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的文化哲学05

第四章社会界域的困扰



十二、宗教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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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感情曾是人类性格中最强大的生命表现之一。从表面看，它是违背理性的，带有超自然、超现实的幻觉性。但它的根须还是深深植入自然和社会现实的压力内层。它依据主体拥有的可能条件，对主体面临的压力环境，作出特殊的反应。这反应也许是有效的，也许是无效的；也许是过时的。也许是恰当。但却无可置疑地创造了许多事物（不论你如何评价这些事物），推动了许多进程。在信徒的心中，它高于一切，它包容人生最大的肯定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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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信仰──这是比心理水平高出一筹的“灵魂水平”上的反压力结晶。结晶的具体颗粒状态是在变易着的，结晶体的色泽也常在幻化之中，但结晶本身作为人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的一大桥梁，却始终恒在，以其可见或不可见的沟通力鼓舞绝望的人。可以借助人为之力消灭一种结晶，但很快又有另一形式的结晶应运而生，填补它的消失所留下的一片空虚。这已为无数宗教兴替、信仰浮沉的历史一再证明。正如统治的意志可以改定币值却无法随意改变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一样，统治的意志也无法消灭各种信仰所追求所表象的那些价值核。凭借暴力可以破坏价值细胞核之外的细胞质（即信仰所采取的外观形态），但再寻找一种新质，并非难事。



当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作为一种抗议的形式渗入社会生活：（而不仅仅是心理的、灵魂的生活）时，它的反压制基于这一功能的现实性，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在另一些时空之中，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则扮演着全然相反的角色──如宗教裁判所的党委书记们，借用了基督的名义，肆虐历史、暴殄文化、杀戮天才。这时它，的压制性和基于这一功能的现实性，同样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但不要把这两种根本相异的（宗教的或世俗的信仰）功能混淆甚至等同起来即便它们使用同一个神名与“教名”，采用着同一种“教规”、“教仪”、奉行同一套“教义读本”──服装并不等于肉体，更不等于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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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不信奉宗教，不屑于去信仰任何神圣或世俗的理念。这种宣称者，在神权政治时代被叫做“无神论者”；在科学的时代则被叫做“虚无主义者”。二者都拒绝把自己的心灵奉献给任何神明或任何实体（包括社会、科学、和人等等）。然而在人的行为方式中，在他对命运的认同和对生活的捕捉中，却透露出了他在心灵深处所信奉的那个“目标”：谁都不会全无信仰。



信仰是心理力量的一个依托，是任何人都在赖以活动的指南。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非宗教的宗教”，这也就是巴斯卡所谓“人生最大的赌博”。人靠各种各样的信仰和对信仰的各种各样的奉献而生活下去。在这一点上，现代的唯理论者与原始的唯灵论者并无二致。因为以往的信仰从根本上说都是超验的。理性及其逻辑辩证的手段，根本上只是证明信仰确实合理或确实谬误的论证途径。在历史上的“信仰破灭时代”，信仰还是悄悄地零散地存在着。这时的信仰形式是，人们竞相树起各自“本能的偶像”，把生活的信念，寄托在自己的官能上，用感觉的享乐，代替信念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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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批判意识常将传统的宗教的精神与迷信的态度等同起来，造成这倾向的缘由，盖有两种因素：一是传统宗教的退化，使对它的仪式和附属信念的虔诚为“迷信”。热情衰退后，留下的只是习惯。宗教僵死之后，留下的才是迷信。精神的习惯失去了博大精深的象征意味，因而变成可笑的迷信。二是现代唯理主义的精神领主，不惜曲解宗教的全方位性质，以便为自己的唯权力论扫清心理上和逻辑上的各种障碍。从马基雅维里到尼采，西方精神的整个世俗化过程，把权力崇拜推上了人类思想和社会心理的巅极。人们开始梦想着，去到诸神的精神尸骨上，建立人间的共产主义天堂。结果是创建了一大批地上的巴比伦，这些权力中心──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到纳粹社会主义再到操纵南京大屠杀的倭皇社会主义──把世界投入了大战国时代的血腥漩涡。所幸世界和文明没有因此而毁灭，相反，反为被压迫的民族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夺回了自己的独立与解放。权力至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在它自己毫无预见的情况下，遭到了“历史机制”（压制与反击）的报复与嘲弄。



在战国时代滚滚的烟云中，在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浪中，已经透现出这样一个启示：单调的权力至上论和枯燥的拜物教，满足不了人类精神需要的丰富性。如果承认宗教包含着高级的精神活动而不仅仅是种低级的骗术；如果承认宗教的情感并非有意识的权谋的工具（如像周武王那样对待殷周之际的宗教），即能清醒地发现，它与权力至上和拜物教观念实属两个截然相别的精神层次，这就是耶酥曾以“上帝”与“凯撤”分别表象过的两个世界。作为人类精神的极度升华（有时“过份”了）的表现，宗教更深地扎根在人类情感需要（而非物质需要）的土壤里。更忘我地游漾在人类潜意识之梦的汪洋中──因此，有其难以简单替代（如以权能崇拜或拜物主义）的特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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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像一切存在过的和存在着的事物一样，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的先后支配：抗者的命运与压制者的命运。形象地说，或是饥饿之极的青年，或是消化不良的老年。



具体看，行使着镇压功能的宗教信仰，迟早会使它控制的那些社会（如中世纪欧洲和明清时代的中国）趋于窒息状态：由精神文化力的窒息到社会生产力的窒息。只有当信仰作为解放者来到人民中间，挥发着自下而上的团结功能与自外而内的同化功能时，它才从正面推动了历史。我们赞扬作为反压制者来到世间的信仰，因为它透出了新生活的希望。这是一道强劲的曙光。它刺破积习的厚厚壁垒，将千万颗散乱但灼热的人心，重行催化成一簇瑰丽的生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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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信仰的社会化的凝固式，即为道德与礼仪。在日常生活中，它的影响比纯粹的信念更强大。道德与礼仪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一个社会的安宁与秩序。例如国家，虽说是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但要使其运转，也离不开道德与礼仪的辅助。许多史实表明，国家的起源尽管牵涉在暴力开创的嫌疑中，但维持它、发展它，却是和平生长力量的一大成就。故一个国家若不能完成由暴力向和平、混乱向有序、战争向法治等系统转换，是根本无法持久的。中国古代贤明的政治家们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因此对“创业”与“守成”的不同方法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结论至今启人深思。而欧洲人甚至直到十九世纪对此还尚未吃透。他们的理论以普鲁士杰出的战略家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为代表，过于推崇绝对的暴力，忘了人类的暴行是会受到心理承受力、社会承受力、文化传统承受力等多方限制的，并将招致暴力的反击。



例如，监狱和官僚机器，本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恐吓性的。与其说国家凭藉直接的暴力进行治理，勿宁说它更多作用于求安避祸的心理和习惯的惰性。国家存在的基础，是其居民自愿格守道德、自觉遵循礼仪。礼崩乐坏，将直接瓦解国家的存在；斯文扫地，则国之大难将至。一旦心性上的软件堤坊趋于溃决，那些硬件堤坊将是不堪一击的。法兰西巴士底狱的坍毁，即其一例。这时，监狱、衙门的硬度，脆弱得像是纸张一样。纵有千百万武装部队作为暴力压制的工具，最终也只是一大画饼而已，不能充饥。所以，渡过了危机、富于自信的国家都不致吹暴力（具体操作上是另一回事），而是奖励道德、倡导礼仪，它重视对社会软件的建设甚于对硬件的信赖。



但道德的压制功能一般大于它的反压制功能，因此，对文化本身的扩展说，它的消极意味过浓。只在特殊的压力状态下，反压制的势力才以纯化道德的神圣名义聚集起来，向业已软化的压制力量展开反击。道德的理想境界，常常远离它的实存功能。人只在少数有情有信的受压迫者的无声幻想中，道德的理想才会闪闪发光。虚伪的道德是纯然消极的，它只追求“防范”的功能，它实际上只是一颗“压制之果”。它不仅麻痹人的心智，还籍制、绑缚着先知者。



礼仪则比道德更具束缚力。它的束缚力表现在，哪怕它是在为反抗与创造效劳时，也是以其规范的功能，而非以释放的功能去从事开拓的。它帮助一度分散的反压制力凝聚在一个构架中，同心同德，全力以赴。反过来，礼仪又为群体成员行为作出了细致的硬性规定。因为，它是为应付群体生活的压力而设计发明的。群众心理，是其基本的考虑对象。因此，对于负有过剩精力的杰出者，礼仪就不免是一种讨厌的限制。原始宗教或秘密帮会的入门者，须经种种图腾考验或宗教宣誓（如红旗与渴血之类）的礼仪。这对意向不坚者。确有强化其意志、固定其选择的效果；但对意志特坚者，则无异于画蛇添足。对于存心不良的投机份子，任何宣誓也起不了约束作用。尽管如此，礼仪仍不可废，人群怎样，它的礼仪就怎样。



压制若不肆其淫威，从反面促进生命与文化的代谢，世界将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礼仪的积极性质除了在其促进、协调群体生活外，即在于此。在各种强制或半强制（通过主体的“内心认可”）的规范覆盖下，新的力，得以壮大──世界万物，无不因反差，而变得生机勃勃。





第五章生命界域的喧嚣



一，生命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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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内力拓开并幻化了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些眼花缭乱的表象世界。生命的内力。把自己的动人色彩镀在事物上，透入存在里，然后再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它、发现它、爱恋它。生命的力量，是对表象进行规定与不停推翻的主宰。生命力的形态，则隐在行为之海的底层，对表象的世界发布命令。就象希伯莱的耶和华，用他的“信息”开创了世界的各个层面，输送了各项光谱，塑造了各种生灵。



生命的内驱为是与生俱来的？囿于与生俱来的本能意识，我们也许只能如是设想。这一假定的形成，是遗传获得的反压抑力在起作用。即，生命在长期进化中集聚并传递着的逆境中的“美德”。仰赖这些物质化了的美德（“基因”），生命得以参与自然的有机循环，并在宇宙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一个位置。这是“上帝“为之安排的伊甸园，尽管不像《圣经·创世记》上描述得那么完美。环境若是真的完美了，反压制力反倒多余，世界反倒变得不平衡了。人，作为反压制力的一种载体的这一事实，使古代民族本能地体察到人与伊甸园之间矛盾，于是，他们创造了耶和华驱逐亚当、夏娃的神话，以原始的智慧，试图去解释上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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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界中反压制力的基点与仓库，是遗传基因。基因是这样一种存在：它制约、规定并繁衍出形形色色的生命属性。生命间断而有限，但基因却具有某种永续性。它比《圣经》的和巴斯卡思想中的弥赛亚更富永续性，也更普遍、更有活力。它也许成为未来的文化及宇宙的超渡者？生命世界的救助者，何必拘于人形？它将不仅是人的模仿者，而且是高于（并先于）人的。不仅在传统的宗教心理上，更在新兴的生命科学与哲学研发现的永恒性上──因为基因比一切类型的传统救世主，更接近“生命的原质”。



生命从基因来；基因又从何处来？是从“进化”的机制中来的？这种达尔文式的理解太简单了。进化论已不能胜任生命的网络现象对其单线理论所提出的挑战。进化最多只能使生命稍稍完善而已，它并不是生命之源，它并未创造生命。生命之源这是现代科学还无力解开的谜。我们敢于向迄今遵循的心理习惯与科学定论挑战并置疑吗？我们如何应付诸多新发现的事实对智性提出的挑战？──科学解决不了的难题，就得求诸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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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空间观念的发生与流行，再次证明了人这种富于抽象能力、联想能力的生物，推重空间观念远胜于时间观念，以致到了把时间贬作空间的一维的地步！而在前此的历史上，人们则视空间为理所当然，而对时间却大惑不解，故而多有伤感生命短促的悲歌。这一心理倾向的根源是，人作为反压制力量的产物，更倾向于世界的压制、反压制化，即在不自觉的狂迷中，把时间也尽情空间化了。从压制的感觉看，空间比时间更直接、更表象化。人可以改变许多的空间结构，但对时间的流动却无能为力。



生命的有机世界，是一个跨越了众多层面的跳跃者和扩张者。也许，这只是某类有机生物（如我等）的一个偏见，但更可能近乎真实。在我们的视野间，大是跨越了无机；生命、社会文化和心灵诸界的大怪物。如果允许我们对“怪”字作出新解，我们将说，“怪”即智慧（心）与神圣（圣）的结合。人就是这么一大怪物。他是异常中的异常，故而自目为“精华”。人类的悲哀与字宙的存在是两个极端，人的意识大于他的存在；宇宙的存在则大于它的意识。人的意识及幻想（广义的），使之成为泛艺术的生灵。巴斯卡犯下了可怕的错误：他说宇宙“无意识”，忘了人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他又说，人只是两个无限之间的中间状态，忘了所谓“无限”正是从人延伸并投射出去的纪念。没有人，则无所谓无限。也许，巴罗克时代的智者是讲求中庸和人类中心的？不过现今的世界战国时代，已开始趋向全球化了──人们已经习惯用焦虑与痉挛，去崇尚极端与虚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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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并非神话式地起源于梵天的造化。印度欧洲人关于生命之源的解释，再也不能使一个现代的头脑、未来的灵魂感到满意。生命也不是语学式地起源于《周易》所谓“乾坤屯蒙”的超级悬念，或孔子的古典不可知论。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对自己根源的探索，在当今巨型的宇宙冲突的背景下，实在显得过于静态化了。生命也不是来自十九世纪其乐陶陶的科学神话。各种过于清晰确定的图解，反倒凿开了战国时代全球化的疑窦。这个疑窦越来越深，它陷溺了我们的思想。又像一个无底之洞，向我们的胆量发出了挑战。但它又是一个摇篮，培植当代意识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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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起源于“被限制”的压力下。是压力，保持着生命的内力。浮动着视觉才华的法兰西，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虚浮的思想家：卢梭。他说，“人，生来是自由的……。”这十分动人，二百年来有无数的白痴为之倾倒。但细究之下，这条口号却是假的，是热烈的意志与精巧的诡辩的结合。实际上，越高级、越精密的生命形式，往往出现在越深刻、越严峻的“被限制的不自由”中。结构与功能越复杂，表明他所经历过的限制性的“条件”就越多──这几乎是自明的。为了在限制苛刻的境况中存活下去，才发展出了精密的组织。正如在受圈定的迫害中，才诞生不被人们称之为“文明”的各种精巧的反应。人生来并没有自由（如，毫无选择自己诞生的自由），而恰恰是不自由的状态创造了人，创造了各种使人被尊为“人”的属性与特征。就此，人生被迫成为一项争取自由与权力的不间断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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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许多“限制”，才有许多“条件”，这样，才有了生命据以起源的种种可能。生命的可能性，并不寓于“自由”之中，而是寓于追求自由的奴役中。



“条件”对人的严格限定，在达尔文的学说中被美化成了“适应”；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授以“适应者”的桂冠。这是十九世纪炮舰政策和强权政治思想的生物学版。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被承认（这是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和阿诺尔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等人的历史研究开始推进的），生物学中单线直道进化的观念也被扬弃了。欧洲的霸权中落，使欧洲的思想主流放弃了绝对主义。但即使最狭隘的欧洲思想，也还变相承认了生命是“对压力和限制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拘一格，但各有价值各含力量。欧洲人已被迫承认的文化无优劣观念，中国人更加没有理由加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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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欲望的载体，欲望是由种种悬念、快感勾连甚紧的内驱力的投射，它的原始功能是防御外界对机体的压力。欲望一旦产生出来，就梦想着突破各种对生命活动的限制。它追求自由，外在的和内在的。它醉心于自由的呼唤对生命，自由是个神秘而不可企及的字眼。克服限制，是激励着生命奋发向前的最大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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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以忠仆和卫士的身份随同生命而来，向“局限性”展开反击。它以盲日但执着的热忱，给生命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兴趣。它使生命忘却了孤独与死亡，使生命感到自己是强有力的──原本的脆弱和虚幻之感，被欲望的膨胀所带来的辉煌之感，悄悄掩饰甚至一笔勾销了。



然而，无论多么强烈的欲望和多么辉煌的才能（它是为达到欲望的彼岸而施展的一种技巧），都消除不了生命的受限制状态。反而，它只能使生命更深地感受到受限制的难堪（尤其是在欲望落空、才能无用时），感到宇宙的漠然与浩翰。生命注定在他固有的圈子和他的奴役中消磨时日。你能转换圈子、改变奴役；但却无法跳出圈子、消解奴役。即便是永恒的放逐，也算不得乏种全然的跳出；即便是死亡的消解，也不是彻底的自由：你还得进入另一个世界。这种意义上的命运，是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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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的被限制，对生命是系列的压制。抵御无形的压力，成为生命的日课。没有胜利，只有更高一级的平衡。“胜利”只是“得意”（满足）的别名，它怎能不是昙花一现？众多个体同时“得意”，就是群体舆论、群体意识中的“胜利”。这里没有超然的客观标准。所以，一些人的胜利，就是另一些人的失败。对一种限制的成功突破，就意味着在其它方面限制得更深。依附与独立是个无情无义的两面之神。区别仅仅在于：力量的溅落点转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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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不自由，较之对自由的麻木不仁痛苦千万倍。生命越高级、自我意识（并不排除它采取群体意识的表象）越强，也就越是自觉到生存的不自由……生命越高级，就越敏锐，就越多地含茹着痛之因子──杰出者往往濒临比常人更多的悲苦之境。于是，不满（渴望那得不到的“自由”、“解放”……）和压制交织成更自觉因而更巨大的压力，煎熬那些只能“解释”而不能“解脱”的心灵。这是不是智性的悲哀？



这是普普通通的人子之心，这又是形形色色的动物之心，这还是随风婆娑的植物之心，是随遇而安的微生物之心……而不仅仅是什么“明彻的哲人之心”或全方位的“艺术家之心”。心，就是这样的普遍，因为它源于普遍的压力。佛教徒们在他们阴郁而明白的轮回观念中，确实道出了一点不经意的真谛。让我们为此而感谢他们！“众生平等”，那只是心的平等，是在受限制、被压制这一共同遭遇中的平等，而不是事实上的即反击力量上的平等。生存状态（生活）的不平等，恰恰是生命界域的丰富性赖以存在的基础。



这不是“泛神论”，不是机械论，不是神秘主义，不是沉沦式的物欲崇拜。这是宇宙的“力”；是像义务那样又像权力那样，牢牢属于我们的压制力和反击压制的力量，是我们永远在其中嬉戏、角逐、变幻、受苦的海洋！既古老又新奇的海洋──没有水，只有力的蒸腾与霰落！这力，就是生命的秘密武器。



第五章生命界域的喧嚣



二、环境对生命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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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环境“逼出来”的，因而生为环境的奴隶。它最多只拄，主动地，对厨于环境。谁要考察一种生命形式，不妨先去考察它寄身的环境，否则就不免会对生命的。怪异。感到诧异。动物主义者弗洛伊德剥离了人的环境去指摘人的“变态”。把人的适应性（主动地附属）诊断为心理的病。而在更接近全方位的观察家看来，“病”，也许不失为一个解脱，一种必须的反应。环境的压力迫使各种生命最后走上了“病”途，并从病中获得了可能的逃避与解放。对生命来说。环境的因素包括：气候、水土、食物链中的具体地位，生命群体的关系模式，个体的“内在环境”（即其遗传构成方面的特点），以及这一切综合成的行为特征等等。



巴斯卡清醒地看穿了这一点，所以他称人类是“脆弱的芦苇”。是根本不堪宇宙压制力量一击的生命。人类并不象乐观者假想的那样，正在“征服”宇宙（除非你把这“征服”界说为“屈服与适应”）；相反，人类只是在宇宙的缝隙中默讨着生活的偶然幸运者。他获得的缝隙，较之其他生物稍为宽广；为此，他则必须承受在更广泛领域内的屈服与适应。有趣的是，八把自己从其它生物那里夺得的生存空间与“征服宇宙”之间划上了等号。显然，这里发生了一个人人都乐于接受的假定：把八对同类（其他生物，的优势与人对宇宙的优势，进行了偷换。这假设者甚至想都不愿想：休说面对宇宙，即便面对其它生物，今天的人类也并非把握了全面的优势。虎豹也许不再为善，但老鼠与瘟疫还在嘲笑人类，而鲨鱼就不会染上致人死命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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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卡发现了人类“会思想”。又说，宇宙可以压碎人类；但却不知道人类的存在。可是一个具体的人，却能知道整个宇宙的存在……由此他推论说，这是“人类伟大的标志”。在这里，弥补心理的机制起了作用！一个病弱之躯对自己的存在作了杰出的说明和安慰。直至今天，它还在对人的软弱存在和意志夸张之间的鸿沟作出填补。但谁曾想过，人类的“会思想”，其基础正是大规模地发生了巴斯卡式的“病”（比照原始人所处的自然状态而言），和克服这种“病”的要求。巴斯卡的“病”，造就了《思想录》；人类的“病”，造就了文化：正是复杂的环境压力造就了今日人类的文明房屋。对于这些微妙的作用、我们知道得太少了。而最省力的莫过于自诩“天生伟大”，以安慰寂寞的生涯……可在当时，人类曾经历过多少优惠、磨难、变形，才变成今天这副样子。时间像个淘金者，它把痛苦与遗憾省略了，留下了闪闪发光的优越感与傲慢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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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能力，只是抵御环境压力的内应力。没有实际功能的能力，是既不会发生、发展，也不会被注意，更不会受到赞许的。这从侧面证实，“多余的能力”，无论在生物界还是在文化界，从来还没有产生过。纵使它神迹般的产生了，也会迅即消失在节能法则的制约中，过剩的精力是只会花在奢侈的享乐中而不会花在艰辛苦涩意味的才能上。快乐，并不是没有压力的无聊，而是从压力中突然解放之后的一阵轻松与喜悦。因此，快乐本身是被动的，不自由的；人无法强使自己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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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生物的命运和形态，取决于紧紧包围着它的气候。最明显的，莫过于我们攀登高山时的体验；在不同高度及其不同气候条件下，覆盖着诅然相界的植被。在这些形态悬殊的植物世界中，活跃着、穿梭着各自的动力，形成一个独立、分离的动物世界。粗看之下，动物们似乎相当自由，它毕竟可以逃避某种气候，选择某个环境，迁移到更易于生存繁衍的地方去……其实则不然，动物们可以“自由迁徙”，但却无法把自己赖以生存的植物世界一起搬走。这些特定的植物世界，牢牢依附在大地之上，承受着气候的压力，变异自身的形态。于是，动物到头来还是屈服在气候与水土构成的压力之下，能力再杰出，也只是一身“适应”环境的本领，它逃不出天赋的圈子。



有个普通的例子显示了生命的依附性。四十年代的《联合国宪章》提出保障人民的“迁徙自由”，这套辞令并不赐人以行动的力量。人们也和其它生命形式相似，只有很少的可能与更少的机会，去利用这一张纸上的自由。他们要为吃饭（生活的基本前提）而规划自己的行动。生命终究是被牢牢地捆绑在特定的气候与土地之上的。土地是个神秘的东西，它有利于某些生命，而排斥另一些。每个种族，都有最适于他生存的特定空间，甚至连鸟类也不例外──尽管候鸟每年都要来个显示行动力量的大迁徙，但它最终还得回到自己的神秘故土上，生儿育女，默然死去。大诗人屈原曾以赞颂的口吻提到动物对土地的依附性：“鸟飞返乡今，狐死必首丘。”其实他是在描绘人性呢。故土的力量，有时大于自由迁徙的力量。若就人的生物群体而言，就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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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的威严之门上，镌刻着这样的字句：



“服从、变形，或是衰竭、灭亡”。



气候的压力蹂躏那些不适应它的生命。侵蚀它们、摧残它们，成为气候这个超级暴君的日常业务。孔子很明白这一威力，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育焉，天何言哉。”大暴君并不说话，一切事都已办妥了。照此看来，发布最高指示的暴君，毕竟是矮了一大截。失败的暴君固然令人厌恶，但像气候这样成功的暴君，反倒被视为天经地义。万物都得以“育”，但那却是以绝对的服从为代价、为前提的。你可以对抗，你可以斗争，但你的对抗与斗争，终究只是一个服从的形式。“年与时驰，意与日去”──最后的真理日渐清晰：“斗争”的结果无一例外地是服从，是速率不一的“适应”。而离开了对压力因素的恰当估价，就难以对生物史、人类史、我们的文明史，作出有益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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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承受的压力领域，是无限广袤的。如果说它毕竟还有界限的话，这个界限也就是生命自己。有多大多久的生命活动，便承受多大多久的环境压力。我们再来看，水土的压力对生命的作用，也近乎气候。它的品质决定了植物的种类及其可能包括的“基因库”。植物的种类和质量，更是动物生存的基础。即使最善以“与自然对立”而自翻的现代人类，也还是得靠着吞咽植物的原始方法与咀嚼动物的粗鲁风俗维持生命。他与动物和原始人类的差别，仅在吞咽与咀嚼的具体方式上。至于对植物世界的依赖，人与动物毫无二致，也许还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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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与气候，同为打开生命奥秘的钥匙。水土，还对文化形态的特征施加有趣的渗透、影响。人们常常尽力改造水土，以适应生存的压力。但这努力的背后，则隐藏着那永远在鼓荡着的水土压力。水土甚至是能动的、有意志的。它不会被动地等着人来施加持续的压力，它会以奇特的方式向人类进行报复，从而破坏、延阻人类对水土的改造。例如，它一再用荒漠化去回答人类无休止的垦殖。在各民族原始意识的洞天中，水土还以种的表象对人进行可怕的复仇战争“洪水神话”中淹没人类的故事，讲的就是自然对人类的回击。



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压力，只是环境对生命压力综合体的一部分。压力无所不在，压力的证明，就是生命欲望的存在。一种欲望和功能，是为一种环境的压力形态准备着的以便化解压力、保全生命。





第五章生命界域的喧嚣



三、欲望是生命的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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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是生命的忠诚卫士，没有欲望，生命就不存在了。欲望的强烈程度，显示生命的活跃程度。欲望的力量就是生命的本身；力量，就是生命的有机体对压力的综合反应。如果把生命比作一个座标系，那么，欲望又是游移在座标图上的红色箭头，欲望的箭镞标志着生命的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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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产生于生命的方成之际，有时它甚至是生命之父。在生命还没有涎生的时候，欲望就产生了，欲望甚至是生命的创造者。植物、微生物、原生物，无不具有各自的欲望，各种微妙的、超感知的欲望力和方向感。它们的形式多彩多姿，以致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并不能按其本然状态了解这些原始的欲望，更不明了它们对其载体的生活使命所做的杰出贡献。各种高级动物的欲望因与人欲相似，故被纳入人类同感、理解的界域。其实，它一点也不见得就比其它生命形式的欲望来得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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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是有机体的一个充满弹性的“安全边界”。借着它的动力，生命不停顿地完善自己；满怀兴致地充实、扩张，攫取那维，系、发育生命（包括繁殖、并为后代的幸福作出保证等等）所需时：各种能量──食物、空间、异性、荣誉等等。在欲望的刺激下，生命的内核才得以发芽、茁壮。



生活史，就是欲望的力量不断产生、高涨、满足、以及不断松。弛、懈怠、再起、紧张、期待等周期性循环。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就是这个民族的群体欲望（它必定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不断此起彼伏的循环兴替。一种文化亦然，它也有自己的“欲望”及表现，构成文化运动的松弛、紧张及其多方的变奏。



在欲望的鼓动下，生活展开它那绚丽的画卷。在欲望的感召下，生活变得或波澜壮阔或涟满微漾，形成迷人的景色。欲望是“生活之父”（阳性因素），是生活程序的软件。没有它，环境与材料这类“生活之母”将永远是些静止而无生气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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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生命变为一张巨帆，鼓满清新之风。风的压力，使生命之轮节节进展，宛如庞大的风车。欲望扮演了风与帆的双重角色。他不是简单的风、帆。他是风中的帆，也是帆上的风：在互相鼓动厮扭之中前进的“风帆”……



失去欲望的生命，就像一张孤单而薄弱的帆。落在地上的帆，只是一堆毫无生气的皮革和布匹徒然被人藐视，感到自己孤独无助，充满悲切的失落感。美丽动人的孤帆远影，突然之间荡然无存。只是到了风把船帆高高扬起的时候，世界之帆才突然包容了新的气象。他突然抓住了存在的价值感。



失去强劲磅礴的风，帆也就不存在了。没有了欲望，生命又在何处呢？生命不在医院、化验窒、解剖室里，不在阴暗的标本柜中，他正潜伏在欲望这个充满春天气象的野性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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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欲望，焦渴的欲念，表明了压制的过强，与反压制的急躁。当某一惯有的压力转移或消失，本为抵御这压力产生的欲望就一下子变成无的之“矢”了。它茫然地射向虚无的远方日益焦虑、日益狂躁、日益非理性：它失去了针对性与方向感。失去了天经地义的目标后，一下子跌到惶惑的深渊。现在，它会发出怪诞无律的信息，节奏感离开了它，人们说它“方寸乱矣”。没有身临其境者，无法理解此情此景。内在的精力既然“过剩”（并非真的多了），就要求刻不容缓地打出去，以免生命的护卫者成为生命的迫害者。舒发不掉的欲望、倾吐不出的思想，会转而消蚀产生它们的机体。而这，是比外敌更危险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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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正是如此这般地抗拒着外在压力的生命卫士。宣泄──则是它应付内在压力的手段。



当内外两种压力平衡时，生命系统处于良性循环中，逐步臻至健旺之境。当不平衡发生时，会产生两种结果：



第一，内压高于外压，构成内压对外压的优势。欲望得不到满足或宣泄，生命处于焦虑状态。它有自我窒息的危险。这时，它倾向于采取扩张的行动。



第二，当宣泄过度、生命力趋弱时，外压高于内压，形成外压对内压的优势。生命处于衰歇状态。它有天折的危险。这时，它倾向于内缩。……生命因此成为两力相较（相克与相成）的疆场。生活，则成为一个钟摆，摇曳在扩张与退缩之间。日常的内缩是睡眠，日常的外扩则是行动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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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的度数超过了抵御外压的程度，会转为生命的灾害。它将把生命推向一条理智控制不了的冒险之路。人类许多疯狂的生活场景，为此提供了生动的注释。时候一到，将有许多人会因“一时冲动”而后悔终身，“一失足成千古恨”。这表明，过度的欲念，已冲决了生命的河床，无益地泛滥。“逞一时之快”，这是欲望的本性。而当欲望的压力（冲动）大大超过反外压的需要时，它就表现为盲目的、疯狂的发泄内压的行动。而“健康的欲望”，则忠于“应付外在压力”这一天然的职守，它并不寻求实现自己──实现自己，即为欲望而欲望！





对外在压制，可以用人为的反应去抵抗，但对内在压制，却难用人为的反应去抵消。叔本华说过，只有支配行动的意志，却无可以支配意志的意志。就是指此而言。内在力量的分裂，激发了“说服自己的心”，“克制自己的情”等人格的自相冲突。在许多情况下，这要么徒劳无益，要么导致身心俱伤。因此，内在冲突的记录虽然组构成文化史的交响诗，并给高级文化（而非生活的文化，如民间文化）提供了丰盛的能源，但其内核却是悲剧性的，内在力量是消灭不了内在力量的。它最多只是巧借外力去临时说服、暂时压制对立中的同伴。许多宗教、哲理、艺术，恰恰是肩负这一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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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平稳状态，是各种欲念的平衡和满足，是骚动相对宁盗的境界。单靠自我克制、自我平衡，难以臻至此境。即便历史上最杰出的和尚、修士，也还都借助外力，如寺院的屏障、修道院的氛围等等，去实现内在平街。因此，即便纯然的精神宁谧，也是内力与外力之间的一个对峙下的和平，是两种势力永恒搏斗的一个暂且休战，它并非像许多乌托邦的理论家们所宣传的那样，是什么完美的理想状态……



各种欲望，作为反抗环境压力的“生理需要”而存在、活动……不顾及这些需要，有机生命就会遭到解体。故欲望成为维持有机体正常生存必不可少的积极形式。“欲望很好”，因为它很有用，但当欲望走过头，超出生理需要的限度，它就成为一个威胁主人安全的“杀手”了。这种双重性和不稳定性，似乎成了人类欲望（特指人欲中那些与自然欲望如动植物的欲望相区别的欲望）的一个特征。





