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登山与朝圣
以下数字显示了截至2015年10月，丧命于珠峰的人数：有6人死于前往大本营途中；36人死于大本营；120人死于准备途中；11人死于撤退途中；90人死于下山途中；20人死于登顶途中。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6月8日发表的题为《触目惊心！珠峰之上死尸遍野的严酷现实》的报道称，想要征服珠峰的登山者们必须面对一个可怕的事实：一旦身有不测，自己的尸首通常会长久地留存在山上。报道称，目前，已有200多具死者的遗体留存在珠峰之上：这是因为，一旦登山者不幸遇难，他们的尸首往往很难回收。此番情景正如蕾切尔·努维尔去年所写的那样：“登山者和夏尔巴人的尸体被太阳晒得发白，面目狰狞，四肢扭曲，有的隐藏在冰川的裂缝中，有的掩埋在崩落的积雪下，还有的直挺挺地横陈在积水盆地的斜坡上。”而珠峰顶峰更是出现尸体堆积，以至于在某些情形下，为了登顶，登山者不得不跨过其中部分尸首。
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称，在四天之内，又有三名登山者遇难，他们分别是：来自印度的苏巴什·保罗、来自荷兰的埃里克·奥里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玛丽亚·斯特赖敦。此外，报道还称，保罗的同伴们自5月21日起失踪，至今踪迹未明。
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已经被征服过太多次了，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就将其致命的危险性抛诸脑后。虽然许多登山者葬身于暴风雪或摔落山谷，但对于其他登山者而言，光是这样的海拔高度，就已经让人吃不消了。在珠峰顶峰附近的“死亡地带”里，登山者的身体机能已经瘫痪，同时，大脑思维也停滞，由此而产生的就是极度的嗜睡和决策上的失误。
为了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珠峰的危险，以下数字显示了截至2015年10月，丧命于珠峰的人数：有6人死于前往大本营途中；36人死于大本营；120人死于准备途中；11人死于撤退途中；90人死于下山途中；20人死于登顶途中。
有时候，死亡事故太过频发引发不安，以至于登山活动被迫暂时停止。但是，总有一些甘冒风险的登山公司想大赚一笔。而且，那些用生命去“世界屋脊”朝圣的登山者们似乎永远不乏跃跃欲试的后继者。
……
人们似乎觉得：
1、惟有经历过世俗的富足感并因此而幻灭之后，因此而登山看见变容，人才更能涤除玄览、拜见主宰。
2、教义与仪式像是山，遵循教义、履行仪式，仿佛登山：在山上，观看日出日照，气象万千，清晰无碍。
但是《约翰福音》说了：“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看来，这么多人冤枉死了。因为山上空空如也，除了稀薄的空气，什么也没有。
2016年8月29日星期一
谢选骏：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不属于国家
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国家，因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不是国家创造的；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国家，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而国家只不过是人的产品。
网文《信息基础权力——中国对互联网主权的追寻》（胡凌）说，2010年6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第一次就互联网与国家主权关系明确表态：“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随后国家加大了对此话题的讨论，外交部答记者问、几家官方主流报纸的社论都就此发表了意见。不难发现，上述文字在不同背景下似乎更多具有宣示和防御意味。事实上，时隔不久下发的中办24号文件本身就意味着自2004年以来的中国互联网管理体系与实践的定型。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谈论互联网主权，更贴近灵活的外交辞令，也是对实际有效控制权的确认。2014年以后，中国政府关于网络主权的研究和宣传增多，其意在探讨某种系统性的主权理论。这一建构的努力在《国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得到鲜明体现，“网络主权”被写入法律。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生产和分析信息能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价值从海量数据中产生。互联网主权的意义也将从政治逻辑更多地转向商业逻辑，即确保本国用户的数据不被国外互联网公司搜集和利用，这不仅体现在各个层面的资本控制，也体现为对跨境数据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限制。主权国家和跨国公司依旧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玩家，试图把获得更大权力的普通民众纳入自身的控制。两者之间的冲突可能随着互联网形态的不断演变而愈加复杂。
其中较为引人瞩目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技术手段过滤信息内容，将国外网站和服务屏蔽于防火墙之外。传统主权的属地原则强调国界边疆的重要意义，基于IP地址的屏蔽和过滤可以被解释为划定互联网边疆的措施，尽管是选择性的和专断的。但基于共同使用语言的互联网群聚自然分布同人为边疆范围的合一，有时则会超越人为边疆。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互联网只是电信和信息技术的晚近形态，之前的电视和广播已经产生了对封闭国界和主权的冲击。如果在规范意义上抽象讨论互联网与主权问题，可以认为互联网产生了更大规模的跨界数据流通问题，其影响力超出了传统媒体。首先，数据跨界流通会带来诸如版权、隐私、税收、服务贸易、网络犯罪、恐怖行为等多种法律问题，以及相关的管辖权问题。其次，这增加了全球范围内的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加大了国际合作的成本。当下各国对互联网管理的逐渐收紧并非偶然，这是以既有治理体制应对新兴事物的自然反应，各国付出的成本要比跨国协调少很多。另外，消费者对互联网安全的担忧也要求大型互联网公司确保在线服务和交易安全，从而在终端和操作系统层面改变互联网架构。主权国家与互联网巨头联手，共同向系统性风险宣战，压缩了世界范围内网络活动家的空间。
由此看来，所谓建立互联网主权，就是国家试图控制本国的信息流通，以及和信息有关的贸易，既包括抽象的文化霸权与软实力，也包括具体的管辖权和实质控制能力。这不仅关系本国政治社会稳定，也涉及实际经济利益。实际控制能力和手段是实现互联网主权的前提，尽管互联网信息可以跨国流通，但国家仍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阻止本国用户访问外国网站，并通过控制境内服务器和数据存储服务实行直接管理。无论如何强调原子与比特的不同，虚拟世界仍然需要现实载体才能生存，控制现实世界的信息基础设施才是互联网治理的真正基础。
迈克尔·曼曾作出民族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与专断性权力（despotic power）的著名区分。前者指国家渗透和影响社会基层组织的能力，对一个现代国家而言，这包括引导社会舆论、掌控信息渠道的能力。在互联网时代，这种“信息基础权力”尤为突出，既包括对信息基础设施的掌控和运作（硬实力），也包括意识形态上的文化领导权（软实力）。较少有文献探索这一基础性权力，主要原因可能是信息传播在16、17世纪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随着19、20世纪电话、电报的发明，电信传播成为帝国主义世界扩张的有力工具，信息权力因而被引入国家能力的讨论。在互联网时代，按照通行的网络分层，互联网的三层都可以被包含在信息基础权力中。
从互联网的诞生地美国的经验来看，对信息基础设施的建造和推进是其经营数字边疆、确立全球互联网霸权的重要步骤，包括1995年以来的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II）、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互联网域名和地址管理机构的重组,以及最近的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同时政府积极支持私人主导的互联网产业，不断向全球扩张。这也说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塑造信息基础性权力、厘定数字边疆不可或缺。
讨论互联网主权无法简单割断历史的有机联系，往往需要追溯工业时代信息技术的历史。限于篇幅，本文讨论的时间段从1994年中国正式引入互联网开始。在集中论述基础设施之前，有必要简述中国互联网内容管理的体制现状。
数据主权和基于民族国家的主权实际上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这种冲突可以简化为信息的政治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冲突。当我们讨论互联网主权新问题的时候，可能同时需要从互联网企业的角度关注这另一种“主权”，以及这究竟对用户而言意味着什么。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开始关注“数据主权”，但仍然是在传统意义上将“数据主权”作为互联网主权的新问题。纠缠概念无助于解决问题，将两类不同的权力主体进行对比有助于深入理解权力的复杂性。
……
上述胡文不懂：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国家，因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不是国家创造的；信息基础权力属于上帝而不属于国家，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而国家只不过是人的产品。也就是说，信息基础权力是思想主权的延伸，而不是国家主权的延伸——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人及其文明才不会陷入僵化的陷阱，才能避免“偶像化”的绝路。
谢选骏：我就是文王
谢选骏：我就是文王
周文王是我崇拜的两个中国人之一（还有一个是庄子）。
我从小崇拜周文王，因为他在遭到逮捕法办的逆境下，还能发明《周易》。
但是，随着考古发现，我的崇古幽情破灭了。从此，“西伯拘羑里演周易”的“演”字，只能解作“演习”，不能解作“演绎”，这个“推演”不是创造者的行为，只是运用者的行为。
