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新权威主义就是军事独裁+经济开发

《栗战书为习卖力气 王沪宁为习出思想》（2017-8-30 自由亚洲电台高新）报道：

按照当年王沪宁的门生之一对笔者的介绍，王沪宁对“新权威”的关注始见于他的一份内部报告，而在“新权威”后面加了主义二字再进行正面宣传，无疑是有违于中共的理论正统。
笔者曾在网上读到一篇卢毅的文章《2009年回顾一场几乎被遗忘的论争——“新权威主义”之争述评》。文中说：大约20年前，中国思想界曾经发生了一场围绕"新权威主义"的论争。它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却充分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份子对中国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对其进程亦起到相当的影响，甚至延续至今。在论争日趋热烈之时，相关报导频频见诸报端。但时过境迁之后，近20年来则几乎无人提及，这显然是与其地位不相称的。

卢毅这位中央党校的教授介绍说：新权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据其代表人物吴稼祥介绍，1986年，他在上海就听到众多青年学者谈论政治精英，谈论现代化过程中的集权作用，谈论东亚诸国和亨廷顿。时任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王沪宁曾有一份报告，力陈改革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当时，北大博士生张炳久也在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举办的沙龙讲演上，主张我国现阶段应採用半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以适应发展中的商品经济需要。这些思想刚开始时被视为有悖於民主化进程，受到了理所当然的冷遇，几乎无甚反响。

时至1988年，思想界日趋活跃，而新旧体制不战不和的僵持局面又使我国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日益严重，新权威主义缘此东山再起。6月，在中宣部研究室召开的座谈会上，张炳久重申他两年前的主张，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使社会生活两重化，即经济上实行自由企业制、政治上实行集权制。他认为，从经济多元化到政治多元化中间尚需必要的历史环节，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当规模的发展中，这些环节才能提供出来，成为多元政治的社会基础。在这个阶段，笼统地提出民主，过早地採行多元民主制的政治运行机制是不聪明的。比较起来，由一些具有坚定的政治目标又不性急冒进的政治精英採取强制性的手段，稳步推行市场经济，并在此过程中为实现多元民主制创造条件，可能是一条更为可行也更稳妥的选择，即实行“半集权制”。他还批评说：“民主制要经过历史的发育。一些激进的人们不明白民主制尚须有历史发育的过程，因而有立即实行普选、议会政治、多权分立等等毕其功於一役的主张，其效果却会是欲速则不达。”
同年7月，上海学者萧功秦将新权威主义归於过渡性权威主义的一种，认为它是有别於开明专制的非西方外源型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政治模式选择……
与此同时，时任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的吴稼祥也在《新权威主义述评》、《再谈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研究提纲》等一系列文章中，系统阐述了对新权威主义的认识，提倡以新权威主义推进稳健民主。他认为新权威主义与传统集权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专制的权威，而是用权威来粉碎个人自由发展中的障碍，以保障个人自由。剥夺还是保障个人自由，是新旧权威主义的分水岭。”。
在论证新权威主义的必要性时，吴稼祥首先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他认为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走向现代都必须经历新权威主义，国际经验中没有任何国家提供过首先建立现代化议会民主政体可以反过来更快地推进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的成功例证。相反地，我们从中国近代史看到，先於市场化到来的政治多元化往往导致分裂混乱、帮会政治或军阀割据。由此可见，新权威是避免弯路，迅速通过市场化开往民主化的特别快车。
按照吴稼祥的说法，当时批判新权威主义的文章层出不穷，而支持新权威主义的人则了了无几。根据吴稼祥后来提供的名单，当时参与批评与批判“新权威主义”，八九六四事件之后被中共政权政治整肃甚至投入监狱或者被迫流亡海外的知识界代表人物有一大批，比如 曹思源、戈扬、胡绩伟、李泽厚、刘晓波、王若水、万润南、许良英、远志明、严家其、于浩成、张显扬等。但是，支持新权威主义的政治下场同样也好不到那里去。从八十年代中后期活跃无比的那一大批青年理论界精英里“脱颖而出”的只有一个王沪宁。
二十年前笔者在《江泽民的幕僚》一书中已经介绍过：若是按照西方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定义，江泽民的全部幕僚中，唯有王沪宁可以自诩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还一度被认为是“体制外自由派知识分子”。正因为如此，王沪宁以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身份加盟江泽民智囊团的事实本身，便在中共党内党外引出一番强烈震动。
八九“六四”事件之前，在王沪宁的积极争取下，他所在的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教研室单独成系，王沪宁担任系主任。不久，他又兼任了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与萧功秦和张炳久等人相比，王沪宁同样是反对浪漫和激进的。但他进入政治学领域之初，便紧紧抓住改革与稳定的相关研究这一当年也是如今共产党政权的核心命题。所以虽然王沪宁和那些“新权威主义者”们骨子里都是维护共产党权威的，但正所谓“不但要走对路，还要进对门”，王沪宁那套独特的研究语言，妙就妙在不但深入浅出，让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技术官僚出身，对当代政治学内容一窍不通的领导人们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觉得顺耳，而且绝对能够堂而皇之地端上共产党的会议桌面。
整个八九学运过程中，王沪宁表现非常低调，既未热血沸腾，也未公开出面替政府辩护。“六四”镇压过后，凡有较大影响力和读者群的刊物、报纸上干脆见不到王沪宁的文章，自然给人以消极抗议的感觉。所以北京方面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刚刚听到王沪宁调进中南海的消息时一时都觉得难以置信，弄不明白王沪宁是什么时候开始受到江泽民的器重。
接着，各种传说纷至沓来。有人说是曾庆红力荐王沪宁成功，有人说是吴邦国在接替上海市委书记后即已经请王沪宁主持上海市委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部门，王沪宁犹豫之间吴邦国已经进了中央，於是也有了王沪宁随之前往；也有人认为汪道涵长期对上海社会科学界特别关注，对其间出现的新人、新观点兴趣无穷，王沪宁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即已经是汪老前辈的“青年知己”，故汪老前辈早就在江泽民面前对王沪宁推崇有加……

谢选骏指出：根据我在1980年代的北京观察所得，新权威主义就是鼓吹军事独裁的。它的直接范例就是南韩的朴正熙和台湾的蒋经国，这两人都是通过军事独裁把各自的国家带上了“开发专政”的经济腾飞，所以受到“一切向钱看”的邓小平政权的关注。据说，当时赵紫阳曾向邓小平推荐这个“新权威主义”；邓小平的回答是，“我就是这个意思”，但他主张不要用这个名字，还是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比较好。历史是具有反讽的意味的——六四大屠杀以后，在北京主张新权主义的著名人物都被一网打尽（例如杨百揆、张炳久等人），只有上海的这类主张者，由于远离政治中心而幸免于难。而六四屠杀实际上执行的就是“新权威主义”路线，因为邓小平1992年的“南下讲话”证明他坚持改革开放和铁血镇压的的两手做法，和新权威主义如出一辙。但是，按照“咬人的狗不叫”的原则，新权威主义是不能明说的。因为新权威主义实际上就是军事独裁+经济开发。

谢选骏：只能用三次的USB充电打火机

网文《USB充电打火机》（百度百科）报道：

自从电脑上多了一个叫做USB的口子之后，各种冠以此种前缀的产品是层出不穷，它们共同的一个优点就是简单、方便、有趣。这款概念产品——USB可充电打火机（Flameless Rechargeable USB Lighter）也是这样。
USB Lighter与绝大多数打火机并无太大的区别，闪亮的外壳，上面喷绘着绿色的“KOOL”字样。它的发火装置就和其它的打火机大相径庭了。在这里，电阻线圈和微型蓄电池取代了火石和燃油，原理就和汽车上的点烟器差不多，非常的方便。而且，最适合IT人士等经常在电脑前枯坐的一点是，它的蓄电池可以通过USB口充电~虽然我很怀疑这么点儿大的蓄电池能容纳多少电力，但是作为一款概念产品，这一点无疑是非常吸引人的。

中文名
USB充电打火机
外文名
Flameless Rechargeable USB Lighter
优????点
简单、方便、有趣
充电时间
2.5-3小时
点????火
80-100只烟
组????成
电阻线圈和微型蓄电池
目录
1 简介
2 注意事项
3 优点

简介

自从电脑上多了一个叫做USB的口子之后，各种冠以此种前缀的产品是层出不穷，它们共同的一个优点就是简单、方便、有趣。这款概念产品——USB可充电打火机（Flameless Rechargeable USB Lighter）也是这样。
USB Lighter与绝大多数打火机并无太大的区别，闪亮的外壳，上面喷绘着绿色的“KOOL”字样。它的发火装置就和其它的打火机大相径庭了。在这里，电阻线圈和微型蓄电池取代了火石和燃油，原理就和汽车上的点烟器差不多，非常的方便。而且，最适合IT人士等经常在电脑前枯坐的一点是，它的蓄电池可以通过USB口充电~虽然我很怀疑这么点儿大的蓄电池能容纳多少电力，但是作为一款概念产品，这一点无疑是非常吸引人的。
当然，冠了USB的名字，怎么得再做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来。所以，USB Lighter的肚子里面除了蓄电池外，还有个小巧的Flash存储芯片。也就是说，这东西除了让你在朋友面前摆酷外，还可以真正地为你储存需要储存的文件。而且它打开USB插头的设计非常巧妙：打开打火机，往下摁防风罩，呵呵，USB插头从打火机的PP上露了出来。

注意事项

1.充电时间：2.5-3小时
2.初次使用，充满电后使用
3.每次充电以后，可点火50-70只烟
4.工作状态勿接触电热丝
5.充电状态时不能使用点烟器
6.请放在儿童不易拿到的地方
7.请不要随意打开点烟器更换电池
8.请不要用外物清理电热丝
9.请不要将点烟器储藏在强静电及磁场的环境中
10.请不要将点烟器暴露于阳光直射，潮湿，腐蚀性的环境中
11.请不要将点烟器暴露潮湿，水或其它液态中
12.轻轻吹掉落在电热丝上的烟灰
13.长期不用，请充满电后储藏