第五章生命界域的喧嚣





四、求生与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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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欲是各种欲望形式的核心，是形形色色的欲望之王。其它形态的欲念，是待定情状中的求生欲。有机体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活下去。如何活，活得怎样──那毕竟是从次考虑的。只是围绕着活下去这个主旋律，局部的快乐，全盘的幸福，以及终极性的理想，才交织出一个个动人心弦的乐章。而这一切声音的要质，无非在于鼓励生命去承受生活历程剧烈的折磨，爱与恨，饥饿与满足，痛苦与欢乐，消沉与亢奋，平庸与杰出，夭折与长寿，以及那贯穿始终的期待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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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不一定就意味着“有”什么。但死却意味着“无”，意味着一切的一切肯定地结束了。一切生命都本能地觉察到这个生命的世俗真理；求生欲支配了生命和意识的全过程。它的压力，塑造了人类千奇百态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模型。在达尔文看来，对求生欲的这种奴性依附，正是高贵的标志与进步的准绳。若是失去了这种本能，种族和个体的奇观，统统将不复存在。也许这会使世界变得荒凉起来，成为既不洁静又不新鲜的场所：洁净是水和植物创造的；而新鲜则主要是动物的功绩。人则攫二者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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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欲的冲动，是生物结构及其存在下去的支撑者。它追逐养料，养料则趋顺于它……一为主人，一为宾客，养料服从于欲望。但是，作为主宰的求生欲，不也迫害有机体吗？为了屈从于暴戾的秩序，许多戕害之举就是在“保护”有机体的仁爱名义下横行无忌的。它的无边权力和贪婪要求，迫使有机体常要背弃自己的天性、远离更高级的存在方式。以实存为至高的务实精神；由于看不见世界之海的另一边而沦为虚伪的福音。许多人为求生的蝇营狗苟，所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了。



现代热衷的话题──“异化”这一人生的病态，却是近代文明的骄傲。这是在机器时代巨大的求生压力下形成的癌肿。为了活命，人不得不沦为零件，定价售卖！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被编成号码、纳入程序；不得不在其它力量的驱赶下被迫活动。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因而反压制势力（“适应”），又一次变成了内在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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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欲的附属欲望或衍生形式是各种形式的不朽欲。精神形式的不朽欲；并不像诗人所讴歌、或哲学家所断言的那样，是人类精神的颠峰表现。相反，它只是平凡不过的求生欲力的变态形式，即一种超现实的梦想形式：“物质”于此，演化为“精神”。不朽欲的梦，是要抵抗时间，抵抗生命的属性，抵抗生命的结局。它永远动人，因为这是虚幻不着边际的，是无从证伪的！



不朽欲的物化形式，是广为繁衍（生殖）的欲望。“复制”自己的冲动，不仅是生殖本能的直接表现，还含孕着心理上对死与毁灭（这是个体归宿）的恐惧与拒斥。复制得越多、越高级（甚至超出自体），则“我”的不朽（延续）就越有保证。教育后代，因此不仅是保种的原始本能，还是提升自己的间接战略。故许多对自己的生涯已感绝望的男男女女，就竭力于子女的繁殖与教育，以此抵拒没落过程中的惊惧、幻灭；以此遗忘那不堪回首的往昔之梦。



就此而言，动物主义者弗洛伊德把求生欲的衍生形式（性欲），规定为生命最强有力的动因，只不过是出自其身的特殊体验及其思想。追求快乐与不朽的欲望（及其繁衍欲），诚然强大，但已证明不是人类行为最原始的动机。实际上，自保的动机，比种族延续（性）的动机、寻求快乐的（作为艰辛生活之犒劳的）动机，更强烈也更持久，更接近人性的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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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不可恃”，这是千万年前就已注定了的宿命。这一悬念，像一把利斧悬在热爱生活的人们的头上，令人尝尽无奈的滋味。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在对生命即将幻灭的苦苦反省中，“不朽”作为一个超越生存之上的安慰，被创造出来。时时面对死亡的人们多么渴求能摆脱死之梦魇啊。不朽的理念，战胜了死亡的事实。种族主义以极为卑劣的方式战胜了个人主义。这广大的慰藉，助人渡过生涯中最灰暗的时光。它能赐给惨淡的生活和失败的尝试，以动人的光环：失败者被誉为道德楷模，屠杀者被称为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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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欲向生存者极力索取多方代价：可以想象的和难于明察的代价。人们为了“不朽”，支付的是自己实在的生活。往往，是预支了生活。对理想家来说，最大的悲哀无过于在不朽落空的时候，生活本身也已被蛀蚀得空空如也。生活本身沦为不朽的附庸。现在许多人，为自己的需要而不肯稍稍涉足的事，为子女的要求却一干再干了。一些人，年轻有为，中年精进，晚年却堕落腐朽──被绝望的自我延续欲望，给彻底征服了。他们在“为了后代儿孙”的名义下，交付出自己残缺不全的躯体和灵魂。



在高级宗教的各种形式中，在哲学的各种理论中，甚至连一般道德的教诲中，我们都可拾掇得不朽欲的各种惊人之举。不朽和“天国”（它作为“不朽的国度”而被人理解）；来世的梦想和最后审判的恐惧，逼迫人们献出尘世生活（即动物主义者意义的全部生活：肉体与心理）中的一切，而且还是心甘情愿的，谁见过比这更富于喜剧性的牺牲呢？这些自愿的压制表明，人曾受到某些更大的威胁；以便用宗教、哲学、道德的沉重殿堂，来庇护自己。



生理上的证明是：苦行僧比囚犯们更能吃苦耐劳。



心理上的证明是，修道者比奴隶更具有服从精神。



而且，是在不失人格和尊严的前提下，人做了超级的囚犯与奴隶，即自觉的囚犯与奴隶──这是不朽的力量所致。





第五章生命界域的喧嚣





五、求安与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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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安欲，是有机体躲避压力，把反压制活动降低到一个合理水平的聪明本能。因此，生命都趋向寻求自己托庇的一个角落，一个可以控制的生存空间，为的是以更少的精力从事更多的业务，享受更多的乐趣。对以求安去减少消耗的战略，慷慨的大自然报以安静的、食草兽式的清福。从相异角度说，年轻的有机体并不热爱“安逸”剩余精力捉使他积极寻求行动的机会。衷心求静、不思变迁──这是垂暮者的倾向。不多的精力节制了他的行为，使生命活动水平渐趋低落。这也算得是发自本能的自保战术。



从相同角度对生命现象作一鸟瞰，将会发现各种性情、各种年龄阶段、甚至各种竞技状态的动物，或多或少都带有求安性。它们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同等功利效果之下的节约原则，庶几成为一个“规律”。这是在本能指导下“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综合说，一时的求安是再度运动的起点，正如狮子在出击前先睡足了“懒觉”。耶稣在审判式的传道前，先在旷野隐居多时。而主流的求安倾向则是生命开始没落的标志。“生命在于运动”。与运动相背的思安甚至苟活，是不会带给生命以真正福音的。



我们所以采纳了上述说法，也许还是出自精神上的无奈：如果说宇宙的本性是运动（压制与反压制），那么，人的本性就是相应的“无常”，是境遇上、心理上“交相错落的不安”；要想在不安的人生之海上，求得一块实在的安全之岛，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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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安欲的一种派生欲望是对空间的占有欲望。不受侵犯的、享有主权的边界，独占或分享（这是独占的力量不够时采取的一种妥协方式）的版图（国家）、稳定的地产（庄园）、崇山峻岭、无际山林──是作为生命安全的各层保证，而被各种生命样式追求、把握着。甚至连植物界也有它们关于领土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在我们人类看来是采取了沉默的、根须校体伸张的形式。生命的世界，是依其占有生存空间的形式，而悄悄分化为各物种、各种族、各社会、各阶层的多层面的大立体从山遍到海底，从冰点到沸点，从最潮湿的沼泽地到最干燥的黄土高原。即便在同一个池塘中，不同的水层也生活着不同的鱼种。



从较广阔的视野看，若不能有效地保持对某片空间的控制权（不论这片地盘多么狭小），就谈不上安全问题。占有空间的欲望，实际上只是追求安全的派生欲望。这样看来，现代城市中日趋严重的住房紧张，就不仅是个单纯的居住条件问题。现代工业文明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之原始部落的生活并无根本的改善。西方社会没落的一大标志，是流浪者队伍的日益扩大。这在以西方世界的首脑自居的美国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我们知道，流浪生涯并不总是由于物资的慑乏（如缺乏建筑材料）所引起的，心理压力导致的流离感，会使它变得更危险。难以平息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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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蜂窝状况，使现代居民因不断受到挤压而一再变态的心灵（如果还有一个器官可以被叫做心灵的话），不断向超现实的方面去寻求慰藉与出路。所以，电影、艺术、科学幻想，受到欢迎，甚至连远古的神话，也成了文化市场上的畅销货。这是一个大众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之追求精神上的目标，不是出于对物质生活的餍足感，而是出于奢望！出于奢望与新的匮乏之间的矛盾所激起的空前物欲。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的艺术与高级文化达到了惊人的优雅、神秘，而现代的艺术与高级文化却沦落到街头化（即流浪者化）的境地里。很显然，古代人用以抒写性灵的东西，被现代人一再投放到应因物欲高涨与精神苦恼之间剧烈冲突而起伏不已的文化市场上去了。于是，“市场规律”就侵入了性灵的领地。它使文化的外观徒增一时的光辉，而失却了原本含有的那种引异功能隧力。那种功能不是投俗所好地满足市场需要，而是来自体验与本能中的真诚，而具有文化史上的永恒性。



文明社会的蜂窝状况，也是现代特别流行的精神病症和暴力行为的压力源。拥挤的生存，以及因为摆脱不了这一困扰而产生的烦恼、沮丧，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他人的厌恶与嫉视。更深地剖析一下，减少人口压力的要求，不仅有理性的规划意识在起作用，还有非理性的原始嗜杀性作为动力。“从长远看”（比如一代人以上），后者或许比前者更有力。没有自己空间的人，是谈不上自尊的。没有自尊，则人性中的可贵成份（如爱邻人、宽容性、合作精神等等），将被无形地抑制掉。而各种破坏性成份则势必急剧增长。这使社会的内部压力变得愈来愈富于爆炸性。再强固的社会结构，也经不起这种压力的持久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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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空间的冲动，在农耕居民身上也许比在城市居民身上表现得更充分。它生气勃勃，充满了良好的自我感和永恒感（和大地母亲亲近而激起的一种感情）。农耕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切近人性的原始，他们渴望攫取空间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预防饥饿，而不是陷于人海中而实行自我隔离的冲动。后者较之前者，是一个更高的生存目标。因为，没有必要的独立欲甚至“孤独感”，现代的灵魂几乎无法生存下去；因而，这又不失为文明世界中一个更有持久力的冲动。当然有一天，文明的大厦也许会倾倒，人们追求自我隔离、自我放逐的倾向，也会随之消失；但控制生活资源的意志，却与产生了这一意志的生命本身一样，是永久不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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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取得外部胜利的节节扩张的喜悦中，有个恒定的、复仇式的隐忧，在各种文明的进程里产生并日渐扩大了，许多占有欲在文明的狭窄轨道上迎面相撞。它们相互挤压、相互抑制。各形式、各个体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自觉“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一种普遍的怨恨以令人惊诧的理由和速度迅速传遍人间。对不曾身临其境的人们，这些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但其被接受的速度却是吓人的。压力的作用（且不谈文明外部的险恶环境，仍在向文明和文明圈内的居民不断施压），使有机体再不能轻易遂其占有空间的欲望；这受挫的欲为反弹回来，落在他自己和文明体系其他成员的头上，转换为一层新的压制！因此，节制个体的欲为，并从宏观上调和它们，以便使社会降低内在的紧张状态，就成为伦理学的一项永远不得安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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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许多世俗生活的失败者，以悲惨的自杀来了却一生？是因为他们再也承受不住那种投射出去而后加倍反弹回来的欲望之力。有机体被自己身上产生出来的反压制力量以十分悲惨的方式给压碎了。这是不愿意接受失败厄运（即屈服于失败的局势）的意志，所能采取的一种较原始、较果决的出路。即以死去摆脱永无止境的压制感──如果战胜不了它。除了遁向另一个遥远世界的自杀，在无以挽回的失败以后，还有一条出路，升华与变态，如流浪与自我放逐。一开始的流浪，往往是被迫的，是失去自已固定的生存基地的结果。但后来，流浪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特殊的嗜好。然而即使在最无所牵挂的流浪中，也仍遗有对故土（或想象中的“故乡”、“祖国”，精神归宿等）的深刻依恋，有着对“属于我的生存空间”的空灵追逐，有着对无意识的占有欲念的神往，尽管这种种意念被寄托在了漫漫的行程之中。





第五章生命界域的喧嚣





六、求食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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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欲也是这种意义的生命反击力量：



追求食物的欲望，是为了维持有机体的能量水平及其有机体活动，而提供动力的一种机制。强烈的食欲会使生命变得“饥不择食”。即便人类这种高级的、自命不凡的生命形式，有时也为了克服饥饿造成的巨大压力，去很慷慨地打破小心翼翼建立起来的一般准则：甚至从根本上改变自已的食谱。在饥饿年代，流行着“易子而食”的可怕习俗，在原始信仰统治之下，祈求丰收的仪式上，可以杀人献祭。饥不择食的人被饿感所驱，吞食野菜、草根、树皮、观音土等无助于改善营养状况的“食物”。食欲维护了人的存在，也困扰着人的存在。



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命，为了使生命在暂时的屈服、失节、羞辱之后有机会再度获得兴旺与荣耀，千万年来的人类及其文化，确实在不断改造自己的行为准则，以适应新形态的求食压力。“破坏是为了建设”──“失节是为了生存”──非道德是为了成全道德的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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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悲剧是这种意义上的迷失，“人为财死，马为食亡”。即被手段迷住而丧失了目的，忘却了功能本身。如果说，这仅仅是不幸由于压力的过度而不是出于主体的愚蠢；那么，由于放纵食欲而危及生命的事件则无可辩解地属于愚蠢。或者，如许多变态心理的研究所表明了的，是属于为了摆脱别的压制（如焦虑），而过分使用了一种有限的反压制方法。过度食欲会变成找害生命的食欲。这种食欲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它通迫它的宿主（即人）去忘情地大吃大喝甚至“狂嫖滥赌”，以减缓焦灼之感。但到头来，这些吃喝行为不仅无益于生命，反而断送了食欲者的生命。在转换而无休止的交叉逼迫中，在这条走向快乐（即减缓压力）的行刑之路上──食欲同时也扮演着一个刽子手的角色。生命之泉变为死亡之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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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欲的附属欲望和衍生形式，是形形色色储存欲、积累欲。储存以及积累的愿望，又是作为食欲的忠实保证者，忙碌在人和动物的生活界城中。它四出搜索、全力聚敛，为的是“永远杜绝”食欲可能触发的危机。这种贪婪，激发起人和动物的活力、智慧与能力。由于食欲得不到经常的满足而引起的饥饿，诱使各种级别的生命样式（从各种动物到各种人，焕发出惊人的干劲。仅为吃饭而工作的人们和实验笼中的动物，自觉或不自觉地，已经良好地显示了这种勤劳与智慧。而为了更高的“理想”（即更富于自主性的生活目标）去生活的人们，则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显示了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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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化上的积累欲，促成了我们今日称之为“精神遗产”的整个知识系统的诞生。正如是物资上的积累欲，构成了文明件系的磐石般基础。说某一系统是按“一以贯之”的方式设计并建立起来的，只是一种事后追认的神话。实况更接近于点点滴滴的偶然积累才是系统得以形成和系统地得以转换的直接原因。有时，一个小小点滴的损益，会在不经意之间造成全部系统的革命性转披。而在更多的场景中，万万千干的点滴甚至板块，却也不过仅仅造成量的增加、堆砌。经验告诉我们，“质变”（即系统结构变）是由某些特定的量（点滴）在质（系统结构）中的移位突然促成。这一促成带来的新格局，是人们在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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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动态世界里，储存与积累的欲望，是出自反抗的特种需要而由“造物主”先天“设计”出来的。这是艺术的说法。科学的说法应是：“逐步发生发展并完善起来的。”因此，它是人间一切发明、设计、创造之母。在文化进步的过程中，储存的需要所起的作用，大于直接的需要。



但储存、积累欲的故事也和有关各种欲望的传奇一样，冗长、繁复、千篇一律（因此，完全可以用欲望的类型、强度、形态表现为尺度，去区分各种艺术和文学）。欲望反客为主，断绝主体的命脉。储存欲的过度发达，也会抑制生命的活力。以老鼠为例，它偷吃一点，人们还倾向于容忍；它若大量屯积，就会迫使人们诉诸围歼的行动。中国历史上许多赫赫有名的大户人家，只因他们过于贪婪与殷实，就难免碰上瓜分的命运，这是很好的注解性的例子。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以“不均”为前提的积累，确为人性所患，尽管那是文明的基础。故人性与文明，有绵延的战争。



更有甚者，是那些“吝啬人”。他们节食缩食，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但又缺乏苦行僧们心理上相应的松弛状态。结果是单面的支付，他们永远戒备着，永远紧张地算计着他们心中的财富，但舍不得破费些许以偿答辛劳。为了满足过于亢奋的储存欲，他们不惜忍饥受冻，以至于病、以至于死。储存欲在这里成了什么？成了有机体的虐待狂，成了鸬鹚脖子上的套圈。







第五章生命界域的喧嚣





七、情欲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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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对动物的以至人的命运，起着主宰般的作用。很多英雄都是断送在美人的手下。情欲是个两面神。它既保证种族力量的连绵不断，成为种族之链中关键的关键；但又以其特殊的激情，把生命的命运推上一条又一条难以预测的航道。那里有危险和快乐。它因此对动物和人的激发力，常常大于其它欲望形式。而在人类的故事里，以性为基础的爱情内容，更使之得到了令人惊异的升华。与此相应，关于它所引发的悲惨情节也就布满了人类的经验或软闻的领域。在各种高尚的艺术或廉价的小说中，都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描写。



色欲伤人，情杀案件，结局悲凉的动人艳遇……都表明，本意在于延续种族的情欲，竟也能致人于死地。而且，决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事件。初看之下，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怪现象！但这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反击力量的双重面目。殊不知，现代文明对情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视之为心理的乃至于躯体的“娱乐”。而过于严肃的看法，又把“性”看成人所承担的一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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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活动，远远不是一项对每个人都具有同一含义、同一内容的行为。不错，它常常体现为主动的、外向的（不论男女在骨子里都一样急切地求偶），但其根源却是对被动状态的内在反应。爱慕的对象，无非只是触发了性的活动。因此它必然具有较异性对象远为广泛的反应领域。情欲，首先是种族延续的保证。遂行性欲而附带的快乐和遂行其它欲望时所附带的决乐，就其快乐的功能而言并无二致：大自然给予人和动物的循环之苦，以一种节律性的松弛和补偿，以此答谢有机系统的多重烦恼，并诱惑他进一步踏入性的陷阱……但文明的压力，有时也会使自然的次序乱了套。阴阳易置、主客移位的颠乱，在性的问题上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性的附属功能即性的快乐的一面，受到空前的注目；而其主要功能及其苦恼，反被忽视、抑制了。如，生育的功能，今日已在性生活中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性的狂热会强逼着有机体走上忘掉初衷的不测之途，使得具有更广泛使命的武士，沦为一个单项──性的祭品。有趣的却是，这种不幸的局面似乎分外加强了爱情的浪漫色彩，这里不乏刺激与冒险的韵味，也有危险的情调足供回味。性爱，就此从一个解放者变成了一个加倍的迫害狂。



这个迫害狂，有把生命变成祭品的专业化倾向。它像一个狡黠的大蜘蛛，以自己织造的粘湿阴暗的大网，罗致形形色色的牺牲品。这些牺牲品，也包括它的宿主在内。它的祭品不仅身陷囹圄，且在意志上完全屈从。动物世界里捕食者的严肃恐怖，被人类情欲中寻欢作乐的滑稽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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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也许左右有着人们的心理世界。但在实际生活中，在日常的角逐和斗争中，更大的压力则来自食欲和求安欲。每到这时，情欲会悄然隐退成为一个调解者。弗洛伊德等动物主义者有关性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及其科学神话，很大程度上只是犹太寄生的中产阶级心理形态和生活状况的一种自供：那是时代的、文化的产物，而非永久的、人性的法则。



同样，在食欲和经济需求之间、在捕食和经济基础之间划上等号，也是现代费拉民族（借用一个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术语）特有的一种统治艺术。这些观念，与犹太中产阶级对世界和文化结构的理想不乏可互相比较之处。其根源，无非在于，现代文明正迅速地中产阶级化即庸人化。现代世界的这种发展，与十九世纪预言家（从自杀的圣西门到发疯的尼采）的欧式谶纬之学预言某某社会即将诞生的“社会科学理论”或是“社会科学理论”，可以说是恰恰相反。



尼采的权力意志，若仅被解释成空泛的“好胜心”那就比情欲更为微末：“荣誉”意义上的求胜欲只是情欲的衍生物。求胜欲不仅是人类和动物共有的一种心理动向；也是他们的生理形态上生就的本能特征。甚至在不少种类植物的生成活动中（植物并不像粗心的观察者断定的那样不动）也显现着求胜欲的影子！被古典世界观当作纯然被动的植物，每天也都在悄悄地争夺地盘，力图长得又高又大，以压倒同侪，攫取更多的阳光和水份。为此，它动员了一切枝叶、干条、根须中所潜隐的求胜欲，去伸展伸张，扩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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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观的人类看来是凶恶的丑陋的或是阴险的诡秘的各种动物们，也都在竭尽全力地炫耀雄伟的躯体、娇媚的舞姿、优雅的气味，以及婉转而清脆的嗓音、绚丽而光泽的羽毛。它们用自己同类中的异性看来是优美而眩目的身段、矫健而白如的动作，互相迷醉的气味，娓娓动听的缠绵絮语，竭力想游抵爱河的彼岸。但对同类中的同性，它们的面目则不免有些狰狞了。同性作为对手，更多是用裂人肺腑的吼叫和张牙舞爪的怒姿相向，以显示自己的力量，展示自己追逐胜利的欲望和意志……以求压倒竞争者。流露出来的求胜欲，就不仅是内在的诱惑力或抵抗力，也是外在的强制力。求胜与炫耀的目的，不是“虚荣”，而是为攫取实利或传布基因所作的“暖身运动”。



人类是万物之灵、世界之长，在追求“实利”与担取了虚荣“的求胜意志方面，也不愧于上述身份：他兼取了动物与植物之长，加以融汇贯通。生命故事中的双方角色他都拥有，镇摄群伦的权力，曲意逢迎的趋附者。人类竞争所使用的方术，其起源大都可以追溯到生物界的老祖宗那里去；但技术与文明系统的发育，则赋予方技以人性特有的风格。



这一切穷智殚虑的狂肆究竟是为了什么？疲于奔命的设计，心力交瘁的竞争，其代价是否太昂贵了一点？然而，为了更有效地争夺作为配偶的“生产合作者”为了更广泛地传布自己所代表种族集团的“基因”（就像不少宗教社团的精神传道和商业机构的物资推销），生命集中了自己的精华，为了保证精华的有效性（不被无端地浪费），投入了自保以外的全部赌注。而求胜欲，恰恰从本能上替人生的博弈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动力。它悄悄地但决定性地打开了通向种族延续的众神之门。啊，生物界与文明界之间的巴比伦（“众神之门”之意）！这是令千百年来的历史家、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们感到亢奋的、有声有色的“反击压制的力量”。但同时，某些个体求胜欲的空前满足，岂不恰恰建立在他对其他个体的空前压制之上吗？一阴一阳、一弛一张的世界！超神之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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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在竞争场中被淘汰出局的不幸者，不能遂行自己的求胜欲，就成了“耻辱”的同义语。夹缝与谷底状态中的焦虑产生并膨胀起来。他渴望报仇雪恨，或者干脆退出角逐。旧的欲求尚未平息，新的耻辱又激起新的欲海──他企图变本加厉，或被迫转移场所，实现“工作中心的变换”。这又构成了多一重的压力之苦。身心双面的罗网越收越紧，若不能抵御这影子般的追踪者，那就是心理（原始意义的良心）上的末日。“世界末日”并不是世界在生活意义上的彻底毁灭，而是世界在抵抗意志上的衰败，是世界规模上的哲学动向和文化动向的消退。这意味着，“爱”的世界被“恨”的世界消灭了；生成的、动态的宇宙，折服在静态的模式里，这实际上是对生活本身的审判，构成了隐喻意义上的宇宙大劫、世界末日。





第五章生命界域的喧嚣





八、转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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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是压制，“吸引”也是压制，也许是更难以分析、更难以描述的压制。



所谓有机物质，首先是一种无机物质，然后才可能成为有机物质。所谓动物，首先是一种植物，然后才能成为动物。所谓人，首先是一种动物，然后才可能成为人。所谓天才，首先是一个普通的人，然后才可能成为天才。……参悟了这层意思，也就理解了“精神”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可限性。“精神”首先是生命驱动的反击力量。“反映”是一种“反应”；“镜子”原是“心灵”。而被枯燥乏味的人们尊为“理性”的东西，又岂能“脱水”于人的本能、情感、直觉？



说生命、存在“起源于宇宙的异常态”这并不确切。应该说，“生命起源于宇宙的反压制力”。压制或顺从压制，被目为“常态”；而特强的反压制，却被贬为“异态”、“变态”。变态起源于抗压的特别（而非“一般”或“正常”）的需要。推而广之，灵魂与生命的关系也是如此。即，灵魂来自生命世界特别的抗压需要；灵魂──是抵抗运动的激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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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需要压力，它甚至追求压力。缺乏压力或压力不足，会使生命陷于休克。一如过强过猛的压力，常会使之昏厥过去。人，尤其如此。我们看到颇费解释的“自讨苦吃”：古代和现代的苦行僧们，残酷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并非为了现代市民唯一理会的功利目的。于是现代的市井学者，就冠之以“变态”与“自虐狂”的恶名。但只要用人性的透镜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这类自戕行为的功能其实在于，向（由于缺乏压力而陷于衰靡的）存在体，施加“无意义”（即缺乏世俗功利价值）的压力，使之振作起来以避免生命因外压过小、内压过大而造成的失控及“内出血”。所以，许多自戕行为并不是虐待，更不是自杀。这是生命在特殊情况下特定追求的“保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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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绝对值，并不取决于他所应付的压力本身的消失或转移；进而，也不取决于他对压力形态的成功抵御。这些外在的记录，并不是纯然的“主观努力”所致，许多结果是偶然的机遇造成的。庄子因此在一种最深刻的理性精神的驱使下反问宇宙：“命矣夫？”他等于说，以成败论英雄，只是世俗权力崇拜的遗留标准。衡量生命的成就，应该采取另一种尺度──即，以生命所包容的反压制度数，为至高的标尺。



纯用科学的方法，很难测度反击压制的度量，更难去破解压制力与反压制力之间相互移值的有机渠道。生动的体验和直觉的静观相加，庶几能把握这充满动态感的消长盈虚。以有机体的器官为例，它既是有机体抵抗环境压力的有效手段，又构成有机体的讨厌负担。它帮助有机体应战之后，又向有机体提出索求甚至挑战。手段，这是反压制力的功能表现；负担，这是力量转化的结果。这里充满了令人目眩的矛盾？也许我们并不能知晓哲学上的“矛盾”一词，但我们知道，这里确是横直着难以理喻的道道阻隔、距离；只有极为优秀的直觉，可以勉强穿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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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然，这是“经验”。



知其所以然，这是“科学”。



经验知识与科学知识，并不像现代人幻想的那样可以划上等号──经验的精神与科学的精神可以说是截然相反、指向两端。前者来自特殊、推己及人；后者则重视一般、强调概括。前者要求举一反三；后者却追求省略。它们永远在相互琢磨着，比试着……经验与日俱新，它基于人的感知与体验。即使是原始人的经验（包括他们的巫术技能），对我们仍有裨益。原始的经验有时反倒显出长青不败的生命力，它更少受到智性批判的渗透，神秘得足以激发持久的想象力。但科学的“日新月异”，则意味不断地自我否定。因为它立足于普遍化的合理假定、排异化的逻辑推理；它对现象世界的把握既是绝对的，则不免是荒谬的──如旧科学在新科学面前，就是十分明显的荒谬！



我们看到，科学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对现象世界的概括覆盖面极广，而在于它自我否定的动态立场（如果把整个科学进程看作一个大系统）极其活跃。在中国的传统心理中，自我否定是最糟糕的幼稚表现，其义近乎“自相矛盾”。因此，我们的心灵不是倾向于去发现真知，而是满足于“自圆其说”、“前后一贯”。这就难免使我们的理论世界趋向于硬化、衰朽。这是智性的活力开始衰竭的理论化的表现。有活力的思想，则注重“转换的功能”。它确信，活力来自转换，形式的恰当转换可以保证功能的完满过渡。它的消息是：功能比存在更重要；功能决定存在。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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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各个器官，是发挥着各自功能的“机关”，它为此而活动着、存在着。不活动了，便不存在了。每个身体器官，就像每个社会组织，其实根本没有能力独自展开针对外在敌对势力的“反击战”，它们于是只得协同一致共同作战：共同缓解压制力量的专横倾注。就此层次而言，机体是个共存共荣的“攻守同盟”。“结盟”，本是生命从古以来也许直到永远的伴生现象，并非战国时代的独有智谋。在当今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大战国格局下──结盟可能意味着主权国家的垂死挣扎。



同一个器官，同一种功能，有时是反压制的天骄；有时则为压制的暴君。关键在于：它冲力的矛头是指向外部压制，还是指向“同盟体系”内部？前一种指向是天骄的模式；后一种指向是暴君的模式。其实，一个社会有机体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分为二”、“好事变坏事”的辩论──经由上述注解则获得了更严肃、更深刻的含义：功能高于一切，正如皮相地说，“关系”决定了形态，也决定了事物的命运。



有机结构的每一部分，都间接承担了普遍压制的一份力。



但阴性的暴君是如此强大、柔韧而无孔不入它透入各种反压制的形式、力量、行动之中，并变相支配了它们。我们知道，有压制（因），有反击（果）；却很难从具象上分辨哪是压制力（因），哪是反击力（果），除非依据各人自体的反应和感受。这，已近乎穷尽人的智慧的边缘永远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宇宙能被人的智能活动所“穷尽”吗？历史上常见的倒是，人的智能被宇宙运动（包括狭义的历史运动）所穷尽、所扭曲。这就是所谓“文明的衰落”。往往是在“衰落”中，人才更清醒地发现自己及自已在宇宙中、在生活里的真实处境。所以，认识的客观性便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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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行为（如苦行或是殉道）起源的探究，不应停留在宗教教义、道德训诲、或理论学说的字里行间；而应深入到苦行者的心理深处、生理需要的底里。宗教是本能的一个延伸，尽管它时常克制“容易的、低流向的本能”，而追求高纯度的本能力量的结晶，从而采取了反本能的假象。在生活的斗争中，理论学说也极少发挥“指导”作用，它倒更经常地去为已然的行为作辩护；或对将要发生的事，作出预告而已。社会的压力，只能使人一时间地托庇于某种思想洞穴，却不能持之永远。不错，人是在历史的框架中活动的。历史研究者，若不因此把历史中的人当作活动着的人去研究，就不免谬之千里地把人等同于标本（作为某种主义的历史解剖学的无生气的标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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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与“缺陷”永远是生命的忠实伴侣。个体的“缺陷”被叫做“疾病”；种族的“疾病”被视为“缺陷”。



个体的缺陷显而易见，粗率的观察加上简单的比较就能发现。种族的缺陷，却隐蔽得很深很深……你在不同的物种之间，怎能进行有效的比较？它们的活动空间各异，行为方式悬殊。这样，甄别赖以进行的可比性准则，突然消失了。种族缺陷的发现，往往通过群体的挫折，需要大规模的失败作为代价。连绵不，断的集体性失败，使勇敢的人产生了怀疑与扰虑，并急于罢揭示它的根源。“失败是成功之母”，固是不错，但二者间必要的中间环节“发现”与“矫正”绝不可少。与此正反，一般的种族成员却反对揭露而热衷于掩饰：唯恐暴露会对自己的心理带来震荡。保护弱点、颂扬缺陷，成为一种古老的风尚。只有战败的压力和耻辱，多少还能弱化一点这类顽固的“特性缺陷”。若不经历一次次群体性的挫折，谁能发现缺陷？谁能说出缺陷？又有谁去相信他所说的呢？这就是最深刻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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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总是无法去彻底地“适应环境”。即使古老的“活化石”，也难以做到与环境协调得“十全十美”。只不过是它们太老了，无力再行改变，就此维持下去，直到自己的“世界末日”。要改变自己，比重新选择环境还要困难。它牵涉到基因群落、行为组合的遗传变异。人类好几万年没有这方面的进步记录了。



不能完全适应环境的压力，就多少带上了生存的包袱。负累给人的缺陷感。对人类心智的挑战，构成了文化起源、发展的基本动力。人与环境之间的不平衡态，就托付给文化去平衡。人的生物缺陷（《旧约·创世记》对此已有启示），使文化成为必要的、“美”的。



生命的特点是：既然消除不了自己的缺陷、治愈不了自己的“疾病”；他使求诸心理的自卫：扬长避短，或以长护短。结果是所长日以长，所短日以短。这在人类文化史上的表现尤为突出。反压制力的不平衡态并未消除，反而加剧了。正如文化，本来用以调节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环境间的冲突。但步步深入，在许多方面，反使冲突激化了。这是生物的悲剧，还是文化的悲剧？消除不了悲剧，人们只能以悲剧为美。战国时代（这次叫做“全球化时代”）的风格是追求“崇高”的，因为人们已经无法平静地生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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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的自卫鼓励人，以“过”弥补“不足”，这并非一个孤立的心理现象。它是延伸到、支配着各条生命旋律的普遍主题。它渗透各种生命现象。在不接受遗传法则的拉马克学派看来，弥补的努力甚至构成生物进化的杠杆！有一个悠久的事实为他们的固执作出了强有力的支持。用发展优势的策略去抵消劣势这并非人类及其文化特有的战争智慧；而是生物界最基本的本能之一。



