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华人为什么喜欢吃肠子

网文《古代酷刑：抽肠是一种什么样的刑罚》说：

“抽肠”是明初朱元璋曾对死刑犯人所施加的一种残酷刑罚。具体做法是把一条横木杆的中间绑一根绳子，高挂在木架上。木杆的一端有铁勾，另一端缒着石块，像是一个巨大的秤。将一端的铁勾放下来，塞入犯人的肛门，把大肠头拉出来，挂在铁勾上，然后将另一端的石块向下拉，这样，铁勾的一端升起，犯人的肠子就被抽出来，高高悬挂成一条直线。犯人惨叫几声，不一会就气绝身亡。

朱的天才灵感大多来自禽兽行为：鹰、雕、鹫等猛禽在啄食兽类时，最先下口的地方是眼睛。它们用尖利的喙把兽的眼睛啄瞎，兽失去视力便无法有效地进行反抗。之后，猛禽们就在兽的肛门处下口，三两下就、啄出大肠头，把肠子唏里咕噜拖出来。兽类被抽了肠子，更无力反抗，猛禽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饱食其肉。猛禽类大概没有科学思维的大脑，不会懂得兽类的生理解剖学，它们只是凭本能使用了这种残忍食兽类的妙法。人类在残杀动物或惩治同类时，除了挖眼睛外，竟也使用了抽肠的手段。

当然，朱这头猪的创造力向来不强，所以他的抽肠毒手也是其来有自：

宋代的韩缜最爱吃驴肠，每次宴请客人时都少不了用驴肠做的一道菜。烹调驴肠需要有很高的手艺。肠放入汤锅，时间短了煮不熟，坚韧而嚼不动；时间稍长又会因太熟而糜烂，变得寡味难吃。要恰当地掌握火候，很不容易。而且，驴肠必须新鲜，存放过夜就会变质。厨师担心这道菜做不好要受到主人责罚，就想出一个周全的办法。每逢宴会，他先准备一头驴子拴在厨房旁边的柱子上，待到宾客入座，开始斟酒传杯的时候，他提刀把驴肚子割开一道口子，抽出驴肠，洗净切碎立即下锅，做成美菜端上宴席。有时来客较多，一头驴子的肠不够用，厨师就同时准备几头毛驴。

韩缜在陕西做官时，有一天设宴请客，宴席间一位客人起身去厕所，经过厨房旁边，看见拴在木柱上的几头驴子在那里踢腾、悲鸣，地上鲜血淋漓，他不觉毛骨悚然。这位客人是关中人，本来爱吃驴肉和驴肠，自从亲眼看见这幕惨象之后，他彻底忌口了。韩府的厨师虽然是受主人的差遣不得已而这样做，但他感到如此残害畜生实在心中有愧。因此，他每次取走驴肠之前，总要准备好一些纸钱，等到大厅里宾客们吃完驴肠心满意足的时候，他在僻静处把纸钱焚烧，为受害的驴祷告一番。

人抽驴肠尚且惨不忍睹，若抽人肠就更酷不可闻了。

蒲松龄《聊斋志异》有《抽肠》一篇，写山东莱阳一位村民在午睡时，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妇女携手进入他的住室，妇女袒胸露怀躺在地上，男子将一把屠刀刺入她的心窝，把肚子剖开，把手伸进去拉出肠子，盘在臂肘上，边抽边盘，把胳膊都盘满了，然后取下这盘肠子挂在椅子上，继续抽，抽满一大盘又放在椅子上或茶几上，这样一直抽了几十盘。男子把这些肠子全部拿起来，像渔人撒网捕鱼似的向他掷来。村民觉得一阵热腥扑面，刹那间头脸都被人肠压得严严实实。他不能忍受，用手推开肠子，大叫一声，拼命逃跑，那些肠子落在他的床前，正好绊住他的脚。他一跤跌倒，突然惊醒，原来是一个梦。

这个梦是够奇异的，那梦境中抽肠的景象，也是够可怕的。这种梦见抽肠的情节，并非仅见于蒲松龄笔下。明代嘉靖年间，浚县著名才子卢楠（即《醒世恒言》中《卢太学诗酒傲王侯》的主人公原型人物）有一天曾梦见自己到了东海边，远远望见云霄间彩霞绮丽，光芒四射，海水震荡，十分壮观。第二天，他根据梦中所见情景，写了一篇《沧溟赋》，刚写好一半，他神志困倦，伏桌而睡，又梦见有一个人用刀剖开他的肚子，抽出一段肠子约有四五尺，肠子光洁而呈红黄色，用水洗涤之后又塞到腹腔中。卢楠突然惊醒，顿时觉得文思如泉涌，不一会儿就把这篇赋写好了。

还有一个相似的故事。明万历时，嘉善人陆某曾官至中丞。他的的儿子陆中锡少年聪慧，陆某希望他的儿子将来能读书成名。有一天，中锡和某同学在门前闲站，看见一位年轻少妇从面前走过，中锡见少妇颇有姿色，不觉目摇神移，那位同学在旁边看到中锡的神色，怂恿他设法和少妇来往。中锡信了同学的话，去庙中求神，请神成全他和少妇的桑中之欢。

当晚，陆某刚刚入睡，梦见一位神道相访，对他说：你儿心生邪念，我已请示上帝。本来他命里该中状元，现在将他的功名取消，他今生只能是一名儒生了。他的那位同学本与功名无缘，现在我要给以他抽肠的惩罚。陆某醒来，梦中之事记得清清楚楚，就把中锡唤过来查询。中锡不敢隐瞒，说了实话，不一会，邻人来报告说，中锡的那位同学忽得了急病，肚肠疼得像被抽出来似的，眼看难以活命。陆某见天道报应来得这么神速，惊叹不已。从此以后，中锡逐渐变得愚鲁迟钝，连文章也写不出来了。

上述数例，都是小说家的附会之言，不能信为真有其事。小说中的抽肠的情节虽然只是梦境或幻觉，但是，作者能写出这样的情节，必然有生活的真实作基础。现实中肯定发生过对人抽肠的事件，作者从书上看到过或听人讲述过这一类的吓人的故事，他才能做出这样的描述。

抽肠作为对人惩罚的酷刑，比小说的描写还要惨毒。这种刑罚早在春秋时就实行过。《庄子》云：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妙，子胥靡。句中的妙或作锰，就是刳出肚肠的意思。苌弘是周敬王时人，约公元前492年以前在世，可见抽肠的历史是多么悠久了。也有人说苌弘是被车裂而死的，详细情况已难考察，可能是苌弘先被车裂，之后又被刳出肠子。

明初，张士诚占据江苏称吴王时，其弟士信为丞相，用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三人为参军。这三位都是迂阔无能的书生，没有实际的军事政治才能，当时有人写十七字诗讽刺他们说：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蔡叶，一夜西风起，干瘪。不久，朱元璋的大将军徐达领兵攻破苏州，黄、蔡、叶三人皆被处死，并且抽出他们的肠子挂在高处，直至干枯。

明末时候，朱元璋的报应来了：张献忠抓到的朱家人和明朝官吏所使用的酷刑也有抽肠这一项。做法是，先用刀从人的肛门处挖出大肠头，绑在马腿上，让一人骑着这匹马猛抽一鞭向远处跑去，马啼牵动肠子，越抽越长，转瞬间抽尽扯断，被抽肠的人随即一命呜呼。张献忠的所作所为，是以野蛮对野蛮，以兽性反兽性，以此对明朝的虐政进行变本加厉的报复。鲁迅说过，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也可以说，明朝是以抽肠始、以抽肠终，这也算是一种有始有终吧。

谢选骏指出：日本人是不吃动物内脏，包括猪头猪蹄之类的。古代中国人可能也是如此，孔子还主张肉如果“割不正”，就“不食”。那么，华人怎么会普遍喜欢吃肠子的呢？我想，也许大概是朱这头猪皇帝大力倡导的结果。这个人讨饭的时候饥肠辘辘，产生了吃腐尸的猛禽一般的攻击性。而且既然饥不择食，吃什么都是香的。所以在我的想象中，朱元璋他一定像是“毛主席”那么肥胖臃肿、红光满面的，就像只拔光了毛的猪。华人为什么喜欢吃肠子？其答案犹如“华人为什么那么多共产党员”。

谢选骏：论圣人

第五卷开篇

*三、论圣人 **
012

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无奈，人生最大的骄傲亦莫过于无奈。历史上一切具有震撼力的圣人（中国模式）、先知（希伯莱模式）、哲学家（希腊模式）──都是如此悲哀和这般骄傲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精神人物”简称为“无奈者”。

人之至境，既不是来自悲哀，也不是来自骄傲；而是得自悲哀与骄傲的交合：悲哀中的骄傲；骄傲中的悲哀！这就是“无为”的古意？

013

支持文天祥的肯定是一种童年时代被植入的道义性，所谓“深刻”，不妨理解为“生命早期的刻入”。以文天祥的聪颖、明智及其生存状态上的放达，本该明了“死去原知万事空”，既然如此又何必执著，以生命代价去博得一点死后的虚名呢？何不学习百万汉奸、亿万顺民，一起走下首阳山，用“皇军万岁”的夹道欢迎，热烈迎接忽必烈的人民军队呢？那么，该如何解释“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呢？

我以为，那种道义性与牺牲精神，是文天祥之“晚年的理性”为“早年的非理性”所作的诠释，是“早期深刻的道义性”在为自己没落的黄昏所寻求的一种支援意识；而不是类似“大无畏的唯物主义者”们为自己计算好的“故名钓誉的行为”。

014

亚当·斯密说：“科学是对狂言最好的解毒剂”。但他没有说，科学的狂热和科学的狂言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被评价为恶德的那些玩艺儿，诸如忘恩负义、得寸进尺、喜新厌旧、投机背叛、不择手段、贪得无厌……实际上在人的文明甚至人类本身诞生之前就存在了。这种生物世界的奥秘，看来不是人和文明所能消灭的。正如枝叶对根部是无能为力的，根部对土壤也是如此。

人越老，体验到的恐怖和绝望乃致濒死的感觉也就越多。人因而变得更胆怯、更明智、更富于自制力。除非，这位老人是怀有某种深刻信念的人，如文天祥或基督教的使徒保罗，他们不再回顾失败，而是一心仰望迟早的胜利，所以变得一往无前。

015

民主主义的领袖们并不具有民主主义的暴民所具有的那种蛮勇，而更多自保性与散漫性。所以当危机来临时，就作鸟兽散了。他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责任感，这种牺牲精神原是尼采所谓“主人道德”、“贵族性征”的标志。

016

人是一种经常会“心痛”或是“心痒”的生灵。所以，各色人等、各位个性的人实际上都在不约而同地追求“自己的麻醉剂”，以便止疼，以便在“过度的醒觉”面前后退。对饥饿的人来说，食物是一种麻醉剂。对情种或色狼而言，性伴侣就是麻醉剂；而贫贱之人则视金钱、权位为人生最大的慰藉（还是麻药！）。对复杂的头脑，穷凶极恶的高智能活动是何等快乐呀。而诗人的痛苦，则须写作来镇定。

有不同的人，所以便需要不同的麻醉剂，传教士追求上帝与天国，嬉皮士追求流浪与海洛因。而在不同的空气（“文化”）中，同一种麻药的效力也会发生变化的！不同的文化选择不同的麻药。信仰是救治“心痛”或是“心痒” 的良药。

