺撒的继承者，他将以一种不那么引人争论，因而也更为持久的形式，像刘邦重建秦始皇的帝国那样，重整恺撤的江山。

与此同时，东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在汉尼拔战争中遭到的破坏，以及罗马统治集团随后将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地区加以摧毁、然后弃之不顾的政策，为大规模的剥削活动提供丁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还使罗马政体中一个掠夺成性的新的阶级应运而生。在罗马征服并统一意大利半岛的时候，正像中国在战国时代一样，商人们聚敛起了流动资本。罗马的这些资本家和罗马统治集团中的土地所有者，占有了罗马社会财富中的最大份额。大多数罗马公民是贫穷的，罗马国家也同样是贫穷的。

这种不合法度、独裁专制和军国主义的新政府形式，直到公元前31年才被用一种重获合法性的明显伪装掩饰起来。在这个年代之前，这种新秩序（或毋宁说是无秩序）使意大利居民遭受了两次内战的打击：第一次在公元前90－前80年，第二次在公元前49－前31年。这场罗马革命的最有讽刺性的特点是，从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死于私刑，到公元前30年马可·安东尼殒于自杀，狂怒的朱庇特雷轰电殛，击倒了一片正在逐渐缩小的材林中一棵又一棵最高的树。朱庇特的靶子是罗马权力游戏中的那一个个的顽主。格拉古兄弟、辛纳、塞多留、卡提林纳、庞培、克拉苏、尤利乌斯·恺撤、绥克斯图·庞培、马克·安东尼——这场致人死地的游戏中所有这些顽主全都在暴力中死于非命。马略在历尽沉浮之后逃脱了这种命运。这批人中的另外两个军阀也得以终其天年。这两位灵巧的政治杂技演员，一个是所有军阀中最残忍的卢西乌斯·科内利乌斯·苏拉，另一个是最为狡猾的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撤·屋大维（奥古斯都），他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外甥和养子。

屋大维得以终其天年殊为不易。在可怜的最下层阶级的领袖们和一系列遭到失败并孤注一掷的罗马政治家先后走上这条革命之路之后，屋大维成功地使历时百年的罗马革命告一段落。马略以及他的朋友辛纳和塞多留就相当于主张平均主义的帕加马王子阿里斯托尼库斯以及西西里的奴隶之王优努斯和萨尔维乌斯。续克斯图·庞培与海盗们建立了联盟，他的父亲，即遭到谋杀的庞培，一度曾把这些海盗赶入大海。

罗马革命就等于是汉尼拔在死去后对罗马进行的报复。但由于它划破了罪恶的罗马国家（它就像秦国在西方的翻版）的肌体，这件致命的迦太基的涅索斯血衣裹住了饱尝痛苦的整个地中海世界。

 

第三十七章 中华、贵霜、安息和罗马诸帝国（公元前31－公元220年） 

（谢选骏指出：我一向认为，欧洲犹太人的一大来源，就是罗马帝国灭掉劲敌迦太基之后，迦太基人被迫化装成为犹太人四散奔逃，虽然他们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不同，但说的语言却是一致的迦南语言，因此迦太基人假装改宗为犹太人，这种伪装是很容易做到的。而且，迦太基人可能比犹太人更像犹太人：“在叙利亚，迦南语[“希伯来语”]仅仅在礼拜仪式上使用[例如，巴勒斯坦的犹太团体把它作为礼拜仪式语言]。只有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幸存的腓尼基殖民城邦中，迦南语才仍然是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否则就无法解释，亡国之后的迦太基人的去向究竟是如何了。也无法解释，犹太人的数量为何急剧增长了。如此看来。犹太人的商业头脑可能是从迦太基人那里得到的，而不是从正经的圣经信徒那里得到的。此外也可以解释为何古代的迦太基人会和后来的犹太人一样遭人忌恨、孤立无援。）

从公元48年至公元3世纪初以后。旧大陆文明中心所在地，几乎在政治上全部被囊括在四大帝国之中。它们的版图，以连绵不断的带状，从太平洋到大西洋岸，穿过大陆向各个方向扩展。 

国际贸易必须通过国际语言和文字媒介来进行。公元前31年至公元225年，旧大陆文明中心西半部分，即从贵霜帝国领土到大西洋东岸，流行着3种国际语言，每种语言都以自己的文字书写形式来表达。

这一地区流行的第一种语言，是阿拉米语。这种语言书写所用的字母系统，像希腊字母一样，来自腓尼基语。这种语言在第一波斯帝国中，曾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官方交流媒介。在波斯帝国的希腊人后来建立的国家里，阿拉米语让位于希腊共同语，后者成为官方通用语言。然而，在波斯帝国的塞琉西希腊后继者国中3个后来由伊朗人建立的国家（即安息、法尔斯和粟特）中，阿拉米语重新作为官方用语，并且运用古波斯文的3种变体重新成为文学的媒介：在这一文字发明中，用阿拉米字母书写的阿拉米词语，显然被当作表意符号，然后把它们当作似乎有同样意思的伊朗词语来读。与此同时，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末，阿拉米语几乎完全取代迦南语和阿卡德语，成为原来讲闪米特语的“新月沃地”人的日常用语。阿卡德语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曾经作为小亚细亚、埃及以及“新月沃地”的国际语言，但此时却几乎完全被遗弃。甚至在巴比伦尼亚，这时也很少有学者去阅读用楔形文字书写的阿卡德语。在叙利亚，迦南语（“希伯来语”）仅仅在礼拜仪式上使用（例如，巴勒斯坦的犹太团体把它作为礼拜仪式语言）。只有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幸存的腓尼基殖民城邦中，迦南语才仍然是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

希腊人的统治结束后，希腊语仍为官方所采用。取代希腊人成为幼发拉底河东部政治统治者的安息人、安息－塞人和塞人，都依照大夏的希腊统治者和印度的希腊统治者的先例，发行印有两种文字的钱币，其中一种是希腊文。贵霜皇帝颁发的钱币上，印有希腊字母组成的文字，当然这种语言并非希腊语，而是塞语、伊朗语的一种变体。在大夏这个土著伊朗人与外来希腊人关系格外友好的伊朗国家里，人们用希腊字母来表示当地的伊朗语。例如，贵霜皇帝迦腻色迦（约公元120－144年在位）建造的庙宇中就有这样使用希腊字母的铭文。发现这个庙宇遗址的现代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锡尔克果塔尔。

在幼发拉底河以西、罗马人取代希腊人统治的地区，用西部希腊（“罗马”）字母书写的拉丁文，是官方的语言文字。但是，帝国政府、其地方代表和代理商，却使用希腊语来同母语是希腊的或者把希腊语作为文化生活语言的罗马公民和被征服者进行交流。除在意大利东南部以外，希腊语已成为意大利的日常用语，排斥了拉丁语。在小亚细亚，希腊语继续占统治地位，排斥非希腊语言。然而，在环西地中海（除讲希腊语的西西里人和那不勒斯人外）以及跨越亚平宁大陆欧洲部分到多瑙河和莱茵河一带的罗马统治地区里，拉丁文却成为传播古希腊文化的媒介。

用贸易和语言可以传递其他文化要素——例如宗教和作为宗教表现自身的媒介之一的观赏艺术。旧大陆文明中心从公元前334年至公元220年的宗教历史，是下一章的主题。在目前情况下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里，希腊的观赏艺术以及印度的观赏艺术和社会机构，又向新的地区发展。在此期间，在今天的柬埔寨和越南南部，掀起了印度化的第一个高潮；希腊观赏艺术，也同时在贵霜帝国赢得了新的地盘，尤其是在帝国的都城咀叉始罗。咀叉始罗位于地处大夏和比哈尔之间道路上的犍陀罗地区。它的希腊化来自两个方向——从大夏越过兴都库什山脉，以及从亚力山大里亚渡过阿拉伯海。来自这两个源头的希腊影响，力量为什么如此强劲，这两胜希腊化潮流何时开始涌出来的，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扑朔迷离。

印度文化渗透到东南亚，希腊文化渗透到犍陀罗，都是“和平渗透”的例子。希腊观赏艺术在犍陀罗和罗马帝国，有着十分相似的风格。但是，在罗马帝国的一些行省，希腊文化的传播披上了拉丁外衣，希腊化是紧随罗马军事征服之后开始的。

从公元48年到公元3世纪初，四大帝国囊括了绝大多数旧大陆文明中心。但是，这些帝国彼此的经历以及由此造成的结构，都各不相同。

中国的东汉王朝（公元25－220年）和公元1世纪至224年的安息帝国，分别是西汉王朝和公元前141－约前31年的安息帝国的翻版。这两个地区都曾经存在过一个相对动乱的时期，但这两个帝国都没有因此而发生具有进步意义的体制变革。过去的政权，经过暂时分崩离析之后，又重新建立起来。重新恢复的政权，并没有焕发出新的活力，反而大为削弱。然而，公元48年贵霜帝国的建立，以及由公元前31年屋大维（奥古斯都）在亚克兴角打败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而导致的地中海世界以往革命和内战世纪的终结，都是真正的新的开端。中国的秦朝第一次取代战国，以及随后建立的西汉王朝政权又取代秦朝，也都标志着新的真正开端的产生。

同东汉王朝一样，罗马帝国也缺乏人力。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开始的人口激增状态，公元前3世纪在马其顿消失了，公元前2世纪在讲希腊语的国家消失了，公元前1世纪又在意大利消失了。罗马帝国历史的第一阶段（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帝国域内只有一个民族即犹太民族，在数量上得到明显地增长。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国大肆清剿，因此，犹太人口一度锐减。但从那以后，犹太人中来了大批从前的以色列王国的居民（以色列王国是犹太的近邻）。犹太人开始向外扩散：最初进入巴比伦尼亚，然后进入埃及，最后扩散到整个希腊世界里。在巴比伦尼亚和公元前63年起在罗马，最早的犹太散居者是被驱逐出国的人们。但大多数犹太散居的人是自愿出走的。在外散居的犹太人成为雇佣军和商人。犹太人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在巴勒斯坦、公元115－117年在塞浦路斯和昔兰尼加举行反对罗马帝国政府的起义过程中，伤亡很惨重（他们的非犹太人邻居也受到伤害）。考虑到这个因素，就更会感到犹太人的人口的持续增长之显著了。在最后提到的这次起义中，犹太地方团体不仅暂时控制了昔兰尼加，而且把昔兰尼加当作入侵埃及的基地。

罗马帝国最大的政治成就，就是把被征服者逐渐转化为罗马帝国公民。这一政策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推行，它是罗马首先把意大利半岛、最终把整个地中海四周地区成功地并入共和国中的原因之一。这一政策并非始终得到贯彻。曾经有过犹豫和暂时中断实行的时期。尽管如此，这一过程还是在公元212年臻于完成，此时，除了剩下一小部分从前被帝国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被赋予（或者说强加）罗马的公民身份。

罗马授予被征服的异族人以公民权的慷慨大度，与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心胸狭窄，恰成鲜明的对照。这一强烈对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正是罗马而不是雅典完成了地中海地区政治统一的原因。然而，政治身份的平等，并不能补偿经济和社会的不公正。罗马推动其领土扩张的其他有效政策是，保障富人的既得利益，反对穷人的要求。公元前31年至公元235年间的罗马帝国，伴随着政治上公民权范围不断扩大的，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的不断加宽。法律规定的不平等增加了，除了所有权的不平等外，还存在收入以及精神和物质生活标准的不平等。在这一时期，旧大陆文明中心两端的两大帝国里的社会不公平，都在不断地加深。

第三十八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诸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影响（公元前334－约公元220年） 

（谢选骏指出：“痛苦是知识的代价”显然是一个没落社会的思想，而一个新兴的社会应该崇尚“知识是痛苦的收获”。在这种意义上，雅典的文明其实在埃斯库罗斯的时代就走向没落了。换言之，引用并赞同这句话的汤因比，其祖国大英帝国，显然也落入了同样的命运。也许正是在这种痛苦的乃至垂死的挣扎中，产生了“历史研究”的冲动。）

 

“痛苦是知识的代价”。这一格言是雅典戏剧诗人埃斯库罗斯在公元前458年创作的一出戏剧中的台词。这一年，雅典正在两条战线上发动一场不计后果的战争。这种鲁莽行动预示着一个“混乱时代”的即将来临。这样的时代使人遭受苦难，但也给人以智慧。它是公元48年到220年间并存于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大帝国中每一帝国得以建立的前奏。古代希腊世界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431年延续到公元前31年；西南亚和埃及的这一时代从公元前745年延续到公元前522年，经过一段喘息，又从公元前334年重新开始，直到公元前31年；印度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约500年延续到公元前322年，喘息片刻后又从公元前约200年重新开始，延续到公元48年；中国的“混乱时代”从公元前506年延续到公元前221年。 

在第25章，我们已经对5位伟人进行了一些叙述。早在公元前6世纪，他们就对人类共同遭受的苦难作出了各自的反应。

他们每个人都同本社会的传统宗教发生了决裂。这种决裂有时是猛烈的，有时又是较为审慎的，但每一种决裂都是革命性的。“以赛亚第二”像7个世纪以前的阿肯那顿一样毫不妥协地宣称，只有一个唯一的神存在。（犹太国王约西亚已在犹大王国废除了除耶路撒冷神殿以外的其他一切圣地，并将从前与耶和华共享祭祀的一切男女神祇逐出圣殿。这种做法为“以赛亚第二”铺平了道路。）琐罗亚斯德将传统的伊朗众神殿中所有的神祇一概贬为魔鬼，只有“伟大的灵魂”阿胡拉·玛兹达除外。毕达哥拉斯专横地试图改变古希腊的生活方式，以致于激起了一场反革命。在印度，佛陀和大雄（耆那教的创建者）对印度传统的雅利安众神殿中的诸神和种姓制度一概弃之不顾。孔子宣称（他也可能确实相信）他正在恢复中国传统制度的本质；但是，当他将“高贵”解释为一种道德品质，而不是世袭特权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发动了一场道德上的革命。

所有这5位预言家都摆脱了传统宗教的社会结构，并与自然现象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个人联系。5人之中只有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2人认为这种“终极实在”是一个与人同形的人格，他与其他被降格、被遗弃的男女神祇只在两个方面不同：他是独一无二和无所不能的。而且，在琐罗亚斯德的神学中，甚至阿胡拉·玛兹达的这两种品性，在他对尚未征服的邪恶势力进行的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只是潜在的。

随着旧大陆人类苦难的不断延续和日益加剧，就导致了与这种“终极实在”建立联系的需要。这种“终极实在”不仅应是直接的，而且应在感情上使人得到满足。这就要求保留或者恢复这样一种观念，即“终极精神实在”必须具有人格，与人同形，至少具有人的某种品性。崇拜者渴望成为一个信徒，渴望对“终极精神实在”的仁慈和力量建立信念，这种渴望又与人类对这种“精神实在”关心信徒的幸福、无疑将会把他们从邪恶中解脱出来的向往正相一致。满足这种感情上的需要，只能是在两种人格之间建立一种关系：一方是人类，另一方就是神。

在中国、印度和古希腊世界，“终极实在”的本质与人同形的观念，在哲学家面前早已一蹶不振。感情上对苦难的反应现在要求恢复“终极实在”传统的人的品性。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中一直保留着这种观念。在印度和中国，当地哲学自相矛盾地产生出了一些新的宗教，使有神论得到了复兴。而且，它们不很明确地倾向于一神论，而不是像犹太人那样成为不妥协的一神论者。在地中海区域，在相互竞争的各种地区宗教中，有神论也以模糊地主张一神论的印度式和中国式的宽容风范得到了复兴，只有最终的胜利者不是这样。获得最终胜利的基督教继承了母教犹太教宽容的一神论，但它吞没和同化了被战败的宗教对手，就此而论，它又背叛了犹太教的一神论。所有这些成败的宗教都不是犹太人的宗教。

在大约2个世纪中，四大帝国曾经次第相连，横跨整个旧大陆。公元3世纪，四大帝国相继崩溃。但到3世纪，旧大陆人类长期的精神努力却产生了历史性的后果。在四大帝国中的每一个帝国，当地的宗教和哲学都培育出一种全然不同的新型宗教。新型宗教来自旧的宗教，历经选择、传播和调合。传播新型宗教的代理人是那些移居国外的人们。最早的移居者是那些遭到放逐的人，随后是帝国创建者派往被征服国家的驻军，最后还有商人。永久或暂时迁居他处的人们尽可能地带去了他们祖传的生活方式，在所移居的地区，他们自动地成了这种生活方式在异国多数居民中的传播者。移民们也可能有意识地、熟练地担任了传播他们所带去的精神财富的工作。最后，新型宗教受到各自的教士们的尊崇，并由传教士传到更远的地方。这些教士和传教士是职业性的，尽管宗教活动不一定是他们的全部工作。

人们需要有某种宗教来帮助他们的心灵对付一个混乱的年代。在有些地区，当地宗教显然无法满足人们的这种普遍要求。外来宗教的传播、改变及其与当地现存宗教的融合就显得至为重要。这些处于精神饥渴状态的地区是两个彼此远离的地区，即希腊世界和中国。

新型宗教的传播可以满足当地的要求。一些新的交往手段的出现使得宗教传播更为便利。这是战争、灭绝政策、帝国主义和世界性贸易的积极后果。长长的海陆通道将旧大陆诸文明中心的四面八方联结起来。出现了各种“混合语言”：例如雅典的希腊共同语，阿拉米语，三种萨珊时代的波斯语，印度方言，公元2世纪在北印度、3世纪在德干地区取代了各地方言的新梵语，以及一种汉语共同语（汉字和口语的标准化形式），公元前221年中国获得政治统一后，全国各地的官员商贾都使用这种语言。第三种交往媒体是造型艺术。这种媒体种类众多。四大大帝国次第相连、并肩共存的年代中尤其有效。在这个政治上相对稳定、和平的短暂年代，旧大陆诸文明中心之间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相互传导的状态中。

在由给人以感情满足的新型宗教而产生的选择、扩散、改变和调和的过程中，古希腊的方式尤其成效卓著。在地中海流域，希腊的语言、希腊造型艺术和希腊哲学一道，对与基督教相互竞争的各种宗教，以及最终征服和吞噬了这些宗教的基督教本身进行着“加工”。希腊文化在东部方向并没有以任何形式使遥远的印度直接感到自己的存在；但在印度西北部，希腊式的造型艺术却为大乘佛教提供了一种载体，正像在地中海流域它为基督教以及基督教的那些失败的竞争者提供了载体一样。当大乘佛教从印度西北部通过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塔里木盆地传到亚洲东部的时候，它的艺术载体也同时得到了传播，希腊文化因此也以这种造型形式间接地对亚洲东部产生了影响。在另一个方向，希腊艺术和希腊哲学作为基督教的附属物，不断地向西欧和西北非进行着渗透。因此，近代以前的各种区域性文明中只有希腊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使旧大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诸文明中心都感到了自己的存在。

混乱时代及其后果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仅把旧大陆诸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也把彼此远离的各地相互结合起来。在此以前，各个区域文明彼此分离、单独生长，每种文明都养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教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尽管每种区域文明的一般风格互不相同，在宗教方面，它们却全都从人类历史的前文明阶段继承了一系列共同的“原始偶像”。如果将宗教因素同该区域文明的其他组成部分分开来看，这种共同的精神遗产使得一种区域文明中的宗教因素能够与另一种区域文明的宗教相互适应、彼此吸收。与区域文明中的某些世俗因素不同，宗教因素与其他的区域文明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

在这些共同的宗教“原始偶像”中，最古老、无疑也最有力量的也许就是母亲之神。她是最古老的人像造型的主题。在这种母亲偶像中，母亲的身份并不与童贞互不相容，因此它一定是形成于人们发现父亲的身份之前——也就是说，在人们尚未认识到一位女性不与一位男性性交就不可能怀孕的时候。进入意识黎明期后，人们一定已经认识到母亲的身份意味着孩子的诞生，但对于母亲必须有一个男性配偶、孩子必须有一个父亲的认识却不是原始的认识。起初，母亲遮蔽了孩子的光彩，而父亲或者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多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母亲的力量对任何与她有关的男性都是可怕的，结果，一些意志坚强的男神都选择了独身生活。阿吞、阿舒尔、耶和华和密特拉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不同的区域文明中，母亲、孩子和父亲所具有的力量相对来说有所不同。同一种文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这使形形色色的“神圣家庭”群像中的每一种都对那些具有不同的祖先群像的民族具有吸引力。在不同区域文明中具有某些共同的图景，一种文明在某方面有所欠缺，可以从另一种文明中得到补偿。

母亲的形象是各种各样的。她可以是人类的母亲，也可以是任何生物的母亲。同时，她还可能是大地，大地是众生之母。在所有这些方面，母亲通常都身负养育后代的重望，但母亲虽然一律都有生育能力，却并不都是仁慈的。中美洲的大地女神，众生和人类的母亲科亚特利库埃，古希腊的母亲女神赫卡忒和印度的母亲女神时母，既能创造性地和仁慈地、也能破坏性地和恶意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小亚细亚的母亲女神赛比利则摧残着她的孩子或配偶、或者也许是孩子和配偶合二为一的阿提斯。

如果有时连母亲之神都可以变得凶猛野蛮，那么气象之神成为一种道德上自相矛盾的力量就更是不足为怪了。因为天气反复无常、变幻不定，这种反复不定的变化既可以造成水旱之灾，毁坏庄稼，也可以在一定的季节提供或控制雨水，带来丰收（所谓“一定的”，是指它满足了农民的需要）。气象之神很适合由一位男神充任，很容易把他与父亲之神等同起来；因为父亲的情绪也与气象之神一样说变就变，毫无理性，时而从仁慈宽厚变为粗暴愤怒，时而又从粗暴愤怒变回到仁慈宽厚。这与母亲通常对孩子的温柔态度截然不同。

相反，太阳之神每日每年的运行则是有规律的，太阳之神本身也是公正的。他公平无私地将光和热给予一切生命，我们能以比对大地母亲，更不用说比对气象父亲更大的信任来依靠太阳。但是，由于太阳耳闻目睹着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他心中保留着一本人类道德的帐目。

其他星体就不像太阳这样令人放心了。行星像天气一样反复无常；恒星则是无情的；人的命运是由星体的影响未决定的；而这种影响可能是有害的。

种子在某个季节死去，以便变成农作物而获得再生。播种的人类要收获这些农作物。人类是这种生殖力的信徒，他们是靠食其肉饮其血为生的。这种力量作出自我牺牲来向人类提供食物，无疑是人类的恩人。使它们作出自愿牺牲是一种罪过，这种罪过要落在它们的受益者人类的头上。这种力量年年死而复生，充满神秘，这给它的人类信徒以一种希望，即自己在死后也会获得再生。但是，这种自我牺牲的力量不也是有罪的鸣？难道它不是在折磨着它的人类信徒，使他们在一种狂热的激动中把各种生物，也包括人类在内，撕成碎片，茹食其肉吗？

另一个原始偶像是救世主。我们可怜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他，在混乱的年代更是如此。还有一个偶像，就是上帝在人类身上的化身。法老就是上帝的化身。至少早在古埃及第五王朝开始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每一位法老都是由于神在法老母亲耳边威严低语而受孕诞生的，这个过程中没有父亲的介入，也没有任何人神交情的行为。有谁能够知道，在人类和前人类人科的进化史上，上帝的化身这种原始偶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

各种原始偶像并不互相排斥。上帝的化身、救世主、种子之神和太阳之神可能是彼此相同的。母亲之神可以是一位处女，她的生殖能力无需借助于任何人类配偶，她的孩子因此也可以没有父亲。母亲之神同样也可以是一位妻子，无条件地忠于丈夫和孩子。每种偶像的性别也无一定之规，只有一个偶像除外。母亲当然不能是一位男性，而气象之神很少是女性，但在古埃及的宗教中，大地是男性，而天空是女性。在大多数宗教中，太阳是男性；但太阳是遵守规则、公正无偏的，一个男性如果如此，岂不荒谬。赫梯城邦的太阳女神阿丽娜，日本皇室的祖先、太阳女神无照大神和德语中的“太阳”一词都是阴性，这才更合逻辑。

至此，我们已经对能够在混乱时代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新型宗教可能的素材进行了概述。现在我们来叙述一下它们的实际成果。为便于弄清实际情况，我们将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依次叙述。

在中国，当人们感到需要一种虔诚的宗教之前，祖宗的“规矩”实际上已经销声匿迹。可能在孔子时代以前，“天”就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人格内涵。根据汉武帝时期登上权力舞台的儒家学者－官员－领主阶层的说法，“天命”是赋予一个皇朝以统治权的委任状。其实，天命就是一种人命，由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授予，也可以由他们收回。在中国建立这种虔诚宗教的唯一现成的素材，就是在文化上尚未得到开化的各地流行的大众崇拜。公元前221年中华世界在政治上实现统一，已经为这种崇拜相互之间的融合以及与“钦定”哲学的融合铺平了道路。

汉武帝使儒家学说成为官吏的任职资格。它已不再是孔子和孟子的那种哲学，成了一种冒牌的东西，被不恰当地掺入了大众宗教的因素。道家学说的掺假则更多。道家哲学一贯主张停止参与公共事务。在儒家学说吃不开的时候，正适合道家的繁荣发展。例如，道家学说在汉朝伊始刘邦治下处于优势，公元2世纪，当儒家学说3个世纪萎靡不振的经历已经表明它滥用了自己在行政权力中的垄断地位时，道家学说再次进入全盛时期。但是，在道家学说得以复兴，成为一种深奥的哲学的同时，它也培育了一种大众宗教，这种宗教并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为公元184年发生的向东汉政权发出挑战的两次流产的农民起义提供了精神鼓舞和领袖。

这种土生土长的中国哲学变形为一种宗教，是中国人自己发展的还是受到起源于印度，从上座部佛教哲学发展出来的虔诚宗教大乘佛教鼓舞的结果？到公元2世纪大乘佛教已经渗入了中国，因此并不排除存在着上述第二种可能性。无疑，后来当大乘佛教涌入中国达到高潮的时候，经过农民起义的失败幸免于难的道教确实模仿了大乘佛教的教义和组织，为这种印度系数的不速之客制造了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翻版。

大乘佛教在印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它在社会和制度方面始终如一，未曾出现过背离现象。佛教僧侣制度（僧伽）由上座部佛教结合大乘佛教，它一直是佛教各派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教义上，这种发展的累积效果却造成了一种变形。

上座部佛教的僧侣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个人的涅盘，因为他虽然受到佛陀指示和示范的感悟，却不能请求佛陀本人给予精神帮助，因为佛陀本人一旦达到涅盘，就不再可能被人接近。涅盘也是大乘僧侣的最终目标，但对这些僧侣来说，更重要的目标却是成为菩萨，而且他在进行这种努力的时候，可以向已成正果、有求必应的诸位菩萨寻求帮助。在一位菩萨的帮助下，大乘教徒就有了实现直接目标的希望，这个目标不是达到涅盘，而是进入天堂。

佛陀指示人们进行精神修行，一位菩萨，就是一个精神修行的能手。他已经到达了涅盘的门口，只要他愿意，立即就可以进入涅盘。但是他（像佛陀本人那样）却向愿地作了另一种选择，推迟进入涅盘，以便帮助他的同伴。从“原始偶像”方面来说，菩萨就是救世主。一位阿婆卢吉低舍婆罗菩萨在中国改变了性别，摇身变成一位大慈大悲的女性神灵观音菩萨。在中国自东汉政权垮台后，出现了一种对母亲女神的迫切需要，观音菩萨不期而至，适时地担任了这个角色。菩萨无私的同情心唤起了大乘佛教徒的耿耿忠心，并推动他们努力追循菩萨的榜样。事实上，大乘佛教就是混乱时代应运而生的那种虔诚宗教。

大乘佛教可能是在公元后最初2个世纪内成形，在印度西北部定形的。在那里，当地佛教哲学中的说一切有部比南部的上座部更易于向大乘佛教的方向发展。在同一个时代，印度教也在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它虽然是逐步发生的，但也导致了一种变形。在这里，在制度方面也同样始终如一，没有发生背离现象。这里制度上的联系是婆罗门种姓制度。尽管这种宗教的变革复杂多样，婆罗门依然保持着对印度教的控制权。

在吠陀时代的印度教中，像在罗马人的原始宗教中一样，众神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很平淡。如果正确地举行仪式，众神实际上有义务给予适当的回答，对双方来说，主要的考虑是自身的利益。新型印度教实际上是一种新家教，其中的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就是大乘佛教中的菩萨的对应物。也许早在公元以前很久，这2个印度教的神祇就已经受到人们的崇拜，尽管可能是以别的名义。改变这种崇拜的新特点是在他们和信徒之间引进了一种感情上的联系。毗湿奴与阿弥陀佛菩萨一样是一位救世主，他也是有化身的神祇，他最普遍的化身是罗摩和黑天，但他同样可以化身为佛陀。湿婆具有原始偶像中气象之神、植物之神和母亲之神在道德上自相矛盾的特点。他既能创造，也能破坏；他从未有过化身；他的人类信徒听凭他为所欲为的摆布。湿婆是自然总体背后的“精神实在”。他并不特别关心人类的幸福，但人们发现了湿婆，就不得不接受他，因为人本身就是湿婆所代表的大自然的一部分。

在伊朗，琐罗亚斯德富于战斗性的一神论放了哑炮。正像印度的婆罗门攫取了对毗湿奴和湿婆的虔诚膜拜一样，他的革命性宗教也被世袭的伊朗祭司麻葛阶层所攫取。在伊朗，琐罗亚斯德死后，正如古代埃及在阿肯那顿死后一样，多神论又应长期以来的需求而获得了再生。阿胡拉·玛兹达的精神品性由于自身的力量而化成了众多的女神。而且，一位受人敬爱的前琐罗亚斯德教女性水神安娜希塔成功地使自己再次站稳了脚跟。这些都是琐罗亚斯德教转变为一种感情宗教的步骤，但这些最初的步骤却后继乏力，即使被麻葛阶层掺了假的琐罗亚斯德教也从未完全赢得伊朗人的心。 

在黎凡特地区，即使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包括在内，在面积上并不比印度或中国更大。但是，在这一地区政治上被统一在波斯帝国、以及最后被统一在罗马帝国版图之内以前的时代，黎凡特在文化方面的同一性却远远小于印度次大陆或中国。伊朗以西这块相对狭小的地区至少生长着5种文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叙利亚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和古代希腊文明。而且，这5种文明尽管并肩而立，彼此相连，却又风马牛不相及，从外部风格到内在精神都大相径庭。因此，当混乱时代的经历要求有一种能在感情上使人满足的宗教之际，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就非常活跃。这种影响是由于上述5种区域文明之一希腊文明显而易见的精神贫困而引起的。的确，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世界并不像同时代的中国那样缺少土生土长的精神源泉。由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入侵波斯帝国而在黎凡特地区开创的新时期里，至少有两大希腊宗教仍然保持着活力：埃勒夫西斯秘仪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埃勒夫西斯派的得墨忒耳就是大地母亲；她的女儿科瑞就是死后葬入地下，又得到再生的种子之神。加入秘仪保证使人死后在极乐的另一个世界获得永久的幸福。狄俄尼索斯是古希腊与湿婆相对应的神。他体现了大自然在道德上的反复无常、自相矛盾。在尼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历史上，埃勒夫西斯秘仪流传了下来，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获得了积极的再生。

与此同时，人们的私生活宣称，根据权利它反对公共事业所提出的要求，埃勒夫西斯秘仪和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都迎合了人类的这种精神需要，而不管他们的主顾是本国公民还是异族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是男人还是女人。在雅典，当然也有对狄俄尼索斯的公开崇拜，雅典戏剧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埃勒夫西斯秘仪也处在雅典城邦的庇护下，但埃勒夫西斯这个地方本身不是一个雅典那样的主权城邦。它是一座圣城，恰好处于雅典城邦的领土上，由于它是一个非政治性的圣城，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城市。至于对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它在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复兴是私人宗教事业的成就，迎合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需要。狄俄尼索斯在后亚历山大时代广为扩张的希腊时代得以复兴，所借助的不是政府的力量，而是私人教徒们的力量；这种狂热的宗教成为一种私人事务后竟拥有如此众多的信徒，使得一些政府陷于窘境。托勒密四世（公元前221－203年在位）是后亚历山大时代政治上最杰出的酒神信徒。他要求自己领土上的酒神信徒进行登记。罗马政府则在公元前185－前181年打垮了意大利的酒神信徒。

在亚历山大推翻波斯帝国之后的黎凡特地区，以及在政治上并入罗马帝国的整个地中海地区，各种宗教都在相互竞争，竞相谋求成为整个这一地区普遍通行的宗教。基督教赢得了这场竞争。它所使用的方法在古代埃及神学中早有预示。埃及人相信，一个法老死后，他的灵魂之一，一个可以分开的灵魂就升入天堂，在那里吃掉已经住在那里的其他神祇。法老吃掉这些神祇对手，并把他们的力量据为已有。基督教就是模仿了神话中升入天堂的法老的行为，将竞争对手的力量据为己有。基督教吃掉了叙利亚、埃及、安纳托利亚和希腊的男女诸神，并且把它们的力量变成自己的力量。

保留下来的对于耶稣的最早记载，是已经相信耶稣像法老一样没有人父、由神授孕于其母的那些信徒的著作。在耶稣那里，这个神祇不是拉神而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力量就是他的精神；因为耶和华的品质像阿胡拉·玛兹达一样因自身的力量而具有神性，能够减轻一神论的精神威严）。根据基督教经卷，耶稣本人否认关于自己在某些方面具有神性的猜测。根据那些记载，耶稣至少有两次表示他与上帝不是一回事。但是，若以印度人的观念来看，他也可以是一位上帝，因为他是一个消灭了自我的人，剥去大多数人都有的、掩蔽了潜在的“终极精神实在”的面纱。根据印度教思想，这种“终极实在”构成一切现象的基础，只要每个人除去自私自利的面纱，它就会大放光芒。“终极精神实在”通过耶稣所显示的这种直接幻像，也许就是打动耶稣的非犹太人信徒，使他们向他顶礼膜拜的那种感受；但是，如果耶稣本人活了下来，被人们当作上帝来欢呼，他无疑将会否认他作为一个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状况。像同时代的其他犹太教教士一样，他也可以把自己称作耶和华的儿子。但照犹太人的说法，耶和华之子的这种身份是一种彼此亲密、互相信任关系的象征性表示。

耶稣同辈的犹太人没有指责过他离经叛道。由于耶稣不与从前的犹太法权威们达成共识便自行解释犹太律法，他与法利赛人发生了争吵。耶稣个人不按常规所作的解释大都与循规蹈矩的同辈犹太教教士的解释相一致。当罗马地方当局由于耶稣允许耶路撒冷犹太民众拥戴他为弥赛亚（即犹太民族的君王和解放者）而将他判处死刑的时候，撒都该人同意这样做。撒都该人有理由认为，处决一个鲁莽的犹太人是防止发生一次犹太人暴动的合法保证，这种暴动遭到镇压，将会牺牲许多犹太人的生命。

在基督教会的正统神学中，玛利亚的儿子耶稣和耶稣的父亲耶和华使玛利亚本人黯然失色了。初看起来，伊希斯似乎由于变形为玛利亚而消失了，因为当伊希斯踏上希腊世界以后，就把她的丈夫和儿子留在了埃及。但是，在新教教派以外的大部分基督教世界中，“上帝之母”玛利亚其实就是一位女神。伊希斯正是以这种基督教的化身，仍然保留着她的前基督教的力量。

耶和华与宙斯一样，最初是一个气象之神，由于宙斯不参与竞争，叙利亚北部战略重镇窦利彻（杜鲁克）罗马化的气象之神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就成了与耶和华争夺这一角色的唯一对手。窦利彻地处交通要道之上，从埃及到小亚细亚的南北通道与从幼发拉底河西部弯道到地中海东岸的东西通道在此交汇。所以，窦利彻是罗马军队开往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来自东部边界和沿东部边界行动的必经之地。结果造成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在罗马军队中的广为流行。他在赫梯当地的崇拜者让他站在一头小牛背上，手里挥舞着气象之神的闪电和双斧。罗马军队中的信徒则给他穿上罗马军装，他一身戎装随着军队沿多瑙河而上，又顺莱茵河而下，并漂洋过海，一直来到哈德良皇帝在不列颠修筑的长墙。

多利刻努斯与他的对手耶和华相比占有一项优势。他有一个女性配偶，对等地面对着他站在一头雌鹿的背上。士兵们的妻子也在丈夫身边对多利刻努斯崇拜起了一定作用。但多利刻努斯对罗马军队的吸引力只是昙花一现。它在公元2世纪才开始，到3世纪就告结束了。朱庇特·多利刻努斯比萨拉庇斯更有活力，却无法与耶和华相匹敌。

在争夺死而复生的种子之神的角逐中，埃及的俄赛里斯由于变成了木乃伊而失去了资格，安纳托利亚的阿提斯则由于自阉而名落孙山；苏美尔－阿卡德的塔慕斯与苏美尔－阿卡德众神殿中几乎所有的神灵一道日薄西山；叙利亚的阿多尼斯参与了角逐，与狄俄尼索斯、埃勒夫西斯的科瑞和伊阿科斯并驾齐驱；但在这场竞赛中仍是耶稣成了胜者。他的一些信徒相信，他们曾看到他在被钉上十字架以后的第三天得到了复活，还在一系列其他幻像中看到了他。到圣保罗为科林斯人撰写他的第一篇使徒书的时候，基督教社团中已经出现了以蔬菜、面包和酒为代用品食耶稣之体，饮耶稣之血的独特仪式。仪礼上的套语也已经定型。是耶稣而不是狄俄尼索斯或阿多尼斯，在他的一系列其他胜利之外又争得了死而复生之神的角色。

耶稣在争夺救世主角色的角逐中还遇到了更多有力的对手。他最艰苦的斗争是夺取上帝化身的角色。

争夺救世主角色的有何露斯，他曾征服了他的残杀兄弟的叔父塞特；还有一位伊朗神祇密特拉，他曾被琐罗亚斯德贬入魔鬼行列，但又从伊朗辗转来到小亚细亚，并由于与太阳之神和决定命运的众星宿结盟而重新获得了神性。密特拉的运气和多利刻努斯一样是由罗马军队带来的。罗马军队把密特拉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带到泰恩河和索尔韦；但他的好运也是来去匆匆转瞬即逝。它开始于公元1世纪，到4世纪，密特拉就在一场与耶稣进行的战斗中遭到大败。

密特拉对信徒提出的道德要求非常严格，在这方面他与耶稣不相上下。但他至少在两个决定性的问题上处于劣势。密特拉不是一位自我献身的无辜的牺牲品，而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屠夫（或许除非他所宰杀的牛是他本人的幽灵）。其次，密特拉厌恶女人。他没有母亲，还过着独身生活；对他的崇拜与对多利刻努斯的崇拜和基督教不同，只有男性才可以向他顶礼膜拜。耶稣和密特拉一样是独身的，但耶稣有一位像伊希斯一样的母亲，而且在追随者中间也有圣洁的妇女。因此在基督教教会生活中，妇女也占有一席之地。

是耶稣而不是密特拉成为地中海诸民族的救世主。他们希望救世主是一位同辈的凡人，也希望这位凡人救世主成为人类中没有财产的多数人的代表，他们在极大程度上遭受着人类共同的苦难命运。这一角色的得主是一个显然无权无势的木匠，而不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君主。当托勒密一世国王接受了罗得岛人授予他的“救世者”称号的时候，如果有人向他预言，有朝一日，在托勒密王朝行将寿终正寝的时候，这个称号将被一个工匠，托勒密王朝在亚洲的那些臣民的一个后裔所继承的话，他一定会大为震惊的。

争夺上帝化身这一角色的角逐则最为激烈。上帝化身的原型是法老。罗马皇帝不但是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元首，他也是一个法老。每一位罗马皇帝都是埃及的上帝化身的合法继承者（直到奥勒利安放弃了这一埃及人的遗产），将皇帝奉若神明顶礼膜拜，成了将整个帝国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正如在3000多年的时间内，它曾把埃及的双重君主制结合在一起那样。罗马帝国政府一旦容忍任何地方的臣民拒不将皇帝敬若神明，就会对罗马人带给希腊世界的宝贵的政治统一和无价的和平造成损害。

罗马政府确实容忍了它的犹太臣民拒不将皇帝敬若神明的做法。但这种特殊的恩惠所涉及的范围是有限的，因为犹太人是一个种族共同体。如果帝国将这种恩惠扩展到基督教徒身上，那就太危险了。因为基督教会不受种族限制，它的公开目标就是使全人类都皈依本教。也不可能让基督教徒明确承认他们自己的三位一体的神明不是唯一真正的上帝，却让他们对皇帝顶礼膜拜。这种做法就等于放弃基督教的本质。罗马政府和基督教会的抵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基督教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

基督教不愿加以吸收，也无法加以摧毁的一个宗教对手是巴比伦的占星术。

在公元前334年到公元220年间，旧大陆文明中心兴起了三大虔诚宗教：有神论的印度教、大乘佛教和基督教。大乘佛教和基督教是进行传教活动的宗教，其信徒渴望使一切世人都皈依自己的宗教。另一方面，有神论的印度教，像琐罗亚斯德教和犹太教一样，是一个特定社会的宗教，与这一社会的其他制度和结构相联系，虽然印度教的社会发源地非常广阔，就像是整个世界在这个社会中的缩影。

基督教起初只是犹太教的众多派别之一。犹太人基督教徒是最早的基督教徒，他们无疑相信耶稣被处死后获得了再生。不管是什么样的感受使耶稣的信徒们产生了这样的信念，这种信念本身无疑是真诚的。正因为真诚，它也是令人振奋的。在耶稣坡钉上十字架后，基督教徒的第一个反应是幻灭。正是这种真诚的信念，使他们从幻灭中恢复过来。犹太人基督教徒几乎只是在象征的意义上，才相信那个死而复生的同辈犹太人就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如果他们确实相信这一点，他们就不会一直跟犹太教徒们呆在一起。事实上他们确实和这些犹太教徒呆在一起，直到自己归于泯灭为止。

一位犹太基督教徒保罗干出了一件惊人的业绩——将非犹太人的基督教从犹太教中解脱出来。非犹太人可以自由地信奉这种宗教而无需遵守犹太人的律法。同样惊人的是，这种没有犹太人的基督教最终成功地使罗马帝国的所有居民都皈依了该教，只有犹太人本身和犹太人的亲密伙伴、信奉耶和华的撒马利亚人除外。

保罗派基督教将各种非犹太人的地区性宗教加以吸收而打败了它们，其代价是削弱了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下来的多神论。在保罗派基督教中，正像在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中一样，唯一真正上帝的各种品性——在这里是耶和华的话语和耶和华的精神，被提高到相互平等的神性的地位．耶稣与法老、恺撤、罗摩和黑天一样成为上帝的化身。耶稣的生身母亲实际上也成为了一位女神——“上帝之母”。

基督教会也从其组织的效率中获得了力量。黎凡特地区的各种宗教与佛教的僧侣制度一样，是没有中央组织的。信奉这些宗教的各地教众在行政上相互独立，他们的共同之处只在于拥有同样的教义和仪式。基督教也在各地拥有自己的教众。他们在地理上与罗马帝国的各个城邦是一致的。但基督教在更大程度上模仿了罗马帝国，在整个帝国规模上使它的地方组织从属于一个教会统治集团。它这种组织上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亚历山大的继承者托勒密、塞琉古和利西马科斯的世俗帝国已经烟消云散，但它们又在基督教主教制度的形式中得到了复兴。罗马主教（“教皇”）的长老地位得到了他的东部同僚的承认，但教皇声称自己对罗马主教辖区以外的全体教会成员拥有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这一点却没有被他们接受。

从犹太教的一个派别转变为一种世界性的基督教会，这确实十分令人震惊。但印度的上座部佛教哲学变形为一种世界性的大乘佛教，这也是同样惊人的。大乘佛教作为一种传教的宗教，其力量在于它的信徒愿意与教化所及的地区先前已经存在的各种宗教达成妥协。大乘佛教的上座部前身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大乘佛教的宽容大度，以同生共存而不是以征服异教为目标。另一方面，基督教的犹太教前身却成了基督教神学家和传教士们的绊脚石。基督教不能使自己与其他宗教同生共存，它只能或是消灭对手，或是将它们吸收，而且，它只能在可以不动声色的时候才能吸收它们。但基督教所吸收的远比它所消灭的更多。事实上，它的传播方式很像大乘佛教的方式，尽管它的官方代表对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

大乘佛教和基督教的兴起与传播，是人类历史上的新转折。这些重大事件发生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舞台上，但它们的最后影响却是全球性的。

 

第三十九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公元前400－公元300年） 

（谢选骏指出：美洲人其实并非在与世隔绝中产生文明的，正如中国古人也非在与世隔绝中产生文明的，虽然美洲人与旧大陆的联系极为薄弱，比较之中国人与“大西域”[从印度到欧洲]的联系更加薄弱。所以在中国文明与西域文明之间、美洲文明与欧亚文明之间，仍然可以发现相同的东西。）

第21章已经谈到在中美洲和安第斯世界，文化的生长已达到文明的水平。中美洲文明的创造者是奥尔梅克人；安第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是查文艺术风格的发明者和传播者。中美洲至少有一个遗址，即座落在特万特佩克地峡的圣洛伦索，放射性碳测定其可辨认的奥尔梅克风格的文明最初出现是在公元前1250年左右；但在更靠近大西洋海岸的拉文地和特雷斯萨波特斯，奥尔梅克文明的繁荣时期是在公元前800－前400年，与安第斯世界的查文“地平线”同时代。如果我们采用安第斯历史纪年体系的两种计算方法中的一种，那么，在紧随其后的约公元前400－公元300年，这两个地区的文明同时达到鼎盛阶段。不过还有一种计算方法却将安第斯文明的鼎盛时期提早了约600年，即定在公元前300年左右。 

查文风格的扩展并没有越出安第斯世界的范围。它既没有达到东南部的沿海地区，也没有达到东南部的高地。即使在它所达到的地区，在它传播开来之后在各地就出现了多样化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文化上是富有成果的，正是在这后查文阶段安第斯文明达到了顶点。它杰出的技术和艺术成就表现为它的陶器和纺织品。这一阶段的两个最重要的地区都位于沿海低地。它们是西北部的奠奇斯河流域和东南部的帕拉卡斯半岛与纳斯卡河流域。莫奇斯的陶器可与希腊历史上“古典”时期的雅典陶器相媲美；而帕拉卡斯半岛和纳斯卡河流域的毛织品比任何现代纺织品都更精美，这一地区的棉织品即使在现代的孟加拉和兰开夏郡也难以被超过。在查文阶段安第斯世界已经掌握了冶金术，它在后来的“实验”阶段和“开花”阶段继续得到发展，但材料仍然仅限于黄金，产品是装饰品，而不是工具或武器。制作金器的方法是锻打而不是浇铸，尚没有制作银器和铜器。但在冶金方面，安第斯文明要领先于中美洲文明。中美洲从未独立地发明冶金术，直到后古典时期之前，中美洲还没有掌握冶金术；即使在古典时期，冶金术仍是从厄瓜多尔和秘鲁传来的产物。

第四十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220－395年）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说，“信奉的对象不同，精神则是一致的。”这句话其实是不对的。信奉的对象不同，精神是不一致的。所以我1986年在《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里，着重发掘了这一点：不同的神话，体现了不同的民族精神；不同的民族精神，导致了不同的民族命运。） 

在第37章，我们已经对公元48年到220年之间横跨整个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大帝国进行了一些叙述。这片广阔的地区由于最终在政治上统一为四大强国而为宗教传播事业开辟了道路。第38章叙述了从公元前约334年到公元220年间各地区宗教为征服人们的心灵而进行的角逐。角逐的结果是3个新宗教的兴起：有神论的印度教、大乘（与上座部相对）佛教和保罗派（与犹太派相对）基督教。三大宗教都是虔诚的宗教，在这一点上彼此相同。有神论印度教徒信奉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大乘佛教徒信奉菩萨，他们不是神祇，而是潜在的佛；基督教徒则信奉耶和华、耶稣（对非犹太人基督教徒来说他也具有神性）以及耶稣的母亲，当她获得“上帝之母”称号时，也已经变成了一位女神。信奉的对象不同，精神则是一致的。 

上述几个虔诚宗教的兴起，以及菩萨、耶稣和玛利亚的被神化，反映了人们需要一种超人力量的帮助。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不是所处环境的主人，就产生了这种需要。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人民及其统治者曾感到有足够的信心把信任寄托在现世的神的化身身上——例如最初4个王朝的历任法老，亚历山大及其最初的几位继承者，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以及奥古斯都在公元274年以前的继承者们。公元274年，一个现世的神的化身奥勒利安皇帝改变了自己的地位，这标志着他和他的臣民承认，这样的神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的情况。在这罗马帝国发生危机的第四十个年头，奥勒利安用“不可征服的太阳”来代替自己作为帝国的监护神。从此以后，他不再作为一个神，而是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在尘世上的代理人来进行统治。

公元3世纪中期罗马帝国的低谷是瓦莱里安的儿子加列努斯在位时期（公元260－268年）。萨珊波斯帝国的短暂高峰是沙普尔一世在位时期（公元242－273年）。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这个骚乱的时期，两位最伟大的人物是受加列努斯保护的埃及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公元205－270年）和伊朗一种新的传教宗教的创立者，出生于伊拉克、受沙普尔一世保护的摩尼（约公元216－277或226年）。

这两位先知都曾为探寻异域的智慧而勇敢地随军远行。如果他们都在同一次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中得到一次机会。那就是公元243－244年的那场战争，那样，他们就将会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互不相识地彼此相遇。两人都在沉思着那些曾经困扰琐罗亚斯德和柏拉图的古老的问题：人类所居住的这个不完善的世界与存在于现象之中、之后和之外的“终极实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种“终极实在”是善的吗？如果是，那么作为人类经历和人类行为的悲剧的恶又源于何处？

这两个人的背景中都有基督教的成份。普罗提诺使用希腊语言写作，而他的老师阿摩尼乌斯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徒。摩尼的父亲曾在伊拉克皈依一个名叫“洗礼派”的派别，但他们全家是从米底的哈马丹搬到伊拉克的。在米底，主要的宗教是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自称是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的继承者。普罗提诺是一个反对诺斯替教的柏拉图主义者，但他的弟子，新柏拉图主义敌对教会的创立者扬布利科斯却像摩尼一样深深地陷入了诺斯替教。摩尼将诺斯替教与二元论结合起来，他的二元论与琐罗亚斯德教不同，是一种绝对的二元论。根据琐罗亚斯德教教义，光明与黑暗之间（善与恶之间，目前进行的战争是暂时的，其结果将是善神阿胡拉·玛兹达战胜邪恶的对手安格拉·曼纽而取得永久的胜利。在摩尼看来，光明是与黑暗混合为一的，它最终将会彻底从黑暗中摆脱出来，但光明和黑暗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原则却是永恒的，它们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光明和黑暗，而对普罗提诺来说，也如对琐罗亚斯德一样，光明和黑暗是一种精神影像，分别代表着善与恶；而且在普罗提诺看来，与善相比，恶不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它是某种只有消极意义的东西：它不是“与善对抗”，而是没有善。

在公元约220－395年间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两个最重要的事件不是发生在政治方面，而是发生在宗教方面。其一是一个好战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士卡提尔击败了摩尼，成功地使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成为萨珊波斯帝国的官方宗教。其二是基督教首先于约公元285－290年在亚美尼亚，其后于公元312－395年间在罗马帝国取得了对除占星术外其他一切宗教的胜利。

萨珊皇室的家世与哈希芒家族不同。他们在成为王公之前就已经是祭司。萨珊家族是斯塔克尔城的女神安娜希塔庙的世袭祭司，该城位于法尔斯，它取代了波斯第一帝国的礼仪中心波斯波利斯。琐罗亚斯德教产生以前的伊朗女性水神安娜希塔被不恰当地与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的阿胡拉·玛兹达连在了一起，因此，萨珊家族对琐罗亚斯德教的忠诚比伊朗以往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更为明确，只是不及琐罗亚斯德自己的庇护人希斯塔斯普（他不是大流士一世的父亲希斯塔斯普，而是一个同名的国王，大约在两代人以前，他的统治领地可能是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

波斯第一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统治者宣称忠于琐罗亚斯德唯一真正的神阿胡拉·玛兹达，但他们并不把自己称做琐罗亚斯德所创立的宗教的信徒。阿萨息斯人宣称信奉麻葛派的琐罗亚斯德教，但他们像阿契美尼德人及其马其顿希腊继承者一样，对所有在他们的臣民中拥有信徒的宗教都宽容以待。沙普尔一世为手下要人们的灵魂而资助琐罗亚斯德教的祭火坛，却不谋求将自己家族的祖传宗教强加给非琐罗亚斯德教徒。不仅如此，沙普尔还允许摩尼在沙普尔的领地内宣传他的新宗教。

摩尼曾经到过印度。这可能是公元241年的事。这一年沙普尔还是王储，他从贵霜人手中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前面已经谈到，摩尼曾随一支波斯军队进行远征，这支部队后来曾入侵罗马帝国。这些远征分别使摩尼对佛教和基督教获得了第一手了解。他宣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佛陀和耶稣的继承人，是“先知的象征”，明确而彻底的启示的接受者，是“巴比伦的真理之神的使者”，并宣称他是圣灵的化身；他渴望不仅劝化萨珊波斯帝国的居民，而且劝化所有的人类。摩尼赢得了信徒们的忠诚，他是一位组织天才，他的教义也被证明是具有吸引力的。巴比伦（伊拉克）的确是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心脏，当地的语言是古叙利亚语，它以阿拉米语当时的形式，通行于整个新月沃地；因此巴比伦成了他行动的中央基地。摩尼从巴比伦派出了他的传教使团，不仅派往萨珊帝国的东北边界和西北边界，而且派到了埃及。摩尼教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此前300年中基督教的传播。

但是，摩尼关于建立一个以伊拉克为中心的世界性宗教的设想却与卡提尔的意图势成水火。后者希望使琐罗亚斯德教成为萨珊帝国的国教，或者至少在帝国的伊朗部分做到这一点，并想扑灭当地其他一切宗教的活动。卡提尔是琐罗亚斯德教的教士，他在沙普尔一世的第三位继承者瓦赫拉姆二世在位期间（公元277－293年），把僧侣统治推到了顶峰。他担任了萨珊王朝祖传的斯塔克尔的安娜希塔神庙的祭司，同时也是当地祭火坛的祭司。卡提尔在沙普尔一世的第二位继承者瓦赫拉姆一世（公元274－277年在位）面前也是说话算数的。在卡提尔的煽动下，瓦赫拉姆一世逮捕了摩尼并将他投入囹圄，摩尼殉教而死。摩尼教在埃及的发展也在公元297年招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颁布了野蛮的镇压令，此事发生在戴克里先向基督教宣战之前6年。戴克里先斥责摩尼的信徒为波斯人的“第五纵队”，而全然不顾波斯政府已将摩尼处死、到297年它已对本国臣民中的摩尼教徒进行了20年的迫害这一事实。迫害行为对摩尼教所起的作用正像对基督教一样。它不但没有使它消沉，反而刺激了它的发展。

在罗马帝国，德西乌斯于公元250年，瓦莱里安于公元257—260年，最后也是最凶猛的一次是戴克里先和加莱里乌斯于公元303－311年，都企图将基督教置之死地。这等于是默认；若不如此，帝国就将落入基督教会手中。公元303－311年大迫害的幕后策划者不是戴克里先本人，而是加莱里乌斯。戴克里先不愿看到基督教的强大，但他也低估了基督教会的力量。这两位皇帝都是来自伊利里亚的士兵，在伊利里亚以及来自伊利里亚的士兵中，基督教几乎没有抬头的余地。伊利里亚士兵们心中的神祇是奥勒利安的“不可征服的太阳”，朱庇特·多利刻努斯，密特拉以及原始的罗马诸神。

黎凡特地区的反基督教人士更为正确地估计了基督教会的力量。在这里，基督教徒为数众多（尽管也只占人口的少数）。普罗提诺的弟子扬布利科斯试图组织一个以诺斯替教对新柏拉图主义的解释为基础的敌对教会。在这里，地中海世界一切非基督教的男女诸神都被动员起来，在“不可征服的太阳”率领下反对基督教诸神。这是中国的道教在地中海地区的翻版。它受到两位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公元310－313年在位）和君士坦丁的侄子，曾经信仰基督教的尤里安（公元361－363年在位）的庇护，但它注定要遭到失败。基督教会早在新柏拉图主义敌对教会之前就已将地中海诸神加以吸收。耶稣早已变成了俄耳甫斯、萨拉庇斯和“不可征服的太阳”；玛利亚已经变成“上帝之母”伊希斯。至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扬布利科斯好战地将它加以滥用，但遭致流产，这比它最终与基督教神学的结合更使普罗提诺望而生厌。

公元311年，加莱里乌斯在他弥留之际，很不情愿地撤回了他和戴克里先颁布的反基督教敕令，并许诺给予罗马帝国境内所有居民以信仰自由，不管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非基督教徒。公元312年，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他的转变十分突然，令人惊讶，也许他本人也会这样认为。因为在公元306年，君士坦丁从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皇帝那里不但继承了对高卢和不列颠的统治，也继承了对“不可征服的太阳”的崇拜。公元312年君士坦丁侵入意大利，该地与西北非当时处在君士坦丁的姐夫马克森提手中。在罗马西北郊外一次战役中，马克森提战败身亡。在这次战役前夜，君士坦丁梦见他看见了由希腊语的“基督”名字头两个字母组成的交织字母，同时还有几个闪闪发光的拉丁文单字：“以此标记你将战胜”。君士坦丁梦见，基督指示他将这个交织字母写在自己的铠甲上，并将它漆在士兵的盾牌上。君士坦丁照着去做了，结果赢得了这次在他的三次内战中最为关键的一战。在这几次内战中他每次都成为胜利者。

君士坦丁的皈依公开而真挚，但他并不放弃对奥勒利安劝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不可征服的太阳”之神的忠诚，尽管他最后还是把“太阳’和基督混为一谈——基督教会也早已含蓄地将这二者混在了一起。他也不放弃他作为罗马国家政治首脑而获得的非基督教高级祭司长职务大祭司长的地位。保持最高祭司之职与信奉基督教发生了矛盾，但受君士坦丁庇护的基督教会当局对此绝口不提，君士坦丁本人也一直没有正式成为基督教会的成员，直到公元337年他才在病榻上接受了洗礼。而且，君士坦丁对基督教教义的了解甚不全面，不仅在公元312年他皈依基督教的时候如此，而且在他的一生中一直如此。虽然他在世俗事务方面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但他对基督教会政治事务的干预表明，他在这一方面完全是个外行。