有机体是个异常精明的投资者。它凭着本能的直觉，就知道去哪里进行博变更可能一本万利。它并不用刻苦的专业训练，就知道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在最能发挥总体优势的角落，集中投注宝贵的精力。它善于对压力的网络作“重点打击”，以求在一个最有效的时空焦点，取得击倒一个就是击倒全部多米诺骨牌的“战略胜利”。



这就是“弥补本能”的大部分奥秘之所在：



生命各形式，恰如《庄子·天下》篇对先秦各学派的历史总结，“各引一端，从其所善”。各引一端，是占领自己的位置时所取的表演形式；从其所善，即是在生物链上有效地谋求自身的延续。生命被简化为对空间的占领；而对时间的抵抗即为“善”。例如所谓的“事业”──只是生命的洪流藉以决堤的一个出口。反压制力，孵化出人的生命，孵化出精神的活力，孵化出天国的静谧。强大的压制激起强大的反击，强大的反击力造成了空前的内在紧张……为了缓解这内外交迫的歇斯底里状态，就需要说服人的判断力，使它同意发放通行证。“事业”，因此成为全球化竞争时代最有普遍说服力的投资对象。而实际上呢，大自然的目的，并不系乎人类的“事业”，而是寓于以发泄为诱导的“力量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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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最深刻本能之一，就是渴望准确、有力、见效的行动。他比低等动物的高贵之处，即在于他深受行动意识（而不仅仅是行动本能）的驱动。这就是人性意义上的“内驱力”。这种心理性而非生理性的力，是文化得以日新其德的活泉。哲学家们称这力为“意志力”。动物主义者则称之为“力比多”。一个体质上很羸弱的人，但可以有很强的心力。体质上强健无比的人，可能在心力上却弱得可以，有时游移得令人发笑。现代生理学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一悬殊。它只能说，“这也许是遗传……”：正如古人说，”这也许是天意……。”



在我们看来，事情可能是这样的：行动的意识，使人的能量完成了升华与移位：肉体的力，化为意志的力。意志的力又化为精神的力──精神在性格上比意志更富于群落意识！这样，力的转移也就引发了原有空间的相对空虚，强健的躯体变成羸弱的躯体；或是相反的，薄弱的意志变成柔韧的意志，定点的精神变成周流的精神……





第五章生命界域的喧嚣



九、排它与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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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它性，带有破坏、减少的含义，它的“图腾”应是一个减号（“—”）。它带有排斥力、压制力，但这破坏力量的根子，却深植在创造的反压制过程中。这使排它性成为反压制力量的特殊表现。



为全面维护自己的存在价值，为全面确保自己的生存优势，仅仅“自保”还嫌不够。生命，更经常地把自己的内力投射出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形地带，为自己提供一条足以游人有余的安全边界。这对任何种类生活者来说，都可说是一个不很奢侈的愿望，假若这愿望得不到相当的满足，生活就会陷入被动的境地受“奴役”的感觉产生了。求助的希望，在于排它性的功能，在于创造一条标明势力范围的界限。排它性（以及支持排它要求的实际力量）越强，则势力范围越容易扩大。没有排它性的世界，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实在的情况是，较软弱的排它性被较坚强的排它性克服了。以无可奈何的态度接受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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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它的方法受到广泛的重视与运用。没有比这一矛盾的态度，更能说明生命特有的自我中心倾向的了。正是在排它的原则下，竞争才成为生物世界和文化史上的正常现象：不论在异类（生物的或文化的）之间，还是在同类（生物的或文化的）之间，都是如此。以致各种型号的进化论者，把“竞争”上升为一个普遍的自然法则。“合理”（竞争中的）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不过是为了缓和排它性的泛滥而采取的“集团内部的守则”。超越规范限制的“合理”与规矩是不存在的。因为排它是第一值的；限制排它，只居从属的位置，担当排它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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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群落意识、群体生活支柱的集团排它性，具有类似但又相异的功能：为了更快乐、更有效率地活下去，为了便生活变得更合乎自己的意志（而不是被动地屈从于外在压力，尽管“自己的意志”本来就是外在压力的变相的派生物），更富于自己的色彩纯一，就极力排斥群体内部的异己力量。这些异己者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目标，不雷同于居于主流的统治势力。它们的活动，对已然的权力结构构成了沉默的挑战。对此，统治的力量常常动员了整个群体的力量予以扑灭。它们被当作“抗原”歼灭。但任何群体都无法把这种运动进行到底，因为，限制排它（在集团内）的原则，同样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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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病毒、细胞、原生物的世界，直到动物群体、原始公社、近代国家和各种联盟，普遍存在着、不断发生着排斥异己者的永久性活动。内部（通过生物性的突变）自行分化出的异己者，与外部渗入的异己力量，也都是力图损害他者以充实自己。兼并、分化、征服这场环形的战争是连绵不绝的！战场则无所不在、战线则是模糊的。参加各派势力角逐的目的，就各人的利害而言是异乎寻常地一致，首先使自己生存下去，而且要生活得较为优裕和自豪。他们为此而满腔热忱、不遗余力地竞争，甚至流血。正如“合理”只是“排它”的补充，“道德”只是“斗争”的产物。它是用来缓和、限制斗争的天然残忍性，而不是用来取消斗争，不是用来熄灭战争本能的。这里的战争是永恒的，因而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这里的战争是普遍的，因而“宿主”和“异己者”的角色，“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角色，是经常互易的。即使扮演什么角色，到头来也是由不得自己做主的。



“异体蛋白”，对胃部，对消化、吸收热能的系统，也许不失为福音与精华；但对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却是可怕的魔鬼和可憎的糟粕。对前者的“营养物质”，对后者则一变而为“毒素”。前者所吸收的，恰恰是后者所排斥的。异体蛋白对不同有机系统的各自含义，具有广泛的启示性。“吸收”与“排斥”不仅取决于外物的质地，更取决于主体对它的需要！──需要决定态度，态度决定命运。如果承认，真实的东西有可能存在，那么，这就是真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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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它性又是利它的──正如利它也是排它的。即，排它的原始动机，在生活的旋涡里常常发挥着利它的功能。如果暂时撇开生命力量的局限和人类情感的脆弱去看待排它行为，当能发现：受到排它势力的挤压，对生命的存在及其自我肯定，不是直接的祸患，而是一个巧妙地成全。因为一种生命形式之所以是“它自己”，得力于它被排出了其它的生命界域：使它不得不成为它自己，使它不得不在某个特殊的时空中去肯定自己。例如，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在原始时代不幸而被渐渐挤出了他曾经寄身其中的动物世界。又如一个艺术家之所以能成为难以企及的大师，不仅是由于玄妙的“天才”，而恰恰是由于他实实在在地具有难以企及的苦衷和短缺，因而，不适于过一种世俗的普通生活，从此，他不得不到艺术中去发现自己、肯定自己。古往今来，各种精神创造者（宗教家、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或各门类专业中杰出的专家，莫不如此。故最早从事专业文化工作的人，大都是些身手不全的残疾人；如早期的诗人和音乐家，多是盲人。只因受到正常生活的排挤，被迫走上了义无反顾的新途。



排它行为，因此并不消极。它为生活提供了惊人的丰富性，和可供选择的“样品”。排挤的动机，会促成始作俑者梦想不到的场所转移与功能转换，从而帮助了新存在、新风格的诞生。新人，不是自行生长的，他是从旧世界的迫害中逃离出来的“难民”，不得已登上了超渡彼岸的方舟。



检索历史，排斥与侵凌造成的新事物，也许要比正面的赞助、支持更为众多，这是由生命的本性决定的！他对敌意，较之对友情，更为敏感。故而，敌意与排斥，更善于激发生命的自我意识、自立意志、自觉行为。这，也就是生命斗争中常被运用的“激将法”的心理背景，这背景实在得自生命的抗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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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它力是不甘“止于至善”的，它是流动的、有潮汐的。它的进一步增强，则导致了同化力的出现。与通俗的有关见解正好相反的是，同化为准实质上并不与排它力相对立；它只是排它力大大增长之后，所采取的一个新的、更有力的表达方式。强者更趋向于喜爱“同化力”的形式，尚未被征服的弱者，则趋向于单纯排它力的自保形式。而被全然征服了的弱者，反以强者之仆自居，陶醉在被同化的温熙阳光之中……他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反以被同化的新角色为荣。“全心西化论者”即属此类。同化为，作为排它力的有力形式，在有机结构的生成中居于领导地位。不管它采取了多么富于诱惑力的姿态，本性上却是一种积极兼并的势力。



有机体越强大，表层的、赤裸裸的排它性反而越是退居次要位置。充足的内力，使他变防御为伸张。排它的力量，出之以同化力的形式。仁慈、博爱甚至是宽宏大量，取代了狭隘的提防与限制。“收刀入鞘”成为新阶段的“德充符”，因为这已然成为达到横征暴敛的原始目标的一条文明化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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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旷日持久的压制状态而日益凝聚喧涌的反压制力量，如果寄寓在某个个性身上，则使他的宿主具有某种“侵略性”：威胁那些因反压制的流失而日渐尾弱的个体，这已成为宇宙力量藉以流变的一种模式。如果不带感情色彩，可以认为，这种“力的流动”，正如水趋向于下而火趋向于上一样。力量强的，填补力量弱的；实在状态的涌向半真空状态的。但对具体存在的个体，就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不带感情色彩”，是超越生命现象的！活生生的个体，是无法“客观”也不可能理解“客观”的。对力量过剩的一方，力的流动意味着“扩张”、“胜利”；对力量贫弱的一方，新的平衡过程则是“被侵略”、“遭征服”的连续记录。从发展和转换的角度着眼，胜利的喜悦与失败的悲怆一样，X何尝不是同样的力的消耗？感情处于其间，成为生命力量发展、惟移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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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生物的排它性近乎是本能的、盲目的、一概的。人类却是更有理性的、更富选择性的、目标更为明确的施行排他。经验，使行动中的人们懂得了诸如“结盟”、“统治”效忠以及“同化”（它表现为仁爱）等排它行动的实际价值。这些战略是在对力量的更深把握中，在更大程度上成全着排它的使命，但比直率、简单的排它行为更间接、更精致，更有迷感性，因其采用了漂亮的迂回战术而更易于接近目标。因此，文明的进步使简单的排它行为越来越失去应用中的价值。与此同步，在道德法庭上，它也就逐渐遭到贬抑因为人们离开它也能活下去了。人们因为拥有更好的较量手段而变得更富于宽容精神──就这样，过分的排它行径作为双重的垃圾（垃圾都是曾经有用的），被唾弃了。



流俗有一种见解，认为生物界内各物种间的生态平衡状态，在事实上否定了生物的排它性是盲目的。但此种辩护掩饰不住排它的目的是在维持有机结构内的稳定与一致。而生态平衡所显示的物种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则应放到一个更广大的背景下去观察。观察结果显示：生物链本身，作为一个自在的系统来说，也是排它的。它严防外来者的渗透，它有自己严格的秩序；它有自己生活的特殊节奏──虽则这系统内含括许多物种，容纳了各物种间错综复杂的“勾心斗角”；但从更超脱的视角俯瞰这纷纷纭纭的厮杀，其深层则透现出一幅井然有序的和谐之图！局部的刀兵之声，在全局则为大交响乐中不可或缺的“不和谐音程”──尽管这和谐发自内在的系统化需要，而与异已者无涉。



“盲目的”，有时即“本能的”；盲目的排它性，即与生俱来的排它性这是有机结构和生物系统不可推卸的“宿命”。正因为它盲目，所以便无须解释、论理。盲目的排它性，是比一切“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争吵更为真实、更为有力的“理性”超越。文化的排它性，作为生物排它性的衍生物；文化的理性主义，作为生物非理性（“盲目的本能”）的衍生物──历史悠久且根深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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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它性压倒群伦的主旋律，构成了生物命运中形形色色的回声与“作品”。微生物的、植物的、动物的，以及文化、社会有机结构的各种奇观──无一不和它们的排它本能、追求自立的意向，息息相关。



物种和群落──是在长期的排它过程中，渐被塑造出来的。文化和民族──是在排它的作用及其激起的反作用（抗拒、排他）下，不断生成，尔后又趋向瓦解的。



我们的生活与文化氛围，充斥了排它的要素，因此，受到了不知不觉的限制。这一既成事实，使我们的思想、行动，在自觉不自觉之间趋奉着排它的铁棒，顺应着它所铸造的方向感。理解了这一要点，就无异于看见了各种文化无法逾越的──条界限。任何一种文化，不论它在意识上多么富于宽容精神，但在本能上，都是漠视（这是最客气的一个姿态）异端的。理解了这一要点，有助于我们发见人的天生局限，以便用更富于想象力的探索精神，去实现压力下的文化转换。



从生物和文化的宏观，去鸟瞰人间的生生灭灭，即便被视为“天才”的人物，也只能是生物排它本能的忠诚跟班。他的特点在于采取了逆反的即不合常规的形式。他与流俗的社会对立。他与构成了社会风尚的“群体”之间，具有根本的趣味不同，故而相互排斥。流俗的排斥激起了他的拒斥之力。他因此要排斥那个已经排斥了他的社会文化，他用自己的理想图式去攻击群落、去斥责群人组构的流俗社会中的种种文化弊端。在这流俗社会占有支配地位而得意忘形、“蔽于人而不知天”的种种陈规，是创造的天才们亟欲冲破的罗网。尽管这些“规矩”在群落的意识中已是“生来如此”、不言自明，获得了天经地义的尊位。然而，在天才与群人的表层对立后面，到底还是隐藏着深层的一致！这种一致，是比对立更富于讽刺意味的现实，排它的一致，以及为确立本系统的自保、自存以及在自保、自存基础上的自由的地位，而艰苦奋斗的一致。因此，一部文化史，满载着这样的喜剧场景，天才的活动导致了新的群落意识；创造性成为流俗见解的新的母胎。一致比歧异展示了更深的宿命。叔本华式的超然静观的天才在哪里呢？





第五章生命界域的喧嚣





十、“突变”的诸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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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本是起源于遗传学的一个观念。它的原始含义，是指染色体和基因研发生的超常规、革命性的组合、变化。这种变化深刻支配了有机结构的发育，并决定其发育后的形态。先天天才或先天的畸形者即基因突变的特例。由于突变是非功利的、无规则的、盲目的，因此在多数情况下，突变对有机体具有致命的后果。但当外部压力发生特殊转移的非常时期，某些特例突变则于不期然中，恰巧构成新物种诞生的契机。由于突变造成的样式是那样繁多，由于突变在经常不断地进行，最后，总有一些突变的结果被选择出来，垂范未来。有些突变是由外部的刺激引发的，有些突变则按有机体内在的代偿机制而自行发生。



关于突变的机制，现代遗传学也还没有完全搞清，这使它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印象。但可以认为，突变现象和各种貌似盲目的生命活动类似，具有模糊的针对性和潜在的功利性。它是这样一种“本真”；为生命短时每刻所面临的那些茫无涯际的、未知的、不断变异着的环境挑战，保留了“种族性的变态反应”的余地，为新种族新形态提供了作为种子的“样品”。从长远的根本看，这有利于种族的自保、延续。尽管对“蒙主宠召”的当事个体来说，这往往造成生活意义上的巨大悲剧。



生命的历程所面对的外在环境，是生命自身无法从根本上予以干预的。因此，它便仰赖突变机制，在非常状态下为种族延续闯开一条新路。即便，这意味着对一些个体的先天牺牲，也在所不惜。幸运的是，当环境的压力重心发生了明显移易之际（如气候的剧变、食物的匮乏、地理上的沧桑迁异以及其他灾难），在原先的压力争件下属于病态的有害的突变类型，将有一两种被优选出来，通向新生命的众神之门，将为他们洞开。



先前（即旧环境中）的许多不成功的突变形态中，由于新环境的新型压力，会有少数者更能“适应”因而更有力量、更有智慧的样式被保留下来。他因此成为“始祖”，他因此承前启后，使生命的音响不绝如缕。使生物世界的库存避免了毁灭或锐减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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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探索事物本原的视线拓得更远，就能望见──突变现象，确是广泛生成着的万事万物崭露头角的大关键。不仅生物世界有它的踪迹，甚至非生命的无机世界也有它的影子。突变不仅涉足遗传领域，历史文化的社会界域同样也有它无形的王杖。它的威力也许常被忽略，但却超越时空的藩篱，而直入存在的堂奥。胚胎当然会发生不可见的悄然突变，“业已定型”的个体也会发生令人瞠目的显见突变。这在生物学、心理学上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例证。落实到文化史上，有些老迈的文明实体或是传统社会，竟也会像原始民族一样发生文化巨大的突变。例如，古埃及人皈依了福音，成为新的柯普特民族；古希腊人皈依了福音，成为新的正教民族；古波斯人皈依了伊斯兰教，组成了什叶派教族。这种惊人的奇观，实际上遍及宇宙的每一角落、每一瞬间，永恒的生生灭灭、川流不息──投注到我们的心灵之眼，就是文明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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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历史的迷雾，透视那些被习俗的尘埃和群落的健忘所掩蔽的往事，就会在各个领域中通过不同的方式发现各色各样的突变故事。有许多伟大人物的生平，都曾被一个强烈的“心理突变”（它的特点是不遗传的；因此不属于生物学城的突变），所震荡、移易，使他们就此成为不同以往的“新人”，一个与旧时之我决裂了的“怪人”。伟人的生平由此裂变为二。它的前一半，在外观上与常人别无二致；它的后一半，则是伟人的特殊所在。作为木匠儿子的耶稣，竟以十分违背习俗的方式宣称，“没有人知道我从哪里来。”接下来，他进一步自命为上帝之子兼为上帝的使者，以此宣布救世主时代的来临。剖析耶稣的生平，其裂变的契机，是发生在“施洗者约翰”对其使命的预言之时。约翰的预言，触发了耶稣的心理突变。这本来也许纯属私人性质，但终于，通过个人的超常心理这一媒介，而对人类群体的文化过程发生剧烈的辐射，并以此获得了神性。以致后代的研究者们也很难说清楚，这一个人心理上的突变，仅仅是历史方向的一个征兆式表现呢，还是创造历史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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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物上、心理上的突变，还有社会上、文化上的突变，作为前者的衍生或平行，作更大深度的立体式扩演。作为社会历史各层面的突变，除有生物、心理方面的突变为基础，还有现实生活、文化形态上的危机失衡，为其磐石式的前提。否则，个体的心理突变岂能迅速扩展为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等广袤领域中的历史运动？突变是从个体发生的，沿着个体的路线纵横交错，最后才联成足以变换整个格局的网络。待定的个体，是社会、文化突变的种子，而社会文化的形态危机，则是一块适宜的土地罢了。没有这点个性，就不会有这丛思想，没有这片人格，就不会有这圈文化。没有这样一个业经突变的人就不会有这个变换社会文化格局的群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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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的事实，揭穿了文化上的宿命论所依据的既成性与荒诞性。文化，并不是按照任何一条固定轨道去发展的。突变的发生，一再强有力地改变了文化、社会的前进趋向。正是基于这点，依赖于统计数字、消长曲线所作出的合乎变化规律的“科学预测”，绝大多数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没有把也不可能把突变的因素包括进它的演算程式中。这种意义数学的缺失，靠什么去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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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内力，正在孕育今天还无法具体言说的一个突变。那出人意表的奇观终会一新世界的耳目。它会滋润沙漠里的居民、超度沼泽中的猎人，以其惊人的胆魄，把社会文化的命运推入一条新轨。使那些藐视它的人遭到遗忘；使那些拒绝它的人备受困苦。各种成功的突变，就其设计与完成而言，是“无为”的，就其功能与影响而言，又是“无不为”的。即它是被人所不知的机遇、意志，拣选出来并予成全的；又在人所共求的需要中，得以流通。不论突变的机制多么复杂，它都毫无例外地可有针对、可有补救──这就是庄子所问的“命矣夫”的真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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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实体”此“文化的形态”拥有更大的可塑性。即，民族实体可以通过重新“选择”去变易、变通自己的文化形态；而文化形态却无法通过重新选择一个民族实体去获得再生。因此，“民族”为有力的人格和有力的个性，提供了创造的宽阔余地。他们在群体命运的转折关头，自然奉献自己的突变之果、变异的品格──去回报群体所给予的富于远见的宽容。博大精神，决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道德理想”，而是一个生命群落、民族整体的力量标志。博大，就是在召唤民族之力、突变之力、再生之力。





第六章无机界域的浪潮



一、现代人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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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无机世界”中的问题引入哲学，并把这一“引入”的结果处理为“客观的景观”，是现代意识中的一种大荒谬。有机世界在谈论（思想离不开“谈论”）无机世界；这谈论是无机的，还是有机的？“精神”在观望、分解“物象”；这观望、分解属于精神还是属于物象？谁能对此作出众所公认的“谈论”？



人，首先是一种生物。他观察、感受、体验、思维、以及总结和创作的种种，都是生命过程的“症状”与表现。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五万年来的人类在体质上并无显著变异；而人类的灵魂在面对茫茫宇宙时，所面临的压力性问题，无论古今并无根本的变化。这就是：生命和人类从哪里来，将往何处去？诸如此类的神秘，以奇妙的吸引力和拒斥力，组构了诞生、死亡，以及作为二者纽带的斗争、爱情等系列主题构成的雄浑交响，在各民族、各个体的科学、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神话中，有力地攫取到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人与人的文化所包容的这些特点，悄悄然而顽强地注入对无机世界的认识系统──科学──之中。无生命的世界与有生命的世界，在此交汇。



在各种神话中，在各种被打成幻想的古神话和奉为真理的现代神话中，都以不同的音调歌咏了这一交汇。古神话的共同大意，是说有机模式的天神按照自己的样子（形体的或意志的），创造了无机的世界，从而给宇宙以普遍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古神话交汇了无机世界与有机世界。相反，各种现代神话更富于经验论的素养，它用倒叙方式追溯因果，肯定了“有机生于无机”。这一结论与古神话的结论虽然恰恰相反，却与《老子》“有生于无”的结论相映成趣。在此，我们仿佛看到了科学与现代神话的原始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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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是参透了语言的性质和文字的界限，谁就“能对这里所描述的种种光景，产生恰当的理解：既不拘于词义和字面，又不至于完全撇开它。没有实在的中庸。中庸是理想，因此它有用，其用在规范。



关于“压制”，应是这样思想：我们注意、认识压制的过程，是微观──而宏观的。而实在地说，压制则是心灵向外的投射。因而，认识压制的过程，是从体验逐步推向宏观。最终，找到其本原。但压制在宇宙诸史中起作用的过程，则毋宁说是恰恰相反的──



如果采用古典式的溯本追源的倒推法（它是由语言艺术中的倒叙法发展过来的），则会发现一个更富于哲学（而不是心理学）气质的景观。第一压制是物理层次的压制。它主宰着无机过程，但也是有机过程的基础和出发点。从茫无涯际的因果链上说，第一压制是宇宙间诸压制的原始状态，是“诸压制之母”。但第一压制又是宇宙诸压制本身，是诸种压制与反压制的本体。



第一压制──第二压制──第三压制──第四压制……是永远从宏观世界不断向微观世界移位、跃进、飞腾的过程。简洁地说，是某种过程在心灵中的投影，是第四压制反射了“第一压制”及其它诸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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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界域的压力即便得到表层的缓解，也还会到社会界城中重获支持。而社会界域的压力之根，又深藏在生命界域周而复始的锁链中。没有人能够超脱生物之链。正如没有一种动物能摆脱它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唯独死亡给予一次“机会”，从生物链的紧紧约束、环抱下脱离开──但并不是自由，而是立即面临一个新的压力世界：无机界域的压制。“涅槃”，只能使人从生命形式的轮回中解脱，却没有教人如何从生命寂灭之后的无机压制下挣开。可见，“人”在人的精神活动中是个排除不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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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理学，为什么要拼命寻求那白己未曾发现而又无从证明的“统一场”呢？这充分表明物理学并不能超越于人，它难以成为“非人的学问”。它不可能脱离人的需要而达到“客观”的彼岸，正如再虔诚的信徒也曾到过作为客体的天国。科学不只是对经验的总结，它还是现代的人类（古代其实亦然）在生活中感到压力和困惑之际，急于寻找自身根源、自我归宿和生活之本──相对于生命之本──的一种手段。



科学与其它文化样式的区别仅仅在于，它的方法是科学的，而非艺术的、宗教的，或政治的、神话的。理解了这一点，对“科学”的全部实在性及其价值，就有了根本的参悟。



科学，与其它人文现象（人类精神之流的各色结晶）的共同背景，就是人的需要。在这宛如假面舞会之摇曳无定的世界上，为人生建立一个信得过的立足点，以及继之而来的生存网络。信得过，并不等于真实无误。因为，假如失去这个空灵但有用的基地，文明藉以生成的那种“良好气氛”就在无形中消散，文明的广度就不免倾斜。这种信任（信念、信仰亦然）和“真实”与否，只有神学上的但无逻辑上的联系。



科学与技术在近代的急剧发展，打破了自古以来神话、科学、哲学、宗教、艺术之间的平衡，传统的图解已趋瓦解。作为心理逆反力量的诸种文化传统结晶，面临崩溃。这使寄居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们，遭遇到空前重大的精神危机。它危险，但也提供了机会。



为了重获心理平衡以及外在的世界秩序，人们需要一切手段，其中包括科学的方法、观念：以作为披着科学面纱的现代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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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至上的功能所驱，现代科学还有着太多的假定和太多的幻想气质。人们先去想象，然后创造，最后证实。即以“四种相互作用的场”为例：



1，“万有引力相互作用”中的“引力子”，只是一个假想的存在：



2，“弱相互作用”中的三项，除了作为参与实体的“光子、轮子、强子“外，竟有两项（场及场量子）属“未发现的存在”。未发现，怎能肯定其存在？这些信手拈来的例子，说明科学不可靠？不。恰恰相反。它说明现代科学还不乏生气。一种知识的内在力量，是与它的假设性成正比的。知识的力量，在于它是对于力量的认识。假设，则成为内力的投射状态；它指明了精神潮的趋向，暗示着那种驱迫、诱导潮流运行的神秘力量，如何一张一弛地汩动着。准确无误的知识，即完成了“非人化”过程的知识，但那是僵死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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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到、看见并用科学方法测出了“场的作用”（吸引与压抑）和与此相反的力──“挣脱”。“场的作用”无所不在，然后“挣脱”应运而生。这种关系，是难以描述的。“场的作用”，类似于“压制”与“沉伦”；“挣脱”，类似于“反压制”与“升华”。



“运动物体的初始运动方向，是它原有的，而非‘场’给的”──这个观念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的含义仅仅在于这一修辞上的需要：“在场的作用下，运动方向一般要发生变化。”对不可描述之事的强行描述，导致了割裂、孤立、误解、与“科学”。“系统论”的努力，阐释学的灵感，只是企图亡羊补牢。



按照我们的理解，各个物体的初始运动方向，又何“原有的”之可言！物体自身的“原有”是一种断裂式的虚拟。直观地说，它们也是前此各种“场的作用”的产物。场的作用，类似《老子》所说的“万物之母”。它宛如连续不断的命运之链。片断的、忽生忽灭的人类，又岂能把握它？于是，只有用分析之刀割截它，以便自己的悟性“吃透它”，以便用自信心控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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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场的作用”又认为是无所不在、近乎万能的，有各种各样的“场”。有物理的无机场，有生命的有机场，有社会的文化场，有心理的灵魂场。每个场，都是一个特殊的圈，一个相对的封闭体系，一个蔽于己而不知它的宇宙。只有永恒者能贯穿起各个互相游离的场。场，“抓住”万物，万物则力图“挣脱”它。支配着两种相反的运动趋向的这二者，仅仅是我们观察者的心灵之力呢？还是无机世界中客体的力量？或许，是这两种势力的混合？对此，活着的人也许难于得出绝然的最终答案。真要义在于两种相反的力量甚至在人自身、在人的心灵中也永存共处，混成混生。物与人，人与灵，灵与神──某种程度上都是两端力量相互牵扯、抗衡、分离、拥抱时涌起的层层泡影。这样说不是基于辩证法，而是出自先于法则的“事实”。或者，是先于理性悟解的“本能体验”？科学（而非“技术”手段）世界力欲解释的对象，与神话与宗教的对象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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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浑沌象无底洞，吸引万物、诱惑万物，消磨世界、吞没世界。具象之为具象，在于它的原始状态极力从浑沌中挣脱出来，独立为力体。尽管“挣脱”之一如“反压制─升华”，不是真正的“主动”，但毕竟近乎“自由意志”是一种貌似主动的被动态，一种迫于压力的应战。在世俗的见地里，凡是应战，就是主动行为；凡是意志，都是本性自由的。人们哪里知道──应战都是有所针对，它抵御明里或暗地的挑战。而“意志”与“自由”，在语义上则是全然相反的：“意志”导致了“自由”的固滞与完结（选择某一而排除其它），因此“意志”是取消自由（即其余选择）的行为。“自由意志”这一词组，象当代意识中的许多概念，是个十分真切的“矛与盾”的组合。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如果我们有能力“挣脱”科学（这也是一个“场”，一种压制，一条无底洞）加诸我们的程式，就发现“挣脱”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我们受到某种更深刻的神秘力的驱使，从诸多世俗文明的规范的压制下解脱出来，我们就不仅完成了一种运动，而且缔造了一个新我。这其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他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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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种角度的挣脱”或“那种角度的挣脱”……没有全方位的挣脱。正如没有自由的意志。生活与宇宙对我们就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撇开了特定的“场的作用”──“挣脱”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可能？要知道，对一个场的挣脱，就是对另个场的趋附啊。“挣脱”只能就其从普遍的“场的作用”之“此形态”向“异形态”的游移、转换而言。故《庄子》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挣脱”作为反压制的“升华”力量的物理形式，其心理上的启示是“自由”，其行动上的收益是“创造”，而其“终极价值”在于，全方位的挣脱（自由的意志、独立的反压制、自在的升华等等）虽是一个极端而无稽的幻想，但挣脱一分就表明了力量存在的一分；故挣脱了十分就含有十分的价值。绝对的价值正孕于挣脱本身，它是“无量的”，即无视数量的正与负。



问题不在于“是否挣脱了”也不在于“挣脱了多少”，“挣脱了多久”……等等，而在于是否“正在挣脱”。人，是一种相对的动物；尽管他因此渴望绝对，但绝对是虚无的，是高级而细腻的幻念。我们生活者，也许正在无意识中“走向绝对”即走向自己无法把握的归宿。怀着热情，走在冷漠的宇宙中。



我们挣脱到什么地步──正如反压制和升华的水平和力度，达到了何种高度和强度──就算把握着终极性的“胜利”已经抵达了那一地步，因为真正的、不消失的胜利，纯属子虚。暂时的胜利与终极性胜利的区别，仅在于后来的“影响如何”，而这一点，几乎无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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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和宇宙一样，面对着摆脱不掉的“压制”，挽回不了的“沉沦”，以及无所不在的“场的作用”的驱迫撕裂。而人类看见、听见、感到的各种“反压制”、“升华”、“挣脱”运动……并不是空虚的。这是真正的实在。诗人们说：“人生如泡影。”但还有什么存在比泡影更为实在呢？实在，并不因其转瞬即逝而失去实在性。否则，还有什么实存？即便是人类视为“天地万物”的星球，在大时间的跨度中也会转瞬即逝，它的实在又岂能不是“空虚”的！宇宙爆炸的假说告诉人们，大爆炸中心的一分钟，迅速膨胀为各星系上的亿万年。因此，奇怪的事发生了：宇宙的核心部分比它的边缘还要空虚！



在这一点上，我们较之古人只有极小的进步。面对古希腊人和欧洲人称之为“宿命”与“命运”，佛教徒称为“大劫”的那个不可描述者，绝望终于使人看见了一线生机──泡影式的胜利虽然可怜，但毕竟是可以展示我们生命力的唯一物证！仅此而已！无方向的挣脱、消解了压制的反压制、逆转了沉沦的升华……都不可能。但生命却找到了他有限（如方向、反应、需要等等）的形式！这就是终极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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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压制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不断再创着明天的世界。是物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生物学上的逆反力量、社会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心理学意义上的逆反力量，以及最终的、我们本能和生存意义上的逆反力量，催化了我们感知着的各层各面各体各相的大千世界。



把反压制力视为空间结构、有机结构、或文化结构、心理结构的破坏者，那是颠倒的理解。耶稣是破坏者还是再生者？释迦牟尼呢？秦始皇或凯撒呢？他们是社会意义或世俗意义上的破坏者，但又是历史意义或神圣意义上的再生者？不错，他们是侵伐了“过去”，但他们又何尝未曾开启“未来”？反击压制的创造能量正在支持着空间，反击力量因此是“空间之父”。正如压制力量是为“时间之母”。