017

绝大多数的欲望，都附属于一个器官。如食欲附属于胃，性欲附属于生殖系统。温暖欲附属于皮肤，安全欲附属于眼睛和耳朵。追求声誉的欲望附属于脑部。只有占有欲是不属于肉体的，它完全是一种心性之欲。占有欲的这一抽象特性，决定了它既是最高贵的，也注定了它是最为自我折磨的──因为它的走向是没有边界的；这种不断破坏领地现状的领地意志，不是一种自我折磨又是什么？它的最大愿望，就是攫取那攫取不到的对象，从而陷入超脱不了的“魔道”。

018

不论是《旧约》中的先知还是《新约》中的使徒，为了信守他们与上帝达成的协约，为了在精神世界中采取主动的攻势，就不期而同地在世俗生活中采取了被动的守势。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真是“不像一个男子”！仿佛是些第三性的、无性的人物。这正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中所分析的那种“僧侣型人格”。他们与顶天立地男子汉式的“贵族型人格”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恰是世俗生活的宠儿和征服者……贵族是女性世界的征服者，僧侣是女性世界所拒绝的。所以，管理世界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贵族型人格的身上，但指导世界和创造历史的任务，却得由僧侣型人格来负荷。

先知啊，你的含义是孤独，所以你必须学会孤独。为了一个巨大的悬念，为了一次百年不遇的奇迹，为了一个民族的生死，你必须安贫乐道，信守你早已立下的誓言。

019

女性世界，这是与精神世界对立的世俗生活世界，尽管女子中也不乏颇富才具的“才女”，但任何才女都不可能像男子那样，懂得“摒绝爱情”这一至要性。多数女子从未有过这一经历：为了信念而拒绝世俗生活的诱惑。因为信念乃是“领地意识”的产物；而领地意识则是雄性的特点。


1990年初黑沉沉的除夕夜，零点时分

摘自：

五色海：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意识形态
Ideologies in the Third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1975年——1995年
（谢选骏全集第四集）
第五卷
中心黄色──思想太极
天人之际──超理神秘感

开篇
一、生命之谷
二、论本体
三、论圣人
四、真的作者
五、当代游魂
六、论梦想
七、论爱情
八、论翻译
九、论革命

第一章 思想的性格
第二章 英雄时代
第三章 文化运动
第四章 理解与对话
第五章 拷问《传道书》
第六章 生命与自由的还原
第七章 梦想与现实的妥协
第八章 天人之际的气韵
第九章 太极之神

结语
一、三个“人”
二、解脱论
三、两种解脱
四、婴孩的力量
五、出殡的生命
六、再论解脱
七、文明也要排泄
八、和平之死
九、年轻的命运

《五色海》总后记：原谅在此写下的一切

谢选骏：刘晓波与虎谋皮

《赵紫阳秘书鲍彤被公安登门禁言 涉刘晓波》（2017-06-29 自由亚洲）说：

在海内外强烈关注下，中国司法部召集美、德、欧盟外交官，称刘晓波因病情严重，不适宜出国治病。西方外交官就刘晓波的境遇提出三点要求。同一天，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被公安警告，禁止发表与刘晓波有关的言论。刘晓波的朋友周舵则被公安带走“旅游”。
据社交网站推特消息称，中国司法部的一位副部长于6月29日上午，在北京召见美国、德国及欧盟外交官，并通报刘晓波现正接受“最好的治疗”，家人满意；刘晓波因病情不能移动，家人同意当前的治理方案。西方外交官则向中方官员提出三点要求：一，让刘晓波家人与外界自由联系；二，让刘晓波和家人自由选择医院；三，允许外国医生为刘晓波诊治。这位副部长回答称“他不能决定”。

北京一位不愿意公开个人身份的学者当天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司法部官员称，刘晓波癌细胞扩散，不能承受长途旅行，因此无法出国治疗。与此同时，海外博讯网发布刘晓波在监狱的一段视频引起网民热议。民众质疑这段相信是由中国官方提供的视频，是在选择性提供刘晓波在狱中的情况，以为中共宣传效劳。
刘晓波的一位友人对本台记者说，他反复看了官方发出的这个“博讯视频”，认为中国有关部门在为自己洗刷罪责：“当然是官方放出来的，而且放给了博讯中文网站。（监狱医生）问他（刘晓波）肝怎么样？他回答说‘20多年了，肝不好’。这明显说中国政府和监狱管理局在推卸耽误了对刘晓波的治疗、而且把刘晓波关押成肝癌晚期的病人，甚至肿瘤破裂、生命垂危这种法律责任”。
29日下午四点许，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被多名公安登门警告，称不得发表与刘晓波有关的文章及言论，不得接受记者采访，还称这是上级命令。
1989年6月4日凌晨，曾与刘晓波、侯德健及高新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一起最后撤离的“广场绝食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对本台记者记者表示，刘晓波的病情不应由官方宣布，应由第三方中立机构提供。他呼吁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立场，批准刘晓波赴美国治病：“应该由第三方的中立机构去核实（官方视频）事实。政府说的话和我们说的都可能有片面因素。中国政府应出于人道主义立场，批准刘晓波赴美治疗”。
周舵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刘晓波曾试图“颠覆”中共政权，现在他在冤狱中身患肝癌，并且已经发展到晚期，让其出国治疗是唯一的选项。他认为刘晓波为了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而身陷囹圄。他说：“就是和平、渐进的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12项24个字，其中就有自由和民主，这怎么就成了颠覆国家政权了呢？”。
香港出版商鲍朴表示，有关刘晓波的视频无非是当局企图表明他们没有虐待刘晓波，其肝癌晚期不是当局的责任。实际上，一段掐头去尾，没旁白、没说明、没时间信息的视频，不具有任何说服力，结果肯定是更遭人痛恨。

加拿大的“万维读者网”就上述动态进行问答评论解释说：

yuan2 提问：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被公安警告，禁止发表与刘晓波有关的言论。刘晓波的朋友周舵则被公安带走“旅游”。”很想知道，这是依据中国的哪一条法律？

qntyoex回答：
2003年，“欧美未经联合国授权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很想知道，这是依据国际法的哪一条法律？还有就是：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在号称“言论自由”的国家怎么都不敢公开全部细节呢？最后，随便找几个替罪羊搪塞了事。狼吃羊，还需要找“依据”吗？

谢选骏指出：根据加拿大的“万维读者网”的上述问答，刘晓波就是萨达姆侯赛因，这还不仅仅因为“刘晓波的和平发表意见与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动员是一样的”，而且因为他们都是“狼吃羊”的对象。

那么，上述看法代表了什么逻辑呢？代表了“战争状态的逻辑”。根据这种逻辑，“欧美未经联合国授权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军虐待伊拉克属于战争行为，共产党中国政府镇压刘晓波也是战争行为。这一逻辑依据的事实，就是中国大陆尚未脱离战争状态，就像1987年“解严”之前的台湾一样。——谢谢躲藏在加拿大的“万维读者网”，解除了大家心中对刘晓波一案的种种疑惑。

正如谢选骏在《辛亥革命百年透视——现代南北朝的曙光》（A Perspective 100 Years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一书中指出的，中国的内战尚未结束。所以任何异议，在共产党看来都是挑衅和宣战，都是颠覆其国家政权的战争行为，需要用扫荡、屠杀、虐俘、监禁、劳改等极端手段予以解决。

现在中国大陆所推行的“法制”，不是民法也不是刑法，而是军法审判。

而且，这还不是欧美意义的军法审判，而是中国特色的军法审判：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只要长官一声令下，千百万人头就可以落地。后来通过“拨乱反正”，共产党信誓旦旦地要废除这种做法，但是由于其军事政权的本质没有改变，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屠杀又重复了这一模式。

“前30年（1949—1979）年和后30年（1979年—2009年）互不否定”，这并不矛盾，因为两个30年都是军事管制的30年，迄今没有脱离孙中山所倡导的“军政时期”。

大众不清楚这一点，精英假装不知道这一点，想和军政权讲道理，那不是与虎谋皮吗？

百度百科说：

与虎谋皮，读音 yǔ hǔ móu pí，释义同老虎商量，要剥下它的皮。比喻所谋之事有害于对方的切身利益，终难达到目的。后多指跟恶人商量，要他牺牲自己的利益，一定办不到。本作“与狐谋皮”。语出孙中山 《大亚洲主义》：“要请在亚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 续范亭《学习漫谈》：“现在想起来，实际上是做了三十年与虎谋皮的事，几乎被虎吃了。”

成语解释
【汉字】与虎谋皮
【拼音】 yǔ hǔ móu pí
【英译】doomed petition like asking a tiger for its hide
【解释】比喻所谋之事有害于对方的切身利益，终难达到目的。

成语典故
【出处】《太平御览》卷二○八引《符子》：“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
释义
与老虎商量，要谋取它的皮。本作“与狐谋皮”。比喻跟所谋求的对象有利害冲突，一定不能成功。现多用来形容跟恶人商量，要他牺牲自己的利益，一定办不到。
示例
续范亭《学习漫谈》：“实际上是做了三十年～的事，几乎被虎吃了。”
造句示范
1 你和他合作，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不会有什么发展的。
2 要日本帝国主义放弃侵华野心，无异于与虎谋皮。
故事
鲁国的国君想让孔子担任司寇，但群臣均反对，一时拿不定主意，打算跟大臣们商量一下再做决定，正好遇上了左丘明，定公问他：“我想孔子担任司寇，你看要不要和大臣商量一下？”丘明回答：“孔丘是当今公认的圣人，圣人担任官职，其他人就得离开官位，您与那些因此事而可能离开官位的人去商议，能有什么结果呢？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周朝时有一个人非常喜欢穿皮衣服，还爱吃精美的饭食。他打算缝制一件价值昂贵的狐狸皮袍子，于是就与狐狸商量说：‘把你们的毛皮送给我几张吧。’狐狸一听，全逃到山林里去了。他又想用肥美的羊肉祭祀，于是去找羊说：‘请帮帮我的忙，把你们的肉割下二斤，我准备祭祀。’没等他说完，羊就吓得狂呼乱叫，互相报信，一齐钻进树林里藏了起来。这样，那人十年也没缝成一件狐狸皮袍子，五年也没办成一次祭祀。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就在于他找错了商议的对象！你现在打算让孔丘当司寇，却与那些因此而辞官的人商议，这不是与狐谋皮，与羊要肉吗？二者有何不同？”
出处《太平御览》卷二0八引《符子》

词语辨析
【语法】偏正式；作谓语、宾语、定语；含贬义
【近义词】海中捞月、枉费心机、水中捞月
【反义词】行之有效、立竿见影
灯谜
灯谜界将灯谜命题创作称之为“与虎谋皮”，即按照选定的谜底和谜目，配制谜面。因为灯谜又称“灯虎”、“文虎”，简称“虎”，谜面自然就是“虎皮”了。台湾灯谜界将与虎谋皮称为“函部”，意思完全一样。
周朝时，有个人爱胡思乱想。
有一次，他想得到一件狐皮袍子。于是他进城去店铺挑选。店里货色不少，可是价格昂贵。他垂头丧气地离开店铺，因为他拿不出这许多钱。忽然，他突发奇想，连忙出城直奔山林。他找到了狐狸，求狐狸送他一张狐皮。狐狸听后拔腿就逃，带着全家藏进深山。这个呆子不死心，又去捉羊讨肉吃。羊立刻大呼小叫，领着羊群躲到山坳去了。结果，这个呆子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成语“与虎谋皮”由“与狐谋皮”演化而来。比喻向坏人索取，枉费心机。