优点

1、USB方式充电或可通过类似充电数据的充电器充电，循环使用。可充电放电几百小时。相对寿命还是很长的哦！
2、充电时间短（充电时长为1.5小时-3小时左右，充满电可使用一周时间左右，（以一天抽一包烟计算）
3、防风点烟；
4、无声点烟；
5、无需充气灌油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百度百科广告说得天花乱坠，但实际上，在意大利购买的中国制USB充电打火机，只能使用三次，就没有火啦。因为它的蓄电池容量太小，不足以维持更长的使用。但是这一点，顾客在购买的时候是无法看出来的，因为你无法老是试用。但是等回到了家，用的时候悔之晚矣！这就是“中国品牌”的致命伤——不为客户考虑，最后殃及自己。

谢选骏：论“言论主权”

仅有“言论自由”是远远不够的——我么还需要“言论主权”！

《思想主权论》（*）指出：

（一）

（012）
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人，丧失了人的权利，甚至连动物都不如；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民族，放弃了民族的权利，只能充当亡国奴。
《寻找动物意识》（马里安·斯坦普·道金斯）一书通过大量的观察、记录、分析，指出了动物也存在意识。我们知道，意识已经是比较高级的思想形态了。这就是说，动物也有思想！那么，动物的思想来自何处呢？显然不是来自“进化末端”的人类，而是来自更为原始的“存在”或“非存在”。那就是神，就是思想的主权。

（34）
言论自由，是与贸易自由一同兴起的；因为在本质上，言论是一种商品，是用来“售与他人”，与思想的“自己消费”具有不同的本质。“出卖言论”的人，因此必须“隐藏思想”。

（35）
稿费是专门用来歪曲思想的，稿费越高，歪曲得越厉害。版权是僵尸的墓志铭，版权越久，僵化得越彻底。

（36）
国家主权可以控制言论流通，就像控制商品流通，国家主权还可以控制思想发展，但是却消灭不了思想自由，因为思想的能力在本质上是一种生物机能，不是任何社会文明可以消灭得了的。

（088）
思想的自由，只是思想主权的表层形态；思想自由的权利，只是思想主权的“消极的表层权力”——思想主权的“积极形态”，有时反而会体现为“思想限制”甚至“思想压制”。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089）
“不是人类发明了思想，而是思想创造了人类。”——这“不是颠覆了‘思想’一词的本来意义，而是揭示了‘思想’原先的运行轨迹”。“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不是颠覆了‘生命’一词的本来意义，而是揭示了‘生命’原先的运行轨迹”。

（090）
人并不能掌握思想的主权，而只能被思想的主权所掌握——区别只在被拖着走还是被领着走——这并非结构主义的问题，而是发生学的问题；是由人的先天限制所注定了的。
说“个体本身等同于宇宙本身”——这固然充分体现了人类思想的张力与狂醉，妄念之美与自我中心；但也增加了生存的压力与死亡的恐惧：把“个体本身等同于宇宙本身”，就是把人的思想等同于思想的主权，自己扮演神明角色……但问题是，当人自己需要救助时，那该去找谁呢？

（135）
独立于国家主权的中国史官，敢于批判国王，他们其实也遵从着某种宗教精神；独立于国家主权的中国史官，可以被认为是思想主权的载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保的言论自由权，是思想主权在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延伸；中国《尚书·泰誓》声明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是如此。

（136）
把国家说成是“社会契约”，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的欺骗，是思想主权对国家主权的另一种形式的俯首称臣。实际上，国家起源于“掠夺和保护”的双重性，起源于黑社会。把国家当作一个护身的偶像来敬拜，这本身就是一个遭到了身体侵犯和思想奴役的结果。国家也许是一个“必要的恶”，却不是一个“必须的善”；用国家来压制思想，其实是一种杀父淫母的行为——这种弗洛伊德式的行为，必将使得文明随之断子绝孙。

（138）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绝对的国家主权的控制下，其最终作用是“一刀切”；所以在国家主权的法律之下，只有苗圃园林，没有自然之美：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147）
“言论自由”仅仅是一种资本面前的跪拜？还是思想主权向国家主权的摇尾乞怜？“言论自由”说到底还是一种初级的甚至低下的奴隶要求——“言论自由”只在“伸张思想主权”的初级阶段。
资本的力量会让言论自由者“自觉地屈从”，例如许多自由主义者敢于反抗专制，却不敢抵抗金钱的诱惑。但思想主权者却反其道而行之：思想主权给人自由意志、选择权利；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又何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

（585）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政权一堆作家”——不同的朝代豢养了不同的智囊、不同的文人、不同的思潮——“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不需要“独立思考”，而是需要“假装独立思考”，以便为政权赢得“宽容”和“保护言论自由”的美名。

（1067）
枪杆子可以建立暴政，也可以保障自由，甚至确保言论自由、抵制国家的侵权行为：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持枪权，紧随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不是没有逻辑的——枪杆子里面出了自由……但思想的主权却不是枪杆子的产物，而是天然的，在人生下来以前就注定了的。

（1898）
全球宗教的需要具有现实基础：如果大家都“生活在中国式的大家庭里”，就无需组成教会了，思想的萌芽反会窒息掉……教会应该是促进思想自由而不是遏制思想自由的，所以耶稣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2021）
互联网的时代已经明确提出了一个纲领：人类的发展，仅仅拥有国家主权是不够的，还需要拥有思想的主权：惟有思想的主权地位，才能更新国家的主权状态，使之避免食言而肥的腐败堕落。

（2022）
仅仅拥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不够的；我们还须明确“思想主权”的存在。“思想的主权和主权的思想”。The  Sovereignty of thought，The Thought of Sovereignty.

（2023）
“互联网不仅提供思考的素材，也塑造了思考过程。”谢选骏指出：因为互联网本身就是思想的结果。互联网塑造思考过程，其实也是思想塑造了思考过程。

（2099）
仅有思想自由是不够的！如果不能获得思想主权，思想自由迟早是会失去的。否则，多问几个“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一切答案和意义就都突然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无边的虚空。这就是“有思想自由而无思想主权”的终极结果。

（2100）
人只不过是“一只大一些的蚂蚁”。人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蛛丝马迹。人们所做的一切，本质上和电影无异。人，浮光掠影而已。除非，他能拥抱思想主权，并且“与之合一”。

（二）

“政府管理下的媒体权力虚化”，这代表“国家主权对思想主权的反扑和限制”。
退一步而言，即使许多媒体和记者没有被市场利润蒙住双眼，仍有独立监督政府的意识，但官员们会想方设法把他们置于欲做不能的困境。
媒体要发挥监督政府的职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独立且有法律保障。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条件。西方国家以法律形式肯定媒体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但又被另一些法律条文所虚化。美国政府常以“诽谤罪”、“保密权”、战时安全等法治名义威胁新闻界，欧洲国家也常以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为借口干预记者采访，法律保障的新闻监督权往往被法律所注销。这是一种法律“自尽”的规则。
此外，政府手中拥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媒介不得不按照政府意图行事。在今天，记者通过非正式程序，有更多机会了解公共事务，但进入政府规定的敏感领域是有代价的。记者必须对官员加以说服，尽可能和他们合作，否则就无法运作。当重大事件发生时，只有官方才有资格界定事情的大小，新闻官员更有发现新闻的机会，优先安排符合政府目的的话题向记者提供。白宫官员如果不透过新闻媒体让他们喜欢的故事流出去，这个政府根本无法治理。
美国在历次战争中都实施新闻检查，法律授予政府这一权力抵消媒体的新闻自由权，成为“第四权力”自行滑落的不容忽视的因素。看上去，政府并没有压制新闻界，一切限制都有法律依据，这是政府管理新闻的奥妙。法治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存在“法律打架”的问题，“第四权力”的滑落成为法律冲突的牺牲品。在政府的威胁和检控下，媒体为了生存必须和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主动控制自己的新闻内容。
媒体与政府就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媒体虽然不直接受控于政府，但两者的人员互通和彼此进进出出，构成被美国人称作的“旋转门”的现象。一方面在政党纠纷和其他次要问题上媒体扮演政治角色，监督和制约政府。另一方面，媒体又与政府采取合作态度，成为政治肌体附属物。媒体确实可以成为第四权力，但它的监督极限就是对官员内部的奖清惩浊、以贤代庸，而对政府的许多错误举措常常倍加赞扬。这样，西方媒体与政府以对立为支流，以合作为主流，不惜牺牲“客观性”来附和政府。今天尽管在西方依然无人否认第四权力说，但在重大问题上只留下一道影子，似乎已经虚无缥缈得无法辨认。

至于专制国家，根本就不容三级会议的存在，哪里还有第四等级的活动空间？
至于专制政权，根本就不容三权分立，哪有第四权力的容身之地？
但我相信，专制也是建立在思想主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总有一天会被思想主权所颠覆。