时间，是压制的使者。



宇宙间四处泛滥的压制与逆反、沉沦与升华、吸引与排斥无疑是真实的。我们凭借自已的体验，每天都在验证这一事实。但如若要在现代科学的实验范畴内检验它并解开它对我们生活的启示，则不免陷入曲士的乐观。这种乐观混淆了两个世界的界线，借用耶稣的话说，它们──分别是“上帝”与“凯撒”。但我们的上帝与凯撒也许不同于耶稣所说的上帝与凯撒。如果说，现代科学已被虔诚的博士们（其世俗作用相当于古代的修士们？）奉为新的可以证明的上帝，那么，用本能和生活（而不是理性与科学）一再证明的原理（压制与逆反），就是新的正在行动的凯撒，当然，这是一个像一切凯撒一样的、追求胜利的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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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反压制视同为“暴乱力量”或宇宙无政府（出人意外的混乱）状态的普遍肇因，是曲士的偏执之见。混乱与无序状态，本是不可描述者“……”的庐山真面目。真正的暴乱者不是反压制和升华势力的具象、实体，而是那一片看不见摸不着松散弥漫混一宇内的阴性暴君。她沉着、发粘，具有古神话中的“弱水”式的奇能，在她的诱惑下，鹅毛、灰尘也沉入黑色的水底，永劫不复……



排斥力、舍弃力、毁灭为──是反抗她的压制力量的异化形式。排斥、舍弃、毁灭并不等于“增熵”，假如它们继之以吸取、获得、创造。



反压制力，要是最终不升华为创造性的冲动，就等于半途而废。破坏的反抗，始终属于很低水平的运动；高级的反抗，必出之以创造形式。继之以毁灭的，不是那荒芜，而是再生。文化的命运、民族的历史、个人的体验，无不如此。极多的具象与实体，都不会半途夭折，它缺乏完成这一过程所需的能与力──并非无此趋向。这就是反压制力的宿命！正如，“沉沦”是浑沌的基本趋向。



“充满义愤的反抗者”，实际上是创造者。根据经验，即使要逃避（哪怕是暂时的远离）那阴性暴君的无底洞，也需要超常的智慧。而逃避的途径，则为十分艰辛、形态万状的生命之路、自由之路、原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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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引力场方向”和“逆引力场方向”，都不是挣脱的捷径。只有既非零度又非一百八十度的离心倾向──无规则地选取乱七八糟的途径，才能收取挣脱的最为灿灿之硕果。以哲学的套语做个比喻：直道的“继承”（顺向）与“批判”（逆向）都不会生下壮实的孩子。唯有在离心运动中独辟新径者，才别开生面，得为天下法。精神上的挣脱，哲学上的逆反，文化上的升华，都是非程式化的结果。但它开辟的新程式，渐渐地也会以此压人。程式与规则，是死者的遗迹与活人的祭仪，是人的头脑对外在强权的攀附、谄媚、合理化。人类的文明越是进步，就是越深地卷入精神上的奴隶社会？（仿佛自主的国民，其实是精神上的亡国奴！）



还是换一个角度吧！



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一个遥远的星系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经验的判断告诉我们，若干光年之前，一次重大的毁灭降落在这气数已尽的宇宙身上。但对更大的宇宙而言，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转换。当此局部的毁灭之际，一个甚或几个新的星系从宇宙的其它角落里走出来，以其涓涓再生为大宇宙的代谢注入生机。你能说这个过程的开场处，仅仅是个毁灭？或是个“悲剧”？陋哉！







第六章无机界域的浪潮



二、“时间”与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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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时间：数学时间、物理时间、生物时间。数学时间是我们想象的，它的气质接近艺术。物理时间是我们经验着的，它的气质接近科学。生物时间，则正在我们身上流过，它的气质近乎本能。人，作为一种勤于思考的生物，是从生物时间出发去体验物理时间的，再从物理时间（由感知物体的移位、变形而来）中，抽绎出关于数学时间的纯理念。因此，生物时伺是一切时间的内核，正如本能的力量是一切文化力量的内核。



人对时间的最低级感知，是通过对空间变化的感知间接获得的。动物也很懂得迎合这种意义上的时间，它“顺应自然”。人对空间的致命感知，又与运动及流易，即构成时间本质的要素相联系。因此，在流失中追求稳定、在万变中寻求恒一、在幻灭中找到永恒成了人与动物的重大区别。对人的命运而言，时空本一体。时与空的观念，是人的理性对宇宙力量的分割式认识。空间形式的生生灭灭……使我们的心理世界中有了“时间”。无机的空间──有机的流变──人类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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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观念，起源于人对压制力的感受。人，总想为自己的存在及延续建立点什么依托。他甚至渴望树立某种历久不衰以至永恒的东西……以此巩固或纪念自己的存在或曾经存在，悼念自己的前辈与同济的已经没灭……可是经验警告说：时间正在毁灭一切。它对有形迹的东西都不容情。甚至“精神”也逃不过它的狠狠剥蚀和默默劫夺。它无情、执拗、始终如一。它的禀性与人的禀性有趣地相反：凡是人所建立的，时间无不极力侵蚀。而时间最倾心剥夺的，就是人的精力与青春。



时间是恶魔。因此，古代的天神无不企图超越时间井否定时间。



时间，不断毁灭着过去的空间──世界。有多少光辉景物，经它那无形影“巨手”的抹煞，早已形消迹灭。时间是空间的敌人，又是盟友。它以自己的固执，抵消空间的固执；空间则以自己的变化，显示时间的刻度。



时间，是正在毁灭“现在”的时间。它，改变万有容颜：使之苍老、憔悴；或使之欣欣向荣，神采奕奕……它，易化着万般存在的灵魂，赋予它们各不相同的“内容”、“方向”；灌注截然相反的“冲力”、“灵感”……它用无形压迫，激起生命的活力。过甚的压迫，使活力趋于狂热。“死亡”的阴影“唤醒”了（死亡──唤醒！）许多无机世界的奇观，正是在流水的无情点滴下，科斯特地貌的绮丽怪俏，才呈现出来。它用亘古常在的压制与反击，创造了独特的空间，创造了令人惊讶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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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最高使命就是破坏现在。印度教徒深为透彻地参悟了这一真谛。他们把这一参透凝聚在“湿婆”大神的身上。他是宇宙力量的最强信息，是宇宙运动的最鲜明象征。湿婆，既是“时间之神”，又是“破坏之神”。



但是，印度教徒的不彻底、爱调和的混杂论倾向，使他们又予湿婆以“创造之神”与丰产之神的神格。于是，“湿婆天”变成一个集一切矛盾之大成的三头六臂者。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陷于一种极度兴奋的狂舞之中。显然，印度教徒看到了时间的生产功能，还看到了，破坏现在意味着开创未来。时间，作为独立运行的审判者，既区别于世俗又不同于神圣，它不断给予存在以新的意义、新的形体。



高级宗教，总是满蘸着慈悲仁爱的色彩。活跃在高级宗教中的凶神、恶煞，是为衬托仁慈的主宰，故意设计出来的一个个具有超度功能的陷井。而一个专司死亡与破坏的。时间之神，只使人“畏”，不令人“敬”，他还缺乏圆满的精神偶象所具备的另一层要素。为了获得景仰，印度的智慧赐给邪神以双重的吉祥金箔：创造与丰产。于是，一个以其夺人心魄的矛盾，而愈益称雄于世的大神，就此诞生。



各种宗教（不论看起来多么柔弱、顺从）的本性在于追求力量，以其上升或下降分头体现为反抗的形式；或统治的、压制的形式。原始宗教与高级宗教，在此并无分歧；各种宗教自身都经历了由反抗到统治的沉沦过程：除非它半途天折！因此，没有一种宗教能免于衰亡。



在现代人看来，原始宗教是粗犷、血腥的，高级宗教则仁爱、圣洁。然则，此种区别不过是习俗使然：原始的习俗与“文明的”习俗。习俗，给予唤醒力量的活动以不同的假象。而不同的习俗，需要不同的力量，因此召唤着不同的力量。宗教的召唤，采取了把主体客体化的路线，即对无机世界进行十足有机化的处理。把自已的灵性投放到宇宙的存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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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地看，“破坏”与“创造”是齐头并迸的怪兽。有时，你很难分清哪是创造行为，而哪些则为破坏行为。尤其，当所持之标尺及所怀之目的各不相同时。



如果一种破坏行为替创造的运动扫清了障碍：它是破坏还是创造？一种创造行为如果是在替长期的破坏运动效劳，它是创造还是破坏？凡此，向我们可敬的传统价值观，提出了不无讽刺意味的挑战。湿婆天的矛盾性格，毕竟充溢着古代睿智的“宇宙之光”……他的性格与使命，被那宗教的说法巧妙润色过了。但仍然流露着对时间的深刻洞识：对宇宙生成、毁灭的直觉印象。



时间的压制性力量，令星斗崩颓、山岳瓦解；它激起的逆反力量，又命地震频起、火山喷发重新涌出新的山岭新的海壑……新的众星、新的地狱。时间这双刃的神剑，有时光芒万丈（这时，既定的“空间”就解体了）；有时晦暗不明（这时，已成的空间变得相对稳定）……它是令人费解的、不可捉摸的。所以希腊人称之为“命运女神”──肯定了时间的阴性（即压制性）和神秘性──不可言说的蛇发女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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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一个杰出的假设。它不仅鲜明，而且有用。任何人、任何生命形式都可以利用它调整自已的节律、制定自己的刻度。这是一个明智的假设，但却不是一个脱离了感知者的“真实”！它比“人所寄寓的空间”更神秘、更难以捉摸。初具智慧的原始民族比现代人更懂得时间的由意性。在神话中，时间被赋予超常的弹性，主体性支配了时间，使之还原为人的仆役。与他们原始的支配力相比，现代人是孱弱的。深陷在文明的成规与习惯的泥淖中的现代浮游生物们，被物理时间的压力弄得神魂颠倒，以至奉之为主宰和归宿！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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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理解并把握着“我们的时间”──只是在本能上，而不是象原始人那样同时在理念中。人和一切有机生命，都是从反压制的活动中，获得活力并认识自己的。他们生来就有着对抗时间侵蚀的本能与命运。有趣的是，只有在时间的压制、保护、折损、磨毁中，他才得以益寿延年……所以保健师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也就是在于压制、保护、折损、磨毁中！这些古老的智慧，都在诉说生命的起源与壮大，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幸福”和舒适，是全然相背的。人和各种生命形式的存在，在在说明了这一点。吃食是为了维持，繁殖是为了延续自己。举凡争斗、游戏、遐想、设计──无一不是为了维持与延续；而延续和维持，无非是对抗时间的“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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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间”固是生物的、主观的时间。其它各种意义的时间，也都祛除不尽那些生物的、其他主观的色彩。因为时间，永远附属于它主人的定性与形态，服从他的个体性呼唤。



不同的“主体”、不同的需要产生了不同的“时间”。



庄子对此十分了然。他对“大年”、“小年”的论断，迄今还令不少人折服地道破了这一点：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令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庄子·逍遥游》）



“朝菌”虽不知“晦朔”，“惠蛄”虽不知“春秋”；但却有它们自己的“时间体系”（“小年”）……而“冥灵”的一个季度长达五百年，“大椿”的一个季度长达八千年──它们的时间体系（“大年”）既不同于朝菌与惠蛄的小年，又不同于人类的中等长度之年。



此外，即使同一个体处在不同情景下，对“同一时间”单位的感受却有所不同。而“同样时间”的表象，最多是比“社会契约”更深一层的“生物约定”（生物时间）而已。即同一种类或相似族类之间的共同节律。这种假象的功能在于，它是与生物圈体系的脉博协调一致的。使习俗的头脑把这一切主体性格视同客观布局的理由，是“生物契约”不仅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节律，而且从先天和本能上左有着人的体验及其投向世界的“眼光”。于是，其他假象的时间（数学时间、物理时间），就此派生出来。







第六章无机界域的浪潮





三、“空间”与反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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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体验的空间，起源于人对“反压制力”的感受。空间的形成，依赖有形及无形的“支撑”。大厦，没有栋梁就须有拱顶，要不然，就借助某种支架……否则，倾覆只在须臾间。人，没有生理的支撑力就无法站立、行走。没有心理的支撑力，人的精神就会枯死：星球要是失去了无形的力，就会坠于宇宙的“黑洞”。所谓“心理的世界”或“精神的空间”──若是失了“想象力”、“假设力”等“支撑”，也将崩解无遗。有个诗人说的好：多亏了梦与幻想，我们的世界、生活才连成一片。否则，只有支离破碎、摇曳不定的画面。



反压制的力（逆反的功能）的支撑作用，使人获得他的生存空间；各种生命也是据此诞生并成长的。



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的故事，生动地记录了原始民族对“支撑”的理解。他们还用这一理解，附带解择了中国地理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特征。“精神之柱的崩溃”之所以可怕，就是在于它使心灵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支撑点。宇宙的支撑点、精神的支撑力、生理生活的网络──对人都是重要的。



“食物”，作为人和动物迫切需要的内在“支撑”，随时决定它们的生存状态，如精力、情绪、意志、行动等等。一旦失去这一力量，作为空间形式的人和生命便会死亡、解体……



古代神话中的“天柱”、“地维”，是一种想象中的物体支撑。但丁《神圣喜剧》里面层垒式的宇宙模式，是另种支撑。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时空变形，则是更为奇怪的支撑形式。所有这些模式的功能是一样的，对空间形态作出智性的解释，差别在于：知识的形态变了，故方法、观念、术语随之而易。“天柱”、“地维”是建筑学式的；《神曲》层垒，是神学式的；万有引力来自天文学的经验；时空变形则源于物理学的灵感（据说还是爱因斯坦从他的前妻那里剽窃来的，所以他离婚另娶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创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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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赋予我们存在，人们终于理解到支撑是“力的表现”（严格说，是“力的结果”）。它是力，是反抗压制的力。它反抗那浑沌之雾弥漫的压制。它追求独立与生长，它天然地寻求对立的形式，并在对立的支撑中创造了空间、生命、文化，创造了结构。



人，不仅在物理上、社会上、肉体上需要他的“支撑”，也在心理上需要支撑造就的“空间”。缺乏空间感（俗称“自由”）的心，是要破碎的。于是伏尔泰以他特有的玩世不恭态度，赤裸裸地宣布，“要是没有上帝，我们就要造一个出来……”这表明了他也懂得心理支撑的重要价值。上帝不仅对人奴役，还给人以自由──他是一个支撑：空间的创造者。虔诚的信徒、《创世记》的作者，早就这么断言过了。



要是失却了这些有形无形的“支撑”，就只会剩下无形无窍的“浑沌”，不会有形迹清晰的“空间”。对支撑物形形色色的解释可能不乏虚构的成份，但那也是出于对支撑力的悟解。“浑沌之死”的古老故事，正是以浑沌之死隐喻了“形迹”世界即全部空间的诞生。而“日凿一窍”的七凿，正是建立支撑点的活动。没有“支撑”哪有世界？哪有宇宙？哪有我们所看到、听到、闻到、吃到、触摸到、感应到（六种感觉！）的一切？甚至，哪有我们本身？但支撑既是反压制、逆沉沦的，又是压制与沉沦的──它双向而无是无非。“这是一张矛盾的命运之网”，古老而常新的智慧这样说。



《圣经》中的上帝，正是这样的两面之神。他创造了宇宙与人类；但反对进一步的变易。由此，从反压制势力，沉沦为压制势力。从阳性之神退化为阴性之神。这时，新神或以撤旦之名崛起，或以基督之号响彻云霄。“上帝死了”的现象──早在《新约》时代就已发生了。所以新约前面几百年，被基督徒称为“沉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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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被人们理解为，反压制力活动的“形迹”与“产物”。若无压制力的压制，若无反压制力的逆反，既不会有“空间”更不会有“空间观念”。可见，我们承受着双重的压制与反压制它使我们生存。



“空间”，这是物理观念中反压制力的伸张态（它的收缩态即“解体”）。它也是生命界、社会界、心理界中反压制力的伸张态（收缩态是“死亡”）。离开了生命，就不再有“时间”和“空间”。



法国人巴斯卡对这一点有进精微的论述。“毁灭”是人的想象。他用“毁灭”这个词对某一类解体状态（即失去支撑力的状态），表达了自己不乏恐怖感的观感，缺失了空间，则沦为最可怕的寂灭。



没有支撑力的空间是荒谬的。正如没有想象力的思想是荒谬的。



反压制支撑的普遍存在。它“不拘一格”、“不定于尊”。庄子对此采取了一个极端化的表达方式──隐喻。他说：“道在尿溺。”而《旧约·以赛亚书》则认为，上帝所拣选的救世主，是被世人藐视、受到社会摒弃的孤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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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岳的高耸，显示了岩石的逆向的压制力量。这力不是自在的，而是储存了干百万年的神秘：我们并不真的理解它。古人面对巨石下跪崇拜，正体现了这种神秘感。可借本能在我们身上退化了，所以我们便自作聪明起来，火焰熊熊，显示了燃料的反压抑力，我们把这叫做“热能”。垦空的寥廓，表明天体相斥的逆反倾向，它浩荡无涯。而人类灵田之间的辽远想象，显示了精神上争夺自由的逆反之力……“我们的”与“他们的”之间的“文化积层”，是压制力的变形层垒又是反压制力的累累结晶。它，还鼓动着未来的心灵新的反压制库，去争取“属于”他们的“自由”！那心灵深处的永恒呼唤。



这些侧影，在在闪现着“空间”的千奇百态。如果淘汰了习用给心灵蒙上的尘埃，则具体化以至到了确定的刻度的空间是“没有”的。对人而言，彻底摈弃人的因素，人又怎能做到呢？人类的语言和思想又怎能企及？只有持续变形的感知、综合，以及我们对这“综合”的片断体验，对那些交错感受的──幻想与梦。



这一意识流的特性使片断的感知凝成一个幻想意识的整体，成为无所不包然又甚为飘渺的“主体”。这就是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主体性”？某种本末及因果倒置过来的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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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能智慧替我们建立了空间及其观念。建立了说明自己生存处境的“宇宙”……进而，将宇宙、空间客体化了。各种生命形式都有它们赖以生存的空间，赖以活动的空间观念。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无一例外地遭受着强大而复杂的外部压力的挑战。同时，它们投出的应战则为近似度的反压力（维持不了这一平衡便意味着“死亡”）：以求有效地抗衡。



人类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得更强烈和更自觉罢了。出于“本性”，他努力把这以极大的痛苦维持着的平衡，升华为“宇宙间普遍的和谐秩序”：好像那“秩序”是可以离开人的感知而独立存在似的！运用这种潜在的安定感的目的，是为抵消生活中真真切切的乱离世态。这种禀性，既是人的高贵之处，也是人的卑贱之处。理学家们，是其代表。而千秋万代的说教家们，是其遗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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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展示出“时间”；“时间”，消蚀着“空间”。它们是如此相反。它们对峙、比试着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决一雌雄……我们对此“知其所以然”吗？人类的智慧（而非习得的知识）三千年来没有产生可以称得上“质变”的进步，尽管人在技术领域的积累和发展是辉煌的。文化积层厚了许多，图书馆、博物馆里增添了不少陈设；但坐享其成的人并未成为古代神话中的“超人”或“圣人”。而逆反的情形或则有之：过多的陈设阻碍了人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天赋。《老子》的那句话好象还是灵验的：“相反者相成。”……因为相成者，正是同一个人心中相反的力量──此起则彼伏，此落则彼涨。



啊，时空错落、物我融汇的海洋。





第六章无机界域的浪潮





四、“不可逆过程”的哲学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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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它是对宇宙命运的物理学表述。压制也是不可逆的。沉沦也是不可逆的。万物命定于趋向“中庸”、“非存在”。场的作用也是不可逆的（逆，最终也只能构成一个圆的回归，然后导向进一步的异化）。增嫡趋势──同样是不可逆反。



不可逆？不可逆。若说确有宿命，不可逆才是最根本的宿命。



但我们（以及其他各种实体）终究还是要趋向于“逆”，否则，又怎能维持存在呢？逆，就是反压制。逆来顺受，则压碎、沉沦、吸住、热寂的“待遇”，将会一把抱住我们，那死神的手臂！而逆，才是存在、生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仅是生活的真谛，也是物理世界的实情；不仅是感情哲学，也是“自然哲学”。



“不可逆过程”的哲学意味在于：反压制、升华、挣脱（自由）、减熵──归根结蒂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但是，作为一种无机、有机、社会、心理的混和存在，难道肯让虚无主义攫住翅翼，肯让阴沉的浑沌扑灭最后一线希望──灵魂的火？



在此矛盾的山谷中，一个启示应运而生，正是“不可逆过程”提供了“壮丽的机会”，它给各种存在以显示力量的不可推辞的使命。肃穆阴沉的“回归运动”──也抹煞不掉这一使命的曾经存在。这一启示对我们有两层价值：



1，它赞许并鼓励跟从命运、抓住机会的雄心。



2，它不被雄心所限，以至沦为“人为财死”的事业家。



它清醒地看到努力后面的无限虚无，从而调节了过度的行为。



（牧师的儿子、背教的虚无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尼采，（曾经被俄国人普列汉诺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1856-1918年］称为“列宁周围的那批尼采主义者”的大宗师，）在其被他妹妹阉割过的《权力意志》一书中写道：“一切都是假的！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可怜的人啊，既然什么都是“假的”，为什么还要去“做”？



答案也许仅仅在于：“内驱力”！那是一个内力过剩者的呼声。他在最后的内战中毁灭了自己。



有人认为，拜火教的“末日审判”观念，与文革时代的“人人过关”、“个个受审”，获得了惊人的异时、异地、异文化的历史相似性。古来的拜火教徒和近来的机会主义者，都热衷于鼓吹“审判”与“过关”的涤罪性质。其实呢，在“审判”观念与“过关”现实中，统治着的是一个标准化的、充满了号码的“簿册”。这个标本被美化为活力的源泉，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它是塞堵活力的“息壤”，势必引发洪水滔天。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把这样的息壤理解为：无生命的癌肿，浑沌态的局部降临。用它来对付分化、生长中的危机，是南辕北辙，徒令混乱弥甚。它要的是取消分化、生长，退回浑沌；而决不是疏导分化，让生命顺其自然。



息壤的散布，被物理学家表述为“增熵”。而绝对的审判，则是与分化、生长对立的。它是用嫡的性格来歼灭“减墒者”，尤其是要消除他的行为方式。要说罪恶，这才是最大的罪恶。要说堕落，这才是终极的堕落。他们的潜意识中，也许是通过让他人涤罪，来为自己赎罪？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会有对于罪恶感的自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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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增熵，仅是热力学上的说法。但广义的“增熵趋势“却关系宇宙的全命运。它有形无形、或此或彼支配着：顺应它或反抗它的各种过程。它早已超出热力学的世界，而成为对宇宙沉沦趋势的大体描述。已经、正在、即将发生的各种现象，已经、正在、即将形成的各个实体，都在这笼罩一切的阴影下勉力挣扎，不时爆出灼人的回光反照，辉耀着我们。这回光反照就是“局部的减熵”的过程，也就是被我们“力量增长”的一切表现所追求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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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种敏感而勤于探索的动物，本能地察觉到类似“增熵趋势”的那种阴影、那种沉默、那种不可描述……察觉到它定命所含的大部份危险。



生活多么艰辛，每走一步都得付出绝大的代价。为什么？因为必须与增熵趋势作斗争。诗人们说，“悲哉！这就是生活。”武士们说，“生活就是战斗。”他们言下之意是说，“生活”等于反抗增熵的趋势。诗人与武士，一个悲悼生活的不幸，一个颂扬生活的不幸：但都一致肯定了生活的价值（管它正负）。还是把不幸当作幸福吧！这样你会好受些。甚至，号召走向另一世界的救世主，也只是在更高的层次，更纯粹的形式上，肯定了生活的不幸（“这个世界在撒旦的掌管中。”）。他们的愤激之情，是指向“世俗生活”的──因为这种生活在他们看来太容易了，他们想要活得更艰难、更有力量；否则，便自觉是在无谓地耗费珍贵的生命的精华力量。这些力量的本来用途在于──抵抗沉沦逆境。



“背弃此世”与“隐居出世”的态度，是在对“彼岸”之追求的乔饰中，去实现一项有待完成的反压制、抗增熵的“升华”。发泄和满足──这种动物世界的普遍理想，在他们心目中，业已沦为应予谴责的“增熵行为”。一如杀生、毁物同样应该受到唾弃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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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须时刻抗拒增熵趋势的过程。他往往是不自觉地、无意识地这样做。



“人的本质”、“自由思想”、“权力意志”、“原欲（力比多）”、“反压制力”、“逆反倾向”……或者用更古老的称谓，叫做“上帝”、“始动者”、“宇宙的最高主宰”（假如它是阳性的、能动的）──都是为了抗拒增熵压力而“设计”出来的。它们奉天承运，作为压制之子、沉沦之子，作为增熵过程的逆向影子和久久回声……而生成着。



增熵过程对永恒者──对于人和人所看见的宇宙、星系、生命、文化的价值在于，它是“局部减熵”之母，儿子使母亲变得伟大。尽管，没有儿子的母亲只是虚无。对于人来说，各种层次的宇宙、星系、生命、文化，都只是“局部减熵”的副产品。宇宙、星系、生命、文化，都只是某种偶然的结果。必然性只存于深刻的需要之中──需要把生存予以神化，以便活得更有力量。所以，失去了扩张力量的必然论，是敌对生命的，是最糟糕不过的精神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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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被那些依靠哲学分类混饭吃的教授专家们叫做“反动的思想家”。因为他的罪过在于预告了一个衰世的来临。雅典的盛世消泯了，马其顿的方阵和罗马的军团将成为文明世界的主人。



“熵”在增加，反增“熵”行为日益成为徒然，它的破坏大于创造，实际上恰恰加剧了增“熵”过程。柏拉图贬低艺术，是因为他这个早年艺术家清楚不过地体验到，那个著名的民主时代的艺术，拥有的徒然与颓废。其背景就是雅典晚期“民主派”以及城邦传统的堕落。柏拉图，希腊智慧在其巅峰状态的闪耀，看破了此中的征兆。他没有试图抓住业已开始消逝的东西。相反，他勇敢地走向未来，哪怕这导向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野蛮”。对“理念”的肃穆景仰，鲜明不过地展现了伟大灵魂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复杂心情──这是另一种以不幸为幸福的“救世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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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减熵过程”，在人类业经升华的想象中，成为对“黄金时代”的回忆。其象征，则成为《圣经》中的“上帝”、《易经》中“元”，以及宇宙间到处活动着的逆反力量。作为这种诞生、成长、光荣、梦想的产儿，我们直接感知着它波澜壮阔的活力。它的潮汐变化，尤其是它不可挽回的退落，使我们产生了对增熵趋势的认识。这并不是什么“悲观主义”。我们不能直接把握，但能间接体察它的本原和敌人、我们的本原和敌人──增熵趋势。



如果把犹太教《旧约》和基督教的《新约》（及其对《旧约》的解释）看作同个体系，其最大的逻辑矛盾即在于对“上帝”作了完全相反的描述。一开始，上帝是作为逆反力量而扮演着创世的角色。而后，他则由反压制的力转成了压制的力──对作为新的逆反力量的文明之父、心理之父（而非宇宙及生命之父，的撤旦的大肆压制。所以，《圣经》的上帝是失败的，因为它太切近生活的真实，从而背离了宗教的、哲学的真实（弥补的理想）。在宇宙和人的真实过程里，压制力和反压制力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所以在宗教、哲学中，情形经常是恰好倒置过来。



“增熵”──这就是混同与“平等”？



“减熵”──则是分化与等差的前提。



“促进平等的努力”，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平等，且是心理、文化、生命、宇宙诸意义上的“平等”──这是“增熵”的行为。是反压制的力开始出现间歇豹重大征兆。



加速分化、创造等差的努力，不仅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一切结构都以合理的分化、分层、“不平等”甚至“等差”为基础），且是心理、文化、生命、宇宙诸意义上的“等差”这是“减熵”的行为。是反压制的力重新走向复兴的重大征兆。在古代的观念中，前两项（心理、文化，属于圣人的事业，后两项（生命与宇宙）则属于上帝的事业……尽管在我们看来，二者是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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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这是对朽败的等级结构的报应，同时，也是无秩序状态、混乱状态的前奏。“等级”，这是破开元序的浑沌之雾，是秩序状态、生长状态的前奏。



关键在于“活力”──有活力的追求平等的努力，比少活力的维持等级的努力包含着更丰富的反压制的力……因为，这是新分化、新等级、新秩序的诞生，所经历的一个节奏。在这“貌合神离”的追求中，新的、更强有力的“等级”力量正在酝酿兴起。有时，混乱状态比有序状态更可羡慕，因为那是为新的生长准备土壤，主动有力的无秩序状态比腐败无力的秩序状态更得礼赞，因为那是导向更有效的秩序状态的崎岖之路……



“争取永恒的平等和公正”，这是人的一种高贵、圣洁的创造？还是恰恰相反，是“增熵趋势”对人类行为的牵制？一种沉沦？为什么“争取平等和公正的呼声”常会响彻历史的云霄，使得血性的志士为之涕泗滂沱、不借杀身成仁？光用“权力意志”的解释并不尽意。因为“权力意志”只是心理力量和生物力量，而不是宇宙力量。实在的原因无非是，人和历史，文化和社会，都是“局部减熵过程”的产物；这一过程，在抵抗普遍增熵过程的矛盾中，分泌出种种的“罪恶”和“痛苦”。处在生物线索和社会线索交合之际（天人之际？）的人，首先感知的是“来自同一过程（减熵）内的不和谐”，而不是那作为本原和永久敌对势力的黑色增熵。但平等派不幸奋起反抗的，却恰恰是这（作为反抗者）创造万有的“减熵过程”。



真的罪魁是谁？是那隐藏在幕后的浑浊沉沦力。它如此这般驱使着及压制、抗沉沦的力量，并挑唆局部减嫡过程中的不同产物互相残杀。它静默地坐享其阴霾的成功。它永远面带冰冷的微笑：等待着儿子们──由她分化而出的万物──复归于她的死亡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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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宇宙。通过其间其里的种种过程，生存者和思想者，匍匐在增熵趋势的脚下。



人们可以反抗。存在，就是反抗，是“反抗的结晶”。但对抗增熵还是存在的前提。不同的存在，区别仅在自觉（人）与否（物）、力度不等（伟人与俗子的界限）。



但是沸腾欢欣有什么“意义”呢？须知，没有最终的胜利。只有“无可长葆”的深切悲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天父的”！这构成了各种哲学的心、各种宗教的魂、各种艺术的性、各种科学的精──吸引着解答而没有找到确切答案的“谜”，正是一系列充满着诱惑的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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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熵”──这是“阴”；“减熵”──这是“阳”。这里的消息盈虚除了得自我们的生机，还能得自什么呢？是它，赋予我们以探询的希望。



希望告诉我们：“阳”从“阴”中来；“阴”是“阳”的永恒故乡。



“减熵”从“增熵”中来；“增熵”，是“减熵”的永恒海洋。哪里有“阴”，哪里终会萌发奇妙的“阳动”。“增熵过程”，到处激起“局部减熵”的浪花。宇宙充满了阴霾……但阴霾经常伴生着星光。这就是希望？无限的星光。



宇宙的崇拜论者、星空的歌咏者、生命的扶助者、文化的创造者……在那沉默的本续过程阴郁的笼盖下，显得多么脆弱、值得拎借。在他们自命不凡的豪迈之情、续密之理中，隐藏着极其深刻的无可奈何。若辈舍生忘死为之奋斗的，只是一些转瞬即逝的分化过程之副产品。像那些被柏拉图嘲笑的“艺术家们”──他们只把自己的全部热情投注到“影子的皂子”上面……我们知道他们。



我们完全可以用这种新的眼光，把柏拉图的“理念”理解成他藉着诗人哲学家敏锐的气质强烈感受到的──“增熵趋势”。他所说的“影子”──即作为表象而存在的宇宙和人则是“局部减熵过程”的产物。增熵过程最终无所谓固定的“产物”。它的永恒功能是“产生毁灭”，为了破坏而创造；为了死亡而诞生。



看，这个百舸争流、万恶竞赛的世界！





第六章无机界域的浪潮



五、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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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义上及心理意义上的“场的作用”，在古代中国哲学观念中被表述为“感应”。如“天人感应”，即人在天的场中或天在人的场中发生的某种吸引或被吸引。在生命和心灵意义上，这两个场是混一的，它被设想为交融的“天人之际”。天人交感，就是在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之间不断反馈、互相刺激的“神秘的场的作用”。