人们有时指责君士坦丁怀疑一切、玩世不恭、狡猾伪善，他信奉基督教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对他的皈依作出这样的理解是因为没有搞清他所处的时代。在公元235年社会崩溃以后的地中海世界不存在怀疑论者。罗马帝国的居民中没有任何人相信，自己在这个可怕的时代可以没有神的帮助而生存下去。君士坦丁在宗教上是真诚而热情的，在这一点上，他是他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的典型代表。普罗提诺、摩尼、扬布利科斯、戴克里先、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尤里安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了宗教上的真诚和热情。君士坦丁对宗教的笃信程度毫不次于普罗提诺，但不同的是他的信仰很粗劣。基督教的上帝通过显示力量而赢得并保持了君士坦丁的忠诚。这个上帝向迫害基督教会的那些罗马皇帝降下了灾难。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李锡尼的命运就是例证。也是这个上帝使君士坦丁赢得了三次内战的军事胜利。在公元312－324年的12年中，基督教的上帝使君士坦丁从台伯河长驱直下博斯普鲁斯海峡，并使他成为整个罗马帝国独一无二的统治者。而他在306年起家的时候，只不过是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后一些偏远落后省份的统治者而已。

基督教的上帝通过赐以好运来酬劳君士坦丁的忠诚，君士坦丁对此感激至深。但上帝显示神力使他深为感激的同时，也引起了他的畏惧。他害怕如果自己未能完成对他的庇护之神的义务，例如未能有效地调解基督教会团体之间的分裂，上帝将把加莱里乌斯、马克西米努斯·戴亚和李锡尼那样的命运加在他的身上。那些迫害过基督教徒的皇帝也曾对非基督教神祇的不满，有过同样的恐惧。

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的动机，在道德方面来讲远远比不上阿育王的皈依佛教。阿育王的皈依是由于他对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心生悔悟，此后他再未发动过战争。君士坦丁则是出于对三次内战接连取得胜利的感激。

君士坦丁向马克西米努斯·戴亚施加压力，迫使他在黎凡特停止了对基督教的迫害；他还劝使李锡尼与自己一起在各自的领地内对基督教实行进一步的宽容。由此，他使加莱里乌斯的宽容敕令得到了加强。君士坦丁从未迫害过他的非基督教臣民，但他确实曾给基督教会以宝贵的特权。他的侄子，曾信奉过基督教、后又反对基督教的尤里安也对新柏拉图主义的敌对教会表现了同样的偏爱。罗马皇帝在公元311年以后，对自己信奉的宗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宽容以待是极其勉强的，这与阿育王对他的非佛教臣民和邻国的宽厚仁慈、迦腻色迦对不同派别的婆罗门教徒和佛教徒的公平对待正好相反。

在罗马帝国，甚至这种开始于311年的不稳定的宽容也只是昙花一现。格拉提安皇帝（公元367－383年在位）拒不担任大祭司长之职，并开始通过关闭庙宇、剥夺财产等方法消灭罗马帝国的非基督教宗教。狄奥多西一世（在东部于公元379－395年在位，在西部于392－895年在位）最终完成了这种消灭。

同时，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仍是并肩共存。一场旷日持久的罗马－波斯战争（公元337－360年）以毫无结果而告结束。公元362年尤里安对波斯帝国的入侵以尤里安之死和公元363年罗马的一次灾害而告终。尤里安的继承者约维安以将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罗马帝国边界要塞尼西比斯以及5个亚美尼亚边界行省割让给波斯为代价，才使罗马远征军解脱出来。这5个行省是公元298年并入罗马帝国的，割让这些地区使亚美尼亚王国处在波斯人的随意摆布之下。公元378年，一支罗马军队于阿德里安堡在西哥持人手下遭到一次毁灭性的失败，其毁灭性的程度与从前罗马帝国在阿利亚、坎尼和卡里遭到的历史性失败相比毫不逊色。罗马人现在不得不把剩余的军事力量用来进行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斗，以拯救他们在欧洲的领地，在亚洲前线则不得不向波斯帝国进一步割地求和。公元387年，两个帝国达成协议瓜分亚美尼亚王国，该国五分之四的领土划给了波斯。这是罗马帝国为保持自己在黎凡特地区的生存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波斯帝国成长中的基督教社团命运的变化，反映了两大帝国关系的曲折波动。琐罗亚斯德教教会没有使罗马帝国的任何人归附本教，也没有使亚美尼亚的任何人自愿归附本教。琐罗亚斯德教会与基督教会和摩尼教会不同，并不谋求劝化全人类。它的目标一直像卡提尔所希望的那样，使本教不仅成为波斯帝国的“国教”，而且至少在伊朗诸省成为独一无二的宗教。但是，即使在帝国的伊朗臣民中，麻葛派琐罗亚斯德教的吸引力也显然比不上摩尼教和基督教；而且，只要两大帝国彼此敌对，基督教在波斯帝国的传播就会引起萨珊帝国政府和琐罗亚斯德教教会当局的双重反感。这不仅仅是对具有排外思想的琐罗亚斯德教教会的冒犯。罗马帝国在公元312年以后，逐渐将基督教当作“国教”，使得信奉基督教的波斯帝国臣民受到嫌疑，被看作是一支罗马人的“第五纵队”，正如埃及的摩尼教徒更是毫无道理地被戴克里先怀疑为波斯人在罗马的“第五纵队”一样。在萨珊波斯帝国的起家之地，基督教徒只是一些散居居民，尽管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但在约维安于363年割让给沙普尔二世的尼西比斯和5个亚美尼亚边界省份时，当地居民则全部都是基督教徒。

基于这些原因，萨珊皇帝沙普尔二世（公元309－379年在位）于339／340年开始了对本国基督教徒的迫害。在他去世以前，这种迫害始终未停。但他的第二位继承者沙普尔三世（公元383－388年在位）与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交上了朋友。两大帝国相互关系的缓和，不仅使两国有可能在公元387年通过协议瓜分亚美尼亚王国，而且使得波斯帝国同意容忍基督教在本国的存在。这是罗马－波斯两国协商谈判的结果。波斯帝国停止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波斯的基督教会行政组织也形成了统一。而且，公元410年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举行了一次波斯基督教会会议之后。波斯皇帝伊嗣埃一世（公元399－420年在位）重申了他在此前已经颁布的一项宽容法令。

 

第四十一章 印度文明（约224－490年） 

（谢选骏指出：在上面一章里，汤因比把阿育王神化了，而对君士坦丁的评论则有失公允。实际上，阿育王信的只是和他一样的人所传播的教诲，而君士坦丁所信的却是至高无上的神。这就是汤因比理解不了的区别所在：信奉的对象不同，人的精神和行为怎么可能一致呢？在这一章里，同样可以看到这一区别的存在。）

公元3到4世纪，印度文明继续向次大陆以外扩展。印度文明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开始向东南扩展，4纪时向这一地区扩展的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整个大陆东南亚除了公元前140年以后并入中华帝国的越南北部外，这时都成了印度文明区域内的一部分。这种印度化的媒介是贸易和宗教，而不是军事征服，东南亚民族也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印度文化。它们使这种文化明显地带上了东南亚的色彩，尽管这种色彩也不是非印度化的。同时，佛教从印度西北部通过乌浒河和药杀水流域以及塔里木盆地从陆路传入中国，在这里，大乘佛教使上座部佛教说一切有部的影响黯然失色；新梵语写成的大乘经卷译成了中文；大乘佛教的有形媒介，犍陀罗的希腊一印度艺术风格对中国、从而也对朝鲜和日本的视觉艺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印度次大陆的自然地理状况，使印度诸帝国自然而然地把朱木拿河－恒河流域现属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的这一地区当作自己的基地。从公元前5世纪建国到公元前2世纪崩溃，这一地区一直是摩揭陀帝国的中心。但是，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贵霜帝国被推翻，北印度的政治重心却不是朱木拿河－恒河流域，而是印度河流域。公元4世纪、北印度的政治结构又突然恢复了常态。这时，与公元前5世纪一样，南北比哈尔在政治上再次携起手来。这次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王室的联姻。而且，统一的比哈尔再次获得力量，从其有利的战略位置上向外扩张。

笈多王朝的创建者与其公元前4世纪的前驱，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同名。我们相应地以公元320年作为4世纪旃陀罗笈多的笈多王朝时代的创始之日，但笈多帝国的真正创始人是这位创建者的儿子沙摩陀罗笈多（约公元330－380年在位）。沙摩陀罗笈多在德干一次引人注目的袭击战中登场，他的不朽功绩是扩大了朱木拿河－恒河流域笈多王朝版图。创建笈多帝国的决定性步骤是旃陀罗笈多二世（公元380－418年在位）采取的。大约在公元395年，他征服了建都乌贾因的塞人辖地。随后，他向西推进到海岸地区，由此为笈多帝国打开了一扇通向阿拉伯海之窗。

笈多帝国在南方和西北方的扩张都没有达到孔雀帝国那么远的地方。笈多帝国的南部边界是温德亚山脉和纳巴达河；西北部直接统治的地区以昌巴尔河和朱木拿河上游为界，旁遮普只有东南部的一半处在它的宗主权下。没有关于笈多帝国和萨珊帝国发生冲突的记载。可能有一个贵霜帝国不稳定的残余，出现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缓冲国。

笈多家族是信仰婆罗门教的印度人，但他们像孔雀家族和贵霜王室一样容忍一切宗教。在笈多政权统治下，公元4至5世纪的印度文明在雕塑、用新梵语创作的世俗文学（特别是戏剧）和天文学方面达到了顶峰。希腊－罗马世界的落日余晖通过印度的西部窗口射进了笈多帝国，但这只是微光一现。笈多时代辉煌的印度文明是土生土长的。

笈多帝国是被来自欧亚太平原的匈奴游牧民族的入侵摧毁的。印度文明的“黄金时代”也被这一入侵打断。匈奴人的第一次袭击发生在公元455年，随后又发生过多次，尽管匈奴人在公元528年被击退，但他们并没有被驱逐出去。

第四十二章 公元4－5世纪来自欧亚大平原的匈奴冲击波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对于“五胡乱华”的讲述毫无条理，显示出他对第一期中国文明的结束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开始，是毫无概念的。）

 

据历史记载，欧亚大平原东端最早的占领者，是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中国人称之为匈奴，而中国西部受它侵扰的其他定居民族称之为匈族人。公元前4世纪，中国的秦、赵、燕三国的最北端，延伸到了欧亚大平原的南边。公元前307年，赵国统治者募集了一支按游牧民族风格装备起来的骑兵队伍。公元前4世纪末，这三个中华边疆小国沿着与欧亚大平原接壤的边界筑墙，以防御游牧民族的侵袭。 

游牧生活方式不仅把人们训练得能征善掠，而且使他们组织严密，治理有方。对于人类和人类驯化的动物来说，没有计划和纪律，就无法在草原上生活下去。因此，当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并将地区性的边墙整修加固成一条连绵不断的长城之时，匈奴则在长城边上组织起一个帝国与之对峙。公元前209－前203年间，中国出现的短暂而剧烈的无政府状态，为匈奴提供了进攻的良机。公元前174年，他们还向西扩张，迫使其西面游牧邻居开始了迁徙运动：月氏人迁到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塞人迁到了印度。公元前128年，中国的汉武帝向匈奴发动了反攻，试图消灭匈奴，或者至少永久性地征服他们。但是，汉匈百年战争（公元前128－前36年）却未分胜负。公元前52年，离中国最近的部分匈奴向中国皇帝称臣。但是，中国取得的这一胜利是表面和暂时性的。同时，其余的匈奴部落通过进一步向西迁徙，避开以长城为基地的中国军队的打击，从而完全逃脱了中国的控制。

直到当时为止，匈奴尚未向中国以外的任何定居社会发动过任何进攻。可是，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里，他们不仅向中国再度发动进攻，而且侵入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印度、伊朗和欧洲。这是欧亚大平原的这个游牧民族发动的第五次冲击。然而，与其所有前辈不同的是，匈奴人这次冲击行动在各个方向同时展开。

公元304年，匈奴的一个部落入侵中国，于311年攻下洛阳，312年攻下已灭的汉朝的第一个首都长安，并于316年灭了西晋（建立于280年，它在政治上重新统一中国）。这支匈奴部落对中国成功的再度入侵，为其他蛮族的大举进攻开辟了道路。别的蛮族，包括另外的匈奴部落、藏人、通古斯人或蒙古人。西晋王朝寿命短暂，整个华北，蛮族胜利者建立的小国林立。

公元375年，在大平原的另一端，另一支匈族部落袭击了住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讲伊朗语的阿兰人，推翻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讲日耳曼语的东哥特人在第聂伯河流域建立的帝国，并把想在罗马帝国领土上寻找避难地的西哥特人，赶到了多瑙河下游的南岸。匈奴人向最西部发动的这些进攻，最终导致西哥特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冲突。公元378年，罗马人在阿德里安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匈族人带着被征服的阿兰人和东哥特人一道向西挺进，并让其他讲日耳曼语的蛮族人打头阵。

匈奴人在匈牙利大草原上安营扎寨，这是欧亚大平原来的人建在大陆欧洲半岛腹地的一个营地。从公元395年起，罗马帝国就发生分裂，它的东部比西部显得更有活力。西部匈奴的军事首领阿提拉，因而集中力量进攻西罗马帝国。把西罗马作为打击目标是失算的，但在阿提拉可能进攻的两个罗马目标中，这一个更为脆弱。公元451年，他进攻高卢，但在奥尔良被西罗马军队和西哥特人联合击败。西哥特人期望西罗马政府允许他们在西南高卢居住，因而极力防止匈奴人占领西哥特人从罗马得到的领土。公元452年，阿提拉进攻北意大利，但尚未进军罗马城就撤退了。453年，阿提拉去世。被他降服的日耳曼人和撒马利亚人举行起义。匈奴人在西方的部族大举东撤，从匈牙利大草原一直追到欧亚大平原通往黑海北部的西海湾地区。

因此，西罗马帝国没有成为匈奴人的战利品。相反，它成了讲日耳曼语的蛮族人的战利品。这些蛮族人逃避了匈奴的征服，或者虽被他们征服，但又在阿提拉死后举行了起义。公元406年，大批苏维汇人、汪达尔人、阿兰人和勃艮第人，渡过莱茵河进入西罗马领土。410年，西罗马政府承认它无力为不列颠提供防御，同时，它也无法挽救罗马本身，以避免其于同一年被逃避匈奴人的西哥特人所攻占。所以，向西入侵的匈奴人让其他的蛮族人交了好运，把西罗马帝国让给了他们。匈奴人最终在罗马帝国只获得不多的领土。公元681年，一支保加利亚游牧部族（阿提拉所率匈奴人后裔的一部分），在多瑙河下游和海缪斯（巴尔干）山脉南麓之间的东罗马领土上、为自己赢得了一块永久立足之地。

公元484年，这支匈奴人击退并杀死萨珊波斯皇帝佩罗兹，在波斯同盟发动的战争中崭露头角。这场战争始于公元359年，结束于波斯人攻取罗马要塞阿米达（迪亚巴克尔）。到了484年，这个厌哒人（阿布达利人）部族已经占领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上流地区。粟特和巴克特里亚曾经是贵霜帝国的属地。第一位萨珊皇帝阿尔达希尔一世统治的波斯，于241年征服了贵霜帝国，似乎把这两个地区并入萨珊波斯帝国。我们不知道，这些省份在厌哒匈奴人占领前就逃脱了波斯的控制，还是在以484年波斯惨败告终的军事较量之前，厌哒人直接从波斯帝国的手中将它们夺过去的。

在这次惨败之后，波斯帝国不得不向厌哒人进贡，一直到哥士娄一世科斯洛埃斯（531－579年在位）在位期间。在哥士娄一世在位期间，波斯帝国于公元558年或563－567年间，对厌哒人进行了报复。哥士娄当时在突厥人中找到了同盟者。后者是曾在匈奴人的后方称雄于草原的一支游牧部族。波斯人和突厥人联手推翻了厌哒人的帝国，并沿乌浒河瓜分了它的领土。波斯帝国因而获得乌浒河南段大夏的部分领土（托卡里斯坦，即现在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但是，厌哒人的其余部分，则在兴都库什山脉南部的查布尔斯坦（阿拉霍西亚）幸存了下来。

在从草原出发、穿过草原南边帕米尔高原和里海之间地段的匈奴人马中，厌哒人是先头部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先头部队455年入侵印度，摧毁了笈多王朝，并对笈多王朝统治下一直处于“黄金时代”的印度文明，进行了大破坏。528年，这支匈奴人被最后赶出境外。

匈奴人的大举入侵，使被侵略地区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东罗马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最为成功地迎接了这一挑战。尽管东罗马帝国没有抵挡住阿提拉的进攻，尽管厌哒人把波斯帝国打得大败，但是，这两个帝国都没有被征服；它们以进贡的代价换取了生存。波斯帝国能继续生存下去，不能说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因为，484年军事惨败导致的马兹达起义，表明了公元6世纪波斯帝国所患社会痼疾的严重性。在同一世纪里，西罗马帝国也在受着同一种社会疾病的折磨。可与波斯帝国不同的是，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了。

西罗马帝国瓦解了，而东罗马帝国却依然完好无损。它确实使东罗马帝国抛掉了一个包袱。因为，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及其非洲和欧洲内地，希腊－罗马文明自从公元3世纪崩溃以后，就根本没有复兴过。在希腊－罗马世界的最后阶段中，只有黎凡特地区的社会生活还能正常地进行着。

匈奴人的侵略，对印度和中国的影响不像对西罗马帝国那样严重，但他们所受的打击比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更为惨重。在印度和中国，匈奴人的入侵并不仅仅是滚滚而过的暴风雨，侵略者还在这两个次大陆永久地居住下来。在印度西北部，匈奴人现在依然以拉杰普特人为代表。这些部族很快皈依印度教，并融入刹帝利种姓之中，就像过去侵入印度的欧亚游牧部族一样（例如塞人和钵罗钵人）。在中国，蛮族入侵者最终也被同化了。但是，匈奴对中国的打击格外沉重。渭河流域和黄河下游，是公元4世纪及后来被匈奴和其他蛮族占领的中国土地。这一地区曾经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同它相比，西罗马帝国崩溃时，希腊－罗马文明所失去的地区，仅仅是可以牺牲掉的殖民兼并地。然而，由于面积广大，中国和印度次大陆得以避免崩溃之灾。在这两个国家里，当侵略者从北部攻入时，逃难的人们都可以跑到南方获得安宁。大自然和人类的工程，保护了中国的南部。在淮河和长江下游，还有人工运河，这些河网水路，对更加习惯于在华北平原生活和征战的欧亚游牧民族的骑兵，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第四十三章 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395－628年）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把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作了对比，却没有把汉晋帝国拿来对比，以至于他看不清楚历史的特征，结果十分肤浅地指责：“西罗马政府的致命错误之一，就是让大土地所有者担任行政机构中的重要职务，因而使他们把经济上自己控制的地产，转化为实际上独立的领地。”实际上，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中国。这表明，这并非一个简单的行政失误，而是一个社会结构上的演化过程。这是文明的解体。为以后的封建化和新文明的生长，开辟了道路。）

 

西罗马政府的致命错误之一，就是让大土地所有者担任行政机构中的重要职务，因而使他们把经济上自己控制的地产，转化为实际上独立的领地。当帝国政府让他们服役时，这些地主宁愿背叛政府来保护自己的那部分财产。他们很容易向那些在西罗马帝国建立国家的蛮族军事头目妥协。东罗马政府不断将政治上危险的地主撤职，并把高级文官到低级文官，都换上中等阶级的专业人员，其中有许多人是法学家。这些专业人员也会腐败，但他们是爱国的。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私利要求保存东罗马国家。

至少有两个东罗马皇帝，即马西安（450－457年在位）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通过对帝国财政管理实行更为严格的控制，而大大减少了官员们的腐败现象。此外，在5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里，通过剥夺东罗马帝国高级官员对下属的任命权，而大大限制了这些人的权力。马西安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采取的严格的行政措施，重振了由于468年海军远征惨败而大伤元气的东罗马帝国的财政。士兵以及国库，都得益于对军队财务官员腐败行为的遏制。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不让市政委员会成员向人们征税，并没有使纳税人得到多少益处。他任命帝国官员直接向纳税者个人收税。但由于这些官职被拍卖，因而把领薪水的官员变成税务投机商，使他的措施收效甚微。

在西罗马帝国，步兵首领迫使其同伙附属于自己，从而取得了专制权力。在东罗马帝国，两位军事长官权力不相上下，他们三位地方上的同事也有同等权力。528年，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又在亚美尼亚设立了第四位地方军事长官。东罗马军事长官的部下也被置于文官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私人卫兵虽没取消，但人数也大大减少。

不仅如此，东罗马帝国军队中的蛮族雇佣军，也被从各级指挥职位上撤下来，换上东罗马帝国的公民。在君士坦丁堡，400年清除掉了哥特人盖那斯，471年又清除了阿兰人阿斯帕尔。皇帝利奥一世（457－474年在位）是一个讲色雷斯语的贝斯人，他的继承者芝诺来自托罗斯的伊索里亚高地。查士丁一世（518－627年在位）来自巴尔干半岛北部拉丁化地带的南端。

在5世纪期间，伊索里亚人从“狼”转变成“护羊狗”，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404和405年，伊索里亚人仍在袭击比他们稍为规矩些的邻伙。贝斯人利奥给伊索里亚以大量财富，从而压制住了阿兰人阿斯帕尔。正当伊索里亚人试图效法外来蛮族人滥用权力时，它自身已于491－496年被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置于帝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中。在6世纪里，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伊索里亚人、贝斯人和拉丁化民族（弗拉克人），都为查士丁尼一世提供了军队。查士丁尼一世用这批军队，收复了地中海西部地区原属西罗马帝国版图的土地。

查士丁尼一世对西方的征服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仅在他攻陷东哥特人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堡垒7年之后，伦巴德人就于568年侵入意大利。查士丁尼在法律和建筑领域里的成就，才是意义深远的。529－533年间，查士丁尼一世的法学家，不仅将正在实施的罗马法律加以归纳整理，使之便于操作（尽管不一定最合理），而且把过去1000年来提出的极为浩繁杂乱的法学观点系统化。在建筑方面，查士丁尼并没有掀起一场革命，但他喜爱建筑，并为之作出了贡献。他委任特拉利斯的安提米乌斯和米利都的伊西多尔这两位天才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在君士坦丁堡设计和建造了一个建筑佳作——圣索菲娅（神圣智慧）大教堂。

查士丁尼一世的圣索菲娅教堂至今犹存，他的法官们所制定的法典至今有效。但是，他对西部的暂时征服，却在他死后仅37年，就使他的帝国陷入困境。而他谨慎的前任们，却将帝国安然带出险象环生的5世纪。550年，即查士丁尼与东哥特人长期而痛苦的战争结束之前，从弗拉克当地征集到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在进军途中击退了来自多瑙河北岸的入侵者。572－591年罗马和波斯战争期间，东罗马帝国军队云集亚洲境内的帝国东部前线。此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未遭阻击就侵入了帝国的巴尔干诸省。604－628年间，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发生了更为艰苦的战争之际，斯拉夫人再次骚扰，这次，他们没有再离开此地。

东罗马帝国的对手萨珊波斯帝国，也面临着东罗马帝国极力避免或与之斗争的痛苦的折磨，而西罗马帝国在5世纪正是于这些痛苦中灭亡的。萨珊帝国与它的前身阿萨息斯王朝一样，没有让贵族独占高级官职。特定的官位是特定的贵族家庭的世袭特权。此外，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波斯帝国的势力非常大，就像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堡和狄奥多西的罗马帝国的地位一样。与以前的阿萨息斯时代相比，在萨珊时代里，琐罗亚斯德教也带有强烈的伊朗民族主义色彩。黎凡特地区的正统基督教也是如此。5世纪，当埃及人、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民族主义，在抵制卡尔西顿会议决议的过程中寻找到神学的表达时，正统基督教也逐渐浸透了希腊的民族主义。

628年，两个大国在互相承认战前领土状况的前提下媾和。波斯帝国当即陷入极端无政府的状态，就像东罗马帝国在602－610年间所经历的混乱情形一样。但与东罗马帝国不同的是，波斯帝国再也没有从无政府状态之中恢复过来。

628年，这两大帝国都精疲力竭。622年由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却渔翁得利。穆罕默德崛起之快，可以同沙普尔一世260年战胜瓦勒利安之后，巴尔米拉王子的迅速兴起相比。633年，穆罕默德的第一个继承人艾卜伯克尔向北方的两个邻居同时发起进攻。波斯帝国被灭；东罗马帝国再次幸免于难，但其领土日益缩小，缩小到只有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加上地中海北岸的一些大陆滩头堡以及一些岛屿。

 

第四十四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395－634年）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一边把安布洛斯称为伟人，一边又称他“恶毒地运用权力”，因为这位圣徒“阻止皇帝惩罚一个曾摧残过一名犹太教徒的基督教主教”。显然，晚年的汤因比和早年的汤因比不同，已经从基督教徒的立场变为多神教徒的立场。这可能是为了适应大英帝国的解体过程、迎合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潮。不论真相如何，这一立场上的区别是显著的，而且影响了他的历史研究。所以总的看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其实有着比较实用的、历史研究以外的功利的目的。）

 

在西方帝国崩溃的前夜，先后出现了两位伟人，他们是圣安布洛斯和圣奥古斯丁。他们两人对西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比他们所生活和工作过的帝国的灭亡所带来的影响还要长久。在372－397年间，圣安布洛斯是米兰的主教。他死后第七年－404年，西罗马帝国把首都从米兰迁到了拉韦纳，拉韦纳靠它的沼泽地带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天然要塞，他死后第九年－406年，受到匈奴压迫的东日尔曼流亡者，突破了西罗马帝国的莱茵河防线。奥古斯丁在395－430年间担任西北非希波地方的主教，他死于汪达尔人入侵非洲的第二年。注达尔人渡过莱茵河后第二十三年，即429年，经过西班牙到达非洲。430年，他们包围了奥古斯丁主教所管辖的那座非洲城市。

这两位西方教士有着非常不同的社会背景。在他们被任命为基督教传教士之前，他们从事各不相同的世俗职业。安布洛斯是一位最高级文职官员的儿子。至于安布洛斯本人，他也是从做文职官员起家的，而且毫无疑问，他本可以做到他父亲那样的高官，但是他却转入了另一个活动领域。在这一领域，他能够而且确实更善于行使权力。奥古斯丁出身于西北非内地的一个小镇塔加斯特的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奥古斯丁起初是家乡的一位修辞学教授。尽管这种职业无论从理性还是从社会意义来说都非常乏味，然而奥古斯丁却干得很出色。奥古斯丁从塔加斯特升迁到迦太基，又从迦太基升迁到罗马，随后又被提升到米兰。388年，奥古斯丁在米兰从摩尼教皈依基督教，这样他在自己的知识领域里，找到了一条把自己的天赋奉献给教士生涯的道路。

安布洛斯靠自己的勇气和坚强的意志支配了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这就是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安布洛斯通过拒食圣餐向狄奥多西一世施加压力，直到狄奥多西按他的要求去做为止。狄奥多西很顺从，因为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也不得不认真考虑基督教的公共舆论（在当地基督教徒的坚决要求下，安布洛斯成了米兰的主教）。安布洛斯巧妙地运用他的权力，让皇帝狄奥多西苦修，以赎他曾两次发动大屠杀之罪；他恶毒地运用权力，以阻止皇帝惩罚一个曾摧残过一名犹太教徒的基督教主教；384年，他又鼓动皇帝拒绝了罗马元老院议长西马丘斯把胜利女神祭坛重新搬回元老院议事堂的请求。这个胜利女神祭坛是在382年被狄奥多西的前辈格拉提安搬走的。西马丘斯在他的请愿书中写道：“如此伟大的一个神秘事物是不可能仅仅通过一种简单方式来接近的。”西马丘斯心中的神秘事物是存在于现象背后的“终极实在”，以及这种“终极实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安布洛斯没有答应西马丘斯要求宽容的这种请求。安布洛斯的目的就是禁止罗马帝国疆域内的所有异教习俗。他是通过说服帝国政府行使它的权力来达到这样的效果。狄奥多西在391－392年期间执行了安布洛斯的政策。最终在帝国幸存下来的异教习俗只有占星术和犹太人、撒马利亚人对耶和华的礼拜。

奥古斯丁也是一个不容异说的人。他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同多纳图斯派与贝拉基派的论战上。多纳图斯派表示，在进行道德论战时，他们决不向同时代的基督教徒妥协。在303－311年间，基督教各派之间彼此已经和解。但是，多纳图斯派却并不因此而约束自己，因为他们本身已参加到当地非洲人的活动中去，这种活动是不具有宗教色彩的社会政治的活动。贝拉基坚持认为人类意志至少应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人类有义务运用这种自由行善弃恶。这位不列颠神学家像伊朗人那样坚持认为，人类的道德责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有益的，即使在贝拉基和奥古斯丁那一代的西方世界也不例外。此时，在西方罗马帝国，社会正在走向崩溃，圣奥古斯丁则坚持认为，人的优点还不足以使他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拯救。因为对人的拯救，上帝的“恩典”是必不可少的。在非宗教的日常生活里，拉丁语“gra－tia”一词的使用，从偏爱的意义上讲，意味着一种特别强烈的人类的“喜爱”。奥古斯丁同贝拉基派的争论导致他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由于上帝的绝对权威，甚至连人类一部分人得到拯救和另一部分人被罚入地狱都是预先决定好的。奥古斯丁根据一个罗马皇帝的肖像勾勒出上帝的画像，这个皇帝被过多的权力冲昏了头脑，而滥用权力。

奥古斯丁留给后世的最有价值的文学遗产是两部非神学的著作。在他的《忏悔录》里，他运用自己所精通的拉丁语，撰写了一部心理自传。在他的《上帝之城》里，奥古斯丁把一部曾引起争论的小册子加以发挥和深化，循着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对“伟大的神秘事物”进行了深入探究，而人类的思维循着这一途径便能触及这个“伟大的神秘事物”。奥古斯丁这部书的写作源于这场论战，而这场论战又是由西哥特人于410年洗劫“罗马之城”这个事件所引起的。君士坦丁坚信并声称，他的军事胜利是基督教上帝对他皈依基督教的恩赐。410年以后，异教徒对此反驳道，410年罗马的衰落是异教诸神对391－392年罗马镇压异教崇拜而施予的惩罚。奥古斯丁着手准备驳斥这种观点，并开始探索人类世俗生活和他所同时参与的天国之间的关系。

奥古斯丁专注于写作之际，正是北部蛮族入侵之时。其中的一些入侵是很突然的。例如，410年西哥特人对罗马的突然袭击；455年汪达尔人对罗马的突然袭击；以及此前406－408年这3年间，汪达尔人与阿兰人、苏维汇人一道，向从莱茵河东岸到比利牛斯山脉南侧广大地区的推进。相比之下，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族人对不列颠的局部占领，伦巴德人对意大利的局部占领，却都是一个逐渐吞食的过程。就像公元前第2千纪的最后二、三百年中，古以色列人和犹太种族的人对迦南的局部占领那样。在大不列颠，“哈德良长城”早在公元383年就不起什么作用了，但在不列颠的一些要塞地方，罗马驻军仍坚持驻扎了40年之久。日耳曼入侵者对不列颠土地的永久占领，也许大约在420－440年间之前尚未开始，这一占领过程用了2个世纪左右的时间。

与此同时，486年，即东哥特人的军事首领狄奥多里克从伊利里亚向意大利进军的两年前，一位法兰克地方的军事首领，出身于墨洛温家族的克洛维已经开始在高卢建立起帝国。法兰克人尚未皈依任何基督教派，而以后克洛维却在他一生的某一时刻，作为一名天主教徒领受了洗礼。克洛维选择基督教中的天主教形式，无疑是因为这是他的罗马臣民的宗教，或许还因为在他的近邻，敌对的日耳曼帝国的缔造者们，都是阿里乌教派的信徒。486年，克洛维成了卢瓦尔河沿岸西哥特人的邻居。496年，他占领了莱茵河上游地区的阿勒曼尼，于是又成为东哥特人的邻居。

东日耳曼人接受基督教阿里乌派是他们皈依基督教时的一个偶然结果。他们占领西罗马领土，并在那建立了后继王国之后，占领者很高兴拥有了自己民族的宗教，从而与他们天主教的罗马臣民区分开来。然而，这种区分却导致了感情的疏远，而且当法兰克作为天主教力量出现后，其更成为信奉阿里乌教派的日耳曼人的严重障碍。并且，阿里乌教派的日尔曼人自己也逐步地被他们臣民的宗教强烈感染了。这些臣民无论在文明程度还是在数量上都超过了他们。对于汪达尔人（他们例外未成为固执的阿里乌教徒）或东哥特人来说，天主教尚未来得及对他们施加影响。这两个民族在改换宗教的问题尚未提出之前，就在东罗马人的反攻中被消灭了。但是，在586年，西班牙的西哥特国王理查德放弃了阿里乌教派，自愿地改信了天主教。伦巴德人在7世纪的意大利，也进行了同样的改宗，但却勉强得多，缓慢得多。

公元5世纪和6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各个地区都明显地陷入了危急的困境。然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一些天主教教会的西方代表人物也显示出他们的精神力量。教皇利奥一世（440－461年在位）对451年在卡尔西顿举行的基督教普世会议的决议产生了决定性影响。452年，教皇利奥一世在劝使匈奴首领阿提拉结束对意大利北方入侵的罗马使团里扮演了领导角色。利奥一世的教皇任职与圣巴特里克对爱尔兰的传教活动是同一时期。不列颠籍的罗马人巴特里克与非洲籍的罗马人圣·奥古斯丁同属一个社会阶层。巴特里克曾被爱尔兰入侵者抓住并遭奴役。他从爱尔兰奴役下逃离出去，又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约432－461年）自愿回到爱尔兰。6世纪，基督教在爱尔兰生根。爱尔兰的基督徒采用了隐居和共同修道这两种禁欲的生活方式。

同时代的圣·本尼狄克在卡西诺山上制订了他的禁欲法规。本尼狄克大约在529年开始他的工作。这时，意大利还处在和平时期；他大约死于547年，而这时的意大利已处在罗马－哥特战争的艰苦状态。然而，本尼狄克的禁欲主义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还得以传播。本尼狄克的工作由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90－604年在位）继续下去。格列高利把他在罗马的住所变成了本尼狄克式的修道院，自己也成了一名僧侣。此后，他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第一位罗马教皇的使者，随后做了教皇。

作为教皇，格列高利不得不用教皇在西西里土地上的农产品供给罗马的人民。他还得就东罗马政府利益同富于挑衅的伦巴德人协商。而在597年，当伦巴德人紧逼罗马大门时，格列高利试图派一个传教团去劝化偏僻的肯特人的朱特王国。在格列高利死后，这一传教使命由一支被派到诺森伯里亚的盎格鲁人王国的传教团最终完成。罗马传教士保罗在627－632年期间担任约克的主教。但在634年，他的职位被来自艾欧纳的爱尔兰传教士艾丹取代。艾欧纳是苏格兰西海岸的一个小岛。艾丹在远离诺森伯里亚海岸的林迪斯芳（霍利岛）建立了一所修道院。

在爱尔兰，禁欲生活的传入引发了迅猛的传教活动。圣·科伦巴大约于563年在艾欧纳岛上建立了爱尔兰修道院。他于597年死于艾欧纳。这一年，教皇格列高利派他的传教团从罗马到了肯特。大约在590年，另一名爱尔兰传教士圣·科伦班穿过爱尔兰到了不列颠，从不列颠到了欧洲大陆。科伦班在吕克瑟伊的勃艮第建立起一所修道院。这所修道院成为法兰克领土交通网的关键之地。610年，他到了康斯坦斯湖。613年，他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在意大利西北博比奥建立了一所修道院。615年，他在那里去世。

634年，在诺森伯里亚任职的爱尔兰传教士艾丹填补了632年成为一名流亡者的罗马传教士保罗遗留下来的空白。在诺森伯里亚，罗马人与爱尔兰人传教的区域交错重合，于是罗马人的基督教会和爱尔兰人的基督教会之间的对抗便不可避免了。

第四十五章 基督教会的建立与分裂（ 312－657年） 

（谢选骏指出：“加莱里乌斯迫害基督教会，君士坦丁青睐基督教会，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两个都热切希望维持帝国的统一。”这表明，基督教会要获得合法地位，还是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扩张，不能寄希望于世俗的统治者。只有教会强大了，统治者才会屈服。）

 

在311－312年期间，基督教会的命运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巨变。在它经受了8年来罗马帝国政府最残酷的一次迫害之后，加莱里乌斯皇帝临终前首次认可了基督教会，尽管他是很不情愿的。在这之后的18个月里，教会又受到获胜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充分支持。此时，君士坦丁已控制了半个欧洲。这番经历本可以使教会的性质经受住任何历史阶段的考验。然而，从3世纪开始，随着成员、财富的增加和权力的扩大，教会也发生了蜕变。它使得教会的最高层人物变成了利欲熏心的人。217年，为了罗马主教一职，发生了一场卑鄙的争夺战。在250年，257－260年，303－311年间，教会也成了迫害对象。比起在基督教纪元最初的2个世纪中，教会所受到的短期残酷的局部性的迫害来说，这一时期的迫害，就显得更为有计划、有预谋。教皇卡利斯图斯一世在罗马主教任期（217－222年）上的令人厌恶的行径，因迦太基主教西普利安在258年殉难之事而显得微不足道了。 

加莱里乌斯迫害教会，君士坦丁青睐教会，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两个都热切希望维持帝国的统一。自从奥勒利安把帝国置于异教万神殿里至高无上之神“不可征服的太阳”的庇护之下，便认识到要想维护罗马帝国的统一，甚至要想维持帝国的存在，必须得到一个已确立的宗教的支持。在3世纪末叶之前，萨珊波斯帝国选择了琐罗亚斯德教，亚美尼亚王国选择了基督教，来作为它的国立宗教。加莱里乌斯承认，基督教会力量之强已超过了他自己。而这种断言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君士坦丁由于梦见十字架，靠上帝的帮助旗开得胜之后，他决心把基督作为“不可征服的太阳”，把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大一统的宗教。

人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业已确立的基督教能够有效地推动罗马帝国的统一。基于这一点，一直到311年，教会都相当成功地维护了自身的统一。自从耶稣死后不久，基督教会建立起来，之后，教会的内部矛盾便不断地威胁着它的生存，又不断地被克服。或者通过调解，或者把论战中的弱方镇压下去，革除教籍，从而使这些纷争得到平息。在311年，东起奥斯罗伊那和亚美尼亚，西到不列颠，非犹太人的天主教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可现在，教会在其后期，突然因某种格外强大的压力而解体了；教会历来的统一没能经受住这次考验。如今，教会内部的宗派分裂代替了原先罗马帝国人民内部异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对立。而罗马帝国政府，自从君士坦丁皈依之后，一直期待着教会的统一能够支持帝国的统一，但最终发现自己无力劝说相互纷争的基督教各帮派，让它们之间和平相处。自从君士坦丁312年皈依之后，直到他337年死去，教会的内部分裂一直困扰着他，并一直困扰到君士坦斯二世（641－668年在位）时期。在君士坦斯二世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帝国政府和教皇之间的争执，是由穆斯林阿拉伯人从中解决的。阿拉伯人把帝国从一性论的基督教臣民中解脱出来；把帝国政府从不切实际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从而同时安抚了两个势不两立的基督教宗派。311－312年之后，基督教会无法控制的内部分裂一直阻挠着君士坦丁一世和他的后继者们。事实上，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当基督教被罗马帝国认可之后，当基督教徒因而在帝国人口中占了大多数时，罗马帝国政府便再也不能像先前那样控制基督教会了。此前，基督教徒还只是少数人。这并不奇怪，基督教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宗派，它继承了犹太教不愿妥协的传统。

而且，在新形势下，基督教会的争端与社会、政治争端趋于一致。天主教与多纳图斯教派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努米底亚和迦太基之间，隶农和奴隶主之间的冲突。虽然阿里乌神学最终在帝国失败了，但它成了入侵帝国的蛮族人的特征。阿里乌教派一度在帝国取得优势时，这些入侵者皈依了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学说的争论演变成亚历山德里亚—托勒密王朝的前政治首都与安条克—塞琉西王朝的前政治首都之间基督教会的权力之争。关于“三位一体”中圣子的人性和神性关系的一系列争论，则演变为罗马帝国政府和它的讲叙利亚语、科普特语的臣民之间的斗争。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起来的，靠罗马势力维持的希腊人的支配地位面临着挑战。同时，帝国政府也在寻求保护自身的统治权。顺便提及，基督教会的第二和第四次普世会议为君士坦丁堡教廷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机会。第二次会议（381年）使人们认识到君士坦丁堡教廷的地位仅次于罗马。在第四次会议（451年）上，君士坦丁堡教皇取得了对托罗斯山脉西北面的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和整个巴尔干半岛最东部地区的宗教管辖权。

4世纪和5世纪的基督教会论战，并非仅仅打着世俗争端的幌子。在这点上，它们逐渐趋于一致，而那些使基督教徒分化的伦理、神学和管辖权的争端则是实实在在的。这些争端所激起的宗教情感，质朴并得到广泛传播。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会的事务会和帝国的世俗事务交织出现呢？这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即基督教会已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机构，因而帝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和团体都受到了基督教会的影响。

317年到657年间发生的神学争论是无所不及的，甚至触及了《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有关耶稣信仰的问题。当然，这些争端早在312年以前就开始了，而且自从2世纪起，便有基督教徒已经能够从古希腊哲学的角度来讨论神学。例如，伊里奈乌斯大约在185年写的《反异端》一书。基督教会的建立，起初受到人们欢迎，但后来就带有强制性了。它把基督教的神学争端变成了帝国的公共事务。而且，少数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帝国公民，总的来说，一直对基督教教义很敏感，直到从希腊哲学角度来表述这些教义。由于这两个原因，312年后，一场关于基督教神学的坦率而详尽的争论使在所难免了。而且基督教徒厌恶妥协的态度使这些讨论变得更加执拗、尖刻。

当《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撰写出来的时候，一些非犹太人的基督教徒已经相信耶稣就是上帝。根据《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耶稣没有人父，他是由童贞女因圣灵降孕而生的。根据《约翰福音》，耶稣就是上帝旨意的化身。这时，犹太教已认为这个半独立身份的耶稣是由圣父的旨意和圣灵创造的。而琐罗亚斯德教则认为这是由阿胡拉·马兹达从不同方面来创造的，但这就削弱了上帝的整体性和独一性。而犹太人恰恰是要塑造上帝的这一点，基督教徒不会也不能不承认他们从犹太教那儿继承了一神论，但是他们既承认了一神论，又怎么能够同时信奉耶稣和耶和华呢？

据记载，耶稣曾说他自己是“上帝之子”。我们可以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说法，而且除耶稣外，其他一些正统的犹太教教士也曾把自己称为上帝之子。《马可福音》的说法是：上帝对耶稣宣称，他已收养耶稣作为圣子了。但其他3部福音则暗示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从第五王朝起，法老具有了父亲的资格。不管从某一种或其他几种可能的角度来看，不管耶稣是否是上帝的儿子，但无疑他是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上帝之子，那么我们不仅要问：圣子和圣父之间是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还要进一步问：圣子的神性和人性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还要问：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又是什么身份呢？她是人，不是女神。是不是可以因她儿子的神性就把她称为“圣母”（东正教赞美玛利亚的赞美词）呢？

在反问这些问题时，基督教神学家们所使用的字眼已超越了人类经历所及的范围。因为早在公元前5世纪末叶之前，他们的口头和书面语言都是希腊语。说希腊语的人很热衷于玩文字游戏，就好像这些文字是现实存在的东西似的，哪怕它们是既无思想对应物又无现象对应物的陈腐之词。324年，君士坦丁一世，试图解决西北非关于叛教教徒地位的争端。他受挫之后，却发现他还得调解关于圣子和圣父关系的争论。这场争论发生在亚历山大城主教亚历山大和曾是亚历山大城的一个教区神职人员阿里乌之间。君士坦丁写信给这两位辩论者，说他们之间争论的问题根本就不该发生。到了648年，君士坦斯二世干脆禁止当时有关基督教神学争端的任何深入讨论，不管它是认为基督身上存在两种意志和作用，还是认为只存在一种意志和作用。

324年、648年及其间的任何争论言词，或许是，或许并非毫无意义。但是，这些争论言词无疑激起了强烈的宗教感情，这种感情激化导致了武力冲突。在431年和449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埃及的修道士和基督教的兄弟会成员实施了恫吓行为；在第二次会议上，埃及人给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安以致命的人身伤害。从君士坦丁一世到君士坦丁二世，所有的皇帝都依次证明了自己无力安抚这些神学家们。325年，君士坦丁一世不得不在尼西亚召集基督教第一次普世会议，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为此，他杜撰了一个希腊单词homoousios（“本体相类”），这是他原先十分痛恨的一类字眼。阿里乌的对手，曾在328年接替亚历山大任亚历山大城主教的亚大纳西看来取胜了。然而381年，狄奥多西一世又不得不在君士坦丁堡召集基督教第二次普世会议，即便那时，阿里乌引起的争论也未能平息。哥特传教士尤尔菲拉斯（约311－383年）向东部日耳曼人传播基督教的阿里乌教派。君士坦斯二世和皇帝瓦林斯都是阿里乌教教徒，而且尤尔菲拉斯又是他们的同代人。可能出于这些原因，尤尔菲拉斯便幻想着要长期、系统地传播阿里乌教。当东部日耳曼人侵入帝国时，便把他们的阿里乌基督教一并带了过来。至于君士坦斯二世为了保持安定而下的禁令，却激起了教皇马丁一世疾声厉色的抗议。教皇被逮捕并遭受了肉体折磨，然后被放逐到克里米亚。

阿里乌并未否认圣子也是神。在他生活的时代（约250－336年），对于耶稣神性的信仰流行于非犹太人的教堂。基督嗣子论的信徒们只能在基督教世界边远偏僻的大自然中才得以幸存，例如在幼发拉底河上游两个支流间的山脉里，比利牛斯山脉里和阿斯图里亚斯山脉里。但阿里乌坚持认为，圣子既然是由圣父创造的，就不可能与圣父是同代人，就不能等同于圣父。尼西亚宗教会议把圣父、圣子和圣灵摆在绝对平等的位置上。同时又重申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上帝。这种一神论和“三位一体”学说的结合仅只是咬文嚼字而已。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实际结果，是把圣子提到了第二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地位。到这时，基督教的一神论已是名不符实。

圣子神性的加强是埃及人观点的一个胜利。（虽然阿里乌是亚历山大城教会的一个神职人员，他的神学却是安条克基督教神学。）在431和449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埃及人获得了进一步的胜利。431年，他们给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定了罪。因为他反对把玛利亚当作圣母，从而一再强调耶稣的人性。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被骂成“二性论者”（就是，相信圣子有两个不能统一的性质）。聂斯脱利的失败是安条克神学院在帝国境内的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崇尚一性论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在489年关闭了以弗所以聂斯脱利思想为主导的神学院。但聂斯脱利神学教义在尼西比斯寻求到了庇护。尼西比斯自363年起就已处在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之外。因而，聂斯脱利教派同比它更激进的阿里乌教派一样，在帝国之外幸存下来。

到了449年，埃及人比他们在431年时候更加得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一性论教义，说圣子只有一个性质，即他的神性，尽管他孕育于人体。但是451年在卡尔西顿，废除了449年以弗所宗教会议通过的法令，宣布圣子有两重性，即神性和人性，二者统一于一体。现在，埃及人遭受到了聂斯脱利教派的命运，他们被责骂为分裂教会的人。

埃及人虽然遭到了谩骂，但是他们不会被革除教籍或遭到迫害。在埃及，一性论是源于人们对神学的嗜好。这种嗜好是一种群众性的运动，而且还发展到了邻国叙利亚。叙利亚曾是强调上帝人性神学的故乡。一性论也吸引了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教会在491年接受了一性论，而且当罗马帝国政府在518年从一性论者变成卡尔西顿决议的信徒时，亚美尼亚教会并没有追随它。亚美尼亚人另外提出了一种基督教观点，既不同于罗马的观点，也不同于波斯人的观点。一性论者把卡尔西顿决议的信徒诬蔑为二性论者、聂斯脱利秘宗和麦尔基派（“罗马帝国政府的走狗”）。从451年起，帝国政府只好既努力取悦于信奉非一性论的臣民、又努力取悦于信奉一性论的臣民。它不敢疏远一性论，因为信奉一性论的埃及和叙利亚是东罗马帝国的主要经济支柱。

482年，皇帝芝诺《统一法》的公布导致了484年东罗马帝国和教皇的分裂。518年，芝诺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崇尚一性论的政策被查士丁一世推翻了。这无疑是他的侄子、后来的继承者查士丁尼的提议。一性论者在政治上开始不满，查士丁尼本人大约在543年被迫作出毫无意义的妥协姿态：身为聂斯脱利信徒，却回过头来申斥已流行了60年的神学学说。

从518年直到633－641年期间（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在此期间都被穆斯林阿拉伯人占领了），东罗马帝国的一性论臣民处于逆境之中。幸运的是，他们中涌现出了3位杰出的斗士；皮西迪亚人塞维鲁，从512年518年，他一直是安条克的主教；查士丁尼的皇后狄奥多拉（查士丁尼早在527年就位之前即与其结婚，她死于548年，享年约50岁）；詹姆斯·巴拉达尔斯，他是狄奥多拉的一性论门徒之一。根据罗马帝国东部边境一性论的阿拉伯教区委员哈里斯的提议，543年詹姆斯·巴拉达尔斯被任命为埃泽萨主教，他以毕生的精力不断奋斗，通过委任各级一性论神职人员，使一性论教会得以生存下来。

狄奥多拉在帝国境外，为一性论又扩展了一块新的阵地。大约540年，她对她的丈夫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手段，使努比亚改信她所信仰的宗教教派，以取代她丈夫所信仰的宗教教派。位于努比亚东南，今天埃塞俄比亚北部的阿克苏姆王国，大约在4世纪中叶皈依了基督教。6世纪，阿克苏姆和努比亚一样，也接受了一性论，东罗马帝国对此只得默认。阿克苏姆控制了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海岸线，它的统治者扮演着为罗马帝国的利益而与也门进行调停的角色。君士坦丁堡不可能为了一个神学问题而与阿克苏姆发生政治上的争执。

311－312年间，罗马帝国基督教会命运改变的结果之一，是把殉教者变成了禁欲主义者，扮演起基督教教团中动人的英雄的角色。在帝国内部，基督教徒再也不可能被异教徒杀害。这时期需要一种新型的基督教英雄，禁欲主义者便应运而生，满足了这种心理上的要求。埃及隐士（“隐退者”）圣安东尼（251？－356年）比起法老时代的任何埃及人都更加著名，更受人尊敬。但是，未来的光荣并未属于隐士安东尼，而是属于另一个埃及人帕科米乌斯（290－345年）。此人在上埃及泰本尼西创建了第一个基督教禁欲主义者的互助会。在那里，禁欲主义者们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有严明纪律的集体。早在帕科米乌斯出生之前约8个世纪释迦牟尼创建僧侣集团之际，类似的佛教组织便已在印度存在了，但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帕科米乌斯建立的这群修道院却的确是一个新鲜事物。

在创建这种机构的过程中，帕科米乌斯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生活产生了长远的影响。4世纪的卡帕多西亚人圣巴西勒（约320－379年）受帕科米乌斯的启示，为希腊语世界创造一种较之帕科米乌斯的形式要和缓一些的集体禁欲生活形式。大约529年，圣·本尼狄克起码是从圣巴西勒那里得到了部分启示，他在罗马东南面的卡西诺山，组建了一个修道院，制订了条规。这些条规后来成了拉丁语世界的准则。6世纪中，修道院在拉丁语世界西部边境之外的爱尔兰扎下了根。巴西勒式和本尼狄克式的条规都受到帕科米乌斯条规的影响。他们从埃及的典范中派生出来，坚持集体生活，严守纪律和努力工作。

巴西勒和本尼狄克的宗教历史与释迦牟尼相类似，他们都是从隐士的禁欲主义生涯开始，然后成为修道院团体的创建者。巴西勒和本尼狄克从圣安东尼的禁欲主义形式向帕科米乌斯禁欲主义形式的转变，是他们各自精神体验的反应，也是帕科米乌斯才智的一种证明。帕科米乌斯创建集体性的修道院机构是一项卓越的业绩。因为普遍说来，埃及人和爱尔兰人一样，更受隐士生活方式的强烈吸引，而事实上，这种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是那种集体生活方式所不能提供的，隐居修道是一种让自身得以解脱的宽限期，而一个人的自由又为他发挥自己杰出的宗教才能提供了机会，尽管这也使他面临着陷入枯燥无味的自我禁欲主义或自私自利的表现欲中的危险。在任何实行禁欲主义的时空中，一个禁欲主义者的声望通常取决于他禁欲的程度。虽然上埃及的帕科米乌斯式的修道院很快就闻名于基督教世界，但这种集体性的修道院生活形式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反倒是西部荒漠中的隐士更为出名。圣安东尼成为他那个时代中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最有成就的人。其次是圣西米恩这个“基督教苦行者”，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他在一根大柱顶上生活了47年。一个基督教苦行者固然能够激发民众，但集体修道生活对社会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也更为富有成效。

 

第四十六章 印度文明（490－647年） 

（谢选骏指出：不知道汤因比是怎样看地图的，竟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说西藏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双方的中心地区都离得很近……小学生拿尺子比划一下就知道了，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在印度次大陆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印度人对宗教比对政治和经济更为关心。印度人自己对次大陆历史的记载反映在丰富的印度宗教文学中。但它们的年代却很难确定，甚至各种文学流派的编年次序也不是都能搞清楚的，文学对世俗事务的反映也只是附带的和断断续续的。我们对印度世俗历史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希腊、中国、穆斯林世界和西方的外国观察家的记载，直到上个世纪，印度才出现一批用近代西方方法研究和写作的历史学家。401－410年间在印度朝圣的中国僧人法显的记载，是了解笈多王朝的重要史料；另一个中国佛教朝圣者——635－643年间在印度的玄奘，则是了解戒日王在位时期（606－647年）的资料来源，尽管也有一个印度作者对戒日王在位期间的历史也进行了记载，他和玄奘一样与戒日王是同时代的人，也是他的一个臣民。 

公元455年以后，次大陆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是匈奴人和其他欧亚游牧民族，例如瞿折罗人的民族大迁徙。匈奴人的第一次入侵发生在455年。刚刚继位不久的笈多帝国皇帝塞犍陀笈多击退了这次入侵，但匈奴人的入侵并未停止，在它们的冲击下，塞犍陀笈多在480年死去后，笈多帝国就崩溃了。

入侵者和较早占据次大陆的民族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528年，匈奴人被赶到克什米尔。但在558年左右或563－567年间，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厌哒匈奴王国，被波斯人和突厥人合力推翻。胜利者瓜分了厌哒人的领土。可以推测，那些已经在印度取得了落脚之地的匈奴人由于厌哒难民的到来而加强了力量。至少，这种后果表明，在这次民族大迁徙中侵入印度次大陆的欧亚游牧民族是为数众多的，起码在阿拉伯穆斯林于711年征服信德和木尔坦的时候，北印度已经处在一个新兴的世俗统治阶层拉杰普特人（意为“众王之子”）统治之下。他们可能就是游牧入侵者印度化了的后裔。

戒日王的父亲，朱木拿河上游的萨维斯伐罗（塔尼萨）国王再次遏止了侵略者。戒日王本人在606－612年间成功地重新统一了北印度。这一伟绩，使北印度在戒日王生前过上了太平日子，但戒日王的帝国则不过是复多帝国的效颦之辈。戒日王的主要优点在于他对宗教的宽容。他本人是一个湿婆教徒，一个太阳崇拜者，又是一个佛教徒。

公元前232年，在北印度阿育王死后发生政治分裂的较量中，德干地区曾统一在萨塔瓦哈纳（安得拉）王朝的统治下。公元490年左右发多帝国崩溃后，历史好像又重演了。543年左右德干地区统一在遮娄其王朝统治下，620年当戒日王企图向纳巴达河以南扩张自己的帝国时，被遮娄其王朝的补罗稽舍二世击败。但是，遮娄其王朝本身又于642年被一个南印度的竞争对手帕那瓦王朝击败。帕那瓦人居住在半岛东岸的甘吉（康吉弗兰），他们可能是钵罗钵人，即公元1世纪初期占据印度河流域的安息人——塞人的后裔。642年以后的200年间，德干地区一直陷于分裂，小邦林立，彼此攻伐，混战不已。

在大约490－647年期间，南印度唯一政治稳定的地区是潘地亚王国。在半岛南端几乎与世隔绝的领土上，它得以一直生存下来。同一时期印度南部唯一的一种稳定的文化特征是泰米尔语文学的持续发展，这种文学起源于公历纪元的早期。

公元455年匈奴人发动入侵后，印度次大陆就陷入了政治灾难之中。但这并未阻碍印度文明越过次大陆本土继续向外扩展。笈多帝国建立后，大陆上的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过程进一步加强了。公元5世纪印度出现了一次向这些地区移民的新浪潮。人们推测，其原因之一是匈奴人对印度的压力。在大陆上的东南亚，中国文明的领地仍然局限于现在的越南北部地区。在西藏，7世纪前半期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影响相互竞争，而印度文明占了上风。

