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帝國時代和王國時代屬於“兩個中國”

《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之六十——开眼看中国（二）：蒙田与伏尔泰笔下的中华文明》（毛峰2016年06月14日）報道：

近现代的全球史、中国史，遭到启蒙主义独断自欺的片面史学、全盘西化史学的肢解、扭曲、污损与遮蔽，以至于全人类闭目塞听，拒不思考日益迫近的全球生态灭绝与人文系统紊乱，拒绝承认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和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所揭示的全球生态灾难背后的人文灾难：启蒙进步主义邪教，荒谬而狂妄地自诩为万年文明的“拯救者”，不惜为其乌托邦主义的空头支票，肆意扭曲全球自然生态、历史人文传统与人性基本的道德判断力。

譬如，中国自伏羲时代开始，就始终是吸纳各部落、各文明为兼容并蓄之生命整体的伟大文明共同体，汉唐宋明各伟大朝代，都通过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众多途径，与全球各国进行自由商贸、文化交流与文明互动，中国人从来就是“开眼看世界”的：举凡器物、制度、文化、宗教等，自由出入中国，不受限制，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异质文化，不仅能自由传教、设立教堂、吸纳信众，这些原本会激起巨大宗教——种族纷争的行为，在中国完全可以自行其是、彼此相安无事；不仅如此，佛教形而上学、基督教神学所依托的西方科学思想，还融入了中国固有文明，唐宰相房玄龄、大将郭子仪、明大臣徐光启等，都曾分别加入过“景教”等早期基督教派或天主教耶稣会，这些道德修为，并不影响其安定社稷、爱护百姓、倡导文教等儒家大臣的固有作为。

“开眼看世界”是中国人建立稳固繁荣的大一统文明的先决条件。清末，一些全盘西化分子，为了自我炫耀其留学经历，认为当时中国人都是闭目塞听、保守僵化的，伪造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这一概念，把郭嵩焘、魏源等人推尊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言下之意是：其余中国人都是“不开眼”的闭目自困之徒，除了向留学归国者跪求“开眼良药”外，别无出路；种种妄造，不过是为其“去中国化”、甘当“洋奴买办”自辩、自我鼓吹而已：从远古中国人的远航美洲，到近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再到历代华侨勤奋经营各大洲侨居地的事业成功，都是这一胡说的反证。

倘若当时真有“不开眼”的中国人，则仅仅是一小撮窃据神州、把持朝政的满清权贵大臣及其没落附庸而已。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一大批洋务自强运动的中坚，民国七贤等一大批学术思想宗师，都是积极吸纳外国工商科技、人文知识，用以振奋民族固有精神（儒家仁义信念）的伟大贤哲；陈寅恪《王观堂挽词并序》开言所谓“汉家之厄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对洋务自强运动（中兴运动）由于倭寇战起、康梁挟裹光绪狂妄谋废大权在握的慈禧而一再遭遇重大挫折而惋惜不已，然自强运动的精神——中学（儒家宪政）为体、西学（工商科技）为用的基本文明理念，陈寅恪笃信坚守不移，直至文革爆发前夜，吴宓自四川冒险走访远在广州的陈寅恪，叹服其“坚守中体西用说而矢志不移”也！

孔子《易传》曰：“知几，其神乎！”几者，时机恰当而措置适宜之谓也；《论语》曰：“时哉！时哉！”能顾全大局、精准把握时机、稳妥推进“事几”而有所造就者，乃君子也，非康梁之徒狂躁冒进、挟裹刚刚亲政的光绪“数天之内百道诏书”，手无寸铁却阴结袁氏妄图兵围颐和园以废太后，如此荒谬之举，岂不葬送国家社稷？！康、梁窜逃东洋，倭寇容其鼓噪，以乱国内人心，康氏寿辰，有人赠挽联戏之：“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何为？”以“有为”两字嘲讽其为“妖孽、贼”，清末民初笔记多载之，其遭人痛恨有如此者。

无奈，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下不能从容“中兴”、“自强”，各种“速变”、“全变”之说甚嚣尘上，钱穆《国史大纲》揭示剖析，颇为到位：待中国从容而稳步地展开其民族中兴、国家自强之伟大事业，这伙抱定“全盘西化”宗旨、实则“食洋不化”、“挟洋自重”的老贼、新鬼，又如何再招摇撞骗呢？历史教训告诫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前提，是“开眼看中国”，即梁漱溟所谓“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之知己知彼，闭目塞听却自困于“全盘西化”则必败矣！