这一传奇的作用形态，只是许多类似形态中的突出者。在我们的视野中，还有各种心灵之间的“感应”，有许多肉体之间的感应。奇异的“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之间的感应”（如“天人感应”所示），甚至决定了人的命运。不仅是群体的，也包括个体的……这些，都很难用文字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画面。例如，天和人，宇宙和文化，历史过程和个人事物之间，生成着微妙、互渗的关系。文化与宇宙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的“单相思”关系。人所创造的文化，正改变着宇宙的形态，至少是宇宙的某个角度里的形态，给宇宙注入某种未知的要素……这其中，有着不断增长的反馈。这种反馈，是各种碑视为“美好的事物”的源泉；同时，也是各种被视“灾难”之事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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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人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敏感的论题。也是不断变幻着自己谜底的“谜”，不疑滞于物的谜。它的变化，象征着文明的兴衰。古代中国的哲人（如董仲舒）就坚信：天，不但影响人，而且也受人影响……尽管他们论证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时所运用的方法与观念，在现代人看起来已大大落伍了。这些古代的哲人过于通俗化地把“天”人格化、道德化了。孔子以来的儒学（法家和墨家就更不用说了）思想家的视野，遭到了浅陋的政治功利倾向的污染。这是与古代中国文明的衰落过程相一致的。政治与文化的联系沦为单向的灌输、指令，而失去了双向反馈所含有的互补、调节功能。人，沦为“天”的奴仆；历史，沦为社会主人随心所欲的婢女（“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在更健全、更有活力的早期发展中，天与人的关系就其功能意义言，却是平行的，交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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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熵的不可逆趋势是根本的过程，是主宰万有的“大命运”。它左右着宇宙以及天上地下的历史进程，左右着文化和人生及其一切盛衰浮沉……任何反抗，从更深层看，都是变形变相地促进它、加速它。故而古代贤人伯夷叹曰，“以暴易暴兮，曷有其极？”──“极”是没有的。而反抗增熵的奇观，终究还是融入到了不可逆过程的慢性死亡中。面对此景，人所能做的，仅仅是努力降低或努力提高他的感情。前者是技术与科学的倾向，后者是宗教、艺术的倾向，哲学则力图调和二者。至于其它，事实上是爱莫能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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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程受到个体和人类意志的影响乃至“决定”。社会是“历史熟透了的果子”，这个果子恰恰是由活人的意志参与创造的。它落在我们面前的事实，说明人类意志是历史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再造者。谁说历史发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最后的结局”当然会和参与者、再造者们的原始意图大不相同，这是因为“最后的结局”已经受到其他意志的影响。



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都来看看这个简单的事实吧！它像闷夏里的瓢泼大雨──低落的或高昂的情绪，都能从中得到快意的凉爽！创造了过程的，就是胜利者，不论他在世俗的眼中显得怎样。“定论”，只是胜利者的昙花。而我们正在参与创造的一切，又何尝不给未来的历史过程以各形各色的“决定”？并赐予已经或正在发生的历史，以一种新的风貌、奇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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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肉体和心理的适应能力都堪称杰出。只是在此前提下，他才可能步入创造的苍穹。但谁曾注意到，在人逐渐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也逐渐习惯于失去自由。人变得越来越依赖他所创造的文明。这真是一个讽刺！──人的“自由意志”越来越少地从把握环境入手，而更热衷于倾向在新的奴役与依附状态中，找寻出新的“自由元素”……即心理上的慰藉。



看看古往今来历史的车水马龙就不难明了：个人，已经失去了多少“自由权”！而群体，对个性越是压制、抹煞，也越就日趋僵硬。向浑沌妥协的“传统”，已经缚住人类创造意志的“黄龙”。



人那善于自我解嘲的本能，使他们找回了“安全保障”的旧礼服，作为丧失自由思想权力的心理补偿，以便更和谐地“顺应着”新的奴役状态。当早期的文明的太阳衰落之后，伴随着重心西移，东方日益沙漠化了。但我们相信，历史在形式上是会走回头路的，世界文化的精神太阳也会在大地上到处周流，它也许会给东方文明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东方人将竭诚欢迎它，而不计这力量之源位于何方。



人的适应力，原是作为对抗增熵与死亡的节能战略而发育起来的。采用阻力较弱的途径到达自已的目标，是克制与智慧的一个标志。在适应中创造行为发生了──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之间的机缘闪闪发光。这机缘仅仅是人类“自由灵魂”的幻念？还是来自更深远处的宇宙之力的作用？──对此，我们可以立意、争论，但从根本上说，孔子“存而不论”的意向也许是最明智、最稳妥的。他以“谦逊”为百试不爽的保护色（这条古老、顽强的变色龙！──并非贬辞）。但要我们强作论说的话，应该说，这二者在根本上是趋向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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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文明的外观更重要的，是生命力量的载体（人及其他）。在局部的减嫡中，生成的转机是由满载着逆向力量的“卦主”（借用王弼解易之说的术语）直接促成的。他至少是个象征。他是星云中心、天体诞生的契机、“高能的热血动物”、“人类的始祖”以及形形色色的异乎寻常者（超凡入圣者、非平庸化的标志）──他是“天地的心”：无机世界和有机世界的中介。



高能的卦主，是一卦的主宰，他决定了整个卦象的趋向，决定了其他爻位的命运。而卦主本身，则是被卦序，即事物的结构或我们关于结构的思想指定的。



晋人王弼（226—249年）在《周易略例·明彖》中对“卦主”观念作了这样的确认：



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六爻相错，可举一以明也；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莫之备矣。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故处璇玑以观大运，则天地之动未足怪也；据会要以观方来，则六合辐凑未足多也。故举卦之名，义有主矣；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以上阐述，是本体论式的，颇富于现代人所谓“自然哲学”的情调。以下，还有对“卦主”观念现象学式的说明；其迹，不乏“社会哲学”的附会：



夫古今虽殊，军国异容，中之为用，故未可远也。品制万变，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为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阳苟一（也焉），五阴何得不同而归之？阴苟只焉，五阳何得不同而从之？故阴爻虽贱而为一卦之主者，处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遗爻而举二体者，卦体不由乎爻也。繁而不忧乱，变而不忧惑，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彖乎！乱而不能惑，变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赜，其孰能与于此乎！故观彖以斯，义可见矣。



以上两段所论，行迹不同，关注则一：“一”与“多”、“质”与“量”、“超度者”与“乘客们”的关系。“约以存博，简以济众”者，即为卦主。



由于时代、文化尤其是人的局限，王弼没有获得也无从获得对卦主的绝对把握。这不免使他的描述带上了一种机械论的、程式化的枯燥性。但他关于时势可使至贱者成为主人的宇宙流变思想，实富于某种永恒性：在繁扰的世事中抵消了无序，在流变的现象中驱逐了疑惑──这就是卦主的功能，他为无情的潮汐提供了有情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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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主载有生命力，也载有命运本身。不断的压制、沉沦、增熵，必使“载有者”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严峻而敌意的包围，隐藏着陷落的危险。载有者，其生成力与敌对者的瓦解，一同增长着。对立与分化，潜伏着广泛的危险和丰富的机会。救助只在他身上，除此之外，别无星光……



“载有者”的精魄、力度，使之具有“超一切理”的本能力量。这种与沉沦趋势对应的本能力量，在有限的特定过程中，可以是代代递增。此刻，这过程被目为“上升”。在极宽广的领域中，他超出我们的理性力量，因而是不可解的，是语言及思想捕捉不住的。他的增长有无极限？比他远为有限的我们，对此并不真的知道。但他也有间歇，会遭遇定数内的休止。休止跳跃到人的观念之海里，便化为这样一个象征符号：“〇”。



“〇”是完满的永恒者。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此？”（《周易·系辞上·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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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不是无，而是“有”——他赋予世界（无机的、有机的、社会的、心理的，以新的光类似“宇宙之光”的希望之精、灵魂之火。他是力量的解放者，摧荡陈腐的压制性结构。他用一毁灭一生成的节律，促成历史之弛与张、易运的阴与阳……酿出精神的酒浆。他创其始而毕其功……既成的“定局”，因之倾覆；无形的“命运”，因之出动。所以《周易·乾卦·九五爻辞》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在中国的智慧海里，“载有者”变形为飞腾张舞、潜易无形的天龙。“龙”就是在古代中国圣哲的宇宙之光（观照宇宙的灵性之光）中，被形象化了的“载有者”？自然秩序与文明形态的“卦主”！神秘的“龙德”──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说，就是“载有者的天赋”。



他超越生命，但他包容了生命。



一缕灵魂升起，穿越无限的沉郁……



多群的沉郁，爆出一颗宇宙的心……



他，不凝疑滞于物的使者。







第六章无机界域的浪潮





六、略论局部减熵的几个象征



433



有各种各样的浑沌态。我们是从生活的浑沌追溯到宇宙的浑沌的。是由经验的浑沌跃升到哲学的浑沌的。



人的诞生与壮大是减熵的结果。智能发达与思想之光是减熵的结果。言语和写作是减熵的结果。所以，我们是从减熵（即反抗浑沌）中获得对于浑沌的认识的。即，与减熵过程越是相反的，即越接近浑沌。比如，为什么在各民族古代的神话中都有关于“前宇宙”的浑沌描写？原始人是如何获得这方面的惊人的知识的？如果排除了充满神秘色彩的猜想，应该说，是想象力得出了这种“知识”──原始人所猜想创世之前的情态与创世之后（即人们经验着的，的世界只要完全相反就行了：没有光，没有形体（无天地），没有引力（石头乱飞），没有生命、人、文化……事实上，一切神话也正是这么描写的！反抗浑沌（减熵）的各级象征，就是逐级与浑沌相区别、逐级从浑沌中跳荡出来的象征。



434



有各种等级的浑沌。由于社会分层（社会的反浑沌结果）、文明分化（人类行为的反浑沌结果），对人的心智的暗示作用；由于人的心智的发展层次（就像沉积岩那样）；由于人的心智老是处于不稳定的、强度不同的兴奋状态中（否则便不会有意识；连潜意识也无从谈起），浑沌必然依其原始程度而被分为若干级别。它像易卦那样由下而上地序位，第一等级的浑沌不是最高级的浑沌，而是最原始的浑沌；然后是次原始的、再次原始的……最底层的浑沌决定最表象化的（人类视觉中的“最高”）浑沌。



我们今日设想的最庞大的、最底层的浑沌，仍是有限的，否则有限度的人智，便无法对此设想。同样，我们此处所设想的最精细的和最表层的浑沌，亦然。



有各个层与面的浑沌。如文盲，也就是处于文化浑沌中的人。蛮人惠能和尚虽不认得汉字，但却从《金刚经》中吸取了够多的文明因子。在各种神话中，对天神创造之前宇宙形态的描绘，都可以归之为大规模的浑沌。在每个人心灵的某个角落，则弥漫着他自己的浑沌态──“意识存在的时候，只是意识活动的时候”；那么，当意识“不活动的时候”呢（这种时候总得占人生的一多半吧）？显然，它就悄悄回归到某个程度的浑沌态中去了。这是规模中等的浑沌。微观物理学所描绘的“裂变”过程，则不妨视为小规模的浑沌。



由于人在认识上不幸首先是一个动物，动物本能的“过程”是人的认识过程的源泉。人们对浑沌的理解因此首先从“过程”来着眼，绝对的浑沌，当是人眼看不见、人耳听不见、人智捕捉不到的。



435



星云和星系的形成过程，是现代人类知识视野所望见的最大减熵过程。就其哲学意义言，支配这一过程的核心，是凝结着高度反压制的力和抗沉沦的力的“星云中心”。现代人的集团中心意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其大规模的形式，家族主义是小规模的形式，帮会团伙至上的党性原则是中等规模的形式），对此不乏推波助澜。



生命的发展过程，是人赖以生存的生物圈中的减熵过程。这也许是宇宙意义上的微不足道，是一偶然而短暂的“变态”。但对生物圈的依赖者──如人类──而论，生物圈的发展，却与星系、天体的发展具同等价值。没有生命的宇宙，不仅是荒凉的、窒息的宇宙，还是虚无的、不可能的宇宙。



对人而言，生命过程的漂亮象征和高能结晶乃是热血的动物。它蕴涵着较之微生物、植物、冷血动物远为巨大的能量和运为灵巧的反应力。热血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与人类的亲缘关系，使人把它们叫做高级生命。因此，称某人为“冷血动物”，就意味着把他的生存价值贬低到了不齿于人的地步；称某人为“植物人”，就意味着他的生命意识业已终止；而称某人为“浮游生物”，就是说他还不如死掉。



436



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有一相似，它们的重大转折，首先发生在某些个体（生物个体或社会成员）──“载有者”身上。



“易学”（《周易》之学），曾以“卦主”观念，表达过古人对此的深遂理解。投合时尚的的士们曾灌注了太多的道学气味，与无谓的政治色彩于“卦主”之上。但若一经剔除其时代性偏见，就会发见“卦主”观念披露了古老的历史感。它对各种“过程”中伟大个体的命运，作了预告与暗示。如前所述，这在魏人王弼对《周易》的注释中，获得了意韵十足的表现。



现代生物学已从生命演化的事实，则进一步证明了“卦主”的真确性：



进化中的巨大变异，常常发生在突然之间。成千万的科学家们，用他们常常炫耀的方法，至今找不到物种演变的“中间环节”。也许，根本就没有所谓定型的中间环节。许多迹象显示，生命形态的历史变迁，首先要发生在那些敏感者或异常者、变态者的身上。环境中压力形态的变化，把伟大的使命降临到了这些原先不幸者的头上，他们成为新的时代、新的宇宙节律的大始祖。现代的历史心理学由此受到强烈的暗示，历史的开辟者、文化的原创者们大多是在当时社会上郁郁不得志的“异常份子”。唯其不凡（就这词的中性意义而言），他们才得以预先播下历史迁化、文化转换的种子。就此而论，“历史”是与“社会”存心作对。历史（相当于“时间”）总是要否定社会（相当于“空间”）上流行的种种习俗；社会形态的不断被否定，这才构成了“历史”。在作为各种“始祖”的“载有者”、“异常份子”身上，凝聚着令人敬畏的能量，这使得他们变得极不安定以至自相矛盾……



这些矛盾与不安，乃是发自对宇宙根本状态的感受与反应。他们身上鼓荡着巨大的反差，反差越大，动力越大。



437



以上四大时间历史的象征（星云与星系，生物圈，热血动物，异常份子），各各具备“卦主”的性格。他们决定了各自的表象体系、各自的“卦象”。而这些大象征──作为反压制、抗沉沦的挣脱者，充分表现他们各自的“抵抗时间的性格”。



性格的历史……就是反抗时间的进程；它注定失败，但注定光荣。



438



历史是对原本浑浑噩噩的时间的一种细细分割。分割得越细，说明历史的力量越强。一种历史表现得越细腻，它对付时间也就越是“残忍”──千刀万剐、锱铢必较；浑沌状态因此被推得远远的。随着一年、两年，一代、两代，一千年、一万年、十万年、百万年、千万年、亿万年……的节奏，时间──历史就这样被剖析为含义各异的单元；就像神话里化身创世的大神，用尸骨造成了空间的种种奇观。历史，因此成为“反抗的记录”：



没有对抗与危险，也就无所谓历史，所以《韩非子·大体》篇指明“盛世”的特点是，“记年之牒空虚”。尽管它对“盛世”的理解是阴性的、反历史的，但可能却是接近真相的。



对人来说，减熵是有限的，增熵却相对无限。人从自己的有限、有为、有形透视并反思（逆向的推理，如原始人推断“创世”前的情态）宇宙的无限、无为、无形、时间、历史一切过程，往往会给人以生成、升华、向上、日新的感受。但哲学家通过反思即逆向的推理，却发现宇宙间那个惊人的奇妙──漫无止境的沉沦，不断地把各种存在与光景的命脉（包括人类的命运、个人的遭遇），吸人它那无底的欲壑及阴部；但同时，它又不可思议地赋予万物与人类的灵魂以某种“自由”之感。“自己愿意的，命运领着走；自己不思的，命运拖着走。”罗马的哲人就这样哼哼。“走”，是免不了的；“领着”与“拖着”，只是感觉上的差异。



《旧约·传道书》的作者，也许看破了这一宇宙性的欺骗，他因此议论说：“太阳之下，并无新事。”新的，新的，新的──也许早重复过千万遍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439



当我们看着各种“无限美好”的减熵结晶，就像古代希腊人在看着那些摧人肠断的大悲剧。这是注定被毁灭者的大会演！沉沦和热寂（增熵的结局）是对无情的孪生姐妹，她们哼着无声之歌……漠然咏叹无穷之力。压制、沉沦、增熵过程，犹如希腊神话中蛇发盘错的复仇三姐妹，她们，以其永不衰竭的“正义感”，不断毁弃着各种出类拨萃的尖子。哪儿有能量的高度集结，哪里就有了要求铲平万物、而去伸张所谓“正义复仇”的天然借口──她们的正义就是增熵、沉沦、压制。



悲哉！生活。悲哉！宇宙。悲哉！渴望不朽的反抗者……你们是只能“得逞”而不会“成功”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奋斗是力图违背并抗拒宇宙主潮的活动。而这，正是它的价值所系？



440



完整的解放从来没有实现过，有的只是压制性力量的形式转换。四个世界的力量，盘根交错地一同纠缠人、限制人。



“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这句俗谚，以及《庄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至理，形象地说明了，人是多么深地陷入缧绁之中，陷入多么错综复杂的缧绁之中。他即便得以超越心理世界的海底万山丛，也超越不得社会世界的多层困扰。社会的困扰，能够打碎内心的宁静，在风暴之下，哪有不起涟漪的水？在地震之中，哪有毫不动摇的山岳？这是力量的对比，强的克服弱的，狂热的传染冷漠的。



441



涅槃。这是佛教的理想境界，也是叔本华哲学的至乐王国。在我们的理解中，涅槃是以自我暗示的魔术，唤起了某种文明人身上久已沉睡的本能，这种本能有助于减轻人的精神压力，使人通过减弱生存意志的活性，与外在的世界，取得力量上的平衡。



无疑的，涅槃是心理治疗的高级方法，是人取得精神净化的必要条件，是比一切身体的止痛剂都更无害的综合止痛剂，它甚至能治疗身体的疾病（如它的低级阶段：瑜珈术）。



心理上的强大，造成生理上的孱弱；精神的升华与社会的灾难往往并辔而行。这在涅槃方面，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涅槃能使人在心理世界的崎岖中，凭借最原始的植物本能建立起返朴归真的大平台；相形之下，道家的返朴归真，只不过是将人还原为非文化的本能状态而已，甚至没有达到禽兽所拥有的本能水平。但是，即便是半植物状态的涅槃人，能够超然于社会的动乱吗？涅槃的理想，也许源于社会的风暴或对大风暴的不祥预感，并发挥着健神补气（稳定精神）的积极功能；但在实践上，它却不是动乱的时代所能供养的。因此，在兵荒马乱、缺乏思想学术安全保障的年代里，只有在精神上、经济上、自治权上拥有独立地位的大寺院里，才可能出现涅槃的空间：“封建的庄园”因此成为文化的试验田。局部的失败不会带来大面积的灾难，而局部的成就，却能通过时空上的逐渐扩张被证明为有效，为新的文化模式提供选择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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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全然封闭的系统。相对的封闭；有限度的隔离，是一个世界得以区别于它世界的必要前提。但过度的封闭与隔离，则是死亡的前奏曲。心理的世界也是这样，它可能达到涅槃的无人圣境，但又怎能与这个可以感知的、可以向我们施加压力并反馈压力的世俗社会诀绝？万万千千的悲剧，并不发生在社会世界的自系统中，而是萌发在心理世界与社会世界两个系统的接壤处。



1，唯有心理世界能体察并判断社会世界的诸多不幸；能通过心理力量去捕捉社会力量的潮汐。



2，通过心理的力量推动社会悲剧向高潮涌现；使生活具有浓郁的宿命性。因此，抽掉、减弱了心理力量的悲剧，是不存在的。即便在学理上强行假定它确实存在，那也只是一具失了生气的概念的尸骸。



反压制的能量仅仅滞留在无机层次上──这就是“物体”，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物理世界。



反压制的能量上涨到有机层次上──这就是“生命”，就是我们所看见的生命世界。



反压制的能量一旦上升到心理的层次──就成为“灵长目”、成为“人”，成为“有智慧的动物”。



反压制的能量达到灵魂的层次就成为“文化”，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互相往还的高级媒介。



而反压制力一旦飞腾到更高的水平──就爆出了灼烁千古、震动苍穹的英雄和圣哲──超级的宇宙立法者与洞天创造者。



有朝一日。人工智能所能达到的层次，则不是我们今天所能限量的。





第六章无机界域的浪潮





七、“统一”的预兆



443



“上帝”，在他的灵性中包藏着“人的自由”的极端力量。上帝，是“人的反抗”的崇高形式。尽管他常被阴性的（甚至是“母性”的）、道德化的、半凝固态的人造形式包裹起来，从而流于刻板的教义与习俗。这在“育子观音等生殖女神”的崇拜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但是，“上帝”怎么可能是阴性的呢？作为“乾元”反压制力的蝉壳、心灵世界的太阳、我们希望所聚的“宇宙力”……他应该是最为雄性化的。他不是那作为“坤元”出现在宇宙与历史间的普遍压制，不是那不可名状的“浑沌太朴”，而是对浑沌态的反抗、破坏、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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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雾（浑沌之雾）里来。人们原本看不见宇宙之雾，只是由于他的宇宙之光，人们才知道“雾”的弥漫，才看见了他破雾而来的无限奇观……他是雾之子，但不是忠实使者，而是忤逆的儿子。



但千百年来的人们没有悟解此中的曲折。人们把他叫做“上帝”、“道”、“本原”、“质”、“朴”、“物自体”、“客观规律”……人们径直冠之以“第一者”或“第一性”的圣号。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



然而，这是一个古老而顽固的错误！



真正的本原和第一者不是上帝及其他（名号），而是那由于上帝及其他（如名号）才被人们悟解了的“雾”。那无限阴霾的原始状态。那“浑沌太朴”。



445



有两个上帝，反抗的神与统治的神。所以，就有了两个宇宙、两套法则、两条真理、两种生活。对于习于文化的人而言，则有两种文化：压制的文化与反击压制的文化。



上述两条线索交叉，相遇于“创造”。创造原出被迫的反抗，就此说，它是被动的；创造又造成能动的压力，就此说，它是主动的。反抗的神与统治的神，汇合于创造之地。就像南海之帝与北海之帝相遇于中央，凿开了中央之帝──浑沌的七窍……这一大会聚，使得创造性事业不仅成为上帝──反压制力的象征，也成了上帝造物的契机；他并不来自虚无，而来自浑沌；来自对浑沌的沉沦力量的回应。



以“上帝”和“客观规律”（这不失为人心内应力的投射）的名义，来限制人的自由，这是反压制的力量重新沉沦为一种压制形式的显例。这并不像哲学教授们所武断的那样，是由什么客观来决定的主观。



因而，“上帝”和“客观规律”作为新式的压制，比原始的压制对人的自由有着更大的慑服力。上帝及其他，已成为攻入人类灵魂“堡垒内部的第五纵队”：主客体于此，就这样混一了。



446



“我的心中、人类的灵魂中有宇宙”──这是对浮光掠影的捕捉。他道出了“有”，却望不见“有”之深层的“无”。“无”就是“压制”。压制之“无”使宇宙成为“有”。事实上，是压制的力量（以及反击压制的力量）使我有了“心”，使人类有了“社会”；并使心和社会在无奈之中包容了宇宙之“有”──于此，“无中生有”。



以“存在”、“自我”、“主体”的名义，去独尊反击压制潮汐的泡沫，是病态的虚弱中产生的一种僭妄？──这是把派生物从原生物中剥离出来，予以极端夸张的努力，其后果，是原创性生命的浪费、脱水、及枯竭（《圣经先知书》斥之为“偶像崇拜”）。



447



现代物理学已经否定了“上帝”、“物质”、“始动者”、“第一性”等传统的本原价值。它注入了“反物质”观念，并把反物质与“物质”对等起来了。



“上帝死了”？



“物质也死了”！



这是说，作为本原被供奉了千百年的“上帝”、“物质”业已消亡。科学杀死了我们的神，也铲除了它自己的基础──物质。理由仅仅是，它们不是“第一者”。可以认识的实体，也许只是不可言传的神秘？又一个二律背反。我们，只能通过它的“压制”与“沉沦”，依稀感受到它的影响，却无法把握它，更无法描述它……



因为它不露端倪，无有形迹。这是人的大悲哀吗？



使人悲哀的，不仅是对象的神秘，更是自己的“精神漏洞”。



对象，就这样从我们的精神之网里溜掉了。我们还在赞美造物主、赞美这网的编织工艺有多么高超呢！但有少数人看到了这一滑稽剧，并且哭泣──对着文明的高墙、铁丝网及其圈定的心灵荒漠！



448



物理学，与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爱情、战争……无不在冥冥中、浑沌里，寻求着自己的“一统天下”。就此论，宗教并不比科学“原始”，战争并不比爱情“野蛮”。两极的趋同，力量的中窗。物理学所面临的寻求“统一”的目标也许更艰巨，更难企及：它毕竟需要用实验室里的奇迹，证明自己的幻想。这，既是现代物理学的困难，也是它的骄傲。这双重性的后面，正在开启的是地狱之门还是天府之窗？



449



哲学上追求“统一”的热情，孵化出“物自体”、“客观世界”、“天理”、“绝对精神”、“权力意志”、“必然规律”、“存在”、“超我”、“原欲”、“本能”、“集团潜意识”以及“结构”……追求大一统，是现代世界的特强压力使然。哲学上的战争与肉体上的战争，错落交汇──除此而外，这里并无普遍的、超时代的精神规律可寻；因为防之四海而皆准的，只有骗局！



450



宗教的“统一”，这是“阿蒙”、“马尔都克”、“亚述的战神”、“安拉”、“大自在天”、“弥勒佛”、“天照大神”、“惠能的明镜”……



统一与再生。



451



艺术的“统一”，这是“美”、“性灵之真”、“悲剧的崇高”、“升腾的无我之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马行空”、“画龙点睛”……古典主义、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无情节反情节小说。



统一与生成。



452



政治的“统一”，这是法老的长袍、亚述的铁蹄与枷锁、亚历山大的宝剑、秦汉的政治屠夫、罗马帝国的武装骗子、成吉思汗的烽烟与战马嘶鸣、八旗的屠杀并混一宇内……甚至是国联的理想和联合国的论坛？是列强的炮舰政策？是全球化的经济整合。



统一与衰落。



453



战争的“统一”，这是“胜利”，或废墟。二者在许多情境中是同一的。“统一”是不再有意义的“归宿”。寻求统一，就是剔除事物的原始含义。达到统一，就是达到无差异的寂灭状态。统一意味着终结；因此，一切统一都是隐含着的悲剧程序。但更高层次的生长，却注定建立在统一所造就的一片尸骨之上。



统一与荒原。



454



爱情的“统一”，这是“梁山泊与视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阿芒和茶花女”、“牛郎和织女”……总之，是悲剧性的因而是永恒的结合。我们看见，唯独在毁灭式的回归和回归式的情死中──爱情，才达到了它的纯一、独占和净化？



统一与死亡。



455



所有这些“统一努力”，这些狂烈地寻求着归宿的“怀乡热”──这意味着什么？



正像《庄子·天下》篇总结先秦的“文化乱世”（其特点是失去操纵、控制的百家鸣，其前提是传统宇宙景观的崩解）时写道：



“天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这种绝对良好的文化自我感觉，是乱离之世的特大压力──社会的、心理的等等──促成的。“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分裂状况，促成了柏拉图所谓“哲学家帝王”和庄子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的“神明之容”的兴起。因为人，总需要与环境平衡，并据此协调自己的思想感情。



敏锐的哲学“家”（他具有“历史眼光”）终于在文化乱世中看到了统一的力量，他说：“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这是文明节律中“秋季”的来临，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尽管从直观上说，那也是文明衰歇的结果。



456



有一个新的预言将告诉我们说，物理学、天体论（宇宙学）等本体观念景观方面重获一统的时代，将消弥人的内心里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分裂状态。哲学的分裂、宗教的紊乱、艺术的门户、政治的壁垒、爱情的矛盾、战争的拖延、黎民的苦难，会宛如过眼烟云。使现代人感到深深苦恼的这些“战国时代的流行症”，甚至会因其消逝无痕而引起后人的深深怀恋！



在很大程度上，小赫胥黎笔下的“奇妙的新世界”，其红居民的佼佼者很可能以类似秦汉思想家看待先秦战国时代的眼光──不乏羡慕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个充满动荡不安和残酷行为的“乱离之世”：革命与战争主导的二十世纪。他们甚至会为我们的“幸运”、为我们的“躬逢其盛”、为我们不幸驾临这个血肉横飞的时代，而投来嫉妒的一瞥……



悲剧对亲身历经者当然是痛苦的，但对远距离的观众来说，却有着丰富的神采。甚至，以其崇高的风格和刺人的美，而流芳百世。呜呼！



457



彗星──孤零零──在宇宙间飘行



彗核与彗尾──难道真是宇宙的游灵



谁能洞穿──它的秘境



谁能追觅──它的轨迹



孤零零──是在比划自已的命运



彗星──游灵



向着太阳奔驰



游灵──彗星



背着太阳远去



轨道很长很长



发出轰鸣



留下阴影



悠悠



──周期没有穷尽的时候



它一会儿膨胀



忽而趾高气扬



一会儿收缩



──但却不动情



忽而藏头露尾



──韬晦光明



它是生命还是非生命



是沙漠还是甘泉



原始的信仰



──曾在其中



寄托了恐惧和希望



机器的回声



──则断定



它是一片荒场



人间的慧眼



──透过时空之隙



在天上的彗星



──找到生命的起源





【附录】　八十年代被删除的部分手稿







一，现在的危机



458



现代世界最大的精神危机，起源于这样一种混乱：无法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公正的、富于创造性的关系。



集体主义的原则，共同利益的理想──在有些人看来是人类幸福生活的保障；在有些人看来是集权与停滞的可怕口实。



现代世界的精神冲突和价值观念的危机，还被这一事实强化了：在个人与社会的合理关系上，优秀的人物显然分立成互相敌视的两大派别。这两大派别各各囊括、掠取了不少才智之士；并把他们的生命和精力都浪掷在自己的争论厮斗中。他们之间的角逐，不但无助于世界性文化问题的解决；反使它更形复杂、更加严重了，使整个地球陷入了爆炸性的局势。多种暴力活动和恐怖活动，都是世界规模的分合之势的结果。



459



个人主义和集权主义虽然彼此对立、誓不调和（实际上，在现有的心理背景和哲学基础上也无法调和），但它们却共同信奉一项更根本的原则：权能至上。在这一点上，他们都不愧为北欧海盗在种族上或精神上的儿子。



权能崇拜的魔法必须解除。否则，世界将战乱不息。穷兵黩武，一再成为生活的首要内容。否则，就有惨遭吞并和奴役的危险。以此视之，以绝对的、短视的人本主义为其核心的现世主义，应该遭到文化上的纠正。因为它正侵蚀着人类生存的基础，正肆无忌惮地毒化着我们的环境，它激发了这样一种危险：使我们的子孙堕落成畸形的冷血动物。



460



命运之网，永远都在伸缩张驰的沸腾中。它或许在寻求一个肉眼发现不了的“宿命”；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目标和归宿。关于这一点，很难找到肯定或否定的充足根据──我们说出的，只是自己的感受和希望……



461



“自由”，这是普遍压制与永远沉沦的“即兴儿子”。它，是被决定者。“自由意志”──这是由自己作出选择的“它者的无言规定”。绝对自由的观今只是对普遍压制的极端抗议。



悲哉！这是挣扎不掉的挣脱。这是宁死而不沉沦。它象征着宇宙间最惨烈的牺牲……看不见的殉葬……



462



古来的一切崇拜和近来的一切信仰──是已经落空的盲信与盲从。它们，根本就建立在人为的、靠不住的沙碛上。这建在沙碛上的信仰──把派生之物当作原生之物去尽情崇拜。



原生物容易漠视派生物的存在；而派生物却强烈感觉到原生物的影响。父亲不认识自己的儿子；儿子却品着父亲种下的苦果。这是多么令人难堪的事！反抗因而激化了。



463



上帝（梵、造因、乾元、天照大神、道、客观规律）──当然不能决定人的命运。决定人的浮沉兴替甚至决定人的反抗形式的──是那冷漠阴沉的“浑沌太朴”。



它是以无意生成有意，以无限派生有限。



464



从自利的角度说，每扶持一个新事物──对自己不是直接的损害也是一项间接的威胁。被扶持者越有价值，越有影响──自己受到的无形贬损也就越大、越深。除非，扶持者与被扶持者不属同一领域。因此，同行是冤家，“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难怪嫉妒和防范成为中国的第二本能。



对“恩将仇报”的报怨与不满──实际上违背了宇宙生活的法则。这是没落者、行将被贬作养料者的哀鸣。“新进者”，若不脱离“提携者”──怎能宣告自己的真正诞生呢？



465



压制──反压制，反压制──压制；沉沦──升华，升华──沉沦……就是这个世界的无情“铁律”和圆融“宿命”。这，就是世界永恒秘密的底蕴。它生发万物，激励万物，也磨毁万物，消解万物。人，对于压制的反应奇特而难以测度。除开旷世的天才而外──预言，只是一种不甚牢靠的猜谜。