尽管西藏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双方的中心地区都离得很近，但可怕的自然屏障把它与这些地区隔离开来。直到公元7世纪以前，来自双方的影响几乎都难以渗入这一地区。西藏于607年首次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这也许是在效仿589年中国的重新统一。641年，藏王松赞干布同时迎娶了一位中国公主和一位尼泊尔公主。这时的中国在政治上是处于上升状态。639－640年间，唐朝第二个皇帝唐太宗对紧邻西藏北部的塔里木盆地进行了征服。647年戒日王去世时，他的宫廷中正好有一个中国使臣。一个篡位者夺取了戒日王的王位，并虐待这位使臣和他的随从。于是这位使臣逃到尼泊尔，那时它处在西藏的宗主权下。应使臣之邀，松赞干布派兵进入印度，击败并生擒了篡位者，把他作为囚犯送往中国。但是印度文明却由于为藏语创造了一种印度式的文字而吸引住了西藏人。是这种文字而不是汉字被用来将大乘佛教的梵文经卷译成藏语，这样一来就在文化上把西藏紧紧拴在了印度身上。从此以后，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一直没有离开西藏，却从来没有取得过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四十七章 中国的政治分裂和她对佛教的容纳（220－589年）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似乎不懂，佛教在中国流行的关键是五胡乱华。南朝梁朝僧人慧皎[497—554年]撰《高僧传卷第九·佛图澄传》记载：三国以前，历代皇帝都不允许汉人信佛出家。其文曰：“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西晋承袭曹魏而建立，对待佛教的政策也承袭曹魏。唐朝.道世于总章元年[668年]撰成的《法苑珠林卷二十八.晋抵世常传》记载：“太康[西晋武帝年号：280 —290年]中，禁晋人作沙门”。又，《高僧传卷一·晋长安帛远传》记载：西晋惠帝[290-306年在位]末年，法祚弟兄俩因信奉佛教而被地方官杀害。其文曰：“以祚兄不肯反服，辅之所杀，光又逼祚令罢道，祚执志坚贞，以死为誓，遂为光所害”——因法祚的兄长帛远不肯还俗，被秦州刺史张辅所杀。梁州刺史张光又逼法祚，令其罢修佛教。法祚保持坚贞的志向，以死为誓，于是被张光杀害。这些记载说明，从佛教传入中国的西汉哀帝元寿元年起，历西汉、东汉、三国、西晋至东晋初年[317年]总共300多年间，中国历代皇帝都明令禁止汉人出家奉佛，只准许天竺、西域来的僧人在大都邑立寺，以翻译佛经、或祀奉他们的神灵。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的300多年间,因战争商旅等原因，偶有汉人把佛像、佛经带入中原，但不是有意识地在传播佛教。偶尔有皇帝和上层贵族知识分子信奉佛教，或和外国僧人有交往，但他们的活动只是在皇宫或贵族知识分子之间进行，广大汉族百姓并不知晓。总之在此期间，没有汉人看得懂的佛经译本，没有为汉人建立的寺庙，没有广大汉族百姓信奉佛教并参加佛事活动，特别是历代皇帝都不允许汉人信佛出家，偶有皇帝或贵族知识分子信奉佛教，广大百姓并不知晓，所以说东晋十六国以前没有汉传佛教。直到胡人掌权专政的后赵建武元年，经佛图澄劝化，后赵正式允许汉人出家，从此佛教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及日后的北朝逐步在中原普及，甚至影响南朝，从一个小教逐渐发展成后世三教之一。也就是说，推广佛教，其实就是五胡等少数民族政权用来灭亡汉人的一项战略。这和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是完全不同的。）

公元3世纪中国的形势，与同时代希腊－罗马的形势相似。就像地中海地区那样，中国也存在着精神上的真空。儒家学说由于儒家官僚滥用权力而信誉扫地。他们对个人私利的追逐已经两度毁灭了帝国政府。2世纪末年，正当东汉王朝处于垂死的痛苦中时，少数智者对儒家学说感到厌恶而转向了与之竞争的道家哲学，民众则为寻求解脱而转向一种名义上归于道家的流行宗教。但是，由道教所激起和引导的农民起义为握有私人职业军队的军阀所粉碎。这些军阀成了“三国”的建立者。道家哲学的信徒们也使自己信誉扫地，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像儒家竞争者们那样滥用了权力，而是因为他们逃避应该承担的权力责任。他们宁愿退入琐碎的私人生活的享受中去。在采取这种消极方式的过程中，他们忠实于道家的传统。道家学说在其产生的战国时代，曾反对实际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它的理想是前文明时代社会的质朴和纯真。

无论在公元前4世纪或在公元3世纪，这一消极哲学都未能迎合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中国在3世纪所需要的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或者，在这一解决失败之后，能为失败者提供一个比道家学说更好的满足精神需求的避难所。5世纪时，鲜卑拓跋族最终有效地解决了土地所有制问题。拓跋族是入侵的蛮族军事集团之一，他们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以魏命名的王朝。与此同时，在3世纪及其以后，中国的精神真空也为大乘佛教所填补，就像同时代的希腊－罗马世界的真空为基督教所填补一样。

自2世纪起，大乘佛教就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经由塔里木盆地渗入了中国的西北部。东汉王朝曾于公元73年再度占领塔里木盆地和位于药杀水上游的大宛。他们与贵霜人为控制中亚这些地区发生了冲突。贵霜人早在公元48年就建立了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贵霜帝国与东汉帝国的直接接触至少达一个世纪之久，直到2世纪末叶，两个帝国各自丧失了自己的控制力时为止。直接接触的一个世纪，包括贵霜皇帝迦腻色迦在位的时期（公元120－144年）。迦腻色迦是大乘佛教的保护人。这时的相互接触并不总是敌对的。中国与贵霜的战争之路也是从洛阳到粟特的丝绸之路，以及反方向的从粟特到洛阳的大乘佛教传入之路。确实，中国与河间地区自公元前128年就断断续续地保持着相互之间的联系。那一年，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在河间地区找到了贵霜人的祖先大月氏。

公元2世纪和3世纪，大乘佛教进入中国的道路敞开着。佛教传教士们是热情的，他们预期的汉族皈依者在精神上则是饥饿的，因而对他们也是易于接受的。限制性因素不是自然的，而是精神的。中国人与印度人的思想、语言和文字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两个文明世界的每一个世界内，有特色的思想、语言和文字都是紧密相连的。到这时，汉语已经成了一种不再发生曲折变化的单音节语言，传达这一语言的“字”已不仅仅是文字，而是中国人生活态度的贴切表述。汉字所表述的一切东西都显得简要而具体。但是，印度思想抽象而又冗杂，新梵语又是多音节而极富于曲折变化的，大乘佛教的经文最初就是由新梵语记载传达的。

据说，这些经文的最早翻译者们，曾竭尽全力，把梵文经文变成汉文词语，其结果不仅使佛教经文变了样，而且也使中国读者无法理解。2世纪末叶，在洛阳译经的一位翻译者是安息王子，我们只知道他的汉文名字是安世高。最优秀的翻译者之一是鸠摩罗什（344－413年），他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塔里木盆地的库车人。那时，塔里木盆地的方言与梵语一样，届印欧语系。鸠摩罗什曾在克什米尔学习说一切有部佛教学说，又在喀什学习过大乘佛教。大约382年，他成了一支中国突袭部队的俘虏。他第一次被抓是在甘肃。401年，鸠摩罗什从甘肃到达了长安。随后的8年里，他在专业助手的帮助下，翻译了大量的经文。

另一些译经者是中国人。在5世纪、6世纪和7世纪，一些中国的取经僧侣或由陆路或由海路到达印度，在那里学习梵文，获得大乘经文的原稿，回国后又将这些原稿由梵文译为汉文。两位著名的中国取经者和译经者是法显（他于399－414年间出国云游）和玄奘（他于629－645年间出国云游）。他们在印度的游历，我们曾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及。

正是由于这些译经家，中国佛教徒逐渐获得了大乘佛教经文的汉文版本。汉文版本对梵文原有的含义进行了再加工。然而，在中国扎下根来，流传于民间的大乘佛教，实质上却是重新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类型。这些佛教种类之一的净土宗，宣扬通过相信菩萨和阿弥陀佛得到解脱。另一个宗派是禅宗（梵文是Dhyana，日文是zen），宣扬通过修行顿悟。这两个学派为鸠摩罗什同时代的中国人所创建。与诚实谨慎的译经者们相比，将大乘佛教中国化的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对中国人来说，佛教徒的修行至少与佛教思想一样，都是外来品。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不知道寺院，更不知僧侣为何物。道家哲学是中国固有的最接近于佛教的思想方法。道家不赞成文明的兴起，远离公众事务，但他们的观念不是来世的。他们所描绘的仅仅是从复杂的工商社会退回到远古村社小国寡民那种相对简朴的生活中去。然而，将佛教经文译成汉文的第一批译经者却大量引用了道家术语，因为汉语中缺乏其他能够比较近似地表述佛教思想的同义语。无论是道家哲学还是民间的道教，为了保存自己反对佛教，都开始借用佛教的概念和教会形式，这是因为佛教已经在中国确立。两种宗教——或两种哲学——之间的关系是既排斥又联系的。它们各自的信徒相互竞争，因为他们感到了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

土地所有制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和政府是至为关键的。显然，如果那时的中国不是恰好处于长期未能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困难时刻，佛教就没有多少传入中国的可能性。无法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带来的恶果，是政治上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蛮族入侵。从公元185年开始，在3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各个阶层都处于一种受到惩戒的情绪之中。在这种情绪中，他们比通常更易于寻求一种外来宗教以获得解脱。但在中国北部，只要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一出现转机，民间道数和儒生就会联合起来，发起遏制佛教的运动。应他们的要求，佛教组织被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通过一个模仿儒家世俗行政机关的宗教官僚机构进行监督，而且，438年、446-452年和574-578年发生了灭佛运动。

4世纪的北部中国与5世纪罗马帝国的西部行省相比，政治的分裂，自相残杀的战争，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混乱，都更为剧烈。继西晋而建立的一些蛮族国家，就像继西罗马帝国而建立的那些国家一样，只有当征服者成功地吸收了他们臣民的文化时，才繁荣起来。在北部中国，无论是汉族农民或是汉族大土地所有者，都是顽强的。尽管为草原游牧族所征服，但他们抓住可耕地不放，并坚持耕种土地；尽管儒家学说因被废黜的儒生官僚地主滥用而声誉扫地，但儒学传统仍然在佛教的冲击下生存了下来。

可能是蒙古人种的鲜卑拓跋氏于338年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在黄河向北大转弯的西北处建立了一个继西晋王朝而起的地方性国家。386年，拓跋皇族命名该王朝为北魏。到439年，拓跋魏已经消灭了北部中国的所有其他蛮族国家。5世纪上半叶，他们至少有5次设法入侵塔里木盆地。493-494年，北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将首都从山西北部的发源地迁到了洛阳。大约与此同时，他有计划地使他的部族成员汉化，并使部族首领的地位与北魏境内汉族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相同。拓跋氏的统治家族进行了强制性的汉化，结果则是北魏王朝最终未能实现征服南部中国的愿望，并导致了王朝的覆没和帝国的分裂。但是，中国北方于577年再次统一，并于581年由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581-604年在位）所接管。隋文帝又于589年成功地征服南方，统一了中国。

虽然北魏王朝未能统一中国，但它却把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方法传给了隋和唐。485年，杰出的孝文帝向每一个体格健壮的成年农民提供了最低的土地占有数额。他也建立了农民共同负责缴纳租税的组织。孝文帝没有进一步冒险确立大土地所有者地产的最高数额，但他至少制止了损害农民占有土地和帝国政府岁入的大地产的扩张。535年到581年，北魏王朝的后继者，通过组织受过训练的农民民兵，巩固了农民和政府的利益。中国北方农民地位的恢复是北南政治统一的序曲，也成为中国文明恢复活力的序曲。

于589年实现政治统一的中国，无论在人口的地理分布上，或是在资源的地理分布上，都与此前那个统一的中国大不相同。统一的中国于304年及其以后不断受到北方蛮族的入侵。中国文明的原有核心是在黄河下游及黄河西部支流的渭河流域，商代和西周，中国的疆域只达到淮河流域的北部边缘，不包括广大的长江流域的任何地区。然而，在随后的战国时代，居住于淮河流域、长江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下游东南山区的人民相继汉化，随后又逐渐在战国期间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中国的第一个政治统一者秦始皇，兼并了今天华南的整个地区及今天的越南北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巩固了中国对于北越的兼并，只有越国的沿海岸的一块飞地仍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尽管如此，但甚至在原先的楚国和吴国的疆土内，文化上也一直是落后的，在这些国家南部和西南部的广大地区，一直是人口稀少，农业不发达。

开始于304年的蛮族对北方中国的侵扰，启动了规模空前的向南方移民的运动和开发南方经济的运动。虽然北方的汉族农民和大土地所有者固守着他们的土地，有足够的力量使蛮族征服者汉化，并且最终统一全中国，但在304年至589年，仍有大批移民从北方向南方迁徙。317年，一位逃难的晋朝宗室公子在南方重新建立了晋帝国（东晋）。东晋处于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沼泽地和水网的保护之下。这些沼泽地和水网对于蛮族的阻碍，要比旧大陆文明中心另一端的环绕拉韦纳的小型沼泽和环威尼斯岛的泻湖有效很多。

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一旦具有排灌能力，便成为稻米的高产区。长江流域与今天中国东南沿海和华南沿海之间的分水岭两侧的地区，多为丘陵，有些地方多山。但整个南方降雨量丰富，居民不会因干旱而受得饥荒的威胁，这与中国北方，即使是肥沃的黄土地区居民的处境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南方的本地人绝大多数易于屈服和同化，这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族邻人也形成鲜明对比。罗马帝国的西北部行省具有与中华帝国南方省份同等的经济地位。西北欧为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提供了大量肥沃的有良好灌溉条件的保留地，但是罗马人很难征服这一地区。而且，当罗马人最后抵御蛮族入侵者时，这一地区表现得更为顽强。从533年到561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试图从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军事基地上重新统一罗马帝国。但他的成功只是部分的和短暂的；其代价则是使地中海东部甚至更远的意大利变成一片废墟。

从317年到589年，中国南部为5个相继的王朝所统治。它们抵挡了北方的蛮族，并且维持了对于整个南方，甚至包括今天的北越的统治。589年，中华帝国以相对较低的代价重新统一。在重新统一的中国，无论是人口或是农业重心，都有着向南转移的倾向。南方的稻米开始取代北方的粟米和小麦，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供给统一帝国的首都，甚至供给中国所有的人口。

中国长时期的混乱和分裂，并没有使中国文化丧失信誉，也没有阻止它向中国以外地区的扩散。304年及其以后北方蛮族的入侵，为朝鲜人提供了于313年摧毁汉族殖民基地的机会，那是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前108年征服朝鲜之后设置在那里的。在朝鲜的西北角，这个殖民基地在整整4个世纪中都存在着。朝鲜本土分裂为3个国家，其中不包括南部海岸为日本人所占据的滩头堡。3个国家中最北部的高句丽于372年接受了中国式的佛教，并在大约同一年使它的行政系统中国化。

中心位于大和（位于主要岛屿本州的西南角）的日本帝国，公元3世纪时已经存在并正在向外扩张。或许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文化就已开始渗入和影响日本。公元5世纪和6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于朝鲜人大量移入日本而强化。这些朝鲜人自称是汉人的后裔。无论他们是否真是汉朝时到朝鲜居住的汉人的后裔，他们确实随身带来了中国文明。早在公元5世纪，日本人就已开始了解汉字。那时，中国文明，包括佛教，经由朝鲜传入了日本。而且，在587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日本人选择了朝鲜形态的中国化了的大乘佛教。589年以后，当政治上重新获得统一的中国恢复了汉武帝开创的行政体制时，日本人才开始借用中国的政治制度。

第四十八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300－900年） 

（谢选骏指出：美洲的事例和其他的文明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文明无不需要建立在榨取环境资源的基础上，但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又演变为日渐扩张的文明，所进行的自掘坟墓的行为。）

 

在中美洲世界，“古典”阶段在约公元300－600年达到鼎盛。在这3个世纪中，蒂亚瓦纳科城持续保持繁荣，马雅型的中美洲文明不仅在中马雅地区而且在尤卡坦都扎下了根。特奥蒂瓦坎在这3个世纪中从文化上统治了马雅的3个地区——尤卡坦、中部地区和高地，甚至可以认为特奥蒂瓦坎对整个马雅地区还行使着某种政治控制。在公元600年前建于尤卡坦的“古典”马雅祭祀中心中有一个是座落在西尤卡坦的奥克斯金托克，该地建筑物就不是马雅的风格，而是特奥蒂瓦坎的风格。另一方面，同样也建于公元600年之前的座落在东尤卡坦的科班祭祀中心，就直接受到中马雅地区“古典”建筑的影响。

大约在600年，特奥蒂瓦坎突然毁于暴乱。（尚没有考古学证据能证明谁是破坏者），但我们可以猜想，同后来南墨西哥文明的破坏者一样，他们也是来自北墨西哥沙漠的蛮族入侵者。）在乔卢拉，可以从一座人造山的最初4个连续堆积层中发现特奥蒂瓦坎的影响，而后来的堆积层却具有它们自己独立的风格。乔卢拉离特奥蒂瓦坎比较近：在中美洲世界的边缘，特奥蒂瓦坎的影响大约于600年消失。乔卢拉也在800年左右遭到毁灭，该城的征服者被认为是北方的蛮族。

马雅并没有卷入从北方成功地征服乔卢拉和特奥蒂瓦纳的那场灾难。但到了9世纪，中马雅地区的“古典”城址也相继被废弃。其原因尚不清楚，这成了中美洲最大的历史之谜。虽然有证据表明特奥蒂瓦坎是经未知者之手用暴力毁坏的，但对于蒂卡尔、瓦哈克通以及中马雅地区“古典”时期其他许多宏大的祭祀中心被废弃的原因，尚找不到任何线索。在最引人注目的“古典”马雅艺术作品中有一批气势辉煌，但又使人毛骨悚然的壁画，它们座落在乌苏马辛塔河中游西岸，考古学家定名为“波纳姆帕克”的一个遗址上。这些壁画是在9世纪初绘成的，正好在中马雅地区开始废弃的前夕。

“波纳姆帕克”壁画描绘的场景是战胜者对战俘犯下的亚述式的暴行，这些壁画本身就表明中部地区的“古典”马雅社会是因为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恶战而自我毁灭的。但是，该地区被废弃的“古典”遗址并没有显示我们在圣洛伦索、拉文他、特奥蒂瓦坎和乔卢拉的考古学证据所证明的故意破坏的迹象。中马雅地区的证据否定了这些遗址是在9世纪被废弃的。关键在于竖立记年石碑的“古典”习惯在这些地方都相继中断了。最具有说服力的假设（虽然并不止这一个假设）是农民不再相信“宗教机构”担负宇宙工作的能力，特别是祈求雨神降足雨水以保丰年的能力。失望的农民可能切断了对“宗教机构”的粮食供应，拒绝继续履行维护和修整宏大建筑物所必需的繁重劳役。但是即便这一假说能说明中马雅地区“古典”遗址的废弃，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马雅风格的中美洲文明（以一种退化的、最终混杂的形式）能够在干旱多石的尤卡坦继续生存。

根据安第斯历史的两种年代体系，“兴盛”时期持续到公元500年之后。根据以地层学而不是放射性碳测定为基础的年代体系，“兴盛”时期是从约公元400年至1000年，大约与中美洲文明的“古典”时期同时代。由于本书暂时采纳了放射性碳测定所确定的年代体系，因而在第39章已经简述了安第斯文明的兴盛时期；在此我们必需要勾画蒂亚瓦纳科－瓦里时期的概貌，虽然很可能安第斯历史的这一整个阶段处在本章年代的下限之外。

同查文文化一样，蒂亚瓦纳科－瓦里文化也起源于高地（后一种文化的两支分别源于不同的高地地区）。后一种文化也从高地发源地传播到高地的其他地区以及沿海平原。这两种安第斯文化的另一共同点是它们的视觉艺术中都同样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看上去体现了一种具有传教使命的宗教。但有证据表明蒂亚瓦纳科文化依靠暴力强加给了秘鲁沿海地区，而在查文文化中却缺乏这种证据。

蒂亚瓦纳科位于的的喀喀湖东南角的东南方约13英里的地方。它似乎是一个并不住人的祭祀中心。它那巨大的砖石建筑比同时代瓦里和古代查文的建筑更加宏伟壮观。蒂亚瓦纳科风格在蒂亚瓦纳科本地似乎在“兴盛”时期已经形成，虽然直到“兴盛”时代结束后它才传播到秘鲁其他地区。如果蒂亚瓦纳科文化向沿海的传播是通过武力征服实现的，那么这可能就是导致“兴盛”时期结束的事件之一。 

第四十九章 先知和政治家穆罕默德（约570－632年）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称呼穆罕默德为“天才人物”，但是正如我在《天才与病残》一书里反复论证过的，天才人物往往都是某种病人。例如穆罕默德就明显具有幻听甚至幻视，并且据此写下了《可兰》。难怪晚年汤因比这位反基督教者也要说：“因此，掠夺、战争和屠杀成了穆罕默德为伊斯兰教赢得胜利的主要手段。基督教徒和佛教徒[虽然不太经常]也犯下过同样的罪行；在犹太教经典中，这些罪行被归结于摩西和约书亚。但佛教与基督教的创立者至少没有为其追随者树立这些坏的样板。”）

伊斯兰教是由天才人物先知穆罕默德与阿拉伯半岛的历史共同创造的。自从阿拉伯的骆驼被驯化之后，即在距穆罕默德的时代近2000年之前，阿拉伯半岛就一直没有断绝过商贾行旅的踪迹，来自北方毗邻的新月沃地的思想观念、制度习俗如涓涓细流不断地向半岛渗透。这种渗透的作用日积月累，到穆罕默德时代，精神力量在阿拉伯半岛的积聚已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不过如果没有穆罕默德应运而生予以引导，这一精神力量也许并不会进发。反过来说，如果穆罕默德生在阿拉伯半岛的时代成熟之前，即使他再有远见卓识和决心勇气，都可能会无济于事。 

阿拉伯半岛是一块次大陆，面积与欧亚大陆的印度半岛和欧洲半岛同等大小。但与这两个半岛不同，阿拉伯半岛气候干燥，只有西南角（也门和阿西尔）一隅的高原能接触到季风，这些高原与红海非洲一边今日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高原极为相似。穆罕默德的家乡麦加位于延伸到红海阿拉伯岸边的高原的较低处，正好处在季风范围之外。麦加并不是终年无雨，它有一眼终年不断的泉水，因而适宜人居住；但泉水的水量非常小，根本不允许麦加城的居民以农业或饲养家畜为生，而后一行业在人们的记忆中，一直是阿拉伯半岛四分之三的可居住地区居民谋生的唯一手段。环绕在麦加泉水周围的这个城镇社区必须要以贸易为生，而这种贸易又必须要有某种宗教约束的保护，以防止以放牧为生的游牧民在诱惑之下向城里的商队征收过重的通行税。

自从骆驼被驯化以来，也门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陆路一直保持畅通。这条交通要道经过麦加；当一座神庙（克尔伯）在麦加泉水的附近建成并取得声望之后，麦加人可以从一年一度的贸易集市中获取利益，那些兼是朝圣者的商人云集麦加的集市作短暂休息；他们完全不必担惊受怕，因为扰乱它将会亵渎神明。

虽然阿拉伯半岛的人口过去和现在都一直稀少，但加在一起的总数却并不算少，因为半岛地域辽阔，无边无际的荒原从西部高原缓缓而下，一直延伸到波斯湾的阿拉伯岸边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在阿拉伯半岛，直到20世纪当人类从地表之下开采出石油之前，大自然对人类一直都很吝啬。在此之前，阿拉伯半岛的居民，除了也门之外，始终免不了忍饥挨饿，当文明骑着骆驼向阿拉伯半岛缓缓渗透的同时，人口也从阿拉伯半岛向外喷发。

闪米特语的各支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它们被来自半岛的移民人流传播到阿拉伯半岛之外。一种也门人的闪米特语不知何时传播到了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高原。阿卡德语传播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盆地，迦南语进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接着阿莫里特语和阿拉米语相继进入新月沃地的两端；最后说阿拉伯语的移民又开始追踪早期说闪米特语的人的后尘。公元前8世纪，第一次载入史册的阿拉伯人离开阿拉伯半岛的大迁徙遭到了亚述人的阻拦。公元前2世纪，塞琉西的君主未能挡住阿拉伯人第二次的迁徙。到这一时期，阿拉伯移民已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永久居留地。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的大规模迁移以及后来11世纪的迁移波及到了整个肥沃新月地带和北非。今天，阿拉米语的分支、阿拉伯语在新月沃地的直接先驱——古叙利亚语在该地区几乎消失；起源于法老时期古埃及语的科普特语在埃及已经消失，只在宗教仪式中还在使用；在西北非，本地的柏柏尔语在阿拉伯语到达之后，则一直被局限在高原和沙漠的偏僻之地。

到穆罕默德的时代，思想观念和制度风俗流向阿拉伯半岛的势头也已很强烈。公元2－3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东北部的阿特拉和巴尔米拉的绿洲及阿拉伯沙漠的最北端受到崇拜的三女神也传播到了汉志（阿拉伯半岛西北部高地）。犹太教最初可能是在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罗马－犹太战争之后由难民带来的，它在泰马、海拜尔和耶斯里卜（即麦地那，先知穆罕默德之“城”）的绿洲以及也门赢得了皈依者。基督教在也门也赢得了皈依者。公元6世纪，也门被吸引到东罗马与波斯帝国之间的商业和政治竞争之中。大约在523年之前和528－571年，也门曾受到阿克苏姆王国的统治，阿克苏姆王国信奉基督教，后成为东罗马帝国的卫星国。从约571年至630年，也门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在公元6世纪的最后25年中，驻也门的阿克苏姆总督曾试图进军麦加。

在穆罕默德生活的年代（约570－632年）罗马人和波斯人之间爆发了两次最后的、并且是耗费最巨的战争。一次是在572－591年，另一次是在604－628年。每个帝国都征调阿拉伯人充当民防队员，部署在与敌对帝国对峙的边境上。波斯帝国阿拉伯边境地区的首府位于希拉赫，就在未来的设在库法的穆斯林阿拉伯军营附近。加萨尼阿拉伯王朝守卫着东罗马帝国在叙利亚的前线。在罗马－波斯战争中，阿拉伯人为交战双方充当雇佣军。他们不仅赚到了钱，而且也受到了军事训练并获得了作战经验。他们用一部分赚来的钱添置装备——如购买胸甲和驯养战马。饲养品质优良的动物是阿拉伯人的绝技；在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过去和现在一直骑在被驯化的骆驼背上谋生；在穆罕默德死后，阿拉伯马又载着阿拉伯征服者来到了卢瓦尔河、伏尔加河和药杀水。

所以，到穆罕默德的时代，黎凡特地区和伊朗的文明正从四面八方向麦加接近，穆罕默德本人就接触到了东罗马帝国的文明。当阿拉伯人不充当东罗马人和波斯人的雇佣兵时，阿拉伯人就作为商人和他们做生意。穆罕默德本人就曾被其未来的妻子、麦加一位女商人赫蒂彻雇佣，率领着商队来往于麦加和大马士革之间。他极有可能是在591至604年之间的和平时期从事这种商业旅行的。可以肯定，在波斯国王哥士娄二世开始入侵并成功地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后，麦加与东罗马帝国的贸易变得很不稳定。穆罕默德首次接受到真主启示的经历发生在约610年。这时他已娶赫蒂彻为妻，在麦加成家立业。

穆罕默德知道犹太人和基督徒是“有经人”，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包含信息和戒律的圣典。他们相信，穆罕默德也深信不疑这些圣典是上帝发布的启示。穆罕默德相信正降示于他的《古兰经》是真主最后的启示——是专门向阿拉伯人宣示、因而也是使用阿拉伯语的一部最终的启示。既然在《古兰经》以及犹太人的圣典和《福音》中，一神论都是启示的基本真理，穆罕默德也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指望得到耶斯里卜已经信奉犹太教的阿拉伯部族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如果穆罕默德指望耶斯里卜的犹太人仅因为《古兰经》是真主向说阿拉伯语的人降临的启示就放弃犹太教而改宗伊斯兰教，那他就太天真了。穆罕默德不可能不知道犹太人一直坚持不愿放弃犹太教而信仰基督教。

耶斯里卜的犹太人同耶斯里卜的异教徒一样，都没有响应穆罕默德让他们成为穆斯林的号召，但是这些犹太人对自己的不圆滑粗心大意满不在乎。他们指出《古兰经》在提及《托拉》中的经文时犯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十分显著但又无关宏旨。对穆罕默德来说，这种冷言相拒显然对他造成了伤害。他的手段是野蛮的，与犹太人冒犯他的程度完全不成比例，而且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耶斯里卜的犹太人是少数派，同时又很富有。穆罕默德听任耶斯里卜社团中的穆斯林多数派不受约束地抢劫和驱逐耶斯里卜的犹太人。耶斯里卜最后一批穆罕默德的受害者甚至不被允许离境，即使他们除了求和已一无所有。他们不仅被抢劫一空，而且男人们还遭到屠杀，妇女和儿童则沦为奴隶。

因此，掠夺、战争和屠杀成了穆罕默德为伊斯兰教赢得胜利的主要手段。基督教徒和佛教徒（虽然不太经常）也犯下过同样的罪行；在犹太教经典中，这些罪行被归结于摩西和约书亚。但佛教与基督教的创立者至少没有为其追随者树立这些坏的样板。

 

第五十章 伊斯兰教国家的扩张（633－750年）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算计出，“阿拉伯人在7世纪的征服抵销了亚历山大于公元前4世纪在同一地区征服活动的影响。阿拉伯人结束了希腊人在黎凡特地区的优势地位。这一地位到公元633年为止已经维持了963年之久。”现在我们看看，从公元633年开始的963年是哪一年？是公元1596年。那正是奥斯曼帝国兴旺的时候。看来到目前2012年为止，阿拉伯人比希腊人多流行了416年。但这也不可能一直继续下去的，到那个时候，新的东西就会取代伊斯兰教了。）

伊斯兰国家征服的速度和范围令人吃惊。到641年穆斯林阿拉伯人已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征服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杰济拉）、巴勒斯坦和埃及。到637年他们从波斯帝国手中征服了伊拉克，并在651年征服了将东北部的梅尔夫都包括在内的整个伊朗。653年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前罗马和前波斯帝国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臣民）在优惠的条件下向伊斯兰教国家投降。从647年到698年，阿拉伯人从东罗马人手中征服了西北非洲，在710－712年间，他们继续扩张，灭掉了西哥特王国，除了西班牙的西北角之外，他们征服了西哥特统治的全部地域，包括西哥特人在西南高卢残余的领地。与此同时在711年，阿拉伯人征服了信德和南旁遮普，并向北达到木尔坦。

在661至671年期间，阿拉伯人征服了托卡里斯坦（今天的阿富汗乌兹别克），该地曾经是厌哒匈奴从波斯帝国抢夺来的领土的一部分。这次征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使伊斯兰教国家横跨在经乌浒河－药杀水流域中印陆路交通线上。706－715年，阿拉伯人进一步征服了河间地带，该地曾是遭厌哒帝国劫掠的突厥草原帝国的一部分。阿拉伯人曾一度遭到挫折，但在河间地带他们恢复了进攻。他们像在西北非一样坚持了下来。739－741年他们最终征服了整个河间地带。但在另外4条战线上，他们受到无法克服的阻击。

阿拉伯人在征服小亚细亚方面未能扩大他们对叙利亚征服的成果。741年他们在阿马努斯山一线停顿下来。阿马努斯的“马尔代特人”在阿拉伯人看来是“反叛者”，但对于东罗马帝国来说，他们却是忠诚不二的臣民。677年阿拉伯人曾在黎巴嫩获得一个暂时的立脚点，他们此后曾将自己的边疆越过阿马努斯山，推进到托罗斯山脉，但是他们从未在这条线以外获得永久性的立足点。第五位哈里发穆阿威叶一世（661－680年在位）认识到，为了征服小亚细亚和消灭东罗马帝国，阿拉伯人必须占领君士坦丁堡；要占领君士坦丁堡，他们必须要从东罗马人手中夺得地中海的制海权。669年穆阿维叶建立了一支舰队，674－678年他的军队从海陆两路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但这次围攻成了阿拉伯人的一场灾难。东罗马的舰队装备了喷火器（“希腊火炮”）和发射这种火器的装置，由一位流亡的叙利亚技师负责操纵。717－718年阿拉伯人第二次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也同样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732年阿拉伯人进攻高卢失败。在到达卢瓦尔河之前，他们在普瓦捷受阻。737－738年他们在征服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哈扎尔的游牧帝国时再次遭到失败。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征服就这样达到了其极限，但这些征服迅速突然、范围广阔，其原因与汪达尔人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活动完全一样。这些入侵者攻击的都是军事上已经虚弱的帝国，但这些帝国的交通网又完好无损，使得入侵者可从中获利。阿拉伯人在7世纪的征服抵销了亚历山大于公元前4世纪在同一地区征服活动的影响。阿拉伯人结束了希腊人在黎凡特地区的优势地位。这一地位到633年为止已经维持了963年之久。

阿拉伯人得益于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性论基督徒的立场。这些人并不对统治者的变更感到遗憾；萨珊波斯，帝国统治下的聂斯脱利教派对自己先前的伊朗主人也并不抱有真正的忠诚。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伊朗人很快放弃了维护其政治独立地位的战斗，尽管他们是波斯帝国的统治民族，琐罗亚斯德教又是他们民族的宗教。在西北非洲，柏柏尔人对征服东罗马帝国属地的阿拉伯人友好亲善。柏柏尔人曾经是多纳图斯教派的骨干，君士坦丁一世皈依基督教使得他们与罗马帝国的统治一直格格不入。

另一方面，在居民效忠于东罗马帝国和卡尔西顿形式的基督教的小亚细亚，阿拉伯人受到了顽强抵抗，并始终被阻挡在外。在河间地带，阿拉伯人也遭到阻碍（虽然只是暂时性的），那里的居民当时都是大乘派佛教徒。亚历山大在河间地带也曾遭到过顽强的抵抗。在呼罗珊和托卡里斯坦（以前的安息和大夏），当地的伊朗居民对阿拉伯人以礼相待，就与他们在大夏的祖先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征服后与希腊人和睦相处的情形一样。在所有时代，毗邻欧亚平原的广阔世界边疆地区的所有居民，在防范游牧民族方面都有着共同利益。

阿拉伯人的征服还得益于《古兰经》的一条训诫。该训诫宣称如果“有经人”服从伊斯兰政府，同意交纳一笔附加税，他们将得到宽大和保护。这一训戒的好处从犹太人和基督徒延至琐罗亚斯德教徒，最后还惠及印度教徒。阿拉伯人将在非穆斯林臣民中征收税收的工作交给现有的当地税务官掌管。在先前萨珊王朝的版图上，这些税务官叫德赫坎（乡绅）。这些官员们用希腊文或钵罗钵文书写的帐簿，一直保存到哈里发阿布杜勒·马立克统治时期（685－705年）。阿布杜拉·马立克把它们改成阿拉伯语，他的继承人瓦利德一世在埃及终止了官方使用科普特语，先前科普特语一直是与希腊语并用的。但是当地的税务官员，虽然现在他们必须要在工作中说阿拉伯语，却获准保留了职位，他们并没有被阿拉伯人取代。

守卫伊斯兰国家属地的阿拉伯人驻军分布在各个兵站，有些兵站位于边境，有些兵站则在阿拉伯半岛和新月沃地南部边缘的交界处。大多数兵站都是新设的，全部在城外或城市附近。虽然阿拉伯人的兵站吸引了非阿拉伯人的定居者，但在伊斯兰教帝国史上的最初阶段、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社会接触很少，伊斯兰教的传播远远落后于伊斯兰教国家版图的扩张。在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是强制性的义务，而在各个属地，改宗伊斯兰教不仅没有强制，而且也并不受到真正的鼓励。

驻守在各个属地上的穆斯林阿拉伯人驻军并没有传教士的热情。他们对待自己宗教的态度很像继承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国家中的阿里乌派基督教大师的态度。他们把宗教当作一种民族标志来佩戴，用来把自己与臣服的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居民区别开来。对于伊斯兰帝国的臣民来说，改宗伊斯兰教在经济上颇有吸引力，是可能获得穆斯林“统治集团”相对优惠的纳税人地位的一种途径。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地位的税赋较轻，伊斯兰的财政部反对人们改宗伊斯兰教，而且在发生改宗之后，仍力图宣布它在纳税方面的作用无效。747－750年的内战，就是改宗者用武力对自己权力的维护：他们要求享有与生来就是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平等的法律地位。在这场内战中，除了在西北非的西端和西班牙，哈里发的倭马亚王朝在各地都被阿拔斯王朝取代了。这次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自位于伊拉克库法的阿拉伯人兵站，但是起义最先是在呼罗珊爆发的。在呼罗珊地区，改宗者人数特别多，他们与当地阿拉伯士兵—定居者的社会融合已达到异乎寻常的程度。然而，最早对反叛的鼓动作出响应的呼罗珊人却不是当地的伊朗人，而是一群定居在当地的阿拉伯人。这些阿拉伯人对在倭马亚人统治之下自己地位的下降而愤愤不平。

747－750年内战的表面问题是王朝的更替，它实际上是一场争论中的偶然事件，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作为伊斯兰教国家元首的穆罕默德政治地位继承问题。穆罕默德本人没有儿子，也没有指定任何继承人。他的堂弟和女婿阿里宣称自己是合法的继承人，因为他和妻子法蒂玛是穆罕默德最近的亲属。如果阿里能成功地使其主张为人接受，那伊斯兰教的哈里发职位就成了穆罕默德家族的特权。这和耶稣死后犹太人基督教社团的领导权成为家族事务一样，当时接任社团领导的是耶稣之弟雅各而不是耶稣的亲近使徒彼得。但是，在穆罕默德死后，管理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职责是由一个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承担的。在选举穆罕默德的政治继承人之时，该委员会忽略了阿里，而使他一连三次感到失望。在第三次空位时，阿里获得了任命，但结果却证明他在政治上不能胜任。661年阿里被刹杀后，穆罕默德的政治遗产被穆罕默德最激烈、最不可宽恕的古来氏敌手之一的儿子穆阿威叶一世所夺取。

穆阿威叶一世的母亲名叫希恩德。与穆罕默德的结发妻子（他先前的雇主）一样，她也是麦加的一位女商人。希恩德和她的儿子穆阿威叶与穆罕默德并不沾亲带故，除非所有的古来氏人都被认为是血统相同。穆阿威叶在同龄的古来氏人中是最能干的一个。阿里在政治上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阿里和儿子侯塞因（即穆罕默德的外孙）都惨死于暴力。穆阿威叶建立了一个王朝，这一王朝于601－750年在巴格达、于756—1031年在西班牙行使统治。但是倭马亚王朝从未成功地赢得对其合法性无可争议的承认。

因而，在伊斯兰教国家的政治结构中，穆罕默德一死立即出现了一个裂缝。这一裂缝从未合拢过。最热情地投身于747－750年反倭马亚王朝革命的人就是忠诚于阿里及其继承人的人。但是阿里党人在这一时期同样遭到挫折，情况与阿里在其短暂而又不幸的哈里发任期（656－661）内没有什么两样。有“屠夫”之称的艾布·阿拔斯749年在库法成功地被承认为哈里发，取代了叙利亚的最后一任倭马亚哈里发迈尔万二世。与倭马亚人不同，艾布·阿拔斯是阿里和阿里堂兄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成员，但他不是阿里与其妻子法蒂码的后裔，而是阿里与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而阿拔斯同倭马亚家族的阿布·苏富扬及其子穆阿威叶一样，都是最后一刻才皈依伊斯兰教的麦加人。

 

第五十一章 东罗马帝国的复兴（628－726年） 

（谢选骏指出：波斯人放弃了自己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东罗马人坚持了自己的宗教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即使在一千年后的奥斯曼人的全面征服之后也是如此。这并不说明波斯人不争气，因为波斯人和东罗马的希腊人后来都在考验自己的共同亡国经历中恢复了活力。这只是说明琐罗亚斯德教缺乏足够的活力。）

 

当穆斯林阿拉伯人向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同时发起挑战时，他们激起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东罗马帝国进行了抵抗，并且生存了下来，尽管生存空间有所缩小；而波斯帝国却屈服投降，最终解体。不过，尽管方式不同，波斯人和东罗马人还是在考验自己的共同经历中恢复了活力。 

阿拉伯人的琐罗亚斯德教臣民比他们的各种教派的基督教臣民更乐于和更迅速地接受了伊斯兰教。在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派最后沦为一个规模不大的少数派，仅限于几个孤立的飞地之中。一小批移居到伊朗西部的难民仍然保存着琐罗亚斯德教。钵罗钵语（中古波斯语）的单词是由古叙利亚字母拼写的，但却当作表意符号来表示对应的波斯语单词。琐罗亚斯德教的礼仪和经典一直使用这种书写波斯语的笨方法，但改宗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却采用阿拉伯字母、依照字母顺序来书写波斯语，并在波斯语汇中融合了大量的阿拉伯语词。这些改宗者为未来的行政官员和诗人们创造了一种新波斯语。

东罗马帝国仍然保存了它在托罗斯山脉西北的小亚细亚领土，并且以海峡尽头的君士坦丁堡作为桥头堡。塞浦路斯在674－678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后，通过条约获得中立，但包括从克里特岛到巴利阿里群岛在内的其他地中海岛屿仍然操诸于东罗马之手。尽管东罗马政府实际上未能控制它在西北非占领的海岛，但它并没有丧失西西里岛和威尼斯湾中的小岛；而且，在君士坦丁堡以西的欧洲大陆，它仍然维持着一连串的沿海据点，这些据点从塞萨洛尼基一直向西延伸到拉韦纳和罗马。

公元前5世纪时的西西里和公元6世纪末叶前的小亚细亚，希腊语已经完全取代了本地的非希腊方言。东罗马帝国在海缪斯（巴尔干）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之间的曾经说拉丁语的居民，最初被十丁抽一地征入东罗马军队，后又被多瑙河对岸的蛮族入侵所淹没。这些入侵开始于公元3世纪，7世纪时达到高潮，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内陆都被斯拉夫人定居者永久占据。这些人甚至还占据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在北方，残存的拉丁语居民躲进了深山，沦落为散居在外的牧羊人（弗拉克人）。

这些人口迁移和统治权变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希腊语成为东罗马帝国的民族语言：现代希腊语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通用语，而古雅典城邦的共同语则成为卡尔西顿派（别称正统派或大公派）基督教会的公共管理和礼拜仪式用语（只在帝国境内残存的部分拉丁语地区是例外）。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罗马一直是一个使用两种语言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公元330年建成后的最初2个世纪内也同样如此。但是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只通用希腊语。拜占庭基督教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虽然仍然信奉同一种教义，但两者之间的语言障碍已经开始出现。

东罗马帝国的希腊在受到了4世纪时卡帕多西亚基督教教父们的推动。本书第45章已经提到了凯撒利亚的圣巴西勒将帕科米乌斯的集体修道制引进希腊语世界。圣巴西勒、他的兄弟尼塞的圣格列高利和他们的朋友纳西盎的圣格列高利都出身于小亚细亚边缘地区富有的上等阶层家庭。这一地区4世纪时，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仍然使用一种非希腊语的本地语言。巴西勒和纳西盎的格列高利曾在雅典大学学习，并见到了未来的皇帝尤里安（与他们一样，尤里安也生长在小亚细亚内地）。这3位卡帕多西亚的教父用2世纪非基督教的所谓“高级文化修养的”演讲所使用的新雅典希腊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著作。这些卡帕多西亚基督教父的希腊风格比尤里安更为优雅；而且与尤里安不同的是，他们作品的素材无瑕可击。卡帕多西亚的教父们被后来描写世俗和宗教题材的希腊语作家当成了典范。对这些卡帕多西亚教父们著作的赞美和模仿，阻碍了现代希腊语在文学中的使用，尽管这种语言到7世纪时已成为希腊语世界的流行语言。

633－641年阿拉伯人的征服活动使叙利亚在政治上脱离了东罗马帝国，但自从黎凡特地区的居民持续地改宗基督教后，叙利亚文明就一直影响着希腊文明。说希腊语的基督徒并没有在文化上拥有对说叙利亚语的宗教同伴的优越感。在基督学争论开始在神学上和政治上使希腊人和叙利亚人彼此疏远之前，希腊人从叙利亚那里接受了某些持久性的文化赠礼。拜占庭风格的音乐和礼拜诗歌是所有东正教民族的共同财富，其创作者就是一位改宗卡尔西顿派基督教的叙利亚犹太人作曲家罗曼努斯（约480－550年）。罗曼努斯的赞美诗是用古雅典的共同语写成的，但节拍和旋律却是叙利亚式的，对于希腊语诗歌和音乐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新起点。

这次经济恢复采取的形式和中国5世纪时华北的经济恢复一样。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能够与大地主和帝国的税吏抗衡。在5世纪时的中国，我们有北魏孝文皇帝采取措施保护农民的记载；在7世纪时的东罗马帝国，我们的证据是据认为是在7世纪末颁布的一部《农民法》。这部法律显示农民正在耕种荒地，修建水磨。我们可以断定，农民还没有因赋税负担太重而减少自己土地的规模和生产能力。我们还可以断定，当时在东罗马帝国境内，大地主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霸占所有无主土地的程度。无疑，就同在中国一样，东罗马帝国的大庄园并未消失，但是，以牺牲小土地所有者的大庄园的扩张至少受到了限制。

在6世纪的华北，农民被武装起来，参加训练，担任民兵。在7世纪结束前的东罗马帝国，一支主要是依靠被分配土地的产品而维持的农民民兵则逐渐构成了帝国军队的主体。我们发现这支民兵组成为4个军团，这些军团的名称表明它们在阿拉伯人的进攻之前，已被部署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和多瑙河下游一线。为了守住帝国的核心，它们甚至不惜将守卫帝国外围领土的任务交给当地人自己解决，而集中驻守在小亚细亚。这些军团在小亚细亚腹地建立的拓居地，无疑成了重新移居这一地区的第一步。各军团司令后逐渐成为其部队驻守地区的行政长官，戴克里先－君士坦丁时代的行省为了世俗的目的而被废止，它们只保留在帝国的教区地图上。这些军团和相应的行政区后被称作锡玛塔（这一名词可能意指东罗马官方簿记上的“登记处”或“登记项目”）。

从642年开始，小亚细亚饱受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之害，但这种动乱不休的状况有利于受到训练的武装农民。农民可以守卫地们分得的土地；而敌人的抢劫则使帝国的税务官逃之夭夭，并使大农庄园成为对富人无利可图的投资。对于东罗马的农民来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税务官或积聚土地谋利的投资者相比，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还是危害较小的祸害。在小亚细亚就同在中国一样，只要农民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土地，社会就能持续不断地复苏。

 

第五十二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634－756年） 

（谢选骏指出：基督教的生力军来自野蛮民族：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正如回教的生力军也是如此：土耳其人。在这种意义上，我对基督教在华发展比较悲观，不过考虑到近代的百年革命已经把中国人变成了一种新的野蛮人，因此基督教在中国还是大有潜力的。精神真空的存在，使得中国真有可能成为基督教国家。）

634－756年间，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域中心继续向西北移动，这一趋势成为基督教世界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显著特点。法兰克王国在高卢的崛起，从政治发展水平上表现出了这种趋势；它的缔造者克洛维以基督教尼西亚会议和卡尔西顿会议的方式对基督教的皈依，以及罗马教廷对不列颠领土的获得，从基督教会自身的发展水平上表现出了这种趋势。在这些年代中，人们可以看到，在阿尔努尔夫家族的统治下，法兰克王国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阿尔努尔夫家族（回溯加洛林家族便知）在墨洛温王朝扮演着宫相（宫中的主要行政官员）的角色。在这些年代中还可以看到，教皇统治的基督教会权威在不列颠诸岛更加巩固，并不断扩大它的地理范围，而且通过英格兰传教士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扩展到了欧洲大陆的西北部。在同一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农业中心（在这一时期，这个地区与当时任何地方一样，农业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从地中海西部沿海地区向北移动。 

基督教会领地的重心和罗马教廷道德－政治的势力范围，在634－756年间，也同样向西北移动。穆斯林阿拉伯人对西北非的占领，对伊比利亚半岛绝大部分的占领，对比利牛斯山脉和罗讷河口之间高卢地区的地中海沿岸的占领，并没有夺去教皇对这些地区基督教臣民的管辖权。但在伊斯兰教统治下，西北非的基督教，像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一样，由于皈依伊斯兰教而失去了信徒，而且比基督教在从前的西哥特王国或在黎凡特地区的肥新月沃地失去信徒的速度更快。西北非的基督教会，自从多纳图斯教派信徒与天主教徒绝裂后，一直屡遭不幸，却为维护教皇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权威扫清了道路。基督教在西地中海的北部地区生根之前，已在西北非广大地区根深蒂固。只要西北非教会还能保持团结向上，它就不会心甘情愿地承认罗马基督教会的至尊至上。

另一方面，东罗马帝国政府大约在732或733年，给予罗马教廷一次沉重的打击，它把意大利的“靴尖”、西西里和整个东伊利里亚从罗马教廷手里移交给君士坦丁堡教廷管辖，并把西西里的原属圣·彼得教产的岁收从教皇手中转进了帝国国库。但在东罗马帝国政府看来，对教皇的这种经济上的惩罚，并不能弥补政府在亲自处罚教皇格列高利二世和三世的问题上表现出的无能。717－718年，为了抵御阿拉伯人，保卫君士坦丁堡，皇帝利奥三世（717－741年）强征附加税，以解决军费开支，结果遭到了西部臣民的抵制，格列高利二世竟公然反抗利奥三世，支持臣民的抵制运动；接着，臣民又抵制利奥在726年发布的关于禁止教堂放置画像的命令，格列高利二世再次与利奥作对，支持臣民。教皇格列高利二世（715－731年）、和他的继位者格列高利三世（731－741年）相继革除了那位利奥三世在君士坦丁堡任命的软弱顺从的主教的教籍。这2位教皇就是以此表明他们在教会上和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但从基督教会已失去的土地和岁收来看，教皇统治还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东伊利里亚的内政如今已操诸于教皇和皇帝都鞭长莫及的异教徒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手中，但东伊利里亚仍包括塞萨洛尼基、基克拉泽斯和克里特。

就在罗马教廷丧失东南部领土之前，它便已经在西北部获得了领土。634年，诺森伯里亚王国－罗马帝国在大不列颠最北端的英格兰的后继国，已被爱尔兰教会从罗马教廷手中抢走。它在664年又被罗马教廷重新夺回来。继罗马教廷在英格兰取得这次胜利后，在8世纪，苏格兰、威尔士、布列塔尼和爱尔兰的凯尔特教会相继归顺了罗马教廷。669－690年间在英格兰，流亡的希腊僧侣塔尔苏斯的狄奥多尔重新组建了罗马天主教。狄奥多尔曾被教皇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本尼狄克式的禁欲生活已在7世纪的英格兰根深蒂固。在诺森伯里亚地区贾罗的那座本尼狄克式修道院，有一名叫比德的僧侣，他于731年出版了著名的《英格兰人教会史》一书。

690年，一位诺森伯里亚的英格兰僧侣威利布罗德－克勒门特作为一名传教士去了欧洲大陆，到了弗里西亚。其后，在716年左右，一名西撒克逊的英格兰僧侣温弗里德－卜尼法斯受教皇保护，在图林根、黑森和巴伐利亚等地作为一名传教士开展活动。墨洛温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宫相为威利布罗德和卜尼法斯提供了政治庇护。741－747年间，经奥地利（东法兰克）宫相卡洛曼提议，卜尼法斯在罗马范围内重新改革组建了法兰克教会。但在法兰克政府里，卡洛莫和他的继承者们像东罗马皇帝一样，小心翼翼地不敢对其管辖下的基督教机构说三道四。

不过，加洛林王朝和教皇统治觉得有必要相互支持。自687年以来，加洛林家族事实上已成为法兰克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想获得法律上的认可。750年，丕平三世“矮子”请求教皇来裁决这个问题。751年或752年，他怀揣一位教皇给他的、正合他心意的祈祷文，召集法兰克人集会，这次集会废黜了有名无实的墨洛温国王，选举丕平为国王。丕平的当选，通过卜尼法斯举行的涂圣油仪式而确定下来（这种仪式摹仿于《旧约全书》中所记载的古以色列人的习俗）。同时在751年，当教皇扎迦利正要对丕平的请求作出满意答复之际，伦巴德人已占领了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前沿阵地拉韦纳。

东罗马人不可能重新占领拉韦纳，并且也未做这样的努力。第一次征召他们的武装力量是为了保卫帝国的本土，以抵御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的侵袭。很明显。伦巴德人现在正随时可以占领罗马，除非教皇能找到一位代理人，这位代理人所能提供的军事援助，从某些方面而言，连君士坦丁堡也不再能提供。至今，教皇统治还没有在政治上把它自身同东罗马帝国分离开。而在753－754年间，教皇司提反二世或三世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请求丕平军事干涉意大利。在754年，他亲自为丕平行涂圣油礼，同时还为丕平的儿子查理（未来的查理大帝）和卡格曼举行了涂圣油礼。在755年和756年两年里，丕平两度越过阿尔卑斯山，击败了伦巴德人，除了阻止他们占领罗马之外，还迫使他们最终放弃拉韦纳四周的前罗马领土。尽管君士坦丁五世皇帝请求丕平归还这块土地，但丕平并未使他如愿，却把这块领土献给了教皇。

第五十三章 东亚（589－763年）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始终停留在“统一”、“分裂”的老套上，而没有深入到文明周期的层面。所以他只能拿秦隋、汉唐来进行比较，而不懂得这两组对比只有政治上的相似，在文明周期的意义上是完全失当的。在文明层面上，可以比较的是秦两汉与元明清，而隋唐的统一向更为古远时代的对比只能相当于西周的封建。隋唐周边的日本朝鲜渤海南诏吐蕃，不过相当于向化的夷狄方国。）

从589年开始，中国享有了至少一个半世纪的统一、强盛和繁荣。这与此前开始于185年东汉政权崩溃的分裂和灾难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89年，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重新统一，这是自304年蛮族入侵北方以来的第一次。统一之后，重新采用了汉武帝通过考试儒家经典征募帝国行政人员的体制。统一后的中国，重又向本上边界以外的地区进行扩张。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成于北魏孝文帝为每一户农民提供了生存所需的最低限额的土地。他的后继者则通过组织农民民兵扩大了这一划时代改革的效果。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正是运用这个手段征服了中国南方，并于589年实现了南北方的合并。农民民兵也使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太宗（626－649年在位）．得以征服中亚。北魏和它在北方的后继王朝并未冒险去限制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隋朝却于589年以后这样做了。他们规定了大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额，其数量与占有者的身份等级相一致。无论是隋还是后继的唐，都没有没收大地产。毫无疑问，限制大地产的规模，保证农民占有最低限额的土地，只是一个从来未能在实践中完全实现的理想。根据记载，在唐朝初期，帝国岁入的五分之四仍来源于向农民征收的人头税。很显然，8世纪几乎使帝国倾覆的灾难，正是帝国政府在8世纪上半叶不再能继续向农民提供所规定的最低限度的土地的结果。

隋朝于589年重新统一了中国，但它几乎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王朝一样短命。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炀帝（604－618年在位），就像中国的第一位统治者秦始皇那样肆无忌惮，其对于臣民的勒索繁重而令人难以容忍，结果激起了埋葬隋王朝的大起义。中国因此而陷入了12年的内战和无政府状态（617－628年），直到新的唐王朝重新确立了统一和秩序。唐朝像汉朝一样受益于被推翻的前一朝代所取得的成就。他们在实际上恢复了被推翻的体制，但采取了比较温和圆滑的方式，从而不致引起强烈敌对的反作用，正是这种反作用使隋朝皇权落地。 

中国的重新统一晚于欧亚大平原上游牧民族的重新统一。552年，突厥建立了一个草原帝国，其规模与公元前2世纪匈奴建立的帝国相当（匈奴人和突厥人都讲突厥语方言）。突厥草原帝国于581年破裂，唐太宗于630年征服了东突厥。637年，汉族和畏兀儿人（也是一支讲突厥语的草原游牧民族）协力彻底摧毁了西突厥。尽管如此，此时的中国却不得不认真对付吐蕃，而且，阿拉伯人也已经走上了战争之路。

607年，西藏获得了政治统一。在吸引西藏进入自己的文化轨道的竞争中，中国文明不如印度文明成功。然后，吐蕃与中国争夺对于塔里木盆地的控制。661－671年，阿拉伯吞并了吐火罗。所以，唐代就像西汉时一样，中国在陆上向印度和西南亚的推进受到了挑战和限制。然而，中国向西推进的短暂的军事行动再次打开了西方文化进入和影响中国的道路。中国的佛教徒仍然通过陆地或海洋与印度的佛教徒发生联系。琐罗亚斯德教大约于525年在中国取得了立脚点，有记载说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传教士于635年在长安传教，摩尼教似乎在7世纪结束之前就已传到了中国。哥士娄一世吞并吐火罗之举，肯定是促使萨珊波斯帝国境内的这3种主要宗教在几乎整个6世纪向东扩散的原因。此后，阿拉伯对萨珊帝国的征服，肯定进一步刺激了这种向东方的扩散，因为，毫无疑问，阿拉伯的征服引起了难民向东方的流动。

隋代和唐代的皇帝们都醉心于佛教。也都容忍了其他的外来宗教。然而，儒家经典的复兴和儒家重新建立帝国行政机构的实际目标，却使得儒家逐渐掀起了一场反对所有的，包括佛教在内的外来宗教的运动。

同时，在唐代初期，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这方面，长安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但是，初唐的中国视觉艺术和诗歌则是有中国特色的。彩陶图案生动地反映了日常生活。诗人李白（701－762年）与杜甫（712－770年）与倒霉的玄宗皇帝是同代人。唐帝国和中国文明，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5世纪时，日本国向中国南方的一个王朝派遣了使者。607年以后，常有使者被派往长安。608年，隋朝的一位使臣陪同日本使团回国。646年，日本国政府引进的（至少在名义上）行政制度，包括向农民授田，都是对中国的效仿。710年，日本在奈良建立的都城，实际上是缩小了伪长安的翻版。

日本和朝鲜效仿中国，显示了中国的威望。但是，8世纪中叶，中国遇到了一系列的灾难。751年，阿拉伯人在大宛北部即今天苏联中亚的塔拉斯河畔打败了中国人，其成为中国对塔里木盆地以西地区的军事行动和政治影响的终结。同一年，泰族国家南诏（在今天中国的云南省）击退了汉人的进攻。泰人和朝鲜人、日本人一样，模仿了唐朝的制度。这使他们得以建立国家，保存自己，甚至反对统一的中国，并可能最终采取攻势。这是一件怪事，因为在此以前，长江以南的蛮族表现得很容易为汉族人征服和同化。755年，出身于粟特突厥的将军安禄山发动了叛乱。这场叛乱直到763年才被平息，结果是人民和土地均遭到蹂躏。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764年中国的人口比754年减少了三分之一。

 

第五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750－945年） 

（谢选骏指出：从统一帝国的角度看，公元750年的哈里发王朝更替，类似于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变、秦朝向汉朝的转移权力、元朝被明朝取代。其中既有哲学的改变，也有权力的调整，结果使得帝国获得了更大的公约数、更深的统治基础。）

750年的革命改变了伊斯兰教国家的性质。从633到750年，这个国家听任享有特权的穆斯林阿拉伯人占支配地位，他们统治了大量的非穆斯林臣民和为数不多但却不断增加的改宗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支配地位”现已被仍然是享有特权的少数派穆斯林的“支配地位”所取代。但是它已成为一个包括各个民族的穆斯林共同体。这一伊斯兰教共同体（乌玛）还有可能是普世性的。它可以进一步包括伊斯兰教国家的所有居民和整个人类。750年阿拉伯人“支配地位”的放弃在813年得到进一步的肯定。在这一年第五位阿拔斯哈里发哈伦·赖世德之子马蒙尽管已经继承了帝国的伊朗部分，但仍然出兵吞并了由其兄弟阿明继承的，居住着绝大多数阿拉伯居民的帝国的西部领土。 