谢选骏指出：刘晓波与虎谋皮，能不死吗？中国不是东欧苏联——因为后者的内战状态早就在1940年代就结束了，所以《08宪章》就没有办法得到《77宪章》那样的机会。虽然有了“诺贝尔和平奖”，但那张支票在军事机器面前是弱不禁风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奢侈品，对中国还太遥远！中国首先需要的是日用品：结束战争状态、解除军事管制。孙中山固然有100个不是，但他的 《大亚洲主义》的这句话被事实证明是千真万确的：“要请在亚洲的欧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们的权利，那就像与虎谋皮，一定是做不到的。” 苏联人就是“在亚洲的欧洲人”的先锋队，尽管里面杂了许多突厥、蒙古的种。

谢选骏：张学良的特务生涯改写了历史

杨奎松《张学良加入中共之谜》一文指出：

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特区警务处长米春霖接到密报，指称“苏联将在哈尔滨领事馆召开远东党员大会”。

这就解开了一个谜团——张学良是中共党员吗？

关于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最权威的说法，来自于阎明复。而阎明复的这一说法，又来自于另外两人。一为前东北军将领，后来成为中共将领的吕正操。据阎回忆，他受命参加了张学良的葬礼之后去看望同样年事已高的吕正操，是吕说了一句：“张汉公是共产党员。”一为前东北籍大学生，后主持过东北军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据他回忆，宋黎说过，当年宋曾特别就此问题请教过西安事变前和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叶剑英，说“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宋说他已把叶帅谈话内容记录下来，装进保险箱，准备死后再拿出来交给中共中央。但是，阎的回忆文章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他说他在1995年夏天去过苏共档案馆，偶然发现了1936年12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电文内容就是关于中共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里去扩大自己的队伍，而不应当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党。他紧接着强调：“以后的事态表明，尽管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反对张学良入党，中共中央仍决定发展他入党。”在这里，阎所“发现”的电文内容，与莫斯科1986年就已经公开的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政治指示电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共产国际是否在12月初又再度就此致电中共中央颇让人怀疑，会不会阎“发展”的就是8月15日政治指示电？而其后所谓“以后的事态表明”如何如何，逻辑上更不能成立。因为，共产国际8月15日政治指示电已经明确否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希望吸收张学良入党的提议，如果中共中央真有“仍决定发展他入党”的措施，也应当是在8月政治指示电到达之后，而断不致拖到12月初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反对之后。何况，此时距离西安事变的发生不过几天时间，叶剑英等有资格将此一决定告知张学良的中共代表也不在西安，如何实现此一“发展”？当然，阎文对于中共中央是否真的发展了张学良，也不能肯定。他的说法是：“现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决定，有没有通知张学良本人？叶帅同宋黎的谈话记录将会揭开这个‘谜’。”

寄希望于当事人之一的叶帅的回忆，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第一，现在还没有人看到过宋黎的这一记录；第二，我们也很难确保宋黎的转述不会与叶帅叙述的原意有所出入；第三，就证据而言，任何回忆，都必须要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加以印证才比较可靠，而目前仅存的三件可以反映张学良入党问题的文献资料，都还不能支持上述说法。1936年6月30日刘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只提到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7月2日洛甫代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也只提到我们“将来拟许其入党”；8月15日共产国际政治指示电，也只是说明：对“你们关于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我们感到特别不安”，强调“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等。

有学者说，在共产国际回电之前，张学良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已有电报开始以“同志”相称，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关系已进到组织关系的程度，这种说法更不能成立。不错，7月3日张学良有信称周恩来为“同志”，强调此间必须有6个月准备工夫；8月9日毛泽东等也有信称张学良为“同志”，并肯定“八个月来的政治关系，证明了你我之间的完全一致”。但以“同志”相称，即使在当时也并非就是共产党人之间的一种专利，它充其量只能表明双方之间进一步的信任，何况，双方之间的来往信件，直到西安事变，更多的也还是在使用“兄”的称呼。这和共产党人之间内部通信的习惯也不尽相合。

有位作家推测说，共产国际回电距离中共中央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的7月1日。已过去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中，张学良与中共中央联系密切，商量了许多大事。因此，以当时的境况，是不可能拖到一个半月后再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去答复张学良的，也不可能在作决定让张学良入党之后，又劝其退党。因此，他的结论是，张学良肯定已经被正式发展入党。此说显然不仅读丢了张闻天7月2日电中那个“拟”字，而且对7-8月间张学良与中共中央之间关系复杂微妙的情况毫无了解。而更重要的在于，他甚至不清楚当时中共中央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张学良发生关系的。他不知道。吸收张学良入党问题高度机密，断难通过电报转达，非有专人前往西安向张学良传达中共中央的正式决定并履行适当的形式不可。此时，唯一得到中央指派准备前往西安且能够担此重任者，只有叶剑英，而叶却到10月初才得以到达西安。至于说张6月30日提出要求入党，7月3日就获知中共决定，然后即对中共领导人改称“同志”，在时间上也说不通。这更足以说明，“同志”之称不可以用来证明张与中共的组织关系。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呢？即中共中央于7月2日告诉共产国际，他们尚未正式决定吸收张学良入党，但“将来拟许其入党”；而事实上，他们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有意接受张学良入党；只是因为张的身份太过特殊，为稳妥起见，才对共产国际把话说得比较委婉，以试探后者的反应。毫无疑问，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甚至，我们也可以猜测，因为叶剑英还不具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共产国际来电前，他已受命前往西安，已经了解了中共中央对此事的态度，然而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政治指示电，因为担心拒绝吸收张入党可能对红军与东北军的统战关系造成十分不利的后果，故未能就拒绝吸收张学良入党问题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叶因此在由陕北动身前往西安时也并未得到确切的拒绝吸收张入党的指示。就我而言，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未必一定是不存在的。但问题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由于共产国际是中共中央的上级指导机关，且这时的中共中央和红军要想根本改变自身危险处境和取得苏联援助，也必须要指望共产国际的支持与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当共产国际明确表态反对吸收张学良入党时，以留苏学生为主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很难阳奉阴违，抗命不遵，擅自秘密接受张学良入党。可为有力佐证的如中共中央此后发展新疆统治者盛世才的例子。盛世才因为治疆以来即奉行亲苏政策，一直颇得苏方好感。故当其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要求时，中共中央准备接受盛世才的要求。不过，在征求共产国际意见时，共产国际同样表示反对。

当然，不论张学良入党问题之谜能否彻底揭开，我都不认为“历史即将改写”的说法可以成立。这是因为，即使中共中央具体实施了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行动，张学良也得知了这一决定，它也不能改变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实质。即张学良至多不过是一个所谓的“特殊党员”，而非一般意义的共产党员。事实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依旧采取的是毛泽东2月间“依据实力原则”提出的，一旦双方共同行动，“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的方针，公开奉行以张为首的政策。在整个西安事变策划和实行的过程中，张学良也依旧是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的意志行事，并不受中共中央的指挥。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事变结束，张学良被囚之后，尽管身陷囹圄，命运未卜，他第一位考虑的仍旧是东北军的前途问题，生恐东北军继续与红军保持统战关系，会造成难以预测的严重后果。故他明确建议蒋介石把东北军尽快调离陕甘地区，脱离中共与红军。由上不难了解，不论是从中共中央的角度，还是从张学良的角度，张学良入党与否，都不可能改变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本质。

谢选骏指出：“权威来源”已经证明，张学良确系“地下党员”，也就是所谓的“共产党特务”，而且，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小特务，而是改写了历史的特殊大特务。至于上文断言“不论张学良入党问题之谜能否彻底揭开，我都不认为‘历史即将改写’的说法可以成立”……其实是作者杨奎松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预防针”。这可能因为他的出于党性原则，十分害怕揭开历史的真相，害怕对面这样一个后果：原来中国共产党利用抗战所获得的内战胜利，只是共产国际阴谋颠覆中国的硕大成果，而不是虚假的“中国人民的选择”。尤其要紧的是，这样一个偶然的苏联阴谋的产物，注定了只是中国历史的昙花一现，而不可能持久把持未来中国的命运！更加何况，共产党中国的“祖国苏联”已经瓦解多年了，且被俄罗斯人自己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难道，黄俄汉人可以像土耳其人归顺回教那样，成为“第三国际”的永久备胎吗？

谢选骏：张学良的毒瘾和党性

网文《千古罪人张学良究竟无耻在哪里？》说：

【1】虎父犬子

人们常说，“虎父无犬子”，但事实往往是：虎父出犬子。例如纸上谈兵葬送赵国精锐40余万的赵括；例如乐不思蜀拱手出降的刘禅；再例如，一枪不发丢弃乃父张作霖苦心经营几十年、拥有百万雄兵、千万百姓、无数兵工厂军火库乃至飞机野炮装甲车之东三省的张学良。
虎父出犬子的原因，在于虎父忙于征战，疏于教导犬子，犬子养尊处优，不知人间疾苦，骄娇为气酒色为友，空有虎父营就的舞台，并无腾挪舒展的功夫，自然变成败家子。“少帅”流连于北平的酒场舞会中，正所谓“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于温柔乡中乐不思东北，兼之“少帅”是个吸毒鬼，每日“鸦片枪在手、快活似神仙”，欲这样的人抗日爱国，不亦难乎！
张作霖在民族气节上是铁了心的，对苏俄毛子毫不退让，对日本人的手段也是软硬不吃。日本军部曾经研判：若与张作霖的剽悍善战之东北军开战，以张作霖的智谋军术，日军没有必胜速胜之把握，而一旦战事胶着，东北军得到全国支持，则日军就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也一直想解决张作霖。但是最终，却由更恨张作霖的苏俄，派出红色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而该红色特工，由此而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
昏君上台，总要先杀几个先王忠臣以“树威”，但那还是江山稳固之际。张学良一接班，即面对日本关东军（驻朝鲜）的随时入侵，面对苏俄长期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竟擅杀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老臣，以巩固权力，这不仅失掉了自己最重要的军政支撑，更令东北军将士寒心。
杨宇霆出身日本士官军校，雄才伟略，爱国之心强烈，不仅是张作霖最信任的托孤之臣，长期担任东北军军师（总参议），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最高，为张作霖打江山乃至入关执政立下汗马功劳，更是张作霖被炸死后迅速稳定局势，扶持张学良继位、并促成南北统一东北易帜的最关键人物，而杨事后为免张学良忌恨，已经辞去一切职务，清廉自守。而常荫槐，被东北人看做是“最能干的人才”，作为黑龙江省长、交通总长，常荫槐主持修造了打通、奉海、北宁铁路，维护了东北的路权，瓦解了苏俄中东日本满铁的垄断，更设立10万山林警察，配置进口武器，遏制了苏俄日本的侵略渗透！
在被杀害当天，杨宇霆常荫槐是找张学良汇报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收回路权、维护民族利益！两人均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大功臣，最为日本和苏俄忌恨！张学良却无耻地将他们杀害！在被命令捏造杨常罪状时，帅府秘书长郑谦愤怒质问张学良：“咋干这种事呢？！”张学良无言以对，三天后又把郑谦秘密杀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张学良如此自毁长城，东北不待日本苏俄侵略，已不可守！张作霖虽然出身土匪，但归顺朝廷后尚无滥杀恶行，对兄弟同甘共苦，张学良如此大逆不道，张作霖在天有灵，必当痛心。
张学良上台时，关内的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曾按照杨宇霆等老臣的意见，由杨宇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使北伐军师出无名，也顺应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借此将自己的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介石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局，有所顾忌。
但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军阀派系，没有哪个能真正服从中央调度指挥的，北洋政府时期如此，国民政府时期也不例外。盘踞广西一隅的李宗仁、白崇禧尚且跟蒋介石的“中央”内耗了近三十年之久，何况拥兵自重的新“东北王”张学良与刚刚组建内忧外患的南京国民政府。新军阀对中央的态度，一是拼命“索取”，从官职到地盘到金钱到军火；二是拼命“自保”，拒绝缩编拒绝改组拒绝作战拒绝支援；三是拼命“欺骗”，以少报多冒领军饷，以多报少力图扩张，口号动听拒绝实行，争功踊跃遇过推诿。张学良便是这样一个新军阀。

