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为何要丑化莱布尼茨?》(2019-07-14 戴从容)報道:
莱布尼茨(1646-1716)在法国启蒙领袖眼中为何成了反派角色?
18 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社会思想观念上的范式转变,它所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宽容等彻底改变了社会的结构模式,而这一社会思想的新范式,就是建立在哲学的新范式——理性基础之上的。
在启蒙运动之前,古典理性主义的主要思想家是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笛卡尔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理性不仅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认识方法,即从经验主义的归纳法向理性主义的演绎法的转变。笛卡尔得到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承认,斯宾诺莎到18 世纪后期才从德国开始被欧洲思想家逐步接受,这里最值得一谈的是莱布尼茨,因为伏尔泰专门写了一部小说《老实人》来讽刺莱布尼茨,以至于后人在评价莱布尼茨的时候,总会把他视为一个媚俗的庸俗哲学家。
伏尔泰在《老实人》中讽刺莱布尼兹的“前定和谐”观点
在《老实人》中,“一切皆善”说被认为来自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说,即“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伏尔泰用哲理小说这一形式对莱布尼茨的主张做了夸张的嘲弄。男主人公憨第德从小寄居在男爵家里,老师是邦葛罗斯,邦葛罗斯相信一切皆善。然而在这个至善至美的世界里,憨第德却有着最不完美的遭遇。此外,小说中还穿插了很多人的经历,从国王、公主到学者、妓女,几乎没有一个人躲得过种种灾难,没有人不抱怨自己的命运。最后老实人得出了“地球上满目疮痍,到处是灾祸”的结论。在这样的叙述过程中,伏尔泰插入了很多对当时社会的批判,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这部作品被当作批判社会的檄文。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阅读启蒙文学更重要的应是通过辨析当时的语境和表述方式,来厘清这些思想的出发点和实质,从而对自己在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做出反思。伏尔泰对莱布尼茨的批判正是理解启蒙运动的“理性”基础的最好切入点。
伏尔泰(1694-1778)和讽刺小说《老实人》
莱布尼茨对“一切皆善”演绎推论充满超人智慧
实际上莱布尼茨不仅聪明过人,而且是一位极具创新和革新精神的哲学家、数学家,是历史上少见的通才,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斯多德。罗素认为莱布尼茨是一个“千古绝伦的大智者”,奠定了我们今天的微积分、数理逻辑,甚至现在计算机所用的二进制也被认为是他最早提出的。
莱布尼茨相信所有人类行动的价值判断都可以用数理逻辑的真伪命题等进行拆分,拆分之后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客观的评判。但是与萨特由此得出“存在是荒诞的”不同,莱布尼茨的推论是,最后的理由只能在上帝那里找到。
正是从这里,莱布尼茨最终推出了被伏尔泰嘲笑的“前定和谐”理论。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建立在他的哲学认识论之上,这种认识论影响了如今在英语世界占主流的分析哲学。莱布尼茨所做的是把所有事物说成A 是B,如果这个B 还可以分,则A 不是实体,只有当B 不可以再分的时候,这个A 才是实体。莱布尼茨说,我们的世界最终将拆成单子。这个单子,就像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一样,完全可以视为今天所说的原子或粒子的前身,而莱布尼茨的时代还没有这样的物理思想。
莱布尼茨并非对现代社会的苦难无所察觉,但他的逻辑推演让他不能不接受这个世界最完美。因为按照他的推理,既然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而神是绝对的善,所以神造出的这个世界应当是完美的。那么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绝对完美的世界里,神要听任人类的始祖去吃智慧树上的苹果呢?莱布尼茨指出,因为神赋予了人类一个更加崇高的品质,即自由意志。如果人类有自由意志,同时又被给予一个完全无罪的世界,那么自由意志就毫无意义。所以为了保证人类的自由意志可以正常使用,就要允许人类去犯错,而犯错后去纠正错误的过程,就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得以运用的体现。所以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但并不等于每件事都尽善尽美。
由此可见,莱布尼茨对世界有着超过他的那个时代的惊人深刻的理解,开启了当代世界的很多可能领域。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最后一步,像牛顿一样,归为上帝之手。虽然最终的结论是错误的,但其推演过程中却包含着超出常人的智慧。
莱布尼茨(1646-1716)和《单子论》
伏尔泰对莱布尼茨的批评是典型的政治攻击