对于伊斯兰教国家来说，结束伊斯兰教共同体与阿拉伯民族的同一性，其代价是将政府转变成萨珊波斯人的专制形式。阿拉伯人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思维习惯，不仅阿拉伯的游牧部落是这样，而且在阿拉伯半岛的绿洲和在驻扎着占领者的阿拉伯部落民的各地兵站中定居的阿拉伯人也同样如此。希腊编年史家狄奥凡（写于约810－813年）把伊斯兰教国家的元首称作“议事会主席”。这一称呼准确地描述了最初4位哈里发的地位。他们的倭马亚继承人在与自己的同胞阿拉伯人的关系方面也并不是专制君主。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依赖于阿拉伯人的支持。阿拉伯人派性极强，动辄发怒。他们必定受到了倭马亚家族的穆阿威叶及其继承人的调教和劝诱。阿拉伯人地位的下降，免除了对阿拔斯家族行使权威的约束。在非穆斯林面前，非阿拉伯穆斯林现在赢得了与阿拉伯人平等的地位，但他们并未继承随意对待政府的特权（阿拉伯人自己也失去了这一特权）。

阿拉伯语并未随着阿拉伯人的地位而下降。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之下，阿拉伯语继续是伊斯兰教国家的官方语言，当然也是阿拉伯诗歌的语言，虽然阿拉伯诗人和阿拉伯语法的学者现在并不一定都是具有阿拉伯血统的人。813至833年间担任哈里发的马蒙，依靠伊朗人的军事和政治支持，但他推动了将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工作。这些著作有些是从希腊文原文直接翻译的，有些是根据现有的从希腊文译成古叙利亚文的译本转译的。到7世纪末，伊斯兰教国家的非阿位伯人官员已必须要掌握两门语言。9世纪时的翻译家就是从这一阶层中产生的。这种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即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哈兰。该城一直到9世纪还保存着一种希腊化形式的前基督教和前伊斯兰教的巴比伦宗教。另一渠道是位于胡齐斯坦（古埃兰）的容迪沙普尔，它是由萨珊王朝皇帝沙普尔一世建造，用来囚禁他从叙利亚抓来的俘虏的。它后来成为一个聂斯脱利派的医学院的所在地。

大量的从希腊语和古叙利亚语翻译成阿拉伯语的著作表明，当时已有一批思想上十分活跃的阿拉伯语读者。这种新生的阿拉伯文化的中心是巴格达，它位于底格里斯河的西岸，距萨珊波斯帝国及其先驱安息阿萨息斯王朝的前都城泰西封很近。巴格达作为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首都始建于762年。与一个半世纪之前的长安一样，巴格达也变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城市。通过9世纪在巴格达城思想和智力的发酵，阿拉伯语进一步精练优雅，从而有资格成为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到大西洋的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混合语。

阿拉伯语还开始取代当时在伊斯兰帝国流行的其他一些语言而成为日常生活的用语。在这方面，阿拉伯语未能挤走波斯语。波斯人保留了他们的古代语言，尽管他们采用阿拉伯字母来书写这种语言并用阿拉伯语外来词来丰富他们的语汇。这种新波斯语（法斯语）后成为一种伟大文学的表达工具。阿拉伯语代替其姐妹语——闪米特语中的古叙利亚语要更容易一些，到阿拉伯人征服时，古叙利亚语已成为新月沃地所有农民的母语。阿拉伯语还逐渐传播到埃及，取代了科普特语，并且更为迅速地传播到西北非，取代了各种柏柏尔语言。柏柏尔人的文化较落后，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但是，在本章涉及的整个时期，新月沃地和埃及的农民却仍然忠诚于基督教。在这一时期，他们很少采用阿拉伯语。

750年的革命标志着伊斯兰教帝国扩张时期的终结，同时也是其分裂时期的开端。尽管阿拉伯人是伊斯兰教国家享有特权的主人，但他们仍常常陷入内战之中。考虑到这一事实，人们不能不为这一事实感到惊奇：他们不仅设法创造和保持了他们庞大的征服对象，而且直到倭马亚政权倒台之前还进一步将其予以扩大。阿拔斯家族未能成功地继承伊斯兰帝国的全部版图。756年倭马亚家族一位幸存的流亡者赢得了伊比里亚半岛逊尼派穆斯林社团的效忠。在757至786年之间、有3个哈瓦立及派的国家建立于阿尔及利亚和阿特拉斯山脉南部一侧的柏柏尔人地区。（哈瓦利及派即“分裂派”，是因阿里与穆阿威叶妥协而与阿里分裂的一派。）788年一个阿里派小王国建立于摩洛哥。800年建立于伊夫里奎亚（突尼斯）的逊尼派阿拉伯人的艾格莱卜王朝仅在名义上效忠于阿拔斯家族，它于909年被一支柏柏尔人部落支持的“法蒂玛”王朝所取代。法蒂玛王朝否认阿拔斯家属的合法性，企图将整个伊斯兰教世界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对于阿拔斯家族来说，在他们统治下的伊朗地区，宗教和政治的反叛更为严重，而伊朗一直是他们权力的源泉。伊朗人因为在精神上对萨珊帝国的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会感到不满，才接受了摩尼教及其分支玛兹达教。阿里家族的代理人阿布·穆斯里姆曾发动推翻倭马亚王朝的起义，他在伊朗唤起了人们的期望：继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同宗的什叶派穆斯林的，或许甚至是一个玛兹达教派的或琐罗亚斯德教的政权。在749年阿拔斯人抢占哈里发职位之时，在754年第二位阿拔斯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在位）处死帮助阿拔斯人夺取王位的阿布·穆斯里姆之时，伊朗人极度不满，民怨沸腾，爆发了一连串的起义。术士辛巴德领导了755／756年的起义，乌斯塔德西斯领导了766－768年的起义。“蒙面先知”穆卡那领导了777－783／784年的起义。实际上在阿拔斯时代，非伊斯兰的宗教和非正统形式的伊斯兰教遍布于伊朗和伊拉克。

一个穆斯林要成为神秘主义者，既诱人又危险。922年哈拉智因宣称自己与真主合一而被处以死刑。玛兹达教徒巴贝克领导的起义在伊朗西部从816年坚持到838年。从869年到883年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下游流域垦荒的黑人奴隶参加了哈瓦立及派领导的起义。伊朗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脉和里海南岸之间的地区一直未被阿拉伯人征服，但它最终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不过不是逊尼派伊斯兰教而是什叶派中的裁德派。从864至928年，这一地区在裁德什叶派统治之下。自932年开始，布瓦希德人横行于伊朗西部，他们属于什叶派中与裁德派不同的另一支教派，起源于里海沿岸独立地带的西北角。945年他们占领了巴格达，将阿披斯王朝的哈里发变成了他们的傀儡。

751年，即阿拔斯人推翻倭马亚王朝的第二年。阿拔斯人在塔拉斯河对中国人取得了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如果中国人打赢这一仗，他们很可能会使中国和佛教重新占据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如果这样的话，一位于巴尔赫的佛教“新寺院”世袭住持的后裔们，也就不会成为管理阿拔斯帝国达40年（直到803年为止）之久的“巴尔马克家族”了。如果穆斯林在751年战败，那么这些野心勃勃的托卡里斯坦人也绝不会皈依伊斯兰教。我们可以猜测，在中国755－763年的大动乱之后，为了在重整中国唐王朝的财政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很可能会从琐罗亚斯德教重新皈依佛教。

第五十五章 拜占庭文明（726－927／928年） 

（谢选骏指出：圣像崇拜与圣像破坏，这一互相冲突的力量，深刻改变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命运，甚至助长了伊斯兰教的扩张。圣像崇拜与圣像破坏不是孤立的，而是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缩影：多数民众与少数精英的分裂。在其他宗教那里。其实也有类似的现象，不论犹太教还是伊斯兰教，其实也都有它们自己的偶像崇拜问题，只是不像基督教这么突出罢了。而在佛教和道教那里，偶像崇拜的流行。已经使其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而成了艺术的源泉。所以，可以看出，作为有限的人，是很难免除偶像崇拜的陋习的，因为我们都不得不生存在现象的世界里。）

在这一时期，东罗马政府一般只致力于追求两个目标：保持它仍然占有的领土，尽可能多地将它从保加利亚的侵犯下解救出来的“斯拉维尼亚”与巴尔干半岛的腹地相连。在这一时期与保加利亚争夺巴尔干半岛腹地的战争，是对东罗马政府军事资源的第一次消耗。在826年或827年穆斯林征服克里特岛之后，东罗马政府一次又一次试图恢复该岛；由于穆斯林在干地亚的要塞控制了爱琴海海域，因而它成了刺向帝国心脏的一把匕首。东罗马政府还顽强地（虽然并不成功）抵抗了伊夫里奎亚穆斯林对西西里岛的征服（827－902年）。当西西里的穆斯林占领阿普利亚并围攻位于亚德里亚海岸的拉古萨，东罗马皇帝巴西尔一世（867－886年在位）在868－876年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并将阿普利亚并入了东罗马帝国。

从726年到843年，东罗马帝国因一场激烈的内部冲突而陷于瘫痪。冲突起因于在基督教会内是否陈列和膜拜圣像。这种做法违反了基督教从圣经继承来的十诫的第二条；它使得基督教徒成为犹太教和穆斯林攻击的现成目标。但这一习俗几乎是与基督教会非犹太人的分支同时形成的，因此如果要放弃这一做法，基督教就很难赢得非犹太人的改宗者。

倭马亚哈里发耶齐德二世（720－724年在位）据说曾下令销毁境内基督教会和公共场所中陈列的圣像。但并不清楚耶齐德的行动是否与东罗马皇帝利奥一世出于相同的考虑，利奥一世在726年也颁布了具有同样效果的敕令。利奥的行动满足了驻扎在小亚细亚的军队的要求，但却遭到了罗马教廷教会臣民的强烈反对。罗马教廷的辖区当时包括基克拉泽斯群岛、克里特岛和希腊内陆说希腊语的基督教居民的飞地。大约在732－733年，东罗马帝国政府回击了这次反抗，它把罗马教廷所有的说希腊语的教会臣民都转给君士坦丁堡教廷管辖。

843年，东罗马帝国的内部冲突以有利于圣像崇拜者的妥协而结束。各方一致同意三维（立体）圣像应该继续受到禁止，而两维（平面）圣像则应被认可，不过不能把圣像本身当成崇拜的对象，而应把它们看成是它们所代表的人物——人、天使或神——的象征。东罗马帝国内的这次妥协消除了致使君士坦丁堡教区与罗马教区产生不和的根源。教皇的教会臣民并不是毫无异议地支持教皇的立场。787年，东罗马帝国的圣像崇拜者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七次普世会议上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这次普世会议的决议虽被教皇批准，但在794年却遭到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加洛林帝国主教会议的谴责。按照道理，君士坦丁堡主教应在787年和843年将732－733年左右移交的教区归还给罗马。但实际上两次都未能归还。

在东罗马和阿拉伯人在小亚细亚的边界战争于863年发生重大转折之后，864年保加利亚改宗了东正教基督教。870年，保加利亚的沙皇鲍里斯－米哈伊尔发现效忠于罗马教廷更不利于保加利亚的政治独立，便坚定了他对君士坦丁堡教廷的效忠。既然君士坦丁堡主教是东罗马帝国的政治臣民，那承认该主教在教会的至上权可以被看成是默认帝国的政治宗主权。885年，鲍里斯接纳了流亡的说斯拉夫语的教士，从而无需窝藏说希腊语或拉丁语的外国教士便可建立起一个保加利亚的民族教会。

在斯拉夫语成为保加利亚的民族语言之后，保加利亚向西南部的扩张，加强了处在以前曾说突厥语的保加利亚国创建者统治之下的斯拉夫语居民在政治较量中的力量。885年之后，保加利亚发明了一种新的更简单的字母（它被错误地说成是“西里尔字母表”）来代替君士坦丁－西里尔本人发明的格拉哥里字母。保加利亚人以及所有后来改宗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和一部分在达尔马提亚群岛改宗罗马基督教的斯拉夫人都以塞萨洛尼基内陆地区所说的斯拉夫方言作为宗教礼仪用语。

第五十六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756－911年） 

（谢选骏指出：从西欧的事例来看，教会获得统治权力并非由于政权的恩赐，而是因为政权需要教会的支持，不得不与教会分享统治的权力。从这种意义说，教会要想取得政权的认可，一定要使得自身首先强大起来。只有获得了足够的筹码，才能得到各方的承认和宽容。这个道理，过去在欧洲是如此，未来在中国，也是一样的。）

在773－774年，查理曼吞并了伦巴第王国，随之拥有了法兰克国王和伦巴第国王的双重头衔。作为“罗马人的贵族”，他又在事实上吞并了他和他的父亲正式为教皇保留或收复的前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土。教皇缺乏必要的权力对拉韦纳周围前东罗马的领土进行有效的控制，虽然他对这片地区的统治权是由法兰克人而不是由东罗马帝国政府给予的。作为要求法兰克人帮助收复拉韦纳地区（教皇从未对它进行过统治）的结果，教室现在甚至又把自568年以来历代教皇为了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利益实际行使着的对迪卡特斯·罗曼努斯的统治权交给了法兰克人。当时，由于伦巴德人的入侵，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土分裂成许多彼此孤立的地区。

查理曼为了征服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地区于772年发动了战争，这距离奥古斯都大帝实施同一件伟业已有784年，离他放弃这一计划也有758年。查理曼成就了奥古斯都的未竟之业。他强迫撒克逊人改信罗马天主教，以强化对他们的征服。大陆上的撒克逊人皈依西方基督教以后没有出现反复。但是，在征服一个蛮族邻居的同时，查理曼招致了另一个邻居的反抗。当查理曼把复兴的和扩大的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推进到丹麦的南部边界时，丹麦人对帝国沿海地区实施海上攻击，进行报复。这就是下一章将要论及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崛起的开端。

公元800年，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称之为“罗马人的皇帝”。我们不知道利奥三世这样做是否是由于查理曼的提醒和要求，但毫无疑问，查理曼得到帝国皇帝的称号在外交上则是必要的。只要他一日没有被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他对这个头衔的权利是不可置疑的）承认为皇帝。他的威信就一日处于危险之中。君士坦丁政府以承认查理曼为筹码，以对东罗马帝国有利的条件全面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有关的谈判在811－812年间进行，在查理曼死后的814年得到批准。

896年以后，在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和西方穆斯林海盗继续海上进攻的同时，马札尔骑兵也从陆上进攻。（欧亚混血的马札尔游牧民族被更加凶悍的佩切涅格人赶往西方，于896年定居在已经灭亡的前居住于今日匈牙利境内飞地草原国家的阿瓦尔人所遗留下来的空旷地区。）

9世纪和10世纪野蛮人的入侵，要比5－6世纪的入侵对西方基督教世界造成的灾难更为深重。查理曼恢复西罗马帝国的努力似乎起了反作用。然而，从内部看来已破烂不堪的西欧社会，在降临于斯的野蛮人眼中却又一次极富吸引力。在911年，西法兰克的加洛林王“傻瓜”查理被迫默许一批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在今日的诺曼底永久居住，条件是他们皈依基督教。显然，查理曼所从事的文化事业比他建立帝国的伟大事业更为成功。诺曼人强行进入了西欧，但他们又成为西欧文明的俘虏。他们把加洛林国家的这块土地据为已有，却又满怀热情地接受了这块土地上的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宗教。

910年，即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诺曼底定居的前一年，加洛林人的一个后代在勃艮第的克吕尼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勃艮第过去就是早期基督教世界相互联系的地理交汇点，而且，早在3个世纪前，圣·科伦巴就在勃艮第的吕克瑟伊建立了爱尔兰修道院。

诺曼底和克吕尼的修道院并未能很快开花结果。对于西方基督教世界来说，这标志着时代的转折，但在修道院建立之初，这一点是很难断定的。10世纪上半叶，西方基督教世界处于最低潮。在随后的100年中，诺曼人和克吕尼人表明，西方基督教世界正从查理曼早熟的野心勃勃的政策所带来的重压下摆脱出来走向复兴。 

 

第五十七章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崛起（793－1000年） 

（谢选骏指出：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公元793年以后的崛起和633年以后阿拉伯人的崛起，表面上“一样地突然、猛烈和出人意外”，但后果却大为不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征服成果转瞬而逝，甚至连自身也消失在茫茫土著之中了；阿拉伯人却在各个征服地保持了持续的影响。这一区别其实是由一个极为偶然的事件促成的，那就是穆罕默德其人其书出现在阿拉伯，而没有出现在北欧。相反，北欧原先的神话却由于基督教的辐射遭到了消解和封存。由此可见，“非理性的宗教”是如何决定了理性和生存的命运。）

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公元793年以后的崛起和633年以后阿拉伯人的崛起一样地突然、猛烈和出人意外。而且，像阿拉伯人的崛起一样，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崛起也有明确的原因。直接的原因是爆发于蛮族变动不定的边界之外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它又一次使交战国精疲力竭，也又一次使它们成为令人艳羡的猎物。与此同时，根本的原因则是长期以来野蛮和文明相互作用的刺激。 

斯堪的纳维亚在冰河时代末期就有人类居住。旧石器时代初期的狩猎者，随着冰盖的后退而前进，最后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定居下来。在公元前三千纪结束之前，农业革命西北方向的先躯者们就已开始在丹麦和瑞典南部的肥沃土地上进行耕作。这样，到维金人崛起的时候，农业人口至少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定居了3000年。尽管他们在公元前的最后2个世纪不断地从斯堪的纳维亚向南迁移，他们此次的崛起，也和793－1066年的崛起一样，只不过是斯堪的纳维亚历史中的一个偶然插曲。同时，南方的先进文化分成几个阶段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斯堪的纳维亚各民族与南方文明关系的盛衰，对其人民心理上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查理曼对大陆撒克逊人的征服更使这种状况陷于危机。这次崛起密切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北部边疆与斯堪的纳维亚的联系。

虽然奥古斯都大帝在公元14年放弃了把罗马帝国的边疆推进到易北河畔的努力，在公元后的最初3个世纪中，希腊－罗马文明仍然生机勃勃地在斯堪的纳维亚传播。这种文化联系由于5世纪东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的民族大迁徙，以及西罗马帝国的被推翻而一度中断。由于撒克逊人的介入，斯堪的纳维亚与外界隔绝，后来又托庇于自称为西罗马帝国后嗣的基督教日耳曼国家的保护。撒克逊人被法兰克人征服并被迫改宗基督教以后，斯堪的纳维亚人猛然发现他们又和南方文明有了联系，而且联系得比以前更为密切。查理曼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心目中的形象可由下面一件事表现出来：在斯堪的纳维亚，马格努斯是作为人名普遍使用，而不是作为一项头衔。

斯堪的纳维亚人对这段动荡历史的反应是进攻性的，他们的进攻包括了大片地区。在880年，瑞典侵略者渡过波罗的海，泛舟涅瓦河，商定了水陆联运的分界线，又沿伏尔加河顺流直下，最后到达里海东南角的阿巴斯昆。在西北方向，从987年到1025年，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北美大陆的东北部海岸建立了几个居民点。他们从格陵兰到达他们所称之为“文兰”的地方。他们又自冰岛渡海而过，于985至986年占据了格陵兰的西部沿海。自874年以来，冰岛上也一直有挪威人居住。居住在格陵兰和文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迄今已知的从旧大陆渡过大西洋到达美洲的最早的人类。

维金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海盗各有不同的命运。有些海盗始终没有定居。这些海盗对他们的受害者的影响是消极的。但是海盗自己也受到他们的冒险经历和他们掠夺回家的战利品的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海盗的最早的受害者是建在加洛林帝国和不列颠沿海岛屿上的基督教修道院。（例如，林迪斯芳修道院和艾欧纳修道院就分别于893年和895年遭到洗劫。）有些海盗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定居，作为对他们改变信仰的回报。我们已提及911年他们在诺曼底的定居。有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先是毫无理由地强行在爱尔兰沿海居住，但最后他们也都改信了基督教。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在已经有了人类居住、但当地居民仍是异教徒的地区居住下来。这一部分人中最重要的居住者就是罗斯人，俄罗斯就是由他们而得名。他们在语言上被他们讲斯拉夫语的臣民同化了，在他们东罗马的牺牲者的影响下也改信了东正教。最后还有一部分人在过去无人居住的地方居住——例如格陵兰。在冰岛，在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前就有爱尔兰基督教修道士居住。在文兰他们与一个土著民族相遇，或许是被强迫驱赶了出来。

在旧大陆，维金人手下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人手下的受害者，在军事上无法和他们的进攻者相比。英勇的、多才多艺的阿尔弗烈德国王被迫以一定条件允许侵略者居住，33年后“傻子”查理接受了这些条件。基督教的政策就是使斯堪的纳维亚人皈依基督教从而驯服他们，基督教传教士在这方面的工作也是迅速的、勇敢的和锐意进取的。历史上记录下来的维金人侵袭加洛林帝国沿海的最早日期是799年。问鼎丹麦王位的哈拉尔国王于826年在英格尔海姆“虔诚者”路易的宫中领受了洗礼，又把一位法兰克传教士圣·安斯加尔带回国。圣·安斯加尔在丹麦工作了2年多，直到他的保护人哈拉尔国王被驱逐。然后他又去瑞典传道2年。831年在汉堡建立了一个由圣·安斯加尔任主教的大主教辖区。汉堡在845年遭到维金人的洗劫，大主教所在地迁移到不来梅。汉堡－不来梅大主教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作为自己的主教辖区。

东罗马教会的反攻和法兰克人同样冒险。860年罗斯人进攻君士坦丁堡，其结果只是于867年在第聂伯河边的乌克兰罗斯人的作战基地基辅设立了一个东正教的主教，874年又设立了一个大主教。957年，基辅的统治者奥尔加大公夫人去君士坦丁堡访问了东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波菲罗格尼图斯，她可能已经在基辅受过洗礼。她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放弃了这个新宗教，但是基辅的基督教团体仍然保存了下来。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于989年皈依了东正教。作为奖赏，他迎娶了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作为妻子。

丹麦国王哈拉尔·哥尔姆侵占了撒克逊皇帝奥托二世的领土，他以奥托给与他和平作为交换条件，在974年改信了罗马天主教。奥拉夫·特里格维森国王（995－1000年在位）强行在挪威推行罗马天主教。在这里，也和在斯维亚托斯拉夫统治时期的基辅一样，对改变信仰的反抗是强烈的。当大约1008年奥拉夫·斯科托科努命令强迫改信基督教时，瑞典的反抗也和挪威一样地强烈。但是在1000年，即奥拉夫·特里格维森在和另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丹麦的斯文作战中战死的那一年，冰岛人自愿地集体改信罗马天主教。他们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他们担心，如果他们仍然分裂为天主教和非天主教两派，他们脆弱的共和制度就会瓦解。

在维金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外建立的社区中，冰岛共同体是相互联系最紧密的。在改宗基督教以前，斯堪的纳维亚的诗歌正是在冰岛被全部保存下来的，冰岛传说中的男女英雄们都是从前基督教时代直到并包括改信基督教的那一代人中的冰岛人。然而，前基督教时代冰岛文学都是经12和13世纪冰岛的基督教徒之手编辑之后流传下来的。挪威在9世纪时发明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在文化上，冰岛和挪威是维金时代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第一流的国家。政治上，维金时代的瑞典给世界历史留下了更深刻、更为持久的影响。在诺夫哥罗德和基辅定居的罗斯瑞典人是俄罗斯国家的缔造者，而且，当989年俄罗斯改宗东正教时，局限在旧大陆欧洲半岛一隅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已处于东正教世界的包围之中。在922年之前的某一时期，东正教世界又被得到伏尔加河的保加利亚人忠诚支持的伊斯兰世界所包围。但是，俄罗斯人在数量上则是伏尔加保加利亚人无法企及的。这样，公元989年俄罗斯的改宗东正教就为东正教世界最终向北扩展到北冰洋沿岸，向东扩展到北太平洋沿岸开辟了道路。

 

第五十八章 印度和东南亚（647－1202年） 

（谢选骏指出：历史学家们知道“匈奴人则由于加入了刹帝利种姓而并入了印度社会”，却没有举一反三地想到，释迦牟尼也是出身于刹帝利种姓，因此很可能不是印度土著，而是来自尼泊尔一带的黄种人部落。否则，很难设想释迦牟尼发明的佛教为何反对种姓制度，而且他本人还在这个体制中具有较高的位置，起码是一个小王族出身。）

 

到647年戒日王去世时，印度文明已经强烈地显示出同化外邦的能力。公元前二千纪以来，雅利安入侵者将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语言强加给印度北部，并把他们的制度传遍整个印度次大陆。但他们没有逃脱被征服者的文化吸引力。同样的命运也击倒了一个又一个从西北部入侵印度的征服者——例如目空一切地蹂躏了孔雀帝国断壁残垣的希腊人，以及凶猛地击溃笈多帝国的匈奴人。有些希腊人皈依了佛教和印度教；匈奴人则由于加入了刹帝利种姓而并入了印度社会。在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对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文化征服的竞赛中，印度文明几乎整个占领了这片广大的地区，只有越南北部除外。在这两种文明于公元7世纪上半期对西藏进行文化征服的竞争中，印度文明也再一次成了胜方。由于一种印度宗教，即大乘佛教传入中国本上，并通过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印度文明取得了一次最伟大的文化胜利。 

穆斯林是第一个不受印度文明同化的入侵者。有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没有穆斯林皈依佛教和印度教。伊斯兰教在印度次大陆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站稳了脚跟，但由于不受印度文化的同化，一直是一种异己势力。外族入侵产生的这种新的后果，打破了印度人生活中宗教和文化上的一致性，这样一来就改变了印度历史的进程。的确，印度教与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相比，在穆斯林统治下显示了更强的生存能力。在印度，大量皈依伊斯兰教的现象只发生在那些当地居民大多是无种姓者的地区，穆斯林征服者则发现，尽管印度人不是多神论者，就是一元论者，他们必须把不皈依伊斯兰教的印度人当作“有经人”来对待。因此，根据严格的穆斯林律法，印度人是不值得宽容的，但这种律法却无法实行，因为被征服的印度居民人数众多，颇具教化，又是必不可少的。

穆斯林对朱木拿河－恒河流域和孟加拉地区的征服最多只用了10年（1192－1202年），或许仅用了7年（1192－1199年）。他们在这些年间征服印度的步伐甚至比7世纪征服西南亚的步伐还要快。而印度在12世纪末蒙受军事和政治灾难是不足为怪的，更引人注意的倒是印度次大陆大部分地区居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受到穆斯林的征服。前面已经提到，在戒日王死后，一个中国使臣曾从西藏兴师远征，击败了一个篡夺戒日王王位的人。印度在军事上的虚弱程度可想而知。从647年到1192年，印度以及大陆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印度化地区一直处于分裂之中，昙花一现的地区小国鳞次栉比，没完没了地相互混战，加剧了印度世界在政治上的分裂和混乱状况，分散了它们的力量。在991年、1001年以及1191－1192年，北印度彼此混战的各国也确曾联手抵抗穆斯林的侵略，但每一次，这种联合行动都为时过晚，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印度诸国从未建立过永久性的政治联盟，哪怕是地区性的联盟来抵御穆斯林的不断侵犯。而穆斯林的侵犯，也像中国使臣在戒日王死后兴师远征那样过于轻而易举，这似乎是个不祥之兆。

大陆东南亚已知的最早居民，操南方语族的孟－高棉语支诸语言（现在柬埔寨和缅甸部分地区仍讲这些语言），印度的蒙达诸语言也属于这个语族。占婆地区（现在的越南中部）的占人所操的是同源的澳斯特罗尼西亚（马来）语族中的一种语言。但自公元2世纪，即有记载的东南亚历史的最早年代以来，东南亚在文化上受到来自西部的宗教和艺术影响的入侵，在人种上受到来自北方的移民的入侵。印度和锡兰是西部文化影响（印度教的、佛教的和穆斯林）的来源。北方的移民是讲东亚大陆单音节语族诸语言的人。这些移民和被他们驱往南部的操南方诸语和澳斯特罗尼西亚诸语的居民一样，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强烈感染，只有越南人采纳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式的大乘佛教，尽管他们在政治方面成功地抵抗了与中国的永久合并。在公元前111年第二次被中国吞并后，越南人在公元939年又一次获得了政治独立。

越南人很早就在现在的越南北部定居。公元前214年左右，该国第一次被中国吞并。越语属于单音节语族的汉泰语支。缅甸人的语言属于这一语族的藏－缅语支，他们在850年左右到1050年之间某个时候从西部移入现在的缅甸地区。在现属上缅甸的蒲甘王国的缅王阿奴律陀在位期间（1044－1047年），缅甸人征服了缅甸的其他地区。这里的居民是孟人，孟语和印度宗教与文化的孟语译文直到1167－1173年以前一直在该国北部流行。在那里，一支操缅语的居民早已在此定居。

从975年开始，占婆与越南不断交战；从1145年起，又与柬埔寨不断交战。大陆东南亚的这些战争是印度尼西亚的室利佛逝和夏连特帝国之间、印度的朱罗和遮娄其人之间、巴拉和拉杰普特人之间的斗争的翻版。大陆东南亚与印度一样，地区小国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是由于来自外部的军事干涉才告结束的。13世纪东南亚遭到蒙古人的入侵，同时，一部分地区被来自南诏（今中国云南省）的泰人占领。

647－1202年间的印度，最有影响的两个人物不是战士，不是统治者，甚至不是建筑师或雕刻家，而是两位哲学家：商羯罗（约788－838年）和罗摩奴阇（约生于1028年，活到12世纪）。这两位伟大的导师都是南印度人，商羯罗的家乡在半岛东南端的喀拉拉，罗摩奴阇出生于泰米尔地区，但整个次大陆都是他们的传道场。当时的印度各种姓间存在着社会屏障，但对圣贤来说不存在任何地理上的屏障，他们也不受政治世界和语言世界的限制。

商羯罗和罗摩奴阇都很关心一个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有人讨论的问题：自然现象之中和背后的“终极精神实在”的本质是什么？这种“精神实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商羯罗是一个不妥协的一元论者。他认为人类不同于最终的客观实在，自然现象的世界是虚幻的。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个人以及个性也就必然被算作虚幻的自然现象之一。在作为整体的客观实在中，无法容纳一个个人的神祇或一个个人神祇的个人信徒。罗摩奴阇批评了商羯罗的哲学。他主张一种“修正的一元论”，这可以使作为人类的罗摩奴阇感觉到对毗湿奴神的个人忠诚。

罗摩奴阇指责商羯罗是一个秘密的佛教徒。他说得不错。商羯罗的哲学是以大乘佛教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这种形而上学是大乘佛教无视佛陀对形而上学思辨的反对而想象出来的。罗摩奴阇对商羯罗的批评又是以商羯罗的命题为前提的。罗摩奴阇和商羯罗都支持印度教对佛教的反动，在这一点上两人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没有佛教向他们提供思想武器，这两位新印度教的哲学家就不可能发起他们对佛教的战争。

 

第五十九章 东亚（763－1126年）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极为聪明的头脑有时候也会发生混乱，例如在上一章他说“只有越南人采纳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式的大乘佛教，尽管他们在政治方面成功地抵抗了与中国的永久合并。在公元前111年第二次被中国吞并后，越南人在公元939年又一次获得了政治独立。越南人很早就在现在的越南北部定居。公元前214年左右，该国第一次被中国吞并。越语属于单音节语族的汉泰语支。”其实，秦朝占领和开发现在称之为“越南”的那块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还没有国家存在，怎么能说“公元前214年左右，该国第一次被中国吞并”呢？而“在公元前111年第二次被中国吞并后，越南人在公元939年又一次获得了政治独立”，又从何说起呢？因为盘踞秦朝的拓殖地而开创南越国的赵佗，并非越南人，而是中国人。作为一个英国人，汤因比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是可以我们理解的因此他着力描述宋朝如何向人进贡的历史：“建立于713年，位于满洲东部的渤海国，像朝鲜的新罗国一样，承认唐朝的宗主地位。926年，渤海为契丹所灭。契丹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族，其用语大概是蒙古语。946年，契丹人宣称自己是中国的统治者，以辽王朝的名义进行统治。尽管他们未能实现他们所宣称的对中国的统治，但他们却于1004年迫使宋朝承认了他们对于长城东端以南的16个边界州的所有权，并迫使宋朝向他们进贡。1038年，党项族仿效了契丹的先例。党项是藏族的一支，唐朝曾允许他们居住于中国的西北地区。他们以‘西夏’作为王朝的名称（夏是传说中中国第一个王朝的称谓）。1044年，宋朝不得不以同意进贡的代价向党项换取和平。南方曾是中国的扩张遇到抵抗最少的一个方向。但在939年，由于北越的脱离，中国在南方的领土永久性地缩减了。从公元前111年开始，北越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中国的尊严来说，这个并不友善的描述，却在无意中佐证了谢选骏关于“两宋只是分裂政权、区域国家，并非统一帝国”的“三期中国文明论”。）

自蛮族入侵和政治分裂的时期（304－589年）以来；在削弱佛教寺院和尼庵在中国赢得的权力和财富方面，儒家官僚和道家及道教徒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文明中，早于佛教的儒家学说，在思辨上不能与大乘佛教相匹敌。但在755－763年的大灾难之后的那一代人中，却产生了新儒家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韩愈（768－824年）和李翱（约卒于844年）。这些新儒家，就像同时代印度的印度教新一元论者商羯罗一样，实际上都是隐蔽的佛教徒。他们重新恢复了儒家学说的活力，其方式是在儒家学说中注入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有助于他们作出佛教式解释的儒家著作上。这些著作是《孟子》和五经之一《礼记》中的《大学》章。儒家学说的改观，使中国在精神上不再依赖于现存佛教组织机构。842－845年，帝国政府切实实行了儒家和道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佛教的一贯批评意见。佛教僧侣和尼姑被大量淘汰还俗，成为赋税承担者，寺院和尼庵的大量财产也被没收。以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标准来看，中国842－845年对佛教的迫害是温和的，但以东亚的标准来看，它又是严厉的。

这次迫害并没有消灭中国的佛教。不仅在深奥高级的层次上，而且在大众化的层次上，佛教教义与儒家学说和道教教义都已经不可分解地缠绕在一起。在大众化的层次上，这种缠绕的程度甚至更高。在儒家和道教的掩盖下，佛教教义继续对中国人的精神理智生活发生着重大影响。然而，842－845年的宗教迫害不仅仅局限于佛教，也殃及了其他的宗教。这些宗教与佛教不同，它们是新近从外国传入的。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教派都未能在中国生存下来。不过，迫害这些宗教，没有与迫害佛教同样正当的经济和社会的理由。它们的信徒数量和财产价值相对都很小。

摩尼教由于畏兀儿突厥人而在中国享有特权。自唐朝初年以来，畏兀儿突厥人一直是中国的同盟者，曾帮助唐王朝渡过了755－763年的危机。他们后来选择了摩尼教为国教。但在840年，畏兀儿人被黠戛斯人从欧亚大平原今天蒙古的领土上驱逐了出来，进入了中国和塔里木盆地。842年，中华帝国政府开始压制中国的摩尼教。

建立于713年，位于满洲东部的渤海国，像朝鲜的新罗国一样，承认唐朝的宗主地位。926年，渤海为契丹所灭。契丹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族，其用语大概是蒙古语。946年，契丹人宣称自己是中国的统治者，以辽王朝的名义进行统治。尽管他们未能实现他们所宣称的对中国的统治，但他们却于1004年迫使宋朝承认了他们对于长城东端以南的16个边界州的所有权，并迫使宋朝向他们进贡。1038年，党项族仿效了契丹的先例。党项是藏族的一支，唐朝曾允许他们居住于中国的西北地区。他们以“西夏”作为王朝的名称（夏是传说中中国第一个王朝的称谓）。1044年，宋朝不得不以同意进贡的代价向党项换取和平。南方曾是中国的扩张遇到抵抗最少的一个方向。但在939年，由于北越的脱离，中国在南方的领土永久性地缩减了。从公元前111年开始，北越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中国文明与以前的时代相比，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它在当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新儒家哲学的产生是由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8年）兄弟推动的，他们都是王安石的同代人（程颢先与王安石合作，后来又反对他的某些措施）。二程完成了由他们的先驱者韩愈开创的变革。除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章，程颐实际上废黜了汉代注释的五经。他确立了新的四书注本，即在《大学》和《中庸》之外又加上了《孟子》和《论语》。《论语》大致是孔子答弟子问的汇编。程颐的新儒家学说成了文官教育的标准观点，而且它的形而上学成份也为儒家学说提供了一个新的尺度。但它并不鼓励儒生、考官和官僚们独立思索。

发明于6世纪被用于燃放爆竹的火药，至12世纪它已被用于战争。航海和海上贸易是由印度人和穆斯林首创的。879年，当广州为中国起义者洗劫时，那里有大量的外国商人，他们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不过，与印度和穆斯林世界贸易关系的中断是暂时的。在这一贸易中，中国人发挥了越来越积极主动的作用。中国的南部海岸，当它第一次并入中华帝国的版图时，在中国人的眼里，它被看作是地球的尽头。然而现在，它却开始取代甘肃成了中国的前门。起传导桥梁作用的欧亚大平原，为传导作用更佳的海洋所取代。海洋成了中国与旧大陆其他部分联络的主要媒介。

在朝鲜，唐代中国的卫星国新罗，与中国本身的瓦解同时，于9世纪末期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朝鲜的王朝中断期更短，仅从889年延续到高丽王朝重新统一朝鲜的936年。高丽王朝建立于918年。

在日本，模仿唐代中国的雄心勃勃的企图逐步走向失败。710年和794年，按照唐朝首都长安的形制，建起了奈良和京都，尽管规模稍小。从理论上说，整个日本帝国都是按照中国的模式管理和征税的。但是，日本不可能聚集起足够而受过中国教育的官员，以满足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的需求。中国通过竞争性的书本考试征招文职官员的制度，从来未适用于日本。以天皇的名义统治各国的国司，实际上成了独立、世袭的诸侯，就像同一时代旧大陆另一端查理曼帝国各省省督伯爵的后裔们一样。

然而，日本的和平时期却延续了250多年。这一时期始于646年正式采用唐朝式的制度。在这250年的进程中，中国文明，包括中国式的大乘佛教，都在日本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了那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尽管日本人不能使这一外来文明保持其原有风貌，他们却能够而且确实把它转化成了日本式的，就像中国人把印度输入的佛教转化为中国式的一样。

中国人曾经认为，他们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然而，到了1126年，中国成了半个世界的“中央王国”，为一些文化上的卫星国所拱卫。这些卫星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中国文明，但又将其转化为与众不同的东亚型汉文化。此外，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与旧大陆的其他部分相互影响。起源于印度的一种宗教，即大乘佛教，已经经由中国传播到了日本、朝鲜，以及今天称为北越的那个国家。而且，所有的东亚国家，通过海洋和陆地，不仅与东南亚和印度保持着联系，而且与印度次大陆另一边的伊斯兰世界保持着联系。

第六十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900－1428年） 

（谢选骏指出：美洲虽与欧亚大陆隔开，但却与欧亚大陆的多数文明一致，其神庙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在这方面，只有中国似乎是一个例外。就如中国的神话也不居于国家的庙堂位置，而是依靠政治经典《尚书》予以统治。）

在中美洲世界，“古典”时期（约300－900年）是在衰落中结束的。在墨西哥高原，特奥蒂瓦坎（约600年）和乔卢拉（约800年）先后被来自新开垦地区以北的沙漠地带的蛮族攻占和毁坏。在马雅地区，马雅形式的中美洲文明在此达到鼎盛的中部地区，在9世纪已被相继废弃。10世纪初，另一支北方蛮族托尔特克人已经侵入沙漠南部的农耕地带。这些托尔特克人和他们的前辈还有所不同，他们不仅仅是破坏者。他们接触的中美洲文明足以使他们创造具有自己特点的中美洲文明。虽然他们位于墨西哥湖以北的首都图拉无法与特奥蒂瓦坎相比；但该城的建筑和雕塑却有惊人的成就。

如果我们将安第斯历史与希腊历史联系在一起考察，我们会发现自己很容易将安第斯历史的“兴盛”时期与公元前334年之前的4个世纪的希腊化历史等同起来；在这4个世纪中，希腊世界标准的政治单位是城邦。在安第斯历史上的“兴盛”时期，就同在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期一样，艺术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后蒂亚瓦纳科时代的安第斯沿海国家相当于波斯帝国的继承者、由波斯人的马其顿希腊征服者建立的那些国家。

在安第斯历史的这一阶段，安第斯沿海城市都是些建于众多河流汇合处的帝国首都。每一国家的居民都集中居住在首都，灌溉网经过了修整，河流中的水被引来灌溉人口稠密的城市附近的水浇地。奇穆的首都昌昌规模就特别巨大，以至考古学家把安第斯历史的这一阶段定名为“城市化”或“城市建筑”时代。这么大的城市规模是很有特色的。在“兴盛”时期，莫奇河流域就没有出现过昌昌那么大规模的城市；但在质量上莫奇河流域“城市化”时代的陶器和无法与“兴盛”时代莫奇卡的陶器相比。“城市化”时代并不富于诗意，它的杰出成就不是制造装饰花瓶，而是制造金属工具。

昌昌城是一排巨大的长方形建筑物，四周围有高大厚实的泥砖墙。这些城墙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防御。奇穆国的防线是在其边疆——例如是在延伸到福塔莱萨流域低地地区的帕拉蒙加，该地大约位于流经奇穆国境内诸河流域的最东南部。

昌昌城是“城市化”时代安第斯世界最大的城市，实际上也是利马城兴起前人们所知道的最大城市。但是“城市化”时代安第斯世界最令人敬仰的神殿是在奎兹曼科地区的帕查卡马克，该地名即得名于该地受到崇拜的神。帕查卡马克是一位普世神，他的神庙受到来自各地的朝圣者的朝拜。

 

第六十一章 伊斯兰教世界（945－1110年） 

（谢选骏指出：伊斯兰教扩张的秘密，就在于它提供给侵略扩张者一种用以侵略扩张的理论依据，这样他在被军阀们大肆利用的同时，也就大面积地利用了军阀们的暴力来传播了自己的教义。在这一点上，马列主义的“历史发展必然性——世界革命理论”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马列主义的失败，也预示着伊斯兰主义的失败，因为它们都无法造就一种持久的和平。）

在地中海西部平原和叙利亚，伊斯兰教的政治边疆已被西方基督教入侵者向后推进。但与此同时，这一边疆在印度和小亚细亚仍在继续向前推进。伽色尼的突厥人王朝征服了从未置于萨曼或阿拔斯人统治之下的非伊斯兰的领土。伽色尼的马哈茂德将整个印度河平原都置于逊尼派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他在印度河流域进行战争的同时，还消灭了木尔坦和信德的伊斯玛仪什叶派穆斯林政权）。塞尔柱人对伊朗和伊拉克的统治虽然昙花一现，但他们在东罗马帝国的心脏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却存在了231年（1077－1308年）。

突厥人是经伊朗进入伊斯兰教世界的。但在他们进入之前伊朗人已经创造出了一种光辉灿烂的伊朗版本的伊斯兰教文明。突厥人保留了他们祖先的语言，但接受了这种伊朗形式的伊斯兰教文明。正是这种形式的伊斯兰教向东南传播到印度，向西北传播到东正教基督教王国。自11世纪起伊斯兰教牺牲这两个邻近文明的扩张，这比它在西方的长期退缩和在叙利亚的暂时退缩要更为广泛。

所以，在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解体的同时，伊斯兰教的版图也在显著地扩张。在理论上，统一国家是宗教的强制性的政治框架；但理论被经验否决了。这证明伊斯兰教无需一个统一政府的支持也能生存和传播。这一经历具有两个重大的影响。它一方面改变了穆斯林关于真主性质以及穆斯林礼拜者与真主关系的性质的概念，另一方面它在已经消亡的统一伊斯兰教国家的后续国家中，引起了非穆斯林臣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改宗浪潮。

这种大规模改宗的政治动机是很明显的。曾经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非穆斯林多数派臣民，以前受到强加给他们的伊斯兰教和平的庇护。当伊斯兰教的统一国家解体之后，其臣民——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需要寻找某种替代性的庇护。他们认为伊斯兰宗教比伊斯兰国家具有更顽强的生存力量，于是便推动了日益解体的国家的非穆斯林臣民采用他们前统治者的宗教。与作为一个动乱时期未能度过难关的国家的前臣民相比，如今作为一个穆斯林，更能为个人提供更大的安全感。改宗伊斯兰教的动力现已不仅仅是争取赋税和政治上的平等，而是对生存的一种令人极度痛苦的关切。

能够使人生存下去的伊斯兰教是逊尼派正统形式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布瓦希德人认识到逊尼派对群众的号召力，一直避免废除阿拔斯人的哈里发制度；因为哈里发制虽然已不再是统一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的有效政府，但它仍然是逊尼派穆斯林共同体心理和社会统一的制度性的象征。而且，与伊斯玛仪的什叶派截然不同，逊尼派对人的需要更为关心。穆罕默德所体验的真主一直是《五经》中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不可接近、无法解释的。因而，在正统的逊尼派穆斯林看来，神秘主义者跨越真主与人之间鸿沟的努力是令人怀疑的。这种做法似乎像是对真主超越性的一种亵渎和侵犯。无疑，生活在11世纪的质朴的穆斯林，并不了解《五经》中的上帝已被以色列的先知和犹大及其继承者法利赛人和基督徒变形为上帝父亲。但是，这个慈爱而又可爱的上帝正是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前臣民在国家陷于分裂之时所渴望的上帝。正当他们有这种需要的时刻，一位来自呼罗珊的伊朗学者加扎利（1058－1111年）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同奥古斯丁一样，加扎利是一位自愿放弃其职位的教授。但与奥古斯丁不同，加扎利并没有参与有争议的教会政治。他力图通过直接体验与真主的神秘关系而深入研究神秘主义。为此他退隐了11年之久（1095－1106年）加扎利并不排拒逊尼派的正统教义，但他将神秘主义融入其中，从而使其人格化。所以，当逊尼派穆斯林最终沿着加扎利的路线前进时，逊尼派伊斯兰教经历了一次转折，获得了一次新生。加扎利赢得其宗教同伴的信任是因为他否定和反对两个不得人心的运动，一个是伊斯玛仪的什叶派，另一个是理性主义哲学。伊斯玛仪派之所以不得人心，是因为他们是偷偷摸摸的暴力革命者；理性主义哲学家不得人心，是因为人们感到自由思想对于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来说，是一件太费钱的奢侈品。以抛弃这两个坏东西为代价，加扎利为逊尼派伊斯兰教拯救了神秘主义；如果神秘主义真的也被抛弃了，那逊尼派在人类思想中，或许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第六十二章 拜占庭世界（927／928－1071年） 

（谢选骏指出：“7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小亚细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地居民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而从1071年起，小亚细亚的农民就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农民在633年时一样，愿意容忍，甚至在有些场合是欢迎外来入侵者。”这个情况也适合于中国，但和汤因比总结的“攻势”“守势”其实无关。中国之所以屡次亡国，就是因为政府太集权，导致汉奸太多了。看来，“汉奸”不是汉人的特产，而是一切费拉民族的特产。从二战中苏联特多卖国贼一事来看，俄罗斯人也不是真正的文化民族，而是类似于拜占庭帝国和蒙古帝国的臣民那样的费拉民族。）

只要东罗马还坚持守势，这支由农民组成的民兵就能够在阿拉伯人的进攻面前成功地据守小亚细亚。武装起来的农民实际上成了防御战的有效工具。由于他们保卫的富饶土地是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因而具有认真履行军事职责的强烈动机。帝国国库的损失并不算大，因为农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土地为生，他们交纳的赋税要大于服军役的收入。但是这些农民组成的民兵并不能同样胜任以征服和永久占领帝国之外领土为目标的进攻性战争。

在926年之前的3个世纪中，东罗马的军事行动一直是防御性的，农民民兵保卫的是自己的财产。但即使在这一时期，也已经很难劝诱民兵们投入大量时间积极地参加勤务和训练。加入民兵的农民除了要为自己提供军事装备和为家人提供生活必需品之外还要交纳赋税，因此他们关心的首要事情就是种好地，养好牲口，生产更多的东西。当时的税率很高，税务官对待农民一直非常严厉苛刻，并且常常欺骗农民。他们的行径使农民疏远了帝国政府。7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小亚细亚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地居民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斗。而从1071年起，小亚细亚的农民就与叙利亚和埃及的农民在633年时一样，愿意容忍，甚至在有些场合是欢迎外来入侵者。

小亚细亚东部的农民与东山再起的土地贵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矛盾的。农民的军事才干为大地主带来了好运。尽管在东罗马帝国于961年和965年先后重新征服克里特和塔尔苏斯之前，穆斯林在海陆两路对东罗马领土的侵犯一直没有平息，但在863年就已经发生了有利于东罗马帝国的转折。从这一年起，小亚细亚的治安状况不断改善；结果，土地成了更加具有吸引力的投资。赋税的压力迫使农民出卖土地，尽管他们拥有的土地是对服军役的补偿物，在法律上是不能转让的。由927／928年异乎寻常的严冬引起的饥荒，使得富人能够以低得可笑的价格收购穷人的土地。但是如果农民在资金方面没有受到沉重赋税的巨大压力，这次暂时性的危机尚不致被利用到如此程度。

农民对贵族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他们憎恨贵族抢夺土地，但又感激贵族支持他们抗击税务官，并钦佩贵族的军事才干。这种钦佩促使农民不仅在保卫帝国的战争中，而且在推翻帝国的起义中都跟着贵族走。963年至1057年间小亚细亚的5次起义，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本来不可能像实际上发生的那样可怕。这些起义演变成了农民反对税务官的叛乱。963年的起义将一位贵族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推上了帝国王位；1057年的起义为另一位贵族伊萨克一世康尼努斯赢得了同样的奖赏。其他3次起义最后都没有成功，但巴西尔二世在位期间只镇压了其中的2次，而且这2次都得到了外国雇佣军的帮助，一次是979年雇佣了伊比利亚人（即格鲁吉亚人），一次是988－989年雇佣了俄罗斯人。

用外国的和本地的雇佣军取代农民民兵是1071年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东罗马军队中始终有一批专门靠服兵役谋生的职业雇佣兵，但是在3位前后相继的野心勃勃的征服者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963－969年）、约翰·齐米斯西斯（969－976年）和巴西尔二世统治之前，这类耗费钱财的武装人数并不多。当时，人们一致赞成要把农民民兵由兼职的士兵改为专职的农业劳动者和完全的纳税人。巴西尔二世和政府官员一致希望能解除小亚细亚农民的武装，因为他们认识到农民民兵是桀骜不驯的贵族军事力量的源泉。尼斯福鲁斯二世在许多互相矛盾的考虑面前无所适从，他内心希望能保住农民民兵，因为这些人是他的战士和追随他的同乡。但另一方面，他又渴望获得一支职业军队，以从事民兵无法胜任的征服活动，同时，他也不愿限制追随他的贵族兼并土地。1071年，倒霉的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根尼不得不以雇佣军来抗击塞尔柱人。这些雇佣军士兵的唯一兴趣就是挣钱。

东正教自约867年后在俄罗斯曾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宗教；但是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于989年接受洗礼时，东正教便成了俄罗斯国家的国教。弗拉基米尔受洗之后，娶了一位希腊公主即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为妻。但是，拜占庭文明既是通过希腊人、也是通过保加利亚人的渠道传播到俄罗斯的。东罗马帝国是拜占庭文明的源泉，但是在向俄罗斯宣传这一文明的过程中，保加利亚人具有语言上的优势。虽然保加利亚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分别是由讲突厥语的匈奴人和讲条顿语的瑞典人建立的，但这两个国家大多数居民都讲斯拉夫语。当两国改宗基督教的时候，大多数民族已使用这种语言。当俄罗斯改宗时，它的王公们带回了希腊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但俄罗斯人在宗教礼仪和文学中却采用了马其顿斯拉夫语方言，所用的书面语言也是西里尔字母表。这种字母表是在保加利亚发明的，它取代了君士坦丁－西里尔发明的较复杂的格拉哥里字母表。以这种语言为媒介，许多原文是以希腊语写成的作品，都被以一种保加利亚文的形式引进到了俄罗斯。到1071年，俄罗斯在政治上已趋于分裂，但在地理上却正在扩张，它的扩张将拜占庭文明推进到了白海沿岸。

俄罗斯通过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渠道接受东正教，为东正教开辟了新的前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保罗派（显然是基督教的一种异端形式）或鲍格米勒派（一种反基督教的宗教）也同时进入了俄罗斯，而这两个教派在东罗马帝国和保加利亚已构成对东正教的挑战。保罗派起源于亚美尼亚，并在东罗马小亚细亚的东北角取得了一些地盘。君士坦丁五世在约755－757年首先将保罗派教徒（可能是亚美尼亚的保罗派）安置在色雷斯，后来约翰·齐米斯西斯于972年将他们安置在重新征服的地区，这些地区在809年之后曾被保加利亚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夺走。鲍格米勒教是由一位名叫鲍格米勒的东正教神父（他的名字意谓“爱上帝者”或“为上帝怜悯的人”）在927年至954年间创建的。

鲍格米勒派是保加利亚农民对保加利亚“官方”接受东正教后急剧转变的一种反应。除了受原来保加利亚世俗贵族的压迫之外，农民现在又受到贪婪而又声名狼藉的基督教教士的剥削。鲍格米勒派否定了基督教，但却采纳了基督教修道制度的禁欲主义和独身生活方式，以作为对基督教会背叛其口头理想的一种抗议。最初的鲍格米勒派教徒认为世界是由撒旦创造的。但他们同时还认为撒旦是上帝圣父的长子；圣父本人就是善，他派遣自己的次子耶稣废黜撒旦并拯救人类。

与色雷斯的保罗派截然不同，鲍格米勒派是更为热情的传教士。在1018年保加利亚并入东罗马帝国之后，鲍格米勒派传播到了东罗马；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方向，它在东正教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有争议的波斯尼亚河地区也扎下了根，并从这一地区传播到伦巴第、托斯卡纳和朗格多克。在除俄罗斯之外的所有卡尔西顿派基督教国家中，鲍格米勒派都得益于基督教教会“权力机构”的坏名声和不得人心。

 

第六十三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911－1099年） 

（谢选骏指出：“可能在中国或欧亚大平原上发明的有效的挽马方法，早在10世纪时就被西方基督教世界采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西方基督徒的军械中出现了弩弓，而中国人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506－前221年]就已经用它来武装自己了。”欧洲人的这些努力对于他们后来超过中国并且能够击败中国，具有意义。未来中国也只有这样努力学习西方，包括学习他们的宗教经验和对于上帝的虔诚，才能重获强盛、超越祖先。）

考虑到先前的社会和文化的逐渐变迁——例如，居住在英国“丹麦法施行区”和法国诺曼底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接受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克吕尼修道院遵守本尼迪克修道规章影响的传播——东西方基督教世界军事上的突然变化使是可以理解的了。斯堪的纳维亚居民的同化，表明西方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对尚未信仰东正教、伊斯兰教或犹太教的各地蛮族很有吸引力。克吕尼修道院对西方修道制度的改革，说明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具有吸引力的原因。这次改革正是西方基督教社会在其他各社会领域和在宗教上一样富有活力的象征。

在11世纪下半期，西方基督教也取得了对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的优势。在1041年至1071年间，诺曼人冒险家征服了东罗马帝国在阿普里亚和卡拉布里亚的领土。在1060年至1090年间，他们从穆斯林人手中夺去了西西里岛。阿普利亚人是讲意大利语的居住在伦巴底的教皇属民，对他们来说，诺曼人的征服并非是不合适的。但是对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和西西里岛上的穆斯林人而言，诺曼征服实质上就是异族的压迫。在1085年，西班牙西北部独立的基督徒征服了托莱多。这个城市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在穆斯林征服以前曾是罗马帝国的属国西哥特王国的首都。在1098年至1099年，西方基督教远征军又从塞尔柱人手中夺取了安条克，而埃泽萨则从法蒂玛人手中夺走了耶路撒冷。

这次远征——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一次耗资巨大，从后勤上和战略上都很重要的行动。一群西方基督教冒险家达到了尼斯福鲁斯二世福卡斯和约翰、齐米斯西斯从未能达到的目的，尽管他们可以支配东罗马帝国的全部财富。1066年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也是具有同样意义的军事行动，但它和西方天主教征服地中海区域不同，它并未能使西方天主教的领土扩大，因为诺曼征服以前的英格兰就已属于天主教的范围。然而，诺曼对英格兰的征服表明，到1066年，西法兰克，即法兰西，已经跃居西方天主教世界边远地区的前列。军事威力只是法国总的优势的一个方面。

1088年及其以后，直到公元751年仍处于东罗马统治下的意大利城市波洛尼亚发现了查士丁尼罗马法的全文，随后掀起了研究罗马法的热潮。在10世纪结束前，在波伊提乌翻译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拉丁文译本湮没了450年之后，法国学者欧里亚克的吉尔伯特又在西欧对它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在西亚新月沃地发明的水磨，又被安置在西欧阿尔卑斯山区奔腾的溪流上。可能在中国或欧亚大平原上发明的有效的挽马方法，早在10世纪时就被西方基督教世界采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西方基督徒的军械中出现了弩弓，而中国人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506－前221年）就已经用它来武装自己了。

在11世纪，西方突然抛弃了由西罗马帝国的蛮族征服者所带入的罗马式军事装备，而采用了5世纪时阿兰人带入高卢的更为有效的撒尔马特人的军械。巴约挂毯上描绘的诺曼骑士，可以在克里米亚和塔曼半岛公元1至2世纪的坟墓里有关撒尔马特骑兵的绘画上找到他们的原型。但是在11世纪西方人对他们模仿来的军械作了一个改革（许多改革中的第一个）。他们用可以提供最大的防护面积，而表面积又最小、重量最轻的鸢形盾代替了又圆又小的撒尔马特盾。这些11世纪的骑士十分清楚他们的价值，以致到11世纪中期，新的骑士们就在老骑士们的诱导下形成了一种世俗的友爱精神。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西方继续用希腊时代的古典格律进行拉丁诗的创作，韵律仍以长短音节的区别为基础。而拉丁语的特点是重者的存在，这种古典的希腊式作诗法就成为令人讨厌的枷锁。基督教赞美诗作者们把拉丁语从这种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创造了重读的拉丁诗。在大约11、12世纪之交，当时生动的浪漫文学作品之一的史诗《罗兰之歌》从拉丁语世界破土而出，直到今天它还标志着拉丁语系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这样，11世纪在西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政治结构形式：各城邦国家的共和制和各王国的君主制。到1100年，西方这两种不同的政治结构形式都要比自西罗马帝国衰落和崩溃以来在这个地区出现的任何政治统治更为有效。