【2】不抵抗将军

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9.18”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进口步枪12万支、机枪4000挺、大炮3000门、坦克26辆、飞机260架、兵工厂一座、弹药被服粮草均堆积如山），屠杀我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
日军缴获东北军军工厂！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128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9.18不抵抗的耻辱。故贼势益张，贼胆益壮，日本军少壮派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如果不是在随后入侵上海的战争中，国军拼死抵抗，让日本军方四易其帅，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大戏就早就上演了。
然而，张学良却乘机对百废待兴的国民政府用了第一种态度——“索取”，索要天文数字的巨额军火粮食，完全暴露了丑恶的军阀嘴脸。此后，张用了第二种态度——“自保”。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表示：“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无耻地说：“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事！”汪精卫要求张学良辞职谢罪，张学良拒绝；汪精卫伤心至极，飞回南京后，立即宣布引咎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出国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共同谢罪国人！
但蒋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张学良走投无路投靠日本人，于是在免去张学良军职之后，又给了张学良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中，他开始用第三种态度了——“欺骗”，张学良装出委屈状，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张学良拒绝执行。其实，如果蒋介石此时能实行守土问责，逮捕法办张学良，处以极刑，不仅可严明军纪国法，避免之后汤玉麟、韩复渠之类的大小军阀避战失地，更能唤起广大国民抗日勇气和决心，不至于后来造成那么多令人遗憾的灾难。
1932年，民国最好的军阀、以“四不”（不发财不纳妾不做督军不住租界）出名的吴佩孚，也专程赶到北平，责问张学良为何9.18不抵抗，为何不出兵关外收复失地？吴佩孚怒斥：“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
一个鲜明的对比，便是9.18事变后，张大军阀手下的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曾多次向张学良请战：“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横行东北的小鬼子！”张不允，马占山仍然喊出：“日军欲占黑龙江，就让它以血来换！”马占山领导几百官兵组织了江桥血战，坚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头痛击，后一直在东北游击抗战达14年之久，坚忍到了抗战胜利，至今日本关东军老兵，提起他的名字就怕。
无独有偶，还有坚守山海关对日反击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旅；还有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反击七万日本海陆军精锐，坚守数月，迫其四易主帅；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宋哲元三十九军；一些小小的地方军阀，尚且有如此的民族气节，堂堂正正的被某些人称为“爱国将领”的张“东北王”，居然就一枪不发屁滚尿流地窜回关内。守土者皆有责，掌军者皆须保家卫国，别说中央没有“绝对不抵抗”的电文，即便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也许是当时纵情声色酗酒吸毒的少帅毒瘾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瘾君子为讨一时毒欲之满足，连灵魂肉体父母妻女都可出卖，遑论其它。

【3】西安兵变

从结果上看，1936年的西安事变的确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从动机上讲，张学良逮捕蒋介石，枪杀多名军政人员，绝对不是为了“抗日”。
事实上，在军变之前，张学良的真实想法是联合杨虎城，与延安结盟，从而得到苏俄的大力支持，以西北割据为第一步，再进而控制全中国。1936年12月，自任西北剿匪总指挥的蒋介石在张学良蓄谋已久的力邀下飞抵西安，决定在全面抗日前，彻底安定国内。这个消息，对于同任副总指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来说，是个好消息，把蒋介石抓捕杀掉。
早在张学良动手杀害杨宇霆、常荫槐将军之前，东北名宿孙烈臣就曾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纨绔子弟无情谊，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竟然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
1990年代，报刊上曾经公开揭露：张学良要联合杨虎城以及延安红军，组建“西北联合军团”，建立以张学良为首、以西安为“西京”的“西北联合政府”，并非为了抗日。苏俄考虑的永远都是自己的利益。张学良、杨虎城和延安建立“西北联军”和“西北联合政府”，可以帮助苏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国的利益。可是，一旦捉蒋杀蒋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一旦失去公认的领袖，必将四分五裂，无力抵抗日军，不是迅速被击败，就是建立亲日的政府。这样日本必将开始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之久的征服苏俄之旅，日本残忍的731部队的人体试验，有相当分量的冻伤实验，就是为进军远东做准备的。
西安军变之后，全国舆论一片谴责，民众到处游行抗议，而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协。而最让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苏俄的坚决反对。苏俄担心一旦中国分裂，日本侵略中国成功，几百万日军必将扑向苏俄远东。所以斯大林立即亲自拟电命令毛泽东：绝不容许杀蒋。并且斯大林明确指示：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西安军事暴乱仅仅一天后，12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社论，将“西安事变”直接定性为“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苏俄政府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直接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所以，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西安事变得到解决。张学良不得不采取到南京请罪的方式，试图避免追究，保存东北军的势力。

【4】汉奸群生

尽管张学良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宽大，东北军没有被裁撤，然而东北军因西安事变而发生了裂变，张学良的全部6个军，纷纷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投诚，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从此，世上再无东北军这个耻辱的名字。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是一样，其最信任的部下冯钦哉带一个师2万人投靠中央，之后西安警戒旅又有两个团投靠中央，西北军也就此消失。
而当年积极支持搞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头号智囊、东北军总参议鲍文樾，抗战刚刚开始，就可耻地直接投降日寇，担任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河南省省长等高官，是著名的大汉奸之一。亲自抓捕蒋介石的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久以及应德田、苗剑秋等号称“东北军最支持联共抗日的人”，也是“对张学良最忠心的人”，却是东北军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汉奸的人，孙“因功”升任伪政权山东保安副司令，应担任伪政权河南教育厅长，而苗这个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人，直接移民日本。伪军中最高层的孙良诚、吴化文、白凤翔、李守信等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敌。
蒋介石的中央军，却从无大规模投敌的记录，甚至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主动投敌，相反有两百多名将军血洒抗日战场。
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曾经多次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为此他在基督教中寻求灵魂的救赎，也一直拒绝回到中国大陆，尽管他在大陆被吹颂成“伟大的爱国将领”。在蒋经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1980年代的张学良——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呀，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

谢选骏指出：张学良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吸毒者。他的许多行为都是毒瘾发作的体现。与此同时，张学良还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共产党员，他的许多行为都是共产党党性的发作。他的矛盾，就是一个土匪二代的矛盾，既想花天酒地苟且偷生，又不得不执行苏联老大的任务和命令。在某种程度上，蒋经国也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二人才能臭味相投，可以抱头痛哭。

谢选骏：黑死病与虚无主义

网文《黑死病的故事》（黑死病 影评）说：

过去两千年里，三场大规模的鼠疫给世界带来了任何一场战乱或传染病都无法比拟的空前绝后的社会和经济动荡。

第一场鼠疫（542到543年间）发生在还是东罗马帝国都城的君士坦丁堡，它打破了查士丁尼一世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

第二场鼠疫肇始于1346年。截至到1352年鼠疫消退，它让中古时代的欧洲和中东的人口在极短时间内从一亿减少到八千万。这场被后世称作“黑死病（Black Death）”、“大灭绝（Great Dying）”或“大瘟疫（Great Pestilence）”的浩劫给从公元前5000年开始的地球人口长期增长的进程横切了一刀，其造成的人口损失要一百五十年才得以恢复。有学者认为这就是马尔萨斯预言中所说的大自然的调节机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大瘟疫不仅是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因素，更是打破马尔萨斯僵局的一个外生因素，为欧洲社会格局沿着全新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契机。

中古时代的人们对瘟疫的传染性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它的成因却一无所知。多数人仍相信它是由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中一些不干净的成分引起的。今天，黑死病肆虐世界的六百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第二场大瘟疫是由第一场瘟疫（查士丁尼瘟疫）中残留下来的微生物源引起的。这些微生物源由西向东传播，在局部地区被保存下来，寄生在野鼠、旱獭和黑鼠等生活在中亚广大高原上的啮齿类动物身上。感染上瘟疫的老鼠们跟随沙漠旅行商队，沿着贯穿亚洲和地中海的丝绸之路，从中亚里海被带到了克里米亚半岛。在克里米亚，它们登上货船，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把瘟疫撒播到污秽肮脏、人口聚居的城市。

著名的“彩衣吹笛人（Pied Piper of Hamelin）”的传说很可能就是源自遭鼠疫重创的德国城镇。相传1284年6月26日，德国城镇哈莫尔恩正值老鼠泛滥。一位吹笛人来到这里并答应帮城里人驱逐这些老鼠，报酬是一千枚金币。他用美妙的笛声将老鼠们催眠，把它们领到河边，老鼠们便排着长队乖乖地自投河中。事后镇长却食言，只给了吹笛手五十枚金币，还嘲笑他异想天开。吹笛手脸色一沉，再次吹起了他的魔笛，这回被催眠的不是老鼠，而是全镇的孩子们。吹笛手把孩子们领进了山脚下的一个山洞，从此就消失了。19世纪格林兄弟把这个传说写成了童话，还给它赋予了一层寓意：邪恶专门降临在不遵守诺言的人的身上。（谢选骏指出：这种诅咒可能促进了欧洲信用制度的兴起。）

