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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20日星期日

谢选骏:给大儒当外教是無法改變中國的


《利玛窦,给明朝大儒当外教》(吕文利《环球人物》2016年第6期)報道:


人物简介:利玛窦(1552年—1610年),意大利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是天主教在中国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


“我也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的国度,因为在远东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地方那么富饶丝绸,那个国度的居民无论贫富都穿丝着绸,而且还大量地出口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葡萄牙人最乐于装船的大宗商品莫过于中国丝绸了:他们把丝绸运到日本和印度,发现那里是现成的市场。住在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也把中国丝绸装上他们的商船,出口到新西班牙(即墨西哥)和世界的其他地方。”


这段“丝绸之国”的文字,来源于《利玛窦中国札记》。其作者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事业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他从西方来到东方,以“西方僧侣”的身份和“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和西方文明,让东方国度认识了遥远的西方。


违背父命当传教士


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山城马切拉塔,这是由罗马教皇统治的地带,宗教氛围浓厚。利玛窦从小在耶稣会开办的学校读书,对于成为传教士抱有极高的热忱,但这与父亲期望他当官的想法背道而驰。16岁时,父亲送他去罗马大学学习法律,希望他将来能进入仕途,混个一官半职。但成年的利玛窦显然有自己的想法,19岁时,他写信给父亲,表明要加入耶稣会,不愿意结婚等。


1572年,利玛窦进入耶稣会的罗马学院,学习5年。在罗马学院,他学习了神学、地理学、数学、天文学等领域的知识。


利玛窦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欧洲国家极力寻求海外贸易并扩大其势力范围的时代。从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向欧洲展示了遥远富饶的东方之后,西方人对东方的向往与日俱增,他们的海上探险也日益频繁: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1497年,达伽马绕好望角到达印度洋,欧洲人发现可以通过这条航道直达远东;随后,欧洲商人沿这条道路到达了印度、马六甲,然后到达中国;紧随其后沿着这条航线而来的,是传教士。利玛窦就是其中一员。


1577年,耶稣会总会派遣利玛窦等人前往印度。 1578年3月,利玛窦与伙伴起航。他们在船上困居了半年,终于在1578年9月到达了印度西岸的果阿。在果阿待了4年后,利玛窦被调到澳门传教,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1583年,利玛窦与同伴来到当时的两广总督驻地肇庆传教。在肇庆知府王泮的帮助下,他们在当地一座寺院边上得到一块土地,并于1585年建成中国内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仙花寺。


儒生装扮融入当地


为了更有利于传教,利玛窦开始认真研究中国文化,他首先选择的研究对象就是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佛教。他发现,佛教在某些方面与天主教有所相似:两个教派都主张禁欲,都有庄严的建筑、塑像和大钟等等。所以一开始,利玛窦常以一身佛教僧人的打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但几年之后,他发现这是错误的——在当时,洋人和和尚的名声是很糟的。所以利玛窦决定转变形象,1595年夏天,他给好友写信时说:“我们蓄起了胡子,也把头发留到齐耳长。与此同时,我们穿上了当地文人在社交场合的那种特别服装。我头一次留着胡子外出,而且还穿着中国达官贵人访客时穿的衣服。”利玛窦口中的特别服装,事实上是中国儒生的服装,也正是靠着这种形象,利玛窦渐渐融入当地社会。


利玛窦的出现也让当地知识分子第一次有了“开眼看世界”的机会。利玛窦将一幅世界地图挂在天主教堂的大厅里,来的人都很好奇,因为中国并不在世界中央,中国之外还有很多国家。利玛窦滔滔不绝地向访客讲述自己是哪里人,从哪里出发,中途又经过哪些地方才来到中国。王泮就让利玛窦把这幅地图翻译成中文,刻印出版,利玛窦绘制了一幅比原图还大的地图,命名为《山海舆地全图》。


然而,利玛窦在肇庆的生活并不全是愉快的回忆。当地人并不尊重传教士,看到他们可以不劳动就拥有很多钱,就以为他们是炼金术士,这也是当时大部分中国人来拜访他的主要目的之一。民众如此,官员更甚。1589年,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看上了利玛窦苦心经营了几年的教堂土地,想要占为己有,无奈之下,利玛窦只能离开肇庆,前往韶州(现广东韶关),这是他在中国大陆传教的第二个据点。