而这样的“演周易”，我在二十岁还不到的时候，就用“无师自通”的方式，仅仅凭借一本世界书局1930年代出版的《四书五经》，就“演”过了。
关于“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可以参考一下此文：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该怎样翻译》
（马执斌）
近日，一位中学历史教师捧着一本韩兆琦译著的《新白话史记》下册，问我：“书里说‘当初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时，趁机发展了《周易》’，周文王都被囚禁了，他还怎么发展《周易》呢，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我告诉她，关于周文王（西伯）与《周易》的关系，司马迁讲过多次。你引的这句《白话史记》译自《史记·太史公自序》，原文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讲过类似的话：“蓋西伯拘而演《周易》。”阙勋吾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里面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书中解释“盖西伯拘而演《周易》”说：“相传西伯（即后来的周文王）被拘于牖里时，曾将伏羲氏所书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成为《周易》的基础。演：推演，演绎。”另外，《史记·周本纪》说：“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意思是，“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他在《易经》八卦的基础上，通过自迭、互迭而演变成六十四卦。”相比较，《史记·周本纪》上将周文王发展《易经》讲得最详细。
不过，这只是一个相当古老的传说。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太史公言‘蓋’者，乃为疑辞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纪’方赞其美，不敢专定，重《易》故称‘盖’也。”这就是说，司马迁对这个古老的传说持怀疑态度，只可惜他没有留下怀疑的理由。眼下我们能见到的白话史记，都是按这个古老传说翻译的。如杨钟贤、郝志达主编的《文白对照全译史记》，将《太史公自序》中说周文王演《易》的话译为“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该书附录有《报任安书》，译者将书中周文王演《易》的话译为“周文王被拘禁后推演出《周易》的六十四卦。”这些译法都没有把司马迁的怀疑态度表达出来。
《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易”，在夏代名《连山》；在商代名《归藏》；在周代名《周易》。这是三部占筮之书，而《连山》、《归藏》已佚。按照《周礼》的说法，这三部书的本卦都是八，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单卦。“别”，指八卦相重，即重卦。三部书重卦所得都是六十四卦。《周礼》初名《周官》，见《史记·封禅书》。至王莽时，刘歆奏立博士，始名《周礼》。既然司马迁见过《周官》，那么“太卜”的这条材料很可能就是他怀疑周文王创造重卦传说的依据。
1950年春天，郭宝钧先生在安阳殷墟四盘磨sp11探方中，发掘出三块卜骨，他称“内有一块卜骨橫刻三行小字，文句不合卜辞通例。”古文字学家们经过三十年努力，终于破解了四盘磨卜骨上的文字。这三行橫刻小字分别为“七八七六七六曰魁、八六六五八七、七五七六六六曰囗（此字不清晰，但从‘鬼’旁是无疑的）”。
1980年张政烺先生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的论文。文中指出：四盘磨卜骨上刻的是三条数字卦。六个数字是重卦。按照《周易》，它们是“未济”、“明夷”、“否”三卦。“否”卦数字后有“曰魁”二字；“未济”卦数字后有“曰隗”二字。“魁”、“隗”二字，当是卦名。“按照古人的习惯，魁和隗列居篇首就有可能成为这部筮书的书名。《礼记·礼运》（郑玄注）：孔子曰……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得殷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向来的说法，《归藏》以坤乾二卦为首，故称坤乾。四盘磨卜骨所使用的筮法如果以魁隗为首就可称魁隗，道理是一样的。”《魁隗》为什么可以说是书名呢？汉王符《潜夫论·五德志》说：“有神龙首出，常感妊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皇甫谧《帝王世纪》说：“神农氏……本起烈山，或时称之，一号魁隗氏。……重八卦之数，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根据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所说，《连山》、《归藏》本是书名，而都曾成为朝代的称号。参照这个经验，张政烺先生推测“由于有了《魁隗》，历史上的神农氏才被称为魁隗氏。”《魁隗》“当是《连山》的异名，犹《归藏》亦称《坤乾》。”
张政烺先生的推测很有道理。另外，还有学者考察了四盘磨卜骨本身的特点，判断出这件卜骨应是公元前12世纪殷帝康丁时代遗物。周文王被囚禁羑里，演《周易》是公元前11世纪殷纣王时代的事情。无论四盘磨卜骨刻写的是《连山》卦也好，还是殷帝康丁时代遗物也好，都证明它早于周文王在羑里演《周易》。既然四盘磨卜骨记录的数字卦已经不是单卦而是重卦，那么周文王通过自迭、互迭，将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的传说就不能成立，因为重卦不是周文王的创造发明。
但是，历史研究向来忌孤证。可喜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安阳苗圃北地发现一件刻数磨石，上面有六个易卦，都是重卦。发掘报告断定这件刻数磨石是公元前12世纪殷帝祖甲至廪辛、康丁时代的遗物。这是目前已知地层关系明确、时属殷纣王之前的卜筮记录。
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将《史记》上周文王演《周易》的“演”译为“推演”或“演绎”，是不准确的，应该译为“演习”。道理很简单，“推演”或“演绎”，就错将重卦的发明权送给了周文王，这不符合史实。而译为“演习”，就可以避免错误，因为重卦虽然是前人的发明，但并不影响周文王使用。
（完）
哎呀，既然《周易》不是文王发明的，而只是文王推演过的，那么，谢选骏二十岁还不到的时候，就无师通地推演过《周易》，那岂不也是和文王一样具有盛德，岂不是也是和文王一样了？
我就是文王！这让我好生失望。所以我在绝望之下，需要上帝的存在、需要基督的救赎。
周文王是我崇拜的两个中国人之一（还有一个是庄子）。
我从小崇拜周文王，因为他在遭到逮捕法办的逆境下，还能发明《周易》。
但是，随着考古发现，我的崇古幽情破灭了。从此，“西伯拘羑里演周易”的“演”字，只能解作“演习”，不能解作“演绎”，这个“推演”不是创造者的行为，只是运用者的行为。
而这样的“演周易”，我在二十岁还不到的时候，就用“无师自通”的方式，仅仅凭借一本世界书局1930年代出版的《四书五经》，就“演”过了。
关于“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可以参考一下此文：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该怎样翻译》
（马执斌）
近日，一位中学历史教师捧着一本韩兆琦译著的《新白话史记》下册，问我：“书里说‘当初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时，趁机发展了《周易》’，周文王都被囚禁了，他还怎么发展《周易》呢，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我告诉她，关于周文王（西伯）与《周易》的关系，司马迁讲过多次。你引的这句《白话史记》译自《史记·太史公自序》，原文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讲过类似的话：“蓋西伯拘而演《周易》。”阙勋吾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里面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书中解释“盖西伯拘而演《周易》”说：“相传西伯（即后来的周文王）被拘于牖里时，曾将伏羲氏所书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成为《周易》的基础。演：推演，演绎。”另外，《史记·周本纪》说：“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意思是，“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他在《易经》八卦的基础上，通过自迭、互迭而演变成六十四卦。”相比较，《史记·周本纪》上将周文王发展《易经》讲得最详细。
不过，这只是一个相当古老的传说。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太史公言‘蓋’者，乃为疑辞也。文王著演《易》之功，作‘周纪’方赞其美，不敢专定，重《易》故称‘盖’也。”这就是说，司马迁对这个古老的传说持怀疑态度，只可惜他没有留下怀疑的理由。眼下我们能见到的白话史记，都是按这个古老传说翻译的。如杨钟贤、郝志达主编的《文白对照全译史记》，将《太史公自序》中说周文王演《易》的话译为“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该书附录有《报任安书》，译者将书中周文王演《易》的话译为“周文王被拘禁后推演出《周易》的六十四卦。”这些译法都没有把司马迁的怀疑态度表达出来。
《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易”，在夏代名《连山》；在商代名《归藏》；在周代名《周易》。这是三部占筮之书，而《连山》、《归藏》已佚。按照《周礼》的说法，这三部书的本卦都是八，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单卦。“别”，指八卦相重，即重卦。三部书重卦所得都是六十四卦。《周礼》初名《周官》，见《史记·封禅书》。至王莽时，刘歆奏立博士，始名《周礼》。既然司马迁见过《周官》，那么“太卜”的这条材料很可能就是他怀疑周文王创造重卦传说的依据。
1950年春天，郭宝钧先生在安阳殷墟四盘磨sp11探方中，发掘出三块卜骨，他称“内有一块卜骨橫刻三行小字，文句不合卜辞通例。”古文字学家们经过三十年努力，终于破解了四盘磨卜骨上的文字。这三行橫刻小字分别为“七八七六七六曰魁、八六六五八七、七五七六六六曰囗（此字不清晰，但从‘鬼’旁是无疑的）”。