（三）

《物理学家发现推动电子的新途径》指出，关于电子在电场中的运动，物理学家们有新的发现。
下面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一篇报道：当电子在电场中的导电材料里运动时，会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电场的方向——走。可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物理学家们发现，当石墨烯片放在一块氮化硼二维材料上面时，电子垂直于电场移动，而不是顺着电埸方向运动。他们发现，当石墨烯片——二维纯碳的阵列——置于另一个氮化硼二维材料上面时，电子会垂直于电场运动，而不是沿着电场方向。即使没有磁场——感应电流的唯一已知方法——的影响，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麻省理工学院的Leonid Levitov教授说，更重要的是，两个独立的电子流在相反的方向流动，都垂直于电场，电荷互相抵消，形成“中性的不带电的电流”。Levitov说，这个电流相对于电场的角度可以精确地控制。他把它比作垂直尽风向航行的帆船，它的运动角度，可以通过调整帆的位置来控制。Levitov和他的合作者Andre Geim说， “人们普遍认为，对于未来的硬件，用新的、非常规的方法来处理信息是关键。”“这个信念一直是推动着近来的重要进展，尤其是自旋电子学”——这时，是电子的自旋携带信息，而不是他们的电荷。Levitov说，麻省理工学院和曼彻斯特的研究人员展示了用这种新材料做成的简单晶体管。
“这个效应相当有趣，它击中我们在理解复杂的所谓拓扑材料方面情有独钟的地方。” Geim说。“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它把材料科学，粒子物理，相对论和拓扑结构联接起来。”Levitov，Geim和他们的同事在实验中，把一块石墨烯置于一层氮化硼上面，形成一个六边形晶格结构，如同石墨。两种材料在一起形成超晶格，它相当于半导体。这个超晶格使电子获得意想不到的扭曲——Levitov把它描述为“一个内置的涡旋”，它们改变运动方向，犹如一个球自旋时的运动呈曲线轨迹。
研究人员说，石墨烯中，电子表现得像无质量的相对论粒子。但是，观察到的效应，在粒子物理学中没有已知的同类现象，它加深了我们对宇宙如何运作的了解。这个效应是否可以用来减少电脑芯片消耗的能量，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早期发现。很清楚的是，有机会局部地减少能量变成热量造成的损耗，同时，这种系统的其他部分可以抵消这些收益。”Levitov说，“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有趣问题。”
在技术层面上，这个发现会带来什么呢？
当年杰克·基尔比发明集成电路时，人们对这项发明的影响的认识，只不过是把当时用分立元件做的各种数字电路做成集成电路，不曾想到今天在一块小小的芯片上可以整合那么多的功能，不曾想到会造就一个规模巨大的集成电路产业，也没有想到它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竟然如此之大。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人类预测未来的能力其实是很低的。将来会有什么科学发现，会做出什么技术发明，是无法预先知道的，也无法计划。所谓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是科学技术落后国家做的事，不过是罗列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做过的事。对于科学技术落后的国家，制定这种规划无疑是必要的。不过，需要创新的社会更要做的是，创造一个能够让人们充分发挥创造力、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环境。这个，是可以规划的。
关于麻省理工学院和曼彻斯特大学的物理学家们的这项发现的意义和影响，不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清楚的。至于在技术层面上它会带来什么，现在能想到的，只不过是能耗更小的新型晶体管和微芯片。一项科学发现，或者一项技术发明，对产业将产生什么影响，对国民经济将有什么影响，现在是看不清楚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动脑子、广开思路，提出更多原创性的点子，落实到行动中，再产生更多新点子，再落实到行动中，坚持不懈地干下去 。人类社会，不就是这样从远古走过来的吗？
……
事实正是如此，人类的发展不过是误打误撞出来的，文明的前进往往也是盲目的，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的人命运拖着走。人的思想之是思想主权的延伸产物。
科学是思想主权的产物：仅仅有思想自由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思想主权！仅仅有言论自由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言论主权！

（四）
《思想主权——对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的终结》（Sovereignty of Thoughts——A Concept that Terminates Western Thinking Since Descartes，2012年—2013年，2014年电子版、2015年印刷版）一书，提出了“言论主权”的概念、

那么， 什么是言论主权呢？

要了解什么是言论主权，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与言论主权的区别。

言论自由是一种消极的权利，言论主权则是一种积极的权利。

传统观点认为，言论自由是一项典型的消极权利，国家不需要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就可以立即实现。美国宪法第1 条修正案的表述方式很好地表达了上述思想（注：1791年11月3日生效的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定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因此，人们通常把言论自由称为“第一权利”、“人类最重要的、潜力巨大的、活动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言论自由的保障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而“言论主权”则是谢选骏提出的概念，是“基于思想主权的积极权利”。这个权利不是臆想出来的、捏造出来的，而是每人每天事实上都在遵循的。

证据之一：为什么会有日常生活的沟通困难？

因为每人每天都在通过自己的言论主权，用语言的涵盖掩盖具体的动机，委婉地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

证据之二：为什么会有哲学表达的聚讼纷纭？

因为抽象的言谈者一有机会就会利用自己的言论主权，用语言的歧义进行引申，掌握话语权、获得制高点、靠拢思想的主权。

要理解“日常生活的沟通困难”和“哲学表达的聚讼纷纭”之所以存在，就必须知道“言论主权”的存在。

在今日的宪法学领域，根据英国的哲学家Berlin对自由类型的分法，广泛出现了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分。其中的消极权利乃指个人要求国家权力做出相应不作为的权利，自由权即属于这一类型。而积极权利则指个人要求国家权力作出相应作为的权利，参政权和社会权即然。

在这种意义上，言论自由只是要求国家不要因为言论而迫害个人，但是，言论主权却是要求国家要因为言论而改变国家自己。因为任何国家主权，都只是思想主权的产物。

因此，仅仅把“言论自由”列为公民权利是过于消极了，远远不够——“言论主权”也应列为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


（*）
《思想主权》是谢选骏先生2012至2013年间的著作。其核心观点认为：仅仅承认思想的自由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承认“思想主权”的存在。思想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主权，“思想主权”不仅创造了各种形式的国家主权，而且还创造了各种科学和艺术，各种道德和宗教。“思想主权”甚至创造了人自身，这不仅体现为“上帝造人”，也体现为“人的进化”。“思想主权”的存在，保证了人和宇宙的互通，使得人可以认识宇宙，使得宇宙也能塑造人。同时，作者还用“你答故我在”取代了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因为你我他同在思想主权之下。“思想主权论”的提出，是对笛卡儿以来西方思想的终结。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Sovereignty of Thoughts" is Mr. Xie Xuanjun's book written between 2012 and 2013. The view points at the core of the book are: just to recognize the freedom of thinking is not enough. One has to recognize the validity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inking. Thinking has its sovereignty, which gives rise to cultures of various forms, an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births of science, art, ethics and religion. The sovereignty of thinking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the creation of man himself, which not only confirms the idea of the creation of man by God but also the idea of the evolution of man. The existence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inking facilitate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man and the universe, enabling man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universe, and enabling the universe to help create man. Mr. Xie Xuanjun attempts to replace Descartes' assertion that "I exist because I think" with his own assertion that "I exist because of your response", for you and I both live with the sovereignty of thinking. The proposi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of thoughts" is a termination of Western thoughts since Descartes.

谢选骏：基督教与白莲教

网民问答《为什么邪教大多和基督扯上关系？》这样说：

问题：

为什么邪教大多和基督教扯上关系？
我国明确的14个邪教组织中就有8个……

（回答一）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准备多答一点。长文预警。

准确地说，这个问题应该描述成“为什么在当代，邪教大多数和基督教扯上关系？”

一、从秦汉到隋唐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源远流长的宗教历史——自然也有着同样源远流长的邪教史。从五斗米道到大乘教，从白莲教到太平天国，邪教在中国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然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邪教从来就没有原创的能力。邪教从来都是依附正常宗教而存在的。甚至有的时候，正教与邪教的差别可以达到极其微小的程度。
从汉末到唐朝，邪教常常以道教形态出现；唐末至明清，邪教又开始依附于佛教；近现代，大多数邪教则以基督教自居。其中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政府对邪教崇拜对象的打击力度；政府对邪教所依附的正教的支持程度；正教本身的能力水平；正教背后的潜在势力，等等。
从秦末到两汉再到晋代，这段时间是道教系邪教的兴盛时期，代表人物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准确地说，是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黄巾之乱，和以孙恩、孙泰、卢循为代表的五斗米道暴乱。这段时间正是正统道教形成的时期，邪教亦依附道教而产生。秦汉的方术、巫蛊对道教系邪教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而外来的佛教在此时势力较弱，无论是在宗教的活性上、信徒的规模上还是经典的现实化作用上，都比不过方兴未艾的道教，在此时道教几乎成了邪教依附的唯一选择。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势力开始兴盛。经过五斗米道暴乱之后，政府对道教已经产生了提防；民间佛徒人数迅速增长，政府也对佛教大力支持，无论南朝北朝都大力崇信佛教，佛寺如雨后春笋，因而邪教开始转而依附佛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经典再一次被大规模翻译成中文，更加坚定了邪教产生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邪教依托于佛教，更确切地说是依附于弥勒崇拜。所谓“新佛出世，除去众魔”，邪教教主把自己神化成弥勒佛化身，反视正信佛教为魔。邪教将杀人视为度化，企图在人间建立弥勒净土——也就是邪教首领所引领下的、利用宗教手段叛乱建立的政权。弥勒崇拜的理论依据是三佛应劫，代表流派是以法庆大乘教、傅歙弥勒教为首的一系列沙门暴乱。