黑死病和佛罗伦萨这座城市联系密切，这是因为佛罗伦萨在那些年里遭受了最沉重的打击，因此黑死病有时也称“佛罗伦萨瘟疫”。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乔万尼?薄伽丘目睹了当时的情形：“鼻血是死亡的前兆；男人和女人先是在大腿内侧和腋下生出无名的肿块，有的像苹果和鸡蛋一样大……肿块从这两处地方蔓延到全身；然后出现黑色斑点，尤其是手臂和大腿上，密密麻麻；几乎所有出现症状的人三日内必死，侥幸活着的人聚集到安全的房子里，把自己关起来，小心翼翼地苟活。”瘟疫的传染性使人们相信唯一安全的措施是与病者完全隔绝。病者固然是传染源，但人们并不明白真正的罪魁是他们身上的微生物；知识的匮乏使当时简陋的公共卫生措施如扬汤止沸一般无效。1374年威尼斯共和国命令所有即将靠岸的船只被拴在岸边，船员连同货物一起要在海上滞留四十天，以避免瘟疫的传入。“四十”的意大利语是quaranta，英语中的“隔离(quarantine)”即由此演变而来。不久，全欧的港口都效法威尼斯，“隔离”政策被推而广之，却无法阻挡瘟疫的大举入侵，原来老鼠们是沿着拴船的绳索上的岸。由士兵们组成的防疫封锁线（cordon sanitaire）严格限制着人们在城里的活动路线和范围，某种程度上控制了瘟疫的传播。然而，有成员染病的家庭常常被困在房子里不得外出，导致原本健康的家庭成员也被殃及，因此死者数目有增无减。相比之下，更有效的措施包括焚烧死者的病衣和被褥，将死者掩埋并喷洒碱液。可悲的是，公众对疾病的无知致使不少外乡人成了散播瘟疫的替罪羔羊，这之中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对犹太人的怪罪和大规模迫害。黑死病还给欧洲的社会和宗教面貌带来了变革：采邑制度开始衰落，劳动阶层的流动性增强，商人和工匠们的地位提高，从而促进了行会的建立；同时，罗马天主教廷在灾难降临时的束手无力使其在人心中的权威开始动摇，民众对基督教信仰开始失去信心。十四世纪这场鼠疫的可怖情景被生动地记录在一大批艺术作品里，如尼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的《死神之凯旋》，薄伽丘的故事集《十日谈》，和加谬的小说《鼠疫》，更有二十世纪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的《第七封印》。

这场黑死病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在欧洲大陆销声匿迹。1347年到1722年之间，瘟疫在欧洲间歇性地流行过数次，这些都是在没有通过商队传播的情况下爆发的。在英格兰岛，1361到1480年间每隔二到五年瘟疫就要肆虐一次。1630年米兰有一半的人口陨灭在瘟疫中。1656年和1720年，瘟疫分别消灭了热那亚人口的60%和马赛人口的30%。

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鼠疫发生在1860年代太平天国时期的中国云南。战乱造成的人口流动使瘟疫传播到中国东南沿海，并搭载着先进的远洋轮船，迅速地扩散到世界各地。这第三场鼠疫的杀伤力造成了约两亿人遇难。

现在我们来聚焦黑死病，具体看一下这场浩劫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

十二世纪初叶，欧洲人口在黑暗时代达到稳定数量之后便开始加速增长。曾经导致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当时低下的生产力，低效的收割，和随时可能发生的饥荒。新的农作物的引进，风力资源和水力资源的开发，马轭和铧式犁等技术的应用，都大大刺激了农业的发展。货币的使用取代了原始的易货贸易，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城镇的形成，人口也随之增长并聚集。但是到了13世纪，欧洲的气候突然趋向于阴冷，农业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使得这一百年里各地的饥荒频仍，结果就是贫穷与饥饿包围着每一个拥挤肮脏的城镇。城里人每天和大黑老鼠生活在一起是司空见惯的事；不仅如此，在往来于城市的货船上人和老鼠也是近距离接触；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老鼠。这些黑鼠是瘟疫最易侵袭的对象，当它们死后，船上的人类就自然成了下一个侵袭目标。

直到不久以前，根据阿拉伯语文献，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黑死病最初起源于里海以东地区，蒙古的东部，云南或西藏。但较新的研究指出，1330和1340年代有关中国疫情的文献记载中对疾病的描述过于模糊，不足以将其确定为鼠疫，此外还缺少印度同一时期有关瘟疫的可靠文献，所以要确定黑死病真实的发源地和传播线路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古代中国和蒙古的资料。不过，已知最早的有关这场瘟疫的确凿证据将黑死病的爆发锁定在1346年的蒙古金帐汗国，今天里海的北部和西部。这场鼠疫向西的传播路线是非常清楚的。它于1346年冬天到达克里米亚，从那里开始了两个巨大的圆形路线。其中一只路线以逆时针方向，朝着南方和东方挺进。这一路鼠疫于1347年秋天抵达埃及，沿尼罗河蔓延，1348年初袭击塞浦路斯和罗得岛，同年夏天经过地中海沿岸城市和巴勒斯坦：加沙、耶路撒冷、大马士革、阿勒颇，然后向东抵达圣城麦加、亚美尼亚，1349年止步于巴格达。同时期的另一只路线在跨越的距离和历时长度上都更加宽广。这一路以顺时针方向，朝着西方和北方行进，最后又转向东方。根据意大利的编年史记载，瘟疫于1347年在卡法、热那亚、西西里、和亚历山大等多个港口城市爆发，从那里扩散到突尼斯、意大利内陆、和普罗旺斯，并于次年横扫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剑指法、德、瑞、奥等国，并远涉英格兰群岛。从英国出发的货船又把瘟疫带到斯堪的纳维亚。1350年瘟疫蔓延至德国北部、瑞典、和波罗的海地区，1351年攻至波兰北部，并在其后的两年里侵袭俄罗斯，鞭长远及莫斯科，就此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巡回路线，像绞索一样捆住整个欧洲。

尽管黑死病最凶狠的浪潮持续了长达七年之久，但沿途并没有太多的城市和地区遭受了瘟疫持久的打击。瘟疫像海浪一样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沿途经过的地区，却又迅速地离开这些地区，奔向下一个目标。因此每个地区遭受黑死病打击的时间平均仅为五到六个月。有很多原因解释这个现象：最主要的是，鼠疫是一种季节性传染病，主要在温暖的季节和地区爆发，因此黑死病最猖獗的时期以春天和夏天为主，到了年终疫情就减弱了。因此，在春天爆发瘟疫的意大利中部地区普遍比在八月和九月爆发瘟疫的法国北部和弗兰德斯地区遭受了更惨烈更持久的打击。不过，最不幸的当然要数埃及和普罗旺斯这些反复经历瘟疫爆发的地区了。

锡耶纳的一个居民当时记录到：“父亲抛弃儿女，妻子抛弃丈夫，瘟疫好像能通过呼吸和视线传递一样。他们就这么死了，没有人埋葬他们，因为根本找不到人，友情和金钱都不好使了。尸体都被堆积到几个大土坑里，我就亲手埋了我的五个孩子。死人太多了……那些半掩的尸体被饿狗从土里拽出来，撕碎……”恐慌的蔓延打断了正常生产和经济运作，人们背井离乡，社区一片混乱。不过黑死病也有它积极的作用：它促进了生产技术的发展，它使财富得以重新分配，导致经济的多样化，它还使人们重新审视了传统的盖伦派医学理论，点燃了现代传染病学理论的火种。

瘟疫让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从原来的40岁骤减到20岁。各地组织起了卫生机构，这些机构为了有效地防疫不惜采取践踏公民权力的措施。病者被视为敌人，与健康人隔离。他们被安置到远离市区的病房（pest house）中，经常和老鼠锁在一起，没有人照看，也没有食物，只有自生自灭。人死之后就被草草掩埋，生前的衣物被焚烧。这种苛刻的隔离制度让90%的外来船员困死在海上，但像威尼斯这种地方还是逃不过被瘟疫灭城的命运。人们对当地的宗教领袖失去信念，很多人踏上了朝拜之旅，流落他乡自寻生路，然而这些散落他乡的人又把瘟疫的种子带到别处。这种情况下，各地组织起了防疫封锁线，大门禁闭，阻止外来人口的流入。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瘟疫的流行，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很多社会问题。隔离措施限制了人身自由，还制造了很多冤案、歧视和仇恨。城镇里的陌生人、麻风病人、乞丐、穷人、妓女、还有犹太人首当其冲成为散播瘟疫的“罪魁”。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瘟疫引发的大规模反犹和排犹运动。反犹运动在欧洲从来不是新鲜事，早在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就有过惨烈的屠杀犹太人事件。瘟疫的横行令各地的反犹主义情绪重新燃起，人们普遍相信瘟疫是由犹太人在井里投毒引起的，于是大批的犹太人聚居地被灭绝，犹太人像动物一样被斩杀。在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犹太人成为了公敌。教廷和王公们起初不认同这种做法，亚维农教廷的克勉六世召告天下停止排犹，但到了1348年秋天，形势无法控制，各地政府干脆承认并正式讨伐犹太人的“罪行”，这就让排犹运动更为猖獗。在斯特拉斯堡，1349年2月14日一个晚上就活活烧死了当地半数的犹太人。在弗莱堡，所有犹太人都被锁进木屋里活活烧死。意大利北部，政府命令犹太人在衣服上戴上黄色的大卫之星以便区分。由于犹太人传统上被禁止拥有地产，所以很多犹太人不得不从事另人憎恶的金钱交易和放贷，于是杀犹太人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债务。全欧洲只有波兰还算个例外，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宠爱的妃子是个犹太人，卡齐米日本人又需要精明的犹太人协助政事，于是他便敞开大门吸纳逃亡的犹太人。因此在之后几个世纪里，波兰和俄罗斯东部的犹太人在当地人口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个比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又被大幅度削减，原因大家都懂。

一个有五万人口的城市每天大约死掉五百人，而经常和死人打交道的僧侣的死亡率最高。这些神的仆人如此不堪一击，无疑让教会在人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使教廷的权威受损。罗马教廷对此的解释是，人心不古，罪孽横行，末日降临，大瘟疫就是神对人们的惩戒，所以教廷也无能为力。在瘟疫的恐慌中，人们转而对一些拥有法力的民间神产生兴趣。这些深知灾民疾苦的守护神（patron saint）们拥有治愈疾病的法力和宽悯慈悲的心，对基督教上帝的威信构成了挑战，由此还引发出历时长久的围绕宗教之本质的争论。守护神里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圣?赛巴斯蒂安，另一个是圣?洛克。圣?洛克是否确有其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关于他的文字记述可以追溯到1414年威尼斯人文学者弗朗西斯科?狄耶多的记载。洛克1295年出生在法国的蒙彼利埃，出生时胸前有个红色的十字胎记。洛克年轻时便救助穷人；在前往罗马朝圣的途中，所到之处都是瘟疫，他手抚患者的肿块，顷刻之间便可消退病痛。不过，洛克自己最终染上了瘟疫，被他出生的城市驱逐，死于1327年。在欧洲的绘画作品中，圣?洛克常被描绘成肩跨背包手持棍子的朝拜者，一只手指向大腿内侧的肿块，这是人们对他的功绩最好的见证。对教廷的另一种挑战来自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民间运动，这就是中世纪令人匪夷所思的执鞭抽打者（Flagellants）。这个运动起源于东欧，在德国和法国盛极一时。这些人以成百上千记，列队隆重地穿过每一个城镇的主要干道。他们身穿深色衣服，头戴面具，手持一把镶有铁头的皮鞭，不断抽打自己的前胸和后背（我们在戈雅的绘画和伯格曼的电影中可以见到）。这些鞭打者与代表正统文化的教会形成对立，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非主流文化。他们对这种异常的举动有着自己的诠释，那就是通过自我体罚来减轻人间的罪孽，从而得到神的宽恕。教皇克勉六世起初是支持这个运动的，但是随着它日益壮大，教皇恐其难以控制，在1349年颁布了禁止令。鞭打者运动在短时间内对人心灵的改造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时间人们开始检讨自己的过错，强盗和小偷们主动归还赃物；但总体来看却弊大于利。犹太人是这个运动中的牺牲品，其时对他们的迫害成为19世纪大规模迫害犹太人运动的先驱。1349年法兰克福，鞭打者们冲进犹太人场所，煽动平民对他们进行屠杀。在布鲁塞尔，仅仅是鞭打者到来的讯息就引发对当地六百名犹太人的屠戮。黑死病造成的直接伤亡，加上由黑死病引发的反犹主义运动中的间接伤亡，使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犹太人消失，犹太人的主要分布转移到今天的波兰和立陶宛地区。