事物的“挣脱”，是对浑沌的反应。但把“挣脱”仅仅理解成运动的趋向或方式──那不过是乡曲之学的陋见。它不是实体的运动，而是实体的肇因，是支配着现象世界的“冥冥者”。比如，当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受到某种更为效率的并且更为神圣的力量的激励，从历史的余烬和文明的尘埃之窒息中超越而出，那就不仅实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运动，而且是从根本上培育了一个新的民族。这冥冥中的力量，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与“神灵”。科学则称之为“始动者”。用哲学话说，则是“乾元”，是“阳”，是“自强之力”。是普遍的反压制力。它常常化身为人，或又悄悄注入我们的生命。



466



息壤的散布，被物理学家表述为“增熵”。而绝对的审判，是与分化、生长对立的。它是用熵的性格来歼灭“减熵者”，尤其是要消除他的行为方式。要说罪恶，这才是最大的罪恶。要说堕落，这才是终极的堕落。他们的潜意识中，也许是通过让他人涤罪，来为自己赎罪？不过我很怀疑他们会自省到自己的罪恶。



这一切都注定了是“悲剧”吗？



“力挽狂澜”的意义究竟何在？



无论是宇宙的、生命的，还是历史文化的、或个人命运中的？──生活之流有意义吗？它可是命中注定被无谓地舍弃了的呀！



467



克服限制──这是激励着生命奋发向前的最大诱惑。“绝对自由”，即克服一切限制、令生命的洪水得以滔天的梦想──成了心理的主动力。成为各种生命形式自觉不自觉的用力方向。尽管绝对自由在真实的意义上是虚幻的，但却是灵魂祈求的忠实伴侣。



现代人热衷的话题──异化，这一人生的病态，却是文明的骄傲，是在机器时代巨大的求生压力下形成的癌肿。为了活命，人不得不沦为零件，定价售卖；为了生存，人不得不被编成号码、纳入程序，不得不在其它力量的驱赶下被迫活动。这一切，不正是求生的压力本身造成的？项羽在兵败垓下，退居乌江时，曾叹曰：“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然后他以极为娴熟的艺术消灭了一堆汉兵。



我想说，人的异化亦非机器之罪也，那是人去适应文明环境的结局，这是很难从根本上转折的。反压制势力（“适应”），又一次变成了内在的压制。



如果说宇宙的本性是运动（压制与反压制），那么，人的本性就是相应的“无常”，是境遇上、心理上交相错落的“不安”。要想在不安的人生之海上求得一块小小的安全之岛何其难哉！要在无边的荒漠中找到一眼潺潺不断的甘泉还是可能的；欲在茫茫人生里觅得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就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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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求安的欲望但却四处碰壁不得安生──这是加倍的苦难。求安欲的巨大失落，与深深的挫折感交加而下。流离颠沛，加上无归宿感，对于有机体，变成日渐沉重的包袱，愈益紧迫的新压力。它所引起的焦虑，常常触发潜伏已入的全面危机。对生活的无望加深了，心理的生态平衡瓦解掉了。从这里，我们受到启发：生命的助力，在特定的空中常能转成生命的阻力；在这无常的世界上，“朋友”与“敌人”之间，常有一大片难以辨认的、随时转移的模糊地带！



从较广阔的视野看，若不能有效地保持对某片空间的控制权（不论这片地盘多么狭小），就谈不上安全问题。占有空间的欲望，实际上只是追求安全的派生欲望。这样看来，现代城市中日趋严重的住房紧张，就不仅是个单纯的居住条件问题，而且具有人权缺乏的含义。就此意义言，现代工业文明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之原始部落的生活并无根本的改善。而在一个未能初步解决住房问题的社会里，是谈不上人类的其他权利的。没有立锥之地的人们，是不属于任何社会，缺乏归属意识的精神流浪者。心理压力导致的流浪感，则会变得更危险、更难以平息或控制。同时，流浪者本身也很难获得哪怕是最宽容、最文明的法律世界的尊重。而住在仅仅两平方的“房子”里的人，他的精神世界无疑受着较之远古洞穴时代更甚的压制！





二，现代市民阶层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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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民阶层的最高理想，是要求保障“人身和私人住宅的不受侵犯”。这点起码的安全感，在绝大多数自视已脱离野蛮状态的社会中，仍然遭到不同程度的漠视与蹂躏。人，离开动物界而步入自成体系的“文明”，毕竟还为时不长。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不对个人的私有财产和生存空间，作出切实的、立法意义上的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就会流于前途未卜。没有财产的人，对社会的现存秩序只会漠视、痛恨而不会真正关切的。无产者对有产者社会秩序的敌视态度，即最雄辩的例证。



文明社会的蜂窝状况，也是现代特别流行的精神病和暴力行为的压力源。拥挤的生存，以及因为摆脱不了这一困扰而产生的烦恼、沮丧，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他人的厌恶与嫉视。更深地剖析一下，减少人口压力的要求，不仅有理性的规划意识在起作用；还有非理性的嗜杀性作为动力。从长远看（比如一代人以上），后者或许比前者更有力。



没有自己空间的人，是谈不上自尊的。没有自尊，则人性中的可贵成份，将被无形地抑制掉；而破坏性成份则势必急剧增长，导致社会内部的压力变得愈来愈富于爆炸性。因此，治安之策与其集中在压制的力量上，不如分散到开阔居住的空间、保障居住的权利等方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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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活动是一种“由来古矣”的经济交流形式，形形色色的人们前来“赶集”，提着自己的产品，希望售得高价。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带有“赶集的庙会性质”。贵族式的小沙龙溃灭了，修士的离群索居中所特有的精妙的文化形式，更早就受到了摒弃。大众化性质的文化活动（尽管它们是由学者、教授、作家等社会名流代表着的），也象早先制的大众化经济活动一样，其功能是为文化市场的大多数顾客服务。而不是象修士（隐士）那样只为自己的灵魂（采取了“上帝”的表象）服务；或象沙龙那样仅为小圈子的优雅之士消愁解闷而作。凡此对象的不同，不可能不影响到文化的风格与模式。因此，当我们看到，由千百人组构的文化集市上，各方文化的制造商或精神经纪人提着他们专为此文化庙会所赶制出来的“文化产品”云集而来时，我们不难事先就知道了他们工作的限度。在很大程度上，经济的压力，才是所谓“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最深原因。知识的产量，是社会文化的商品需求量的空前增大，给刺激起来的。这使它带有过多的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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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古往今来历史的车水马龙就不难明了：个人，已经失去了多少“自由权”！而群体，也在对个性的压制、抹煞中日趋僵硬。向浑沌妥协的“传统”，已经缚住人类创造意志的“黄龙”。人那善于自我解嘲的本能──使他们找回了“安全保障”的旧礼服，作为丧失自由思想权力的心理补偿。以便更和谐地“顺应着”新的奴役状态。这一心理特性，在世界文化中由西向东表现出层进式的增长。当早期的文明的太阳衰落之后，伴随着重心西移，东方日益沙漠化了。但我们相信，历史在形势上是会走回头路的，世界文化的精神太阳也会在大地上到处周流，它也许会给东方文明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东方人将竭诚欢迎它，而不计这力量之源位于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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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世界对无机世界的过度依附，意味着生命的“老化”。正如艺术向科学、思想向技术的过分让步，是一种文明趋于老化的表现。难道整个宇宙也会存在“老化”？……加速地走向它的归宿？否则，人们得到过的自由与力量，为什么又会失去？人类的精华，正被吸入一道又黑又深的巨壑。人类小命运会被不可逆转的大命运引入：



（1）社会对个人、文化对心灵的不断强化的压制；构成日益严密的网络。



（2）个人的自由、心灵的自如日渐缩小。个体的灵性被迫屈从于群体凝聚的一体化要求。



（3）程式化、庸俗化、老人化，成为文明社会悲剧行程的一个个充满不祥意味的路标。而这一切的根源，也许恰恰潜伏在无机世界的深层里；浑沌，终于会把它的阴影投射到文明的废墟上。尽管，这个废墟一度辉煌，是亿万人民景仰的对象。那时，回头来看，这种对可见之物的热情仅仅是个误会？是对泡影的崇拜？



哲学上追求“统一”的热情，孵化出“物自体”、“客观世界”、“天理”、“绝对精神”、“权力意志”、“必然规律”、“存在”、“超我”、“原欲”、“本能”、“集团意识”以及“结构”……追求大一统，是现代世界规模的战国形势的特强压力使然。哲学上的战争与肉体的战争错落交汇──除此而外，这里并无普遍的、超时代的精神规律之可寻。



“体系”有什么用？无心灵的体系犹如僵尸。



我们的哲学心灵，生当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旧的综合哲学已经败落，新的综合哲学出现的历史时机则尚未成熟。但有一种伟大的喜悦在鼓舞着焦渴的心：说穿了，“综合”乃是没落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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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现代世界的革命性骚动相对平缓下来──传统式的“新综合哲学”就注定产生不了。至多，也只能胎死腹中……今天，已经可以预言的是：一俟现代世界抽疯式的“发展”相对稳静下来──凝固的综合哲学的精神太阳才会升起，照耀着废墟之间茁壮而起的新生命。他们，满怀着我们今日梦寐以求但又梦想不到的大极欣喜……在这欣喜与沉醉中──包容涵混着我们今日的多少苦涩之泪……



我们的哲学热望，是生发一种与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大圆世界”、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相匹配的新的“回归式再生”。



这是“一切从头开始”的“零点哲学”。



这是非功利的、非权能的、非目的论的“回归运动。



这是对世界不强求“端倪”、不造作“方向”的“大圆欣赏”……



我们的哲学是“星空的哲学”。



但在更高者的咄咄逼人的笑视之下──它竟然也是这般浅陋……充满如此之多的“人情味儿”……



距离，这是至关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哲学也是这样：你要从远处来看它。如果把它放在世界文化大潮汐的宏观背景下──它就显得如鱼得水，虎虎而充满生气了……



所以，请原谅我们的鲁莽、粗疏──这是生命之花的苦涩之香……不要嘲笑它不合“规矩”的地方吧──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因为，──它渴望一种静默在“无言”中的更高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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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也是危险的，它遍布无人问津的荆棘，新路又是有趣的，只在新路上──才有着新的天地、新的星光……新的艰辛、新的泪水……以及新颖的绝望和新颖的希望……



没有纯乎其纯的“压制哲学”，正如没有绝对的“反压制哲学”。压迫，有时是一种反抗的形式；而反抗的力量本身也会意味着一种新的压迫。在社会领域如此，在哲学与文化的领域又何尝不然？互相渗透与“辩证的”，分属于两个哲学天地──它们不会走到一起，更不用说“融洽相处”了。──“正名”，这是中国精神革命的启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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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反压制的哲学和哲学家”这样两组新范畴来为哲学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呢？它，必能呈现一个全新的文化洞天于我们面前。



用唯物与唯心的划分，来分割并研究整个哲学史──不失为一条道路或一条线索。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线索。如果认定这是唯一的分割方式，那么，这种态度本身就接近“唯心主义”。



“唯心”（理想）主义、“唯物”（求实）主义──在哲学教师的心目中，是固定不变、泾渭分明的。但生活，包括文化精神的生命之流──却不如此。它们全都带有相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新的哲学，必须适应生活的这些特性。



“压制与反压制”的范畴──终究比“唯心与唯物”的概念，更能切合二十一世纪的科学常识和心理状态。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越来越临近二十一世纪了。这正如对十九世纪的科学常识和精神状态来说，唯物与唯心的分类法曾经显得更为切合。



所谓压制的哲学，就是官方哲学，就是统治阶级藉以维护既得权益的精神武器。它压制活的东西，迫害新的思想。它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使现存秩序永远存下去。秦始皇曾用“万世一系”的口号宣布过狮王的理想，并在他那几块歌功颂德的破石头中阐述了野兽的哲学。所以这一理想却是历史发展的障碍。活的历史和死的理想是互不相容的。二者之间的妥协，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最后，死理想的被遗弃、活历史再次流向神奇的远方──一个历史性的“大圆”再次告成。



董仲舒、朱熹之辈的哲学，也是压制的哲学。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of Stagira，前384—前332年）、托马斯·阿奎那、黑格尔之流的哲学，从其文化功能上说来，也是如此。相形之下，周敦颐的哲学和奥古斯丁的哲学──还带有更多的活力。也就是说，内含着更多的反抗当时统治意识（“普遍信仰”）的精神。它们还没有上升到官方地位，它们还有着极大的包容力和极强的弹性（不确定性）；因此，还没有对人的精神发展构成压制。



未来的新天新地在它的阵阵潮涌中，浮现出岛屿和大陆。





三，人的双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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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一种在社会中存在生命现象，与生俱来背负着双重性格。他的独立意识、自在生活使他区别于蚂蚁、蜜蜂等社会生物；而他的文化与思维能力又使他区别于一般的哺乳类动物。这一动态的事实，对意欲维持静止的乌托邦主义的幻想，不啻是个强烈的打击。在这冲击波下，各个精心构筑起来的设计方案酥松了；人为的巍峨建筑终不免沦为瓦砾场。任何社会模式，运转起来都必然面对这严格的双重性：即，作为有机系统的个人（哪怕他的动物性也被文化色彩浸透了），同时又确是社会结构、文化系统中的一分子。──哪怕是一个游离中的、失却归属感的分子。这双重性等于是说，社会倘如不存在，个人也就消失于无形了。



人性奇妙难解（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仍然适用于全体人类），很难彻底纳入语言分析的程序。我们知道的事实仅仅是：一元的等级制（如各种封建专制结构），同样也会消除社会的活力赖以存在的反差。这是专制政治与贵族政治的大区别──后者是多元化的。只有多元竞争，势力均衡，才有助于社会活力的激发──它维护着相对稳定的、自行生长的反差态，一种允许变化与调节、鼓励进取与个性的反差。这反差有助于社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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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界域与心灵界域的区别在于，它更多依赖物化的结构（如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取代了个人心中的矛盾力量的冲突；社会交往取代了精神活动）。因此，它的发展比心灵的升化需要更多的、更可见的痛苦。国家的出现，大规模的迫害与有组织有领导的压制，构成了文明赖以生存的家常便饭。而否认了这些“坏处”，无异于同时否定了那些使我们引以自豪的“成就”。



如果一个社会的内层、上层不严于律己，只对自己的表层、底层的腐败现象，滥施心血来潮的“防腐措施”，以推卸责任，其后果会禁锢整体的活力、搅乱社会的秩序；而由于滥用权力，会使社会的内层、上层日益丧失理智。中国每一个封建王朝覆灭的日子里，都无休止地上演着这类循环往复的悲喜剧。但尤为可悲的还是，人们的学习能力，好象是被某种看不见魔圈给限定住了──人们不断重复着历史的错误，不断进行着贻害无穷的误解：在兴高采烈的撕扯中，断绝了文化的永生之路。





四，文明衰颓的强烈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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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衰颓的强烈表征之一，是个体特征的日趋模糊。原来，鲜明的个性反差及其造成的互补、斗争、均衡乃至重新组合──是社会活力的本源。可见，任何一个压制个性的社会，是在走向悄然自杀。而无视个性的文化，则肩负着自我弱化的深重轭架。明清帝国以来，打击个性发展的“政治艺术”，是对文化熔炉施行釜底抽薪的一项流行病。如果齿轮的齿，日益磨平；螺丝钉的纹路，日益浅滑；肉食动物的利齿，日渐秃落；食草动物的刍胃盲肠，不断退化……它们因此将丧尽原有的功能。如果社会被卷入了这一厄运，则社会的零件，将沦为各种游离状态中的“多余的人”。多余人本不多余──否则就没有产生他们的社会动力。只因现在社会的形态太“扭曲”了，因而迫使他们一变而沦为“多余”的。这对社会和对他们，都是痛苦而烦恼的。这恶性的循环、低沉的反馈──加快了现有社会模式解体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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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成就，是靠着吸取、集中、吞食每一个人的天生丽质而取得的。这是就社会本位的观点而言。就个人本位的角度来说，谁又能说这不意味着一种“损失”以致“牺牲”？个人，不管他最终获得了多么可观的社会性报酬──却总是失去了他天性和生命中的珍贵东西。不错，在为社会结构、文化积累作出贡献（就这词的深层原始义而言）的同时，个人的社会才能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但思想者却注意到：人的社会才能和人的天生丽质并不等同。后者是活源之水，前者仅是后者一种流向或流态而已。是社会压制迫使天生的丽质流向习俗的堤坝，使之成为社会才能。脱开了具体的社会文化背影，这种才能往往流于无用之功、屠龙之术。



从各个文化圈反复兴亡的事件，几乎可以得出一条“规律”：无视个性的社会迟早会遭到合乎其无视程度的恶报。一种文化靠着毁损自己赖以发达兴旺的根基为生──它能长此以往吗？如果效律只能建立在压制创造精神和摧残个性的基础上，这种效率的前景是不难预测的：这并不需要“未来学”的种种术语和分析、推论就能一目了然：此社会、此效率、实际上依赖过度的“预支”勉强度日，总有一天，它会无以为继的！那时，就有众多债主找上门来，其混乱情状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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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糕的社会，则既失去的效率，又还保持着压制个性的积习。效率和个性先是被对立起来，后则进一步受到同等的排斥。个性有害，效率也有害──因为它们都不利于“稳定”。但把稳定作为价值的座标，是个违反人类创生命运的虚假理想。只有原始社会的长老，才把稳定作为偶象，强令群体予以崇拜。个性与效率都被弄得气息奄奄──其功能是迎合了文化停滞时代的惰怠习气。在这种糟糕的社会时，个性成了万恶之源，成了揪打撕咬的活靶子。而效率也被定性为不安定的因素；被视为动乱的震源，成了一个破坏者！效率与个性的活力同遭厄运。这种厄运，伴随畏惧个性、敌视效率的社会一同结束。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例如，两百年前还称雄一时的“大清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



任何类型、任何形态的社会，只要它还处于上升的、方成中的（而不是已经长成、趋于衰微的）反压制态，其制度就相应建立在尊重个性、善取个性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如果无偏见地承认这一共同利益可能存在的话）的基础之上。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制度、唐宋明清帝国的科举制度，甚到埃及马木留克时代的奴隶集团制度，都以各自的形态完成了对我们上述论点的证实。西方近代社会，更以其有序的多元化模式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文明衰落了，它才会重视祖传的制度胜过重视活生生的有探索才能的个性；它才会不惜牺牲发展中的个性，去抱住不断沉沦的习惯性规定。





五，正在上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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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升的社会，珍惜每一分力量，它近乎本能地知道杰出个性的价值。糟糕的社会，则以悲剧中特有的矛盾态度面对这一道理，然后在绝望的病态与混乱中，最终反其道而行之。并以大声疾呼理念的纯净去反对这一浅显的道理。像一个虚脱的病人那样，只能“静养”，不能“大补”。



衰退的社会，失去活力而无法接受个性的挑战与“滋补”，恐怕脆弱的平衡因之崩溃瓦解。个性与效率终于发现，这个社会对于人类生活的健全发展，构成了毒害。社会的转机，会随着这个发现而来临。社会的反压制力会凝聚并上升，与社会的沉沦过程交错而过。



这时，理性的解决方式，已因失败而陷于瘫痪了。而暴力方式的转换，对于统治阶级，则尤为痛苦。



因此，文化的再生，有待于兼容并蓄的社会心理。而作为春秋战国文化结束者的秦和作为唐宋文化开启的隋代──在此方面堪称刻薄的典范。它的高压的结果，是触发了大规模的暴力转换，给整个社会留下几十年不愈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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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大机体（社会）的存活，就要吞噬无数个五脏俱全、感情丰富的独立机体（个人）。这一使千百年来的诗人所惧怕、武士所追求的命运，并不像我们的观念浮萍那样易于随风飘荡，而是像莲花似的扎根于淤泥之中。它不随说客的口风而忽生忽灭。



患难兄弟的对垒、亲密战友间的火并──并非历史的罕有现象。事实上，曾有多少神话、史诗、戏剧、传奇、以及市井小说，将此选作“永恒的题材”！思想的历史和精神角逐的记录──更不用说军事、政治、经济、爱情、荣誉、社会地方等方面更为实际的活动了──也无不充满了这类戏剧性的冲突……同样，生理系统和心理系统之间，发泄行为和解脱行为之间──也不断上演着这类时而激烈、时而和缓的剧目。这也许会──“直到永远，阿门”？正因为它们彼此渗透，你争我夺更显示出炽热而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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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的哲学，拘泥于现有的科学结晶，而且是业已发霉的结晶。天主教会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对哥白尼学说的敌视；普鲁士官方的黑格尔哲学对“自然规律”的滑稽探讨和可怕断言──就是“年老能哲学”的历史典型。它，像不朽的幽灵一样死死缠住活人的身心，甚至在现代人的心灵中，还有强大的统治力和威吓力，尢如无限的阴霾，扼杀人的精神自由。



只有极少极少充满热烈探索精神的灵魂，才敢于怀疑现成的“科学结晶”。它，是人类智慧的大见证，它也就是人类智慧本身。它还是翱翔于已成的科学大厦之上的新设计家的慧眼。它，是宇宙最宝贵的明镜。



只有到了此刻，文化之轮才反转过来：



新的科学发现、新的哲学思索开始起来，力欲摆脱宗教规范的束缚。这，曾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使命。关键不在科学与宗教──而是“年轻的“与“年老的”。



十九世纪的科学，已经不是二十世纪的科学了。



二十世纪，这是充满了动力的世界。形形色色的浮士德博士和浮士德战士──用各种武器“哲学、讲演、小册子、左轮手枪、大炮、飞机、原子弹、“国民教育”、“爱国主义”──武装起来：以疯狂的气概投入“帝国主义时代”（现代的“战国时代”）的深渊里……在全球性的战国时代的血海里，无数生灵的肉体和精神在拼命翻滚。实施悲壮的双重“洗礼”。



一种哲学的原理，如果真是年轻而有活力的，就应对这些喧嚣不已、辉煌灿烂的“过时宣判”实行全面的开放──以容纳新的力量、适应新的文化需要。一种诞生，就意味着一种乃至数种的死亡。“死”──这是“生”的必要条件。“怜悯”的可鄙──在于它是新生命的敌人！



一种哲学，如果仅仅待在书斋里，不肯扮演一下“文化兀鹰”（即啄食旧文化遗骸的力量）的“残酷角色”──它就只能永远待在书斋里。辽阔的世界历史不属于它！”丰盛的精神收获”聊胜于无……



十九世纪的哲学，已随着十九世纪的科学一同死去。正如十九世纪的科学，已随着十九世纪的技术一同埋葬。它已没有生机，它的唯一努力，只是“旧瓶装新酒”的努力。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创造力和独立性──雕铸我们自己的新瓶？它也许更动人。它也许更美焕绝伦。它，起码更不受传统的束缚和习俗的羁绊。它，有着更大的气度和更富于弹性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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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是人走出来的。人，并不是道路的附属品。人，不应成为定见的“方法”这奴仆。喧宾再好，岂应夺主？可惜的是，对这一点小小的道理，今天的人们知道得太少了。人，不知不觉之中做了自己工具的奴隶。做了死人话语的殉葬品──这比之古代的人殉制还要厉害，这是精神上的殉葬。



要想使中国健康起来，必须先从精神下手。



要想使中国回复到它历史上的伟大与隆盛──必先使中国按照自己的文化性格和自己的民族精神来生活。无用的矫饰必须抛弃；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误解，以及基于误解的自卑心理，必须驱散。民族文化的自卑感，会扼制民族的内在活力。中国精神的智慧，在于小心地维持着科学、哲学、宗教、艺术这“四大文化支柱”之间的微妙平衡。而那平衡器──就是政治的道德化；或道德的政治化。用古人的术语是“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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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地说，用一条线（不论它多么漫长与繁复）──不可能穷尽一个球面。更难以穷尽一个球体。还没有一道哲学研究或历史哲学的“X光”──足以穿透那个遮蔽着二十世纪真性灵的“物质世界”……尽管伟大的希望和奇异的预感告诉我们──它快来了。



我们需要的是生命的汪洋，而非刻板的线条。我们看到的是“力量增长的标记”，而不是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戏”。



为什么一种被称为“精神”的“心理意向的普及”（佛教把这叫做“佛光普照”，儒学称之为“普天同乐”）──竟会导致这种精神的衰败与没落？



啊，“精神”是“能”与“力”的升华集结；它一旦“普及”，也就趋于分散消解了。



“普及”，这是精神界的“增熵行动”。



正如物理界的无序、生物界的死亡、社会界的平等、心理界的中庸──意欲消灭一种高级文化，就请先去“普及”它！



以往的人们不解此中的奥秘。他们认定“误解”和“庸俗化”才是精神衰败的原因。所以天下嚣嚣然皆妄断在“精神普照”的过程中，应该努力求得“真解”（真理？）。这是一个可爱的错误。因为，误解与庸俗化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普照”的结果。愚公认为，排除了“可以克服”的庸俗化倾向，文明就能重振旗鼓──这真是南辕北辙！



历史告诉我们，滥竽充数才是文明衰败的忠实向导。







六，沉默不是力量而是怯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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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不是力量而是怯懦。鼹鼠的无视不值得炫耀。精神上不甘于衰朽没落的人们──让我们满怀无私的坦荡欢迎它。即使是用烧烤和鞭笞来欢迎它！它，就是闪动着我们生命之光的奇妙新瓶。



闭目不看是不行的，驼鸟钻进沙丘──却逃避不了它在这个世界的劫运。生活是严峻的，比任何残酷的理论还要严峻。生活充满风险，比任何危言耸听的理论有着更多更尖的暗礁。



热爱生活的人们！拿出全付热情来悦纳生活中的风险！热爱哲学的人们！奉献全部虔敬来默认哲学中的力量。也许是刚健、严酷的力量。也许是使人震惧的力量。而由于拔本塞源和闭目塞聪，生命的活力伴随着哲学的活力──正有从我们身上迅速消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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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当中国人下定决心向西方学习时，西方的文明已开始滑坡了。当中国人信奉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时，欧洲人自己反倒抛弃了这种夸大狂的倾向。对于中国文化的病，欧洲人开列的药方早就不灵验了。现代的中国人，不应再象一个忸忸怩怩的乡下姑娘，老是干一些“赶时髦”的事，而当她费尽心机、花去九牛二虎之力做完之后──这一度富于魅力的大事业，已成为过时的甚至陈腐的东西了。



中国人，要清醒地看透自己面临的危险！



西方文化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落后”与“进步”的问题，而是一个衰微与强盛的问题，是一个有无活力的问题。其差别，是一个老年的暮气与青年的冲动之间的差别。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思想和眼光，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精神活力和创造功能──以便作为主体的人，获得社会文化层次上的回旋余地。既有力量客体文化（西方文化）的系统进行拒绝，也有力量将之恰当拿来，为我所用：不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因为说到底，“我们”和“他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完全相同的文化世界里：历史文化不同，地缘政治不同，甚至经济与食谱的需求、种族气质的冲动，也各不相同──这一切预示了发展的走向亦必不同。



中国的文化，是无法从欧洲的传统文化那里获得拯救的。西方，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个民族若不能断然自救──别人是不会来救它的。一切漂亮的世界主义言辞和口号──对一个受尽欺凌的“局外民族”──总是害多于利。它麻痹了这个民族发自本能的反抗意志，使之误信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或意识形态会保护它、拯救它。鲁迅先生早就提醒过沉迷在新旧自然交替之梦中的死魂灵们，我们若不醒悟──别人无法代我们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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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性的分化开始了。这一分化充满了激烈的搏斗与沉默的对垒。世界重又变得支离破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在许多方面深化了，在许多方面则退化了。



平衡被打破，精神界的骚动开始了。一匹亢奋的巨灵顽强地崛起……科学的功与罪──全在于此。是的，击溃旧意识形态之壁垒的，唯有新科学的利器。但科学本身却不是精神运动的归宿，所以在科学至上的实践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便涌起了新方法的热潮。但新方法也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便继之以新学科的狂热。那么，“新学科”又是什么呢？如果说，新科学（“自然科学”）还仅仅是对旧意识形态的间接瓦解的话，那新学科（“社会科学”）则进一步对旧意识形态展开了直接的攻击。但这也不是事情的结束。这一切事态层进式地指向了──新意识形态的诞生。　　



七，未来的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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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是个形容词，泛泛指代过分因而有害的心理动向，人们常用贪婪来指责那些对财物贪得无厌的、过度强烈的占有欲。在实际运用中，贪婪有两层含义：



（一）人们把可能威胁和正在威胁自己的占有愿望的人，叫做贪婪的。



（二）占有欲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超出常态的人，被叫做贪婪的。



在很多场合下，贪婪并不实指某种行为，而是指一种态度。例如，人们可能认为一个抢劫金库的大盗是侠义的，不贪婪的；但同时却认定某个聚敛小小财富的守财奴是贪婪的。守财奴不舍得吃喝，哪怕这会导致过早的衰亡；而权力欲极大的人则疯狂地揽权，哪怕这会造成众叛亲离──就是贪婪的显例。



贪婪是心理力量的一种滥用，它不仅会恶化人的生存处境，也破坏了占有欲那原始的积极功能。在中外各国的史书上，满记载着暴戾之君横征暴敛而招致的亡国事例。“多行不义必自毙”是每个统治者都通晓的道理，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很少有人能避免滥用权威。因为贪婪的惰性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把治国的手段变成了治国的目的；把实现欲望的方法当作欲望本身，以致严重地压制了他人的基本欲望。贪婪的可怕，就在于它将招致可怕的报复。所以聪明而有活力的统治者，都严格地身体力行、实施廉洁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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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心理的动向，就其作为一种欲望而言，被形形色色、交陈错乱的生理压力驱迫着。当一个人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存要求时，无疑会激起心理上的“求索”。许多现代的社会理论都认为：人生来有满足自己基本生理需要的权利（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无理剥夺）。但在实际上，相当一批人却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理需要──试问，他们的心里能不感到压制吗？但“理”是很灵巧的。当有人要剥夺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时，他就可以把公民说成是“无理的”。这样，无理的剥夺，就根据否定之否定的神圣定律而堂而皇之地成为有理的剥夺了。



苏格拉底如果活在当今世界，恐怕也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吧！



风暴，已经临近。



……



如此看来，只有感到了一种压迫，人们才会发生一种爱。只有极度渴望摆脱一种压力──人们才会疯狂地进行一种爱。不论对人的爱，抑或是对事业和权力的爱，还是对上帝和理念的爱──都是如此。爱他人，爱外物，爱理想──都是从自己需要出发。如果不是从自己的直接功利需要出发，那就是从“爱好”出发，即从一种间接的、尚不确切的需要出发。这就是使理想家有可能比市侩更危险的地方：他的要求是含糊的，很可能大到无边无境、全世界都无法满足的程度。



492



文化与道德的工具性质，早已贯穿在整个人类生活的画卷中。只要愿意平心静气地观察──就能发现这个公开的奥秘。它之所以还算一个秘密──仅仅是因为那些“美学家”不敢承认它。他们的工作与薪金，都系于“美化人生”上，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最愿意干的事，就是把人升格为神。



如果一位大征服者不能满怀爱意，允许比他本人更崇高、更持久的建筑物存在的话，试想在他的国度里，除了虚墟和浩劫还能有什么呢？把某人当作唯一偶像去崇拜的地方，只会剩下一片残桓碎瓦──在夕阳中静静懒卧。“恨”所招致的荼毒，常使文明遭受周期性的毁灭。当力量的转换使失败者戴上胜利的桂冠之后，类似的复仇便开始了。



493



现代中国的文化潮流，正开始从另一极摆动──从一元走向新的多元。这种走向，是与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列国中的一个国家（而不再是个自我封闭的“天下”）这一大形势密切相关的。先秦多元文化合并到秦汉大一统的模式中，曾引起普遍的痉挛和精神的萎缩。现在，是进行一次历史反过程的时候了。只有在新的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一元文化，才可能恢复活力，使中国文化从根部摆脱积弱不振。



已经到了去全力促成文化精神的根本转捩的时刻了，新的太阳已经开始萌动──它是没有根子的，它是脱离了有形束缚的；它只按照自己的命运行事──就像自然界的太阳那样悬在空中、周流九天、普照万有，超渡各式各样的灵魂，掠去文化明镜上的灰尘。



494



是到了剥掉各种圣人强加给文化心灵的压制的时候了。对我们而言，“圣人”不是处在的，而是内在的。“圣人”，不是一具遗体或他的遗教，而是活跃在我们每一个人血液中的力量。“圣人”是无形迹的，但又无所不在。他与我们共生。天生“圣人”，是为了超渡人类，而不是让活人做“圣人”遗体、遗道的殉葬品。



就此而言，基督教的“圣灵”观念比儒道两家关于“圣人”的观念更优越：



（一）它反对具象的崇拜；



（二）抽象的“灵”比实体的“人”更少错误；



（三）“灵”能激起更广泛的心理共鸣力。





495



“王”由“天命”而显现。用现代观念说，则是群体欲力的复杂呈现。是各种力量均衡而后的映象。其复杂的程度，已经到了非由特选的个体而不能呈现的地步。因此，普遍的“天命”的微妙之处，恰恰在于它的特选的个体性。然后再从自然的个体性中，抽象出人为的“普遍性质”。