1980年张政烺先生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的论文。文中指出：四盘磨卜骨上刻的是三条数字卦。六个数字是重卦。按照《周易》，它们是“未济”、“明夷”、“否”三卦。“否”卦数字后有“曰魁”二字；“未济”卦数字后有“曰隗”二字。“魁”、“隗”二字，当是卦名。“按照古人的习惯，魁和隗列居篇首就有可能成为这部筮书的书名。《礼记·礼运》（郑玄注）：孔子曰……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得殷阳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归藏》）。向来的说法，《归藏》以坤乾二卦为首，故称坤乾。四盘磨卜骨所使用的筮法如果以魁隗为首就可称魁隗，道理是一样的。”《魁隗》为什么可以说是书名呢？汉王符《潜夫论·五德志》说：“有神龙首出，常感妊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皇甫谧《帝王世纪》说：“神农氏……本起烈山，或时称之，一号魁隗氏。……重八卦之数，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根据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所说，《连山》、《归藏》本是书名，而都曾成为朝代的称号。参照这个经验，张政烺先生推测“由于有了《魁隗》，历史上的神农氏才被称为魁隗氏。”《魁隗》“当是《连山》的异名，犹《归藏》亦称《坤乾》。”
张政烺先生的推测很有道理。另外，还有学者考察了四盘磨卜骨本身的特点，判断出这件卜骨应是公元前12世纪殷帝康丁时代遗物。周文王被囚禁羑里，演《周易》是公元前11世纪殷纣王时代的事情。无论四盘磨卜骨刻写的是《连山》卦也好，还是殷帝康丁时代遗物也好，都证明它早于周文王在羑里演《周易》。既然四盘磨卜骨记录的数字卦已经不是单卦而是重卦，那么周文王通过自迭、互迭，将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的传说就不能成立，因为重卦不是周文王的创造发明。
但是，历史研究向来忌孤证。可喜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安阳苗圃北地发现一件刻数磨石，上面有六个易卦，都是重卦。发掘报告断定这件刻数磨石是公元前12世纪殷帝祖甲至廪辛、康丁时代的遗物。这是目前已知地层关系明确、时属殷纣王之前的卜筮记录。
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将《史记》上周文王演《周易》的“演”译为“推演”或“演绎”，是不准确的，应该译为“演习”。道理很简单，“推演”或“演绎”，就错将重卦的发明权送给了周文王，这不符合史实。而译为“演习”，就可以避免错误，因为重卦虽然是前人的发明，但并不影响周文王使用。
（完）
哎呀，既然《周易》不是文王发明的，而只是文王推演过的，那么，谢选骏二十岁还不到的时候，就无师通地推演过《周易》，那岂不也是和文王一样具有盛德，岂不是也是和文王一样了？
我就是文王！这让我好生失望。所以我在绝望之下，需要上帝的存在、需要基督的救赎。
谢选骏：是上帝瓦解了苏联——再论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一直以来有一个流行的错误：以为是苏联共产党头目戈尔巴乔夫“大义灭亲”，故意瓦解了苏联。
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也会顺着这个“无罪推断”的逻辑，以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目的”。
但是后来，戈尔巴乔夫自己出来证明了这个错误：他后悔自己当年采取的措施，导致了苏联的完结。
这就证明戈尔巴乔夫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失败的舵手。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也可以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关键是看公众的反应、上帝的旨意。尽管习近平向戈尔巴乔夫一样，一心想维护共产党统治。尽管习近平抱怨苏联共产党“竟无一人是男儿”，大厦将倾，那是谁也挡不住的。
其实，戈尔巴乔夫不是不想维护共产党统治，也不是没有勇气的“不是男儿”；而是对立面的男儿更多，所以对抗的结果是共产党没有了男儿——不是“竟无一人”，而是“剩不下一人”。就像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也不是“竟无一人是男儿”，而是男儿虽多，但都在战场上消耗完了。最后剩下的，只有自杀。
这不，新的证据又来了，而且又是由戈尔巴乔夫自己提供的：
“苏联掘墓人”戈尔巴乔夫被禁止入境乌克兰——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2016年5月27日消息，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因表态支持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成为不受乌克兰欢迎的人物。戈尔巴乔夫被禁止入境乌克兰，为期5年。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证实，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被禁止入境乌克兰，暂时为期5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SBU）公布消息称，戈尔巴乔夫被禁止入境的主要原因是他公开支持克里姆林宫兼并克里米亚。
2014年春季，克里米亚半岛举行了一次备受争议的公决之后被俄罗斯兼并。乌克兰政府和西方国家都认为俄罗斯此举违反国际法并继续将克里米亚视为乌克兰的一部分。
2014年春季，克里米亚半岛举行了一次备受争议的公决之后被俄罗斯兼并。乌克兰政府和西方国家都认为俄罗斯此举违反国际法并继续将克里米亚视为乌克兰的一部分。
这位可怜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采访时表示，"如果他处于类似的境况，他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他强调，"我永远支持人民的自由意愿，况且大多数克里米亚人都赞成加入俄罗斯。"
对于他因这一表态而被乌克兰禁止入境，现年85岁的戈尔巴乔夫“反应淡定”。他向俄新社表示：“我现在不会去那里，将来也不会去。”
戈尔巴乔夫被认为是促进德国重新统一的开路先锋之一。1980年底，他领导着前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坦诚和深刻的改革。但是许多俄罗斯人批评戈尔巴乔夫是前苏联的掘墓人。也许是为了摆脱这一指责，戈尔巴乔夫日渐脱离1980年代的立场，后悔自己的过去。
这个事例清楚表明，是上帝瓦解了苏联而不是戈尔巴乔夫。如果不相信上帝，那就只好说“苏联多行不义必自毙。”
“共产党和苏联，作恶多端，自取灭亡。”
2016年8月28日星期日
谢选骏：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
谢选骏：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
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的斗争，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本质上，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是日俄战争的延续。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分之一，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国内，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在这样的时刻，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奴仆处境，从而为中国恢复主人地位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老舍的生前死后》（作者：东西）一文有助于我们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从而帮助中国民族在未来的日子里避免再度跌入这样致命的陷阱。
《老舍的生前死后》指出：
老舍被周恩来骗回国，做了十多年御用工具，他的死，洗刷了“不要脸”的污名。他应该得到后人的谅解和同情！不要脸的是胡絜青和舒乙，让我们鄙视这母子俩。
友人传来“七绝”《今渡端阳》：“沉沦欲海竞舟忙，人渡端阳何慨慷。屈子长眠伤汨水，骚魂不复国之殇。”随即和之：“无涯欲海竞争忙，仗势凭权任慨慷，先烈长眠伤此夕，何时方止国之殇？”
我想起了曾被称为“第二不要脸”、自沉太平湖的老舍，因续前篇。
老舍性舒名庆春，字舍予，1899年生，满族正红旗人，以笔名老舍传。老舍在生时我就认为他的字取得甚巧，不但“舍予”是“舒”字拆成，且“舍”字是“舍”的简体，而予者我也，“舍予”就是“牺牲自我”，“舍身取义”，其意极佳。只是他字不副实，他的死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凄凉，只能博得人们的一点同情和叹惜！
响应周恩来号召从美国回大陆
老舍不像郭沫若一样天生媚骨。他深受五四运动影响，曾说：“『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1922年他受洗成为基督徒，1924年秋便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学系任华语讲师，教导英国人学习中国的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时年25岁。1926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9年夏离英回国，途经新加坡滞留半年，在华侨中学任教，创作了小说《小坡的生日》，以新加坡为背景。1930年春回到北京。1936年他写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他的文学代表作。
1937年爆发“七七事变”，老舍离别家小奔赴国难。1938年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武汉成立，老舍被推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同年随文协迁到重庆，自此主持文协工作直至抗战胜利。老舍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抗战结束后，老舍赴美讲学（1946年3月），在美国写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49年祖国变色，老舍作了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响应周恩来的召唤──回国。中国老话：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偏进来！他从美国回头奔向地狱。他是基督徒呀，却背弃他的上帝，选择了“撒但”！