伏尔泰批判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的时候,并没有去追溯莱布尼茨这句话的来龙去脉,也没有去细析莱布尼茨的思考语境,而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根据简单的个人经验,断章取义地加以批判,并通过夸张漫画手法将其进一步变得看起来更加荒谬。事实上伏尔泰并非对莱布尼茨一无所知。1733 年与夏特莱侯爵夫人相恋后,伏尔泰曾将笛卡尔、莱布尼茨和牛顿的科学思想介绍给侯爵夫人,并出版了《牛顿哲学原理》,首次将牛顿的理论介绍给还没有高等数学基础的读者。侯爵夫人自己也出版过《物理学研究》,翻译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并发现了物体的动能与其速率的平方成正比。可惜的是,伏尔泰的现代科学修养较弱,侯爵夫人又更钟情于牛顿的理论,这让他们没有对莱布尼茨做更深入的了解。伏尔泰在《老实人》中的批评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是典型的政治攻击。
伏尔泰将卢梭的宗教观视为与莱布尼茨“一切皆善”同一派别
莱布尼茨1716 年去世,《老实人》创作于1759 年,其间相距半个世纪。据作家罗四鸰在《伏尔泰的无厘头》中非常巧妙地发现了当时发生的几件事情之间的联系,由此可以看到的是,《老实人》直接攻击的未必是莱布尼茨,而非常可能是当时的卢梭。
伏尔泰确实在《里斯本的灾难》中质疑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但语气是客观的磋商,对莱布尼茨不无尊敬。那么为什么会有《老实人》中风格的大变,无疑与卢梭的《论神意志书》有关。事实是,三年时间卢梭一直与伏尔泰针锋相对。不能不承认,卢梭虽然有深刻的思想,却不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对所有批评他的人都会睚眦必报。伏尔泰对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批评导致卢梭处处与伏尔泰唱反调,最终激怒了伏尔泰。伏尔泰非常深刻地看到卢梭的所有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人之初性本善,一切错误都是社会造成的。无论是卢梭对自然的推崇、对文明的批判,还是他的天性教育理论和社会契约论,前提都是自然人性是善的。而卢梭的这一看法,实际出自他的宗教观,即当时在社会上占主流的“神义论”。
这与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中越来越占主流的自然神论相比是保守的。自然神论相信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但之后就不再参与世界的运行了,卢梭则坚信创造世界的上帝是善的,恶只是后天社会的影响。对于上帝的至善、全知、全能与罪恶普遍存在之间的矛盾对立,正是莱布尼茨在《神义论:关于上帝美善、人类自由和罪恶起源的论文》中最早明确地对它进行过解释,即一切皆善。不能不承认,卢梭对莱布尼茨思想的哲学起源并不清楚,倒是他的宗教思想更接近伏尔泰在《老实人》中漫画式的顽固的邦葛罗斯。
由此可见,启蒙运动的思想有一部分起于不同立场之争,理解启蒙思想必须了解启蒙思想家们之间的恩怨与争执,才能真正看清各种主张的真正出发点和意图,也才能看清各种主张是一种政治立场还是真正的哲学思想。
卢梭(1712-1778)与代表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启蒙运动派通过哲理小说来表达想宣传的政治思想
启蒙运动一般以1750 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主要以孟德斯鸠和早期的伏尔泰为代表,提倡政治改良。后一阶段是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派”为代表。
1751 年,一个书商请狄德罗编写一部百科全书,狄德罗任主编,达朗贝尔任副主编,法国文化界的很多名流都参加了编写工作,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爱尔维修、霍尔巴哈等。原则上百科全书是一部知识性的词典,但是狄德罗把他的《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手工艺大词典》变成了一个政治宣传的阵地。比如说在“幸福”这个词条下会有“道德可以与宗教无关,而宗教则常常和伤风败俗联系在一起”,难怪他的《百科全书》出版后立刻引起了法国政府的惊慌和查禁,编辑者中有人被关进监狱,有人被迫流亡。《百科全书》的出版实际上动摇了法国既有的社会观念,起到一种反对传统思想的作用。
必须承认,启蒙运动的文学价值并不很高,其真正意义就好像中国的“五四运动”,带来了一场观念的革命,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立场突然遭到断然否定,对社会的震动是巨大的。由于启蒙文学的目的是用文学来宣传政治思想,所以理解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复杂这些常见的文学主题都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把自己的政治思想通过喜闻乐见的讲故事方式传播给大家,所以他们的小说也被称为哲理小说,主要是表现作家关于政治、法律、道德、文学方面的启蒙观点。在这些启蒙文学中,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表述了与《老实人》类似的主题。
狄德罗(1713-1784)是第一部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由此形成了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
狄德罗《拉摩的侄儿》用归纳法来概括人性时,方法和对象无法统一