11世纪在北意大利出现的城邦制政治结构形式，同一时期也在佛兰德出现了。这两个地区同时出现了迅速的人口增长，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也与之相伴而来。早在992年，巴西尔二世就给予威尼斯商人在东罗马帝国的特权，以支持威尼斯人的航海事业。后来威尼斯人又夺取了希腊人在希腊领海内的贸易。随着一系列“十字军”王国在叙利亚沿海的建立，北意大利的海上城邦也赢得了在那里的特权。这些远在海外的西方基督教的滩头阵地，依靠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船队与西欧保持联系。总的来讲，西方是从伊斯兰和东正教世界的损失中受益；但是在西方人中间，主要的受益者还是北意大利人。

在11世纪西方基督教的改革家们进行了3项革新。他们要求世俗僧侣（即不是修士的牧师）过独身生活，并试图禁止教会职务的买卖，禁止由世俗当局进行教职授予仪式。非修士僧侣独身生活运动最终成功了，但它也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因为这在西方教会和任何其他地区教会的实践中都是史无前例的。有关授职权的斗争最后于1122年以妥协告终，这也是合理的，因为世俗职务和教会职务通常都是由教会显贵担任。禁止由地方世俗监护人买卖圣职，教皇从中大获其利，他拥有了教职任免的特权，使它们不能被无偿使用。宗教改革的总的影响就是使僧侣不再隶属于世俗贵族而是隶属于教皇的领导，从而使僧侣成为西方基督教社会中一个特权集团。

在11世纪僧侣独身生活、禁止圣职买卖、禁止世俗当局进行圣职授予的运动，是由教皇制度的改革作为先导。教皇制度是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制度。11世纪中期的教皇制度改革，出乎人们意料，一时引起了轰动。对于其后果的认识，也是充满了争议，莫衷一是。

在地理上，自从穆斯林从罗马人手中夺走西北非和利奥三世夺走东伊利里亚以来，罗马城就位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南边缘。这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地理中心是勃艮第，那里距离索恩河、塞纳河和摩泽尔河的上游最近，也最靠近莱茵河的西南角。它是阿尔卑斯山外西欧联系的中心，圣科伦班在吕克瑟伊和安娜格里的修道院，后来克吕尼和锡托的新型修道院，以及著名的位于克莱尔沃的锡托会的修女院，都是建立在这个地区。由于966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西方基督教主要朝东北方和北方两个方向扩展，罗马的地理位置就显得更加遥远。诺曼人对罗马东南方向的征服也只是起了微不足道的抵销作用。从这样一个遥远的角落对西方基督教世界进行宗教管理简直是一个壮举。

第六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1110－1291年） 

（谢选骏指出：我把埃及的这个创举叫做“古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1250年，萨拉丁王朝的一队突厥军事奴隶从王朝手中夺取了萨拉丁的遗产。如今，继承权不是由父亲传位于子嗣，而是由前奴隶的统治者传给了奴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甚至击败了所向无敌的蒙古大军，并且引导了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制度。后者的近卫军制度则是苏俄的赤卫军、纳粹的党卫军、中共的红卫兵之先驱。正如列宁、孙中山、斯大林、胡志明、毛泽东的干尸木乃伊，也是来自埃及的样板——不仅是法老的，也是亚历山大的。）

1250年，萨拉丁王朝的一队突厥军事奴隶从王朝手中夺取了萨拉丁的遗产。如今，继承权不是由父亲传位于子嗣，而是由前奴隶的统治者传给了奴隶。在此之前德里也建立了一个具有同样结构的政权。势力达到旁遮普东南的北印度的征服者穆罕默德·古尔任命了一位奴隶总督。1215年当古尔王朝被塞尔柱人的前封地花刺子模的统治者灭掉后，这位总督的第二位奴隶继承者便成了古尔在印度的领土的统治者。

河间地带和东北部伊朗，在阿拔斯王朝及其伊朗人继承者萨曼王朝的统治下曾一度繁荣，但在11世纪初却饱受了由塞尔柱王朝的武将率领的土库曼人游牧部落的大量涌入之苦。1141年河间地带被一支流浪的契丹人（黑契丹人）占领。他们在1124－1125年被女真人赶出华北和满洲。黑契丹人并不是穆斯林，他们是一支开化的民族。河间地带在他们统治下遭到的损失要小于花刘子模的统治者造成的灾难。后者于1210年将黑契丹人赶出了河间地带。当1220－1221年蒙古统帅成吉思汗蹂躏花刺子模王国时，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东北部都遭到了破坏，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地带。

成吉思汗的入侵使伊拉克免除了花刺子模人的入侵威胁。向花制子模的入侵很可能会同成吉思汗劫掠河间地带产生同样的灾难。东部的一支塞尔柱人在1194年被其前封地花刺子模灭亡，使得阿拔斯哈里发纳绥尔（1180－1225年在位）实际上获得了独立。他利用自己的行动自由重新占据了伊朗的西北部，在道义上支持萨拉丁及其继承者，并把一种流行的运动“法图瓦赫”改造成在阿拔斯庇护下的骑士制度。

“法图瓦赫”是使伊斯兰教得以经受住蒙古人征服的几项新的伊斯兰教制度之一。另一项制度是苦行僧组成的兄弟会，其中最早的兄弟会是卡迪里教团，它由吉坦的阿布杜·卡迪尔仅立于12世纪。大多数苦行僧兄弟会的创立者都来自伊斯兰教世界的东北部。他们的宗教习俗采取了诱人心醉神迷的形式，无论他们是否是伪装的土库曼的萨满，他们都对改宗伊斯兰教的土库曼人产生了影响。这些土库曼人奉行他们所采用的宗教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最著名的苦修僧教团的创立者札拉丁·鲁米即是米列维教团的创始人。1207年，正当花剌子模和蒙古人的旋风席卷这一地区之前不久，他生于托卡里斯坦的巴尔赫。他在塞尔柱拉姆苏丹国的首都库尼亚赫度过了一生（1207－1273年）中的大部分时光，并在此用新波斯语写下了他神秘主义的诗歌。另一位波斯诗人设拉子的萨阿迪（约1184－1291年）并没有隐居，而终日云游四方。他成为伊斯兰教世界历史上最动荡的世纪中的百岁老人。

塞尔柱人的帝国在小亚细亚（拉姆）的分支比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帝国的主体具有更顽强的耐力。塞尔柱人的拉姆王国经受住了第一次十字军的风暴；1176年，它挫败了东罗马帝国为时已晚的重新征服该地的努力；它在1243年战败于蒙古人之后仍幸免于灭亡，尽管它不得不服从蒙古人的宗主权。拉姆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定居的说突厥语的社会，它的文明是伊朗式的伊斯兰教文明。拉姆的苏丹设法将塞尔柱人带来的土库曼人游牧部落驱赶到伊斯兰教世界与东罗马帝国的边界，并将13世纪从蒙古逃来的游牧部落也迁移至此。与马木路克的埃及和叙利亚不同，虽然拉姆以后战败于蒙古人，被置于蒙古人的宗主权之下，但在伊斯兰教历史上这一关键时刻，它仍为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因此，当1256年执政的蒙古大汗蒙哥委任其弟旭烈兀汗完成成吉思汗征服伊斯兰教世界的未竟事业时，伊斯兰教得以在1258年伊拉克遭到毁坏、巴格达被攻陷和劫掠、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被灭亡之后生存下来。

1261年，萨拉丁王朝的奴隶（马木路克）继承者显示出蒙古人并不是战无不胜的：他们在巴勒斯坦歼灭了旭烈兀汗常胜军的先锋卫队。被杀的蒙古将军是一名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与他在一起的有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国王和安条克的基督教王公。但驻守在阿卡的法兰克人让马木路克的军队通过。马木路克人挡住了伊朗和伊拉克的蒙古人伊尔汗国对叙利亚的3次入侵，并且在1291年占领了西方基督教在叙利亚剩下的最后一个滩头阵地阿卡。

在伊尔汗国版图内的西方基督教徒和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徒都希望西方基督教王国与蒙古帝国的伟大联盟能征服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和消灭伊斯兰教本身。教皇和法国的使臣到达靠近欧亚平原东端的蒙古大汗的首都哈刺和林。蒙古人虽然向西方基督教徒提出了一些建议，但这一计划并投有什么结果。蒙古帝国西部地区的统治者宁愿选择伊斯兰教而不是基督教。在1295年伊尔汗加赞改宗伊斯兰教之后，他的穆斯林臣民对他的基督教臣民进行了报复。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亚洲部分，当11世纪土库曼人在塞尔柱人的率领下进行民族大迁移时，基督徒已开始大规模地改宗伊斯兰教。现在这种改宗又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在新月沃地的人口中曾经占有多数的聂斯脱利派和一性论派基督教徒在人数上正大大减少，最终成为四处散居的游民。

在伊斯兰教世界的另一端，被西方基督教徒征服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也大大减少，最终竟完全消失。来自西撒哈拉的游牧部族柏柏尔族穆拉比教徒和取代他们的来自阿特拉斯山脉的高原柏柏尔穆瓦希德人，都未能成功地挡住西方基督教徒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进展。1236年科尔多瓦陷落，1248年塞维利亚陷落。此后，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仅限于格拉纳达周围的偏僻之地。但是，穆瓦维希人却成功地将西西里的诺曼人从沿海滩头驱逐出去，自12世纪40年代穆拉比人衰落之后，诺曼人一直占据着伊夫里奎亚的滩头阵地。

不过，从军事上说，在11世纪的大潮之后伊斯兰教文明涌动的西部地区并不是非洲，而是伊比利亚半岛。在这一地区，科尔多瓦倭马亚哈里发王国的解体与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制度在伊朗的崩溃具有同样的文化推动作用。在伊比利亚半岛，地方宫廷数目的增加，扩大了潜在的文学艺术庇护人的数目。在继承科尔多瓦的哈里发的众多小邦中，诗歌创作极度繁荣。在基督教征服安达卢西亚的前夕，伊比利亚半岛为伊斯兰教贡献了一位哲学家伊本·拉希德（阿威罗伊）（1126－1198年）和一位神秘主义者伊本·阿拉比（1165－1240年）。前者与伊本·西那（阿维森纳）齐名，后者肯定加扎利对神秘主义的论证是逊尼派伊斯兰教正统教义可接受的一部分。伊比利亚半岛对伊斯兰文化的贡献与伊夫里奎亚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早期贡献具有相同的命运：尽管这些贡献创造者进行创造活动所在的地区遭到肢解，但他们的业绩仍然保存了下来。

第六十五章 拜占庭世界（1071－1240年） 

（谢选骏指出：文明史为何重要？因为文明比暴力[军事、政治]更有耐力——“1180－1204年东罗马帝国的灾难和1237－1240年俄罗斯的灾难既没有阻碍拜占庭文明的发展，也没有挡住它的传播。”而且，作为暴力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最终不得不在文明的框架之内活动。最终，野蛮化的暴力反而转化成为新文明的强权。）

亚历克塞一世（1081－1181年）是戴克里先和希拉克略的名符其实的继承人。同他们一样，亚历克塞一世从毁灭中拯救了帝国，并且找到了两个能干和精力旺盛的继承人约翰二世（1118－1143年在位）与曼努埃尔一世（1143－1180年在位）。但是这三位皇帝都未能成功地阻止大地主经济和政治势力以牺牲帝国政府利益为代价的增长，也未能击退来自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和达尼什曼德突厥人。游牧的土库曼人行踪不定；基督教的希腊农民疏远了帝国。农民深受游牧部落之害；但是只要拉姆苏丹国的塞尔柱统治者能够成功地保护农民免受追随塞尔柱人的游牧部落的骚扰，农民就会认为突厥人穆斯林苏丹的压迫比东罗马帝国政府的压迫还要轻。

亚历克塞一世必须要对付第一次十字军。伊斯兰世界对付土库曼人的办法是将他们迁移到东罗马的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亚历克塞对付西方十字军骑士的办法，则是将他们引向叙利亚。但亚历克塞和十字军的目标是相反的。亚历克塞宁愿招聘十字军作为雇佣兵把突厥人驱逐出小亚细亚，但十字军的目标却是耶路撒冷，他们并不希望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代理人或仆从。结果，双方都未能实现目的。东罗马帝国从未恢复小亚细亚腹地；十字军虽占领了耶路撒冷，但他们从未能成功地征服叙利亚腹地。因此，在与广阔的伊斯兰内陆地带对峙的陆地防线上，十字军未能在叙利亚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拉姆的塞尔柱人能够在小亚细亚建立一个拥有定居人口的有组织的国家，而赞吉、努尔·丁和撒拉丁则能够包围叙利亚海岸的法兰克人滩头阵地，将法兰克人驱逐出耶路撒冷。

到1237年，东南欧的东正教国家都处于上升阶段。复兴的保加利亚帝国和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都显示出能超出法兰西人统治的君士坦丁堡帝国的实力。在教会事务方面，先前处于东正教世界边缘地区的塞尔维亚一直是东正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有争议的地区，它现在也明确地选择了东正教。尼西亚希腊人的帝国政府非常明智地认可了保加利亚主教地位的恢复，并为塞尔维亚设立了一个自治的大主教职位。但是东南欧的东正教国家与高加索的东正教国家在领土范围和人口规模两方面都已逊色于俄罗斯，甚至在建筑、视觉艺术和文学等领域，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格鲁吉亚人都受到了俄罗斯人的挑战。

在俄罗斯改宗基督教之后最初的50年中，教会的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对历史资料的解释也存在着争议；但有一点很清楚：从1039年起俄罗斯已成为君士坦丁堡主教的教区。获得俄罗斯之后，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管辖区大大地扩大了，因为俄罗斯地域广阔，而且还在向北部和东部扩张。1169年俄罗斯宗主国的王公所在地由第聂伯河畔的基辅，迁到了伏尔加河支流克利亚济马河畔的弗拉基米尔。

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和阿兰人都是东方正教会的基督徒，但是当同属东正教的希腊人在11世纪上半叶征服格鲁吉亚人的一性论派亚美尼亚邻国时，他们仍然维持了独立；而且，格鲁吉亚在1071年也没有被卷入东罗马帝国的灾难。她在塞尔柱人的进攻面前幸免于灭亡，并在12世纪时与继承短命的塞尔柱帝国的穆斯林国家瓜分了亚美尼亚。在女王塔玛统治期间（1184－1212年），由格鲁吉亚直接和间接统治的领土从黑海沿岸扩展到高加索的里海沿岸。

蒙古人从欧亚大草原的突然出现，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拜占庭世界各个部分的命运。格鲁吉亚是第一个遭遇不幸的东正教国家。1225年它遭到四处闯荡的花刺子模王公札兰丁的劫掠，1236年又遭到蒙古人的破坏。蒙古人强迫格鲁吉亚接受自己的宗主权。1237年和1240年蒙古人在经伏尔加河畔的保加尔到欧洲的途中蹂躏了俄罗斯（1240年基辅遭到劫掠）。蒙古人的宗主权强加给了最东边的各俄罗斯公国，但西南部的加利西亚（哈利克兹）、西北部的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仍然保持着独立；而且诺夫哥罗德开始包围蒙古帝国及其俄罗斯附属国，在它们的北面向东扩展到了乌拉尔山脉以外。尼西亚的希腊人帝国则得益于1243年蒙古人打败和征服塞尔柱拉姆苏丹国。

1180－1204年东罗马帝国的灾难和1237－1240年俄罗斯的灾难既没有阻碍拜占庭文明的发展，也没有挡住它的传播。教堂建筑使塞尔维亚人被锁定于东正教世界，这些教堂都装饰有拜占庭风格的壁画。12世纪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的教堂建筑将希腊、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特色都结合在了一起。尼斯塔斯·科尼亚提斯给我们留下了记载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生动感人的第一手资料，他是留下从959年到1204年东罗马历史连续记录的一系列历史学家中的最后一位。哲学家迈克尔·普塞洛斯记录了976－1077年的历史，在记录事实和日期方面，他比自己的前辈利奥·蒂阿科努斯更马虎草率，但对人物的分析却很敏锐。这些拜占庭的希腊人写作所采用的语言是学究气的古雅典共同语，但是希腊语并不是这一时期东正教世界历史著述的唯一语言。俄罗斯最早的编年史是12世纪早期用马其顿的斯拉夫语言创作的，当时它是一种仍在使用的语言。

 

第六十六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099－1321年） 

（谢选骏指出：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文明创造的营垒？阿诺德·汤因比在其《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六十六章《西方基督教世界》（1099－1321年）中写道：“哥特式的中世纪建筑。这种建筑式样实际是从小亚细亚塞尔柱突厥人那里传入的。今天，人们有幸仍能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欧洲所有国家看到的遗址，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遗址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社会的理想。现存的许多优秀的哥特式建筑，是仿照塞尔柱旅行商队的客栈式样而建，这些建筑多在阿尔卑斯山北麓。”而突厥人的营垒样式，我觉得很像是来自于中国的烽火台。罗马共和国类似秦国，罗马帝国则类似汉朝，其中，元首制（Principate）时代二百多年，相当于西汉，君主制（Dominus）时代二百多年，相当于东汉。罗马与汉朝的例子表明，军事并不与文化格格不入：二者虽然有时相克；但也常常相生。许多文化上的创造活动，甚至还是迫于军事需要而兴起的。）

现存的许多优秀的哥特式建筑，是仿照塞尔柱旅行商队的客栈式样而建，这些建筑多在阿尔卑斯山北麓。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意大利，尽管它在6世纪时也蒙受了不少苦难，但它并不像西方基督教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彻底地与希腊罗马文化决裂。因此，在意大利人们仍乐于建造罗马风格的建筑，并不轻易地抛弃它。而且在拉韦纳和威尼斯这样的东罗马帝国的边远地区，也有许多教堂是由东罗马建筑师按照拜占庭风格建立的。例如，现存的完工于1071年的圣马可大教堂，便是根据以前君士坦丁堡的圣徒教堂而建。然而，令人惊诧的是，与其紧邻的总督府却是哥特式的，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乔托竟然摆脱了拜占庭传统的影响，成为现代西方自然主义绘画风格之父。

但丁采用当时意大利民谣形式创作了《神曲》，一改过去以拉丁语六音步诗律创作的习惯，对此后西方世界的诗人采用民族语言写作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丁在使用民族语言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是受了阿尔卑斯山外诗人的影响。对一名意大利人来说，要摆脱拉丁语及其文学的束缚，比把奥克语和奥依语作为母语的诗人，要困难得多，更不用说与把罗曼语和条顿语作为母语的诗人相比了。中世纪的意大利人仍拘泥于祖先的拉丁语中。他们写作时一方面离不开严格的拉丁语格律，另一方面在表现手法上又尝试着以民族语言来表现，以此求得平衡。12、13世纪一些优美的拉丁诗歌就是采用这种风格创作出来的。那些摆脱了希腊－罗马语言影响的诗人，与同时代的希腊人相比，取得的成就更高。他们的大胆尝试，使他们的创造性获得了解放。到但丁时代，意大利已成为西方文明的启蒙地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区用了2个世纪的时间才达到意大利1300年所达到的文化水平。

教皇对权力的贪婪，并为达此目的而使用财政、法律手段，使西方基督教的高尚人士感到震惊。位于克莱尔沃的锡托派修女院院长圣贝尔纳（1090－1153年）反对教皇的法规主义和贪婪。圣贝尔纳也不是毫无瑕疵，他性情暴躁，感情冲动。他尤其不能容忍任何宗教上的异端，不论是哲学家阿伯拉尔煽动性的言论、朗格多克清洁派的禁欲主义，还是异教的波罗的海沿岸斯拉夫人（他以雄辩的口才号召组织十字军征服这些异教徒）和穆斯林（他鼓动对黎凡特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自己也卷入了反对教皇的各对立派别的争吵中。他并未给自己谋求更高的教职，显而易见他是献身于宗教的。他出身高贵，然而他放弃了尘世的幸福，而成为严格的锡托会的一名修道士。正是为了主义他牺牲了个人利益，因此他成为同时代西方基督教世界中最受尊重、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对教皇背离其圣职原则的批评是权威的，也是最具诅咒性的。

圣贝尔纳是狂热的正统派（西方基督教的正统观念，而非东正教的）。12和13世纪中其他谴责教皇的人，令人震惊地接受了基督教的异端教派或是反基督教的保加利亚宗教鲍格米勒教（在西方以清洁派或巴塔里亚会而出名）。这些反对教皇罪恶运动的领导人在甘愿忍受贫困上是一致的。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愿，他们生来并不贫困。和圣贝尔纳一样，他们牺牲个人利益而选择了贫困，以自己的楷模来反对教皇的世俗化，反对基督教法规的世俗化。（11世纪西方宗教改革家们为西方基督教僧侣的独身生活制订了准则，但并未强迫世俗教职人员放弃对财产的占有，也未强迫修道院放弃集体占有的财产。）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是一个成功的布匹批发商的儿子，他公然蔑视其父，抛弃享乐，而与清贫为伴。他和加尔都西会修士或清洁派的“选民”一样进行苦修。他过着福音书上所描写的基督般的生活。当他的第一位信徒，金塔瓦里的贝尔纳，请求方济各允许他过同样的清苦生活时，方济各十分高兴，因为他认为基督似的生活才是人类应该过的生活。与此，他也接受了谦卑的思想。他从来没有要批评教皇的念头，那怕是隐晦地；也不愿发起什么反教皇的运动；更不想担任什么新兴教派的领袖。像基督那样，才是他献身的目标。然而，即使如此，他也未能免于和清洁派与韦尔多派同样的命运。因为他乐于清贫事实上就是对教皇的谴责，虽非故意，却更具破坏性。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和他的孙子、他的第二个继承人红衣主教乌戈利诺（即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九世，1227－1241年在位）认为方济各对基督的真诚模仿，使罗马教廷陷入困境。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来自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越来越高涨的对罗马教廷的指责。他们决定支持方济各，而不是以他为敌。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尽管其动机并不纯正。

圣方济各如果在和罗马教廷的第一次冲突中殉身，那他就会免于以后的精神煎熬，而不是活下来蒙受耻辱，目睹由红衣主教乌戈利诺和他的同伙埃利亚经手而成的方济各会法典与他本人提倡的基督式的生活背道而驰。结果方济各陷入精神和肉体上的极大痛苦之中，就像他当时选择清贫和谦卑时一样。如果乌戈利诺和埃利亚狡猾的手段未能使方济各陷入痛苦的境地，那么方济各精神就不会比方济各本人更长久。在他死后700多年的今天，这种精神仍然流传，尽管受到他的制度的保护者小兄弟会规章的限制，但并未失去其价值。

制度化赢得了持久性。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耻辱，但是对后代来讲，某些具有较高精神价值的东西的制度化，比那些稍纵即逝的精神财富的丧失对人类的危害要小些。圣方济各没有认识到这个严酷的事实，但是乌戈利诺和埃利亚意识到了。他们以此作为行动的规范，他们挽救了方济各精神中的一些东西，也给自己带来了耻辱。

圣方济各的同时代人，“布道兄弟会”的创始人卡斯提人圣多明我（多明我·德·古斯曼，1170－1221年）走了一条简便的道路。他同样安于清贫。两位圣徒都反对贪婪，但圣多明我的精神比圣方济各的精神易于制度化。西方基督教世界新兴的城市，因方济各和多明我会的教堂、图书馆和讲演厅的广泛分布，而在精神上受益匪浅。尽管如此，在圣方济各看来，房屋和书籍是令人讨厌的东西，他认为这些东西中存有对基督式生活的危险障碍。埃利亚从未失去圣方济各对他的信任。如果圣方济各能预见到埃利亚之所以如此热衷捐款是为了借他的名义建造教堂的话，他一定会万分痛苦。这些建筑和乔托绘画的优美都无法消除他的痛苦，因为这些东西违背他早已献身的清苦和谦卑。

城市生活和富裕使人类远离了大地母亲。在圣方济各时代，这两种弊病都开始困挠西方基督教世界。后世应感激圣方济各，不仅因为他提倡清贫的生活，更因为他那种对所有生命的内在的同情心。从流传甚广的传说故事中，我们了解到圣方济各与鸟类和动物建立了一种良好的信任关系，虽然传说并非权威性的对历史事实的记录。这种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在印度以西的欧洲大陆是很难见到的。圣方济各的赞美诗如同一个日本神道教徒一般赞美上帝赐与人类大地母亲，赐与人类动物和植物。圣方济各本人的赞美诗原文至此突然中断了。赞美上帝赐予人类不事报复的性格和肉体灭绝的诗节，都是后人附会的思想。赞美上帝赐予人类阳光的诗篇可能是阿肯那顿信徒的杰作，赞美上帝赐予人类各种元素的诗篇可能出自琐罗亚斯德教徒之手。那些来自一神教的犹太人之口的传说则显得尤为珍贵。

 

第六十七章 东亚（1126－1281年） 

（谢选骏指出：一般人都赞同，两个宋朝在军事上都很软弱，大家关注他们在对待北方强邻上的无能，却忽略了北宋建国之初就丢失了越南。汤因比在此也不能免俗。同时他人云亦云地说缠足习俗不好，却不懂得缠足习俗却让妇女免于遭受游牧民族的掠夺。）

宋王朝1126年的军事崩溃始终是可耻的。女真侵略者攻占了位于黄河流域的整个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包括宋朝的首都开封。宋帝国之所以避免了被全部征服，并不是由于它的军队勇猛，而是由于女真骑兵遇到了天然障碍，即包裹着淮河和长江下游河道的迷宫式水网，以及多山的穷乡僻壤。按照官方的说法，流亡的宋王朝的新首都临安（杭州）只是暂时的避难所，但宋朝再也未能成功地收复北方。 

尽管如此，宋王朝在南方存在了153年（1127－1279年）；临安成了人类文明中心最大的、给人印象最深和最吸引人的城市之一。在江山破碎的宋帝国境内，人口、农业生产力、城市化、贸易（国际和国内）和财政设施都有了显著增长。纸币最初由私人银行发行，然后由宋朝中央政府发行。宋代中国艺术和工艺的发展已在第59章中提及。在南宋帝国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它比领土范围和军事力量达到高峰时的汉帝国或唐帝国的人口更为众多，也更为繁荣昌盛。南宋时期中国文明的一个严重倒退，是妇女地位的下降。缠足习俗的引进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

1126年的灾祸也没有阻止新儒家哲学的发展。为了显示儒家学说是大乘佛教的合法的取代者，新儒家们不得不步入了与自己志趣不合的形而上学领域。在这一领域里，程氏兄弟相互分手了。就程颐而言，人性是“终极实在”的表现之一；就程颢而言，人性与“终极实在”是相互同一的。程颐的形而上学为朱熹（1130－1200年）有系统地完成，而程颢的立场却为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陆象山，1139－1193年）接受。朱熹是一位卓越的擅长系统化的学者，就像托马斯·阿奎那一样。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一原因，尽管程颢和陆九渊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层出不穷，但对于文职官僚候补者和他们的主考官来说，朱熹的体系却成了儒家学说的官方定本。然而，与新儒家的整体共识相比，他们在形而上学上的分歧是不甚重要的。他们全都对道教和佛教怀有敌意（尽管他们被迫窃取了大乘佛教的一些发明），而且他们也都感到，道德比形而上学更重要。他们全都谴责佛教圣贤脱离尘世社会生活，认为这是反社会的。例如，程颢和朱熹，不仅获得了各自的学衔，而且还耗费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时间作一名现职文官。如果中国的新儒家能够意识到现代西方的争论，他们肯定会反对圣·方济各和菲奥雷的约阿基姆·菲奥里的观点，而赞同卡迪纳尔·乌戈里诺和伊利亚的政策。

在日本，935－1185年间发生了权力和财富从京都的异国情调皇室向地方贵族的逐渐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转变为国内混乱。首都的社会秩序越来越经常而野蛮地被附近佛教寺院的武装力量的入侵所扰乱。宗室出身的两大地方豪族平氏与源氏之间的内战，于1185年以源赖朝的胜利和他以镰仓为基地对全日本实行实际统治的确立而告结束。镰仓位于关东（主要岛屿本州中一块最大的稀见平原）西南端以外。皇室和它的深奥精致的文化被允许在京都存在，但是京都政府的实际权力却被剥夺了。事实上，至少早在858年，京都的皇室就已为属于藤原家族的摄政者所控制。1199年源赖朝死后，镰仓幂府将军的摄政权于1203年为北条家族获得。北条氏一直掌权到1333年，并把源赖朝所创立的政体有效地维持到1284年。

镰仓的军人政府，比京都的文人政府更适合日本12世纪和13世纪的文化与社会状况。源赖朝和北条氏的摄政者们在镰仓坚守着幕府政体，他们的一些同代人在宗教领域中也扮演着相应的角色。通过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的最早的大乘佛教种类是深奥难解的形而上学——尽管这些教派的一些僧侣在他们于日本土地上的实践中变成了粗野的穷兵黩武者。12和13世纪，佛教以简洁的形式呈现于日本人面前，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被理解和认同。1191年，佛教禅宗的一支传入了镰仓。禅宗通过严谨的修行冥想达到精神上顿悟的方式，吸引着武士们。浩然（1135－1212年）和亲鸾（1173－1262年）号召民众全神贯注地重复菩萨阿弥陀佛的名字，作为死后获准进入“净土”（阿弥陀佛的天堂）的护符。日莲（1222－1282年）全神贯注于口诵《妙法莲华经》。他更近似于公元前9世纪的以色列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而不是任何佛教先圣。日莲反对所有的其他佛教宗派，积极介入政治，陷入了与幕府的纠纷，但他却由于宣传抵抗蒙古而赢得了盛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所有这些12世纪和13世纪简洁的日本佛教派别，仍有为数众多的信徒。

 

第六十八章 蒙古人和他们的后继者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虽对中国历史相当生疏，却在无意中触摸到了一点历史的脉搏：“忽必烈征服宋帝国的战略，与公元前4至3世纪秦国征服楚国时所采用过的战略是一样的。在直接进攻宋朝的国土之前，忽必烈从四面包围了它。”虽然他并不懂得，正如谢选骏一再证明过的那样：宋朝并非统一帝国，而是区域国家；但是他还是看到了“忽必烈征服宋帝国的战略与公元前4至3世纪秦国征服楚国时所采用过的战略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忽必烈在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历史作用，正如秦始皇在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历史作用。）

蒙古人是一个人数很少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的祖传牧场位于欧亚大平原的最东北角。公元13世纪，他们突然从欧亚大平原上兴起。到1241年，他们已经攻克了他们面前的所有地区，向西推进到了奥得河和亚得里亚海的东北岸。1260年，他们侵入叙利亚。1297年，他们占领了上缅甸。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开始于欧亚大草原的东端，深入到了所有毗连的定居人口居住的地区。1203年，当铁木真（约1162－1227年，1206年以后称为成吉思汗）成为最高统治者时，蒙古人的进攻性征服就在统一的指挥下策划和进行了。直到125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和第三位继承人蒙哥去世，这一征服才告停止。 

到1259年为止，蒙古大汗在其欧亚大平原东部的首都哈刺和林，或直接或通过使臣统治着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庞大帝国。那时，从东到西，蒙古帝国从太平洋的西北岸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的源头和多瑙河下游的北岸；从北到南，从贝加尔湖延伸到越南北部。蒙古帝国还没有完全占有宋代中国的全部领土。但是，只有欧洲大陆、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最终逃脱了蒙古人的短暂统治。蒙古人成为唯一成功地征服了整个中国的欧亚游牧民族。

忽必烈征服宋帝国的战略，与公元前4至3世纪秦国征服楚国时所采用过的战略是一样的。在直接进攻宋朝的国土之前，忽必烈从四面包围了它。1253年，他征服了泰族人的国家南诏，并把它并入了中国的云南省。忽必烈在那里的代理人，是来自中亚的蒙古人统治下的穆斯林。他们在云南建立的穆斯林社区一直留存至今。1275年，在中国有3万名来自高加索北部山地信奉东正教的阿兰人在忽必烈手下服务。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普作为一名行政官员，在中国为忽必烈供职约达17年之久（约1275－1292年），而来自河间地区的穆斯林赛典赤·瞻思丁则在1274－1279年之间为忽必烈供职。他为忽必烈组建了中国的一个新省——云南省。与同一时期穆斯林的影响不同，中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有如昙花一现。无论在云南还是在中国西北部，伊斯兰教都扎下了根。与此相应，作为1220－1257年间蒙古人征服伊朗的后果，中国的艺术则长久地影响着伊朗的艺术。

蒙古人周围的游牧族各部并未因这些征服战争而受到什么损失。他们既没有失去自己的牲畜，也没有失去自己的牧场，不过是改换了主人而已。而另一方面，对那些定居地区的蒙古人的牺牲者来说，蒙古人的征服则意味着种族灭绝的灭顶之灾。最残酷的几次大屠杀发生在1220－1221年成吉思汗征服花刺子模的战役中、1231－1241年拔都西征的战役中以及1258年旭烈兀在伊拉克进行的战役中。从1215年到1241年间，耶律楚材千方百计使他的蒙古主人相信，屠杀那些潜在的赋役提供者是与蒙古人的利益相矛盾的。然而，在1242－1246年的汗位出空时期，耶律楚材已经不久于人世了。

另外，蒙古人和中国人相互仇视。蒙古人是第一批没有被中国文明征服的外来征服者。1368年，当元朝被推翻，它的驻防军被驱逐到长城遥远的另一边他们祖辈生活的草原上时，蒙古人撤退了，但是却仍然未被中国化。这与流亡的契丹人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契丹人在被赶出中国之后，在穆斯林的中亚建立了一个中国化的政权，并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之久。契丹人在中国东北边疆统治的地区从未超过16个州的范围。而蒙古人则在1279－1368年间统治了整个中国，并且从1215年起就在中国北方控制着一个根据地，它与契丹人曾经控制的根据地一样大。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在中国留下了一个积极的永久性的纪念。1289年，忽必烈完成了延伸大运河，使其从杭州北抵北京的工程。中国的蒙古人政权也一度起过消极作用，但它却为产生一个永久性的积极后果开辟了道路。在元朝的统治下，儒家传统的文学陷入极端艰难的逆境之中，于是两种新的文学形式——用当时的市民语言写作的小说和戏剧得以形成了。其中的一些作者就是儒家弟子。尽管他们耻于承认自己是那些如此粗俗的小说和戏剧的作者，但这两种新的文学形式却为市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一直到蒙古人被赶出中国，儒家的传统得以恢复之后，它们仍然流传下来。那些羞涩的小说和戏剧的创作者们为中国文学所作的贡献，与他们托斯卡纳的同时代人但丁为西方文学所作的贡献，与阿肯那顿为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文学所作的贡献，都是同样重要的。

第六十九章 伊斯兰教世界（1291年－1555年） 

（谢选骏指出：“苦行僧们受到土库曼人的欢迎是因为他们代替了前伊斯兰教时期土库曼人的萨满。但这些穿着穆斯林服装的萨满，在逊尼派穆斯林宗教‘统治机构’的眼里却是异端。他们常常不是驯化土库曼人，而是重新煽起土库曼人闹事的传统。”——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例如在俄国，苦行僧们也受到半突厥化的俄罗斯人的欢迎，是因为他们代替了前东正教时期和蒙古人统治时期的萨满。但这些穿着基督徒服装的萨满，在沙皇俄国和东正教“统治机构”的眼里却是异端。他们常常不是驯化俄罗斯人，而是煽起俄罗斯的革命精神。我认为，俄国革命党就有这样的背景。就像中国革命党具有民间宗教的背景。）

 

1555年的伊斯兰教世界要比1291年时大得多。它的主要部分在政治上分属于3个大帝国：黎凡特地区的奥斯曼（奥托曼）土耳其帝国、伊朗的萨非帝国和印度的帖木儿（莫卧儿）帝国。这一重大的变化在伊斯兰教世界于1220年（成吉思汗入侵河间地带的年代）至1405年（帕木儿去世的年代）之间所经历的动乱中发生。 

同埃及一样，北印度也躲过了蒙古人，但它未能躲过帖木儿。早在帖木儿毁灭性的入侵之前，德里王国已经无法保持穆斯林印度的完整。在北印度，穆斯林征服德干之后（这一征服始于1294年），德里国王穆罕默德·伊本·图格鲁克在1327－1329年曾试图将统一的伊斯兰教印度帝国的首都，从德里迁到德干高原的代奥克尔，但这一努力后来半途而废。在他迁回德里之后，他的帝国解体。大约在1336年，吉斯德纳河和通格拉巴德拉河一线以南的半岛最南端，在反穆斯林的印度教维查耶那加尔帝国中统一起来。1347年，在这条线以北的德干高原的伊斯兰教地区形成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帝国，统治者是巴赫马尼王朝。从1482年到1512年，巴赫马尼南国分裂成5个彼此纷争的小国。

1564年，这5个穆斯林小国中的4个结成同盟与维查耶那加尔对抗。1565年它们成功地推翻了这个最后的印度教独立国家。此后，在政治方面，印度教在整个次大陆的几乎所有地方都销声匿迹了，但在其他方面，印度教仍然生机勃勃，富于活力。它对伊斯兰教的冲击作出了创造性的反应。在15世纪，迦比尔用印地语诗歌表现了自己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中所描绘的“终极精神实在”的直觉。迦比尔成了锡克教和锡克社团创立者那纳克（1469－1539年）的先导。帖木儿人的莫卧儿皇帝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有一位印度教臣民杜尔西达斯，他用当时北印度大多数居民所使用的印地语改写史诗《罗摩衍那》。这一史诗在说印地语的人中已耳熟能详，就同新波斯语四大诗人的诗集为说波斯语（新波斯语）的人所熟知一样。

在埃及马木路克和印度穆斯林统治者版图之外的伊斯兰教世界的亚洲部分，1300年之后的问题是，面对游牧的土库曼人的大规模存在，如何重建稳定的政治结构。有可能成为这一地区新的伊斯兰教国家的创建者的，就是这些游牧部落的领袖。这些部落民的军事才能构成了其领袖力量的基础，这些领袖人物必须要始终依靠他们，除非他们能够找到可靠的替代者。在这之前，部落领袖必须要尽力处置好追随自己的游牧民，使他们驯服，领着他们前进，最终诱使他们放弃自古以来四海为家的游牧生涯，变成农民和工匠。

奥斯曼人建立自己权力的手段，部分是通过驯服自己的土库曼部落民，部分是通过争取少数具有军事价值的改宗和旨在从基督教国家征服的领土上笼络许多具有经济价值但并未改宗的基督徒，即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和纳税人。这些征服使奥斯曼人获得了充足的定居基督教臣民，其规模相当于印度穆斯林帝国的创立者所拥有的定居印度教臣民。由土库曼部落的首领们在小亚细亚其他地方所建立的王国，都不具有这一经济力量的资源。萨非王朝也不具备这种资源。

为土库曼人的首领驯服土库曼人的是穆斯林宗教（苦行僧）教团的代表，但对于世俗的穆斯林帝国的创建者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权宜之计。苦行僧们受到土库曼人的欢迎是因为他们代替了前伊斯兰教时期土库曼人的萨满。但这些穿着穆斯林服装的萨满，在逊尼派穆斯林宗教“统治机构”的眼里却是异端。他们常常不是驯化土库曼人，而是重新煽起土库曼人闹事的传统。例如，在1402年奥斯曼帝国一度被帖木儿推翻后，苏丹穆罕默德一世尚未完成帝国的重建，杰尔米扬王国希马尔的谢赫贝德尔丁便于1416年在保加利亚东北部和小亚细亚西部（再次臣服的亚洲土库曼公国萨鲁汉和艾登）奥斯曼的领土上同时发动了大规模的起义。贝德尔丁是一位伊斯兰教的律法学者，同时又是一名非正统派和具有革命精神的神秘主义者。他号召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跟随他反抗奥斯曼人的统治。贝德尔丁的起义被镇压了下去，但他的教派却一直存在到17世纪。1416年参加起义的大多数人都是心怀不满的土库曼人。

奥斯曼帝国的创建者不依靠任何土库曼部落，甚至不依靠他们自己的部落。他们鼓励土库曼人前往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不断扩张的领土；但是，为了守住他们在欧亚的领土和保持一支能从事野战的部队，奥斯曼人依靠其他地方的人力资源。他们利用从非世袭封地上收取的税收，维持了一支由封建骑兵组成的民兵组织。在这种制度下，无论是提供赋税的佃户，还是接收赋税的骑兵，都有国家明文规定和强制执行的权利。此外，依照阿拔斯王朝和阿尤布王朝的先例，奥斯曼王朝也保持了一支由奴隶组成的常备军。起初，这些士兵像阿拔斯和阿尤布时期的奴隶兵一样是从国外买来的，或者是从战俘中招募的；但在14世纪末叶，奥斯曼人开始招募本地农民中的基督教男童，以充实国王的奴隶近卫军。这些男童大多数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人。穆拉德二世（1421－1451年在位）发展了这种虽不人道但却非常有效的制度。

最初，这些应征的本地奴隶只被用来充当士兵（“the ejaniz－aries”的字面原意是“新军”）。奥斯曼的文职行政人员首先是从帝国自由的穆斯林臣民中招募的。穆罕默德二世开始从他的奴隶中招募一部分行政官员。我们可以断定，当时已有一种做法将招募来的男童分为“本国男童”和“外国男童”。本国男童担任国王的侍从，他们受到长期的完整教育（包括智力、体力和军事教育），从而有资格胜任高级军官职务（最低也要担任近卫骑兵）。外国男童最后则成为近卫步兵。

帝国这两种等级的奴隶的训练，竞争非常激烈，淘汰率也很高。所有奴隶近卫军的成员都领取薪金，虽然薪金高低并不相同。改宗伊斯兰教并不是强制性的，因为这种改宗不可避免。生为自由人的穆斯林奥斯曼的臣民，包括帝国奴隶之子，不得参加帝国的奴隶近卫军。所以，当帝国的行政权被奴隶近卫军垄断之后，生为自由民的穆斯林奥斯曼人便被排除在他们自己国家的政府之外。政府如今处于受过精心教育和严格训练的前基督教奴隶的控制之下，而这正是奥斯曼帝国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印度以西的伊斯兰教世界，1500－1513年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帝国出人意料地创建于伊朗和伊拉克，结果使黎凡特地区的逊尼派与中亚的逊尼派隔绝开来。1475年，奥斯曼帝国吞并了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殖民地，奥斯曼的宗主权得到金帐汗国的后继者、克里米亚“鞑靼人”国家的承认。但莫斯科的俄国皇帝伊凡四世（雷帝）在1552年和1556年先后吞并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切断了奥斯曼帝国与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逊尼派乌兹别克汗国之间穿越欧亚大平原的交通要道。1516－1517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和吞并了埃及的马木路克王国，但在1498年至1515年之间，葡萄牙人已经夺取了印度洋的制海权。尽管奥斯曼人和马木路克人一样，占有从内线作战的优势，但他们并不比马木路克人更成功，后者在1508－1517年也曾试图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得海上霸权。1538年，一支奥斯曼的舰队在从葡萄牙手中夺取第乌时失利；1538年，曾先后与马木路克和奥斯曼人联盟的古吉拉特穆斯林苏丹，被迫与葡萄牙人缔和。1551年，奥斯曼人放弃了与葡萄牙人争夺对印度洋制海权的努力。

尽管如此，伊斯兰教世界仍然立下了丰功伟绩，克服了蒙古人造成的灾难。而且，它的恢复不只限于政治方面。在1300至1555年间，伊朗产生了四大新波斯语诗人中的两个：哈菲兹（死于1389年）和贾米（1414－1492年），西北非产生了探索人类历史结构的杰出历史学家伊本·赫尔东（1332－1406年），尽管西北非终其一生都处于政治动乱之中。必须指出的是，这3位伊斯兰教文化的代表人物都不是奥斯曼人，最后两位伟大的新波斯语诗人也都生卒于萨非征服和伊朗改宗之前。

第七十章 东正教世界（1240－1556年） 

（谢选骏指出：当我说俄罗斯是一个野蛮国家，是鲜卑人、突厥人、蒙古人、满清人的继承人的时候，不仅是就其对于中国的作用和外交关系而言的，也是就其自身“俄罗斯”的起源而言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差别就在于，它是一个蒙古人化的半斯拉夫国家：“莫斯科公国是在1328年以为金帐汗国服役而兴起的。莫斯科以金帐汗的名义惩罚了1327年反叛金帐汗的特维尔公国。1332年莫斯科王公伊凡·卡利塔受到其蒙古主人的奖赏，担任弗拉基米尔大公。他继续留在自己的城市莫斯科，因而，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也将莫斯科作为主教所在地。金帐汗国利用莫斯科公国作为刽子手来对付其他俄罗斯公国固然对金帐汗国很方便，但也很短见。莫斯科逐渐一个接一个地吞并了处在金帐汗国宗主权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国。与尚未处在莫斯科统治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国的政权截然不同，莫斯科政权是专制的。”为什么莫斯科政权与其他俄罗斯公国的政权截然不同？因为它莫斯科是蒙古化的国家，其人民是蒙古人、突厥人杂交而成的。）

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并没有削弱拜占庭艺术和拜占庭宗教事业的生命力。14世纪初，伊斯坦布尔的霍拉教堂中的镶嵌画并不比同时代佛罗伦萨艺术家乔托的绘画逊色。与此同时，希腊圣山上出现了东正教神秘主义的复兴，神秘主义者通过默祷寻求与神性的合一（自亚历山大的圣西大纳西开始的这种合一，一直是虔诚的东正教徒所宣称的目标）。在14世纪，追求这种神秘主义合一的方法是印度式的形体瑜伽。它在神学上的正统性遭到了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和部分东正教神学家的怀疑。但在1351年，静修在一次东正教会会议上被宣布为正统。政治和神学是互相牵连的。1351年东正教的这次声明是对西方基督教攻击静修的回击，同时也是教皇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在1341－1347年东罗马内战中获胜的结果。

这次内战使复兴的东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与战争相伴而来的是一场社会革命和神学争论。帝国在帕里奥洛吉王朝的长期统治期间（1259－1453年），农村大庄园的不断扩大和农民处境的日益恶化都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约翰六世站在大地主一边，引起了农民激烈的反抗。革命者（“狂热派”）在从1342年到135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一直占据着塞萨洛尼基。这一期间，大地主在帝国的残余领土上遭到了野蛮的报复。

希腊人在14世纪关于静修的争论中所表现的反西方的感情，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就很明显。1204年西方基督教徒攻陷君士坦丁堡，及意大利沿海的共和国不断夺取希腊人领海内的国内贸易，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反西方的感情。迈克尔八世帕里奥洛加斯，即那位重新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尼西亚皇帝，认识到如果没有西方基督教的友好亲善和军事支持，他们恢复的东罗马帝国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为此需要花费的代价是东正教会承认罗马教廷在教会事务中的至上地位。迈马尔八世本人在1274年承认了教皇的至上地位，约翰五世在1369年、约翰八世在1439年的佛罗伦萨会议上也都这样做了；1453年，东罗马的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与罗马教会的宗教感情交流中去世。

莫斯科公国是在1328年以为金帐汗国服役而兴起的。莫斯科以金帐汗的名义惩罚了1327年反叛金帐汗的特维尔公国。1332年莫斯科王公伊凡·卡利塔受到其蒙古主人的奖赏，担任弗拉基米尔大公。他继续留在自己的城市莫斯科，因而，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也将莫斯科作为主教所在地。金帐汗国利用莫斯科公国作为刽子手来对付其他俄罗斯公国固然对金帐汗国很方便，但也很短见。莫斯科逐渐一个接一个地吞并了处在金帐汗国宗主权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国。与尚未处在莫斯科统治之下的其他俄罗斯公国的政权截然不同，莫斯科政权是专制的。

西北部的两个俄罗斯人国家普斯科夫和商业城邦诺夫哥罗德仍然保持着独立。诺夫哥罗德是北德汉萨同盟的成员，控制了从挪威东部边缘到鄂毕河口的北冰洋沿岸的大片领土。1478年莫斯科吞并了诺夫哥罗德，1510年吞并了普斯科夫，这使得莫斯科公园的面积、财富和权力增加了一倍。

在15世纪，莫斯科实际上是因金帐汗国的解体而获得了自由。大约在15世纪中叶，金帐汗国分裂成为4个小国：喀山、克里米亚、阿斯特拉罕和卡西莫夫，卡西莫夫建立于1452年，是莫斯科的附庸国。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1475年接受了奥斯曼的宗主权，他们在1502年消灭了金帐汗国的最后残余。于是，莫斯科最终吞并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把自己的非穆斯林臣民——东正教徒、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组织成自治的社团（米勒特），每一社团都由一位宗教事务上的头面人物领导，他是奥斯曼的臣民，在奥斯曼帝国政府面前为自己的宗教同伴的行为负责。每一个社团首领的管辖范围，都不超出奥斯曼帝国本身的疆界。君士坦丁堡主教依据职权也就是全部奥斯曼东正教徒米勒特（拉姆米勒特）的首领；结果，在1516－1517年奥斯曼征服马木路克帝国之后，作为奥斯曼米勒特首领的君士坦丁堡主脑，不仅成了他自己教区臣民的民政首脑，而且也成为他的同事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的东正教主教教区臣民的民政首脑。君士坦丁堡主教还管辖居住在东格鲁吉亚、阿兰和俄罗斯的非奥斯曼的教区臣民。君士坦丁堡主教教区领地的俄罗斯部分非常广阔，并且还在继续扩展。而且，政治上分裂的俄罗斯人唯一的统一纽带就是他们作为君士坦丁堡主教教区臣民对东正教会的共同忠诚。因此，在1556年君士坦丁堡主教和莫斯科的沙皇同样是东正教世界的强有力人物，尽管主教本人是穆斯林统治者的政治臣民。与此同时，希腊人与北意大利人的经济竞争已发生了有利于希腊人的转变。从10世纪末到15世纪初，意大利人不断削弱希腊人的势力，经济上在黎凡特地区一直占优势地位。但是奥斯曼吞并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北郊皮拉的殖民地（1453年），1463－1479年土耳其－威尼斯战争（一连串战争中的第一次）以及克里米亚战争（1475年）使意大利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遭到损失。尽管有来自西班牙的犹太难民的竞争，但胜利者仍然是奥斯曼的希腊人。新兴的奥斯曼希腊人富商正好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及其机构配成了一对。虽然希腊人的这两支力量的地位都岌岌可危，但结合在一起却行使着相当可观的权力。

谢选骏指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这两个邪恶的费拉民族的残余之间的恶性竞争，给基督教事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希腊人与北意大利人的经济竞争已发生了有利于希腊人的转变。从10世纪末到15世纪初，意大利人不断削弱希腊人的势力，经济上在黎凡特地区一直占优势地位。但是奥斯曼吞并热那亚人在君士坦丁堡北郊皮拉的殖民地（1453年），1463－1479年土耳其－威尼斯战争（一连串战争中的第一次）以及克里米亚战争（1475年）使意大利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遭到损失。尽管有来自西班牙的犹太难民的竞争，但胜利者仍然是奥斯曼的希腊人。新兴的奥斯曼希腊人富商正好与君士坦丁堡主教及其机构配成了一对。虽然希腊人的这两支力量的地位都岌岌可危，但结合在一起却行使着相当可观的权力。”。看来，还是西班牙和法兰西的野蛮人更好地抵御了回教的入侵欧洲。到了21世纪，欧洲已经没有野蛮人了，所以回教的入侵势不可挡了。

第七十一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321－1563年） 

（谢选骏指出：欧洲人由于蒙古入侵而遭受瘟疫黑死病，过了不到两百年，他们又在美洲复制了这一模式，用瘟疫消灭了“印第安土著”，“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这就是白人殖民者的口号。）

1348年以前，西方基督教世界就已出现经济上的衰退；黑死病把衰退变成了灾难。这种瘟疫沿水路由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的商业据点传至马赛，进入基督教世界。这种瘟疫一定起源于欧亚大平原或者欧亚太平原更远的某一地区。在西方基督教国家中，黑死病不是局部性的瘟疫，首次在欧洲流行便使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而且不待生存者恢复抵御能力便连续发生。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人口和耕种的土地，直到16世纪初大概还没有恢复到1300年所达到的水平。

在技术领域，14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已传入了火器；1440－1490年西方的船只在建造和设备安装上已有飞跃性改进；15世纪下半叶，印刷技术在所有的西方国家被普遍采用。火药和印刷术是中国人的发明。13世纪蒙古人在征服宋帝国的战争中使用过火药。9世纪以后印刷术即已在中国应用。

中国印刷者使用活字印刷早于西方人，但是众多的汉字使活字印刷比雕板印刷更为不便。在朝鲜，大规模使用活字印刷开始于1403年，1446年朝鲜官方采用表音书写体字，这种表音书写体字用来表达朝鲜语，只需少量的符号。这项大有可为的发明在朝鲜是死产儿，它为中国语言文字的悠久传统威望所抑制。15世纪的西方印刷者则不受此樊篱的局限；无论是拉丁语还是各种地方语言都能用26个拉丁字母的书写体来表达；凑巧的是，拉丁字母的古典大写体和加洛林时代的小写体，由于14世纪意大利学者的身体力行而重新复兴起来，非常理想地适用于活字印刷。西方人立即用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印刷书籍。我们不知道谷登堡的印刷技术是他独立的个人发明，还是受中国人的启迪。欧亚大平原是个传播载体，14世纪它向西方基督教世界传送了黑死病的病菌。可以设想，100年之后它同样可以传送印刷术。

西方人掌握印刷术只是关系到西方内部的事，而掌握火器使用方法和新式船只制造方法，却关系到全球形势。15世纪西方船队对全球海洋的征服将在第75章讨论。在西方人到达的范围内，对于西方人以外的还没有掌握火器或者没有迅速掌握火器的各民族，火器使西方海上探险者获得了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中国人已经掌握了火器；奥斯曼人、莫斯科人、印度北部的帖木儿征服者以及日本人都迅速地学会了掌握火器。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则灭亡了。

15和16世纪之交，意大利文化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巨大的差异，只要观察一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英王亨利七世的私人祈祷处中佛罗伦萨雕刻家皮特罗·托里贾里（1472－1522年）的作品与英国人在拱顶和高耸的雕像上的工艺，就能清楚地看出其中的差别。虽然两派艺术都宏伟壮丽，处于同一时代，但表达的思想却是迥然各异的。

这种明显的差异是因为14世纪以后意大利北部出现了希腊—罗马风格的复兴运动——这种复兴不仅仅限于雕刻和建筑，也表现在绘画和文学方面。雕刻家、画家和建筑师均以保存下来的希腊——罗马作品为范本而刻意效仿。用拉丁语写作的作家们试图再现西塞罗的语言，而不是圣哲罗姆或圣阿奎那的语言。14世纪，北部的意大利人开始掌握希腊语和古希腊的文学。从公元3世纪到6世纪时，希腊语和古希腊文学在西方就已过时。彼特拉克（1304－1374年）和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年）只是粗略地掌握希腊语，但是，1439年一个希腊代表团到佛罗伦萨参加宗教会议时，所遇到的北意大利学者的希腊语却已十分娴熟，他们彼此能够讨论基督教产生前的希腊文学和哲学。为此，意大利文化繁荣在16世纪被称为“文艺复兴”，意思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再生。倡导者被称为“人文主义者”，意思是基督教以前的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者和崇拜者，以此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研究者和信徒相区别。

但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文艺复兴”这个称谓，乃是不恰当的；因为希腊罗马文体的复兴仅仅是西方文化第二次自然发展繁荣的伴随物和衍生物。只是这一次文化繁荣与11世纪第一次自然发展繁荣形式不同。西方文化的第二次繁荣不是发端于伊拉斯谟（1466－1536年）以西塞罗式的拉丁语写作达到臻境之际，而是肇始于但丁决定用托斯卡纳语方言写作《神曲》之时。在此之前，但丁已经用托斯卡纳语写下了早期的诗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学家们早已使用奥克语或奥依语创作诗歌，但丁只是步其后尘而已。

正如意大利北部的情形一样，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方国家中，城市国家也是近代西方文化发展繁荣的摇篮，但是到1563年这些邦国中的人民也大量地加入了这一文化运动。大学数量的增加可以说明这一切。从1350年到1500年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学数量增长一倍多，中欧建立起了23所大学（23所中最早的是布拉格大学，建于1347年）。

教会大分裂的丑剧，导致了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年）和巴塞尔宗教会议（1431－1449年）的召开。这两次宗教会议都试图把西方基督教会的教皇政府，从绝对集权的君主政体改造成为一个为议会宪章限制的君主政体。在这种有限度的君主政体中，各主教区的高级教士、宗教团体和大学的代表拥有最后的发言权，但是这种努力归于失败，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地方世俗政权并不支持。如果宗教会议发起的这场运动能够成功，那么也许它将加强西方教会的势力，而这决不是各世俗政权所愿意看到的。一些世俗政权随心所欲地向教皇敲诈勒索，另一些世俗政权虽不再在西方教会行使“至上权力”，但却在以何种条件才能允许教皇职位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上斤斤计较。各地世俗政权都明白，从1303年以后，她们在自己的统辖范围内享有至上权力。而教皇这时的“至上权力”实际上仅被限定在他暂时行使统治权的辖区内。这些辖区有阿维尼翁周围的一小片飞地和“由查理大帝捐赠”的意大利土地的一部分。在1353－1363年间，教皇只对“由查理大帝捐赠”的土地享有实际上的统治权。所以教皇实际上只是一区区地方的小君主。

谴责和反抗教皇权威，同罗马教廷断然决裂，在这方面新教的创始者们是革命的，但是，正如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前辈和同辈人一样，他们本身也是独裁主义者和不宽容他人的人。虽然他们按照个人的判断和良心来反对教皇，但是他们决不允许改信新教的国家中有良心的自由，这方面比之天主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革命家们声称，《圣经》的权威超过教皇和宗教会议的权威。为了使每一个德国读者都能直接得到《圣经》，路德亲自将《圣经》译成了德文。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自己对《圣经》中的陈述和训谕作出解释，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都利用这个权利阐释自己的神学理论；但是他们都不允许其信徒拥有同样自由解释的权利。

15世纪西方基督教徒为对于死亡的恐惧所侵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人则预言死后永恒的快乐），并为十字架上基督所遭到的肉体痛苦所震慑。西方尤其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国家同时代的画家、雕塑家和雕刻家，都以极端的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这些主题。就其心境而言，路德是位豁达乐观的人，这种末世的可怖氛围使他对自己的罪孽冥想深思，并抛弃了依靠个人努力解脱罪孽的想法。他最终的信念是，基督把自己献给圣父上帝，从而具有了拯救人类的力量，只有信仰这一点才能够而且一定能够得救，从这一信念中，路德因此而获得了慰藉。

这是大乘佛教在基督教中的翻版。大乘佛教认为菩萨阿弥陀佛能使信众死后进入“净土”，相信这一点就有可能得救。佛教中“净土”的说法于10世纪传到日本，12与13世纪之交被普遍接受。在日本历史上这是一个痛苦的社会和心理的过渡时期，就像西方基督教世界在15、16世纪之交一样。奥古斯丁修士路德把罪人救赎的责任由罪人自己转到基督的身上，在这方面他和其对手多明我修士台彻尔有相似之处，台彻尔把罪人得救的责任推到教皇身上。不过台彻尔不像路德那样把行动建立于信仰之上，他做的是金钱交易，完全为利益所驱使。但无论是路德还是台彻尔，都像圣方济各或坎普滕的托马斯一样，以一种更为简便的替代方式取代了对基督的艰辛的效仿。