人类感应中的天命，从此扮演着普遍而又不可违拗的角色。这构成了群体的一项固定信仰。心理的特点之一就是除非相信某项心念是？真的？，否则，便不愿接受他的指导。于是弊端继之而来？既然行使过拯救使命的“真的”是真的──他怎会又突然成为该被舍弃的“假的”呢？于是种种思辨缘此而生。重重阻力缘此而设。如果拓开群体心理的局促，而纵观事实的世界，就会看到另一种景观──有用的，因而迅速普及了的天命，原先是属于某些特异个体的。没有这些个体曾经巧遇的具体波折甚至“意外事件”──天命则只能悬空而不能落实。天命具象化──永远在要仰仗着“偶然中的偶然”：天才。大自然的天恩，文化史的机会，是通过个体对群体的影响（然后才是群体对个体的选择），展示出来。



496



一个文化世界所仰观的天命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取决于这些个体的特质以及与其他特质之间的交流。天命并不是闭锁在古代瓶中的一匹恶魔，而是潜移默化、生动灵巧地在每一个文化心灵的田野上，悄然流过的一朵多棱的晶体！要想一次性地捕捉它、表述它、弘扬它，是不可能的。否则，天命就是可以限量的瞬息之物了。



只有天才竭尽其明敏的眼光，才能在瞬间抓住天命：抓住瞬间的天命表象，而不是永恒的天命本体──并把它的片断，断断续续地传递给群体。在传递过程中，走样、变态是连续发生着的……离开震源越是遥远，震波也就越是微弱。但震动毕竟带来了世界的变化。到于震动的本身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却是无从把握的。



如此看来，“意外事件”对大人格的形成，以及通过“形成人格”而施诸心灵历史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刻──这既是常人难以揣度，也使预言家们的预言一再落空而受到事实的无情嘲笑！面对这一困境，经学家们争辩说：“偶然性体现必然性（宿命），必然性呈现为偶然性……”；然而，此间的模糊之处使该论断成为虚无。必然与偶然，二者的“界限”应该划在哪里？没有界限的定义，是浑沌与虚无的伴生物。面对找不出端绪的精神之结──聪明的人“存而不论”；谨慎的人“敬而远之”；但急于行动的人却强作解人。他并不真解。但为要他人建立起对他的信仰，信他在解，信他能解。但解开精神症结的智性行为本身，从来也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的。其实际功能，无一例外地是促成了一种意志的活动，一种仅仅是缓解了群体精神悬念的活动。



497



如果“必然性”与“听由天命”同质，那就是有害的。因为这世界不是属于主体的世界，只是主体所观照的世界：真的“必然”即便有，也是超越于人的必然。



必然性、完整性、固定性、真确性──与天命无缘。因为它们借用了科学，但又不是科学所能证明的；它们像是蝙蝠，既要参加鸟类的聚会，又要贪食走兽的乳汁。



叔本华式（也就是佛教式）的意志绝对主义，也像一切绝对主义那样贫弱。因为他忽略了，意志和迄今为止被各种哲学家奉为“第一性”的各色本原（如“颜色是视象的本原”之唯物主义论调，或“颜色是感觉的复合”之经验论调）一样，都只是派生之物，而非自在之体。意志的根是什么？本能的根又是什么？这位和尚般的哲学家没有解答。



498



人的问题，也许最终还是要到宇宙论中去寻找答案，这一答案早在古代的星相学那里就被揭示了出来。叔本华的智慧吸纳了佛佗之旨，却未看到满天星云，陋哉！



如此看来，“净土”的观念，实在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并囿于理智至上的偏执。全方位地看，净土观念是意欲摆脱生活苦难的超验性宣言。但有时，它竟达到了戕害生命的可怕程度。试想，若是苍茫大地干干净净，无际天穹澄彻空灵──它们还能产生生命吗！它们还能抚育生命吗！若是生命玲珑剔透，一尘不染──他还能抵御宇宙间的尘暴与压力吗！他能有效地忍饥耐寒吗！随机地活动、绵长地繁衍──也将不再属于他！





八，反对“文化的宿命论”



499



已成的、定形定性的东西产生沉沦力。萌芽状态的、未形未然的东西，产生反沉沦力。反力比正力更富于生气。这里有“轮回”，也有此起彼伏。



已成的产生沉沦力，萌芽的产生反沉沦力；“正确”、“错识”、“正义”、“罪恶”之类的范畴，并不在它的界域之中。



500



社会等级间的反差，互相造成的压制力，从各层面、各渠道激起有生气的反压制力。可悲的是，大多数文明社会在创造反差、协调反差方面，不是做得不够，就是干得太过分了。或压制了民气，或解发了动乱，使整个民族面临左右摇摆的深渊。走钢丝的艺术，成为一项危险的艺术。



社会的压制，有助于维系作为结构的社会存在，并保护文化的土壤不致流失，并通过剥夺个体的自由而实现文化的使命。区别仅仅系于，置身于这一宿命中的每个个体得到的世俗性报偿及其感受却各不相似。有的人因所获报偿而踌躇满志，有的人则会愤愤不平，更多的人则以忧喜参半的情绪变幻去看待自己的生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层在实际上都无自由可言。尽管细说起来，前者牺牲了自由却换得了特权与富贵；后者牺牲自由的结果却是遭到了奴役并陷入了贫贱。但从压制与反压制的视界出发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则无不同样受制于一种超乎人类一时一地意志之上的力量，同为社会压制中的被压迫者。──尽管在被压制的领域内，统治阶层直接压制被统治者，而被统治者则以不满、防御、反抗而间接压制了统治阶层。



501



压制不是一个存在，而体现为一切存在：是存在的源泉与归宿。



现代社团网络，作为封建家族阶梯的代兴者──免不了遭到后者的阴影笼罩。根据以往的经验（如罗马共和国的经历那样），在很大程度上，这甚至是在为新的转换（向新型式的家族政治）作准备。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随着当今战国时代隆隆炮声的终归沉寂，和新的统一世界（“世界和平”）的来临，多元竞争再度让渡给一元秩序，于是，新的金字塔的轮廓，又逐渐清晰起来，压在大大放慢了发展步伐的世界身上。这正如激流之下，水色诚然混浊；但静止之水却酝酿着严重的腐坏。这是反对浊流者事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502



有限的社会择优制，是古代中国唐以后的科举制（可以追溯到汉代的“举孝廉”）。所谓有限，即指它仅限于选择官吏，并不选择其他社会阶层的优异者，更不选择统治者本身。所以，中国近两千年（若从汉代举孝廉的活动算起）的择扰制所造成的社会变化，还不及西方社会近二百年来的全面择优制那么大。西方的彻底性在于，在宪法保障之下，甚至连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难以逃避不择优的检验程序。而在传统中国的智慧中，择优原则只适于官吏的培养上。即便是地方的割据势力、大小规模的秘密结社与帮会组织，在首领继承上还是排斥而坚持以世袭为主。



法国启蒙运动者和德国十八世纪的政治学家，曾赞扬中国官僚政治所采用过的这类有限竞争的原则，并对科举制度给予高度评价。但我们不必为此兴高采烈──欧洲人赞扬中国人，只是为了改善他们自己，以便获得更大的力量用来征服“东方”。而自我满足与陶醉，却一再堵塞了中国的进步之路。更何况，欧洲人并未止于中国官僚制的“至善至美”，他们继续前进，以分封的封建制一举进入了民主宪政，以而越过了封建大一统的泥淖。在反对国王专制的斗争中，他们把一度赞赏的官僚制，也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503



统治的形式、名称可以大大改观，但统治的性质与功能却永世长存。权力存在的样态变幻无常，但追求权力的意志依然如故。



人的承受力，是随着压力的变化而不断增减的。没有人会对即使很少很少的压力也毫无反应。也没有人能在压力消失很久以后依然保持着反压制力。对于历史潮汐中浮沉不已的人类承受力，只有“新兴的而富于魅力的权力”和“没落而招人厌弃的权力”之分；而没有“这个权力”和“那个权力”之分。没落到同等程度的权力，也就变得同等可憎──不论它的支柱、口号曾经多么动人。奴隶主的、封建主的、剥削者的、压榨者的节节统治就是这样节节衰败下去的。压力增大到同等程度的权力，就变得同等地可怖──不论它先前的自我意识曾经多么良好、仁慈。故封闭的、一元的（即封建的）仁政，到最后无一不是退化成目空一切的暴政。“苛政猛于虎”的解释之一是：残暴的老虎还是可以避开的，但封闭且一元的苛政却垄断一切生民的命脉，任意鱼肉那些丧失了自治力的庶民。



504



没落中的权力，常常招致更多的憎恶，尽管由于衰弱，它显得慈悲与宽大。但到了这种未没时候，慈悲宽大反被目为软弱无能的同义语──例如拿破仑就是这样评价法王路易十六没有用大炮镇压起义。人心的奇特之处在于，他热爱力量、趋向力量。这意味着人们宁愿在一个新兴而有效率的权力之下吃苦受难，也不愿屈居在没落权力的夕照中享受清平。所以，社会形式的转换与代谢一旦开始，往往难以半途中止。重新学会了好动本能的人们，被一种难以言说的希望鼓动了起来。长期受到催眠的热情突然苏醒，找到一个合理化的突破口。就此，他投身于那个──因未知而变得格外神秘、因富于震荡感而格外令人兴奋的──社会运动中。



社会的压制，本来只是无意识的规范，当它被明确无误地意识到，就化为心理的压制。它比通常的心灵压制更深。人可以通过想象去解脱心灵的压制，但无法依赖想象去搬走生活中的铜墙铁壁，甚至仅仅是残垣碎瓦。意识到压制的时候，也就是社会的规范性力量已丧失其原有的积极功能的时候：人们开始要求抛弃它。



506



对存在的认识，是透过对其投射出来的反压制力的判断而实现的。没有判断便没有认识。一种存在不断走向自我实现的历史，就是由反压制的“无形”演化为有形的压制形式的漫漫飞光。强盛的反压制，是不拘于形迹的，不为人所察觉的。这时，它是“无”。当“无生有”之后，人们才逐渐看见并承认了业已分化了的有形。形式的结构呈现出来──反压制力就更多体现为压制，“阳息而阴盛”。我们不妨借用黑格尔的陈腐套语反其意而说之：“凡是已然存在的，都是走向腐朽的，因而才会显现其存在。”固定的存在透过各种线路压迫新生的无形力量。而无形之力，终究会打破这些已被奉为天经地义的僵硬形式。它们过去也曾生气勃勃，现在则沦为新生活的障碍。



507



各种社会存在，对性喜自由、具有独立倾向的个体，就成为压力的来源。它以崇高的名义要求献身。群体，成为剥夺生命的原始自由、侵袭个体独立的同义语。“人是比一般动物更为高明的社会动物”这样一句充满自信的自我估价，在社会意义上等于是在说：个体的人失去了较个体的动物更多的独立性。社会性被认为高于个体性。



集体的力量，造成了既玄虚又实际的压力气氛，它无形无体，却无所不在社会界域中，无孔不入地渗入各个隐蔽的、不被意识的死角。哪怕是“内心的秘密”，也逃不过它的眼睛与手掌。集体的力量是难以言说的，但你一定凭着自身的感受，千百次地体验过它的能量发放了。



508



国家源于抵抗外来势力及其社会侵力的持续需要。它的第一要务原是保护内部居民免受外来的征服、役使、控制、主宰。它是一个种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共同利益上的反压制的“力凝结”。



历史一再证实，国家（也正如各种人类发明出来的有机组织一样）一旦产生出来，就有了自身的本位要求和独立意志，它要求从原先的从属状态里挣脱出来，以便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一意志并不等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



历史还表明，国家的超人格意志倾向，有时甚至迫使统治者个人做出违背其个人意志或家族利益的事。甚至会做出背离整个群体利益的反常举措。此种似乎悖于常理的情形使人陷入了反思，宇宙的宿命，也毫无例外地把阴影投在国家之上。反压制的功能，迅速转换为压抑之源。



从国家到文化的大道，揭示了一个文化的真谛：政治的艺术，不是枪打出头鸟的漂亮枪法，不是歼灭各种有生力量以维持一种无人烟的和平，不是成吉斯汗式的天骄风格。艺术的艺术，是刺激各种有生力量互相竞争，以竞争去求取平衡。总之，政治是以升华去回答沉沦的艺术，是以文化去超越生活的艺术，也是使“暂时的现在”获得历史永恒性的艺术。这是任何门类的本位艺术所无法取代的大艺术。故执此术以临天下者，将担负起《老子》的预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九，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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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国魂与意志。一个国家若是屈从于别国的文化，则无异变成了精神上的亡国奴。国家的形式犹存，国家的灵魂业已失落。没有灵魂的身体岂能长存？岂能逃辟了速朽的厄运？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犹如行尸走肉。当一个国家把自己赖以奠基的文化从目的贬为工具，并把自己由工具升格为目的（这是最大规模的主仆易位）时，它就会为了物质的利润而抛弃了精神的准则，这个国家正在沉沦。它将从生命的台榭上跌落下来！



510



判断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进而预卜它的发展前景──请从它的文化形态入手。预测者可以从这个国家对各种文化（包括自己的文化与他人的文化两大范畴）的态度及由此形成的具体关系上，着眼体察：



（一）是否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是否准备为保卫这一生命所系的文化而战斗、乃至牺牲？



（二）是真的愿为其文化的理想献身，还是仅仅利用文化的说辞口号去促进统治阶级的特权利益或满足于一般群众的物质奢求？



（三）它所扳依的文化，是否具有无愧于其他文化的内质及效率？是否切合本民族的生存需要？它对该文化的信任是否足以胜任历史的暗礁丛对它的严峻考验？



（四）它所反对的异己文化，是否真的不合所需？进一步，又在哪些地方有损于本民族生命力？对此，这个民族是否已经达成足够的体验与认识？



这些体察的答案──决定并预示了这个国家的浮沉之运。肯定性的答案，表明这个实体还在上升；否定性的答案，则预示着正在沉沦的“巴比伦命运”正降临在它不幸的头上。、或许通过大批“仁人志士”的力挽狂澜，还能扭转天机？但真的沉沦，是伴随着志者的毁灭一同来到的。“力挽狂澜”的难以成功，其症结亦在于此。故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获得了永恒性的价值。它于此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悲剧美学的原则”，以其貌似平淡的范式，吐露了生命含蕴的极浓烈的主体力量。但面对真正的“不可为”，又岂能为？



511



在唐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藩镇势力的存在。这我们只要读一读韩愈写的《送董邵南序》就很清楚了：藩镇成了文化的庇护所。藩镇势力过于强大和活跃，诚然会引起“安史之乱”那样的社会动荡与大规模战争；但过度的中央集权，又岂能逃避象明代那样黑暗的太监政治？一元专制，很容易招来类似宋的分裂、蒙古与后金的异族统治那样的社会倒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只有适中的、稳定的地方势力的存在，方能为官僚机构无力吸收文化力量提供一些稍为宽阔的生存空间，得以施展文化之渊。《周易·乾卦》所谓“或跃在渊，无咎，”就其文化史的启示言，正可谓指此缝隙。而堵塞渊池缝隙，禁止鱼跃，后患之大，难以言说。



文化的政治，对比非文化的政治、反文化的政治，是一大进步，而文化政治又是社会民主最坚实的基础之一。无文化，则无民主。无对立，则无生机。没有多头的社会组织，民族的活力从哪里来？



“文化的政治”、“文化的国家”──是新世纪即将破晓的标志。但是这绝不等于说新世纪将受到文化宿命论的统治。文化的宿命论，视文化为“人的宗主”，从而把人生推上了文化的祭坛。这是任何有活力的心所不能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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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各社会集团之间，若能保持一种有活力的、互竞的平衡，国家就兴盛。平衡一旦破坏，国家结构就趋于瓦解。处于两极中间状态的，是某个社会集团在国家生活中占有绝对权力的支配地位──国家生活就趋于单调与沉寂；国家的命运就衰微了。



社会集团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压力集团”，这是就它对外的关系而言。英国人最了解这一点。为了反对希特勒的崛起，他们推举了一向不受欢迎的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年）做了首相，并在反纳粹的战争中授予他极大的权力。但战争一结束，这位战争英雄就在大选中被赶下了台──以防这位胜利者和“大救星”乘机用集团利益代替国家利益。由于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从而杜绝了某个领袖以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加给全社会的危险。这一危险，通常还以“替天行道”以为宣传。社会的平衡发展之路，因而得以维持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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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决不是一纸空文所能规定的。更不是一纸法律条文所能保障的。必须有强大的自治势力为其后盾，方能信其然。如英格兰《大宪章》在十四世纪时的诞生，就是表达了中小贵族的自治意识，和要求限制王权过度扩张、防止其转为专制的危险。《大宪章》之所以能构成英国代议政体的开端，决不是因为它曾经被写下，而是因为不断有坚决要求自治的力量起而用生命保卫它。并以鲜血发展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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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宿命论时时刻刻占据着程式化的头脑。它以当时而无视历史，以多曲而否定通衢，以人造之物（如经济生产力）去论断人性与人格。文化宿命论，还认定文化受着人所能认识并把握的必然性力量（除了在神话的语言中，这个命题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律背反）的指使，这样或那样，不这样或不那样地……只能按照单线条地发展着。文化宿命论还以特定的独断的断言：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特定的人格、个性，根本无缘。它荒谬地断言，人格、个性虽是文化的创造者，却是冷酷的经济力量手中的傀垒。这种非人的异化力量据说有着无限的审能，它能随意地泡制个性、造作文化奇迹、生产“精神产品”──就像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成批成量地生产货物一样。文化宿命论还出奇地假定：如果某个文化天才、精神巨人不幸夭折；那么定会另有一个类似的天才、巨人横空出世，填补他所遗留的文化真空、精神空白，创造出与夭折者可能创造的极为相似的文化业迹──因为，那决定一切文化特征、精神风格的经济力量，要求这样！



文化宿命论是机器时代的人类卑琐心理的一种分泌物。人在机器的压力下，感到了自己的卑微。所以，他便象原始人崇拜控制着自己命脉的恶魔（拜物教）那样，崇拜起机器和机器的力量来。在哲学上，他学会了把对神能的依附心理，转移到了对机器能力（生产力）的依附上。进而把人的精神活力贬低到了机器能力的附庸位置。研究机器之力的科学，取代了研究恶魔之力的神学。现代人和原始人在这一点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共同意见：忘了恶魔之力与机器之力仅是人的智慧之力的派生物。贬低了智慧之力的机器文明，等于堵塞了自己的活泉，从此走上了僵化与衰竭的自戕之途。



文化宿命论，是文化的桎梏。它为文化的动态发展预先划定了一条条“不可逾越”的静态鸿沟。敢于逾越这些钦定界限的探险者，会因此获罪，被打成大逆不道的文化歹徒。因为这些“犯罪分子”的精神跋涉，都是“未经批准”的！──哥伦布的远航美洲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事先得到了西班牙与卡斯提尔国王“经济力量”的赞助和批准！但这并不等于那个“经济力量”后来会因此而轻轻放过他。没有哥伦布其人，也会有同一个人在同一天（至少是同一个时期）去美洲探险！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力量这样要求。──文化宿命论者们几乎这样宣说。他们这样说了，真正有活力的文化也就完结了。这一完结，说明了人格对历史的巨大作用力。



并不需要很高的智能，就能察觉这类理论的虚幻性。因为它把人的历史幻化成一条条由机器的科学、传送带的逻辑、电脑的语言等系列的锁链的组构成的规律了。一切都是被安排好了的──不过唱主角的变了，由上帝变成了“生产”。由于经济力量成了压制文化最方便的藉口，因此，经济力量便需要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以便从根本上遏止文化创造可能造成的社会变革。──这种观念本身才是需要加以变革的！



这种狭隘、瘦削、以致到了刻板干瘪程度的假定，使因果律在无形中被倒置了过来：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势必出现的文化天才与精神巨匠，已从实际上的创造者，变成了假想中的“谋杀者”。既然天才与巨人的出现成了经济力量的被动结果，因此，创造源不再是新颖的人格、奇特的个性；而是那个没有人格、抹煞个性的非人力量。这样一来，一些天才、巨人的出现，反倒在理论上阻遏了另一些天才、巨人的崭露头角。甚至从根本上堵死了这些潜在的创造源的出现。因为一定度数的经济力量只能允许一定数额的创造者出现。所以，这些创造者就夺走了那些创造者的机遇和地盘。以致从根本上“谋杀”了后者。



515



中国文化不甘岑寂的声音，迫切要求从文化宿命论的阴影下，有效地解放中国民族的创造精灵。为此历史的转折，必须真正肯定突变现象所揭示的个体化原则。至于伟大的人格和新颖的个性如何催化出新社会、新历史、新文化的具体机制──我们今日又何须断言？也许后学之士有兴趣皓首穷经于这类断言的种种证明，但对正孕育着重大活动（因其受压而急于寻找出道口）的当代，不去断言，较之武断地断言──更近乎真实。不急于断言效果，是对创造精神的宽容。



对中国文化再度崛起抱有信心的人们，是采取充满青春气息的宽容态度的时候了！正如现代的活人不再象原始社会的祖先那样去充当死人的殉葬品；不预定畛域、禁忌的创造精神，也不应再去充当文化宿命论的殉葬品了。





十，突变在生命史上的角色



516



突变在生命历史上频频扮演的角色，以难以驳斥的强度告诉了迷惘中的现代人类──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一旦趋于衰颓，就很难再逢“中兴之运”；很难通过其“结构内”的修补与调整，使之重获生命之力。它最多只能暂缓时日地步入死灭之域。但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民族实体，却能几经盛衰，飘浮在历史的洋面上。依靠它的文化记忆和民族意志。超渡了一个民族实体于危机之渊者，并非它所固守的传统；并非这一传统的牢固程度和固守它的意志强度。而是它在危机状况里发生的精神与社会突变，是这突变的有效性及其力量的强度！



突变的潜力，比传统的坚韧更重要。所以，提供了突变样式的人格与个性，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可以判断，一个生物群落、一个民族生存潜能的强与弱，恰恰取决于它所储存的品格与个性的丰富程度（相对于个体内基因储存的丰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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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物群落，一个民族对自己拥有的品格与个性越能兼容并蓄，那么，它在自身面临危机时可供选择的应变潜力就越大，应变方案也就越多，突变成功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人格与个性类型的贫乏，既是一个生物群落也是一个民族的致命弱点。这是一个群体几经奋斗不能摆脱积弱不振状态的深层原因。例如，由于秦以后两千年间交替出现的战乱与高压、混杂与凝固──中国居民的人格与个性类型被无情地减少了。居民结构的刻板化、单一化，使民族在面临历史大抉择时，只能做出比较单一而刻板的反应。“一窝蜂”，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特点之一。独立思考的匮乏，使大规模的社会文化运动也在“乌合之众”与受到严格操纵的帮会之间左右摇摆。因为，适于各种气候条件的不同人格、个性，尚未再生。从此分析入手，应该说，弱化一个民族的最好办法，就是使其成员趋于单一化。取消不适于一时之需的人格、个性的生存，无异于杀掉这个民族的长久命脉。而虐待这些人格、个性，无异于杜绝了这个民族通向未来的突变之路。



中国人，已经剪掉了自己传统文化的辫子，抛弃了自己精神上的裹脚布……中国人，马上就会与那些西方舶来的精神货物，作一番认真的清理、历史的结算──以便更清醒、更本位地看待世界、看待自己。不这样，中国就无法运用自己的精神天足──健步走入自己苍茫无际的精神天地！



中国，已经有了一种作为历史文献的《十翼》──那是相传中的孔子对《易经》作出的解释……一种富于文化哲学气质的世界观。中国，还有一种不着笔墨，含诸胸臆的“十翼”……它，几经盛衰浮沉，但又终于苏醒──正极力鼓荡着中国自强不息的意志！这是民族主义的意志而非世界主义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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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有识之士（如渊博的预言家阿诺尔德·汤因比在其晚期思想中）曾盛赞，中国人传统中的“世界主义意识”是一项宝贵的财富，这项财富注定要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贡献。但是，西方人的真知灼见与我们的恰恰相反，因为，西方人与我们的需要恰恰相反。



使中国在近代蒙受巨大损害的，恰恰是这种世界主义的文化传统。民族意识的消解，造成了国民性的疲软；类别意识的模糊，使生存者和奋斗者们失去了民族的方向感。这一绵延不息的混乱，正是当前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们必须正视的一大历史遗产。中国人，只有首先走出冷漠了的世界主义，然后方能踏上民族复兴之路；只有以强大的民族意识作为中介，一种有活力的、真能左右历史的世界主义意识方能诞生。



这个“三部曲”（走出古老的世界主义──走入复兴的民族主义──面对新的世界主义），曾在一切伟大民族的历史中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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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像一只果子，有人吃着它的这一部分，有人吃着它的那一部分。有吃果皮的人，也就有啃果核的人，也就产生了汲取汁液和贪图果肉的人。所有的这些人，也许是永不相通的。“分享生活”，就意味着你只能得到生活的一角。



人们何妨借用印度人的种姓区分以表示生活者之间的差异：吃果皮的是首陀罗，啃果核的是刹帝利，吸取汁液的是婆罗门，而贪图果肉的则为吠舍。等级外的贱民即无权者，只能看果子或冥想果子，只能咀嚼其枯茎或吞咽其腐败。一切高僧，也是如此。──这作为高级文化的前提，就构成了思想者的命运。



如此比喻不同文化阶层的差异也许是有趣的：婆罗门阶级吸取文化精髓，刹帝利战士攻克堡垒、掳获丰厚的战利品，吠舍商人占有生活的利润，首陀罗们则收得残汤剩菜。高僧和贱民，是被社会抛弃的人；尤其前者，甚至自身在此界也无从构成一个小社会。然而，人数最少的部分却创造了份量最大的文化。──这，就是生活之果的面面观。



520



如果说，身体的脉息是来自心脏；那么显而易见，文化的脉息则来自人的头脑──来自一种古老的生命对迅速变化的文化环境的反应。因而，思想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脉息，哲学则成为对文化脉息的集中表达。通过展示一种文化脉息的发生、生展过程，可以最有效地呈现思想微妙之处，从而证明这个时代的精神即它的思潮大幅度地跌宕变化。



对文化脉息的把握，又必须根据在者的时代与思者的体验来获求一个基本支点。而这两者，是须要到本文以外去寻求的，这是没有办法的。



文明社会（尤其是正在上升过程中的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社会合作取代了内耗与“窝里反”而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形式。我想告诉一切善意的人们，一切对中国的命运持乐观态度的人们：我们民族并不是命中注定甩不掉自己身上的历史劣根性的。总有一天，中国人能放弃两千年来的大一统格局所养成的浑沌意识与利己主义，重振民族的意识以发扬合作的精神；让那些企图通过国难和社会分裂而攫取权益的人，醒悟到自己的罪恶。





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结束）











五色海第三卷

西方白色──秋天的书

历史之穹──秦人楚魂说

（1986─1987年）





目录





第一章 二十世纪的悼词



一、存在与意识

二、超自然的信仰

三、世纪的杀戮

四、禁忌的哲学





第二章 二十世纪的遗产



一、论宇宙存在

二、矛盾的主观性

三、存在的含义

四、宗教、信仰、社会信任与生产力





第三章 全球化的病态



一、关于真理的探讨

二、人文现象物理分析

三、符号化的时代

四、医德的丧失

五、压力的教育



第四章 边缘国家的悲哀



一、主仆与归属

二、两种知识分子

三、早熟与性的伦理

四、能力的标准

五、战国逐鹿的格局



第五章 后现代社会



一、自杀中的哲理

二、死刑与人生

三、死后前途的探讨

四、虚幻的尊严



第六章 半开化的尴尬



一、自我是宇宙的心

二、理性与直觉

三、论时间的社会规定

四、伦理行为对宇宙的影响

五、正确的信仰与错误的信仰





第七章 社会主义的病态



一、怎样运用贪欲？

二、乌托邦

三、没有污染的精神福利

四、欲望之王

五、精神变革

六、社会的道义性与个人的良心





第八章 中国与世界



一、神权时代的再来

二、佛性与神性

三、基督与佛，汇归于中国





第九章 历史中的现在



一、历史的遗物

二、现在的处境







＊＊＊＊＊＊＊＊＊＊＊＊＊







第一章二十世纪的悼词



一、存在与意识

二、超自然的信仰

三、世纪的杀戮

四、禁忌的哲学





一、存在与意识



001



二十世纪的文明正在经历一阵前所未见的痉挛，社会的、科学的、精神的阵痛，摇撼人间。从经济观念到诗歌哲学的广泛振荡，超越以致泯灭一切边境的躁动，许多 固定的东西瓦解了，许多铁定的结构离异了。这种富于戏剧效果的大格局，已经为许多有识之士所共认。但上述骚动，究竟是新生命诞临之前的悸动呢，还是注定要死去的事物在临死之前的抽搐？抑或二者混杂，兼而有之？对此，各种看法或截然对立或旁敲侧击，围绕当代命运的这一轴心问题，各种思想、学科，油然而生，似乎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开始撕裂人们的肺腑，形形色色的惨叫回荡在全球上空，人们困在现代文明的幽谷中，四散奔逃，各自寻求生路，各种步入极端的变态反应，化作“哲学”甚至“宗教”出现，就不足为怪了。





002



生命是“存在”，而各种哲学所说的“尊严”，各种信仰与宗教所指示的“生命价值”、“人生幸福”等等，却是一些意识的产物。诚然，在存在和意识之间架起桥梁，是人的智性本能，但在智性范围以外，这二者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分际已定，因此存在决定不了意识正如意识也决定不了存在，唯物主义的荒谬正如唯心主义的荒谬一样显而易见，不论这个唯物主义是机械的还是所谓辨证的。



最为明显的是，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上，唯物主义者述说出来的自然规律和他们的伦理观念之间，展现了一条人为的鸿沟，他们无法一以贯之，常常拒不接受按照他的哲学逻辑（人是物质）必然推出来的那个伦理学结论（主观能动性对于人体物质的作用），这说明思想处境之艰难。



再以“人的伦理行为”和“人的技术成就”来说，也充分体现了思想的艰难处境：把人的伦理行为和人的技术成就相提并论，本身就是一个哲学错误。技术成就是针对存在而发，它以改善生存状态包括心理或是精神的状态为目标，而伦理行为却是针对意识而发，它以管束意识以减少社团内部的摩擦为目标。与此相应，技术成就和伦理行为所凭藉的条件完全不同，技术成就通过知识的进步予以积累，而伦理行为则是人的生物存在和人的文化存在之间的一个社会妥协物，因此无法通过知识的进步来积累，相反可能因此遭到破坏，即，因为拥有强大的技术手段而拒绝妥协。



003



社会的特点基于人的特点，而人的特点又基于人的遗传素质，从这个特殊角度说，人的伦理行为在不小程度上是一种“先验的知识”，受到人自身固有的生物压力的限制或推动，个人和集团对此是无力抗拒的，甚至人群动员全体的力量、“整体的意志”要想改变它，也只能是加剧了它而不是削弱了它更不是改变了它，因为人的伦理行为不是知识与文化，更不是技术与科学。



然而这意料中的事，对于乐观主义者却可能带有“致命的性质”，这种致命性不是来自道德含义，而是来自生命性质，不是源于意识，而是源于存在。



004



在现代文明中，人们依据本能力量的而发展而作出的伦理反应、制定的道德规范，和技术的积累、知识的发展，形成日渐扩延的距离，于是传统上围绕技术与伦理的关系而体现并大致稳定的那种比例，开始被打乱了。



这种错乱，造成了传统伦理和价值观的分化与移位，形成了某种所谓价值多元化的格局。其实，价值多元化，这体现为百家之学的争鸣。



各种对立思想的逐鹿，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从其游涡里飞腾出了所谓“生命的尊严”，代表了生命中心论，尊严感因此成为现代规模上最广泛最模糊的价值观，它是自我中心论的扩延，是建筑在现代竞争的巧妙宣传上。



005



原来人是借助现代文明的展品，来满足自己最原始的自我中心论的视野，从个人、集团，扩展到整个人类和泛泛的“生命”如动物保护主义，如此巨大规模的自我中心论，经常出以利他主义甚至“殉道”，其实，它同样逃不脱“反宇宙”的嫌疑。“生命的尊严”怎能用来反对其它的生命呢？



生命的尊严怎能构成各种互相冲突的价值观的共同基础呢？



在“生命尊严”的口号下，去贬低技术发展的重要性，会不会忽略了其它生活者如许多深受人类之害的动物植物的尊严？



时至今日，许多人的生存如果失去了技术，也就失去了继续的可能。原始环境无法供养如此批量的大众。





006



和国家主义相比，生命主义的价值观显得宽泛而模糊。在强调生命至上的同时又强调生命的平等，是可疑的。如果人的精神不能像佛教讲经故事的“以身饲虎”那样充满怜悯（萨陲太子为了从饥饿的母虎口中救下羸弱的虎仔，避免食仔的悲剧发生，就从悬崖上纵身跳下），如果古代太子的风范不能行于今日的大众社会，那么“生命的尊严”岂不正是作践生命的元凶？