当然，“新”政权给了他许多有职无权的衔头：政务院文教委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常委、北京市文联主席等等。
四九年后成为宣传工具没有佳作
昔年人们把老舍归为不要脸之一，主要是因为他很会跟风。1950年6月，从美国归来才六个月，他就站在全国人大讲台上慷慨激昂表示要做“歌德派”和拥护党的“三结合”创作──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那时，做为一个基督徒和作家，他已经向“撒但”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当年迫及待地写出话剧《龙须沟》，一个歌德的急就章，应景之作，太过直白政治化。周恩来如获至宝，说《龙须沟》帮了他的大忙，叫周扬出来写文章表扬，号召全国作家向老舍先生学习。接着，北京市长彭真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老舍很重名，一直把它挂在写字台的墙上。
1952年，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老舍创作话剧《春华秋实》，耗时十月，十易其稿。开启集体创作先例，首长和群众大家动手帮他修改作品，后来他才透露：作家“写的剧本，似乎人人有权修改。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原作好处即连根拔掉；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这种踊跃参加改稿的风气既成，作家们就没法不束手束脚。⋯⋯一想起来啊，我就好不伤心！”
1956年，老舍又一部应景之作出台：话剧《西望长安》，讲一个骗子冒充中共高干到处行骗的真实故事。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面帮助他完成⋯⋯总之，他走着郭沫若的老路，党要宣传什么，他就写什么。完全成为御用工具。
老舍的佳作都是在1949年前完成的，如《离婚》、《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他建立起泪中含笑、笑中带泪的艺术风格，这种独特的风格与他悲欢交集的天性不无关联。有评论说老舍一辈子充满着矛盾。他是个幽默的人，却擅长写悲剧；他有着反讽的天赋，高度褒扬的未必真心赞同，极力贬损的未必确实反感；他为人圆融，处世达观，却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终生笔耕不辍，留下九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却未留下一字遗书。
终于在文革红八月投湖自尽
事实上，老舍不像郭沫若一样风波一来连孩子都可以不顾，他“反右”批斗老朋友吴祖光时，他只是淡淡地说：“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更没有出路。”被打成“右派”的丁玲参加文代会时，没有一个人上去和她说话，老舍却当着众人主动过去跟她握手，还大声问好。
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后，迫于生计，新凤霞将丈夫收藏的齐白石画作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他一直等到祖光从北大荒回来时，把画交回原主，还说：“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够把凤霞卖掉的画全都给你买回来。”新凤霞向老舍讲大跃进的荒唐事，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
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专政，迫使一些老作家如要出版旧作，就得进行修改删节，以符合“革命形势”。叶圣陶将《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改写了《雷雨》、《日出》，将“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结局由死变生；老舍的《骆驼祥子》，本来写祥子如何从一个人力车夫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可是“新社会”了，祥子属于劳动人民，不可丑化，于是再版时把末尾近万字统统删掉。
新作品创作就更难了。沈从文封笔改行，去研究古代服饰。陈梦家转业考古，最终还是要被迫自杀。巴金、张天翼、曹禺的手都呆住了。赵树理自我解嘲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
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二十八位作家、艺术家和文艺界干部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回到北京文联又遭到轮番批斗，审问一直持续到深夜。临走时红卫兵勒令老舍第二天早上必须带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接受新的批斗。翌日，老舍没有去文联，而是一个人走向太平湖。当天深夜，他投湖自尽。
卑鄙无耻的妻与子：胡絜青、舒乙
老舍是爱湖的。北京有几个湖，为什么选了个太平湖？因为他要回家。他去世的母亲生前住的观音庵胡同，与太平湖只隔着一道城墙和一条护城河，太平湖是离家最近的地方。老舍开了个头后，许多人选择到太平湖了结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
老舍选择死，有一个很多人知道的原因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不但与他划清界线，而且落井下石（妻子胡絜青写大字报揭发他）。在被共产党斗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有些人能够活下来，如胡风、吴祖光⋯⋯靠的全是亲人的支持。而老舍众叛亲离，被羞辱被虐待，生不如死。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常任侠回忆说：得知老舍的死讯后，胡絜青走过马路到他家，一进门就喊：“常大哥，老舍寻短见了。”她带着后悔的心情告诉常，那天老舍挨斗回家，要吃饭。她没给他好脸色，反而发牢骚埋怨他：“这还才刚开始，不知道还要斗到什么时候。你这『反动作家』，没完没了地斗，舒乙他们都会受你的影响。你要吃饭，我也很累，你自己热去吧。”说完，她跪下恳求常任侠“千万别跟别人说。”但常任侠对人说：“要我不说，我办不到。”他见到熟人就说，在政协也说过此事。
老舍死了，胡絜青才后悔，可是已经太迟了！如果她能像梅志支持胡风一样，给老舍以关爱，老舍一定不会自杀。
令人更为作呕的是胡絜青和舒乙母子在老舍平反后的丑陋表演。文革后他们母子写了许多文章回忆老舍，不但从未表示过悔恨，好像他们当时对老舍还颇有情义似的。文革后老舍又红起来，这母子便充份利用老舍的名人效应混饭吃。学化学的舒乙经过百般钻营，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做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是文坛中吃老子饭的典型。这个当年如何痛恨父亲的舒乙，如今打着老子的旗号到处招摇，心安理得地享用着父亲生前积累的版权费。这样的无耻小人，真是世间少有！
大劫中幸喜有胡适张君劢的明智
1948年初，北平兵临城下。蒋介石派专机到孤城接胡适，要他赶紧南下。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托人带来口信，希望胡适留下，并许以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长之职。胡适选择了走。他对劝他的人说：“他们信任我么？”“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儿子胡思杜不肯走，说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新政权的事情，应该不会挨整。胡适说：“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思杜没有走，1958年被定为“右派”后自杀。
胡适的前瞻和抉择，证明他超人的智慧。那些留下来的精英，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1948年12月，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国军惨败，人心惶惶！笔名刘鄂公的报人刘家麟问张君劢“留还是走”，这是当时千万人都想知的问题。
张君劢是第三党的领袖人物，是哲学家和宪政专家，与中共人士关系良好。他既不满蒋介石未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也反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他要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基于对共产主义的深刻了解，张君劢回答说：“在日本人下做顺民，和在共产党下不同，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时间会拖的很长，况且蒋要比毛民主一些。”
就是这简单几句话，刘家麟选择离开，带着一家六口，千辛万苦从汉口经湘黔粤到台湾，和蒋介石一同“共赴国难”。张君劢因此被中共列为四十三名战犯之一，1949年11月经澳门前往印度。周恩来还派人统战他，他不为所动。
像胡适和张君劢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份子，在当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更多人惑于毛泽东的谎言，都选择了留下来，有的人还从欧美急急赶回来送死，实在是中国知识份子的悲哀，也是国家的悲哀！
早在1926年，老舍就在他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写过这样的文字：“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也笑，而且有时向水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自然他问什么也得不到自救的方法，可是他还疯了似的非问不可；于是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
四十年后（1966年）那个闷热的夏夜，老舍面对宁静的太平湖水，究竟问了哪些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他要死的心是坚定的。
老舍的死，洗刷了“不要脸”的污名。他应该得到后人的谅解和同情！不要脸的是胡絜青和舒乙，让我们鄙视这母子俩。
……
《老舍的生前死后》（作者：东西）一文有助于我们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从而帮助中国民族在未来的日子里避免再度跌入这样致命的陷阱。