火烧犹太人

黑死病还影响了人类的医学。中世纪社会的医疗从业者被分为四类：一种是只钻研理论但从不实际操作的学院派医师；一种是从学徒一步步成为专业救治人员的外科医生，他们是救死扶伤的主力军；另一种是理发师，负责放血和小手术；最后一种是民间的医师，多数为女性。学院派医师接受的是古希腊盖伦派医学理论。盖伦和在他之前的希波克拉底都相信人体中有四种体液，分别是血液、黑胆汁、黄胆汁、黏液；当这四种体液的比重失调时，人就会生病。但黑死病看起来并不像与体液有关，这就让公众对传统学院派医学产生很多质疑，这些医学士的后继之人转而进入其他临床领域如解剖学。外科医生们面临的则是另一钟窘境。这些人的装束很有趣，他们头戴眼镜和鸟喙型面具（鸟喙里装有香料或香水以防吸入所谓的不干净的空气），身穿打蜡的皮大衣。如此全副武装也无法保住多数外科医生的性命，这些人的死亡率在所有医护人员中是最高的，也因此，老百姓对他们的工作能力评价不高。说到这儿顺便提一下我们今天常用的香水。事实上，香水最初就是被用来“净化”空气的。今天所说的“古龙水”（eau de cologne）因为产自德国科隆而得名。这款香水的另一个名称是“4711”，据说正是当年发明古龙水的家庭的门牌号。言归正传，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理发师们成为了医疗界的“新宠”，放血等小手术是当时最普遍的治疗方法，放血也因此成为了后世理发师们的主要职责之一。今天理发店使用的红蓝白相间的转动标志，就分别象征了人体的动脉和静脉。外科手术的勃兴导致传统盖伦派医学的衰落，把医学界关注的重心引向新兴的人体解剖和传染病学。逐渐地，非常缓慢地，医学领域产生了理念上和实践上的变革，可以说这些变革都是由黑死病促动的。

意大利医生吉罗拉摩?弗兰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1478–1553）是最早提出传染理论的人之一。他在《论传染物和传染病》一书中说，细菌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传播传染病，分别是直接接触、间接接触、和空气传播。他给教皇保罗三世作御用医生时，曾建议教皇将特伦拖会议迁移到博洛尼亚以躲避当时的疫情，他的医学理论亦被教皇采纳。但是，其时的医学界并不重视他的观点，弗兰卡斯特罗的理论被埋没三个多世纪，直到十九世纪被微生物学先驱路易?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重新发现。

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越来越多，这些遇难者中也包括了大量的读书人，这就给培养律师、医生和教士等知识分子的大学体系带来了冲击。大学生源和大学的数量骤减：1348年以前全欧有三十所大学；大瘟疫接近尾声时，至少有五所大学完全地消失了。防疫封锁线等制度限制了学生到外地上大学的机会，因此就产生了很多本地大学。例如，英国的剑桥大学就以此为契机建立了四个新学院，全部学院都由虔诚的富人出资，旨在帮助清贫的读书人和教士。大学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维也纳、布拉格、海德堡、和全欧各地，学生们不必跑到巴黎和博洛尼亚也可以接受教育。大瘟疫对于教育界的影响不仅于此，各地大学的建立削弱了几大教育中心的传统地位，引发了课程上的改革，授课语言趋向于用本地白话。

黑死病带给社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两个字：瘫痪。贸易停滞，通货膨胀，日用品价格暴涨。正打得不可开交的英法两国（百年战争）不得不于1349年商议停火，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健全男人补充军队。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士兵这个行业的收入是最高的。兵源的减少迫使人们改进武器技术，配备具有更大杀伤力武器的士兵可以成功地对付数量上占优的敌人。

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亦发生了变化。

在中世纪，领主们的土地由他们的农奴来耕种。农奴们携家眷居住在由芦苇、草皮和泥土搭建的茅屋所组成的小小村落里。通常，茅屋有两间，一间住人，一间养牲畜；房屋里的地面铺上树叶和干草，房屋中间用石头垒出一个点篝火的平台。因为没有窗户或烟囱，生火产生的浓烟通过房顶的孔洞或者敞开的门释放出去。屋里的家具就只有一张简单的桌子，几个凳子，一个储物箱，和几张大木板拼凑出来的床铺。每个茅屋旁边都有半英亩自留地，外加鸡圈和猪圈，附近的小河里还养着鸭和鹅。人和牲畜的粪便被用作肥料；大型耕地动物如马和牛由全村的农户分享使用。这基本上就是中世纪欧洲农村的面貌了。

这种中世纪的村落大多围绕着一大片土地而修建，土地属领主拥有，由农奴们负责开垦耕作。领主们住在具备防御功能的大型庄园里。农奴们为领主艰辛奔波，自己的衣食毫无定数，每年税务的多寡有时只在领主一时的兴致而决定。领主们主宰着这些可怜的不识字的农民们的司法权。这种封建庄园制度随着金钱取代劳力服务而慢慢解体。具体到实际中，就是金钱取代劳力赋税，农奴们还付给领主们一定数量的地租。但是由于相当数量的农民泯灭于黑死病中，领主们如果不想让他们的土地荒废，只有两个选择：花高价钱雇佣劳力，或者把土地出租给邻村或城镇里生存下来的农民。政府有时会和领主们钩肩搭背，用法律强制农民们免费劳作。但是时间一长，随着农民数量在瘟疫中递减，这种政策在农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抗力，例如1381年英国的农民暴动。暴动虽然失败了，领主们却也做出了让步，因为他们意识到没有了劳动力他们就半点收入都没有。为此他们又想出了个新法子：土地仍由他们拥有，但现在他们雇佣专职的管家来管理土地并征收赋税。这样一来，缴税的农民们就成了领主土地上的佃农。随着疾病和死亡进一步消耗着劳动力资源，佃农们不得不招募人手来帮助工作，这些人来自没有土地的流民和城镇中活下来的人。就这样，领主们的土地由佃农和无业流民耕作，久而久之，封建庄园制度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为了弥补高昂开销所造成的利润损失，领主们不停地获取和兼并土地，而佃农们也开始依靠各种手段来降低自己的劳动密集度，比如铧式犁的使用，把农田改为牧场等等。特别是在英国，羊毛的高昂利润促使农田被改为牧场，有些地方甚至全部田地都被用来养羊。

以前曾被用来磨小麦的风车，现在用来纺布、锯木、和推动火炉的风箱。在英国，羊牧业的发达超过了所有农作物的耕种，羊毛成了英国繁荣强大的基石。但是，佃农们却时时面临着飚升的地租。英国王室又不失时机地在领主们头上施加各种名目的税收，而这些税目最终都落在了小民的肩上。此番情境流露于那时侯的民间口头文学里，比如这首题为《Baa Baa Black Sheep》的儿歌：“Baa Baa Black Sheep, have you any wool? Yes, Marry, have I, three bags full: One for my master, one for my dame and one for the little boy that lives in the lane.” 这里，农民的收成三分之一上缴国家，即儿歌所说的“my master”，三分之一上缴给领主，也就是“my dame”，最后三分之一才属于象征着小民百姓的“little boy”。

那些早期把农田改为牧场的农户随着财富的积累变得越来越有家势。借着各地诸侯贵族疯狂地争夺土地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最终全面爆发了15世纪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玫瑰战争，以都铎王朝的最终胜利而结束），这些畜牧农户从失势或落败的贵族手中买进了大片大片的土地，一时间成为了财聚一方的羊毛大户，时有“羊毛男爵”之称。与此同时，城镇中劳动力的减少使得那些仅存的劳动人口在谈判桌上占据了优势，他们的工资也相应提高，随之而来的便是生活质量的提高。不过，仍然有很多城镇居民被牧场上丰厚的利润吸引到了农村。至此，城镇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在根本上改观了，劳动人口的流动性也大大提高。在几百年的时间跨度中，黑死病在英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进程中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以至于到了16世纪，领主和农奴的关系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当然，彻底瓦解封建采邑制度还是几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政权们企图控制工资的增长，却在城镇和乡间播下了反对的种子。这引发了经济学上所谓的生产要素的替换：由于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而维持产出不变时，引起的生产要素间的相互替代——廉价的土地和资本代替了昂贵的劳动力。除非农场主配置额外的资本，如牛和种子，否则农民们不愿意接受租赁契约。在城镇里，工具和机器取代了人力。有时昂贵的劳动力刺激了生产技术的发展和提高，活字印刷术和印刷机的发明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由于瘟疫持续减少着各行各业的行会成员的数量，行会们不得不扩大成员招募的范围，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只有通过血缘和亲友等关系进入行会的规矩被废除。同时，工人入会以后的学徒期也缩短了。加速的会员周转和扩大的招募范围，伴随着技术的下滑和产品质量的下降。在制书行业，抄写员们无法应付人口识字率的提升所带来的巨大的书籍需求量。面对这些挑战，即能节省劳力又能保证质量的技术手段应运而生。1453年，约翰内斯?古藤堡奠定了活字印刷术。

另一方面，规模经济被用在远洋运输事业上。加大船只的体积和减少船员的数量能够让运输船队在海上航行更长的距离，缩短港口间往来所需的时间；但这就需要更先进的造船工艺和导航技术，还有新的商业的创立，如保障货物安全的海上保险业。由此，商人、银行家、和工匠阶层在历史舞台上崛起；经济更加多元化，资本更为集约地利用，技术创新更为重要，财富也得到重新分配。贵族阶层发现他们的地位逐渐被动摇，在很多方面不得不向普罗大众让步。欧洲社会和经济的这张大网开始变化，其中黑死病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前面说到欧洲人对黑死病的传染性是有了解的，但是即便弗兰卡斯特罗的传染病理论被人接受，当时也不具备找出瘟疫根源的条件，因为这需要的不仅是技术手段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医学观念上的改变。当时提出的新理论是，身体可以遭受细菌和微生物的入侵，后来简称“微生物理论”，而显微镜的发明使人们首次可以观察到这些微生物。有两个学派的思想——一个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另一个是德国人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将微生物理论深入人心，而且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这两位“微生物猎手”都是彼此强劲的对手。

第三次大规模鼠疫在中国华南爆发后，巴斯德派遣助手——瑞士出生的法国殖民地医疗队成员亚历山大?耶尔辛（Alexandre Yersin，1863–1943）–到香港采集并分离瘟疫的病菌。耶尔辛抵达香港后，只被安排在病房外的走廊上工作，他带来的所有实验器材和实验动物都放在那里。起初他不得参观停尸房，经过上下打点之后，他才被允许在停尸房逗留几分钟。这几分钟里，耶尔辛检查了一个刚刚死去的水手，他用无菌针挑破了尸体大腿内侧的肿块，提取了一些液体。然后，他在显微镜下观察了这个液体取样，并把它接种到带来的豚鼠身上，又把剩下的液体样本寄回巴黎巴斯德研究院。1894年6月24日，耶尔辛写信给巴斯德，汇报液体中的细菌为杆状菌（Bacillus），在革兰氏测试中呈阴性（Gram negative），他最后断言，“毫无疑问这就是导致瘟疫的微生物！”几天后，接种病菌的豚鼠都死了，耶尔辛在它们身上分离出了同样的细菌。耶尔辛始终好奇香港大街上、医院里和走廊里大量的死老鼠是从何而来，他在对这些死老鼠做同样的处理后发现它们身上的细菌和水手身上的细菌是一样的，由此他判断这个细菌同时可以感染人类和鼠类。