近代早期，16-19世纪广泛传播3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热”思潮，就是一个著名例证：文艺复兴时期的中晚期、启蒙主义初期，激进派（卢梭）史学尚未占据欧洲思想主流地位，这个“黄金时代”（从蒙田、维科、赫尔德、歌德到海顿、莫扎特的艺术鼎盛之年），乃中西文明“交互传播”的伟大时代。

1，蒙田、斯卡利哲，透彻论析中国

在1585年至16世纪末的短短20年间，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一版再版、共出版了30种版本时，法国现代学术思想巨匠、现代哲学与现代随笔的重要创始人、无与伦比的现代怀疑主义、生命主义、人文主义哲学大师米·埃·德·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就在该书的法文版译本上，加以批注，并评论说：

中华帝国的政体和艺术在许多杰出方面都超过了我们。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中国由国王派出的钦差大臣巡视各地，惩办地方上的腐败官员，褒奖清廉秉正者。

从蒙田对中国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呼吸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将降临之际的清新气息：蒙田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对当时欧洲现状的批评、对欧洲以外的“辽阔而变化无穷”的文明历史（中华古典宪政体系、大一统文明为代表）的全新感受、试图全盘了解历史、改进文明制度的激情、那种文明正经历青春期时所特有的空间感与想象力……这种种自然流露于笔端的清新感触，实际上已呼唤着人文主义、生命主义时代的来临，而中华文明则历史性地担当着启迪理性、智慧与道德的“启蒙者”的传播角色。

杰出的人文主义科学家斯卡利哲（Joseph Justus Sacliger,1540-1609）在1587年写信给蒙田谈到该书时，一语道破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华文明的推崇、对基督教僵化统治下的欧洲社会现状的激烈批评：

和中国这一令人赞赏的王国比较起来，我们法国人太渺小了。我们法国人之间非但不能和睦共处，而且互相厮杀，中国人却安逸地生活，在法律上井井有条。单凭这一点，中国人就会指斥我们，就会使基督羞愧难容。”

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哲学家和科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Leibniz,1646-1716）不仅凭藉自身的研究，将儒家思想和中华文明传统，提升到全欧哲学和人类文明传播的高度加以思考、汲取，更积极推进在德国、奥国、俄国、波兰等国设立旨在促进科学研究尤其是汉学研究的“科学院”。据说他曾致函康熙皇帝，建议在北京也设立这样一所科学院。1700年，莱布尼茨出任柏林科学院首任院长，他明确主张，以柏林科学院为手段，“打开中国门户，使中国文化同欧洲文化相互交流”。

莱布尼茨以希腊神话“金苹果”故事作为隐喻，提出了在文明传播学上的极其著名但却少有中国人注意的评判：

假使推举一位智者来裁定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哪个女神更美貌，那么他会把金苹果交给中国人。

他高度赞赏中国社会以儒学为中心的仁政德治模式和以“礼”为调和剂的社会关系准则，中国社会正是由“理性”创造的和谐王国，而灾难深重、道德败坏的欧洲应当向中国学习摆脱现实苦难、建立和谐社会的正确道路：

我担心，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将在所有值得称道的方面落后于中国人。……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神启神学一样，是很有必要的。

莱布尼茨所言极其精辟透彻：儒道佛所遵奉的自然生机主义的哲学智慧（自然神学），与西方基督教神启（天启）神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彼此完全可以相互对话、交流甚至融会，就像唐代宰相房玄龄、大将军郭子仪是朝廷重臣、儒家名士，同时又是新传入的一个基督教派的信徒一样。

传统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中担当儒家的传播角色，而在私人生活中尽可以是道家、佛家乃至任何一个教派以及生活方式的信徒。梁漱溟作为“最后一个儒家”亲口告诉来访的传记作者艾恺“我是一个佛教徒”惊得艾恺瞠目结舌的故事，鲜明揭示了一点：西方文明宗教信仰上独断偏执、近代启蒙主义厚今薄古、自设樊篱、割裂历史的思维偏执，与中华文明兼容并蓄一切人类普世价值的巨大优越性，悬如天壤也。