二、从唐朝三夷教看当代基督教

有唐一代，邪教作乱并不频繁，也并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具有代表性的邪教活动。一方面，经历了汉末的道教暴乱和南北朝的佛教暴乱，唐朝政府对佛道两教的邪教化倾向作出了一定的防备；另一方面，唐朝国力雄厚，对待宗教海纳百川，不对某一宗教作出过度的扶持，无论是传统的佛教道教还是外来的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当然，后来武宗灭佛，将佛教和三夷教一并铲除，这也正体现了在国力衰微时对于宗教的控制力显著减弱，不得不以暴力手段将其消灭。
三夷教对于这个问题而言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邪教，准确地说是当代邪教，大多数与基督教产生关系，但基督教早在唐朝就已经传入中国——准确地说是东方叙利亚教会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景教——这一教派在元代仍有影响，但从未产生过邪教依附的情况。与当代基督教对比来看，可以有以下几种原因：
1、宗教的思想基础严重不足。
我们生活中所见的众多基督徒，一旦谈及宗教，便会用一种半文半白，不明所以的腔调来说话——这就是所谓的圣经体。基督教新教号称唯独圣经，具体到信徒身上，往往会异化成“脑子里只有圣经”，于其经典，言必称之，不敢增减一句一字。这种对宗教经典的高度重视，造就了当代基督教信徒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了一种潜意识的宗教凝聚力，成为了划分“选民”和“外邦人”的显著特征。反观景教，其经典高度中国化，也不搞“唯独圣经”。从近年发现的景教经典来看，无论是圣经、教理、赞美诗都有所体现，并且具有相当地中国化特征。为了促进中国信徒的接受，景教经典往往采用佛化、道化的手法来阐释教理。
“常活命王慈喜羔，大普躭苦不辭勞。?捨群生積重罪，善護真性得無繇。聖子端在父右座，其座復超無量高。大師?彼乞衆請，降栰使免火江漂。”——《三威蒙度赞》
“岑穩僧伽！凡修勝道，先除動欲。無動欲，則不求不為；無求無為，則能清能淨；能清能淨，則能晤能證；能晤能證，則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樂緣。”——《志玄安乐经》
“吾囙太阿羅訶，開無開異，生無心浼，藏化自然渾元發。无發，无性，无動，靈虛空買，因緣機軸。自然著爲象本，因緣配為感乘。”——《宣元至本经》
佛化、道化的景教经典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对于邪教而言自然也就无从依附；过度本土化的经典难以使信徒产生向心力，自然也就无形中削弱了信徒的组织能力。
2、景教背后没有政治势力支持。
景教的源头是叙利亚教会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是被基督教正统所驱逐出教的异端，其教会在波斯得到发展；然而，景教对波斯的影响力未必能达到较高的水平，波斯对唐朝的影响力就更为有限了。景教在唐朝的发展，更多的是传教士的个人行为，而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自然发展较为艰难。唐朝势力雄厚，国民底气十足，面对这样一个没有根基的国外教派，信徒人数较少也是理所应当的。而近现代中国多灾多难，基督教传教士往往伴随着国外的政治势力而来，无论是正信还是邪教，其背后都有着国外势力的潜在支持。中国国力衰微，“洋教”等于“先进宗教”的观点深入人心，要扭转这种成见，定非一朝一夕之事。
3、没第三了。
光是这两点就已经让景教的根基不稳，在武宗灭佛时一拔就倒，直到在元代接受输血之后才短暂复活了一阵——还要什么第三啊。
然后我们再针对三夷教的另外两个宗教来分析。三夷教，包含了景教（基督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还有摩尼教。摩尼教的作用最为复杂，放到最后再说。
先说祆教。祆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虽然它在波斯呼风唤雨，但在中国最多也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时至今日，只有祆教被灭后没有任何复兴，考古资料也未曾发现祆教的任何经典甚至寺庙遗址。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景教相同，即波斯对唐朝的影响力极其有限；另一方面，祆教本身类似于一种典型的民族宗教，信徒对外传教的热情极低，甚至达到了维持宗教纯净不惜近亲结婚的程度——这也就是目前所发现的祆教遗迹多为墓葬的原因。
反观今日的基督教——确切说是基督新教，已经深深地把“传教”两个大字刻在了自己的骨髓之中。对于信徒而言，“传福音”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行为，而且是义务。相信大多数接触过基督教的人，对基督教的恶感都来自于他们不厌其烦地向对方传福音，并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宗教是唯一真理，甚至达到了诋毁其他宗教的地步。这一点是基督教的共同特征，无论是正信还是邪教都是如此；利用这种手段，邪教最初的信徒积累就变得极为容易。传福音的后果是有教无类，有教无类的后果请参见通天教主。正所谓红莲白藕青荷花，三教本来是一家。耶稣基督一教传三友，东正教似老子，存在感低，信徒也少；天主教似元始，门徒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信徒质量甚高；基督教似通天，教门广开，无论根基如何，都一并收进囊中，其戾气也是最重。
然后再说摩尼教。摩尼教在唐代的传播，其实就是当代基督教传教的缩影。论经典，摩尼七经在手，体量比起圣经差不到哪去；论组织，摩尼教有波斯教廷，有中亚牧首，有东方教区主教，形态与基督宗教类似；论思想，摩尼教承接祆教二元论，基督教救赎观，以二宗三际一以贯之，思想深度也是足够的；论政治影响，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微，摩尼教为回鹘国教，借回鹘之力强迫唐朝给予摩尼教充分的传教自由，从长安到江浙，从西北到东南，大云光明寺比比皆是。以上种种，使得摩尼教成为三夷教之首位，祆教景教与之相比远远不如。
然而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原因，为摩尼教埋下了衰败的伏笔。摩尼教的传播与回鹘的政治势力密切相关，回鹘为黠戛斯所灭，唐朝即将其严加禁断。然其余力犹存，摩尼教残余势力在宋元时期以明教的形态重新出现，成为了邪教的又一依附对象。

三、从摩尼教到明教

从摩尼教到明教的过程，就是由正信走向邪教的过程——不可否认，明教产生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向邪教发展，但之后的一系列邪教将明教教义收归己有却是不可否认的。唐代摩尼教在回鹘的支持下地位显赫，并未出现依附摩尼教的邪教。一方面，摩尼教的主流作为合法宗教，没有必要转入地下和邪教同流；另一方面，虽然摩尼教地位较高，但这个高度是就祆教景教而言，比起佛教道教，摩尼教的势力远远不如，自然也就难以引发邪教效仿。
而到了宋代，摩尼教由城市转入乡村，由庙堂走向民间，由合法宗教变为附佛外道，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向邪教方向转化。摩尼教在会昌法难时受到了巨大打击，经典流散，信徒逃亡，与中亚教会、东方教区主教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摩尼教残余中的一支选择了走入乡村，与民间信仰结合——这个过程，与当今的农村基督教颇为类似。一个本来正信的宗教，缺失了其存在的思想基础，又缺少水平较高的引导者，在民间的发展往往会趋向于邪教。在摩尼教而言，缺失了摩尼七经，宗教领袖由回鹘僧侣变为民间神汉；对于基督教而言，缺失的则是两千年来积累的基督教文化底蕴，只剩下了圣经本身——在因信称义、自由解经的理念推动下，这种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其宗教领袖，也从具有相当神学素养、受过正规培训的牧师变为神学素养差却擅长搞传销的传教士。
此外，摩尼教的组织形态也成为了邪教化的重要推手。摩尼教在巴比伦有教廷圣座，在中亚有东方正统教会牧首，在高昌回鹘有东方教区主教，十二大主教之一甚至亲自拜谒过唐玄宗。摩尼教的组织与基督宗教颇为类似，而与组织松散的佛道两教截然不同。转入地下后，其基层组织仍然保持着高度的团结性——宋代史书所谓“食菜事魔、夜聚晓散”者即为此理。一个组织明确的宗教，显然更善于团结基层信众，使之增强凝聚力，大大提高信徒的依赖感，弥补佛教道教在心灵关怀上的缺失。佛教道教的宗教活动需要信徒的主动参与，而摩尼教存在着组织严密的基层教会、周日的聚会和圣餐、还有组织人员讲解教义的活动——这一切都使得摩尼教在民间受到广泛信奉。对照基督教，我们可以发现今日的农村基督教几乎是摩尼教的翻版。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我们前面说到，佛道两教都曾经被邪教依附，掀起过大规模的叛乱；这一次，随着摩尼教转入地下传播，被邪教依附自然也不可避免。这一时期的代表，是以方腊为首的邪教作乱。历来对方腊的固有印象，往往将其视为摩尼教教主，但真实的方腊与摩尼教的联系显然较为有限。准确的说，方腊之乱是一次融合了三教教义的杂烩式邪教暴乱。
“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物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袒葬，方敛，尽饰衣冠，其徒使二人坐于尸傍，其一问曰：“来时有冠否？”则答曰：“无。”遂去其冠，次问衣履，遂亦去之，以至于尽，乃曰：“来时何有？”曰“有包衣。”则以布囊盛尸焉，云事后至富。小人无识，不知绝酒肉宴祭厚葬自能积财也。又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不必相识，党人皆馆谷焉，凡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其魁谓之魔王，右者谓之魔母，各有诱化。旦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公处烧香，魔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不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俗讹以魔为麻，谓其魁为麻黄，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
从中可以看出，方腊思想中既有来自于佛教的金刚经，也有来自于道教的张角崇拜，也有来自摩尼教的日月崇拜。我们可以推测，方腊一党受到了转入地下的摩尼教-明教思想的影响，但其依附的是否是某一个特定宗教，仍然很难评价。

四、弥勒和弥陀，二宗三际和三阳劫变

元明时期，白莲教作为又一个新兴的邪教而得到了广泛关注。白莲教向上承接弥勒教、大乘教、白莲宗，又和同时期的摩尼、白云若即若离，所奉“三阳劫变”思想成为后代众多邪教的理论基础。三阳劫变认为世界发展历程分为三个周期，分别为青阳、红阳、白阳，由燃灯、释迦、弥勒三佛执掌。——白莲教的具体信仰内容很难考证，因白莲教支派广泛，信仰繁杂，信徒又往往处于正教和邪教之间；但可以确定的是，弥勒信仰、弥陀信仰、三阳劫变都是白莲教信仰的一部分。三阳劫变思想继承自两晋时期的弥勒净土，又融合了摩尼教的二宗三际理论，更加强化了其中明暗斗争的色彩。后代的罗教、弘阳教、圆顿教、八卦教，乃至建国后称帝的三期普度大中华佛国，都秉承这种思想。从元代到清末，邪教一直以三阳劫变思想为指引；这种思想的骨架来自佛教，带有一定的摩尼教色彩，道教思想也时常被裹挟其中。这一时期，基督教在中国依然具有一定影响——元代景教再度兴盛，景教传教士得到礼遇，同时天主教方面的传教团也到达中国，教廷开始与中国官方正式接触。景教和天主教在此时并称为也里可温教，和明教一同由主教管辖。“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
此时的邪教之所以不依附基督教的原因显然和唐代相同——基督教的势力太过弱小，缺乏来自外部的支持和民间信众的思想基础，而作为正当宗教的基督教显然没有必要转化为邪教；到了明清时期，基督教自身尚且自顾不暇，天主教文化和中华文化产生冲突，朝廷态度时宽时禁，天主教传教士就更没有理由化为邪教以落人口实了——更何况，对于正信的宗教而言，转化为邪教以扩大信徒规模/保持自身纯洁性稳扎稳打——这两个选择之中，传教士显然更倾向于后者。这也是正信和邪教的本质区别之一：正信更希望保持自身教义的纯洁性，即使这样会加重宗教发展的困难程度——而邪教，更希望用尽一切方式进行传教，以扩大信徒规模为达到其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