对相信“净土”的大乘佛教徒来说，菩萨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的。对路德和加尔文来说，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所信仰的上帝却是不可思议、无所不能的暴君，因为上帝赞成穆罕默德和犹太经典（基督教《旧约》）中前先知书作者的主张。在穆罕默德的信念中，至少上帝给予人类一系列的警告，以使人类择善避恶免受惩罚。路德和加尔文教理中的上帝，则武断地命定了一些人得救，另一些人受惩罚。这是圣奥古斯丁对圣保罗神学的阐释。路德是奥古斯丁派修士，圣保罗理所当然成为他反对教皇权的保护伞，因为保罗是唯一可与教皇制度的创始者和庇护人圣彼德等量齐观的人。

谢选骏指出：新教革命让我们想起了共产党：“谴责和反抗教皇权威，同罗马教廷断然决裂，在这方面新教的创始者们是革命的，但是，正如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前辈和同辈人一样，他们本身也是独裁主义者和不宽容他人的人。虽然他们按照个人的判断和良心来反对教皇，但是他们决不允许改信新教的国家中有良心的自由，这方面比之天主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革命家们声称，《圣经》的权威超过教皇和宗教会议的权威。为了使每一个德国读者都能直接得到《圣经》，路德亲自将《圣经》译成了德文。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自己对《圣经》中的陈述和训谕作出解释，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都利用这个权利阐释自己的神学理论；但是他们都不允许其信徒拥有同样自由解释的权利。”新教比天主教更专断，正如共产党比国民党更贪婪。 

第七十二章 东南亚（1190－1511年） 

（谢选骏指出：亚洲之所以很难形成欧洲联盟那样的格局，就是因为宗教冲突：“因此，到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的时候，东南亚已经形成4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其中两种宗教即上座部佛教和伊斯兰教相对来说是较晚传入此地的。上座部征服了几乎整个大陆东南亚，只有越南、占婆的残余部分和马来半岛最南端除外。越南人是中国流派的大乘佛教徒。占人和大陆马来人成了穆斯林。海岛马来人表面上成了穆斯林，但实际上仍然是印度教徒。巴厘岛上的马来人仍然是虔诚的印度教徒。在婆罗洲、沿海地区的马来人成了穆斯林，但在广大的内地，他们仍然是异教徒。”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过去，亚洲也会逐渐一体化的，那时，亚洲的宗教也会走向统一。）

1190－1511年间的3个世纪中，东南亚在政治上、人种上和宗教上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蒙古人的袭击遭到失败；操大陆东亚单音节诸语言的民族——尤其是泰族不断向南定居并建立了政治统治；僧伽罗人的上座部佛教及伊斯兰教逐渐传播；最后，来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葡萄牙航海者又不期而至。 

蒙古入侵者在东南亚陆海两路却未能取得成功。他们在1257年、1285年和1287年三度占领了现属越南北部的地区，但越南人每一次都迫使他们节节后退。1285年，蒙古人通过越南北部征服占婆的企图也被占人击败。1287年，蒙古人的确成功地占领了上缅甸蒲甘王国，但他们在1303年退出这一地区。在大陆东南亚，与1261－1303年间在叙利亚一样，当蒙古人遇到坚决的军事抵抗时，在后勤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形势下，他们被这一战场与他们远在欧亚大平原东北边缘的基地之间的遥远距离击败了。蒙古人于1292－1293年对爪哇发动的海上远征，与1274年和1281年对日本进行的海上远征一样，也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

信奉大乘佛教的爪哇胜利者，于1293年建立了满者伯夷帝国。这是印度尼西亚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帝国。苏门答腊的长寿帝国室利佛逝在击退蒙古人的斗争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泰族人对它在马来半岛上的领土施加军事压力，这使它遭到了削弱。满者伯夷帝国在爪哇的兴起，以及1295年前后伊斯兰教传入苏门答腊西北部，使它进一步遭到削弱。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苏门答腊是否落入了满者伯夷统治之下，或是否成了它的附属国。

1190年传入缅甸的僧伽罗上座部佛教，于13世纪从孟人和缅甸人那里传给掸人、泰人、老挝人和柬埔寨人。上座部佛教与这些民族的当地宗教相互交融，成为每个民族的大众化的国教。这样，它就把大乘佛教和印度教从这里驱逐了出去。大乘佛教和印度数很早以前就从印度传入了东南亚，但也只局限在少数上层人物的圈子里。上座部佛教取代这些早期东南亚的印度宗教，使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印度文化的势力范围内。印度文化只是在印度尼西亚和大陆马来亚丧失了地盘，在那里，它的表面被涂上了一层伊斯兰教色彩；另外还有东部海岸，向南扩张的越南人带来了中国的儒教和大乘佛教。

16世纪早期北方民族向南方的扩散改变了东南亚的人种地图。1535－1539年间，缅甸人在伊洛瓦底江下游完成了始于11世纪的对孟人的征服。越南人于939年摆脱中国对他们的祖国，即现属越南北部的地区统治以后不到40年，就开始发动对占婆的袭击。到1000年，越南人已经吞并了占婆最北部的3个省份。1312年他们取得了对占婆其他地区的宗主权。1471年越南吞并了除南部一块残余地区以外的占婆全部地区，17世纪又征服了这块地区，并向南方继续推进，以柬埔寨为牺牲，占领了湄公河三角洲，并向那里殖民。幸存的占婆人则成为了穆斯林。

泰人、掸人和老挝人所讲的语言非常接近，同属大陆东南亚单音节语族中的汉－泰语文。建国于现属中国西南省份云南的泰人王国南诏，于8－9世纪在缅甸人到达以前征服了伊洛瓦底江流域，并向中国发起袭击，他们袭击的地区包括现在越南北部，当时那里是中国的一个行省。此后，泰人移民开始进入萨尔温江和湄公河流域，并在湄南河源头地区定居。1253年，南诏被蒙古征服。这个泰人的故乡随后就被汉化，伊斯兰教在这里扎根，而这种发展在13世纪后半期向泰人南移提供了新的推动，他们进入湄南河流域和马来半岛北部，而湄南河流域的孟人和柬埔寨的高棉王国便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如果泰人像越南人那样带来了中国文明，他们向南方的扩张就将改变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边界，扩大中国文明的范围。但是泰人皈依了1190年就已扎根缅甸的上座部佛教。这使泰人落入了印度文明的疆域之内。

因此，到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的时候，东南亚已经形成4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其中两种宗教即上座部佛教和伊斯兰教相对来说是较晚传入此地的。上座部征服了几乎整个大陆东南亚，只有越南、占婆的残余部分和马来半岛最南端除外。越南人是中国流派的大乘佛教徒。占人和大陆马来人成了穆斯林。海岛马来人表面上成了穆斯林，但实际上仍然是印度教徒。巴厘岛上的马来人仍然是虔诚的印度教徒。在婆罗洲、沿海地区的马来人成了穆斯林，但在广大的内地，他们仍然是异教徒。

 

第七十三章 东亚（1281－1644年） 

（谢选骏指出：汤因比显然并不了解“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存在，因为他说“蒙古人1279年完成的对中国的征服，再度带来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尽管这是在异族统治之下的统一。自从中央集权的唐朝在874年终于瓦解之后，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就逐步地受到了削弱。从1279年到1911年，这一重建的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一直维持下来，尽管重新统一的中国事实上只是在大约1382—1631年间是处在中国本土居民的统治之下。”因为根据我的研究，唐朝虽比宋朝更为“统一”，但也是徒具其表，始终没有克服藩镇割据。唐朝的藩镇，类似西周的诸侯，其实都是独立和半独立的高度自治区域，是新文明生长的重要苗圃。）

1279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处于异族征服者的统治之下，除了在越南北方之外没有残存下任何一个政治上独立的中国人的政权。越南北方曾经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早在939年即已脱离了中国。从那时起，它使自己独具特色的当地形式的中国文明得到了发展。中国在1279年的经历，类似印度的维查耶那加尔帝国1565年陷落时的经历。只不过与穆斯林军队越过旁遮普征服印度的进程（1202－1565年）相比，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要迅速和彻底得多。 

日本在13世纪的经历与中国不同。1281年，日本成功地击退了蒙古人对她的第二次进攻。那是蒙古人对她的两次进攻中更为可怕的一次。正是镰仓的北条家族的有力统治，才使得日本免遭蒙古人的统治而保持了自由。但是在击退蒙古人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北条氏政权的衰落和覆灭。1281－1614年间，是日本政治史上到那时为止无政府状态最为严重的时期。另一方面，蒙古人1279年完成的对中国的征服，再度带来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尽管这是在异族统治之下的统一。自从中央集权的唐朝在874年终于瓦解之后，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就逐步地受到了削弱。从1279年到1911年，这一重建的中国政治上的统一一直维持下来，尽管重新统一的中国事实上只是在大约1382—1631年间是处在中国本土居民的统治之下。

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与他们的处于各个社会阶层的中国臣民之间，依然存在着隔阂。蒙古人在中国任用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异族行政官员，而听任那些不被任用的儒生们用小说和戏剧这两种文学形式自然地延续中国的文明。中国人与蒙古人祖传的生活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他们相互间的反感，也阻碍了双方文化上的同化。于是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也就不可避免地是短暂的。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抗开始于14世纪40年代。在中国的彼此争斗的造反者当中，朱元璋（1328－1398年）独成霸业。这位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统一天下的帝王，像第二次统一天下的帝王刘邦一样，出身于中国南北方之间淮河流域一个地位卑微的家庭。1368年，洪武皇帝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到1382年，他不仅把蒙古人从中国的长城之内驱赶出去，并且消灭了所有国内的汉族竞争者。

《永乐大典》着眼于过去，但明代的中国文学和哲学却仍是有生气的。大量的小说和戏剧不断涌现出来，12世纪时由朱熹公式化了的儒家学说仍然受到挑战。它以自己无可比拟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一直保住了作为考试科目之一的地位。新的儒学派别的分裂，到朱熹时并未结束。这种分裂始自11世纪时程颢、程颐兄弟的分歧，而朱熹则发展了程颐的学说体系。

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9年）是程颢学说体系最卓越的拥护者。在王阳明看来，人的心与万事万物之理彼此都是同一的。而在朱熹看来，理是由体现为人和物的气聚结而成的，这些气又独立于任何人的心而存在。这两个抽象的观点之间显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人们也能觉察出这两个新儒学派别都受到了佛教哲学的潜在但却是重大的影响。然而，中国所有的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时期，更为关心的都是道德规范和人的活动，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只有道家是唯一的例外。

在那些其观点仅仅带有佛教色彩，但却并未受到西方哲学影响的伟大的中国思想家中，王阳明是最后的一位。第一批葡萄牙航海家已于1514年，也就是王阳明去世前15年，到达了中国。

在一批又一批征服中国的异族人中，接受儒家生活方式最少的是蒙古人，最多的则是满洲人。所以，对于饱学的中国臣仆来说，蒙古人最难接近，而满洲人则最易于相处。满洲人并非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如同金朝的建立者一样，他们来自东北的深山密林中，是女真族的猎人和靠采食野生植物为生的初民。明朝的永乐皇帝曾通过把女真人的部落编入几个辖区，由他们所敬重的本部首领进行管理的办法，把满洲并入中国。

在进占中国本土之前，满洲人曾自动地使自己汉化。1599年，满洲政权的创建者努尔哈赤采用了蒙古人加以改造的古叙利亚字母来记录女真（满洲）语言，此后汉文的古籍也被译成了满文。但识字很快的满洲人就宁愿直接阅读和书写汉字的方块字。努尔哈赤曾创建了一支由3个民族组成的军队，它包括汉人、蒙古人和满洲人的部落。1618年，他占据了辽东，那是汉族人居住的长城向外突出地区的一部分。1626年，他迁都于中国本土的盛京（今名沈阳），并任用了一些汉族的行政官员。

足利幕府时期（1338－1573年）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与中国统一前的战国时期相似。令人费解的是，与这种状态相伴随的，却是经济上、文化上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日本人对蒙古人未获成功的海上进攻的还击，一度成为针对中国沿海的海上私人冒险事业。从元朝到明朝，日本人的这种刺激性的活动延续下来。

1404年，足利政权承认了中国对日本名义上的宗主权，并且勉强同意了中华帝国政府试图强加在中日间贸易额上的限制。而实际上，日本的民间海盗商人漠视两国政府间的协定，与一些中国平民相勾结，继续从事他们的活动。

日本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在16世纪达于极点。此后，国家在3个军阀前后相继的努力下重新在政治上统一和稳定起来。这三个军阀是：织田信长（1534－1582年）、丰臣秀吉（1536－1598年）和德川家康（1543－1616年）。这些建立统一功业的人用火器与他们的对手作战。火器是在1542年或1543年由首批踏上日本土地的葡萄牙人带到那里的，它在最初传入日本的20年间就被普遍地应用于战争中了。

织田信长在1568年攻占了京都，并于1573年消灭了那里的足利幕府。1582年，他被一位反叛他的家臣杀害，但织田信长的另一位家臣丰臣秀吉立即打败并杀死了反叛者。到1590年时，丰臣秀吉成了整个日本的主宰。他与德川家康合作，于同年将后者安置在关东。1592－1593年以及1597－1598年，丰臣秀吉两度侵略朝鲜，但朝鲜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丰臣秀吉准备把侵略朝鲜的战役作为侵略中国的序幕。他死于1598年3月。他的死与1405年帖木儿（跛者）的死一样，为中国的明朝减缓了严重而迫在眉睫的危险。德川家康在1600年的关原大战中获胜，从而赢得了在丰臣秀吉权力继承问题上的那场斗争。1603年，德川家康从京都毫无实权的皇室那里取得了将军的称号。1615年，德川家康攻陷了一直由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固守的大阪城，此举使他成为全日本无可争辩的主宰。

德川家康有效地掌握着事实上的统治权，最大限度地保全了面子，最小限度地进行政治上的变革。这类似于汉朝的刘邦和奥古斯都，而与秦始皇和凯撒则形成鲜明对比。京都的天皇被允许继续保留名义上的统治权，但是德川家康在江户（今名东京）的幕府，却如同当年在镰仓的源赖朝和北条政权那样，控制着日本的经济重心关东。地方上的诸侯（大名）并没有被废黜，但却因德川政权的巧妙安排而变得顺从和虚弱了。这种巧妙的安排是为了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德川政权，也是为了逐渐地在经济上搞垮他们。德川政权统治下（1600－1868年）的日本的政治地图，与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90年的意大利半岛的政治地图是相似的。

1622年到1641年间，基督教的传播在日本几乎完全被禁止，日本被与人类文明中心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这种做法加强了德川幕府对日本的控制。 

第七十四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1428－1519年） 

（谢选骏指出：一般人认为欧亚大陆上的蛮族入侵，多是因为游牧民族引起的，但是美洲大陆上并无这样的游牧民族，可是依然存在“美洲特色的蛮族入侵”：“在每一个场合，建立帝国的工作都是由一个来到当地时间相对较迟的民族完成的；这个民族后来才将其政治统治扩大到最初的地域之外。”其原因，我认为和生活方式无关，而和生活态度有关：野蛮人更贴近自然状态，因此生命的原始机能得以保存下来。）

在15世纪，中美洲社会与安第斯社会在政治上几乎同时被一个包含该社会版图大部分的帝国所囊括。在每一个场合，建立帝国的工作都是由一个来到当地时间相对较迟的民族完成的；这个民族后来才将其政治统治扩大到最初的地域之外。阿兹特克人（别称墨西哥人）从北部沙漠来到了墨西哥谷；印加人起源何处现已不为人所知，但考古学证据显示他们并不是最早占据库斯科的人。据我们所知，阿兹特克人是中美洲世界第一批征服者，他们在此创造了一个几乎覆盖全境的帝国。在安第斯世界，假如查文和蒂亚瓦纳科风格的建筑、视觉艺术及文化的其他物质载体的广泛传播，伴随着地理上与这两个安第斯文化的先前阶段并存的政治统一，那么印加帝国就可能具有光驱者。不过考古学并未提供说明这种政治状况的证据。 

阿兹特克人是一支四处游荡的蛮族，他们闯入湖区的时候该地已经为稳定的城邦共同体所占据。与后“古典”时期的中美洲居民一样，阿兹特克人极度喜好战争和非战争的人祭牺牲。他们是不受欢迎的闯入者，在14世纪下半期他们最终定居在特斯科科湖西南湾一些无人居住的小岛上。

阿兹特克人改造了这一新的恶劣环境，使之适于人居住。他们清除了茂密的水草，在捆扎结实的木筏上堆上土壤，再覆盖一层湖底的淤泥，使之成为既容易耕种又肥沃多产的粮田。在物质匮乏的压力下，阿兹特克人成了熟练的农学家和城镇规划师。结果他们也成了将商业与军事情报工作结合在一起的长途跋涉的商人。阿兹特克人采纳了中美洲人精确的历法体系，他们将自己祖先的宗教与当地前辈的宗教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像印度教那样复杂的诸神体系和宗教仪式。同印度教徒一样，阿兹特克人也认为时间是一个个前后相继的时代，每一时代都包含了许多年。他们还创造了一种由表意符号和双关音素构成的文字，它比传统的中美洲雕刻文字更为方便灵巧；阿兹特克人还创作了一些反映内心世界的优美诗歌。但自始至终阿兹特克人都醉心于人祭牺牲和战争：他们用令人恐怖的方式将活生生的牺牲者的心挑出来，认为战争是捕获为其宗教所需的大量献祭用的牺牲者的必要手段。人祭牺牲的必然结果是形成吃人肉的习俗。

征服中美洲的西班牙人看到人祭的场景时十分恐惧。（自公元前206年迦太基迦南人的统治结束之后，这种仪式在西班牙便不再流行，尽管西班牙人在战争中仍然继续屠杀自己的同胞，并且处死宗教异端。）西班牙人证明了自己的诚意：他们迫使自己在中美洲最早的同盟者停止使用人祭，不惜冒疏远他们的危险。在大西洋彼岸的战争中，基督徒和穆斯林也像中美洲人一样渴望捕获战俘，但他们夺取战俘的目的不是为了向神祇提供牺牲，而是要赚取赎金充实自己的腰包。在中美洲捕获战俘的动机并非出于经济利益，它源于这样一个信仰，即如果不用人的心脏持续不断地供奉神祇，那么这些神祇就会丧失自己保存现有宇宙的能力。

贪婪使得西欧基督教的好战者更人道地对待战俘。但是同样的贪婪也驱使他们为得到关于隐藏宝藏的情报而严刑拷打阿兹特克和印加人战俘。西方基督教徒16世纪在新世界、以及在此之前于1204年劫掠君士坦丁堡的行动中已表现出极大的贪婪。这种贪婪到1970年代随着他们的技术发展而同步增长，使他们得以放纵自己无休无止的欲望。到70年代他们的自我放纵使生物圈受到无法居住的威胁：他们污染它，耗净它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西方人实际上是采用一切恶劣的手段使人类陷入中美洲人曾经担忧的灾难。在中美洲人看来，西班牙人对人祭牺牲的否决是赤裸裸地滥用强权。既应该通过西方基督教徒的眼光，也应该通过中美洲人的眼光看待中美洲人和他们的西方基督教征服者之间的争端。

这个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帝国极其广阔，但它并非无所不包。湖区东部的城邦国家特拉斯卡拉在政治上虽不是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同盟的对手，但特拉卡勒尔故意让其保持政治独立，安排这两个力量悬殊的对手举行定期的“花季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双方的目的都是捕获双方维持人祭牺牲所需的战俘。帝国境内还有其他一些飞地，帝国同盟曾试图征服这些飞地，但没有成功。阿兹特克－阿科卢安帝国最显著的军事失利是未能征服其西部邻居塔拉斯科人，后者与阿兹特克人一样也拥有青铜武器。

那些沦入阿兹特克－阿科卢安统治之下的民族的处境十分艰难。控制这些被征服民族的方法，部分是在他们的居住区设立永久性要塞，而更多地是采用恐怖手段。在强迫之下，这些民族不得不交纳沉重的贡赋，它包括用于人祭的男孩和女孩、食物、纺织品、宝石、金银以及其他珍贵的物品。组成帝国的城邦国家——无论是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派，还是被统治的多数派，都具有完善的国内社会和政治法规，但帝国的行政机构却很原始：走乡串户的阿兹台克商人兼任情报官员，帝国政府在被征服地区的主要代表是税务官。

大约在1428年，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创立10年之后，印加人开始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安第斯世界。在库斯科的第八位印加人统治者华通·图帕克之前（通常被称为维拉科查——这一名称原是称呼印加人造物神的，华通·图帕克用来借称自己），库斯科仅仅是安第斯高地许多本地国家之一。维拉科查向东南方扩展其版图，而当地其他国家也同时向外扩张。在库斯科西部，昌卡人征服了印加人的近邻和同宗克丘亚人。大约在1438年，昌卡人进攻库斯科；维拉科查和他们继承者退到了偏远地区，但维拉科查的另外两个儿子库西·尤潘基（亦名帕查库提）和罗卡在奋不顾身的巷战中保卫了库斯科，使其免于陷落。

在赢得这场关键性的胜利之后，帕查库提获取了印加王位，开始对外征服，他不仅吞并了战败的昌卡人的领土，而且还吞并了安第斯世界其余部分。他的副手最初是其弟卡帕克·尤潘基，从1460年起改为帕查库提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托帕·印加·尤潘基（1471－1493年在位）。

印加帝国的创立者们最初征服和吞并了高地的其他部分，东南达到高原上的的喀喀湖盆地，西北达到今天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从高地出发，托帕·印加又进入厄瓜多尔海岸，向一些海岛派出海上远征军，侵入和征服了3个沿海国家中最靠北面、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奇穆，并且越过了奇穆未设防的北部边界。奇穆的抵抗与厄瓜多尔高地上卡尼亚尔人和基多人的抵抗相比更为微弱，奇穆以南的这两个沿海国家大概在奇穆投降后不久就屈服了。

印加帝国的面积要超过阿兹特克帝国，但人口规模可能并未相应地超过阿兹特克帝国，因为它的许多领土并没有人居住。在面积上，印加帝国与第一波斯帝国、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相当。但是印加人没有轮子的运载工具，尽管他们比阿兹特克人的装备要好一些，有一种运物牲口美洲驼，但美洲驼的最大载重量与驮马比起来要少许多。印加人不像阿兹特克人那样已经有了文字符号。他们只有绳结语：结绳记事。这些结绳符号颜色不同，绳结环绕的次数也不相同；这些差别具有不同的意义，但只有专家才能理解这些意义；专家的本领是通过口授掌握的，并且通过口授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继承人。绳结语并不是不解自明的，而一种文字则对任何掌握了一种书写符号体系的人来说，它的意思都是相同的。但就是凭着这种不完善的记忆方法，印加人仍然尽可能仔细地管理着自己庞大帝国的人口和资源。

为了得到额外的行政官员和军官，印加帝国授予被友好合并的外族中的贵族成员以印加人的地位，从而扩大了印加统治阶级。印加军队则招募被征服的敌人入伍，比如征召尚武好斗的昌卡人和卡尼亚尔人。控制被吞并地区的方法是大规模地迁移人口。大量的顺民被迁移到心怀不满的被征服民族之中，并且将后者的一部分放逐到效忠帝国的居民聚居地区。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又要设法使这些移民与他们原来的社团保持联系，并且将他们安置在气候与其故乡大致相同的地区。（在安第斯世界高原和沿海平原气候差异相当大。）维持帝国统一更为有效的措施，是将被征服民族的本地神祇永久性地安顿在库斯科，由他们本民族的祭司照看这些神祗，在被兼并地区建立供奉印加太阳神的神庙。

印加帝国向被征服居民征收的贡赋似乎比阿兹特克帝国要轻；但是就同在印加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贡赋还包括儿童和物品。被征服部落酋长的儿子被带到库斯科与印加贵族的儿子一同接受教育。作为贡品而强制征召的少女一部分被分配给印加皇帝和达官贵人做妻子，一部分被分配给女修道院式的实行独身制度的机构。这些类似佛教尼姑和基督教修女的妇女有时被作为牺牲，但是在印加帝国并没有成为常规的大规模的人祭牺牲，而在这一时期人祭牺牲在中美洲已成为惯例，并且成为所有被阿兹特克人征召的纳贡儿童的命运。接受印加教育的非印加贵族的儿子相当于同时代奥斯曼帝国的征募少年，而奥斯曼的领饷骑兵则相当于印加帝国应募当兵的奴隶亚纳科纳人。

克丘亚语是印加人和克丘亚人的母语。在印加帝国建立之后，克丘亚语成为帝国多语种居民的混合语。的的喀喀湖周围高原居民所使用的艾马拉语成为帝国东南部的第二种混合语。

帝国的这些语言和帝国的人口政策及帝国的道路成为强有力的纽带。尽管如此，用如此简单的物质手段将如此广大的地区和人口统一在一起确实是一种奇迹。托帕·印加已将帝国扩张到对印加帝国的创立者来说逻辑上可行的极限。瓦依纳·卡帕克过度扩张了他所继承的帝国。结果，当瓦依纳·卡帕克过早去世之后，北方的军队与帝国行政首都库斯科城的印加贵族之间就爆发了一场内战。前者支持皇帝的私生子阿塔瓦尔帕，后者支持瓦依纳·卡帕克的合法儿子瓦斯卡尔。北方军队经过多年的艰苦战争最终获得胜利。它占领了库斯科，俘虏了瓦斯卡尔。就在这一时刻，皮萨罗第三次在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登陆。

 

第七十五章 人类文明世界的联接（1405－1652年） 

（谢选骏指出：我所期待的“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就是人类最为古老的秩序感的体现——自大约4500年前最早的区域文明出现以来，人们一直把地球这颗行星视为宇宙的中心；而每个地区的文明都有关于自己是位于地球中心的观念。东亚人认为，中国是处于大地“中央的王国”；印度人则认为，大地中心位于今天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在穆斯林教徒眼中，麦加圣地是中心；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则认为中心位于耶路撒冷。到公元15世纪已经熄灭了的诸文明，同样持有自我中心论。在古希腊人看来，人类文明世界的中心是德尔斐；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人认为，大地的中心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端；苏美尔人则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谷地的尼普尔城视为大地的中心。重要的不是谁来统治，而是需要有人统治。那统治中心就是“中国”，那中国的所创造的文明或不文明，将建立一个全球规模政府——在技术上说，这并不比满清统治东亚更为艰巨。）

在约1400－1550年这150年间，人类对于人的居住地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的传统认识发生了变化。人类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所有大洋之滨，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突然间扩大了。与此同时，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革命发现，使为数不多但仍在逐渐增多的人确信，人类文明世界的范围与宇宙的范围相比，突然间也变得狭小了。 

自大约4500年前最早的区域文明出现以来，人们一直把地球这颗行星视为宇宙的中心；而每个地区的文明都有关于自己是位于地球中心的观念。东亚人认为，中国是处于大地“中央的王国”；印度人则认为，大地中心位于今天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在穆斯林教徒眼中，麦加圣地是中心；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则认为中心位于耶路撒冷。到公元15世纪已经熄灭了的诸文明，同样持有自我中心论。在古希腊人看来，人类文明世界的中心是德尔斐；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人认为，大地的中心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端；苏美尔人则把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谷地的尼普尔城视为大地的中心。

相互毗邻的区域性文明的彼此接触，或是敌对的，或是友好的。幅员辽阔但昙花一现的蒙古帝国，使东亚和西方基督教世界暂时通过欧亚大平原而连接为一体。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人们就进行过从东向西的环非洲航行。公元10世纪末11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人就沿格陵兰西岸进行过开发，无人知道他们已经迈进了那无垠的“新大陆”的门槛。但就我们所知，在哥伦布（1451－1506年）于1492年横渡大西洋之前，是没有航海家在这一低纬度地区从任何一个方向横渡大西洋的。如果有船只横穿太平洋从东亚到达“新大陆”或从相反的方向横穿太平洋的话，那么这些穿越太平洋的航行则是既非有目的的活动，又是极为偶然的。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是第一位赢得从西向东环非洲航行成功荣誉的航海家。公元前5世纪，波斯皇帝薛西斯的使者进行过这一探险，但没有成功。确凿无疑的是，“维多利亚号”是第一艘完成了环球航行（1519－1522年）的船。它是费尔南多·麦哲伦船队5条船中的幸存者。

麦哲伦“维多利亚号”船的船员们证明了公元前3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厄拉多塞根据推理所断定的“航海”的含义。厄拉多塞对地球圆周长度的计算是近乎正确的。而哥伦布的猜测则是大谬不然。但这一猜测却给了他开始探险大西洋的勇气。（从欧洲到日本的最大圆周距离是10600海里，而哥伦布的计算要比这少3000海里。）另一位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的猜测是；地球是太阳的卫星，除了1年绕太阳1周外，它每24小时沿地轴自转1周。阿里斯塔克的发现，受到公元前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们的反对。但是，时至公元1512年，一位西方人，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发现了真理。他在1540年出版的《要释》一书中，阐明了这一发现；在154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中，进一步翔实地论证了这一发现。

哥白尼对太阳系星体间真实关系的发现，加之“维多利亚号”在行星地球水面上的环行，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在1492－1522年这30年间，曾经分别集中于北京、贝拿勒斯、麦加、耶路撒冷、特诺奇蒂特兰、库斯科的人类文明中心，连接成为统一的人类文明世界，其规模是此前任何区域文明都不可比拟的；但是，尽管这些旧有的文明中心在某些方向已经同人迹未至的陆地和不知其深广的海洋相连，但是，人们即使根据先验判断，这个新的、统一的全球文明世界也是有限的。

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把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外的整个地球纵向分割，分别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1493年，这两个巨大的全球性西方基督教国家达成条约。同意将这条分界线确定在比教皇分割线偏西270里格的位置。他们认可的这条界线位于巴西（一群葡萄牙人在1500年曾在那里迷失），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内。1529年，两国又达成的新条约改变了对葡萄牙人有利的位于太平洋的分界线经度。葡萄牙人得到了摩鹿加群岛，西班牙人则拥有了菲律宾群岛。即使仅仅从理论上讲，这两个海上列强得以瓜分的那部分地球，在面积上也小于以前曾出现过的人类文明世界。这无论从以前哪一个地区性的中心来看，都是如此。这个统一了的人类文明世界的地平线，已经呈现在人们眼前。

在欧洲人的家园即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内，对海洋的统治改变了财富和实力的平衡，这种变化有利于濒临大西洋和北海沿岸的国家，不利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就像马其顿帝国的希腊人洗劫波斯皇帝的珍宝那样，西班牙征服者盗劫了印加皇帝的珍宝，把它们熔化，铸成金币，以此获得经济财富。贵金属的涌入，虽没有抵销其他商品生产的增长，却引起价格的上涨；在每个西方国家，各个社会阶级的命运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西欧民族的航海先驱者——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受到的冲击是最为激烈的。但是，在16世纪末之前，物价飞涨的浪潮已经掠过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东部边界，正在搅扰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一位观察者根据20世纪70年代同样规模的价格上涨来推测，自1519年科尔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陆以后的16世纪，社会上一些人因人为的因素而陷于贫困，另一些人则发财致富，结果导致了混乱、焦虑和不满的增长。这一事实可大致说明，在16世纪西欧人以宗教和理性的名义所犯下的某些如此凶残的暴行的原因。

大西洋鲱鱼是在1417年把产卵地从波罗的海迁到北海的，亨利派遣第一支海上探险队南行的时间是1420年，而中国永乐皇帝派遣第一支船队西行的时间则是1405年。因此，在公海航行方面，中国人比鲱鱼要早12年，而亨利亲王的航海家们则比鲱鱼要晚3年。

永乐皇帝的海军将领——云南籍的穆斯林太监郑和，在1405－1433年间曾七下西洋。他到过波斯湾的咽喉之地霍尔木兹，到过亚丁，至少两次到过红海口；其船队的个别船只曾到过非洲东海岸。在这一系列船队中，中国船只的规模、数量以及船员的总数都是葡萄牙船队所不可比拟的。在第一次航行中（这次到达过印度），中国人派出了62艘船，载有28000人。这些船带有罗盘（中国人的一项发明）和防水船舱。最大的船约有400英尺长。

在15世纪后期葡萄牙航海设计家的发明之前，这些中国船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王国”。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绕过好望角；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发现并且征服美洲的。

1433年之后，中国人中断航海的原因，历史上没有记载。明王朝并没有被迫在海上和陆上的军事努力之间作出选择。确实，永乐皇帝的当务之急是在北方前线防御来自欧亚大平原的入侵。他曾5次亲征蒙古人。但是，中国有足够的资源用于同时支持两条战线的作战。大概是中国丰富的资源使统治者失去了海外探险和扩张的兴趣。等到1793年，当英国工业革命已经稳步发展之时，清朝乾隆皇帝仍向英国使节表示，大清帝国在经济上是自足的。而西欧的统治者受国家贫穷的刺激，鼓励并且支持海外冒险。15世纪的中国商人像当时西欧的商人一样精明能干。但他们很少得到从事私人商业活动的机会，因为他们是官僚统治国家的臣民。他们的统治者和官员认为，关心商业会有失尊严。在近代中华帝国，人们对贸易的天然爱好和习性因政府缺少对国民天性的同情而被扼杀。这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情况相似。当1970年代我们回首往事时就会看到，这种官方的偏见颇有一些（不容置疑的，欺骗性的）先知先觉的味道。

葡萄牙人是不屈不挠的。1487年，巴特洛缪·迪亚斯绕过了好望角。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登上了印度西海岸。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1510年占领果阿，1511年占领马六甲，1515年占领霍尔木兹（中国并未永久性地占领这里），从而把印度洋置于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阿尔布克尔克的海洋战略计划可与13世纪蒙古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的陆上战略计划相媲美。1514年，一艘葡萄牙船到达广州。1542或1543年一艘葡萄牙船到达日本的小岛——种子岛（该岛与九州的南端隔海相望）。1503－1551年间，葡萄牙军队打败了穆斯林军队，这对于争夺印度洋的控制权是至关重要的。

葡萄牙人的巨大胜利是创造性和勇气的回报。1440－1490年这50年间，葡萄牙的造船工匠设计的一种独特构造和帆装的海船在海上称雄400年；在1840－1890年的50年间，即该船的历史行将结束之时，人们又将它加以完善。在它整个漫长的全盛期，这种船型仅以这种船本身而著称。它有3根桅杆（只在它历史的初期和末期时是4根桅杆）和一套混和的帆装。前桅杆和主桅杆挂有方形的帆，它给船以动力；后桅杆挂有三角帆，它使船具有机动性以及根据风向航行的能力。在17世纪末，这些优点又锦上添花：荷兰人用船头和船尾的帆取代了后桅杆上的三角帆，在前桅杆和第一斜桅之间装上了船首三角帆。在16世纪初，人们在船两边的上下甲板之间开了舷洞，以便于一排枪炮可以向外射击。与在19世纪取代了这种古典的航海帆船的那种机械推动的船不同，它能连续航行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因为它的动力是用之不竭的风，而无需补充燃料。

西班牙人也是坚韧不拔的。1492年，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1513年，瓦斯科·奴涅斯·巴尔沃亚到达巴拿马海峡太平洋一侧的海岸。巴拿马的西班牙城始建于1519年。1519－1521年，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1532－1535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征服了印加帝国。

西班牙人以少胜多，征服了这两个由穷兵黩武、狂妄自大的人统治的帝国。西班牙人在这两个国家的运气是绝好的。

科尔特斯在某年某日到来，这在墨西哥人的宗教历法上早有预言。这个历法预言，魁扎尔科亚特尔神将要兑现其诺言，在人间再现。他曾附在12世纪被推翻的托尔托克人的国王身上。如果位于特诺奇蒂特兰城的阿兹特克人的皇帝莫克特苏马二世没有把科尔特斯误认为魁扎尔科亚特尔神再现的话，他是不会屈服于外国入侵者的。而科尔特斯确实没有资格去取代莫克特苏马在阿兹特克的王位。并且，如果科尔特斯不曾在塔瓦斯科偶然结识一位墨西哥女孩，那么他在墨西哥事实上将会是既聋又哑，政治上也将陷于一片黑暗。因为这位女孩不仅通晓纳瓦特尔诺和马雅语，而且异常机智，熟悉墨西哥人的心理。西班牙人给她取了一个新名字：多纳·马里纳。

而皮萨罗在进入印加帝国内地时，正值内战结束不久，胜利者阿塔瓦尔帕尚来不及巩固其统治。如果在第一次探险（1524－1525年）时就进军内地，皮萨罗就会同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发生冲突。他当时还活着，还是印加帝国至高无上的君主；他把帝国的重兵集结在北方，而不是布置在远离东南边境的都城库斯科。如果在第二次探险时，皮萨罗攻打内地，就有可能同还活着的卡帕克皇帝相遇。1532年皮萨罗无意地偶然决定冒险进兵。这是自1438年帕查库提打败昌卡人以来，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外国入侵者所选择的战机中最为顺利的一次。

被征服地区的内讧，使西班牙人坐收渔利。阿兹特克人同其臣民势不两立，同其邻国关系不佳。而印加人几乎是同样地为人厌恶，其内部也是剑拔弩张。被打败的瓦斯卡尔派并没有同取得胜利的非法篡位者阿塔瓦尔帕那一派言归于好；历史上的都城库斯科对崛起的基多城的竞争忿忿不平。这些内讧为西班牙提供了可乘之机。但这仅仅是因为西班牙人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利用了它们。科尔特斯招募特拉斯卡拉人进攻阿兹特克人，皮萨罗招募卡尼亚尔人和瓦斯特尔的余部去同阿塔瓦尔帕一派作战。皮萨罗虽然没有马里纳那样的当地人为他充当政治顾问，却表现出他具有与科尔特斯同样的政治洞察力。

尽管如此，西班牙人的王牌仍是他们的装备、冒险性和凶残。当受害者从可怕的入侵者出人意料的进攻所造成的暂时混乱中舒缓过来时，便进行了英勇抵抗。阿兹特克人一直战斗到死，几乎被灭绝。印加人反侵略斗争此起彼伏；直到1572年，在蒙大拿，在安第斯山的大西洋一侧的山地，他们仍在战斗，那里的热带森林为他们提供了天然屏障。他们在那里的最后一个避难地马丘比丘到1911年才被人们发现（仍保持着原样，但已长期无人居住）。但是，在西欧人眼中的“新大陆”，即使是最英勇、装备最好的当地人也无法抵挡火药、钢铁制成的刀剑以及马匹（尽管在人类从亚洲东北部来到这里之前，北美洲的马已处于进化过程中，但美洲人没有见过马）的进攻。西班牙人在战略要地建立自治城市，并在那里驻扎富有经验的老兵和欧洲人与美洲印地安人的混血儿，以此来保证他们的征服。这是在效法马其顿帝国的希腊人在征服第一波斯帝国时的做法。

像10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那样，16世纪的西班牙是靠两种东西前进的。当他们必须弃船登陆时，他们就骑上马。他们在美洲骑马走过的距离并不逊色于蒙古人在欧洲大陆行进的距离。

在16世纪末期，西班牙人在美洲的业绩正由俄国人在亚洲北部重演。在1568－1569年，土耳其人打算吞并阿斯特拉罕并在顿河和伏尔加河的最接近处开挖一条运河，但未获成功。这表明他们没有能力打通在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人的同胞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俄国人的障碍。这道障碍现在因哥萨克人（“哥萨克”在土耳其语中是“挖掘者”的意思，即来自游牧部落的外人）而得到了加强。这些人是乌克兰信仰东正教的船夫。金帐汗国在14世纪因立陶宛人的袭击而向东退到黑海北岸之后的某一时候，他们第一次定居于第聂伯河中的一个岛屿。1571年，一支哥萨克人沿顿河定居，或许在同时，另一支哥萨克人沿乌拉尔河定居。

1581年，一位哥萨克族的俄国冒险家叶尔马克从西向东跨越乌拉尔河，并且征服了刚刚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操土耳其语的西伯利亚的汗国。与征服美洲的西班牙人相同，叶尔马克的追随者们拥有火器，而丧生在火器下的西西伯利亚人则没有。他们乘船沿河而下，通过西伯利亚森林，他们发现并走出了一些运输路线，于1637或1638年到达太平洋的西北岸。在经过贝加尔湖畔的信奉佛教的蒙古布利亚特人住地时，他们遭到有力抵抗。这些俄国人征服了布利亚特人，并于1651年在他们国家中建立了伊尔库茨克城。与此同时，俄国人已侵入到阿穆尔河流域，1643年，一伙俄国入侵者到达了满洲境内的阿穆尔河右侧的支流松花江。

在这里，俄国人碰到了满族人，他们也已掌握了火器。在征服了中国之后，满族人向西驱退了俄国人，并且在1658年把他们限制在阿穆尔河最西边的河源处。这个界限位于俄国人占领地的东南面。1689年的条约肯定了这一边界。在阿穆尔河流域，俄国人远离后方，而满族人则离后方很近。从逻辑上讲，满族人的优势是决定性的。俄国人同满族人第一次冲突的日期——1652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当这两个非游牧的但又是流动地建立其帝国的民族在阿穆尔河流域较量之时，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发现他们被定居的军队完全包围了。

1634－1635年，满族人开始把宗主权强加在东部的蒙古人身上。在此之前，这些蒙古人曾进入中国内地并且同俄国人较量过。布利亚特人是处于俄国人统治之下的仅有的东部蒙古人。与此同时，在1576－1577年，东部的蒙古人皈依了藏传大乘佛教，而西部的蒙古人也很快地效法。西部的蒙古人（厄鲁特部、准噶尔部、卡尔梅克部）如今栖息于阿尔泰山山脉和天山山脉之间的隘口两边。这里是扼守从欧亚大平原东部通往中部通道的战略要地。大约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卡尔梅克部蒙古人向西涌去。他们开辟前进道路，通过操土耳其语的哥萨克穆斯林地区，进入欧亚太平原中部，并且在1613年越过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而这一年正是俄国人“混乱时期”（1604－1613年）的最后一年。这些卡尔梅克部移民在伏尔加河下游和顿河下游之间安营扎寨，处于俄国人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无人区。那个地区，对于不信奉东正教和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佛教徒来说，在政治上是最合适的地区。

17世纪结束之前，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已经是江河日下。1578年，葡萄牙人在摩洛哥遇到军事上的失利。1580年，葡萄牙人同腓力二世统治的西班牙联合起来。1588年，西班牙军队企图征服英国，但以海军的失败而告终。这次失败的惨重可同蒙古人1281年在日本、1292年在爪哇的灾难相比。此后，即使西班牙和葡萄牙联袂，他们的海军力量也无力保护其跨越东西两半球的海上帝国不受心怀妒意的西北欧邻国——荷兰、法国和英国的蚕食。

这3个冒险性的民族已经占据了加勒比海的许多岛屿，这些岛屿正在遭受劫难。1606年，英国殖民者在弗吉尼亚登陆；1620年到达新英格兰。1605年，法国在阿卡迪亚进行殖民活动，并于1608年建立了魁北克城。1612年，荷兰人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今天的纽约）。西班牙丧失了其幅员辽阔的“西印度帝国”（即美洲）的一些重地。葡萄牙的损失更为巨大。1641年，荷兰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了马六甲；1658年，占领了锡兰海岸。1609－1623年间，在争夺葡萄牙占据的印度尼西亚时，荷兰人打败了英国人。在1621－1654年间，荷兰企图征服巴西。但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冒险规模太大，超出了荷兰军事资源的能力。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更为不祥的征兆是，他们被亚洲人和非洲人驱逐了出来。的确，从长远的观点看，这对于所有建立帝国的西欧列强来说，都是不祥之兆。在英国海军的援助下，伊朗萨非王朝国王沙阿·阿拔斯（1588－1629年在位）在1622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回了霍尔木兹。1632年，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人在没有任何外国帮助的情况下，驱逐了葡萄牙人和所有欧洲的耶稣会教士，并把自己同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几乎是同时，日本人作出了同样举动。早在1587年，丰臣秀吉就下令驱逐基督教传教士。1614年，德川幕府发布敕令，禁止基督教在日本活动。1622－1638年间，基督教在日本受到残酷迫害。1637－1638年，日本基督徒举行起义并遭镇压（在某些荷兰海军的帮助下）。接踵而至的是，1638年日本驱逐了葡萄牙商人。于1636年公布的一道禁止日本人出国的敕令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导。在1603年获准进入日本的荷兰人被允许留在日本，但被限制在长崎港口的一个人工岛——出岛。

阿比西尼亚人和日本人因同样的理由感到不能容忍葡萄牙人的存在。葡萄牙人是狂热、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热衷于传播天主教和从贸易中攫取利润。1626年，在阿比西尼亚的耶稣会成员，引诱当朝的皇帝承认教皇在基督一性论教派的教会统治区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哄骗皇帝彻底废除当地的基督一性论教派的礼拜仪式，这些仪式中还包括一些犹太教的内容（犹太教先于基督教传入阿比西尼亚）。尽管阿比西尼亚人感激葡萄牙人在16世纪使他们摆脱了穆斯林人的奴役，但此后葡萄牙人企图把罗马天主教强加给他们，招致了他们的愤怒。在日本，自从1549年第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到达九州以来，已有大批人自愿皈依罗马天主教。但是，西班牙人于1571年征服了菲律宾群岛，随后于1580年同葡萄牙人一道主宰了菲律宾，这就使丰臣秀吉和继之而来的德川幕府害怕西班牙人会把皈依天主教的日本人作为他们企图征服日本的“第五纵队”。这就是日本人自愿地采取自我封闭、同文明世界和其他地区保持一定距离的预防手段，以提防西欧人威胁的原因。这同阿比西尼亚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日本政府允许荷兰商人留在日本的原因在于，荷兰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的兴趣仅在贸易，他们并不想使日本人皈依他们所信奉的基督教加尔文教派。英国商人也审慎地避免表现出要同化其非西欧的贸易伙伴的意图，甚至连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法国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效法挑衅性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所作所为，旨在使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成为法国在政治上的代理人，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谨慎从事。

随之而来的由西方商人和帝国的创建者们掀起的层层浪潮所带来的西方文明，是形态各异的。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代表的第一个浪潮，力图完整地输出西方文明，包括他们本民族的宗教。而在任何文明中，本民族的宗教都是该文明整体的核心。所有具有力量的非西欧民族都成功地抵抗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这一企图。所以，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掀起的，在不信基督的异教地区传播西欧文明的第二个浪潮，输出的仅是经过筛选的西欧文明。荷兰和英国的私商和官方都对传教士的活动皱眉蹙额、表示不满。从17世纪开始在人类文明世界中渗透的、这种删节了的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宗教，而是技术。其中，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为战争服务的技术。

在日本，罗马天主教在九州海岸之外的一些小岛上秘密生存的状况，直到1873年才结束。因为，那年废除了对被确认是秘密基督徒的死刑。到了那时，秘密的教徒们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已经把土生土长的日本流行的信仰和仪式融为一体。在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那里，被征服的人大多被强迫信仰天主教，所以这种信仰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

所有西欧国家的帝国创立者们都很相像。他们要么剥削海外的受害者，要么就消灭他们。西班牙征服者的贪欲和残忍，为他们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们所仿效，但是，只有西班牙人面临由征服所产生的必须迅速而明确地处理的道德问题。早在1514年，西班牙殖民者的受害者们，就在多明我修道团的男修士中找到了一位坚韧不拔的斗士，他名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他促使西班牙政府颁布法律，制止最恶劣的胡作非为。尽管处于对立面的掌握军队的征服者一再反对，这项法律仍得到部分实施。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以与皈依天主教的教徒通婚的办法，来缓和对受害者的压迫。在他们看来，宗教的共同性是超越种族差别的精神纽带。皈依天主教对减少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隔阂的作用，生动地体现在后来西班牙议会的新西班牙保护女神——瓜达卢佩城的圣母——的色彩和服饰上。

葡萄牙人一登上黑非洲海岸，立即开始把非洲黑人变成奴隶。所有后来的西欧帝国创立者们都干下了这种罪恶的勾当。当西欧人获得海外领土后，他们就把从非洲掠来的黑奴运到那里，强迫他们劳动，以代替被灭绝或大量杀戮的当地人。这些奴隶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而贩卖奴隶的商人们的利润则与此成正比。那些被贩运到外国的非洲黑奴中的幸存者，应当感谢他们种族的生命力，应当感谢他们能够在美洲繁衍后代，这使他们得以与贩运他们的西欧白种人一道，去分享他们所获得的“新大陆”。

人类的迁移以及不同人种之间的繁衍，并不是人类文明世界的联结对生物圈的动物群体和植物群体所产生的唯一影响。毫无顾忌地把人工驯育的动植物，从以前曾经互相隔绝的两半球的一边移到另一边，会得到很多有益的收获。但也会造成细菌和病毒的有害传播。天花病毒尾随哥伦布的航波，通过人的载体西行到了美洲。如果说天花就是夺取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生命的疾病的话，那么，这些病毒就是皮萨罗率领入侵南美洲的为数不多的侵略者的肉眼看不见的先锋。反过来说，性病在西欧首次为人所知是1495年，即在哥伦布首次登上美洲的3年之内。这大概是“新大陆”惩罚“旧大陆”入侵它的错误的回报。16世纪期间，西欧出现的始于1519年的大灾难所造成的代价，无疑是对西班牙人掠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金银，以及后来他们雇佣美洲土著劳动力开来美洲矿藏并把它们运回欧洲的报应。这样，人类文明世界连为一体的结果之一便是：天花、性病和通货膨胀。这3位可怕的来客，每一位都拥有一个帝国，它曾使查理五世那幅员辽阔的帝国相形见绌。也就是在这些新的帝国中，太阳从未在那里升起过。

谢选骏指出：需要说明的是，哥萨克人其实不是俄国人。15世纪，哥萨克人指在第聂伯地区形成的半独立的鞑靼族，亦指从波兰、立陶宛和莫斯科等公国逃亡到第聂伯河和顿河地区的游牧民，他们建立了自治的村社。在16世纪，哥萨克人有6大群，札波罗热群（Zaporozhian，主要在第聂伯河以西）、顿河群、格雷班群（Greben，在高加索）、叶克群（Yaik，在乌拉河中游）、窝瓦河群和第聂伯河群。他们和莫斯科的关系，很像南匈奴和汉朝的关系、东突厥和唐朝的关系、东蒙古和清朝的关系。到了17世纪以后，哥萨克才进一步俄国化了。

哥萨克（Kozacy，Cossacks）一词源于他们的母语突厥语，含义是“自由自在的人”或“勇敢的人”。原指从金帐汗国逃到南俄罗斯地区从事游牧的鞑靼人和斯拉夫人，后泛称15～17世纪从农奴制压迫下出逃的农民、家奴和城市贫民，他们住在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靠当雇工为生。是俄国的民间文学中的“绿林好汉”，很多书上都解释说是“自由自在的人”，其实用中国的话说就是“盲流”。15－17世纪在俄罗斯农奴化过程中，不愿为奴逃亡到边区去谋生的人，逐渐聚集成群，受西南部草原地带突厥民族的影响，养成了一种善骑射、不受管束的有独特文化的认同关系，大量的逃农聚集在南俄草原一带，沙皇在迅速扩张过程中对南部草原也只有名义上的权力。这些边区土地上的“自由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亦农亦兵，长期处于半军事状态。东欧平原山少，哥萨克多是以河流命名，比如有顿河哥萨克、伏尔加河哥萨克、乌拉尔哥萨克、西伯利亚哥萨克、外贝加尔哥萨克、库班哥萨克等。沙皇政权自然了解这种半军事体制的自由人大量集结对国家的危险，但是一时间鞭长莫及而无可奈何。由于沙俄的地理环境，人口稀少，中央政权的管辖能力有限，不像中国传统社会可以完全融化并吞掉社会的异己力量，这些因素都使哥萨克逐渐壮大。同时统治者也需要这些勇敢善战的人来防御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通过草原的商队经常受到鞑靼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袭击，因此就需要军事方面的保护，只好借助哥萨克人为帝国戍边征战，早期欧俄周边国家的统治者对这些“草莽英雄”一般采取怀柔政策，在这种条件下便形成了一个叫“哥萨克”的特殊人群。

自16世纪起，哥萨克因替沙皇政府镇守边疆，被免除劳役和赋税，并获得一定的俸禄和相当数量的土地。他们拥有经自由选举产生的统领、百人长、大尉所组成的自治机构。随着封建关系的发展，哥萨克内部出现贫富分化。17～18世纪，大批哥萨克参加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农民起义。哥萨克最初聚居在顿河沿岸和第聂伯河下游。随着俄国疆土的扩展，哥萨克相继出现在乌拉尔、伏尔加河下游、中亚细亚、高加索地区。

十六世纪时，哥萨克人中出现了一些军事组织，他们通过选举产生军队统领、百夫长和大尉，并由这些人组成哥萨克最高军事会议，统率自己的军队。16世纪初，波兰国王开始把札波罗热的哥萨克人编入军事殖民团，用他们保卫波兰的边境。直至17世纪上半叶，这些哥萨克人保持了他们的自治权。1649年，他们在赫梅利尼茨基（Bohdan Khmelnitsky）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半独立的国家。后由于受波兰政府威胁，他们在1654年同俄国签定一项承认其自治权的条约。

至十八世纪，俄国沙皇发现了这些人的勇猛无畏可以用于征战，便通过发给俸禄、分封土地等手段收买哥萨克上层，以掌握哥萨克军队，驱使和诱骗他们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和进行侵略扩张充当马前卒。哥萨克军团曾一度成为沙皇俄国向中亚、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进行侵略扩张的急先锋，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声名不佳。为拉拢利用哥萨克，沙皇曾给予某些哥萨克上层军事首领以某些特权，而大多数哥萨克人则过着贫苦的生活。

在俄国保护伞下，他们从顿河向东扩张，殖民西伯利亚。到19世纪，哥萨克群的数目扩充到11个。在19～20世纪，俄国当局经常利用哥萨克人镇压人民革命。特别是哥萨克骑兵，在革命期间丑名远播。在俄国内战期间（1918～1920），俄国南部的哥萨克人成为白军的核心，约3万人随白军离开俄国。在苏维埃政权下，哥萨克人村社遭到瓦解，不再起到行政单位的作用。

第七十六章 西方文明（1563－1763年） 

（谢选骏指出：在1563－1763年的两个世纪中，西方文明之所以发生了一次伟大的思想和宗教革命，是由于它像放荡的巫婆一样，疯狂地骑在殖民地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我发现，一个文明或国家最辉煌的时候，往往也是他奴役“他者”最起劲的时候，例如日本，他稍微有些创造力的时候，就是盘剥中国那几十年。所谓“1660年，一些有志于自然科学的人在英格兰创建了皇家学会，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要颠覆基督教，而是要从道义上更新它”，其背景正是英国到处搜刮殖民地财富的时候。“吸血鬼传奇”不仅是西方文明的想象故事，也是其现实生活。为什么新教比天主教更加狂热和恶劣？因为新教的臣民大多是日耳曼人的后裔，他们的典型是北欧海盗，明显要比拉丁人和希腊人更不通人性。）

在1563－1763年的两个世纪中，西方文明发生了一次伟大的思想和宗教革命。这是自从西方社会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就地崛起之后，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它超出了先前任何一次变革。此时，西方的思想家们已不再不加鉴别地继承先辈们的遗产。他们决意今后要通过对各种现象的独立观察来检验被继承的学说，要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也尽力与少数异教徒和平共处。他们不再感到有责任或冲动去把大多数人的信仰和习俗硬性强加给所有的人。这两大革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曲折中前进的。1686年，丰特奈尔发表了《宇宙万象解说》，乔尔丹诺·布鲁诺为了这个学说于1600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丰特奈尔却长命百岁，直到1757年安然死在床上。1687年，牛顿（1642－172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并且没有受到任何基督教会当局的封禁勒令，幸免了伽里略1633年的厄运。另一方面，路易十四于1685年撤销了《南特敕令》，这一法案曾授予法国的少数新教徒以信仰自由。 

西方人长期遭受权力的奴役，当然现在他们已从中解放出来了。在15世纪末叶以前，所有异教都遭到了罗马帝国政府的强行镇压。在罗马帝国西部的一些继承国，比如1391－1492年间的西班牙和1497年的葡萄牙，所有未能在国外找到政治庇护的犹太人都被迫皈依了基督教。13世纪以来，古希腊时代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被强加给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15世纪以后，又把西塞罗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拉丁文作家的风格，强加给了当代西方的拉丁文作家。

在教义中篡改了“及圣子”句的西方基督教的权威，尚未受到反叛天主教会罗马教皇统治的新教徒的指责。新教徒用《圣经》这一权威经典取代了罗马天主教廷的权威。新教的主教像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一样，不容异端学说，把他们自己对西方基督教教义的观点强加给他们的臣民。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裂只是加剧了两派的竞争，与统一时期的他们的罗马天主教前辈们相比，他们的行为之狂热、恶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古典拉丁文作家风格的模仿，比起先前西方基督教思想家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顺从，显得更加肤浅。另一方面，在西方，古希腊时代希腊数学和科学著作的出版激发了人们的独立思维，后来的科技发明和地理发现推翻了许多物理现象的古典解释。在这个领域，古代知识的复兴走上了新的历程。

西方人从他们希腊——罗马祖先的理性僭主政治中解放了自己。这一点在丰特奈尔的《闲话古人与今人》（1688年）和威廉·沃顿的《古代与当代学问的反思》（1694年）中被戏剧化地表现出来了，但论战的序幕是由让·博丁（1530－1596年）拉开的，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和勒纳·笛卡尔（1596－1650年）进一步推动了这场战斗。在这之后，现代派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外，胜利者不得不承认赞美路易十四的人并不是比荷马更好的诗人，他们没有署名，所以他们的赞美诗也就不再流行，尽管基督教宣称基督教文明超过了任何前基督教文明。近代西方成就的这些斗士，在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这些领域中赢得了胜利。

西方的“宗教战争”使基督教信誉扫地。它开始于1534年，时断时续，直到1648年。这些战争既狂热又伪善。那些好战的君主本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和目的，却要戴上宗教定罪的面具。那些主张扩张教会势力的人，用他们愚昧无知却发自内心并充满仇恨的热情，把这些好战君主的仇恨煽动起来。1660年，一些有志于自然科学的人在英格兰创建了皇家学会，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要颠覆基督教，而是要从道义上更新它。他们的政策是要将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从既缺乏教育意义，又缺乏说服力的神学争论中转移出来，使他们把注意力转到有关自然现象的问题上，并不带偏见地讨论这些问题，通过观察或实验，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些问题。