莱布尼茨主张中西文明之间“交流我们各自的才能，共同点燃我们的智慧之灯”，位于大陆两端的欧洲和中国，拥有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现在，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又相距最遥远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步使位于二者之间的各个民族都过上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东西方关系是具有统一世界的重要性的媒介。”伟大欧洲哲人的预言，如今正成为21世纪最显著的世界现实。

著名科学史家、自称道家传人的思想巨匠、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瑟，充分肯定了中国哲学借助莱布尼茨等人的思想，传入欧洲，促成了欧洲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和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巨大进步：“随着莱布尼茨而传入欧洲的那股潮流，推进了今天对有机自然主义的广泛采用。”

继莱布尼茨之后，在充分肯定、积极评价以及创造性诠释中华文明传统方面，伏尔泰、魁奈等有别于启蒙-实证主义主流的杰出启蒙思想家发挥了巨大的传播作用。

2，伏尔泰尊孔子为“全人类唯一师表”

欧洲启蒙运动的伟大领袖、被尊为“18世纪的良知”、著名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伏尔泰（Francois-Marie de Voltaire,1694-1778），将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与启蒙思想中“开明的人文主义”（非卢梭等人狭隘的乌托邦主义）进行高层次融合，强有力地推动欧洲近代的伟大变革。

他称赞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尤擅长政治治理和社会风俗的培养：

中国人很早具备对社会有用的各种事情的知识和实践，虽然在科学方面没有取得像我们现在一样的进展……但他们使道德至善至美，而这正是科学首要的东西。

他尊孔子“实为天下唯一的师表”，孔子学说教人以德，使普遍的理性抑制人们利己的欲望，从而建立起和平与幸福的社会，使中国2000余年来得以国泰民安：“这两种东西（道德与治国）在中国已经臻于完善。”

伏尔泰判定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专制政体，而是在法律限制下的君主政体。这一根本判定，也是本书所谓“中华古典宪政制度的遗产”的学理基础。

伏尔泰认为，中国这种开明君主制度或君主立宪制度，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人类智慧再也不能设计出比中国政治更优良的组织：“他们的帝国组织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道德与政治、法律的结合，即中国式的德治主义，是公正与仁爱的典范。

伏尔泰等杰出的思想家，把中国文化尊为最合乎理性和人道的文化，内蕴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中华文明，成为有别于卢梭激进派的启蒙主义开明派、稳健派的智慧范型：“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时代的保护神……在欧洲人的心理上渐渐形成了一种多少被普遍承认的关于中国的概念，而且继续被人信守为一种模范……从中国，他们发现了一个完全新的道德世界。”

3，魁奈、米拉波、歌德：揭示中国人的灵魂

一种文明的物质基础、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受该文明的经济制度的严格制约。在这方面，被尊为“欧洲的孔夫子”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即从中国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中发现了“重农主义”经济理论的学理基础，他援引用来改革法国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实行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他在1767年发表的专论《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深刻地指出：“如果没有农业，各种社会团体只能组成不完善的民族。只有从事农业的民族，才能在一个综合的稳定的政府统治下，建立起稳固和持久的国家，直接服从于自然法则的不变秩序。因此，正是农业本身构成了这些国家的基础，并且规定和确立了它们的统治形式……农业的发展或衰落必然取决于统治的形式。”

魁奈敏锐地觉察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作为“第一产业”的举足轻重的基础地位，并且意识到农业生产方式与国家统治形式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一点正揭示出中华文明的制度性基础：“在中国，租地农民的地位高于商人和手工业工人……这（单一、较低的农业税）就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由政府如此杰出地遵循的学说（及政策）的基本原则”。

换言之，以农为本、国家经济政策向农业倾斜的文明，就是符合“自然秩序”、“自然法则”的最合理的文明：

广大的中华帝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是建立在对于自然法则的认识基础上的……因此，完全可以作为一切国家的范例。

他解释用“专制制度”一词称呼“中华帝国”的原因：“用专制一词来称呼中国政府，是因为中国的君主独掌国家大权”，但是，“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并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所以，“在那个帝国的统治中，一切像它赖以建立的普遍和基本的法则不可改变一样，是永远稳定和永远开明的。”