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的斗争，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本质上，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是日俄战争的延续。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分之一，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国内，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在这样的时刻，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奴仆处境，从而为中国恢复主人地位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的斗争，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本质上，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是日俄战争的延续。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分之一，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国内，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在这样的时刻，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奴仆处境，从而为中国恢复主人地位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老舍的生前死后》（作者：东西）一文有助于我们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从而帮助中国民族在未来的日子里避免再度跌入这样致命的陷阱。
《老舍的生前死后》指出：
老舍被周恩来骗回国，做了十多年御用工具，他的死，洗刷了“不要脸”的污名。他应该得到后人的谅解和同情！不要脸的是胡絜青和舒乙，让我们鄙视这母子俩。
友人传来“七绝”《今渡端阳》：“沉沦欲海竞舟忙，人渡端阳何慨慷。屈子长眠伤汨水，骚魂不复国之殇。”随即和之：“无涯欲海竞争忙，仗势凭权任慨慷，先烈长眠伤此夕，何时方止国之殇？”
我想起了曾被称为“第二不要脸”、自沉太平湖的老舍，因续前篇。
老舍性舒名庆春，字舍予，1899年生，满族正红旗人，以笔名老舍传。老舍在生时我就认为他的字取得甚巧，不但“舍予”是“舒”字拆成，且“舍”字是“舍”的简体，而予者我也，“舍予”就是“牺牲自我”，“舍身取义”，其意极佳。只是他字不副实，他的死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凄凉，只能博得人们的一点同情和叹惜！
响应周恩来号召从美国回大陆
老舍不像郭沫若一样天生媚骨。他深受五四运动影响，曾说：“『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1922年他受洗成为基督徒，1924年秋便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学系任华语讲师，教导英国人学习中国的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时年25岁。1926年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9年夏离英回国，途经新加坡滞留半年，在华侨中学任教，创作了小说《小坡的生日》，以新加坡为背景。1930年春回到北京。1936年他写出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他的文学代表作。
1937年爆发“七七事变”，老舍离别家小奔赴国难。1938年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武汉成立，老舍被推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同年随文协迁到重庆，自此主持文协工作直至抗战胜利。老舍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抗战结束后，老舍赴美讲学（1946年3月），在美国写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49年祖国变色，老舍作了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响应周恩来的召唤──回国。中国老话：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偏进来！他从美国回头奔向地狱。他是基督徒呀，却背弃他的上帝，选择了“撒但”！
当然，“新”政权给了他许多有职无权的衔头：政务院文教委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常委、北京市文联主席等等。
四九年后成为宣传工具没有佳作
昔年人们把老舍归为不要脸之一，主要是因为他很会跟风。1950年6月，从美国归来才六个月，他就站在全国人大讲台上慷慨激昂表示要做“歌德派”和拥护党的“三结合”创作──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那时，做为一个基督徒和作家，他已经向“撒但”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当年迫及待地写出话剧《龙须沟》，一个歌德的急就章，应景之作，太过直白政治化。周恩来如获至宝，说《龙须沟》帮了他的大忙，叫周扬出来写文章表扬，号召全国作家向老舍先生学习。接着，北京市长彭真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老舍很重名，一直把它挂在写字台的墙上。
1952年，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老舍创作话剧《春华秋实》，耗时十月，十易其稿。开启集体创作先例，首长和群众大家动手帮他修改作品，后来他才透露：作家“写的剧本，似乎人人有权修改。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之后，那些原作好处即连根拔掉；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这种踊跃参加改稿的风气既成，作家们就没法不束手束脚。⋯⋯一想起来啊，我就好不伤心！”
1956年，老舍又一部应景之作出台：话剧《西望长安》，讲一个骗子冒充中共高干到处行骗的真实故事。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面帮助他完成⋯⋯总之，他走着郭沫若的老路，党要宣传什么，他就写什么。完全成为御用工具。
老舍的佳作都是在1949年前完成的，如《离婚》、《我这一辈子》、《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他建立起泪中含笑、笑中带泪的艺术风格，这种独特的风格与他悲欢交集的天性不无关联。有评论说老舍一辈子充满着矛盾。他是个幽默的人，却擅长写悲剧；他有着反讽的天赋，高度褒扬的未必真心赞同，极力贬损的未必确实反感；他为人圆融，处世达观，却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终生笔耕不辍，留下九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却未留下一字遗书。
终于在文革红八月投湖自尽
事实上，老舍不像郭沫若一样风波一来连孩子都可以不顾，他“反右”批斗老朋友吴祖光时，他只是淡淡地说：“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更没有出路。”被打成“右派”的丁玲参加文代会时，没有一个人上去和她说话，老舍却当着众人主动过去跟她握手，还大声问好。
吴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后，迫于生计，新凤霞将丈夫收藏的齐白石画作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他一直等到祖光从北大荒回来时，把画交回原主，还说：“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够把凤霞卖掉的画全都给你买回来。”新凤霞向老舍讲大跃进的荒唐事，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因为密植是毛泽东的号召。
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专政，迫使一些老作家如要出版旧作，就得进行修改删节，以符合“革命形势”。叶圣陶将《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改写了《雷雨》、《日出》，将“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结局由死变生；老舍的《骆驼祥子》，本来写祥子如何从一个人力车夫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可是“新社会”了，祥子属于劳动人民，不可丑化，于是再版时把末尾近万字统统删掉。
新作品创作就更难了。沈从文封笔改行，去研究古代服饰。陈梦家转业考古，最终还是要被迫自杀。巴金、张天翼、曹禺的手都呆住了。赵树理自我解嘲说：“假话我不写，真话不能写，只好不写。”
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二十八位作家、艺术家和文艺界干部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回到北京文联又遭到轮番批斗，审问一直持续到深夜。临走时红卫兵勒令老舍第二天早上必须带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接受新的批斗。翌日，老舍没有去文联，而是一个人走向太平湖。当天深夜，他投湖自尽。
卑鄙无耻的妻与子：胡絜青、舒乙
老舍是爱湖的。北京有几个湖，为什么选了个太平湖？因为他要回家。他去世的母亲生前住的观音庵胡同，与太平湖只隔着一道城墙和一条护城河，太平湖是离家最近的地方。老舍开了个头后，许多人选择到太平湖了结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
老舍选择死，有一个很多人知道的原因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不但与他划清界线，而且落井下石（妻子胡絜青写大字报揭发他）。在被共产党斗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有些人能够活下来，如胡风、吴祖光⋯⋯靠的全是亲人的支持。而老舍众叛亲离，被羞辱被虐待，生不如死。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常任侠回忆说：得知老舍的死讯后，胡絜青走过马路到他家，一进门就喊：“常大哥，老舍寻短见了。”她带着后悔的心情告诉常，那天老舍挨斗回家，要吃饭。她没给他好脸色，反而发牢骚埋怨他：“这还才刚开始，不知道还要斗到什么时候。你这『反动作家』，没完没了地斗，舒乙他们都会受你的影响。你要吃饭，我也很累，你自己热去吧。”说完，她跪下恳求常任侠“千万别跟别人说。”但常任侠对人说：“要我不说，我办不到。”他见到熟人就说，在政协也说过此事。