五、邪教依附基督教

晚清时期，邪教依附基督教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国力衰弱之时，洋教等于进步宗教的思想开始产生；经历了历朝历代的多次佛教、道教作乱，统治者对邪教所依附的对象已经产生了警惕；外国传教士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依靠其政治势力传播基督教，此时也不必考虑什么过度华化的影响了；主张因信称义的基督新教也在此时传入中国，降低了信仰基督教的成本。在此情况下，太平天国应运而生。洪秀全企图建立一个利用宗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庞大的政教合一帝国，基督教——确切地说是基督新教，正好适应了他的政治需求。
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暴政；加尔文如此，洪秀全如此，今日的Isis也是如此。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所作出的邪教行为此处略过不表，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拜上帝教只是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而已，它的本质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政治实体。至于拜上帝教所拜的是否是基督宗教两千年来所崇拜的那个存在，这对洪秀全而言并不重要。他并不关心宗教教义的传播，他唯一的企图就是通过宗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虽然外国传教士借助于政治势力推动传教，但他们的第一目的始终是宗教而非政治。正因如此，不管哪一派的传教士在考察了太平天国之后，都不禁大皱眉头，啼笑皆非。他们甚至不承认洪秀全是基督徒。无论在何时何地，正信与邪教必然水火不容。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显然融合了很多民间宗教元素，并不是严格的基督教。从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未曾有大规模依托基督教的叛乱。洪秀全之后的又一个宗教活动高峰是义和团，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己任，坚决反对一切洋教——无论是正信或是邪教，只要沾上一个洋字，拳民必然怒发冲冠，将其打成粉末。义和团甚至谈不上依附哪一种宗教，只是民间信仰的集中体现而已。到了民国，又有以一贯道为首的众多道门兴盛；然而建国初期，政府以雷霆手段打击一切反动会道门，这些邪教也就随之消失殆尽了。虽然仍有秉承三阳劫变精神的邪教头目企图发动叛乱，但基本都在几日之内灰飞烟灭。时至今日，以邪教手段达成政治目的，企图称帝——已经成为了一个再好笑不过的笑话了。
建国后的又一个邪教高峰，来自于八九十年代的气功热，轮子功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一个邪教组织。轮子功的理论基础，从佛教道教中都有借鉴，为了适应气功热的时代潮流，其头目还引入了一些气功动作和舞蹈动作，真真让人笑掉大牙。犹记得小时候地方新闻报道：一老太太信了轮子功，按照大师指引，盘腿而坐，五心朝天，无奈脚心怎么也朝不上去。老太太发起性来，两只手拽住脚丫子一用力——嘎嘣一声。
现代邪教依附基督教的原因，我想在这里就可以总结出来了：第一，佛教道教势力衰微，基督教代表着“进步宗教”；第二，佛道两教缺乏基层人文关怀，基督教的组织形态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第三，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缺乏压倒性优势，基督教受国外势力支持，传教资本雄厚；第四，基督新教的因信称义、唯独圣经、自由解经是邪教发育的良好土壤；第五，经历了轮子事件后，政府对于佛教系邪教产生了充分的警惕，而在基督教方面还待加强；第六，基督教以圣经为中心，以聚会为手段，维持了信徒的宗教向心力；第七，基督教对于传教工作具有极高的热情，从未间断；第八，信仰基督新教成本极低，对于平信徒而言只需熟读圣经，而不需深入研究神学；第九，新教往往继承了加尔文一宗的暴戾气质，不仅佛教道教无力反击，就连同属基督宗教的天主教、东正教，与之相比也难以抗衡；第十，我想不起来还有啥了，但不凑个第十出来，我会犯强迫症。
总而言之，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邪教都将以基督教面目出现，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无论是无神论者，还是基督宗教的信徒，或是其他宗教的信奉者，都必须加以重视。邪教绝不会因为你是信徒就开恩放你一马；与之相反，如果邪教得势，第一刀就会捅在正信者的身上。
哦，你说中国不是还有一种大宗教嘛，邪教怎么不依附于它？
抱歉，对于这个问题，我一句话也不说，那是坠吼滴。

（回答二）

截至目前，中国官方认定的邪教组织有14个。其中与基督教有关的邪教有12个，与佛教有关的有2个。这些基督邪教分别是：呼喊派，门徒会，全范围教会，灵灵派，新约教会，主神教，被立王，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三班仆人派，天父的儿女，达米宣教会，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
2014年，在山东招远6名“全能神教徒”将无辜女性殴打致死。这里面的“全能神教”也是基督教相关邪教，它还末入列前12名。
美国的邪教比中国恐怖得多，“千禧年观察研究中心”统计了1200多个邪教组织，基本全部是基督教相关的邪教。人民圣殿教就是令全球震惊的基督邪教。
面对众多邪教，基督徒辩称：这不是基督教的错，是基督徒的错，是这些牧师和信徒误解圣经的错。
当年孔教成为吃人的宗教，新文化干将进行猛烈抨击。有些老先生们想出个卫道的法子，“这些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孙通，董仲舒，刘歆，程颢，朱熹……等人误解孔道的结果……”这个法子和基督徒的法子如出一辙。
胡适、陈独秀的驳斥鞭辟入里：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都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当穆斯林干坏事了，这不是真正穆斯林干的。
当基督徒干坏事了，这不是真正基督徒干的。
那么，
当法西斯干坏事了，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不是真正法西斯干的呢？
当侵略者干坏事了，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不是真正侵略者干的呢？
如果我们这么认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就大错特错了。任何现象都从一定的方面表现着本质，现象与本质有内在一致性，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无法脱离干系。假象也是本质的表现。
部分人打着穆斯林的旗号干恐怖主义，这就能说明伊斯兰信仰里有恐怖主义的成分和基因。
部分人打着基督教的牌子搞邪教，这就能说明基督教信仰里有邪教的成分和基因。
何以全世界的邪教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基督教的招牌。故不管是基督教本宗，还是基督教邪教，都需要摘下你们的招牌，至少向公众公布你们的存在，登记你们的领袖，申报你们的活动，交代你们的资金流动，并依法上税。若不做到如此，一律依法取缔。
【国内三自教会基本可以做到，极少数家庭教会可以做到，大量家庭教会差得很远。】
为什么基督教能衍生出如此多邪教？难道基督教成为全球邪教孵化中心了？
1、基督教的超理性给邪教发挥空间
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三位一体”“因信称义”都是超理性的，即用理性无法解释。由此可见基督教超理性的东西的影响有多么深。
这些超理性的东西，给邪教无限的想象发挥空间。
2、圣经的经文是矛盾的
信的话，连数字、人数、年份、人物等数据的差错都可以被解释成无误，不信则处处皆为矛盾，这些矛盾被神学家称为“真理的反合性（Paradox）”
因为对某段经文的不同理解，基督教就能分裂成两派。正因为圣经经文的矛盾，基督教教派如此众多，邪教滋生也不奇怪。
而且“真理的反合性”的方法，不过是颠倒黑白的方法。这不给邪教立论提供了绝佳的方法吗？
3、与世界的敌对
圣经多次明确表示，世界是属于魔鬼的，服从世界就不属于上帝。
邪教疯狂利用这点，与现行政府、法律、道德论理敌对，建立自己的邪教帝国。
4、宣教
圣经非常看重宣教，称宣教是拯教别人的灵魂。
邪教利用宣教发展自己的势力也变得理所当然。
5、奉献
圣经认为基督徒要什一奉献，即将个人所多的十分之一奉献教会，供教会的需要。
这成就邪教的敛财工具。
《圣经》提供了邪教所需要的材料、空气、工具、方法、招牌，不滋生邪教才怪。
附：
问：那为什么基督教自己没有成为邪教呢？
答：谁说没有，以今天的标准，中世纪的天主教、宗教改革初期的新教不就是邪教！只是那时候他们占大多数，把当时的少数派【包括无神论、其他信仰者、甚至基督教的部分支派】定义为邪教，通过异端裁判所进行残酷镇压。