魁奈所谓“中国的君主独掌国家大权”的看法，只适用于明清废宰相、建内阁以后，特别是满清时期的政治运行，明代政治的阁老（大学士）、六部以及一般官民，也通过廷议、封驳、督察、清议、上书言事等制度分享国家治理权，《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六章“中国的政府机构”对此有第一手的记录与论述。魁奈所谓“专制制度”至多可称“开明专制”或“古典宪政”制度而已。

魁奈特别景仰中华文明的奠基人孔子：“中国人把孔子看作是所有学者中最伟大的人物，是他们国家从其光辉的古代所留传下来的各种法律、道德和宗教的最伟大的革新者”；孔子“坚贞不渝，忍受着各种非难和压制”，是一位具有崇高声望、立法明智、要求在全民中树立起公正、坦诚和一切文明风尚的“贤明大师”。

魁奈的学生米拉波，著名知识与政治领袖，在老师葬礼上发表的著名演说，更直探中华文明的内在灵魂：

孔子的整个教义，在于恢复人受之于天而被无知和私欲所遮蔽的本性的光辉和美丽……对这种宗教、道德的伟大箴言，似不可能再有增补……

魁奈本人，曾在综合考察中国的教育、科举、谏议、文官（学者）内阁、司法制度等各个方面后，总结性地得出了18世纪启蒙-人文学者对中华文明的总体评判：“一个繁荣和持久的政府，应当按照中华帝国的榜样”。

这样，经历3个多世纪的努力，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凭藉传教士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凭藉启蒙-人文主义伟大学者，在新的人文主义哲学思维的观照下，对中华文明的深刻洞察与创造性诠释，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莱布尼茨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伏尔泰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政治、社会治理的伟大完善机制，而魁奈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这一文明的最深的制度基础。

对照当时欧洲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政治动荡和法国大革命恐怖专制主义政治的倒行逆施，“中国形象”更是大放异彩，成为启蒙-人文主义思想家呼吁进行理性化、人道化改革的最强大、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和舆论武器。

中华古典文明的各种制度，通过这些学者的诠释、传播，直接促成了欧洲及全球近代化的伟大变革，其巨大的文明传播学意义，至今仍令中国人深思、反省：我们作为中华10000年伟大文明传统的直接传人，我们是如何传承、诠释、弘扬、建构、激活自身文明的深广活力的？

“中国热”在18世纪的欧洲达致新的高潮，举凡饮食、家居、服饰、园林、建筑、绘画、工艺美术、文学艺术、人文社科等领域兴起一股模仿、吸收中国文化的观念、式样、趣味、风格、情调的热潮“中国风”。

影响所及，伟大的德国诗人、被尊为“魏玛的孔夫子”的思想文化巨匠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Goethe,1749-1832）在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时提出了“世界文学（文化）的时代即将来临”的著名预言，并且精辟地指出：“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数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他在《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深情地表达了欧洲近代文明中最具理性深度和情感强度的、渴望吸收中国文化的普遍精神取向：“视线所窥，永是东方。”

4，“中国热”退潮的历史镜鉴意义

持续3世纪之久的“中国热”短暂退潮的深刻原因，在于满清政府的高压、僵化、拖沓的内外政策，促使中国国力跌落、形象受损，而那些原本落后的西方国家譬如英德等国，却在积极借鉴中国儒家人文思想与治国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内外开放的灵活政策，成功赶超中国而后来居上。

美国学者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1943-）在《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一书结尾处，以富于启发意义和反讽意味的笔触，描述了1793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在中国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这一标志着1500-1800年中西文明富有成果的相遇历程的落幕：

尽管中国的荣耀仍是一目了然——庄严的陈设、精致的帷帐、成群的随从、掌控外国使节的能力——但衰落的征兆已经呈现……乾隆皇帝正在日益衰老，他的衰老引发了他对一个外表俊朗的年轻侍卫的迷恋，只因为他的英俊面庞，使他回忆起失去的宠妃。此人就是贪污腐化的和珅，正是他加剧了18世纪末中国的衰落。这些迹象在马戛尔尼看来如此明显，他把中国比作一艘硕大的漂浮着的轮船，正在危险地四处游弋。虽然马戛尔尼使团的出使是一次外交失败，但在东印度公司看来，其所获取的信息可以抵偿他们的赞助费用。这些信息在以后的两个世纪被很好地运用于英国赶超中国的伟大事业中，直到1997年英国人被逐出香港。