老舍死了，胡絜青才后悔，可是已经太迟了！如果她能像梅志支持胡风一样，给老舍以关爱，老舍一定不会自杀。
令人更为作呕的是胡絜青和舒乙母子在老舍平反后的丑陋表演。文革后他们母子写了许多文章回忆老舍，不但从未表示过悔恨，好像他们当时对老舍还颇有情义似的。文革后老舍又红起来，这母子便充份利用老舍的名人效应混饭吃。学化学的舒乙经过百般钻营，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做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是文坛中吃老子饭的典型。这个当年如何痛恨父亲的舒乙，如今打着老子的旗号到处招摇，心安理得地享用着父亲生前积累的版权费。这样的无耻小人，真是世间少有！
大劫中幸喜有胡适张君劢的明智
1948年初，北平兵临城下。蒋介石派专机到孤城接胡适，要他赶紧南下。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托人带来口信，希望胡适留下，并许以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长之职。胡适选择了走。他对劝他的人说：“他们信任我么？”“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儿子胡思杜不肯走，说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新政权的事情，应该不会挨整。胡适说：“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胡思杜没有走，1958年被定为“右派”后自杀。
胡适的前瞻和抉择，证明他超人的智慧。那些留下来的精英，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甚至死无葬身之地！
1948年12月，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国军惨败，人心惶惶！笔名刘鄂公的报人刘家麟问张君劢“留还是走”，这是当时千万人都想知的问题。
张君劢是第三党的领袖人物，是哲学家和宪政专家，与中共人士关系良好。他既不满蒋介石未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也反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他要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基于对共产主义的深刻了解，张君劢回答说：“在日本人下做顺民，和在共产党下不同，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时间会拖的很长，况且蒋要比毛民主一些。”
就是这简单几句话，刘家麟选择离开，带着一家六口，千辛万苦从汉口经湘黔粤到台湾，和蒋介石一同“共赴国难”。张君劢因此被中共列为四十三名战犯之一，1949年11月经澳门前往印度。周恩来还派人统战他，他不为所动。
像胡适和张君劢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份子，在当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更多人惑于毛泽东的谎言，都选择了留下来，有的人还从欧美急急赶回来送死，实在是中国知识份子的悲哀，也是国家的悲哀！
早在1926年，老舍就在他的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写过这样的文字：“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也笑，而且有时向水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自然他问什么也得不到自救的方法，可是他还疯了似的非问不可；于是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
四十年后（1966年）那个闷热的夏夜，老舍面对宁静的太平湖水，究竟问了哪些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他要死的心是坚定的。
老舍的死，洗刷了“不要脸”的污名。他应该得到后人的谅解和同情！不要脸的是胡絜青和舒乙，让我们鄙视这母子俩。
……
《老舍的生前死后》（作者：东西）一文有助于我们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从而帮助中国民族在未来的日子里避免再度跌入这样致命的陷阱。
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的斗争，这不是两个党（共产党、国民党）的斗争，而是两个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本质上，这是一场代理人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阵营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是日俄战争的延续。现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六分之一，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国内，两个主义的斗争接近了尾声。在这样的时刻，回顾一下“两个主义的斗争”，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奴仆处境，从而为中国恢复主人地位做好心理上的准备。
2016年8月26日星期五
谢选骏：《古兰经》有没有原文？
谢选骏：《古兰经》有没有原文？
一般认为，没有原文的作品，是赝品的可能很大。例如日本学者就以为《田中奏折》没有日本原文，而以为它是赝品。
可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可兰》（古兰经）却没有原文！因为，它是用7种方言传述的。谁也不知道哪一种算是正本和原文。
首先，需要了解阿拉伯语单词“艾哈若弗”（احرف）的意思，它是单词“哈若弗”（حرف）的复数，从语言角度来讲，它的意思是“边缘”、“虚词”或“字母”；而从《古兰经》诵读学术语来讲，它的意思为“意义”、“读法”和“方言”等。所以，用七种方言降示的《古兰经》，也可理解为用七种读法降示的《古兰经》。众多学者对解释“艾哈若弗”一词的含义意见不一，苏尤蒂（السيوطي）在其著作《古兰经学问之精解》中甚至说：“有关这一方面的见解大约有40种。”因此，这一主题的意义重大，不但可以了解到真主对仆人的慈惠，从而世世代代地传诵《古兰经》；还可以看到众多学者为了宣扬真理，捍卫《古兰经》的神圣性所发表的见解，揭露出一些利用这一主题妄称“《古兰经》是被篡改的”别有用心者的真面目。
《古兰经》是用七种方言降示的有大量的具有完整传述系统（众传）的《圣训》来证明。《布哈里圣训实录》记载欧尔沃·本·祖拜尔的传述：米斯沃尔和阿布杜·拉罕曼二人听欧麦尔说：“在先知穆罕默德年代，有一次，我跟着哈基姆的儿子希沙姆礼拜，他当时念的是《准则章》，我在听的过程突然发现他以多种方言颂读该章节，这是先知从未教过我的。在拜中我强自克制自己没有扑了上去，等礼完拜后我就扭着他问道：‘我刚才听你以多种方言在念《准则章》，是谁如此教你的？’他回答说：‘是真主的使者如此教我的。’我（欧麦尔）听后反驳说：‘你是在撒谎，真主的使者给我也念过，可与你刚才所念的完全不同！’就这样，我把他扭到使者那儿说：‘这个人刚才以多种方言在颂读《准则章》，这是我从你这儿从未听到过的。’使者听后说：‘你先放开他，’并说道：‘希沙姆呀！你念念我听听。’希沙姆听后就念了一遍，与刚才所念别无二致，使者听后说：‘是的，该章启示确以如此的方言降示过。’接着使者说：‘欧麦尔啊！你念念我听听。’我听后就按使者曾教我的诵读了一遍，使者听后说：‘是的，该章启示确也以如此的方言降下过，因《古兰经》是以七种方言而降示的，你们拣容易的诵读。’”
据伊本·阿巴斯的传述：先知穆罕默德说：“哲布拉伊勒天使曾教我用一种方言读《古兰经》，我反复要求增多读法，直到七种方法为止。”
据乌拜·本·凯阿布传述：先知在义法尔族池塘附近，哲布拉伊勒天使来说：“真主命令你的教民按照一种读法诵读《古兰经》。”先知说：“求主宽大，教民能力绵薄，恐不能胜任。”天使如此往返四趟，结果定为7种。他说：“他们按那种读法诵读都是正确的。”一说，先知说：“哲布拉伊勒啊！我的教民多为文盲、老头、老太、小孩、丫头，还有不少人都目不识丁，不会读书。”天使说：“穆罕默德啊！天经以7种读法而降示。”
1.大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表达同一意思的7种阿拉伯部落方言，即这些方言在同一意思的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在意义上无任何分歧。大家对确定这7种方言的看法也不一致，一部分认为，这7种方言分别为：古莱氏（قريش）、赛给夫（ثقيف）、亥贼里（هذيل）、泰米姆（تميم）、海瓦济努（هوازن）、尅纳奈（كنانة）和也门（اليمن）方言；而艾布·哈提姆·赛吉赛塔尼（ابوحاتم السجستاني）说：“《古兰经》是以古莱氏、亥贼里、泰米姆、艾利艾宰德（الازد）、若比阿（ربيعة）、海瓦济努和塞尔德·本·拜克尔（سعدبن بكر）部落语降示的。”
2.一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降示《古兰经》所用的7种阿拉伯方言，即7种做标准的语言。它们依次为使用最多的古莱氏语，然后是亥贼里、赛给夫、海瓦济努、尅纳奈、泰米姆和也门语。这一见解与第一种不同，它是指7种方言分散在《古兰经》的不同章节中，而非不同方言就某一单词在同一意思上的表达方式不同。
3.部分人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7种表达方式，即《古兰经》中有命令、禁令、许诺、告诫、辩论、故事和鉴戒等表达方式。据伊本·麦斯乌德传述，先知说：“第一本天启经典是用一种方式、一种语言降示的，而《古兰经》是用7种方式、7种语言降示的，即禁令、命令、合法的、非法的、明确的、暖味的和鉴戒的。”
4.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在语法上有分歧的7种变化形式。
(1),名词在单数、双数、复数、阴性和阳性上的分歧。 比如：把某一名词读成单数或复数都具有完整传述系统的《圣训》依据。
(2),语法分析上的差别。比如：古莱氏语和泰米姆语对虚词（ما）的用法不同。
(3),动词变格的差别。比如：呼唤句型和名词句型的应用不同而动词的位格会发生变化。
(4),按照阿拉伯人的习惯前置与后移字母或单词的差别。比如：第9章111节：“他们或杀敌致果，或杀身成仁。”这里的“杀敌致果”和“杀身成仁”两个动词的位置前后变化的读法都是正确的。
(5),字母或单词的更换差别。按照《古兰经》诵读学，把某一单词的某个字母读成合口符或开口符，或把某个字母换成另一个字母都是正确的。圣门弟子伊本·麦斯乌德和其他人也把某一单词读成同义词。