不过虽然批评莱布尼茨,《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却只抓住莱布尼茨的结论大做文章,对莱布尼茨结论的出发点和论证方式并不关心,甚至简单地丑化歪曲。莱布尼茨的结论是通过演绎法推演出来的,作为古典理性主义的三位代表人之一,他显然更认同理论的思辨推理而非经验的证明。演绎法的不同则在于,要证明这张桌子的存在,就必须有足够的推理,比如虽然看到了桌子在那里,但是是如何判断出桌子在那里的?而狄德罗在对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加以讽刺性再现的时候,却用普通人都能理解的直觉经验替换了莱布尼茨的哲学性思辨推理。显然狄德罗的这种方法普通读者更能理解和接受,因此对莱布尼茨的杀伤力更大,但实际上却歪曲了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所开启的现代哲学。这样,与伏尔泰一样,狄德罗对莱布尼茨的批判实际离开了不同思想之间深层次的理解和交锋,把批判变成了简单的歪曲和经验性的口号。这正是启蒙运动最薄弱的地方。
但其实狄德罗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家,这突出体现在《拉摩的侄儿》中。恩格斯称这部作品为“辩证法的杰作”。狄德罗在其中看到最终的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而是人性的的矛盾和支离破碎,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人会在不同的时刻和不同的环境下做出不同的选择。
此外,狄德罗通过拉摩的侄儿的经历,推出一切种类相互吞噬,各种地位的人相互吞噬,这就像哈姆雷特从母亲的改嫁推出女人都软弱一样,是在做经验主义的归纳。但是,正如他自己也意识到的,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含混矛盾、不断变化的社会,归纳法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的缺陷已经暴露了出来。他的方法和对象必然会冲突,无法得到一个统一的结论。这是狄德罗的困境,但也是启蒙运动主流思想家们共同面临的困境。
狄德罗的哲理小说《拉摩的侄儿》写于1762年,生前并未发表。右图为1875年版《拉摩的侄儿》插图
冷的文章条理周密给人智慧,热的文章更多让人情绪激昂
法国传记家莫洛亚曾说过,正如17 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18 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1778 年当伏尔泰从瑞士回到阔别29 年的巴黎时,受到了巴黎人的夹道欢迎。同年他在巴黎逝世后,他的灵柩车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教会我们热爱自由”。伏尔泰一方面在政治上宣传进步的启蒙思想,另一方面在文学上又非常保守。在政治和文学上的矛盾就是启蒙运动的思想革命的方式。
学者陆建德对类似的文体有过一针见血的分析——“冷的文章”与“热的文章”。冷的文章“其虑也周,其条理也密,读之使人疑、使人断、使人智慧”,而热的文章“其刺激也强,其兴奋也易,读之使人哀、使人怒、使人勇敢”。换句话说,冷的文章就是侧重对问题本身的分析思考,强调周密的推理,作用是启发读者的批判性逻辑分析能力,最终开启读者的智慧;热的文章则是那些情绪激昂,能使读者冲动的文章,这种文章并不重视问题的真伪,重要的是将自己的立场旗帜鲜明地表现出来,越偏激,越简单夸张,就越容易激发读者的极端情绪,让读者能够在激动中勇于行动。
莱布尼茨也提到过两种命题。一种是必然命题,就是用逻辑可以推演出来的命题;还有一种是偶然命题,是断言型的命题。莱布尼茨说只有用逻辑推演出来的命题才是真正的命题。冷的文章和热的文章的论断方式说起来就是莱布尼茨所说的两种命题,前者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后者建立在论断之上。
“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的墓地及墓碑词
“热的文章”让伏尔泰错失了莱布尼茨的真正理性
由此可以看到,哲学上的理性主义代表人物莱布尼茨被高扬理性的启蒙运动用热的文章骂得狗血淋头,显然政治上的理性与哲学上的理性其实是两个概念。或者也可能是,启蒙文学跟古典主义文学一样,高举理性的旗帜,却未能真正理解理性的含义,因此他们实际所做的依然是情绪的宣传,可以唤醒民众采取行动,却未必能启迪民众理性思考。这也是为什么在其影响下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最终变成狂热的派系屠杀。法国大革命后期的行动里更多的是狂热冲动,不分青红皂白,显然不是理性主义应有的冷的文章,而是这种革命的热的文章。
当然,不光现在的社会理论家,莎士比亚在启蒙运动之前就已经认识到,鼓动民众真正需要的不是冷的文章而是热的文章。这就像奥巴马在竞选演讲中不断重复“yes,we can”一样,对于政治行动来说,重要的不是思考为什么“我们能做到”,重要的是亮出自己的立场,用不断的重复激起民众的情绪,让他们接受同样的立场。热的文章是论断式的,也是鼓动群体民众的方式,对摧毁敌对的力量尤其有效,可以用共同的敌人唤起群体的仇恨情绪。但是这种热的文章对于经济建设却非常危险,因为其中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冷静客观的思考。启蒙思想家也正是在这样的热的文章中,错失了莱布尼茨思想中的真正理性。
谢选骏指出:人問“伏尔泰为何要丑化莱布尼茨”?——我看伏爾泰(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比和萊布尼兹(1646年7月1日——1716年11月14日)晚了將近半個世紀,因此前者對後者的異議説不上是“醜化”,最多是一種“批判”罷了。可以佐證的是,這兩位“偏巧”還都是狂熱的“中國粉”——對中國文明進行了不遺餘力地歌頌(伏爾泰)和推薦(萊布尼兹)。所以我看,伏尔泰完全沒有理由“丑化”莱布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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