大约这个时候，罗伯特?科赫也确信华南的瘟疫是由微生物造成的，于是他派遣了日本同事北里柴三郎（Shibasaburo Kitasato，1853–1931）和一大批助手和器材去调查这件事。北里柴三郎从一个水手的手指上提取了一个细菌样本，但观察后却发现它属于革兰氏阳性，而且柴三郎未能证明他的细菌能够在人类和动物身上引发同样的疾病。命运也许对柴三郎开了个玩笑，致使他提取的病菌恰恰不是他要找的鼠疫菌。至此，导致鼠疫的革兰氏阴性杆状菌以它的发现者耶尔辛的名字所命名——Yersinia pestis。（关于鼠疫菌的发现，目前有其他的说法。北里柴三郎实际上也提取到了鼠疫菌，但因为种种原因他的成果始终没有耶尔辛的那样轰动，因此医学界一直以来都把鼠疫菌的发现主要归功于耶尔辛。不过，柴三郎作为鼠疫菌的共同发现者，其功劳是不可否定的。）

发现鼠疫菌后，接下来就是了解它是如何在老鼠和人类之间传播的。这个问题的答案由一位法国军医保尔–路易?西蒙德（Paul-Louis Simond，1858–1947）发现。西蒙德当时正被巴斯德派遣到越南和印度做耶尔辛的后续工作。他注意到在一所羊毛加工厂的车间里不仅有死去的老鼠，在这个车间工作的二十名劳工也死于瘟疫，然而那些不在此车间工作也未与老鼠发生接触的劳工们却安然无恙。他怀疑这个车间死去的劳工和老鼠之间一定存在着某个媒介，而这个媒介很可能就是跳蚤。此外，他还注意到健康的老鼠时常梳理自己的皮毛，身上鲜有跳蚤，而得病的老鼠就没有精力去梳理皮毛，身上有很多跳蚤；这些老鼠死后，跳蚤一定转移到了新的健康的寄主身上，这里就包括了人类。为了证实这个推断，西蒙德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他在一个罐子里放了一只病鼠，在它上方悬挂了一个铁丝笼子，里面放了一只健康的老鼠。尽管两只老鼠之间没有直接的接触，健康的老鼠还是受到了跳蚤的传染（西蒙德认为跳蚤可以轻易跳到四英寸高）。作为对照实验，西蒙德把一只身上祛除了跳蚤的病鼠和一群健康的老鼠放在同一个罐子里，结果没有一只健康的老鼠得病；随后，当他把跳蚤放入罐子里后，健康的老鼠无一不染病而死。1898年6月2日，西蒙德在给巴斯德的信中写到瘟疫传播的问题解决了。

目前，人类感染的鼠疫多数为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鼠疫耶氏菌（Y. pestis）通常先在鼠类或其他啮齿类动物中流行，然后再通过鼠、跳蚤的叮咬传播到人类身上。细菌扩散到淋巴结（腋窝、脖颈、鼠蹊部）处，使该部位的组织松软、膨胀，这些膨胀的淋巴结就是我们所见的鼠疫的标志性症状：肿块（bubo）。肿块出现后大约三天，人体开始发烧，人的精神陷入昏沉状态，皮肤出血后会留下黑色斑点。一说这些黑色斑点正是“黑死病”这个名称的由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黑死病”实际上是“pestis atra”一词的谬译，而这个词正确的意思应为“恐怖的疾病”。肿块体积逐渐增大，然后破裂，造成剧痛。症状出现后的二到四天，人就可能死亡。

不过，有些时候细菌会进入血液，而不会发展出肿块，这第二类情况称为败血性鼠疫（septicemic plague）。败血性鼠疫的症状体现在发高烧、浑身发冷、头痛、浑身不适、大量出血，最后死亡。败血性鼠疫的死亡率要比淋巴腺鼠疫的死亡率高。

另有一种情况，细菌沿着血液进入肺部的肺泡里，引发鼠疫性肺炎，或称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肺鼠疫是唯一一种可以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鼠疫，其主要表现为痰中带血，血痰中满是细菌。人在咳嗽和吐痰的过程中排放出大量包含了高传染性细菌的空气飞沫，呼吸到这些空气飞沫的人就会被传染。肺鼠疫是最具杀伤力的鼠疫，感染者在24小时内就有可能丧生，黑死病中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可能就是这种鼠疫。

有人指出儿歌“Ring around the rosies, a pocket full of posies, Achoo! Achoo! We all fall down”指的就是英国17世纪的鼠疫：这里的“rosies”也许是身上呈现的粉色皮疹，“posies”是用来驱赶恶气的撒了香精的花束，“Achoo! Achoo!”代表人的咳嗽和喷嚏，“We all fall down”自然就象征了死亡。不过，这个说法最早出现于1961年，而且在1881年以前找不到这首儿歌存在的证据，所以这首儿歌与鼠疫相关的说法恐怕站不住脚。

鼠疫耶尔辛氏菌

鼠疫耶氏菌是致病率最高的细菌之一，它作用在老鼠上的半数致死量（LD50）仅为一个细菌！一般来说，鼠疫菌通过跳蚤的叮咬在鼠类之间传播，但它能够在腐朽的尸体里生存数天，在冻僵的尸体里能够存活几年之久！鼠疫菌高致病率的原因目前还不很清楚，但是我们已经确知它的几个毒力因子。鼠疫耶氏菌的基因位于一个染色体和三个质体上，它们控制着细菌繁殖中所需的几种蛋白质的制造。一种简称Yops（Yersinia outer proteins）的表面蛋白质可以保护细菌不被人体的白血细胞所吞噬，从而摆脱寄主免疫系统的攻击。另一种蛋白质（实为一种毒素）专门杀死寄主的细胞。还有一种蛋白质可以分解血凝块中的纤维蛋白，使细菌得以通过血凝块，畅通无阻地在寄主体内移动。

上面描述的是人体内的细菌形态，跳蚤体内则另有一种形式。小型哺乳动物如城市中和树林中的老鼠、松树、草原土拨鼠、野兔、田鼠、草原狼、和家猫都是鼠疫耶氏菌的主要寄生对象。有超过八十种跳蚤担当了传播瘟疫的携带者。跳蚤在吸食寄主血液的过程中，把细菌注入到寄主体内。这些细菌在跳蚤前胃里的血凝块中繁殖，这些满附细菌的血凝块阻塞了跳蚤的吸血器官，致使吸食来的血液无法输送到跳蚤的中肠。结果就是，跳蚤总是感到饥饿，于是便不停地反复叮咬寄主的身体；每一次叮咬都把鼠疫菌注入到伤口里，由此便引发了感染。鼠疫耶氏菌也可以给跳蚤带来麻烦，那些前胃被血凝块堵塞的跳蚤会迅速饿死。身为寄主的哺乳动物死亡以后，体温会下降，跳蚤对此做出的反应就是离开寄主，寻找新鲜的恒温寄主。但是当大量的鼠类灭绝时，这些跳蚤不得不转移到它们通常不太偏爱的人类身上，于是大规模疫情就可能爆发。

鼠疫耶氏菌被细分为三个生化变种：古代型（Antiqua），中古型（Medievalis），和东方型（Orientalis）。基于史料和流行病学的记载，目前活跃在非洲的古代型耶氏菌可能是第一次大规模鼠疫泛滥中鼠疫菌的后代，活跃在中亚的中古型耶氏菌可能是第二次大规模泛滥也就是黑死病中的鼠疫菌的后裔，而引发第三次大规模鼠疫并且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鼠疫菌为东方型耶氏菌。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到两万年里，随着地球人口的增长而导致的社会、环境和经济上的变化，使得鼠疫菌也经历了进化。农业的发展和粮食产量的增加也促使某些鼠类的繁衍更加强盛。鼠类数量的增长、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的变化，引发了鼠疫菌从原先在肠内的、食源性质的、无毒害的假结核耶尔辛氏菌（Yersinia pseudotuberculosis）到最终的鼠疫耶氏菌的进化过程。这一进化过程包含了几种遗传基因的变化：一个影响氯化高铁血红素的储存的基因造成跳蚤的吸血器官堵塞，从而增强了跳蚤传播细菌的能力；其它基因的产物（如磷脂酶D和组织性纤维溶酶原激活剂）加速了哺乳动物体内血液的散布，使跳蚤具备更强的传染力。

今日，淋巴腺鼠疫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已大大降低，但鼠疫远没有被根除。瘟疫在非洲、亚洲、南北美洲的一些地区成为地方性疾病。从1983年到1997年，24个国家向世界卫生组织汇报了总共28,570个病例，包括2,331起死亡。1997年由14个国家汇报的病例总数为5,419个，其中有274起致死。时疫发生在1991年和1997年的马达加斯加，1994年的马拉维、津巴布韦和印度，还有1996年的赞比亚和中国。美国在1997年发生了4个病例和1起死亡。

越南战争中频繁的瘟疫疫情可能和美军使用的毁林武器有关，毁林措施使得众多野生动物无家可归，移动到人类的聚居区，导致人畜混杂。在美国，一些城镇和野外的接壤处也出现过瘟疫疫情，因为这些地区多有啮齿类哺乳动物活动，如松鼠和老鼠，其中不乏病菌携带者。传染还可能发生在与野外动物有过接触的家庭宠物身上，这些家庭宠物同样可以把跳蚤传播到人身上。在美国，近来多有兽医传染上鼠疫的病例，想来和家庭宠物脱不开干系。对鼠疫的控制可以通过以下手段：视察野生种群、监控啮齿类动物的死亡数量和频率、向公众公布瘟疫的活动区域、降低住宅区对鼠类的吸引、对鼠类的洞穴施用杀毒剂或安装饵站来灭除跳蚤。有时灭鼠剂也被用到。但是，由于森林鼠疫和兽类病本身的性质，鼠疫只能控制，而无法根除。

现在，随着交通的便利，肺鼠疫越发难以控制。如果乘客有发烧、咳嗽、浑身寒冷等症状，而恰恰又来自鼠疫多发地区，那就应当对其隔离或进行治疗。自从耶尔辛发现鼠疫菌以来，对鼠疫的诊断步骤几乎不曾改变过：革兰氏染色测试（Gram staining），培植肿块或血痰中的细菌取样。鼠疫菌也可以在实验室的血液琼脂和麦康基琼脂上培育。如果不加以医治，鼠疫患者的身体状况可能会迅速恶化，三到五天后死亡。鼠疫未经医治的话，死亡率为50%。今天，各种各样的抗生素都对淋巴腺鼠疫有效，如链霉素（streptomycin），庆大霉素（gentamycin），磺胺药物（sulfonamide），和四环素（tetracycline）等等。四环素和氯霉素（chloramphenicol）可以作为预防剂使用。目前还没发现鼠疫菌有什么抗药性。早期的药物用的是耶尔辛从马的身上提取的血浆，这还是他把1894年香港瘟疫时的鼠疫菌注射到马的身上后得到的。