(6),字母或单词增加与减少的差别。在阿拉伯语语法中，可以增加或省略某个介词。然而这两种读法都有完整传述系统的《圣训》支持。
(7),关于“雄壮的”读法、“柔和的”读法、“明显的读法”、“并入读法”和“偏读”等诵读规则上的区别。
由于这一部分举例复杂，所以放弃很多实例说明。
5.一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代表7种读法，借指阿拉伯部落表达同一意思的7种方言。例如单词：عجل 、هلم、 تعال、 اقبل、 اسرع 等表达不同，但意思一致。支持这一观点的印证了艾布·拜克尔的传述，哲布拉伊勒说：“穆罕默德，你用一种读法诵读《古兰经》。”米卡伊利天使说：“你再要求增加”。于是说用两种，一直到7种。哲布拉伊勒说：“每一种读法都明了足矣，真主赏罚分明，如你的语言中的单词：عجل、اسرع、تعال、 اقبل、اذهب、هلم（都是读法不同，意义一致）。”
总之，上述五种观点是在《古兰经》研究方面历代权威人士的见解，他们各执一词，持之有理，而用7种方言降示《古兰经》的看法比较统一。学者们概括了用7种方言降示《古兰经》的意义：为了便于文盲比例占很大比例的阿拉伯人诵读和背诵《古兰经》；法学家可以从7种读法中演绎各自的法学观点；这是真主的慈惠，便于广大穆斯林世世代代诵读《古兰经》，减少分歧，并接受其教导。
假如每个部落或民族都想要按照他们的语言降示《古兰经》，按照他们习惯诵读的语言而降示，那么，这确实是更困难的，是更大的考验，也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随着穆斯林疆域的不断扩大，众多诵读学家都分散到各地，每一个地方都以该诵读学家的读法为准。而《古兰经》是用7种方言降示的，在这种情况下难免出现分歧、质疑，每个地方的穆斯林都声称自己的读法是先知的真传。但事实上谁也不是。
对此，哈里发奥斯曼和4位圣门弟子规定了世界统一的版本，即奥斯曼订本，此做法得到了所有圣门弟子的赞同。至今穆斯林都通用这一订本。显然，这一定本比那些原始分歧的版本，更加远离本来就不存在的“原本古兰经”。
伊玛目巴格俩尼（الباقلاني）和其他学者都认为7种方言都保留在现在的《古兰经》中，奥斯曼订本《古兰经》覆盖了7种方言。正如伊玛目巴格俩尼在其著作《援助》中所述：“奥斯曼想把一切具有完整传述系统并可追溯到先知的读法收集起来，而将其余的读法排除，以免后来人产生分歧与怀疑。”但是这难免人为篡改的过程。
由于阿拉伯语原来只有辅音，而没有元音，也没有标音符号，这对非阿拉伯人来说，学习诵读《古兰经》的难度很大，到了伍麦叶王朝，派驻巴士拉省的总督齐亚德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给每个字母标上了元音，即开口符、齐齿符、合口符、鼻音符。后来学者们给读音不同，形状雷同的字母加点以作区别，后来阿拉伯语法学家们创造出了静符长、音符、叠音符等符号。随着阿拉伯文正楷体的出现，《古兰经》有原来的库法体改为容易辨认和书写的正楷体，后经历代经注学家和诵读家的研究，在经文上逐渐统一了标音符号，形成了目前所沿用的规范的奥斯曼订本的《古兰经》。
……
但无论怎样，也无法取消这一事实：《古兰经》没有原文。
一般认为，没有原文的作品，是赝品的可能很大。例如日本学者就以为《田中奏折》没有日本原文，而以为它是赝品。
可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可兰》（古兰经）却没有原文！因为，它是用7种方言传述的。谁也不知道哪一种算是正本和原文。
首先，需要了解阿拉伯语单词“艾哈若弗”（احرف）的意思，它是单词“哈若弗”（حرف）的复数，从语言角度来讲，它的意思是“边缘”、“虚词”或“字母”；而从《古兰经》诵读学术语来讲，它的意思为“意义”、“读法”和“方言”等。所以，用七种方言降示的《古兰经》，也可理解为用七种读法降示的《古兰经》。众多学者对解释“艾哈若弗”一词的含义意见不一，苏尤蒂（السيوطي）在其著作《古兰经学问之精解》中甚至说：“有关这一方面的见解大约有40种。”因此，这一主题的意义重大，不但可以了解到真主对仆人的慈惠，从而世世代代地传诵《古兰经》；还可以看到众多学者为了宣扬真理，捍卫《古兰经》的神圣性所发表的见解，揭露出一些利用这一主题妄称“《古兰经》是被篡改的”别有用心者的真面目。
《古兰经》是用七种方言降示的有大量的具有完整传述系统（众传）的《圣训》来证明。《布哈里圣训实录》记载欧尔沃·本·祖拜尔的传述：米斯沃尔和阿布杜·拉罕曼二人听欧麦尔说：“在先知穆罕默德年代，有一次，我跟着哈基姆的儿子希沙姆礼拜，他当时念的是《准则章》，我在听的过程突然发现他以多种方言颂读该章节，这是先知从未教过我的。在拜中我强自克制自己没有扑了上去，等礼完拜后我就扭着他问道：‘我刚才听你以多种方言在念《准则章》，是谁如此教你的？’他回答说：‘是真主的使者如此教我的。’我（欧麦尔）听后反驳说：‘你是在撒谎，真主的使者给我也念过，可与你刚才所念的完全不同！’就这样，我把他扭到使者那儿说：‘这个人刚才以多种方言在颂读《准则章》，这是我从你这儿从未听到过的。’使者听后说：‘你先放开他，’并说道：‘希沙姆呀！你念念我听听。’希沙姆听后就念了一遍，与刚才所念别无二致，使者听后说：‘是的，该章启示确以如此的方言降示过。’接着使者说：‘欧麦尔啊！你念念我听听。’我听后就按使者曾教我的诵读了一遍，使者听后说：‘是的，该章启示确也以如此的方言降下过，因《古兰经》是以七种方言而降示的，你们拣容易的诵读。’”
据伊本·阿巴斯的传述：先知穆罕默德说：“哲布拉伊勒天使曾教我用一种方言读《古兰经》，我反复要求增多读法，直到七种方法为止。”
据乌拜·本·凯阿布传述：先知在义法尔族池塘附近，哲布拉伊勒天使来说：“真主命令你的教民按照一种读法诵读《古兰经》。”先知说：“求主宽大，教民能力绵薄，恐不能胜任。”天使如此往返四趟，结果定为7种。他说：“他们按那种读法诵读都是正确的。”一说，先知说：“哲布拉伊勒啊！我的教民多为文盲、老头、老太、小孩、丫头，还有不少人都目不识丁，不会读书。”天使说：“穆罕默德啊！天经以7种读法而降示。”
1.大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表达同一意思的7种阿拉伯部落方言，即这些方言在同一意思的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在意义上无任何分歧。大家对确定这7种方言的看法也不一致，一部分认为，这7种方言分别为：古莱氏（قريش）、赛给夫（ثقيف）、亥贼里（هذيل）、泰米姆（تميم）、海瓦济努（هوازن）、尅纳奈（كنانة）和也门（اليمن）方言；而艾布·哈提姆·赛吉赛塔尼（ابوحاتم السجستاني）说：“《古兰经》是以古莱氏、亥贼里、泰米姆、艾利艾宰德（الازد）、若比阿（ربيعة）、海瓦济努和塞尔德·本·拜克尔（سعدبن بكر）部落语降示的。”
2.一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降示《古兰经》所用的7种阿拉伯方言，即7种做标准的语言。它们依次为使用最多的古莱氏语，然后是亥贼里、赛给夫、海瓦济努、尅纳奈、泰米姆和也门语。这一见解与第一种不同，它是指7种方言分散在《古兰经》的不同章节中，而非不同方言就某一单词在同一意思上的表达方式不同。
3.部分人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7种表达方式，即《古兰经》中有命令、禁令、许诺、告诫、辩论、故事和鉴戒等表达方式。据伊本·麦斯乌德传述，先知说：“第一本天启经典是用一种方式、一种语言降示的，而《古兰经》是用7种方式、7种语言降示的，即禁令、命令、合法的、非法的、明确的、暖味的和鉴戒的。”
4.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是指在语法上有分歧的7种变化形式。
(1),名词在单数、双数、复数、阴性和阳性上的分歧。 比如：把某一名词读成单数或复数都具有完整传述系统的《圣训》依据。
(2),语法分析上的差别。比如：古莱氏语和泰米姆语对虚词（ما）的用法不同。
(3),动词变格的差别。比如：呼唤句型和名词句型的应用不同而动词的位格会发生变化。
(4),按照阿拉伯人的习惯前置与后移字母或单词的差别。比如：第9章111节：“他们或杀敌致果，或杀身成仁。”这里的“杀敌致果”和“杀身成仁”两个动词的位置前后变化的读法都是正确的。
(5),字母或单词的更换差别。按照《古兰经》诵读学，把某一单词的某个字母读成合口符或开口符，或把某个字母换成另一个字母都是正确的。圣门弟子伊本·麦斯乌德和其他人也把某一单词读成同义词。
(6),字母或单词增加与减少的差别。在阿拉伯语语法中，可以增加或省略某个介词。然而这两种读法都有完整传述系统的《圣训》支持。
(7),关于“雄壮的”读法、“柔和的”读法、“明显的读法”、“并入读法”和“偏读”等诵读规则上的区别。
由于这一部分举例复杂，所以放弃很多实例说明。
5.一部分学者认为7个“艾哈若弗”代表7种读法，借指阿拉伯部落表达同一意思的7种方言。例如单词：عجل 、هلم、 تعال、 اقبل、 اسرع 等表达不同，但意思一致。支持这一观点的印证了艾布·拜克尔的传述，哲布拉伊勒说：“穆罕默德，你用一种读法诵读《古兰经》。”米卡伊利天使说：“你再要求增加”。于是说用两种，一直到7种。哲布拉伊勒说：“每一种读法都明了足矣，真主赏罚分明，如你的语言中的单词：عجل、اسرع、تعال、 اقبل、اذهب、هلم（都是读法不同，意义一致）。”
总之，上述五种观点是在《古兰经》研究方面历代权威人士的见解，他们各执一词，持之有理，而用7种方言降示《古兰经》的看法比较统一。学者们概括了用7种方言降示《古兰经》的意义：为了便于文盲比例占很大比例的阿拉伯人诵读和背诵《古兰经》；法学家可以从7种读法中演绎各自的法学观点；这是真主的慈惠，便于广大穆斯林世世代代诵读《古兰经》，减少分歧，并接受其教导。
假如每个部落或民族都想要按照他们的语言降示《古兰经》，按照他们习惯诵读的语言而降示，那么，这确实是更困难的，是更大的考验，也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随着穆斯林疆域的不断扩大，众多诵读学家都分散到各地，每一个地方都以该诵读学家的读法为准。而《古兰经》是用7种方言降示的，在这种情况下难免出现分歧、质疑，每个地方的穆斯林都声称自己的读法是先知的真传。但事实上谁也不是。
对此，哈里发奥斯曼和4位圣门弟子规定了世界统一的版本，即奥斯曼订本，此做法得到了所有圣门弟子的赞同。至今穆斯林都通用这一订本。显然，这一定本比那些原始分歧的版本，更加远离本来就不存在的“原本古兰经”。
伊玛目巴格俩尼（الباقلاني）和其他学者都认为7种方言都保留在现在的《古兰经》中，奥斯曼订本《古兰经》覆盖了7种方言。正如伊玛目巴格俩尼在其著作《援助》中所述：“奥斯曼想把一切具有完整传述系统并可追溯到先知的读法收集起来，而将其余的读法排除，以免后来人产生分歧与怀疑。”但是这难免人为篡改的过程。
由于阿拉伯语原来只有辅音，而没有元音，也没有标音符号，这对非阿拉伯人来说，学习诵读《古兰经》的难度很大，到了伍麦叶王朝，派驻巴士拉省的总督齐亚德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给每个字母标上了元音，即开口符、齐齿符、合口符、鼻音符。后来学者们给读音不同，形状雷同的字母加点以作区别，后来阿拉伯语法学家们创造出了静符长、音符、叠音符等符号。随着阿拉伯文正楷体的出现，《古兰经》有原来的库法体改为容易辨认和书写的正楷体，后经历代经注学家和诵读家的研究，在经文上逐渐统一了标音符号，形成了目前所沿用的规范的奥斯曼订本的《古兰经》。
……
但无论怎样，也无法取消这一事实：《古兰经》没有原文。