仔细观察中国自1979年以来重新开启的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伟大进程，我们发现了文明传播史的不变铁律，这一铁律，在中华文明的黎明时分，就已被《尚书》和《周礼》揭示无疑——任何公共权力的产生，不是为了当权者的荣耀和利益，而是为了普天下的公共利益。

《尚书》、《周礼》的古典宪政语汇是“敬天保民”，而实现公共福利的最大宪政保障，就是当权者与人民大众必须共同遵循一套合理的文明传播秩序——普遍信守的公共信仰体系（仁义礼智信）和教化体系（诗书礼易春秋等文献所揭示的道德准则——义在利上、义利均衡等），为此，政府必须实行内外改革与开放，以确保人口、资源、财物、讯息、物质精神利益等一切人间价值和品质的合理流动，政府只有在公平、开放的法制环境中，才能建构起促进公共福利的公共服务体系的运行，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乾隆皇帝与和珅恋情触发的贪腐与停滞循环相生的文明悲剧的重演，也才能确保中华文明在复兴进程中进行伟大的价值创造。

当代中国的飞速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战略挑战：如何建构、设计、传播一个与其历史、现状和未来相适应的、恰如其分的文明形象。美国高盛公司顾问、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因提出“北京共识”而引起国际瞩目的战略分析家乔·库·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目前最大的“战略威胁”在于“国家形象”的不确定、内外评价的巨大反差。

他援引一些国际知名的调查机构在最近数年对全球十几个国家的受访者进行调查分析的数据，发现：在人们对中国的评价中，“难以亲近”、“不可信赖”是几乎满分的评价，除“充满活力”一项外，其他诸如“有创新力”、“可靠可信”等许多方面都得分很低，并且在“其他国家如何看中国”和“中国如何看自己”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他认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危机、声誉资本的匮乏，不仅增加经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诸方面的成本，更不利于营造缓和的国际环境。

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目前正遭受贫富悬殊、经济失衡、社会动荡以及资源、环境、生态灭绝等全球内外问题的巨大困扰。敏锐的西方学者譬如汤因比、郝大维、安乐哲等人，在《历史研究》、《先贤的民主: 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等一系列名著中，从历史哲学和“社群主义民主”理论出发，重新审视儒家民主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刷新了以往对儒家思想、宪政体制的认识，为中西文化克服成见、在人文价值的基础上创建全球共同体社会开辟了一个重要的对话与传播平台。

本人认为：以固有文明传播的强大资源（儒释道等普世价值、古典宪政机制、天地人大一统文明传播遗产）为基础，塑造一个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各自独立又交流互动、补充的社群主义民主机制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平台，不仅有助于树立中华文明在参与并引导全球事务中，享有崇高的道德威信和巨大的“声誉资本”（软实力之一），更足以洗刷中西近现代交流中的一系列错位、误读、紧张与传播失败，进而有助于廓清近现代以来，全盘西化的中国人文学术思想，缺乏深邃鲜活的独创性、诠释力以及实践性等诸多积弊。

开眼看中国，将是长期的文明传播任务。

谢选骏指出：人説——譬如，中国自伏羲时代开始，就始终是吸纳各部落、各文明为兼容并蓄之生命整体的伟大文明共同体，汉唐宋明各伟大朝代，都通过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众多途径，与全球各国进行自由商贸、文化交流与文明互动，中国人从来就是“开眼看世界”的：举凡器物、制度、文化、宗教等，自由出入中国，不受限制，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异质文化，不仅能自由传教、设立教堂、吸纳信众，这些原本会激起巨大宗教——种族纷争的行为，在中国完全可以自行其是、彼此相安无事；不仅如此，佛教形而上学、基督教神学所依托的西方科学思想，还融入了中国固有文明，唐宰相房玄龄、大将郭子仪、明大臣徐光启等，都曾分别加入过“景教”等早期基督教派或天主教耶稣会，这些道德修为，并不影响其安定社稷、爱护百姓、倡导文教等儒家大臣的固有作为。

我看——上述説法，不知“帝國時代”和“王國時代”屬於“兩個中國”。其實呢？帝國時代的中國例如秦兩漢和元明清，殘暴專制保守封閉僵死；王國時代的中國例如先秦三代和唐宋，鬆弛多元開放活力……而《世上的一切系列随笔》甚至把古史傳説、偽古文尚書等等當作信史來“引經據典”，結論自然大謬矣，尤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