（回答三）

因为佛祖明白说过，下一个佛是“弥勒佛”，要非常久的时间後才能降世。
在圣经中，对耶稣再次降世也没有明确说明时间，并且圣经里一再的强调这日子，没有人知道。
“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马可福音·13章·32·节）
甚至圣经还一再强调要堤防假基督，假先知。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路加福音·21章8节）
今天刚在为何邪教组织大多以基督教作为蓝本? 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原文再次转述如下：
1、歪解比创造更容易。
凭空创造一个宗教要比基于现有宗教基础去歪解教义更难。现有的宗教信仰，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即使不了解，也是混的过耳熟，而在此基础上的加工曲解，省去占领心智的一部分工作。一个未知凭空出现的东西，包装起来的代价也更大，你要原创教义、编造历史，还要构架一个合乎逻辑又利于自己的价值观，这对于普遍智商不高的邪教创始人来说真的要求太高了，教主做不到。
2、基督教在中国位置尴尬，有机可乘。
这话题很敏感，说几个存在的事实：
我国的天主教，在官方层面至今不承认受梵蒂冈的管辖和控制；
我国的官办基督教又称为“三自爱国教会”，即“自治、自养、自传”。
我国除了三自教会外，存在最多的是家庭教会，即脱离三自教会之外的民间组织。这种组织数量之多，人数之广非常难统计，也因为我们的大环境，他们游走在所谓非法集会的边缘，有些甚至经常会被抄家喝茶。
明白了吧？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国家没有系统、正常、健康的宗教发展体系，而自以为是搞了一套“社会主义无神论指导下”的宗教发展模式（不仅仅是指基督教），这种模式一方面造成正统的信仰不被扶持甚至反被打压，另一方面，在这种模式下催生了家庭教会，而这也为邪教提供了便利——他们可以假借家庭教会的名义和方式组织聚会和发展会员。
3、圣经“资源”完整，且没有唯一解释
邪教无非是要这几个关键词：钱、拉人、恐吓、绝对服从。
而对照圣经，他们似乎能找到非常完整的理论资源来做依据：
钱——圣经强调你只是神在世上财富的管理员，而且圣经里有十一奉献的要求（即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
拉人——圣经非常看重传福音。所谓福音，即好消息，正统的基督教义认为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不是人人都知罪，许多人活在罪中不知悔改，而又因着爱人如己的原则，传福音给万民是基本行为。
恐吓——是的，圣经里有末日论，也有地狱撒旦之说。但是圣经同时又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马可福音·13章·32·节）
绝对服从——圣经强调一神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籍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
所以，对比其他宗教，圣经简直就是一本指导手册啊！这种断章取义，妖魔歪解圣经的行为糊弄了不少人，以至于有些人甚至不加了解和思考就认为圣经是邪教的温床。
但！是！圣经里更加强调：
爱——圣经里的爱，是我所知最丰富丰盛的爱，哥林多前书13章有过明确的解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同时，圣经里不止一次的强调要爱人如己。“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19·19）；“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拉太书5·14）；“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雅各书2·8）……
谦卑——圣经的谦卑恰正是神的谦卑。也许没有信主，没有了解过基督的人，是无法理解一些主耶稣的事情（如果愿意可以跳过这部分~）：虽然祂在永远里就居在高位，但当祂降生的时候，连客店里也没有祂可降生的小床舖，祂降生在破烂不堪的马槽里；耶稣基督为了抢救灵魂，满怀热切，日夜奔劳，遍走四方，祂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连饭也顾不得吃（可三：20）；在拿撒勒城的民众对祂怒气填胸，撵祂出城，带祂到山崖，要把祂推下去（路四：29），然而，主耶稣都感谢天地的主，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太——：26）；祂是这样的不争竞，不喧嚷，甚至街上的人也没有听见祂的声音（赛四二：2）；被出卖的那一夜，祂看见门徒仍然不知大难当头，仍然汲汲于名位，互相争大，彼此夺权。于是在坐席时，祂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每一位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来擦乾（约一三：4-5）。祂不但洗十一位门徒的脚，连那一位已经存心要出卖祂，用脚踢祂的犹大的脚，也一视同仁的俯腰洗淨他（约一三：11-12）。
平安——信主以来，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内心的平安。无论遭遇什么，心里始终有盼望，有依靠，知道总有个人是对你不离不弃。平安是上帝所赐的恩惠，“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27）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在遭遇苦难、挫折，始终平安自若，微笑面对的原因。对了，还有人记得汶川地震中的廖智吗？她前段时间结婚了。感谢主。廖智六一教堂举办婚礼 丈夫跪地戴假肢照片震撼人心
4、自我纠错能力有限。
这个原因是我认为的主要因素。虽然全能神、耶稣门徒会等这种邪教异端早就被一些国内外知名基督团体经过严格的观察和讨论认定为邪教异端，但是却“认而不绝”。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基督教普遍施行“个人解经”的制度（勉强称为制度吧），千人千面，每个人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邪教教主们提供了便利的大门——“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圣经，不服来咬我啊”；“哎呦！还真咬！那我自己单干可以了吧？”
受制于个人解经的行为，对异端的认知和判断就非常滞后，例如东方闪电1993年成立，但是直到2013年3月2日，基督教论坛报与台湾各新教教派针对全能神教会发布联合声明，并刊登于台湾各大报，声明该教为邪教；同年罗马教廷媒体“今日梵蒂冈”以一篇名为《全能神袭击中国教众天空》 ： 全能神以暴力、诱拐、绑架等手段裹挟人，向整个天主教世界发出防备全能神警示。
但是，就算有了警示，被声明是邪教了，到了我们国家又不一样。前面讲了我国独有的家庭教会现象，受制于国内的宗教管制，和少林寺这种高富帅不同，家庭教会能活下来就已经竭尽全力了！也因为艰难苟且的偷生，散乱无章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信息滞后性和不对等性。国外（含台、港的大陆以外）可能早就认定为异端邪教的组织，反而在大长城的保护下能得以延续发展。如果不是这次招远事件，你觉得全能神能不能再潇洒下个十年呢？我觉得是能。
最后，就算退一万步，国内的家庭教会也都知道了某个教派是邪教，那又怎么样？由于xxxx，家庭教会的大小各有不同，彼此之间的联系也非常有限。大的家庭教会有几百上千人，小的家庭教会三五个人，家庭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沟通不畅，造成联手抵制邪教，并拯救落入邪教的同胞事情变得异常艰难，稍有不慎，ZF可能会把你当邪教一起打击，“反正都是读圣经的，劳资怎么知道你们谁是邪教！”
综上，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邪教都会以基督教为蓝本的原因了。
最后还有一些话想说：
正统的基督教都是引人有爱，导人向善的。地狱论，末世论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环，不是全部，也不应该被恶意放大。美国以基督教义立国，世界以基督诞生纪年，斗转星移了几千年，基督教的发展和作为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我们都常常在说中国人现在没掉了信仰，礼崩乐坏的年代我们丧失的仅仅是信仰吗？我在国内接触过很多国外的家庭教会，你知道他们都在祷告些什么吗？他们一直祷告求神眷顾中国，求神来拯救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冷漠，自负，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们仍然内心深处渴望被救赎，他们比任何人更需要爱。我刚来深圳接触的一个乌干达牧师，20岁突然蒙神感召让他来中国传福音，在他根本连中国是什么，在哪里都不知道的时候就只身一人来到中国，建教会，传福音，你知道谈起小月月事件看到一个乌干达人眼眶含泪是什么感觉吗？我女朋友祖上是国外的宣教士，在中国最黑暗动荡的年代，放弃优越雄厚的家庭环境来到中国，一边做医生给别人治病一边传播福音，而后在中国的大地上扎根，繁衍。那些持有阴谋论的人，你们真的觉得这些都是别有用心吗？你们真的觉得如果没有一个独一的真神在背后推动，他们会做出这些不可思议的神迹吗？

（回答四）

事实上，题主所言，只是现在的状况。在寄附基督教以前，情况完全不是如此。
从元末到解放初，有六百年的时间，秘密教门是依附于弥勒佛这一佛教符号来传播的。明代更演化出弥勒的上界主人“无生老母”这一概念，认为无生老母派弥勒佛下世来拯救世人。这一概念的演化，让佛教的一些底层教义完全被同化进秘密教门自己的体系中。后来的清水教（乾隆中期在山东活动）、白莲教（嘉庆时闹大起义的那个）、八卦教（嘉庆时在直隶、山东、河南传播）都是秘密教门的一部分。甚至义和团也可能是其一支（相关讨论可参见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我觉得他的讨论很全面）。
而为什么民间秘密宗教放弃了弥勒佛而选择了耶稣基督，我自己的看法，有以下几个原因。
1、1950-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将大量秘密教门的传教者处决，经卷多被销毁，导致秘密教门出现断层。教义中断。现在的秘密教门传播，虽然渠道很类似，但教义是不同的。所谓全能神教，虽然仍鼓吹世界末日，但已经不提“青阳”“白阳”“红阳”这一套说法了。
2、雕刻与塑造技术的推广，使得弥勒佛的形象迅速世俗化、幽默化。今天我们看到弥勒佛，第一反应一定是一个笑模笑样的幽默形象，这一形象随着塑料制的廉价弥勒玩偶而迅速深入人心，使得弥勒佛的肃穆感消失。故而对弥勒的崇拜难以建立。让你拜笑嘻嘻的弥勒为偶像，就跟让你拜郭德纲当神一样，总觉得有点不严肃有点扯淡，是吧……
3、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或明或暗地受到境外组织的帮助。这不一定是说境外的敌对间谍组织，也包括部分可能存在相对善意的NGO。而弥勒崇拜……你总不能指望泰国给援助吧。
4、以我所见，基督教会已经被反党反政府思想严重渗透。本人所见到的合法的、具有一定地位牧师，私下的谈论也都是低级的反党言论。这一状况无疑特别适宜具有反政府色彩的秘密宗教传播。

（回答五）

最重要的一条压轴。基督教是主流宗教中唯一和现代工业社会稳定结合过的宗教，现今仍有握有一定实权的教皇，对于如何在混凝土丛林中发展有着最丰富的经验，绿教和藏密控制的地盘不过是宗族社会和古代国王，道教佛教被世俗政权挤的不像样，印度教感染的社会四不像，所以基督教这点长项恐怕只有近代产生的马教才能与之相比（所以冷战是基教和马教成为旗帜，没其他宗教什么事）对于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安利基督教可以用欧美的先进来当卖点诱骗之，和人权自由反暴君等词汇绑定（尽管关系并不大，比如反对君王，似乎和现代社会反君主制之诉求相呼应，然而宗教敌视王权，是因为它自身是曾经被王权打败，比君主制和共和制低级两级的祭司制与神权的产物，比王权还糟糕，说它有现代精神的影子，实际是个错把杭州作汴州的大乌龙）。

谢选骏指出：就“神汉建国”的层面讲，基督教取代道教、佛教、摩尼教，发生在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其实是道教白莲教与基督教的混合体——“太平”来自道教，“天国”则来自基督教。虽然白莲教依然在二十世纪的“反动会道门”具有回光返照的势力，但是显然是江河日下了。随着基督教的深入人心，新兴的基督教与古旧的白莲教日趋混合，而有后来居上的态势。因此不可避免的，它会渗入神汉建国的实践之中。但是在我看来，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事情的另个方面，基督教如果能够获得官方地位，就能免除基督教的地下化所带来的弊端，而可能发挥基督教的庙堂化所带来的建设性作用，对从根本上充实第三期中国文明，进行真正的奠基工作。

谢选骏：反腐的要害是争夺最高领导权

《港媒：习王大事不妙 十九大前官场内幕》（2017年8月31日开放杂志）报道：

随着中共权力换届重组的十九大日益临近，权力集团中各派势力角逐日趋惨烈，在各种纷繁复杂的较量中，围绕反腐展开的搏击显然是最直接而最残酷的，最近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状况，显示这种搏杀达到白热化，预示中共当局就算在拿下孙政才后，仍很难说能平稳开好十九大。

一、反腐“严重矫枉过正”论

日前在一饭局上碰到中国南方电网一中层管理干部，他对大家热议的中国反腐问题直言：“中国反腐是必要的，但是现在反腐已经严重矫枉过正，弄得人人自危，当官的发财的彷佛都成了罪犯，这样下去怎么行？若再这样搞几年，那还得了？”

我当时闻之一惊。因为这是近一个月来我第三次听到对反腐“严重矫枉过正”的评议。而另两次持此论者，一个是当地副处级干部，一个是当地名声很大的民营企业老板。在一个县城，副处级干部、大型国企中层干部、民企大老板，那堪称名流，是地道的县级权贵代表人物。他们如此不约而同地对反腐发出“严重矫枉过正”论，很难用简单的巧合来解释。