谢选骏：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
谢选骏：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
（一）
1927年6月，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提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的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为实现这一阴谋，日本蓄意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万宝山惨案等，为侵略中国制造口实。
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确定以美、苏为假想敌国。“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实保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我国为独立计，不得不与美一战”“将来在北满地方比与赤俄冲突。”
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我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提出要尽力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和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的各个部门设日本顾问或教官。要求改变满洲铁路经营体制，以欺骗世界舆论。“南满铁道之一举一动往往而累及内阁，皆因南满铁道之组织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皆操诸内阁之手，是每每欲发展于满蒙之时，国际间每不满南满铁道公司为一经济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纯然机关。”“故拟南满铁道公司根本变更，将南满铁道公司之附带事业中，择其利多益大事业悉数提出为独立公司，暗附南满铁道公司之势力而急进满蒙……为帝国使命而猛进。”
《田中奏折》具体而详细地制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基本方针、计划和步骤。1929年12月，当时南京出版的中国杂志《时事月报》在《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一文中刊登了《田中奏折》的内容梗概，后被广泛引用而在中国和世界迅速传播，轰动了当时的舆论界。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日本军国主义者从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挑起“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进行了长达14年之久的对外侵略战争，《田中奏折》的方针计划，几乎完全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实践。
1930年，日本的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的。有历史研究者认为田中奏折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侵略中国和东南亚，遏制日本侵略势力“北进派”侵略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两面面临的反侵略压力。
反对伪造说的观点指出：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
．日本后来的战略行为与《田中奏折》所叙极为相似。该奏折在战败之前是机密内容，而此类内容经常在一定时间后销毁。
支持伪造说的观点指出：一直以来都只发现奏折的汉文版本，而不见日语原文。一个日本历史家推测，制造了田中奏折的，就是收到奏折文本的张学良秘书王家桢。王家桢本人曾经声称文件的获得是通过一个在日本政友会重要人物家里当抄写员的台湾人蔡智堪秘密抄写下来的。
（二）
不论《田中奏折》的作者是谁，“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是确立不拔的可行路线。这是就日本的处境而言。
如果就中国的处境而言，情况则要简单得多。那就是化繁为简，把“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换成“欲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就可以了。这就是“大中华”与“小日本”的区别所在。
君不见，美国征服了日本，也就征服了世界。美国的世界霸权，是在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声中确立的。这就预先注定了苏联的弱势。
当然，现在的华人对此“欲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完全没有准备。所以有网文说了——
“中国统一日本：这届奥运会也是逆天了，中国队弃红穿黄，成了‘黄军’，日本队则穿上了中国红，成为‘红军’，如果不看太阳旗，还真以为日本归顺中国。”
这些无耻的亡国奴，竟然把日本归顺中国，说成是“逆天”。看来日本在中国的第五纵队，势力依然不小。
中国复兴，任重道远。
（一）
1927年6月，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提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的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为实现这一阴谋，日本蓄意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万宝山惨案等，为侵略中国制造口实。
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确定以美、苏为假想敌国。“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实保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我国为独立计，不得不与美一战”“将来在北满地方比与赤俄冲突。”
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我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提出要尽力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和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的各个部门设日本顾问或教官。要求改变满洲铁路经营体制，以欺骗世界舆论。“南满铁道之一举一动往往而累及内阁，皆因南满铁道之组织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皆操诸内阁之手，是每每欲发展于满蒙之时，国际间每不满南满铁道公司为一经济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纯然机关。”“故拟南满铁道公司根本变更，将南满铁道公司之附带事业中，择其利多益大事业悉数提出为独立公司，暗附南满铁道公司之势力而急进满蒙……为帝国使命而猛进。”
《田中奏折》具体而详细地制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基本方针、计划和步骤。1929年12月，当时南京出版的中国杂志《时事月报》在《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一文中刊登了《田中奏折》的内容梗概，后被广泛引用而在中国和世界迅速传播，轰动了当时的舆论界。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日本军国主义者从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挑起“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进行了长达14年之久的对外侵略战争，《田中奏折》的方针计划，几乎完全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实践。
1930年，日本的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的。有历史研究者认为田中奏折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侵略中国和东南亚，遏制日本侵略势力“北进派”侵略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两面面临的反侵略压力。
反对伪造说的观点指出：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
．日本后来的战略行为与《田中奏折》所叙极为相似。该奏折在战败之前是机密内容，而此类内容经常在一定时间后销毁。
支持伪造说的观点指出：一直以来都只发现奏折的汉文版本，而不见日语原文。一个日本历史家推测，制造了田中奏折的，就是收到奏折文本的张学良秘书王家桢。王家桢本人曾经声称文件的获得是通过一个在日本政友会重要人物家里当抄写员的台湾人蔡智堪秘密抄写下来的。
（二）
不论《田中奏折》的作者是谁，“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是确立不拔的可行路线。这是就日本的处境而言。
如果就中国的处境而言，情况则要简单得多。那就是化繁为简，把“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换成“欲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就可以了。这就是“大中华”与“小日本”的区别所在。
君不见，美国征服了日本，也就征服了世界。美国的世界霸权，是在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声中确立的。这就预先注定了苏联的弱势。
当然，现在的华人对此“欲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完全没有准备。所以有网文说了——
“中国统一日本：这届奥运会也是逆天了，中国队弃红穿黄，成了‘黄军’，日本队则穿上了中国红，成为‘红军’，如果不看太阳旗，还真以为日本归顺中国。”
这些无耻的亡国奴，竟然把日本归顺中国，说成是“逆天”。看来日本在中国的第五纵队，势力依然不小。
中国复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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