哈夫克伊纳

历史上第一个鼠疫疫苗由俄国人哈夫克伊纳（Waldemar Haffkine，1860–1930）研发。哈夫克伊纳，一个犹太人小学校长的儿子，出生并受教于俄罗斯的奥德萨。在奥德萨大学就读期间，他受到免疫学家梅契尼可夫（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影响。哈夫克伊纳致力于对抗反犹主义的斗争中，曾因为加入犹太人自卫联盟而遭到沙俄当局逮捕，后来由于梅契尼可夫的干预而获释。完成学位后，哈夫克伊纳试图在奥德萨大学寻求教职，但未能成功，原因是他拒绝受洗。1889年他移居巴黎，加入到梅契尼可夫在巴斯德研究院的霍乱疫苗的研发工作中来。1896年鼠疫在印度爆发后，哈夫克伊纳来到孟买，次年他用杆状菌制作出了有效的疫苗。但是在1902年，成千上万接受过疫苗的患者中不幸有十九人病死，这给哈夫克伊纳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挫折。虽然后来查明事故是由于另一名医生用错了细菌而致使疫苗受到污染，不幸的是，哈夫克伊纳事业上的损伤已经无法挽回，他四处求职而不得，无奈改头换面，在印度从事起其他职业。1914年，哈夫克伊纳退休返回法国。1927年，他再一次踏上故乡奥德萨的土地，但经历了赤色革命后的俄国锻造出的新的反犹主义环境，使他很难适应。他回到法国，在那里度过了残年。

现在有两种瘟疫疫苗通过考核适用于人体。一种是被福尔马林杀死的全细胞疫苗，最早用于1942年；另一种是前苏联从1939年开始使用的活疫苗。

历久沧桑，曾经横扫欧亚大陆达半个千年之久的黑死病最终消退了，时至今日它消退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也许人类的卫生和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了，也许鼠类的数量不像古代那样庞大了，或许鼠疫菌的毒杀力渐渐减弱了。当初造成鼠疫升级成为黑死病的原因是什么呢？密集的人口与动物混居，庞大且易受病菌侵袭的鼠类族群，低下的公共卫生水平，知识的匮乏，老鼠的死亡，以及肺鼠疫的传播等等，各种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造就了黑死病的滔天祸劫。黑死病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类的无知和盲目可能导致误解、歧视、迫害；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深远地影响。

谢选骏指出：在中国，大家知道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是由于瘟疫流行引起的。这不仅促进了《古诗十九首》那样的虚无主义思潮，而且导致东汉的颠覆、三国的形成、魏晋的颓废、五胡乱华等第一期中国文明灭亡的重大事件。

虚无主义不仅是文明的归宿，也是疾病的产物；不仅病人容易产生虚无厌世的思想，大规模传染病也日益导致末日论和虚无主义的流行。例如，黑死病对中世纪的欧洲艺术就产生了类似的影响。比如在绘画、音乐和文学中，死亡题材大量涌现等等。这刺激了虚无主义的思想流行，表现在艺术方面就是喜欢画各种有死人头的静物，或者美女旁边摆个骷髅沉思。

一般虚无主义的画都有明显的寓意，例如下边的花代表生命沙漏代表时间流逝，中间的骷髅寓意死亡，意思很明显了谁也无法阻止鲜活的生命走向死亡，警惕时间的流逝。还有用玻璃杯代表人生的享乐，书本和笔代表知识，指南针代表探索精神，指南针下的钥匙寓意启迪，熄灭的油灯表示生命无常死亡随时降临。意思就是生命有限所以不能沉溺于欲望要不断学习探索才有拯救之路。再如尼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的《死神之凯旋》，薄伽丘的故事集《十日谈》，和加谬的小说《鼠疫》，更有二十世纪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的《第七封印》。

虚无主义思想主要表现有两点，一面是对生命无常、死亡永恒的叹息，要及时行乐，例如《古诗十九首》就是。另一面是宗教性的想要超越死亡——死亡既然随时降临，所以要有虔诚，准备升天，放纵欲望纯属空虚。

谢选骏：裴敏欣忽视了习近平本人的想法

谢选骏：裴敏欣忽视了习近平本人的想法

《墙外的郭文贵给墙内的习近平添乱》（2017-06-28 纽约时报）说：

明面上，流亡大亨郭文贵在被禁的网站上出现，愉快地发表种种指控中国共产党高层腐败和欺诈的煽动性言论，这些是中国人看不到的。不过，在私下里，北京的很多人都在关注。
习近平主席上台后，营造出简朴廉洁、严格控制的氛围。但是现在，一位喋喋不休的亿万富翁住在曼哈顿的奢华公寓里，让中国安全部门无法轻易控制，他嘲笑中国当局，玷污了这个形象，在距离一场重要领导层会议还有几个月的时候，这也给习近平制造了一个政治和宣传上的难题。

“大家都在关注郭文贵，”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批评习近平强硬政策的贺卫方说。“在聚餐和聚会上，大家都在谈论他。”

一周多前，郭文贵升级了自己的战斗，对王岐山发起了新一轮未经证实的轰动性指控。王岐山是中共领导人之一，由他主持的反腐运动一直是习近平掌权后前五年的标志性成就。政府拒绝就这些指控发表评论，也许是担心，回应只会引发对这些指控的更多关注。
但是，现在在中国的首都，与任何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私下谈话时，几乎都不可能不提到郭文贵，以及他有关权贵腐败和权力斗争的那些未经证实的内幕故事。这里的人们绕过中国互联网审查的高墙，关注郭文贵每次发表的往往十分冗长的指控。

“我觉得共产党之前从未遇到过一个大商人如此大胆地发起这种挑战，”赵紫阳的前高级助理鲍彤说。作为前中共领导人的赵紫阳在1989年抗议活动期间被拉下台。“如何回应是一个困境。”
通过一个活跃的Twitter账户，又名迈尔斯·郭(Miles Kwok)的郭文贵十分享受以少量多次的形式发表自己的指控，或者在YouTube或位于美国的中国新闻网站明镜上发布长达数小时的谈话和采访，有时是直播。所有这些网站在中国都遭到封锁。

在6月中旬的一次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播出中，郭文贵似乎很喜欢逗采访者。“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能坐在那里。你是用血肉之躯做成的吗？”他一边拿出他认为可以证明自己指控的照片和图表一边说。“这么大的新闻。你为什么没有脱掉衣服，兴奋起来？”
郭文贵的故事引起轰动的一个原因是，几年前他离开中国之前，与安全官员有过往来，而且似乎很熟悉中共权贵家族的情况。不过，他最近的很多指控都没有得到证实，而且引发了争议，他有时会漏掉那些需要用来验证指控的重要细节。但是，就算没有证实，那些指控似乎也足够让习近平伤脑筋。
郭文贵声称自己是保卫习近平的勇士，甚至表现得是间接听从他的命令。不过，这位亿万富翁也声称，在即将到来的常委会上，习近平为第二个五年任期选择新领导班子的计划，已经在冲突中陷入困境。关于这一点几乎没有任何证据，但是有些专家认为，郭文贵往这个精心酝酿的过程中扔了一个鞭炮。“不管这些指控是否是假的或者被夸大了，它们都会成为干扰因素，”北京时事评论员邓聿文说。“那些不喜欢习近平的人——比如民主派反对人士或对他的政策不满意的干部——也在郭文贵身上寻找某个关注点。”
很多猜测集中在王岐山的前途上，他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之一，也是郭文贵泄愤的主要对象。党内人士表示，习近平可能想让王岐山留任，违背沿用多年的退休制度。
但是，郭文贵想让王岐山出局，他多次声称，王岐山的大家族通过一群公司积聚了惊人的财富。在听到这些指控的城市精英人群中，这些抨击至少损害了王岐山的声誉。国家新闻媒体长期以来将他树立为有勇气捉“老虎”的廉洁反贪人士。“老虎”指的是党内高层腐败官员。
“如果结果发现，捉老虎的人是老虎呢？”前高级助手鲍彤说。“你怎么解释？”
不过，郭的指控未经证实，甚至遭到一些共产党批评者的质疑。“郭文贵说的很多话不真实，或者说是在臆测，”北京商人、自由文人章立凡说。他在网上与郭文贵过过招。“他只是放些烟雾弹，制造混乱。”
在被问及郭文贵的指控时，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已经把他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嫌疑犯名单，把这些问题推给了司法部门。处理这些询问的政府机关国务院新闻办没有回复通过传真提出的问题。
几位专家表示，北京的领导人面临一个困境：公开批驳郭文贵会让他更出名，而忽视他会被某些人解读为他说的是事实。“你不能关注他，也不能忽视他，”鲍彤说。“以前你也许还可以完全忽视郭文贵，因为那时候整个社会是封闭的，人们接触不到信息。但现在不行了。你不能坐视不管。”
郭文贵的公司和员工在中国和美国受到一大批起诉，被指控拖欠薪水和债务、诈骗和诽谤。中国当局也通过《环球时报》尖刻批评郭文贵。中共经常用这家报纸攻击自己的敌人。“因说谎太多，谎言跟谎言之间对不上号，郭文贵已经完全不顾逻辑了，”本月该报写道。
不过，这篇社论承认郭文贵作为一个爱作秀的人有一些聪明之处：“不能不说，他仍是一个热闹，境内外一些对中国政治制度怀恨在心的人，以及就是喜欢政治谣言刺激的人，有些仍愿意凑他这个热闹。”

虽然中国内外反对共产党统治的人将郭文贵视为民间英雄，但也有些人警告称，他是一个投机分子，有可能把民主倡导者拖入党内纷争的危险暗流中。郭文贵谴责其中一些批评者缺乏支持他的骨气。“他成了一股分裂海外民运的力量，”居住在新泽西州的前中国杂志主编李伟东说。“关于要支持他还是保持距离有不同的观点。”
北京的很多传言聚焦在郭文贵声称自己在党内仍有强大靠山这一点上，包括他未透露姓名的一位“老领导”。
但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教授裴敏欣表示，没有哪位中国领导人会与郭文贵这种变化无常、口无遮拦的流亡者联手。“愿意这么做的人是疯了，因为很容易被抓住，要承担后果，”他说。
裴敏欣还表示，郭文贵不太可能打乱习近平组建下一届领导班子的计划。“他的指控要想破坏这些准备，至少需要一大批高级官员要求进行调查，”他说。“在北京目前的情况下，很难想像有人敢冒这样的险。”

谢选骏指出：上文里面，裴敏欣说的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是他却忽视了习近平本人的作用。郭文贵的检举揭发能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关键是要看习近平如何看待这些资料。要知道，历史的关键时刻不是由“一大批高级官员”发挥决定作用的，而是由“个别领袖”发挥作用的，甚至在欧美民主国家的和平时期都是这样，何况在中国这样的尚未结束战争状态的极权主义国家呢？

（大陆和台湾迄今尚未签署和平条约，依然处在战争状态。“中国的百年内战尚未结束！”——虽然台湾已经通过民主化而进入了和平时期，但是大陆没有，仍然处在军事管制的战时状态之下，所以台湾的民主其实是虚弱，随着可能终结废止。这一要点常被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所忽视，但正是我在《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一书里所阐述的基要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