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三位持“反腐严重矫枉过正”论者，便会发现他们有着一些相同的发迹路径。那个国企中层干部托荫于父亲在某省军区任司令的战友，而入伍提干，后转业到大型国企任中层干部；而那个副处级干部是初中毕业到社会混，后来凭借家属关系，赚了些钱，再买了张大专文凭，然后被安入干部队伍，一步步提拔成了在当地也算个人物的副处级干部；而那个民企老板，则是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一县级国企工作，后出来承包该国企经营，再后来将该倒闭的国企变成房地产开发项目，于是他很快成为县城数一数二的大老板。这三个人年纪都在四十多岁到五十岁之间，而官运财运亨通都是在近二十余年中，且都仰仗权力关系。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们最称道的是江泽民时代，那种奉行“钱权交换，万事吉祥”原则，让他们顺风顺水，享尽事业与生活双丰收，因而他们无不感念昨天“是个好日子”。而中共十八大以来所掀起的反腐，却与他们多年形成的行为习惯相背离，使他们遵奉的准则受到挑战，让他们这些风流人物都有些不知所从，以致倍感挫伤。因此他们认定反腐“严重矫枉过正”了。

如果说偶尔某人对反腐提出某个看法，原本不足为奇。因为自十八大掀起反腐大潮以来，反腐“权斗说”、“清除异己说”、“选择性反腐说”等等，一直就没有止息过。然而，在县城中短期内密集听到权贵如此统一的口径，对反腐作出“严重矫枉过正”定性，并在中共行将召开的十九大敏感时期，疾呼“再这样下去怎么行？”，给人印象权贵对反腐已形成共识，并正努力将此共识向社会流布。

二、权贵津津乐道的爆料

在县城碰到权贵一致论定“反腐严重矫枉过正”固值得深思，而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近来一批官员与老板都特别热衷谈论流亡美国的商人的爆料。而事实上，这些官员与老板曾一度对反腐话题是很冷淡与回避的。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新当权者掀起了反腐大潮，在刚初一两年，整个社会对反腐无论官商民都保持着高度热情，反腐也成为大家平日共同的话题。然而，2014年后，官商两方面人渐渐冷淡甚至回避谈论反腐话题。于是在饭局上经常见到普通民众热烈谈论新近所抓大老虎情况，而同桌的官商们则顾左右而言他。其中原委大概官商们有同病相怜与唇亡齿寒之感，故无心多谈。

但今年以来，尤其是最近一两个月来，猛然发现那些昔日曾一度回避反腐话题的官商权贵们居然悄悄占居了饭局上谈反腐的主讲，常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并声情并茂对海外商人爆料大加复述，以致引得听众举着忘食。前几天我曾困惑地问一个在酒桌上大讲海外爆料故事的局长：“最近你们同僚相聚，谈论最多的就是这些爆料话题吗？”那人显然还沈醉在讲述爆料的兴奋中，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了。现在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主题。相聚基本上就是谈这个。”听得我当时有些发懵。

起初我还认为这是人寻奇觅新的本性使然，后来发现网络上许多热衷追捧海外商人爆料者居然也有权贵背景。而最近中共当局出台专门限制党员干部上所谓敏感网站的有关规定，都让人不得不联想到与热传爆料的关系。由此可见，这种对海外商人爆料热捧，应不是某地某些权贵个别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全国性普遍风潮。

问题是为什么中共十八后权贵们曾一度冷漠甚至回避谈论反腐话题，而最近却对海外爆料如此热衷传讲？细想大概是因所爆之料正指向几年来使他们寝食难安的主持反腐的对象，而他们热传一则可以泄心头几年来淤积的惶恐与苦闷，二则可望以此“保命、保财、报仇”。

三、反腐就是十九大的生死之搏

由中共十九大前权贵们不约而同论定“反腐严重矫枉过正”，到热衷传播海外爆料，表面看是互不相连的两回事，而实际上却是围绕反腐而展开的搏击，即对过往几年来反腐的历史定性与未来走向进行社会动员性干预，目的就是扼阻反腐的持续。

中共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运动，在行将召开的十九大必然面临一个阶段性总结与何去何从的规划。相对于中共的其他决策，反腐具有事关各派生死存亡的性质，因此必然是各派展开搏击的轴心。

中共其他方面的决策或改革，无非是进退的大小快慢，利益的厚薄多寡，地位的高低上下，严格来说都无伤根本，而只有反腐是事关各方生死存亡。对权贵而言，若十九大不能阻止反腐持续，那么权贵集团中谁也不得安生，那些已抓的不仅身败名裂，许多还将老死狱中，而那些未抓的将终日寝食难安，这种状况当然不是权贵集团所能忍受的，于是论定反腐“过正”，设法中止反腐持续，就是权贵共同的心愿。考虑中国在“六四屠杀”后步入的权贵时代，拥权者与发财者沆瀣一气，融为一体，结成从上到下掌控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资源命脉的权贵集团，形成了典型的权贵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反腐就是异类，是叛逆，是对整个体制的挑战，是体制的绝对少数，也就必然遭到体制的围剿。如此一来，中国反腐问题势成反腐持续权贵生不如死，而反腐中止反腐者则死无葬身之地。

中共十八大以来所掀起的反腐，无论基于什么目的，至今事实已经严重冲击了固有的权贵体制。随着换届的十九大的来临，权贵结成一体，形成体制性反抗力量，以期中结反腐持续，就是势在必行。而认定“反腐严重矫枉过正”与热传海外爆料反腐者故事，就是为十九大决战作铺垫与预演。在这种权贵体制性反扑情况下，抓捕一两个政治局委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从摧毁权贵体制入手，真正开启一个落实民权，约束公权的时代，才能从根本上扼制腐败，保障反腐成果与反腐者身家性命安全。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见“反腐”，而不见“最高领导权”，可谓“一叶障目”；上文只知“反腐严重矫枉过正”，而不知“反腐的要害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可谓“高度近视”。

谢选骏：龙与象都不是肉食的老虎

《印度撤走洞朗对峙部队 中国外交部：我边防部队继续驻守》（2017年8月28日新闻社）报道：

据中国外交部消息，8月28日下午14时30分许，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印度和中国通过外交努力结束了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边界地区长达两个月的紧张对峙。这场对峙曾令人们担心，这两个彼此相邻的亚洲大国之间可能爆发冲突。

印度外交部在两句话的简短声明中表示，“（双方）已同意迅速撤走多兰（Doklam，中国称洞朗）对峙现场的边防人员，撤军正在进行当中。”

自6月中旬以来，在一块中国和喜马拉雅袖珍王国不丹（印度的亲密盟友）都声称为本国领土的土地上，印度和中国的数百名边防人员一直处于对峙状态。

这一紧张局势以及北京方面发表的激烈言辞令人们担心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可能爆发冲突。印中两国曾在1962年爆发过一场短暂的边界战争。

此次的危机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开始修建一条贯穿姐普山脊(Jampheri Ridge)周边争议领土的公路后爆发的。姐普山脊俯视印度在战略上最为脆弱的地点，极具战略价值。印度派出边防部队阻止这条道路的进一步修建，印方表示，修建这条路代表着对现状作出了不可接受的改变。

在周一发布的宣布撤军的声明中，新德里方面表示，它在整个对峙过程中都与北京方面保持了外交沟通，其间“我们能够表达我们的意见，传达我们的关切和利益。”

中国外交部:印越界人员已撤回 我边防部队继续驻守

8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问：据了解，8月28日下午，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的印度边防人员及装备已经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印军越界事件已得到解决。请介绍有关情况。

答：6月18日，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越过中印锡金段已定边界进入中国洞朗地区。中方通过外交渠道多次向印方提出交涉，向国际社会说明事实真相，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和明确要求，敦促印方立即将越界边防部队撤回边界印方一侧。同时，中国军队采取有力应对措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合法权益。

8月28日下午14时30分许，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中方将继续按照历史界约规定行使主权权利，维护领土主权。

中国政府重视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希望印方切实遵守历史界约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与中方一道，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谢选骏指出：难道在龙象之争里，印度大象乖乖向中国巨龙让步了？看来印度大象确实是吃素的。

不过事情好像还有另外一面，《独家快讯：印度让步，中印之争告一段落，中方28日撤军》（2017年8月28日 独家报道）说：

中印边境之争为即将在厦门召开的金砖五国峰会带来阴影，本社获悉，事件开始，印度就一直努力在外交上和中国进行沟通，避免激化矛盾。

27日，双方谈判出现重大进展，印度方决定让步，中方则同意从边境撤军。来自昆明的消息人士透露，中方最早在28日下午后撤。

急电：外交部和官媒「添乱添堵」 中南海急备印度「抵制」金砖峰会预案 习近平还是希望能将莫迪「请到中国来」

谢选骏指出：看来中国巨龙也是吃素的，和印度大象不分仲伯。

“知乎”上问答：

《如果真有龙这种生物，那它会吃什么呢？》（大于等于零 2012-5-31）：

问：

今天跟朋友聊天说到中国古代传说中金翅大鹏鸟是吃龙的，好像还有其他东西也吃龙。那龙吃什么呢？以它的形态推断一下，它们应该会是素食的呢肉食的呢还是杂食的（吃香火？？）？生活习性又是什么样的呢（龙性淫？？）。

附：《尔雅翼》云∶龙者鳞虫之长。王符言其形有九似∶头似牛，角似鹿，眼似虾，耳似象，项似蛇，腹似蛇，鳞似鱼，爪似凤，掌似虎，是也。其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其声如戛铜盘。口旁有须髯，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
求解~~

答：

从形态上看，利爪明显就是猛禽的象征，推断食谱里有肉类。
口如鳄鱼，明显的捕食者
长须和鳞，龙是可以下水的。
龙眼大而突出，水下生物特征。
头生鹿角，估计是繁殖用性征，龙的雄性争斗如果用牙或爪容易重伤，用角是比较好的求偶方式。

综合起来，这家伙是最顶级的捕食者，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只要是动物，就会吃掉。