在这场“宗教战争”中，同时还有另外一些评论家和牺牲者。他们确实在寻求削弱基督教对西方人心灵和精神控制之路。由于这仍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因此他们只能秘密地工作，只有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地区例外。比如，日尔曼人在日本巧妙地避开了基督教会的活动，不断地为同人提供安全保证。丰特奈尔在他为科技界故人所作的讣告辞中写下的格言，似乎无法为基督教义所宽容。在1688年出版的《神谕的历史》中，他更加大胆了。皮埃尔·培尔是一个流亡在荷兰北部的法国异教徒，他于1695－1697年在鹿特丹出版了《历史与批判词典》一书，这简直就是狄德罗与达兰贝尔合著于1751－1765年间在法国出版的《百科全书》的原型。培尔仿效同时代西方希腊和拉丁语作家们所采用的注释式的版本。这些注释用小的字体印出来，看似不引人注目，但往往却占去了大部分篇幅。他的原文似乎是一剂镇痛药，但如果作者在那些语意深奥的注释中所表达的意图，恰恰被读者理解为是嘲讽挖苦之意的话，那么他对于原文的注释，便颇有某些颠覆的意味了。

大约过了80年以后，爱德华·吉本在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时，也采用了培尔的写法。但这并未能使它免受责罚。此书发表于1776－1788年间，其中对于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所作的解释并不怎么高明。在西方国家中，英国率先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真正做到不计较异教的信仰和观点，却是个缓慢的过程。约翰·韦斯利（1703－1791年）早在1739年就开始热衷于传教活动，当时，吉本（1737－1794年）还是一个婴儿。与吉本同代的法国人伏尔泰（1694－1778年）和百科全书派更加直言不讳，并且没有受到惩罚。尽管如此，在18世纪，伏尔泰仍觉得住在法国与瑞士交界的瑞士一边是比较明智的。

在17世纪的法国，布莱兹·帕斯卡尔（1623－1662年）把对基督教詹森教派炽热的信仰与科学天才结合起来；波舒哀主教（1627－1704年）出版了《世界史教程》一书。和凯撒城的优西比乌斯（约264－340年）一样，波舒哀在这本书里也阐述了人类的历史，但他的意图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万能的上帝，即犹太教的上帝耶和华。伏尔泰写了一部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历史的书，来反驳波舒哀。在这部历史书中，他把中国人而不是犹太人置于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中国的文化是通过耶稣教会的传教士才为西方人所认识的。

在西方建立宗教信仰自由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其文学的里程碑的是《论宽容的信札》（1689年以后）和《政府论》（1690年）。这两部著作是由遣返回国的英国流亡者约翰·洛克（1632－1704年）所著。实践的里程碑是利奥波德一世的作为，他是罗马天主教多瑙河哈布斯堡王国的君主。他在1690年向原来归附于匈牙利王权的所有基督教教徒和至今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所有人民发表了一项声明，授予他们宗教自由的权利和部族自治权。这种自由和自治仍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又要符合奥斯曼帝国的标准。1690－1695年，利奥波德为流亡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团提供了庇护权，条件是维持他们在哈布斯堡的领土上对一个奥斯曼非伊斯兰教社团（米勒特）的特权。最近到1664年，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被哈布斯堡王朝重新占领的波西米亚王室领地之一的西里西亚人民，直到1664年都一直公开表示，愿意让奥斯曼征服者来解放他们。在其间的25年里，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出于与俄国竞争的需要，转而采取了宗教自由的政策。它与俄国竞争，为的是从政治上忠于奥斯曼东正教。由于在1682－1683年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惨遭失败，奥斯曼帝国正在失去对奥斯曼东正教的控制。

西方人赢得信仰自由与赢得理性独立一样，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法国，1685年撤销了《南特敕令》；在中国，耶稣教会传教士为了争取立足之地，不得不采取一些迂回措施。他们学习掌握儒家文化，介绍西方天文和军事技术的一些实用知识，允许皈依宗教的人继续在世俗仪式中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膜拜他们的祖先。通过这些措施，耶稣教会的活动终于在中国立住了脚跟。利马窦（1552－1610年）是耶稣教会在中国的创始人，由于他精通儒家文化，因而被中国儒家学者吸收到他们的社团里，在那里他取了一个中文的笔名。耶稣会教士将“救世主”译为“天”。不肯让步的罗马天主教当局破坏了耶稣教会的工作。他们禁止中国的皈依者用传统的仪式来膜拜祖先，并坚持“救世主”应被翻译成“天帝”的说教，以表明基督教的上帝并不是超人的，而是与人同质的。罗马教会挑起了一场和大清帝国政府之间为时30年（1693－1723年）的论战，作为其结局，基督教在中国遭到了禁止和压制。罗马教廷没能从1587－1638年间在日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在欧洲，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承认东正教教徒的信仰自由42年之后，信仰新教的基督教徒在1731－1732年间被驱逐出了毗邻的萨尔茨堡主教管区。

在西方国家里，彗星的出现被看作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奇迹，用以警告那些即将受到惩罚的人。但这种迷信思想在17世纪消亡了。不过，1680年彗星的出现仍然引起了恐慌。1682年，培尔发表了《彗星出现的不同见解》一书，宣称1680年出现的彗星和所有其他彗星一样，都是很平常的自然界现象。当1682年另一颗彗星出现时，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认为它与1456、1531、1607年出现的彗星没什么两样。他测算出了它的轨迹、周期和速度。哈雷也同样测算了1680年出现的彗星。另一种西方迷信是对巫术的迷信，这种迷信思想的消亡更为困难。从西方基督教世界第一次对这种迷信公开提出挑战，到这种巫术最后一次在那里作怪，200年（1563－1762年）过去了，其间数以千计无辜的人们被羞辱地处死。

对于权威不容异说的褊狭和迷信的抵制，在理性和道德上都是一次胜利，它造成了西方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空缺。这些空缺伴随着各个生活领域中程度不同的成功，或多或少为一些审慎的替代物所填补。

那些曾煽动起像1572年使徒巴多罗买日的巴黎大屠杀和1649年德罗赫达大屠杀的宗教辩论，成功地被数学和自然科学引起的兴趣取代了。人们希望把数学化了的科学系统地运用于科技，从而提高人类的福利。这种愿望激发了人们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趣。列奥纳多·达·芬奇很早就表述过这种愿望。弗朗西斯·培根也抱有这个愿望，而这个愿望又激励了培根的门徒——“皇家学会”的奠基人们。威廉·哈维（1578－1657年）是帕多瓦大学一名英国学生，他于1628年发表了他的《心血运动论》；罗伯特·波意耳（1627－1691年）将化学科学从炼丹术中解放出来；伊萨克·牛顿使西方的物理学和天文学发生了革命；查尔斯·林奈创立了生物圈里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系统划分，林奈相信他所划分的种和属的不变性，在他看来，大自然是静态的，林奈的同代人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和孔德·德·布丰（1707－1788年）发现了证据，证明迄今为止自然界在时间上，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他期望这一过程能在未来继续下去。

在哲学领域，由于对亚里士多德权威的抵制所造成的空缺，尚未被人文主义者们对柏拉图的崇拜所填补。17世纪的西方思想家试图找到一个明确的突破口和一个崭新的开端来填补这个空白。勒纳·笛卡尔从认识论角度作了尝试。即使对于那些对笛卡尔已穷尽了真理的论断提出质疑的后继者们来说，他的《方法论》（1637年）一书也一直是理性的标志。约翰·洛克则对认识论加以实验性探索。斯宾诺莎（1632－1677年）和莱布尼茨（1646－1716年）试图为形而上学奠定新的基础。在社会学领域，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年）通过对心理学王国所作的初步探索，巩固了他关于社会契约的假设。洛克也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但未能达到这个深度。詹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年）在他的《新科学》一书中，开辟了文化历史领域的新天地。正是因为他的工作太新颖了，同时代的人反而未能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给予正确的评价。古希腊的周期循环理论启发了维柯，但维柯在古希腊大师们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他掌握了两种文化：古希腊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他的知识范围内，他用更丰富的知识武装自己，写出了西方第一篇关于文明比较研究的论文。

由于教皇对西方“基督世界”的管辖，由于拉丁语在外交、研究、甚至在众多方言的各种诗歌中，都被作为通用语言使用，这些对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结成统一的整体起了很大作用。教会的“基督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被文学和科学的“文学界”取代了。这一概念的发明者是伊拉斯谟，然而是培尔于1684年首次在期刊《新文坛》中采用的。公共邮政事业发展了，为私人通信提供了方便，同时也解决了自身的费用支付问题。这些推动了文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知识交流。在私人通信中诞生了定期出版的时事通讯，又进一步产生了报纸。在西方，第一本印刷期刊的发行是在1609年，第一份日报的发行是在1702年。到了17世纪，除了帕多瓦大学和苏格兰大学这样极个别的学校之外，西方绝大多数大学都失去了他们在中世纪的活力和创造力。一些新的高等院校的创建，填补了部分空白。这些院校是由地方主权国家政府建立或支持的。在18世纪的巴黎，这些大学也得到了上流社会的夫人们举办的私人沙龙的支持。

西方王室家族和西方贵族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也部分地填补了罗马天主教“基督世界”的建立所留下的空缺。这是西方社会中最高等级的两个社会阶层，它们通过跨越国界的联姻和对跨越了民族障碍的各种方言的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即使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之际，西方王室家族和西方贵族也保持着团结。以国家公共利益为借口的宗教改宗得到了宽恕。纳瓦拉一个加尔文教派的国王为了成为法兰西的亨利四世，改信了罗马天主教。荷兰北部加尔文教主教威廉和汉诺威路德教派的选侯乔治，各自为了成为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王国的国王乔治一世，结果成为英国新教圣公会信徒。在苏格兰，加尔文教已得到认可，威廉三世只需披上一层新教的外衣即可；但是，四个乔治和威廉四世则不得不在汉诺威继续充当路德派教徒的同时，又得在苏格兰充当加尔文派长老会教徒，在英格兰充当新教圣公会教徒。

早在12世纪，西方各民族正在使用的地方方言就已开始出现在诗歌中。这些方言诗歌与同时代的拉丁文诗歌一起流行于世。在这些拉丁文诗歌中，方言的风格是以拉丁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当方言在诗歌中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时，它的首要影响便是促进了文学的丰富繁荣，从而为天才的发挥提供了温床。这种情形可以散文的代表人物拉伯雷（1494？－1553年）和诗歌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1564－1616年）为例。西方的宗教改革时代，也是西方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摒弃宗教迷信和迫害在文化上的代价，是诗歌向散文方向的发展，这一发展不是表现在韵律上，而是表现在风格上，其过渡的媒介便是方言。

16世纪，阿尔卑斯山北面的西欧诗人，像他们的意大利前辈和同时代意大利人那样，以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文体为楷模进行写作。法国的代表人物是约阿希姆·德·贝莱（1522－1560年），皮埃尔·德·龙萨（1524－1585年）和“七星诗社”中其他5位成员。他们在英国的同仁是先躯者托马斯·怀亚特爵士（1503？－1542年）和萨里伯爵亨利·霍华德（1517？－1547年）。接踵而来的是伊丽莎白时代的那群杰出诗人和1660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君主制度复辟之前的他们的后继者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1608－1674年）是这一时代的英格兰、苏格兰诗人中最杰出的两位。由于这两位巨匠光彩照人，结果使这一时代其他本来很杰出的诗人都显得黯然失色。启蒙运动开始之后，西方的诗人们使审慎地变成了散文家。在17世纪法国的戏剧家中，最先开始这种基调和风格的变化。他们是高乃依（1606－1684年）、莫里哀（1622－1673年）和拉辛（1639－1699年）。这些天才将韵文和朴素的文体结合起来。同时代的法国散文作家，比如帕斯卡尔，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语言工具。

17世纪逐渐风行的这种法国散文体简洁、明了、准确。它比任何“古典”拉丁文体或希腊文体都更适合于印欧语言。这种语言此时已远及英国，而罗曼语系语言此时已从固定结构变为分析结构，这种分析结构可分为虚词、介词、助动词，以代替那种使用不方便的在动词、名词词根上加前缀、后缀的方法。这种新的法国散文体还放弃了拉丁语、突厥语中用许多从句堆砌起来的句型结构；这种新的法语句型结构把主句和从句排列起来而不用连接词，作者把简单的短句间的逻辑关系留给读者凭直觉去推测。

法国文体的革命给英国文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在英国，这种来自外国的冲击，非常猛烈，而且改革者具有充分的自我意识。例如，德莱顿就很自信地认为，他的文体，无论散文或诗，都在弥尔顿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法国写作风格传播到其他西方国家，法国新教徒因受宗教迫害而移居国外，这些使法国在西方世界赢得了一种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其表现在除音乐以外的其他所有领域。而此时，在音乐领域，德意志夺走了意大利的领导地位。“三十年战争”后，在北部德国庞大的巴赫家族使曾庇护过他们的君主的声名黯然失色。约翰·塞巴斯蒂昂·巴赫（1685－1750年）和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1759年）是他们那代人中最出色的德国人。普鲁士大帝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在位）使他的又小又穷的小王国发展壮大，跻身于列强之列，他还设法为柏林歌剧院筹措资金。除去这些，腓特烈在军事之外的最重要的抱负，就是要写出即使往法国文学圈中也可占一席之地的法文韵文。吉本也是先用法文写作，然后再像但丁那样，使用母语写下他的名作。在1667－1713年的西部战争中，法国未能使它的政治优势超过他的文化优势。北尼德兰首当其冲，纠集一些弱小的西方国家，艰难地将法国挫败了。

在法国与勃艮第——哈布斯堡王朝第一个回合的权力较量中，法国处于弱势。1525年，它很快就屈膝投降了。这两个罗马天主教强国之间的较量，被称之为“宗教战争”的内战打断了。其中最早的是1534－1555年德国发生的战争；接下来的是1562－1598年的法国内战，1569－1609年的尼德兰内战，1618－1648年德国第二次内战和1642－1648年的英格兰内战。

所有这些内战，都不同程度地为外国干涉打开了门户。其中程度最轻的是英国内战，最严重的是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早在1534－1555年的德意志内战中，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即已支持信奉新教的德意志主教，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五世。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与信奉新教的瑞典，携手阻止了哈布斯堡王朝征服信奉新教的德意志。法国的政策是由身为罗马教会红衣主教的两位政治家来实施的，他们是于1624年开始掌权的黎塞留（1585－1642年）和他的直接继承人马扎然（1604－1660年）。

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其次是多瑙河的哈布斯堡王朝。它重新占领并保持住了波西米亚的王室领地。瑞典因投入了一场力所不能及的冒险而使自己精疲力竭。西班牙崩溃了，它未能有效地利用法国在1562－1598年间的瘫痪局面。158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起来，力图把西班牙推上权力顶峰，但那时，尼德兰的战争牵制了它的力量。这不仅是尼德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内战，而且是尼德兰新教徒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一次民族起义。由于与西班牙的政治联系，葡萄牙的海外帝国不得不去打击荷兰人的进攻。西班牙在1621年试图再度占领尼德兰北部，结果却加剧了西班牙的资源消耗。继1588年英格兰打败西班牙海军之后，1639年，荷兰人又进一步歼灭了西班牙舰队。在陆地上，在旧大陆，1640年葡萄牙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反叛削弱了西班牙的实力。

尽管西班牙丧失了它的海上霸权，但它庞大的海外殖民体系几乎未遭到什么损失，白银继续从安第斯山脉和墨西哥的银矿源源不断地运过来。但这些财富已无力挽救它的衰落。西班牙农业耕地面积已无法与法国相比，游牧部落大面积的畜牧业占地，阻碍了西班牙的农业发展。因而，西班牙像瑞典一样，由于人口不足而无法扮演它想要扮演的角色。西班牙、瑞典和德国的衰竭为法国提供了机会，它也抓住了这个机会。早在1552年，法国就已获得了洛林的3块绊脚石：梅斯、图勒和凡尔登。在“三十年战争”中，她又得到了阿尔萨斯。

法国在1667－1713年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就像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战争”中获得幸存一样。甚至在1685年前后大部分新教徒移居国外时，法国也得以幸存。这些新教徒毕竟只是法国人中的一小部分。法国太繁荣了，这点损失并不能对它产生什么影响。不像当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那样，结果却削弱了西班牙自身。另一方面，法国这些有技术又勤劳的新教徒移民的增加，却加强了法国当时乃至未来的对手们的力量。这些对手包括北部尼德兰、英格兰，而首要的是勃兰登堡，以及符腾堡、好望角的荷兰殖民地和南卡罗来纳的英国殖民地。

而且，在1667－1713年战争的后期，在英格兰和荷兰力量联合之后，在1740－1748年和1756－1763年的一系列英法战争中，在同英国争夺对西班牙帝国以北的北美的控制权和对印度的控制权时，法国都失利了。英国在1690－1763年间，从法国人手里夺走了北美洲，又在1746－1761年间夺得了印度（除了几个很小的独立飞地之外）。1767年，休谟让吉本尝试用英文写作。他预言北美将被讲英语的人占领，而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休谟的预言得到吉本在其用英文撰写的一篇文章的赞同。

虽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角逐中失败了，但在1627年后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中，法国和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仍能维持这种地位的仅有的两个国家。西班牙的势力在“三十年战争”中被它的同伴挤垮了；尼德兰北部因1667－1713年的战争而衰落；瑞典在1700－1721年同俄国的战争中败北并从此衰落。到1721年，尼德兰人的地盘已被英国人所占，瑞典的地盘为俄国和普鲁士所占。多瑙河哈布斯堡王朝再一次顺利推进，他们继承了西班牙哈布斯堡在伦巴第地区和南部尼德兰的统治权。在奥斯曼帝国于1682－1683年间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失利之后，哈布斯堡王朝作为回报继续向东扩展。

从宗教改革运动到为追逐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而公开进行的战争，到17世纪中叶，伴随西方复兴而来的是战争暴行的缓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仍在继续，但已不再是彼此怀有敌意的人和宗派之间的极端斗争，而是身着制服、有严明纪律的、职业性的政府雇佣军之间的“适度竞争”（吉本语）。这样一来，平民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便有可能少受损失。军队被要求实行军粮自给，不再靠国家供养。平民百姓面临的仅只是国家统治者们的改朝换代，这就使他们可能免遭掠夺、驱逐和屠杀之苦。

西方国家的政府并不总是能够使新的人道规范付诸于实践。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停止战争才是唯一的对策。试图想使战争人道化的天真想法根本不可能比部分的减缓战争有更好的效果。法国在1674年和1688年先后两次对莱茵河的巴拉丁进行了蓄谋已久的掠夺。一个设防的城市，如果它的驻军拒绝投降，它便会被强行攻占。得胜的敌军自认为对当地居民进行洗劫是他们的权利。但在1688年至1792年之间，就西方世界整体而言，战争的残酷性还是成功地被减少到相对较低的程度，而早在15世纪，北部意大利的局部地区的战争残酷程度就已降低到了这种水平。

 

第七十七章 东正教世界（1556－1768年） 

（谢选骏指出：989年皈依东正教的，不是俄罗斯，而是罗斯，那是由北欧海盗奴役土著的斯拉夫人组成的新国家。斯拉夫人从来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国家，而后来的俄罗斯主要是由蒙古人建立的。俄罗斯加入东正教，也使得东正教大大亚洲化了。）

自从989年俄罗斯皈依东正教以来，东正教世界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它在东南欧、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旧有领地，一是俄罗斯的新领地，在空间上，它与旧有领地之间横隔着黑海北部欧亚大平原的西端。尽管为这种地理障碍所分隔，俄罗斯仍被一种共同的宗教而与东正教世界联合在一起，并且，她还从希腊文和保加利亚文的《圣经》文本中接受了拜占庭文明。尽管如此，俄罗斯仍是独立的，并仍在不断扩展。在1552－1637年或1638年期间，它从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向东扩张到了太平洋西北岸。它的扩张既未被奥斯曼人所阻止，也未被卡尔梅克人所击退。 

对比之下，整个东正教世界的南半部此时却既附属于奥斯曼帝国，又附属于西方基督教的统治。在奥斯曼帝国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东地中海地区的西方基督教殖民帝国成了它的牺牲品。例如，希俄斯这个1346年以后一直由一家热那亚的特许公司统治着的岛屿，于1566年为奥斯曼帝国吞并，1645－1669年奥斯曼人又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了自1204年以后就一直置于其统治之下的克里特岛。但是，这些主仆关系的变化仍然使南部的东正教徒们处于臣属状态。少数奥斯曼希腊社区得到了一定限度的地方自治权；但是，在奥斯曼的版图之内，却只有6个完全享有自治权的公国，其中4个是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聚居地．另外2个是位于多瑙河下游北岸的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

尽管如此，希腊人的情况并未像想象中的那样糟糕，而俄罗斯人也未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虽然俄罗斯向东方的扩张已跨越了欧亚大平原的北部高原，但她仍面临着欧亚大平原西端的游牧民族的侵袭；克里米亚汗国是金帐汗国的后裔邦国中最靠西南端的一个邦国，它的幸存受惠于1475年沦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属国。1671年，克里米亚的鞑靼入侵者放火焚烧了莫斯科。而且，莫斯科是个内陆城市。除去摩尔曼斯克之外，俄罗斯仅有的不冻港位于里海北海岸，虽然里海很大，但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湖”，而且，即使摩尔曼斯克，也不易从俄罗斯腹地进入。奥斯曼帝国在顿河口的要塞亚速，堵住了莫斯科人进入亚速海并进而进入黑海、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通道。

莫斯科经波罗的海和北海进入大西洋的通道也被阻塞了。于1478年为莫斯科吞并的前俄罗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在芬兰湾顶端也曾据有一段不长的海岸线，但是1558－1583年间，伊凡雷帝（1530－1594年）试图扩展它，反而丧失了这一波罗的海沿海地区。在莫斯科的一段无政府状态期间（1604－1613年的“混乱时期”），瑞典人于1611年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并于1610－1612年期间，占领了波兰人统治的莫斯科。1618年的和解给莫斯科带来的仍是瑞典对于通向波罗的海之路的阻碍，波兰－立陶宛的整个东部边界如今再次逼近莫斯科，向前推进到15世纪时的位置。

从989年至1589年，东正教世界中的整个俄罗斯都处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基督教会管辖权之下，因此，虽然自从1453年之后，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主教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名臣仆和奥斯曼领土上的一名义职公务人员，但是他的基督教领地的大部分，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之外。尽管如此，1589年时的莫斯科大主教仍高傲地保持着独立的基督教主教职权的地位。作为回报，波兰－立陶宛王国政府于1594－1596年，强迫其统治下的绝大多数东正教徒改宗为东仪罗马天主教徒。成功地抵制了与罗马教会合并的，只有那些为第聂伯河的哥萨克人所控制的波兰－立陶宛王国的乌克兰臣民。而在1648－1654年期间，当第聂伯河的哥萨克人在政治上从波兰－立陶宛转而效忠莫斯科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甚至丧失了他北方教区的最后一批教民。

正如15世纪那样，东正教会对西方基督教充满敌意。它厌恶与西方的新教徒发生关系，尽管这些人曾追随着东正教徒共同抵制过罗马教廷对至高无上的基督教教权的要求。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并未与波兰的新教徒携手抵制波兰－立陶宛的反宗教改革，这也就成为其未能成功地阻止那些在波兰－立陶宛统治之下的基督教臣民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强迫改宗为东仪天主教徒的原因之一。西里尔·卢卡里斯于1620－1635年和1637－1638年间任君士坦丁堡主教，他倾向于加尔文教派，但只有极少数地在希腊正教牧师中的学生追随他信奉此道。18世纪的一位希腊教育学家尤金·乌尔加里斯（1716－1806年）曾遭到希腊基督教当局的宗教迫害，其原因就在于他曾在德意志受过教育并且精通当代西方哲学。

东罗马帝国于1453年灭亡之后，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职位为奥斯曼希腊的僧俗大众提供了一个重整旗鼓的集合点；然而，在此后的两个世纪中，希腊的东正教徒并不像僧侣们那样笃忠，他们逐渐地对西方产生了好感。在16世纪，奥斯曼希腊的商人们已经在与西方的贸易中攫取了实惠，这一点我们已有所提及。当1682－1683年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围攻归于失败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多瑙河畔的哈布斯堡王朝向东方对奥斯曼帝国领地的扩张，奥斯曼希腊在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却也因此从其与中欧的陆路贸易中得到补偿。

与西方建立了商业或政治交往的希腊人，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奥斯曼帝国以及威尼斯王国的希腊人在帕多瓦大学中求学，威尼斯统治下的克里特人以流行的西方风格，创造出了一种现代希腊语的口头文学。这种克里特希腊文学的创造，因1669年干地亚的陷落而为克里特自己所打断，但是克里特难民们却把他们的文学遗产带到了爱奥尼亚群岛，并在威尼斯的统治之下保存了下来。当17世纪在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的长期战争中，形势开始变得对奥斯曼帝国不利的时候，奥斯曼希腊人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在政治上对他们则是十分有益的。此时，奥斯曼帝国政府发现，它需要一些能够胜任与西方人谈判的外交家。1669年，土耳其政府的台尔果曼官职（相当于外交部的官员），给与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从1711年以后，对两个罗马尼亚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统治权，被授予希腊的奥斯曼臣民。奥斯曼政府受到允许这两个公国由信基督教的王公治理的条约之约束。1711年，摩尔多瓦地方的王公在其公国受到彼得大帝侵袭之际，背叛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人认为，他们可以信赖他们的希腊臣民，因为这些人定居于奥斯曼帝国，并因此而听凭奥斯曼人的支配。这两个罗马尼亚公国是富有的，除授王公以官职，无论对被任命者，还是对那些希腊候选人不得不去贿赂的土耳其官员们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

希腊人诱使奥斯曼政府于1766年废除了佩奇的塞尔维亚主教教座，又于1767年致使奥赫里德的巴尔干大主教教座被取消，而使这两处非希腊人的东正教会置于由君士坦丁堡主教任命的主教控制之下。到此时为止，处于“官方”地位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奥斯曼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的非希腊基督教臣民的政府中，一直是级别较低的合作者。希腊人开始梦想着，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奥斯曼人的高级别合作者，甚而成为他们的遗产继承人。

在17和18世纪中，东正教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彼得大帝（实际在位1682－1725年，取得合法王位1694－1725年）领导的俄罗斯西方化的革命。这一历史进程并不是彼得发动的。在这之前，西方的影响就已通过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港以及乌克兰的东正教会渗透到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是在莫斯科丧失了她在芬兰湾的海港之后，于1585年建立的，而乌克兰在其处于波兰－立陶宛统治时期，就已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到彼得时代，莫斯科城外已建立了一个西方居民的定居点，那里成为彼得常去的地方。俄罗斯的西方化既不是彼得发动的，也不是由他完成的。1700年，他中止了莫斯科主教的教权，并于1721年以一种宗教会议取而代之，这种会议成为国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却未能根除俄罗斯人民中农民大众对宗教的虔诚。他把莫斯科的君主制度从传统的拜占庭风格，转变为风行的西欧式风格，但他并未因此而丧失它的权力和政治专制。

彼得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这帝国却没有一处不冻港。他下决心寻求走向海洋之路。他的前辈伊凡雷帝已曾这样做过，而彼得继承的正是伊凡未竟的事业。彼得为俄国在波罗的海赢得了一个海港，他于1696－1711年又夺取了亚速。彼得获得了成功，因为他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上，如果不掌握西方的陆军和海军技术，俄国就连瑞典这样的二流国家也无法战胜，而如果俄国的行政管理和她的工业经济部门不首先实现西方化，建立一支西方式的俄国陆军和海军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彼得在技术方面的热情和天赋，即使在同时代的尼德兰人身上也不多见。在英格兰，皇家学会的奠基者们早在30年前就已认识到，技术专家和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学习是极为必须的。彼得是一位长于实践的技术专家，他总是亲手进行技术制作。这一点对于一个奥斯曼君主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掌握一些实用的手艺，是接受君主教育的必修科目；然而这并不是一位拜占庭式的莫斯科专制君主的传统，因为莫斯科王朝的缔造之父乃是一位莫斯科大主教。

第七十八章 伊斯兰教世界（1555－1768年） 

（谢选骏指出：一个统一帝国需要一个统一的宗教，所以阿克巴在攫取了印度之后，很想打破历史上高级宗教之间的传统界限，他主持召开了有伊斯兰教、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代表参加的一系列的辩论。1582年，他甚至宣布自己的新宗教为“神圣宗教”，希望这一宗教能够超越各个宗教而使所有的旧宗教统一起来。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他并不懂得“不破不立”的道理：如果不先摧毁旧的宗教，新的信仰是无法树立的。在这一点上，反抗伊斯兰教的人们也要学习伊斯兰教的方法，不用武力，是无法击败伊斯兰教的。）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由同时发生的通货膨胀和国王的奴隶近卫军势力日益膨胀而引起的。通货膨胀产生了经济危机，并使得公务雇员因发现薪金购买力下降而发生了骚乱。这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动乱是由于大批来自美洲西班牙帝国银矿的白银流入旧大陆文明中心而引起的。这种白银流入超出了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但是，如果国王奴隶近卫军的纪律没有遭到破坏，那奥斯曼帝国中后来发生的骚动本来不会那么激烈。而造成奴隶近卫军军纪涣散的原因，则在于人们越来越不严格执行这样的规定，即帝国奴隶们的儿子作为天生的自由民和穆斯林，没有资格从事其基督徒出身的当奴隶的父亲的职业。

最初，这一规定的唯一例外是近卫军骑兵的儿子继承父业。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已开始将这一特权扩大到近卫军步兵的儿子。这种特许权在1566年受到谢里姆二世的肯定。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在位）使所有的穆斯林自由民都有资格当兵。结果，从1566年到1598年，工资册上近卫军步兵的数目从约12000人增加到101600人，其中还不包括不领工资等待空额的候选人。充任高级行政官员的征募少年仍从基督教儿童中招募，但这一做法在17世纪被逐渐放弃，奥斯曼政府现在不得不在不奴役基督教臣民或迫使他们改宗的情况下利用他们的才能。同时，近卫军的步兵已不再是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而变成了捣乱的城市暴徒。

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并没有立即崩溃。曾在1623年被沙阿·阿拔斯一世为萨非帝国恢复的巴格达，又于1638年被奥斯曼帝国的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再次征服。1682－1683年，奥斯曼人得以第二次包围维也纳城。但攻占维也纳的再次失败，使奥斯曼人招致自1402年巴耶塞特一世被帖木儿推翻以来所遭受的最严厉的报复。1689年，哈布斯堡帝国反攻到了瓦尔达尔河上游地区。虽然奥斯曼人在1690年重新集结，但他们不得不在1699年将奥斯曼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割让给哈布斯堡君主，将伯罗奔尼撤半岛割让给威尼斯，在1700年将亚速割让给俄国（该地已于1694年被俄国人占领）。但奥斯曼帝国在1711年恢复了亚述，并在1715年恢复了伯罗奔尼撒及泰诺斯岛。1768年，奥斯曼帝国仍占有波斯尼亚和贝尔格莱德，并对多瑙河下游以南的两个罗马尼亚人的公国行使着有效的宗主权。事实上，就其从似乎是不可逆转的灾难中恢复过来的能力来看，奥斯曼帝国仿效了其前辈东罗马帝国。

而且，奥斯曼帝国在军事和行政上的衰落，并没有损害它在建筑方面的创造力。1609－1618年建于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艾哈迈德一世清真寺就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宏伟建筑。即使把它与索菲亚大教堂相比也毫不逊色。但是，除了布尔萨的穆罕默德一世的绿清真寺以外，奥斯曼的任何公共建筑物都比不上1612－1637年建于伊斯法罕的沙阿·阿拔斯的国王清真寺和1632－1653年建于阿格拉的沙阿·贾汉的泰姬陵。国王清真寺不仅本身美丽壮观，而且它与王宫附近更古老的美丽建筑物也特别协调和谐。在建于1569－1576年的阿克巴的新城法特普尔西克里，也有许多漂亮的建筑物。但法特普尔西克里很像雅典的卫城，它只是许多虽然美丽但风格各异的建筑物的汇集，而不像伊斯法罕王宫的各个建筑那样彼此协调。

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和萨非帝国不仅仅是在建筑上超过了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在沙阿·阿拔斯一世和阿克巴两位皇帝统治时期，他们这两位统治者，其眼界是同时代奥斯曼君主中的任何皇帝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阿克巴认识到，如果不能赢得印度教臣民的赞同，印度的穆斯林政权就不可能长期存在。1564年，他取消了对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1567－1568年，他占领了齐图尔（这一城市像坚不可摧的磐石那样抵御了大炮的轰击），从而向匈奴人和古吉拉特人的后裔拉杰普特人显示了实力。但是，在威慑住拉杰普特人之后，阿克巴又与他们和解了。这是个聪明的做法，因为在马拉塔人和锡克人兴起之前，拉杰普特人最骁勇善战，而且自12世纪穆斯林征服朱木拿阿和恒河平原后，拉杰普特人集中的拉贾斯坦在印度教徒保持自治的所有地区中，距离德里最近。

但是，阿克巴与印度教臣民的和解不仅仅是出于政治考虑，它部分是受到这样一种欲望的鼓舞，即要打破历史上高级宗教之间的传统界限。阿克巴主持召开了有伊斯兰教、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代表参加的一系列的辩论。1582年，他宣布了自己的新宗教“丁一伊拉赫教”（“神圣宗教”），它希望这一宗教能够超越各个宗教而使所有的旧宗教统一起来。

占用阿克巴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的事情，自然是帝国的组织和扩张。阿克巴得益于孟加拉的阿富汗皇帝希尔·沙·苏里的行政和财政能力，后者曾在1539－1540年将阿克巴的父亲胡马雍驱逐出印度。希尔·沙在短暂的统治期间内创建了非常好的行政和财务机构以及邮政局，这些财富都由阿克巴继承了下来。

沙阿·阿拔斯一世没有阿克巴那么幸运。他必须从根本上重建萨非帝国的结构。他继承的财产，包括被其祖先沙·伊斯玛仪强迫改宗什叶派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及一支难以驾驭的外来土库曼人的军队（其成员是逃离奥斯曼和马木路克帝国的什叶派难民）。他之所以使土库曼人就范，部分原因是赢得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效忠，部分原因是模仿奥斯曼君主的奴隶近卫军，建立了一支包括步枪手和炮兵团的新的军队。他们比奥斯曼的近卫军虽要逊色，但由于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因而阿拔斯一世的新式军队完全能够成功地收复1514年以来萨非人丧失给奥斯曼人的大部分领土。1622年，阿拔斯一世还借葡萄牙人之手恢复了霍尔木兹，并且用建在大陆的新港阿拔斯港取代了霍尔木兹。

1598年，阿拔斯一世为帝国在伊斯法罕建成了一个新首都。这座新都位于奥斯曼军队的进攻范围之外，但离帝国东北角萨非的阿富汗臣民却又很近。同生活在萨非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有争议的交界地区上的库尔德人一样，阿富汗人也是尚武的高原民族；他们的母语是非波斯语的伊朗语。这两个民族都没有屈服于沙·伊斯玛仪接受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压力，对萨非政权的态度都不友善。在1722年，一队阿富汗人起义者还占领了伊斯法罕。萨非帝国解体之后，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于1724年约定瓜分它们衰落的邻邦所丢弃的西部行省。但是，在1729年，有一位呼罗珊土库曼人士兵纳迪尔·库里又将阿富汗人赶回他们自己的高原，并最终恢复了俄国人和奥斯曼人占领的前萨非帝国的全部领土。

在另一方向，纳迪尔则采取了攻势。1739年，他劫掠了德里；1740年，他占领了直到药杀水南岸的乌兹别克。1736年他给自己加冕为沙阿，并试图让伊朗再次改宗为逊尼派。但是，奥斯曼政府拒绝了他要求宗教联合的条件，他的伊朗臣民坚持效忠于两个世纪以来一直作为自己民族宗教的什叶派。1747年纳迪尔沙遇刺身亡，伊朗重新陷入政治动乱。

帖木儿人的莫卧儿帝国已经解体。阿克巴的第二任继承者沙阿·贾汉（1628－1658年在位）放弃了阿克巴与印度教徒和解的政策，并且进攻德干高原独立的穆斯林小国。沙阿·贾汉的继承者奥朗则布（1659－1707年在位）走得更远，1675年他处死了锡克教第九代古鲁得格·巴哈都尔；他迫使莫卧儿人的盟友拉杰普特人于1680－1681年拿起武器反抗他。

1689－1691年间，奥朗则布将他的宗主权伸展到印度半岛的南部。同时，他自己也遭到了印度教徒一次严厉的反击。马拉塔人占据了西高止山脉的许多天然要塞，并且找到了一位民族领袖施瓦吉（1627－1680年）。1670年，行踪不定的马拉塔人轻骑兵首次在莫卧儿人的领土上征收贡赋。1674年，施瓦吉本人自立为独立的印度教统治者。在1707年奥朗则布死后，莫卧儿帝国的解体更加迅速。1737年马拉塔人到达德里附近；1739年纳迪尔沙阿劫掠德里；1757年，阿布达利部落的阿富汗人艾哈迈德·沙阿·杜拉尼——他是继承纳迪尔沙阿短命帝国的阿富汗王国的创始人——劫掠德里，并在1758－1761年的较量中击败了马拉塔人。

对于下一阶段的印度历史来说，英国人战胜法国人比阿富汗人战胜马拉塔人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甚至英国人在完全除掉竞争对手法国人之前，已经采取第一个行动使自己成为莫卧儿的继承人。1757－17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在担任莫卧儿帝国政府行省收税人的幌子下，成为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的实际统治者。

莫卧儿帝国在印度的继承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国王。但是，由艾哈迈德·沙阿在1747年建立的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阿布达利人的阿富汗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占有曾经属于莫卧儿和纳迪尔沙阿的一部分领土。在伊斯兰世界的另一端，摩洛哥努力保持着对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帝国的独立。1579年，摩洛哥人消灭了一支葡萄牙人的侵略军。1591年，他们越过撒哈拉沙漠，在西部苏丹为自己征服了一个殖民帝国。这一战绩比同一时期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的战绩更为辉煌。

摩洛哥人和哥萨克人一样常胜不败，因为他们装备有其敌手所没有的火器。火力优势（掌握火炮和步枪）也可以用来说明奥斯曼人对萨非人的军事优势。摩洛哥人在西苏丹的军事实力和基本上独立的奥斯曼领地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中的奥斯曼人少数统治者在地中海的海上实力，大都得益于当地穆斯林所招募的掌握了同时代西方基督教国家军事技术的外国人。这些应募者包括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难民、改宗的西方基督教战俘和谋求在本国所达不到的升迁机会而变成“土耳其人”的西方移民。

人们已经注意到，彼得大帝对瑞典人的胜利，实际上是对他将俄国技术提高到同时代西方水平的一种奖励。然而，西方技术尚未达到可以战胜装备虽不精良但占有有利地形的敌手的程度。莫卧儿人的大炮，尽管部分是由西方雇佣军所操纵，但仍征服不了马拉塔人在高止山脉的天然要塞。奥斯曼人一直掌握着能与西方人、俄国人和伊朗人的武装力量相抗衡的军事实力，但却无法避免瓦哈比教派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兴起。阿卜杜勒·瓦哈比（1703－1792年）是逊尼派伊斯兰教中清教徒式的罕百里教派的狂热信奉者；1745年他在被沙漠与奥斯曼帝国隔开的阿拉伯半岛中部使沙特家族的当政者改宗，从而为这一小块绿洲上名不见经传的统治者带来了“好运”。到1773年，信奉瓦哈比教派的沙特人已征服和统治了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其他地区。

 

第七十九章 东亚（1644－1839年） 

（谢选骏指出：在现代化问题上，日本人比满清人更有远见，是因为他们国土更小、人口更少，因而更为敏感：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名专使向乾隆递交了一封英王写给乾隆的信件。这位皇帝的复信显示出，他心目中的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中央王国”，自给自足，坚不可摧。乾隆显然并不了解，自从550年前西方人第一次出现于中国之后，军事力量的天平就已向有利于西方的一侧倾斜了。另一方面，在日本至少有一个人——林子平[1738－1793年]已经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于178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海国兵谈》的书。林子平为俄国人在北太平洋海面上的活动而感到不安。那时，与荷兰人同种的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尚未出现在日本南方的地平线上，俄国人被看作是仅有的西方人。……但这种说法并不全面，汤因比似乎不知道，日本一直存在“兰学”？）

在所有非西方的区域文明中，东亚文明是最后经历现代西方文明强力冲击的。这种冲击强烈得足以在被冲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产生革命性的作用。在1622年至1641年期间，日本几乎将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日本臣民被禁止出国，获准继续留住日本的外国人只有中国与荷兰的商人，而且他们只能使用日本的一个港口。在中国，西方人仍然可以经商，可以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居留地以及与广州相邻的一个小岛上。但是，自1760年以后，西方的商人们就不再被允许前往中国的任何其他港口，中国臣民公开信奉基督教也受到禁止（如同日本臣民在1597年和1616年曾受到禁止一样）。此后，固执的中国基督徒受到迫害。基督教在中国受到的镇压，不像它于1612年至1638年间在日本受到的镇压那样严厉。但是，从1723年开始，中国也把她自己同西方隔绝开来，尽管这种隔绝不像日本和阿比西尼亚的自我隔绝那样严厉。 

1644－1839年间，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额，不仅在绝对数量上，而且相对于中国的财富和人口来说，也已超过了日本。尽管如此，中国在那一时期却不像日本那样需要保持与西方的商务关系。实际上，中国在经济上依旧是自给自足的。最后终于在中国顺利增长的对外贸易是强加给中国政府的，是违背它的意愿的。那是中国为在1839－1842年间的英中战争失败而付出的赔偿。至于日本，它的国民总产值在其经济上自我封闭的时期（1641－1853年）有了巨大的增长。

文化方面，清（满洲）朝统治下的中国与明代的中国一样，仍然是内向的和守旧的。中国曾经经历过草原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在明代，内向与守旧是对这种经历的文化上的反应。满洲人与蒙古人不同，作为非游牧民族的蛮族，他们真挚而成功地接受了中国的文化。有清一代，继续盛行不变的中国非传统文学形式只有小说和戏剧。它们是中国历史上元（蒙古）代的遗产，经历了偏爱古风古韵的明代而得以生存下来。

清代中国的儒家学者使这种古风古韵找到了自己必然的归宿。这些学者们既抵制当时各种各样的新儒学——由官方确立的朱熹的一套儒家学说，也反对王阳明的学说。这些清代学者们的目的是要发掘并重建汉武帝时代的儒学。那时，儒家学说首次作为中国皇帝的官方哲学得到“确立”。清代的学者对流行的注解儒家经典学说的释文进行了批评。他们的学问，可以与当代西方前基督教时期希腊和拉丁文学研究者们的学问相媲美。但是，清代的学者们却没有觉察到，汉代的儒家学说与孔子和孟子最初的哲学思想相比，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差距。

当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新儒学在中国受到责难时，朱熹的一套儒家学说却在日本得到了德川家康以及德川幕府的后继者们的提倡。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儒家的伦理道德说教将使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得到加强。德川家族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不赞成王阳明的新儒学，然而王阳明却在德川时代的日本拥有信徒。德川时代，也有一些信奉儒学的日本人追随其中国的同时代人，追求恢复汉武帝时的儒家学说。

尽管儒学受到德川家族的偏爱，佛教却没有受到压制。德川家光将军（1623－1651年）的确曾下令日本的每个世俗臣民都进行登记，表明他与某个佛教寺院有施受关系，并以此作为他不是基督徒的证据。此外，社会上对各个佛教派别的自发的忠诚依然存在。这些佛教派别已经在文化上日本化了。与此同时，对于神道教的兴趣和感情也再度复苏。由于它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而非中国的或印度－中国的舶来品，因而吸引了那些具有国家主义观念的日本人。

清朝（满洲）的皇帝康熙（1672－1722年在位）和乾隆（1736－1769年在位）效法明朝的皇帝永乐，收集了流传到那时的历朝历代的汉文典籍，编成一部丛书。康熙的这部丛书尽管收罗宏富，但却是所收典籍的摘录。它于1728年被印成了5000卷。乾隆的丛书是未经删节的，多达3600卷。这部丛书的7部校订本加上原本，都是手抄的。汇编这样一部汉文典籍，为乾隆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借此发现并禁毁那些在政治上引起他反感的书籍。康熙还出了一部字典，乾隆则编有数部百科全书，在那些书中，他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各项政治制度的见解。 

清朝成功地完成了3项军事任务，即镇压南方反抗满洲人的敌对活动，制止俄国人在阿穆尔河流域的推进，粉碎草原游牧族西部蒙古人（准噶尔、厄鲁特、卡尔梅克）在西北的统治势力。1658年阻挡住了俄国人的那条边界，在1689年和1727年的中俄条约中得到了确认。西蒙古人在结束于1839年的那个时代里，一直是满洲人军事上最可怕的对手。

在16世纪的最后25年中，西蒙古人效法他们在东方的同族人，转变信仰皈依了西藏大乘佛教的密宗。黄帽派改变了蒙古人的信仰，1641－1642年，西蒙古人中的一部在打败了支持敌对教派红帽派的西藏人之后，把黄帽派的领袖达赖喇嘛在拉萨扶植起来，并把他置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1670年和那时以后，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军事首领噶尔丹吞并了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居住区，那里就是今日中国的新疆省区（塔里木盆地及其东北方某些重要的战略地区）。1696年，噶尔丹进犯当时已处于满洲宗主权保护下的东部蒙古，但是他败于康熙的炮队手下。噶尔丹的入侵得到了西部蒙古人在拉萨的西藏同情者的支持。这就在准噶尔人和满洲人之间引发了一场由谁来控制达赖喇嘛的竞争。1750年，满洲人赢得了这场竞争。

随后，乾隆皇帝进攻了地处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准噶尔人的故乡。1755－1757年，他大败准噶尔人，1758－1759年，他又征服了今日新疆境内的准噶尔人从前的穆斯林属国。尽管阿拉伯大草原上的瓦哈比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仍然具有爆炸性，准噶尔人的草原帝国却成为欧亚大平原上最后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帝国。满洲帝国与俄罗斯帝国这两大农耕国家的军队都已装备了火器。这两大农耕帝国1652年在阿穆尔河流域的冲突，业已勾划出了对欧亚大平原的包围，从那时起，欧亚大平原上游牧民族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

满洲人对于西蒙古主体部分的胜利，在1717年得到了确认。那一年，卡尔梅克人的一部分由西向东，从俄国迁入满洲帝国境内。早在大约1613年，卡尔梅克人就已迁移到伏尔加河与顿河下游之间的地区。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西部卡尔梅克人的残部是无足轻重的。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凯纳甲湖和约（1774年）中规定，奥斯曼帝国将其对于克里米亚汗国的宗主权让与俄罗斯帝国。1783年，俄罗斯帝国直接吞并了克里米亚。它是残存下来的最后一个金帐汗国的继承国。与此同时，蒙古人对佛教的皈依也减弱了这个民族的好战性格，佛教还为青年男性打开了一条去做独身僧人的生活之路，从而减轻了这个民族受到的人口压力。与上述因素相联系的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命运的改变，迫使他们沉默下来，并从旧大陆文明中心的生活中除去了一种生气勃勃的因素。这种因素曾在将近4000年的历史中一直扮演着主角。

1757年以后，中国就摆脱了欧亚游牧蛮族对它的威胁，它在这种威胁之下至少已忍耐了2000年之久。从那以后，乾隆就陷入了南向的进攻性战争中：对缅甸的战争（1766－1770年）、对越南的战争（1788－1789年），以及对尼泊尔的战争（1790－1792年）。然而，乾隆的军事扩张却如同奥朗则布的军事扩张一样，掩盖了当时其帝国内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弱点。

在这些弱点中，最为严重的是在至1839年为止的100年间中国人口的惊人的增长。记录下来的人口数或许并不准确，但是毫无疑问，在那100年间，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此前100年间中国的食物供应的增长。食物供应曾由于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而得到增加。这类粮食作物可以种植在从前因不适于水稻生长而被闲置的土地上。但是，这样的土地有一部分是在山坡上，它们最后终因其上覆盖的自然林木被砍伐殆尽而裸露出来。在乾隆朝的末期，中国农村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肯定已经开始下降了。

德川政权统治的最初100年间，日本的人口可能是以50％的速度在增长。到1721年为止，它的人口达到了将近3000万。但是，从那时起，直到日本自我封闭时代结束的19世纪60－70年代，其人口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农产品在持继增长，日本经济的商业和工业部分也在持续扩大。德川时期日本的人口并未随其财富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长，这是因为，财富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均。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相伴随的，是农业的商业化，这就把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变成了城乡的无地而贫困的仰赖工资维持生活的人。德川政府强迫封建领主（大名）和他们的家臣（武士）过他们所无力维持的生活，要求他们每年都在德川幕府的所在地江户（今日的东京）居住一段时间。这是德川家族控制他们的策略之一，他们因此而被处心积虑地搞垮了。

受益的是商人。这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新阶级。他们顺理成章地避开了对农业土地征收的重税。日本的不断增长的财富于是落入了商人们的手中。被从农业中排斥出来的昔日的农民，变成了商人工场中的雇工；大名和武士则沦为商人们的债务人。在20世纪70年代仍为世界最大的企业之一的三井公司，在大约70年的发展中崛起，于1691年成为德川幕府和皇室双方的官方银行家。

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名专使向乾隆递交了一封英王写给乾隆的信件。这位皇帝的复信显示出，他心目中的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中央王国”，自给自足，坚不可摧。乾隆显然并不了解，自从550年前西方人第一次出现于中国之后，军事力量的天平就已向有利于西方的一侧倾斜了。另一方面，在日本至少有一个人——林子平（1738－1793年）已经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于1786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海国兵谈》的书。林子平为俄国人在北太平洋海面上的活动而感到不安。那时，与荷兰人同种的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尚未出现在日本南方的地平线上，俄国人被看作是仅有的西方人。

 

第八十章 生物圈（1763－1871年） 

（谢选骏指出：在初版于1986年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一书里我写到：环境保护的需要，否定了庸俗化的“人定胜天”即“人战胜自然”的命题；同时也否定了人在因循中屈从自然的习俗──因为这两种被我们称为“浮士德精神”与“黄河心理”的态度，最后都导致对自然的破坏。而这破坏的重量，最终将反转到人类自己头上，从而阻碍他在文明史上的继续跋涉。中国文明的健康因素，对全球文明作出根本贡献的时刻，也许在望，而系统阐发其内涵的使命，可能正期待着一批远东的斐罗（Philo of Alexandria，前20─后50年）和中国的使徒保罗（Apostle Paul，前3─后64年）。在西方历史上，类似的“文化核之间的互补机制”，比中国历史上更为频繁，整体文明在不同民族之间接力转换的发展景观，由此展现。）

在1763-1871年这风云变幻的百余年间，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类控制自身和征服人类之外的自然界的能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长足发展。人类能力的这种发展是通过社会进步与技术创新相结合而取得的。产业工人和士兵们服从于严格的纪律，操纵和使用能力空前的机器和武器从事劳动和作战，并且被组织起来以加快工作的节奏。他们的工作效率和作战能力因此而得到了提高。17世纪末叶，西方开始出现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18世纪末叶，练兵场上强制性的军事化组织已被采用到民用工厂里，而被发明用于镗火炮炮筒的技术则应用于蒸汽机活塞的加工。虽然技术和经济革命的爆发并非一定能精确地确定政治革命或战争爆发的日期，但在非军事领域里，人们把人类能力的这种突然增长称为革命，却是当之无愧的。 

18世纪中后期开始于英国的技术和经济革命，转移到了农业、畜牧业和工业。1871年，这一革命超出了英国，席卷欧洲大陆，并且叩响了北美和日本的大门。时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革命仍有方兴未艾之势。尽管这场革命似乎仍未完结，但是当我们今天回首往事时却可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工业革命使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发生了颠倒。

毫无疑问，人类已经在生物圈上留下了他的印迹。但迄今为止，像生物圈中的其他芸芸众生一样，人类仍无法超越生物圈为他提供的生存空间的限制。凡是那些试图超越生物圈所容许的生存界限的物种，都曾经使自己陷于灭种之灾。事实上，连同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迄今为止都生活在生物圈的恩惠之下。而工业革命却使生物圈遭受了了由人类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人类植根于生物圈并且无法离开它而生存，然而，当人类使得生物圈无法为人类所生存时，人类的生存便受到了自身的威胁。1871年，英国人的这一成就便得到其他西方国家的效仿。

这使得整个西方暂时支配了西方之外的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西方人对世界的统治成为1763－1871年期间第二件重要的事件。第三件重要的事件，是一些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压迫的反抗。如果按照事情相对重要的次序来列举的话，第四件也是最后一件重要的事件，则是西方的国内事务。工业革命被认为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件。虽然它开始于西方国家，但它对于生物圈来说却是意义重大的。

英国人发动农业和工业革命，其目的在于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得到最大限度的增长。这是合乎时宜的。因为，就在上一代人生活的时期，英国和一些别的西方国家的人口，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其与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相似。可是，改革家们的目的，并非要满足大众的需要，而仅是使他们个人得到实惠。他们把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激动人心的高度，但同时既扩大了国民生产总值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又加剧了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和工厂的所有权在分配方面的不平等。

某些传统的但又相当缺乏效率的劳动方式，诸如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及其与小规模的工场劳动（主要是纺绩和编织）的结合都被永久地淘汰了。农业和工业生产，如今已被组织于由复杂而花费昂贵的设备装备起来的大规模生产单位之中。这些同时发生的变化，造成农村人口涌向新兴的工业城市。同时，它也剥夺了大多数迁居者所拥有的、在以前可能保存其经济独立性的庇护所。随着人口的急速增长，仅以出卖劳动力为谋生手段的雇工的比例，同雇主和自谋生计的人的比例相比，呈骤然上升之势。

生活和劳动条件以及收入和财产分配方面的这些变化，以不公正和痛苦为代价而使国民生产总值得到增长。在评价什么才算是公平分配前的公共土地的问题上，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因为那些公共土地已经被人们根据一系列议会法案圈占并且居为私有。企业家、投资者和雇工如何平等地分配工厂利润也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圈地使许多乡村小土地所有者继续以土地为生成为泡影；而昔日的农民成为工人之后，依靠工资能够生活的人则是微乎其微的。

这些就是物质财富生产的增长给人类带来的自相矛盾的和不幸的结果。造成这种社会弊端的原因在于那些掀起工业革命的企业家们的动机。他们的动机是贪欲，而贪欲则使人们摆脱了传统的法律、习惯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苏格兰教授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了一本有影响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该书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自由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结果将带来全社会最大的经济繁荣。亚当·斯密提出这个观点的前提却为人们所忽视，而无论如何，这个观点本身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通过更为自由地满足贪欲来促进生产将会伴随浪费与混乱的竞争，而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经济竞争中，成功者只是少数，而牺牲者却是多数。

产业工人成为一个同社会疏远的新阶级。这个社会产生了它，却并未给它以公平的待遇。产业工人用以自卫的唯一武器，就是联合起来由工会代表劳方，集体同雇主谈判。这种集体谈判赖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工人们坚如磐石般的团结。因此，为了反对雇主加诸于他们的暴政，工人们迫使自己服从于他们自己的专制。游离于工人队伍的“工贼们”则是被胁迫着顺从工人的意志的。在英国，劳工联合在1799年是为法律禁止的，到1824－1825年成为合法。阶级斗争伴随着工业革命，从英国发生并蔓延到其他国家。

作为工人的雇主和敌对者，企业家们总的说来是冷酷无情的，但他们也很机智、大胆、不屈不挠。理查德·阿克赖特（1732－1792年）比詹姆斯·瓦特（1736－1819年）更有代表性。他通过申请发明（可能不是他自己的）专利而发财走运。发明家瓦特则幸运地找到了许多合作者，而他们凭借瓦特的天才为自己捞取了一些实利。发明家中的大多数人对工业革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实利却落入更讲求实效的企业家之手。其中的许多人还从经验出发探究发明的方法。瓦特则与众不同：他把科学和技术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灵感结出了伯明翰的马修·博尔顿工厂的硕果。瓦特并未受过大学教育，但在知识方面得益于同化学教授约瑟夫·布莱克（1728－1799年）的友谊。19世纪的大学里的化学家，尤其是德国大学的化学家们已开始直接而系统地将科学应用于工业生产过程。

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的改进，是使它可用于工业生产、牵引和抽水等工程。这些是人们最初使用蒸汽机的范围。1807年，第一艘汽轮下水；1829年，第一列蒸汽机车奔驰在铁轨上。蒸汽机是一种机器，而机器的使用是工业革命引人注目的技术特征。工具仅仅是人的体力的扩大，并没有取而代之。例如，使用投枪、铲、桨或弓，可以使人类手臂的力量增大，但它们只有在为人类所使用时才能发生作用。机器把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机器可从事人类的体力所不可及之事，并且可以从事在规模和速度方面都非人自身体力可为之事。当人造出了机器之时，他只须开动它、操纵它，让它按生产程序来工作。舢板是由使用桨而增大了的人的臂力推进的。帆船是由风来推进的，舵手只需把握航向而无须耗费体力来推进它。所以，帆船是一种机器。根据同样的定义，与弓相比，枪也是一种机器。

大约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前5000年，人类就已经发明了帆船；但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对与工具不同的机械的使用却是极为罕见的事。今天，人们对机器已习以为常；人们用于机器的非生命的物理能种类，也不仅限于风、流水、火药和蒸汽。1844年，电话的发明使电被成功地用于传递信息。金属工具的发明曾使一个新的行业——锻铁业应运而生，而蒸汽机的发明则创造了另一个新的职业——技师。

风力和水力有两个长处，它们既清洁又取之不竭。蒸汽必须燃烧燃料才能产生。烟就是烧煤的一个副产品，它具有污染性。这是令人一目了然而且令人厌恶的东西，但它却为人们看作为仅仅是某种地方性的灾害而被姑息。直到工业革命爆发200年之后，人类才省悟到：机械化所带来的影响正在对生物圈造成威胁，它不仅使局部地区而且使全球范围正在成为不可生存之地，不仅不适于所有生物的生存，尤其不适于人类的生存，因为，人类须臾不可离开、无可替代的自然资源，正被消耗殆尽。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即已给生物圈造成了创伤。例如，人们肆意砍伐以前曾滋养地壤并使之避免流失的树木，造成山地严重的水土流失。人类砍伐森林的速度快于它们的更生速度，他还过量开采了完全是不可复生的金属。但是，在大规模地把非生命的自然物理能用于机器之前，人类还不具有把生物圈破坏和剥夺到山穷水尽、不可救药地步的力量。当时，空气和海洋确实是无穷无尽的，木材和金属的储备远远超出人类消耗它们的能力；人们开采完了某种矿物，砍光了一片森林，总还有另一些未开采的矿藏和未被砍伐的森林在等候人们开发。然而，工业革命一旦开始，人类便使生物圈，包括人类本身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工业革命之前，西方人已经开始成为人类其他部分的统治者。在16世纪，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民族，并且毁灭了他们的文明。1757－1764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已成为孟加拉湾、比哈尔和奥里萨的统治者。1799－1818年间，英国人征服了一直到萨特累季河东南的印度次大陆的所有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们拥有制海权并且在1809年同锡克教帝国的建立者兰季特·辛格签定条约，双方同意以苏特莱杰河为各自统治范围的界线。1845－1849年，英国继续征服并吞并了旁遮普的锡克帝国。与此同时，1768－1774年，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798年，法国人一度占领了埃及；1830年他们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1840年，3支西方军队和俄国人把桀骜不驯的埃及奥斯曼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驱逐了出去。1839－1842年，英国人戏剧般地打败了中国。1853年，一支美国海军舰队迫使日本德川幕府接受它的来访。日本人认识到，他们无力抵御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不受欢迎的来访。