在韶州,利玛窦的最大收获是招收了瞿汝夔为弟子。瞿汝夔是礼部尚书瞿景淳之子,虽然聪明无比,但是无意仕途,沉迷于炼丹术,偕妻周游各地,遍访高人。他一开始接触利玛窦,也以为利玛窦会炼丹术,但随着进一步的接触,他被利玛窦的才学所吸引,拜他为师,学习天文、算术。瞿汝夔主要研习的“教材”是利玛窦在罗马学院时期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的名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注释本,瞿汝夔还尝试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第一卷,这个翻译工作后来由崇祯朝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接棒完成。


结识众多达官贵人


由于瞿汝夔人脉甚广,利玛窦得以在他的引荐下认识了很多达官贵人,传教活动渐有起色。


1596年,利玛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监督,全权处理中国事务,耶稣会要求他尽全力接近万历皇帝朱翊钧,以便争取皇帝的支持。1601年,利玛窦终于到达北京,第二天太监就将耶稣像、圣母像、万国图、大小时钟、玻璃器皿、日晷等贡品送进宫内。由于朱翊钧早就不上朝了,连新入阁的大臣都不知道朱翊钧长什么样,所以利玛窦一直没有见到他。但朱翊钧对利玛窦送进来的物件非常感兴趣,还让人画了一幅耶稣会教士的全身像,由此,利玛窦获准在北京居住,发展他的传教事业,还于1605年在宣武门内大街创建南堂。这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天主堂。


在北京,利玛窦继续与一些知识分子和上层人物交往,主要有徐光启、李之藻等。徐光启在未中进士前就与利玛窦结缘,他在一次途经南京时,结识了利玛窦,由此了解到天主教,而利玛窦在天文历法上的造诣令他神往,于是,他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加入了天主教。1604年,徐光启赴北京应试,中进士,此时利玛窦也在北京,徐光启就继续向利玛窦学习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知识。为了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两人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每天早晨都会面,终于翻译完了前6卷,并于1607年刊刻。这是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严谨的演绎逻辑,关于三角形的性质、全等,黄金分割等知识,都是中国原来没有的,令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叹为观止,人们纷纷来向利玛窦求教,学习数学成为一股风潮。


还有一位跟利玛窦学习的显赫人物就是李之藻。李之藻年轻时比较感兴趣的是地理学和制图学,曾在1585年绘制《中国十五省地图》,很是精确。后来因缘际会,在利玛窦那里见到了《山海舆地全图》,随即翻译刻制《坤舆万国全图》屏风。后与利玛窦同译《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等,待利玛窦去世后,又与其他西方传教士合译西方的科学著作共十余部,对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


利玛窦教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科学知识,使得来自欧洲的天文历法知识在政府的决策中发挥了作用。徐光启根据从利玛窦那里学来的天文学知识,每次预报天象都比钦天监准确。1629年,钦天监在一次推算日食时发生错误,徐光启被崇祯皇帝任命主持历法改革工作,这是明代历史上唯一一次历法改革。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努力下,一部吸收欧洲历法优点的新历《崇祯历书》出炉了,奠定了中国现行农历的基础。


1610年5月11日黄昏,利玛窦“直直地坐在床上,合上双眼,告别了人世”。后世认为,虽然他进入中国主要是以传教为目的,但他将传授科学知识作为传教的手段,客观上启蒙了一批中国科学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他又是西方第一批汉学家,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把“四书”译成拉丁文介绍到欧洲,证明了“丝绸之国”就是中国,欧洲所称的“契丹”和中国是同一个国家,还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茶和漆。他的《中国札记》是研究中西交通史和明史的必读书。


于中国而言,16世纪是一个封闭的时期,但于世界而言,这却是一个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发展、科学技术开始萌芽的重要时代。渐渐地,不论是在科学上还是经济上,西方开始赶超东方。而此时,利玛窦如同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转站”,成为西方先进科技在中国的传播者,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过去从不曾了解,也从不曾在意的西方世界。


谢选骏指出:人説“利玛窦给明朝大儒当外教”;我看“給大儒当外教是無法改變中國的”,因爲越是大儒越是不堪一擊。果然,利瑪竇死後不久,他的上層路綫的業績遭到滿韃殲滅,不得不化爲烏有。另外一面,留下數十萬草根教徒,可以等到滿清的滅亡。

滿韃子的俘虜亡國奴們,忘記了明朝的科學文明,卻沒有忘記基督的救贖。

上帝的福音——從每個人的靈魂入手,深深植入了文明的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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