谢选骏指出：看来上述回答有误。照中国目前的反应来说，龙角和牛羊一样，是用来对付同类的。至于龙爪，大概是用来显示“威武”的；至于龙牙，大概是“外交部发言人”专用的那种信口雌黄。综合看来，龙与象都不是肉食的老虎。不过，龙可能比纯吃素的象还是要厉害一点，因为据说，它还是能吃点鱼虾的。但是，正如《河殇》所暗示的，龙主要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不是用来对外扩张的，这一点“要让外国友邦的明白”，就可以免除战败的风险了。

谢选骏：洪秀全父子的黑暗故事

“洪天贵福”，1849年11月23日生，1864年11月18日死，没到十五岁，洪秀全长子。初名天贵，后加“福”字。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日本式样”的别号名字，很不合乎汉人的习惯。洪秀全的“创造性”大体表现在这些地方，这可能与他的“客家人”背景有关。洪秀全没有像慧能那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是故步自封甚至妄自尊大，终取败亡。洪天贵福登极后，玉玺于名下横刻有“真主”二字，清方又误称为“福瑱”。

网文《洪天贵福：末代天王的悲剧一生》（2008/10/28周显亮刘晓晖）报道：

从1851年到1864年，太平军纵横大江南北十数年，太平天国的事迹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太平天国还有一个末代天王——洪天贵福。

长于“天堂”

1849年11月23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九)，洪天贵福出生在广东花县官禄埗村，生母名叫赖莲英，也就是后来洪秀全的“又正月宫”。大凡著名人物出世，总会伴有奇异的现象，诸如红光映天、满室异香等，洪天贵福也不例外。据说他出生时，有群鸟栖于屋顶，鸣叫数日不散。后来太平天国便将此事隆而重之记载于书，称之为“万鸟来朝，早征幼主降生之瑞”。

当时，洪秀全正在广西，家中事务委与族弟洪仁玕(后来成为太平天国的干王)打理，因此给孩子起名的事情也落到了洪仁玕肩上。洪仁玕预备了一些纸条藏于竹筒之中，以火钳抽签，得到“天贵”两字，于是洪天贵福开始的名字就叫洪天贵。后来，洪秀全将其名改为洪贵福，再后来又改成洪天贵福。

太平天国的旗号举起后，洪天贵福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以婴儿年龄成了太平天国的幼主。随后太平军跳出广西，如蛟龙入江，直下南京，南京变成了太平天国的天京。洪天贵福结束了他婴孩时期的：奔波，从此就在天京这个人间小天堂中度过了从孩童到少年的十几年时光。直到1864年天京城陷落，洪天贵福被迫仓皇出逃，这时他已经是残破的太平天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据洪天贵福被捉后供称，这十几年中，他从来没有出过城门。很有可能的是，洪天贵福连宫门都没有出过。若非如此，洪天贵福在外逃过程中以及被捉后也不至于那般张皇失措、颠三倒四。

之所以如此，全都出于洪秀全的独特教育观念和各种奇思妙想。

6岁时，洪天贵福开始读书，但是他的启蒙老师并不是博学鸿儒，而是比他大10岁的同父异母姐姐洪天娇。原因很简单，洪秀全不能看到有别的男人进出自己的后宫。后来洪秀全还给洪天贵福写有《十救诗》，包括“妈别崽”、“姊别弟”、“哥别妹”、“嫂别叔”等内容，告诫洪天贵福“遵此十救诏习炼，上天常生福长悠”，严防男女混杂，所谓防患于未然。

至于学习的内容，洪天贵福先后读过太平天国刊行的《十全大吉诗》、《三字经》、《幼学诗》、《千字诏》、《醒世文》、《太平救世诏》、《太平救世诰》、《颁行诏书》，这些不过是解释拜上帝教的基本理论的一些低级读物而已，至于中國的传统文化书籍，洪秀全将其斥为“妖书”，严禁洪天贵福接触。进入天京城后的洪秀全志得意满，动辄“爷哥朕幼坐天堂，永普照万方万洋”。(洪秀全自封为上帝之子，此处“爷”指上帝耶和华，“哥”指耶稣，“幼”指幼主洪天贵福。)既有上帝和耶稣保佑，又何必费心学习别的知识

于是在这个“人间天堂”里，洪天贵福按照洪秀全的奇思妙想按部就班地成长着，9岁时洪天贵福就有了洪秀全给他安排的4个妻子。

末路穷途

好景不长，1856年天京事变，昔日兄弟手足顿成仇寇，天京城血流成河、腥气冲天，石达开也愤而出走，带走大批精兵锐卒，太平天国形势急转直下。李秀成、陈玉成、洪仁玕等人临危受命，虽有回天之愿，终究独木难支，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到了1864年，温室中长成的洪天贵福终于必须出来经历风霜了。

6月1日夜，洪秀全病逝，6月6日，时年16岁的洪天贵福继位，称为“幼天王”。当时天京城破在即，这种局面根本就不是洪天贵福所能够应对的，一切朝政系信王洪仁发、勇王洪仁达、幼西王萧有和及安徽歙县人沈桂4人执掌，洪仁达并管银库及封官钱粮等事，兵权由忠王李秀成总管，就连诏书也是他们做好了交给洪天贵福颁布而已。

一个多月后的7月19日午后，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城墙20余丈，蜂拥而入。在宫楼上的洪天贵福望见湘军入城，丢下妻子就跑，后被李秀成派来的人接入忠王府。当天夜里，忠王李秀成、尊王刘庆汉等率千余人假扮清军，护卫着洪天贵福从太平门缺口处突围。

突围的人还没有全部冲出，湘军就发现了异常，随即截杀过来。危急时刻，一心为主的李秀成将自己的好马让与洪天贵福，结果因混战与幼天王失散，不久被俘。尊王刘庆汉拼死杀出一条血路，洪天贵福等人才得以脱身。

7月31日，洪天贵福一行人狼狈逃至皖南广德。众人商议后，决定前往江西抚州、建昌与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会合，然后取道湖北进军陕西，再图大业。8月末，洪天贵福、洪仁玕等人开始按计划向江西挺进。

这时，这支太平军尚有十二三万之众，不料没走多远，重要支柱堵王黄文金便在宁国中炮身亡，太平军士气更为低迷。面对清军的围追堵截，十几万的太平军败多胜少，伤亡惨重，士卒越打越少。9月28日，太平军在江西湖坊一带再受重创，誉王李瑞生被擒，王宗谭乾元、谭庆元等倒戈。

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似漏网之鱼，10月9日，太平军残部行至石城境内杨家牌，人数已不足万人。当夜三更时分，清军席宝田部追至，太平军猝不及防，四散溃逃。洪天贵福与干王洪仁玕走散，惊慌之中跌入一个深坑，暂时逃过一劫。

待清军过去后，惊魂未定的洪天贵福躲进了山中。据洪天贵福自己供称，在山上饿了4天之后，一白衣无须老人给了他一个茶碗大的面饼，而后忽然不见。靠着这块饼，洪天贵福在山上又多藏了两天，白衣无须老人却没有再出现，不得已只好下山。

下山后，洪天贵福来到一户唐姓人家，谎称自己乃湖北人，姓张。唐姓人家收留了洪天贵福，让他帮着割禾。在这处人家里，洪天贵福呆了4天，期间碰巧得机会将自己的头发剪了。再次上路的幼天王就跟没头的苍蝇一样，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走，数次撞在清兵手里。10月25日被押入席宝田部兵营，终于身份暴露，结束了自己的游历行程。

残梦幻灭

紧接着，11月3日，洪天贵福被押解到江西省会南昌，南昌府知府许本墉和沈葆桢分别对他进行了提讯。

自被俘之后，洪天贵福相继在席宝田大营、押解途中和南昌留下了多份亲笔自述、诗句和口供。除了提供了一些珍贵史料外，其表现出的懦弱无知和卑躬屈膝足以令人目瞪口呆。

在江西巡抚衙门受审时，洪天贵福将太平天国的事情统统推在洪秀全和洪仁玕、李秀成等人头上：“那打江山的事都是老天王做的，与我无干。就是我登基后，也都是干王、忠王他们做的。”并借机表达了自己愿作大清顺民的殷切希望：“广东地方不好，我也不愿回去了。我只愿跟唐老爷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的。是实。”

这里提到的唐老爷名叫唐家桐，湖南人，奉命押解洪天贵福到南昌。显然在押解过程中，唐家桐对洪天贵福诱之以利、动之以情，哄骗洪天贵福乖乖招供。洪天贵福不过是一个从没出过大门的无知少年，哪里能是唐家桐的对手，他将唐家桐视作可信赖可依靠之人，于是唐家桐变成了他的“老爷”和“哥哥”：“我先是幼天王，今是跟老爷的人。我做唐老爷弟弟。我年轻，道理我有些不晓，望大人老爷怜我年幼，莫怪我。今蒙唐老爷待我甚好，我就放心了。”

不仅如此，洪天贵福还给唐家桐写过几首打油诗，其中一首写道：“老爷识见高，世世辅清朝。文臣兼武将，英雄盖世豪。”另有一首稍长些，内容却也更为荒唐可笑：“跟到长毛心难开，东飞西跑多险危。如今跟哥归家日，回去读书考秀才。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德辅清朝。清朝皇帝万萬歲，乱臣贼子总难跑。如今跟到唐哥哥，惟有尽弟道恭和。多感哥哥厚恩德，喜谢哥恩再三多。”

与其说洪天贵福做的是美梦，还不如说是一个残梦。清政府自然不会放过洪天贵福，哪怕他能力再低下，再卑躬屈膝。江西巡抚沈葆桢便说道：“洪福瑱(清政府把洪天贵福的名字误传为洪福瑱)黄口小儿，无足介意，惟洪秀全窃号十有余岁，流毒十有余省，遗孽犹在，则神奸巨憝倚其名号，足以挥召群凶。”

于是洪天贵福这边做着残梦，那边清政府已经磨刀霍霍了。就在洪天贵福写完“跟到长毛心难开”这首诗的第二天，即1864年11月18日，这个一心想去湖南读书做秀才，一心想20岁再娶妻的年轻人被绑赴市曹凌迟处死，时年16岁。

谢选骏指出：洪秀全的儿子是洪秀全一手培养的，因此他也就是洪秀全内心深处的一面镜子了——他可以帮助后人知道一个真实的洪秀全，原来是这样一个下流胚子。