鼓吹生命的平等性，对人和人的文明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前提还是一个无聊的点缀？



以生命主义的概念去指控技术的发展──其性质何异于异端裁判所的教义去规范科学发展？



那是否是企图用某种精神现象去统治其他精神现象？这与科学主义试图用技术的铁拳去砸碎艺术和信仰的独立存在一样，是否侵略了它种领域？



007



人的精神发展，具有多面性，是并存而不是替代的。



例如，以伦理为尺度去衡量技术发展，可以将之分为善恶两种，但反过来，以力量为尺度去衡量伦理，则会产生大伦理和小伦理、强伦理和弱伦理之分，其绪论必是主张小伦理服从大伦理，强伦理并吞弱伦理。在技术的力量尺度下，没有善恶的分际只有大小强弱。



《圣经》说“信仰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培根时代的英国人则说“知识就是力量”。两段话体现了世界观的两个走向：前者“知识”一词显然是以伦理为基础的先验知识，走向上帝，因此，“信仰”便成了达到照亮这种知识的光束。而在英国人那里，“知识”一词则是以力量为基础的技术知识，走向自我，因此，英国式的知识不是以信仰的回归为基准的，而是以追求力量的运动为归宿的。而从现代人的观点去看这一切，不论是圣经时代的世俗观念还是培根时代的世俗观念，仿佛都陷入了“过”与“不及”的知识陷讲，知识陷阱的错误是把人类精神的半个圆去充当整个的圆，尽管现代生物遗传工程已在著手改造生命的遗传特征，置“生命的尊严”于不顾，甚至嘲弄了人类的自尊。



008



在可以想见的未来，遗传工程甚至可以大规模地改变生命存在的形态，哪怕这很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失控。



如果有一天，遗传工程将获得“创造生命”而不是“改造生命”的能力（于是促使新物种的诞生），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真的达到了能够创造哪怕只是合成生命的程度，那么在这样的科技力量面前，这种能被随意改变并合成的“生命”还能拥有什么尊严呢？──生命的不可代替性消失了，生命的尊严也就没有了。



于是，生命也是一种特殊自然物，即人创造出来或说通过人体现出来的的自然物。“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生命”的传统看法，正在日益沦为笑柄。新一代的试管婴孩会起来宣布：“生命与其他任何东西，并无不同。”即使撇开遥远的科技发展前景，仅仅是现代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局面，就已经使得生命的传统价值大大贬低了，例如，自杀性恐怖袭击这一战争方式的风行，说明“生命的价格”已经是可以通过抚恤金的价码来测量的了。在多灾难深重的社会里，生命不再是“没有任何等价物”，相反是最为廉价甚至如同垃圾般的废弃物，对于几百万人饿死、几千万儿童营养不良、更多的流离失所的人们来说，无家可归、死于沟壑，已经不再是预言家的超现实的信念，而是连我们置身其中的人们自己也无法全然相信的现实了。



009



人的生命，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就首先必须控制自己的数目，不要使它像是印得太滥的钞票那样，超过合理的水平线而致使自我贬值。和野生动匆相比，驯养的动物就是比较无法保持其“生命尊严”的，因为它的生命是主人恩准并维持的，驯养动物因此是为了他者的目标和利益而生、而死……抛开宇宙生活的这一严格价值律，而去空谈“生命的价值与尊严”，是否有些“反宇宙”从而“也就在根本上反生命”的嫌疑呢？至少，这是流于“和所谓“个人利己主义相似的生命中心论”了。这种“生命利己主义”说到底，还不是人自身固有的自我中心观的一个延伸？



科学主义现在已经独揽人类精神王国的狂热，以其忽视人性的倾向遗害深远而使自己成为有害的东西。但是，如用贬斥技术力量的生命主义去取代它，就会犯下同样的错误。



010



生命主义和科学主义一样，没有能力统治人类的整个精神世界，特别是类似近代西方从十九世纪的德国印欧学研究开始的、严重佛教化了的生命哲学（例如叔本华、尼采），甚至不能以比较真诚的态度去面对生命现象的两面性。例如尼采的生命观，由于受到“欧洲人新发现的”佛教─印度教教义和十九世纪进化论的夹击，狼狈不堪，原来的基督教背景土崩瓦解，变得浮躁不堪……



至于生命哲学以外的哲学系统，其概念面对二十世纪生命科学的主要成果，更是无所用心，这样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失真的相片，因而并不能激起人们的活力，反倒使得生命的能力萎缩在思想的桎梏下面。一种可悲的状态，即在所谓“宇宙生命”的旗帜下，无情抑制著人的生命，这种精神表现是西方文明其敌基督的五百年长途跋涉的辛苦中，逐渐积累的疲劳所致，形象地说，每克服一个障碍，敌基督的力量不是增长一步，而是衰微一分，结果陷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困境，难怪西方文明的代言人尼采要把自己的最后著作命名为《敌基督》（《Antichrist》不应该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徒们那样翻译为“反基督徒”，而是“敌基督”的典型称号）。



011



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时代精神中透露出来的深深倦怠，这是一个“西方没落时代”的声音，一种尼采称为“欧洲的虚无主义”的声音，马克思主义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广义的社会主义也是这种意义的虚无主义，这些虚无主义与文艺复兴的异教、地理大发现的海盗精神，是完全相反的路向。马克思主义和广义的社会主义（包括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号召人们“守成”（和分赃），而不再鼓动人们去“创始”（和掠夺），仿佛他们知道，任何创始的行为，都得付出昂贵的代价。这对年轻人或许是一桩乐事，但对衰老者却是沉重负担，构成焦虑之源，难怪现代社会流行的是毒品。相形之下，守成却容易，既能宽裕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又不必冒险前往未知之境。但越是老牌的“主义”，就越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老态龙钟，就越是喜欢从伦理道德上为自己的衰老作出合理化的说明。文革的标兵鲁迅，早在文革之前半个世纪提出的“文革纲领”──小说《狂人日记》中，就提出了类似“破四旧”的主张，指控仁义道德“吃人”，从而为文革的所有暴行预先背书了。在那看来，“吃人”即是一切趋于衰朽的文化所作出的自我防卫或用文革导演毛泽东的话，是“垂死挣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文革时代，经过十七年的全面专政，毛的统治已经失去一切模糊性和诱惑力，因此不得不像满清的仁义道德一样，开始使用明确的暴力，开始“吃人”。



它创作了各种道德的说教，比宗教的鼓惑犹有过之，为了突出伟大导师的前无古人，就需要烧毁一切前人的著作，鼓励了对于一个师范生的无条件信仰和无条件依赖。这位师范生仅仅因为自己考不上大学，就在夺取了全国政权后，逐步封闭了所有大学。



012



人们对信仰的过度依赖，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实际是个躲避，这正显示了他们生命力在衰退的时刻需要休息。在类似文革政权那样的时代，由于革命、试验、制度和政策的全面惨败，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使得举国迷狂，这样，生命力的衰退，不再是个体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它不是突发的，而是在整个文明史上带有转折的意义。文革政权体现的没落状态确实深刻，把整个民族连同拖入毁灭，这种深刻还表现为，文革政权已不再停留在公然宣布自己是野蛮的这一点上，而是深入一步，把自己的没落变成一种“哲学”，把自己的衰老贮存到一个新型乌托邦的洞穴里去了。



当人们大寄希望于乌托邦的时候，也就是对自己的生存已经失去了信心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迫依赖某种杜撰出来的“思想”或是“主义”的补药，来维持自己的活动水平了。所以人们可以看到，当陶渊明写下他的《桃花源记》的时候，中原文化已经无可挽回地没落了。那时在佛教文化和五胡势力的侵袭下，中国历史已经进入“南北朝”的分崩离析中。同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也代表了欧洲犹太人的绝望挣扎，在这之后，欧洲犹太人不是走向集中营，就是走向以色列，而不得不把他们在欧洲进行了两千年的殖民活动，作出总结。尽管《资本论》超现实的奇谈怪论，不论在审美的深度还是在滋补的热度上，都不亚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二、超自然的信仰



013



人与他所创造的概念和依据概念做出的玩意儿不同，说到底他本身是一个自然物！人的文明迄今尚未改变“人自身的自然状态”，相反，文明本身反而是人体这自然物的附注。但是人们的所作所为，却是与此顺位背道而驰的，人们却热衷于追求“高于自己”、“比生命这一自然物更为持久”的东西。被强烈的超自然幻象给迷住了的人们，甚至不惜为此抛弃自己的生命，成为殉道者──这是怎么回事？



在我看来，这种看起来“背弃生物倾向”的举动，可能指示出了生命的延伸度，尽管它的极端表现常在形式和细节上，否定了生命的日常活动。“生命的延伸度”表明，此种延伸有时会采取一种“折磨生命的姿态”，这时，生命因为无法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便认定“敌人就是自己”。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成了“通过牺牲换取收获”──原始人的血腥祭祀，文明人的虔诚苦行，都是这样的“天路历程”。



我有时会想，埃及人的木乃伊技术、中国人的仙丹秘方，和现代人的复制人技术在精神上其实完全一致，只是木乃伊技术和仙丹秘方的方法还不够精密，所以只是“前科学”、“潜科学”。为了这种不够精密的状态，秘方（如《资本论》）的操持者们，当然还得创造某种理论的附注说明，以便在失灵或是“露馅”时进行补台──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人为救世主，正是这么做的。他们改变不了自身，就只得改变生存态度，例如那位由牧师的独生儿子改宗了印度教的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说，“我不用斥责的手指着生命的罪恶和痛苦，反而满怀希望有一天，生活会变得更罪恶，充满更多的痛苦。”这是在无可奈何的软弱下（例如他的梅毒或是“脑瘤”），产生的一种升华，一种救世主态度。其实，尼采学疏才浅，以至分不清楚印度宗教和波斯宗教的区别，他以为印度人和波斯人都是“雅利安人”──其实此雅利安非彼雅利安也。比较纯种的波斯人倒是二元神论者，而比较混种的印度人（入侵印度北部雅利安人和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人），倒是一元神论者（尽管三位一体，毕竟都是善神）。那么尼采本人到底是一元神论者还是二元神论者呢？他的“权力意志”显然是一元的，既然如此，那么尼采为什么还要冒名查拉图斯特拉这位波斯拜火教始祖呢？显然，尼采没有完全搞懂。



尼采之所以痛骂基督教，可能因为他作为牧师的儿子，吃教会的饭长大，从小养成双重人格。伪善不如真恶，尼采的一生就是从伪善走向真恶，也算是人性的“进化”，可惜达不到“超人”，只是为二十世纪的独裁僭主，从列宁主义到纳粹主义再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崇拜霍梅尼），提供了炸药，这很有点像瑞典人诺贝尔，生前贩卖炸药，死后却要立文明牌坊，拉来一些知识分子冒充风雅，成立基金会，和尼采妹妹对尼采的包装和经营，如出一辙。



尼采反对基督教，但他的所作所为却体现了基督教传统的复杂影响。例如，贯穿其一生的所谓“救世主态度”，就是以苦为乐，以恶为善，以丑为美，以死亡为永生轮回，以此实现对那不可逾越之事的“终极超度”。



014



为什么主张克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或个人自我中心主义的宗教和哲学，便被称作是“伟大的”？答案似乎是，这样的宗教和哲学，以“超自然的使命”安慰了人类被自然奴役的现实处境；其超自然的性格恰恰源于它力图克服那不可克服之物，那物甚至就根植在人的自然性之中。“舍去自我”、“消除自我中心的本能”， 与其说是“一种使自己得到满足与幸福的途径”，是“一种真正充实自己生命的途径”，还不如说是“苦于根本无法满足自己、无法抓住幸福而产生的一种反向操作”，或是，“由于过份餍足而发生的‘反胃’”。如果问，“为什么说舍去自我是一种苦境或餍足中萌发的反向操作呢？”我想，也许可以这样回答：“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能，最终并不能使存在的人得到始终如一的张力、满足与安宁，即，无法让人抓住圆满无缺的幸福……于是，低落与幻灭随之而来，这时，自我中心的意识便会陷入困境。这种困境以‘幸福的破灭’或‘满足之后的空虚’，指责了自我中心本能的有限和无力，即任何一个生命、任何一种意识，不论其多么以自我为中心，也不论它付出多大的力量并如何追求他之所欲，到头来终究是‘空虚的’。面对这种情境，在一个苦境中浮沉的反思者，他能怎么办？唯一的解脱之路，就是把这个靠不住的自我予以贬低，并用这贬低的狡计和策略，再度实现一种充实──使‘小我’扩充成‘大我’。小我当然望不到大我之死，甚至看不见大我之误。”



并不是每一个人在面对自我的困苦时，都会采取上述反应方式。同一阵风，吹在不同的管弦上，发出不同的乐音。面对同一个外物，每个人感受到的刺激、作出的反应，会有不同。那么，我们在这里所持别提出讨论的，显然是那种被称为“伟大的宗教和哲学”的反应模式。当然，另外还有一些被认为是更通常更动物性的反应模式，比如说，明明看到生活与自我的脆弱性，反而要在这些自然现象的幻影破灭之前，更加彻底、更加积极地“抓到并占有一点什么”，以便为自然的本能多少填补一点空虚。大多数生存在世的人，采取的就是这种反应模式，他们的意志和生命力并非强盛，但由于采取了这种模式，反而显得生机勃勃。相形之下，强盛的意志力和生命力，反而常常趋向舍去自我，即用自我舍弃的方式脱离自然、反抗命运。他之所欲实在高不可攀，寻常之物无以满足，不仅如此，而且些微的满足和些微的幸福只能激起更多的焦渴和苦恼，于是他使想到，要消除焦渴和苦恼，不能采取向外索取的办法，不能采取“以油灭火的道路”──再大的掠夺，也填不满他那无限的欲壑，于是他就周折走上另条新路──贬斥自我，抑制欲望本身，即降低唐朝诗人李贺所说的“内热”……如此在欲望和满足之间，就取得了平衡，生命重新感到了些微的饥饿和它所带来的快乐，平衡不就是幸福的别名吗？



015



给“欲望”下一个定义吧：所谓欲望，无非就是“我想要”，你想要什么就是意味着你欲望着什么。你想要家屋，你的欲望对象就是家屋，你想要食物，你的欲望对象就是食物。而“你想要”的状态，就是“在欲望中”的状态。欲望当然是形形色色的，但可以简单分成两种：生理上的欲望，和心理上的欲望。前者比后者更实在、更直接，同时，也比较容易满足。庄子说过，动物喝水不过满腹而已。这种欲望，显然指的是生理上的欲望。但是“人欲”却多属心理性的。比方说，人们生活中需要的水并不很多，但有人却想控制水源，这种“人欲”也有大小之别，小的如控制一口水井、修建水库水电站，有时这种欲望在有人身上就大得惊人，想让江河改道。有的人欲大到这种地步，拿整个世界都无法满足他。这也有个发展过程，如历史上的征服者，在他们初期征服的时候，全都具有限定的目标，紧紧盯着邻国的领土、可供掠夺的战利品等等，但是，凡是那些欲望最大因而“最出众、最有名气的征服者”，他们的欲望，就不再局限于征服具体的目标，而是要完成一种“统一”，这种统一就意味着去占有人类居住的所有地方。显然，这种欲望就是心理性质压倒一切物欲的超级人欲。



征服欲与生理欲相比，本身带有更大的心理性，而在不同强度的征服欲之间比对，也可以发现越强烈的征服欲心理性也就越强。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甚至两性之间的关系上也是这样。



016



那么，有着这种强烈征服欲的人，究竟属于“越不满足越去追求以弥补空白”的人，还是属于“意识到不满足和自我中心的毁灭，而皈依了一种宗教哲学信仰的人呢？



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有的征服者是为了自己的欲望而战，如恺撒、阿提拉、铁木真、帖木儿等，有的征服者则是为了信仰而战如汉尼拔、穆罕默德、希特勒等。但一般地说，征服者们更多地扮演着前一类角色而不是后一类角色，也就是说，他们属于那种“希望通过扩张空间、掠夺外物来充实自己”的人，而不属于那种“降低自己、牺牲自己，来达到一种更有智慧的平衡”的那类人。



像韩非子、马基雅维里或尼采这些鼓吹征服和“统一”的思想家，属于哪一类人呢？其实，他们本人与他们的学说可能需要区别开来。他们本人属于那种降低自我，从而把自己归属到更大的“存在”（大我）中去的人，但他们鼓吹的学说却恰恰相反，是属于扩张自我，力图通过掠夺外物来充实自己。这二者的区别，是十分显著的，又是十分有趣的。这里的转换，可能在于，他们没有实力去实现自己的欲望，所以，就通过宣传一种学说与希望，让别人按照他们所说的方式去间接满足自己的欲望，采用这种间接方式，他们宣泄了自己的“内热”。



本来，像是韩非、马基雅维里、尼采那样的人，如果说他们意识到自我中心是个实现不了的梦，而再度皈依了某种现成宗教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必再创立自己的学说，就不会那么极力主张实现征服和统一的意志……正因为意识到没有力量去实现自我之梦，于是才发明了一种学说，而这种学说，就使得他的遗憾心情，得到了宣泄或安慰。从这一角度看，他们的学说，恰恰成为他们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而实质就在于不是牺牲自我，而是去宣扬自我。这些观察用到佛教和耆那教的创始人身上也是合适的。尽管这是一个升了格的自我，但毕竟是“我的理想”而不是“你的理想”或是“他的理想”。创始人与追随者的不同就在这里。



其实，这样主张自我克制的人格，与那些强调外力扩张的征服者，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征服者以军队、武力去实现自我扩张之梦，而思想家则是通过语言、逻辑、哲学系统、宗教仪式来实现自己的内心欲望。



这里，我们己经接近了问题的实质所在，“思想的伪善性”被揭穿了。文雅的思想家与暴力的征服者，在表现生命力的意义上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他们的不同仅仅是精神形式的不同，而欲望本身却是类似的！这种欲望就是“我想要”，不是“你想要”也不是“他想要”，本质上是“由我赐予你和他的解放”。一种如（先是牧师的儿子后是叛教者的“通吃两头”的）尼采所说的“永远不知满足，永远不会疲倦”的贪婪欲望──救世主的欲望只是在表现形式上与世俗欲望不一致，它不断地转移目标、制定目标，为自己设计各种不同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蓝图”，但在“我想要”这点上却与世俗欲望、生理欲望，并无二致。



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明韩非、尼采式的思想家和佛教、耆那教等舍弃自我的哲学家、宗教家之间，其不同也是在表现形式上，而不是在欲望本身有何不同。诚然，这两组人物作为侵略理论和舍弃理论的发明者，他们的表达无疑是不一致的，前者主张扩张，后者主张舍弃……等等。但这两组的动力上都是“我想要”，一个是“我想人类应该扩张”，一个是“我想人类应该舍弃”。就“我想人类应该……”而言，两组之间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之间有不同吗？也有。不同之处在于那种可被称为“社会效果”的东西，如果大家都扩张，自我与自我之间，会发生激烈的冲撞，如果大家都舍弃，冲撞自会避免，但社会生活也就会完全停顿。相反，只是在有的人扩张，有的人舍弃，而大多数人或中庸、或追随、或旁观的情况下，社会生活才会有张有弛，一紧一松，此起彼伏，奔腾不息。正如大自然使生物圈内具有各种奇妙的食物链和互相依存的生态关系一样，奇妙的大自然也使人类的心灵分化为扩张的倾向和舍弃的倾向，以及居于这两种极端倾向之间的形形色色状态。这方形成了社会、文明，以及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些正在扮演着具体角色的尘土般的人。



017



在我看来，所谓主张舍弃自我的人，不过是因为他觉得“既然注定我被毁灭，还不如转而寻求不容易毁灭的”；而主张自我扩张的人，则是“虽然我终归毁灭，还是要紧紧抓住毁灭之前的瞬间，抓住时间和空间，狠狠抓住它──在我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它爱毁灭不毁灭！”二者的不同，其实是反应方式的不同。所以，主张扩张的人有勇气，而自我舍弃的呢，则转换了一个形式，带上了一种仪式的味道，因而显得有智慧。



受尼采感召的德国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所进行的历史研究中，完全排除了神的干预，而把神理解为人的精神，他因此对这两种人格进行说明：把主张舍弃的人，称为“僧侣式”的；把主张扩张的人，称为“贵族式”的。而在我们看来，僧侣中的扩张分子实在不少，许多人根本就是为了生计委身的，这不仅在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的《红与黑》里，描写得栩栩如生，在我们身边也司空见惯，这些混迹的僧侣被称为“神汉”“巫婆”。



至于斯宾格勒，他先把贵族式的猛吹了一通，又把僧侣式的贬损了一通（他和尼采一样，真以为有这种自我克制的人格），继而又觉得不妥，于是又转而赞叹说，只有具有雄健之力的人，才能克制自己甚至牺牲自己。所以，斯宾格勒也承认了，并不是只有扩张者才有勇气。真正能做到舍弃自我的，哪怕是在很短的时间、很有限的空间里， 都需要另一种力量的支持，因为这不仅违背人类的自然性格，也乖离了动物的本性，它要求一种超常的力量，在绝望中生存下去的力量，甚至“如何自主地与宇宙结成关系”。



上述区别不仅是个哲学和宗教的课题，同时也是每一个人在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生活回答着的问题。



018



生物圈比宇宙渺小，人类比生物圈渺小，而个体呢，又比人类渺小。每个理智健全的人，都会同意的这一点。但是，自我中心的倾向却要求人把自己从宇宙中分离出来，以确立自己的存在甚至永在。按照巴斯卡的看法，宇宙并不具备人式的意识，而人之具有自我中心的倾向，与其他生命把自保放在首位的天性，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宇宙存在的表现”，而不是他（生物）自身发明创造出来的。比如说，人，只能有限地克制自己的欲望，却无法消除自己的欲望。这说明，人欲本身，并不掌握在人自己的手里，也不是源于人的，它是“一种宇宙力量的表现”。正如人们所说“孙悟空不论怎样四海翻腾，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人类的欲望不管如何强烈与表现得如何“自主”，也无从超出宇宙力量的圈子：它只是“宇宙力量的一个表现形式”而已。



尽管拥有“确立自己存在”的尝试，但任何一个力图从混沌中分离出来的生命，依然还是宇宙的一个很自然的部分──他也许会认为自己和宇宙不同，甚至认为自己是在“反抗命运”、“鞭打众神”，但这不要紧，他只能是宇宙的一部分，他的“反宇宙”，不过呈现了宇宙的博大，可以容纳相反的存在，而人们对命运的反抗，恰恰在更深的角度显示了命运本身。所以，只有那些企图用自己的拙劣来控制他人的家伙，才极力“强调宇宙的整体性”，实际上他们的出发点，恰是“人与宇宙的对立”这一西方自希腊神话以来的传统观念。如此看来，要求他人克制自己以“服从宇宙”者，其实是以宇宙代言人自居，并企图用这种方式控制他人。



019



我们的思想出发点，则是“人和宇宙之间不可能不协调”，如此一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他们看不清的真相：



人类的任何冲动，都是宇宙运动的波纹、祥式；所以，人的运动既不可能出乎宇宙之外，更不可能破坏宇宙。他所能破坏的，不过是改变了宇宙某一个角落的前此秩序而已，即使如此，也还要在宇宙法则所许可的范围以内！他所能“超越”的，不是宇宙现象，而是他所知道的同类。至于超越同类生命的更广大时空，他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更不会产生“去超越”的欲望，例如再伟大的登山运动员也无法逃脱这一命运。



020



在各种梦想“超越”者的内心深处，多有一道惊人的心灵挣扎的裂痕在延伸着……他们的生存其实是陷入了一种困境，正因为陷入了困境，才力图有意识地逃离这困境，去“超越”。例如，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投身革命，大多数是因为他们遭遇了家庭的不幸，无法在原地立足，不得不从事颠覆活动。尤其在中国，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许多社会活动家，要么是孤儿，要么是浪子，要么是小老婆生的，要么干脆就是父母弃养的，或是父母穷得揭不开锅，他们不得不逃离家乡另找主子的。他们在社会上混迹的时候却是十分奇怪地“强调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其动力，是企图在新的主子面前表忠心，是出自更为狭隘更不择手段的自我中心。



他们的亡命活动，“超人的努力”恰是宇宙赐予他们的饥饿所激发的，如果不是家门不幸，他们又何必走南闯北，浪迹天涯呢？“在更大范围的运动”其实都是因为没有“城南二亩地”的需要给刺激起来的。乌托邦分子不明此理，他们把自我中心主义定义为“企图以人类中心来驾驭宇宙”，其实这种妄想从来没有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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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信仰的道德热情，经常是披着神圣外衣的谋生手段。使命感诚然重要，它美化了生活的龌龊的原动力，并给原先没有方向的生命指出一个生活方向，在文明社会的极端情况下，方向甚至代替了生活本身而成为主宰，所以不少人因此乐意刻苦甚至受苦。方向感经常对人的生命本身施行统治！然而，谁又能否认，各种使命感就其本来面目（而非其宣传辞令）而言，其实都是自我中心意识膨胀的结果？不论是口称基督佛陀的使命感，还是口称主权在民的使命感，不论是明确公开的自我中心为形式的使命感，还是暖昧诱惑的宣传口号进行的利他主义的使命感，都是自我中心意识膨胀的结果──它们都是“我”的，而不是“你”的，更不是“他”的。即便像佛教式的“以一切有生有情之物作为自己慈悲对象的”极端利他主义哲学，其核心依然是“我的”或“我们的”利他精神、慈悲精神，只不过是，把有情有生的万物众生，处理成了自己慈悲心怀的客体， 这就是使命感的坚实内核。



此外，在探讨使命感问题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各种使命感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以利他目的号召徒众的，而一个使命感被社会普遍接受的程度，正与其提出的利他主张的膨胀度，成正比。极瑞个体化的设计（如“阴谋”）因此和社会使命感（如“公益”）难以衔接，因为那不是一种可以公之于众的东西，不能煽动广泛的共鸣和动荡（“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这样就决定了，“阴谋”如果不能转化成“阳谋”，就无法登堂入室、盘踞中央。这种现象说明，使命感的形式和使命感内核，往往是相反的！所谓“说尽天下漂亮话”才能“干尽天下丑恶事”，就成了各个阶级、各种政体、各种统治集团甚至包括宗教的、学术的、商业的统治集团的活动分子们的从政必修课，似乎在人类的天性中包含一种“愿意受骗”的本能，所以被统治者最欢迎的仿佛就是那些最惯于撒下弥天大谎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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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天大谎的内核是“我的、我们的盘算”，而形式却环绕着“你的、你们的甚至是他的、他们的的利益”建构起来，所有的骗子都说是为了受害者的“谋幸福”的，而所有的受害人都是相信了骗子的谎言，所以说“不想占便宜就不会被欺骗”。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的力量，其实都是从“许诺─被骗”的模式中产生出来的。许多思想或行动的力量，也是从这种困窘和力图摆脱这种困窘中产生出来的。



这种矛盾，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各种使命感在思想领域和行为领域中的相互争夺，类似的撞击常能激起闪电雷鸣，打破万马齐喑的死局。这种撞击同时也使各种使命感在事实上处于敌意的旋涡中，使命感天然具有的内在自我中心和外在利他号召之间的矛盾性格，在这里清楚不过地透现出来：一种使命感的诞生，意味对他种使命感的宣战；一种使命感要维护、发展自己，难免要与他种使命感进行较量，有时甚至是拼死搏斗，以达到事实上唯我独尊的势力，或者退一步，也要在思想和行为的广袤领域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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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感的产生，是受到某种诱惑或者压力的结果，是为了争夺某种社会资源或挽救某些人的生存危机，是自我夸张──人们面临的诱惑或压力，驱使他们行动起来，并“走得太远了”， 像是古代神话的英雄一样树立标杆，建立了特殊的平衡，或是“秩序”。



这当然加剧了此种使命感与他种使命感之间的紧张局势，于是各种以利他主义争相号召的使命感，如神职人员的吆喝和恐吓，事实上也是从这种紧张关系中获得养料，从而壮大成长起来。人们常说，“思想需要撞击”，那么互相竞争叫卖的使命感之间，是不是也需要在对峙与冲突才能更有卖点呢？历史事例表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所以，竞争中的使命感既是分赃的敌人，又是推销的盟友，他们的存在等于彼此证明自身的必要性，诱使人们在“非此即彼”的恍惚中，选择一个。





三、世纪的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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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宗教徒即信仰主义者，包括无神论者，因为无神论否定了人类认知能力以外的“神”，所以也是一种信仰主义。有神论者认为神是神圣的，无神论者认为神是个骗局，其实他们都在讨论自己不懂也不可能弄明白的“神”。



现在我们脱开这种传统的对立，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观察“有神论的宗教现象”，不难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宗教不仅揭示了人的原罪，而且体现了人的原罪；“宗教的原罪”主要的不是来自它的欺骗性的一面，而是来自它神圣性的一面。因此无神论者攻击神是个骗局，并没有击中有神论宗教的要害，而“上帝信徒的信仰表白”才集中体现了宗教与信仰是一个“人生最集中的罪恶渊薮”；而按照这一逻辑，越虔诚的信徒，其实就在宗教形式的原罪中就陷得越深：因为，每个试图用信仰来下注的赌徒迟早都会陷入这一罪恶的，不论他输或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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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卡说信仰是人生最大的赌博，问题是，不论我们持有性恶观点还是性善看法，似乎都无法摆脱这一“信仰型的罪恶”。我是这样考虑的：对彻底的性善论者而言，神几乎是个奢侈品，是个不必要的东西，人只要消除社会的弊端，放任自己的天性就可以达到至善。但对性恶论者而言，人却生而带有原罪，人既如此龌龊，那么人所创造的一切，岂不也是原罪的产物？其中，当然也包括“宗教活动”（仪式、教义、神话），甚至包括多少是人们自己臆造出来的崇拜对象（神明、上苍等等）。



例如，有些宗派领袖所注释发挥的大乘佛教的宣传，就十分清楚地凸现了“宗教的普遍原罪”，宗教的原罪来源于，它一定要把“人性的喧嚣”，用“超我与利他的彼岸义理”武装起来，再披上逻辑的铠甲，闪着普渡众生的火花……但所有这一切花样背后的动机，却与宗教自说自话的神圣性，背道而驰。同样，博爱的宗教家们，在对待宣传另一种博爱形式的“异端者”的态度上，表现出最大的不博爱。例如加尔文之杀害塞尔维特，就很过分，其恶劣程度大大超过加尔文经常痛斥的罗马教廷，直比杀害耶稣的犹太人大祭司。实际上加尔文当时也正是日内瓦的大祭司。



这说明，“原罪”在竞争的时候才获得充分的展现，而揭示“争夺信仰市场及其构成的竞争压力”，是“揭示宗教原罪”的最佳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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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主要区别在于，原始的小乘佛教（现主要流行于南亚和东南亚）注重哲学思考，而后来居上的大乘佛教（主要流行于包括蒙古、西藏、朝鲜、日本在内的中国和东北亚）却由于混进了不少萨满教的东西而更多宗教神格的意味。



有的佛教学者认为大乘佛教是一种全职的宗教，而小乘教却首先是一种哲学。也许正是基于此，所以大乘教自诩能超渡所有的人，而自目为一种“大乘”。而有些新兴宗教出自现代性的传道需要，更是对大乘佛教的内容作了不少手术，进行现代化改造。例如取消繁多的大乘佛教神话，进而把教义抽象化，使之更为现世化和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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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教和小乘数的区别，是佛教内部分化的结果，但我们真正感到兴趣的，不是大乘教与小乘教在实践方面的区别以及它们在义理上的争论，对我们的论题更有启发的，倒是到，主张大慈大悲的大乘教，竟然容不得小乘佛教或南方佛教的拯救理论，以致到了要把小乘教称为“在本质上是违反佛教拯救一切人的愿望的”。这种态度多么像是批判罗马教廷的新教，变得比天主教更加独裁专断。这样一来，无疑否定了以下的说法，即大乘佛教（以及路德教、加尔文教等“新教”），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利他性格，因为连同属释迦和耶稣门下的同宗都容纳不下，怎会真的具有普遍的救世性格？



法国律师，后来充当“革命家”的罗伯斯庇尔，在信念上认为自己是“在完全无私地为人类服务”，但在行为上却容不得自己的亲密战友，不断阴谋杀害革命同志。这种信念与行为之间的冲突充分揭示了“利他性格”的庐山真面目。



生活已经告诉了人们：越是强烈的利他动机，就具有越是浓厚的自我中心色彩裹在里面；而越是富于利他辞令的宣传，也就越是具有强烈的自我中心动机。正因为如此，大乘教充满比小乘教远远虚伪和远远虚幻的空洞许诺，它在群体性更强的东亚而不是个体性更强的南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想必不是无缘的。“大乘”好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无我境地，实际上是“自我中心欲望的空前膨胀和肆意表演”，甚至是太阳神教的一种变相和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