西方军队和那支西方化的东正教俄国军队的这些军事胜利，是以一些偶尔的失败为代价赢得的。17世纪，葡萄牙人被武力驱逐出日本和埃塞俄比亚。1839－1842年，一支入侵阿富汗的英国军队遭到覆灭。但是，时至1871年，西方军队和俄国军队已主宰了整个世界。

甚至在英国工业革命前，俄国沙皇彼得大帝就已经看到，非西方国家拯救自己摆脱西方统治的唯一途径，就是效仿西方军队的模式，创建新型军队；彼得大帝时代，俄国已经创建了这种军队。彼得还懂得，西方式的军队必须以西方式的技术、经济和管理为支柱。1757－1853年间，西方军队和西方化的俄国军队取得的对非西方化国家的辉煌的军事胜利，促使那些身受威胁的国家的统治者去步彼得大帝的后尘。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化的著名政治家包括：在原属阿布达利－阿富汗帝国的旁遮普建立起锡克王国的兰季特·辛格、1805－1848年奥斯曼帝国君主在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奥斯曼帝国君主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泰国国王蒙库（1851－1868年在位）和以天皇名义联手削除了德川幕府并把政权操诸自己手中的日本政治家们。这些西方化了的政治家对人类文明世界历史的更为伟大的影响，是同时代的西方人所不及的。他们把西方人的统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同时在这些非西方国家中以宣传近代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方法进一步维持这种限制。

上述所有这些西方化了的人物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注目的，而其中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本身都是拥有特权（尽管已经破落）的传统武士阶级的成员。在进行了仅有的小规模的抵抗之后，德川幕府便屈服了。大多数武士默然同意以和平的方式没收其特权。新招募的西方式军队轻而易举地粉碎了1877年少数武士的反叛。这支军队由农民组成，而在1868年之前，农民一直被禁止携带武器。

穆罕默德·阿里和马哈茂德二世的活动，开始时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同彼得大帝一样，他们发觉自己是在取消了传统的军队之时才着手建设西方式的军队的。1698－1699年，彼得大帝除去了莫斯科的弓箭手；穆罕默德于1811年革除了埃及的奴隶兵；马哈茂德二世则于1826年废除了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西方式的新型军队，在作战中都使自己获得了荣誉。穆罕默德·阿里于1819年着手建立新型防军，1812年建立海军。1825年，他从埃及农民中招募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在为其宗主马哈茂德二世再次平息希腊暴乱的战斗中，几乎取得了胜利。那些希腊暴民虽然骁勇，却只是些乌合之众。法国、英国和俄国于1827年消灭了埃及和土耳其的舰队，迫使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易卜拉欣于1828年让出希腊。他们的干涉使希腊人得到解救。1833年，易卜拉欣征服了叙利亚，其目的仅在于防止俄国人干涉马哈茂德的利益，进军伊斯坦布尔。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比马哈茂德的军队更具战斗力，因为他早已开始付诸努力使它完善。1826年，马哈茂德取消近卫军。在此之后，他便开始建立新型军队的工作。在1828－1829年俄国与土耳其战争中，他从农民中招募的新型军队作出了艰苦卓绝的抵抗。这是1768－1774年、1787－1792年和1806－1812年3次俄国—土耳其战争中，旧式奥斯曼军队无法与之相比的。

兰季特·辛格与同时代的穆罕默德·阿里一样，聘用前拿破仑军队的军官为教官。尽管英国人在1845－1846年和1848－1849年连续击败辛格的受过西方式训练的部队，但同以前征服旁遮普之外的整个印度相比，在这两次战争中，英国人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和更为沉重的代价。

在少数西方顾问和教育的帮助下开始使非西方国家西方化的统治者们，并不仅限于做上述那些事情。他们必须在自己的臣民中找到或培养一个由本国人组成的受过西方教育的阶级。这个阶级能够用大体与西方人相同的语言来同西方人打交道，并且成为西方人同那些仍未西方化的本国同胞联系的纽带。在17世纪和18世纪，奥斯曼王朝在其希腊臣民中找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合乎需要的、随时可用的阶级。这些人在西方受过教育或同西方人有商业联系，因而对西方了如指掌。俄国的彼得大帝、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以及在印度的英国人，也必须创造这样一个必需的中间阶级。在俄国，人们逐渐称这个阶级为“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由法语词根和俄语词尾构成的混合词。在那些沦为由西方人统治的国家以及通过自身西方化而自立并成功地维护了政治独立的国家中，都出现了知识分子阶层。如同这个世纪中的工业企业家和挣工资的产业工人在英国登台亮相一样，这种非西方化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阶级。到20世纪70年代，它至少已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

知识分子是由官方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扶植或创造的，但它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在本社会中所处的至关重要的地位。无论如何，它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的阶层。1821年，前奥斯曼帝国的希腊贵族亚历山大·伊普希兰蒂对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使奥斯曼王朝认识到，希腊的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1825年，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些俄国军官密谋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他们虽然失败并遭到镇压，但这却成为某种不祥之兆。这种征兆不仅出现于俄国，而且出现在许多正在西方化的国家。

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生存，这便是知识分子的功能，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磨炼。在19世纪的俄国，这种磨炼唤起了一种达到那个时代世界巅峰的文学。屠格涅夫（1818－188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和托尔斯泰（1828－1910年）的小说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同英国工业革命和西方在当代对非西方国家的冲击相比较，西方1763－1871年的国内文化状况和政治事务居于次要地位。如果不从总体背景来分析它们的话，它们似乎显得有些奇特。在这100年间，德国人占据了西方文明的艺术鳌头。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歌德（1749－1804年）是西方这一时代最杰出的诗人。这位德国伟人使两位灿烂一时的英国人黯然失色。他们是雪莱（1792－1822年）和济慈（1795－1821年）。莫扎特（1756－1791年）和贝多芬（1770－1827年）使西方古典音乐达到极盛。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近代史上，德国在文化方面的显赫地位，是同其政权和经济繁荣程度成反比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德国的音乐之花盛开怒放；第二帝国建立之后，它们却都枯萎凋零了。

在科学领域，爱德华·詹纳（1749－1823年）在1798年证明，通过接种可以使人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于1857年发现细菌的存在。如果人类没有把握它们的奥秘，这些危害人类和家畜的东西比食肉动物还要猖獗，而那些食肉动物早在上古旧石器时代就已被人类所征服。当这些细菌被人类认识之后，人类也就能够并且已经成功地对付它们了。在今天的生物圈内，除了人类自身之外，不存在能置人类于死地的敌人。科学在技术方面的应用，已经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可怕。科学应用于预防医学，造成生物圈内人口的加速增长，因为死亡率降低的速度高于因避孕而导致的出生率的降低。同是在1798年，詹纳发现了能有效地预防天花的牛痘；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这部著作启发了查理·达尔文（1809－1882年），他提出了“生存竞争”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则成为《物种起源》（1859年）的副标题。

在达尔文时代之前一个世纪，布丰就已经对犹太教的传统学说提出异议。犹太教认为，全能的上帝发号施令，在一瞬之间创造了所有生物物种，它们是独特的不可改变的实体。布丰认为，千姿百态的现存物种都是一个变化过程的结果。这一理论观点被查理·赖尔（1797－1875年）及时地应用于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达尔文也曾读过赖尔的《地质学原理》（1830－1833年）。达尔文的观点动摇了正统的基督教学说；而“选择”和“适者生存”的概念则表明它是犹太教关于“选民”神话的翻版。虽然达尔文取消了造物主上帝这个前提，但取而代之的是假定非人的自然界的选择活动。这一假定是以一系列观察到的、而非理论阐明了的变异为根据的。

达尔文的革命性成就不在于他对生物变化的机械论的说明，而在于他表明生物圈中的生命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达尔文的生物学成就论证了黑格尔（1770－1831年）在哲学上已经提出的理论。黑格尔用“正题、反题、合题”诸思辨概念，把处于时间变化过程中的生命描述为繁衍后代的性行为的现象，而这些后代则赋有从父母双方得来的特征。孟德尔（1822－1884年）发现了遗传规律。他力图用大量概念来系统表述这些规律，并在1864－1866年发表了自己的成果。但是达尔文一直不知道这些发现，直到1900年之后，它们才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军事和政治领域，在这个世纪里，人们看到的成就有：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年）的胜利；南北战争中（1861-1865年）美国的复兴以及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横跨北美的领土扩张（1783－1853年）。在这100年间，人们也可看到，拿破仑领导法国重温旧梦，在1797－1815年力图将西方世界在政治上一统于法国统治之下，而在此之前路易十四曾于1667－1713年的战争中这么做过。拿破仑失败的后果是1859－1870年意大利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1866－1871年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问世。于是，在这100年间，一批具有主权和独立的民族国家崛起，西方世界的这种政治组织使西方更上一层楼，并使在政治上统一西方的企图遭到进一步失败。

拿破仑曾一度为法国赢得了比路易十四时代广大得多的领土，但就在法国这连续两次军事冒险的间歇时期，西方世界的面积同它所吞并的面积相比，已变得极不相称。1700年，路易十四勉强统治的西方世界，远远小于1800年拿破仑所最终统治的西方版图。与此同时，俄国、印度以及北美都被划入西方的范围。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俄国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是无限的。西方的海外吞并变得具有至关重要的经济意义。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些海外吞并之所以处于英国经济的支配之下，是因为英国的海军对于法国海军占据了优势。

过去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已经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他们发现同英国进行贸易往来是有利可图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下的美洲的臣民，在因拿破仑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而偶然获得自由之后，就是这么做的。海外世界的物质资源，是英国进行战争的主要支柱，也是同拿破仑争雄的胜利之果。时至1823年，过去西班牙在美国的领地，以及葡萄牙的属国巴西，都在赢得了政治独立之后，相继依附于美国。但在经济方面，拉丁美洲国家已经成为，美国也继而成为英国机器大工业产品海外市场的一部分。

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发表了一个著名学说，即由美国来保护新兴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门罗主义同英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英国对拉丁美洲的野心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因此，美国禁止欧洲军队从政治上插足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势力范围，恰使英国人坐收渔翁之利。

1763－1871年间，西方世界爆发的几次革命在性质上是迥然不同的。英国工业革命是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革命，而非政治革命，尽管它产生了一个非革命性的政治结果，即1832年通过议会改革法案，开始把英国政权从乡村土地贵族手中转移到城市中产阶级手中。把以前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转变为美国的那次革命，不是技术、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仅仅是政治革命。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它把政权从皇室转移到城市中产阶级手中，把农村土地所有权从贵族转移到大部分农民手中。与此同时，英国乡村小土地持有者要么分化为挣工资的农业工人，要么被抛出农村而成为靠工资生活的城市工厂的产业工人。相形之下，美国农村拥有土地的人得以幸免，他们遍布于西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在美国西部，来自欧洲的没有土地的农村移民紧步他们的后尘。除去美国南方诸州的众多非洲黑奴和法国为数稀少的城市工人之外，美国保留了一个非为某一雇主工作的阶层，这一阶层在法国则是新产生的。

把非洲人变成奴隶并把他们贩卖给美国的欧洲移民们，这是哥伦布发现西欧人眼中的“新大陆”所带来的一个罪恶结果，正如美洲前哥伦布时代的土著人被欧洲人征服或消灭的那个恶果一样。1763－1871年，绝大多数美洲国家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海地是在1793－1803年，法国的全部殖民地帝国是在1848年，英国殖民地是在1833年，美国是在1863年，而巴西则是在1871－1888年间逐步废除的。废除黑奴制，海地付出了10年革命和战争的代价；美国付出了1861- 1865年内战的代价。但是，无论是以和平方式还是以武力方式废除奴隶制，都留下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后遗症。

在美国和法国，直到1871年，靠工资为生的产业雇工在人口中仍然为数甚少。美国开垦荒地以及法国使农民获得大量土地，使这两个西方国家避免了大量的农民移入城市当工人。而英国出现农民涌入城市的情况，正是圈地法的结果。但是，在美国、法国和英国等国，产业工人仍同中产阶级政权离心离德，无论是和平方式或暴力手段都未能改善他们的地位。

中产阶级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发动者。他们引起了城市无产者的不满。但无产者对改变其困境一筹莫展。迄今为止，他们在这方面是效法其英国对手而行动的。法国中产阶级也一扫对私人自由经济经营的限制，而他们以前则对社会中经济上的弱者提供某些保护。“放任主义”的口号、即“取消对工业生产的限制，废除商品流通税”的口号是法国人的一个创新。在英国实行禁止结社法前8年，法国已于1791年实行了类似的法律。法国巴黎的无产者把政治革命变成社会革命的企图在1795年、1848年和1871年遭到了武力镇压。法国城市工人被中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行动挫败。英国产业工人寄希望于工团主义，寄希望于政治改革的进步，到1832年他们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功。1837－1848年的宪章运动已产生了纯粹的政治纲领。尽管宪章主义已经风平浪静，但1867－1872年英国仍实行了进一步的政治改革。然而，就像美国在法律上解放奴隶那样，英国产业工人阶级所享有的部分公民权力使受益人大为失望，因为它对于工人的状况没有产生任何重大而直接的改进。

产业工人的苦难情况和中产阶级对这种社会不公正的默许，引起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的愤慨，促使他创造了第四种犹太教。马克思主义，像佛教一样，在理论上是无神论的；但像达尔文主义一样，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替代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上帝耶和华的东西。达尔文的替代物是自然，他相信自然选择的活动使“适应的物种”保存下来。马克思用来取代耶和华的是“历史必然性”，它的“选民”是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宣告名副其实的正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以此来安慰处于现时困境中的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无阶级社会的建立将结束无产者和中产阶级的冲突。

马克思并没有活着看到社会不公正得到纠正，但同时代日内瓦的一位慈善家亨利·邓南特（1828－1910年）却于1864年促成了在第一个日内瓦公约中规定：救援伤兵以减少他们的痛苦，并且发起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

在1763－1871年的一个世纪中，英国不仅在西方而且在整个世界的善事与恶行中，都扮演了主角。在西方的近代历史中，在同法国争夺北美和印度统治权的斗争中，英国始终是获胜者。正是这一胜利，使英国为它从前的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主权，成为一个拥有沙俄帝国那样巨大的地理范围的独立的美国开辟了道路。此时，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并且在1857－1859年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士兵反叛之际仍成功地保护了这一地位。在拿破仑遭到了打击之后，英国和俄国、西班牙一起分享了荣誉与责任。拿破仑力图在政治上统一西方世界的最后一次努力归于失败，它宣告：在工业革命正在用过去无法比拟的毁灭性武器武装各个国家的时代，西方仍将由一些彼此分离的地区性主权独立国家组成。1839－1842年，英国进攻并且打败了中国。英国给予这个政权以致命打击。在此前20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人口众多的中国政权，曾经是和平与稳定的。这些都是英国的丰功伟绩，但它在这一时期的最大业绩则是开创了工业革命。在这一革命的进程中，为了博取人类的欢心，英国打破了生物圈和人类之间的力量平衡，而这最终将使生物圈在人类的力量作用下，变得不适于所有生命物种的生存，其中也将毫无例外地包括人类自身。

 

第八十一章 生物圈（1871－1973年） 

（谢选骏指出：在初版于1986年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一书里我写到：现代世界，是否已到了需要输入“天子”观念的时刻？天子观念，及其对“天人合一”双向性的文化范型，即，人不仅受天控制，也反过去影响天──有助于现代世界克制一下过度追求物质利益、过度追求感官快乐、过度追求强权意志的单向性紧张，也有助于减少生物圈内部的紊乱与毁灭。有助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国家联盟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普遍焦虑感──以便某种更富于人情味，更能与自然相协调的全球新文明，逐渐形成。）

到20世纪70年代，生物圈仿佛已处于濒临覆灭和被污染的危险之中。或许它已基本被它自身的创造物和居民－人类弄得不再适于任何生命物种的生存。回首往事，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征服生物圈的力量始终在不断地增长。当人科变为人类之际，他就已经失去了一切固有的自然肉体方面的武器和装备，但却获得了能够进行思维和筹划的自觉的理智，并同时获得了两个自然器官－大脑和双手，这是他借以进行思考和筹划以及运用身体行动达到预期目的的物质工具。 

在上文我们已经指出，工具同人类的意识是孪生兄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使人类能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生物圈的竞技场上自立。旧石器时代早期是比人类有记载的历史要长得多的一个时期。自从旧石器晚期以来，大约从70000－40000年之前，人类就一直在侵害生物圈的其他部分。但人类成为生物圈的主宰只是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事情，至今不过200年。在这200年中，人类已使他的物质力量增大到足以威胁生物圈生存的地步；但是他精神方面的潜能却未能随之增长。结果是两者之间的鸿沟在不断地扩大。这种不断扩大的裂隙使人忧心忡忡。因为人类精神潜能的提高，是目前能够挽救生物圈的生物圈构成要素中唯一可以信赖的变化。并且，在生物圈中，人类自身也不愿意被现在的那种贪得无厌、永无止境的欲望所毁灭。

在20世纪70年代，人类对生物圈劫掠性破坏的后果，正不断地从许多征候中显示出来。生物圈中的人口正在加速度增长，而这些不断增长的人口又不断地向大城市集中。由于人类的大多数仍处于贫困之中，因此城市增长的主要形式便是寄生性的贫民区的增加。在贫民区里，居住着无业的、甚至没有就业可能的、来自乡村的移民，而乡村则是自新石器时代初期发明了农业之后，人口的大多数繁衍生存的所在。城市的触角，以横穿大陆的高速公路和飞机航线的形式，伸向全球。生产工业日用品、食品和有机原料的少数工厂，通过日益尖端的和大功率的机器生产过程正在不断地污染生物圈的水层和空气层。时时充斥于水层和空气层中的污染物，甚而有时并不是植物和因有意识的毁坏性的军事活动而被杀死的动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动物），而是和平活动的废弃物。

作为一个整体，生物圈的海洋和大气会受到作为生物圈的微不足道的产物——人类的活动的致命性污染吗？对于这一问题，在1871年，或许近至1944年人类取得原子裂变的技术成就之前，人们始终持怀疑态度。人类使整个生物圈不再适于生存的能力，在使数不胜数的野生物种灭绝中已得到明显的表现，而这其中，人类和其家养的动物也不能幸免。有些物种则正在受到人类活动的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损害。

城市空间的扩大，于本书作者——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人的一生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亲眼目睹了自1922年以来安卡拉和雅典是如何从小城镇发展为特大城市的。自1929年以来，下关海峡附近曾经是生机盎然的日本农村，已消失在稠密的街道和房屋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伦敦，像日本的一些地方一样，已变得面目全非。二次大战后，伦敦曾被德国炸弹化为废墟的地方，已布满了用于交通工具的高架车道，而这则是英国人亲手而为的。

对于一个1889年诞生于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来说，1914年8月成为1871－1973年这100年中的断裂点。同1871－1913年相比，1914－1973年成为全人类自相残杀的苦难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每次都是罪恶，都是空前的灾难和浩劫。土耳其人迫害亚美尼亚人，德国人迫害犹太人，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互相残杀，一切都犯下了灭绝种族的罪行。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西藏人、占南部非洲人口多数的非洲土著人都成为受害者。在北爱尔兰仍在进行着一场惨无人道的战争，人们称之为“宗教战争”。像非西方的移民从农村进入贫民区那样，西方中产阶级在生活方式上的堕落也是令人注目的。与1914－1973年这些有害的年代相比，在那些1914年已经成年并且活到了70年代的西方中产阶级的记忆中，1871－1913年显然是一个黄金时代。然而，如果从整体上回味1871－1973年的历史，在1871－1913年间曾一度流行的这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一位出生于1889年的英国中产者认为，从他开始认识周围世界时起到1914年8月，这段时间人间的天堂即将来临。产业工人将会从人类的工业总产值中得到丰裕的收入；德国的议会责任制内阁行将完善，而在俄国已即将确立；仍处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基督教徒即将赢得政治独立；然后，千年王国就会到来。在这一新的黄金时代，基督教帝国的非基督教臣民仍将处于基督教统治之下，但同他们丧失政治独立之前的混乱生活条件相比，他们的处境将得到改善。

西方人并不希望看到战争被消灭；某些西方人，诸如德国和巴尔干国家的某些人不仅期望战争连绵不断，而且积极地促使战争的爆发。但是，即使是最好战的德国所想象的战争也只是俾斯麦式的速决战，而不是类似于旷日持久的拿破仑战争或1618－1648年德国那毁灭性的三十年战争，或是不久前才结束的那场浩劫性的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

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1898年的西美战争、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以及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实际上都是局部的和短暂的，即使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也仅是地区性的，并没有使全世界卷入。中国发动的反对腐朽没落的满清政权的太平天国起义（1850－1873）和其他一些起义，都造成了巨大的劫难和生灵涂炭，这些起义也无一不遭到了镇压。西方人并不完全了解同一时代中发生的这些事情，不了解东方民族特有的生灵苦难。在东方，当时的各个民族始终没有接受强加于他们的基督教的统治秩序。对于一个像本文作者这样，出生于1897年前后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孩子来说，那一年，正是英国举国欢庆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年的日子，仿佛他所诞生的那个世界已超乎于历史之外，因为历史意味着“开化”民族留在身后的不公正、暴力和苦难都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它们将不复重演。人们就是如此天真地看待这一切的。西方文明才是“文明”。它是唯一的文明。它的兴起及在全世界的统治是必然的，它的功德也是值得大加赞扬的。“文明”已经扎下了根。这就是历史如今已经陈腐了的原因。

成为乐观主义者的根据的那些成就，确乎是令人难忘的。但这些成就中的每一个都不是尽善尽美的，自身就孕育着产生未来灾难的种子。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瑕疵已是洞若观火了，但在1871－1914年间，它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被人们发现的。

例如，1861年俄国解放农奴、1863年美国废除黑奴、1871年巴西开始废除持续统治的奴隶制，这些看来是通向千年王国大路上的光辉里程碑。但是，解放俄国农奴并没有满足他们巨大的拥有土地的要求；法律上对黑奴的解放，并没有消除种族歧视、种族差别和种族冲突。说到在法律上解放产业工人，这些也还没有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的社会革命。但在西方国家，他们相对的经济地位正逐渐得到改善；这种生活条件方面的改善是同工人劳动的体力条件的改善相伴随的。而随着每一个技术方面的新进展，机械性的工作越来越使人在精神上遭受痛苦。传送带和装配线的发明，增加了生产，降低了成本，却付出了精神上的代价，它把男人们和女人们变成了“被科学地管理”着的机器上的齿轮。现在产业工人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却被雇来干类似划桨奴隶那样的工作。他们同这个社会仍是貌合神离的，因为这个社会让这个新阶级为服务于中产阶级的目的而存在。

1870－1871年，德国和意大利民族国家的确立似乎使人类世界的政治结构得以稳定。地区性的主权民族国家现在被视为标准的政治单位。自1871年以来，除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外，没有发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互相厮杀的任何其他战争。1877－1878年沙皇俄国同土耳其的战争以及1904－1905年同日本的战争，英国自始至终都未卷入。1865－1885年，俄国吞并了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从土库曼到阿富汗的西北边界地区。这一次，俄国避免了同英国的战争冲突。在1881－1904年间，所有非洲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尚未处于西欧控制之下；而在1871年它们险些直接或间接落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在法国、德国、比利时或葡萄牙争夺非洲领土时，他们之间没有发生战争。阿比西尼亚（已更名为埃塞俄比亚，最初是指今天苏丹的东部）参加了非洲领土之争；1896年它使意大利遭到可耻的失败。利比里亚是被解放了的美国黑奴的殖民定居地，它的幸存要归因于它实际上是美国的保护国。所有其他非洲国家和民族都丧失了其独立。在1894－1895年中国大败于日本之后，英国、俄国、德国以及法国开始瓜分中国。而此时他们已在瓜分非洲。在东亚，如同在非洲那样，他们在划分势力范围时互相避免陷入战争。

这些似乎是维持大国之间和平的吉祥之兆。在1890年解除俾斯麦职务之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作出挑衅性姿态。但是从表面上看来，由于大国之间的合作，人类文明世界似乎继续平安无事，并且秩序井然。这8个大国中，只有3个是欧洲之外的国家，即俄国、美国和日本。虽然欧洲国家是主权国家，但笔者于1911年发现，除了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之外，没有一个国家要求旅行者携带护照。在希腊农村我能够把金币和法国金币兑成银币，因为它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都能通用。政治上的边界既未妨碍货币流通，也未给私人活动带来麻烦。

尽管如此，不祥之兆已经出现。法国对1871年被迫向德国割让领土一事仍然怒气未消；这些地区的居民并没有对第二德意志帝国俯首听命。德意志帝国政府把割来的国土作为“第二帝国的疆土”来管理，而未敢给予它第二帝国组成部分的自治国地位。俾斯麦经常被“统一”的梦魇所缠绕。在他下台后，这个梦魇很快成为了现实。1892－1893年，法国和俄国通过军事会谈达成协约；1904年法国和英国签订条约；1907年俄国和英国达成协约。1898年，德国开始同英国争夺海上霸权。而欧洲五国和俄国则正在共同制定战争动员以及随之而来的海陆军行动的战争计划。

自1870－1871年意大利和德国民族国家完全建立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就是自然、正常和合法的政治单位。但这一看法是不稳妥的，因为，虽然西欧诸民族（包括使用2种语言的比利时人和使用4种语言的瑞士人）现在都保护着自己的民族国家，但东欧诸民族却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例如，波兰人还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他们还是俄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人的臣民。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民族国家可望得到“未收复的国土”。这些领土仍处于奥斯曼帝国或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作为8个强国之一的、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已成为世界上的反常现象，因为民族国家已成为世界上标准的政治单位。在沙俄帝国，大约有1／3的人口不属于大俄罗斯民族。德意志民族国家包括有少数未同化的波兰人、丹麦人和法国人。意大利在同哈布斯堡王朝的遥远边界一侧，仍有“未收复的国土”（该术语源于意大利语）总之，“民族自决原则”在1871年在西欧实现之后曾给西欧带来政治稳定，而今却成为东欧人的具有爆炸性和破坏性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当民族国家已成为人所共识的准则之际，东欧国家走上西欧民族国家模式的努力归于失败，使得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结构趋于紧张。但是，假定在1914年之前，所有“未收复国土”因选择了民族国家而统一，所有的属地都变成了主权民族国家，这个结构也仍然会是不稳定的。人类文明世界仍会在政治上不断被瓜分为彼此独立的地区，因此，在人类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之间仍存在着不可解决的冲突。

地区性民族国家是西方人的政治理想，也成为越来越多的采用西方体制的其他民族的政治理想。西方民族依恋民族主义的力量，已从他们先后成功地挫败了查理五世、腓力二世、路易十四以及拿破仑打算把政治统一一再强加给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企图中得到显露。西方在狄奥多西一世和查理大帝时代曾一度拥有这种政治统一。但是，自15世纪西方人掌握了从中国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得来的航海技术而使人类世界连为一个整体以来，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一直是某种经济上的时代错误。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的人类文明世界在经济上的统一，因英国工业革命而得到了长足进步。

迄今为止，世界贸易交换的商品大多是奢侈品；作为工业革命的结果，商品交往逐渐包括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开创工业革命的英国企业家们把赢得的利润投入扩大再生产，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此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出口产品，进口原材料和食品。及至1871年之后，德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后来居上，夺去了英国的霸主地位，此时，世界贸易已波及全球范围。

人类文明世界在经济上一体化的开端，是以葡萄牙人发明远洋帆船为标志的；它的完成则以1864年国际电报联盟和1875年国际邮政联盟成立为其标志。到那时为止，人类已经变得依赖于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但仍不愿在政治范围内放弃民族分立。尽管从1914年以来，它已经导致了战争浩劫，但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仍在继续。接踵而来的是，人类事务已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整个人类社会陷于瘫痪。只有极少数人可能幸免，他们是自给自足，没有卷入世界市场的农民、猎人以及靠采集食物为生的人。

1840－1890年这半个世纪内，近代西方帆船在建造、装备和速度方面都达到了顶点。此后，它被工业革命产生的竞争者——蒸汽船取而代之。这也是西方音乐“古典”派日暮黄昏的时代。18－19世纪之交，贝多芬的作品已使它达到极点。西方近代绘画此时已过鼎盛时期；1600年以后，绘画的王位已由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从意大利人和佛兰德人手中夺走。瓦特对蒸汽机的决定性改进，使“古典”的帆船丧失效用。绘画的自然主义流派因摄影的发明而相形见绌。在1871－1913年这表面平静和繁荣的43年中，画家和作曲家已经审慎地放弃了悠久的传统，正在积极探索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显然他们感到艺术的“古典”风格已经寿终正寝，如同燃尽的煤炭或衰老的中国王朝。处于20世纪70年代，如果回首往事可以看到，西方艺术家们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在下一代人的时期内西方社会将遭受暴风骤雨的侵袭。艺术家的心灵触角对将要到来的事情的征兆，往往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如果我们试图开列出1871－1973年这一时期人类的经历及活动的清单的话，我们必须记下的第一笔，就是那些不胜枚举和影响巨大的发现和发明。在过去的300年中，西方人作出了许多著名发现和发明。但在本世纪即将结束的1973年，西方人已经超越了以前在这些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弗洛伊德（1856－1939年）用人心理中的下意识因素，来说明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爱因斯坦（1879－1955年）证明，牛顿物理学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同现实是一致的。他认为观察是一种相互作用，从而使物理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观察者本身即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他正是通过时间和空间来观察物质世界的运动的。约瑟夫·约翰·汤姆孙在1897年作出的关于电子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表明，“原子”一词是使用不当的。“原子”已被证明并非不可再分的实体，它是一个缩小了的太阳系。欧内斯特·卢瑟福（1871－1937年）在1904年就预言了原子结构。他于1919年发现了原子核并成功地轰开了它。詹姆斯·查德威克1932年有关中子存在及其本质的发现，揭示了原子核的结构。同时，在尼尔斯·玻尔（1885－1962年）的倡导下，物理学领域的这些发现使物理学家们明白了一条认识论的真理。对同一事物，如果用两种不仅是不同而且是互不相容的方法去体验的话，是不可能同时被体验到的，尽管这两种方法都是持之有据和必不可少的。

在科尔特斯登上中美洲大陆之前，橡胶已被用来制造供某些危险的体育比赛使用的球，而石油则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致命武器“希腊之火”的秘密成份。在1871－1973年间，这两种原材料已分别用于轮胎制造和作为内燃机燃料。这使建造实用的汽车和飞机成为可能。航空成就使人成为曾一直是由昆虫、飞鸟和蝙蝠占居的那部分生物圈的成员。

人在地理和历史探险方面同样取得了伟大成就。西方人到达了这个星球的两极，登上了地球的卫星——月球；他们不仅发现了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和印度文明，弄清了使用“乙种线形文字”表达语言的是希腊人，而且发掘了由8个互相衔接的层次构成的特洛伊古城。

在过去的100年中，最重要的发现和发明在医药和外科领域。麻醉药（发现于19世纪40年代）应用的进步使外科医生能够实施前人无法想象的手术。器官移植是这一进步的最高成就。人们发现蚊子是黄热病和疟疾的传播者。这些发现使人们分别在1881年和1897－1899年制造出预防这两种疾病的药。滴滴涕发现于1942年。它使人掌握了消灭害虫的另一种武器。而害虫是同人竞争主宰生物圈的一类重要的非人类对手。

西方人的这些发现和发明，是人的勇气、想象力和理智的伟大功绩。但它们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却是双重的。例如新兴的西方航空技术同中国人发现的古老的炸药相结合，使好战者让炸弹从天而降。这种盲目性武器的使用，使得好战者同文明人之间的区别荡然无存。而自从17世纪末期以来，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立起这种区别。在1897年发现电子之后不到50年，1932年发现中子之后不到13年，两颗由核裂变而释放出威力无比的能量的炸弹落在广岛和长崎。汽车使人的行动今非昔比，却付出了把城市的触角伸向农村，使马路和街道拥挤不堪的代价。到了1973年，汽车和飞机排出的废气，使得生物圈里的空气令人窒息。

医药和外科的巨大进步使人的死亡率下降，寿命延长，这是具有对社会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善行。死亡率的降低不超过出生率的降低，使生物圈中人口数量加速增长。医学为延长个人生命提供新的可能，使绝望的生命起死回生。在这种或那种特殊情况下，需不需要延长某人的生命就成为摆在医生、病人、病人的亲朋好友面前的一个以前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伦理问题。

工业革命之前，政府的两个基本职能就是对内维持法律和秩序，对外御敌。工业革命强加于机械化工厂中的工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身上的非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迫使政府拥有第三种职能：提供社会福利。1802年，英国实施了第一个保护工厂工人的立法。1883年和1889年，俾斯麦扩大了德国政府活动的社会范围，通过为因年老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疾病、意外事故和残废的工人提供保障的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人曾效法了德国的这些合乎人道的新措施。

承认政府拥有为其公民提供福利的责任，这是政治领域有益的道德进步。在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政府现在除了继续是一个执法和御敌的组织之外，已成为一个福利组织。然而，福利国家仍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要为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利益提供公益服务，就要求通过逐渐提高富人纳税的方法来增加额外的国民收入。可以想见，少数人会反对福利立法，漠然待之，并且会提出诘难。这是一个道德和心理学的问题。这个诘难是，福利国家会使受益人堕落。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似是而非的诘难被事实所部分地证实。一些国家广泛实行了公共福利保障。但在那里，谋生是人的责任这一情感已经淡薄，工作质量标准下降；更为失败的是，生活平均标准的提高却伴随着诚实正直标准的下降。另外，还存在着少数穷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是来自比较贫困的国家的暂时或永久的移民。他们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居住条件，仍在令人震惊地恶化。

在私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政体仍是“民主制”（即议会制）的那些国家里，福利立法和工会组织的协作已使大多数产业工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使他们同中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天平倾向于他们。那些在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必需品的公益事业工作的工人，在讨价还价的谈判中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例如。码头工人、矿工以及在供电、供热、供水和清除垃圾的工厂工作的工人。相形之下，教师职业的谈判力量是弱小的。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教育工作者的社会价值至少同其他职业工人是同样巨大的，但他们的罢工不能对社会生活发生直接的、使之瘫痪的影响。

具有巨大的直接谈判力量的商人，是私人企业经济制度的急先锋。他们反对限制众人具有谈判自由的建议。他们为了自身利益自然希望发展自己日益增长的力量。这是同放任主义哲学相吻合的。中产阶级的企业家最早搬来了放任主义哲学，这是一种对产业工人有害的东西。但是，现在，一个显而易见的观点是：世界范围内的劳动的进一步机械化，如果没有政府干涉（即社会主义，这是被产业工人吹得天花乱坠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增强的话，将会使生活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不能接受的。

虽然在一些议会政权的国家中，具有决定性谈判地位的职业中的工会，正在维护其权力，但在苏联，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都处于独裁政权的统治之下。苏联政府拥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但并未同其沙文主义先辈的行径分道扬镳。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年），本世纪的一位伟人，推翻了一个以武力为基础的政权，强加给人们一个同样特性的更为强大的政权。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使俄国技术现代化方面，列宁及其克里姆林宫的后继者也是以彼得大帝为榜样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由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发动的。布尔什维克是知识分子中少数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派，它同农民结成联盟。俄国农民希望获得土地所有权。法国农民在1789－1797年的法国革命期间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但共产主义的俄国却很快把土地国有化，如今正在大规模的单位内集中耕种。它所遇到的反抗与英国圈地法案实行时并无二致。英国圈地法案促进了生产。但在俄国，迄今为止，这一政策一直遭到农民的积极反抗。

苏联以其独裁的方式使之成为福利国家。这种福利国家与当今英国相仿，而同俄国过去的沙皇政权相异。例如，人们的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财富得以更为顺利地分配。但是，一切诸如此类的国家无论其意识形态的色形如何，都仍然是制造战争的工具。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进行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死伤人员和破坏程度上超过了中国1850－1873年的内战。一切战争包括俾斯麦的有限目标的速决战，都是残暴的。灭绝种族（即大批屠杀文明人）加剧了20世纪两次大战的残酷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实行过种族灭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大批屠杀过犹太人。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只有土耳其人在1919－1922年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的战胜者，以及英国人在1940－1941年抵抗暂时得胜的德国人。这两个事件大概可以使后代在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表现出人类的邪恶和愚蠢而感到羞愧。虽然敌我悬殊、在胜败存亡问题上前途未卜，但这两个民族却具有反抗精神。他们都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和温斯顿·丘吉尔，他们激励人民起来挽救危亡。

阿塔图克不仅领导土耳其人民在维护生存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而且带领人民进行了西方化的革命，完成了穆罕默德二世未竟的事业。像列宁一样，阿塔图克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这个阶层推翻了那曾使它在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政权。在行动上，阿塔图克也像列宁那样，为实现急迫的任务，诉诸于无情地使用武力。圣雄甘地（1869－1948年）也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也完成了政治革命。但他的战略是非暴力不合作。他的经济目标不是使印度完全同工业化的世界相结合，而是割断印度同它现存的经济联系。圣雄甘地的同胞们并没有响应他的号召返回到前机器工业生产的时代中去。事实上，在实践甘地理想时他们失败了，并且没有避免使用暴力。1947年英国放弃统治时，以前的英国印度帝国被划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各地互相残杀。总之，这是在印度次大陆消灭了西方帝国主义所付出的代价。

那么，西方帝国主义留下的历史足迹是什么呢？这就是直到本世纪1973年这个时期文明世界历史的显著特征吗？

统治非西方民族的西方人，一直因暴行而感到内疚，例如，1919年英国人在阿姆利则屠杀印度人以及给幸存者以巨大羞辱的行径。但是，伴随着这些帝国覆亡的是获得解放的帝国公民的暴行。1947年印度次大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互相残杀。实际上又引起了操乌尔都语和操孟加拉语的穆斯林在孟加拉地区的互相残杀。当印度军队在孟加拉同巴基斯坦军队开战之前，在原英印帝国最早的这两个后继国家的西部边界，一直存在着敌对情绪，在越南、南部苏丹、布隆迪、刚果、尼日利亚，西欧殖民帝国的垮台所留下的真空，打开了内战和自相残杀的大门。这些暴力冲突就是政治解放的代价。帝国从来就是为了帝国建立者的目的而强加于臣民的，但是，只要这种具有强制性的外国政权存在，其一个附带性的成果就是给臣属的民族带来国内和平。

到1973年，除了葡萄牙在非洲大陆拥有殖民地之外，仍处于西欧国家统治之下的非欧洲领土已经剩下为数很少的一些滩头堡和岛屿。然而，在南部非洲，欧洲籍的政治上独立的移民们，仍然统治着非洲臣民。在巴勒斯坦，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家园和财产遭到移居而来的以色列人的剥夺。此外，在许多非洲国家，西欧人的统治被那些欺凌邻国的当地非洲人所取代。昔日的沙俄和中华帝国对非俄国和非中国的亚洲人的统治，在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中得到幸存。同西欧国家的朝生暮死的海外帝国相比，这两个大陆国家的陆上帝国的寿命则更为长久。

我们已经论及了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主权国家和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人类当今困境的症结所在。人们需要某种形式的全球政府来保持地区性的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和平，来重建人类与生物圈其余部分之间的平衡，因为这种平衡已被作为工业革命结果的人类物质力量的空前增长而打破。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从事这项事业的艰巨性和非人格性是令人胆怯的。而肩负挽救人类种族生存责任的一代人仍然正在危害人类的生存，因为他们正在把生命整体打碎为数量更为繁多而且规模更为狭小的分隔空间。地区性主权国家在数量方面的增长受到同时在数量方面增长的“惩戒”的挑战。这种进一步分化正在导致商业的难于管理性和信息的难于理解性。这种不解决问题的行为并没有消除这种过剩现象；相反，人们仍允许这种现象继续扩大，它可能彻底为人类所无法控制。

人类所面临的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时同样严重，前景令人困惑。显然，人类期望在生物圈内继续生存20亿年，其前提是人类的行为使生物圈不致为期过早地不适于生存。但是，现在人类拥有使生物圈在不远的将来即变得无法生存的物质力量，因此，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会由于人为地破坏生物圈、毁灭人类自身及其他一切生命形式的大灾难而无法生存。这并非是不可能发生的。显然，这里提供了两种可能性，但它们肯定不是仅有的两种选择。

未来是难以预料的，因为它还没有成为现实。其潜在的可能是无限的，所以人们不能根据过去来推断未来。毋庸置疑，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如果条件相同，仍会重演。但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会重演，它仅仅是许多未知的可能性之一；有些可能性是不可预料的，原因在于人们不知道过去的先例；在1763－1973年这200多年间，人们获得了征服生物圈的力量，这一点就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些使人迷惑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判断是确定的。人类，这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第八十二章 抚今追昔，以史为鉴（1973年） 

（谢选骏指出：如果人类能够毁灭地球，那说明人类技术的进步幅度；如果人类真的毁灭了地球，那不过是对一个宇宙的微尘作出了少许的改变。与此最有关系的是人类自己，而不是什么具有宇宙意义的事情。如果人类真的找到了一种方法，足以摧毁整个宇宙空间，或逆转全部时间，那才可以叫绝，那才可以改变与人无关的世界。）

 

未来尚未降临，过去已不复存在，因此，当我们合上史册的时候，过去了的事情都已是无可改变的了。然而，这不可改变的过去并不总会到处重复再现。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中，它便会异彩纷呈，而我们所获知的信息的增减，也会改变其面貌。我们对过去事情的相互关系、对它们相应的重要性、对它们的意义的看法，都因现实的瞬息万变而不断改变。同一国家的同一个人，先是在1897年观察同样的过去，然后于1973年再观察它，使会描绘出两个迥然不同的图画。如果在2073年的中国再去观察那完全一样的过去，肯定会得出更加不同的看法；再如果在2173年的尼日利亚再去观察它的话，无疑会作出更为千差万别的描述。 

在本章，为了说明问题，本书作者将拣出他在1973年所看到的有关过去记录的一些突出且意义重大的事件，以及在他看来如果在今后的另一个地方观察历史的话，可能重演的现象（这是一个冒险的猜测）。

自我们的祖先成为人类以来，在迄今为止几乎是全部的历史阶段中（除去最后大约1／16的时期），都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采集食物和狩猎的地带肯定是狭小的，种群之间彼此相隔很远。从技术和经济角度考虑，人口集中就意味着要有人饿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几乎是静止不前的，每一个群体都很小，小到其所有生活于其中的成员都能够互相熟识。这就是延绵至今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背景。

大约在4万年前，至多不早于7万年前，人类在技术方面出现了相当突然和快捷的进步。虽然我们不了解它的原因，但考古学成就已确证它的存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工具，已被该时代晚期经过改进的一系列工具所取代。从那时起，技术持续进步，但它的发展却是时断时续的。技术发明接连不断地出现飞跃，但中间伴有停歇。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技术飞跃年代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改进了工具、弓箭，驯养了狗），新石器时代（工具得到更好的改进，与之相随的是驯育了更多种类的动植物，发明了纺织、编织和制陶工艺），公元前第五千纪（航海、车轮、冶金和文字）和始于200年前，现仍在发展的工业革命（机械化方面的巨大进步）。这表明，技术进步不是不间断的，而是积累的。为人所知的技术失传是罕见的。在爱琴海地区，书写方法失传于公元前第12世纪，但这只是例外的情况。

技术是人类活动得以进步的唯一领域。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机械化技术的进步，令人叹为观止。尽管人在社会性方面的进步是由技术进步给人带来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但是这方面的进步同技术进步之间是不相称的。

到目前为止，人的一系列技术成就中最重要的是新石器时代对狗之外的动物的驯养，以及农业的产生。农业和畜牧业为后来的所有技术进步包括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也为迄今为止曾经产生和消亡了的一切文明的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

新石器时代的村社，在规模上大于前农业的采集食物和狩猎群体，但它还没有大到其成员相互间的个人关系必须要建立公共机构来维持的程度；新石器时代的技术进步也还没有复杂到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以及在两性生理差别之外的劳动分工。此外，虽然新石器时代的村社是定居式的，但它们彼此之间却被连绵的人迹未至的荒野所隔断。这样，尽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之间技术和生活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交方式却得以延续，以满足新石器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需要。这就是公元前400年中国战国时代道家哲学家们，以怀恋的方式力图返回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原因。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经历使他们感到：后来的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不幸的。直到1000多年之后，在中国，文明的生活方式才取代这种生活方式。

1973年，生活在新石器时代风格的村社中的农民，仍然占现存人类的多数。但是，他们正在快速地离开农村进入遍布各个城市的贫民区。同时，与此相反，农业和畜牧业中正在实现机械化，而机器的发明最初是用于工厂加工非生命材料的。此外，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类文明世界中的农民，一直担负着供养文明的上层建筑的重担。

这之所以成为可能，其原因就在于，在公元前四千纪，技术的进步开始使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外有了剩余，而此时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社交方式已被证明，已无法以道德和行善的方式分配使用这些剩余产品了。部分剩余产品被滥用于战争；而其余的剩余产品则被因社会公共事务而产生的少数社会成员不平等地占有了。

公元前四千纪的技术进步，使一些专门从事某一职业的人（矿工、铁匠、种植者、鼓动家、大规模公共事务——例如兴修水利的组织者）应运而生。与大多数没有技术专业的劳动者相比，专业人员对剩余产品生产的贡献要大得多；经济报酬的有差别分配，尽管失去了脉脉温情，而且从根本上讲似乎是不公正的，但无论如何，这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如同其他生物一样，天性是贪婪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社会交往水平对人类欲望的强制性遏制，已经不再适应于新的技术和社会的情况了。剩余产品分配的“差异”，表现为巨大的不公正，并且这些差异还有助于形成世袭职业。这样，社会不公正和战争，便成为集体富裕的代价。文明的这两个先天的社会疾病，至今仍然折磨着人类。

自从人类文明破晓而出，人类的技术进步和社会行为之间便始终存在着矛盾。技术的进步，特别是1773年至1973年这最近200年间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像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在过去的5000年间，这种巨大的“道德鸿沟”，使人类为其自身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

人类精神方面的不健全已给社会进步造成障碍，因此也给技术进步带来障碍。因为，随着技术在规模上的扩大和复杂化，它也增加了对财富生产者社会合作的要求。自从现行的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机械化已带来了技术进步的第二个限制。机械化正在使工业生产更为物质化，并以减少人对精神需要的满足作为代价，这就造成工人的不安定和工作质量标准的下降。

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下游诸流域星罗棋布的水利排灌设施，使生产规模得以扩大。这就需要技术操作规模的扩大，并进而要求打破以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人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的限制，使社会共同体的力量得到巨大增长。在技术需要迫使这些早期文明的建立者们超越前文明共同体的狭小限制，把人的力量更多地集合在一起时，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非个人的机构。它们能够维系更大的共同体，因为它们能使个人之间并不相识的人们合作行动。但是，这种机构化了的社会关系既缺少人情味又是脆弱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类再也感受不到那种在家庭中才能感受到的私人之间的温情。机构总是要面临失去控制和破碎的危险，接踵而来的便是，掌握权力、负责维持制度的个人总是面临诱惑，即取消自愿合作，恢复强制。因为，社会机构时常无法唤起人们进行自愿合作。

自从文明产生以来，人类一直是通过国家来控制社会机构的。这里的国家是复数而非单数。因为，迄今为止，还没出现过能担当得起领导全球所有现存人类责任的那种唯一的国家，总是有许多国家相伴共存。文明时代的国家彼此间不是隔绝的，它们互相发生着冲突。而这种冲突会突然引发战争，而战争则一直是文明的痼疾之一。

国家的通常类型是地区性的主权国家，并且有许多同类的其他国家与之并存。今天，全球大约有170个这样的国家。其政治结构同公元前三千纪苏美尔的国家相同。

地区性主权国家是一种难于掌握的机构。它们是两头落空。一个城邦国家（这不是指某个民族国家，也不是指许多城邦国家组成的联盟或许多民族国家的联盟），如果过于大，就不能使其社会基础建立在那种使人具有家庭感的个人关系之上。另一方面，最大的地区性国家仍只是许多同类国家中的一个；它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却不能提供和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有许多地区性主权国家互相并存，它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种战争状态总是要由武力建立的某个帝国带来的强制性和平作为结局。这个帝国消灭了战争中的地区性国家，拥有像人类文明中心那么大的幅员辽阔的疆土。法老的埃及文明是在该文明产生之际，以武力在政治上统一的唯一例子，它没有经过地区性国家之间持久的预备性的战争较量。它的重要意义是，在迄今出现的所有文明中，这种文明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

当今世界上的地区性主权国家，都没有维持和平的能力，也不具备把生物圈从人为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或保护生物圈的非替代性自然资源的能力。政治方面的这种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人类文明世界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在过去的5000年中，人们所一直需要的，在过去100年中在技术上一直可行的（虽然在政治上还不可行），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体。这种政治体应由新石器时代的村社那种规模的社会细胞构成，因为在这种规模之内，每一个成员即是世界之国的一个公民，而他们个人之间仍便于彼此沟通。尽管如此，人们今天已不能用野蛮的、毁灭性的军事征服的传统方式来实现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统一了。1945年，尚未实现政治统一的人类世界，曾遭到新发明的核武器的突然侵袭。人类文明世界是不能通过使用这种致命的武器来实现统一的。毁灭，而不是统一，将是世界核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

苏美尔、希腊、中国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记载说明，一个主权国家群体仅仅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政治结构。在人类拥有核武器的时代，政治统一只能是自愿地进行。显然，人类现在只能是勉强地接受它，所以，似乎可能的是，这种统一将推迟到人类自身酿成更大的灾难之时。这种灾难将使人们最终默然同意建立全球政治体，因为它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会小些。

在历史的这一刻，我们人类也许会对昆虫社会发生兴趣，产生羡慕之情。它们遵从自然，彼此间在广大的范围内互相合作。单个的蜂、蚂蚁或白蚁，使自己服从于其共同体的利益并为之而献身，它们的自我牺牲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外部强迫的。这是昆虫心灵机制的本能。对于人类这种双重属性的动物来说，要把旧石器时代所参与的那微乎其微的社会交往，扩大为一种扩展了的、包括整个生物圈在内的人类社会交往，那将是很困难的。因为，与白蚁、蚂蚁和蜂类不同，人类不仅是一种先天具有社会心理的生物，而且还具有意识所驱使的灵魂，因此，他能够而且必须在善恶面前作出选择。

幸运的是，人的社会交往并未限制在满足前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个人关系的狭小范围。一个人在他发现任何一个处于苦难中的同类时都会有怜悯之心，即使用一句部落语言来说，这个人是一个“外人”。一个人会对任何一个病人和迷路的孩童产生恻隐之心，并会给这些落难者以帮助。在诸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那样的国家里，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视为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统治；其臣民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国家的公民，而不是外来征服者的牺牲品。传教士们打算把福音传遍整个人类，中国哲学家墨子则宣扬，人类应该相爱，并以无私的忠诚来为一切同类谋幸福。孔子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孟子曾反驳道，墨子的教条是无法实现的。孟子拥护孔子维护等级礼制的理想。但是，经验说明，由个人相识而激发的爱和仅仅根据一般的人性需要而产生的对所有同类之爱，并不是社会交往共同和唯一的表达方式。在印度，爱的范围受到种姓障碍的限制，但这种范围仍扩展到了包括对与人为伴的各种生命物的爱。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文明世界中，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

这些，就是一位出生在1889年的英国观察者在1973年作出的思考。那么，笔者的人类同胞们又在思索些什么呢？对于过去，人们究竟有多少了解？追溯历史，人们将如何从中吸取教训从而朝气蓬勃地生活呢？

显然，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在过去的5000年中，地区性主权国家制度在满足人类的政治需要方面曾一再失败；同样也没有人愿意承认，在一个全球性社会中，这种制度必将被再次证明是昙花一现的，而且这次将比以前更为确凿。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彼此分隔的各部分在技术和经济领域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依赖，但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数量也同时增加了一倍多。

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竞技场上处于战争状态国家中的一员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在忘掉自己历史上那残酷的一页：那时，中国自身成了地方诸侯国家的战争竞技场。另一方面，中国人似乎对自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以来的历史十分敏感，因为他们正尽力避免国家机器同农民的疏远。而农民，自汉武帝即位以来，便成为“中国的悲哀”。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中国领导人是否能获得更大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

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生物圈包裹着地球这颗行星的表面，人类是与生物圈身心相关的居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们——诸多生命物种中的一员。但是，人类还具有思想，这样，他便在神秘的体验中同“精神实在”发生着交往，并且与非此世界具有的“精神实在”是同一的。

人类具有思想意识，他能明辨善恶，并在他的行为中作出选择。在伦理领域，人类行善或作恶的选择为他记下了一部道德帐册。我们不知道每个生命短暂的人在其离开人世时能否了结这笔帐，抑或是像印度教和佛教认为的那样，这笔帐能通过潜在的无限轮回得以延续。对于构成人类社会的现世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网来说，这本帐簿还具有开放性，并且，只要人类允许生物圈继续成为可生存之地，它便将继续开放。

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

（另起一单页）

我们要不要现代化？（代跋）

（1989年4月26日）

谢选骏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大清国门，中国逐渐走进了现代世界。从洋务运动再到今天的改革，中国民族追求现代化的意愿一脉相承，更把工业化看作一件有利无弊的壮举。时至今日，这似乎已成了民族的共识。新权威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时有争议，但在追求高度现代化即“过量工业化”的目标上，却完全一致。

日本人山本新与秀村欣二合作编辑的《中国文明与世界──汤因比的中国观》（原名《トインビーの中国観》，氷川書房1978年“現代教養文庫”初版，同颂伦等有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却对此提出了另一番见解。原来，工业文明破坏生态平衡并污染环境的根本缺陷，已经暴露。而这一世界性的危机是否能由工业文明自身以技术方式来解决，也越来越成疑问。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竞相追求的“过量工业化”，造成了难以代偿的资源和环境的破坏，绿色和平运动因此风起云涌。

人们发现，过量工业化的代价，正在瓦解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汤因比正是基于这一点而作出了预言，“先进工业国将因首先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而进入脱工业化的阶段。”无庸讳言，中国进入工业文明的步履蹒跚，已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名落世界一百二十几位；但是，中国的这种迟滞性是否有百弊而无一利呢？汤因比认为，在迟滞发展的反面，还得天独厚地享有着不可能走向过量工业化的优越性。就在世界即将进入脱工业化时代之际，这给了中国一种“特殊的机遇”。

当然，这种先知式的高论是很难被急于挤进现代化竞争的当代中国人接受的。但它确实也提出了一个需要思索的问题。日本学者山本新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迟滞性有三个原因：

1、清朝是外来力量建立的军事征服王朝；

2、中国的统治阶级不是拥有军事权力的贵族或军人，而是传统的文官；

3、统率众多“卫星文明”的大文明所特有的中华思想。

当然，清朝以其创造性的能量，完成了对汉人的镇压和对游牧民族的怀柔，巧妙地解决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性难题。但当它打遍天下无敌手而沉浸在如汤因比所说的“胜利陶醉中”，始料未及的新挑战逼近了：工业文明的压力使大清国趋于崩溃。明治维新之所以比辛亥革命早五十年爆发，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统治者是和被统治者同一个民族下同一种文化。而异族统治或信奉异教的统治集团则“很难表现出考虑整体利益的自觉”；因而，无法完成先导性的社会文化转型。确实，在我们的现代甚至当代史上，就有过多少次这样的“始料未及”啊！（希望现在的领导阶层因为和我们同族而避免满清的前车之鉴？）

但中国文明毕竟发轫于本土。自从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第一期中国文明）吸收了佛教而形成魏晋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第二期中国文明），中国就背上了两层历史包袱。很明显，中国进入第三期文明即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步履，比它进入第二期文明即接受佛教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还要迟缓。但这是否能证明中国的死不争气？不全能。

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1910─1990年）在其著作《日本人》（The Japanese，1977年出版）中写道，尽管日本的现代化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但和中国的精神革命的份量相比，其根基却不免浅显、浮面。几十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在现代化上的表现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在文化革命上写的篇章却又惊人地丰富，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俄国革命。正是赖肖尔率先提出中国应该走一条不依赖外国的自力更生道路。这位具有先知气质的学者断言，中国若能完成政治特别是文化精神上的独立，就意味着区别于近代西方物质文明的新文明可以形成，“中国将在最短的瞬间向全人类展现其全新的希望，中国就能占据第一级的地位。”这种论点是否对几十年后中国的社会试验产生过引导作用，我无法断言，但无疑两者的逻辑却不乏相似。

汤因比指出了一个困境和一条出路：在中国，推进现代化与努力守卫传统之间产生了矛盾，而调和这两种方向悖反的目标则极端困难。他认为出路在于，全面工业化的自我控制节度，即拒绝猛烈地推进“过量工业化”。体现在避免以机械化排斥其他社会生产手段，从而形成一种既非西方式“爆炸型”的生活方式，又非前工业化农业社会“化石型”的生活方式，以便在西方文明“流动性”与中国文明“稳定性”合二而一的基础上“走出第三条道路”。这大概就是赖肖尔所说的文化精神上独立的新文明吧！

正是在这种分析下，晚年的汤因比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概念：“中国是世界政府的核心。”他认为中国文明强大的统一性和同质性，可以为脱工业化以后的世界，提供一种共同生存的凝聚力。这凝聚力不仅是儒学的、政治型的，也是老庄的、宗教式的。“顺从自然而生活，倾听自然的安排，万事都会有始有终。这是一种宗教。”宗教的自然观，对人来说是必要的。当然我想，思想的力量恰恰因为它是国民素质的体现，而非游离于典籍上的浮尘之光。儒释道的根本力量也在于此：“中国国民是世界上最具坚韧力的国民，当其他国家的国民考虑十年以后的事时，中国人已在考虑一百年以后的事情了。中国国民本质上是不火的国民，不急不躁的国民。……”

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等中国步入现代化，发达国家进入脱工业化的后现代社会时，我们的子孙又该怎么办呢？

（原载《人民日报》1989年4月26日烽火前夜）

（另起一单页）

书名

历史是互动的魔方

History is the interactive cube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2016年7月第一版

July 2016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五十五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